目录

1. 封面

2. 如何观看世界

3. 人类的演化

4. 古典文学

5. 科学的意义

6. 政治的起源

7. 最后的冰川

8. 新万物理论：物导向本体论

9. 基本收入

10. 大脑的一天

11. 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目录

1. 封面

2. 书名页

3. 版权页

4. 品牌页

5. 正文内容

1. 第一章 如何观看自己

2. 第二章 我们如何思考“观看”

3. 第三章 战争的世界

4. 第四章 屏幕上的世界

5. 第五章 城市世界世界城市

6. 第六章 变化中的世界

7. 第七章 改变世界

如何观看世界

企鹅经典：

[英]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著

徐达艳/译

企鹅图书 | PENGUI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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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ee the World

Copyright © Nicholas Mirzoeff, 2015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lican Books, an imprint of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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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内容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如何观看自己

第二章 我们如何思考“观看”

第三章 战争的世界

第四章 屏幕上的世界

第五章 城市世界世界城市

第六章 变化中的世界

第七章 改变世界

后记：视觉行动主义

延伸阅读

插图说明

致谢

一如既往，我要将这一切归功于凯瑟琳（Kathleen）和汉娜（Hannah），是她们向我展示了青少年是如何通过社交媒介认识这个世界的。我要感谢劳拉·斯蒂克尼（Laura Stickney）女士，是她委托我写了这本书，并且帮助我将这本学术书逐步转变为可以面世的大众出版物。我要感谢莫妮卡·施莫勒（Monica Schmoller）女士，她的编辑工作极具智慧又不失感性。书中的一切不足之处理应由我一人承担。本书的所有观点是我和纽约大学以及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师生们交流的结果，这两所大学是我执教和工作的地方，我要感谢这里的每一个人，同时也要感谢我曾经有幸访问过的其他地方的人们。我还要感谢约翰·伯格（John Berger）赋予我的启蒙知识，也要感谢视觉文化和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女性主义方法。

谨以此书纪念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他引导并且启发了我们中的许多人，愿他的影响力长存。

前言

1972年，宇航员杰克·施米特（Jack Schmitt）在阿波罗17号宇宙飞船上拍摄了一张地球的照片，据称，这是迄今为止被复制最多的照片。照片显示，地球以蓝色海洋为主导，其间穿插着绿色的大陆板块和漩涡状的云朵，于是，这个图像得名“蓝色弹珠”（Blue Marble）而逐渐为人熟知。

这张照片从太空的角度非常有力地描绘出了地球的整体感，视野中没有人的活动，没有人的存在。全世界几乎所有报纸都将它刊登在头版位置。

照片中，地球与图片的边框非常接近，它主宰了整个画面，彻底征服了我们的感官。拍摄时，太阳位于宇宙飞船的后方，因此这张照片展示出了地球被完全照亮时的状态，非常独特。此时的地球看上去既广袤无边又易于认知。观看者在学会识别地球各大板块的轮廓后，就可以看出这些抽象的形状是怎样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生动整体。这张照片将已知的与新奇的东西都融进一个视觉形式中，这让它变得易于理解且十分美丽。

图1：美国宇航局（NASA），“蓝色弹珠”

照片发布时，许多人认为看见“蓝色弹珠”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勒什（Archibald MacLeish）回忆起人们第一次看到地球全貌时的描述——“完整、浑圆、美丽、小巧”。有些人似乎是站在上帝的角度观看这颗星球，从而得到了一些有关精神与生存环境的教益。作家罗伯特·普尔（Robert Poole）将“蓝色弹珠”称为“一份倡导全球正义的影像宣言”。 这张照片激发出建立世界政府，甚至创造一门世界语言的乌托邦设想，其代表之一就是经典的反主流文化刊物《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将这幅图片用于杂志封面。最为重要的是，这张图片似乎在展示地球是一个独立的统一整体。正如阿波罗号宇航员拉塞尔（拉斯蒂）·施韦卡特（Russell［‘Rusty’］ Schweickart）所说，这个图像所传达的是：

全局最为重要，地球是一个整体，它如此美丽。你期望自己可以两只手各牵一个人，他们可以是各种冲突中互不相让的对立方，然后对他们说：“看，从这个角度看地球，看着它，究竟什么是重要的呢？”

即使在这张照片问世之后，也没有人从这个角度亲眼观看过地球，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通过 “蓝色弹珠”，我们知道了地球的样子。

而现在，从特定视点观看到的那个 “大同世界”已经遥不可及。在“蓝色弹珠”这幅图片拍摄后的四十年里，世界发生了四个重要的变化。今天的世界是“年轻的”“城市化的”“网络化的”“炙热的”。2008年是这四个标志性特征的分水岭。在这一年，城市人口数量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以巴西这个新兴的世界强国为例：1960年，巴西只有1/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1972年，即拍摄“蓝色弹珠”的当年，巴西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50%；今天，85%的巴西人生活在城市，城市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1.66亿。

世界人口中的多数是年轻人，这是另一个重要特征。截至2011年，全世界人口中，30岁以下的人口超过了一半；在巴西，29岁及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62%。12亿印度人中，超过半数在25岁以下；在中国，也存在着年轻人口成为主力军的类似现象。在南非，2/3的人口低于35岁。根据凯泽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统计数据，尼日尔1,800万人口中，低于15岁的占52%；在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超过40%的人口低于15岁。虽然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人口可能出现了老龄化，但是全球人口年轻化的局面已然非常明晰。

第三个标志性的特征是连通性。2012年，超过1/3的世界人口接入了互联网，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5.66倍。网络所连通的不仅是欧洲和美国，在新增互联网用户中，45%来自亚洲。但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区域（南非除外）和印度次大陆仍然是互联网发展欠发达地区，与全球数字化水平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截至2014年底，互联网大约有30亿人在线。谷歌预测：2020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将达到50亿。互联网已不单是一种新型的大众媒体，还是第一个全球通用的传播媒介。

通过互联网创建、发送、浏览各种图像，如照片、视频、漫画、艺术、动画，是全球互联网运用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经由互联网发送的图片数量非常惊人：每分钟上传至YouTube网站的视频超过100小时。每个月该网站的视频浏览总时长为60亿小时，即平均每个地球人每月观看一小时网络视频。其中18—34岁年龄群的人，在YouTube观看视频的时间比观看有线电视节目的时间要长（请记住，YouTube在2005年才创立）。每两分钟，仅美国人所拍摄的照片数量就超过了整个19世纪所拍摄照片的总和。从1930年开始，全球每年的照片拍摄量大约为10亿张。五十年后，每年的照片拍摄量约为250亿张，此时的照片仍然是使用胶卷进行拍摄。到2012年，每年的照片拍摄数量为3,800亿张，且几乎全部为数码照片。2014年，照片拍摄数量有可能达到1万亿张。2011年的照片存量为3.5万亿张，到2014年，全球照片存档数增长了约25个百分点。同样在2011年，YouTube的访问量达到了1万亿。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新兴的全球社会是可视化的。所有的照片和视频都是我们努力看清这个世界的方式。我们感到制作世界的图像并将这些图像分享给他人是必要的；我们为理解身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所处位置而付出努力，而这些图像是所有努力中的一个关键。

地球自身正在我们眼前变化。2013年，距离上新世（Pliocene era）大概三百万至五百万年后，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第一次历史性地突破了百万分之四十。尽管我们不能看到这些气体，但是这一灾难性的变化正在发生。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致使热空气中的水分含量增多。冰帽融化致使海水增多。海洋变暖使得有更多的能量可以支持风暴形成，从而造成一场又一场空前的风暴。当飓风、地震造成风暴潮或海啸等被科学家称为“高海平面”事件时，它们的危害将急剧增大。从曼谷到伦敦再到纽约，全世界范围内创历史纪录的洪水一场接着一场，与此同时，世界的其他地区，从澳大利亚到巴西，从加利福尼亚到赤道非洲地区，都在遭受史无前例的干旱。今天的世界与我们在“蓝色弹珠”中看到的那个世界截然不同，并且它还在以极快的速度变化着。

所有这些新的视觉资料，使得我们在观看当下世界时很难确定自己看到了什么。所有这些变化没有一个是尘埃落定或稳固的。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永远变革的时代。如果将这些增长的数据、网络化加年轻化的城市以及变化的气候放在一起，我们得到的唯一公理就只有——变化。毫无疑问，世界各地都有许多人在积极地改变用于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方式，从艺术到视觉与政治等各个层面。这本书帮助这些人以及试图理解所见之物的意义的所有人，去理解不断变化的世界。

思考一下2012年拍摄于太空的两张照片，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到自“蓝色弹珠”拍摄后，我们的视觉发生了多大的变化。2012年12月，日本宇航员星出彰彦（Aki Hoshide）在太空拍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星出彰彦将摄像头转向他本人，略过了地球、太空和月球等景观，最终创作出了“自拍照”，或者叫作自己拍摄的自画像。但讽刺的是，在这个图像中，我们无法找到任何关于他的相貌或者个性特征的痕迹，因为从他所佩戴的反射面罩上，我们只能看到他正在看的事物——国际空间站，以及位于空间站下方的地球。“蓝色弹珠”那幅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地球，而星出彰彦只想让我们看到他本人。毋庸置疑，这无论如何都是一张夺人眼球的图像。这一次，通过重复“自拍”这一日常行为，相机和照片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让太空变得真实而富有想象力，但是它不具备早期“蓝色弹珠”那张图像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宇航员在他的自画像中是不可见、不可知的。似乎，“看见这一切”是最重要的，而是否亲自去那个地点看则无关紧要。

图2：星出彰彦，自拍照

还是在2012年，美国宇航局创作了一版新的“蓝色弹珠”。这张新照片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卫星拍摄的数码图片组合而成的。事实上，从卫星轨道，即距离地球表面约930公里处，是无法看到地球全貌的。只有在距离地球表面11,000公里外才能看到全貌。经过校色后的最终版照片更利于表现美国而不是非洲，这张照片的下载量已经超过500万次，目前为止，是网络相册（Flickr）中访问量最多的一张照片。

图3：美国宇航局，“蓝色弹珠”2012

我们可以从“蓝色弹珠”这张照片中“识认”出地球，但实际上，只有阿波罗17号上的三位宇航员真正看到过地球被完全照亮时的景象，1972年后再也没有人看过。2012年的这张“蓝色星球”照片看起来像从宇宙的某个地方拍摄的，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照片中的所有细节都是准确的，但是其虚幻性在于它给出的这个图像是从一个特定位置、特定时间点上拍摄的幻象。这个图像所使用的“排列式成像”（tiled rendering）是一种构造数码图像的标准化方法。我们从这些图像中粘合出一个世界，假设图像中的所见与真实世界既相符又等同。直到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一个看上去牢固的整体实际上是一些碎片的集成体。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声称已经经过精确计算的全球金融市场毫无征兆地就崩溃了。原来是因为这个系统的杠杆原理极其微妙，极小部分无法按期偿还抵押贷款的人引发了这场循环性的灾难，而世界金融市场极端密切地关联，这使得那个原本的区域性灾难不可能控制在区域范围内了。这个危机表明，无论你喜不喜欢，现在只有一个世界了。

与此同时，“一个世界”并不意味着所有人获得的东西是均等的。由于个人原因或者政治原因，个人在国家间迁移通常非常困难，而困难程度部分取决于你所持有的护照。一个英国护照的持有者可以在167个国家获得免签，而一本伊朗护照，只能让你获得46个国家的免签。另一方面，货币的转移可以通过敲键盘完成。1979年前，中国公民连持有外币都是非法的，而今天的中国主导着全球化贸易。理论上，全球化就是顺畅、简便，而实践中，全球化却是曲折、困难、极其耗费时间的。广告和政客告诉我们，至少在金融领域有一个全球统一的系统。日常生活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视觉文化

这本书旨在帮助你观看这个已经发生很多变化，并且还在不停改变的世界。它是我们每天生活在其中的视觉文化的向导。如同历史一样，视觉文化既是一个学术领域的名称，也是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对象。视觉文化研究对象包含了我们所观看到的事物、我们所有人对怎么观看所具备的心理模式以及由此得出的：我们怎么做才能观看。这也是我们将其称作视觉文化的原因：它是所有与视觉相关的集合体的文化。视觉文化不单指这些制作出来供观看的所有事物的总和，比如绘画或电影。视觉文化是那些可见之物与我们为所见之物赋予的名称之间的关系，同时它还包括那些不可见，或被排除在视野之外的事物。简而言之，我们不是简单地去看那些眼前之物，并将此称为视觉文化研究，而是将所见之物集合成与我们的知识系统、已有的经验相匹配的世界观。有一些机构试图规范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我们被一些机构告知：“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往前走”，这也被法国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警察版本”（police version of history）（2001）。当确实有事可看时，我们通常只选择让官方当局来处理。如果这是一起交通事故，这样的态度可能是恰当的。但如果这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将历史看成一个整体时，那么我们肯定需要亲自观看。

视觉文化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开始广泛传播，这发生在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出现重要变化的前夕。1990年左右，冷战结束，冷战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区域，相互之间几乎看不见对方，而冷战时期恰好也是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时期。后现代主义将现代主义的摩天大楼从朴素的立方体，转变成具有媚俗和模仿元素的戏谑式高塔，现在，这样的建筑占领了全世界的地平线。城市看上去已截然不同。围绕对性别、性、种族的疑问，一种新的身份政治形成了，它引导人们以不同方式看待自己。这种身份政治在冷战期间并没有把握成为全球的必然趋势，并使人们开始怀疑世界拥有更好未来的可能性。1977年，在英国社会、经济危机期间，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曾将这种情绪简洁而有力地概括为“没有未来”（No Future）。这些变化又因个人电脑时代的来临而加速，个人电脑时代将控制论下的神秘世界，用我们知道的电脑操作转换成一个用于个人探索的空间——1984年，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Gibson）将之称为 “网络空间”（cyberspace）。视觉文化研究就是在那个时候闯入学术视野的。它将表现男女平等、政治批评等高雅艺术的研究与流行文化、新型电子影像研究结合在一起。

现今，通过人们大量而多样化地制作、观看、传播图像，一种观看世界的新方式正在产生，而这数量之大、方式之多是1990年的人们根本不可能料到的。现在，视觉文化的研究领域便是，在这个大到无法观看，却又重要到无法想象的世界里，该如何理解所发生的变化。大量的图书、课程、学位、展览，甚至博物馆都准备研究这一新兴的转变。1990年的视觉文化与今天的视觉文化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从特定的观察空间观看事物，如博物馆或者电影院，而后者是在以图像为主导的网络化社会中进行观看。1990年，你需要去电影院观看电影（除非电视上重播），去画廊看艺术品，或者去某人的家里看他们的照片。现在，所有这些都在网上完成，并且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间点，只要想看就可以看。网络将视觉空间重新划分并进行拓展，但与此同时，用于展示图像的屏幕尺寸通常被缩小了，图像质量也下降了。今天，在曼努埃尔·卡斯特利斯（Manuel Castells）所说的由电子化信息网络所构建的社会生活方式——“网络化社会”中，视觉文化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表现。这其中网络不仅为我们提供图像（那些与线上、线下的网络生活相关的图像）的入口，还为我们提供思考、体验这些图像间关系的方式。

简而言之，视觉文化最为紧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更准确地说，视觉文化所涉及的是，在一个不断变化、图像量极大扩充且图像中隐含许多不同视点的时代里，如何观看这个世界。即使与五年前相比，我们今天的世界也已发生了变化。当然，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说法总是对的。但是现在的世界，变化之多、变化之迅速是前所未有的，并且，由于全球化网络社会的形成，如今一个地域性的变化可能会波及世界各处。

此书旨在提供一套视觉文化的思考工具，而不是设法囊括所有可以获得的巨量视觉信息。它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主要围绕如下观点：

•所有的媒介都是社会媒介。我们使用这些媒介向他人描述自己。

•观看活动其实是全身参与的一套复杂的感觉反馈系统，而并非只是眼睛。

•和观看活动对照来看，视觉化就是用空中技术来描绘世界，正如它诞生之初来描绘战场一样。

•现在，我们的身体就像数据网络的延展部分，能点击、链接以及自拍。

•我们把自己所见和所理解的呈现在屏幕上，并随身携带。

•视觉理解是由我们所看见的和所学会忽略的[1]共同组成的。

•视觉文化不仅是观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方法，而且是我们创造变化的积极途径。

“当下”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但是本书中有很大部分的叙述是属于历史性的，因为它是在追溯当今视觉文化的源头，视觉文化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日常生活的一种真实存在。抱歉，得推翻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64）的理论了，现在的视觉艺术研究重点已经不再是媒介与信息了，而是创建、拓展新方法以收集归档视觉材料，并将这些视觉材料映射到不同的地区，以此来发现视觉和文化这两个整体之间的关系，并且认识到，我们正学着观看的首要事物就是在全球范围的变化。

这本书的开篇就是介绍“自画像”转变为无处不在的自拍的过程。自拍是在新型网络化、全球城市青年文化的第一个视觉产物。因为自拍吸收了自画像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探究，起于1990年左右的视觉文化这一学科的创建。“我们如何观看自己”引出了“我们如何观看”这个问题，以及对神经科学的深刻认知（第二章）。现在人们认为，人类的视觉似乎是一个多向性的反馈回路，而这是视觉艺术家和视觉文化学者早已提出的假设。 眼见未必为实。我们所做的其实是一种表演。这种表演对于日常生活的意义，等同于 “视觉化”对于战争的意义（第三章）。起初，战场景象的视觉化只能靠将军的大脑来实现，后来可以通过气球、飞机、卫星在空中运行来实现，而今天，可以通过无人机来实现。世界的这些景象都是通过屏幕获得的，而不是直接观看的结果。所以第四章介绍了网络化世界中的两个创造：从火车中看到的景象与电影的发明，以及今天无所不在的网络数码显示屏。这些屏幕似乎提供了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但实际上，所见的世界的景象却是经过精心控制和筛选的。

在这些网络中，最为重要的是全球的城市，这里是我们大部分人所生活的地方（第五章）。在这些巨型的空间里，人口密集，学会如何去观看（也学着不去看那些可能会令人烦躁的事物）就像一个日常生存的必要条件一样。这些全球的城市是在早先的帝国城市和被冷战所隔绝的城市遗骸周边成长起来的。这里是破坏、幽灵、赝品的空间，这些世界级大都市的建立耗资巨大。现在我们已经学着如何去观看变化中的自然界（第六章）。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类是怎样将地球变成一个巨大的人工产品，这是一件空前绝后的超大艺术品。

与此同时，全球的城市也开始变得叛逆，成为一个永不安宁的地方（第七章）。在这里，城市的主力军——年轻人运用各种链接在社交媒体上以新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社交媒体改变了政治的定义，比如，开罗、基辅、香港这些城市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抗议活动，到苏格兰、加泰罗尼亚等地区在发达国家中掀起独立运动。我们是生活在城市中，区域中，国家中，还是像欧盟一样的权力集合体中？我们怎样看我们所生活的地方？

变化的时代

尽管当下的转变看上去是史无前例的，但在以前的视觉世界中，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19世纪，人类发明了照片、电影、X光以及许多现在已被遗忘的视觉技术，因此，19世纪被历史学家让·路易斯·科莫利（JeanLouis Comolli）表述为“视觉癫狂”（frenzy of visible）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表述（科莫利，1980）。地图、显微镜、通信电缆及其他设备的发展使17世纪成为欧洲另一个视觉大发现的时代。我们甚至可以继续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的一块陶片，那是第一次对世界进行的宇宙学表述。但是在个人电脑和网络时代兴起后的数码时代里，视觉图像的转化从绝对数量、地理范围以及聚合程度等方面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我们站在更悠久的历史角度，就能觉察到非同寻常的变化步伐。1895年，卢米埃（Lumiè re）兄弟在法国第一次记录了移动的图像。一百多年后，移动图像的普遍性和获取的便捷度就令人惊讶。第一台适用于个人使用的摄像机到1985年才出现，它很沉，是肩扛式的仪器，不太适合日常使用。直到1995年，数码摄像机发明，才使家用摄像机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在2000年苹果的“iMovie”程序面世前，剪辑还是一个昂贵且困难的任务。而现在你可以在手机中拍摄、剪辑高清视频，并将它传到网上。这些视频已经不仅是私人所有，通过首个真正的全球性媒介——互联网，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观看并分享视频。虽然仍有很多人在使用电视，但是很难有人可以干预电视播放的内容，也很少有人可以将自己的作品放在电视上。在这个十年的结尾，互联网将改变我们看待所有事情的方式，其中也包括了看待世界的方式。

为了理解这种改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印刷品的发行和流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2011年全世界共出版220万册书籍。在欧洲，最后一位被认为已经阅读了所有可阅读的书籍的人是16世纪的改革家伊拉斯谟（Erasmus，1466—1536）。 在印刷业漫长的发展史中，涌现出许多让作品出版的方式，从给编辑写投稿信到自己出版小册子，再到影印文件。其中，书仍然是最有说服力、最能打动人的形式。但是，书籍出版的大门只向那些可以说服编辑出版其著作的作者开放。而今天的网络，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链接去传播他们的作品，传播的方式与正式的书籍出版商并没有明显的不同。E.L.詹姆斯（E.L.James）自己出版的小说《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获得了全球性的成功，这本书已经在兰登书屋集团公司再版，售出共计超过一亿册，即使在十年前，这种事情都是不敢想象的。视觉图像，尤其是动态图像的变革仍然保持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的态势。

眼前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数量变化，还有种类的变化。出现在新的归档文件中的所有图像，无论是静止的还是动态的，都是数字信息的变体。从技术层面说，它们根本不是图像，而是计算机结果的呈现。正如数字信息学者温迪·惠庆俊（Wendy Hui Kyong Chun）所说：“当计算机确实让我们‘看见’通常无法看见的事物，甚至，当它只作为我们视频聊天时用的透明的媒介时，它所做的并不是简单地将图像从一端传导到另一端，而是计算。”（惠庆俊,2011）当超声波扫描仪使用声波测量人体内部时，机器以数字形式计算结果，并将结果以我们熟悉的图像形式传导出来。但是它只是一个计算过程。当我们摁动一个现代相机的按钮时，它仍然会有快门的声音，但是相机的镜头——之前移动、发声的部位已经不在了。数码相机参照了模拟胶片相机（analogue film camera）[2]，但与模拟胶片相机并不一样。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在这些图像中能看到的东西是永远无法靠自己的裸眼看到的。我们在数码照片中所看到的是一个计算过程，这种照片是将进行色彩和对比度处理后的不同图像拼贴而成的。这是由机器所提供的观看世界的方式。

非数码相片（analogue photograph）肯定也是经过处理的，它们或是使用剪接技术，或是使用从暗房中衍生出来的技术。尽管如此，相片中包含了某些形式的光源，这些光对光感材料表面产生影响，从而使得我们可以对最终的照片进行操作。一个数码图像是来自相机传感器中导入的数字符号的再现。所以改变最终的结果是非常简单和快捷的，现在，尤其是像Instagram这样的应用程序仅仅需要一个点击就可以创造一种效果，其中一些效果是模仿黑白胶片或偏光等固定的效果模式，另一些则是模拟暗房在胶片显影时的一些成熟技术。

在数码时代的早期，有些人担心我们将不能分辨出数码图像是否被修改过。事实证明，无论在业余层面还是在专业层面，识别出图像是否被修改都不是件很难的事情。比如，现在大多数杂志的读者都认定所有模特和名人的照片都被修过。他们掌握了一个在可接受范围内的灵活区域，在这个范围内，照片修改是可以接受的，但修改的程度不能大到荒谬。在技术层面上，一个熟练的修图工具使用者不但能分辨出一个图像是否被修改过，还能说出是如何修改的以及使用了哪种修改工具。在2013年年初，一个名叫曼泰·提奥（Manti Te’o）的大学橄榄球明星杜撰了一个假女友去世的故事，以赢得同情和关注。网民察觉到他可能是在捏造故事后，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对提奥发表在网上的照片进行反向搜索调查，发现这张照片中的女人并不是提奥故事中的女主角。现在，有一些网站专门进行反向搜索。以前，这种侦查需要一个侦探连续工作数日或数周，而现在只需要几秒钟和几个点击就可以搞定。

1972年，阿波罗17号执行任务时，英国艺术史家约翰·伯格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了一部精彩的电视节目《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并出版了配套的同名书。书和电视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图像”这个概念进入了流行传播领域，伯格将图像定义为“重新创造或重新制造的景象”（1973）。在这个意义上，一件绘画作品、一件雕塑与一幅照片、一个广告是相同的，伯格通过这样的定义取消了艺术的等级。伯格的这一观点对“视觉文化”这一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图像历史”（布赖森［Bryson］、霍利［Holly］和莫克塞伊［Moxey］，1994）这一简单的描述就是视觉文化最具权威的定义。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36年所发表的著名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在1968年刚刚被翻译成英文，伯格正是从此论文中得到了启示。本雅明认为照片破坏了图像唯一性的观念，因为（至少在理论上）任何一张照片都可以无限量复制相同的模本，并进行传播。截至1936年，照片已有100年的历史了，所以这已经是一个旧闻了。但是，在报纸、杂志、书籍中大批量印刷高质量图像的新技术，就像有声电影的兴起一样，使本雅明相信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伴随数字图像和成像的巨额增长，我们也正经历着另一个新的时代。如今，图像是被创造出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计算机计算出来的，这种图像不依赖任何先于计算的视觉。虽然我们还是习惯将这些称为图片或图像，但是在性质上，它们和之前的图像完全不同。一张模拟胶片相机拍摄的照片是通过底片冲印出来的，底片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可与光产生反应。而即便是最高分辨率的数码照片都是将传导器所接收的信号转译成电脑语言，再由电脑转换成我们可以看到的事物。

再进一步说，互联网让我们经历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成媒体时代，只要你愿意，这个媒体就是公共的。将网络作为一个纯粹的私人资源是没有意义的。你可以画画，而不向任何人展示你的作品。但如果你将一些东西放在网上，就意味着你想让人们与之交流。数码评论专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曾借用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一句话来描述网络的影响力：“这里属于每个人。”（2008）尽管数码共享空间的范围之广是引人注目的，但在这里，这句话的重点不仅是指出这种范围，也一定不是指照片的最终结果各式各样。这句话的关键是这个实验中“开放”的天性。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互联网上有无穷无尽的垃圾，它依然重要。在这里，有一个新的“我们”出现，他们浏览并使用互联网，这个群体与之前的印刷文化和媒体文化中出现的“我们”所指代的完全不同。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描述了由印刷文化所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即那些阅读特定报纸的人将会感觉到他们有一些共同点（1991）。最重要的是，安德森强调了民族（nations）是如何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想象共同体”。尽力去理解由统一的经验形式所创造的图像化的、想象中的共同体，对于视觉文化也具有同等重要性。尽管在互联网线上、线下涌现出的新共同体通常都是民族主义的，却并不都是民族。从新的女权主义到99%这一观念[3]，人们都在重新想象着自己该归属于哪一类，想象着那种类别是什么样的。

视觉文化作品的那些瞬间，其共同之处在于“图像”为时间赋予了一种可见的形式，因此也就为变化赋予了一种可见的形式。18世纪，自然史学家对化石与沉积岩进行考察，得出一项惊人的发现，地球的历史比《圣经》中所说的六千年要久远得多（鲁德威克［Rudwick］，2005）。自然学家开始计算这期间到底有几万年还是几百万年。现在，地质学家将这段时间称作“深时”（deep time），与人类短暂的存在相比，这是一段浩瀚的时空，但也并非不可穷尽。从这个角度分析，路易斯·达盖尔（Louis Daguerre）在1839年拍摄的第一张描绘化石的照片是有其意义的。

图4：路易斯·达盖尔，《无题（贝壳和化石）》（Untitled［Shells and Fossils］）

当然，这些化石现在仍然静静地躺在镜头前，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国科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发现化石对揭示物种灭绝的作用（1808），这些化石成为19世纪自然史论辩中的重要角色。这场关于地球年龄的讨论漫长而颇具戏剧性，达尔文《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1859）成为整个戏剧的高潮，化石则在整个事件中处于核心地位。地球，是否真如一些基督教会所说，只有六千年的历史？抑或化石是否确实证明了地球有上万年历史？无论是胶卷的还是数码传感器的，照片都是一个光感媒介，它精确地解释了时间的长度。当快门闭合的刹那，那个时刻就成为了过去。达盖尔的快门曝光时的短暂瞬间既与数千年的地质时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又展现了人类保存某个特定瞬间的新能力。

很快，新的工业经济又迫使时间做出了第二次改变。在过去，时间通常是由各地区与太阳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这也就意味着相隔数百里的城市或乡村使用着不同的时间。这些差异一直无关紧要，直到要计算火车如何才能按照行程表完成一段很长的路程，时间的差异变成了必须考虑的东西。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绝对”时间是基于特定时区的划分而生成的，绝对时间的创造使得时间和空间的校准成为可能。

1840年，英国大西部铁路线第一次申请使用这一标准化时间。数年后，画家J. M. W.透纳（J. M. W. Turner）在1844年油画作品《雨、蒸汽、速度：大西部铁路线》（Rain, Steam and Speed：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中描绘了这样的景象。尽管我们的视角似乎是被悬在半空中，还是能感觉火车向我们急速奔驰。新火车，在一座现代桥梁上行驶，它是在人类驯养马匹后，第一次改变了时间和速度。火车看上去是从雨的漩涡中挣脱出来，这与透纳之前一幅作品的主题：火车从远古生物中走出来具有相似性。一只受惊吓的野兔横穿铁轨（在复制品上很难看清）象征着对自然速度的超越。被超越的还有作为现代视觉再现中最先进形式的绘画。即使透纳使出浑身解数，完成一幅绘画也大约需要好几周的时间，而一张照片却在数秒钟之内改变了世界。

图5：J.M.W.透纳，《雨、蒸汽、速度：大西部铁路线》

几年后，1848年，关于伦敦肯宁顿公地宪章集会的、一幅举世瞩目的用银版技术的照片由威廉·基尔伯恩（William Kilburn）拍摄完成。宪章派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代表形式，在这一新型政治制度中每位21岁以上的男性都享有选举权，且每个人都有成为国会议员的资格，私人财产的多少不在议员资格考量范围内。他们主张议会选举每年进行一次，以此降低腐败的可能性。为了这个政治诉求，他们召集了这场集会，以此作为向议会递交请愿书的标志，宪章派声称，有500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这是他们对政治目标表示赞同的方法。在距离达盖尔所拍摄的化石照片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工业化世界通过新的时区划分和照片的发明改变了原有的时间、空间的组织和再现。这些改变创造了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系的诉求，而这个主题恰好与新的视觉媒介相契合。

图6：威廉·基尔伯恩，《肯宁顿大宪章会议》（Chartists at Kennington Common）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另一个转折点。一方面，网络上有大量载于博客、杂志、报纸和社交媒体上的或专业或业余的观点，配以各种静态、动态图像，让人们看到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长久以来为限制工作时间而进行的斗争也彻底失败了。专业人士在抱怨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工作环境（即这些数码产品使得人们不在工作时间内也要处理工作事务），但是在中国，制造这些数码产品的工人每天的工作预期是11小时，必要时，还要在这个工作时长的基础上加班，每个月平均只能休息一天。以时间为基础的媒介是一股新兴力量，这些媒介创造了上百万的时间碎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照片或者视频），这些碎片的规格还不断缩减，比如视频App Vine上的6秒钟视频。从19世纪的照片到今天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各种静态、动态图像，这些以时间为基础的媒介所围绕的（中心任务）就是去尝试捕捉变化本身。

在2010年，艺术家克里斯蒂安·马克雷（Christian Marclay）制作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装置作品，名叫《时钟》（The Clock）。这件作品是用蒙太奇手法剪辑的电影，时长24小时，整个作品都在讲述、展示时间，所以作品本身就是一个计时器。能制作这样一个大型的关于时间的蒙太奇剪辑，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现代视觉媒介是以时间为基础的。我们为绘画作品标注一个特定的时间，这个时间是作品完成的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并不能告知我们这幅画到底画了多久。一张照片通常就是一个瞬间，这个瞬间也许可以准确知晓，也许不可以。今天，尽管时间并没有以可见的方式记录在数码图像中，但这些数码设备都是有时间戳的，时间是它们元数据库中的一部分。至少在“当下”“处于永远在变化的当下”成为全球城市空间里的显著标志，我们似乎在用这些以时间为基础的媒介记录并释放我们对时间本身的焦虑。

从火车到网络，所有的一切都在加速，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我们燃烧了有机物遗骸经过数百万年时间转化成的化石燃料，而最近三十五年的能源消耗则更甚。这种对千年物质的燃烧已经对深时（即前第四纪）造成了损害。随着冰帽融化，被冻结在其中的几十万年前的空气释放到大气层中。你可以说，时光之旅简单到就是呼吸这些日子的空气，至少在分子层面上这是成立的。整个行星系统，从岩石到大气层的最高处都已经混乱，并且即使我们从明天开始就停止所有排放，这种混乱持续的时间也将比人类诞生至今的历史还长。

所有这些会将我们领向何处？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当印刷机发明，第一份出版物诞生时，人们不可能想象出大众文化水平提高会如何改变这个世界。两个世纪前，由于战场太大，想要看到全貌无法靠裸眼，于是精锐部队运用一些视觉化技术来想象战场的实际状况，而今天，这个技术已经转化到亿万人的视觉文化中。它令人同时感到困惑、无序、解放、焦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本书将阐明，我们怎样才能理清这些变化，并且理解它们对我们的视觉世界产生的意义。我们将看到什么在兴起，什么在衰退，什么正被大家强烈争论。与阿波罗号的宇航员不同，我们的双脚是牢牢地站在地球上的。但是，我们要去观看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注释：

[1] 知识系统使得我们的视觉放在一些固定的点上，而忽略了其他。——译注

[2] 即非数码相机的统称。——译注

[3] 99%这一观念在本书第七章中有详细叙述，是指除去掌握世界绝大多数财富的1%人口，剩下的99%的人民。——译注

第一章

如何观看自己

2013年，《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宣布了当年的 “年度词汇”是“自拍”（selfie），这个词的定义是一张由自己给自己拍摄的照片，最为典型的是用数码手机或者网络摄像机拍摄并上传到社交媒体网站的照片。似乎，这个词的使用次数在2012年10月到2013年10月间是之前次数的170倍，部分原因是相片分享网站Instagram的流行。仅2013年，就有1.84亿张自拍照被贴在Instagram上。自拍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显现了一个曾经的贵族消遣活动是如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视觉文化的。以前，自画像只被那些技艺高超的极少数画家所掌握。而现在，只要有一部带摄像头的手机，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自拍引起了共振，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新鲜事物，而是它体现、发展、拓宽并强化了自画像的悠久历史。自画像将绘制图像者的状态展示给了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被称为“我们自己的图像”的东西是我们所认为的自己和他人眼中的自己这二者的交互页面，是视觉文化第一个全球性的重要对象。自拍是一个剧本，它描绘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演绎和内心的真实情绪（这些情绪可能是我们希望表现出来的，也可能是不希望表现出来的）之间的矛盾。自画像扩展的每个阶段，都是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描绘他们自己。今天城市里的年轻人——网络化的主力军将自画像的历史重新进行了修订，将自拍变成新时代第一个视觉标志物。

在现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权贵阶层能看到一张自己的图像。1839年，照相的发明使得肖像画和自画像很快就被便宜的相片所取代，相片成为工业化国家中大多数工人阶层触手可及的事物。2013年，这两段历史交汇。在这一年12月10日举行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葬礼上，丹麦首相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拍了一张自拍照，照片里有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和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

图7：丹麦首相施密特、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正在自拍

虽然有一些评论家质疑这个场面的得体性，但它标志着对之前死板、正式的官方照片的背离，对流行样式的新尝试。尽管自拍照本身并没有在媒体上发布，但这张他们拍摄自拍时的照片被全世界转载。几周后，在2014年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上，布莱德利·库珀（Bradley Cooper）拍摄了世界最知名的演员们汇聚在艾伦·德詹尼斯（Ellen Degeneres）周围准备自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成为迄今为止推特信息中最受欢迎的一条。自拍融合了个人图像、创作者作为主人公的自画像以及机器制作的现代艺术图像，它还像一场数字化表演。自拍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去考量视觉文化史与自画像史。

帝王式的自我

自画像、机器图像和数码的交叉有着艺术史的渊源，下面，我们来追溯这一历史。西班牙画家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的代表作《宫娥》（Las Meninas，1656）将皇权的光环与自画像进行了关联。这幅画就是一系列围绕着艺术家自画像的视觉双关语、视觉游戏和表演。

当我们看着这幅画时，委拉斯开兹拿着画笔，站在我们的左手边。他对着画布工作，这块画布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在画面的前景处，我们看到了正在行屈膝礼的宫娥们，她们是那个穿白色裙子的小公主的随从，也是这幅画的名字。但我们立刻就会注意到，几乎画里的每个人都在看着一个什么人或物，而他们所看的这个人或物似乎就被安排在观画者的位置上。当我们回头看这幅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人物背后的墙上有一个画框，画框中有两个人。与挂在墙上的另一些灰暗的画作相比，这个画框显得明亮很多，因此我们推断这是一面镜子。事实上，这镜子中所映照的人不就是画中每个人正在看着的人吗？而镜子里的人并不是普通人，是国王和王后，这也是为什么画面中的每个人都好像僵在那里。

图8：委拉斯开兹，《宫娥》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他的著作《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中对这幅作品做了非常著名的分析。他认为这幅绘画所表现的不仅是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些人与物，还有对社会以及社会秩序进行再现的方法（福柯，［1966］1970）。这幅肖像画的主题是用怎样的方法能将以国王为中心的其他一系列人与动物（包括画前的狗、宫廷中的小丑侏儒、等待的侍女和其他的贵族、画家和皇室成员）的阶级秩序描绘出来。福柯的这一分析方法转而又启发了“新艺术史”的研究，以及后来的视觉文化。福柯指出，画面中所有人的目光聚集之处是画面的中心，因为国王在那里，注意：

那里实现了与图片相关的三重功能。正如所画的，这是画中模特凝视的地方，也是观看图像者所凝视的地方，同时也是画家自己在作画时凝视的地方，三者在那里精确重叠。[1]

镜子映照出画家正在描画的模特们，这个镜子也通过含蓄的方式将委拉斯开兹真实的工作环境显现出来。观者现在就站在这个地方看着已经完成的画。福柯评述道：

艺术家和观画者平等地拥有了那个被国王和他的妻子所支配的空间，对于观画者来说：在镜子的深处也会出现——应该出现——无名路人的脸和委拉斯开兹的脸。[2]

所以，镜子就像这幅绘画本身一样，在视觉准则上并没有遵循皇权的规则。17世纪时，欧洲及其周边国家的国王们都要求拥有绝对的权力。也就是说，他们绝不是普通人。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加冕礼上涂抹圣油的仪式象征了这一点。专制的君主将世俗的权力与宗教的权力结合，并声称这种绝对的权力都只属于他们本人。

那么，国王该如何展示自己，才能流露出这种绝对的权力感？并不是每个恰好成为国王或王后的人都是能引人瞩目的。即使是最强大的人，也会有脆弱、疾病、衰老。为了对抗国王肉体凡身的脆弱，欧洲皇室制造了另一个身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国王身体”的概念，我们也可以称为“圣体”（Majesty）。这个身体无病无灾、无需睡眠、长生不老。它只是想象的，并不可见。任何有损圣体的行为都是犯罪，也就是常说的“犯上”，行为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使弄皱或撕破一张写有国王名字的纸也是一种刑事犯罪，并将遭到严酷的惩罚。而对皇室进行人身攻击则既是对国王本人的攻击也是对皇权系统的攻击，相应的惩罚更加骇人听闻。

《宫娥》这幅作品被彻彻底底地赋予了这种权力意识，它至少是将国王的图像放在与国王本人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将图像放在了高于国王本人的位置上。与此同时，这幅画也宣布了艺术家一系列连带权力。正如我们所见，镜子的透视并不准确。乔尔·辛德（Joel Snyder）等艺术史家指出，事实上，画面中的透视安排并不是要将焦点汇聚在镜子上，而是汇聚到站在敞开的门道上的那个人的手臂，我们正在看向他手臂的右侧（1985）。所以尽管这个情景看上去是在展示一个映照着国王的镜子，实际上是在展示一个映照着委拉斯开兹所画的国王像的镜子。也许委拉斯开兹的透视处理并不十分精确，也许他只是想给观众制造一个视觉小把戏。无论你相信谁的猜测——辛德说的艺术家正在创作的那幅画，或是福柯说的国王和王后正面对的镜子，镜子所展示的都是观众通常不能看见的一些东西。

所以镜子误导了我们，但是它也展示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宫娥》无论从画面本身，还是从其隐喻意义上都宣布了艺术家的权力。画中精湛的技艺清楚地表达了画家可以取得其他人无法获得的一些成就。二十年前，委拉斯开兹为他的艺术作品缴纳的税金同鞋匠为鞋缴纳的税金种类一样，二十年后，通过在画面中的出现和对画面的描述，委拉斯开兹展示了艺术的影响力。他还将一个红色的十字架佩戴在衣服上，在他还没在现实生活中宣布成为贵族之前，先以此暗示自己的贵族身份。今天一幅画卖上百万，甚至上亿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艺术家的精英地位也被视作理所当然。而事实上，这一比较新奇独特的转变首先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君主制国家里。

《宫娥》将我们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混在一起。这幅画将西班牙君主政治的权力和威严的源头，也就是美国人称之为帝权的根源从人们的视野中移开。法国专制主义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与《宫娥》中的小公主同父异母的姐姐结婚。在路易十四收藏奇珍异宝的屋子里，有一面黑曜石镜，这个镜子据说后来被阿兹特克帝国最后一任国王蒙特苏玛二世（Moctezuma II，1502—1520年在位）抢走。黑曜石是一种熔岩冷却形成的材料，这种材料呈黑色且具有反射性。墨西哥艺术家佩德罗·拉希（Pedro Lasch）曾做过黑曜石镜，他指出“在前哥伦布时期的美国，黑镜最普遍的用途是占卜，这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文明是相同的。在阿兹特克帝国，黑曜石与特斯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有直接关联，特斯卡特利波卡是统治战争、魅力以及外遇的神灵”。[3]假如说在欧洲，镜子的形象是权力的所在，那么在美洲，镜子还在帝国意味中附加了暴力、性纠葛以及讲故事的功能。

图9：拉希，《流动的抽象》（Liquid Abstraction）

无论在美洲大陆被发现之前，还是在中世纪的欧洲，镜子都是占卜之物，通过它得知命运，通过它实现与逝者以及其他鬼神的交流。简言之，镜子就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视觉桥梁。

在集权时代（1600—1800），皇室肖像绝不仅仅是一个图像。国王的肖像也表现了皇室的权威，或者说是再现本身的权力。艺术家的自画像宣称艺术是贵族的工作，而绝非工匠。镜子里映射出的要么真的是国王和王后，要么是国王的画像。或者，用不太精确却更易理解的方式说，镜子里两者都有。黑色的镜子和在视觉上描画不甚精准的镜子向我们展示了当下的情况，但也是一个通往过去和未来的入口。这些镜像和图像是戏剧、魔法、自我塑造和政治宣传的综合体，这些对于维系皇权都至关重要。

肖像和英雄

在漫长的所谓工业革命的年代（1776—1917），旧式君主制崩塌，一种新的“可见的疯狂”随之而来，这也成为社会转型的一部分（科莫利，1980）。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众多激动人心的关于新媒介的发明，如平板印刷术，尤其是各种摄影工艺流程、肖像画和自画像，这些令人惊叹的发明似乎解放了视觉。视觉媒介被民主化。此前，普通人可能可以在教堂里、硬币上、受阅部队或狂欢节中看到视觉图像。到19世纪中期，出现了新的美术馆，有插图的报纸和杂志开始出版，名片式照片可以很便宜地买到。这些以新方式进行想象和视觉再现的主体（其中包括现代艺术天才）几乎总是男性，但也有一些女性艺术家。英雄式的艺术家将属于国王或王后的光环转到自己身上。回到现实中，自画像成为一幅英雄的图像。

在君主政权的最后几年里，新的秩序已经开始渗入。宫廷艺术家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Élisabeth Vig é e-Lebrun）画过一些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的肖像，也画过一些自画像。借用约翰·伯格的话，你能分辨出谁是谁吗？

两个女人都从画里直接看向画外的观众，模糊的背景是处理得比较松散的非具象画面。两个女人穿着当时流行的松身款衣服，打扮得非常时尚，非常现代，裙子上系着精致的腰带，也彰显出艺术家的技艺。也许和女儿在一起时的随意姿态让我们看到了作品《画家与她的女儿》（Self-portrait with Her Daughter，1789）中的维热—勒布伦自己。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画像则因为不正式在当时成为丑闻。通过皇后和艺术家之间的模糊区别，勒布伦将两者间的平等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上。

图10：维热—勒布伦，《玛丽·安托瓦奈特》

在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和罗什卡·帕克（Roszika Parker）1981年的经典著作《早期女性绘画大师》（Old Mistresses）中，对女性艺术家的历史进行了研究，“Old Mistresses”与英文中的“old master”（老大师）形成双关——old master 是一个形容早期艺术家的常用词汇，而这个词以-er结尾，暗含的意思是之前的艺术家都是男人。维热—勒布伦与女儿的自画像激起了特别的争论，因为按照既有的社会偏见，女人就不应该成为艺术家，所以一个女人画一幅画来表现一个女艺术家就具有双重挑衅意味。

帕克和波洛克描述了维热—勒布伦的《画家与她的女儿》到底是怎样的：

（这幅画的）新奇之处在于它所强调的世俗性和家庭性，传统肖像中的圣母子形象被寻常母亲和女性孩童的深情拥抱代替。这幅自画像的重点是在“女性艺术家”这个短语中强调“女性”。这幅艺术家和女儿的肖像画阐释了女人的概念，画面强调了她是一位母亲。[4]

图11：维热—勒布伦，《画家与她的女儿》

维热—勒布伦借用基督教中圣母玛利亚和圣婴耶稣的图像，并赋予图像世俗性和当代性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画中的艺术家和她的女儿看向我们时都很自信，这一点与传统绘画，如拉斐尔的圣母画中的低垂的目光是不同的。但是，正如帕克和波洛克所指出的，这里仍然有一个无法摆脱的矛盾。从我们的视角看，维热—勒布伦的画在庆祝她的母亲角色，这使得画面在我们看来有陈词滥调的感觉，因为那时的女性离开自己的孩子，将其留给乳母照顾的情况还不常见。将女人限定在围着灶台、照顾孩子的家庭角色上，而不是一个充满能量的、职业女性的角色，这实际上是19世纪的一个创造。现代女权主义运动者试图逃离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著作中所说的“女性迷思”，在她们看来，维热—勒布伦的作品一眼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同（弗里丹，1963）。而帕克和波洛克则密切关注维热—勒布伦作品的语境和细节，这些细节使得他们对勒布伦的作品给出了不同的观点。

如果说，19世纪女性被视为贤内助，那么与她们的角色相对应的就是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设想的理想化“大男人”，或者英雄。卡莱尔在1840年的著作中写到“伟大的男人创造了历史”。艺术家们也以不同的方式将自己想象成大人物。那么现代的艺术家英雄是什么样的呢？在1839年，法国的路易斯·达盖尔和英国的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终于制作出可以“定影”的照片，这意味着光感材料表面的可见图像能被固定住，而不是继续氧化成全黑的。与此同时，另一个法国摄影师希波利特·巴耶尔（Hippolyte Bayard）也发明了一种摄影工序。摄影的发明被归功于他的同事达盖尔，所以巴耶尔命中注定成为摄影史中的边缘人物。但无论如何，巴耶尔所拍摄的《溺水者自画像》（Self-Portrait as a Drowned Man，1839—1840）使其成为自拍照的发明者。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拍摄“假照片”的人（因为照片中扮演溺水者的他当然并没死）。

图12：巴耶尔，《溺水者自画像》

如同之前的许多浪漫主义英雄一样，巴耶尔追寻着诗人歌德小说中的英雄——维特的步伐（维特是歌德1774年著名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中的主人公，他最终选择自杀），一样装作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遭受侮辱。巴耶尔的照片被作家阿里耶拉·阿祖莱（Ariella Azoulay）称为一个“事件”（阿祖莱，2008）。巴耶尔预想，大众看到这张照片会想象出作者自杀的英雄故事，并理解他的失望。有些人甚至认为巴耶尔真死了，并开始讨论他手部和面部的皮肤发黑是溺水造成的，而不是日晒的结果。

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也将艺术家自杀的想法借用到他的自画像《受伤的男人》（The Wounded Man，1845—1854）中。那个时候，库尔贝也住在巴黎，所以他很有可能已经看过或听说过巴耶尔的照片。在库尔贝的这幅画中，艺术家明显刺伤了自己，但是还有时间将剑靠在他身后的树上。当然，我们应该不会像猜想照片的真实性那样来猜想这幅画的写实性。后来，马歇尔·麦克卢汉说到新媒体转化了旧媒体所传播的内容，比如电视这个新媒体将原来剧场中演出的戏剧进行改编，从而创造了电视剧（麦克卢汉，1964）。但是在库尔贝的这个案例中，旧媒介（绘画）借用了新媒介（摄影）中的内容。库尔贝从法国农村到巴黎的时候，正值欧洲1848年系列革命爆发时期，库尔贝拥护这些革命。到1855年，革命失败，自杀可能是真正的革命者唯一的选择。库尔贝在当年的个展中签署了一份宣言，写道：“去了解是为了去行动，这就是我的观点。”在这样的观点下，绘画和照片一样是在描述认知并引导行动。巴耶尔和库尔贝相仿，这些艺术家都是英雄，即使是在虚构作品里付出生命，他们都是可以创造大事件的人。

这是一个具有魅力的观点。在1968年革命后的写作中，艺术史家T. J.克拉克（T. J. Clark）将库尔贝作为“政治艺术和流行艺术均可行的年代”中的一个例证。他强调了库尔贝绘画中所涉及的政治元素以及流行媒介对于库尔贝绘画的影响，以此论证流行艺术表现了社会环境的核心部分。就像帕克和波洛克的作品一样，克拉克的思想现在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以至于大家很难想象在1973年，当他的著作《人民的形象》（The Image of the People）首次出版时，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多么具有创新精神。艺术史学家在关注绘画和雕塑的同时，开始关注流行刊物、照片以及其他批量生产的视觉材料，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艺术社会史。此后的二十年里，艺术社会史研究和视觉文化研究的工作一直紧密结合在一起，直到1990年前后，视觉文化才成为一个独立领域，独立的主要原因是数码文化的兴起。

图13：库尔贝，《受伤的男人》

致使两者分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一个给定的时刻，越来越难判断克拉克所说的“核心”到底是什么。1968年以来，一连串的学派指出他们被忽略了，他们的利益应该得到考虑，因而有艺术与人文学科的转向。而当人们回顾历史记录，发现这个学派一直存在。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法国印象派画家亨利·德·土鲁斯—劳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的自画像，提到他，人们经常会想起他在作品中对巴黎夜生活的描画。还有一种解读土鲁斯—劳特累克作品的方式，是将它们理解成一个残疾艺术家的作品。他的作品《镜子前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Before a Mirror，1882）挑战了这些已有的归类与阐释方式。

土鲁斯—劳特累克并没有用传统的自画像创作方法——将镜子仅仅作为自画像创作的辅助工具，而是故意将他反射在镜子中的镜像呈现在画面上。镜子里的烛台打消了画面中的边框到底是镜框还是窗框的疑问，就像委拉斯开兹一样，土鲁斯—劳特累克也明确地想让观众认出这是镜子。

图14：土鲁斯—劳特累克，《镜子前的自画像》

这幅画在展示艺术家的同时，又对艺术家做了掩饰。通过壁炉前的镜子，艺术家只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头和肩。他可能是用这样一个装置掩饰自己的残疾。由于童年的事故或是先天的缺陷，土鲁斯—劳特累克的上身和正常成年人一样，但是腿的发育仅相当于儿童。他在这幅《自画像》中描绘自己，只是为了突出镜子中看到的自己，镜子中的上半部分是空着的，这就向细心的观众暗示了画家自己个子很矮。画家可能已经对他所看见的自己进行了校正，就像现在的演员或者政客为了让自己看起来高一些，而站在一个台子上好上镜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镜子通常是一个确认自己的地方，但对那些看起来有些异样的人来说，镜子就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地方。土鲁斯—劳特累克的自画像直面了自己的样貌，却没有将自己变成一个畸形秀的主体。笔者故意使用“畸形秀”一词，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残疾人差不多就像“畸形物”一样，展示给付了钱的观众观看。土鲁斯—劳特累克拒绝去迎合这种偷窥的欲望，但也没有回避自己身材矮小的事实。这是另一种不同的英雄主义，它不像其他英雄主义那样容易识别。

后现代主义中的众多自我

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和北美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圈中，一个新思潮开始传播。由英雄式的艺术家定义的现代主义阶段，激进的政治分歧和急剧扩张的工业经济似乎结束了。以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FranÉois Lyotard）为代表的艺术家和作家开始思考“后现代状况”（Postmodern condition）（利奥塔尔，1979）。当时，关于后现代主义有两种理解。一种观点将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与现代主义的彻底决裂，可以给出一个具体的诞生日期。另一种流传更广的观点则认为“后现代主义”一直存在于现代主义中，是现代主义的另一面，它向现代主义的确定性发问。现代主义艺术家中具有“后现代性”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他将工业品，如自行车轮子或者小便池，放在艺术馆或者展览中，并宣称这些就是艺术。换句话说，艺术是那些想成为艺术家的人任意制定的东西。它是否是个人技艺、才能所创造的并不重要。杜尚将这些作品称为“现成物”（readymades），《泉》（Fountain，1917）可能是现成物中最著名的一件作品。作品由小便池做成，竖着摆放，签名为“R. Mutt”。艺术家不再是英雄。

当杜尚制作《泉》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满目疮痍，数百万人丧失生命。沙皇俄国在革命浪潮中崩塌，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毫无疑问，杜尚和其他艺术家认为世界已经改变。战争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精神疾病，比如在当时被称为 “炮弹休克症”的疾病，病患表现出在反复经历一个痛苦时刻，或者在没有任何眼部创伤的情况下变成瞎子。“自我”不再那么稳固。也许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不只一个自我。1917年，杜尚深化了这个观念，在纽约百老汇的商店里用现成物创作了一个新的自画像。他用一个悬挂的镜子和照相亭创作了三张融合五个不同侧面的肖像照。

对于杜尚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发泄方式。视觉上很有趣，又有一个严肃的观点——杜尚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统一体，而是有很多自我。这与英雄化的现代主义艺术家简单地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图像不同，后现代艺术家将自我当作一个主要的课题。自画像不再是一个终极版的自我塑造，而是可以反复修改的。自画像已经不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场演出。

杜尚继续在他自己的图像上做实验，他与朋友曼·雷（Man Ray）一起创作了一幅自画像——化名“罗丝·瑟拉薇”（RroseS élavy）的杜尚的另一个自我。为了理解这个双关语，你需要用法语发音来读这个名字，即“Eros，c’est la vie”，意思就是“爱是生命”。

图15：杜尚，《五方镜中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in a Five-Way Mirror）

杜尚似乎故意要突出罗丝·瑟拉薇不是他“真正的”身份这个观点，于是将这张自画像制作成几个明显不同的版本。这里所展示的可能是最女性化的一张，使用的是上流社会肖像照风格，或者说时尚插画的风格。像所有的男扮女装一样，这张肖像照的喻意是性别只是一种表演。性别、视觉都不是固有的、永恒的，只是我们的一些行为而已。罗丝·瑟拉薇看上去很女性化是因为其衣服、妆容、首饰，及其展示自己的方式。在她的经典研究《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7）中，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简明扼要地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5]

就像这些公开声明一样，女性和同性恋身份都是我们的一些行为表现而已，因此这种身份的认知是可以变化的，这些身份与大众化的个人图像制作技术、个人电脑的兴起相结合，成为视觉文化领域创新的核心。认清这些转折在当时所具有的变革性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所做的远不止简单的否定、批评，还激发了一批具有卓越创造性的成果，比如纽约艺术家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她对女权主义的关注，结合她自己DIY的摄影美学，影响了新一代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在艺术的世界里，她作为“图像一代”（Picture Generation）中的一分子享有盛誉。她的作品也是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16：曼·雷，《化名罗丝·瑟拉薇的杜尚》（Marcel Duchamp as Rrose Sélavy）

从舍曼成为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Buffalo，NY）的学生后，她就开始摆出各种姿势，并反复将自己的这些姿势拍摄下来，以此探讨我们是如何塑造自己、塑造自己的性别这一问题。在她早期的经典作品《无名电影剧照》系列中（Untitled Film Stills，1977—1980，现归纽约现代美术馆所有），舍曼着力反驳女性是男性欲望的附属物这一说法。在好莱坞影院的全盛时期，电影剧照作为新电影推广的一种形式，被放在电影院外面或者印刷品中，用作广告或评论的插图。电影迷常常收藏这些剧照，就像棒球迷收藏棒球卡片一样。1977年，传统的好莱坞电影已经有些过时，所以舍曼的作品实际是表现当下这个时间段渴望与那个只将女人当作“观看”对象的时代区别开来。（伯格，1973）。她创作了一个很长的黑白系列照片，照片中的她穿着不同的衣服，有着不同的妆容和情境，以此来探究电影中观看女性的方式。

1975年，电影评论家劳拉·马尔维（Laura Mulvey）在一份关于传统好莱坞电影研究中发明了一个词“男性的凝视”（male gaze），仅两年后，舍曼开始了她的计划。马尔维认为凝视（一种主要的观看方式）已经成为电影的一部分，这种凝视是来自演员的，同时也是媒介自身的。马尔维说：“在电影里，男性是推动故事发展的主动性角色，他们制造事件。”她补充道，故事中的男主角“决定了电影的魅力，并且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作为权力的代表出现：他是旁观者目光的载体”。[6]男人通过男性英雄的眼睛观看这些行动，女人也被要求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性别操控。电影中的凝视也是会执行“我看到了我自己在看自己”这个行为，这种感觉就像有时即使没看见是谁盯着你，你也感到自己被人盯着。对于马尔维和其他女权主义者来说，女人一直在经历着这样的情境，总是在想她们的容貌、举止在他人眼中的样子。通过定格电影让我们认真地思考我们如何观看，如何被看，以及为什么看，为什么被看的问题。舍曼的作品将这种表演视觉化。

1978年的这个例子会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舍曼精巧组合图像的高超技能。低仰角的拍摄造成了我们在看着照片中的人（通常是舍曼自己）而照片中的人没有在看我们的感觉。那些将她包围的城市景观，似乎将她隔离、困住。通过使用强烈的侧光和近距离对焦，舍曼的身体从周围环境中脱颖而出。如果她此时直面镜头，那么她可能会呈现一个十分自信的姿态，但是她没有，她的目光转向了某一处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嘴唇微启，制造出一种威胁感、焦虑感。在好莱坞传统的场面调度中（这是一个与单个镜头和电影整体氛围均相关的操作），受害者在遭受暴力前，通常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即上述舍曼照片中的形象）被隔离的。起先，作为女人我们忍不住焦虑。后来，我们意识到照片中的人物是舍曼自己，她在创造一个场景，她用这个场景并不是将自己展现成一个受害者，而是让我们意识到电影将女人描绘成玩物的方法。通过幕后操作，舍曼和她同时代的许多其他艺术家，如巴巴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谢丽·莱文（Sherrie Levine），都在主张成为她们自己想要成为的角色的权利。她的照片重新演绎了女性表现自己的方式，以此来谈论女性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重要的事情。

图17：舍曼，《无名电影剧照》

照片式的自画像也是一本日记、一份对过往事件的记录。舍曼在照片中进行角色扮演，而纽约摄影师南·戈丁（Nan Goldin）的照片则是一个反例，她数年来坚持用照片记日记。这些照片记录了戈丁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所处的激进、另类的反文化圈。在PPT还没有出现之前，南经常使用一个转盘式的幻灯机，在一个黑屋子里以幻灯片形式展示她的照片。这些照片配着地下丝绒乐队（Velvet Underground）的音乐，或者其他一些城市的经典音乐原声大碟展出，整个展览持续约一小时，使得观众完全沉浸在摄影师私生活的视觉叙述中。观众可以借此认识她的朋友和男朋友们，所以当她在1984年创作了自己面带瘀伤的照片时，确实形成了一个视觉震撼。这张照片的标题《南，被虐一个月之后》（Nan One Month After Being Battered）制造了第二个震撼。

因为我们意识到图片上出现的那张受伤的脸是经过一个月的恢复后的样子，那么这场暴力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极其可怕的。南·戈丁的作品警示我们，我们可以描述自己的处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以此来保护自己。

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和思潮突出了现代消费社会的幻象，南·戈丁这类艺术家的作品启发了新一代艺术家和作家，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性别、种族、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以一个词概括：表演。在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的经典定义中，表演是“行为的第二次演绎”（twice-performed behavior）。[7]谢克纳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一种表演，它将我们过往的行为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系统。表演可能是一件艺术作品，可能是大厨制作的一道菜，或者理发师做的一个新发型。又或许，它可以是任何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性别、种族和性生活所作的演绎。

图18：南·戈丁，《南，被虐一个月之后》

将对立面置于影子中

在1990年，表演性的视觉文化出现在美国，而后扩展到先锋艺术、学术圈和主流文化中。起初，珍妮·利文斯顿（Jennie Livingston）在精彩的纪录片《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1990）中，将黑人区流行的同性恋舞蹈voguing这一亚文化以艺术片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同年，流行音乐明星麦当娜（Madonna）将这种舞蹈风格引入其年度金曲《Vogue舞》（Vogue）中，歌中令人震撼的视频表演让全世界观众都见识了什么叫作“忸怩作态”（strike a pose）。在与此研究相关的另一个分支中，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出版了她的经典著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这本书阐述了男同性恋扮装成女性这一现象（drag）如何揭示出性别本身就是一个表演而已（1990）。在美国和英国，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和密德萨斯大学第一次设立了视觉文化研究学的学位。

Voguing 是在美国男性黑人同性恋和黑人区的拉丁裔人共同组织的舞会中创立的舞蹈。这些舞会是舞蹈和演出的混合体，参与者在舞会上以“走台”的方式进行奖项争夺。在由多里安·科里（Dorian Corey）主演的电影《巴黎在燃烧》中，舞会一开始主要是以变装皇后为特色，然后拓展到模仿电视、电影明星，以及现实生活中各行各业人的行为方式，模仿对象包括军人、管理人员、学生。所有这些都是黑人同性恋者渴望的职业或者生活方式，但这些职业都不对这个群体开放。（酷儿［queer］很早便成为一个固定短语，但是“酷儿国”［Queer Nation］ 组织在1990年成立。）他们的目标是表演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他们所追求的是假如你在远离舞会的公共场合，你也可以像在舞会中所扮演的任何一类角色一样。镜子里的成像总是和现实世界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舞会就像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因为在舞会上，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美国黑人同性恋、拉丁裔人都身处高位，成为传奇。

20世纪80年代，voguing在舞会中兴起，成为了一种竞技性舞蹈，舞蹈使用僵硬而夸张的姿势，搭配当时的浩室音乐（house music）。在这一舞蹈的早期风格中，这些走台的人希望在对手身上找到“解读点”（read），因为这意味着在对手的服装或扮相上寻找瑕疵。在电影中，一个可以推敲的点会引起一场辩论，比如这个属于上层社会的男性走台人是否在使用一件女性的衣服，以及这么做是不是不合格。在舞场上，有“可以解读的地方”即意味着失败。这种观看是被他人观看，看到的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你，而不是你眼中的自己。你想要的只是简单地表现成你本来的样子。简而言之，你演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让表演痕迹消失。而别人的解读则暴露了你的不成功。

相形之下，vogue让你用不同的方法看到自己。正如vogue舞者威利忍者（Willie Ninja）在影片中所诠释的，影片中有一幕哑剧，表现的是舞者在“镜子”中审视自己的容貌，然后将这个镜子（其实并不存在）举到自己的对手面前，以此向对手展示：与自己相比，他们多么差劲。我们通过一个虚拟的镜子发现了自己在观看自己，威利忍者的vogue舞创造了我们称为“影子”（shade）的东西。你相信了“影子”的真实性，因而你会像在影片中看到的那些人做的那样否认“解读”，这是一个更惊人的变化。“解读”和“影子”都是凝视的结果，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区别。与男性的凝视不同，“男性”是因为性别本身的差异，而在这些演出中性别的设定是个人自愿的选择，选择后再进行表演。有些男人预设了女性角色，有些设定了男性角色，还有一些则将自己设定为vogue舞者的角色。在影片 《巴黎在燃烧》中，我们看到当有色人种中的同性恋发出凝视的目光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无论你喜不喜欢麦当娜，麦当娜的这首歌曲和视频中的Vogue舞都将这一亚文化以及自我演绎的可能性带到了全世界观众眼前。

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巴特勒用男扮女装的演出作为例子阐释了“性别只是人们在男、女两种不同身体上所设定的一种文化意义”。因此，她认为我们不能在“性别”与性器官之间直接划等号。她进一步强调，身体并不能简单地归为两种性别。双性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1.7%（2013年，德国立法规定人在出生时就可以是“双性人”［indeterminate gender］）。巴特勒的重点是，即使这些人是非常少的，也表明了人的身体和性别间不是直接对等的关系。双性人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制造一个性别。男扮女装的演员以及变性人则是以其他的方式实现了性别选择。朱迪斯·哈伯斯塔姆（Judith Halberstam）[8]将其中的一种称为“呈现阳刚气质的女性身体”（demale masculinity），这种女性将阳刚气质作为她们身体的文化含义（1998）。如果我们认定一个人的性别是通过他们的头发、穿着和仪表，那么性别就是一个视觉分析而不是一个科学推论。正如巴特勒所说，问题变成了“我们用来观察的范畴（categories）是什么呢”，即使你看到一个赤裸的身体，这个身体也不足以让你对“眼前这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9]做出定论，也不知道这些定论有什么意义。尽管这是一本严肃而晦涩的著作，但《性别麻烦》仍然是一部跨界力作，你既可以在夜总会读，也可以在学术研讨会中阅读。它的内容促使人们对性别和性的认识发生转变。在此过程中，现在被称为“视觉文化”的研究也逐渐成形。

将自己当作一场演出，并且是可以拍摄的演出，这带来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效果。1977年，一个年轻的非洲摄影师塞缪尔·福索（Samuel Fosso）在其位于中非共和国的摄影工作室内使用剩余的胶片开始摆拍自己的肖像照。福索以和雪曼及其他摄影师类似的方式探索性别是如何从外界植入我们身体的，他看到了他的身体是如此的“非洲化”“民族化”。

图19：福索，《酋长（将非洲卖给殖民者的人）》

加勒比海岸的作家、活动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对这个过程进行了分析。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某一天，他坐在一列法国列车上，去往他接受心理分析训练的地方。在他的著作《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White Masks，1952）中他描述了在这趟火车上的经历。一个孩子看见他，然后大叫：“看，黑鬼！妈妈，看，黑鬼！我被吓到了。”法农回忆了别人是如何用他们的目光、身体语言和态度将你限定。这种观看是一种照片的形式，是一种带有殖民权力的打量，或者套用舞场里的词来说就是“解读”。法农感到被迫要“对自己投以一种客观的凝视，然后发现了我的黑 ”。他感到被限定，他对自己的观看就像在那些被他称为通过“白人的凝视”[10]而拍摄出的照片一样。在这种凝视下，除了一些陈旧、刻板的说词外，他自己竟然不能看到自己。

福索开始在他的自画像中，用调笑的方式摆脱这些白人的凝视。他对这幅特殊的自画像作了如下描述：

我是一个非洲酋长，坐在一张包着豹皮的西式椅子上，手上拿着一束向日葵。我是所有那些将土地卖给白人的非洲酋长。我在说，在你们到来之前，我们有自己的体系、自己的统治者。这是一段关于非洲大地上白人和黑人的历史。[11]

福索这段话所指涉的是在非洲，由酋长掌控的部落体制其实是由殖民者所创立的，而并非属于真正的非洲传统。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殖民者仍然偏爱通过“中间人”进行殖民管理。通常，这些“中间人”的势力都没有合法性，所以他们需要依赖殖民者的权威和军队。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o Sese Seko）在1965—1997年作为扎伊尔（Zaire）独裁领袖期间，就是我们在福索照片中看到的身着豹皮的形象，扎伊尔是蒙博托给前比属刚果取的一个新名字，但是据说他那些豹皮帽子实际上是法国生产的。在所有关于蒙博托政权真实性的说辞中，冷战是其能够掌握政权的真正原因。美国容忍他的种种恶习，是因为当非洲对社会主义的支持超过对资本主义的支持时，而蒙博托站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这一边。福索想让我们看到，无论他再怎么嘲笑这样的傀儡领袖，事实是，在结束了正式殖民统治后，非洲都仍然是由这些傀儡领袖领导的。

自拍照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

在当下这个转型的时刻，这些身份的分类被重新制定、塑造。今天，酷儿理论家杰克·哈伯斯塔姆（Jack Halberstam）声称：“上个世纪人们想象出来的、固守的各种身份类别，比如我们所说的性别、性、种族、阶层，已彻底被改变，我们已经可以瞥见前方有新生活的曙光。”[12]一个可以隐约看见这些曙光的地方就是自拍照。当普通人可以自己摆出自己最美的姿态时，他们就替代了艺术家的英雄角色。每一张自拍照都是拍摄者希望自己呈现在别人眼前的一场表演。自拍采用后现代主义中由机械制造的审美，并进行相应的转变，以适应全球互联网观众。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与技术进行互动，这正是我们当下所经历的新的视觉文化，如今，我们的身体既在网络中又在现实世界里。

有些人认为这种新的数字文化是自恋和俗气的。但更重要的是意识到这种文化是新的。关于年轻的全球城市网络，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它变化频繁，且不可预测，这种文化形式可能对老一代来说完全没有意义。从一个层面上说，自拍是视觉化数码对话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新形式，在另一个层面上，它是第一个属于全球大多数人的文化形式，这也是它确实重要的地方。

自拍的突然流行是因为2010年，苹果iPhone 4手机配备了性能优良的前置摄像头，其他手机迅速跟随这个潮流。现在，自拍可以在户外进行，也可以用闪光灯拍摄，用闪光时不必担心会像以前站在镜子前拍自拍那样，闪光灯会在照片上留下一片白光，那种自拍照是在2003—2008年社交网站MySpace红火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标志性现象。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自拍照就是你自己举着相机，在一臂距离之内为你自己（或者包含你自己在内的一群人）拍摄照片。当下，自拍照带有一系列标准化的视觉元素。比如从上往下的拍摄角度，让人向上看着相机，这样的照片会更好看。照片的重点通常都集中在人的脸部，通常还会包含一个明显的噘嘴动作，这会带来拍成“鸭子脸”的风险。因为如果你做得太夸张，将脸颊吸进去太多，那么看吧，就是一个“鸭子脸”。这些都是全世界典型的自拍照姿势。

尽管名字叫“自拍照”，实际上自拍还是与社交团体以及这些团体内的交流有关。拍自拍照的绝大部分都是女性，以十几岁的女性居多，她们大多是想把这些照片展示给朋友。在一篇对“自拍城市”（SelfieCity）这个网站进行分析的文章中，新媒体学者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指出，女性通常是自拍照中的主力人群，有时候甚至是压倒性的多数，比如在莫斯科，82%的自拍照是女性自拍。而将自拍照分享到社交圈的似乎大多是女性，在这点上不分性取向。时尚评论家一直认为，女人穿衣打扮一半是为了向同性展示，一半是为了向男人展示，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自拍。有人认为自拍照还是强调吸引力，这表明自拍仍然是男性目光下的产物。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Ben Agger）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自拍就是男性目光病毒式蔓延的产物，其中有一部分自拍被他称为“约会和交配的游戏”。但是丑化的自拍照和非常规的自拍照的趋势也同样明显。由于媒介的特性，任何一个人只能看到所有自拍照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甚至还需要大量其他信息才能确定自己正在看的是什么。

当自拍上升到主流，媒体上就必然出现关于自拍照的道德争议（阿格尔，2012）。美国有线新闻网评论员罗伊·彼得·克拉克（Roy Peter Clark）对此有一个经典的评论：“也许自拍的核心内涵是自私：自我陶醉、自恋，我们成为自己宇宙的中心，一个到处折射我们自己的镜厅。”[13]在《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中，小说家斯蒂芬·马尔什（Stephen Marche）做了进一步分析，他说道：“自拍是对自我图像的手淫，我说这话完全是一种恭维的意思。因为它意味着既给予控制，又给予释放。”[14]这些比喻似乎有些复杂。那喀索斯（Narcissus）花了一生的时间去欣赏自己，却没有留下一张自己的图像供他人观看。不论你喜不喜欢，“自拍”这种现象都与分享密切相关。而像记者热拉尔多·里韦拉（Geraldo Rivera）发出的赤裸上身的自拍照，以及许多名人的自拍都遭到蔑视。从个人层面上考虑，一些朋友可能会喜欢你的自拍，但是其他人可能就不喜欢甚至是讽刺这些照片。这不是一种手淫，而是向他人发出的邀请，请他们参与视觉对话，请他们对你所做的事情表态：喜爱或讨厌。

数字显示，有些事情正在我们身边发生。2013年，仅在英国，每个月就有3,500万张自拍照被张贴在网络上。到2014年年中，谷歌宣布每天有9,300万张来自全世界的自拍照被贴在网上，一年则超过了300亿张。媒体研究者伊丽莎白·罗什（Elizabeth Losh）对“自拍城市”这一网站上的自拍照做了分析，她从中找到了四个技术共同点。首先，这些照片的拍摄距离都很近。你可以使用遥控装置，但是人们都不选择这么做，因为近距离的拍摄已经成为自拍照的一个特点。自拍表现出我们的身体与数码网络的融合与互动。如果使用遥控或者定时设备自拍，则会在身体和网络间制造出距离。结果就是，自拍时所用的设备常常会出现在照片上。这种镜像在传统绘画和传统摄影中是极罕见的，但是在一张自拍照中，这并不显得突兀。同理，自拍照还经常使用Instagram等提供的滤镜，这些都不是拍摄者设计出来的。

罗什将这种使用预控软件的“编辑”看成是承担传统“作者身份”的工作，在这种编辑中，决定“将图像做成什么样”是最核心的部分。据此，罗什得出了一个结论：机器开始用我们可能并不理解的默认格式来替代人们自己的观看，并以此塑造人的感知系统。[15]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点，之前杜尚的例子中也出现过。即使在专业语境中，徕卡相机通过相机的设置，使图在前景处产生一个尖锐的焦点，并将背景模糊化，这一设置决定了图最终呈现为经典新闻摄影图的样子。同理，现在的佳能相机G系列，丰富的色彩和景深设置就是为“产消一体”（prosumer）的摄影所设定的视觉语言。规模化程度不同，自拍也会不同。当杜尚玩机器视觉的时候，只有他那个小圈子里的朋友知道。但是据苹果公司的数据显示，苹果iPhone手机的机器视觉用户在2014年3月就达到5亿，每三天就有100万部新手机被卖掉。

在内容上，自拍确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你自己的圈子里的一场表演。比如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这样的名人，自拍就是为了保持并扩大图中主人公的知名度。这些名人的自拍就是剧照或广告的延续，这些剧照或广告假装成明星们自己作品的形式出现。就如同在收到一封来自“奥巴马”的群发邮件时，没有人会认为那是总统亲手写的一样，没有任何明星的姿势是随便摆的。毫无疑问，卡戴珊和奥巴马对最终的成品（照片和信件）承担着监管职能，但是这只是一种受控制的表演形式。另一种形式的自拍是通过如Snapchat这样的“阅后即焚”App进行分享，从而进行数码对话，尽管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加入的人来说这些自拍是看不见的，但这种自拍是更为普遍的形式。

有许多的警告提示大家，互联网对资料的存档是永久性的，所以一张傻瓜似的、木讷的，或者性感的照片被贴到Facebook上后，你有可能会因此丢了奖学金或者工作。尽管记录在案的表明员工是因为写了关于现东家负面消息而被炒鱿鱼的例子不多，但是201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16至24岁雇员中，有10%的人声称自己丢工作的原因是在网上贴的那些东西。这样一来，许多人就转而去用Snapchat这样的图片App，因为在这类App中，照片一旦被删掉，网络用户就没法再找到它们。当你打开一个Snapchat快照文件，你有10秒的时间阅读图片，而后图片便自动消失。Snapchat 的用户数从2013年6月的每天2亿人增长到2014年5月的每天7亿，也就是说仅限收件人可见的快照文件每年就有2,500亿个。用户可以发送快照文件给他指定的朋友，与电子邮件或者Facebook有所不同的是，Snapchat可以告诉你：你的朋友是否看了你发的文件，是否进行了截屏。上面这张Snapchat的广告画面也反映出它的目标受众是年轻女性（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照片上肤色白皙的金发女郎是传统意义上具有吸引力的女性形象）。

图20：Snapchat的广告

她们正在拍的这张快照既是为自己拍的，同时也可能是发给朋友的。

Snapchat还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分享资讯，它还设计了保存对话的功能。于是，它已经让很多Facebook上的年轻人转战到此，就像当年Facebook将MySpace的用户吸引走一样。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平台，而是这一类新型视觉对话媒介的发展。语言交流这种常见的交流方式所依赖的电话用得越来越少。自拍和快照是精深的视觉词汇的数码演绎，它们既为即兴表演提供了可能性，也为这个表演的失败提供了可能性。网络化的文化正在强化视觉因素，以此超越语言时代。

跟 Snapchat一起出现的另一个网站是Vine——6秒短视频信息网站。Vine看上去是人们想要直接从YouTube视频中截取一段精彩视频。你或许认为，6秒钟很短，都没有时间感到厌倦。但是过了一阵子，Vine上的所有视频看上去都差不多——体育专长、宠物和动物的小把戏，还有些应该很好玩的小意外。有些人很有创意，将短视频做成微电影，也有公司用短视频做广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在，Vine已经被推特收购，这个事件有其意义。它意味着140字的文字信息被6秒的视频所取代。

现在，我们看到自己在数码平台上的演出已经演变成一个对话。无论是一张照片还是一个短视频，视觉图像附带着大量的信息，这一特性使得一个成功的表演所传达的信息量比基本的文字信息要多得多。自拍、Snapchat等媒介第一次为新的全球多数派提供了和自己对话的视觉形式。这种对话快速、密集并且是视觉化的。由于自拍是从历史悠久的自画像演化而来，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各种形式的自拍将继续塑造人们看待人类的方式。自拍展示了一种以自我形象表演为出发点的全球视觉文化，是如何成为当下数百万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的。

注释：

[1] Foucault [1966] 1970,pp. 14–15.

[2] Ibid.,pp. 16–17.

[3] Lasch 2010,p. 10.

[4] Parker and Pollock 1981,p. 99.

[5] de Beauvoir 1947,p. 283.

[6] Mulvey 1975,p. 33.

[7] Schechner 2002,p. 29.

[8] 又名Jack Halberstam。——译注

[9] Butler （[1990],p. xxii.

[10] Fanon 1967,pp. 93–112.

[11] Fosso,http://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2011/jun/19/ photographer-samuel-fosso-best-shot

[12] Halberstam 2013.

[13] Clark 2013,http://edition.cnn.com/2013/11/23/opinion/ clark-selfie word-of-year

[14] Marche 2013,http://www.esquire.com/blogs/culture/selfies arent-art

[15] Losh 2014,http://d25rsf93iwlmgu.cloudfront.net/downloads/liz_losh_beyondbiometrics.pdf

第二章

我们如何思考“观看”

观看是我们所做的一件事，并且是我们一直在学习如何去做的事。现代视觉技术是这个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这一点已经明确。“观看”是变化的。罗彻斯特大学200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玩电动游戏有助于改善周边视野和中心视觉，这一结论已被广泛引用。换句话说，玩电子游戏可以提高你的观看能力。类似这种改善手眼协调的报告还有很多。2010年，罗彻斯特大学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基于感觉系统的决策中，玩游戏的人表现得既快又准。研究的第一作者达芙妮·巴韦利埃（Daphne Bavelier，现任职于日内瓦大学［University of Geneva］）将这种现象称为“概率推理”（probablistic inference），也就是说我们基于不完整信息所做的那类决定，比如我们开车时所做的一些选择（巴韦利埃实验室）。这些理论的重点是我们的“观看”其实并不是凭借眼睛，而是大脑。我们已经知道为了使我们能够“看见”，大脑进行了怎样的运作。结果显示，用眼睛观看的过程与拍照的过程并不相似，而是更接近速写的过程。观看世界其实并不是我们如何看见，而是我们对所见的东西做了怎样的处理。我们将已有的知识，或自认为已有的知识放在一起，以此理解这个世界。

很久之前，我们就知道自己对于那些放在眼前的东西看得并不真切。古希腊建筑师将雅典帕提农神庙的柱子设计成自下而上逐渐变细的样子，这么做是为了让人们在观看柱子时觉得它是笔直的。17世纪，西方科学开始区分生理视觉和文化判断，前者就是眼睛所看到的，后者是给前者赋予的意义。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勒内·笛卡尔（Ren é Descartes）指出，当一件按照透视学原理创作的绘画作品放在眼前时，我们会将一个椭圆感觉成一个纯圆。他将这种现象作为“大脑判断”矫正视知觉的证据（笛卡尔，1637）。这种理解是现代观测学的基础。笛卡尔在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中，将对世界的认知从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转变为源于单个个体的观察所得。除了我们在思考这个事实能表明我们存在外，其他所有事情都需要被怀疑，被验证。

笛卡尔以视觉作为例子。古希腊人、罗马人在解释视觉时有两个对立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眼睛发出射线，射线“触碰”到我们眼前的物体，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能立刻看到距离很远的东西，视觉是怎么能这么快发射射线的？另一种理论则认为物体本身可以（以微小粒子的形式）发射出小号的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越来越小，最后进入眼睛。这个理论存在的问题是：大物体在近前也能被看到，巨型的物体比如山，也可以看见，那么这些复制品是如何能在足够短的时间里变得足够小，然后进入眼睛呢？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些问题，也没有人真的要努力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光被奉为圣物，不是凡人可以理解的。

图21：笛卡尔，“视觉”，《屈光学》（La Dioptrique）

笛卡尔认为，如果要保证我们所观察的东西不是简单的幻觉，不是神经病一样的胡言乱语，唯一的途径是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他对所有的东西都进行检验。1637年，他制作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示意图，从数学角度展示了视觉是如何实现的。直到今天，这个示意图还被许多艺术和视觉文化课程所使用。

笛卡尔将进入眼睛的光用一系列几何线条表示。他展示了射线经瞳孔反射后，落在眼睛后部的视网膜上的过程，这一理论解决了人们是如何看见体积较大的物体这一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观看都不只是看。笛卡尔将视网膜上形成的图像解释为感觉的判断阶段（sense of judgment）。绘画完整再现了视觉判断的过程，它就像一个老法官一样是对眼前的东西逐一进行确定，再做出判断。视觉被理解成一个法庭，眼睛向法官提交证据以供判断。当时的法国法庭没有陪审团，视觉判断中也没有陪审团。笛卡尔所做的突破不仅帮助我们第一次理解了视觉是如何实现的。同时这一理论以观察性实验为中心，将“观看”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其成为现代科学中的一个关键点。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见证了神经科学这一生物学的新突破是如何将身体、思想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将人看成是由同理心所连接的公共的、社会性物种。上文的比喻并不是从法庭，而是从电脑网络中衍生出来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观看自己、思考“观看”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我们学会如何成为大团体中的一部分。这一成果是大脑研究革命中一个有趣的结论，很多人都认为大脑是所有器官中最个人化的一个，也是对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观看方式尤其重要的器官。在此，我想说的重点不是神经科学是“真理”的最终版本，也不是证明在神经科学之前，所有其他理解都是错的（尽管一些神经科学爱好者持类似观点）。我的重点是，我们应该看到，神经科学与其对人类的心智和思想所进行的视觉化的方式，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至关重要的视觉隐喻。无论这件事是好是坏，它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的版本。

对视觉的视觉化

20世纪90年代末，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Daniel Simons）和他的学生克里斯多夫·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设计了一个著名视频测验“看不见的大猩猩”（查布里斯和西蒙，2010）。受试者在观看一个视频时，被要求数出穿白色球衣的球员向穿黑色球衣的球员传球的次数。当这个简单的动作开始后，一个人穿着一套大猩猩的服装从网球场穿过。结果，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大猩猩。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数数上。西蒙将这种行为归结为他说的“无意识视盲”，即在专注于任务时不能够感知到外部的信息。研究者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关注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就像所有的魔术大师表演一样——“用手上的花活儿欺骗眼睛”，因为魔术师在分散你的注意力。但是视频让整个测试变得富有戏剧性。你可以对自己进行测试，然后再去看一遍视频，去确定一下大猩猩出现时是多么明显。有的人在得知自己没有注意到大猩猩之后非常沮丧。

图22：西蒙、查布里斯，《看不见的大猩猩》视频截图（1990）

这个实验是在20世纪70年代神经科学家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图拉纳举例说明一只青蛙的观看方式与我们的观看方式大不相同。青蛙能够非常清晰地感知到非常小的、快速移动的物体，比如它们吃的昆虫，但同时它们也忽略了大块头的、缓慢移动的物体。鸟儿可以感受到超声波的光线，而这种光是人类不可见的，因此鸟儿们看到的自己羽毛的样子与我们眼中的完全不同。但是，尽管这种观看的过程并不等同于视觉，马图拉纳强调生物意识到了它们在与外界的互动，并因此改变自己，这种改变不只是发生在进化论中所说的那个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还存在于每一天的生活中（马图拉纳，1980）。

这种现象与人们对新媒介做出回应时的情况完全相同。今天，当我再给学生或者其他人播放《看不见的大猩猩》（Invisible Gorilla）这个测试视频时，几乎每个人都看得到大猩猩。伴随电子游戏、触屏成长起来的这代人，他们观看事物的方式是不同的。西蒙自己也已经发现：当把视频给有经验的篮球运动员观看时，看到大猩猩的比例会跳到70%。西蒙近期实施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基于64个人的小样本组，此样本中只有41个人不知道他的视频，结果表明在受试人群里，18个人没有看到大猩猩，没有看到大猩猩的人群比例远低于50%。尽管这个实验无法像科学研究那样进行，但我的受试组样本数量更大，实验历经数年，我能得到实验结果——几乎所有人都能看到大猩猩的原因是：我的实验受试者来自视觉文化课的参与者，所以他们的视觉感知力更强一些。

显然，人类身体的能力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化。身体的变化是发生在我们使用它的过程中。在工业化时代，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特定的活动，同时忽略其他分散注意力的行为是可取的。无论是在图书馆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还是一个在工厂调节机器的工人，都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而今天，我们更看重同时与各种渠道的信息保持联系的能力，“多任务处理”成为一个流行词汇。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人们一直给我发电邮、短信，他们希望不管我在干什么，都能及时回复。以前，我们被教导要专注在一个任务上，也就是说我们或许看不见大猩猩，并且大多数情况下，虽然也有例外，我们真是看不见。现在，我们被教导要注意让人分心的事物，大多数情况下，虽然也有例外，我们可以做到。神经科学改变了人们对视觉的理解。不过，对于怎么解读这种改变，仍有显著的可探讨空间。

对大脑的视觉化

我们从如何“观看”大脑运转开始这一小节。随着新的医学影像形式的发明，尤其是1977年核磁共振（MRI）的发明，看见大脑工作时的图像成为可能。当然，这项发明中没有牵扯到光，也没有涉及绘画和其他再现性工作。由机器产生的磁场激活了大脑中的氢原子（身体中的任何部位都可以被这个磁场激活）。而后，它们发射出可以被机器识别的无线电波，并将这些无线电波转换成最终的图像。也许会有这样一种生物，它们也可以听见这些电波，并发现这个做核磁共振的人有什么异样。人类需要看见这些东西。

事实上，核磁共振图像就是媒介史中的一次练习。磁场与电的关系是19世纪科学界中一项极具吸引力的发现。苏格兰科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论证了光本身就是一种电磁波的形式，并计算出了它的速度。1861年，他已经成功拍摄了第一张有色彩的照片。随后，正是电磁学研究的出现使爱因斯坦创造了相对论，使电台这一人类第一个大众传播媒介的发明成为可能。电台最先用于船只间的沟通，到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一种流行媒体。而现在，我们身体的信号也得以转译。核磁共振仪将之前不借助外力便无法转译的电波信号转换成视觉形式。但这些电磁波都不属于图像，但是它们是某些可见物的再现。被扫描过的器官仍然存在于我们体内，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都看见这些器官。和其他所有电脑生成的图像一样，核磁共振的扫描也是计算出来的，并不是一种视觉再现的图像。一种叫作“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特殊程序可以让神经科学家们“看到”大脑受到特定的刺激后，血液会在哪些部位流动。这些图片形成了一幅大脑功能的新地图，展示出当一个动作发生时，大脑的哪些结构会变得兴奋。这些动态的图像似乎明确了大脑有分区域工作的特点。图23的扫描图表现了一个人正在使用大脑记忆功能，很明显，这时大脑的某些部分在工作，某些部分没有。

图23：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图

在学院、艺术家以及激进主义者创建视觉文化研究的同时，科学家也在使用新技术来转换我们对视觉本身的理解。1991年，丹尼尔·费勒曼（Daniel J. Felleman）和戴维·范·埃森（David C. Van Essen）基于对猕猴的研究（因为猕猴与人类极其相似），出版了最经典的灵长类动物视觉功能分析的著作。在书的结语部分，费勒曼和范·埃森总结道：

25个大脑新皮层区主要具有或完全只有视觉功能，再加上我们认为的视觉相关的7个区——它们有广泛的视觉输入。在这32个视觉区和与视觉相关的区中，总共有305个连接能记录下来。[1]

简而言之，观看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互动过程。事实上，就像第一幅“被激活”的图像所显示的那样，视觉的发生并不是大脑单一部位的活动，而是一个遍布大脑的、急速往返的、交替进行的系列活动。更进一步说，这种在大脑视觉区域和其他协调区域之间的互动活动发生在10—14个不同等级层次中。这也就是说，“观看”并非如我们之前假设的那样，是一个结论式的判断，而是一个大脑分析的过程，“观看”这一活动在大脑不同的区域来回运转。“观看”不只是两只眼睛的活动，还是大脑的活动。

费勒曼和范·埃森在数字化的计算时代创立了一张视觉图表。在这张图上，每个感知系统的神经通路都是独立的，并且所有的这些神经通路的运转，就像电脑运转一样，是并行发生的。费勒曼和范·埃森对于视觉的理解表明视觉是一系列反馈回路，以下就是他们的图表：

图24：费勒曼和范·埃森，“视觉区的等级体系”[2]

这张图与笛卡尔早期的视觉绘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视网膜依然被包含在视觉图表中。在图表右下方，用RGC标记。我们所说的视觉是发生在这个点和位于顶点位置的海马体（HC）之间的一系列往返、并行的程序。显而易见，视觉并不像笛卡尔所说的是光射进眼睛，而后再被判断这么简单。视觉是一个有往返的、来回筛选的过程，在图表中，这个过程创造了充满活力的节奏感。

这张图表与一幅杰出的现代主义绘画作品——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942年的作品《百老汇的爵士乐》（Broadway Boogie Woogie）之间有着某种视觉上的并行关系。

图25：蒙德里安，《百老汇的爵士乐》

在这幅画中，这位荷兰艺术家使用新造型主义美学表达他对爵士时代的纽约的感受。作品表现了纽约中城——一个像网格一样的城市的活力，以及这座城市出人意料的震撼和刺激，使得人们在这座城市中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如此不同寻常。爵士乐是一种快节奏的蓝调钢琴曲，通常与精彩的爵士舞相伴，舞蹈的重点是舞伴间的你来我往。这种舞蹈将重复的低音节奏和断奏舞步相结合，表现了机器时代的巨大影响力。如果我们冒昧地将这幅画和1991年的视觉图谱做一个严肃的对比（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两幅图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背景），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视觉是如何从笛卡尔想象出来的“单一决策”模式发展到类似以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化城市中的动态体验，这种动态是由闪烁的灯光、循环往返的旅程以及具有感染性的音乐所传达出来的。

著名的神经科学家V. S.拉玛钱德朗（V. S. Ramachandran）在对视觉过程的分析中强调了不同阶段间的互动的重要性：

尤其要注意的是，从前一阶段返回的神经纤维数量至少和从这块区域通往下一个更高层级区域的神经数量相同（实际上是更多）。传统观点认为视觉是按照图像分析顺序一阶段一阶段进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分析变得越来越精细，这一观点因为这么多神经回路的存在而被驳倒。[3]

视觉并非只由判断来决定。将我的比喻扩展开来，这个过程就像街道上的城市居民间的互动，像舞者与钢琴的呼应，是一种归属感。信息在一个层级和下一个层级间往返，在此过程中不断填充信息。所以现在关于视觉的问题就有了结论，视觉是我们主动的行为，而不是一些被动的、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更准确地说，我们需要摒弃“图像是从视网膜向大脑进行转播”这一固有的观念，视网膜本身就是大脑的一部分，用拉玛钱德朗的话说就是“光波被转换成神经脉冲”。[4]从那时开始，信息就在一系列并行的步骤中传播、加工，这些并行的步骤又强化了其他层面。我们现在知道了，即使是在大脑中，我们习惯称为图像的东西也是一个运算。

在现在的模型中，我们甚至不是凭借“看”这个动作来观看的。在笛卡尔的视觉版本里，判断主导了观看，这使得观看成为一个貌似故意的过程。实际上，在观看中有三种无意识的眼动。“会聚性运动”将两只眼引向相同的地方。“追随运动’是跟踪移动的物体。研究显示，在所有这些观看的方式中，“扫视”（saccade）即眼睛自发地从一个点移动到下一个点是近距离观看的基本要素。扫视是非常快的，当我们的眼睛直面一幅画时，扫视会自发进行。但当一个物体在移动，或者有一些突发的噪音或者事件发生时，自发的扫视就会停止。所以旧有学说中关于单一凝视或单一观看（即将目光固定在某个人或物体上）的观念需要修正。我们的眼睛总是来回转动，非常忙碌。最终在“大脑”中形成的图像，即我们最终看到的图像能够保持稳定，是因为大脑是以稳定的方式进行计算的。

扫视所产生的数据点使得我们可以做估算，比如，如何拿起一个咖啡杯。我们应该将“观看”作为一个整体，就像第一章所说，观看是一种行动、一种表演的形式。我们制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观看的方式具有意义，并使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某些行为。这同样也是一种计算的形式，因为我们用那个模型计算出在这个世界中怎样才能变得积极主动。所以正如之前那个著名的视频测试所描述的，假如我们努力去数篮球传递的次数，就很容易忽略那只大猩猩，因为那只猩猩和我们数数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们习惯了观察传球，那么我们的大脑就有更多的空间来注意这只猩猩。当我们努力去做的某件事情失败，这件事情可能是没将苹果核扔进垃圾桶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可能是一个事故或者一场灾难等前所未有的经历使我们彻底不知所措。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会重建大脑中的感知系统，吸取新的信息，改变感知的方法，以此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在玩游戏时，需要手眼的配合，所以游戏者非常熟悉“眼睛融进去”（gettingtheir eye in）的感受，意思就是在经过初级的努力后，击中一个球变得容易了。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持续地互动，从而形成一个系统。

近几十年的这些发现，使得视觉感知的范畴开始变得不太精确。现在，视觉已不是去对照片做迅速识别，而更多的与一个人在《宫娥》之类（第一章提到）的复杂绘画前的疑惑相关。视觉来来回回地移动，观察不同的效果，在细节上反复琢磨，不断变化的感知通常又回到起点。18世纪艺术理论家曾提出一种“闪烁理论”（papillotage），意思就是“闪烁”或“眨眼”视觉。如弗朗索瓦·布歇（FranÉois Boucher）这类艺术家旨在创造一种移动的画面，这影响了后来的印象派画家。这一理论接纳了视觉构造的自然属性。“闪烁的视觉”是对观看所需付出的努力的察觉，也是对物体本身和我们正努力观看的物体之间差别的察觉，甚至是眼睑在两者之间的运动。

在布歇的小幅作品《沐浴后的黛安娜》（Diana Leaving Her Bath，1742）中，金色与绿色的背景代表了沙滩和树叶，布歇在生机盎然的背景中画上了月神性感的裸体。作品利用其所创造的触感来提高画面的诱惑力。相反，在18世纪后期，即法国大革命时期，盛行新古典主义绘画，它强调造型，人和物的边缘线用实边。我们将布歇的作品与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大尺幅的肖像画《拉瓦锡夫妇》（Antoine-Laurent Lavoistier and His Wife，1788）做一下比较，差别就会立刻显现。

图26：布歇，《沐浴后的黛安娜》

这幅画中确实有一些性暗示。但是大卫精准的线条和近乎幻觉般清晰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轮廓线都与他的前辈布歇完全不同。这种绘画方式后来被作为“正确的”聚焦方式引入照片中。这种现实主义想抹去所有模糊的闪烁，坚持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眼前的这些，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早期的摄影师，例如英国艺术家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对此表示异议，她认为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焦点”（美弗［Mavor］，1999）。我们是要专注于制造清晰的线条，还是去洞悉照片中的内容？比如，在卡梅隆为托马斯·卡莱尔拍摄的肖像照中，这位历史学家被表现成非常神秘的样子。这个图像不是一个线条清晰的图像，但它无疑更接近卡莱尔所认为的自己——先知者。

图27：大卫，《拉瓦锡夫妇》

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说明早期的艺术观点精准地预测了神经科学，也不是要证明现在的神经科学家的观点就应该作为真理被全盘接受，而是要说明：虽然视觉研究基于不同的证据和完全不同的文本，但是这些艺术品展示了当下的研究与之前有关视觉的思考是契合的。事实上，今天的人们经常更信赖那些并不完美的、需要花费努力去解读的照片或者视频，而不是那些从专业角度看来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因为他们怀疑后者是被修改过的。

图28：卡梅隆，《托马斯·卡莱尔》

W. J. T米歇尔（W. J. T. Mitchell）通常被视为视觉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数码视觉文化的兴起促使他提出“没有视觉媒介”（there are no visual media）这个观点（2005）。米歇尔通过这个明显自相矛盾的陈述，想要表达的观点是：每一种媒介都会涉及到人的所有感觉，因此如果将艺术家用画笔在画布绘制的作品仅仅作为视觉产物，那么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知觉（perception）不是单个动作，而是由大脑精心组合的过程，这一点可以强化我们对米歇尔观点的理解。“知觉”的工作集中在神经科学家所说的“身体地图”，以及我们对于自己是谁、自己在哪儿的感知上。所以即使我们闭上眼睛，也能知道身体所处的姿势。回忆一下我们怎么掸掉落在身上的昆虫，你需要将一种关于你自己的感觉（也就是现在称为“本体感觉”的东西，这种感觉与身体所有部位的定位有关）和一只虫子落在你皮肤上的感觉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以足够快的速度用手掸去虫子，在避免虫子叮咬的同时，也不给自己造成太多的痛感。

这些身体地图与身体的客观状态也会出现不一致的状况。举一些极端的例子，一个正在戒毒的人可能会感到全身爬满虫子，他不停地打这些虫子，却无济于事；一个截肢的人经常会感到在被截肢的部位有一个肢体的幻影，尽管他很清楚那个部位已经没有肢体了，但就是感觉疼或痒，或者有其他感觉。同理，尽管一个厌食症患者在别人眼中已经极度消瘦，却依然觉得自己很胖。一直以来，厌食症患者就被认为有曲解自我形象的症状，这一症状也是临床诊断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thinspiration”这一类支持厌食的网站和网络组织，会在网络上分享一些极瘦的人的照片，这其中包括一些名人和模特。所以也有一部分患厌食症的人其实是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正确认知自己的身体的（就像医学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由于这些支持厌食的网站所发布的信息使得他们对自己身体的胖瘦作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当然，要知道，我个人是不支持这些人的）。

一些非常著名的实验已经证明人的身体地图是可以重新认知的。神经学家拉玛钱德朗做过一个著名的针对幻肢患者的疗法，他装配了一个镜像盒，患者幸存下来的完整手臂被反射在原先截肢的部位，患者就可以看到完整的手。[5]通过这种简单的视觉游戏，人们可以重新描绘自己的身体地图，会驱走幻肢带来的异样感，比如抓挠的痒感等。似乎视觉系统中的所有空间都支持这种重新认知的可能性。中风患者，甚至那些受慢性疼痛困扰的患者也可以从这种疗法中受益。视觉信息似乎可以覆盖掉其他可用的信息。在大脑中用于处理视觉的空间要比用于其他所有感觉的空间之和还大，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这种幻觉难以抗拒。

还有一些不那么戏剧化的例子，比如即使你知道许多视觉幻像不是真的，但是这些幻象依然会出现。想一想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鸭兔图，一幅看起来既像兔子也像鸭子的图，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看它。我们既可以将它看成兔子，也可以将它看成鸭子，或者二者兼有。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看成是一些线条和阴影的集合。甚至，你可以主动选择只用一种方法去观看，就像厌食症患者那样笃定地认同他们的瘦一样。或者你可以服从幻觉，移动那个已不存在的残肢。

近期的研究最终表明视觉现象是由于大脑活动存在两个支流：一个负责知觉，一个负责行为（纳西［Nassi］与卡洛韦［Calloway］，2009）。似乎视觉是一个复数名词。一个支流（知觉）识别出朋友，另一个支流（行为）做出伸手、握手的动作。据目前所知，大脑中有超过80个物理区域连接成至少12个并行的处理回路，负责视觉加工。尽管有这些知觉信息输入，但动态、形状、颜色等重要属性最终需要通过“计算”这些知觉线索才能获得。这就是说，我们在获得色彩、形状和速度这些属性的过程中，更多地依赖计算，而不是“看”。大脑不是一个照相机，而是一个素描本。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也认为视觉与判断物体的位置、颜色没有关系，尽管他给出的原因和现代神经科学给出的不同，但这个例子让我相信，人们一直都通过某种方式知道视觉是一个持续的习得和再习得的过程。

图29：维特根斯坦，鸭兔图

镜子与集体

在一项最新研究得出的诸多洞见中，最有趣的一个是：在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中，绝大部分不是依靠单纯的自我学习，而是相互学习得到的，并且人类的大脑也有用于相互学习的特别构造。意大利科学家以猴子为样本做了一组实验，得出了这个令人吃惊的结论：感官体验不只属于个体，还可以在同类中传递。这个意大利团队当时所做的实验是要分析猴子在伸手去拿花生时，会产生什么样的神经脉冲，但他们意外地发现，在旁边观看的猴子也会产生和那只真正伸手抓东西的猴子一样的神经反应。一旁观看的猴子与真正做这个动作的猴子的大脑的同一块区域都“亮了”。这个结果在不同环境下重现了很多次，也由此产生了一些基本的结论。

现在，神经系统科学家已经发现，我们拥有一种叫作“镜像神经元”的组织，其功能就是对其他人的行为做出反应。拉玛钱德朗称其为“‘甘地神经元’，因为它们模糊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线——这不是一个带喻意的说法，而是事实，因为这种神经元无法识别自我和他人的差异”。[6]共情的性质是固有的。维托里奥·加莱希（Vittorio Gallese）是意大利一位神经系统科学家，他是上述猴子实验的执行者，并对该实验的含义进行了仔细的探究（2003）。在加莱希看来，大脑实际上是一个共享空间，其中有一个“我们”，这个“我们”不是若干个个体的总和，而是一个共同体形式。个体是从这个共同体形式中显现出来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先有社会性，然后才有个体性。他借此所表达的是，我们不是将个体习得的东西赋予共性，而是将共性应用到个性中去，因为我们一起形成了一个“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哲学家很清楚这个理论，它对人类互动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它，人们就不会去设想别人会怎样做。与所有视觉文化一样，这种观点来源于日常生活。假设在一个咖啡馆中，我看到一个人伸手去拿咖啡杯，就会认为她将去喝，因为这符合“我”的理论。当然，她也有可能将咖啡泼到她的伴侣身上，但这是一个例外情况，而“我”的理论也会依据这个发生的特例做相应的改变。想象并不是让我们的注意力从现实中游离，而是我们深刻地理解自身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关键。

简而言之，镜像神经元不仅让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而且从他人的角度视觉化了这个世界。正如拉玛钱德朗指出的，人类很独特，因为我们成长得非常慢，出生后，需要学习基本运动技巧、语言等很多东西，这是与大部分动物不同的地方：“显然，我们一定从这个代价高昂而且风险极大的早期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我们也确实获得了：它就叫作文化”。[7]因此，我们发展出的这种集体观看理论就是我们所说的“视觉文化”，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当然，这种文化会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改变。视觉是大脑交互式感官的一部分，因此，视觉文化不仅是视觉的（这个词语的常见意义），还是与整个身体相关的。最终的结论就是：人类以极快的速度进化，不仅是因为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有我们称之为“视觉”的体验不是一种单一的、独立的“感觉”，而是经过了多重处理、多重分析，并受身体其他部分持续性反馈的影响。现在，研究者们还想在传统的五种感觉中增加新的感觉，如上文提到的本体感觉。例如，我们会感到饥饿和干渴，这是一种强烈的需求，无需去想，也无需外部刺激。这些感觉都有可能影响视觉，但是视觉也并不像有些怀疑论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观看的方式没有共性，或者我们根本无法利用感觉。观看是我们集体心智理论中的一个特殊例子。视觉是一种共有的权利，它是一种共享的资源，我们可以按照符合我们个人需求的方式对它加以利用。这就是视觉文化试图讨论、探索和解释的东西。

注释：

[1] Felleman and Van Essen 1991,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822724

[2] Felleman and Van Essen 1991,p. 30.

[3] Ramachandran 2011,p. 55.

[4] Ramachandran 2011,p. 47.

[5] 镜像盒外表为镜子，患者将截肢的手臂伸进盒中，完整的手臂放在盒外，完整的手臂被反射在原先截肢的部位。——译注

[6] Ramachandran 2011,p. 124.

[7] Ramachandran 2011,p. 117.

第三章

战争的世界

虽然理论上，我们都拥有共同的视觉资源，但实际上，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总是声称能够看到不同的东西。正如我们在第一章读到的，国王们更是会常常声称自己不是凡人，能够看到不同的东西。当他们在战争中领导自己的国家时，这种不寻常的能力得到了证明。我们现在依然在使用“领导力”和“远见”这些词汇，这些词汇所表达的意思和战争史中所表达的意思是类似的。诚然，战争不是没有风险的。以英格兰为例，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哈罗德（Harold）于1066年死在黑斯廷斯（Hastings），理查德三世（Richard Ⅲ）于1485年在博斯沃斯原野（Bosworth Field）被杀。国王们（或皇室成员们）有时候为荣耀付出了生命。英国最后一位冒险进入战场的国王是乔治二世（George Ⅱ），他参加了174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德廷根（Dettingen）战役。

到拿破仑战争时期（1799—1815），国王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已经不再出现在欧洲战场上了。现代战争的战场分布广阔，因此无法从某一个地方一览无余。国王和其他领导人留在国内，并授权将军们指挥作战，而将军们指挥战斗的地方也远离实际交战区域。战争逐渐在西方被认为是一门艺术，而在中国自古如此，它需要特殊的全新视觉技能，这种技能后来被称为“可视化”。现在，将军的任务是让战场的整体“可视化”，尽管实际上他看不见战场。他必须将想象力、洞察力和直觉融入到所有他及其部下可以看见的东西中去。将军犹如从空中观看战场，想象他的部队在哪里，敌人的情况如何，以及二者可能如何交战。这种技能起初是将军所特有的，很快就成为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技能集合。结果，这就形成了一种从空中看世界的方法。这不是一种简单易懂的观看方法，而是表现为仅被少数技术娴熟的人所掌握的、具有相当大难度的观看方法，掌握这种观看方法的人需要具备解读机器数据的能力。

18世纪普鲁士将军兼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根据拿破仑时期的亲身经历，在其经典著作《战争论》（On War）中定义了现代战争。军事院校至今仍用该定义进行教学。他首先强调战争大多数时候是看不见的：

所有情报普遍不可靠，这成为战争中的特殊问题。所有行动可以说都在朦胧中进行，也就是在如雾或如月光般的朦胧中进行，一切都变得荒诞恐怖，夸张失真。[1]

而指挥官的工作就是即使他并不在战场上，也要看穿迷雾。克劳塞维茨声称这些工作一部分用视力来完成，一部分用脑力来完成：

如果要把整体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脑海里，像一幅画、一张地图那样纤毫毕现地刻在脑子里，那么，只能是拥有我们称为想象力的智力天赋才行。[2]

克劳塞维茨的比喻令人惊奇：战争是一张图片，印刻或“固定”在头脑中的。这个比喻看上去是来自摄影和电影，但准确地说，它预言了摄影和电影技术的出现，因为说这句话时，摄影或电影技术还未发明，因此，这个比喻就更加引人注目。这句评述表明战场上的死亡、肢解是真实战争的附带产物，早已在指挥官的考虑之中。克劳塞维茨想看到的画面成为一类特殊的图像：空中视图。这种假想的视图被描绘成战场地图，这种地图是在交战后制作的，以空中鸟瞰的方式展示了军队的部署，并将其设置到该区域的等高线图之中。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改变发生在战争自身的根本性质上。现在的战争已经转变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战场上特定的领导者之间的冲突，对此克劳塞维茨曾有一句名言（或有些许偏差）：“战争是政治的手段。”[3]对于将战争视觉化的人而言，战争不是战争中的任何东西，战争是实现政治变革的一种方法。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是政治结果。战争是一种实现政治变革的视觉化形式。

对克劳塞维茨而言，1805年称帝的法国将军拿破仑就是这种视觉化最好的例子。拿破仑所戴的三角帽和大衣这一朴素的形象象征了后革命时代的平等。法国大革命（1789—1799）的成就之一就是军队的职业化，在这之前，军职晋升只是贵族的权力，而此后晋升的机会向所有人开放。自此，战争成为一项供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从事的职业。

出生在科西嘉岛的拿破仑，从一名中尉升为将军，最后成为皇帝，这实际上就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作为将军，他的视觉欺骗策略非常有名，比如，他会在非常明显的地区发起进攻，而实际目的是为了让大部队通过隐蔽路径，进攻那些被佯攻所吸引的敌方部队。这些视觉策略对于取得他那些著名的胜利极为重要，例如在奥斯特利茨战役（Austerlitz，1805）中，规模较小的法国军队利用这一策略，坚决果断地击败了奥地利和俄罗斯联军。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常常很难说清楚到底谁赢得了战役，因为大批军人在广阔的地域中游走，即使是胜方也会遭受巨大伤亡。在司汤达的经典小说《帕尔马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1839）中，非传统英雄式的主人公法布利斯（Fabrizio）就认为拿破仑赢得了滑铁卢战役，而实际上，这场战役在1815年导致了这位皇帝的最终失败。

绘图战争

通过长期作战，拿破仑拥有了大量的地图，其中包括以他的身高作为观测高度来精确展现战场状况的绘图，通过这些图纸，他可以评估自己在临战时能够看到的和不能够看到的东西，以及他对战场视觉化效果的好坏。很快，另外两种方法的出现，使得那些不具备视觉化天赋的人也能获得此类视觉图像。其中之一就是在空中进行观看的尝试，这种观看起初是借助气球，后来借助飞机，再后来还从飞机上拍摄照片或利用其他技术形成图像，以此来分享这种视野。

克劳塞维茨把战场形容为地图，虽然这一比喻在今天看来是“自然的”，但至少在欧洲，这个比喻并不是一直如此清晰。在距离克劳塞维茨生活时代的数百年前，中国就已经使用高级形式的地图。公元3世纪，裴秀（224—271）就批评了早期地图在比例和距离上的误差，并研发出了一种表现地形高度的坐标格体系，运用制图的六项准则，细致地描绘了帝国疆域。自汉朝起，地图就开始用于军事（大约在公元160 年），而且附庸国必须提供其领土的详细地图，以此表示对帝国的臣服。相比之下，在公元1400年以前的欧洲，实际上还不存在地图，之前的地图只是简单地按顺序列出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必经的定居点的名称。但到了1600年，在战争、殖民侵略、土地所有权归属等诸多活动中，地图（现代意义上的地图）已经变得极其重要。但是直到18世纪，制图学（制作地图的工艺）才完全整合到西方军事计划和行动中。

为了让地图呈现出从空中俯瞰时的世界图像，最佳观测地点就是空中。早在1794年，法国将军让—巴普蒂斯特·儒尔当（Jean-Baptiste Jourdan）就利用气球获取敌军的活动信息，从而赢得了弗勒吕斯（Fleurus）战役。在美国内战期间（1861—1865），美军为这种气球配备了电话线，这一做法使得观测的信息可以迅速传到地面。随着此类手段的应用，地图对现代战争变得越来越重要，到美国内战临近尾声时，工兵部队每年可以向北方联军提供43,000幅地图。

在历史记载的政治手段中，绘图作为一种战争形式，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达到顶峰，这着实令人惊讶。在这次会议中，欧洲的统治者们拿出一张非洲地图，镇定地对它进行了瓜分。这块大陆被瓜分为殖民地，其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延续至今。这些统治者随心所欲制造的边界穿过了长期存在的国境线。二战后，在柏林会议中形成的殖民国家在争取独立时，冲突几乎就不可避免。从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开始，刚果和大湖地区（Great Lakes）的持久战就一直在延续，这场战争造成了约350万人死亡，这或许就是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例子了。柏林会议的各参会代表团认为自己只是在认领空地，而原住民们并没有土地所有权，因为这些原住民并没有使用这些土地。通过之前的奴隶贸易，人们对非洲有着极其详尽的了解，而此时欧洲人主动遗忘了这些知识。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非洲地图中，对非洲的主要城市、河流以及其他政治和自然特征都做了表述。而到19世纪末时，非洲被认为仅仅是一块“黑色大陆”，一个不为欧洲人所知的地方。

这种遗忘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些殖民宗主国使用罗马法中的“terra nullius”概念，意思是“空地”，将所有未被欧洲技术耕种过的土地指定为空地，这些空地可以由第一位（欧洲）获取者占有，占有的条件是获取者在取得土地后确实要试图耕种这块土地。这一土地归属权认定中包含了一种视而不见的行为模式。以亚马孙印第安人为例，他们不开垦土地，但在推动果树和坚果灌木的种植，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农业——这对欧洲殖民者来说是看不见的。因此，欧洲势力认为他们对于非洲的分割既合法又对当地居民有利，因为他们带来了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所说的“商业、基督教和文明”。他们将这些法律和看得见的扩张简明表述为“将光明带到了暗处”。在柏林会议结束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成为辽阔的刚果大地上唯一的统治者，他在那里的所有投资获得的利润都直接进入了他个人腰包，就连比利时人民都没有分到一分钱，利奥波德二世不只是重画了一张地图而已，而是赢得了一场战争。严格来说，柏林大会是一场以另类方式进行的战争，其目的是取得想要的政治结果。

一个多世纪后，尼日利亚裔英国艺术家印卡·修尼巴尔（Yinka Shonibare）在描述这一事件时，用了无头的人体模型来表现殖民者，好像是要问：“国家首脑在哪里？”

尽管这些人划分了嵌在桌子上的非洲地图，但这些“无头”的领导人不具备“视力”或者可视化的能力。这些人身上所穿的织物炫目多彩，十分引人注目。这种织物被称为荷兰蜡染印花布，常常被当作是“非洲”的代表性织物，但实际上这一产品蕴含深远的殖民史意义。布料上的主题和设计起初产生于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它被叫作蜡染印花（batik）。当荷兰成为印尼的宗主国后，荷兰人将这些设计带回国内并对它进行工业化生产。19世纪时，这些图案在西非变得非常流行，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与此同时，非洲的元素也被加入到设计中。因此，这些常常被当成“非洲”织物售卖的东西实际上是帝国时代三大洲相互影响的产物。修尼巴尔的装置艺术作品提醒我们注意殖民主义视觉化对于事实的歪曲，以及它对当地历史和传统的影响。修尼巴尔通过对蜡染印花的使用，向我们展示了殖民化并非是殖民者所想的那样——简单的划分和统治，而是全球历史的一个格局。

图30：修尼巴尔，《对非洲的掠夺》（The Scramble for Africa）

殖民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这场灾难中达到了顶点。在这场所谓的伟大战争中，空中照相机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空中视觉化。现在，信息可以用飞机来收集，飞机可以从敌人的战线上飞过并精准地观察其活动。从那时起，视觉化成为服务于军事领导层的一种技术，而不再只有领导者拥有视觉化的能力。大多数战场的照片是在大约3千米处用8英寸焦距拍摄而成，照片可以描绘大约一平方英里的范围。照片随后被贴上标签，写明拍摄于何时何地以及使用了什么设备，并且与已有的纸质地图进行关联。到1918年时，已经可以从5.5千米处拍摄照片，当照片放大后，可以显示泥地中的一个脚印。此时，个体对于战争的视觉化能力已经变得多余了。

随后，这些照片被用来制作战场地图。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1918—1939），美国军队发扬了这一信条：“行动时要绘制地图。”这一需要推动了纸质地图向所谓的“照片地图”转变。这种转变表明，原有的由人在地面评估的形式过渡到了空中摄影的视觉化形式。纸质绘图一天可以覆盖160公里的新范围。德国第六军在1940年进攻法国时，调用了精心准备的纸质地图、从空中摄影到战前旅游指南等所有可用资源，一天可以覆盖1,200公里。这种速度超乎寻常，迅速到匪夷所思，也使得德国的进攻完全出人意料。为了应对全新的战争速度，摄影作战地图出现了，它使用的是全新五镜头相机，能够提供9英寸底片。结合一些多倍投影测图仪，这些照片甚至可以生成三维地形图（见图31）。

即使在战场上，移动式货车每小时也可以制作数千张17×19英寸的照片，大小是标准10×8英寸艺术照的两倍。使用新相机在6—10千米处所拍摄的航空照片，其精细程度也令人吃惊。

以这张二战期间美国轰炸意大利的照片为例，它看起来像是后来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但它实在是太真实了。二战后，所有的战争都变成了空战，也就是说战争的结果往往是由制空权决定的。

图31：“多倍投影测图设备”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手段”，这一观点更为重要，因为这是视觉图像能够成为解决当下政治危机的关键所在。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更具有戏剧性了。在前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对新兴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发出警告的一年后，全球视觉技术将世界带到了核战的边缘。1956年，中情局引入了绝密的U2间谍飞机。U2飞机可以在2.1万米这一超高的高度上飞行，也就是说它的飞行高度可以到达大气层的上部区域。U2配备了一部高分辨率相机，这部相机灵敏度极高，在拍照时，飞行员甚至必须关掉引擎，进行滑翔。它甚至可以从太空边缘发现地面上76厘米长的物体。1962年10月14日，理查德·海泽少校（Richard S. Heyser）驾驶一架飞机拍摄了古巴的照片，照片显示有一处核导弹基地在做准备工作。

图32：轰炸前的航拍照片

虽然该照片的拍摄高度是二战时期航拍高度的三倍，但其精细程度远远超越了二战时期。这些经过详细标注的照片是具有绝对优势的视觉证据，也是说明拥有这些视觉证据意味着什么的经典范例。苏联没有否认该基地将被用于导弹发射，世界随即进入为期两周的紧张僵持阶段。虽然美国要求苏联撤走所有设备，但装载着武器的苏联船舶仍然驶向被美国海军封锁的古巴。电台广播对此事进行现场直播，一场冲突看似已经不可避免。而实际上，秘密谈判正在进行中，并最终达成了交易，交易条件是苏联撤走导弹，美国撤出其在土耳其的一部分导弹。对于听众来说，他们所看到的似乎是苏联舰船在最后一分钟掉头了。这一瞬间概括了整个冷战的特点。一方面，最先进的视觉技术改变了冲突的性质。另一方面，领导者们不顾人民的意见或感受，仍然在推行自己的战略。用美国国务卿迪安·拉斯克（Dean Rusk）的话来说，全世界人民看到的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已经“怒目相对，而突然有一个人眨巴了一下眼”。肯尼迪利用空中监视避免了战争，将导弹从古巴移除，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利益，看上去不愧为一个领导者。

图33：U2飞机航拍的古巴

图像战争

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了。美国发现自己拥有了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并且在视觉技术上的能力同样无可匹敌。9·11事件发生在冷战结束后的第十年，视觉文化学者米歇尔将9 · 11以后的这段时期称为“图像战争”时期（2011）。如果视觉化是19世纪将军们的任务，那么今天的图像则被频繁用作观念战争中的武器。克劳塞维茨会这样认为，图像的首要任务是完成政治目标，因为虽然它们不会像传统武器那样造成身体的伤害。但是它们会很快导致类似的痛苦。

“图像战争”的出现与全球社会向年轻的、城市的、网络化的社会过渡发生在同一时期，注意到这一点十分重要。虽然当拿破仑还是一名年轻军官时，他在巴黎向革命者开了枪，但他一直说自己的视觉化策略在城市、山地中没有作用。而这些区域却是当今世界暴动发生的区域。此外，城市，也是当下大部分人所生活的地方。虽然战场时代已经结束，战争的焦虑消失，但是另一种焦虑——在这个星球上，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暴动或恐怖主义的焦虑出现了。在数字时代，图像战争改变了传统的势力平衡。2014年，一个叫作伊斯兰国或者ISIS的组织录制的处决过程视频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奥巴马总统过去一直坚称ISIS是一支“二流”队伍，不值得美国关注，但这些骇人的场景促使他放弃了这种看法，并宣布扩大对该组织的斗争。当然，任何一个人所遭受的痛苦都足以让我们努力来阻止它，但这些视频使得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行动起来，这仍是引人注目的。

将2003年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将军在联合国就伊拉克战争所作的陈述与古巴导弹危机进行比较，是观察这种转变的一个有效方法。鲍威尔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有“可靠信息来源”的，首要的就是一组经过仔细标记的照片。1962年古巴事件的照片中仅显示了导弹拖车，而在伊拉克事件中，鲍威尔想让情况变得更复杂。他证明照片不仅表明了伊拉克制造化学武器这一事实，而且表明伊拉克费尽心机地想要隐藏这些化学武器。1962年的照片只是简单展示，而在2003年，两张图像被合并进一张注解详细的幻灯片中。

1962年的照片说明文字谨慎且仅仅是描述性的，而2003年，照片中的注释部分占据重要位置。微软的PowerPoint软件的设计就是用来进行这种简单对比的，而伊拉克事件使得这款软件第一次用于政治用途。

鲍威尔将普通的看与专业的视觉化区别开来，他告诉联合国：“我要向你们展示的照片对普通人来说有时难以理解，对我来说也是。照片分析这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由具备多年经验的专家来完成，他们在明亮的工作台前仔细查看数小时。”战场视觉化曾经是由将军本人来进行说明，而现在则由专业技术人员替他完成。现在，对于普通人甚至将军本人来说，这些解读都太难理解了，因此明亮的黄色标签为我们标示了论据。左边的照片给一座没有任何特征的建筑加上了“化学武器掩体”的标签。言外之意就是，联合国应该从安全装置以及用来防止核泄漏事故的净化车推断出它的功能。在右边的照片中，两座建筑被标上了“已净化掩体”的记号，意思是净化车和安全装置不见了。戏剧性的是，几辆属于联合国的汽车正在抵达当中，这暗示了派往伊拉克的武器检查员被这个骗局愚弄了。为什么这么做？鲍威尔相当明确：“只有一个答案：欺骗、隐藏、瞒过检查员。”在1962年的照片中，一辆清晰可见的拖车就在那里，而在2003年，鲍威尔的照片声称要展示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图34：鲍威尔在联合国作陈述所用的幻灯片

挪威检查员乔恩·希杰霍尔姆（Jorn Siljeholm）在2003年3月19日告诉美联社，标注为净化车的东西实际上是水槽车，但为时已晚。当天晚些时候，联军部队轰炸了巴格达，开始了第二次海湾战争。虽然有数百万人示威游行，反对这场战争，但时任总统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尖刻地评论说，他没有关注“焦点群体”。可见的证据胜过了对公众意见的考虑，因为它是专家分析的结果。后来人们才发现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图片被错误地注解了，但这是否出于善意仍然不得而知。

在布什的全球反恐战争新逻辑下，图像战争得到了强化。根据全球反恐逻辑，整个地球非友即敌。从空中对战场进行视觉化的工作如今扩展到了世界范围。冷战期间，世界被划分成两个区域，即苏联和西方。在这些区域的边界或者越南这样的争议地区，冲突时有发生。美国和苏联本土只有在转变为 “热战”时才会成为战区，比如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这两个地区就受到了战争的威胁。在这一期间，这种做法被称为“遏制”。9·11事件之后，整个世界都成为了可能爆发冲突的地区，只不过冲突形式是镇压暴动或者局部战争，而不是传统的战争，更不是全球核战争。

与“势力均衡”的冷战不一样，今天的敌对状态甚至不是以冲突形式出现。与所有的暴动一样，图像战争是一种“非对称”的战争，“非对称”战争的意思是虽然美国及其盟友具有绝对的武力优势，但仍会被卷入图像战争的交易当中，这种交易无法像正式的战争那样 “获胜”。另一方面，战争中各方的支持者都感觉自己完全正确，甚至不会承认对方有任何一件事是正确的，从这一角度来说这些战争也是非对称的。

图像战争也以类似的非对称方式展开。举例来说，9·11事件的策划者意图让这个袭击首先产生一个惊人的媒体图像，方法就是让第一架飞机吸引无数媒体，随后及时进行第二次攻击。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湾（Guantá namo Bay）设立监狱时，发布了被拘者的照片。他们穿着黄色连衣裤，戴着耳机和护目镜，既看不见也听不到。作为对美国发布照片的“回应”，自称“圣战分子”的人发布了处决西方人质的可怕视频，人质被迫穿上了类似的连衣裤。美国军队为了在发生核战时交换信息而创造了最初的互联网（阿巴特［Abbate］，1999），如今，它成了一种非对称媒介，这些可怕的视频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在这上面能看到残忍、令人发指的东西（Obscenity），这是一种不该被看见或不该登上舞台的东西。过去“Obscenity”这个词用以表示希腊悲剧中的暴力，这种暴力观众看不见，只能听到口头描述。在图像战争中，展示暴力对取得胜利非常重要。2014年，在记者詹姆斯·福利（James Foley）被伊斯兰国（或称ISIS）处决后，伦敦警察声称：“在英国观看、下载或传播极端主义资料可能会触犯恐怖主义相关法律。”在新闻记者对此进行报道后，政府方面却无法说出这一行为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然而英国当局对观看、下载及传播这一视频充满忧虑的原因非常明显：通过这样的媒介，英国年轻人正不断被吸引到“圣战”组织中，而警察想要打破这种关联性。

中情局称这种回弹为“反冲”，为了预先阻止它，美国开始了“震慑行动”中的轰炸，正式展开对伊拉克的入侵，这次战争也是图像战争时代的一个高潮。在1996年，一篇文章被提交到美国国防大学，这一报告主张美国应该寻求“通过施加震慑的方式，在对手与我们的战略政策进行斗争或做出回应时，影响对手的意志、观念和认识”。[4]2003年3月对伊拉克的大规模轰炸是该策略的第一次真正尝试，它希望降低敌人和国内反战人士的士气，以此来减少战争的时间和平民伤亡（米尔佐夫，2005）。正如9·11袭击一样，震慑行动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需要让那些未被直接袭击的人看到这个行动。

伊拉克的图像战争在国家层面极其成功，而对伊拉克全体人民来说却是不成功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政权立刻崩溃了。但与此同时，一场意想不到的暴动也在酝酿着，而它后来也展开了非对称图像战争。结果，我们看到了自己认为永远不会看到的事情，例如在费卢杰（Fallujah）的一座桥上悬挂烧焦了的尸体。如果你知道去哪儿看，或者愿意去看，网上就有反复出现的“战利品”照片。士兵们将未经处理的展示尸体的数码照片公布出来。还有一些暴动视频声称用简易爆炸装置和其他方式攻击联军部队。这些图片展示了可怕的暴力，但很快因为完全重复而变得几乎索然无味。

在2004年4月阿布格莱布（Abu Ghraid）监狱的照片泄露后，图像战争的残忍性被公之于众。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布所有照片，但是已公布的这些就足够令人震惊了。囚犯们被强迫进行同性性行为、裸露身体、拴着皮带爬行。他们被要求以“压力姿势”站立，手臂伸开，或者用手臂悬吊。然而随后的调查却认定，除了性惩罚外，其他大部分行为都是遵循了“标准操作程序”（古雷维奇［Gourevitch］和莫里斯［Morris］，2008）。照片风波是这场战争中可以看到的痛苦场景，而联军部队竭尽全力想消除此类证据。此外，那时候大部分西方媒体将这场战争描绘成一场“正义”的战争，联军是为了创造民主而驱逐一个暴力独裁的政府，而这些照片的突然出现破坏了这场“正义”战争的非对称性。即使忽略掉图像战争的政治背景，将这些照片仅仅看作是图像，它们也会令人极度不安。这是伊拉克战争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我的许多学生当时是孩子，在丑闻过去十年之后，他们不知道这些照片是什么，并说之前从未见过它们。

无人机的崛起

如果说阿布格莱布丑闻令人震惊的话，那么它也是一种看得见的证据，证明了图像战争没有取得根本性胜利。美国领导的联盟没有“震慑”到抵抗力量。不管原因是什么，虽然联盟部队增加了在伊拉克的兵力，但似乎无法阻止局势的恶化（2007—2008）。非对称战争很难取胜：没有首都可以攻克，没有地方升起旗帜。正如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看到的，相对较小的行动也会使冲突看起来仍在进行中。图像战争一旦被发动，就很难遏制，这已经得到了证明。一些事件制造了惊人的结果，而明显同一时刻的另一些事件却消失了。政治到底该如何推行，是用战争，还是其他手段？这一点已不再明确。最终的决定就是用其他形式发动战争。

战争又回到了空中，但是这一次有些许变化。如今，天空中无处不在的无人驾驶飞行器（UAV）或者无人机对战争行动进行了视觉化。“震慑行动”是想征服整个群体，而如今的目标则是看到一个对象，然后消灭它。最终目的是想让这些反抗团体丧失领导，从而消灭它。战场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只是监视区。这些监视区超出了正式的冲突地区，涉及到政府所担忧的重要领域，这些领域也被比喻为某种形式的战场，例如边境安全和毒品。无人机确实将政治斗争变成了其他形式的战争。政要们决定是否将特定的个人作为攻击目标，甚至会观看这个攻击过程。

2011年5月1日，从空中对暴动进行镇压的关键时刻到来了。这一天，美国特种部队实施了对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针对性暗杀。本·拉登的被杀标志着一项虽未宣布却很明确的转变，即镇压暴动的方式从全面打击转变为有针对性的暗杀政策，无论对象身在何处，一定要置之死地。

官方对于此次事件的影像记录显示，奥巴马总统和其他重要官员们貌似都在观看该行动的现场视频。但即使领导者们看到了发生的一切，奥巴马也拒绝公布暗杀本·拉登的任何照片，甚至在新闻报道之前，本·拉登的尸体已经在海上处理完毕了。用拒绝公布本·拉登照片的方式，奥巴马实际上做出了一项声明，即非对称的“图像战争”结束了。公布本·拉登死亡的照片或视频来表现“胜利”将会得不偿失，因为它们会被基地组织用作宣传。

图35：奥巴马观看针对本·拉登的突袭

这次特别处决行动为随后的无人机战争设定了一种方法。无人机实际上是飞行摄影机，通常还装备着导弹。掠夺者无人机（见图36）携带着一枚“地狱火”导弹，导弹配备一颗9千克重的高爆弹头。操作者坐在数千英里外的空军基地的一辆拖车里，使用与游戏玩家类似的操纵杆来驾驶这些机器。无人机能去任何地方，但是它们发回的视频反馈与间谍飞机拍摄的照片相比，其精确性和细致性要差得多。由于缺乏纵深，这些模糊的平面图像变得很难解读。操作者称他们杀人就像“虫子啪嗒”一样，即昆虫的尸体撞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样子。根据泄露出来的文字记录，分析师们曾就某样东西是否是武器展开了争论。一张通过U2飞机拍摄的照片看起来非常清楚，但是等照片处理完毕后，照片中拿着武器的人可能已经消失了。而现在，在判定暴乱分子使用武器之前，就可以选择射杀他们。

图36：MQ-1掠夺者无人机

2012年5月，白宫向《纽约时报》透露，奥巴马总统每周要对情报机构“杀死还是生擒”的名单进行一次裁决。如果你的名字在这份名单上，情报机构将会用无人机袭击或其他方式来杀死你，并且他们会坚称这种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甚至美国公民也已被作为袭击目标。这是最高权力的经典运用之一。国王们所拥有的最古老权力之一就是“droit de glaive”，字面意思是“剑的权力”，指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随着时间推移，陪审团和其他机构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种权力，但数字技术的到来突然间恢复了这种权力。虽然总司令必须要有国会授权才能开战（至少理论上如此），但这些杀戮是由行政部门单独决定的。此处的政治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最终目的不再是赢得战争，而是获得足够的政治利益，尤其是还要在国内证明行动的正当性。视觉化战争目前的方式是在本土操纵无人机发射导弹，且这些行动的最高决策也是来自于遥远的国内，如果用上述的方式来看的话，这些或许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让将军离开战场的同时使冲突视觉化的可能性提高，这段漫长的历史（确实）此时达到了新的高峰。

无人机现在已经普及到全世界了。2013年初，美国对马里（Mali）、乍得（Chad）、苏丹（Sudan）和其他地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顾虑有所增加，于是就在尼日尔，这一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建立了一座无人机基地。军队正在研发一种新型的微型飞行器（MAV），尺寸只有15英寸或者更小。

图37所示的这种微型飞行器，体型稍大，用于进行更大范围的侦察。今天，只需一架无人飞行器的成本，就可以部署数千个这样的装置。现在，无人机数量激增，运用范围也从观测战场等军事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其中最有效的就是作为监控平台使用。2013年，亚马逊公司甚至声称，不久之后他们的包裹将使用无人机进行投递。联邦航空管理局计划最早在2015年将这些无人机纳入到联邦管理的空域中。全世界的警察部门都渴望使用小型无人机，就像激进组织希望使用它们来监控警察一样。无人机的运用已经从美国镇压暴动的活跃区域，如对阿富汗、伊拉克和也门等地区，扩展到对美墨边境、中美洲的贩毒集团以及近期西北非的叛乱活动实施空中监控。

然而，结果有时也不尽如人意。2010年维基解密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在2007年，当地一名路透社记者的相机被误认为武器，随后该记者被一架直升机杀死。虽然无人机驾驶员们并不决定是否开火，但似乎电子游戏中“开枪第一”的策略占了上风。根据《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的统计，2012年在巴基斯坦被无人机杀死的607人中，只有两人是在“最高通缉”名单上的，并且只有2%是塔利班或基地组织领导人。[5]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政府越来越抗拒与美国军方的合作，这不足为奇，只要想一想这一合作造成的严重的平民伤亡。由于缺乏官方数据，我们很难确定无人机造成了多少伤亡。据哥伦比亚法学院（Columbia Law School）的报告估计，仅在巴基斯坦，2011年无人机杀死的人就在456到661人之间，其中平民数量在72到155人之间（哥伦比亚法学院，2012）。

图37：“黑色大黄蜂纳米”（BlackHornetNano）微型无人侦察机

按照工业化战争的标准来看，这些只是很小的数字，与世界大战或反殖民冲突中数百万的死亡人数相比，这些数字显得毫不起眼。然而，人们对于这个过程的精确性却有着某种特别的恐惧。被无人机发现就意味着被下达了潜在的死亡判决。记者史蒂夫·考尔（Steve Coll）援引北瓦济里斯坦特区（North Wazieistan）一位酋长贾拉勒（Malik Jalal）2014年说的话：“无人机杀死的人或许很少，恐吓住的人却有许许多多。”[6]而且，正如英国艺术家詹姆斯·布莱德尔（James Bridle）所说，无人机“表现出了很多的网络特质。如远距离观察，远距离行动，其本身不可见等”。[7]换句话说，很容易令我们想象到自己被无人机瞄准了，因为我们生活在网络中，网络使这些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影视中很受欢迎的僵尸主题如今似乎有了新的版本，这些“死的”网络好像僵尸一般活了过来，并且在注视着我们。全世界的公民都觉得自己处在越来越多的监视之中，而被无人机监控将有可能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面临的未来。

在业余爱好者和商业领域之中，小型无人机已经被广泛使用。无人机使用的数码部件与iPhone类似：一个处理器、电池、GPS和一个摄像头，人们设想用这些部件完成与现在的轻型航空器和直升机一样的工作，只不过成本要低得多。这意味着可以对电力线路或农田进行监控，寻找迷路的徒步旅行者，或者喷洒农药。雏形机的销售很旺。它就像是我们的电话有了生命，飞上天空，并开始注视我们。

无人机成了新时代全球视觉文化的缩影。它们与致命的导弹相连，通过无数难以分析的低质量图像创造了一种空中视野。它是一种联网设备，可以部署在全球各地。随着全新微型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无人驾驶飞行器的未来将寄托在城市中，因为城市是传统军队很难发挥作用的区域。为了理解新生的无人机世界，我们必须前往它存在的地方：网络和城市。

注释：

[1] von Clausewitz [1832] 2006,p. 54.

[2] von Clausewitz [1832] 2006,p. 38.

[3] von Clausewitz [1832] 2006,p. 9. The translation given here is ‘War is only a continuation of state policy by other means’.

[4] Harlan K. Ullman and James P. Wade,Shock and Awe: 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1996）,available at http://archive.org/stream/shockandaweachie07259gut/skawe10.txt

[5] Harper’s 2013,http://www.harpers.org/harpers-index/?s=drones

[6] Coll 2014,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11/24/ unblinking-stare

[7] Blum 2013,www.vanityfair.com/culture/2013/06/ new-aesthetic-j ames-bridle-drones

第四章

屏幕上的世界

1895年，有一对兄弟在巴黎这个躁动的现代城市筹备了一场全新的娱乐活动。奥古斯特·卢米埃尔（Auguste Lumiè re）和路易斯·卢米埃尔（Louis Lumiè re）租下了大咖啡馆楼下的台球厅，来展示他们的新版活动图片。很多娱乐活动都曾试图创造影像运动的假象。1888年，法国摄影师路易斯·艾梅·普林斯（Louis Aim é Le Prince）第一个想到用照片裁剪并将之连成长条，然后用投射光穿过剪接后的照片来制作了电影。

在感受到一幅图像后，人的眼睛会对图像做短暂的保留，这一现象叫作视觉暂留。如果在一秒钟内展示的数量超过了12幅，那么图像运动的假象就出现了。爱迪生每秒钟展示了48幅，这使他的设备发出了噪音。卢米埃尔兄弟选择了每秒16—20幅，并且改装了一台缝纫机的机械构造，让画幅的过渡显得更加平滑。现在，我们将这些放映视为现代电影的开端之一。从1895年开始，我们在屏幕上通过活动图的形式观看这个世界。我们在影视以及今天的数字网络中看到的世界，反过来又塑造并指挥着现实世界。二者的差别在于，过去我们必须去特定的地方看屏幕，而如今，屏幕如影随行。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思考两个重要的网络形态，它们创造了两个可以看见的不同世界。第一个是铁路网络，它使1840年以来的工业革命得以实现，并与电影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视觉世界形式。另一个是今天的互联网，它所创造的分布式网络正在制造另一个世界，而我们可以通过小像素屏幕观看这个世界。我们已经知道了铁路的发展是怎样改变这个世界的，但对于便携式屏幕文化所带来的冲击，我们的体验和理解才刚刚开始。

火车上的风景

在众多记载中，都将《火车抵达拉西约塔》（The Arrival of a Train at La Ciotat）作为卢米埃尔兄弟的第一部电影。他们在1896年以前从未拍摄过火车，而如今我们熟悉的这部50秒钟的电影拍摄于1897年。

实际上，他们第一次尝试拍摄电影是在1895年12月28日。这部电影名为《工人离开里昂卢米埃尔工厂》（Workers Leaving the Factory），所展现的场景就是这部电影的名称。

在影片中，我们所看到的妇女们都在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中工作。这家生产照相底版的工厂经营得非常成功，这也使得他俩有时间和财力来试验其他的项目。如果我们将卢米埃尔的这两部著名电影放到一起，就能看到工厂和铁路所创造的工业时代是如何制造了一种我们观看这个时代的世界的新方式——活动图片。

图38：卢米埃尔兄弟，《火车抵达拉西约塔》截图

图39：卢米埃尔兄弟，《工人离开里昂卢米埃尔工厂》截图

这些简短的电影是用一个连续镜头来拍摄的，展现了一个行为过程的瞬间。工人们多数是女性，她们在下班时间离开工厂，并从镜头旁经过。关于《火车抵达拉西约塔》这部影片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在这部影片第一次放映时，观众们被火车朝他们驶来的景象吓得逃出了房间。电影史学家已经证实了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因为这部电影并没有上映过（罗伊珀丁格［Loiperdinger］和埃尔策［Elzer］，2004）。在这些史无前例的活动图片中所出现的主体故意忽视了自己正在被拍摄的事实，这一点着实令人惊讶。毫无疑问，是卢米埃尔兄弟要求员工们这么做的，他们还在妇女中安排了一些视觉意外：首先是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然后是一辆马车。《火车抵达拉西约塔》也同样在影片中刻意安排了几个家庭成员。

选择工厂和火车站拍摄电影表面上是很简单的行为，但它标志着几种现代主义重要力量的汇聚。当时的许多作家都将1847—1857年，即铁路扩张的这十年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与美洲激烈碰撞的时代相提并论。换句话说，铁路网络是可以创造新世界的，就像今天的金融全球化和计算机网络一样，它们的组合创造了一个一周7天、一天24小时不间断升级与更新的世界。铁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世界经济，这种经济制造了属于自己的时空，导致了运动影像的发明。别忘了，最初的运动影像就是人们透过火车窗户看到的图像。（西维尔布什［Schivelbusch］，1987）。

在铁路时代开始时，政治哲学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用铁路技术来比喻一种世界观（1977［1859］）。一位19世纪中期的欧洲人将铁路用在比喻中，这毫不稀奇，就像我们今天听到某人将头脑比作计算机一样。在这句后来变得很有影响力的话中，马克思称人类社会和意识形态为上层建筑，这些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工厂、采矿和其他生产形式的经济基础之上。这一比喻直接来源于铁路。基础的意思是铁轨和相关系统，而上层建筑就是火车。简而言之，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想就是一列奔跑在经济轨道上的火车。

火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创造了属于它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现代时区如今仍被沿用，其建立之初就是为了制定精确的铁路时刻表。在那之前，各个地方的地区时间都是独立的。英国铁路采用伦敦时间作为标准。到1855年，该国大部分时钟都采用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不过在1880年以前，法律界仍继续使用当地时间。美国也遵循了类似的方式。1883年，美国铁路公司创造了标准化的时区，并在1918年得到了国会的法律认可。在这之前，时间一直是非常地域化的，它会在任意地点突然改变，但时至今日，统一的时间标准已经使用了很久。换一种方式来说，火车出现之前，时间是在刻度盘上用指针表示的，意思就是各地会根据它们与太阳的位置关系对时间进行有规律的校准。而火车出现之后，时间变成是用数字显示的，也就是说它是以小时为单位的数字间的任意转换（就像计算机中的1或0）。

对于新的工业劳动力来说，工厂使这种改变成为现实。在工业化的初期，只要工人们愿意，他们能在工作日出去闲逛，或者累了就打个盹（汤普森［Thompson］，1991）。他们将农业时代的生活习惯带入到工业实践中。但人们很快就感觉“工作日”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工作日的时间应该尽量用于工作。雇主和员工们不时发生斗争，试图延长或缩短工作时间。再进一步，铁路网络的存在使得人们可以在城市中心工作，而在城市中心以外生活。到1910年，法国人中有三分之一持有火车月票，每天在城市中心里外穿梭。一个世纪之后，法国仍然是欧洲铁路运输的佼佼者，每年达到880亿人公里之多[1]。

在卢米埃尔兄弟所拍摄的两部影片中，其场景均对强加给时空的抽象秩序进行了描绘。火车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到达，和时间表中规定的时间一样，而遍布全国的轨道网络使这成为可能。乘客们等待火车减速，而后开门，而那些等待上车的人向后退去，让他们下车。我们的身体适应了机器的节奏和需求。在工厂的那个场景中，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大门打开，平静的工人们秩序井然地快步回家，这一象征性的景象完全是用一种视觉的方式表现工作纪律取得的胜利。

在拍摄推拉镜头时，火车和电影交织在了一起。在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中，移动的感觉来自于火车或人们的离开，而摄影机本身是静止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导演们开始将摄影机装在有轮子的推车上，这就是所谓的“移动摄影车”。移动摄影车沿着一组轨道移动，而这正是模仿了铁轨。如果电影中的场景是在火车上看到的景象，那么拍摄就在轨道上完成。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活动图片已不再是个新奇的事物了，因此观众开始减少。一些经营者让观众坐在类似于火车车厢的空间中，将图像投射到窗户上。火车变成了电影院和充满现代奇观的场所。

苏联先锋电影导演济加·韦尔托夫（Dziga Vertov）想要将摄影机从人眼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他提供了一种肉眼无法实现的观看方式。这种想法是从火车开始的：

我正从火车站返回。我的耳中还有火车驶离时的突突声和蒸汽的爆发声。有伴着笑的叫喊声、口哨声、车站钟声、隆隆的火车头……窃窃私语、呼喊、道别。我边走边想，要找到一台机器，不仅能够描绘这些声音，而且可以在仪器上显示和拍摄这些声音。……将视觉世界而非听觉世界组织起来？这就是答案吗？[2]

于是，维尔托夫开始将摄影机设想成一种新形式的整体感官系统，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视觉。这也是他1919年的著名双关语宣言的意义：“我是一只眼睛。我是一只机械的眼睛。我是一台机器，我正向你展示一个世界，它的喜好只有我能看见。”[3]

宣传火车将艺术带到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区，通过它，韦尔托夫和其他艺术家一起将电影带给苏联人民。电影直接从火车上向农村观众放映。在这样的时刻，火车、视觉文化和现代理想相互作用，产生了观看这个世界的新方式。火车造就了那些可见的世界：生活的世界、工作的世界以及想象自己置身其中的世界。

封闭的世界

在冷战时代（1945—1990），大卫·里恩（David Lean）导演的《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1945）、德尔默·戴夫斯（Delma Daves）导演的《决斗尤玛镇》（3.10 to Yuma，1957）或查尔斯·戴维（Charles David）导演的《火车上的小姐》（Lady on a Train，1945）这样的经典电影都以火车作为活动的中心场所。在这里，展开了爱与谋杀。电影由从火车上所看见的图像转变为场景就设定在火车上。历史学家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由冷战想到了一个所谓的“封闭的世界”，而这些电影就是对这个“封闭的世界”的隐喻性描述，“在这个世界里，每一起事件都被解读为一场超级大国之间争斗的一部分”（1996）。有一种夸张的观点：地球生活中的每个方面都可以被监视和控制，爱德华兹强调，在实现这个目标时，“隐喻、技术和虚构作品”与武器系统和计算机一样重要。电影使用火车作为封闭的世界的一个重要比喻，使这样的世界变得可信。

1951年，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在他的经典作品《火车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中将这些主题放到了一起。在引人注目的开场片段中，我们以摄影机的方式在观看，或者更准确点说，我们好像就变成了摄影机。镜头追踪两个男人到了火车站。我们只看到他们的鞋子，就足以辨识出其中一个人有点花花公子的样子，因为他穿着黑白双色调的鞋子，而另一个人穿的则是那个时候的标准黑皮鞋，并且携带网球拍。随后我们的视角似乎切换到了火车的视角。

摄影机仿佛是火车一样，那样看着，而轨道填满了屏幕。此处的火车表现得像是摄影机所用的移动摄影车，因此“我是一台摄影机”也变成了“我是一列火车”。火车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必须沿着设定好的轨道前进。就在那时，它变换了我们所注视的那条轨道，这表明我们不能自由观看，而是被设定在特定的路径上。停。我们知道了之前看到的正在进站的两个男人的身份，因为他们都登上了“我们的”火车并坐在一起。花花公子布鲁诺·安东尼（Bruno Antony）（罗伯特·沃克［RobertWalker］饰）认出了网球运动员盖伊·海因斯（Guy Haines）（法利·格兰杰［Farley Granger］饰），并就自己渴望“做些事情”这个话题与对方进行了一场对话。

图40：希区柯克，《火车怪客》截图

午餐过后，在火车隔间里，布鲁诺向盖伊展示了自己完美的谋杀理论。两个人在火车上相遇，都想杀死自己生活中的一个人。布鲁诺恨自己的父亲，而盖伊想要摆脱妻子，以便另娶。因此，如果双方都为对方实施谋杀，就无法将他们与罪行联系起来。就在布鲁诺开始概述自己的计划时，希区柯克改变了镜头的视角。在该时点之前，镜头一直在追踪每个说话者，用一种叫作交替拍摄的标准方式来回切换。而新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场景。

我们看到，布鲁诺处在右边。模糊的线条是正从窗外经过的一根电线杆留下的，放在这里是为了让观众相信自己真的在目睹火车上的景象。剪切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观看电影，所有的运动影像都是由远而近，就像以火车的视角来观看一样。现在重要的是在封闭的火车世界里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我们从中能看到什么。封闭的世界成为了第一章所讨论的“男性凝视”的首选环境。男性角色推动了情节发展，但是他们也只能在所提供的有限的选择中推动。

图41：《火车怪客》截图

跳转到1967年，另一幕火车场景出现在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导演的前卫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中。这里面的跳跃剪辑跨越了时空。跳跃剪辑曾经被认为是非常大胆的，因为观众也许无法跟上它的变化，而现在它是《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这类电视剧中的标准手法，在这部剧集中，标志性的“嗒嗒”声伴随着这种剪辑。《中国姑娘》是一部极其风格化的影片，常常很难看懂。然而在这部电影的中间部分，年轻的毛主义激进分子维罗妮卡（V é ronique）（安妮·维亚泽姆斯基［Anne Wiazemsky］饰）和影片中扮演自己的激进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之间产生了戏剧性的交流。戈达尔将演员们安排在火车窗户的两边，自始至终都是这个视角，这再次提醒我们，运动影像就是通过摄影机在火车上看到的景象。幕间标题拼出了法文“en train de”，意思是在某物之间。这句双关语想表明火车是一个在某物之间的空间，在技术基础（轨道），观念的上层建筑（车厢空间）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活动这三者之间。这个空间对于电影本身来说是一种视觉韵律。当我们en train de时，就处在由电影与铁路网络叠加所创造的封闭世界中。

图42：让—吕克·戈达尔，《中国姑娘》截图

在戈达尔影片的场景中，维罗妮卡描述了她希望用一次毛主义行动来关闭大学，驱使学生们进入真实的世界冲突之中。起初让松很感兴趣，并讲述了他自己的文化行动计划。之后他问维罗妮卡是如何计划的，而维罗妮卡打算采取暴力行动——正如让松所说，实际上就是恐怖主义。

让松将她的提议与自己参加过的阿尔及利亚革命做了比较。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是受全体人民支持的，而不只是小群体。让松在讨论中占据了上风，就在这时，维罗妮卡指出自己仍是一个学生，因而被压迫着，而他并没有，从而扭转了形势。让松认可了这一点，但是显然不认为她会成功。维罗妮卡强调年轻人的新权利，以及超越封闭世界限制的可能性，尽管她的方法天真，但她在讨论中占了上风。一年后，即1968年，学生暴动似乎证明了她的方法的正确性。

现在，我们在西方电影中看到火车的次数要比过去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对于火车依赖减少了，尤其在美国，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火车的文化意义改变了，进而导致其与电影的共鸣减少。对于许多乘客来说，火车只是一个连接城郊的工具，而不再是先进的现代性化身。在如今的电影中，火车反复出现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它将数百万人运往导致他们死亡的集中营。正如马拉松式的纪录片《浩劫》（Shoah）（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导演，1985）中指明的，如果没有细致周密的火车服务，大屠杀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这部九个半小时的电影没有使用档案或虚构的画面。它只展现了幸存者、目击者和加害者的叙述以及今天对历史遗址的拍摄。电影中最有力的瞬间出现在第四十三分钟。

一些目击者讲到波兰城镇中的犹太人消失了，之后画面切换到了图43的场景。镜头推向位于比克瑙（Birkenau）死亡集中营入口的遗址。此时没有音乐或评论侵入。我们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感受到了镜头与火车的重合。这是“移动摄影”或者推拉镜头的极致用法，它令我们突然跳入了现代性所带来的最可怕的灾难深渊之中。它将我们从一个观看纪录片的安全场所带到了身处奥斯维辛（Auschwitz）-比克瑙集中营的可怕想象之中，这是一种与那些被驱逐之人的视角重叠的视角。我们看到轨道上以及空旷的四周生长着野草，因此很明显这是一种错觉，但它给人的印象很深刻。

图43：克劳德·朗兹曼，电影《浩劫》截图

1985年，波兰仍然是华沙公约组织的成员，处在所谓的铁幕后面。相对而言，很少有人能去那里参观集中营，而集中营的图像也远没有今天这般常见。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图像就足够震惊了，更不用说亲自到那里去了。可能在忙碌的日子里，这种联想不会跃入火车旅行者的脑海中，但是对电影拍摄者来说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三十年来大屠杀电影不断上映，从《苏菲的抉择》（Sophie’s Choice，1982）到《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1993）、《生死朗读》（The Reader，2008）等等。每部电影中，火车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曾经，火车是进步的标志，而现在它与欧洲现代暴力之间的联系更为明显。

中国有1.5亿农民工，全球数字经济依赖他们来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商品，而他们前往经济发达地区的工厂以及回家也是搭乘火车。据报道，在2014年春节期间，按照中国传统回家过年的火车旅客流量达到36亿人次，这（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大部分的电脑、手机和平板电脑是由这些工人生产的，而西方人利用这些工具，可以轻描淡写地终结现实的世界和火车时代。考虑到火车旅行在亚洲的巨大作用，它继续出现在亚洲电影中就不足为奇了。东亚的火车非常先进，中国和日本的磁悬浮子弹头列车可以达到430公里的时速，超过了美国的所有同等设备。在香港导演王家卫令人回味的现代风格电影《2046》（2004）中，高科技的火车扮演了重要角色。这部电影受到了希区柯克和戈达尔的影响，将西方黑色电影和前卫风格引入了中国的封闭世界。好像是希区柯克电影中的情节一样，男主角周慕云（梁朝伟饰）常常通过墙洞窥视女性。

同时，这部电影在视觉上仿效了戈达尔的风格，而在对话上延续了王家卫一直以来的习惯，寥寥数语却极度神秘：“去2046的乘客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找回失去的记忆。因为在2046，一切事物永不改变。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因为从来没有人回来过。”火车去了2046，不管那是个什么地方，或者也许火车就是2046。影片中，在1966年的香港的场景里，2046是周慕云所住酒店的房间号。2046年也就是这块英国殖民地正式回归的50年后，也是中国可以改变香港社会组织方式的时间。此时离2046年还有几十年。这列火车是封闭的“交通工具”，而通过它，这些意义层面联系到了一起，并且这列火车也是记忆发生或恢复的地方。这些风格化的联系描绘了这个仅存的、封闭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后世，这是一种介于生死之间、将死不死的状态。

全球村

说来也怪，冷战世界的封闭结果之一就是产生了全球村这个概念，它是由大众媒体创造的。在一个村庄里，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的事情，因此全球村应该是一个终极的封闭世界。“Television”（电视）的字面意思是“远处的美景”，它率先为全球性的屏幕视觉文化创造了可能性，今天的数字网络又将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电视空间在概念上起初就是指演播室，就像一个剧场那样被使用。实况转播和卫星传送打破了屏幕上的世界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之间的界限。第一次现场直播是在1951年，与《火车怪客》同一年。1951年11月18日，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在他的现场秀《现在请看》（See It Now）中使用了多画面技术，来同时展示布鲁克林大桥和旧金山海湾大桥。现在屏幕上可以看到的东西已经明显超越了人眼视觉的能力，它克服了时间和距离的限制，将不同空间置于同一个画面中。

对于冷战双方而言，如果要打破对于人类活动的限制，空间似乎就像《星际迷航》（Star Trek）中所说的“终极边界”。苏联人造卫星在1957年首次进入轨道，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美国感受到了在技术上被超越的危险，继而在太空方面投入巨资。1960年，一颗原型通讯卫星发射升空，之后在1962年，“电星”系列（Telstar）通信卫星这一跨国性的项目发射成功。虽然卫星主要用于军事，但对日常生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今在国内和国际电视上可以实时呈现正在发生的事件。1963年11月，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被暗杀事件，随后杰克·鲁比（Jack Ruby）谋杀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事件以及肯尼迪的葬礼是第一批影响美国国内公众舆论的“现场”媒体事件。

从暗杀到葬礼的这四天里，有1.66亿人观看了电视报道。所有的常规节目都取消了，没有广告播放，全部三个广播电视网（那时候就是如此）不间断地播报新闻。电视将肯尼迪的职业生涯场景和他的死亡场景进行了剪辑，将肯尼迪的传奇定格在人们的脑海里，并创造了瞬间的代表形象，例如年幼的小肯尼迪向父亲的灵柩敬礼。肯尼迪与奥斯瓦尔德的死使人们第一次在现场直播中看到杀人罪行。看到奥斯瓦尔德在近距离被枪击的同时也看到了凶手，这一幕尤其令人触目惊心。在这段时间里，在有电视的家庭中，平均每户观看电视的时长为32小时，也就是说电视机每天要打开8小时之久。这在当时是一个特例，但很快就变成了正常现象。

全世界的观众都在通过同样的广播电视画面，看着同一个的事件，并对这些事件形成了共同观点，这似乎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方向。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称这种集体观看为“地球村”。他认为“我们时代的整体电场文化”为他所说的“部落社会”重新创造了条件（1962）。因为如今的数码将我们的感官延伸，整个世界的空间被缩小到如同一个村庄。在《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1964）一书中，麦克卢汉宣称：实际上，世界正在进行内向爆炸。他认为，电视正将他自己所说的现代“视觉文化”改造成一种全新的“听觉—触觉”形式。在麦克卢汉看来，电视是一个“冷”媒，需要观众做很多工作来重建和扩展这些消息，它与电影这样的“热”媒不一样。简而言之，用他的一句著名的话来解释就是“媒介即讯息”。重要的是媒介的工作方式，而不是它们所做的事情。这种对于形式的强调并不是说媒介不重要。相反，麦克卢汉坚持认为“如果不了解媒介的工作就像环境一样的话，是不可能理解社会和文化的变化的”。[4]麦克卢汉认为不同的媒介形式创造了不同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本章是在追随他的观点。

回想起来，全球村的存在时期非常短暂。它从肯尼迪的遇害持续到2001年的9·11袭击。在这期间，全球电视观众观看到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例如第一次登月（1969），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的婚礼（1981），柏林墙的倒塌（1989）及9·11袭击（2001）。在仅仅50年的历程中，尽管我们对它是如何工作的知之甚少，但这一改变世界的创造变成了可供亿万人使用的普通技术。后来人们都能回忆起当肯尼迪遇刺或9·11袭击发生时所收看的电视广播。今天，通过Facebook、Reddit、推特和其他一些应用软件发布的新闻与通过电视发布的一样多。

媒介不再像重视内容一样重视形式。除了印刷版外，一本书的获得形式还可以是Kindle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或者布莱叶盲文。广播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小范围播放”，围绕内容进行编排，而不是形式。广播是一种大众媒介，观众对于内容的选择非常有限，但是接收非常普遍，而且通常是免费的或者只收很少的费用。小范围播放会按照内容偏好进行分组，例如专门播放特定体育项目、独立电影、家庭装饰等频道，它所针对的是特定的观众群。观众数量也许很大，但是偏好相似。小范围播放通常需要付费，常常还很贵。如今，真正的大众化媒体事件容易集中在仪式化的事件中，例如超级碗、世界杯或者奥斯卡，这些活动的内容无法提前全部知晓，但变数不大。

在英语文化圈外，全球村的单一视点似乎完全没有说服力。1950年，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Rashomon）引起了轰动，这部电影获得了195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及很多其他奖项。这部电影展示了同一个事件的四个不同版本，这个事件中包含了一起强奸和一次谋杀。起初，故事看起来像是一场野蛮的犯罪，但随着几种不同版本的描述出现，事件变得大相径庭。虽然电影“解答”了这个秘密，但如今的全球媒介也存在类似情况：无论这是否是媒介自身的选择，我们所看到的版本都没有尽可能地去展现事情的全部。所有使用社交网络的人都选择了一组让自己称心如意的媒体资源，媒介学者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称这个过程为“预先调解”（2010）。我们都生活在各自版本的罗生门中。亚马逊网站会基于你已经购买的东西，试着向你推荐其他商品，尽管常常推荐的就是同一位作者的另一本书而已。Facebook将我们引向它所认为的、与我们最契合的那些“朋友”，这些朋友都是通过它的计算得出的，它甚至在2014年发布了Paper App，用来制作根据用户兴趣预先定制的“报纸”。单一媒体叙述的终结常令媒体哀叹。像美国的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和英国的理查德·丁布尔比（Richard Dimbleby）这样的播音员被推举为一个逝去的时代里的名人，在那个时代里，我们都观看同样的屏幕内容。

屏幕上的总噪音

2013年，市场研究报告估计，美国人平均上网的时间大于看电视的时间。[5]上网时间为一天5小时，而看电视为一天4.5小时。这些时间会有一些重叠，因为人们会同时开着电视和联网的电脑。加上越来越多人花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时间，还有偶尔去电影院的时间，总之，我们许多人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看屏幕上。这不仅发生在西方。2014中国春节，有7.5亿人观看了一场长达5小时的电视盛宴。中国现在每天有4.5亿人观看网络视频，他们每个月观看的内容时长约为57亿小时。[6]无论好坏，我们不只是在屏幕上看世界，我们也是用屏幕看我们的生活。

这些屏幕依靠两张重叠的实体电缆网络运行，一张传输电力，另一张传送信息。英语中电力网络常常被称作“网格”（grid），这表明了它是一种均匀分配的服务。在美国，为了提供电力，对景观进行重要的改变是必需的。河流被堤坝拦截，从而产生水力发电，早在1920年，40%的美国电力就是由水力产生的。政府设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这样的新机构，来监管堤坝和国家输电线路网。对于这些景观上的改变，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称它们为“看不见的城市”，如果没有这个网络，城市就无法存在，但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这个网络大部分是看不见的（1961）。

同样，多亏这些自冷战结束后就开始铺设的光纤电缆网，它们使得在世界任何地方接入互联网成为可能。[7]光缆用光传送信息，而不是用电线传送电信号。它可以传送的信息量远多于电线，而且传输过程中丢失的信息远少于电线。用光传送信息的电缆网络使得全球视觉文化成为可能，这一理念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对称性。在1991年，因特网仍然依赖阿帕网，而阿帕网是一条军用网络，用于在核战争时传送信息。今天至少有25万千米长的光缆连接着这个世界。其中一条叫作FLAG，即环球光纤链路（Fiber-Optic Link）。它从英国铺设到日本，长达28,000千米，但只有一英寸粗。在海底电缆地图网站上你可以看到，这些电缆横跨海洋且环绕大陆，但不从陆地上穿越。[8]在光缆上岸的登陆点，电信公司和电缆网络公司建设了通向消费者和企业的通信线路。所有这些地点是重点的安保设置，因为全球有95%的网络流量使用的是这些电缆。

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和计算机这些无处不在的屏幕，分布式网络传送的信息变得可见了。火车只提供确定的旅行时间和目的地，与此相同，电影业只在特定的场所放映指定的电影：电影院或者电视复播。今天的屏幕上充满了应用软件、通知消息、下载、更新和其他提示，例如时间、信号和电池电量。在广播电视的时代，看不到画面的电视机会被说成在显示“白噪音”，这是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85年的一部经典小说的书名。“X一代”小说家戴维·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模仿德里罗，将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形容为总噪音（Total Noise）：“可以获得的事实、背景和观点像海啸一般。”[9]华莱士意识到，由于总是有太多的内容和背景可用，因此我们总感觉自己永远无法知道哪些是我们应该知道的。这样的海啸无时无刻不在冲击我们的屏幕。

通过一台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这句话在字面意义上是，使用谷歌地球这种已经绘制了整个地球的程序，可以看到整个世界，而在比喻意义上，由于几次点击就可以获得不断更新的无限量信息，也可以说是看到了整个世界。我们如今所看的屏幕离我们很近并且信息量极大，看起来似乎是私人的，而非公共的。军事卫星使得现场直播和全球村成为可能，而第一批看到这种屏幕的人是空军战斗机飞行员。

20世纪80年代，供战斗机使用的头盔显示器研发出来，它从一开始的提供基本数据的功能发展到当前可以进行目视射击。飞行员真正做到了可以不用管飞机的方位，就用眼睛选择目标并向它开火。2004年推出的欧洲台风战斗机，其网站上写道：

头部设备总成（HEA）包含机组人员头盔，以及在头盔面罩上展示真实世界覆盖图所需的所有子系统要素。飞机系统提供目标和飞行信息，头部设备总成能将这些信息与内置的夜视增强型外部世界图像结合起来，并将它们一起投射到头盔显示面罩上，而通过高速头盔追踪系统，这些图像可以精确覆盖在机组人员的外部世界视野中。[10]

随着飞行员头盔显示器的出现，人与机器的综合一体化成为现实。飞行员在一个直观的信息场中飞行，而这个信息场是由他驾驶的机器创造的。这种以屏幕作为指引的视觉是计算机时代视觉文化的范例，就像移动摄影车之于铁路时代一样。

图44：视景系统国际公司的截屏[11]

这种模拟来自视景系统国际公司（Vision Systems International），它是该领域的主要制造商之一。正如该模拟所展示的，这种视野并非依靠直觉。我们曾经需要学习如何像摄影机那样看，与之相同，飞行员也必须学习怎样与显示器的视觉化进行互动，而他的性命取决于此。

对于玩《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这类游戏的数百万游戏玩家来说，满载信息的战斗世界如今变得很常见。[12]该游戏是一种所谓的MMORPG——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在这个游戏“世界”中其实有四种游戏。第一种是多人合作角色扮演游戏，在这里面玩家必须收集后面战斗阶段所需的工具。仅在这个阶段就有超过80个级别。然后进入竞争性的虚幻团队战场游戏，组成三对三的竞技场。最后是10人或25人合作屠龙。如果你对此类游戏不熟悉，游戏界面可能会有压迫性。

图45：《魔兽世界》截屏

除了信息之外，游戏还创造了三维效果。电影要求人们学习如何解释运动影像——认识到银幕上的火车不会伤害到他们，与这相同，游戏玩家也要花费很多时间学习如何进行游戏以及获取“经验”值，对于玩家来说这叫作“磨点”。新玩家都会被反复“杀死”，直到他们学会怎样使环境视觉化，并且相应地控制手眼配合。

虽然复杂，但这些游戏之所以叫作“大型”游戏是有原因的。在2010年最高峰时，有1,200万人付费玩《魔兽世界》。《英雄联盟》（League of Legends）这样的免费游戏在2013年有3,000万活跃用户。全世界有许多电子游戏成为了受欢迎的观赏运动，它也是其中之一。2013年，人们在Twitch这类网站上观看了约24亿小时的游戏视频，更别提“现场”电子游戏竞赛了。[13]游戏对于这些观众的意义就像体育对于相应观众的意义一样。像体育一样，观众可以自己玩游戏，但专业人士在这方面要强得多，而这也是观看的乐趣的一部分。满载信息的屏幕游戏并不假装在描绘外部世界，像摄影机那样，满载信息的屏幕更多的是为许多工作人员模拟了日常状况，从汽车修理师使用电脑来确定车辆出了什么问题，到会计填写税收报表软件，或者客服中心的职员向客户读屏幕外的文本。只不过，这其中只有游戏是有趣的。

只要观众学会了像摄影机那样看，那么电影就提供了一个明确且清晰的对象供他们观看。重点是摄影机为我们而看。观看或者玩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仍然遵循了这一传统。战斗机飞行员、电子游戏玩家、电话使用者或者股票交易员的屏幕上充满了数据，无法看得很清晰，为了看明白屏幕，需要专业知识。如果称此为总噪音，并不难理解。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的大猩猩视频实验中看到的，这要求人们面对不可预料的事情变得更加灵活，并进行不同的预期。世界屏幕文化包含了主动选择看什么，以及接下来该做什么，因此，它似乎能够提供更大程度的自由。虽然这种观点有些道理，但人们常常忘了在网上做的任何事情都会留下痕迹，并且会被发现。所有这些自由都是以高度的控制为代价（惠庆俊，2006）。以前，去电影院或者打开电视机是我们主动的选择，而现在，我们的电子设备需要我们留意它们的提示音。等待电脑启动、下载更新、连接互联网等这些事情，每天消耗掉我们不少于43分钟的时间。

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称这是“控制性社会”[14]所特有的经历。这一社会为人们设定了种种限制，我们只能在这些限制中活动，但它不像之前的规训社会那样有严格的规则。这个社会是以控制和定义核心参数为中心，例如你的信用评分、胆固醇水平、高考成绩、平均分数，甚至你的点击数、喜好以及转发量等所有可以被量化并且有明确成败标准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参数。虽然其中有些参数对用户有好处，但是这些参数也让他们背上了更大的负担。过去，工作是由在工作场所花费的时间来界定的，而如今，需要一刻不停地检查电子邮件和其他应用软件。出于同样的原因，有钱人也不再像以往规训社会中那样拥有工厂，而是从事金融证券交易工作。战争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还包括了暴动、叛乱和起义。对于金钱，人们不只是担忧，甚至还怕被所欠的债务吞噬。屏幕媒介化的社会使所有这些进程都成为可能。

数码公司欲将他们自己与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整个视觉领域整合到一起，并且他们想要的整合是无极限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谷歌眼镜这种最新技术。谷歌眼镜是一种可穿戴的计算设备，看起来像是一副眼镜架，并且确实可以增加镜片。它由一副框架和一个联网的计算设备组成。谷歌眼镜完全浸入在“控制性的社会”中。它是与战斗机飞行员头盔相对应的民用物品。你看到的每个东西都会被检查和记录，用户和谷歌都在这么做。雏形机可以让用户访问视野中的所有信息，不用手就能拍摄照片、视频或使用应用软件，例如接收导航。如果用户做出向后猛地仰头这样一种颇为尴尬的姿势，谷歌眼镜就可以连上网络。该设备可以响应语音提示或者触屏滚动条。信息显示在用户的右边。当谷歌眼镜打开或者拍照的时候，其他人会看到设备上亮起一个小的矩形灯。

谷歌提出了一些可能的用途，例如获得方位或者拍照，下图就是谷歌提供的、由“Google X”团队总监史蒂夫·李（Steve Lee）拍摄的照片。

图片要表达的重点就是，开车时使用相机是不安全的，而谷歌眼镜可以替你完成这个动作。对于那些消费得起这个设备并且优先选择谷歌产品的人来说，这种新出现的事物是可以将观看和计算合并到一起的。

图46：谷歌眼镜用户

图47：谷歌眼镜网页[15]的截屏

谷歌眼镜给这种技术提供的视觉特权标上1,500美元的零售价格。此处的重点不是谷歌眼镜怎么了，而是屏幕上的信息世界正在创造控制性社会的一个新层面。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最富有的1%的人似乎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而且，如今似乎有一个“他们”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世界。在研究时，将人称为“数据点”很常见，而谷歌眼镜将这个数据点变成了一个可穿戴物品。因为就在你用眼镜收到谷歌和其他应用的信息时，谷歌也会通过它的技术知道你在哪儿以及你在干什么。这些数据使它可以用电影《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2002）中的方式，向你呈现更加特定的广告。在这部电影中，此类定向广告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广告展板，而我们目前收到的是基于文本的、低技术含量的链接。不仅如此，这样的技术意味着：现在，屏幕界面有可能无处不在。随着屏幕变得更小，并且不那么显眼，持久且让人觉察不到的联网能力将会造成新的数字分化。

与数字文化的许多其他产品一样，谷歌眼镜在营销时也标榜可以向用户提供空前的自由。而评论家也同样热衷于指出，新技术是怎样明显地对我们施加控制的。诸如《全民公敌》（Enemy of the State，1998）或者杰森·伯恩（Jason Bourne）系列电影等，在假设政府安全机构能够窃听各种形式的数据通信时都过于简单。它们没有弄明白数据监管已经变得多么复杂，2010年维基解密以及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的真相使这一点变得很清楚。今天发生的事情不是好莱坞剧情中所描绘的那样，一小组有高度授权的秘密特工在安全地点看着清晰的视觉影像。实际上，一支庞大的数据分析师队伍会对庞大的元数据字段进行梳理，将它们全部从互联网中舀出来，这个过程就像拖网渔船在海洋中捕鱼一样。在拖网渔船捕获的鱼中，有许多并不是渔民的目标，同样，这样的数据收集方式也获取了大量非官方目标人员的信息。

对于安全机构来说，谷歌眼镜及其他类似技术和软件所生成的数据也是有用的。谷歌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写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之于20世纪的意义，就是科技和网络安全公司之于21世纪的意义。”[16]这句话很能说明问题。也就是说，飞机作为观看世界的一种途径，产生于战争的世界中，但它已经被通过屏幕观看世界的途径所取代。软件计算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谷歌、苹果、微软，或者任何能够接替它们的数码巨头将自己插入到我们和这个世界的中间，仔细地过滤着我们通过屏幕和软件可能看到和知道的东西。战斗机飞行员看到的景观已经变成电话屏幕这样小的私人世界，我们可以随身携带。虽然我们认为屏幕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界，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被仔细监管着的世界，甚至在我们看到它之前，它就已经被过滤了。它首先为我们呈现的世界就是城市。

注释：

[1] 人公里：运输部门计算客运工作量的专用词，将一位旅客运送一公里称一人公里。——译注

[2] Vertov 1984,p. 40.

[3] Vertov 1984,p. 14.

[4] McLuhan and Fiore 1967,p. 26.

[5] eMarketer 2013,http://www.emarketer.com/article/digital-set-surpass-tvtime-spent-with-us-media/1010096#sthash.tewzdbeq.dpuf

[6] Millward 2014,https://www.techinasia.com/ china-has-450-million-online-video-viewers-2013-infographic

[7] Starosielski 2012,pp. 38–57.

[8] http://www.submarinecablemap.com/

[9] Wallace 2007,p. 6.

[10] http://www.eurofighter.com/news and-events/2005/06/helmet

[11] http://www.bbc.com/news/technology-19372299

[12] Galloway 2012,pp. 42–8.

[13] http://press.ihs.com/press-release/design-supply-chain-media/ soaring-esports-viewership-driven-online-video-platforms

[14] Deleuze 1992,p. 3.

[15] http://www.google.com/glass. This picture has now been removed.See http://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3/apr/30/google-glass-pictures-online

[16] Schmidt and Cohen 2013,p. 98.

第五章

城市世界世界城市

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观看这个世界，主要是观看我们所在的城市。今天，全球所有的城市一起构成了一个它们自己的世界。一个世纪前，世界上每十个人中只有两个是城市居民，而现在，全球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中。这场大规模迁移造就了新的全球性大城市——圣保罗、德里、上海、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孟买、东京，它们已经超过了伦敦和纽约这类诞生在帝国时代的现代城市。将这些全球性城市称为城市区域或者都市圈更加易于理解。很难讲清楚这些城市的起点在何处，终点在何方，而更难精确估量的是，到底有多少人住在那里。上海的官方人口数据是2,300万，还有约300万的外来人口。中国政府表示，到2030年上海人口将会达到3,000万，而根据当地的非官方估算，现在那里的总人口已经达到4,000万。目前，世界上有600个类似这样的城市区域，据估计约有15亿人居住其中。这些地区每年的产出不少于30万亿美元，达到了全球GDP的一半。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十个人中有七个是城市居民，而未来城市人口的增加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1]

2011年，中国就成为一个城市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并且计划再将2.5亿人转移到城市中。（印度不甘示弱，也于一年后计划新增加5亿城市公民。）如果该目标完成，10亿中国人，也就是大约世界人口的八分之一将生活在新城市中，每天似乎都有新的城市被建造出来。人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对于新的全球性城市，尤其是中国的这些城市来说，这句话已不再适用。成都在1990年有300万居民，而到2012年时，其市区有1,400万人口，周围区域还有600万人口。该市当年的GDP增长率的官方数字是13%，出口总额增长超过30%。[2]新的全球性城市已经超出了早期城市概念的限制：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区域。南非的豪登（Guateng）地区横跨了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Rretoria）等城市，一直延伸到索韦托（Soweto）这样的小镇。如果你不知道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的位置，以及它与中国广东省的经济特区之间的关系，就无法了解香港。在这些全球性城市中，时不时会发生一些不太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有可能会升级为全面的叛乱，甚至内战。这些城市污染严重，甚至具有毒性，对于穷人来说尤其如此，但受毒害的不仅限于穷人。全球性城市也许会用透明和谐的贸易中心来标榜自己，但那里的居民常常会感受到冲突、危险，甚至是折磨。这些城市就是我们今天观看世界时需要看的地方，并且也是学习如何观看世界的地方。

巴黎、伦敦和马德里这些帝国时期的传统城市拥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和氛围，如果说这些城市的风格各异的话，那么，当下迅速出现的这些全球性城市则拥有更多共同点。这些城市以全球计算机网络为基础，并可以通过它来转移财富和信息。市中心总会有包着玻璃幕墙的银行高楼和亮着卤素灯的全球“品牌”商店，这些高楼和商店被林林总总的城市住宅区以及城市外围的非正规住宅所包围。交通状况糟糕，乳白色的烟雾无处不在。这些地方是理解当下全球视觉文化的关键所在，所以，本章将专门讨论的问题是：在过去和当下，城市是如何塑造我们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的。

本章研究的是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三种具体的影响世界的城市形态，而单个城市的特异性在本章中并不作强调。第一种城市形态是帝国城市（1800—1945），这些城市有壮观的形态，然而，创造其壮观形态依靠的是让某些人和某些地方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对于在这些城市生活的大众来说，帝国城市是观看与被观看的场所。这里的大众不是指所有人，而主要是指男性白人。在巴黎、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帝国首都里，花花公子和街头摄影师对城市进行观察并记录，而他们自己却不被人看见。第二种类型是冷战时期（1945—1990）的城市，在这一类型的城市中，隔离成为其重要而明显的特点。柏林墙是这种隔离的缩影，这样的隔离当然使得双方互不可见。第三种是今天的全球性城市（1990年以后），它继承了帝国城市原有的中心与外围划分的格局，而在耶路撒冷、巴格达、喀布尔这些全球重要的交叉点，又还保留着冷战的隔离状态。但是，这些全球化城市正在抹除自己的过去，并创造新的观看方式。在全球性城市中观看，需要这里居民的积极自我审查。居民是这个被高度控制的环境的一部分，纽约市警察局众人皆知的口号“如果你看见了什么，就说出来”就是这种控制的一个缩影。无论看到什么必须报告，现在，市民成了警察的替身。

与此同时，每当警察向我们喊话，我们就必须接受“这里没什么可看的”这个结论，然后走开。所有这些高效的控制背后都萦绕着一系列的担忧。如何区分真与假？城市还是我们的家吗，抑或只是另一个地方而已？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GPS知道自己的位置，但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哪里吗？

帝国城市

让我们从巴黎，这个世界上被游览最多的城市说起。根据法国旅游局统计，2012年有不到3,000万人将巴黎作为旅游目的地，[3]与之相比，巴黎二十个中心城区的220万居民人口相形见绌。这个城市为迎接这些游客做了精心的准备。夜晚，灯光照亮了埃菲尔铁塔，这一为1889年世博会而建的建筑。过去一直被忽视的19世纪雕塑如同镀了金一样。曾经使这个城市的建筑发黑的煤烟也被擦洗掉了。德国作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此作了完美的表述，巴黎曾是“19世纪的首都”（本雅明，1999）。如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一座19世纪的博物馆。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热门电影《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2010）对此捕捉得很到位，许多游客来到巴黎是为了寻找那个已经消失很久的城市，这个城市可以属于20世纪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时期，也可以属于19世纪70年代印象主义的盛期。

19世纪的巴黎是一个城市的世界，在这里，城市观察者在观看他人的同时，将自己隐蔽起来，从而获得了某种文化权力。这种权力有着很明显的限制。今天，许多游客或许并不知道，他们所漫步的宽阔街道是在19世纪60年代由警察局长奥斯曼（Haussmann）男爵扩建的，为的是提供一条清晰的射击线路，来防范可能的革命者。现在这座如同博物馆一样的巴黎城与那段历史几乎没有关联。它广受欢迎是因为它呈现了一种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怀旧的城市生活风景。

但话说回来，它一直就是一座令人怀旧的城市。1855年，小说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 é de Balzac）向读者宣告：“哎呀！老巴黎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4]几年后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补充道：“老巴黎已不复存在。”[5]在这些老街道即将被拆除，为新大街让路时，先锋摄影师查尔斯·马尔维尔（Charles Marville）为其拍摄了照片，摄影师本人在19世纪50年代也因此出名。

图48：查尔斯·马尔维尔，《老巴黎》（Old Paris）

这些照片里没有人。引发怀旧之情的是这些建筑，而不是那些贫困的居民。奥斯曼拆除旧巴黎，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拿破仑三世，使其免受街头革命的影响。旧的革命社区被拆除，工人们被送往城市中心之外的地方居住，到了20世纪，这些地方被称为“红带”（意思是激进的）。今天的很多全球性城市都有一样的布局：服务完善且富有的中心区域，被住在不安全的、非正规住房中的人们所包围。中心区域非常明显，它积极地进行展示，以此来吸引游客消费，而外围区域则不可见，除了居住其中的居民，所有人都看不到。

18世纪第一批反射式路灯安装之后，巴黎便有了“光之城”的美誉，闻名于世。19世纪早期，煤气灯的使用让夜晚漫步于巴黎市区、在此购物成为可能。城市中建起的拱廊，是为了让这一新型消遣方式更加舒适便利，拱廊中的玻璃屋顶盖住了成排的商店，冬天还提供暖气。以前，“消费”是进店客人理所应当的“义务”，但是现在，商店开始启用一种新的标识牌：“免费入内”。由此开启了闲逛和橱窗购物的现代商业模式。

正如本雅明指出的，各种各样的现代模式在整个市中心产生，城市中心似乎成了一个内景。在城市中，出现了摩登女郎，当时的报纸极其认真地关注着她们穿衣打扮的风格变化。同时，从事商业和公务员工作的男性不再穿着18世纪时的多彩双排扣男性礼服，改穿黑色服装。与此呼应的另一现象是反主流文化的出现。那些不愿意被看成生意人的人明显不是在工作，例如诗人热拉尔·德·内瓦尔（G é rard de Nerval），他用皮带拴着他的宠物龙虾去散步。

注视与观察这些城市变化的人叫作浪荡子（flÉneurs），“浪荡子”这个法语词很难翻译。它与花花公子（dandy）一词的意思较为接近，但除了花花公子外，还包含发呆愣神以及闲逛者的意思。浪荡子是这些词义的集合。实际上，现代城市通过这些方式——拆除旧城的狭窄街道，驱逐贫困者，并且修建适合边散步边观看的林荫大道和拱廊，为浪荡子提供了一个空间。在波德莱尔看来，浪荡子是“到处隐姓埋名的王子”[6]：通过隐秘地观看，这一非常城市化的技能，他们取得了某种权力。成为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所说的“人群中的人”，这是一种在帝国城市中进行观看的新方式。浪荡子体现的是一种男性观看，这种行为后来被称为电影中的男性凝视（第一章）。

随着摄影术的进步，“人群中的人”这种观看方式也在街头照片中体现出来。这些照片是趁拍摄者没有察觉时拍下的。这种秘密行为以及由此而来的写实主义，对于这些照片的成功起到绝对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丑闻，某些看上去非常优质的、似乎是通过观察得来的照片竟然是摆拍的。法国摄影师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1950年在巴黎街头拍摄了一张著名的热吻照片，名为《市政厅之吻》（The Kiss by the Hôtel de Ville）。两位年轻恋人拥抱在一起，男子的胳膊环绕着穿着优雅的女子，女子似乎有点意外，她手臂的静止状态暗示了这一点。照片前景中，一个坐在咖啡馆椅子上的男人正在注视着他们。座椅这样放置可以让顾客观看来往的路人，这种放置方法也是咖啡馆的一个惯例。相对于模糊的背景而言，人像非常突出，就像是黑色电影一样。整个场景沉浸在浪漫的气氛中。多年以后，这张照片成为了一个经典的广告，也就是在这张照片与金钱利害密切相关的时候，有两个人声称他们就是那对年轻夫妇，并提起了相关诉讼。杜瓦诺被迫承认这张照片是人为摆拍的，照片中的两个人其实是年轻演员。他在三个不同场所进行了拍摄，最终决定使用在市政厅前拍摄的那一张。为什么是否是摆拍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它是人为设置的，那它就不是真正的城市观察，而是街头戏剧了。当我们知道实情后，也许会想，她的手臂垂下并不是因为意外，而是因为她没有真正地亲吻。与此同时，我们的另一个幻想——街头摄影中的亲临其境却能不被发现，也随之破灭。

那浪荡女（flÉneuse）呢，也就是女性中与花花公子相似、整天发呆愣神、闲逛的人呢？有一些女性通过穿着男人的服装来获取这种自由，例如女性小说家乔治·桑（George Sand）。这样的女人构成了一种社会学人物类型，她们被称为阿玛宗，这是古代传奇女战士们的称号。

图49这幅《阿玛宗》（Amazon）是由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在1882年创作的。她穿着全黑色的男性中产阶级制服，包括大礼帽和羔皮手套，准备去骑马。她的头发是孩子气的内卷，头发上没有我们意料之中的饰品。或许只有紧扣的手腕为焦虑的（男性）观众提供了一把确定她性别的钥匙。她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东西供我们观看，而这正是她的意图，因为这样，她才能获得自己去观看别人的权力。有许多女艺术家会用绘画表现她们在现代城市中的生活，例如印象派画家贝尔特·摩里索（Berthe Morisot）和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同时，最让男性观看者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就是巴黎女人，直到今天，这个主题都没有过时。近来有艺术史声称，在现代巴黎，女性创作表现其自身的绘画时，会向同时代的人暗示，她们是性工作者。这让我们想到，“公共女人”（public woman）这个词就是妓女的委婉说法，但这个含义仍然不明确。

我想到了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的作品《苦艾酒》（L’Absinthe），这幅画展示了一个女人独自在咖啡馆里喝苦艾酒（1876）。在德加的年代，这件作品无疑会招来一些流言蜚语，普通的怀疑者们断言这是一个堕落与酗酒的女子。画里所描绘的女人是埃朗·安德烈（Ellen Andr é），一个深受大众欢迎的知名女演员，她也在雷诺阿（Renoir）的绘画中出现过。苦艾酒是一种很刺激的饮料，据说还会引起幻觉，这种饮料深受波西米亚群体的青睐。在安德烈面前有满满一杯这样的酒。我们不知道她是否会喝，也不知道她是经常喝，还是第一次喝。她穿着白色服装，非常时髦，与坐在她身边的男人毫无交流。她的表情是茫然的，她的想法也无从知晓。你可以说，我们能够对这个女人展开自由的观看与想象，也可以说她是不可知的，拥有严格的独立身份。她不是维多利亚时代待在家中壁炉旁的天使，也明显不是性工作者。

图49：马奈，《阿玛宗》

图50：德加，《苦艾酒》

令这一时期依旧充满现代感的，是其所表现出的对休闲和消费的迷恋，而休闲和消费也是今天众多全球性城市中心的主要活动。帝国城市为这些活动创造了空间，将那些除了工作无事可做的人推到城市的边缘。印象派绘画展示了男人与女人郊游、划船、调情、看歌剧、去咖啡馆、听音乐会、看芭蕾舞等活动。除了让这些活动得以实现的性工作者、表演者和餐厅员工在工作，其他人都将工作抛到了一边。如今看来，这些绘画运用明亮的色彩和闪烁的笔触完全体现了“光之城”这个概念。

印象主义者在他们那个时代并不受欢迎，这是众所周知的艺术史逸闻，但导致他们不受欢迎的原因则不太为人所知。那时候，“印象主义”的名号可不是一种恭维。在传统油画中，艺术家会画一张速写来记录他们对想要呈现的景物的“印象”，用来指导最终作品的创作。因此，那时候的观众便认为，印象主义者是将未完成的速写当成真正的绘画进行展示。今天，有些人看到抽象绘画或观念艺术时，也会认为它们并不是真正的艺术，同样，在19世纪的批评家眼中，这些现在被人喜爱的印象主义绘画充其量也就是半成品。如今看来，印象主义风格描绘了浪荡子对于城市的观察，捕捉到了他们对熙熙攘攘、匆匆而过的人群的一瞥。

艺术家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并宣扬自己所描绘的色彩是与19世纪的科学发现相一致的。言下之意就是传统绘画方式不再能够有效地描绘现代城市。明亮的现代色彩源自于又一次的技术变革。传统绘画中，艺术家会在油画布上覆盖上一层底色，无论是红色、灰色还是棕色。这个底色是为了削弱要描绘的景物本身的色彩力量。印象派画家在白色背景上作画，因此他们的作品像从墙上“蹦”出来一样，在远处就可以辨别。虽然19世纪的艺术批评家可能会认为色彩失去了控制，但今天我们认为，这些绘画体现了至高的现代美。这些在19世纪看上去狂热并改变了世界的作品，今天看来是舒缓而平静的。

同样，拱形游廊就是今天随处可见的购物中心的前身，从约翰内斯堡到上海，每一个全球性大都市里都可以看到它们。购物中心是一个以消费为目的的封闭区域，通常没有自然采光，所以采用人工照明。一些购物中心不惜花血本来制造“自然的”照明效果，这种照明欺骗了大脑，使我们以为是在户外，比如拉斯韦加斯凯撒宫里的购物中心就是一个典型的样例。人们蜂拥前往购物中心里的“户外”，去观看每两小时一次的“日落”，而“室内”座位则无人问津。现在，纽约时报广场、香港铜锣湾等露天空间也用这些“自然的”灯光照明，在夜晚为人们提供一种身处白昼的神奇感觉。“光之城”成了当代全球零售业的模板。某种程度的“亮”似乎能够鼓动我们消费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

果现在巴黎的咖啡馆装修成星巴克的仿古怀旧风格[7]如，19世纪的花花公子还是会认出它们来，同时也会认出这些咖啡馆所在的购物中心。与过去相比，这些购物中心的主要变化是将影院融入进来，如今，多屏幕影院成为购物中心的支柱业务之一（弗里德伯格［Friedberg］，1994）。观看世界的工作曾经是花花公子、发呆愣神的人或者是闲逛者的专业工作，而如今，我们只要在10英镑的豪华坐席上，手拿一大杯甜饮料就可以做到了。在全球性城市中，不被别人发现地观察只是又一种商品而已。

在光之城中，我们看到的巴黎是19世纪的中心城市，但是巴黎并不只是19世纪的中心城。曾经的法兰西帝国，疆域从非洲一直延伸到东亚和加勒比海，巴黎是其首都。许多建筑和桥梁上都标记着大写字母N（N代表拿破仑一世，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也用这个缩写）；那时的卢浮宫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埃及石棺、希腊雕塑这样的帝国争战的战利品，到处都是来自殖民地的加糖咖啡，因此，只有将巴黎放在帝国的背景下，人们才能够理解它。巴黎人也明白这一点。雨果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一书让1832年那场失败的革命被大家熟知，这场革命后，一位法国记者评述道：

每个工厂主生活在他的工厂中，就像殖民地的种植园主生活在他的奴隶中间，人数比例皆为1:100；书中的起义将和圣多明戈（海地）暴动一样严重。[8]

这位焦虑的作者认为“有产阶级”正在剥削那些没有资源的人们，他担心就像让奴隶制殖民地圣多明戈变为海地的那场革命一样，一场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迟早会来。实际上，在1871年3月，巴黎公社接管了整座城市，并创造了他们所说的“自由、自治、自主”的社会。法国军队在数周后反攻，杀死了大约25,000人，并重新恢复了中央政府，也即法兰西共和国，该政权一直持续到1940年希特勒入侵为止。今天，恢复了和平的帝国城市成为巴黎这座博物馆中所展出的印象主义绘画和其他怀旧装饰的背景。

今天，巴黎中心之外的地区是另一座完全不同的城市，它的面积是中心区域的四倍。这里曾经是白人工人阶级的家园，现在变成法兰西帝国后裔们的主要居住地。这些地方算是郊区，是西北非、中东和亚洲移民的家园。这里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因此犯罪率和吸毒率也很高。在巴黎市中心，治安问题通常只是零散发生，而在这些郊区需要时时处处维持治安。这里交通不便，因为地铁的终点设在巴黎城的“门口”，下地铁后需要再换乘公共汽车或者轻轨才能到达这些庞大的公共住宅区。这里丝毫没有巴黎中心的魅力，没有小广场和咖啡馆，只有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的塔楼，没什么可看或可做的。巴黎的布局设计就是为了让这种隔离尽量保持原样。种族隔离已经取代了原来的阶级隔离。

分裂的城市

冷战时期，某些城市的隔离与分裂是我们无法忽略的。如果说，巴黎是19世纪帝国城市的范例，那么柏林就是标准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城市（1947—1990）。冷战时期的柏林由战胜国管理，从1961至1989年巨大的柏林墙将其分裂。这座城市就以这样一种直接且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分裂开来，就跟U2拍摄的照片（第三章）一样清楚。在这里不需要视觉化工作，因为你直接失去了观看这个被分隔的空间的可能。尽管冷战早已结束，但在如巴格达、耶路撒冷和喀布尔等全球冲突的重点地区，城市分裂的现象正在复苏、重现。

1945年二战结束时，柏林被分成四个区域，每一块区域由同盟国（即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中的一个来管理。1961年8月13日，柏林人醒来后惊讶地发现，民主德国（东德）在其控制的柏林区域和西方控制的区域之间建造了一堵墙。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这堵墙既是冷战隔离的标志，也是用于冷战隔离的真实事物。它有140公里长，3.5米高，周围遍布地雷、军犬、灯等安全设施。柏林墙穿过了社区，分隔了朋友和家人，成为象征冷战的终极可见物。尽管东德人可以通过电视和收音机广播了解西方，但柏林墙直接限制了他们的个人活动。站点在地铁线路的“另一边”突然神秘消失。在柏林墙建造前，多达350万东德人逃到西方，而这堵墙使得逃跑几乎再没有了可能，有大约600人在试图穿越这座围墙时丧命。

当时在东德地区执政的统一社会党的官方态度是：“想要反对处于优势的社会政治秩序，这是没有客观的政治和社会基础的。”换句话说，心智健全的人是不会反对统一社会党所谓的“全面民主模式”的。所以任何反对都是错误的，这些反对行为被斯塔西（Stasi，国家安全部）严密监控。如今，你可以参观他们在东柏林设立的巨大司令部，这里被保护起来，成了一座博物馆。斯塔西并不指望它的监控能让公民的行为表现有所改善，它只是想要控制人民。因此它决定了可接受的行为的界线，并以此来管理人民的行为，让任何破坏行为准则的人承担责任。在博物馆所陈列的斯塔西器材中，你可以看到一个用来存储信息的100兆硬盘。该硬盘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产品，有12英寸宽、6英寸高。它的周围还陈列着那时候使用的5英寸软盘，还有持续监视所产生的纸堆。陈列品向我们暗示了一个还没有到来的未来，而这个未来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实际上，民主德国通过乐博创（Robotro）计算机公司做了巨大努力，试图跟上20世纪80年代数字革命的脚步，而这方面的花费也是导致它金融崩溃的一部分原因。

图51：柏林的查理检查站

柏林墙造成了社会隔离，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它必须为人知晓，也在不断地为一些符号所强调。

图51这一著名符号位于柏林的查理检查站内，在《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1965）等许多反映冷战的电影里中都可以看到它。它标志着美国控制的区域和东柏林的分界线。查理检查站是仅有的两个供外国人进入民主德国的过境站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可供武装部队使用的过境站。它被神秘化为充斥着间谍交流以及阴谋诡计的地方。在民主德国一侧没有这样的标识，因为市民们被禁止接近柏林墙。

1963年，肯尼迪总统在柏林墙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今天，在一个自由的世界中，最自豪的夸耀就是‘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生活在何处，都是柏林人，因此，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我是一个柏林人’这句话而骄傲。”他的意思很明确：冷战时期，柏林是美国所宣扬的自由的象征，而美国愿意像对待自己的主权领土一样去捍卫这座城市。

肯尼迪的苏联对头们指出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之处。在1963年，几乎所有位于梅森—迪克逊线（Mason-Dixs）以南的美国城市是被隔离开来的，前蓄奴州与自由州隔离。街头的标识指明了谁可以去哪儿，还有谁可以干什么。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只不过是按照种族界限进行隔离（亚伯［Abel］，2010）。整个南方都可以见到此类标识，指定某个卫生间、饮水器，或者入口是供“白人”使用的，而另一个是供“有色人种”使用的。这些标识以及它们所显示的法律，就像一座墙一样将这些城镇分裂开。跨越界线常常带来危险。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用极其明显可见的行动挑战了这种隔离，在这些行动中，国家的统一与隔离的现实被摆在了一起。1960年2月2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城（Greensboro），学生们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坐在伍尔沃斯（Woolworth）百货商店柜台式午餐长桌前。

图52：伍尔沃斯百货商店的静坐抗议，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城

参与此次运动的学生有约瑟夫·麦克尼尔（Joseph McNeil）、富兰克林·麦凯恩（Franklin McCain）、比利·史密斯（Billy Smith）和克拉伦斯·亨德森（Clarence Henderson）。他们在第一天快结束时在餐桌前坐了一个小时，没有得到服务。第二天，他们在餐桌前坐了一个半小时，也没有得到服务。这张照片就是那天当地报纸拍摄的，现在这张照片已经非常著名了。照片中，学生们穿着得体且讲究，因而人们不可能对他们的个人仪表提出异议。在示威过程中，他们安静地坐着，大多数时间在学习（伯格，2010）。在照片中，可以看见一位非裔的服务员（也有可能是勤杂工）故意忽视了他的同胞们，在伍尔沃斯，所有职员都是如此对待黑人。人们希望这些静坐示威很快消失，然而事与愿违，这一行动席卷了整个南方。

静坐示威是一种有目的的策略。参加者只是想在这里消费。这一行动清楚地表明，在进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对歧视的热衷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挣钱的热衷，通过这种方式，这一行动让此地的肤色界线无可辩驳地呈现出来。静坐示威让拒绝收钱的行为变得清晰可见，在可以说出来的事物与可以看出来的事物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种族隔离使得坐在柜台长桌前购买服务这一极其简单的行为变得不可能。在商业领域存在着种族隔离，这是事实，也是种族隔离中的常见状况，人们从未对这种现象进行过讨论。但一旦有人挑战了这个事实，种族界线在数周内就从午餐长桌上消失了，但也有许多人因此被捕。

静坐示威这个比较简单的姿态将这一问题的利害关系提升到了另一个层面。煽动性的口号“州权”声称，隔离是地方性事务，由地方政府做决策（由少数白人负责），但马丁·路德·金予以反驳，他反复提醒大家，《独立宣言》认为所有人生来平等，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当时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1960年建立）的活跃分子，现在是众议院的议员，在他看来，静坐示威是一段赋予“民主以真实生物那样的生命”[9]的经历。还有人说，他们的灵魂经受了涤荡。反对隔离的可视化是如此成功，如今它已经被收录进美国的国家记事中。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调查局用共产党人、恐怖分子，甚至更可怕的称谓来形容民权活动分子。而现在，民权运动则被视作一个象征，即美国有能力克服困难并且如宪法所述的那样，创造一个更完美的联邦。

南非的隔离制度是更为严厉的，在英文中，这种隔离制度用“apartheid”或者“separate living”（隔离式的生活）来表示，将南非的种族隔离史与美国的相比，两者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南非的种族隔离远远超出了社交和商业隔离的范畴。种族隔离制度以极其强硬的方式延伸到南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种族之间的差别异常显著，并且隔离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实施的。

上面这个标识如今保存在开普敦的第六区博物馆，它表明了种族隔离试图维系的深度：此处的盥洗室不只像美国那样，指定供“白人”使用，而是专门供“白人技工”使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是土地所有权以及附着在土地所有权上的农业和采矿业，这些产业是整个国家的核心，而美国南方的隔离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不再是这样的程度了。在南非，只接纳白色人种的国民党于1958年成立，而南非共和国于1960年成立，共和国成立后结束了与英国的所有正式联系，实际上，这使得种族隔离变得更加严苛。

图53：开普敦第六区博物馆中的标识牌

1960年3月21日，警察在沙佩维尔（Sharpeville）向抗议通行证法的游行者开火。通行证法要求所有非洲人（即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全体土著居民）必须携带有色人种身份证，其中详细记录了他们的身份、住处、税收状况等信息。枪声过后，69人死亡，180人受伤，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大多数地区，这样的大屠杀将会引起种族隔离状况的显著改变。例如，1963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令人震惊的教堂爆炸杀死了4个年轻女孩，大家广泛认为这一事件促成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但在沙佩维尔，事件没有造成任何改变。这也使得许多南非黑人确信，只有通过武装抵抗才能改变种族隔离状况。那时候，南非法律建立的基础是“白人至上”原则，如果不能彻底终结这一原则，个别事件是无法改变种族隔离的。过多地强调“人种”间存在的这些显而易见的差异以此掩盖其他的所有问题和白种人所享有的优越性，是为了维护社会等级制度。

图54：戴维·戈德布拉特，《农场主的儿子和他的保姆》（A farmer's son with his nursemaid）

种族隔离制度尽其所能，让白人居民无需面对选择。1962年，纳尔逊·曼德拉被捕。在被关押的27年间，他只有两张照片被公布出来。非白人人口分散在难以到达的不同区域中。但这些种族群体看上去是隔离的，相互之间却有着各种各样的或工作或私人的联系。少数白人监管着黑人劳动，而黑人从事家务劳动和儿童看护工作。如果我们将（南非白人）摄影师戴维·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1930—）和他的（南非黑人）同行欧内斯特·科尔（Ernest Cole，1940—1990）的作品相比较，就可以看到很有趣的矛盾了。两位摄影师似乎都明确地遵循“展示而非讲述”的现代主义美学。他们的作品只是观看，而非说明。二者都被认为极具震撼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戈德布拉特的书《被拍摄的南非白人》（Some Afrikaners Photographed，1966）在当时的南非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尽管，所有丑行都隐藏在暗示中，使用南非白人语言（荷兰裔南非白人所说的语言）的媒体还是被激怒了：“血将沸腾”就是一个典型的标题。

这张照片拍摄于纳尔逊·曼德拉被宣判后不久，从照片中我们看到的是日常生活的一瞬间，这个瞬间既是种族隔离的一个缩影，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拥护者想要隐藏它。这张照片所描述的是土地与权力。两个人物因种族、性别、权力而区别开来。孩子是农场主的儿子，可能是我们看到的这片土地的继承人。他自信地站立着，用一种经典的对立式平衡的姿态直面镜头。女人是他家的保姆，很可能确实照料过这个男孩。她将身体转离镜头，而她的表情则很难捉摸——似乎混合了顺从、认可和好奇。男孩似乎支配了这个成人。他将双手放在她的肩上，而她仅能从身后触摸他的脚踝。看护者偷偷地触碰农场主的儿子，这一幕发生在铁丝网栅栏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背景前面。栅栏表明了对未经授权的人的限制，就像对待动物一样。保姆坐着，这样她的头就低于栅栏，而年轻的农场主则站在栅栏的边界线之上，这条栅栏的边界线也成了黑白人种的分界（奴仆在栅栏线以下，农场主超越了栅栏线）。

如果说戈德布拉特是在“家庭”农场中探究日常的种族隔离，那么科尔就是走进了分裂的城市，在这里，种族隔离制度每天都在被质疑，也在被实施。1958年，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就在约翰内斯堡的跨文化杂志《鼓》（Drum）开始工作，他在那学到了这些技能，这本杂志如今已经名扬四海。虽然科尔是黑人，但因为他会说南非荷兰语，所以被归入非黑人的“有色”人种（在这里，黑色人种比其他有色人种遭受更多歧视）。这种归类赋予他足够的行动自由去执行他的摄影计划，他拍摄街头生活照片，记录沉重的种族隔离制度，直到1966年他偷偷将这些照片带出这个国家，这个计划终止。1967年，他的书《奴役之家》（House of Bondage）在美国出版，但这本书在南非立即被禁止，直到2010年，他的照片才在南非展览，而此时他已经去世约二十年了。如果科尔确实是“人群中的人”，那他是在一个并非人人平等的环境中工作的。

书中的这张照片表现了在约翰内斯堡街头，众目睽睽之下，通行证法是怎样执行的。在众人的目光下，一个黑人警察拦住一个年轻黑人。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警察在使用极小的强制力，因为他希望对方服从。行人中有一些黑人，一个白人妇女，两个明显的“有色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地关注着这次事件。白人妇女似乎没有不安，而最靠近这一幕的黑人妇女则带着明显的关切直视着拦截行为。右边站着一个留胡子的白人男子，明显是在监督这次拦截。他是作为上级官员，对警察拥有实际管理权，还是仅仅作为白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拥有象征性的权力，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但清楚的是，他认为自己掌管着这一切。他径直站在约翰内斯堡《星报》（Star）的报纸广告牌前，上面写着：“警察再次突袭。”甚至右侧电线杆上的海报似乎也在注视着这次遭遇。实际上，科尔因为拍摄这张照片而被捕。当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崩溃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公布了这些一直存在却从未被白人看到的画面——种族分类与隔离的暴力。许多白人对此感到震惊和沮丧，但南非白人和科尔照片中的白人妇女一样，毫不理会这一切。

今天，美国和南非都有了黑人总统，种族隔离的状况显然有了很大的改善。约翰内斯堡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南非艺术家们也是全球艺术界的一部分。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比非洲其他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加在一起还要多。非洲100强公司都在南非。这当然证明了整个非洲经济的薄弱，但也表明，之前的预测，即将管理权交给多数人掌管会导致南非经济崩溃，并不成立。南非已经做了许多努力，比如为大多数人口提供了水电和下水道系统。但是，富人和穷人，以及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巨大财富差距仍然存在。虽然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外情况，但富人中的大部分依旧是白人，而穷人中的大部分是黑人。白人家庭的平均净财产略低于100万南非兰特（5.8万英镑），而黑人家庭则只有7.3万兰特（4,200英镑）。[10]

图55：《通行证法》（Pass Laws），选自欧内斯特·科尔的《奴役之家》

泽韦勒苏·姆西斯瓦（Zwelethu Mthethwa）是南非最著名的新艺术家之一，他展现小镇、矿场和农场的景象，这些地方仍然是非洲黑人生活和劳动的主要区域。

与图56类似的照片使姆西斯瓦引起了国际关注，这幅照片展示了一座小镇房屋的内部。至少在往来机场的路上，许多游客看到过小镇的外部，但很少有人被邀请进入到小镇内部。姆西斯瓦的作品展示了小镇居民对自己的家引以为傲的感情，他们使用杂志和报纸上的彩页，尽可能地装饰它。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在大萧条时期拍摄了美国南方穷困白人家庭的照片，其中也显示了将报纸作为墙纸粘贴的做法。与此同时，这层纸还充当了隔热材料。在这张特别的图像中，取水这项工作本身及其必要性突显了出来。小小的空间摆满了桶和其他盛水器皿。虽然墙上的架子不平，但通过地面铺设的砖可以看出，这个住所并不是临时的。这个坐着的女人周围已没有任何人与她形成种族差异的对比。她独自一人待在她的空间里。她很整洁，并且很好地展现了自己，在视觉上拒绝成为一个受难者。

实际情况是，1994年自由降临时她对未来所怀的期望至今都没有实现。终结形式上的种族隔离并没有消除肤色的界线。尽管现在一些南非白人也住在与这个屋子类似的非正规住宅里，但是数量相当少。最终南非的犯罪问题异常严重，形成一个严格管控、高度隔离的城市空间。如今，个人的财富与其所携带的钥匙数量成正比（弗拉迪斯拉维奇［Vladislavic］，2009）。高墙和刀片刺网取代了戈德布拉特照片中的铁丝网。在白人社区，到处都有监控探头、狗和全副武装的警卫，小镇被高高的路灯照亮，而路灯建得高是为了防盗。离奇的是，姆西斯瓦本人被指控在开普敦附近的小镇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将诺库菲拉·库马洛（Nokuphila Kumalo）谋杀，据说这位南非黑人女性是一名性工作者。该案件定于2014年末进行审判。库马洛正是姆西斯瓦镜头下的那类人。不管是谁杀了她，她的死向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显示了全球性城市中“自由”的局限。

图56：姆西斯瓦，《内部》（Interior）

同样，尽管冷战已经结束，无论在封闭式社区，还是在国家边界，筑墙又一次在全世界流行起来。国家又恢复到用高墙来排外的状态。最值得注意的是将以色列和它的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分隔开来的那堵高达8米的隔离墙。1994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以生硬的措辞宣布建设这堵墙的消息：“我们想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实现隔离。”宣布后的第八年，即2002年，这堵墙开始建设，目前已经超过700公里长。它大致是沿着1948年的“军事分界线”建设的，将以色列和现在的占领区分开。不过，为了保护以色列定居点和其他利益，它会向占领区延伸200米到20公里不等。这堵墙重绘了国际地图，它的路径常常令人感到困惑。

这堵墙逐渐被涂鸦和招贴画覆盖，成为勾起大家对柏林墙回忆的奇怪东西。在图57的这张照片中，有人在隔离墙上写下肯尼迪的名言“我是一个柏林人”。这个标志表明，今天的“柏林”就在约旦河西岸。

众所周知，柏林墙标出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今天，隔离不仅体现在“墙”所制造的物理障碍，还体现在许多其他层面上，以色列建筑师埃亚勒·威兹曼（Eyal Weizman）称此为“垂直政治”（politics of verticality）（2007）。在这种政治中，隔离从地下一直扩展到天空，划分了供水、空中交通管制和采矿权，甚至道路使用权都要根据你是生活在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来划分，这种隔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苛。

图57：《隔离墙》（The Separation Wall），以色列—巴勒斯坦

图58中的图表由贝鲁特的一个组织“视觉巴勒斯塔”（Visualizing Palestine）制作，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道路仅限拥有橙色以色列汽车牌照的人使用，甚至在占领区也是如此。这些牌照持有者也拥有连接以色列定居点和隔离墙东部地区的桥梁和隧道的使用权。相比之下，那些拥有巴勒斯坦绿白牌照的人则受到路障、检查站，甚至壕沟的阻拦或者限制，不能在不同的巴勒斯坦飞地间穿梭。检查站是流动的，会随时随地出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变得互不可见。受隔离的城市在所有城市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极其明显的物理障碍使得某些地方不能被人们看到，通过这种隔离方式，这些地方成为了其时局势最紧张的城市。

全球性城市

全球性城市是一个抹除、隔离和扩张同时存在的空间，这一切很难被眼睛看到，要理解它们就更加困难了。旧的隔离被新的隔离所取代。记忆中的传统空间被无数难以分辨的新空间所取代。观看变成了一件复杂的事情，其复杂程度接近于将一个战场视觉化。我们必须记住那里过去有什么，并跟上变化的步伐，试着去理解被放在那个位置的新东西。虽然这些城市很少存在有形的障碍，但它们也显然不是平等地对待所有人。

近来，人们频繁地将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Nora）的“记忆地点”（lieux de m é moire）[11]这个概念运用到对“记忆”和“空间”的思考中。这个概念认为，总体而言，在对某个地点进行精神层面构造，尤其是对这个地点进行记忆时，特定的物理位置是一个关键要素（2006）。虽然这种说法适用于某些长期存在且相对稳定的地方，例如这一概念的发源地法国，但对于柏林这类迅速变化的城市似乎并不太奏效，更不用说全球性城市了。虽然看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记忆似乎像是第一世界的又一项特权。因为欧洲的灾难被人牢记着，而非洲的灾难却远未得到证明。

图58：“视觉巴勒斯塔”组织制作的《隔离的道路系统》（Segregated Road System）

这不是说记忆会保持不变。今天，柏林墙几乎已经完全被拆除了。一条鹅卵石路径标记出了它过去所在的位置。柏林如同其他全球性城市一样，处在激烈的转变进程之中。如果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到这个城市，那么当你从一个熟悉的地铁站出来后，一座未知的新建筑物出现在了你眼前，你会怀疑“我是在正确的地点吗？我忘了这地方的模样吗？抑或它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了？”记忆在这时候被改变了，你可能会有一种彻底迷失方向的感觉。

2006年，我目睹了东柏林的共和国宫被拆除，这是“积极抹除共产主义时代”工作的一部分。共和国宫建于1976年，是党代会和其他类似活动的场所，其目的是宣扬社会主义政府。现在，一座仿18世纪霍亨索伦（Hohenzoller）王朝的城堡正在共和国宫原址上建造。这座建筑非常奇怪，它的三侧都精确复制了从前的宫殿，但在第四侧将会有一面现代玻璃墙。在剧场中，“第四面墙”是假象的代称，这种假象是在我们观看舞台上的演员进行表演时产生的，他们似乎就是在一面透明的墙后面生活。如今全球性城市包含了仿造区域。虽然这些区域一开始备受争议，但它们最终被接纳并且融入到城市景观中。因为赝品本身就是全球化的象征，今天，它们更是难以与所谓的真品区分开。例如，中国产的“赝品”手表会与其所模仿的品牌使用同样的瑞士手表机件（阿巴斯［Abbas］，2012）。这种冒牌手表在材料上和真表完全一样，但是缺少“真”品牌的文化声誉。这座城堡将国王与王后们的历史（即18世纪城堡的样式）链接到了全球购物中心的建筑上（即玻璃墙上）。这虽然不是历史的全部，但与历史也相差不多。

天都城是中国杭州附近的一个封闭社区，那里有一座107米高的埃菲尔铁塔复制品，矗立在30平方公里的巴黎风格建筑群中。

如果你更喜欢英伦风格，那么来上海附近的泰晤士小镇（图59）吧，那里拥有鹅卵石街道和环绕集市广场的都铎式住宅。虽然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无疑都是赝品，但你依然可以舒适地生活在这些住宅里。正如照片显示的，购买这些住宅的富有客户实际上很少在此居住。同样的事正发生在所有全球性城市的高档区域中。以伦敦为例，贝尔格莱维亚（Belgravia）和骑士桥（Knightsbridge）这样的富有街区变得日益空荡，因为这些顶级地产的业主们正在其他的全球性城市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称这些人为最富有的百分之一（2011），现在，他们生活在仿造的欧洲19世纪和美国20世纪中叶的城市中，而那样的世界实际上早已不存在了。与此同时，渴望成为百分之一的那些人（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2%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那百分之一）则拎着冒牌路易威登包，戴着冒牌劳力士手表。这种奇怪的假货景象成了全球性城市观看方式的一个缩影。

图59：泰晤士小镇，中国

当我们观看这些遍地“假”货却比真实的全球性城市还真实的城市时，或许用点科幻小说中的方法论比较好。在小说《城与城》（The City and the City）中，柴纳·米耶维（China Mié ville）描写了同一地理位置上的两座城市：乌库姆和贝歇尔（2009）。一条街道也许完全在乌库姆城中，下一条也许完全在贝歇尔城中，另一条也许在两座城市中各有一部分。在米耶维的书中，市民要穿过这个空间，就必须学习如何“看不见”另一座城市的空间。而非这座城市的居民们，尤其是孩子们，发现这几乎不可能做到。一个叫作布里奇的组织小心地维持着视而不见的状态。在小说中，看见不该看见的会导致一次“违规”，对此的惩罚就是消失。与米耶维小说中的城市一样，全球性的城市既是存在的也是不存在的，这就要求我们注意它，同时又忽略它。

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的新建筑正在改变已有的环境，与之相比，柏林的重建显得相当低调。城市化有两套标准：第一是样板街区的建造，这是为了给国际游客和当地官员留下好印象；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第二种标准：仅供当地居民工作与居住使用的密集型建筑群。在中国，人们称新的住宅塔楼为“握手楼”，因为它们挨得如此之近，似乎居住在一座塔楼里的居民可以伸出手与相邻塔楼的居民来相互握手。德国摄影师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更加形象地称这种景象为“密集建筑”。

这是沃尔夫所拍摄的香港新建筑的照片，在画面中，我们无法判断这些建筑群的起点和终点，用这种方式，他在这些看上去极其实用的空间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现代主义美学。这些街区用反光的玻璃塔楼创造出了一种含蓄的视觉冲突。通常，住宅区处在看不见商业区的地方。建造玻璃塔楼是为了显示全球资本主义的透明性。但是，我们在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发现，全球资本主义隐藏的比显露的要多。实际上，玻璃只是让里面的那些人能够看到外面。这些单向镜建筑是依据世界秩序建造出来的一种环境，这种环境让外人“看不见”里面居住的公民。与此同时，透过寓所狭小的窗户，握手楼的居民们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看到的只有森林一般的、同样的楼房。

图60：迈克尔·沃尔夫，《密集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Density），香港

艺术家梁思聪（Sze Tsung Leong）正着手记录中国普通街区的重建。漂亮的低层建筑不断让路于大规模现代化开发，而这些新楼的风格与外观几乎完全相同。这些开发与中国工业化所带来的持续空气污染相互映衬。马尔维尔记录了19世纪巴黎的变化（见上文），而梁思聪起初拍摄这些照片的意图与这些欧洲先行者们相似。

图61：梁思聪，照片选自《历史影像》（History Images）

和马尔维尔一样，梁思聪的照片专注于建筑，而很少表现人。不久之后，他感觉自己的作品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怀旧。他的照片反而表现了“建筑工地形式下的历史缺失。这些建筑的建造是建立在对往昔的抹除之上，而且这种抹除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人们将永远不知道存在过这样的往昔。这些新建城市的模样，表现的是对尚未展现的未来的一种预期”。[12]这无疑是对往昔的视而不见，且这一进程仍未结束。欧大旭（Tash Aw）2013年创作的小说《五星豪门》（Five Star Billionaire），背景设在上海，书中的人物都在设法忍受中国急剧变化的节奏。“每个村庄，每个城市，一切都在变化。”[13]一位年轻女性说：“似乎某种幽灵控制了我们——就像在怪异的恐怖电影中那样。”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全球性城市中的变化在恐怖电影中恰恰得到了呈现，而往昔成为无法摆脱的幽灵并且“破坏”了完美的现在。

上海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帝国冲突——旧的殖民帝国和如今的金融全球化。政治研究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认为中国的崛起显示出一种“矛盾的现代性”（2011），而殖民帝国和金融全球化二者的融合就将这一说法变得直观化了。就在不久前，相关人士还一致认为，只有一种方式能让一个国家变得现代化——西方的方式。变得现代化意思就是拥有代表性的民主、自由市场以及言论自由的公民社会等。但中国的崛起显示，通往现代化至少有两种方式。在雅克看来，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其独特的文化和悠长的文明史，而不是一套“不言而喻的”准则。因此，现在我们正在理解这种矛盾的现代性。要么是一方正确而另一方错误，要么就是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现代化。

在上海，扬子江的一侧是浦东，它是这座城市新的商业区和金融区。城市中，林立着雄伟的摩天大楼，这些高楼像一堵墙一样面对着观看者。浦东使得上海成为一座全球性城市，并且将在浦东工作的人，尤其是那些在浦东拥有土地和房屋的人，与其他不如他们的人区隔开来。它是一座城中城。

浦东需要人们尊重它的绝对规模、新颖性和壮观程度。谁知道在这些被拍摄下来的延绵不绝的建筑里实际发生着什么？在江的另一侧，原有的殖民地——江滨地区（也就是外滩）的外观形式得以幸存。1842年鸦片战争后，上海对西方开放，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为了获得向庞大的中国市场出口鸦片的权利，和大清帝国作战。从前的鸦片商怡和洋行（如今早已声誉卓绝）所在的爱德华风格的大厦仍然凝望着浦东，然而没有任何标记表明它的历史。

图62：上海，浦东

图63：怡和洋行大厦，上海

这座建筑已经变成了一家时尚精品店，售卖各种奢侈品，还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叫“罗斯福公馆”。每到夜晚，浦东的楼群都会为外滩这一侧成群结队的人们表演一场霓虹灯秀。这里以及中国的其他地方都非常清楚地传递着一个讯息——“中国模式赢了”。

这座城市感觉不太真实，因为它似乎有一种网络效应。日常生活的变化似乎每天都在发生，这引起了人们的焦虑。人们用电子和数字媒介来探究这种焦虑，却从中感受到了鬼魂和幽灵。在电影中，旧势力保留了它们的力量。新媒体可以从内部被控制和操纵。这类电影中的经典仍然是《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和其中讲述的电脑和数字虚拟城市的警世故事。电影的编剧兼导演沃卓斯基（Warchowski）兄弟想让我们都记住柏拉图的古老箴言——外表具有欺骗性。在电影中，计算机程序创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并操纵我们去相信自己是自由的，而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充当了矩阵的电池。

学会看到矩阵中模拟的机器世界是对抗它的关键。在该影片最精彩的片段中，墨菲斯（Morpheus）（劳伦斯·菲什伯恩（Lawrence Fishburne）饰）向尼奥（Neo）（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饰）提供了一个选择。他可以服用红色药片，从而看见真实的世界，或者服用蓝色药片，忘掉他听到的一切并回到日常的生活中去。但墨菲斯坚持认为，“你应该亲眼看一看”。

在香港恐怖电影《迷离夜》（Tales from the Dark，2013）中，手机或CD这样的现代媒介最后竟然都在闹鬼。电影中最可怕的角色就是香港这个无情的城市。目前，香港在中国境内，但又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当你进入这个地区时，护照是不需要盖章的。似乎这个城市是一块无主之地。在《迷离夜》中，画外音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人，鬼，大家都在寻找回家的路。”

图64：《黑客帝国》截图

在全球性城市制造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家变得越来越难。伴随着西班牙的经济危机，“我永远不会拥有一间该死的房子”这一流行口号出现在了全国的墙上。许多加利福尼亚人在抱怨，由于租金和房屋价格升高，旧金山将不富有的人赶到了偏远的内陆地区，转而建造了一座科技主题公园。伦敦不仅通过高昂的租金和房屋价格驱使不太富有的市民离开，而且还在监视着他们。英国现在有超过400万台闭路电视摄像机，几乎都归私人公司所有。伦敦地方议会说他们只有7,000台摄像机，但自豪地指出，这个数量远远多于巴黎的326台。如今伦敦警察侦查的谋杀案中，有95%利用了闭路电视片段。[14]一些城市在密切的监视下重塑，而底特律这样的城市则正在崩溃。底特律缺少4万盏路灯。城市的整片街区都变得黑暗无光。汽车工业让底特律出名，也扩大了这个城市的规模，如今，在其360平方公里的城市范围内，空置的土地相当于一个旧金山。这些模式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底特律，旧金山是“未看见的”（或许是无法看见的），反之亦然。

在巴黎，两个空间——富有的以白人为主的市中心和“看不见”的以黑人和棕色人种为主的贫穷的郊区，围绕着同一个圆心（即巴黎）。这些全球性城市的过去已经被抹除，变得不可见，却仍然被人们牢记，至少目前是这样。当法国作家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想要观看20世纪70年代的日常生活时，他爬上了纽约世贸中心楼顶，俯视周围的城市（1984）。你已经无法再去那里了，无论是事实层面还是隐喻层面。

地图世界

全球性城市正在交叉、分化、消失和扩张，观看它们已经不再那么容易。而为了了解身在何处，我们重新回到了屏幕上。冷战的一项奇特遗产已经成为绘制地图的一种新方法。冷战时期，苏联人造卫星在美国引起了恐慌，美国对此的反应之一是建造一组能够对地球表面任意位置进行精确定位的卫星，称为全球定位系统（GPS）。为了核武器能够精确瞄准，启动GPS系统用了超过20年，最终在冷战结束后的1994年全面完成。GPS系统由美国政府所有，包含24颗卫星，其应用范围逐渐从军用拓展到民用。根据从四颗在轨卫星收到信号的时间，GPS接收器可以计算出自己的位置。数百万人现在携带着这样的定位器，它被内置在电话和其他个人电子设备中。那些使用GPS的人无需依赖专业技能就能够精确定位自己，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用来接入GPS的设备不需要依托电话服务，因此，它或许永远不会丢失。即使你不了解那是什么地方，至少也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为了弥补GPS的不足，各种各样的绘图服务出现了，从车辆导航系统到谷歌地球和谷歌地图这样的免费技术服务。谷歌地球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经过渲染后就像是一幅无缝的视觉图像。谷歌地图（以及其他此类应用）的设计是为实用服务的，它提供了方位，并对给定位置的每座建筑的用途进行详细的指引。通过它的街景服务，我们甚至能够“看见”特定的街道。如果你仍觉得这太复杂，软件还可以提供语音指导。谷歌派遣顶部配有自动照相机的车辆，尽可能地拍摄每一条街道。使用这种功能可以让浏览图像者在到达目的地前就看到它们的样子，这对于前往陌生地点的人很有帮助。你也可以仅为消遣而随意浏览某地的样子。有些人担心，小偷会使用街景功能来选择理想的财产盗窃目标。

谷歌地球和街景功能使用了一种叫作“缝合”的处理方式，将大量的单张图片连接成看似连续的图景。在某些时刻，由于系统的一个差错，这些软件中的假象会穿帮。艺术家克莱门特·瓦拉（Clement Valla）将寻找这种错误变为了一种艺术形式，他称之为“来自谷歌地球的明信片”。这些故障创造了古怪却又令人熟悉的图像，因为它们看上去就像电脑三维动画制作的灾难场景一样，这样的场景充斥在今天的电影中。

图65：瓦拉，《来自谷歌地图的明信片》（Postcard from Google Earth）

正如瓦拉所说，谷歌地球是

一种全新的表现模型：不是通过照片索引，而是通过从无数的资料来源自动收集数据，这些数据不断更新并进行结合，创造了一种无缝的假象。[15]

在瓦拉看来，我们已经身处“黑客帝国”中的虚拟世界。谷歌地球看起来与真实的地球图像并不相同，它更类似于其他数码材料。因为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观看这些数码素材，所以谷歌地球的图像就变得真实起来。

摄影师道格·里卡德（Doug Rickard）同样使用谷歌街景的图像流作为他的创作源泉，这些作品不时会引起争议。里卡德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场安全管理局照片中，寻找有说服力的图像。这些照片中有许多都成为了美国摄影的经典之作，例如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的《移民母亲》（Migrant Mother）。为了获得这样的图像，兰格、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等人必须前往这些穷困的地方，然后发现并拍摄富有表现力的瞬间。里卡德用电脑浏览图片，常常特意上网访问那些农场安全管理局摄影师拍摄的地方。他在那里看到的东西都很熟悉，也就是纪录片或者街头摄影的变体而已。只是“摄影师”里卡德不在那条街上了，甚至不再拍摄照片了。

或许是在无意间，瓦拉和里卡德说明了在控制性的社会里无法控制的两个问题：第一，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第二，不平等。这两个问题在现实社会的网络化身中同样可以找到。瓦拉收集到的谷歌地球的失真图像使我们想起了破坏，这些破坏来自于飓风、地震以及建造或维护得很差的设施的崩塌。现在，我们将这些破坏与气候变化相关事件联系到了一起。在互联网这个人们想象中公平的环境中，里卡德发现了孤独与弱势群体。观看世界（即观看变化中的自然和社会）的可选方式，将是最后几章的主题。

注释：

[1] http://www.who.int/gho/urban_health/situation_trends/ urban_population_growth_text/en/

[2] http://www.chengduinvest.gov.cn/en/htm/detail.asp?id=12607

[3] http://press.parisinfo.com/key-figures/key figures tourism-in-paris-key-figures 2013

[4] Balzac,The Lesser Bourgeois of Paris,Ch. 1 （1855）.

[5] Baudelaire,Flowers of Evil （1857）.

[6] Baudelaire,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1863）.

[7] 星巴克咖啡店会设有一些特殊的店面，这些店面结合当地文化，装饰成当地旧时的风格。——译注

[8] Journal des Débats （1831）,quoted by Benjamin （1999）,p. 35.

[9] Hogan （2009）,p. 35.

[10] Pillay （2013）,p. 12.

[11] Nora （2006）.

[12] Sze Tsung Leong 2004,http://www.szetsungleong.com/texts_historyimages.htm

[13] Aw （2013）.

[14] http://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10172298/one-surveillance-camerafor-every-11-people-in-britain-says-cctv-survey.html

[15] Clement Valla,http://www.postcards-from-google-earth.com/info/

第六章

变化中的世界

我们如何知道气候的改变呢？这其中涉及了范围、测量，还有理解等问题，看起来很抽象。气候的绝对概念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人类长期积累的数据。气候本身无法被观测，也无法用于观测（爱德华兹，2010）。实验的进行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验范围就是整个地球。12,000年是一段很小的地质时间跨度，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叫碳循环的模型，来解释在这段时间，地球是如何维持一个适合农业和人类生活的温度的。动物呼出的二氧化碳被植物的光合作用完全抵消，而海洋释放和吸收均衡的气体量。涉及的数量都很精确。大气中的碳平衡保持在百万分之两百七十八——很小比例的不可见气体。焚烧化石燃料这样的人类活动已经将这个数字提高到了百万分之四百——依然很小，依然不可见，却给世界气候带来了日益巨大的影响。即使明天就停止所有排放，气候变化也将持续几个世纪。然而我们依旧不能看到这些，无论是事实层面还是修辞层面。

我们必须让气候变化显得不那么抽象，所以在此，我要说说我的领悟过程。2010年8月，我在位于中太平洋的美国属地关岛（Guam）开始研究气候变化。岛上的土著居民查莫罗人（Chamorro）近来力图争取他们在这个国家被长期忽视的权利。作为这些努力的一部分，他们恢复了传统的航海，驾驶由手工制造的、不使用任何现代材料的独木舟航行数千英里，以此来证明他们的世界并不是没有技术，也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需要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这些航海者们利用他们对于星星的了解以及陆地如何改变海浪方向的知识来设定航线。

曼尼（Manny）是传承这项航海技术的第七代大师，在交谈中，他戴着权威的光环解释了他的技能。我问他是否能看到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差异，他说自己以前一直能够预测天气。他的同伴还讲到，有一次，同事们正在计划一趟约2,400公里的航行。曼尼只是说，他们必须在7月第一个星期结束前回来，结果，就在那一年的7月8日，一场台风袭来。对此，曼尼解释说，在这片赤道地区，一代代人观测到的天气模式已经足够稳定，因而可以达到这样的精确度。而现在，曼尼告诉大家“现在我说不准天气将会怎样了”。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气候和世界已经改变。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气候变化，是人类从1750年左右进行工业革命以来，长期积累下的改变，而这段时间对于地质年代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除了气候变化外，还有一项最显著的持续变化——第六次的大规模生物灭绝，以及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界森林在加速消亡。想象一下这样的世界吧，珊瑚礁没有了，北极的夏天没有了冰，而狮子、老虎和北极熊这样的大型动物只能在动物园或精心管理的野外保护区才能看到。欢迎来到2040年，那时人类和世界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世界。简而言之，一切看上去都将不同。

然而，除非我们有曼尼那种经过高度训练的眼睛，否则不会那么容易看到这些变化。为了让这些变化可见，比较是最常用方法，也是极其有效的方法，例如电影《逐冰之旅》（Chasing Ice，2012）中用来记录冰川消退的延时摄影术就是一种对比。摄影师詹姆斯·巴洛格（James Balog）将25部照相机放置在世界各地的冰原中，持续时间为三年，他在每个位置都拍摄了一系列延时照片。即使在这么短的时间段里，连续播放这些照片所形成的“电影”也将冰河消退展现得非常明显而震撼。詹姆斯·布拉希尔斯（James Brashears）重新访问了20世纪与冰川和雪山有关的著名照片的取景地，并采用类似的方式拍摄了新照片。当这些照片放到一起展示时，它们就显示出了冰面的整体消失程度。

对比这种方法已经被用来描绘全球范围的变化。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在2009年制作了图66的这幅世界地图，用来描述全球碳排放和死亡率之间的联系。图的上半幅表现的是各国碳排放百分比，排放越多面积就越大。下半幅展示了各国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人类死亡率（简单点说就是死亡人数）。在上半幅中欧盟和美国所占面积非常大，很明显它们就是最大的排放者，而非洲几乎看不见（今天的地图看起来会稍有不同，因为中国已经位居排放的首位）。在下半幅中，同样也明显地看出非洲和印度是这一后果的最大承担者。

图66:《柳叶刀》，地图，“控制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这张地图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之前未必了解的重要事实：各国碳排放量和承受的后果之间呈负相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排放了很少的二氧化碳，却因为气候变化死了很多人，因为在本就不稳定的生命区域里，干旱和其他破坏造成的影响就更加明显。

然而，在否认者看来，图表和照片都不能说明全球变暖的原因。虽然98%的科学家都坚信人类活动是明显的原因，但掌握巨大财富的少数群体则坚称这个观点有待讨论。这些群体的做法实在是有点讽刺意味，因为他们所挣的钱来源于矿物燃料公司，这些公司也是世界上最挣钱的企业（奥利斯克斯［Oreskes］和康威［Conway］，2010）。然而，另一项转变也被这些喧闹的争吵所掩盖。气候变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因此，科学家们只能将其结果模型化，但否认者们却要求用实验证明。从17世纪的笛卡尔开始，科学的信条就是可以观测并重复进行的实验（第一章），但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进行实验，这样的要求就显得太过分了。与笛卡尔时代秉承下来的科学信条相比，全球性的普遍共识是以计算机模型作为基础，而该模型由一个知识库提供支持：就气候而言，这个知识库就是气象观测、卫星数据、雷达指数等，并且根据过去的测量进行校正。与过去的英雄式科学家所面临的情况不一样，这不是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在当下，知识自身也是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模型。

看见变化

这些模型揭示了地球非常彻底的变化，以至于地质学家甚至将工业革命（始于1750年）以来的这段时期命名为“人类世”：全新的人类纪元。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个星球下至岩层、上至大气层的基本地质情况。“深时”是我们理解极其漫长的星球历史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这也意味着我们测量“深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人类的兴盛史在地质时间上只是很短的一瞬，这段时期被称为“全新世”，意思是“完全新近的”，仅仅12,000年而已。全新世是第四纪最近的一段时期，而第四纪本身也是一个年轻的纪元，大约有250万年。连贯起来看的话，之前的第三纪始于大约2,300万年前。过去常常需要数百万年时间才会产生的变化，如今只需要数十年。本来地球的转变对人类来说是完全觉察不到的，而如今，这些转变在一个人的生命这样短暂的周期跨度中就发生了。我们必须学会观看人类世。

深时发生了变化，这导致一种经典的观看世界的方式成为牺牲品。西方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性原则就是要区分自然和人造的文化。具体来看，艺术家观察自然，并将自然融入文化中，举例来说，描画某地的景色就成为一幅风景画。现在这个区别崩塌了。它拥有了自己的历史，而在我们着手将人类世变得可见以前，必须先追溯这段历史。

自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西方将“征服自然”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第一个倡导这种征服的人是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他看来，自然是上帝“为了救济人类的生活状况”[1]而提供的。培根的意思是，人类是脆弱的，需要食物和住所来确保生存，而他们可以利用自然世界的资源来保护自己。正是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在荷兰这个当时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里，西方的艺术家开始画风景画。风景画既是征服自然的视觉表现，又是殖民主义征服的视觉表现。与自然的战斗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如今，这场战斗所造成的后果又导致这场人类与自然的斗争缓慢地走向失败（尼克松［Nixon］，2011）。

长期以来，我们不仅为这一冲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还学会发现其中之美。现代的美常常是气候变化的产物。举例来说，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日落现象，非常壮观，使浪漫主义诗人们着迷。这一景象是那个时期的新工厂大量使用煤炭，煤炭微粒折射了大气中的红光后造成的。浪漫主义者提到某种美时会使用“壮丽”这个词，在艺术中描画这种美也极其动人，例如我们在浪漫主义艺术家透纳的绘画中看到的海难或者风暴，但身临其境体验这种美则是很糟糕的经历。

今天的飓风、干旱、洪水、创纪录的降雪和逐步升高的气温引起了一种持续的不安，这种感觉有些异样，因为极端的天气成了新常态。新的全球性城市、数字网络以及无人机所带来的怪异和这种不安相似。如果在你生活的某一个月中，世界的平均气温没有比上个月更高，那你就一定是生于1985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如果你不到28岁，就永远不会知道气候变化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干旱、洪水和不断上升的海平面给身体带来了与过去不一样的经验，你的身体能够感知这些变化。它（身体）就是觉得不对劲。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想象过去时，用上柴纳·米耶维用的这个词“视而不见”（米耶维，2009），不得不忽视过去学会的观看世界的方式，并开始设想另外的方式来与我们过去所说的“自然”相处。那将是观看人类世。

鸟

我们这个星球上发生了很多明显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鸟类数量大幅减少。在人类创造的所有神话和文化体系中，鸟都很重要。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在毁灭鸟类，因为我们到哪里，哪里的环境就会发生改变。仅以太平洋岛国汤加（Tonga）为例，大约2,800年前，人类来到这里，此后，有26种记录在案的鸟类灭绝了。现代航海业明显加快了鸟类灭绝的速度。荷兰海员于1598年抵达毛里求斯岛，并发现了一种不会飞、可以食用的鸟，称之为渡渡鸟。海员和其他旅行者大量食用这种鸟，而他们引进毛里求斯的猪和猕猴则以渡渡鸟的蛋为食。人类最后一次确认看到渡渡鸟是在1662年，渡渡鸟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最早受害者之一。

这种变化令人吃惊，因为自然选择的淘汰需要的时间跨度会长得多。“基础”灭绝率（即没有人类介入的情况下会发生的灭绝数量）非常低。没有人类干预的话，需要四百年的时间才能让一种鸟类灭绝。自19世纪以来，渡渡鸟已经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一个固定形象，如果现代社会的标志就是人类可以让自然变化本身发生改变，那么渡渡鸟的消亡就是第一个现代标志。

在欧洲的现代早期，鸟类的死亡先于对于自然的整体征服，成为了令人好奇的科学事物。德比（Derby）画家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在他的作品《气泵里的一只鸟的实验》（An Experiment on a Bird in the Air Pump，1768）中对这一景象进行了描绘。

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在1659年发明了气泵，他用这个来演示空气许多不可见的特性。他有一个实验是将一只鸟放在气泵里，然后抽走空气，通过鸟的死亡来证明空气对于生命的必要性。一个世纪之后，自称为“自然哲学家”的人在讲堂和私人住宅里进行表演。（这种可以重复进行的实验，就是今天的气候否认者们臆想的那种用来测试气候变化的实验。）与其说这是一个科学实验，倒不如说是一项娱乐。鸟在真空泵里拍打着翅膀，令孩子们感到悲伤，而成人们则在就此景象进行学术对话。科学被描绘成理性战胜了情感，二者分别被赋予了男性化和女性化的特质。戏剧般的烛光和实验者圣经般的外表增加了场景的紧张感。大多数实验标本实际使用的是本地的小鸟，例如云雀和麻雀，而赖特则画了一只美冠鹦鹉。库克船长的航行使英国人知道了这种热带鸟类。在这个国家里，这种鸟的样本是稀有且昂贵的，因此不太可能选择它们作为科学消遣的对象。赖特想要通过画一只热带鸟的方式，强调征服自然和征服新的海外领土之间的对称性，并使这种对称性视觉化，而英国哲学家们也希望通过气泵来实现这种对称性（见第三章）。

图67：格林（仿赖特），《气泵里的一只鸟的实验》

这样的实验并没有引起争议，因为近代西方人认为鸟类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候鸽就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种鸟在北美数量多得让人难以置信。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是著名的鸟类学者及鸟类艺术家。1813年在肯塔基，当这种鸟从他身旁飞过时，他对这种鸟的“无穷数量”感到非常惊讶，于是就尝试着去估算。他估计他看到的单一“候鸽群”有不少于1,115,136,000只。他同时还为其整体的视觉美而感到震惊：

我无法向你描述，当碰巧有一只鹰扑向鸟群的尾部时，它们的队形在空中变化所产生的极致美感。如同洪流一般且伴随着雷鸣般的响声，鸟儿们冲向中心，互相挤靠着，变成了压缩的一团。这个几乎实心的团块以波浪状和折线的形式前冲，它们用不可思议的速度俯冲、掠过地面，上升时则像一根巨大的柱子，在高处时，它们的行进路线旋转和扭曲，就像一条盘绕着的巨蛇。[2]

图68：奥杜邦，《候鸽》（Passenger Pigeons）

然而当它们飞过天空时，等待它们的却是人类的枪口。奥杜邦描述了在这种鸟飞过的每个地方，人们都竭力地射杀它们，人们不单自己享用这些鸟肉，还用这些鸟肉来给家猪增肥。这种鸟在市场上的售价是每只一便士。虽然奥杜邦担心人类的射杀可能会使这种鸟灭绝，但他无法相信这真的会发生。在他看到这种鸟的一个世纪以后，1914年9月1日，最后一只候鸽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动物园里死去，而此时正是人类开始互相屠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杜邦关于这种鸟的绘画如今成为了这个灭绝物种的纪念物。这幅画表现了两只鸟在“接吻”，这是一种求爱仪式，其中一只鸟在喂另一只鸟。上方的雌鸟在哺喂色彩更明亮的雄鸟，奥杜邦对此记录道：“这些鸟对伴侣所展示出的亲切和温情极其引人注目。”这种亲昵景象曾是北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特色，但我们已经有一个世纪体验不到了，而大群的鸟利用壮观的飞行来阻止捕食者的壮观景象就更看不到了。和奥杜邦的所有绘画一样，这一幅创作也是利用鸟类尸体，而非活鸟。奥杜邦用金属线制作了一种器具，将鸟定格在某种姿势上，这种姿态就是他想画的姿态。我们可以从处于低位的那只鸟的翅膀所呈现出的强制形态看出这一点，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展现它色彩鲜艳的尾巴。

他的经典著作《美国鸟类》（Birds of America，1827—1838）充满了射杀鸟类以及从繁荣的鸟类市场获取死鸟的叙述，从纽约到新奥尔良都有这样的鸟类市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里，这种做法很平常，但在今天看起来，这就像是在描写一幕导致灭绝的残酷戏剧。虽然现在人们射杀的鸟比过去要少，但由于人类定居点的增加和气候变化，鸟类的数量仍在继续减少。

1962年，科学作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了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改变了人们理解环境的方式，这本书最先刊登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卡森，1962）。卡森指出杀虫剂DDT对人类以及包括鸟类在内的动物造成了巨大的损害。DDT对鸟类蛋壳有损害，由此她想象了一个没有鸟鸣的春天，书名即来源于此。有力的图像和她令人信服的证据结合在一起，引发了对于DDT的限制以及随后的彻底禁止。不知道今天生活在双层玻璃后面并且头戴耳机的美国人，是否会对鸟鸣受到的威胁有所动容。

2007年奥杜邦协会就美国人所认为的二十种最常见鸟类发布了生存情况报告：“自从1967年以来，常见鸟类的平均数量陡然下降了68%；个别品种更是骤降了80%。”[3]2014年的一项跟进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威胁到了美国半数鸟类。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19世纪著作为我们记录下了许多如今已经灭绝的品种，以及更多的数量急剧减少的品种。我们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着，但与奥杜邦相比，我们看到的星球是不同的，它更加空荡，鸟儿的歌声也更稀少。

现代美

如今，意图捕捉新事物或者日常事物的工作也成了环境破坏或气候变化的记录。自然史绘画只是无意中记录了快要灭绝的动物，与此相同，描绘现代工业生活新现象的绘画也只是突出了气候变化的过程，却没有意识到真正发生的事情。这种“双杀”功能贯穿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中。城市成为大多数人的栖息地，在艺术、摄影和电影中，城市变得自然化。我们可以尝试重新观看这些作品，以此了解人类是怎样改变了世界，怎样发展出观看这个星球的方式，而这或许会成为解决现代主义问题的方法的一部分。要想做到这一点，那么，对于将这些变化看成美的那一套方法，我们必须做到“视而不见”。

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在1873年创作的《日出·印象》（Impression: Sun Rising）被广泛地复制和讲授，在这一点上现代绘画作品无出其右。他所创造的这种效果从一开始就非常引人注目。

我并不是想削弱大家对于莫奈处理色彩和光的手法的欣赏，只是想强调这幅画曾经表现了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并美化了这种行为。法国进入工业革命的时间较晚，19世纪中期它正忍受着工业煤炭造成的烟雾。我们在莫奈画中看到的是位于诺曼底地区勒阿弗尔市（Le Havre）的港口，这个港口因烟雾弥漫而闻名。从19世纪中期开始，莫奈绘画中的效果被广泛应用于法国的流行照片、明信片和绘画等视觉文化产品中。莫奈在勒阿弗尔长大，这里建有法国跨大西洋旅客运输的主要港口，绝大多数港口选用蒸汽船作为运输工具。在这幅画中，传统的划艇被孤立地置于前景中。而在背景中，工业机器占据了整个画面，例如右侧的起重机，左侧中间位置清楚描画的三艘轮船，煤烟正从它们的烟囱里向外涌出。总的来说，这幅画给人一种生动的感觉印象，而“印象”既是这幅作品的名称，同时又是这场整体运动的名称。煤烟是黄色的，这种黄色主宰了这幅画的最上面部分。画面描绘的时间是清晨，烟雾邂逅了蓝色的晨光和红色的旭日，产生了一系列的折射色彩，从而使莫奈的画显得美妙绝伦。

图69：莫奈，《日出·印象》

莫奈显然是自然地抓住了这一瞬间，其中有许多巧妙之处。光与烟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我们或许会认为非常现代的美。轮船在烟雾中若隐若现，看上去像是工厂的烟囱。它们似乎就像是现代版的利维坦一样，正在奋力从水中找到一条出路。利维坦是一种传说中的海洋怪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用它来作为国家的象征。在事实层面和隐喻层面，轮船都是力量之源。这幅画似乎是从一个不寻常的较高视角进行创作的。或许莫奈正从高处的窗户或者船的桅杆上朝远处看。他是否真的处在那样的位置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但他赋予了“征服自然”一种视觉形态，将曾经令人生畏的海洋变成了一个被驯服的对象、受人类支配的形象，似乎现在的海洋就是用来观看的景色而已。

人类按照自己的想法创造了这个世界，现在他们看着自己的创造，觉得非常好。莫奈作品中的现代性和新颖性起初令同时代的人感到震惊，但他们很快就对这些作品产生了舒适的亲切感，这种感觉一直保留到今天。这幅画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工业生产所造成的世界变化，而且还将这些变化进行了美化。美没有实际用途。虽然真实的烟雾是工业劳动的标志，但这幅画所要突出的是手工制作的性质。莫奈想要我们认识到，他的艺术不是那种可以在工厂无限复制的工业产品。它是面向有闲阶级的，而不是劳动阶级。实际上，烟雾是一种危险的工业副产品，但现代美的观念将煤烟的色彩和气味转化成了征服自然的象征。

两年后，莫奈在这件尺幅小但构图密集的绘画《卸煤》（Unloading Coal）中，充分展现了这种世界观。来自于法国北部煤矿的一支煤炭驳船船队从画面左下方进入到中心区域，更确切地说几乎是侵入到画面中来的。煤炭从驳船上被搬下来，供巴黎的工业郊区使用，煤炭本身也是一种很费人工的产品。工人们的个人特征无法识别，因为作为个人来讲，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卸载煤炭。和采矿一样，这是一种非常辛苦的工作。从这里，煤炭以我们看不到的方式，被运到了和背景里那座工厂类似的地方中去，再次变成烟涌出来。那座现代钢铁桥梁以及桥上面手推车运输的商品就是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桥的左侧可以隐约辨认出一盏煤气灯，它显然是现代人类支配自然的象征。在视觉上，桥处于“更高上层”，上面布满了人工产品，并被人们用灯照亮。桥上的人物不再有区别，或者说不再有个性。有些人在休息，或在监视手下人搬煤，你更愿意成为一个桥上的人。现代工业社会中最重要的两方面——生产与消费——在这里被融合到了一个视觉系统中。

图70：莫奈，《卸煤》

与早几年的《日出·印象》一样，《卸煤》也是从一种不寻常的空中视角来创作的，或许这是火车在穿过通往巴黎的河流时通过车窗看到的景象。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说，火车上见到的运动影像常被当作是电影的前身。在这里，莫奈将运动着的现代世界定格了。这种定格画面使得这幅画有了强烈的运动感，画面总体呈暖色调，减弱了煤烟所产生的黄色调。空气恶化再一次被视为是自然的、正确的，甚至还进一步延伸为美丽的。如今，这个变化了的世界已深深地根植在我们的感觉中，甚至决定了我们的知觉，继而将它看作是美丽的、符合美学的。

如果美是符合审美的事物，那么这里的艺术针对实际状况制造了一种感觉麻醉剂。[4]在一个烟雾弥漫的日子里观看煤炭卸载或许不是什么令人振奋的体验，但观看莫奈绘画中的这个场景则着实让人振奋。19世纪的艺术将风暴和山脉描绘成美丽而非险恶的样子，与此相同，莫奈也改变了我们对于现代城市的认知。实际上，发明于19世纪的医学麻醉是已知的最能减少人类痛苦的方法之一，因此，感官变得迟钝并不总是一件坏事。有一个来自纽约的典型案例说明了这种感觉麻醉在实践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在乔治·贝洛斯（George Bellows）的经典绘画《四十二个孩子》（Forty-Two Kids，1907）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一群裸露的孩子正准备在东河游泳。

图71：贝洛斯，《四十二个孩子》

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很贫穷，来自于纽约市的下东区，该地区是移民大量聚集、条件糟糕的地区。“水是黑色的”这句话可没有使用比喻的修辞。那个时候生活在纽约港周围的有600万人口，他们将排泄物通过管道直接排入水中。你可以在河里找到许多死动物，工业废料就更不用说了。在19世纪，纽约的牡蛎养殖场非常繁荣，是城市的重要食物来源之一。而到20世纪早期，它们都已经消亡了。

负责处理污水的官员无法理解，为什么没有人公开抗议这些垃圾，甚至都没有人感觉到它们的存在。1912年，在贝洛斯创作这幅画的六年后，一位英国科学家在游览了这个港口后评论道：“我很惊讶，一座声称是世界一流的城市会允许这样不光彩的状况存在。”城市污水处理官员惊讶地记录道：

纽约人民似乎对港口的污染状况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淡定。内港污染最严重的大片地区就是上东河地区，恶臭的河流在此与阴暗难闻的哈林区相连，而纽约人近期却在河的两岸建造了一些最好的、最昂贵的医院和公寓。[5]

这里的重点就是，大家或许认为 “下层”工人阶级愿意生活在污垢和臭味中，但连纽约的精英们也是如此。即使在今天，当降水量超过半英寸的暴雨都会将未经处理的污水冲进纽约的河里，第二天，游泳者和冲浪者都知道要远离本地的河滩。人们想要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麻痹了感官，或者至少这个愿望让人们忽视了在水里见到和闻到的东西。城市的图像取代了它的物质现实，图像成为了新的现实。

这种有选择的感知绝不仅限于纽约。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燃煤造成的浓雾令伦敦饱受折磨。这种持续的雾被称为“黄色浓雾”，常常被错误地说成是雾，它成为了伦敦生活的一个特色。游客们期待着雾，伦敦人在离开时会想念它。雾成为19世纪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例如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1852—1853）中著名的开场白：

到处是雾。雾笼罩着河的上游，在绿色的小岛和草地之间飘荡；雾笼罩着河的下游，在鳞次栉比的船只之间、在这个大（而脏的）都市河边的污秽之间滚动，滚得它自己也变脏了。雾笼罩着厄色克斯郡的沼泽，雾笼罩着肯德郡的高地。雾爬进煤船的厨房；雾躺在打穿的帆桁上，徘徊在巨舫的桅樯绳索之间；雾低悬在大平底船和小木船的舷边。雾钻进了格林威治区那些靠养老金过活、待在收容室火炉边呼哧呼哧喘气的老人的眼睛和喉咙里；雾钻进了在密室里生气的小商船船长下午抽的那一袋烟的烟管和烟斗里；雾残酷地折磨着他那在甲板上瑟缩发抖的小学徒的手指和脚趾。[6]

雾（实际上是煤烟）如今似乎成为了自然和人类所有活动的背景。雾很容易顺应新环境，甚至它自身也会被城市的灰尘所污染。然而它却使得商店提前两小时亮灯，并且令街道上的煤气灯变得暗淡。雾到处都是，而“在雾的正中心”，狄更斯说道，就是大法官法院。这个法院负责处理与财产有关的案件。雾成了现代生活中掌管法律的权威场所的象征。它触及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我们周围的每个物体。在帝国文化看来，法律将“文明”和“野蛮”隔离开来，是征服自然的结果。雾是这种征服的副产品和象征。《荒凉山庄》对此并不太确定，因为在雾的中心，没完没了的詹狄士诉詹狄士一案破坏了它所触及的全部生活。

1952年12月，在《荒凉山庄》出版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一场大雾霾使得伦敦的黄昏在中午就降临。照片显示，透过雾霾只能感觉到标志性建筑模糊的轮廓。后来的研究估计，有大约1.2万人死于这场雾霾所引发的肺病和其他呼吸道疾病，这个数字是9·11事件遇难人数的四倍多。但如果你翻看那些日子的报纸、日记和其他资料，会发现这几乎没有被提及。《泰晤士报》记录到雾耽搁了交通，并且仅提到伯爵宫市场的牲口出现了呼吸困难。一个世纪之后，雾还是一直伴随着伦敦，就像烟雾（至少那时候命名正确了）随后伴随着洛杉矶一样。回想起来，这场大雾霾常常与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得以通过联系在一起，这一法案即便没有彻底终结烟雾，至少也终结了大雾霾。实际上，该法案并不是一项政府议案，因此不得不依靠下议院后座议员来推动实施，这也表现出，从官方的角度来看，治理雾霾这件事并不是很紧迫。

奥林匹克的煤炭和钢铁

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的著作《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一书中，有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城市贫困的经典描写，他描述道：

我们的文明是如何……建立在煤炭之上的，只有停下来思考，人们才能意识到对煤炭的依赖有多么彻底。让我们活着的机器，还有制造机器的机器都直接或间接依赖煤炭。[7]

从很多方面来看，情况依旧如此，如果算上钢铁的话更是这样。有记录显示，自从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开始以来，环境破坏（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正在加速。尽管碳排放量处于高位，英国仍然用煤来解决其30%的能源供给，而2013年美国39%的电力来源于煤炭。中国现在是全球首要的能源使用国，2011年它有69%的能源来自于煤炭。煤炭再次成为全球碳排放的最大单一来源，超过了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当整个世界都在改变时，按国别来测量结果并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从全球范围来思考原因和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如何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要看到人类世，我们就不能从各自国家或者地区的片面角度去看，而应该将不同观点结合起来。也许我们仍然被现代城市生活的愉悦所麻醉着，看不到这种生活给本地和其他地方带来了什么损失。

莫奈《卸煤》这幅画中的动态学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世在欧洲的形成。今天我们需要将这种观看方式变为一种全球化的版本。我们不应只看单一的画幅，而是应该想着将一系列这样的画幅连成一部“电影”，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人类世的结构、网络、历史和影响。这部电影不是火车上的景象，甚至也不是地面上的景象。它首先是土地缺乏的景象。在巴西，1%的人口拥有45%的土地。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世界范围内，饥饿人口中有20%是没有土地的食物生产者，超过22亿人每天的收入在2美元以下。[8]电影中的世界还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农场的景象、摩天大楼底部的景象或者是全球性城市周边的非正规住宅的景象。

煤炭和钢铁分别为全球性城市提供了能源和建材，以这种方式建设的全球性城市与合理使用、公平占有土地之间是对立的。煤炭和钢铁生产将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南非这样的采矿国家与中国以及一些发达经济体连成了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包含了采掘、生产，以及在全球性城市中能源和建材的最终使用。为了看见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如今我们必须学会视觉化思考。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行时，西方媒体和体育界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投入了巨大的关注。一些运动员抵达中国时戴着口罩。近来有估计称中国每年有75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在2012—2013年的冬天，有6亿中国人生活在雾霾笼罩之下，从太空中可以看见雾霾笼罩了130万平方公里，并且只有偶尔才会消失。[9]

相比之下，2012年伦敦奥运会第一天就碰巧遭遇了空气质量警报，对此却无人提及。伦敦空气质量在想象中应该就是好的。与1990年相比，伦敦的排放量下降了约15%，主要是因为减少了煤炭的使用。[10]从1997年至2004年，这个国家的总体碳消费却增加了23%，原因是它增加了进口，不过，自2004年起由于金融危机而开始下降。[11]在2030年以前，伦敦无法达到欧盟空气质量标准，这早已公之于众。中国的雾霾在西方媒体上见诸报端，而第一世界国家的缺点却被忽视了。

我们怎样才能透过雾霾去看呢？让我们通过煤炭和钢铁网络来继续比较这两次奥运会。作为各自方案的核心部分，北京和伦敦都吸引了顶级艺术家来建造钢铁纪念物。在北京，艾未未帮助设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鸟巢体育场（官方名称：国家体育场），而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为2012年奥运会创作了一座巨大的公共雕塑《伦敦轨道》（London Orbit）。体育场和雕塑都用钢铁建造。全球的钢铁工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迅速发展。根据2012年的数据，中国在这一年里生产了超过7亿吨钢铁，占了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相比之下，美国则只有8,800万吨。[12]采矿业是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经济发达国家组织”[13]统计：

钢铁生产占据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算上动力、采矿和铁合金的话达到8%）。钢铁工业是最大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源（30%）。[14]

体育场周围的雾霾与钢铁直接相关，这些雾霾以及周围的纪念物都是钢铁的产物。

仅鸟巢体育场一处就使用了11万吨钢铁。这座引人注目的椭圆形体育场起初被设计成可伸缩屋顶。由于成本问题这一设计被取消，结果就成为现在这种漂亮的原创形态。瑞士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公司（Herzog & de Meuron）与中国建筑师李兴刚以及艺术家艾未未共同合作，设计了这座表面全是孔的建筑。它的灵感来自于中国陶瓷，造价达3亿美元。正如李兴刚所说，“在中国，鸟巢（燕窝）很贵，只有在特别的时刻你才会吃”。

图72：北京国家体育场

自然是满足人类需求的一种资源，这座体育场采用的就是这样一个理念。它将这个理念转化为象征中国发展的一座纪念碑。在开闭幕式上，烟火照亮了体育场，这样的景象的确令人叹为观止。而中国的官员们在奥运会期间做出的无形的改变则更为引人注目。用减少工业活动和车辆限行的方式，中国为奥运会制造了清洁的空气。不仅如此，科学家们后来计算出，针对世界希望将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而言，此次排放量的减少相当于完成了总体目标的0.25%。这一结果实在令人惊讶，如果其他全球性城市都以此为榜样，那么即使在目前为时已晚的情况下，控制全球变暖实际上也还是有可能的。

四年后的伦敦，另一座特别的钢铁纪念碑成为了这届奥运会的标志，那就是安尼施·卡普尔的《伦敦轨道》。跨国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 Mittal）为该项目提供了钢铁，该公司由拉克希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掌管，他是英国最富有的人。2011年，他的公司的产品销往60个国家，收入超过940亿美元。在整个2012奥运年期间，法国东北部的一家安赛乐米塔尔工厂一直进行着一场激烈的、针对失业的劳工运动，这个事件甚至成为了这个国家总统大选的一个争论点。这些争论在伦敦是看不到的，这里的大部分讨论都是围绕着那件轨道艺术品。这件作品与卡普尔最著名的作品很不一样，那些作品的形式都是趋向于光滑的、曲线的，有些还是高度反光的。而《伦敦轨道》在视觉上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纠结。卡普尔曾说过要“制作有持续运动感的东西”。[15]

图73：卡普尔，《伦敦轨道》

一个长的增加物从左下方一直延伸到右侧的空间，分散且破坏了整体的流动性，这一切看上去是有意而为之的。从另一侧看，它显得更好看一点。即便如此，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卡普尔意图赋予“不稳定”一种视觉形态，而他或许也已经极好地实现了这一目的。在其顶部的观景平台就像是这许多欧洲停车场恐怖的环形通道集合体的出口。简而言之，这座装置是一个视觉的奇观。如果你朝一旁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看（体育场显得比我预想的要小），或者朝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伦敦城的轮廓线看去，这种视觉奇观还将延续。例如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的碎片大厦。这是一座高达308米87层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摩天大楼，恰好赶在奥运会之前完成，其顶端是一座500吨重的尖塔。观看这座城市的另一种方式是把它当作诸多丑闻的发源地，这些丑闻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而生，例如LIBOR利率操纵丑闻。但朝另一边看去，则是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的景观，这是伦敦东区还没有被美化的一处地方，充斥着丑陋的塔楼、乱糟糟的马路、铁轨，头顶上布满电线。

在采访中，卡普尔声称这座雕塑与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以及埃菲尔铁塔有相似性。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的钢铁金字塔是为1889年巴黎世博会而修建的。世博会展示了帝国世界各地的产品，吸引了大量游客。实际上，许多临时展馆的展品甚至还包括了其所属国家的居民，这些居民是作为一种人文景观来展示的。那次世博会是对征服自然和西方“文明”崛起的一场公开庆祝。

相比之下，塔特林的螺旋状构成主义高塔是为了向1917年俄国革命致敬，但最终未能建造。他的设计（1919—1920）试图超越埃菲尔铁塔，以此作为共产主义优越性的象征。列宁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电力加苏维埃”，而这体现出来的决心与征服自然差不多。如果我们将以上两个建筑设想成是帝国和共产主义的继承物，那么卡普尔的雕塑就可以视作“全球化纪念碑”。当时，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已延续到第四个年头，在此背景之下，这座雕塑的强烈不稳定感就具备了意义。从这里你可以将《伦敦轨道》想象成是一个英镑、美元和欧元符号£/ $/ €的组合体。如此，倘若这个时代应该有一座纪念碑的话，那么它确实是最适合的。

对人类世的视觉思考

要想找到可以用于对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进行想象的新方法，就需要一种对于人类世纪元的全新的视觉化思考，这种视觉化思考甚至可能是一座“人类世”纪念碑（实际上阿根廷艺术家托马斯·萨拉切诺［Tom à s Saraceno］正在法国图卢兹计划着这样的一座纪念碑）。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的文献是探讨这一问题的极好出发点，这些图像资料是由爱德华·伯汀斯基历经二十多年制作完成，他将此称为是由采矿所创造的“人造风景”。世界各地随处都能见到这样的景观，并且完全是人造的，它就是人类世的基本构成。

在这张拍摄于1985年的西星（Westar）露天煤矿照片中，伯汀斯基抓住了斯帕伍德（Sparwood）地区矿山的庞大规模。山上的煤炭被移走，山坡变得光秃秃的，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同心圆，与这些巨大的同心圆相比，山坡中间的卡车和其他设备就像小毛毛虫一样，这样的新人造景观犹如世界末日一般。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世风景。斯帕伍德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班夫国家公园（Banff National Park）附近，是一个小社区，因为展示过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卡车而有了些名气。良好的公路将矿山与州际公路系统连接起来，让煤炭得以快速的运输。这些露天煤矿的煤炭被用于钢铁生产。2014年，是这幅照片拍摄后30年，这座矿山据估计还会再活跃29年。这些公路形成的内在关联和网络使得鸟巢体育场和《伦敦轨道》装置的建设成为了可能，但是这些关联和网络往往是不可见的，物质层面的全球化就像人类世风景一样，成为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东西，只有那些必须在那工作的人才能体验到。

对于这种现象的思考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它展示了殖民历史是怎样继续影响能源生产的。加丹加省（Katanga）的卢本巴希（Lubumbashi）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艺术家萨米·巴洛吉（Sammy Baloji，1978—）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殖民史是怎样直接与全球性城市以及数字网络联系到一起的。巴洛吉生于卢本巴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法国接受教育。他的项目《记忆》（Mémoire，2006）规模宏大且广为展览，其中有一些蒙太奇照片，展示的是殖民时代的非洲人和欧洲人站在今天的矿厂前。这种久久不能释怀的、怪异的感觉在全球化的今天再次重现。

图74：巴洛吉，《记忆》

通过采用大尺幅的格式，巴洛吉拍摄的黑白和彩色蒙太奇照片获得了视觉上的醒目感。他的作品表明该地区具有很长的开采史。从20世纪20年代起，比利时殖民者开始对加丹加省丰富的铜矿进行开采，他们常常使用强制劳动力，在铜需求量高企的二战时期尤其如此。刚果独立以后，20世纪80年代的吉卡（G é camines）国有矿业公司在产量和腐败两个方面都同样出名。随后数十年的战争使得巴洛吉相片中拍摄过的矿山，变成了后工业时代的废墟。破败的建筑和巨大的彩色沉积物（矿石被提取后剩下的东西）形成了世界末日般的景象。巴洛吉描述道：

我现在的作品是与殖民历史直接相联的。在殖民的过程中，加丹加省的各座城市诞生了。这些城市建造在矿区之上。这些矿山是加丹加历史的一部分。我所考查的核心是刚果人民的日常生活。[16]

2006年，刚果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上居于末位，在透明度指数上也接近末位，表明了高度的腐败。如今这个地区从事个体矿工工作的人多达50万，其中包括许多儿童，这意味着他们要将含矿的石头挖出地面并单独出售。铜的需求主要来自中国，占了全球供应的40%，它们被用来制造计算机、冰箱、汽车和水管设施等消费品。在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2010）[17]如今禁止使用所谓的“冲突矿物”，即在强迫或战争状态下生产的矿物。虽然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对此做出了努力，但全球矿物市场是流通的，要想知道我用来写这一章的计算机是否含有刚果的铜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让这种全球流通变得清晰可见呢？“煤炭与冰”（Coal+Ice）是2011年的一次纪实照片国际联展，吸引了超过三十位摄影师参展，该展览试图让不断增加的煤炭使用和融化的冰原之间的关联变得可见。[18]用策展人杰伦·德·弗瑞斯（Jeroen de Vries）和摄影师苏珊·梅赛拉斯（Susan Meiselas）的话来说，“煤炭与冰”“用视觉化的方式讲述了人类使用煤炭所引发的隐蔽的连锁反应。这座摄影拱廊从煤矿深处转向了壮观的喜马拉雅山冰川，在这里，温室气体正在使高海拔的气候变暖”（“煤炭与冰”）。这座装置没有强行推送简单的答案或者指令式的结论，而是让观众去看现代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联。

图75：“煤炭与冰”展览的装置，中国黟县

充满力量感的纪实照片描绘了中国矿工劳动时的场景，而詹姆斯·布拉希尔斯（James Brashears）表现消退冰川的照片悬挂在它们的上方。这里的故事说来话长。采矿群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之间不仅有经济利益，而且还有自豪与团结。与此同时，工作是艰难而危险的，且会对全球产生影响。终结采矿业会有利于气候，但会损害这些群体。如何权衡利弊则由观众来决定。这需要时间，而这样的装置可以让我们进行必要的视觉思考，来想象这些历史并着手设计可选方案。

我们应该发展自身的视觉思考技能，来理解人类与河流等重要自然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现在，这些自然系统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以至关重要的密西西比河为例，无论是在过去的南方棉花王国时代，还是今天的谷物运输时代，它一直都是美国财富运输的重要通道，是美国的大动脉。密西西比河既为美国诸州供水，也越来越频繁地洪水泛滥。1944年，负责联邦航道的陆军工程兵团的哈罗德·菲斯克（Harold Fisk）制作了一张超绝的密西西比河洪泛平原地图。菲斯克的这幅大型非常规地图显示了一系列旋涡状蜿蜒的河流，这些河流的形成需要很长的地质时间跨度。因此，这幅地图将深时变得可见了。“现代”河道位于之前纠结缠绕的河流轨迹中间，用白色描绘。地图的效果更像是一幅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画作，而不是一幅地质图表。两百年来，欧裔美国人一直试图更改这条河道，但两百年实在是太短暂，在如此大的范围中，很难看得到变化。这幅地图让我们感觉河流是一个拥有历史与记忆的生命体，而不是没有生命的水流。这幅图在一个画幅中创造了一种对比与历史感，显示出任何想将河流限制在单一路径上的努力多半是徒劳无功的。

图76：菲斯克，密西西比河洪泛平原地图

图77：美国工程兵团，密西西比河流示意地图

与此相对照，工程兵团制作的21世纪河流地图则显示，密西西比河变成了一条直线，被控制在无法逾越的堤岸中。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大坝崩溃了，新奥尔良市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才发现这些堤岸的强度只取决于其最薄弱的部分。或许你一开始甚至不会意识到这幅图是一幅河流的地图。

工程兵团的地图使得征服自然视觉化了。它将菲斯克绘制的地图中盘旋蜿蜒的河流变成了一系列直线和数据点。那条河变得不存在了。然而工程兵团也同样不能将其成功控制在他们制造的边界线之中。

陆军工程兵团的士兵实际上是一群在维护并扩大对于自然的征服成果的士兵。兵团将河水当作“敌人”，并采用所谓的“堡垒”模式来保护城市。这种模式消灭了湿地和河口这些可以适当抵御洪水的天然防护。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重建新奥尔良时的大部分呼声都要求遵循这种堡垒模式，或者叫作“硬”的模式。在桑迪飓风（2012）袭击纽约后，首选的措词变成了“适应力”，指的就是防波堤或者其他障碍物。这个替代方式是一种“软”的改进。这种软的改进强调恢复湿地、沼泽、贝类动物河床以及其他可以削弱洪水或使之转向的方式。这些方式使河流可以更加自然地流动。将菲斯克的密西西比河地图与工程兵团绘制的地图相比，我们就能够看到军队是怎样试图用直线来替换曲线的。在一个仍然非常军事化的社会中，即便“软”的选择可能更加有效，但“硬”的选择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却更加受人认同。

实际上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该怎样看周围这个变化的世界。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继承了时空一体的思想，即对于需要描绘的事物，应该从一个特定的位置去看，且时间跨度不应该超过一天。透视法这一视觉体系早已为古人所了解，并且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又再次复苏并造成了深刻影响，在这一时期该体系增加了一条训喻，即这些事物必须是由单一观者从单一的明确位置去观看。为了看见变化的世界，我们就必须将这些历史悠久的策略放到一边。我们不但需要跨越时空去比较，还要学会站在在自己的角度之外，从他人的角度去看。

这一章中关岛和密西西比河的例子表明，我们也必须改变自己对时间的理解。深时正在我们眼前改变。如果我们不将整个世界的状况列入思考范围中，就会不断地被震惊。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太平洋海平面的上升，因为他们认为这不会影响到自己，而当2011年的海啸淹没日本的海堤时，他们被吓到了。此次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释放出了大量的放射物，它们进入到了大气层、太平洋以及更远的地方。在17世纪的伦敦，约翰·多恩（John Donne）写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是联系在一起，而变化本身也正在改变。

注释：

[1] Bacon （[1605] 2001）,Book 1,Vol. 11.

[2] Audubon 1999,pp. 263–4.

[3] Audubon Society （2007）,http://birdsaudubonorg/common-birds-decline 2007

[4] Buck-Morss 1992,pp. 3–41.

[5] Phelps et al. 1934,p. 1006.

[6] 参照《荒凉山庄》，黄邦杰、陈少衡、张自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译注。

[7] Orwell 1937,p. 18.

[8]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overview

[9]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chinese-leaders-forced-tocounter-environmental-pollution-a-886901.html

[1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95968/20140327_2013_uk_greenhouse_gas_emissions provisional_figures.pd

[1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61692/consumption_emissions_28_Nov_2013.pd

[12]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1-18/china-s-steel-productionrises-3-1-in-2012-as-economy-expanded.html and http://www.steel.org/about%20aisi/statistics.aspx

[13] 原文“经济发达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ountries），实际应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大约系作者的小幽默。——译注

[14] http://www.oecd.org/sti/ind/item%203.%20mckinsey%20-%20 competitveness%20in%20the%20steel%20industry%20%28oecd%29%20-%20final.pd

[15] http://anishkapoor.com/332/orbit.html

[16] http://www.prixpictet.com/portfolios/earth-shortlist/sammy-baloji/statement/

[17] https://www.sec.gov/about/laws/wallstreetreform-cpa.pdf

[18] http://sites.asiasociety.org/coalandice

第七章

改变世界

1994年1月1日，当世界刚刚欢庆过新年夜，萨帕塔主义（Zapatista）叛军就从墨西哥恰帕斯州（Chiapas）的丛林中走了出来，并宣告“Ya Basta!”（够了！）。这一行动选择的时机恰好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时间相一致，该自贸区消除了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壁垒。EZLN（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西班牙语：Ej é 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 n Nacional）的成立是想为当地玛雅人和其他民族创造抵御全球化的选择，主要致力于文化抵抗，而非武装抵抗。萨帕塔巧妙地运用媒体来传播他们的政治理念，即“来自下层，服务下层”，并在网上发布了一系列“拉坎墩（Lacandon）丛林宣言”。他们把变化中的媒体和政治看成是同一进程的两部分。萨帕塔拥有一种制造媒体事件的能力。他们的发言人兼副指挥官马科斯（Marcos）也颇有几分媒体人的特点，总是以戴着滑雪面具并抽着烟斗的形象示人。

许多人认为是萨帕塔创造了“黑客主义”，这是一种试图扰乱政府或企业网站运作的网络激进主义。在墨西哥军队暴力入侵并导致5,000人流离失所之后，萨帕塔及其盟友们于1999年6月18日，发起了一次针对墨西哥政府网站的虚拟抗议，这也是萨帕塔制造的首批黑客主义行动之一。相比现在，那时候的网络安全不太复杂，因此人们可以使用简单的HTML脚本参与这样的虚拟抗议。他们坚持认为这些行为是一种电子的、非暴力的温和抵抗，而不是犯罪行为。在萨帕塔的第六次宣言中，他们宣称自己设想了“一个能够容纳万物的世界，一个既唯一而又多样化的世界”。[1]

这些方法一起为全球化时代创造了一种新的“表现”（represent）形式。这词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意义。第一种意思是“再现“，即以其他形式（用电影、摄影或是其他媒介）来描绘某一事件或某一段经历的方法。对于萨帕塔而言，虚拟抗议这样的参与式媒体事件不只是对自己事业的宣扬，还是他们所希望创造的那种世界的范例。随着全球数字文化的传播，这种参与式的媒体比1994年的时候要更为普遍和易于理解。此词的第二种意思是”代表“，即政府代理人制度，一种选举或任命个别人来代表其他人的利益诉求的制度。然而一旦上位，这些代表们就拥有了极大的自由度来决定怎样做。萨帕塔想要用一种叫作直接民主的方式，赋予人们自治的权力。不过人们发现，虽然萨帕塔在世界范围内鼓舞了人心，但是他们能够创造持久变化的地方只有恰帕斯州。事实上，这种运用数字媒体的参与式民主理念更适合于新的全球性城市。全球化时代需要全新的视觉思考，而理解“表现”所包含的双重意义就是这种思考的第二个部分。

反抗的城市

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纽约和马德里，世界各地的全球性城市实际上已经成为抗议之地，他们要求获得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城市权利”（2013）。在这些地方，年轻的、城市的和网络的主要群体正在质疑“表现”的两种形式。2001年，阿根廷抗议者推翻了五届的政府，他们使用的口号是：“他们不代表我们。”[2]他们的呼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全球性城市的多数人能否在政治上和视觉上表现自己，或者说全球化所导致的明显寡头政治能否持续。

在阿根廷，表现的两个问题首先从农业地区扩展到了全球性城市。1983年军事独裁政权垮台后，阿根廷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获取了大量贷款。20世纪90年代，IMF迫使其采取严格的紧缩政策，但这些措施也未能奏效。因此在2001年11月，政府将人民的钱转换成了一种可以用来偿还国际贷款的资产。结果，当人们去ATM机取钱时，发现钱无法取出。金融秩序就此崩溃。在2001年12月19日和2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们开始了自发反抗，该国其他地区的反抗也紧随其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座大约有1,300万人口的城市，领土面积接近200平方公里。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它的人民迫使当时的政府以及随后的四届新政府下了台（西特林，2006）。将全球性城市变成一座反抗的城市，用这种新方式来改变世界，这还是第一次。新的多数人群体发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的新方式。愤怒的口号“够了”导致了“Que se vayan todos!”（让我们除去他们所有人！）因为他们不代表我们。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自己来做。

始于拉丁美洲的自我代表运动蔓延到了全世界，而社交媒体和其他基于互联网的平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它与阿拉伯之春，以及随后2011年的全球占领运动一起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些运动试图找到代表人们的新方式，人们在参加这些运动时，既是个体又是“人民”。利用社会媒体和政治活动，人们首先为自己进行了命名，在西班牙称为“愤怒的”，在美国称为“99%”，而在突尼斯和埃及就是简单地称为“人民”。然后他们找到了场地：埃及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马德里的太阳门（Puerta del Sol）、纽约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由这些地点开始，这些运动主张不要代表，而是要成为“愤怒的”人民或“99%”。他们在网络和城市中坚决要求看和被看的权利。这种全新的自我代表运动使用的方法包括了手机、涂鸦、网站、社交媒体、游行示威和占领。

在埃及，广场上的那些人自称就是埃及，而不是要代表埃及。这样的主张强大到足够使其领导人下台，政权更迭。虽然有一段时间，阿拉伯之春和其他运动看上去似乎真的可能改变世界，但反抗的城市很少能控制整个国家，因此国家领导者常常能够战略性地使用国家媒体，重新宣称自己才是全体人民的真正代表。这种主张城市权利的浪潮已经减弱了，我们可以借着对这一浪潮的回顾，来发现它是如何改变了从北非到北美的视觉文化的。这些运动第一次使用了全球社交媒体来引发对于“代表”和社会变化的视觉思考：我们要从这里走向何方？

2011年及之后：北非

如果和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一样，视觉文化是一种表演，那么阿拉伯之春的开端就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在突尼斯，有一个人成为了受国家压迫的代表性人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Tarek al-Tayeb Mohamed Bouazizi）是一个水果商贩，他对警察干扰他的工作以及整个政治制度表示反抗，但因抗议无效，他在2010年12月17日以引人注目的方式点燃了自己。这样的自焚在20世纪60年代已有先例，当时是为了抗议越南战争以及苏联占领东欧。布瓦吉吉生活在一个叫作西迪布吉德（Sidi Bouzid）的小镇，这个小镇靠近另一座在2008年被抗议者占领了六个月的采矿小镇。

一年前，在距西迪布吉德200公里的莫纳斯提尔市（Monastir），一位贩卖炸面圈的年轻人也受够了警察对他生意的限制，在一座政府大楼前自焚，但自焚后没有产生任何社会影响。一年后，无论是否有意模仿，穆罕默德·布瓦吉吉重复了这一行为，而突尼斯却经历了一场革命。为什么他的行为与公众产生了共鸣，而较早的那一次却没有？差别很简单：Facebook以及其他形式的点对点通信扩散了这条新闻。Facebook并不是革命的原因，但它让革命的信息得到了传播。在政治腐败、失业骤增和骚乱遍布的背景下，气候变化又带来了干旱，导致粮食价格高企，这些都是使人们愿意采取行动的原因。

当权者们要求无视这些危机，但社交媒体可以让人们不去理会这种要求。有信息称社会变革即将到来，因此人们仍然需要行动起来。在布瓦吉吉死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卫星新闻频道对更多的抗议行为进行了广泛报道。这些新的表现形式相互作用，使得他的自杀引发了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人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受够了，现有政权并不代表他们，因此他们必须接管自己的国家。

在2011年革命期间，有一位法国人称自己为“JR”，并且自封为“艺术行动者”（艺术家兼行动主义分子），他意识到突尼斯正在发生视觉文化的转变。过去四十年里，在突尼斯公共场合唯一可见的肖像照片就是前任独裁者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的照片。JR组织了一次对于突尼斯的“彻底”再现，将以前看不见的人们放到了公共空间里。这是一次将不可见变为可见的过程。通过与突尼斯的博主们协力工作，依靠当地所有的对话者和摄影师，他完成了一百幅革命者肖像系列作品的创作目标。这些图像被印制成90×120厘米的海报，非法粘贴在突尼斯的四座城市里，其中包括前秘密警察局、本·阿里曾经的一处住所的正面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该项目被称为“艺政”（artocracy），意思是艺术统治。然而这个开放式的项目却在突尼斯遭到强烈批评。“为什么只有一百幅？”是最常见的质疑。由于革命到处都在进行，它成了所有人民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小群英雄的革命。他的海报没有——或许不可能——充分代表革命。没有人想将独裁（autocray）——一个人的统治替换为一百个人的艺政。JR的视觉思考不够犀利。

2011年以来，埃及骚乱所取得的成就对于重新创造表现方式、改变视觉思考而言，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北非的干旱与气候变化有着确定的联系，而埃及城市中的年轻居民在面对这一干旱导致的严重粮食危机时愤然起义。正如气候安全中心所指出的，虽然气候变化没有“导致”这些事件，但“气候变化产生的后果是潜在的不稳定混合因素的导火索，这些因素会爆发为革命”[3]。城市人口密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的居民超过了1,000万人，社交媒体网络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埃及人口中至少有70%是小于30岁的，在革命期间，官方的年轻人口失业率是25%或更高。所有这些因素合起来造就了埃及革命。也许我们这么表达会更好：“埃及”在解放广场得到了改造，并被不停地重新定义和重新表现，直到军队终止了这一切。

Facebook是一个重要的跨国公司，同时也是2011年埃及骚乱的关键工具。2011年，Facebook页面“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Khaled Said）”上的40万个“赞”成为了这场骚乱的开端。哈立德·赛义德曾是一位博主，2010年被埃及警察逮捕并折磨致死。在其Facebook页面上的虚拟集会使得大量的非主流社会群体变得可见，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导致2011年1月大规模示威活动的原因。在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进行独裁统治的三十多年里，任何在实体场所进行的示威活动都能被阻止。在示威活动中，Facebook还被用来传递行动消息、约定行动日期。在Facebook上，2011年1月25日被定为大规模行动的日子，这一号召在街头和推特上同时传播。超过9万人对Facebook上的这个页面点了“赞”。事实上，有数十万人走上了街头参与此次示威活动，社交媒体用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推动了这一运动。从组织者到警察以及外界的每个人，都对到场人数的绝对规模感到吃惊。这场运动表明：该政权不再代表人民了。

在1月28日的一场街头战斗之后，解放广场向新定义中的“人民”敞开了怀抱。这或许是我们见证的最接近19世纪革命的时刻，而这场革命与19世纪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它还在互联网和半岛电视台上直播。独裁者试图低调处理发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事情，但半岛电视台对于阿拉伯之春的报道使得他们的努力付之东流。卡斯瑞（Ksar Al Nil）桥之战是一场真实而激烈的战斗，它决定了示威者能否占领解放广场。然而，或许是因为正在直播，埃及警察没有使用实弹，而军队干脆就没有介入。军事战斗是一场完全力量上的较量，而这次战斗不一样。这是一场关于谁控制公共场所的战斗：普通人民还是公共秩序部队？2011年1月29日，在三十年的独裁统治之后，人民终于可以第一次创建自己的秩序。

解放广场不太像是一个解放的地方，它呈不规则的形状，夹在一群政府大楼之中，是一个经常会交通拥堵的十字路口。这个广场诞生的原因在于，英国殖民政府想要清空政府大楼前的射击线路，这和我们在19世纪的巴黎看到的一样（第五章）。解放广场成为了一个底层人民积极反抗独裁的场所，也是一个为抗议者提供掩护、食物和网络媒体广播的场所。通过这样的方式，广场自身成为了一种技术。它为政治行动创造了可能性，并且赋予了公共空间以新的含义。简而言之，它既是一种新的视觉表现形式，又是政治代表的声明，二者在新的空间经验中交叉。秘密警察总部和穆巴拉克的新民主党总部都在广场上。广场似乎变成了一台放映机，在旧的解放广场上投射了这些新的理念。

从革命开始的那天起，革命就浓缩成了一句口号：“人民想要该政权倒下”。在这句话中，一种从未有过的自我形象形成了。在18世纪，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描述了所谓的“共同意志”[4]，即公众舆论的力量。公众舆论在埃及已经被压抑了三十年之久。在十八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之后，一种全新的共同意志形成了，而且还被电视直播捕捉到了。它的主体，即人民，迫使独裁者屈服，其中的原因非常清楚，代表埃及的是人民，而不是独裁者。

在占领解放广场后，埃及的社会运动产生了新的视觉思考形式，包括了“街头艺术”、涂鸦和视频集。涂鸦对于埃及人来说是令人吃惊的新奇事物，因为在过去，独裁统治掌握着公共空间的绝对控制权。涂鸦是人们重新收回公共场所，将其用于公共讨论的一种方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文件有记载，这个国家有26%的成年人是文盲，女性占的比例更大。[5]很多人有可能不看主流媒体，更加不会去美术馆，而涂鸦则能触及这些人群。就这样，涂鸦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活跃起来，它推动政治辩论并且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直到2013年6月塞西（Sisi）将军领导的一次意外行动终结它为止。有些特别的地方成为这种视觉讨论的中心场所，例如开罗的穆罕默德大街，穆巴拉克的内务部曾经在这里精心策划警察恐怖统治。在意外行动之后，有人提出了一项针对“滥用涂鸦”行为的法律，这项法律现在似乎已经生效。

穆罕默德·法赫米（Mohamed Fahmy）是一位年轻的涂鸦艺术家，他称自己为甘泽尔（Ganzeer，阿拉伯语的意思是“自行车链条”），并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偶然性艺术家”。换句话说，他的作品是用一切看起来正确的方式，对某一瞬间的需求做出反应。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参与式的艺术：“艺术参与处理了观众当前的挣扎和忧虑”（甘泽尔，2014）。艺术和观众一起思考，而不是替他们思考。虽然他接受了到目前为止革命本身已经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无法影响艺术和文化”。[6]在革命期间，他最先进行的工作包括一幅涂鸦作品，这幅作品是用来纪念一名遭警察杀害的16岁抗议者，还有一个被广为采纳的PDF小册子，用来指导如何进行抗议。他后来讲道，当他看到示威者无法应对警察的手段时，就产生了写这个小册子的念头。[7]这个小册子就如何组织给出了具体设想，并且向人们建议，复印件比网络发布要更安全，因为网络发布会被当局追查出来源。在穆巴拉克倒台后，甘泽尔给自己设定了一项马拉松式的计划，要为在革命中死亡的全部847位烈士创作街头肖像。在2014年离开这个国家前，他只完成了三幅，因此这部殉道者传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了。

在2011年，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管理着埃及，它坚持要将这仅有的三幅纪念物遮盖掉。甘泽尔用一幅作品予以回应，这幅作品显示的是一辆实际尺寸的巨大坦克，正向一名手持面包托盘的骑车人冲过去。

人物与机器相比显得很渺小。阿拉伯语中面包也有“生命”的意思，因此这幅涂鸦暗示军队的统治是与自由的生命对立的。在图78中，除了海报和其他涂鸦外，在最右端你还可以看到“悲伤熊猫”（Sad Panda）的代表作，像是被添加进了甘泽尔的创作中。这面墙成为了视觉对话的场所。

2011年5月，为了恢复这些纪念物，艺术行动者举办了一个叫作疯狂涂鸦周末的活动。甘泽尔散布了一张贴纸，称为“自由面具”，展示了一个戴着面具并且嘴被塞住的头部，还配有说明文字：“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向亲爱的人民致意。现在市场上不限时供应。”这种政治讽刺导致他被捕，但在他利用推特发布了自己的情况后，许多人聚集到警察局，因此他被释放，没有被指控。

2012年10月，在开罗的撒发可汗（Safarkhan）画廊，甘泽尔为自己的作品举办了一次正式展览，名为“病毒在扩散”[8]。其探索了与自由、性别、审查制度和伊斯兰教等相关问题。其中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作品中一个蒙着眼的人正在把自己的嘴巴缝上。一只受伤的猫失去了一只眼睛，蒙着绷带，这成了最新版本的埃及象征。展览布满了好几层楼，墙上有精美的美术字，效仿了开罗普遍使用的涂鸦方式。在一篇2013年初发布的博文中，他写道：“愚蠢的政权知道我的需求：自由、自由。”其他一些涂鸦艺术家，如“悲伤熊猫”也参加了此次展览。该展览立刻被伊斯兰教主义者斥为异端邪说。甘泽尔就此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作为回复：

图78：甘泽尔，《坦克和面包》（Tawk and Bread），开罗

你们听说过有任何自由主义者群体曾经阻碍过清真寺的建造吗？有自由主义者曾经因为某个艺术展览是伊斯兰教的而批评它，甚至试图惩罚它的参加者吗？[9]

他的观点就是，埃及自由主义者没有试图阻止伊斯兰群体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但反之却不是这样。为了应对审查制度的威胁，甘泽尔和基泽（Keizer）以及“悲伤熊猫”这些街头艺术家伙伴们利用互联网来对作品进行存档（http://cairostreetart.com）。谷歌地图的一项功能显示了这些作品是在何时何地发布的。在Twitpic和Flickr网站上，用户被邀请“点赞”，但Facebook没有这么做，因为它受到极其严密的监控。2014年，cairostreetart.com被取缔，这很可能是新军事政权的代理人或者那些不想危及自身的人干的。[10]在2014年4月，桑帕萨（Sampsa）—— 一位街头艺术家，又被称为“芬兰班克西”，告诉一名记者：

在埃及，一些街头艺术家每周都会被警察拜访。他们……正在尝试寻找更加隐蔽的方式，因为有人正在通过社交媒体追踪他们。已有数千人被逮捕并被关入监狱。[11]

还有一些人淹死在尼罗河里。甘泽尔本人被指控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帮凶，于2014年5月被迫离开埃及，目前，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次新的镇压浪潮，社交媒体被严密监控。

在创造新的冲突形式中，在线的反档案形式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非营利媒体集团默斯林（Mosireen）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默斯林是：

诞生于埃及革命时期公民自媒体和文化行动主义的爆发。成千上万的公民用手机和照相机作为武器，如实记录眼前发生的事件，使得街头的观点获得了发声的权力，使得审查机构手忙脚乱。他们利用这些方式让真理的天平保持了平衡。[12]

2011年1月，在骚乱的高峰期，默斯林是YouTube上被观看最多的非营利频道。他们的活动以纪录片和媒体行动主义为中心，即利用视频向世界展示，在面临国内审查和国际忽视的情况下，埃及正在发生什么。直至2013年，他们收集的视频已达10TB，这些就是革命档案。默斯林运用媒体技术频繁召开公开研讨会，参与者采用自愿付费的方式参加。研讨会期间，会有他们的视频在户外放映，这种形式避免了将视频接入互联网的这个要求。在占领解放广场期间，他们甚至创建了解放广场电影院，面向占领者放映电影。

默斯林的核心工作就是他们的视频。这些精彩的电影来自革命的中心地带，制作本身就需要技巧和勇气，并且其中绝大部分电影的剪辑和编排还非常出色。在电影所述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这些视频就被发布到网上，而数小时后就有了英文字幕版。2011年1月革命的电影是来自民众起义中心的一份非常特别的资料。影片中有抗议期间在埃及街头拍摄的蒙太奇视频片段，里面没有评论、没有讲述。在所有的抗议活动中都有女性参与，这一点与许多西方媒体报道相悖。参与者自己的陈述提供了整个事件的细节。在《革命烈士》（Martyrs of the Revolution，2011）这部电影中，西方观众可能会被画面的暴力性所震惊。[13]马路上，军警的车辆高速冲向抗议者。士兵将一具抗议者的尸体放在垃圾中。橡胶子弹、警棍和实弹造成的创伤被展示出来。摄像机就置于人群之中，所以影片拍摄者和其他参与者置身于同样危险的境地。影片中有一个片段记录下一名年轻人正在进行涂鸦，另一个片段则记录了一名妇女正宣称她的儿子阿哈姆德（Ahmed）在抗议中被杀害，而现在解放广场上的所有人都是她的儿子，还有一个片段显示了一名落单的、毫无防御的年轻人正在被当局射杀。在结尾处，被杀害人名单分三列显示，花了超过两分钟才播完。

默斯林在革命期间拍摄的电影中，2012年1月的这部或许是最完美的。《人民想要该政权倒下》（The People Demand the Fall of the Regime）将解放广场运动的标志性口号作为电影标题。[14]该片运用蒙太奇手法将开罗日常生活与抗议准备活动的场景进行了剪辑，高潮部分是大批人群呼喊着标题中的口号。影片以瓦格纳（Wagner）的《莱茵的黄金》（Das Rheingold）序曲作为背景乐，这是一段悦耳而又令人难以忘怀的著名音乐。一个女人将一个新生儿放在摇篮中，一位歌手在创作一首新歌，人们在一台公共电视前庆祝。但是，这并不是浪漫主义的革命电影。观众又一次面对了穆巴拉克政权为了维护统治而使用的残暴武力。最后一幕展示了占领中的解放广场上惊人的静寂，中心区域是提供食品和医疗护理的帐篷群，而周围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人。

图79：纪录片《广场》截图

2013年，电影《广场》（The Square）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提名，该片生动描绘了五名埃及革命积极分子的日常生活景象，其中包括默斯林的重要组织者。这个群体虽然在策略和基本原则方面有很大分歧，但对于独裁以及随后政权的反抗这个共同的目标将他们凝聚到一起。影片反映了他们认识的转变，起初他们认为推翻穆巴拉克独裁本身就等于是一场革命，随后意识到这个过程可能将是漫长的，并且他们的任务是要反对一切不能全面代表人民的政权。我们看到有年轻人在接受如何用摄像机拍摄视频的培训。从某个方面说，阿哈姆德这位年轻的街头组织者反映出了“再现”与“代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只要有一台摄像机，革命就会继续”。他的意思是，只要人们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就会继续要求一个真正代表自己的政权。穆斯林兄弟会被推翻后，西西将军和军队接管了政权，阿哈姆德认为这只不过是将该过程多向前推进了两步而已。虽然外界认为他可能过于乐观了，但唯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结果。

2011年北非骚乱将社交媒体、街头抗议、在线档案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视觉文化行动主义。按以往数十年的经验来看，在突尼斯和埃及这样审查严格的社会里，在公共空间出现描绘自己和他人的机会都很少，更不用说表达政治意见了。视觉思考创造了希望，使得革命成为可能，并推动了革命向前发展。我们并不是要将阿拉伯之春叫作Facebook革命。但是，在经历了气候变化所导致的食品短缺后，网络化的年轻群体将线上和线下的视觉行动主义作为城市暴动的重要手段，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011年：占领华尔街

这种视觉行动主义和视觉思考在纽约引起了强烈共鸣或许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纽约既是专业媒体的中心，又是那些来自底层、怀有伟大抱负的媒体制造者的中心。在2011年7月，加拿大杂志《广告克星》（Adbusters）发出了“占领华尔街”的号召。《广告克星》起初发起的是改变广告用途的一项运动，由娴熟的设计者改变其本来的意图，为广告创造新的含义。这种在大众媒体展示的讽刺表演被称为“文化干扰”，它的目的是引发观众去质疑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这则伪广告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医院的急诊室里，麦当劳的金色“M”标志显示在了心脏监护器中。《广告克星》在下面放置了说明文字“巨无霸的袭击”，以此提醒我们快餐食品中的脂肪和盐会增大我们患心脏病的可能性。2011年7月13日，《广告克星》在博客上发起了一项号召：

图80：《广告克星》，“巨无霸的袭击”

9月17日，我们希望看到有两万人涌向下曼哈顿，搭起帐篷、厨房、和平的路障，并在下面的几个月里占领华尔街。一到那里，我们将用众人的呼声不断重复一个简单的需求。

解放广场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埃及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明确下达了最后通牒——穆巴拉克必须下台，直到最后取得胜利为止。以此为榜样，那我们同样也很简单的需求又是什么呢？[15]

图81：《广告克星》，“占领华尔街”

经过六周的组织，2011年9月17日，大约两千人在一个叫作祖科蒂公园的地方集合，这是一个开放的私人公园，靠近华尔街但鲜有人知。

几乎从一开始，占领华尔街运动（OWS）就偏离了《广告克星》所制订的计划。《广告克星》本希望街头抗议者可以接管华尔街，但华尔街是世界上警力最密集的街道之一。纽约的组织者们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的计划是在华尔街附近扎营，而不是在华尔街上扎营。《广告克星》建议推动单一的需求，但占领华尔街运动不愿这么做，因为它不想被说成是《广告克星》的代表。确切点说，它的理念（即占领华尔街）成为了人们标语牌上的口号。占领华尔街运动拒绝提出任何要求，理由是这是一场自发的自治运动。解放广场运动声称自己本身就是埃及，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则不同，它公开宣布只“占领”纽约市两个月（2011年9月17日—11月13日）。这不是军事占领，而是由那些通常会被华尔街忽视的群体：年轻人、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等接管这个城市。

占领华尔街运动似乎给了这类人，尤其是那些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里变成隐形人的群体一个位置，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声称自己也不代表所有人，而只代表99%的人。那遗漏掉的百分之一就是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的最富有的人：

最上层的1%美国人如今每年都要拿走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如果按照财产而非收入来看的话，顶部的1%则控制了40%……二十五年前，相应的数字分别是12%和33%。[16]

从占领运动参与者的角度来看，美国经济衰退首先破坏了全球经济，然后政府又将经济救了回来，而这1%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受益。在祖科蒂公园的讨论中，行动者们确定，如果最富有的人是那1%，那其他人必定属于那99%（格雷伯［Graeber］，2013）。或许占领运动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将“不平等”问题再次带回美国主流文化的讨论中，不过财富分化的情况并没有因此发生什么改变。

图82：“我们都是那99%”，Tumblr网站

一个名为“我们都是那99%”的博客在Tumblr平台上创建起来，人们可以在上面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且代表自己。Tumblr是一个便捷的博客网站，用户不需要拥有自己的网站或主机。它主要被年轻人当作一种数码剪贴本来使用。“我们都是那99%”是一种感性且富有创意的视觉思考形式，它首先吸引了年轻人，然后普及开来。人们发布自己的照片，在照片中他们举着描述自己现状的文字，这是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自拍照”的一种政治化的形式。他们常常聚焦于自己是如何努力遵循规则，最终却陷入了财政灾难。学生负债是一个重要话题，此外还有失业、裁员、缩减、救济金“紧缩”、外包、养老金枯竭——日常金融里的所有词汇。因为所有故事被压缩在一张图像中，并且所配的文字必须是一页纸能够容纳的，所以这些故事看上去充满力量，并且十分感人。

Tumblr上具有标志性的物品——手写文字也被移植到了占领运动的现场。用粗头笔在纸箱片上写字，这样的标牌传达出了一种真实可靠的力量，这是我们在专业组织的抗议中常常看到的批量制造的标牌所不具备的。许多标牌上的文字自然而流畅。这其中包含了机智、讽刺和深刻见解，而在有组织的运动中所使用的统一标语常常无法取得这样的效果。

图83：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标牌

图83中的标牌所表达的意思是：创造一个替代现有社会的自治性社会将是一个混乱的过程，并且将有一段转型期。而这会很有趣。

无论抗议者是否意识到这种策略，英国艺术家吉莉恩·韦尔林（Gillian Wearing）已经在她的观念艺术项目“标牌上写的是你想要说的话，而不是其他人想要你说的话”（1992—1993）中使用了这一策略。韦尔林给了人们一张纸和一支记号笔，让他们写下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然后给他们拍照片。

在占领华尔街的标语牌系列中共有约六百种，其中一个标牌上写着：“我签名了，而他们什么也不给我。”意思是他索取失业救济金的要求被否决了。考虑到这是地铁站内的某个地方，因此这个人看来是一个无家可归者，他的帆布背包在身后，而紧贴着包的是一个啤酒罐。这或许不是真实情形，但是在画廊里看到这些照片时，我们无法去问清楚为什么他的要求被否决了或者这个人在干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甘泽尔说过“观念艺术”对于埃及革命没有用，或许他这么说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相比之下，这些标牌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常常是一份对话邀请。许多人会与他们的标牌一起站在祖科蒂公园的边上，面对百老汇大街，其目的正是为了与路人交谈。受欢迎的标牌有可能会赢得路过汽车的鸣笛和旅游大巴乘客的挥手致意。还有一些标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图84：占领华尔街运动，标语

在占领者中最受欢迎的标语就是“滚蛋，放屁”（Shit is fucked up and bullshit），这句标语用低级幽默的方式概括了“我们是那99%”微博，甚至概括了整个运动。它直率地表述了在经济衰退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能体验到的感觉，而这种表达方式是主流媒体永远不会允许的。这样的措词在网上更加常见，尤其是在推特上。媒体学者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和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在描述这次占领运动时，都将这句口号用作他们的标题。这个标牌的匿名作者显然具备一定的艺术基础。他像制作油画一样，将帆布绷在画框上，文字书写也遵照了平面设计的规则。许多职业艺术家都与占领华尔街运动有关联，他们使用诸如“艺术与劳动”这样的名称组成了一些工作组。这些标牌没有像韦尔林的获奖作品那样在画廊展示，却被那些甚至有可能不知道画廊为何物的人看到了。这些标牌是对“代表”所进行的再次开拓和想象，也明确肯定了那时那地有东西要看。

为了社会运动朝这里喷

起初，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影响相对较小。反映警察暴力的照片和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才是占领运动流行起来的决定性因素。警察朝女性喷胡椒喷雾的奇怪场景出现在了三个不同大陆上，成为了社会运动的催化剂。胡椒喷剂是将红辣椒高度浓缩后装进喷雾器里，此装备在1973年取得专利，但它的第一次使用是在1994年，使用者是纽约警察[17]。

2011年9月24日，数千人观看了纽约警察局警官向三名年轻女性喷胡椒喷雾的视频。她们已经被挡在结实的塑料网后面，而且明显不会对公共秩序造成威胁。年轻白人女性遭受这种不合理暴力的景象令人震惊，而有色人种长久以来都在忍受警察手中的这种暴力，只不过大多数时候都看不见并且也没有公布到网上。该视频像病毒一般传播开来。很快就有慢动作版本被发布到网上，并且插入了字幕，来说明发生了什么事，这些视频使得该事件一直处于新闻关注之中。黑客团体“匿名者”随后放大截图中的徽章并利用了其中的信息，于9月26日确定视频中的警察就是副巡官安东尼·博洛尼亚（Anthony Bologna）。

图85：YouTube视频截图，警官博洛尼亚向抗议者喷撒胡椒粉喷剂

两天后的9月28日，第二段视频出现了，视频显示，博洛尼亚向抗议者喷胡椒喷雾明显就是为了迫使他们为他让路。虽然，视频公开后，警察部门曾为他做了辩护，但一年后，当案件进入审判阶段时，警察局拒绝继续替他辩护。在民权运动时代，电视曝光了警察的暴力。占领运动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电视镜头参与拍摄，但博洛尼亚这个上了年纪的警官可能并不知道新媒体也可以制造出世界性的新闻。视频发出的时候，占领华尔街运动才持续几天，参加人数也只有几百人，但2011年10月5日，纽约地区工会号召为占领华尔街运动进行一次团结游行，这次有15,000人参加了游行。美国多地的大学校园也行动了起来。这样的结果有一部分应归功于博洛尼亚警官。

虽然全球媒体都已经宣布追求社会公正的暴动浪潮已经结束，但在2013年6月，这场浪潮再次席卷而来，这一次发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其目的是为了保卫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块公共绿地盖齐（Gezi）公园。埃尔多安（Erdogan）政府想要将公园所在地变成一个购物中心、奥斯曼主题公园和清真寺的综合体。与第五章中重建的柏林城堡一样，这次重建是为了在城市中树立一种新形式的社会权威。警察的拙劣应对又一次引起了民众的激烈反应。

图86：照片，《穿红衣的女子》

又是一张女性被喷胡椒喷雾的照片，它也如同病毒般扩散开来。这张照片如今名为《穿红衣的女子》（The Woman in Red）。在照片中，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警察正在向一名年轻女子喷胡椒喷雾，喷力大得使她的头发四下飞散，而这名女子穿着得体并没有威胁性。不过，这张照片并不是由抗议者拍摄的，而是由媒体巨头路透社拍摄并公布的。这一起源于社会运动组织内部的拍摄手法，如今也被纳入主流媒体的策略之中。

随后巴西又有相似的事件发生。政府在为世界杯和奥运会大建体育场馆的同时却提高了人们的基本交通费用，数万人突然涌向街头对此进行抗议。社会公平意识被唤醒。这次拍到一名女性被胡椒喷雾喷射镜头的是一位美联社的摄影师。

与伊斯坦布尔发生的一样，一名手无寸铁、只挎了一个夏天用的手袋的女子成了一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的直接攻击目标。随意使用胡椒喷雾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唯一的差别就是主流媒体现在开始报道此类事件了。主流媒体这么做，对于相关社会运动来说是一个明显的推动。警察用胡椒喷雾喷射抗议者的眼睛，确保他们看不见东西，这样的行为透露出“快走，这里没什么可看的”观念。但是媒体对于这种场面的再现，使得更多人加入到抗议中来。这种起初作为社交媒体模仿因子的图像，后来演变成了主流媒体的报道方式，而这种方式无意中强化了相关事件。抗议传导到社交媒体，又传导到主流媒体，最后又传导到抗议本身，这一连串的关联效应既体现了新的全球环境是怎样变化的，又体现了这些变化本身是如何成为所有对图像感兴趣的人的重要课题。

对于占领运动和其他城市抗议活动来说，在一个充满图像，还有一群具有娴熟视觉分析技巧的观众（虽然他们可能不这么说）构成的媒体世界里工作，是一个优势。99% Tumblr 微博客平台和胡椒喷雾的视频能够迅速扩散，部分原因是它们的观众擅长分享和传播媒体内容。在这些抗议中浮现出一种方法，即需要有意识地去努力创造某种模仿因子——一幅可以广泛复制并传播的视觉图像。99%这条标语是具有这方面知识的参与者集中讨论的结果，通常大家将它归功于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现在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为了让这个模仿因子起作用，网络就要先存在。如果某件事情在数十人中进行了分享，就不太可能被控制住了。而分享达到1,000人后，仅在Facebook上，他们的朋友的朋友总和就将超过2,500万。占领华尔街运动建起了一个网络，通过该网络，它可以直接联系数十万人，这数十万人再经过二度传播，就会触及庞大的受众群。

除了“行动”是正确的，其他的都不重要。“占领”这个词触及了2011年的一条主线，其中又产生了许多分支，涉及的范围从博物馆占领运动、科技占领运动到学生贷款占领运动（2011年，以华尔街占领运动为开始，后续许多反抗运动均以占领一词作为开头，文中所提到的学生贷款占领运动就是在美国发生的，由无法支付学费贷款的学生发起的，用占领学校大楼等公共场所的形式表达他们对学费上涨、学生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的不满）。手工自制的媒体宣传物产生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后续运动继续沿用这种媒体宣传方式，在这些反抗运动的场合，专业生产的媒体宣传物似乎难以触及日常生活中的困难。2011年的视觉文化行动主义在城市公共空间和社交媒体网络上创造、表现并传播了文化基因，从而创造、影响并拓展了一个政治主体，与“我们都是那99%”运动中的主体相同。

也许在全球性城市里掀起的这股反抗浪潮已经结束了，或者如参与这些反抗运动的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些反抗最终被镇压了。但是，这些不和谐的，而且通常都是很醒目的动荡瞬间依然是全球景观的一个特点。2013—2014年，基辅独立广场起义是一场针对政府的坚决起义，起义的动机从未明确，但起义最终导致了乌克兰的分裂。同一时期，泰国曼谷的抗议活动实际上是要反对民主选举。因此，城市反抗运动的出路和动机并不是一致的或者确定的。

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就会看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量年轻人失业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组合在一起所引起的骚乱必定还会继续。2013年，希腊和西班牙年轻人失业率超过50%，而欧元区国家联合体的此项数字为25%。在南非，多达59%的年轻人处于失业中，该数字恰好与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相同。根据巴勒斯坦当局的统计，2013年有41%的巴勒斯坦年轻人没有工作，而在2014年就发生了重大骚乱，尤以加沙为甚。[18]2014年，一个由11位退休海军将领组成的团队发布了气候变化对于国家安全影响的报告，报告指出，在2007年以来的七年时间里，这些影响已经从一个威胁乘数变为了一种“冲突催化剂”。[19]在同一周里，科学家报告说，南极西部冰层将会分离并融化，从而导致海平面上升10英尺，虽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世纪。

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数生活在三角洲和沿海城市中，海平面上升将对这类地区造成威胁，而生活在这些区域的人口数量还在持续增长，并且其中有10亿人生活是在非正规住宅里，或者称为贫民窟更合适（戴维斯［Davis］，2006）。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中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民窟里。所有新的城市体验发生在占世界总面积不到3%的地方，而这些新体验与城市所创造的变化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这些城市人口正日益网络化，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自拍照只是这个网络中出现的第一种形式。想象一下“人民”的自拍照吧。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看作是持续变化的一种催化剂，除此以外，很难把它比作其他东西，而其与整个社会的反应方式我们还无法完全预料和想象。所有关于这些变化的报告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呼吁对未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设想。这个设想的核心就是图像。虽然视觉文化需要日复一日地面对这个大到令人无法观看的世界，并对其所发生的变化努力做出回应，但这一切是对未来做设想时必不可少的。在某个层面上，视觉文化是学术的“第一响应者”，将当下的情形和久远的历史联系起来。它试图将每天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全部视觉噪声看成是新的日常状态。它还让我们学会了去领悟视觉想象、视觉思考、视觉化这三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并且造就了我们生活其中并试图改变的这个世界。

注释：

[1] http://enlacezapatista.ezln.org.mx/sdsl-en

[2] Sitrin 2006,pp. 3–5.

[3] Werrel and Femia 2013,https://climateandsecurity.files.wordpress com/2012/04/climatechangearabspring-ccs-cap-stimson.pdf

[4] Couldry and Fenton 2011,http://www.possible-futures.org/2011/12/22/rediscovering-the-general-will

[5] http://www.unicef.org/infobycountry/egypt_statistics.html

[6] Ganzeer 2014,http://www.aucegypt.edu/gapp/cairoreview/Pages/ articleDetails.aspx?aid=618

[7] Ganzeer 2011,pp. 39–43

[8] http://www.ganzeer.com

[9] http://muftah.org/freedom-of-expression-under-threat-in-north-africa-anopen-letter-from-ganzeer/#.vhxzttgsxto

[10] For now,Egyptian graffiti can still be seen at http://suzeeinthecit wordpress.com

[11] Speri 2014,https://news.vice.com/article/

[12] http://mosireen.org

[13] youtu.be/47ipxanddtg

[14] youtu.be/kvo3nqfkmbm

[15] https://www.adbusters.org/blogs/adbusters-blog/occupywallstreet.html

[16] Stiglitz 2011,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 top-one-percent-201105

[17] di Justo,http://www.newyorker.com/tech/elements/ object-of-interest-pepper-spray

[18] For South Africa: http://www.indexmundi.com/g/r.aspx?v=2229 For Detroit: http://www.dennis-yu.com/calling-dan-gilbert-our-solution-todetroits-youth-unemployment-issue/. For Palestine: http://www.pcbs.gov.ps/site/512/default. aspx?tabid=512&lang=en&itemid=790&mid=3172&wversion=staging

[19] CNA Military Advisory Board 2014.

后记：视觉行动主义

那什么才是视觉文化呢？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实践形式，可以称之为视觉思考。视觉思考不只是一种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我们必须亲自与之接触。我们所说的视觉文化实践在过去二十五年里已经经历了几个版本，如今它汇聚在视觉行动主义周围。对于许多艺术家、学者以及认为自己是视觉行动主义者的人来说，视觉文化是一种创造变化可能的方式。如果我们回顾这本书中所概述的视觉文化解释，就能明白这种观念是如何产生的。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当视觉文化在1990年左右成为研究的关键词和焦点时，它以视觉和媒体表达为中心，尤其是大众和流行文化中的表达。那个时候，要让人迅速理解与视觉文化有关的问题，就说它是与芭比娃娃、《星际迷航》剧集以及麦当娜的一切事情有关的东西。由此我们应该明白，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身份，尤其是性别和性身份是怎样在流行文化里表现的，以及艺术家和电影拍摄者是用什么方式来对这种表现做出反应的。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再重要了，而是说我们参与的方式改变了。

图87：扎内勒·穆霍莉，《自拍像》

南非摄影师扎内勒·穆霍莉（Zanele Muholi，1972—）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她称自己为“黑人女同性恋”和视觉艺术家。她的自拍像与我们第一章看到的福索的自拍像有某种共鸣。二者都使用豹纹作为“非洲”的标志。二人都戴着眼镜，穆霍莉的厚重镜框表明她是一个知识分子，而福索的太阳镜只是他恶搞的一个道具。穆霍莉的帽子使得她置身于现代的都市南非中。最重要的是，她直面镜头的眼神提出了看与被看的权利。

南非宪法赋予了同性恋自由，但这个群体每天都会遇到针对同性恋的暴力，这两者之间的紧张状态体现在了她的作品之中。各种性取向的人均受法律保护仅存在于理论中，而在城镇里，法律保护经常是无效的。穆霍莉的作品展示了她和南非其他同性恋者在这种暴力下的生活和相爱（劳埃德 ［Lloyd］，2014）。她希望被看成是一名黑人女同性恋者，并且希望她的同伴们可以接纳这一点。2014年，在旧金山国际视觉文化协会的会议上，穆霍莉作了主题发言，题目是“视觉行动主义”。在数百名与会者看来，她作品中所暗含的问题在全世界都存在：在全球化时代里，一个公民意味着什么？在全球化的社会里，谁能在地区和国家层面代表我们？如果国家不能用行动来支持它自己的宣言，我们该如何在视觉上和政治上代表自己？

人们转而思考“代表”的意义，这种转变以2001年左右的参与式运动口号“他们不代表我们”为开端，我们在第七章讨论过这一点，上述这些问题与这种转变也产生了共鸣。从19世纪英国宪章派声称代表英国一直到阿拉伯之春运动，“他们不代表我们”这个观念现在看起来更像是现代历史中的一个重复主题。

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在爱尔兰引发了失业、移民和政府中的普遍危机感。艺术和博物馆成为了人们尝试去思考如何应对这种危机的场所。艺术家梅格斯·莫利（Megs Morley）和汤姆·弗拉纳根（Tom Flanagan）偶然发现了卡尔·马克思在1867年写下的一些笔记，这些笔记是用于在爱尔兰的一场演讲的，它们看上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熟悉感：

人民群众的处境在恶化，而他们的国家正接近一场危机的边缘（与1864年的饥荒情形相似）。（马克思，1867）

莫利和弗拉纳根让三位作家就“爱尔兰的问题”设想了各自的演讲，随后让演员们在爱尔兰国家剧院表演演讲并拍摄下来。

图88：莫利和弗拉纳根，《爱尔兰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Ireland）截图

最终的成果是一部时长为一小时的电影，由三块银幕同步播放，这部电影将前卫电影的视觉语言与公众演讲中的经典政治修辞结合到了一起。这实际上是一场表演，但它试图从中发现的是国家特性，而不是个人特性。莫利和弗拉纳根回到革命的往昔，来寻找可能的未来。爱尔兰是一个新国家，成立还不到一个世纪，人们对它怀有极大的期待，但是这些期待却一直未能实现，电影的第二部分（上面的截图）对此进行了思考。演讲者总结道，它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但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与愿景有关……一场关于愿景、关于目标、关于希望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是暴力式的、对抗式的，而是以“爱自己”的简单行为在这个以自谦式俏皮话而著称的国家开始。虽然这是一部在艺术画廊和博物馆里展示的电影，但它的意图和希望是在爱尔兰创造变化，而首先就是愿景的改变。

“他们不代表我们”（这句话的所有意思层面）的含义就是，我们必须找到代表自己的方式，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明确了。从自拍照到全新的“人民”概念以及看到人类世，这些视觉行动主义如今正努力实现这种改变。从阿富汗到乌克兰，尤其是中东地区，战争正在持续，而这些努力就在战争的背景下进行着。这不是一项短期的事业，它需要思考我们该怎样作为一个整体来生活。

在底特律，99岁的活动家兼哲学家格雷斯·李·博格斯（Grace Lee Boggs）每次开会都用同一个问题开场：“世界时钟现在是几点了？”

在影片《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ary，2014，格雷斯·李执导）的开场镜头中，博格斯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为没有生活在底特律的人们感到遗憾。”当你注视着这位（当时）95岁高龄的老人在这座城市若干废墟中的一座上小心地挪动着她的助步车时，你可能会怀疑她是否是认真的。博格斯将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底特律。她在1955年来到底特律，当时它是全球汽车工业的中心。底特律给世界带来了流水线、便宜的交通工具、个人购车贷款以及博格斯想要指出的，源于汽车的全球变暖。在她看来，我们现在必须着手进行她所说的“有远见的规划”，来思考在工业和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文化结束之后的生活。她认为这是一项振奋人心且使人解放的事业，是一个从“生存变为生活”的机会。尽管根据现有的官方数字，城市贫困情况严重（占人口81%的非裔市民中有42%是贫困人口），但格雷斯·李·博格斯认为底特律的未来又一次重新开始了。

图89：《美国革命》截图，格雷斯·李执导

在格雷斯看来，我们都生活在某种形式的“底特律”中。所谓的“全球化”就是从工业经济向其他经济形式进行转变。福特公司在底特律的工厂里创造出了流水生产线。工人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因为这种劳动分工能够让整个工厂生产更多的汽车。在现代的福特工厂中，大部分工作是由机器人完成的，它们在飞溅的火花中进行焊接和喷漆，而这种环境对人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剩下的由人工劳动力的一项工作就是想办法让流程更加高效。丰田公司有一群工人发现，如果进行一些改进，喷涂车间的人员可以从八个人减到三个。丰田公司奖励了他们，但是全世界的丰田喷涂车间都解雇了八人中的五人。流水线被称为“福特主义”，而意大利哲学家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将新的工作方式称为“丰田主义”，这都是有渊源的（2004）。

有远见的规划可以让我们思考，如何运用创造力让结局变得更好，而不是削减岗位来提高利润。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视觉行为主义。全世界的人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且找到了想象变化的新方式。德国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24%的年轻人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不认为会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突然想要成为艺术家或雕塑家。实际上在全球经济中，艺术或许是为自己而生活的唯一方式，它与主流的所谓“服务经济”截然相反，在“服务经济”中，我们不是为彼此工作，而是为其他人的利益工作。从YouTube频道到Snapchat交流，参与式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激增，这种情况的背后原因是人们渴望用另一种方式生活。青少年博客和在YouTube视频频道挖掘了数千万的观众。在韩国，有3,200万人观看了2014年英雄联盟电子游戏锦标赛。甚至博物馆也卷入了其中。计划中的M+博物馆被描述为一座“全新的香港视觉文化博物馆”。它预计于2018年开馆，却已经在这个城市引发了关于视觉文化含义的热烈讨论：这是思考全球性城市中当代艺术的一个方式吗？或者它是日常实践，例如涂鸦、书法、功夫电影以及香港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的集合吗？最传统的博物馆正在改变。2014年，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不听话的对象”（Disobedient Objects）的展览，想要表现“政治行动主义是如何推动那些挑战艺术与设计的标准定义的大量新颖设计和集体创意的”。其中一件作品是一个巨大的充气鹅卵石，它是由折中主义电气团体（Eclectic Electric Collective）创作的，作为街头展示之用。鹅卵石原先被用来建造路障，而气球是鹅卵石的双关语。当配备着防暴装备的警察不得不到处奔跑来弄破这些气球时，气球成了一种嘲弄，它讽刺了政府为了控制平民而采用的军事化方式。

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Ferguson），2014年8月29日警察枪击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情形的另一面。布朗当时已经举起了手，基于这条信息，活动分子们在那一天创造了口号“举起手了，不要开枪”。大多数口号都是设计出来的，而这次的口号是对迈克尔·布朗生命中最后话语的再现。通过现场视频和社交媒体，这句口号迅速为人所知。自拍时代的这一代人与街头活动互动，产生了第一批作品，而“举起手了，不要开枪”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创造了抗议者的全新自我形象。即使关于真实情景的媒体描绘和陈述被遮掩了，但这一口号使发生了什么变得可见。大陪审团裁定不对开枪射杀布朗的警察达伦·威尔森（Darren Wilson）进行刑事起诉，这让“举起手了”的文化产品风靡美国，甚至全世界。伦敦和其他地方使用这句口号发起了声援行动。

在视觉行动者的事业中，出现了可供选择的视觉词汇。这是集体协作的结果，其中包括存档、网络化、研究、制图等等，这一切都服务于创造变化这一愿景。这些都是前言中的视觉文化工具力图实现的目标。在1990年，针对艺术、电影和大众传媒描画我们的方式，我们可以用视觉文化来批评和反击。今天，我们可以主动用视觉文化来创作新的自我形象、新的看与被看的方式以及新的看世界的方式。那就是视觉行动主义。在本书结尾，或许我们可以将它更加简化。

图90：视觉行动图示

视觉行动主义是像素和创造变化的行动之间的互动。从文字处理机创作的话语到所有形式的图像、声音和视频都是像素。而我们运用那些文化形式来创造变化时所做的事情就是行动，行动可大可小，从直接的政治活动到一场表演——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剧院里——一次对话或一件艺术品。当我们学会了如何看这个世界时，只是完成了必需步骤之一。改变它才是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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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ASA / NOAA / GSFC / Suomi NPP / VIIRS / Norman Kuring,‘Blue Marble’,NASA,2012,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Image by Reto Stöckli（land surface,shallow water,clouds）; enhancements by Robert Simmon（ocean color,compositing,3D globes,animation）; data and technical support: MODIS Land Group; MODIS Science Data Support Team; MODIS Atmosphere Group; MODIS Ocean Group additional data: USGS EROS Data Center （topography）; USGS Terrestrial Remote Sensing Flagstaff Field Center （Antarctica）; 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 （city lights） / 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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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berto Schmidt,President Barack Obama （R） and British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pose for a selfie picture with Denmark’s Prime Minister Helle Thorning-Schmidt （C） next to US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R） during the memorial service of South African former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at the FNB Stadium （Soccer City） in Johannesburg on 10 December 2013,Getty Images

8. Diego Velázquez,Las Meninas or The Family of Philip IV,1656 （oil on canvas,316 × 276 cm）,Madrid: Museo del Prado; photo: Album / Art Resourc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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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indy Sherman,untitled film still #21,New York,Museum of Modern Art,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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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Snapchat website banner ad http://www.snapchat.com,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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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anitization of Ammunition Depot at Taji’,slide from General Colin Powell’s present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2003

35. Pete Souza,‘Situation Room’,1 May 2011,The White House

36. MQ-1 predator drone,US Air Force photo / Lt Col. Leslie Pratt

37. Black hornet nano UAV,US Navy photo by Mass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3rd Class Kenneth G. Takada

38. Still from Lumière brothers,Arrival of the Train in the Station,La Ciotat,1896

39. Still from Lumière brothers,Workers Leaving the Factory,1895

40. Still from Strangers on a Train,dir. Alfred Hitchcock,1956

41. Still from Strangers on a Train,dir. Alfred Hitchcock,1956

42. Still from La Chinoise,dir. Jean-Luc Godard,1967

43. Still from Shoah,dir. Claude Lanzmann,1985

44. Screengrab from Vision Equipment International webpage

45. Screengrab from World of Warcraft

46. Google Glass; photo: author

47. Screengrab from Google Glass webpage

48. Charles Marville,Old Paris,Los Angeles: Getty Center; digital image courtesy of the Getty’s Open Content Program

49. Edouard Manet,Amazone （oil on canvas,73 × 52 cm）,Inv.: 1980.5,Museo Thyssen-Bornemisza,Madrid; photo: Nimatallah / Art Resource,NY

50. Edgar Degas,Dans un café or L’absinthe,Ellen Andrée and Marcellin Desboutin,c. 1875–6,Musée d’Orsay,Paris; photo: Erich Lessing / Art Resource,NY

51. Checkpoint Charlie,Berlin,Wikimedia Commons

52. Jack Moebis,‘Woolworth Sit In,Second Day’,2 February 1960,Greensboro,NC; courtesy of Corbis / Greensboro News and Record

53. Sign in District Six Museum,Cape Town,South Africa; photo: author

54. David Goldblatt,A farmer’s son with his nursemaid,Heimweeberg,Nietverdiend,Western Transvaal （3_A9941）,1964,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55. Ernest Cole,‘Pass Laws’,from A House of Bondage,1967,Ernest Cole / The Ernest Cole Family Trust,courtesy of the Hasselblad Foundation

56. Zwelethwu Mthethwa,Interior,2000,courtesy Jack Shainman Gallery and the artist

57. The Separation Wall,Israel; photo: Marc Venezia,Wikicommons Media

58. Visualizing Palestine,Segregated Road System

59. Thames Town,China; photo: Huai-Chun Hsu,posted to Wikimedia Commons

60. Michael Wolf,from The Architecture of Density,photo a39,courtesy of the artist

61. Sze Tsung Leong,Beijingxi Lu,Jingan District,Shanghai,2004,from History Images,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Yossi Milo Gallery

62. Pudong,Shanghai; photo: author

63. Jardine Mathesen mansion,Shanghai; photo: author

64. Still from The Matrix,dir. Warshowski Brothers,2000

65. Clement Valla,Postcard from Google Earth

66. Reprinted from Anthony Costello et al.,‘Managing the Health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Lancet and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Commission’,Lancet 373,no. 9676 （2009）,pp. 1693–1733,with permission from Elsevier,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0673609609351

67. Valentine Green,An Experiment on a Bird in the Air Pump （after Joseph Wright of Derby）,1769,Hermitage,St Petersburg; photo: HIP / Art Resource,NY

68. John James Audubon,Passenger Pigeons,from Birds of America,Edinburgh,1827–38

69. Claude Monet,Impression: Sun Rising,1873 （oil on canvas,48 × 63 cm）,painted in Le Havre,France; critics called Monet and his circle – at first ironically – ‘Impressionists’,after the title of this work; Musée Marmottan--Claude Monet; photo credit: Erich Lessing / Art Resource,NY

70. Claude Monet,Unloading Coal,1875 （oil on canvas,55 × 66 cm）,Inv.: RF 1993-21; photo: Jean-Gilles Berizzi,Musée d’Orsay © RMN-Grand Palais /Art Resource,NY

71. George Wesley Bellows ,Forty-Two Kids,1907 （oil on canvas,42 × 60 1⁄4 inches （106.7 × 153 cm））,Corcoran Gallery of Art,Washington,DC,Museum purchase,William A. Clark Fund

72. Beijing National Stadium; photo: Peter23 at Wikimedia Commons

73. Anish Kapoor,London Orbit; photo: author

74. Sammy Baloji,Mémoire

75. Coal + Ice,installation view of Coal and Ice in Yixian,China; photo: Jeroen de Vries

76. Harold Fisk,The Alluvial Valley of the Lower Mississippi River,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1944

77.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The Mississippi River and Tributaries Project:Designing the Project Flood,2008

78. Colectivo Sub,Buenos Aires,19 December 2001

79. Ganzeer,Tank and Bread,Cairo,2012,from ganzeer.com

80. Still from The Square,dir. Jehane Noujaim 2013

81. Adbusters,‘Big Mac Attack’

82. Adbusters,‘Occupy Wall Street’

83. Still from ‘WeAreThe99%’ Tumblr

84. ‘Occupy Wall Street’ sign; photo: author

85. Gillian Wearing,Signs that Say What You Want Them To Say and Not Signs that Say What Someone Else Wants You To Say,1992–3,Tate Modern

86. ‘Occupy Wall Street’ sign; photo: anon

87. Still from YouTube video showing Officer Bologna peppe spraying protestors

88. Osman Orsal,Woman in Red,Istanbul,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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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封面

2. 书名页

3. 版权页

4. 品牌页

5. 正文内容

1. 第一章 几个事先的说明

2. 第二章 灵长类社会化的基础

3. 第三章 基本的架构

4. 第四章 第一次过渡：南方古猿

5. 第五章 第二次过渡：早期古人

6. 第六章 第三次过渡：古人

7. 第七章 第四次过渡：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

8. 第八章 血缘关系、语言和文化是怎么来的

9. 第九章 第五次过渡：新石器时代及以后

人类的演化

企鹅经典：

[英]罗宾·邓巴/著

余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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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evolution

Copyright © Robin Dunba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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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内容

致谢

第一章 几个事先的说明

第二章 灵长类社会化的基础

第三章 基本的架构

第四章 第一次过渡：南方古猿

第五章 第二次过渡：早期古人

第六章 第三次过渡：古人

第七章 第四次过渡：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

第八章 血缘关系、语言和文化是怎么来的

第九章 第五次过渡：新石器时代及以后

参考文献

献给

扎伊拉、贾里德和亚伦

致谢

本书中所采用的研究结果，很大部分来自于英国科学院的世纪研究项目“从露西到语言：社会大脑考古学”。而我们这个故事中很多重要情节的形成，得益于由利华休姆信托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出资、社会网络（SocialNets）和ICTe-Collective两大欧盟科研巨头联手、并由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高等研究计划（Advaned Grant）赞助的研究项目。我对所有参与这些项目的同行们无比感激，没有他们的投入和奉献，这本书就不可能问世。艾利·皮尔斯（Ellie Pearce）为本书绘制了地图以及图1.1、图1.2和图6.5，线条画都出自亚伦·邓巴（Arran Dunbar）之手。

第一章

几个事先的说明

人类演化的故事比任何其他故事都更让我们着迷。我们的好奇心似乎永远得不到满足，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叩问：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一直以来，一说起这个故事，总离不开考古学中的那些冷冰冰的石头和骨头。这也不是没道理，因为只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给我们提供了确定性，给了我们可以依循的凭据。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们轻易不敢绕过这些“铁证”，因为他们可不想被说成是在凭空编故事。可是，单凭这些骨头和化石，也许并不能完整地讲述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真实故事，这里所说的进化，指的是社会和认知的进化。那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步履缓慢而犹疑，但是，它是人类进化到现代人的真实路径。其实，我们真正想探寻的答案，就隐藏于这段进程之中，它会告诉我们，人类何以成为人类（相对猿类而言）？人类何以走到今天？

我们人类属于类人猿（great apes），因为我们身上所携带的生物学、基因学和生态学上的特质，大体上和类人猿共享。如今，比较统一的观点是，与我们属于同科的还有两种黑猩猩（genus Pan，黑猩猩属）、两种（抑或四种）大猩猩（genus Gorilla，大猩猩属）和两种（或三种）红猩猩（genus Pongo，猩猩属）。在它们中，只有红猩猩不是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现在，只有在东南亚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上，才能发现它们的身影。而在一万多年前的上一个冰河纪结束时，它们还广泛分布于印度支那和中国大陆的南部。

直到1980年前后，关于人和类人猿关系的传统观念还认为，人和类人猿无疑同属一科，但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构成了有别于其他猿类的亚科（subfamily）。因为和猿类相比，我们有着一系列很明显的不同之处：我们直立行走，类人猿四肢着地行走；类人猿的脑容量以灵长类的标准来衡量已经算很大，但是，我们的脑容量更要大得多；我们有文化，而类人猿只有行为。这些区别显示了在早期猿类即有不同的分支，一条通向现代人类，另一条通向现代的其他猿类。红猩猩的这条分支能通过化石追溯到大约一千六百万年前，如果由此类推，我们和猿类的共同祖先应该至少也有那么久远的历史。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故事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因为从这时起，生物科技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从基因上分析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似度（相对于仅仅依赖解剖学的结果）。不久我们就发现，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人类和黑猩猩的相似度明显高于其他猿类，大猩猩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但是，从一千六百万年前开始就居住在东南亚的红猩猩和我们的相似度却并不高。而在非洲生活的几种猿类（类人猿、大猩猩和黑猩猩）形成了一条共同的支线，这条支线的分叉点离现在要近得多，大约是在六百万到八百万年前（图1.1）。我们并不是类人猿科之下一个独立的亚科，而是从属于非洲猿类亚科。由于我们和黑猩猩拥有共同的祖先，所以，黑猩猩（而不是第三纪中新世（［Miocene］的随便某种猿类）就成了人类支线十分恰当的类比参照物，从很多角度来讲，黑猩猩是早期的人类支线，也就是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及其前辈中最好的模板。

为了把故事讲清楚，让我来简单重复一下非洲猿科的进化过程，以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有了这些背景知识，我再进一步描述我们人类的支线从非洲猿亚科分离出来之后的五个重要演化阶段。这些阶段，或可称为转变过程，构成了我所要讲述的这个人类演化故事的框架。

非洲猿猴的故事

现存的类人猿（其中包括红猩猩），其祖先是生活在中新世时期的猿类。那是大约在两千万年前，各种猿类突然大量繁衍，这种现象起初发生在非洲，而后又蔓延到欧洲和亚洲（图1.1）。到了大约一千万年前，由于气候日益干燥，湿润温暖的热带森林面积大大减少，而这些森林就是当时种类繁多的中新世时期猿类的家园。数十种活跃于当时的猿类因此灭绝，取而代之的是生存能力更强的猿猴，这些猿猴在之前的亚非大陆灵长类中并不起眼。随后，非洲猿类中的一条支线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且成为了现存非洲猿类的共同祖先。之后，大约在八百万年前，成为大猩猩的那条支线分离了出来。又过了大约两百万年，最终诞生现代人类的支线开始形成，人类和黑猩猩的祖先同属于这条支线（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最后共同祖先［Last Common Ancestor］，简称为LCA）。这条支线，之后走上了它独自的进化轨道。又过了很久，大约在两百万年前，差不多就是在人属（genus Homo）现身于东非的时候，黑猩猩的支线开始一分为二，演化成普通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bonobo，也就是pygmy chimpanzee）。按照惯例，分类学学者现在把猿科动物（包括人类）称为人科（hominids），在LCA后分离出来的最后成为人类的支线中所有动物称为人亚科（hominins）。在早期文献中，出现的是“homininoids”和“hominids”这两个相应的词，不过，我使用的是目前学界通用的术语。

图1.1

根据地质年代画的猿科图谱，中新世的非洲和欧亚有很多猿（普罗猿及其后代），但大部分在中新世末期热带森林收缩时灭绝了。深色长方形表示仍存活，浅色表示已灭绝。

虚线表示尚未确定的关系（比如最早期的人亚科、乍得沙赫人猿、图根原人以及地猿和人科的关系）。

参考Harrison（2010）。

而人类的祖先，当时还毫不起眼地混迹于各种猿类之中，在大约六百万年前，默默地开始了进化历程。在非洲中部，残留着大片中新世的大森林，我们的祖先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进入这片森林边缘更为开阔的平地。虽然猿类有时候也能在平地上活动，但是，按它们的天性，它们是生活在树上的动物，习惯于手脚并用地窜上参天大树，或者在林地上的树枝间攀爬和悠荡。而我们这条支线的决定性特点，也就是双足行走（bipedalism）的特点，在和黑猩猩分开后不久就形成了，据推测，可能就是为了适应在没有大树的广阔平地上行走。

人类的祖先是双足行走的猿类，古人类学家就是利用了这个物种在解剖学上的特征，来寻找我们最早的祖先。现在，普遍的看法是，最早的人亚科化石属于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但也有人怀疑，它们并不属于人亚科，而“仅仅是另一种猿类”。这只几乎完整的头骨是在德乍腊（Djurab）沙漠发现的，那里是西非乍得撒哈拉沙漠的南部边缘。这个头骨的发现有两大重要性，一是在于它的年代（距今约七百万年前，所以非常接近于LCA），二是在于它的发现地距离其他早期人亚科发现地的东非有数千公里，且距离现代猿类在西非居住区域的北方也有数千公里（这表明森林和林地一度向更北面的方向延伸，切入了当今撒哈拉沙漠所在的地域）。虽然一些古人类学家认为，这只头骨属于某一种猿类，但更多人则依据它的枕骨大孔（头骨中脊柱穿过的孔）的位置，确认了头骨主人双足行走的姿式，以此推断应该把它归入人亚科。越是接近猿类和人亚科分开的时期，其化石标本的界限越是模糊，难以区分，所以很难将那个时期的化石精确归类。

图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化石是目前已知的第二古老的人亚科化石，距今大约六百万年，发现于东非肯尼亚的图根山。这个发现不同于沙赫人的头骨化石，原人的化石主要包括四肢骨骼、颌骨以及数颗牙齿。从原人的大腿骨和髋关节的角度来看，[1]几乎可以确定无疑地判断出原人是双足行走的，虽然同时也表现出非常善于攀爬的特征。从这点说，原人好像和一百万年后在东非和南非大量出现的南方古猿有很多共同点，可以确认它是人亚科中最早期的一员。接着，来到了距今大约四百五十万年前，这个时期的化石被大量发掘，证明了人亚科支线在这个时期又衍生了更多不同的种类，于是南方古猿的时代来临了。在当时，很有可能同时出现了多达六种南方古猿，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散居在非洲的不同区域（图1.2）。

南方古猿的繁衍非常成功，一时间，它们的生活空间覆盖了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大部分区域。虽然在它们被发现之初曾经引发了考古界的轰动，在当时被确认为人类支线的祖先成员；然而，后来的研究证明它们无非是双足行走的猿类，就大脑容量来说和现代的黑猩猩几无差别。和黑猩猩一样，它们很可能也属于食果类动物（frugivore），在能弄到肉的时候也吃一点儿。它们后来很有可能也开始使用石头工具，在这一点上可以关联到能人（Homo habilis），后者现在被认为是一种过渡期的南方古猿。但是，这些工具充其量就是原始粗陋的趁手石块，拿这些石块做工具，类似于现在西非的黑猩猩也会拿着石头当锤子用。

从一百八十万年前再向后数一百五十万年，称雄的是直立人（Homo erectus），这是一个人亚科物种，在所有人亚科类动物中，这个物种很可能生存了最长的时间。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物种属于生物学家口中的年代种（chronospecies），意思是一种随时间的推进而变化的种。考虑到这个物种在地球上超长的生存时间，这种提法倒是合情合理。在它的早期，也就是匠人（Homo ergaster）期前后，这个物种基本上在非洲生活，而到了后期（也就是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直立人时期），这个物种已经遍布欧亚大陆。这个阶段（距今约一百五十万年前或更早）演化的意义在于人亚科物种第一次走出非洲，进入了欧亚大陆，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加工过的工具（1859年，在法国北部圣阿舍尔，出土了属于阿舍利文化的手持斧头）。这一时期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稳定性。在将近一百五十万年中，直立人脑容量的增加相当有限，而他们所使用的石头工具，在形状的变化上更是乏善可陈。这种长期的稳定性在人亚科演化的历史上是很独特的。

而后，在距今约五十万年前的某个时段里，一个新的物种从非洲匠人和直立人中脱颖而出，最终，它们成为了第一批古人类（archaic humans），也就是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大脑容量的爆发性增长以及物质文化多样化的起点。当然，从匠人到海德堡人之间也有过不同的过渡性物种，但是从细节上来看，其中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匠人群体渐渐淡出非洲和欧洲，被古人所替代，但是在东亚，直立人群体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直到六万年前仍然在这个区域生存着。被称为霍比特人的弗洛勒斯人（Homofloresiensis）就是它在形体上较为矮小的变种，直到一万两千年前，这个群体仍然生活在印尼群岛上，以地质学的时间概念来讲，那就像发生在昨天。

图1.2

这是六百万年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几种主要的物种及其时点。在大部分的历史阶段中，出现了数个人亚科物种同时存在的现象。最早的物种都是属于南方古猿属，然后在大约两百万年前（MYA），分离出一支粗壮型南方古猿，这条支线最终进化成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

这个阶段的演化还有另一层重大的意义——这批古人的迁徙，推动了第二波向欧洲和西亚进发的行程，从而最终造就了欧洲人的原型尼安德特人（或称尼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尼安德特人长了一副特别适应高纬度生存环境的身板，在欧洲和北亚的冰河纪寒冷气候中，得以生存下来。他们四肢短小，身体结实，这种体征有助于他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从四肢手脚散失热量，这一点和生活在北极圈的现代因纽特人（或称为爱斯基摩人）很像。不同的是，因纽特人和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同胞是近期才来到这样的生存环境的，而尼安德特人将此特征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在冰河纪的欧亚大陆生存了大约二十五万年。

与此同时，在距今约二十万年前，在更南面的非洲，古人正在经历着另一种演化，这种演化的结果最终造就了我们自身的物种，被称为解剖学意义上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 AMH现代人，或可简称为现代人），更科学的命名是智人（Homo sapiens）。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古人相比，身材变得纤细，而且，大脑容量在持续增加。现代基因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利用俗称的分子时钟（molecular clock）来测算某条支线进化的时间。分子时钟的原理是利用两个物种之间DNA的不同数量及自然变异的速率，来计算两条支线分开了多少时间。观测的重点是自然选择范围之外的基因组，也就是说，分子时钟测算的只是DNA中自然变异部分的稳定速率，这一点很重要。决定我们的身体特征的那部分DNA会在自然选择的过滤下，发生急速的变化。通过对线粒体DNA（mtDNA）的研究，[2] 有基因证据显示，AMH现代人的起源来自于一个相对较小的族群，那是生活在距今二十万年前后的大约五千名女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那个时候那个族群的总数只有五千名女性，它只是表明，现代人类的基因都是由那五千名女性贡献的。

至于是一股什么力量推动了这种全新的演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是，气候的变化是导致新物种形成的重要原因，智人的形成很可能也不例外。不管怎样，我们的物种迅速地在非洲各地繁衍开来，取代了古人的位置。至于古人为什么会这么快速地被智人取代，仍然是个谜。要知道，在被智人取代之前，古人在非洲还有欧洲至少已经生存了三十万年。

之后，在距今约十万年前，AMH现代人在非洲东北部的一条支线迅速在地域上扩展，到距今七万年前，已经跨过红海，占据了亚洲的南部海岸，最终在距今约四万年前到达了澳洲。[3]抵达澳洲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因为这个旅程必须跨越从巽他陆架（Sunda Shelf，现代印尼和婆罗洲）到莎湖陆架（Sahul Shelf，新几内亚，再连接到澳洲大陆）[4]之间九十公里的深海海沟，这说明他们应该已经拥有了较大的船只。在我们要讲述的这个故事中，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开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阶段，因为伴随着他们的出现而来的文化是前所未有的。在距今约五万年前的这段时期里，武器、工具、首饰及工艺品等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相比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不要说在那个时期还出现了诸如帐篷、灯具等一系列实用性的物件以及大型的船只。

现代人离开非洲向亚洲进发，在途中的黎凡特（Levant）第一次遭遇尼安德特人。在这次的正面交锋中，现代人很有可能遭到了尼安德特人的抵制而不能进入欧洲，迫使他们沿着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海岸，往东进入了亚洲。在东亚，他们很有可能与直立人的残余相遇，更为确定的是，在亚洲，他们和另一种叫作丹尼索瓦人（Denisovan）的古人相遇，因为有与之杂交的迹象。关于丹尼索瓦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只能凭借几根骨头化石，那是在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的一处洞穴中发现的几根骨头，距今约有四万一千年。这个洞穴，在不同的时期，还有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居住过。通过对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的分析，可以得知他们和尼安德特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个洞穴的所在之处，很可能是在尼安德特人之前的早期古人往东扩张的一个终点。

让我们再回到欧洲，此时，古人族群渐渐地变得越来越适应北方寒冷的气候，进而演化成了尼安德特人。在距今约二十五万年前到四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毫无争议地成为欧洲的主宰，直到现代人的出现。和后来历史上其他的入侵族群一样，现代人也是从俄罗斯草原进入欧洲的东部，抵达西欧不过在三万两千年前后。这两个族群共同生存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大约两万八千年前，尼安德特人最终在伊比利亚半岛消亡。尼安德特人或许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大的谜团，在时间上和基因上他们都和我们最接近，消亡的时点离现在也不远，这一切都让我们费解又着迷。何况，他们已经适应了北方的气候，比起我们的祖先AMH——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他们在欧洲生存的时间更长，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消失了踪影？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先按下不表，在以后的章节中再展开深入的探究。

为什么说我们不是类人猿

首先，让我回到本书的主题：我们和其他猿类共享一段漫长的演化历史，我们有着相似程度极高的遗传基因以及相似的体型外貌，我们都有发达的认知能力，这使得我们能够学习和交流，我们也共同拥有群居狩猎的生活方式，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我们就是类人猿，我们和类人猿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巨大的差异。几乎所有人都会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生理解剖的差异之上，也就是我们双足行走的站姿，这当然是最一目了然的差异，但同时也是最无趣的差异。中新世气候的变化导致了热带森林的退行和消失，为了避免物种消亡，行走方式的改变是必须的，这些早期的细小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最终形成了人类在形体上的种种特征。其余的争论纠缠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但事实上，这些只是认知上不值一提之处，即使脑容量只是黑猩猩一个零头的乌鸦也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本质的区别在于我们的认知，也就是我们的大脑所能够产生的意识，是这些意识赋予了我们独特的人类文化，而文化才是人类文学和艺术的根源。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类对动物文化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著述颇丰。尤其是针对猿类的文化，甚至有了一个专门的学科，被命名为猿类学（panthropology），也就是关于类人猿的人类学。[5]在近亲中找到类似于人类的某些行为和认知能力，这并不奇怪，人类的特征不可能毫无来由地从天而降，相反，这些特征是不断适应和进化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原有的一些特征因为选择压力的加重而逐渐演变为新的特征。以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个话题上，但是目前我需要明确的重点是：是的，人和猩猩都具备通过学习，社会性地传递行为方式的能力；而且，是的，我们也确实可以说黑猩猩和其他猿类拥有它们自己的文化，但事实上，和人类相比，猿类的文化能力简直太微不足道了。这样说不是要贬低猿类的能力，而是为了点明一个在混乱和激动中几乎被忽视的重点——是人类把这种文化能力提高了一大截，从猿类的文化到人类的文化，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而不是缓步向前。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文化中有两个关键的特性，显然为人类所独有。这两个特性一个是宗教，另一个是讲故事。其他任何生物，无论是猿类还是乌鸦，它们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文化特性。这两种特性，完完全全属于人类，而且只属于人类。我们说这两种特性是人类所特有的，是因为这两种特性都需要用语言来执行和传递，而只有人类的语言拥有这种作为媒介的质地。对于这两种特性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都要求人类能够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的虚拟世界，它并不真实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能够凭借想象在头脑中幻化出另一个世界，并将这个世界和我们每一天都生存其中的现实世界分离开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把自己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也就是说，从思想意识上和眼前的现实世界保持一段距离。只有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用超然的眼光去打量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去思考它的缘起和合理性以及必然性，或者，去想象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存在，那是属于虚拟甚或是超虚拟（para-fictional）[6]的精神世界。这些特殊的认知行为不是无关紧要的进化副产品，相反，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这些行为能力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会进一步解释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所在。

此外，人类文化中，还有其他一些特性，也已经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特性之一是作为社会活动的音乐演奏，诚然，很多其他物种也会表现出乐感，比如鸟和鲸鱼。但是，只有人类是把音乐表演当作一种社交性的活动，对于鸟类来说，制造音乐主要是为了引起异性的关注，是出自于交配的本能。因而，在人类社会中，音乐在社会关系上起到的作用是非常特殊的。如今的现代社会，我们时常端坐在音乐厅里，温文尔雅地欣赏音乐。但是在传统社会里，音乐的制作和歌唱以及舞蹈几乎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在人类的生活中显得异常重要。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

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些文化活动的起点当然就是我们发达的大脑，说到底这里就是我们和其他猿类产生根本性区别的所在。在图1.3[7]中，列出了所有人亚科物种的大脑容量，这张图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以过去的六百万年为时间维度，我们可以看到，人亚科的大脑容量在不断地稳步增加，今天的现代人类，脑容量已经是当初南方古猿的三倍。这个数据似乎在向我们暗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承受着不断长大的压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是选择的压力使大脑稳步加大，这种和地理时间的推移相伴的增长，其实只是一个由不同物种样本拼起来后呈现出的假象。如果把它们分开来看，更加明显的是间断性平衡的特点，也就是说，伴随着每个新物种的出现，脑容量的增加会有一个跳跃，产生类似于爆发性增长的现象，但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脑容量又恢复到平稳的状态。

图1.3

几个主要人亚科物种的平均颅腔容量。灰色方块代表该物种50%的数值范围，直线代表该物种95%的数值范围，水平线是现代黑猩猩的等同数值。数据来源：De Miguel和Heneberg（2001）。

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一一描述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五次重大转变，或称为五个演化阶段。把这五个阶段联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人们要描绘的人类演化路径图，而每一次转变都是由于大脑容量或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第一次转变是从猿类到南方古猿，主要是外部生态和解剖生理上的变化，并无大脑容量或认知上重大变化的证据；此后，从距今约两百万年前开始，经历了三次大脑进化。第一次发生在距今约一百八十万年前，人属物种伴随大脑容量的跃升而出现，虽然在此之前，伴随着能人的出现，预告了一次微弱的增长，或许这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第二次伴随着距今约五十万年前的古人类海德堡人的出现。最后一次是脑容量更为急速的飞跃，这个发生于距今约二十万年前的巨变，直接催生了我们的物种，也就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也就是智人）的出现。与此同时，尼安德特人在大脑容量方面也有着平行的进化，相比它们在古时候的基准线，已经发生了可观的增加，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第六章里再次展开探讨。每一次的转变，都会带来与相关物种有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偿付因为脑容量的增加而产生的额外支出，因为从能量的角度来说，大脑活动的消耗量非常惊人；二是如何把越来越大的社会群体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庞大的社会群体伴随着脑容量的增加而来，脑容量越大，越能组成更大的社会群体。在每一个时间都已经被占用的日子里，能否找到更好更高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每一个社会群体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更大的脑容量的支持，在每个阶段，群体的最大数量就会遇到瓶颈。

在上述的四个最根本的转变之外，我还要增添一个和脑容量无任何关系的转变，也就是本书要讲述的第五次转变。那就是发生在近东地区的新石器革命，距今大约有八千到一万两千年。关于新石器时代，尤为让人疑惑又好奇的一点是，它几乎是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颠覆。两大主要的更新是这个时期的标志，首先，由游牧过渡到定居，然后，逐步实现了农耕。虽然农业革命总是更加令人感兴趣，但事实上农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人类能够定居下来，不再四处游荡。不管群体以什么原因聚居在一个固定的处所，必然会引起诸多的社会矛盾，只有在化解了这些矛盾之后，才有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一旦这些问题被解决，人类就有了新的可能性，有能力拥有更大的社会群体。也正因为如此，城邦以及小王国才会次第出现，并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诞生了现代的国家。我们的此次行旅，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试图去寻觅和理解人类祖先是如何渡过这一系列的转变。

前方的道路

我在本章一开始就说过，考古学家们是靠着石器工具和化石遗骨吃饭的，佐以那么一点点区域地质学。但是，这些传统上被人们聚焦的石器和遗骨有其致命的缺陷，因为它们反映不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社会层面，至于人类的认知这一进化中更为重要的依托，更是不可避免地被疏忽了。当然，考古学家们的担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们总觉得，这些来自远古时代的证据，并不完整，也不够直接，试图从中推断出任何你想要证明的社会行为，是否过于轻率了。但是，正是我们这个生物物种的社会和认知行为，标刻出一条前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是在六百到八百万年前，由最后共同祖先（LCA）走向我们自己现在所代表的现代人类。这条道路曲折迂回，经常看不清前方。但是，如果我们想在迷雾中摸清这条道路，就必须紧紧贴住这个模糊不清的、隐藏着的社会性世界，无论这样做将要面临多么艰巨的困难。

在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类）的社会中，每个群体都是高度结构性的网络，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由亲情、友情和责任维系着。这种由亲情和非亲情组成的社会网络，以及它们的分布方式，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个人是否能容易地得到帮助，也会影响到这个网络赖以生存的凝聚力和持续性。

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来面对这些问题了，因为我们已经对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和生存环境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些强化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因此能够轻巧地绕过一个难关，在重塑化石人行为的尝试中，避开一个长期的困扰。迄今为止，标准的研究方式是，找到一种和化石人共享某些关键特性的现存动物，然后再假设化石古人类和这些动物有着相似的生态和社会组织。曾经有过那么一些时期，黑猩猩、大猩猩、狒狒、狮子和鬣狗都做过早期人类的模板，甚至连非洲的野狗都享有过这种殊荣。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伟大的化石专家及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派出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和戴安·福西（Dian Fossey），深入中非的森林去近距离研究黑猩猩和大猩猩，他希望通过这样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寻觅和发现化石人在行为方面的蛛丝马迹。这类“模拟”方式[8]有其硬伤，它们总是着眼于现存物种和化石物种之间共享的某一种特性，但这种特性说不定和现存物种的社会组织没有必然的关系。此外，这类方式还假设了每个物种有自己“标志性”的行为，虽然大体上来说，这种假设基本没有大的差池，但是，根据过去五十年对灵长类动物的野外研究，我们发现，大部分物种在行为上和生态上具有很强的适应弹性。

而我在这里所采用的方式，和上述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的方法是基于我们对灵长类在时间分配上的进一步了解，掌握灵长类在各类核心活动（如进食、走动、休息、社交等）上的时间分配，以判断对特定周边环境的适应能力的关键所在。这种研究方式建立在一系列的时间分配模板之上，那是我们根据一些猴子和猩猩的行为推算制作出来的。利用这些模板，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测出在特定的环境中，这个动物能够分配到各项核心活动上的时间。这种方法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一天的时间是固定有限的（晚上都要睡觉），因而所有这些活动都必须在对象物种醒着的时间段之内完成。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对象在一个生物体系之内，这种有利条件对我们的工作是很关键的。因为，在一个特定生物体系中，每一个局部发生的变化，不可能不对整体中的其他部分产生连带的影响。因此，一个物种，如果发生了脑容量或者体量上的变化，它在进食上所花的时间一定会受到影响。而在进食上所花的时间的变化，又会影响到分配在行走和社交等其他核心活动的时间。总而言之，这些时间都必须累加在一起，它们的总数就是一个有限的时间长度。正是这一事实给了我们研究物种对环境变化的反应的坚实基础。

我们这种研究方式的第二个基础是社会大脑假说（social brain hypothesis），这个假说是时间分配分析方法的支点。社会大脑假说最初由心理学家安迪·怀腾（Andy Whiten）和迪克·伯恩（Dick Byrne）提出，起先是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哺乳动物中，灵长类有着和身体体量不成比例的超容量大脑。后来，这个理论也逐渐被用来分析和解释各灵长类物种之间在认知和社会性方面的相关性差异。这个假说的关键点在于，它给出了大脑容量和社会团体大小之间的量化等式关系。这个关系的确非常管用，因为它避免了任何一种生态环境的直接干扰，我们因此可以根据对象物种的化石，推算出这个对象所在的社会团体的规模。这在时间分配方面给了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其一是，因为根据大脑容量能推算团体的大小，我们就能由此推算出，如果想要建立更加庞大的团体社会关系，需要付出多少额外的时间；另一个是，脑容量增加的前提必须是觅食时间的增加。我们给每个物种提出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它们是如何在时间上满足额外需求的？如果时间分配已经饱和，它们找到了怎样的解决方法，以保证所需的时间？

需要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

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解答的：首先，非洲猿类的一条支线，是从何处启程，继而走上独特的进化之路的？其次，早期的人亚科，又是如何从南方古猿中脱颖而出，占据了旧大陆，挺过更新世晚期的气候变化，最终成为唯一存活下来的分支？更进一步，在更新世中期，人属一度昌盛，衍生出多条支线，为何只有我们这一条得以延续，一直生存到现在？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条标志了我们过去六百到八百万年间行程的轨迹，折射了我们大脑容量和组织结构上的戏剧性巨变。我们的这个戏剧性的故事，由物种变化、迁徙、灭绝和文化特性构成，细节散落在人类进化的时间长河里。而伴随着脑容量发生变化的，是一系列其他的相关特性。这些特性，有的我们可以根据考古记录来推断，另外还有些，从现代人的行为中，就可以很明确地获知。在表1.1中，我分列了四大类特性，其中有的是解剖学上的，也有的是行为或认知学上的。不过，所有这些特性，必须和大脑容量（以及由此而来的群体规模）以及时间限制的变化保持一致，能够做到无缝对接，同时也必须和考古记录相吻合。正是这个利用不同信息的三点测量法，使我们的任务得以完成，这也是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中，大大减少了推测和臆断成分的一次研究。我们决不会操纵表1.1中的各种特性，任性排列拼凑，就为了让我们的故事能自圆其说。相反，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使得我们能为这种特定的排列组合提供原则性的理由，或者，至少能够提供理由充分的有限选择。

对于古人类学家来说，表1.1中所列的部分特性很眼熟，在传统的人类演化故事中，它们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向双足行走的过渡、骨盆结构的变化、适合行走的足底[9]的形成以及犬牙的消失，还有体态的逐渐轻盈纤细、大脑容量的缓步增加、现代人类成熟期的延缓（延缓生长的臼齿是个例子）和婴儿的早熟，以及复杂程度不一的各种工具、狩猎活动和艺术品的出现；另外还有一些特性（比如时分时合的社会性、劳动的分工、婴儿的隔代照顾、雌性成员的更年期、烹饪、宗教和伴侣结对等）在人类社会进化的人类学研究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它们缺乏考古学的有力佐证，没有化石依据让我们做出明确的断定。还有一些特性，可以说非常的另类奇异，从未被置于人类演化的历程之中，比如音乐、舞蹈、讲故事、宗教、心智理论能力（theory of mind）或心智化能力的社会认知以及欢笑。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会阐述这些特性对人类进化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在那个时间和地点发生？

表1.1

这些是将现代人类和猿类区分开来的特性，我们的任务是为这些特性的形成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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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一个侦查的过程，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由考古学记录组成的犯罪现场。和通常的犯罪现场一样，证据很不完善，这让人激动，又让人抓狂。我们的任务就是试图推理出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及其背后的动机。社会大脑假说和时间分配模板是我们的侦破工具，在故事渐次展开的过程中，我们会在每一个阶段把它们都充分运用起来。我们会像最敏锐的侦探一样，把散落的碎片细细地拼接在一起。因为我们的侦破手段是量化的（也就是说，数量的汇合必须和时间分配相吻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随意拼接，只为了迎合我们预想的某种结论。我们会一步一步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拼接这幅演化的图像。把每个物种面临的新的危机和困扰，放在它们前辈的处理方式之中来研究。以这样的研究方式，逐渐积累深入，我们将会描绘出一幅比之前更加合理完整的画面。

在这里，我现在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两点。

第一，很多古人类学家会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可怕的灾难，对于他们来讲，化石太神圣，是他们所有思维方式的依据。长久以来，任何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技术，只会招致质疑和反对。就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当分子基因学颠覆了人亚科（即猿和人）解剖学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正确的态度是，对待新的方式方法，与其怀疑抵制，不如扪心自问这种新的方法是否对我们有益，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残缺不全的考古学记录。科学的进步，不是凭借轻易而得的答案，而是通过不断地叩问和探索。在这本书中，我对人类演化的故事提出了全新的疑问，也给出了崭新的研究方式和答案。我毫不怀疑随着新的化石被发掘，新兴技术的出现，我的故事中的细节也将会随之改变。这种情况，在这个领域里是常有的事，一块新的化石会改变人类演化故事的走向。但是，关键在于我们依然能够提出新的问题，以新的方式去质疑以往的考古记录。

第二个提醒是关于各类人亚科化石确切的解剖学现状。在过去一百年里，解剖学是人类演化研究中的明星，在这个议题上，人们已经挥洒了大量的笔墨。在此，我不想再浪费我的笔墨，很多人或许会觉得我的这种态度很傲慢，感觉受到了侮辱。其实，我不是说解剖学不重要，我只想说，我之所以在这里忽略它，是因为在我看来，目前我们并没有更多的细节证据，能让我进行更精确更全面的分析，相反，我要做的是，舍弃细节，着眼于更宏大的画面，那就是这些物种是如何在它们生存的地方生存的？为什么最终大部分走向了灭绝？如果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它将为我们提供深入研究的可靠基础，我们可以在每个物种各自的层面再加探究，到了那个时候，这些解剖学的细节必定会变得更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确切掌握每个物种的特性。

不过，我还是要先来介绍一些主要观点和概念，它们是我们这个故事形成的基础。在下一章里，我会总结几条灵长类社会演化的主要原理，作为我们整个研究方式的基本框架。事实上，这些原理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理论根据。人亚科在这个框架内，就因为它们是灵长类动物。但是，如果它们走出了这个框架，我们必须要说明它们为什么走出，如何走出，以及何时走出的。所以，下一章会更详细地探讨两个关键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将为本书的后续提供模本，而我们对人类演化整体的探讨就是基于这两个理论。

注释：

[1] 猿的大腿骨是直接挂在和骨盆相连的关节上的，这种生理结构造成的结果是，当猿直立行走时，必须以膝盖为支点晃动身体以保持平衡，因此走路时会摇摇摆摆。而对于双足行走的人科物种来说，因为大腿骨和髋关节之间的角度，形成了双膝内向弯曲的状态，因此不管哪只脚着地，身体重心都会落在膝盖上方。

[2] 线粒体是传统细胞内部的小型发电站，为细胞提供能量，使之不断运行。和定义了我们身体的传统核心DNA不同，线粒体有着自己的DNA。因为线粒体是细胞核（定义了我们身体的传统核心DNA就藏在这里）外围细胞质的一部分，精子只有细胞核而没有细胞质，所以它们只通过雌性遗传。最初的线粒体是自由生长的细菌，在地球上生命进化的早期就进入了多核组织的细胞内，在那里建立起一种极为成功的共栖关系。因为宿主细胞的包容，它们得以高效地生存和繁衍。

[3] 人类很晚才到达美洲（大约在一万六千年前），当时，他们很可能穿过裸露于陆地之上的白令海峡，然后，很快地由北向南遍布于北美洲和南美洲，期间，可能经过连续的三波迁徙（爱斯基摩人就是第三波，也就是最后一波迁徙过来的）。最近出现了一个有争议的观点，认为北美洲在更早的时期就被梭鲁特人（Solutrean）入侵了。他们从欧洲西南部出发，搭着北极的冰块渡过大西洋，在大约两万年前到达北美洲，成为美国东南部神秘的克洛维斯人（Clovis Folk）（《梭鲁特大西洋假设》，Stanford和Bradley，2002年）。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克洛维斯人最终因为后期西伯利亚人的入侵而灭绝了，也有可能是完全被他们同化了（以至于没有留下任何基因痕迹）。不出意料，这个梭鲁特假设成为了引发众多争论的话题。

[4] 海沟在生物学上非常重要，在海沟的两侧，只有几种相同的鸟类，这条海沟成了澳洲和亚洲（包括地球上的其他区域）这两大主要动物区的分割线。它也被称作华莱士线，以现代进化论的共同发现者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名字命名。

[5] 虽然从字面上来看，人类学家自然是“研究人类”的。但是，大部分人类学家认为他们自己是研究文化以及不同人类社会的文化差异的。猿类学这个称呼，也套用了这层含义，意思是研究猿类文化的。

[6] 我在这里用了“超虚拟”这个词，意在表达一个确实是出于假想的世界，尽管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我们依然坚信它的存在。

[7] 本图以及其他以此为基础的图采用了De Miguel和Heneberg（2001）估算的数据。古人类学家在关于哪组数据最好且更加准确的问题上总是纠缠不清，但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就用了这组数据。

[8] 之所以说是“模拟”，是基于一种假设，在生态或分类学相近的前提下，现存物种能够为化石提供合理的模拟。

[9] 足底（plantar）指的是在走路时和地面接触的脚底部分，人类脚趾的一半隐藏在脚掌内，这在灵长类中是很独特的。其他灵长类的脚都像手一样，这种设计便于抓握树枝。而人类的足底，是为步行的需要而特别设计的。

第二章

灵长类社会化的基础

灵长类动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高度的社会化，个体之间特殊的纽带关系使得这个物种能够组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稳定团体。灵长类动物群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形成防御，抵抗外侵。通常来说，当某一种动物的居住地迁往更加开放的陆地，失去了森林的保护，它们往往更容易暴露在天敌的攻击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群居团体的成员数量开始增加，为了维护这样的社会关系，它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想而知，这样的关系，是为了保证个体之间更加团结，以备必要之时能互相帮助。

群体成员的近距离居住或许有其优点，但同时也有缺点——有成本。这些成本主要有三块，它们分别是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以及由搭便车带来的成本。直接成本源自团体内部因矛盾而起的冲突，如为了抢占食物或最安全的栖息地而互相争吵，这些矛盾会随着团体成员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间接成本的产生，是因为随着团体成员的增加，食物和营养的供应量也随之增加。为了保证每个团体成员都能得到足够的供给以满足营养需要，必须去获得额外的食物，这就增加了在醒着的时间范围里行走的时间，其结果是导致花在其他活动上的时间会相应地减少。同时，行走不仅消耗了更多体能，还增加了觅食和进食所花的时间，而且行走还会增加团体遭遇天敌的危险。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个灵长类动物群体是一个默认的社会契约（可以说是一个用以对付天敌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但只要是社会性的契约，总是有可能被那些坐享其成者打破。它们只想获得由契约带来的利益，而不愿付出努力。于是，由于这个契约的存在，它们得到了集体的保护，不受天敌之害。但是，那些剥削其他成员的个体给团体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而最终的结果是，其他成员不愿意继续被剥削下去。和另外两个成本一样，因为被剥削而增加的成本也是随着团体成员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在灵长类动物群体中，直接成本承担者主要是群体中的雌性成员。各种由于群居而导致的压力，比如在拥挤环境下的碰撞、偶尔因为食物或安全居所而引发的争吵等，都会给雌性成员的内分泌系统带来影响，造成经期的紊乱，进而增加生育的难度。通常来说，地位越低，受到骚扰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承受的压力会随着地位优势的降低而增加。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干扰正常的经期荷尔蒙，影响到正常的排卵周期。每少排一次卵，意味着丧失一次怀孕的机会。这样的情况每发生一次，一生的生育产出和健康体能就会减少一部分。这种随着地位优势的降低，而增加的少育或不育，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在某些物种中，排在第十位的雌性成员可能完全不育。由于压力的增加和团体成员数量的增加成正比，雌性个体就会希望生活在较小的团体中。因此，对雌性生育能力的维护，就成了一个天然的关键因素，阻遏了群体成员数量的无限制增加。当来自于天敌的威胁增大，大到有必要增加团体成员数量来对抗这种威胁时，灵长类动物就必须采取行动减轻这种压力。否则的话，大规模的群体的解体将不可避免，大范围的群居生活也难以为继。在下一节中，我们来看看它们是怎么做到的。

缓解群居的压力

为了减轻因为群居带来的压力，猿猴会在大群体中结成小同盟，以保护同盟成员免受骚扰。作为同盟基础的紧密相连关系，通过两种渠道建立，然后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将成员们维系在一起的纽带。渠道之一是通过相互梳理毛发而建立的感情机制，这种感情非常亲密。相互梳理显然对感情的建立很有作用，因为这种行为会激发大脑分泌内啡肽。正如数年前剑桥大学的脑神经专家巴里·克韦恩（Barry Keverne）的研究成果所示，他和他的团队用一个成功的实验证明，相互梳理毛发的两个动物能够非常默契地长时间待在一起。如果这个时间长到一定程度，在这两个有着肌肤之亲的动物之间就会建立起互相信任和负责的关系，进而形成第二个认知要素。虽然像催产素（oxytocin，即所谓爱情荷尔蒙）这类其他神经传递素和神经分泌素也会在亲密的互动中产生，而且在哺乳动物的社会性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有实验证明，内啡肽在类人猿对亲密关系的维护中起到独特的作用。毛发梳理和其他形式的相互轻触（比如抚摸和搂抱）能激活一种特殊的神经元（无髓传入C形纤维），这些神经元只对皮肤上的轻柔触摸有反应，并把感应传递给大脑。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灵长类的这些神经元是在毛发梳理的刺激下调节内啡肽的分泌，不过，近期的一个PET扫描显示，人类情侣在轻抚中会激发内啡肽的分泌。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分泌内啡肽给人的感觉很像温和地过一次鸦片瘾，给人带来轻柔的镇静、愉悦和安宁。在类人猿中，当然也包括在我们人类中，这种感觉对形成亲密关系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鉴于相互梳理对建立和维护同盟的重要性，不难想象的是，对于旧大陆（Old World）的猿猴来说，花在相互梳理上的时间和群体的大小是成正比的，虽然据我们所知，在新大陆（New World）的猿猴或猿猴亚目的丛猴或狐猴中并非如此（图2.1）。[1]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所处的群体规模越大，梳理的对象越多，恰恰相反的是，在大部分社会性灵长类动物中，群体的大小和梳理对象的数量成反比，但是和梳理的时间成正比。无论在不同物种之间，还是在同物种之内，互相梳理的小团体（整个团体会被分成半独立的小团体，互相梳理多数在小团体中发生）数量随着团体大小的增加而增加。这似乎是因为个体压力随着团体大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个体联盟的可靠性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动物会更加专注地为它们的社交同伴梳理，同时会减少随意的梳理。哺乳期的猴子妈妈们因为要喂奶，闲暇时间因此而减少，所以也会减少随意的梳理，而把时间集中花在核心社交同伴身上，它们才是要紧的。

关于灵长类的社会性，有一个方面至今存疑，那就是这些社会纽带究竟有哪些组成成分。对于人类来说，看起来主要是情感成分，这也是为什么那么难以界定。我们没有能力完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感受（如果学究气地用神经学概念来解释的话，那就是因为左脑控制的语言功能和右脑控制的情感功能没有很好的连接），我们尚且无法用任何量化的方式来测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美程度，更不要说去测量猿猴之间的关系了。这样看来，深入研究纽带关系的本质几乎无从谈起。虽然如此，至少我们仍然可以凭着直觉去观察和体验，辨别相对来说紧密的或者不那么紧密的关系。也许我们说不出很确切的理由，但是我们心里会知道，某些关系就是比其他关系更亲密、更强韧。

图2.1

每天花在社交性梳理上的时间百分比的中间值，对应的是每个物种群体规模的平均值。数据来源：Lehmann等人的论文（2007）。

无论是对于猿猴还是对于我们自己现代人类，一个比较粗放的亲密度衡量指标是在朋友身上花费了多少时间。我们做过一个实验，结果显示，面对面的互动时间对维护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非常重要。我们把关系的亲密度分成从1到10的十个等级（1代表“呃，就是个普通朋友”，10代表“呀，很爱很爱的”），让人们对自己和不同朋友的关系打分。我们发现，出来的分数和他们与朋友的互动频率有着很强的正比关系。事实上，友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除外）的情感质量会随着不在一起活动或者不再见面而急剧下降。

这个结论，和罗伯特·斯坦伯格（Robert Sternberg）的爱情三角理论是吻合的。在社会心理学中的情感关系层面，爱情三角理论可以说是最为广泛接受的心理学理论。斯坦伯格用三个独立的维度来定义爱情，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爱情三元素：亲密、激情和承诺。如果忽略只出现于浪漫关系中的激情元素，另外的两个元素说明了情感关系有两个关键点，那就是实际的亲密和感受的亲密。这两个要点，在灵长类紧密关系的模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实际的亲密反应在相互梳理上（身体上的近距离亲密接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情依恋），而作为一个更模糊的概念，感受的亲密则反映在认知上（这是一种愿意为伙伴做任何事的感受，愿意向困境中的伙伴伸出援手，愿意为同伴负责，给同伴一种有依靠、值得信任的感受，所有这些感受，正是形成社会性联盟的基础）。

认知如何成为社会化的基础

关于感受的亲密，我们虽然对它在认知上的依托所知甚少，但是，得到比较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共同认可的是，它是某种形态的“社会性认知”。最贴近的猜测，就是类似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心智理论能力，也就是心灵的感应或者说意念化。心智理论能力之所以获得这个名称，是因为它明确地定义了个体在某种状态下，“会产生一种关于心智的理论”。也就是说，在有心智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上，他们会有一种非正式的理论或信念。说得明白点，也就是他们会认识到，别人也有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心智。理论上来说，意念化指的是有能力运用如下词汇：相信、假设、想象、需要、理解、思想和意向。心智哲学家把这些词汇统称为意向性词汇，就是说，这些词汇的使用者有能力表达一个意向性的立场或者观点。

在这种意义上的意向性，形成了一个自然循环的心智状态层次，被称为意向性的度。所有有意识的有机体都知道自己的心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达到了第一度的层次。形成心智理论能力（也就是对于别人心里有什么看法，能形成自己的看法的能力）是第二度的层次，这里涉及到两种心智状态，一种是你自己的，一种是别人的。接下去，有三度、四度、五度等无限多的循环层次，这些层次可以是我反映在你的心智里，或者也可以是我反映在你对另外一个人的心智里（图2.2）。

图2.2

读心术（心智化能力）涉及一系列反射性的思维状态，它是关于对自己和他人的信任/欲望/企图（企图状态）的理解。从左到右，三个人分别呈现出一度、二度和三度意向性。© Arran Dunbar，2014

虽然，在出生不久，婴孩就会有自我意识（也就是第一度的意向层次），但是，人类并非天生就有心智理论能力。大约在五岁左右，儿童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心智理论能力，然后逐层加强，一般是在长到成人时达到第五度的层次，也有人在十几岁时就能达到这个层次。到了第五度这个阶段，人就能够说出这样的句子：“我觉得你在假设彼得想要苏珊相信爱德华（要做某某事）。”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普通的成人身上，这个度数稍有出入，大部分人集中在四度到六度之间，平均值稳定在五度，大约只有20%的成年人能够超过五度。

大脑造影显示，意念产生的位置局限于大脑某些特定的区域，这些特定区域就是所谓的心智理论能力（或简称为ToM）网络。这个网络包括了部分额前皮层（至于具体哪些点位是关键之处现在仍有分歧）和颞叶中的两个主要区域（尤其是额极和颞顶结点，也就是颞叶和顶叶连接的地方）（图2.3）。利用反应时间测试和神经影像，我们能够证明的是，相比同等的记忆活动，意念活动对大脑的要求高得多。我们还能证明，核心意念区域的神经活动量和心智活动的度数存在正比关系，心智活动的度数越高，需要的神经元就越多。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能够做到高度心智活动的人，往往在额前皮层有着更大的眶额区（也就是眼睛正后方的上部）。社会化的大脑必然消耗更多的能量，高度数的意向性需要更多的神经物质参与，从而完成高度数的意念活动，能够完成高度数意念活动的物种就需要更大容量的大脑。而类人猿灵长类的大脑额叶区域恰恰是在进化的后期快速增大，在最为社会化的物种中，它们的这部分区域是最大的。这也是大脑中有髓鞘（神经元在髓鞘中工作更加有效）的最后一个区域，反映出在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性环境中，更多的社会学习和神经适应是生存的需要。

图2.3

人类大脑的主要区域。箭头指向是眼窝前额皮质和颞叶间的心智线路，枕叶的功能几乎都和视觉有关。启动、计划、控制和执行主动动作的运动区（阴影部分）位于分隔额叶上部和顶叶的中央沟的前面。

意向性的度数，在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些度数，现代人类和其他灵长类之间的区别就被量化了。从一定的程度上说，是否能用认知学的术语来解释意念化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认知的复杂性因此多了一个简单可靠的线性衡量标准。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是，即使有少数例外，绝大部分哺乳动物（这当然包括了绝大部分的猴子）都是一度意向性。猴子有自己的心思，也拥有对周边世界的看法。有一些实验还发现，类人猿（特别是黑猩猩和红猩猩）差不多能够到二度（也就是有正式的心智理论能力的度数）。这说明，虽然它们的成熟程度略逊于五岁的儿童（五岁小儿能轻易通过二度的测试），但是，跟刚刚靠近二度的四岁小孩相差无几了。而在另一端，我们的数据显示，正常的成人处于五度意向性。如果我们把这些数据和额叶的容量重叠在同一张图表中，我们将得到一个惊人的正比关系（图2.4）。这就表明了，在这些大脑的区域中，神经元的数量和意念化的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结果也跟我们对成人神经影像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图2.4

旧世界猿猴的心智能力（以最高可及意向性度数为标识）和前额叶容量的关系图。猴子基本上只有基础的一度意向性，有实验证据显示黑猩猩和红猩猩能达到二度意向性（已经到此为止了），成年现代人普遍能够达到五度意向性。

● 通过实验可以测算意向性的物种（从左到右是：黑猩猩、红猩猩和人类）

○ 意向性未知的物种，假设它们和同属物种有着相同—的意向性。请注意，已知和未知数值都趋向于集中在同一区域。

根据Dunbar（2009）重绘。

灵长类社会进化

最后，我们必须要做的是，从灵长类的社会演化中找到有助于我们研究的蛛丝马迹。直到不久之前，对灵长类社会演化进程的重塑基本上是建立于臆测之上。大家都比较认同的是，我们的灵长类祖先是体型较小的夜行动物，居住在分散的、半封闭的群体中，雌性和幼崽只在不和别人冲突的小范围内觅食，雄性则各据一方，拥有更大的空间。雄性的生活范围里可以有数个雌性。雄性对生活在它的领地上的雌性起到了保护的作用，也独拥和这些雌性的交配权。这种形式的社会系统至今仍能在很多小型的夜行原猴亚目中找到，比如丛猴和鼠狐猴。

长期以来，人们假设社会进化的程序是由个体逐步加入更大的永久性的群体，而群体的大小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终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一个显而易见的途径是，一个雄性开始和它重合领地内的某一个雌性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形成一种单配偶的关系。之后，如果有其他雌性受吸引加入这个关系，就形成了类似后宫的单雄群体（一个雄性和数个雌性）。雌性也会吸引其他雄性的加入，最终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多雄多雌群体。这是你在大部分教科书中所能看到的社会演化标准模型，也就是社会生态学模型：一个物种的社会体系源自个体数量的组成结构，而个体数量是由觅食生态决定的。

然而，近期由苏珊·舒尔茨（Susanne Shultz）和基特·奥佩（Kit Opie）主导的两项研究发现，这种假设错得离谱。他们的分析研究之所以能够获得新的结论，完全得益于最新研发的异常复杂的统计方法。借助这些方法，不仅能够推测出原始状态，还能测试有关社会组织与各种选择压力之间存在的历史性关联的假设。[2]他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从个体分散、封闭觅食区域的原始状态，进入多雄多雌的群体组合形态，最有可能性的转化方式是直接进入，而不是先过渡到单配偶的组合形态。换句话说，原来单独觅食的动物，改变各种生活习性，开始聚集在一起，可能是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天敌的威胁（生活习性的改变，在从夜行变成了昼行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从多雄多雌的状态开始，有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其一是进一步成为后宫形态，其二是成为单配偶形态，当然也有另一条可能路径是从后宫形态继而进入单配偶形态。物种在形成群体之后，就再也不会回到先前的半封闭状态，但会在后宫和多雄形态之间来回转换（这也是社会生态学所假设的）。

然而，真正重要的发现是，单配偶形态没有回头路。也就是说，一个物种进入这个状态，似乎就不会再退而进入别的状态。这样一来，单配偶的形态似乎是人口学和认知学中的一个单向通道概念，很可能是因为单配偶对认知能力的要求非常高，大脑一旦进化到这个状态，就不会轻易退化回去了。单配偶要求雄性和雌性相互之间非常包容，而同时对其他同性又非常不包容。正因如此，单配偶的灵长类最终都非常看重领土的主权，每一对都要占据它们自己的领地。这种对同性的不包容，在单配偶物种之外的哺乳动物中非常罕见，它使得同性的个体很难生活在一起，尤其是当它们都达到青春期，开始生育之后。跟其他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一样，完全形态的单配偶制（也就是所有个体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单配偶形态）是一种很特别的进化状态，它要求在行为和认知上有很大的改变。一旦形成了就很难再回到过去，因为这样的变化一旦形成就很难消除的。记住这一点，在以后我们讨论人类配偶关系（或可称为单配偶）的进化时，会显出它的重要性。

鉴于单配偶制有着非常特殊的进化历史，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单配偶的形态是社会和交配体系进化的结果。关于哺乳动物的单配偶制，历来有三个不同的假设性解释，其一是对双亲共同抚养的需求（抚养脑容量大的后代，往往需要两个家长）；其二是雄性要保证有交配对象（当雌性居住得太分散时，雄性无法保证同时保护到数个雌性，因此他会专注于一个雌性，以保证在她发情时能让她受孕，也保证她不会被其他雄性占有）；其三是婴儿被杀的风险（雌性会依赖于某一个雄性的保护，有点像雇佣一个枪手或者保镖，以防止其他雄性的骚扰或伤害她的婴儿）。一直以来，杀婴风险都被认为是存在于灵长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大容量的大脑使得灵长类的生育率降低（因为大容量的大脑需要更长的发育时间）。一个雄性，如果从另一个雄性那里接手一个雌性，至少要等一年才可能有自己的后代。但是，如果他杀死雌性的婴儿，雌性很快就会回到能怀孕生产的状态（顺便带一句，人类女性如果失去未断奶的婴儿，也是如此），[3] 雄性就能马上开始生育他自己的后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雄性灵长类有杀婴现象，是因为有着巨大的进化选择压力。杀婴行为在灵长类中异常普遍（虽然很多人还是会坚持声称这只是偶然现象），反过来，为了降低这种风险的抵抗策略也承受着巨大的进化选择压力。

苏珊·舒尔茨和基特·奥佩的第二个课题，专注于研究在各条灵长类支线中，向单配偶形态的进化究竟是出现在代表上述三个假设的行为发生变化之前还是之后。虽然有证据显示，单配偶形态和雌性散居于各处的形态同时存在，共同进化（这两种形态同时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发生变化）。但是，雌性的生活范围并未在单配偶形态出现之前增加，这就意味着配偶保护这个重大的假设（即假设因为雌性居所太过分散，导致雄性不能同时占有几个雌性）并不能成立。事实上，单配偶的灵长类物种中，雄性并非不能同时保护多个雌性，如果他们想去保护的话，雄性的活动范围依然大到足以保护多个雌性。在雌性生活范围太过分散的情形下，配偶保护的确是大多数哺乳动物走向单配偶的原因，但是，灵长类显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与此类似的情况是，也有证据显示，单配偶和双亲抚养同样是共同进化的。但是，单配偶形态的出现，无论在是否双亲抚养的情况下都有可能，这就说明了双亲抚养是单配偶形态的结果，而不是促成单配偶形态产生的起因。一旦单配偶形态成立，雄性就能从抚养婴儿中得到更多好处，因为这能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后代。但是，雄性抚养婴儿的能力，似乎不足证明它是单配偶形态产生的原因，至少在灵长类中是这样的。最后，单配偶和杀婴风险这两个不同的指标，显示出紧密的共同进化关系。如果没有杀婴的风险，多配偶形态不可能进化到单配偶形态，至少在灵长类中是这样。看来，杀婴风险似乎是进化到单配偶这种配偶制度的最关键因素。

在单配偶的配偶制度中，虽然雄性为雌性提供了保护，但这种形态并不是应对杀婴风险的唯一方式。桑迪·哈考特（Sandy Harcourt）和乔纳森·格林伯格（Jonathan Greenberg）的研究显示，大猩猩会用雇佣军的形式来降低杀婴风险，但是同时结合了后宫式的多配偶制，也就是几个雌性依赖同一个雄性的保护。在这种情形下，这个物种的雄性和雌性体型上存在的巨大二态性（dimorphism）[4]，使得体型庞大、体力强健的雄性比体型较小的更受欢迎，这在同时也形成一种反馈机制，促使雄性变得越来越强壮。相反，传统上单配偶制的灵长类，比如长臂猿，以及体量更小的新大陆猿猴，雄性和雌性在体型上相差不多（事实上，雌性可能还比雄性稍微更大一些）。大猩猩群体中的社会形态和更加社会化的猿猴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雌性经常以互相梳理为基础组成不同的联盟。大猩猩的社会架构是星形的，雄性在中心，雌性围在他的周边。每个雌性会和雄性一起梳理，但雌性之间很少互相梳理。哈考特—格林伯格模型解释了大猩猩中的后宫模式，它也解释了黑猩猩的杀婴风险还没有高到让雌性黑猩猩采用雇佣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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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在研究智人的社会演化时，依然需要记住这些通用的规则，我们相信，和其他所有灵长类一样，智人的生活也要服从这些社会和生育进化选择压力的作用。而最基本的要点是，随着群体大小的增加，雌性将面临更多的压力，而雄性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如果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它们就无法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也无法进化成有更大脑容量的物种。一旦因为气候的变化，进而引起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时，它们必将走上灭绝之路。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它们事实上生存了下来，那么，它们一定是找到方法解决了这些问题。人类演化故事中有两个最为关键的原则，那就是大脑容量和时间分配。大脑容量决定了应对环境变化而生成的群体大小，群体大小和环境因素决定了时间的分配，这些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否则新的进化就不会产生。在下一章里，我会提供更进一步的细节描述这些因素对人类演化的五部曲有什么具体作用。

注释：

[1] 最近， Grueter 等人（2013）提出梳理时间是由灵长类的陆地性决定的，和群体规模无关，因此，梳理的目的是为了清洁卫生，而不是社交。遗憾的是，他们的分析基于一系列的谬误之上，因此无碍于我们的理论。而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所采用的旧大陆猿猴数据，却明确地证明了我们在图2.1中表述的关系，也就是和陆地性无关（参见Dunbar和Lehmann的论述， 2013）。无可争议的是，梳理确实能去除杂物和寄生虫，从而保持皮毛的清洁，但是，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梳理是否也有额外功能，有益于社交关系的发展。

[2] 通过重新构建灵长类发展史中相关变量的祖先状态（基于基因相关性的家庭族谱，能够把所有现存物种追溯到距今约六千五百万年前的共同祖先），然后再研究在进化到现代物种的过程中从一个状态通向另一个状态的次序。要成为一个行为或社会组织变化的诱因，一个选择性压力的变化必须先于它所影响的行为变化本身。这里所运用的统计方法基于贝叶斯统计学，它代表了旧的解决方法的重大革新。要了解更多有关贝叶斯的新方法，请参考Huelsenbeck 等人的论述（2001）。

[3] 这是由于婴儿吮吸乳头，导致月经荷尔蒙系统受到抑制的结果。但是，当婴儿断奶后，吮吸的频率降低到一定数值以下时，月经荷尔蒙系统又会恢复正常工作。这就是为什么雌性在婴儿死去或被杀之后会立刻回到正常的月经周期，人类也是如此。所有哺乳动物都有这样的机制。

[4] 成年雄性大猩猩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第三章

基本的架构

在第一章里我说过，在探索人类演化的架构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关键要素，那就是大脑容量假设和时间分配模型。在这两个要素之间，我们基本上可以搭起一个梯架，把在化石记录中出现的各个人亚科物种有序地置放在这个架子上，从而分析出他们是如何应对所处的环境的。同时，他们也给我们设了一个衡量的标准，以分辨他们在行为和认知上不同寻常的部分，从而证明时间的安排必须满足大脑容量变化所带来的需求。

社会大脑假说

一个大致公认的看法是所谓灵长类（或许也包括所有哺乳类和鸟类）大脑的进化，其实就是更为复杂形式的社会性的进化。虽说其他方面的行为（比较明显的是生态上的创造力）也和大脑容量有关，但这些是脑容量加大后的结果，而不是脑容量加大的进化起因。在大多数的哺乳类和鸟类中，社会大脑假说体现在大脑容量和配偶制度的关系中。我们发现，单配偶制的物种比起多配偶制或滥交型的物种，大脑容量明显更大，这一点在那种终生维持单配偶形态的物种身上体现得尤其充分。对于这种结果，我们的看法是，能够拥有长期伴侣的，在认知程度上比随便滥交的更高。因为厮守的伴侣在做任何决定时都必须能够考虑到另一半的利益，必须能够权衡双方的需求，从而做出恰当的妥协和折中。事实上，这就是意念化的早期表现，虽然还算不上是完整的心智理论能力。巧合的是，社会大脑假说在某些昆虫中也成立，比如黄蜂和隧蜂，社会性物种（如几个蜂皇共享一个蜂窝的）的大脑容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蕈形体，也就是大脑中主管认知，特别是社会性功能的部分）比独居物种的要大很多。更进一步的发现是，即使在同一物种中，更加社会化的个体（如蜂皇），比起其他普通个体（如工蜂），大脑的容量要更大一些，类似的情形在鱼类中也同样存在。

在灵长类中，或许还包括其他一小部分哺乳类（比较明显的是大象和马），社会大脑的影响表现在该物种的大脑容量和它们所处的社会群体的大小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所有这些物种都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在感情上有亲密的成分，但是和交配及生育无关，也就是我们说的友情。这种友情关系和麋鹿及羚羊等群集哺乳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天壤之别，后者是那种今天来明天走的松散随性的关系。相反，灵长类之间的友情和伴侣关系类似，就像其他哺乳类或鸟类中因生育而建立的伴侣关系一样，它们需要大脑的力量来管理。而作为一个个体，有能力同时管理多少这样的关系，就在于它的大脑有多大的容量。

群体规模取决于认知能力这种现象在灵长类身上得到了体现，社会群体的大小和大脑容量的大小之间这种正相关的关系证实了社会大脑关系（图3.1）。社会大脑假说在近期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有神经影像研究表明，大脑关键部位的大小和个人社会网络大小（包括脸书［Facebook］好友的数量）有着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在人类和猴子身上同样存在，这个发现对于社会大脑假说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神经影像研究的对象是同一物种，如此一来，这个研究的结果就表明了社会大脑假说不仅适用于不同物种之间，而且也适用于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之间。

图3.1

社会大脑关系，物种群体规模平均值和（a）新皮质比例、（b）额叶比例，两者都是相对皮层下大脑的比例。

● 猿：灰圆圈和直线

○ 猴：白圆圈和虚线（代表猴子中不同的社会认知程度）

△ 原猴：白三角和虚线

▲ 在（b）中，黑三角代表红猩猩，猴子是猕猴。

根据：Dunbar（2010）重新制作。

在这本书的大多数篇幅中，我在大脑容量这个概念的运用上是相当宽泛的，而事实上，这个关联只和大脑新皮层（neocortex）的容量有关，比较研究和神经影像研究的结果表明，尤其关键的是额叶部分的大小。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关联实际上就是行为复杂度和大脑（具体来讲就是大脑新皮层）容量之间的关系，而群体的大小是个辐射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个体所能够管理的关系数量基于它的社会行为的复杂度，而社会行为的复杂度则基于它的认知能力（这就和大脑容量有关了）。这一点我们能在灵长类身上看得很清楚，灵长类的数个行为指标都和新皮层的容量相关，这些指标包括了梳理群体的大小、联盟的形成和发挥作用、计谋的策划和利用、雄性擅长的交配策略以及用面部表情和声音表演的复杂程度等。大群体比小群体的社会关系更复杂，因为在其中会有更多的伴侣亲友关系需要管理，因此，社会群体大小规模是一个衡量社会复杂度的便利标准。或许，更重要的一点是，群体大小是个体行为和认知能力跟外界环境的接口（也因此是动物解决它们的生态问题的界面）。

虽然看起来社会性是大脑进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动物生态和生存经历[1]的其他方面也和大脑容量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几乎恰恰都是大脑成长的制约因素。在生长的过程中，脑组织发育速度是固定的，因此，大容量的大脑就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生长发育，没有捷径可走。这就意味着至少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必须要有更长的怀孕期和哺乳期才能生成更大的大脑。而且，正如一台没有软件的计算机就没有任何用处，所以还必须有更长的社会化时期（主要是在从断奶到开始生育这段时间里）来让大脑适应大千世界里的不断变化和各种微妙繁杂之处。通过对神经影像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人类大脑的生长发育时间长得令人吃惊，大约需要二十到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段漫长的时间就是为了让大脑适应社会的复杂性。

大脑的生长和维护成本都非常高昂。一个成年人的大脑，从重量上来说，只占了体重的2%，可是这2%却要消耗人体每日摄入总能量的20%。所以，以重量计，大脑消耗了十倍于它应该消耗的能量（而这些能量，还仅仅是维持大脑存活的那部分，并不包括在忙碌工作运转时所需要的能量）。因此，拥有高效率的觅食策略从而获得足够的额外能量，就成为大容量大脑物种的头等大事。有些食物（明显的比如树叶）吃起来太花时间，营养成分也不够高，所以，改变食物是物种进化到大容量大脑的前提。我们可以把食物看成一个灰色的屋顶（有这样的联想，主要是因为大脑里的灰质是最要紧的部分），它给物种在认知和社会性的能力上设置了一个限制。

和所有其他哺乳类（包括猿亚目的灵长类）不同，猿猴（类人猿灵长类）有自己独特的大脑进化轨迹，主要是在前额叶部位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大脑区域。在他们关于灵长类大脑进化的重要著作中，神经心理学家迪克·帕辛厄姆（Dick Passingham）和史蒂文·怀斯（Steven Wise）对此做了详尽的阐述，肯定了前额叶区域对类人猿灵长类的独特意义。类人猿灵长类因此拥有了复杂的认知能力，这些认知能力包括了通过不经意的学习而掌握的一定的推理能力，以及对未发生的行为结果做出判断和比较的能力。通过神经影像研究，我们还有一个重大发现，找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关联，那就是眶额皮质的大小决定了意念化的能力，而意念化能力又决定了社会网络的大小。这种情况下，图2.4所列出的猴、猿和人类在意念化能力上的不同，会对这些物种（化石人亚科也介于这些物种之中）在社会性和文化性方面的表现产生巨大的影响。关于这些，我们将会在第八章中再次展开讨论。

前额叶似乎也和抑制冲动反应（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对强势反应的抑制）的能力相关，它使动物忍住冲动，对没有立即到手的奖赏保持耐心，而不是一有可能就要把奖赏抢到手。相对来说，人类尤其擅长这一点。生活在大型的、相互关联的社会群体中，能够忍耐延迟得到的奖赏非常重要，只有具备这样的能力，个体才能抑制某些自私的欲望，从而能够和其他成员共享成果。额叶越大的物种，越能更好地控制自身冲动的本能，比如在面对其他个体的行为时，能保持冷静，压抑愤怒，避免冲突。

人类和社会大脑

我们的故事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肯定社会大脑假说能给出一个精确的等式，由这个等式，我们能从大脑的容量推断出社会群体的大小。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关于现代人类——我们这个演化故事的终点，社会大脑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图3.1中的数据很清楚地组成几条平行斜线，最明显的是图中有关猿的数据，出现于图的一侧。从左到右排列，这些斜线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认知复杂程度的增加。因为人类归在猿科之中，所以，我们在计算人类群体大小时，要用到猿类的等式，而不是用整体灵长类的等式。代入现代人类的新皮质比例，用猿类的等式推算出来的群体大小是150人左右，人类真的就生活在这么小的群体中吗？

事实上似乎的确如此。寻求答案的方式之一是研究狩猎—采集社会（hunter-gatherer society）的人口调查报告，这样的社会折射了我们在大部分进化历史中生活过的小型社会。在过去的二十万年间，人类大脑容量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这种社会形态特别适合于测试我们的公式。这样的研究如同从高处往下俯视，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分布情况，并描述出社区的空间结构。跟大部分灵长类一样，狩猎—采集者们居住在一个多层次的社会团体中，这些层次相互交叉，其中包括了家庭、营地小组（小队）、社区（宗族）、同族社区（大队）和同族同语言社区（部落）等。图3.2描述的是狩猎—采集社会在家庭（对于社会大脑的故事来说，家庭这个层次显然低得不足以说明问题）以上的各个层次大小的分布。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是只有一个团体层次的大小是典型的150，也就是我所说的社区层次。在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中，这个层次的人是共享狩猎—采集区域的，也共享一些特殊资源，比如永久水源或者圣地，他们通常会以一年一次的频率聚在一起举办诸如成人礼等比较隆重的仪式。

图3.2

小型狩猎—采集和园耕社会中主要群体层次的中间值（50%和95%的范围）。

表3.1中列出了典型的150人规模的社会团体通常有哪些，列举的包括古老村落的规模、基督教不同分支教区的规模以及商业和军事组织的规模等。比如在现代军队中，能自主行动的最小单位是连，而连队大小规模的平均数几乎刚好就是150（范围大致在120到180之间）。

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是让人们列出他们身处的整张社会关系网，而这实际上相当于以个人的角度从下往上仰视世界。我们做过几个测试，有时是请人们列出他们邮寄圣诞卡的完整名单，有时是请人们从他们的通讯录中挑出所有他们在乎的人。在一个圣诞卡研究项目中，得出了154这个平均值，和150相当接近。在另一个大数目的样本研究项目中，请妇女们列出她们社交圈里的人数，结果也给出了接近150的上限。另有一批研究者曾经致力于分析推特社区的大小规模（也就是在推特上互相关注的用户，基于大约一百七十万人数的样本）和电子邮件社区的大小规模（有电子邮件来往的人们，样本规模约一千万人）。结果，他们发现典型的互动社区的规模也是在100到200人之间。最近一项面向一百万名脸书用户的调查显示，朋友圈的大小是有差别的，确实有为数不多的用户朋友数量可达到五千左右，但是，朋友数量超过五百的用户总数其实非常之小，大多数人的朋友数量在150到250之间（其实，用户有时候都不知道这些朋友到底是谁！）。

表3.1

社会大脑关系，物种群体规模平均值和（a）新皮质比例，（b）额叶比例，两者都是相对皮层下大脑的比例。

数据来源：Dunbar（2010）。

据社会大脑假说预计，现代人类“自然”的社区大小是150人，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系统和非系统的证据所肯定。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还需要做最后一件事，那就是确定这个社会大脑等式对广义的化石人亚科能做出什么预测。这将会搭建起一个关键的框架，在此框架之内，我们得以分析评估人亚科在人类演化每一个阶段的行为。我们会着眼于头盖骨的大小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大脑并非充满整个头盖骨，所以我们会对头盖骨的大小做些相应的调整。有一点需要注意，因为各物种生态压力的差异，不同物种的大脑在各个区域会有不同的进化速度。例如大猩猩和红猩猩，它们有硕大的脑袋，但你一定想不到它们的新皮质相对来说其实很小。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小脑比较大，[2]所以它们能更好地在树枝间平衡身体。如果单纯地使用头盖骨大小的数据，那很可能会夸大它们新皮质的大小（或者，更严重的是，可能会夸大它们额叶的大小），继而因此夸大它们社会群体的大小。维持身体的平衡是小脑诸多功能中的一项，所以双足行走的人类的小脑比四足行走的灵长类要大，因为直立行走难度更大，更需要保持平衡。所以，当我们利用头盖骨的大小去预测直立行走的化石人亚科的社会群体规模时，很有可能会夸大了。但是，现在让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来看看头盖骨大小和化石人亚科社区大小规模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套用类人猿的社会大脑等式，用头盖骨大小来预测化石人亚科群体大小时，我们得出图3.3中的图形。这些数据虽然看起来只显示了头盖骨大小的变化（图1.3），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它给出了每个人亚科群体的社区规模的特定数值以及它的可变程度。然而，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每个物种必须能够保持住作为完整社会存在应有的群体规模，并且能够解决相应的时间安排问题。可想而知的是，古人类学家会说图3.3中的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化石智人和现代人的行为可能非常不同，所以它们的大脑也是非常不同的。实际上这种解释也不是很切实际，因为我们知道在人亚科两端的现代人和黑猩猩的确切群体规模数值，除非我们能够确认黑猩猩和现代人类（以及其他所有灵长类）都适用社会大脑假设，而在这两者中间的数百万年间化石智人神秘的有一套完全不同于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类）的大脑和社会化规律，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人亚科在这两极的中间是如何分布的。最谨慎的假设是它们的群体规模也和大脑容量有关，除非我们有原则性的理由来推翻这一点，但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什么原则性的理由。

图3.3

主要亚人科物种的群体规模中间值（50%和95%范围），通过转换颅腔容量（图1.3）和新皮质的比例，再将之代入图3.1的猿类公式中而得出。水平直线是现代人类的群体规模（150），虚线是黑猩猩群体的平均规模。请注意，尼安德特人没有包含在内，其原因我们会在第六章中再讨论。

假如一个社区并不是一个社区

在这里，让我暂停一下，先来解决另一个困扰了我们很久的问题，这个问题关乎我们要讲的这个人类社会大脑的故事。或许，现在你觉得人类自然群体的大小是150这个结论已经盖棺论定，被广泛接受了。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有相当多的证据能够证明，社会大脑等式确实能预测人类自然群体的大小，但是，仅仅有了这些证据并不能阻止对现代人类真正群体大小的争论。

考古学家通常会指出，从考古记录来分析，他们所能看到的典型社区是猎人们过夜的营地。社会人类学也一直有此传统，把这些营地（也就是小组）看成是现代狩猎—采集人群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根据当地地理环境和经济环境上的差异，这些营地通常有30到50人。而有些社会学家则倾向于另一极端，认为人类自然群体的大小远远高于150人。他们有两个依据，一是传统社会部落中的同族人，一是某些声称自己朋友众多的社交达人，按这个观点来看，自然群体的规模将远超200，大约在500到1,000之间。

这些不同的观点听上去虽然都很有趣，似乎也有点道理，却给我们出了个难题。除非我们能够准确地知道人类自然群体的大小，否则的话，我们无从获知智人进化的路径最终指向何方。如果说，考古学家的观点是对的，人类群体的大小是50人左右，那么，自从我们和黑猩猩分开之后，也就谈不上什么社会进化了（因为黑猩猩的群体大小是55）。那就是说，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也没必要费劲写这本书了。相反，如果社会学家的观点是对的，人类的自然群体非常大（或根本就没有自然群体大小这件事），那么，社会大脑的故事对150这个数量的强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误导。

其实，要想冲出这个看似无解的困局也很简单。人种学的证据告诉我们，狩猎—采集营地（小组）并不是最基本的人类社会组织单位。因为这样的小组结构很不稳定，个人或家庭的加入和离去都有很大的随意性。它们的成员甚至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会有较大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一个家庭加入一个新的营地时，这个家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同一个150人的群体（社区或者宗族）。加入一个全新群体的可能性毕竟很小，除非受到很大的环境压力或是遭到了驱逐。同样，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包括现代的狩猎—采集人，认识的人的确有可能会超过150个。但是，以150人为界，这个层次之内还是之外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通常会把层次之外的称为熟人，他们算不上是朋友或者是让我们在乎的那种关系，而只是你看到会认得的人。我们在过去十多年的研究发现，在150人这个范围，形成了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线内的人是你的朋友，你们有着交往的历史，相互信任，是你有担当有互惠关系的朋友，如果他们需要帮助，你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而线外的人只是你的熟人，你们的关系松散随意，没有互惠的来往，交往的历史也不长。对这些线外的人，我们明显没有那么慷慨。是的，我们在脸书上的好友越加越多，但是，我们并非和他们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友谊。我们只是把脸书网络延伸到了熟人的层次（500人的层次），这些熟人其实已经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简而言之，其他研究者定义的不同群体层次固然存在，如图3.2（以及图3.4）所示，它们是群体层次重叠交叉的一部分。社会大脑关系特别定义这150人层次为现代人类的群体，就像其他猿猴的自然群体一样。和其他研究者一样，我们也总是可以找到别的重要的群体层次。但那并不是一回事，不同的群体分层方式揭示的是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质量。而且，在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它们起到的作用也非常不同。在第八章中，我们会看到，这个150人分层法之所以重要，其中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社会原因：它是我们判断亲属关系的一个界限（没有任何一种人类文化会把亲属关系正式定义到超过150人的层次）。正因为这个层次对应了社会大脑关系中的灵长类社会群体，所以也正是这个层次的规模才是我们最为在意的。

灵长类社会体系的结构复杂性

我们通常会有这样一种倾向，将社会群体想象成同类人的群体（也就是说，在群体中大家相互都是朋友）。虽然从广义上来讲，这个假设对于大多数物种是成立的，但是，大型灵长类群体和人类社区一样，呈现出高度结构化的形态（图3.2）。大概正因为这种结构（这种结构的成因在于个体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它的梳理伙伴，它们成为群体中的核心联盟），才使得灵长类能够生活在这样大型的群体之中。如第二章所述，这样的联盟化解了生活在大群体中的风险。同时，这种结构也制造出了社会的复杂性，由此对类人猿灵长类提出了认知上的更高要求，这一结果最终成为了这个物种的特征。

从图3.2中明显可以看出，在环环相套的多层次的社会组织结构中，狩猎—采集社区是其中的一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狩猎—采集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典型（我们都生活在这种交叉重叠的社会层次中），也是大多数猿猴社会的典型。为了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分析了图3.2显示的宗族数据中的群体大小，运用分形数学来寻找数据中重复出现的模式。结果，我们发现了这些社会层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比例系数，每一层的大小都是它内层大小的三倍。以狩猎—采集社会的数据为例，显示出的层次大小依次为50、150、500和1,500：三个由50人组成的营地组成一个关联的社区（clan），三个关联的社区组成一个同宗社区（mega-band），三个同宗社区组成一个宗族（部落）。而圣诞卡数据中的联络密度（专注于150人以内的群体关系）也显示出完全一样的模式，增加的比例几乎刚刚好就是3，而内部层次的大小依次是5、15、50和150。因此，在这两组数据之间，显示出一个自然群体层次的大小，从最里面的5到最外面的1,500，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模式，大致上就是5-15-50-150-500-1,500。可喜的是，之后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从不同的狩猎—采集群体数据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3]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其他生活于复杂社会群体的哺乳动物中（黑猩猩、狒狒、大象、鲸鱼等），也发现了同样的层次结构大小比例，这个结果可能说明了在具有复杂社会体系的哺乳动物中，这是一个最具特征的普遍存在的模式。

图3.4显示了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你在图的最中间，周围是一圈圈人数渐多的层次。就人类而言，我们可以将这些层次按照关系的远近分为亲密朋友（最里层的5人圈）、最要好的朋友（15人圈）、好朋友（50人圈）、朋友（150人圈）、认识的人（500人圈），以及脸熟但叫不出名字的人（1,500人圈）。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最为内部的四个层次（到150人圈）里，大概一半是家人一半是朋友。而150人往外的层次里，基本上都是些平时随机认识的人，很少有家人。一个明显的假说是，智人社会的进化是由黑猩猩社区的50人核心圈往外延伸，依次达到150、500和1,500人层次。虽然我们在灵长类、大象和鲸鱼食人鲸的群体中都发现了同样的增长系数，然而，我们仍然不明白的是为何这个系数几乎总是3。

图3.4

熟人的圈子。我们的社交网络由一系列层层包含的圈子组成，每个层次都比它紧邻的内部层次大三倍。在我们的150人社交圈的层次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层次，一个是500人层次（熟人），另一个是1500人层次（名字和脸对得上的人）。

我们大致上可以认为不同物种的社会体系的复杂程度主要在于层次的数量，而不是在于层次本身的大小。比如说，人类有六个层次，黑猩猩和狒狒只有三层，而智商更低的髯猴只有一层（或者最多两层）。维持这种多层次社会体系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物种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所以需要有进化到容量足够的大脑来完成这些意念化的能力（图2.4）。有些间接的证据来自比较分析的结果，就像博古斯瓦夫·帕夫洛夫斯基（Boguslaw Pawlowski）和我的研究都发现，在灵长类中，拥有更大新皮质的物种能更好地整合运用两种不同的社会策略（个体优势vs社会联盟）。在一次完美的田野实验中，托尔·伯格曼（Thore Bergman）和雅辛塔·贝纳（Jacinta Beehner）展示了狒狒的能力，实验证明狒狒能把个体的血缘关系和它们在群体中的地位优势联系起来，但又能够把这两种关系分得很清楚。而智商较低的物种比如髯猴就做不到这一点，它们的群体结构相对简单，只是基于个体的地位，这也许是因为髯猴的群体较小。

这种架构确实反映出了个体和群体中其他个体交流的程度（对猿猴来讲，就是互相梳理）。就我们人类社会来说，我们每个人大约40%的社会精力，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是给予最亲近的5人圈的，也就是5个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或者说，60%是给予最亲密的两个层次中的15人，剩下的40%给了再往外两个层次中的135人（图3.5）。正如山姆·罗贝斯（Sam Roberts）和我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交流的频率和感情上亲密的程度密切相关。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变化展开了为期18个月的研究，结果发现当朋友间的交流频率下降时，相互间感受到的亲密度也随之下降。在随后的分析中，亚里·萨拉迈基（Jari Saramäki）运用同组数据发现了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他发现我们每个人在分配社会精力时都有一种类似指纹的独特特征，即使在我们的社交圈成员发生重大变化时（比如某人离开家乡，搬到另一个城市生活），这种方式也依然不变。

和猿猴一样，我们也把社会精力集中地放在对我们最重要的关系上，也就是那些紧密关系中的核心成员，他们是我们获得感情上或者其他方面支持的主要来源。但是，我们同时也会保持和其他成员的关系，从中获得各种不同形式的发散型支持。在社会学论著中，这两种关系通常被称为是强关系和弱关系，这是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措辞。请注意，社会学的论著中只区分了两种关系，而图3.4明显地列出了四种。

这些数据再次强调了社交互动对维持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猿猴来说，都具有同样的分量（图2.1）。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对所有灵长类来说，梳理时间的管理和分配有多么重要。由此，我们就自然地进入架构的另一半，也就是时间的分配。

图3.5

我们和社交网络中不同层次内的人接触的年平均次数。数据基于对英国和比利时251个女性全部社交网络的研究。本图根据Sutcliffe等人的图表重绘（2012），数据来源：Roberts等人的论述（2007）。

为什么时间如此重要

时间分配模型，是我们这项任务的第二个关键性基础。这些模型，是我、朱莉亚·莱曼（Julia Lehmann）以及曼迪·科斯特斯（Mandy Korstjens）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共同研究开发出来的。这些模型在接下来的几章中将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将会向我们展示，化石智人是如何应对环境变化的。这些模型，结合社会大脑关系假说以及考古数据，将成为帮助我们认识智人社会进化的支点。

时间分配模型在概念上非常简单，源于对动物生活习性的观察。动物为了能够在某个环境中生存下去，首先要保证的是维持摄入的营养和付出的能量相对平衡，其次还要保证它和社会群体凝聚在一起。保证营养的摄入必须安排足够的时间来觅食（这个时间包括了行走和进食所需要的时间）。社会凝聚力的保障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有利于凝聚的行为，对灵长类来说，这种行为就是相互梳理。这样一来，剩余的时间只需要再安排一种主要的活动，也就是休息。这种休息不是那种无所事事的意义上的休息，而是被动地保持安静的状态。比如在中午时分，因为天气过热而必须停止活动，或是为了获得充足的消化时间，对于以树叶为食的物种（folivore）来说，这个问题尤其突出。[4]

利用对野生猿猴研究得出的数据，基于不同的食物结构、当地气候、社会群体大小等变量，我们总结出一条公式，计算出各物种在进食、行走、休息等项目上所花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只需要计算出正常的一个白天（对热带地区的猿猴来说是12个小时）中还剩下多少醒着的时间。然后，根据这个时间（图2.1给出了梳理时间和群体大小的关系），计算出社会群体的规模有多大。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如果，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一个物种只能形成三到四个个体的群体，那它们就很难在那里生存下来。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这么小的群体，根本无法抵御来自于天敌的威胁。

图3.6展示了时间分配模型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首先，出发点是某一特定地区的气候，气候是直接或间接（如对植被的影响）决定时间分配安排的核心元素。之后，在这个出发点之上，我们可以计算出在这一地区所能够形成的群体的最大规模。我们研发了多个模型，这些模型分别属于六个非洲猴属，一个南美洲猴属[5]以及所有四个猿属（即长臂猿、红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每个属的公式略有不同，因为不同属的动物的体型和身体构造（尤其是消化系统）略有不同。比如猴子能消化未成熟的水果，而猿（当然还包括我们人类）却不能，这就意味着它们觅食的方式因此会有很大不同。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主要会用黑猩猩的公式[6]，因为黑猩猩标志着古代智人从类人猿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自然起点。

图3.6

时间分配模型的基本架构。气候和物种的生理适应性决定了在进食、行走以及必须的休息（动物为了避开高温或为了消化而必须休息的时间）之间的核心时间分配，剩下来的时间（可随意休息的时间）可分配一部分给社交，而这个时间决定了动物在栖息地所能维持的最大群体规模。

对灵长类来说，觅食群体的规模是对付天敌的主要防御手段。大部分物种的觅食群体和生活群体是同一个，但是，在时分时合的社会体系中（比如黑猩猩的群体），群体会在觅食时分成小群体。猿类的觅食群体规模对行走所需要的时间有着巨大影响。

参见Dunbar等人的论述（2009）。

从这组公式中，浮现出一个尤其令人欣慰的发现，我们只需要得知三个气候的变量，就能预测出各灵长类物种在时间分配上的构成，这三个变量就是降雨量、气温和一定的季节指数。这一发现真是我们的幸运，这样一来，首先，我们只要掌握相当之少的情况，就能准确地预测整个大陆上各物种的分布情况。其次，正因为我们不需要很详尽复杂的气候和环境数据，所以就很容易将这个模型运用到更古远的时期，而相对简单的气候指数通常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测算的。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模型非常直接。其规模未必最大，但其中的社交时间等式是它们最为重要的元素，因为这个元素直接决定了一个物种所能维持的社会群体的大小。灵长类以互相梳理的方式来维系社会群体，相对应的结果是，社交性梳理时间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图2.1）。既然社会交往时间和群体的大小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简单的准则，如果它们明确了自己希望生活在什么规模的群体中，就能够确定在梳理上应该分配多少时间了。一旦群体的规模开始逾越它们能安排在梳理上的时间，考虑到在时间分配上的别的需求，那就意味着时间会短缺，因而不能保持应该保持的梳理密度，以维系它们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的结果是群体就会分裂，并最终分成两个或更多个各顾各的小群体。需要注意的是，时间分配模型并不是用来确定某个物种在某种生态环境中共同生活的群体大小，而只是明确了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可能形成的群体最大规模。它们并非一定要形成这样规模的群体（考虑到这样做的成本，见第二章），不过，确定的一点是，它们所处的群体肯定不可能超越这个规模。

虽然这些模型只是基于几个气候变量，但是结果出人意料，用这些模型来预测物种适合与不适合生存的地区，效果非常好。我们把这些模型放在一整片大陆的范围里加以测试，用以预判已知的不同物种的生物地理分布。我们的做法是选取一个大陆，比如非洲大陆，先把这片大陆分割成一度纬度乘以一度经度的方块矩阵，确定这些方块的气候概况（数据通常来自大型的气候模型）。然后，再把这些数据放入相应模型的等式之中，来算出这个各方块中群体的大小。最后，把我们预测的数据和实际生活在那里的物种相比较，答案吻合得出乎意料。实际上，即使和生物学中最好的传统生物地理模型相比，我们的答案还是要准确一点（其中的缘由，很可能是因为时间分配模型给出的是更精微的量化结果，而生物地理模型只给出存在或不存在的非此即彼的判断）。

通过对这些猿类模型的研究，有几个重要的发现对于我们这本书来说很关键，所以让我把它们详细地列出来。首先，制约类人猿生物地理分布的主因就是行走（或者搬迁）的时间（图3.7）。就类人猿来说，影响它们行走时间的有两个因素，其一是生存环境的富饶程度（由图中的降水量来决定），其二是觅食群体的大小。后者也非常重要，部分原因来自于群体中各成员之间的竞争，也有部分原因是类人猿只吃成熟的水果，所以它们的食物通常会消耗得更快。当猿类走出湿润的赤道森林地带，尤其是当整个群体始终在一起觅食时（图3.7），行走所花费的时间很快就会成为关键的制约因素。正因为如此，猿类的生活区域被限制在赤道周围一片狭长的地带之内。与之相反的是，狒狒（Papio属）则受限于它们进食的时间成本（比如，每分钟能摄取多少食物），但相对来说对行走时间不敏感（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它们能吃不熟的水果）。这样一来的结果是狒狒的分布地比猿类要广阔得多，它们能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任何地区生存，除了沙漠或者密林之外。既然早期人亚科比现代猿类生存的范围要大得多，紧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是如何应对自然的。

图3.7

猿类每天在不同进食点之间行走所花费时间的百分比。本图在黑猩猩模型的基础上，预测了在一个特定的栖息地内，分配给行走的时间、进食群体的规模以及栖息地质量（这里用年平均降水量来标识，因为一般来说，降水较多的栖息地比较富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行走时间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和栖息地变得干旱（森林减少，变得更像草原）而成指数级增加。如果以典型的50到80只黑猩猩群体作为一个觅食群体一起行动，那么，一天里光是花在行走上的时间就要超过100%。而事实上，很少猿猴物种会花费高于20%的时间在行走上，为了将行走时间降到最低可行范围之内，黑猩猩群体必须打散，形成更小的群体分头觅食（通常以3到5只为单位）。

参考Lehmann等人的论述（2007）。

其次，黑猩猩之所以能生存到今天，就因为它们具有一种时分时合的社会性（fission-fusion sociality），这种社会性抵消了大量行走带来的高成本。所谓时分时合的社会体系，就是一个群体能在白天分裂成几个小的觅食群体，这样它们行走的时间就会大大降低（图3.7）。如果黑猩猩必须以一个大群体为单位来觅食，那么，不管它们生活在哪里，时间都会不够。狒狒生活在更为干燥的环境中，它们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行走，用以进食或休息的时间很少，更不要说用来社交互动了。事实上，即使在黑猩猩现在生存的环境中，它们最多也只能维持10到15的群体规模，而这个规模的黑猩猩群体其实是无法生存的。既然黑猩猩在相对比较富饶的环境中也有这样的问题，人亚科在进入不那么富饶的大草原时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了。

第三，如果用我们的模型来预测将来，假设在下个世纪的过程中气候逐渐变暖的话，那就意味着猿类和旧大陆食叶的猴子，比如非洲叶猴（African colobine）和亚洲叶猴（Asian leaf monkey），都将灭绝。因为它们在对食物的要求上缺乏弹性，无法适应气温的升高。而事实上，无论在行为上，还是在食物上，非洲猿类已经抵达它们所能适应的气候变化的极限了。红猩猩就是游走于极限边缘的代表，在后冰河纪的大约一万年中，随着气候的变暖，它们的觅食群体大小已经不断缩小到了极限点（也就是趋于单独觅食）。它们的生存区域也被逼得越来越靠近赤道，接近生存的极限，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即使在没有人类不断破坏森林的情况下）。在上新世（Pliocene）气候不断变得干燥的过程中，智人也会面对同样的困境，被迫搬迁到更开放的环境中去。

第四，把黑猩猩分布图和它们的天敌（主要是狮子和猎豹）分布图对照起来看就会发现，黑猩猩的生物地理分布受制于它们的天敌。它们能对付一只非洲的大型猫科动物，但同时来两个就难以招架了。虽然从时间分配模型上来看，黑猩猩在安哥拉和南部刚果生存下去应该毫无压力，但是，这些非洲大猫阻止了黑猩猩占有那里的大片地盘。这对我们是个提醒，即使对于体型庞大的灵长类物种来说，天敌的威胁依然不可小觑。同样道理，早期智人很可能也会面临这些困境。

我把这些要点着重列在这里，以此来说明时间对于动物的重要性。如果因为当地气候的原因而必须在某一种活动上多花时间的话，动物们很快就会发现，白天就没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赖以生存的活动上了。也就是说，如果它们不能从别的地方省出这些时间，那么它们就不能在这个环境中生存。这些都是不能小看的问题，它们是一个物种存活还是灭绝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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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两章里，我大致勾勒了一个无论是化石人亚科还是现代人类都能适用的架构，同时，我也提供了一些工具，以评估物种因时间分配而带来的进化压力。只有首先意识到每个物种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程度，然后我们才能更好地假设它们在解决时间分配这个难题有哪些可供选择的途径，以及它们最有可能选择哪个途径。接下来的每一章，我们将依次讨论在第一章中列出的过渡阶段。首先我们会用社会大脑关系假说测定相关物种的群体规模，然后用时间分配模型来揭示这个物种为了生存所必须做出的改变。

注释：

[1] 生存经历指的是决定个人贡献后代能力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如生殖能力、孕期和哺乳期的长度、发育的年龄以及寿命），再通过后代来影响整个人口的动态性以及进化。

[2] 小脑是长在大脑后侧下方的一个像大脑的小球体。这是大脑很古老的一个部件，它的主要功能是协调大脑各部分的认知处理，以保证每一步骤都按照应有的顺序得到及时的处理。因此，它能保证四肢活动的平衡协调，对身体的运动机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支线的小脑相比其他灵长类要更大一些，部分原因在于双足行走需要更复杂的协调。不过，它的功能不仅限于运动，似乎对思维处理程序的协调也有作用。

[3] 这个研究（参见Hamilton等人的论述，2007）得到的缩放比例是3.8，结论中实际缩放比例是4。事实上，这是因为他们用的群体大小是以个体为基础（即群体大小为1），而不是用第一层次的群体大小（5的层次）。如果我们忽略个体，按他们自己的数据得出的缩放比例是3.3，和我们的分析结果完全一致（参见Zhou等人的论述，2005），起点是5，而层次大小和我们数据发现的一样（参见Hill等人的论述，2008；Lehmann等人的论述，2014）。

[4] 树叶细胞受到纤维素的保护，哺乳动物吃树叶不易消化。和反刍动物一样，食叶性灵长类也是依靠细菌的发酵打破细胞壁而释放营养，这个发酵过程需要较长时间，在这期间动物需要保持静态，否则细菌发酵就会被抑制。

[5] 属（genus）是一组关联性极强的物种，通常有着相同饮食和体型结构。

[6] 这个模型的全部细节可以在Lemann等人的论述（2008b）中找到，对那些现在就想知道的，等式如下：

进食时间%=0.96+1.04*（干旱月份数［降雨量>100毫米］）+0.21*（群体规模）

行走时间%=102.14-0.11*（年度降雨量，毫米）+0.00003*（年度降雨量，毫米） 2+2.597*（觅食组规模）

觅食组规模%=21.49+0.07*（森林覆盖率，%）-0.33*（月平均降雨量，毫米）+0.001*（月平均降雨量，毫米）2

强制休息时间%=-29.47+1.28*(年平均气温，摄氏度）+0.34*（食物中树叶%）+5.95*TmoSD

社交时间%=1.55+0.23*（群体规模）

最大可容忍的群体规模可以这样计算：（100-（进食+行走+休息）-1.55）/0.23

休息时间和社交时间是灵长类的通用公式，进食和行走时间公式是黑猩猩特有的。

第四章

第一次过渡：南方古猿

1978年，化石专家玛丽·利基（Mary Leakey）在坦桑尼亚北部的利特里（Laetoli）发现了一条绵延35米的足迹化石带，在人类进化的故事中，这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标志性时刻。化石形成于三百六十万年前，共有两行成人足迹和一行小孩足迹。这些脚印印在一层薄薄的火山灰上，附近的莎迪曼火山（Mount Sadiman）当时刚喷发了一次。随后的一场小雨使得脚印变硬成型，当更多的火山灰飘落，这些印记就被封存了。这两个成人一前一后地行走着，他们的脚印多多少少有点重叠，而那个小孩则在他们之间穿插着，小脚印忽左忽右。这些足迹几乎和现在人类的足迹一模一样，和猿类的很不一样。他们的步伐不大，全足落地，说明他们是在悠闲地散步。当中一段，在他们的足迹间，还留下了一串早期非洲马的脚印。这些印记简直就是一幅在时光中凝固的家庭场景图，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眼前，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其实，到这些足迹被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琢磨了近半世纪的南方古猿化石。大约五十四年前，1924年的一天，南非解剖学家雷蒙·达特（Raymond Dart）打开了一箱在汤恩（Taung）采石场发现并收集的化石。第一眼看见那片有一点残损的头骨时，他以为这只不过是狒狒的头骨化石残片。经过更细致的研究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手里捧着一个重大的新发现：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猴或猿的头骨，而是原始智人的头骨。这片头骨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被命名为“汤恩幼儿”的那片著名的化石，也就是最早被发现的更新纪灵长类“猿人”（ape-man）。随后的几十年中，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猿人化石被大量发掘。这些发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为完整而复杂的先祖传承树图，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这段进化史上的关键时期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在南非的这一连串发现最主要的连锁反应是扭转了人们原先的看法，不再认定人类的祖先来自于亚洲，而是把人类进化的中心移到了非洲。自此，没有任何一个后续的考古发现能够说服我们改变看法。

从最后共同祖先（LCA）到南方古猿的过渡延续了大约数百万年才最终实现。但是，最晚在四百万年前，在非洲出现了一条清晰的双足行走猿类的分支，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有着它们相当成熟的集中生活区域（图4.1）。事实证明，这条支线兴旺发达，以至于在之后的两百万年间，经常出现几个物种同时共存的局面（图1.2）。当其他猿类仍然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的时候，南方古猿已经适应了热带森林之外有着丰富水源的林地以及林地边缘地带，南方古猿因此成为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一个过渡时期的代表。

图4.1

大致上南猿分布的主要区域

▲ 鲍氏傍人和埃塞俄比亚傍人

▲ 粗壮傍人

□ 湖畔南方古猿

● 阿法猿人

● 非洲猿人

★ 格里猿人

参见Klein（2000）。

谁是南方古猿？

南方古猿的阵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纤细型的南方古猿属，这个属中的一部分在进一步进化之后，成为后来的南方古猿属（也就是最终成为了我们人类的那部分）。另一部分是粗壮型的傍人属，这是一条非常成功的分支，在纤细型的南方古猿灭绝之后，傍人属灵长类仍然生存了很长时间，大概直到一百四十万年前才消失（图1.2）。这两部分的灵长类在体量上的差别远远小于脸部构造上的差异，后者有着强壮的咬肌和臼齿，以及和大猩猩一样硕大无比的头盖骨，那是它们强大咬肌的支撑。对应这种生理结构差别的，是它们不同的食物结构。纤细型南方古猿因其生态学角度的灵活性，能适应更多不同种类的食物，而强壮型灵长类似乎倾向于进食更加粗糙的食物。

关于南方古猿这个种类，最重要的一点不在于它们和其他猿类有什么不同，而是在于它们和猿类没有什么不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们的脑容量并没有比黑猩猩大多少（图1.3）。除了有较大的臼齿和不同的生活环境，在它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唯一实质性的进化就是能够双足行走。当然，几乎所有猿类都能够双足行走（当然，有些走得更好些），而且，也确实会时不时地走几步。

和现存的猿类相比，南方古猿在骨骼结构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从猿类典型的手长腿短变成了更接近于人类的腿长手短。猿的体型是为它们攀爬树枝设计的，有双腿支撑身体，长臂可以够到稳固的枝桠，身体就可以晃悠到更高的树干上去。而南方古猿的体型更像人类，虽然没有后来的智人属那种特征性的修长下肢，但是它们的体型是为了在平地上直立行走而设计的。它们的身体于是呈现出很多双足行走的特点，比如骨盆是更接近于人类的碗型，因此可以在直立行走时兜住腹腔内的大肠，这种结构就和猿类更加长方形骨盆有很大的不同。还有，腿骨在臀部连接处形成了一定的角度，能更好地保持平衡的直立姿势。它们的胸腔也在一定程度上和后来的人类相仿，呈现出桶状的特征，但又不完全一样，胸骨下部还有点像猿类那样外翻。还有一个可能是重要的一个特征，它们的枕骨大孔处于头骨的下方，所以头颅能够平衡在直立的脊椎之上。所有四肢行走的猿猴的枕骨大孔都在头骨的后部，即使在四肢着地爬行时头也可以往前看。但是以我们人类的这种结构，如果手脚并用地爬行，只能低头看地了，做任何其他动作都会很费劲。和直立行走相关的证据，最强大的证据就是利特里的那串伟大的足迹。虽然南方古猿显然还是很善于爬树（身手肯定比现代人类要敏捷得多），但是，它们的双足已经开始向人类靠近了，明显的特征就是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长成了一排，而其他猿猴的大脚趾长在边上，能灵巧地勾住枝桠。

因为粗壮型的南方古猿走自己的路，和走向现代人类的那条支线分道扬镳了，所以，我的侧重点将会放在早期纤细型的那条支线上。和生活在森林里的表亲相比，这条支线的进化之路可谓绝顶成功。随着气候变化，非洲热带森林逐渐消失，那些生活在森林里的表亲们最终灭绝了。可是，纤细型的南方古猿又是怎么应对这一切，并且成功进化的呢？关于这一点，卡洛琳·贝特里奇（Carolin Bettridge）作了深入的研究，利用时间分配模型进行推演。以下的论述，主要就是基于她的研究结果。

南方古猿的世界

为了更好地运用时间分配模型，我们必须了解知道南方古猿在哪些地方生存了下来，以及在哪些地方没有生存下来。我们必须明确这些不同地方的气候，并把相关的参数代入我们的模型，然后再来看，这个模型推测出来的各个地方南方古猿群体是什么规模。如果这个模型能准确推测出适合以及不适合南方古猿生存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这个化石物种和现在生存于此处的参照物物种有着哪些相同的饮食生理及运动限制。当然，如果我们的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很令人欣慰。但事实上，在科学领域里，最有意思的案例却往往出自那些错误的预测，或者，至少不完全正确的预测。正是这些案例，让我们再去潜心探究需要调整的地方以及调整的程度，从而得到一个模型，能让大家都心服口服。接下来的第二步很关键，它让我们得以研究南方古猿真正生存过的生理和解剖学空间，就此，我们才能够确定，为了进入并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在它们身上究竟发生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明确使用某一特定时间分配模型的目的，比如说，当我们使用黑猩猩模型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去证明某一化石人亚科（或化石猿类）就和黑猩猩一样。相反，我们是用这个模型作为基准，来测试有关这个化石物种基于其一系列生理特征之上的行为的各种假设。实际上，我们是以我们的理论为工具，拨开遮蔽于表面的各种芜杂繁乱，从而直抵事物的本质。所以，一个模型所做出的预测越准确，这个过程越有效。在进化生物学中，这种方法就是人们所说的逆向工程，它已经被证实是解析适应性进化的有效途径。科学哲学家有时把它称作“强推理”，它能够让我们对结论更加确定，这主要是因为它要求我们的理论不仅要定性，而且还要定量，这就使得整个过程比纯粹的推理更加缜密严格。

走到现在这一步，还需要考虑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社会大脑关系。图3.3告诉我们，南方古猿的群体规模并没有比现在的黑猩猩群体大多少，所以，和黑猩猩相比，它们也不需要更多的额外社交时间。和黑猩猩在时间分配上的唯一不同，可能就在于觅食和休息的时间，这样一来，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的任务就有望简化了。

关于时间分配模型，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南方古猿到底是生态上的猿还是生态上的狒狒，猿和狒狒这两种模型都曾经被提议用在早期古人类上。猿和狒狒在时间分配上所受的限制是不同的（猿主要受限于花费在行走上的时间，而狒狒主要受限于花费在进食上的时间），这给了我们清晰明了的比较，也部分地折射出这两类[1]在生理上的不同之处，和所有旧大陆的猴类一样，狒狒也能食用未成熟的水果，而猿类却不能。如图3.7所示，随着群体大小的增加以及环境的恶化，猿类为了寻找成熟的水果，行走时间大大增加。相反，狒狒因为能够食用未成熟的水果，食物来源比猿类多得多，所以就不必将大量时间花在到处行走寻找食物之上。另外，狒狒的体型特征也使得它们没有像猿类那么受限，狒狒的长腿大脚让它们能够适合在陆地上的快速行走。就是这些区别造成了这两个物种在地理分布上的巨大差异，这在非洲猿类身上尤其明显，它们被限制在赤道周围有热带森林和成熟水果的低纬度狭长地带之内。

花粉颗粒化石等等植被记录能让我们对该化石区的气候形成一个大致的概念，但是，仅仅凭借这些数据，还不足以为我们的时间分配模型提供准确的气候数值。传统上确定细节化气候情况的方式是，根据该化石区的哺乳动物化石特征，在该化石区所在的大陆上找到一个相似的现代区域，然后对这个现代区域的气候数据加以采用。这种方式背后的逻辑是，不同动物物种有着非常独特的生态位，也就是小生态环境，不同的生态位对植被有特殊的要求，其实也就是对气候有特殊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不太可能随着地质化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物种对生态位的要求基本上是维持不变的）。关于这一点，牛科反刍动物（长角羚属）通常能提供最有说服力的数据，因为不同的物种有着非常不同的生态要求，而很多物种中的科属至今还在该物种的化石区好好地生活着。

贝特里奇把相应的气候数据用在了所有发现南方古猿化石的地区，以及几个没有发现化石的控制位点（不过，这些位点也生活着其他灵长类，主要是狒狒等，所以我们可以得知，这些控制位点也并非完全不适合灵长类居住的）。将这些数值代入黑猩猩的模型，结果相当惊人，如果南方古猿就是普通的黑猩猩的话，那么，在所有南部非洲地区的位点上，这个模型预测出来的群体规模小得可怜（大多数远远低于10）（图4.2）。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结果属实的话，那么它们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它们在这些地区活得很好。即使在两百五十万年前，气候变得凉爽，它们承受的压力也减轻的时候，群体大小依然没有超过15，大大低于现代黑猩猩的群体大小（最低要求是40）。这些位点上的时间分配模型显示，对于通常居住在相对干燥的环境中的南方古猿来说，行走的时间成本倒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起码知道，不管它们的前身是什么，它们绝对不是生态上的黑猩猩。相反，若是采用狒狒的模型，依照南方古猿体型调整其体重，我们会发现，它们应该适合于生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在这些地区，从来没有发现南方古猿的踪迹，所以它们也不是生态学意义上的狒狒。

图4.2

早期（两百五十万年前之前）和晚期（两百五十万前之后）南猿的群体大小最大值的中间值（50%和95%的范围），是用黑猩猩时间分配模型测算的。数据来源：Bettridegge（2010）。

图4.3

南猿的时间分配。根据Bettidge（2010）的模型测算。

虽然用猿类的模型预测出来的大部分南方古猿的群体大小为零，但是，实际上，在南方古猿生活过的位点上，用这些模型预测出来的时间成本并没有太过偏离平衡点。图4.3是四组关键行为的平均预估值，把这些平均值相加，得出的结果是107%。恰恰是这多出来的7%使得它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互相梳理，以保持和它们的大脑容量相符的群体大小。想要在别的行为中省出这7%的时间是有难度的，不过这个数量级的过度花费还是可控的，在不牺牲群体规模的前提下还是有可能弥补的。它们也显然做到了，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确在这些地方生存过。那么，南方古猿是如何解决它们在时间分配上面临的问题呢？

双足行走会是一个答案吗？

一个可能性是双足行走的确给了灵长类一些优势，它们显然在很早以前就拥有了这种不寻常的适应性进化方式，因此，可以说，双足行走在很多方面定义了南方古猿。早期古人类因为腿比猿类更长，所以每一步都迈得更大，如此一来，行走同样的距离，它们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比猿类少，也可以说，花费相同的时间，能走得更远。

运动的生理学告诉我们，从耗氧量的角度来说，由于要弯曲膝盖，双足行走比起猿类的四足行走略微低效。这主要是因为在双足行走的时候，长方形的坐骨（也就是盆骨两侧连接大腿肌肉的部分）会碍手碍脚。而智人骨盆形状经过变化，成为现代人这样的碗状，使得我们的大腿能够无障碍地迈动，走路时不再需要弯曲膝盖，可以大踏步直腿行走。另外，现代人在臀部和足部有着解剖学意义上的独特的适应性变化，这种变化给了我们富有弹性的前推力，使得我们在行走时比黑猩猩节省75%的能量。例如，我们的足弓有软骨组织联接骨头，这些软骨组织的作用就像弹簧一样，在每一步的行走中释放能量，给我们额外的前推力。但是，南方古猿并不能算是完全的双足直立行走，和我们现代人类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只能推断说，到目前为止，双足行走对它们来说仅仅是拥有步幅更大这点优势。当然，这个优势至少让它们站了起来，并为后来的进化开启了臀部和足部的适应性演变。罗伯特·富力（Robert Foley）和莎拉·埃尔顿（Sarah Elton）把双足和四足行走于地面以及攀行于林间的能量消耗做了比较，结果发现，如果有超过65%的时间是在平地上活动，双足行走就比四足行走更有优势。因此，更多的平地生活似乎就成了转变的关键。

南方古猿的雌性腿长估计约52厘米，而黑猩猩雌性腿长只有44厘米。这个长度虽然不能和雌性匠人（腿长近80厘米，比黑猩猩长出81%）相提并论，但是，至少将根据黑猩猩模型推测出的16.4%行走时间，压缩到14%的实际行走时间，这里节省了将近2.5%，也就是所需要弥补的三分之一。而行走时间的减少意味着为补充行走能量而进食的时间也相应减少，所以总共大约减少了3%。（我会假设在这里省下来的时间，并不会消耗在因为追求更大生活空间而产生的行走之上，没有证据显示，南方古猿并不像后来的智人那样四处漫游。）就凭着这个节省下来的百分比，这点收获可能足以让灵长类站起身来迈开腿。但是，即使在最佳生存环境中，灵长类还差四个百分点的时间短缺，如果环境不那么好的话，时间上的短缺就会更多一些。

双足行走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身体的散热。在相对开阔无遮蔽的环境中，四足行走的躯干要比双足行走吸收更多的阳光，因为站起来后，被晒到的体表面积就缩小了，尤其是在中午最燥热的时候，烈日当空，只有头顶和肩膀会被阳光暴晒。因此，四足行走比双足行走体温会升得更快，而大脑对温度很敏感，如果大脑的温度比正常的升高1摄氏度，就很可能中暑。一旦中暑，那么在短短的时间里，脑细胞就会开始死亡。如果能够将吸收的热量减到最低，即使在最热的正午时分，双足行走的动物也能维持更长的活动时间。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休息的时间，如果天气太热，所有哺乳动物都会找个阴凉的地方，避暑休息，而不是继续觅食。但是，如果能够在最热的正午时间依然保持活跃，减少4%的休息时间，那么，这多出来的4%就足以弥补图4.3中所示的短缺时间，解决了时间分配上的难题。

现代人类身上有两大特征，不仅仅在所有灵长类中独一无二，而且也和体温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征之一是身体表面大部分的皮毛都退化了（除了头顶以及极少部分的胸背部位，而这两个部位恰恰最容易在正午受到直晒）。特征之二是大幅增加的出汗能力（我们的汗腺比其他灵长类要多好几倍，除了也在开阔地带生活的狒狒）。彼得·惠勒（Peter Wheeler）研发的生理模型显示，减少日光的直接曝晒，再配合由出汗带来的体温下降，能让裸体的直立智人比四足行走动物有更多的活动时间，而且，能够以一升水的供给走两倍的距离。这里的关键是，汗水从毛发上蒸发只能冷却毛发的发梢，要想使得毛发之下的皮肤受益，那只有裸露的皮肤才能从出汗中感受到降温的效果。

惠勒的这个热负荷模型近来受到不少挑战，生物学家格雷姆·洛克斯顿（Graeme Ruxton）和大卫·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就指出，走路本身也会产生热量，这个由身体内部产生的热量，必须被加到由日晒所产生的热量之上。他们提出，既然有这个来自体内的额外热量，双足行走带来的优势就相当有限，而主要的优势则来自于毛发蜕化和出汗。一个长有毛发的南方古猿（不管它是双足行走还是四足行走），因为接受的叠加热量超过它散热的能力，那就不能在开阔地带生存下来。即使是没有毛发的动物，在中午时分的燥热中，也难以快速散热，以抵消过度的热量，如图4.4所示。实心的圈圈代表热负荷，水平的线条显示能够通过皮肤散去的热量（大约每小时100瓦）。在这个洛克斯顿—威尔金森模型中，从大约上午7点半直到下午6点，热负荷都会超过热散发。所以，这就意味着热负荷的理论并不足以解释双足行走的进化。但是，即使双足行走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产生的进化结果，那么毛发的蜕化仍然会因为散热的需要而发生。虽然他们没有就双足行走的进化原因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洛克斯顿—威尔金森的纠偏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因为这个理论可能颠覆了对双足行走优势的普遍认同。

巧的是，无论是惠勒的原始模型，还是后来洛克斯顿—威尔金森的版本，都做了一个并不切合实际的假设，似乎至今还没有被人发觉。那就是，他们都假设地表的最高气温是40摄氏度。当然，这个温度值对于海平面的高度肯定是合适的，但是，南方古猿事实上居住在海拔高于1,000米的高原，对于这个高度来说，40摄氏度就太高了，实际最高气温应该是低得多。气温的降低会大幅度降低热负荷，尤其是在正午的时候。在东部非洲35个南方古猿的居住地，年平均气温是25摄氏度。还有5个南部非洲的南方古猿居住地，年平均气温只有20.4摄氏度[2]，而在惠勒和洛克斯顿—威尔金森的模型中，假设的平均气温是32.5摄氏度。这些降下来的温度，会使午间的热负荷降低200瓦，也就是说，南方古猿因此每天能多活动2.5个小时（见图4.4中空心圆圈部分）。换句话说，它们每天早上和傍晚可以活动四个小时而不超过热负荷的限制，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再回来深入讨论。

图4.4

洛克斯顿—威尔金森的热负荷模型，假设了早期亚人科整天都在行走。黑色圆圈是他们预测的无毛发双足行走的热负荷，数据显示在大部分时间内，南猿产生的热量比他们所能散发（100瓦的水平虚线）的要多。白色圆圈代表南猿在实际栖息地较低气温的环境下所产生的热负荷，他们在早上和傍晚的活动时间明显增加。贝特里奇模型预测南猿每天需要休息3.8小时，和所有生活在开阔地带的猿猴一样，它们会在中午气温最高的时候休息（阴影部分）。

近年来，出现了另一种假设，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这种假设认为，直立行走使得早期古人能够搬运食物，移到没有天敌风险的地方再慢慢享用。最近，对刚果北部湿地中涉水行走的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观察，再次激发了人们对双足行走是为了更好地在湿地中觅食这个观点的兴趣。虽然偶然的双足行走可能在这些方面会给灵长类带来便利，但是，长期的习惯性双足行走会有什么优势还是不完全确定。偶尔，黑猩猩的确会在一些必要的情势下双足行走，用上肢搬运食物，这通常发生在抢夺食物的时候。但是，难以设想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它们必须长期（相对于偶尔为之）双足行走，用双手搬运食物到底能给它们带来什么好处。就算真的有好处的话，搬运食物也更有可能是双足行走带来的结果，而并非起因。对于我们而言，更重要的一点是，搬运食物并没有使得进食和行走的时间有所减少，如此一来，这对解决早期古人时间分配问题有何助益就很难断定了。

如果说，双足行走带来的最大优势来自于散热效果，因为裸露的皮肤能出汗挥发，那么这个问题就集中在南方古猿有没有毛发。惠勒认为它们没有，但是，有其他学者认为，毛发的蜕化在一百八十万年前的智人身上开始，而我们知道，向双足行走的进化发生在更早的时期（最晚也是在五百万年前）。无论这第二种观点是否正确，有无毛发只影响到行走的距离和具体时间，并未影响到行走所花费的时间，我们仍然需要解决的是南方古猿时间分配问题中的遗留部分。假如出汗能让它们行走双倍的距离，问题的关键在于南方古猿是否能够承担这双倍的行走时间，根据时间分配模型的推测，答案是否定的。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是，毛发的退化发生在更晚的时候，与游牧性匠人的出现同步。

食物解决时间分配的危机

现存的黑猩猩有其解决时间分配问题的途径，那就是缩小觅食群体的规模（而不是社会群体的规模），从而大幅减少行走时间（图3.7），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进食和社交互动。但是，黑猩猩的觅食群体已经缩减至3到5，相比同样生活在开阔林地上的南方古猿，这样的群体规模已经处于觅食群体的低端，再缩减也省不出多少时间了。即使觅食群体缩小到1（也就是单独觅食），以行走时间计，这里的节省也是极为有限。图3.7显示，觅食群体从5缩小到1，只能节省1.4%的行走时间，根本起不了太大作用。而且，在非洲大草原上生活还另有一层担忧，还有天敌需要应对。红猩猩之所以能够单独觅食，是因为在它们的生活环境里，天敌不多，而且还可以躲进足够浓密的树林里。黑猩猩就不会像红猩猩这样走极端，单独出行觅食，因为它们时刻都要提防危险的天敌的侵犯。而对于南方古猿来说，它们很可能需要面对更多更危险的天敌，也没有树林可以作为藏身之处。所以，红猩猩的单独觅食策略对于南方古猿来说是不现实的，就算能够节省一些行走时间，结果却很可能得不偿失。

一种可能性是，南方古猿找到了一些更加高效的食物，这些食物可能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处理，营养方面更加丰富全面，或者是更密集地大量出现，不必在行走上花很多时间，这样，它们花费在觅食上的时间就能相应地减少。化石在这些方面能为我们透露大量的信息，从牙齿化石的形状和大小，以及牙齿被食物磨损的痕迹和程度，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化石主人食物结构的状态。南方古猿有着大大的臼齿（其中强壮型南方古猿的臼齿更大），这说明了它们的食物相对粗糙坚硬，需要反复地咬啮咀嚼。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我们能看到化石牙齿表面研磨留下的痕迹，这可能是硬脆的食物（比如坚果）留下的，也可能是地上的沙砾，或者两者都有，有沙砾表明它们有可能食用了从地下挖出来植物（如根茎类植物等等）。

近几年里，化学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碳原子有两种同位素，碳13（C 13）和碳14（C 14），因此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分解途径，也就是所谓的C3和C4途径。C4途径只存在于热带的青草、莎草、多肉植物[3]和某些甜菜属植物之中。而C3途径的典型代表是灌木和树木（猿猴类因此显示出以水果和坚果为主要食物的特征），食物中的碳元素是被身体吸收，并储存于身体之内的，因此，通过测量化石物种骨骼中碳同位素的比例，就能知道它们的食物结构。

经过对晚期南方古猿碳牙齿化石的同位素分析，我们发现，它们的食物比我们设想的旧大陆猿猴更多地基于C4。约三百二十万年前的埃塞俄比亚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的C4途径显示出折中的特征，和生活于同一地区的动物相比较，它们居于食草动物（grazer，如马科动物[4]、河马和疣猪等）和食叶动物（browser，如长颈鹿）之间，显示出它们的食物是部分而不是完全的C4食物。我们还进一步发现，它们的C4食物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季节性和偶发性的特点。相反，黑猩猩和早期南方古猿（包括始祖地猿［Ardipithecus ramidus］和湖畔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namensis］）的食物中却几乎没有C4的痕迹，虽然它们显然生活在以C4植物为主的林地上。所以，阿法南方古猿对C4植物代表了一个新的食物趋势，这个趋势被后期强壮型南方古猿特别是东非鲍氏傍人（Paranthropus boisei）带向极致，它们的食物几乎完全倾向于C4植物。这种趋势似乎表明，晚期的南方古猿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非洲猿类有了很大的差异。

动物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较强的C4特征，其一是直接食用C4植物，其二是食用吃C4植物的动物。至少在晚期南方古猿时期，骨头上有了切割的痕迹，这些痕迹被判断为南方古猿开始猎食动物，当然也可能是捡拾别的大型食肉动物（比如狮子和猎豹，也有可能是猎狗）的剩余。但是，猿类（包括我们人类）并不容易消化生的哺乳动物肉，食物中如果肉类过多，甚至可能导致蛋白质中毒，至少对于人类来说是这样的。当然，烧熟的肉类就不同了，烧熟后的肉类可消化率增加了50%。但是，这时的南方古猿多半还不会用火（见第五章），它们食物中的肉类，几乎没有可能会比黑猩猩的食肉量多出很多。

不过，它们把骨头敲碎倒是有很可能的，这样一来，它们就可以吃到大骨头里的骨髓，甚至于头骨中的大脑脑髓，那就更好了，这两样食物都比红肉更容易消化。大部分大型食肉动物在吃完肉以后，对骨头都没什么兴趣，所以南方古猿在捡拾的时候受到的威胁就会小很多。粗糙原始的石头工具，大概出现在两百五十万年前，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奥杜韦石器（Olduwan toolkit），最初就是在东非的奥杜韦峡谷发现的。这些石器基本上就是有一些简单的边缘切割的石锤，具体派什么用场，我们仍然不清楚，但是，以它们的重量和形状，却是敲骨取髓的最佳工具。事实上，在埃塞俄比亚迪基卡发现的三百四十万年前的蹄类动物骨头上，就留下了石锤敲击骨头痕迹，这些痕迹被视为敲骨取髓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也许就是它们制造这些工具的原因。黑猩猩正是用这类工具敲开好几种果实，包括几内亚椰果和可乐果（Coula edulis）等外壳坚硬的果实。虽然这些结出坚硬果实树木并不长在开阔的东非草原和林地之上，但是，从用这种工具敲开坚果到敲开大骨和头骨，其实只是小小的一步之遥。当年，从湿润的森林进入更加开阔的领地，尤其是在大约两百万年前，非洲大陆的气候忽然急剧变冷变干燥，南方古猿很可能靠着这一招活了下来。作为食物的骨髓和脑髓，是否能让南方古猿减少足够的进食时间以解决时间分配问题呢？答案是可能的，可是，问题在于，即使这些工具能够证明南方古猿曾经敲骨取髓，但那也是在三百四十万年前，已经属于转变的晚期了，仍然不能为早期南方古猿解决时间分配的难题。

另一个解释是，白蚁很有可能是南方古猿的C4来源。白蚁是生活在巨大蚁穴之中的食草动物，是个营养丰富的食物来源。由泥土做成的蚁穴，硬得像混凝土一样，如果没有锤子这样的工具，很难把蚁穴凿开。只要有机会，黑猩猩当然也会吃白蚁，而且非常喜欢吃。但是，它们获取白蚁用的是很花时间的钓鱼方式，把草茎从蚁穴口探入，白蚁以为进来的是攻击它们的敌人，就会爬到草茎上开始反击驱赶，黑猩猩吃的就是草茎上带出来的白蚁。这种方法很不错，但是效率低下，几乎不可能节省下来大量的时间。和黑猩猩一样，南方古猿肯定也会在每年白蚁搬家筑新巢的时候吃它们。但是，我很不看好它们的技术，估计也跟黑猩猩一样，并没能有效地利用蚁穴中大量的昆虫，来大幅度地补充它们的食物来源。

第四种解释是，南方古猿开始食用一些草本植物的地下储存器官（根和茎），其中的很大部分具有C4分解途径。当然，并没有直接证据来支持这个解释，因为植物食物不会成为化石。但是，很多有C4途径的地下根茎和南方古猿的化石经常在相同地点被发现，这也至少为这种解释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对牙齿化石磨痕的分析，也为食用根茎食物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总而言之，摆在台面上的这几个解释都说得通，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时间分配上的证据，能够证明到底哪一种解释真正成为了它们选择。

时间分配告诉了我们什么

为了解释南方古猿之所以能够在它们生活的地方生存下来的原因，卡洛琳·贝特里奇首先对黑猩猩模型中的进食、休息和行走时间等式进行了敏感度测试。她用逐步变化这些公式的斜率的方法，来观察这些变化对模型在预测的准确性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测试结果表明，进食等式和休息等式的变化对结果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然而，行走时间公式的变化却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能将预测的错误率从30%降低到8%。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假设：和所有猿类一样，行走时间（由此也涉及了从一个觅食点转移到另一个觅食点的距离）也是南方古猿面临的问题。

贝特里奇又用狒狒的行走时间公式代入黑猩猩模型，以验证类似狒狒的资源分布会产生什么影响。在采用狒狒的行走等式时，贝特里奇根据南方古猿的较大体型，做了些相应的修正，并将群体规模的最低值设为10（这是通过对黑猩猩的观察得到的绝对最小规模）。由此，用黑猩猩模型预测位点是否有过南方古猿的准确率从26%（用基础版的黑猩猩模型）提升到了可观的76%。更为重要的是，它准确预测了所有我们已知的南方古猿居住地，这是黑猩猩模型基础版所无法做到的。看起来，无论南方古猿是怎么觅食的，它们都不像猿类，而更像狒狒。

其实在模型中真正能起到作用的似乎是降水量的不同带来的影响，而这一点，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南方古猿曾经居住地的线索。前面我们说过，南方古猿的食物呈现明显的C4特征，一种解释是因为它们食物中包含很多植物的根茎。发现南方古猿化石的地方，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常常不在湖边就是在河边，而这些栖息地也正是狒狒之所以能够在更开阔的大草原上生存下来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些水源，草原对它们来说太干燥了。现在，让我们再从时间分配模型的角度来看，靠近大片的水体和降雨量的增加有着完全相同的效果，两者都能让土地更加湿润，让植物在生长中吸收到更多的水分。结果在草原环境的水体周边，会出现在其他干旱地带无法生长的小片树林。这样的生态环境也常常会出现在洪水容易泛滥的区域，比如在大河或者大湖边上的大片平坦土地上，雨季充沛的水分储备为多肉植物和其他在根茎中储存营养和水分的植物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小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南方古猿如果改而进食植物的地下储存器官，肯定就能在这种地区生存下来，无需改变太多的消化生理，就和狒狒在这种地区的生存状态完全一样。而且，在这样的栖息地上，物产一般都是很丰饶的，可以同时维持很多动物的生存。因而，它们不必行走很远的距离去四处觅食，甚至有可能让南方古猿的整个社会群体一起觅食，不必形成时分时合的社会结构，但同时也能应付因为远离森林而要面临的更多的天敌威胁。

在刚果的西部湾区，栖息着大猩猩的群落，在它们身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所谓湾区指的是大片的湿地森林，通常与水体相连，因为这些地区富饶的食物对多数大猩猩群体都很有吸引力。大猩猩的栖息地和南方古猿的栖息地非常不同，但生态环境的影响却是相似的。如果环境足够开阔，食物足够丰饶，就能维持很多动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时进食，连平时分散觅食的群体，也会改变习惯共同觅食。狮尾狒狒（gelada baboon）就有这种情况，在水草丰美的草地上，它们可以组合成很大的群体（最大可达到500），即使在旱季，草叶干枯粗劣时它们还是保持着原有的群体规模，因为它们可以一起挖根茎吃。狮尾狒狒是灵长类中的特例，它们生活在很特殊的环境中（它们只生活在海拔1,700米到4,000米的东部非洲高原草地上），但是，它们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同样的情况。

还有最后需要考虑的一点是，虽然这一片片与大河江湖相

邻的森林能够提供遮阴，但是，离得更远一些的开阔林地和冲积平原上却不能。正午气温最高的时候，南方古猿必须找个地方休息，这一点和居住在开阔平地上的狒狒是一样的。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它们不管在哪里找到遮阴之处，然后都要休息几个小时。根据黑猩猩模型的预测，它们必须花一天的三分之一时间用于休息（准确地讲是3.8个小时）。而花在行走上的时间很有限，大约是1.9个小时，它们会在属于自己的栖息地界内行走。如果洛克斯顿—威尔金森关于早期古人类的结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它们的行走时间被限制在早上和傍晚的凉爽的时段里，那么，南方古猿就可以无缝嵌入它们的模型，把这两小时的行走安排在早上和傍晚，同时还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在午间休息4个小时（图4.4）。也就是说，早期古人类有必要把大部分的行走时间花在大清早，从而找到一个好的觅食点。一旦到达之后，它们就可以整天都待在那里，直到傍晚时分，再回到附近的水边密林里安全过夜。狒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以这样的活动模式生活着的。虽然改变到进食肉类会有一点帮助，就像黑猩猩经历过的那样，但是，食物结构的巨大变化看起来并不能解决它们的问题。然而，一个和水域接壤的独特的栖息地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当它们也开始食用地下根茎类的食物以后。在减少热负荷方面，双足行走为它们提供了重要的缓冲空间，但是，更重要的也许在于让它们能行走得更快速更有效。这样一来，一个很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南方古猿群体会分解成更小的组合，散居于和水域相连的狭长林带，彼此间相隔着相当远的距离。

大多数南部非洲的南方古猿化石发现地点都和河谷边的石灰石洞穴有关联。虽然，至少有一个地点的化石经证实是被猎杀的猎豹或大鸟的残余，从树根处的缝隙掉落到洞内的，但是，洞穴还是很有可能为这些物种提供夜晚的安身之处。洞穴有两大特点，使得它们成为重要的动物过夜之处，首先是洞穴提供安全的藏身之处，这一点在没有大树的开放环境中尤其重要。不过，另外更重要的是，洞穴中的温度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这些南纬地区，夜间的气温可能骤然下降，即使在赤道上，海拔1,000米高处的夜间气温也可能降到10摄氏度之低（对此我有亲身体会，因为在那里野外挖掘时体验过）。在研究苏格兰野山羊时，我们发现，动物栖身的洞穴中的温度比外面要高4—5摄氏度。在研究南部非洲狒狒居住的洞穴时，同样发现洞内温度比外面高4摄氏度。

当外界气温低于动物的体温时，它就必须要依靠消耗能量来维持体温，而能量的摄取需要额外的进食时间。这里就又产生了时间分配上的问题，而且，气温越低，这个问题就越严重。根据我在苏格兰西北部对山羊的研究，寄身洞穴很可能是早期古人在非洲南部得以生存的关键所在。猿类（而不是狒狒）的时间分配模型在地域选择上是基于赤道附近的地点，而没有根据南部非洲更低的气候做出调整。虽然我们不能断言的是，洞穴的使用到底是抵消了在南部地区较高的热量消耗，还是节省了更多进食时间。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南方古猿之所以能够在南部非洲成功地生存下来，洞穴无论如何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南方古猿的社交生活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确了一点，那就是南方古猿应该生活在和现代黑猩猩差不多规模的群体中（这是根据社会大脑假说推论出来的）。不过，它们并不需要像黑猩猩那样时分时合的社会体系。虽然它们庞大的体型对天敌有一定的防御能力，但是在冲积平原的开阔地带，较大规模的社会群体依然是抵抗天敌的主要手段。那么，它们的社会体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单配偶制在人亚科的早期已经存在，早在1981年，美国古人类学家欧文·洛夫乔伊（Owen Lovejoy）就最先提出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的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抚养后代的需要，因为晚成雏的大脑容量大的后代需要来自双亲的照顾。洛夫乔伊最初认为，单配偶制肯定是所有人属动物的共同特点，而且，在大约两百万年前的晚期智人中普遍存在。这个观点听上去有点道理，因为这个时间点和智人大脑容量的第一次突飞猛进式的增加是相吻合的（图1.3），于是在这个时候需要由双亲来共同抚养后代就成为了一个自然的节点。但是，洛夫乔伊后来又把他的这一观点在时间上向前延伸，直到用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南方古猿身上，这种南方古猿也就是生活在距今大约四五百万年前的始祖地猿。以他的观点，和双足行走一样，单配偶制是所有智人的普遍特性。

在利特里发现的那串脚印，两个成年猿类和一个孩童并行的足迹化石，不可避免地会被用来支持这个观点。一对有着亲密关系的成年猿类和它们后代走在一起，有点像黑猩猩离开它们的群体，这样的离群单独行动看上去不是很自然吗？但是，我们对这种解释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原因之一是，这个被挖掘过的区域范围很小，我们并不清楚附近还有多少其他同类。也许，走在一起的这三个其实离群体中别的成员并不远。在这样的环境中，狒狒群体经常会分散到足足有半公里之远的区域。另外，还有两个更加重要的理由使得我们对这个观点产生怀疑。首先，当雌性黑猩猩发情时，经常会和雄性组成临时的一对，离开群体一两天，这样可以免受打扰。但是，没有人会因为这偶尔的配对，而把明显乱交的黑猩猩视为单配偶制的动物。其次，既然在第一次过渡中南方古猿的脑容量并没有明显增加，那么它们的后代还有什么必要由双亲来照顾呢？如果黑猩猩能够愉快胜任单亲抚养后代的任务，并不需要来自双亲的照料，那么，拥有相同脑容量的南方古猿为什么突然就抓狂了呢？

在第二章中，我们曾经说过，单配偶形式的出现，首先是对杀婴现象的反应，至于双亲照顾婴孩的需要，则是后来才形成的。如果南方古猿真是单配偶的话，那肯定是因为它们面临着比黑猩猩更高的杀婴风险，这样才逼得雌性选择一个依靠雄性保镖来保住婴儿的策略。但是，哈考特—格林伯格的杀婴模型（见第二章）显示，黑猩猩的杀婴风险还没有高到它的雌性需要雄性保镖的保护。但是，大猩猩的情形就不同了，杀婴风险要高的多。雄性大猩猩的体型远远大于雌性（因此在雄性之间，力量的差距也相对比较悬殊），雌性于是才会采用保镖策略。因为大脑容量决定了群体规模（也因此决定了群体内雄性的数量）以及生育特性（比如生育周期的长度），因此南方古猿和黑猩猩在这些关键特性上是没有多少选择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第二章讨论单配偶制时曾提到，单配偶制是个单向通道，一旦形成，就不会再退回到多配偶制。单配偶制也导致了形成配偶的一对对离开群体，进入属于它们自己的生活空间，从而大大降低群体的规模，而南方古猿的大脑容量并没有显示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在灵长类中，单配偶物种的脑容量总是小于多配偶物种的脑容量。

在这里，解剖学的确为我们解了围，关于南方古猿的社交生活，解剖学提供了三个间接的信息来源，它们是：1）多配偶制在解剖学上的数据是有限的；2）有关不同性别间的体量差异则有更多的数据；3）牙齿中金属含量的残留透露了它们的分布形式。

第二指和第四指的比例（也就是所谓的2D：4D食无比，D代表digit，手指的意思），是胎儿在子宫中受睾丸激素水平影响的结果。在乱交的灵长类物种中，雄性为了得到雌性，必须不停地互相争斗，结果是雄性和雌性体内睾丸激素的含量都会高于典型的单配偶制的物种。乱交物种雄性的食无比例较低（它们的食指比较短），而在单配偶物种中，这两根手指几乎一样长。在现存猿类中，只有长臂猿（gibbon，也就是所谓的次级猿种）是固性的单配偶制，所有十多个种类的长臂猿都以一雄一雌的配对形式，带着它们的未成年后代一起生活。相反，所有的其他猿类，或乱交（比如黑猩猩和红猩猩），或多配偶（比如大猩猩）。

艾玛·尼尔森（Emma Nelson）和苏珊·舒尔茨将这个发现套用在两种中新世的猿类（Hispanopithecus和Pierolapithecus）以及一些能够找到手指骨的化石智人身上，结果，他们发现，除了一个物种之外，所有其他的都跟黑猩猩和红猩猩一样是乱交的（图4.5）。拉密达地南方古猿的交配体系显然和黑猩猩相类似，而样品中的五种尼安德特人和一种古人类（海德堡人）的食无比都处于现代人类范围的下限。这些物种的交配体系，大致上和大猩猩的后宫式交配体系相仿（雄性可以乱交，但相互之间没有那么多直接的冲突）。唯一的例外是南方古猿，比现代人类的高，但还是比纯粹单配偶制的长臂猿低很多。所以，南方古猿的配偶体系，最多也就是和现代人类的单配偶制相近。而我们在第九章里会看到，现代人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也就是说，多配偶才是现代人类真实的本性，一夫一妻只是在社会道德的规范之下才会出现。鉴于单配偶制是灵长类认知学和人口统计学的一个单向通道（见第二章），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南方古猿确实是单配偶制的，那么它就可能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因为在它之后的所有其他智人都是多配偶的。

图4.5

不同人亚科、猿类（包括两种中新世猿）和旧大陆猕猴（生活在单一雄性群体中的长尾猴和生活在多雄性/多雌性群体中的猕猴和狒狒）的手指比例（化石物种2P:4P的比例，指骨化石的实际长度；以及2D:4D比例，现存物种的实际长度）。圆点是每个物种的平均值，直线是数据的范围。单配偶和多配偶区域分别是长臂猿（唯一纯粹单配制）和其它现存猿猴（都是多配偶制或滥交型）。

数据来源：Nelson等人（2011），Nelson和Shultz（2010）。

解剖学还提供了第二条线索。对于灵长类来说，不同性别在体量上的差别和交配体系密切相关。单配偶灵长类的雄性和雌性，体量不相上下，而乱交和多配偶的灵长类，雄性的体量要比雌性大得多，甚至有可能大出一倍。固性单配偶如长臂猿，雄性和雌性体型一样大（或者甚至有轻微的倒挂，雌性体型有时候会比雄性大5%）。在智人（包括所有的南方古猿）中，找不出雄性和雌性一样大的物种，所以它们中没有固性的单配偶物种。在雄性和雌性体量的比例上，阿法南方古猿的数值是1.56，非洲南方古猿的数值是1.35。和黑猩猩（平均比例为1.27）相比，南方古猿更具二态性，也就是雌雄间的差异更大一些，但不及狒狒（比例为1.8）或大猩猩及红猩猩（比例高达2.0）。虽然非洲南方古猿显然更接近于现代人类（我们人类的体量比例是1.2），但它们还是更为二态性，所以，它们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单偶制是很难想象的。

行为方面的最后一个重点就是两性的分布状态。在多配偶的交配体系中，通常来说，雌性或雄性中的一方会一直待在它们的出生地，而另一方则会在青春期离开出生地，迁入附近别的群体中去。在单配偶制的物种中，不同性别的双方都会在长大之后移居别处，因为双亲中无论哪一种性别，都特别不能容纳同性别的小辈，无法在小辈成熟之后，依然和它们生活在一起。在南非的斯托克方丹地区，发现了非洲南方古猿和强壮型傍人（Paranthropus robustus）的化石，其中牙齿化石中的锶含量资料，为我们探索不同性别的分布提供了意外的直接证据。和氧以及碳一样，锶也有两种同位素，其频率随着某一区域泥土的变化而不同。植物通过泥土摄入的这些同位素，和当地土壤中的含量相应，之后，进食这些植物的动物由牙齿釉面吸收同位素。所以，通过分析牙齿中锶的含量，就可以推测该动物成年之后是否仍然生活在它的出生地。

针对斯托克方丹地区两种南方古猿的锶含量分析结果显示，雌性比雄性移居的距离更远，至少移居了3—5公里（以有相同锶含量植物的最近处来计算）。这样的分布状态（雄性停留在出生地，雌性移居别处）和黑猩猩及大猩猩相类似（但是和猕猴正好相反）。而南方古猿的交配体系大概和黑猩猩相类似，单配偶或固定配偶的可能性极小。

总而言之，如果南方古猿是单配偶的话，这个结论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假如它们的觅食方式和黑猩猩一样，以小群体形式出外分散觅食，那么它们的交配体系最有可能性的就是乱交，因为雌性过于分散，雄性无法同时保护数个雌性。但是，假如它们符合我前面提到的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在富饶的湖边或者冲积平原上群体觅食，那么，它们就可能是后宫式的多配偶，就像长鬃狒狒、狮尾狒狒甚至大猩猩那样。数个由同一雄性保护的小型后宫或者数个雄性的后宫在一起觅食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比如刚果西部湾区栖息地的大猩猩就是那样，这种假设有其合理之处。既要在开阔的冲积平原上觅食，又要避免天敌的攻击，那么雄性之间必须要有强大的相互包容之心，以保持较大的觅食群体的融洽和谐。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么南方古猿雄性犬齿的显著缩小就可能得到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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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段漫长而成功的岁月之后，大约一百八十万年前，一场气候的巨变使得南方古猿渐渐地消失了。那时候，气候逐渐变冷，空气中的水汽逐渐凝成了极地冰层，南方古猿的栖息地因此变得更加干燥。从约两百万年前开始，一度占据大部分非洲大陆的纤细型南方古猿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壮型南方古猿，也就是东部非洲的鲍氏傍人和南部非洲的强壮傍人。这些物种拥有共同的特征，它们有着强大的后牙，由类似大猩猩大头盖骨支撑的强壮额肌，还有就是以C4食物为主的饮食结构，这很可能是因为它们更多地食用了地下植物根茎和肉质植物。实际上，面对着气候环境的恶化，它们所做的调整，和之后很久的大猩猩的策略是一样的。据戴安·福西的研究发现，居住在比如维龙加山区这种自然环境恶劣地带的大猩猩，在饮食结构上调整为以叶子和木本枝干为主食。强壮型南方古猿也非常成功地生存到了大约一百四十万年前，可惜，最终也是因为气候环境的恶化而灭绝。它们的消失，标志着智人进化史上一个尤其成功的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在最后一只强壮型南方古猿消失前的五十万年间，第二次过渡已经悄然开始。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述第二次过渡的故事。

注释：

[1] 类别（taxon）是生物学家对同一类的动物的泛指。根据上下文，它可以是指一个物种（如普通黑猩猩，Pan troglodytes）、一个属（一组黑猩猩，Pan属）或一个科（如猿的总称，包括大猩猩、黑猩猩和红猩猩）。

[2] 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就下降1℃。纬度每偏离热带一度，气温也会有相同的下降。

[3] 多肉植物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植物科，它们通常有多肉的叶、干和根，能让它们在干旱地区储存水分。属于该科植物的有鸢尾植物、兰科植物、天门冬属和仙人掌。

[4] 马科成员，包括斑马和驴。

第五章

第二次过渡：早期古人

1962年，著名的化石专家路易斯·利基在东部非洲发现了一块不同寻常的化石，那是一块纤细型智人的化石。他将之命名为能人（很能干的人），因为能人是同时期出现的原始石头工具的制作者。这些工具，是它们和我们站在分水岭同一边的显著标志。时间上溯到大约两百三十万年前，这个新物种的出现，在早先的南方古猿和后来的亚欧直立人之间搭起了一道天然的桥梁。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部非洲，更多的相关物种化石陆续出土。随着诸如鲁道夫人（H. rudolfensis）和匠人的化石相继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发现，能人似乎还只能算是一种南方古猿，所以，现在能人被归入南方古猿。

尽管如此，能人显然还是会成为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个伟大故事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故事的主角将是新一代的智人，代表就是出现于非洲的新物种匠人。匠人出现后不到几十万年间，它们就占据了整个非洲，并在多次走出非洲的尝试中率先进入了欧亚大陆。匠人有几个特征显示出它在进化上的飞越，脑容量有明显增大，骨骼的进化使之第一次出现了与现代人类相仿的身材，并且拥有便于双足行走的长腿，生活方式更加游牧化，还有就是它那具有象征意义的阿舍利手斧（Acheulian handaxe），作为一件毋庸置疑的工具，在第一次出现于东部非洲之后的一百多万年中，手斧及其创造者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变化，直到大约五十万年前才出现了更现代化的工具以及这些工具的人类制造者。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第二次过渡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最早的样本发现于19世纪9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主要是一些头骨碎片和零散的肢骨。但是，得到这些化石的荷兰解剖学家欧仁·迪布瓦（Eugène Dubois）将之命名为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之后，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在中国发现了一系列很完整的头骨和其他部位的骨化石，这就是中国北京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不幸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纷乱中，这些“北京人”的原始样本在美国人设法抢救的过程中还是弄丢了。幸运的是，化石的发现者，德国解剖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发表了对全部样本所做的详细解剖学记录，还制作了完美的石膏模型。其中的一套石膏模型早在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前就被送到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正是这套石膏复制品，在半个多世纪里，让我们对这个物种的认识有所依托。最终，所有这些不同的亚洲样本（以及后来在欧洲发现的更多化石）都被归入同一个物种，也就是直立人。再往后，直立人和非洲匠人被归入同一个年代种，这主要因为，从匠人到直立人的过渡，这些后期的亚洲物种除了大脑容量有少许增加以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从很多方面来讲，我们这里要讲的伟大故事，就是第一次走出非洲（图5.1）。我们知道，匠人在很早就开始走出非洲了，大约一百八十万年前，它们到了黑海北面的格鲁吉亚。就是在格鲁吉亚发现了那个时期的化石，这个脑容量较小的衍生物种就是格鲁吉亚直立人。如果对这些化石的时间鉴定是准确的，那就意味着匠人在非洲大陆上出现后不久就进入了欧亚大陆。而俄罗斯南部说起来离非洲并不近，要花上点时间才能到达。它们一波接一波地出现，以至于欧亚大陆被这些脑容量更大的物种占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年代种除了头骨的空间稍微增大之外，物质文化和脑容量上几乎没发生什么变化，而它们的手斧这种标志性的工具，在长达近一百万年的时间里，形状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这就意味着，关于这个分类群，我们只需要关注的是，它们在大约一百八十万年前（图1.3）首次现身非洲时出现了脑容量的急剧增大，之后，脑容量的微弱增加定义了这个亚洲直立人物种。任何脑容量的增加，前提都在于这个物种能否依靠进食的增加，以提供足够的额外能量以补充大量的消耗。既然南方古猿的时间分配已经到了极限，再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可想而知的是，这个初生的物种面临着极大的时间分配上的压力。那么，匠人是如何解决这个危机，度过这个瓶颈，迎来下一个进化阶段的曙光的呢？

图5.1

主要早期人类遗址分布图

● 匠人

● 直立人

▲ 鲁道夫人

★ 能人

数据来源：Klein（2000），Bailey和Geary（2009），大阪城市大学（2011）

在这个章节中，我将着重讲述早期人科的两个分类物种：匠人和直立人。我不会在这里讨论弗洛勒斯人，也就是十来年前刚刚在印尼的弗洛勒斯岛上发现的体型小、大脑小的霍比特人。我也不会在这里讨论介于南方古猿和匠人之间，或者是介于在晚期直立人和古人类之间的任何一种短暂生存的过渡物种。虽然有关霍比特人的发现被媒体报道得沸沸扬扬，但是，到头来它也只不过是一种侏儒型的直立人，在整个人类演化的宏伟长卷中，它没有改变一点点事实。霍比特人的存在只是提醒了我们，匠人比我们想象的更早就离开了非洲，有时候，它们能够长时间地生存下来。以霍比特人为例，它们惊人地一直生存到大约一万两千年前，但这很可能只是因为它们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岛上，所以受到了保护。至于霍比特人是如何以及为何变得矮小，这个问题的确非常有趣，[2]但不足以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停留，我们还是要继续讨论人类演化的宏大故事。

大容量大脑的成本

图1.3以时间为线索，列出了不同时期人亚科物种的大脑容量（按照颅腔的可容量）。在联接匠人和直立人之间的时间线上，显示着脑容量缓慢但是显著地增加。但是，最能吸引我们关注的是大脑容量增加的两个关键点，之一是从南方古猿的480毫升（略微高于现存的黑猩猩）增加到最早期东部非洲五个匠人样本的平均值760毫升，这多出来的280毫升是高达58.2%的惊人增幅；之二是后来的晚期直立人又比匠人增加了170毫升到930毫升（22%的增幅）。

这个脑容量的增加幅度，需要充足的能量来维持，这也就是说，需要更多的觅食时间来摄取这部分的能量。只要做一些简单的计算，我们可以推测出究竟需要多少额外的觅食时间，才能完成这个能量采集的任务。现代成人的大脑容量是1,250毫升，消耗了人体20%的总能量，如果增加280毫升就是增加了280/1,250=22.4%的能量消耗。而身体总能量的20%的22.4%就是4.5%，也就是说，22.4%的额外大脑能量消耗需要4.5%的额外总能量。如果我们假设能量需求量直接和觅食时间成正比关系，那么，维持匠人大脑运转的燃料就要比南方古猿所需要的能量多4.5%。而直立人大脑容量的增幅，就再需要2.7%额外的能量，也就是总的额外觅食时间合计需要比南方古猿多7%。

按照卡洛琳·贝特里奇的模型所示，如果南方古猿将一天中44%的时间花在觅食上，就能满足它们对能量的总体需求（图4.3）。假设摄入的能量大致上和进食时间成正比（当然这个和摄入的食物有关，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个合情合理的假设），那么，匠人增加的脑容量就意味着它们每天需要花44+4.5=49%的时间来进食，而直立人需要花51%的时间来进食。应该说，五个百分点的增幅并不算太多，通过对其他行为做一些微调，就能化解这个5%的压力。而直立人对进食时间又有更多的需求，或许稍微难以满足一点。总的来说，早期人类因为脑容量的增加而面临的挑战，并没有像人类演化研究学者想象中的那么艰巨，成本的增加相当有限。但是，和南方古猿需要节省7%的时间分配一样，匠人和直立人也必须分别省出5%和7%的时间，为它们的脑容量的增加留出空间。

然而，脑容量并不是进化过程中体现在解剖学上的唯一变化，其他的重大变化结合了体型和体量的改变。匠人变得更高，腿也更长了，适合于大踏步走路（或者，也有一种说法是，这种进化是为了奔跑着追逐猎物）。体重方面也略有变化，在南方古猿的所有物种中，雄性和雌性的平均体重分别是55公斤和30公斤，而直立人的雄性和雌性体重分别是68公斤和51公斤。从平均体重来看，早期古人的平均体重比南方古猿的平均体重要多40%，这些额外的体重必然需要额外的能量来供养。如果把供养大脑和体重这两方面的需要放在一起考虑的话，匠人需要将62.5%的时间花在进食上，才能满足身体上的消耗，这个数字比南方古猿的要高出21.5个百分点[3]。直立人的大脑虽然略大，但它的体型略小，这可能是为了适应欧亚大陆高纬度地区更有压力、更寒冷、更有四季变换的环境，所以，它的进食时间几乎和匠人是一样的。大部分研究者在推测人属动物进化时面临的困境时，把额外的成本过多地算在了大容量大脑所需的能耗之上，殊不知，真正可观的成本来自体量的增加，接近额外能耗的四分之三的能量和时间都用来应对体型的变化。

在第四章中我们讲过，南方古猿标准的日常活动分配时间已经到了极限，再增加22%用于进食是完全不可能的。图5.2显示了这个问题的分量，这张图以因为体型和大脑的变化而增加的额外成本为考虑因素，列出了各个人亚科物种的进食（注意是进食而不是觅食，觅食过程中行走的时间是要分开来另外计算的）时间在每个白天里面所占的百分比。作为参照基准的南方古猿数值，就是那条水平线（按照贝特里奇的模型，测定为44%），不同的南方古猿物种（其中也包括能人）都紧紧地贴近这条线。但是，匠人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令人炫目的明显变化，上升到古人类的62%，尼安德特人的78%（反映出体量和大脑的增大），以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72%（反映出比尼安德特人略小的体量）。

图5.2

主要人亚科进食时间的中间值（50%和95%范围）。基数是南猿的时间分配平均值（参考线为44%这条虚线），其它物种是根据它们的代谢体重和南猿的代谢体重比例所得出的。代谢体重按能量高耗能大脑（占总能量的20%）和体重（占80%）而差异分配的。

而且，这还不是匠人面临的唯一问题，脑容量增加伴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因此，它还要应付因群体规模增加所需要的额外社交时间。图5.3a画出了智人物种所需要的社交时间（基于图2.1中所示的群体大小和相互梳理时间之间的关系），图5.3b画出了用南方古猿模型中的固定比例所预测的混合型时间成本，混合了行走时间和休息时间（分别是16%和32%）。很明显，早期古人的时间分配已大大超过了可维持的时间成本区（缺口大约有30%），对于古人类来说，这个缺口还要大，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都是要超过成本区高达50%。

简单来说，摆在匠人面前的任务是，它们必须从别的活动中节省出30%的时间，而且其中的三分之二要花在进食上。直立人时间的分配已经超过成本区达34%，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脑容量的增加意味着群体规模的相应增加。所以，这里的底线就在于，所有这些物种，如果它们还是南方古猿的话，那么它们就无法生存下来。但是，明摆着它们还是找到了解决时间分配瓶颈的方法，成功地生存了下来。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图5.3

（a）主要人亚科物种的平均社交（梳理）时间（50%和95%范围），将图3.3中的群体规模值代入图2.1中的回归公式得出。这条20%的虚线是灵长类在自由分配时间内花在社交上的时间最大值。

（b）主要人亚科物种的总时间分配的平均值（50%和95%范围），把进食时间（图5.2）、社交时间（图5.3a）和贝特里奇（2010）的南猿模型（图4.3）中的必须休息时间（32.5%）以及行走时间（16.2%）相加所得。

几个可能的答案

双足行走和失去毛发后的南方古猿在休息时间上已经省不出更多时间了，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也许能让匠人省出一点休息的时间，那就是如果在这个关键的阶段，气温能够降下来。大约一百八十万年前，伴随着匠人的出现（也可能是在之后），全球的气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气温开始一路向下逐步变冷，很难说，这两者刚好是巧合。和气温变化同步的是大批物种的灭绝，南方古猿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灵长类以及其他哺乳类动物。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气候转变中，整个热带非洲的平均气温下降了2摄氏度。根据猿猴的时间分配模型，这能使匠人需要的休息时间减少2.5%。当然，2.5%的节省算不了很多，但也是个良好的开端。

另一个可能的答案来自行走时间。早期古人类比南方古猿要高得多，因此跨出的步伐也大得多，从行走时间的角度来说，获得了一定的优势。早期古人类两性的平均腿长是0.88米，相比南方古猿的0.62米，增加了41%，也就是多了41%的优势。这样一来，分配于行走时间上的只需要占总时间的11.5%，节省了5%。但是，有关早期古人类的一切特征，包括它们的大长腿，都显示出它们的生活方式比以前的人科动物更加具有游牧性，因此它们在广阔的草原上行走的范围也更广。所以，节省下来的这部分时间或许只是花在了走更多的路上，而并没有真正地减少有效的时间成本。不过，我们眼下暂且把这部分也视为一个有可能的小小节省，所以到目前为止一共节省了7.5%的时间。

在早期古人的时间分配上，进食时间一直是个主导性的部分（两个物种的进食时间几乎都占到总时间的62%），所以，在进食时间上的节省，很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尚未考虑到，那就是身体各部位因维持体能需要而进行的能量再分配。不过彼得·惠勒和莱斯莉·艾洛（Leslie Aiello）在1995年提出高耗能组织假说时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注意到，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说，大脑和肠子同样都是高耗能的，主要是因为这两者都分布着大量的神经。神经元时时刻刻都处于蓄势而发的状态，而正是维持这种状态所消耗的能量，使得大脑成了高耗能组织。他们提出，在人类进化过程的某一节点上，智人把能量消耗的主场从一种组织（肠子）转移到了另一种组织（大脑）上，所以，脑容量增加的结果并没有消耗更多的能量。这种转换的实现，得益于通过提高饮食质量，强化吸收营养的效率，从而对冲了肠子长度的缩短[4]。在做智人时间分配的图5.3b时，除了相应的脑容量增加外，我没有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对体重在各主要器官上的分配的假设，还是和做南方古猿模型时一样。但是，如果大脑消耗的额外能量的确是来自于相应的肠子的缩短，那会是怎样的情况？进一步来说，这样的结果，对进食时间又能节省多少呢？

如果我们不考虑大脑容量的因素（也就是说，只调整体量的增加，假设脑容量的增加能够和肠子的缩短直接相互抵消），重新计算智人对进食时间的要求，那么，早期古人能节省下区区5%，而晚期古人略微多些（图5.4）。这样的节省幅度，虽然远不及大部分研究者们所期待的那么多，但是，即使5%的节省，也能把匠人和直立人的时间分配缺口分别从30%和34%降低到25%和29%。加上前面所分析的因为气候变冷和双腿加长等因素得到的7.5%，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为匠人找到17.5个百分点，为直立人找到21.5个百分点。

图5.4

高能耗组织效应下所节省的总时间分配。时间分配基础线（各物种数值由图5.3b中的南猿基础线按比例得出）经高能耗组织效应调整，高能耗组织所调整的数值是假设更大容量大脑所消耗的能量直接被肠子（体细胞组织）缩小的效应抵消了，所以只有体重（体细胞组织的代谢消耗降低后的）影响到进食时间。

除此之外，它们还有其他什么选择呢？肉类是一个答案，理由是肉类比大部分的植物营养更丰富，同时也含有大量对大脑的发育非常关键的烟酸（维生素B3）等微量营养素。这就是高耗能组织假说的基础，肠子的缩短由更容易消化的食物来弥补，而这个更容易消化的食物被认定为肉类。但是，把肉类直接作为答案是有缺陷的，因为灵长类的肠胃不容易消化生的肉食。哈佛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看法，他认为，提高肉食的可消化率，从而解决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能量缺口，关键就在于烹饪。烹饪是弥补人类进化中能量消耗的答案，煮熟的肉类更容易被消化吸收，可以把营养摄入率提高50%。他认同的烹饪（以及由此而来的食用肉类）出现的时点，就是在匠人出现的大约一百八十万年前。他认为有三个考古学发现支持这个观点：其一是人科的出现伴随着牙齿和下巴的缩小（因为咬碎粗糙的植物已经变得不是那么必要了，[5]图5.5），其二是首次用火的迹象（火对烹饪是最重要的），其三是脑容量的突然增加。

为了验证匠人和直立人的主食是肉类，研究者们做过很多尝试，力图证明它们已经开始用执矛来狩猎了。当我们挥臂投掷执矛时，肩关节和髋关节就像一根设计精良的弹簧，在收放之间将能量传导到手臂上，然后以迸发的力量将标枪一样的执矛投掷出去。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所有这些解剖学上的元素，到底是什么时候汇聚在一起，然后赋予了这种能力的。事实上，这些都是逐步积累的，有的元素早在南方古猿时期就有了，但是很多元素是在又过了很久才出现的（不过，在二十万年前现代人类出现之前的很久时间里，这些元素都没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赋予投掷者一气呵成的能力）。根据对纳里奥克托米男孩[6]肩胛带（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投掷能力的重要部位）的重塑，发现它已经处于现代人类的范畴之内了，这个发现一下子把投掷的进化（也就意味着狩猎的开始）提前到一百五十万年前。但是，直立人的肩胛带和现代人类相似是一回事，具不具备现代人类这样的投掷能力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毕竟，并非我们所有人都能成为奥运会标枪冠军或职业棒球投手，我们实际能力的高下，对我们投掷时的表现有重大的影响（至于能得几块金牌，那就先别提了）。所以，总的来说，如果仅仅根据现有的证据，就断言早期古人经常用执矛狩猎是很牵强的。

图5.5

早期人亚科和AMH现代人的平均臼齿面积。

数据来源：Leonard等人的论述（2003）。

话说回来，至于认为直立人偶尔也能扔几块石头（或者甚至是木制的矛或者叉等物），恰好击中了猎物，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也是很有可能的。到了纳里奥克托米男孩生活的时期，智人已经有近一百万年的时间来练习使用简单的石器（比如奥杜韦石器，基本上就是石块），如果说它们从来不曾拿起石块砸向猎物或者敌人，偶尔也能砸中个把目标物的话，那也是叫人难以置信的。但是，执矛或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身体的构造已经让它们具备了投掷东西的能力，但要，是否具备脑力和躯体上精细的控制能力，将一根执矛在林间准确地投向目标物，那完全是两码事。另一个可商榷之处是，一根头上没有削得很尖的矛（早期古人肯定没有这样的工具），算不算是有威力的投掷武器（和刺扎相比）。虽然我们可以承认它们偶尔能用这种方式斩获猎物，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在那么早的时期，就能经常性地使用武器，那是不现实的，除非有一天，我们能发现更多有说服力的证据。

把有关狩猎的议题先搁一边，可以肯定的是，烹饪确实能够增加对肉类等食物中营养成分的摄取率。这一来是因为烹饪能够打破细胞壁（因此能促进营养的吸收消化），另外也是因为烹饪可以化解植株中的有害物质，植物含有碱和其他毒素是为了对抗食草动物的侵犯。但是，烹饪也不一定有助于对所有食物的消化，真正有用的主要是烹饪红肉和地下根茎类，根茎内丰富而不易消化的淀粉质在烹饪的过程中被软化，煮熟后更适合于食用。但是，即使是现代的狩猎—采集民族也不是只吃肉类，典型的饮食结构是肉类加上根茎类占食物总量的45%（表5.1）。

所以，就让我们来看看烹饪对早期古人有怎样的帮助吧。如果用现代人类的模型作为基准，45%的食物的消化率得到了50%的提高，那么，总消化率的提高是22.5%。[7]也就是说，每100个百分点的进食时间，能产生122.5个百分点的营养摄入。既然匠人和直立人需要将57%和58.5%的时间分配在进食上，以供养它们增大的体型和大脑，那么烹饪能分别把它们对进食时间的需求降低57×（100/122.5）=46.5%和58.5×（100/122.5）=47.8%（匠人和直立人分别降低了12%和9%）。确实，进食熟的食物，对时间分配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填补了一定的缺口，但是，我们仍然还缺5.5%和13.5%的时间。当然，它们也许可以通过吃更多的肉食或者根茎类来填补这个缺口，那么，这就意味着，对匠人来说，它们需要增加50%的肉食和根茎，达到总食物的67.5%；对直立人来说，要增加130%，达到总食物的105%。从有限的考古记录上来看，这两个数值显然偏高了，有关直立人的数字明显是不可能的，它们必须完全依靠肉食，或者完全就是肉食加根茎，这样的饮食结构即使是现代人也达不到。

表5.1

现代狩猎—采集群体的食物

数据来源：人种图谱中63个现代狩猎—采集社会的样本。（Cordain等，2000）

兰厄姆提到的第二个证据是，到了早期古人这里，臼齿变得小了。无可怀疑，匠人的臼齿确实比强壮型南方古猿的臼齿小了很多，但是，如果和纤细型南方古猿相比，那就并没有小多少（图5.5）。我很怀疑的是，关于匠人的臼齿比较小这样的印象，多半把这种数据和体量的大小联系在了一起。遗憾的是，在古人类学研究领域内，自动地把所有数据和体量联系在一起是一个趋势。但是，这种做法如果没有生物学上的可靠依据，错误就会难以避免了。比如，这就是个例子，咀嚼面积的大小以及由此而来的咀嚼效率，并非由臼齿的相对大小决定，而是由臼齿的绝对大小决定的，所以，它带来的益处并没有我们假设的那么大。第三个证据是伴随着人科出现的脑容量的增加，但事实是，在智人历史上，这一阶段脑容量的增加和之后的增加相比是非常有限的（图1.3）。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现在就用烹饪来解释早期古人类脑容量有限的增加，那么该用什么来解释后期古人类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脑容量大幅度的增加呢？

所以，不管烹饪带来了多少好处，但是它肯定还不足以解答所有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也不是很确定，与人科同步出现的脑容量增加的原因，是否需要从进食大量的肉类或烹饪中寻找答案。毕竟生肉也不是完全不能被消化，只是生食所摄取的营养没有煮熟后那么多而已。黑猩猩也会吃一点未经烹煮的生肉，而且还很喜欢吃，所以早期古人没有理由不多吃点没有煮熟的生肉。问题仅仅在于，它们在吃生肉时浪费的近三分之一的营养，从时间分配角度来看是否重要。为供给高耗能组织而吃肉所增加的五个百分点，对黑猩猩来说相当于微弱增加了不到2%的进食时间，对早期古人来说相当于5—7%。烹饪能把这个百分比降低到大约3.5—4.5%，这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节省，有限到我甚至都怀疑是否值得为它费力气烧火。

我认为很明确的一点是，早期古人不可能依靠偏重于肉食来冲出时间分配的困局。关键就在于，如果兰厄姆的理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煮熟的肉食和根茎的确是它们的答案，我们就一定会在考古发现中找到很多用火的痕迹，因为没有火就无法烹饪。那么，关于用火，考古记录究竟都揭示了些什么呢？

用火的证据

火能提供光和热，毫无疑问，它对于人类最先进入高纬度的欧洲，之后进入亚洲，直到最终抵达美洲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我们眼下最关心的，却是要了解，早在匠人和直立人时期，火是否就已经出现，并被它们用于烹饪。如果它们的食物中熟食占到了一半的比例，那么可以肯定它们多多少少在持续用火。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很多火塘遗留下来的痕迹。

迄今发现的最早痕迹，当属位于肯尼亚的库彼福勒（Koobi Fora）和切苏旺加（Chesowanja）的用火遗址，烧焦的泥土令人信服地成为智人用火的证据。这两处遗址距今都有大约一百六十万年，也就是匠人出现之后的不久。然而，从这以后，当中出现了一大段的空白，直到大约一百万年前，才又出现了零星的用火痕迹。第二阶段最早的用火证据是在南非斯沃特克兰斯（Swartkrans）发现的六十块烧焦的骨头，这些骨头经受过高温烧烤，再加上骨头上切割的痕迹，所以被用来证明这些骨头不是偶然掉入火堆里，而是被人为烧过的。发现于黑海北部博加特里（Bogatyri）的焦骨，被鉴定为距今大约一百一十万年前。在以色列的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Gesher Benot Ya’aqov），发现了大约七十万年前烧焦的木头和种子。在差不多时期的南非旺德沃克（Wonderwerk）遗址，发现了和阿舍利文化相关的用火痕迹，近一半的骨头呈现出被火烧烤过后的颜色，还有很多的植物灰烬。然而，在这以后，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用火痕迹。[8]

但是，在距今五十万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火的痕迹不断被发现，遍布三个旧大陆的很多地方。在以色列的塔崩（Tabun）、格什姆（Qesem）和乌姆盖塔法（Umm Qatafa），英国的比奇斯皮特（Beeches Pit）和德国的舍宁根（Schöningen）都发现了距今大约四十万年的火塘。在舍宁根，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块烧焦了的木板。在差不多同时期的英国克拉克顿（Clacton），发现了一支木制执矛，显然被火烤过，变得坚硬。在萨福克的比奇斯皮特遗址，两片手斧碎片掉进了火炉，烧得焦黑，这一幕，仿佛将时光凝固，古人坐在火塘边，制作石斧工具的情景就定格在眼前。在西班牙的阿布瑞罗马尼（Abric Romani）、法国南部的阿玛达（Terra Amata）、英国的梅内兹得雷甘（Menez Dregan）石洞以及法国地中海岸的拉扎瑞特洞穴都发现了无可争议的火塘遗址，事实上，在距今四十万年前之后，火塘遗迹，遍布各地。

在西班牙的布罗墨（Bolomor），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烧烤小型哺乳动物（主要是兔子）的火塘。在非洲赞比亚的卡兰博瀑布遗址（距今约十八到三十万年前），发现了烧焦的圆木和用于挖掘的棍棒。另外，在南非的弗洛里斯巴德（lorisbad）遗址（时间上可追溯到上一个间冰期）和皮纳克顶（Pinnacle Point）遗址（距今四万到十七万年前）都发现了火塘。在距今十万年前之后，各地又发掘了众多的火塘遗迹，比如西班牙的洛卡波斯（La Roca dels Bous）遗址，摩尔多瓦的多个莫斯特人（Mousterian）文化遗址（其中包括了著名的猛犸象骨小屋）和德国的瓦勒特海姆（Wallertheim）遗址。

以四五十万年前为时间坐标，在之前的时期里，无论在非洲、欧洲还是在亚洲，火塘都很少见，这一现象或许在告诉我们，那个时段，标志着在火的利用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智人大概只会偶然地随机利用一下天然火（比如由闪电引起的森林着火），但是，它们没有能力保持火塘一直有火。能够有控制地用火，大概就是从四十万年前开始的，在掌握了用火技巧之后，它们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点火用火，并能长久地保持火苗不灭。用火的这个转折点，似乎和常住地（包括洞穴以及小木屋）的出现相吻合。大型火塘一天需要超过30公斤的木材，而且对时间、精力和协调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必须有人负责一直添加柴火。如果把这项任务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对已经紧张的时间分配来说不啻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更加重要的是，没有多人的协同行动，维持一个大型火塘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行动不仅对交流沟通的语言有要求，也对认知能力以及轮流合作能力有要求。而所有这些能力，都有赖于大容量的大脑。在第八章中，我会详尽论述，支持这类认知能力的大脑，是不大可能形成于五十万年前古人出现之前的。总而言之，虽然公认的用火迹象出现很早，通常是以烧焦的骨头或者种子为标志，但是，表明煮熟的食物成为主食的强有力证据，直到四十万年前才真正开始出现。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下结论说烹饪还没有常规化到对早期智人的食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也不可能成为它们解决时间分配难题的主要答案。和很多其他的人类进化现象一样，关于用火的研究，多半着眼于发现最早的使用例子。但是，仅仅展示偶尔一次的用火甚至烹饪远远不够，要判断烹饪是否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我们还必须确定用火现象是否在有规律地发生，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所以，随性的烹煮肉食很有可能经常发生，但它还是没有规律化到对早期智人的时间分配产生影响。

笑声是如何解决结合问题的

到目前为止，时间分配中有一个部分，还没有被我们考虑进去，那就是社交的时间。对社交时间的要求和群规模有直接的关联，和南方古猿相比，早期古人的群体要大得多，所以，它们需要的相互梳理时间是南方古猿的两倍。在计算对社交时间的要求时，我们假设早期古人也和猿猴一样，也是通过互相梳理来建立亲密关系的。在灵长类动物之间，梳理基本上都是一对一的，同时为几个同伴梳理在技术上也不现实，更何况还有情感上的问题。其实，我们现代人类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同时和几个人保持身体上的亲密接触，是难以忍受的（如果这样做的话，至少会让其中的一人感到不适）。当然，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因为各部分活动项目对时间分配的需求，猿猴如果一天中花20%的时间在梳理上就已经抵达极限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又把能保持亲密关系的群体规模限制在50左右。当早期古人需要增加群体规模，超越50的界限时，它们有两个选择，或者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相互梳理，或者找到一个更高效的黏合方式，在同一时间里和更多的人建立亲密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能同时为几个人梳理。

在第二章中我们曾经说到，社交性的梳理给灵长类带来生理上的刺激，从而促使大脑激活内啡肽，内啡肽的激活对增进成员间的相互黏合至关重要。有一个行为，带来身心上的愉悦，恰恰起到了同时为多个同伴“梳理”的效果，这个行为就是欢笑。和人类一样，猿类也分享欢乐，同声欢笑。所不同的是，猿类的笑通常是伴随着嬉闹玩耍，它们的笑是一连串的呼气和吸气，而人类的笑是一连串的呼气，而没有吸气。在笑的时候，猿类每次呼气之后，都要吸气，所以并没有把肺排空，这样对横膈膜和胸腔肌肉几乎没有产生压力。而人类的笑却不一样，一直呼气的笑会把肺排空，会让我们累到大口喘气。我们在一系列的实验中发现，这种作用于胸腔肌肉的压力，会刺激产生内啡肽。所以，笑声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带有一定身体距离的“梳理”，可以同时激活多个同伴的内啡肽。

欢笑于是成为最佳选择，不仅仅因能激活大脑中的内啡肽，而且欢笑也是人类行为中少有的极具感染性的行为之一。和一群人一起看喜剧，发出大声欢笑的可能性，比一个人独自观赏时要高三十倍。实际上，欢笑这种行为是非常本能的，有时候，即使我们听不懂笑话，但是如果其他人都在笑，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简而言之，笑声是典型的社交合唱。笑是一种本能，因此有着原始的根源；笑不需要语言的激发，因此它大概远远早于语言。

我们研究的关键点在于，笑声比梳理能够多感染几个人。也就是说，在通常典型的社交性大笑中，有多少人会同时参与其中？为了找到答案，纪尧姆·德兹切克（Guillaume Dezecache）去酒吧做了调研。他记录了社交群体的大小（大致上就是围坐在一起，显然看上去是一伙的人们）、谈话群体的大小（社交群体中在活跃地说话或认真地聆听的人数）以及大笑爆发时即刻欢笑的人数（也就是欢笑群体）。在这个案例中，社交群体的平均规模大约是七个人，但是，谈话群体和欢笑群体的规模要小得多。我们之前所做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谈话群体的上限是四个人，如果四个人以上同时参与交谈，很快会分成两个不同谈话群体。而结果真正出乎意料的是欢笑群体（也就是在社交场合因为同一原因同时大笑的群体人数）的规模更小，它的上限只有三个人。这个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小得多，尤其是现在，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被用语言表达的笑话逗乐的。

因为这个欢笑群体中的三个人（讲笑话的和听笑话的）都笑了，他们也就都感受到了内啡肽的释放。而在相互梳理的时候，只有那个被梳理的才能感受到愉悦。所以，作为一种成员间的黏合方式，欢笑的效率是梳理的三倍。如果早期的人科动物在梳理的同时也利用笑声来维持亲密关系，它们就可以省下很多时间。我们的旧大陆灵长类社交梳理和群体规模关系等式显示，匠人群体规模是75，它们每天必须花18.5%的时间用于社交，直立人群体规模大约是95，它们要花23.5%的时间。如果欢笑能作为社交性梳理的补充，而且本身有三倍于梳理的效率，那么就能把这些时间缩短到三分之一，也就是匠人一天中的6.2%和直立人一天中的7.8%。这样一来，两个物种就可以分别省下12%和15.5%的时间，再结合前面阐述过的因为气候变化、双足行走和高耗能组织假说所省下的12.5%，它们分别可以省下总共24.5%和28%的时间成本。

现在，即使没有烹饪的加入，两个物种的时间分配离我们所需要的30%和34%也只差5—6个百分点了（图5.6）。这个相对较小的差距，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偶尔的烹饪中得到弥补，也就是说，只要将5%的食物煮熟，早期古人就没必要依赖火塘和狩猎了。如果它们的时间分配得到平衡，这两项优势就能留给后来的物种，给予它们更多的可能性。

图5.6

主要人亚科物种中总时间分配的欢笑效应。总时间分配基础线（黑圆圈）和经高能耗组织调整后的总时间（白圆圈）和图5.4中的一样，因为欢笑而节省的社交时间需求用（白方块）来表示。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简单地把直立人群体的规模和大脑容量的数值挂钩。在第六章中，我会阐述一些特例，比如，尼安德特人的群体规模相对于它们的大脑容量来说要小，这是因为它们住在高纬度地区，光照水平明显偏低，从而造成了它们的视觉系统更大。所有的直立人都住在欧亚大陆和尼安德特人差不多纬度的区域之中，所以它们同样承受着提高视力的选择压力，其结果是，它们进化出了更大的枕区（也就是位于大脑后部，负责主要视觉处理的部位）。虽然证据有限，但是，有迹象表明，和尼安德特人一样，直立人的眼眶和枕叶都比它们的匠人表亲要大。如果这个属实，那么直立人的额叶和匠人的就差不多大。如果我们用调整尼安德特人群体规模的方法（见第六章），等比调整直立人的群体规模，那么，这两个早期人类物种之间的差别大多可以弥合。这样一来，直立人面临着的明显更严重的时间分配危机也就迎刃而解了。换句话说，能够解决匠人时间分配难题的答案，同样也解答了直立人的难题。

早期古人的大脑容量为什么会增加？

伴随着人科的出现，大脑容量也出现了快速的增加。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如此戏剧性的激增呢？也许，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科物种，最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气候变化模型”（climate variability model）。这种解释指出，在人类进化史上，大脑容量的增加，主要发生在气候的不稳定期，尤其是处于在湿润和干燥之间来回变化的时期。在气候变得特别不稳定时，智人需要更大的大脑来应对更具有挑战性的觅食环境。这种假说有一些不同版本，有的把这些认知上的变化归结为对制作更高质量工具的需要。这种解释得到了一些实证上的支持，比如，一直居住在欧洲高纬度区域的鸟类，因为必须面对因为四季气候的变化而引起的食物供给量的急剧变化，大脑明显要比飞到热带温暖地区过冬的候鸟大。大脑容量越大，应对不可预测的环境当然更加从容。

过去四百万年间大脑容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智人大脑假说最主要的证据。然而，这个关系只是把各个物种的样本安插在地理时间轴上，却忽略了这些样本属于不同物种的这一事实。如果我们按单个物种的样本再做一次梳理，这种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尤其是在早期古人时期。脑容量的各种变化，完全是因为物种的不同而不同，和气候没什么关系。或许，我们不必吃惊的是，其实并没有凭据证明生态对整体上的灵长类脑容量有任何的影响，这样说来，如果突然之间，像变魔术一般，同样属于灵长类的智人独自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那倒是很不合情理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工具的复杂性和大脑容量之间有什么关系，确实，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这些变化总是跟在脑容量的变化之后，也就是说，工具的变化是脑容量变化后的结果。总之，虽然气候的变化是产生这些变化的重要诱因，但是，气候变化模型还是不能成为我们的答案。

有证据显示，早期古人大脑容量的显著增加，正好和一段湿润气候同步出现。当时，东非大裂谷造成了从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奥莫（Omo）山谷到肯尼亚中部巴林戈（Baringo）湖的巨大深水湖，在它的南面，肯定还有更大的湖泊。这些湖泊，极大地拓展了一些智人群落的居住区域，生活范围扩大到以前不曾抵达的土地。但是，生态环境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它们需要更大的大脑，只是给了它们一个有利于进化的环境。事实上，这些裂谷巨湖经常会干涸（而且经常会干得很快），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当然会对在此生存的动物形成很大的适应性压力，它们必须很快地适应突然变得干旱的环境，否则就会灭绝。

这就给了我们两个可能，一个是灵长类普遍面临的威胁，也就是来自于天敌的威胁；二是来自于其他人亚科群体的威胁，这样的对手可谓是另一种天敌。来自天敌的威胁是一个说得通的原因，因为搬迁到更开阔的地区之后，失去密林的掩护，早期古人自然就会暴露在天敌的觊觎之下，这时候，大规模群体的安全性就能凸显了。比如，狒狒之所以能离开它们原先藏身的森林，进入有更多天敌的林地，甚至于平坦开阔的草地，是因为它们有着猿猴中最大最稳定的群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越是在更为开阔的草原上生活的群体，其规模就越大。极端的例子是生活在埃塞俄比亚高地上的狮尾狒狒，这种食草性狒狒物种有着时分时合的社会体系，其基础是小型多配偶的家庭单位。同一觅食群体中家庭单位的数量，取决于当地天敌威胁的程度。当它们在高原草地上觅食时，群体中就会聚集了最多数量的家庭单位，因为那里没有任何树木的遮蔽和保护。[9]

但是，这种看法还是有一个问题。人类和黑猩猩面临同等程度的天敌威胁，然而，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两个物种的群落级别和天敌威胁有什么直接联系。因为两个物种都生活在时分时合的社会体系之中，即使是高级别群落中的成员，因为彼此间的物理距离，也难以对天敌形成统一的抵御防线。黑猩猩为抵御天敌而组合成的觅食群体规模是3—5，人类狩猎时形成的觅食群体规模按性别有所不同，男性狩猎群体规模为5人，而女性狩猎群体规模为10—15人，或者，还可能形成30—50人的露营群体。露营群体的较大规模可能反映了现代人类的弱点，在晚上更易暴露在天敌的威胁之下。猿猴通常夜宿于树上或者悬崖的侧壁，但是，人类受爬行能力的限制，难以找到安全的营地，通常来说只能睡在平地上，再加上灵长类夜视能力差这一通病，因此夜里遭到攻击的风险非常高。所以，无论如何，高级别的群体组织（黑猩猩群体大约为50，人类群体大约为150）都因为成员彼此间过于分散而难以起到共同御敌的作用。

无论黑猩猩群体组织的级别有什么功能，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早期古人几乎也差不多，据推测，早期古人的群体规模比黑猩猩的大不了多少，两个物种都差不多是75—80。对于这种黑猩猩群体规模，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地，既是为了占有领地内的食物资源，也是为了占有领地内的繁殖资源，也就是在领地上生活的雌性猩猩。为了占有食物是有可能的，虽然这种做法在灵长类中比较少见。虽然很多灵长类都有强烈的地域占有性，但一般来说，雄性保卫领地是为了占有领地内能够生育的雌性。所以，为了雌性而选择领地在灵长类动物中是很常见的，这一点可以从雄性黑猩猩群起攻击其他雄性这种行为中得到证实。在极端的情形下，它们甚至会把相邻群体里的雄性赶尽杀绝。黑猩猩群体看起来简直像一个自卫联盟，雄性黑猩猩会像黑帮成员一样团结起来，捍卫它们自己的生命，捍卫它们对领地上的雌性的独占权。

如果说早期古人只是把黑猩猩的行为延伸到更大的区域和群体，这种观点从逻辑上似乎能说得通。但是，如果说这一切因为争夺配偶而起，那又是说不通的。在群体合作的前提下，它们原本是有能力捍卫自己的领地的，既然如此，它们为什么会突然需要扩大自己的领地。要知道，更大的领地需要更大的群体去捍卫，而更大的群体意味着更高的大脑成本。对于这些疑点，似乎没有显而易见的理由可以作为解释。更重要的是，即使雄性黑猩猩联合起来保护同一个交配领地，它们之间也是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完全没有底线的。在乱交的体系中，比如像黑猩猩和狒狒的群体，如果群体中有五个以上雄性，那么，即使是雄性里的老大也无法阻止其他雄性和“它的”雌性交配。老大独霸雌性的能力，随着群体中雄性个数的增加而递减，这跟群体中雌性的个数无关。雄性并没有能力守住多个雌性，所以，它只能把精力放在正在发情的雌性身上。如果有两个雌性同时发情，那也只能把其中的一个雌性让给其他雄性。这种行为，我们在黑猩猩、狒狒和猕猴的群体里都能看到，所以这和它们时分时合的社会体系并没有什么关系，仅仅取决于老大的对手的多寡。如果让一个高级别的雄性容忍群体里的其他雄性，并且心甘情愿地和它们分享自己的雌性，那么，必然会有一个不得不为之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的根源一定是来自于群体的外部。如果不是为对付天敌，那么就可能是为了防范和它属于同类物种的其他群体（conspecifics），黑猩猩就有这个问题；也可能是为了占有更大领地里的觅食资源。现在仍然不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早期古人对更大群体需求，进而转化成对更大容量的大脑的需求。我会在

第七章中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但是，就眼下来说，还是让答案再飞一会儿吧。

不过，眼下我们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早期古人是多配偶制的。早期古人的二态性的程度比大部分南方古猿要低一点（比值大约为1.25），但仍然比现代人类要高，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的多配偶或乱交。我们无法确认的是，这究竟是个体的雄性争抢进入生育期的雌性（像黑猩猩和狒狒那样），还是雌性被群体中地位高的雄性以后宫形式独霸（像狮尾狒狒、阿拉伯狒狒和大猩猩那样）。和南方古猿一样，这可能取决于它们的觅食群体有多大的规模，彼此间有多分散。但是，既然它们的群体稍大于南方古猿和黑猩猩的群体，那么，某种形式的多配偶制度应该就是最合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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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故事还是相当的简单明了。时间分配在进化的过渡阶段中起了变化，首先发生在南方古猿身上，然后是发生在早期古人身上。这些变化相对较小，我们应付起来也比较从容，只需通过食物结构的微小变化以及生理结构的进化带来的行动优势等等方面做出合理的解释，或者，还有像第二个过渡阶段里的欢笑那样，也可以成为奇妙的个体黏合方式，从而成为我们的理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两个过渡阶段中，大脑容量和体量上的增加并不像我们原先以为的那么多。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些改变，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并非微不足道。每一个变化，都不仅仅是将原有的猿类特性进一步放大而已。正是这些变化的积累，使得我们顺利地让早期古人走上进化之路，而不必过早地引入用火和烹饪。这意味着我们给自己留了余地，在脑容量进一步增大的关键时点，我们还有备用的烹饪手段作为杀手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从早期古人进入古人的第三次过渡时期，大脑容量将有一个跳跃性的增加，而我们的故事也因此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注释：

[1] 事实上，亚洲的直立人从来没有制作过手斧。大量的手斧在莫韦士线（以最先发现该线的考古学家Hallam Movius命名）的西面和南面出现，也就是从斯堪的纳维亚一直到孟加拉湾。这条线的东部只发现了粗糙的斧头，或许是因为这里没有合适的石材。很有可能的是，亚洲的直立人用竹子或其他硬木做成了更复杂的工具，只是没有保存下来。

[2] 岛屿上的物种通常会变得矮小，尤其是生活在没有自然天敌的环境中。

[3] 对进食时间的要求是经过人科和南方古猿的代谢体重比率调整的，代谢体重（是体重的0.75次方，即M0.75）是身体组织的相对能量消耗，代谢体重也经过大脑和躯体的不同能量消耗调整过，我在这里用的是两性的平均体重。

[4] 针对高能耗组织，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在南美洲的猴子（参见Allen和Kay的论述，2012）和整个哺乳动物（参见Navarette等人的论述，2011）中并没有大脑容量和肠子长短之间的平衡，所以这个假设是错误的。这是个比较奇怪的结论，因为高能耗组织假设是特别用来解释人类进化中的问题的，即人类是如何跨过这个关键的能量约束的。这只是一个最高限度，所以这个约束只有在大脑容量超过猿类时才会体现出来，这个假设即使在鸟类或大脑容量较小的南美猴子中不成立，也无碍于我们的结论。尽管如此，一个对古比鱼的巧妙实验显示，当通过人工繁殖加大它的脑容量时（此时它的认知能力有了提高，只是在雌性中有如此表现），这种鱼会通过缩短肠子尺寸和减少产子数量来平衡（这就是所谓的繁殖平衡，参见Kotrschal等人的论述，2013版）。第二种意见更加严肃，Isler和van Schaik（2012）提出，因为生存经历的过程为了大容量大脑必须减速，繁殖的速度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到以至于物种数量不足以延续下去，形成了比猿类脑容量略大的一个灰色上限，一旦超过这个上限，猿类的繁殖率将不足以补充自然死亡率。他们提出人科物种能越过这个上限是因为他们开始集体繁殖，这样可以大大缩短生育的时间间隔（在旁人的帮助下，母亲可以在哺乳第一个孩子开始怀上第二个孩子，这样可以使繁殖率超过死亡率）。但是，他们引证的数据并没有显示出生率会低于维持的水平，脑容量和繁殖率的关系不像他们所述是线性的，而是渐近的（接近但并不会低于死亡率）。即使我们用回归线来预测人类自然生育间隔而不是用现在人类的生育间隔，人类依然是在这个界限之上。他们的错误是混淆了双对数图表的线性关系（即一个指数［渐近］关系）和原始数据的线性关系。

[5] 过去，古人类学家经常会宣称，南猿失去和猿一样的大型犬齿，以及早期古人失去大型臼齿，都是因为它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这些物种能通过使用工具，来完成这些牙齿原来的咀嚼进食功能。但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物种特性并不会仅仅因为不再被需要而消失；它们只会在被选择消失时或是和另一个选择需要的特性相抵触时才会消失。和很多人的认识相反，大型犬齿并没有在灵长类的进食中起到作用（这一点和肉食动物不同），它们只是雄性互相争斗的武器。大型犬齿的消失，显然意味着雄性之间的争斗减少了，可能是为了让多个雄性能在觅食群体中共存；另一个解释是，大型犬齿妨碍了咀嚼时下巴的自如活动，这可能对南猿的觅食造成不利。早期古人臼齿牙排的缩小，可能是为了缩小下巴，以增强对发声区的控制能力，便于进行语音上的交流（比如大笑），但也可能是因为食物的变化。如果食物的变化的确是其中的驱动因素，那我们必须有依据地分别罗列大臼齿的优势和劣势，而不能只是简单地因为不需要而让它消失。问题是，从食物处理的角度来看，大臼齿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或劣势。

[6] 也被称作图尔卡纳（Turkana）男孩，因为化石是在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边发现的，化石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登录号为WT 15000。

[7] 55%的食物按标准比例提供营养，剩下的45%能提供1.5倍的营养，营养提高的总量为：55%+（45%x1.5）=122.5%。

[8] 据称，中国北部著名的周口店发现了烧焦的残留物，这意味着这里曾经有过火塘，七十五万年到二十万年前，那里居住着直立人。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些残留物其实只是变色的土壤。

[9] 和狮尾狒狒同期出现的天敌主要是金钱豹和鬣狗（曾经也有狮子），虽然现在的埃塞俄比亚高地上已经看不大到金钱豹了，但鬣狗还是很常见的（埃塞俄比亚的鬣狗异常大而且凶猛）。

第六章

第三次过渡：古人

虽然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全球气候从来就没有稳定过。但是，过去的一百万年间，尤其变幻莫测，前所未有。从格陵兰岛冰层核心部分氧同位素以及非洲大西洋深海原生生物壳内尘土和氧同位素比例这两项指标来看，冷热气候的此消彼长伴随着极地周围区域巨型冰层的生长和消退。[1] 在最寒冷的世纪，冰层曾经覆盖全球陆地三分之一的面积。

冰河效应对气温震荡变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跟现在相比，热带地区的平均气温最多曾经降低了3摄氏度，欧洲的平均气温曾经最多降低了16摄氏度。地表的大部分水都结成了冰，海平面比现在要低150米，因而水下部分的大陆架都浮出了海面，像英国这种向外延伸的岛屿结果也和相邻的大陆连在了一起。在降温最厉害的时期，多达五千万立方公里的水都结成了冰，使得降水量大大减少，结果是冰川期的气候比现在要干燥得多。森林变成了草地，草地又变成了沙漠。在冰川时期，因为陆地被严重侵蚀，狂风刮起松散的沙尘，洒落到临近的大海里，深海中心的尘土量急剧增加。

在过去的七十五万年里，地球上经历了八个冰川周期。每一个为时大约十万年的周期中，都有着一个伴随着气温的逐级下降，而冰层不断累积增厚的过程。这个过程会被骤然上升的气温阻断，预示着一个最短大约只有一万年左右的间冰期的到来。实际上，冰川周期的特征并非持续不断的严寒，在这些周期之内，也会夹杂着寒冷和温暖的小周期，气温处于反复升降的动荡之中。

离我们最近的上一个完整周期（这个周期包括了上一个间冰期、上一个冰川期和当前这个温暖的间冰期）是从十二万七千年前开始的。大约十一万五千年前，上一个间冰期结束，气温开始逐步下降。在欧洲，森林退行，变成了林地。然后，从大约七万年前，气温开始急剧下降，于是，上一个冰川期报复性地席卷而至。欧洲大陆上最后一点森林也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开阔裸露的冻土地带，冻土上的典型植被是在冰层到来之前就有的生草丛（tussock grasses）和莎草（sedges）。随着冻土地带的延伸，以前生存在更北面的驯鹿、高鼻羚羊、长毛犀牛、野牛、麝牛和猛犸象都随之迁徙而来。而一起南迁的天敌，包括了巨大的穴熊、穴狮和穴鬣狗，它们的体型，都比现在的熊、狮和鬣狗庞大得多。

到了距今四万年前，整个欧洲和西亚完全进入了冰川期。这个冰川期在大约一万八千年前达到极限，欧洲北部和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埋在了厚厚的冰层之下。然后，在大约一万四千年前，气候开始再一次逐渐变暖，直到大约一万年前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 Event ）[2]结束时，气温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上升了令人咋舌的7摄氏度，突然就结束了冰川期。大幅升降的气温带来的生态变化，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匠人和直立人有着漫长的进化枝（clade），从一百八十万年前到五十万年前的一百多万年中，在解剖学和物质文化上变化都很小。[3]这就说明了当环境因素没有施加任何选择性适应压力时，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然后，在大约六十万年前，一个新的物种突然就出现在非洲。古人（通常被定义为海德堡人）来了。[4]

很显然，海德堡人在很久以前就占据了欧洲和西亚，根据博克斯格拉夫（Boxgrove）遗址的考古发现，这个时间可以上溯到大约五十万年前。而且，在此之后的二十万年间，它们一直在那里生存（图6.1），不过，在大约三十万年前，欧洲的海德堡人开始进化成早期的尼安德特人。而往东去，它们似乎进化成了另一个古人物种丹尼索瓦人。到目前为止，关于丹尼索瓦人，只有几根在一个距今大约四万年前的洞穴中发现的骨头，那个洞穴隐藏在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泰山脉之中。但是，它的DNA和尼安德特人以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都非常不同，这表明了这些物种的最近共同祖先（LCA）可追溯到大约八十万年前。最大的可能性是，它们是海德堡人进入欧亚大陆，向东延伸的一个早期分支。

古人体型强壮结实，在这一点上和早期古人很相似，这种特征，在欧亚大陆的尼安德特人身上也得到了继承。不过，尼安德特人在这一段时期里也展示了非常明显的进化痕迹，它们的颅腔容量在不断增加，它们的身体为了适应欧亚大陆南部更寒冷的气候而变得更加强壮。它们身躯粗壮结实，四肢短小，这些特征和现在的爱斯基摩人很像，这两个群体都是因为要减少身体热量的消耗，而各自形成了这些身体上相应的特征。有些专家认为，这一时期的尼安德特人在工具设计的复杂度和美学价值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5] 不过，这个观点常常遭到质疑。

大脑容量的大幅增长，从匠人的760毫升和直立人的930毫升，到海德堡人的1,170毫升（比匠人多了55%）和尼安德特人的1,320毫升平均值，再到我们这个物种（也就是AMH，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化石成员的1,370毫升，这一切，发生在大约三十万年不到的时间里，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令人眼花缭乱（图1.3）。这一现象表明，整个这一段时期，对大脑容量都有很大的选择性适应压力，这种压力，在我们考古发现的工具类型以及其他物质文化类型上都留下了烙印。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依循惯例，将海德堡人及同期伙伴之后的物种称为人类，它们确实和早期古人不属于同类。

第一个家庭

在靠近西班牙北部的布尔戈斯，有一座阿塔普尔卡山，山中有一系列被称为胡瑟裂谷（Sima de los Huesos）的骨穴，在骨穴里挖掘的化石，是人类进化史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这个洞穴最早被发现是在20世纪初，在修建一条通过这座山脉的铁路时被发现，并做了首次初步勘探。接着，经过重新发掘，发现在一段长得不可思议的时期里，这个洞穴中居住过不同的人科物种，这个发现使得这个洞穴的重要性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获得了高度的肯定。1983年，发掘者在一个高达13米的烟囱底部发现一间屋顶低垂的穴室，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骨穴。这个骨穴里的化石，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发现，总共有一千多根人科骨头化石，分属于至少32个个体。这些化石包括了身体各部位的骨骼，这32个个体也覆盖了不同的年龄段和性别。这个遗址被鉴定为距今三十五万年之前，至于他们究竟属于海德堡人还是早期尼安德特人（这是更新的观点）尚无定论。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批可代表所有古人的独一无二的家族类化石。

图6.1

主要古人遗址分布图

▲ 古人（海德堡人、古尼安德特人、古现代人、丹尼索瓦人）

● 尼安德特人

参见Klein（2000），Bailey和Geary（2009）和大阪城市大学（2011）

和其他古人一样，这些洞穴人也呈现出现代人和原始人的混合特征。他们眉骨突出，额头很低，没有明显的下颌。然而，他们的大脑容量达到了可观的1,125到1,390毫升，以现代人类的标准，处于下限，但是，已经明显大于任何匠人或直立人样本。他们身躯粗壮，骨骼强劲，例如，他们的腿骨皮层极厚，几乎等同于骨质的厚度（现代人类的骨质皮层厚度只有薄薄的几毫米），这表明他们在生活中需要负重或者承受别的压力。他们的身高和现代人类差不多，雄性约1.75米，雌性约1.70米，有些甚至高达1.80米。对照他们眉骨粗大、额头倾斜、没有下巴的特征，再加上第三颗臼齿后方标志性的空隙，可见这些阿塔普尔卡人很像后来的尼安德特人。

如果这些化石代表了当时人口的随机样本，那么，成年之前的死亡率显然是很高的，在样本中，半数死于18岁前。这些样本的门牙磨损特别严重，加上下颚和头骨关节处的关节炎（几乎所有样本都有），可以推断出它们的门牙经常被用来啃咬食物或者非食物（比如兽皮或者工具）。牙齿的生长线显示出很多个体在一生中经历了生理上的压力期（可能是伴随着病痛，或者是食物短缺），很多个体的压力期很可能从四岁断奶时就开始了。除此之外，他们的牙齿状况好得出奇，几乎没有龋齿，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经常使用牙签，臼齿外沿釉质上有垂直的槽纹，看上去是类似于用作牙签的尖细物品造成的。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他们的得病率很高。5号阿塔普尔卡人头骨显示头骨主人死于败血病（看上去病症先是从牙齿开始，然后向上扩散感染到眼眶，病人一定承受了剧痛）。另一个样本提供了最早的耳聋证据（因为他的耳道被发炎后增生的骨质堵住了）。这些样本都没有骨折的痕迹，但是，数只头骨上留下了被撞击的痕迹，这可能是因为摔倒，也可能是被坚硬物体砸到过。5号阿塔普尔卡人的头骨上就共有十三处这样被撞击的痕迹，这说明他要么非常不小心，经常摔倒，要么经常跟别人打架。

至于这些阿塔普尔卡化石为何最终会聚集在这个骨穴中，仍然是个未曾解开的谜。骨头之所以会堆积在冲击洞里，通常会有两个理由，一是捕食者把猎物的骨架拖回洞穴内，二是动物死后留在地面上的骨头被暗流冲到了一处。但是，这两个理由在这里似乎都说不通，至少有几具骨架还非常完整，不大像被捕猎者啃食过，也不像被长时间的水流冲过来的，而且，没有一块骨头上留有被咬过的痕迹。那么，这些尸体很有可能是被故意扔在这里的，这样做有可能是为了防止招致别的动物，也有可能是为了防止腐烂后的尸体污染了处于洞口位置的生活区域。或者，这个穴室被看作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这是原始萨满教的共识，我们在第八章中会讲到），所以这代表了一种埋葬方式。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处置方式看起来相当随意，尸体杂乱无章地横陈在地上，好像是从烟囱的通道里被扔进来的。

洞穴人的生活

在第五章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海德堡人的进食时间必须占到一天里的64%（图5.2），这个百分比，比匠人因高能耗组织调整后的56%略为高了一点（图5.4）。当然，海德堡人更大容量的大脑，表示他们的群体规模也有了显著的增长。所以，除了进食时间之外，他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社交时间来维持更大的群体。用我们的公式，可测算出海德堡人群体的平均规模是125，比匠人的74.5要大出非常可观的68%（图3.3）。而需要花费在梳理上的时间是30.5%，比匠人几乎高出12%（图5.3a）。那么，在调整了高能耗组织的影响后，他们总的时间分配需求是134.5%，几乎比匠人高出10%（图5.3b）。当然，这段时期气候的持续变冷会缩短他们的休息时间，但是，最多也就减少一两个百分点，他们还是面临着化解重大超标的难题。

然而，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物种的平均值时，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大约三十万年前，海德堡人的大脑容量有过一次快速的急剧增加（图6.2）。虽然，在样本数量比较少的时候，很难确定。但是，关于图6.2，比较容易被接受的解释是，起点是匠人的脑容量增加，从那时之后到五十万年前，脑容量开始减少，然后，又在大约三十万年前开始了一段急速的增加。请注意，早期的热带样本数据点（空心标记）普遍高于欧洲样本数据点（实心标记），这暗示了高纬度地区的生活给这些北方人口带来很大的压力，为了平衡时间和能量的分配，只好做出牺牲，迫使脑容量缩小（在直立人中也看到类似体型的缩小）。但是，在三十万年这个分水岭之后，脑容量有了急剧的增加，同时，高纬度和低纬度人群之间的差别也开始消失，看来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个时期（大约四十万年前，见第五章），正好是用火技术得到掌握的关键点，这两者肯定不是偶然的巧合。或许，在这段时期，对用火技术的掌握，烹煮肉食的能力，终于让古人冲破了之前一直困扰着他们的大脑容量的瓶颈。

不管是什么因素激发了后期的大脑容量的增加，这对我们预测社交群体规模和总体时间分配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我们按照时期和纬度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么，三十万年前，低纬度人口的平均总体时间分配是142.2%，高纬度人口是139.4%。而在三十万年时间分水岭之后的对应数值分别是146.7%和142.4%。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匠人和直立人时间分配缺口的答案，那么，我们只需要再解决海德堡人和后匠人/直立人的129.5%之间的缺口即可。这也就意味着，早期海德堡人只差了11个百分点的缺口，后期低纬度海德堡人尚缺13个百分点的缺口，后期高纬度海德堡人尚缺12.5个百分点的缺口。

图6.2

● 高纬度地区（欧洲）

○ 低纬度地区（非洲）

按时间排列的海德堡人个体样本颅腔容量。

数据显示，在三十万年前的脑容量是逐渐减少的，这是因为气温降低加上纬度的影响。之后，这些限制因素随着用火烹煮、气候变暖、尤其是活动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影响。来源：De Miguel和Heneberg（2001）。

这个明显的答案当然就是烹饪，完全煮熟的肉类加根茎类饮食结构能提升50%的营养摄取量，单凭这一项就能把后期海德堡人的进食时间减少14.7%（图6.3）。[6] 这就能轻易地弥补了低纬度人口的差距，至于高纬度人口，还能有5%的盈余。因为有了盈余，他们可以有一个烹饪的过渡期，不必从一开始就煮熟所有的食物。最初可能是偶尔的烹煮（像直立人一样），后来到了早期海德堡人那里是经常性地烹煮，再到后期海德堡人就煮得更多。如果能腾出点盈余的时间，让早期海德堡人可以花些时间来学习操练用火烹煮，那么整个假设就更加令人信服了。早期海德堡人所拥有的这点时间分配上的盈余，对于三十万年前开始的脑容量的再度增加来说意义重大。图6.3中的三角形，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高度依赖肉食的饮食结构，加上能让高耗能组织受益的烹饪方式，会对整体的时间分配产生怎样的影响力度。

图6.3

大量肉食对主要人亚科物种总时间分配的影响。如图5.6，图中（●）所示是总时间分配基础线，（○）是因高能耗组织效应所产生的递减，（□）是欢笑，（△）是大量烹煮肉食的影响。

烹饪还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好处。在近期一项有关老鼠进食行为控制机制的研究中发现，进食的过程能够激活内啡肽系统，也许这就是我们在饱餐一顿之后，感到满足和放松的原因吧。如果说聚在一起，比如在一个特别的节日里，吃一顿大餐，能够激活内啡肽。那么，烹饪自然而然地会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一起做准备工作，然后一起用餐，欢声笑语中，相互间的关系就更加紧密融洽。一起吃过饭的伙伴，会尤其感到亲切友好，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社交性的进餐那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一起吃饭是了解陌生人的最好机会，尤其是那些我们并不熟但是希望能加深了解的人。社交性的聚餐让人乐此不疲，它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很重要，但是，没有人好好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社会人类学家会关注菜单的社交意义，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会对狂欢聚餐的证据很感兴趣（见第九章），但是，好像从来没有人会发问，我们为什么要费老大的劲来做这事，我们觉得人类天生就该这么做的。其实，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社交联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举两得的聚餐或许能让古人再减少一些在时间分配上的压力，从而在大脑容量的增加上再添加一些盈余。

所以，这样看起来，烹饪的发明，很可能成为海德堡人关键性的创新，为他们所面临的时间分配难题提供了完美的答案。另外，因为烹饪这件事本身就需要来自于很多人的参与，所以无意中增加了群体间的情感联络和合作互助，与此同时，社交时间自然而然地就增加了。虽然这种观点还不足以解释海德堡人的群体急速膨胀的现象，但是，一起做饭进餐的确为大型的群体提供了额外的社交时间。海德堡人群体增长的原因可能还需要别的解释，但欢笑大概不能作为解释。因为我们曾经分析过，欢笑同时最多只能影响到三个人，而且，欢笑的优势在匠人/直立人时期的最后阶段已经将情感联络的作用发挥到极限了，所以，不可能再从笑声中寻找答案。我还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再回头来讨论这个关键点，但是，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另一种古人尼安德特人是如何应对时间分配问题的。

神秘的尼安德特人

在人类进化故事中，没有哪个物种像尼安德特人那样受到世人的关注，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在普通人的眼里，尼安德特人是我们的远古时期的象征，他们是步履蹒跚而头脑迟钝的穴居人，他们是应该被聪明睿智的现代人类取代的进化失败者。事实上，尼安德特人绝不是演化历程中的一潭死水，而且，他们一点也不愚钝。在比现代人类存在的历史更长的二十五万年间，他们称雄欧洲大陆，疆域广阔，西自大西洋，东到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北到英伦南部，南到黎凡特，都是他们的地盘。他们能应对冰河纪的气候，他们是史上最彪悍的大型动物狩猎者。

尼安德特人的生活方式当然和现代人有很大的不同。通过对他们的骨胶原蛋白中氮和碳同位素的测定，[7] 发现他们的氮同位素的水平明显高于同区域的食草动物，但是接近于现代肉食动物（比如寒带的狐狸和狼）骨头中的氮同位素级别。他们的碳同位素含量显示，他们主要是靠捕杀陆地哺乳动物为生，而不是以水域里的鱼或水鸟为主食（图6.4）。从黎凡特遗址出土的文物显示，尼安德特人善于使用有分量的执矛，执矛的顶端安装了三角形的勒瓦娄瓦石制矛头。[8] 这些证据说明他们很可能采用埋伏式狩猎法，猎者近距离地用执矛刺杀猎物。和后来现代人类用的长矛不同，他们的执矛不是像标枪那样用来投掷远距离的动物的，而是用来刺扎近距离的猎物。他们的手臂比现代人略短，投掷标枪式长矛时，发力不如现代人，距离也不如现代人，因此狩猎效果不佳。但是，尼安德特人硕壮的躯干和强劲的上身给了他们特有的优势，使他们特别擅长于近距离狩猎。

尼安德特人能够在不同的地点猎杀不同的猎物，这说明他们会根据环境的不同，相应地调整狩猎策略。在克罗地亚克拉皮纳的尼安德特石洞（时间上距今约十三万年，最后一个间冰期开始的时候）遗址里，发现的大部分骨头，都是属于幼年的犀牛和其他动物，而且很可能把整只动物都搬进了洞里。但是，在另一个离现在更近的生活层，距今大约十二万年前，发现了大量头骨和角的化石，躯干骨骼不多，而且多数属于老年动物。而在有些地方，尼安德特人专门猎杀成年动物，在最北面的一个遗址中，也就是位于德国的萨尔茨吉特莱本施泰特的遗址，发现的化石，除了成年驯鹿，几乎没有别的动物。再往后，到大约四万年前的最后一个冰川期，尼安德特人几乎都在猎取中型的食草动物，比如马鹿和黇鹿。在西班牙的波罗莫遗址，留下了经常烹煮兔子的痕迹。所有这些迹象，表明了他们是多面手猎者，适应力很强，能根据居住地周边的动物情况，随机改变狩猎策略。

图6.4

碳（13C）和氮（15N）同位素在以下动物骨骼中的含量：（●）尼安德特人，（○）食肉动物（北极狐和狼），（■）食草动物（野牛和鹿），（□）在克罗地亚凡迪亚洞穴中的穴熊（距今约两万八千五百年前）。

根据Richards等人的图表重绘（2000）。

从一些遗址里发现的化石来看，这些地方的尼安德特人偏向于猎杀年老的动物，这说明他们主要食用自然死亡或者被别的肉食动物杀死的动物（年老或行动不便的动物更可能成为目标）。但是，这些骨头上并没有留下其他肉食动物的牙齿印记，所以，更有可能的还是他们自己猎杀的。很多大型动物，比如猛犸象，没有几个猎者的协同作战，是很难制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尼安德特人会形成一个包围圈，近距离合作，一起刺死这只不走运的猎物。显然，这样狩猎方式十分危险，我们前面提到过，一些尼安德特人的骨头上有很多受到撞击的痕迹，传统的解释是，这是因为头骨的主人在用执矛围攻猎物时，大型困兽暴跳如雷，伤到了狩猎者。

尼安德特人所采用的埋伏式狩猎法，证明了他们的合作程度。我们可以断言，他们具有完全现代的认知和预测能力，因为这样的狩猎方式需要相互间密切的配合。而这一切又证明了他们和我们一样，忠实于社会规范准则，个体无私地服从于群体，这些都是现代人类行为的核心。在伊朗的沙尼达尔（Shanidar）和法国拉夏贝尔（La Chapelle）遗址都发现了老年人的骨头化石，这些老人都已经严重残疾，丧失了狩猎的能力。这些间接的证据，证明了尼安德特人会照顾他们群体中的老弱病残者，而不是将他们遗弃了事。

毫无疑问，在所有古代及现代智人中脑袋最大的尼安德特人不可能智力低下。可是，他们低矮的额头和后脑勺的凸起（这个特征性的凸起被称为尼安德特“鼓包”）总是让人觉得哪里不对。通过对大脑在头骨内留下的浅纹做出的分析，我们发现，他们的大脑结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当然，他们也有和我们一样的不对称的脑回（这些不对称的大脑表面沟回，通常被认为是具有语言能力），但是，他们的脑壳不像我们这样呈球状，而是更长一些，颞叶和嗅球较小，额叶也较小。是什么造成这些不同呢？这些不同又对他们的社交和认知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呢？

一切都在眼里

脑容量不代表一切，根据社会大脑关系理论，我们知道其实是大脑的某些特定部分（主要是新皮层，尤其是额叶部分）才是决定该物种社交世界大小的关键。另外，大脑是由几个不同部分组成的，分工不同，各自有特殊的任务。比如，视觉处理就是后脑枕叶的专职工作，虽然视觉输入是逐步地经过一系列的大脑区域，最终，不断积累的细节性的分析信息才被传到额叶部分（这里才是我们最终把视觉图像和它的含义联系起来的地方），尽管如此，大部分的后脑区域除了处理从视网膜传来的影像信息流之外，就没有多少其他的功能了。

这种认识或许提供了一些探索尼安德特人大脑的线索，我们会不由地联想到他们凸出的后脑勺，或许，那个别具一格的鼓包意味着他们的视觉系统发育得异常完美。但是，如果真的如此的话，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的确，事实上，他们的视力比我们好很多，但是其中的原因却有点“偏左”，容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说。

尼安德特人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生活在热带的前辈们可没遇到过。在尼安德特人居住的地方，冬天的日子比较短，光线也比较弱，即使是在夏天，光线也比较弱。在热带，一年四季白天的长短都差不多，除了偶尔的阴天之外，绝大多数日子都是阳光灿烂，红日高照。但是，离开热带，无论是往南或者往北，白天的长度都会随着季节的交替而变化（这要归功于地球相对太阳的那个倾斜度，使得冬日短夏日长），而且日照也逐渐变弱（这是因为光线要穿过更多的大气层，强度变弱，这当然也是为什么高纬度地区更加冷的原因）。对于尼安德特人来说，冬天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季节，不仅仅是因为寒冷，也因为他们只能在变得很短的白天里抓紧时间觅食（可以想象的是，其他社交活动的时间也缩短了）。在北纬三十度的地区（比如地中海的北岸地区）十二月中旬的白天是十个小时，可是在北纬四十五度的地区（即使在间冰期，这也是尼安德特人能够抵达的最北面了），白天的时间只剩下了八小时。在高纬度地区，他们一天要损失的时间多达四小时（这可是一天里的三分之一啊），但是，他们依然需要按照时间分配原则在每项活动上花一定的时间，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野山羊这种至少在欧洲北部属于完全昼行的动物[9]就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根据我们的野山羊时间分配模型以及生物地理学的理论，越是往北，它们在欧洲北部高纬度区域的生存能力越是受到白昼长度缩短的影响。

此外，尼安德特人还会面临另一个和光照有关的问题，在高纬度地区，光线质量会大幅度减弱，这就意味着对远距离的物体，他们也可能看不太清楚。对于狩猎者来说，这个问题就很严重，比如说在试图猎杀小犀牛时，要是没看到犀牛妈妈正躲在附近林子的暗处，那就惨了。在光线暗的环境中生活所遇到的困难，比大多数研究者们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

进化对低亮度的反应就是扩展视觉处理系统，传统的观星望远镜也是这个原理，当夜空中光线不足时，一个更大的镜面能聚集更多目标处的光线。同样道理，一个更大的视网膜能收集更多的光线，以补偿光线的不足。而视网膜更大，也必定意味着会有更大的眼球提供依附体，所以，夜行性灵长类的眼球比昼行性灵长类的眼球要大得多，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当然，如果后面没有一个足够大的计算机来综合处理接收到的信息，那么，光是有一个超大的光线接收机制（也就是眼睛），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视觉系统是一个层次性很强的架构，从视网膜到视神经，到视神经交叉，到外侧膝状体核，到枕叶最后面的初级视觉皮层（v1），再通过层层的视觉系统（v2到v5），最终到达额叶和顶叶。层次和层次之间，紧密相连，协调合作。

我们掌握的确切的证据是，尼安德特人的眼眶比生活在同区域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大20%。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适应高纬度区的低光线，从而进化出了特别强大的视觉系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会不会因为他们的大脑中用于视觉的部分超过了应有的比例，所以造成了大脑前部社会认知部分的能力相对较弱呢？

答案显示是肯定的，但是，这个结论却不是唾手可得的，需要把几块不同的拼图巧妙地衔接在一起才能推断得出来。出乎意料的是，其中的一块拼图，显示出我们现代人类也有同样的情况。我当时的一个学生，埃莉·皮尔斯（Ellie Pearce），曾经测量了博物馆馆藏的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史上现代人类的头骨样本。她发现，在所有这些人种中，眼眶的大小和颅腔的大小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且，两者都和纬度有关。生活在高纬度区域的人群，颅腔和眼眶都要大于生活在赤道附近的人群。在后续的研究中，她继而发现，利用不同区域人群的大脑影像扫描图，可以看到枕叶中的视觉区域也有这样的差别。但是，在不同纬度的地区出生并长大的人群，在自然光下（相对于室内的人造灯光）的视觉敏锐度（也就是看清小字的能力）却是相同的。这样看来，生活在不同维度的人群，视觉敏锐度其实是一样的，但是，生活在越是靠近两极地区的人群，越是需要更大的视觉系统来达到这种敏锐度。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人类，也会因为高纬度区光线较弱的原因，调整大脑视觉区的大小，从而保证差不多相同的视觉敏锐度。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而牺牲大脑前部，也就是主管智力和社交能力的那一部分。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眼眶大小和视觉系统大小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能让我们估算出化石样本中分管视觉部分的大脑体积，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部分从大脑总容量中减去，从而更准确地估算出对群体规模起到决定性意义的那部分大脑的大小。在第三章中我们讲到，灵长类的数据告诉我们，事实上，额叶是群体大小的最佳指标。但是，我们无法根据化石头骨推测额叶的大小，不过，如果我们能够除去视觉系统，那么，我们至少能够除去很大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和群体规模并没有什么关联，这样一来，我们预测的准确性，就会有一个可观的提升。

如果我们将归纳出的眼眶大小和视觉系统大小之间的关系，用在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其他古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化石上，先算出它们主要的视觉皮层区域的大小，然后把这个区域从整个大脑容量中减去，于是我们就能得到有关这些物种社会大脑的更精确的估算。将重新估算出的这几个物种的大脑容量，代入猿类社会大脑的公式中，就得到了图6.5。结果发现，尼安德特人的群体规模比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AMH）的群体规模要小得多（也比没有考虑视觉系统的因素时要小得多）。事实上，正如图中所显示的那样，尼安德特人的群体大小和海德堡人是一样的（大约为110人，是AMH的三分之二）。[10]也就是说，当尼安德特人的视觉系统逐渐适应了高纬度的环境时，他们的额叶却并没有增大。起先，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群体大小和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的前辈）的群体大小是一样的，但是，在他们进化的早期，还生活在热带非洲，尚未经历高纬度区域光照不足的问题之前，他们就已经经历了群体规模的逐渐增长（以及相应的大脑进化）。

图6.5

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人亚科的群体规模中间值（50%和95%范围）。通过把个体的颅腔容量值代入图3.1中猿的回归公式得出。古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样本经过纬度对视觉系统影响的调整（根据Pearce等人的论述，2013），请注意，直立人的颅腔容量值未经纬度的调整。

尼安德特人和AMH在群体规模上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也对尼安德特人的社交时间分配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为进食时间和整个大脑以及体量有关，所以，进食的时间分配并没受到影响。但是，他们和现代人类在群体规模上有着40个人的差异，这意味着他们能省下11%的社交时间，这大大减少了对他们的压力。然而，他们每天仍然需要将67.5%的时间花在进食上（图5.2），但他们的时间缺口从39%（经过高能耗组织效应调整之后）降低到28%，和海德堡人的时间缺口持平（图5.3b）。这就意味着海德堡人用于解决这个时间分配问题的方法，同样也符合尼安德特人的要求。烹饪带来的额外的时间节省，虽然不多，但也足以让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得到一定的进化，至少进化到比他们的海德堡祖先略微大一些（也就是141毫升，或者是12%）。

会歌唱的尼安德特人？

关于会唱歌的尼安德特人，英国考古学家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曾经有过著名的长篇论述，肯定了尼安德特人（以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在声音和语言方面的进化，认为他们这方面的能力已经达到可以帮助他们渡过冰川期的程度。虽然尼安德特人（以及海德堡人）的群体规模比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规模要小一些，但是，也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凭靠梳理和笑声作为关系黏合剂，已经不足以有效地维持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了。这么说来，他们一定找到了别的策略，来弥补这个不足。

一种可能性就是音乐，唱歌作为笑声的一个自然延伸，这是很明显的。唱歌的过程中，涉及到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过程，和欢笑完全一样。这两者都需要控制呼吸，都对横膈膜和胸腔肌肉都有高要求，也因此都可能有效地刺激内啡肽的分泌。无词的哼唱和大笑和说话都有一些共同点，包括分段、重音、措词以及和音等等，因此唱歌就很自然地成为笑声和讲话之间的完美过渡。在第八章中，我还会回到音乐上，再做详细讨论。现在我只想重点提几个和音乐相关的身体行为：哼唱（没有歌词）、舞蹈以及表演有节奏感的音乐（比如打鼓、鼓掌、演奏几种不同的简单乐器）。

在灵长类物种中，我们或许能找到一个这方面的先兆。狮尾狒狒生活在规模适中的生育群体中（这种群体的通常组合形式是，一个有生育能力的雄性狒狒，有时候也可能还会有一个雄性跟班，三到六个生育期的雌性，以及它们的后代）。这些群体会结合在一起，组成规模更大的小队，平均个数在100到120（这样的规模，比起任何其他灵长类物种，都要大很多）。这么多来自不同生育群体的狒狒生活在一个大群体里，这肯定对生育小群里中的狒狒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它们会花很多时间在相互梳理之上（比任何有记录的已知灵长类都要多）。但是，就梳理时间关系（见图2.1）而言，它们又并没有花费和这样的自然群体规模相匹配的梳理时间。根据我们的梳理时间等式，平均规模为110的群体，应该在相互梳理上花费36%的时间。可是，实际上它们平均只花费了17%的时间，这样看起来，它们应对时间瓶颈的困局的方式，似乎是形成了一种口头上的梳理。

狮尾狒狒是所有灵长类物种中声音最丰富多变的，它们的声音，比其他各种猴子（或猿类）都要更响亮，也更复杂。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打招呼的叫声尤其复杂，和别的狒狒以及猕猴相比尤其如此。它们不光是在梳理时会不断地发出这种呼唤声，更重要的是，在进食的时候也同样会这样。狮尾狒狒的呼唤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梳理中的伙伴之间的一呼一应，有点像人类的对话；另一种是生育群中的雄性一带头，所有的狒狒都会一起呼唤，开始大合唱。这种阵发性的呼唤，相互间的呼应拿捏得非常精准。当它们轮流呼叫时，当中间隔的停顿时间很短，短到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所以不大可能是在问答。这种呼应，更像是准备呼唤的狒狒，非常熟悉同伴的呼叫模式，能够准确地预测到同伴的短促停顿，因而在最恰当的时间无缝间入。这些呼唤声，似乎起到了远程梳理的作用，忙碌的白天，在行走和进食之际，即使不能在一起有身体上的物理接触，同伴间仍然可以有交流互动。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狮尾狒狒之间呼叫声，在现在看来肯定含有音乐的元素。正是这些富有歌唱特质的元素，使得它们在灵长类中别具一格。或许，也正是这种特质，使得狮尾狒狒能够生活在规模大到非同寻常的群体之中。制造这些不同的呼叫声，要求狮尾狒狒能够整体地控制声腔（包括了嘴唇、舌头和口腔等部位），运用这种控制能力的方式，在非人类的灵长类中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却和人类用于说话的技能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如此，这就为我们研究智人支线是如何学会合唱的提供了完美的模型。

如果说，音乐是梳理和笑声的延伸，那么，它肯定也同样具有激活内啡肽的能力。像测试笑声一样（见第五章），我们就不同的音乐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我们用痛阈的变化来测量内啡肽的分泌，把一个进行着音乐活动（一项带有歌唱、围圈敲鼓和舞蹈的宗教活动）的小组和另一个没有音乐活动的控制小组做比较。结果显示，任何形式的音乐活动都会促进内啡肽的飙升，但是，更为静态的活动，或者被动地听音乐，则不会激发内啡肽的分泌。所以，这样看来，音乐好像也能被用做一种药理学机制，维持着社交上的亲密关系。

同样是维持社交亲密关系的机制，相比欢笑声，音乐制作有两大优势。一是它能覆盖更多的个体，因而能够快速地扩大梳理圈。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音乐表演有效性的上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上限一定比欢笑所能影响的三个要多得多。而只要有效影响范围大于三，那么它就有可能将更大的群体黏合在一起。第二个优势是，音乐制作（无论是唱歌、演奏乐器还是舞蹈）是个需要非常同步的行为，这种同步当然主要是依靠节奏，节奏能让所有人步调一致。

同步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的存在，能够让身体在运动中产生的内啡肽再增加一倍。我们用一次相当优雅的实验验证了这个结论，这项实验由罗宾·艾斯蒙—福瑞（Robin Ejsmond-Frey，牛津大学划船俱乐部前主席，三度蓝船队员）和埃玛·科恩（Emma Cohen）与牛津大学划船队合作完成。到了这个级别的划船比赛，已经超越了身体素质，所有队员都是一样的强壮，一样的技能娴熟。那么真正能够决定胜负的，是他们对划桨频率和时点掌控究竟能够保持多久的同步性，八个划船队员中，即使有一人的节拍稍有一点点不一致，船只立马就会丧失很大一部分划水前冲的动力。正因为这些原因，划桨比赛成为观察行为同步性的最理想的试验台。

在队员们的早间健身房划船机训练过程中，我们用痛阈来测试他们身体中内啡肽水平的变化。首先，我们只是测试他们在划船机上的练习，然后，在不同的日子，我们再次测试他们在虚拟船上的练习。当机器和虚拟船连上时，队友们必须同步划船，这种状态和他们在河面上划船完全一样。我们得到的结果非常惊人，在虚拟船上练习时，内啡肽的分泌（随痛阈指数的变化而变化）比队员独自在划船机上练习时要多出一倍，虽然在这两种状态下，力量的输出是完全一样的。总之，采取紧密的同步行动，似乎会激发内啡肽的大量分泌。

如果群体规模一旦达到75，这也是典型的匠人/直立人群体规模，音乐（最初或许只是类似欢笑的无词哼唱，后来才演变成我们所熟悉的音乐和舞蹈的表演形式）就能够起到隔空梳理的作用，同时涵盖更多层次的社交网络，那么，所需要的额外社交时间，和原来都进行一对一交流所需要的时间相比，就变得非常有限了。

我们只要看一下我们自己现在的社交网络，就能够理解这个问题。在现代人类的关系网中，我们在每个个体身上所花费的时间，随着对方所处的社交网络层次的外展，而急剧下降（见图3.5）。最外面150人圈中的那100人，我们每年大概只见两面。而最核心部分的5人，我们可能平均每隔一天就会见次面。在这5个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人身上，花费了我们40%的社交精力和情感投入，而对最外圈的人们，我们只投入不到20%的社交精力。但是，即使我们和外圈的人们见面时间很短，但是每年仍有近200次的个人之间的交流，加起来的时间还是很可观的，尤其是如果见这些人还需要我们再花费旅行和路上的时间，那么时间成本就更高了。无论是在狩猎—采集时代还是现在，最外圈中的大部分人，都住在距离我们一天旅程之外的地方，图3.5中的欧洲的个人社交网络样本显示，我们和这些人的平均距离是17.8个小时，也就是说，和他们见面，几乎要花去两天的旅行时间。

当然大多数的人们是以家庭为单位居住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次旅程，大概能一下子见到5个人。但是，即使每次旅行只花一天的时间，那么，每年还是需要花费38天的时间，才能每年两次见到这150人中的100位不是那么亲密的亲友。这还不算上内圈更亲密的那50人，这个圈中的有些人，几乎是需要每天见面的。如果音乐表演这种形式能够让你在一个一年举办一次的舞会中把这些人都见到了，那也就意味着只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就足够把他们都“梳理”个遍，这里省下的是十分惊人的。就算一年只有一次为时三天的狂欢节，有这三天在一起唱歌跳舞，那么一年也能省下35天的时间，而在最外圈的100人身上，可以说几乎就没花什么时间。以海德堡人的更大的群体规模，他们所需要的6%额外社交时间，其实就是一年之内的22个整天。如果能把这个所需天数减少到3天，那么，很明显可以看出，省下的时间是非常可观的。这样一来，他们的额外的社交时间需求就只比匠人高出1%，海德堡人的时间分配就绰绰有余了。

然而，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举办这种规模的年度狂欢节目，肯定需要语言。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古人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或者，退一步说，是否有足够的语言能力来安排这样的群体活动。我会把有关语言在何时开始进化的问题放到下一章去讨论，但是，现在就把这个疑问提出来，先做个记号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管怎样，音乐仍然很可能在古人时期就有了，虽然不一定在黏合比较大的群体时起到作用，但是作为小型群体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它是对欢笑的很好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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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面临的时间分配问题主要被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烹饪解决了，当然，音乐也帮了一些忙。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大约三十万年前是个关键的分水岭，这个时间和尼安德特人开始进入欧洲的时间相吻合，这个时期解决了脑容量增加的一个主要的瓶颈，我认为这和用火以及和开始烹饪的时间是吻合的。下面，就该轮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面临同样的问题了，我们的第四次过渡即将开始。

注释：

[1] 氧有两种同位素（16O和18O），一种稍重。因为稍重的同位素更有可能因为气候的变冷而随着降雪沉淀下来，因此，这两种同位素在冰层核心中（或浮游生物的骨骼）的比例，能够提供一个气温的指数（也就是18O指数）。

[2] 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三起仙女木事件都伴随着短暂然而剧烈的降温期，不同程度地受到因为大火山的爆发而形成的冬季核效应的影响（德国的拉荷西火山在这段时期里非常活跃），北美洲受到一颗巨大陨石的影响，或是受到北大西洋洋流运送带（把热带的温水带入北半球的洋流）的影响。

[3] 一条进化枝（clade）是一组有着共同祖先的物种。

[4] 这个脱离出来的群体之前还有几个物种，主要是非洲的罗德西亚人（Homo rhodesiensis）和西班牙的先驱人（Homo antecessor），但是，我们可以忽略这些分类学上的细节，集中地把海德堡人作为古人的典型。

[5] 后期的尼安德特人通常和查特隆尼文化(Châtelperronian)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以更高阶的工艺为标志，以它的发现地法国南部查特佩戎(Châtelperron)的菲斯溶洞遗址（Grotte des Fees）命名。这种工艺运用新的勒瓦娄瓦（Levallois）技术敲打石块以制作工具。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查特隆尼工具制作者中包含了尼安德特人。

[6] 和前面一样，经计算，最多有45%的食物是来自于根茎和肉类（根据现代狩猎—采集群体的数据），营养增量达到50%，这部分的进食时间会从45%减少到45/1.5=30%，所以一共节省了44-30=14%。

[7] 胶原蛋白中的氮和碳的同位素直接来自于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因为动物骨骼中化学元素的摄入方式，动物体内的氮含量总是会比食物中的高出一个固定的数量，据此我们能够推测出在它死之前的几年内吃了什么。根据它们栖息地是海洋、陆地还是淡水环境，碳同位素的含量可以让我们分辨出它们捕食的是什么物种。

[8] 勒瓦娄瓦技术（以法国勒瓦卢瓦—佩雷遗址命名，此处现为巴黎郊区）是一种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独特技术。它是石器制作的一种复杂方法，在打下石片之前，先修理出一个击打平面，然后从预制的石核击落石片。当平面被敲击时，石片从石核脱落，形成一个独特的凸面，而它的边缘在修理时被削尖。这个技术在控制石片的大小和形状方面更进了一步。制作完成的石片有时会安装在执矛或箭的顶端，又被称为勒瓦卢瓦石镞。

[9] 野山羊基本上属于热带动物，在高纬度区域内，会寻找山洞过夜以抵挡夜间的寒冷（参见Dunbar和Shi的论述， 2013）。

[10] Pearce等人（2013）给出的数值稍微偏大，因为在论文评审的要求下，他们重新计算了社会大脑和颅腔容量的关系，而不是和新皮质大小的关系。虽然这种计算方式也能推演出明显的相关性，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出错机会，因为它将大脑中无关的部分（脑干、中脑、小脑等）也计算在内，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斜率更加趋于平缓，减少了物种之间的区别。

第七章

第四次过渡：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

距今约二十万年前，非洲出现了一种身材更加纤细的古人类，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AMH，简称为现代人，或者智人）终于到来了。有断断续续的化石证据显示，这个新物种很快地取代了生活在非洲的古人。到距今十万年前的时候，非洲已经没有古人这个物种的踪迹了，至于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到现在还是没有定论。不过，在非洲之外的欧亚大陆上，古人仍然是唯一的人亚科物种，其代表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以及在远东地区残留的一些直立人。最晚到距今大约七万年前，这个新的古人类物种开始跨过连接非洲和欧亚的黎凡特大陆桥，一波接着一波地越过红海的北部和南部，往东面迁徙（图7.1）。现在的学者把发生在七万年前的这次大规模迁徙称为“走出非洲”之行。

经过黎凡特往北方迁徙的现代人，半路上肯定会遇到尼安德特人，事实上，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占据了黎凡特的尼安德特人，阻碍了现代人最早沿这条北线走出非洲。结果，最早的走出非洲很可能是先经过红海南端没有尼安德特人的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这些迁徙者们经由阿拉伯海岸线进入南亚。

图7.1

解剖学意义上现代人化石遗址的分布图。箭头所示是经霍尔木兹海峡走出非洲进入亚洲的早期途径，以及经黎凡特进入中亚、最终到达欧洲的晚期途径。

数据来源：Klein（2000），Bailey和Geary（2009）和大阪城市大学（2011）。

跟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一样，这个新的人亚科物种也从海德堡人进化而来，不过他们是从非洲的海德堡人而来。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他们很可能来自于非洲西南部（大约在南纬14度东经12度的地区），不是来自于非洲北部海德堡人，后者是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前辈（所以AMH和欧亚古人有着一致的最后共同基因祖先）。这个新物种的特征是骨骼明显更加细长，大脑容量也有显著的增加。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是个分成先后两个部分的过程，并不是同时发生的。骨骼的变细变长发生在大约二十万年前，而后才有了脑容量的增加，这一步最晚有可能到十万年前才发生。

人类大脑容量的增加，和我们所观察到的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容量增加是同步的，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也有可能是紧随其后。但是，如上一章所述，现代人脑容量的增加，主要表现在前脑和额叶部位的增加，而尼安德特人脑容量的增加主要是后脑部位的视觉系统和枕叶部位的增加。具体到实际效果，现代人的认知能力发生了显著的增加，而且，能够维系的群体规模也发生了显著的增加，现代人的群体有了36个百分点的跨越式增长。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现代人脑容量如此戏剧化的猛增，现在仍然是个谜。但是，有意思的是，距今约十万年前发生的这一次脑容量剧增，在时间上再一次和东部非洲裂谷大湖的巨变发生了巧合。这一次，和脑容量的增长相呼应的，是这些大湖开始变得干涸，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迫使早期的现代人沿着干旱地区向北进发，寻求更加适合于生存的栖息地。至于更大的大脑容量是否成为了改进觅食技能或者维持更大群体的必要条件，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

现代人的出现，造成了两个重大的影响，一是这个物种很快在地球可居住地上蔓延开来，到距今四万年前（这个时间距离第一次走出非洲仅仅三万年），现代人已经出现在澳洲。而最晚到一万六千年前，现代人的足迹已经遍布北起阿拉斯加南抵美洲大陆最南边的大片疆土。现代人占据美洲大陆的速度简直就是个奇迹，他们靠的就是一双脚，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开始豢养任何用作交通工具的动物。[1] 影响之二是，现代人进入欧洲大陆，发生在四万年前，从时间上看，和尼安德特人的消亡刚好吻合。在现代人从俄罗斯草原往东进发前（这条路径成了历史上后来者的必由之路），尼安德特人已经在欧洲和西亚生存了近二十万年。可是，在现代人出现后不到一万年的时间里，他们突然就彻底消失了。尼安德特人的消亡成了一个千古之谜，至今还引人无限遐想，而他们的消亡，其实上溯不到一千代人，说起来仿佛近在眼前。那么，他们是被非洲来的现代人杀死了？还是因为运气差，没能挺过最后一个冰河期的严酷？

我会在结束本章的时候再回到这个问题上，但是现在还是让我们先来仔细研究一下现代人这个新物种，看看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

基因中的历史

在过去二十年中，分子基因学为人类历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篇章，通过详细比较现在人口DNA的分子结构，我们可以重塑现代人迁徙的历史细节。或许，最让人吃惊的发现是，所有现代的欧洲人、亚洲人、太平洋岛人、澳洲土著和美洲土著互相之间的关联，都要比他们跟任何一种非洲人之间的关联要更加紧密。这就意味着所有这些人种，都同属于非洲某一小部分物种的后裔。正是这个发现，让我们第一次把注意力聚焦在了大约发生在七万年前的走出非洲之行。所有这些非洲人后代身上微小的基因差异，在距今大约七到十万年前的某个节点上交汇在一起，也就是说，在那个点上，这些散落在地球不同地方的现代人人种，他们各自的变异最终都可以追踪交汇到同一个共同祖先。

大多数有关这方面的基因分析都落在了线粒体DNA（mtDNA）上，这种DNA只通过女性遗传（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继承了母亲的mtDNA）。这就是说，当你看着某一个人的mtDNA时，其实你看到了一条清晰的不间断的直线，沿着这条线，你看到了这个人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个女性祖先。Y染色体也有同样的性质，这种染色体只能由男性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但是，它能上溯的时间比较短，最早大概能看到六万年前，反映了多配偶制的结果（不同寻常的是，相比单配偶制，多配偶制导致更少的雄性能够留下后代）。

在非洲，共有四种主要的mtDNA单倍型（基因谱系，或称基因组），它们反映了现代人在非洲的悠久历史，以及表现于基因差异上的地域分布。这四种mtDNA基因组分别被称为L0、L1、L2和L3单倍型，每个单倍型之下又有很多个亚组。这些基因组分布在非洲的不同地区，L0主要在非洲南部和东部（拥有这种基因的主要是几个说话语音嘀嗒嘀嗒的狩猎族，比如克瓦桑人和哈扎人[2]）；L1主要在非洲西部和中部（最典型的是俾格米小矮人）；L2是最普遍的单倍型，分布于非洲的西部和东南部；L3是最年轻的基因组，离现代最近，携带者主要是班图人（这个人种起于非洲东部，后来经历了历史性的大扩张，进入了非洲西部，再后来，在大约三千年前的第二次大扩张中来到了非洲南部）、非洲北部和阿拉伯半岛的闪米特人和半闪米特人（碰巧也包括了犹太人）。在非洲以外只有两种mtDNA单倍型（就是我们所知道的M和N宏谱系，涵盖了所有的欧洲人、亚洲人、澳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它们都来自于L3中的一个亚组，历来分布在非洲东部。

基因数据显示，当三个最古老的单倍型谱系在过去十五万年间缓慢而稳步地增长时，L3在大约九万年前在非洲东部出现了变异，不久就从大约七万年前开始了人口爆发性的持续增长。与之相反，唯一的另一个有爆发性增长的单倍型，也就是L2，直到两万年前才开始了人口的增长。至于L3的人口爆发增长究竟发生在走出非洲之前（那么这可能就是走出非洲的原因，因为爆发的人口需要寻找新的栖息地）还是之后（那就可能是因为走出非洲之后，生存资源的限制减少了，于是人口辐射到更多地方），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没有足够的证据确证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但是，很清楚的一点是，不管怎样，L3的快速爆发和现代人的第一次走出非洲同时发生，两者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关于一个难题的聪明解答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容量相同，但是，和尼安德特人不同的是，现代人类还有额外的社交时间需要应对。因为，就像上一章的最后部分所提到的那样，依据社会大脑理论，他们的群体规模要比古人类大三分之一。光是这一项，已经将他们的社交时间分配超出了12个百分点，把总的时间缺口扩大到几乎不可能填补的150%。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个时间分配危机的呢？

我在第六章里说过，在尼安德特人的食物中，起码要有一半是熟食，才有可能平衡他们的时间分配，而且，我们也了解到肉食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主要食物。那么有一个可能就是现代人吃的熟食比尼安德特人还要多，也就意味着肉食的比例更高，这样才能把更多的时间省出来增加社交活动。要想在进食的时间里再挤出12个百分点的时间，现代人必须从食物的烹煮中获得18个百分点的额外优势，这就相当于在尼安德特人42.5%的熟食基础上再增加20%。[3] 也就是说，他们的食物中，煮熟的肉类和根茎要占比42.5+20=62.5个百分点。要知道，现代狩猎人群的食物中，也只有45%是煮熟的（图5.1），所以，62.5%这个数字看上去几乎不可能。无论是生活在什么纬度的现代狩猎人，食物的煮熟比例都在35—50%之间。只有在特别高纬度的区域（60度以上的区域），他们才会更加依赖肉食，而且，这些地方的肉食主要是鱼类（吃过日本菜的人都知道，鱼类即使是生食也是比较容易消化的）。不过，现代人类踏上如此高纬度的区域，也就是在最近一万年前才开始的，这已经是大脑进化完成之后的事了。再加上现代人也不是纯粹进食红肉的肉食动物，所以，这个可能性基本就被否决了。

如果说，现代人并不能从食物的烹煮中省下更多的时间成本，那么，这些时间到底从何而来呢？在上一章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个歌舞假说，探讨他们是否能够通过集体性的唱歌跳舞，来增加在同一时间内进行社交的人数。我说过，他们可能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将早期古人社交群体的75人，增加到古人社交群体的100人。虽然音乐和舞蹈确实能在黏合社交群体（宗族或营地）上产生实际效果，甚至可以巩固强化欢笑的功效。但是，在语言尚未诞生的情况下，或者知道语言的复杂程度还不足以安排事项的情况下，组织筹划集体性的跳舞唱歌活动，可能并不具备在大群体范围内开展的条件。

因为有了语言的辅助，定期举办集体性舞蹈歌唱之类的活动就有了可能，这些活动能够把现代人为了黏合150人的大群体（相比于匠人的群体而言）所需要的额外时间大幅降低，降到大约是一个活动日之中的1%。但是请记住，灵长类互相梳理的时间是随着群体大小的增加而增加的（见第二章），因为群体越大，个体承受的压力越大，需要的梳理时间就越多，集体舞蹈可能会减少对外围成员所花的时间，但并不一定能减少在亲密成员身上需要多花的时间，以保证这些亲密伙伴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会出现。

因为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黏合剂的语言允许更有效率的交流和沟通，和梳理相比，其优势是不可比拟的。语言的效率，体现在能让我们做到以下几点：1.同时和数人交流；[4]2.和别的活动同时进行，时间上没有冲突（我们可以在走路、煮饭、吃饭的同时说话，而这些活动显然都不能和梳理同时进行）；3.可以了解社交网络的情况（比如像猿猴这样规模的群体，如果只是依靠观察，是很难掌握有关其他成员的更多情况的）；4.提升自我的利益（比如夸大自己，贬低别人）。这些都是有效利用语言的手段，能省下大量的时间。但是，这些也许只是在语言出现之后才有的特性，也就是说，是语言产生之后可以加以利用的特性。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至少，就我们目前所知，交谈本身并不能促进内啡肽的分泌，而内啡肽对于形成亲密关系至关重要。

然而还有一种可能性，在我们讨论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几乎被完全忽略，具体来说，这种可能性就是当语言和用火行为结合在一起时，继而产生的结果。通常来说，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对火的讨论只注重它的两个重要功用，一为煮食，二为取暖。毫无疑问，用火对人类在煮食烹饪方面的发展是最为关键的，早在匠人和直立人时期，用火的历史已经很悠长，虽然可能表现得断断续续，后来，在海德堡人手里，火得到了进一步的利用，尤其是在四十万年前之后的时期，得到了集中的利用。在高纬度地区，火的利用对缓解高寒恶劣环境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气温比热带要低很多。可以肯定的是，在四万年前之后的那段时期，当冰川推进，气温骤降时，如果没能不断更新掌握用火技术，古人和现代人在欧洲及西亚是根本无法生存的。

但是，火还有另外一个被忽视的重要元素，它是一个能延长白昼的人造光源。冬天，当高纬度区域的白昼只有八小时，显然这时元素就变得非常重要。即使在热带地区，能够延长原本十二小时的白昼，也能缓冲时间分配的压力。对猿猴来说，黑夜是死寂的，相比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所有灵长类的夜间视觉都很弱。一旦夜幕降临，它们所能做的事就是睡觉，至少，睡觉于隐蔽之处，能够躲避夜行天敌的伤害。但是，如果火的利用能让它们从事一些相对静态的活动，比如坐着制作工具之类的活计，或者，如果能进行一些社交活动，那么这些夜晚的时间就能被更加充分地加以利用，真正的白天时间就能省出来，去从事诸如觅食这样维持生存的活动。

按照我们现代人类的习性，每天大约睡眠八小时，如果把八小时视为睡眠的最低需求，那么，围在篝火旁还能增加四个小时的活动时间。这样一来，本来只有十二小时活动时间的一天，又多出了四个小时，这就相当于拥有了133%的时间分配，而不只限于100%。这多出的部分，已经解决了预测的现代人额外时间分配需求的相当一部分，他们甚至不需要像尼安德特人那样倚重煮熟的食物。图5.4显示，现代人的时间分配大约超额45%（已经按高能耗组织进行调整）。将一天的活动时间增加三分之一后，所需要的额外时间仅剩145-133=12%，这部分的时间有待于继续在其他方面寻找。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几乎已经完全解决了现代人所需要的额外社交时间（图5.3a的预测是35%）。图7.2中，实心三角形显示的是延长的白昼对三个人类物种在时间分配上的影响。

看起来，这一切似乎在告诉我们，现代人不需要语言，就已经能够解决相互间亲密粘合的问题。但是，还有两件事不得不考虑，一是整段增加出来的夜晚时间都能被用来从事社交活动，二是把这些原本花在以往的灵长类一对一互相梳理上的时间，是否足以照顾得到增大了的群体。而其他的活动，主要是烹饪煮食，还有特别是进食，也会发生在傍晚的这段时间。这些活动，如果大家聚在一起做，或者至少以家庭为单位来做，就会特别有效率。当然，虽然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说话，但是，这样的时间共享活动，还不能完全算是时间的双倍利用。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是，并非所有成员都会在这段时间里活跃地参与社交活动。以狮尾狒狒为例，每天早上，在开始觅食之前，都会有长达几个小时的专门用于社交的时间。但是，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显示，大约只有40%的这种动物会积极地参与社交活动，也就是主动去梳理伙伴，或是接受伙伴的梳理。而剩下的成员基本上都干坐着，有些在休息，有些在打瞌睡，偶尔吃一口食物，基本上就是在等着别的狒狒过来，然后才和它们一起相互梳理。如果这种社交密度也适用于围坐在篝火边的现代人，那么，在夜幕降临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即使有了火光的照耀，但实际上还是只能解决14%的社交时间分配缺口。剩下的21%，还是要来自于白天的活动分配。或者，可以利用欢笑和音乐来压缩实际需要的社交时间，但是，这种假设的基础是，所有成员的社交紧凑度相当于两个人对谈那样热烈，也就是像一对一的相互梳理那样亲密，但是，日常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情景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图7.2

因为用火而延长的白天时间对三个人类物种在总时间分配上的影响。图标和图6.3一样，还包括了（▲）标识的古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延长后的白天时间。

即使我们先来假设一下，他们的火边夜谈能够一直保持着热烈的程度，但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又来了，这样的交谈，能够容纳多少人的参与？我们关于小组交谈的数据，始终显示出人类交谈的人数上限是四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说话，三个人听着，而交谈群体的平均值更接近三个人。如果语言和梳理有着同样的黏合效果，那么，从所能够影响到的人数来说，交谈比一对一梳理能高出两到三倍的效率。如果梳理的效率增加一倍，就等同于现代人的社交分配增加一倍到了28%，那么，在白天的活动安排中，只需要解决很小的一部分，也就是大约7%的时间。这个解决方案的好处在于，我们根本不需要再考虑利用更多的煮食来节省进食的时间分配，古人已有的煮食比例已经足够。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利用了最大化的煮食比例（按现代狩猎—采集族的标准），来解决海德堡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时间分配缺口。

现在需要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交谈和梳理在建立社交关系方面，是否具备同样的效果。换句话来说，在交谈的过程中，内啡肽会从哪里被激发出来？在第五章中，我提到匠人和直立人会利用欢笑来增加社交时间的效率。在第六章中，我又说古人用唱歌和舞蹈的方式，来进一步扩大受影响的社交圈。可以想象的是，这些活动都可以放在夜晚的时段里进行。事实上，传统的社交舞蹈也确实都放在夜晚的时间里，这几乎在哪里都是一个惯例。即使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白天的舞蹈和晚上的舞蹈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大白天跳舞，没有在夜晚跳舞的那种魔力。确实，即使是讲故事，在晚上讲，也会在心理上产生某种特殊的反应。

但是跳舞不是每天都会进行的活动，而且舞蹈的亲密程度稍弱，这个特性决定了它也许只对外围较弱的社交关系圈有作用。灵长类的社交模式有其特殊性，当群体的规模增加时，它们的核心团体的亲密度就会进一步增强（见第二章）。考虑到这一点，或许，我们确实还需要一点额外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在这些亲密的关系上花更多的时间。晚上能围坐在篝火旁，一边梳理，一边聊天，欢声笑语对增进成员间的融洽程度显然是很重要的。

篝火旁半明半暗的环境，把活动范围限制在了对视力没有要求的项目上，对这段时间的利用，并且达到最好的效果，有声交流方式就有了明显的优势。笑声的确是很管用的，但是，日常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看着别人在远处笑，并不能有效地感染他人。比如说，听到从房间的另一头传来的笑声，只是让我们感到好奇而疑惑，而不会让我们爆发出笑声。如果要让这个声音渠道承担起一个重要的角色，从而产生效果，那么肯定不能仅仅是依靠观察别人的行为。于是，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对语言的选择性压力，当视觉渠道不是那么畅通的时候，作为有声交流方式的语言就能交换更可观的信息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拥有两个潜在的特性，能够对社交关系产生推进的作用。首先，语言能够通过讲笑话来操控欢笑，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欢笑只是针对某一事件而发生的一阵和声，就像我们现在看滑稽表演一样。但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具有不可预测性，而且完全依赖于视觉的帮助，所以，它们一般都只发生在白天。而有了语言，情形就不同了，通过讲笑话的方式，欢笑发生的间隔时间和缘由得到控制，因此欢笑发生的次数及其效果是可控的。其次，篝火边的对话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火光跳跃中，人们的想象力被激发出来，于是就有可能开始讲故事。讲故事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它对维系外围群体的关系起到两个关键的作用，一是它能让我们编造一个社交历史，我们会因此而注重于一段共同的历史，也是因为这段历史才会组成这个社交群体；二是它能让我们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一个未曾见到的世界，也就是虚构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因此小说和宗教才有可能出现。

在下一章中，我会用更多的篇幅阐述这两个要点，但现在我只想集中精力讨论语言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因为语言产生的时间跨度，也和人类进化的历史跨度一样众说纷纭。在一个极端，神经生物学家特里·迪肯（Terry Deacon）认为，语言的出现，与匠人物种的出现在时间上相吻合，那是大约一百八十万年以前。而在另一个极端，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语言的出现不过是在五万年前（在时间上，同步欧洲旧石器时代后期，这个时期的标志是涌现了大量的小型工具、手工艺品、岩洞艺术和雕像）。请注意，这两种观点，也包括其他大部分的考古学观点，都只注重语言作为符号的作用（也就是说，使用语言，能够通过声音符号来表述日常所用的概念）。在我看来，语言的这些复杂应用，确实是很晚才出现的（很有可能如考古学家所言，直到大约五万年前才出现），其发展的基础是不断的日常社交互动和讲述故事。

如果有确凿的凭据证明，语言在远古时代就已出现（比如说，出现在早期人类的时代），那么，我的解释就站不住脚了。或者，如果语言很晚才出现（比如说，就在五万年前出现），那么，语言在那个时期的出现，对于现代人面临的黏合相互关系的瓶颈，也已经为时过晚。总之，要让我的假设成立，那么，语言的出现，必须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出现同步，甚或可能略早于现代人。

语言的进化发生在什么时点？

一直以来，确定语言进化的确切时点都是个难点，考古学家们的关注点有两个，一是符号学的证据（其推理基础是，如果没有语言的描述，诸如神或者祖先等符号就没有任何意义），二是大脑偏侧化（brain lateralization）的证据。现代人类的语言功能区位于大脑的左侧，恰巧，现代人类大脑的左侧也比右侧要大一些。至于这种解剖学现象是否和语言功能有任何关联，那完全是另一个话题。不过，古人类学家于是假设大脑的偏侧化（也就是大脑左侧大于右侧）就是产生语言的证据，而且，他们还不断地努力在头骨化石中寻找偏侧化的迹象。

事实上，符号学和偏侧化理论都存在着问题。在考古学的研究中，能令人信服的符号证据（主要是一些岩洞壁画和雕像，被解释为象征性地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或者概念）只出现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也就是基本上处于三万年前之后。但是，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可能的最晚时间，在人们想到把这些符号投射于具体物件之前，可能已经用象征性的语言符号对话了很久了。而在另一方面，偏侧化的现象，可能和对投掷手臂的控制有更强的关联。[5]事实上，偏侧化的历史可能更久远，这种现象也更普遍。很早以前的脊椎动物就有偏侧化的现象（比如，史前的鲨鱼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是在古人类身上，这种现象更为明显。我们不禁会问，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基因学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如果我们能确定和语言相关的基因，那么，或许我们能够通过复杂的进化基因数据来测算这些变异最初是何时发生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有两种基因，特别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它们是FoxP2基因（这是和现代人的说话以及语言能力相关的变异性同位基因）和肌球蛋白基因MYH16（这种基因和猿类强壮的颚肌相关，在颚肌弱小的现代人类身上，该基因已处于休眠状态）。

最初的测算显示，FoxP2的起源可回溯到大约六万年前，这个结果，一定能让一些考古学家很高兴，因为这个时期正好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符号艺术出现之前。但是，后来又有研究结果显示，在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中，也发现了FoxP2。这个发现，被认为是这个物种已经开始使用语言的证据。这表明，FoxP2的出现早在八十万年以前，也就是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这两条线开始分支的时候。这当然就意味着所有古人和现代人（或许还包括晚期的直立人）就已经有语言了。但是，紧接着又有了新发现，在鸟类身上，找到了一种类似的基因。这就意味着，这个基因的真正作用可能是控制发声，而不是语言。换句话说，FoxP2这个基因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有关发声（或者是哼唱），而不是有关语言。

人类物种中的肌球蛋白基因的起源，被测定在两百四十万年前，这个数据，似乎支持语言在早期人类时期就有的观点，甚至有可能还可以继续往上追溯，直抵南方古猿阶段的晚期。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肌球蛋白基因能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很难确认肌球蛋白基因和语言有任何关系，或许，语言的使用（或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包括了欢笑）需要较小的颚肌是有道理的。但是，光有较小的颚肌显然是不够的，而饮食的变化或许会产生更强的关联度。至少，我们可以确切地认定的是，就在那时，早期人类开始更多地食用肉类（见第五章）。如果说，语言需要较小的颚肌（至于这一点，现在还尚未被证实），那么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只是语言所需要的众多条件中的一个。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之后，再经过很长时期的进化，才产生了语言。[6] 所以说，不是较小的颚肌产生了语言，相反，它只是语言产生的一个先决条件。

不过，还有三种途径，可以让我们来探索语言的起源，一是控制发声器官的神经解剖学证据，二是人类进化历史上社交时间需求的预算，三是意识技能的进化模式。单独来看，这三种途径都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但是，结合起来看，它们确实都聚集到同一个焦点。

基于对现代人类和猿类及其他灵长类之间差异的观察，来自于神经解剖学的证据有两种。一个是胸腔部分脊髓（也就是控制横膈膜和胸腔肌肉神经分离出脊柱的地方）的大小，另一个是颅骨底部舌下神经管（这里是支配舌头和嘴巴的第十二对脑神经通过的地方）的大小。按体型来看，和猿猴相比，人类的这两个部位都有明显的扩大，而这个扩大很可能和说话有关（第一个部位对横膈膜产生控制，以维持说话时所需要的长久而稳定的呼气，第二个部位控制发声的空间）。如果我们能通过化石来确定这些部位的扩大所发生的时期，那么，虽然不能确认语言的起源，但是至少我们能确认控制发声空间的起源。虽然化石数据相当零散，并不完整，但是，拼凑在一起，还是能看出南方古猿和早期人类的这两组神经都和猿类相近，而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这两组神经的数值则和现代人类差不多。[7]

最近几年，又有两个解剖学上的证据浮出水面。一是舌骨的位置，这是块非常脆弱纤巧的骨头，在喉咙的上部和舌根之间，起到了联接的作用。在黑猩猩的喉咙中，舌骨所处位置较高，而在人类喉咙中所处的位置较低。正是这个偏低的位置，对人类某些特定声音（主要是元音）的发声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因为这块骨头又细小又脆弱，几乎不可能以化石的形式保存下来。不过，在以色列的卡巴拉洞穴遗址，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根尼安德特人的舌骨，这根依然处于原位的舌骨，从它的位置来看，和现代人类是一样的低位。自此，在后续的考古发现中，又陆续成功地定位了数个其他的化石舌骨，那些从早期人类化石中发现的舌骨，其位置似乎和猿类一样处于高位。另一个解剖学证据和耳道有关，这是一条骨质的管道，呈半圆形，位于颅腔之内，它让我们能够听到声音。我们可以看到，人和黑猩猩的耳道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到听闻人声的能力。最近，对西班牙北部胡瑟裂谷的古人（距今约五十万年前）化石所做的CT扫描结果，显示出它们的耳道和人类非常相似。

看来，把这四个解剖学证据放在一起，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类说话的能力（但并不一定是语言的能力）在大约五十万年前的古人时期就已经开始进化了。图7.3把这些数据和不同人类物种的社交时间需求预测做了比较。请注意，解剖学证据指向的嗓音控制出现的时期，恰好和社交时间需求第一次突破20%瓶颈的时期相吻合。如果说有哪一个时期在维系社交关系方面最具挑战性，那么这个时期正是这样，因为没有其他的哪个灵长类物种把一天中超过20%的时间用于社交之上。这样看来，就在那个时期，在对嗓音的控制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显然也就没那么令人奇怪了。

图7.3

说话进化以后的测算，主要亚人科物种梳理时间的中间值（50%和95%范围），根据图2.1的回归公式和图3.3的群体大小数据测算。图的上方显示了灵长类（阴影）和人类（加线条阴影）的胸椎、舌下神经管、舌骨的分布。（★）表示能听到人说话声音的耳道。这些和人类相似形式的发声和感受话音的解剖学特征最初在五十万年前的古人（海德堡人）中出现。（注意本图中海德堡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数值和图5.3a中的不同，已根据纬度对视神经系统、即额叶新皮质容量的影响做了调整。）数据来源：Pearce等人的论文，2013。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发声（发出一种嗓音）和语言（说出有语法结构的话语）是不同的。上述的解剖学证据只能告诉我们，古人和现代人有足够的能力控制自己的发声器官，从而能发出复杂的声音。但是，至于这里是否涉及语言，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在第六章中提到，无词的哼唱很可能早在古人时期就有了，哼唱在对嗓音的控制方面是和说话一样的，但是，即使我们常常唱出了词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语言的能力有要求。

简而言之，解剖学证据能告诉我们何时出现了对嗓音的控制，但不能告诉我们何时产生了语言。当然，增加对嗓音的控制力以及更为复杂的声部都是语言进化的重要前提，而且，很有可能的是，在人类进化的早期，因为要应对更大的群体规模，声部就已经开始进化得复杂起来了。其实，这样因为群体的增大而产生的应对方式，在鸟类和猴子中都普遍存在。托德·弗里伯格（Todd Freeberg）在一个特定系列的田野实验和实验室研究中发现，随着群体的逐渐扩大，无冠山雀（chickadee，山雀属的一种北美洲小鸟）的叫声也会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复杂。更有意思的是，据美国人类学家塞思·多布森（Seth Dobson）发现，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灵长类的面部表情和手势会而变得更复杂（与之相对应，大脑区域也会变得更大）。与此同时，英国生物学家凯伦·麦库姆（Karen McComb）和斯图尔特·森普尔（Stuart Semple）也发现，类似的情况在灵长类的发声状态中也一样存在。由此可见，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控制嗓音（和手势）复杂程度的能力也随之增加，这种规律自古就有，而且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和语言更是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个数据来源是关于思维的能力。思维能力对于语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无论是说话的人还是倾听的人，都需要集中精力设法去理解对方的想法。说话的人当然希望对方能够接受他所要传递的信息，而倾听的人也会对接收的信息做出相应的反应（图2.2）。两个人的交流过程中，即使在还没有谈到第三者的情况下，倾听的人或许只需要二度意向性，但是说话的人很可能就已经需要具备三度意向性。思维能力对语言来说还有第二个重要性，那就是思维的反身结构和句子语法结构的嵌入从句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而且两者的最高意向限度差不多都是在五度左右，因此，要想解码我们所定义的语言的内在真实含义，必须首先要具备思维能力的五度意向性。

通过神经影像实验，我们发现了思维能力和大脑思维网络的大小有关，其中，尤其是和眶额皮质的大小相关（见第二章），这个重大发现为灵长类思维能力和前额叶区域大小有正相关这个论点提供了重要支持（图2.4）。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用图2.4中的等式来测算化石古人的思维能力，因为根据定义，它们的思维能力必须处在南方古猿和现代人类之间。图7.4画出了答案，南方古猿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和其他猿类一样，非常整齐地环绕于二度意向性的周边，所有早期古人群体都处于三度意向性的周边，古人和尼安德特人刚刚能到四度，只有化石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能够达到五度意向性（在这点上，和他们现存的后代已经趋于一致）。

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即使尼安德特人已经有了语言（很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明确地推断，他们语言的复杂程度绝对难以与现代人的语言相提并论。由于思维能力在语言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考虑到这两个物种在大脑结构上的差异，这就说明从语言质量的角度来说，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简单地说，尼安德特人语言的概念和语法结构都是比较原始的。

考古学家倾向于认为尼安德特人已经掌握了完整形态的语言（也就是说其复杂程度达到我们现在所使用语言），他们的理由之一是，尼安德特人的狩猎模式是合作型的（在这种狩猎模式中，几个成年男子将大型凶猛猎物围困，继而刺杀）。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们必定具备了语言能力。狼和鬣狗（也有人会提到黑猩猩）在没有语言能力的情况下，照样能很好地配合围攻猎物。再则，即使他们需要语言来配合合作，但是又有什么证据显示他们需要五度意向性的复杂语言呢？简单的合作，不太可能需要超过三度意向性的语言，在围猎过程中，能表达出这样的意愿：我想你知道我要你从另一边攻击猎物，三度意向性的语言已经足够了。三度意向性的语言不能做到的是讲述复杂的故事，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八章中会再回到这个话题上。

图7.4

主要人亚科物种所能够达到的意向性度数。显示的数值是化石样本的平均值（50%和95%范围），通过把颅腔容量（转换成相等的前额叶容量）代入图2.4的公式中得出。虚线是成年人类的标准值（五度），古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容量经纬度视觉系统影响调整，直立人颅腔容量未经调整。数据来源：Pearce等人的论文，2013。

一个有关繁殖的小问题

在这个大容量大脑的后面，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哺乳动物来说，一旦大脑发育基本成熟，可以独立生存时就进入生育期了。但是，因为神经组织的生长速度有其自身的规律，缓慢而固定，任何一个有着大容量大脑的物种，只能依靠相应延长的孕期以保证大脑的充分发育。所以，为了应对这种规律，像灵长类这样有着大容量大脑的物种，就会减少婴儿的数量，降低生育的频率，同时，它们还需要更长的寿命来保证有足够的后代以延续这个物种。

出于大脑容量的原因，需要为人类配备一些很独特的便利条件。依据哺乳动物的标准，现代人的孕期应该是21个月，只有达到这个长度，才能让人类的婴儿在出生的时候就拥有和灵长类婴儿同等发育程度的大脑。[8] 然而，不巧的是，由于哺乳动物之前的脊椎动物在进化历史中的一个意外结果，在哺乳类动物的分娩过程中，婴儿必须要通过由两片骶骨所形成的骨盆中间的一个洞，这个洞的大小，制约了所能通过的头颅的大小。而这个问题，又因为直立行走变得更加恶化，因为骨盆为了要支撑内脏和上身而变成碗型，这就导致骨盆入口和产道愈发变窄，这就是所谓的分娩困境。[9] 当然，通过进化，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只要把女性的臀部进化，使之大到可以生出21个月大的有着完全发育成熟大脑的胎儿即可。这一点，自然选择就可以做到，结果就会和有着超长孕期的大象一样。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远在人科动物在拥有超大大脑之前，它们的身体已经进化成适合游牧生活方式的模样，一米多宽的臀部显然很不适合行走，更别提奔跑了。那么，这样一来，匠人在游牧中获得的优势又将不复存在。

于是，我们的祖先拿出的妥协方案是：在生育出一个能够存活的婴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缩短孕期。然后，在子宫之外继续大脑的发育，这有点像袋鼠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猿猴的婴儿出生后几个小时就能够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而人类的婴儿出生后要经过大约12个月才能尝试行走。这也是为什么早产的婴儿（孕期少于7个月的婴儿）面临的风险极大，需要借助现代医学的技术和能力，才能存活下来。而在过去，大多数的早产儿出生后不久就会夭折。

即使这样，比起任何种类的猿猴，现代人类生产的过程，依然要痛苦得多。大自然用一种令人落泪的方式，才使得大头婴儿艰难地穿过一个小小的洞口，呱呱落地。在分娩的过程中，连接母亲骶骨的软骨组织会变软，随着婴儿向外冲撞，骨盆向两侧扩展外移。这也就是为什么女性在生育之后，臀部不再会完全回到生育前的形状的原因。还有，婴儿头颅的骨板在出生时是分开的（直到孩子长到5—7岁，大脑停止发育时，才会合上形成封闭的头顶），在产道的压力下，骨板的边缘会有些许挤压和重叠，正是这点弹性，使得受到压缩的婴儿头颅能够顺利地穿过产道。

我们知道，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这种伴随着延长的儿童期的繁殖方式出现得较晚。通过对头骨化石中牙齿釉面横纹[10]的计算和鉴定，可以推断经过多长时间的发育才能进入成人期。纳里奥克托米男孩死去那年才8岁，但是他已经完全成年了（虽然也有人推测他是12岁）。当时，以他的年龄，他已经有一米五的身高。而现代人类的儿童，还要经过很多年的成长，才能达到他的发育程度。

总体来看，现代人类出生过早、成熟过迟的成长方式，形成的时间不太可能会远远早于古人（海德堡人）的出现。这有可能是因为海德堡人的脑袋依然足够小，不太费劲就挤出来了，但是，到了尼安德特人，情形肯定不一样了。在尼安德特人时期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已经和我们的一样大了，因此，他们必然会和我们一样陷入分娩困境。所以，从最低的限度来说，在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身上，各自进化成类似于现代人类的缩短了的孕期。或者，也有可能在他们的共同祖先时期就进化了，但是肯定不会比这更早。

不过，似乎只有现代人才有特别漫长的儿童期。最近，在一项对尼安德特人牙齿釉面横纹的研究中发现，在出生之后，尼安德特人比现代人快熟得多，抵达青春期和成年期只要早七年。这个发现一点也不奇怪，对于灵长类物种来说，测量非视觉性大脑皮层大小的最好指标就是它的社会化时期（从断奶后到青春期）的长度。当大脑停止生长后，越大的皮层相应地需要越长的社会化时间。在这个阶段里，少儿将会学到未来独立生存所需要的社会技能。在上一章中，我们说过，尼安德特人的额叶和颞叶都比现代人小，所以他们的社会性也没有我们那么复杂，那么，他们只需要较短的社会化时间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么短的时期内，所能够学到的有限的社会技能，当然就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发展深奥复杂的文化的能力。

维持一个大容量大脑的任务非常艰巨，于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可能性，我们很可能借助了外力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则是以肺结核病菌的形式出现。虽然肺结核通常都被看作是可怕的疾病，但事实上，只有5%的带菌者会有显性的病症，而其中死亡的比例很小（通常情况下，是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加重了病情）。结核病菌更像是共生体而非病原体，虽然很多共生体在极端情况下会变成病原体。[11]然而，重要的是结核病菌会分泌烟碱维生素（也就是维生素B3），这种维生素对大脑的正常发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果体内长期缺少维生素B3，会导致类似于佩格拉症这样的大脑退行性疾病。这里有一个关键点，维生素B3的主要来源是肉类食物，所以，当肉类成为主要的食物之后，维生素B3的补充就能得到保证。然而，不同于采集，狩猎是要有点运气的，因此肉类食物的来源难免不是那么可靠稳定。尤其在新石器时代，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了，当人类转向农耕之后，占据饮食结构中很大比例的是谷物。但是，谷物中维生素B3的含量非常低，因此，一个额外的来源就变得异常重要。虽然我们曾经认为，人类的肺结核菌源自于八千年前开始驯养的牛科动物，但是，现在的基因证据显示，人和牛的结核菌是完全不同的。人类的结核菌可以追溯到至少七万年前，如果结核菌真的出现于那个时候的话，那么，它的出现，在时间上呼应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大脑容量在十万年前的突然增加，一个多么神奇的巧合。

尼安德特人究竟怎么了？

在欧洲和西亚成功地生存了三十万年后，尼安德特人在大约两万八千年前（这是他们的化石给出的最后的时间）神秘地消失了。那么，这个成功得不可思议的物种，为什么会拱手把欧洲让给了他们的非洲表亲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而自己却走向了灭绝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人类进化历史上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多得多，它们包括：无法适应最后冰河纪的严寒；高加索山脉一系列的火山爆发，形成了核冬天的状态；[12] 因为冰川推进或是火山爆发，把大量的动物群逼向南面，尼安德特人无法跟上它们的步伐，因此没有猎物可以食用；来自现代人类的生态竞争；人口稀少而且分散，无法创造或者维持文化创新；被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从非洲或亚洲携带过来的疾病消灭了；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杂交后，被同化并吸收了；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种族清洗中，他们都被杀死了。或许，所有这些解释或多或少都有点对，但是，毫无疑问，真正的答案是他们遭受了一系列不幸的事件。

和当今的现代人类一样，尼安德特人被不断推进的冰川逼得步步南下，逼进了欧洲的下腹部地带（西班牙、意大利、巴尔干）。环保生物学的经典发现之一是，当一个物种被逼到残存的栖息地时，它们的数量急剧减少，彼此间隔绝，于是很容易发生局部灭绝，而这样的灭绝，很难再次用迁徙来避免。这个效应，或许因为尼安德特人较小的群体（见第六章）而更为显著。

如果他们只需要面对一种状况，尼安德特人或许还有生存的希望，但是，同时应付如此之多的不利因素，显然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如果说他们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有任何可能的接触，这种接触并不会带给他们任何帮助。相反，接触的后果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他们对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所携带的病原体没有任何免疫力。这个情形，和三万年之后发生的一幕非常相似。当时，来自旧大陆的欧洲殖民者抵达美洲，他们身上所携带的病害，虽然没那么厉害，但是放倒了美洲印第安人。

尼安德特人的物质文化，比如他们制作的工具和衣服，也很成问题。近年来，很多人试图证明尼安德特人的物质文化和任何现代人类的物质文化相当，或者退一步说，至少在他们灭绝之前，是朝着现代人类的方向发展的。[13] 但是，残酷的事实是，它们并不在同一水平上，尼安德特人的工具缺乏多样性、创造性和精致性，而这些特性都是现代人类物质文化的标识。总的来说，他们的工具带有更明确的功能性，而缺少后来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艺术品中体现出来的无用性。由于两者在思维能力方面的差异，这些现象并不令人感到惊异。他们在思维能力上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整整相差了一度意向性，这种思维能力上的缺陷限制了他们的艺术创造力，面对一块原石或一根象牙，他们没有能力展开想象，从而创作出代表其他物件的艺术品。这种思维能力上的缺陷，同样也限制了他们在技术上的创造力。

有一种看法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面对同样恶劣的气候环境，却能躲避尼安德特人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更大容量的大脑，这样高度发达的大脑使得他们拥有更广阔的交易网络和更多样性的文化创新。在第六章中，我们说过，尼安德特人不仅在群体规模上比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要小得多（大约只有后者规模的三分之二，见图6.5），而且他们交易或交换原材料的距离也要相差一个数量级：在尼安德特人遗址里所发现的工具中，70%的原材料来自于25公里之内的范围，而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遗址里所发现的工具中，60%原材料来自于25公里之外的范围，有的甚至有200公里之远。在更辽阔的地理区域之中拥有更广泛的社交网络，这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提供了一层保护膜，缓冲了局部灭绝的危机，在危急时刻，他们可以寻求朋友的帮助，找到一处避风港，但所有这些尼安德特人却无法做到。如果说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走出非洲之前就已经有了最外层的网络（即图3.4中500到1,500的层次），而且看起来这个假设也是很有可能性的，那么，尼安德特人和他们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

除了思维能力上的差异之外，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在大脑结构上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对文化的复杂性也会产生影响。在灵长类物种中，除了思维能力之外，还有一种能力也同样取决于大脑皮质（也就是大脑最前端的部分），这就是设想未来行为并且为此安排事先计划的能力。从类人猿进化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历史，也就是大脑前部区域逐渐增大的历史。[14] 较小的大脑前部皮质决定了尼安德特人较弱的计划性，这不仅影响到他们在设计工具和制作物件方面的能力，也影响到他们预测行为后果的能力，进而影响到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文化适应性方面，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表现出的显著差异之一就是他们的衣着。根据旧石器时代第三阶段后期的气候模型所推测的气温条件，莱斯莉·艾洛和彼得·惠勒对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衣着保暖性进行了估算，足够的保暖性是他们在最后冰川期的欧洲得以生存下来的必要前提。在任何一段时期，尼安德特人的居住地区都比现代人更加趋于南方，因此他们对衣着的保暖性的要求，没有现代人那么严格。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严寒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显示出他们的身体对寒冷的适应性方面强于现代人，或许事实也的确如此。

依我的猜测，这体现了缝制的衣服（缝制的衣服比较合身，手脚更加保暖）和简单的包裹之间的区别。在距今三万年前的欧洲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化石遗址里，陆续出土带针眼的骨针，这显然并不是偶然的发现。事实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使用钻孔的工具由来已久，这段历史至少可回溯到十万年前，在非洲南部，开始用锥子在贝壳上钻孔做项链。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尼安德特人拥有能做这样精细活的工具，这个结果几乎确定无疑地反映出这两个物种在思维能力（或者，至少是思维能力所依赖的认知能力）上的差异。

有关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衣着上更为引人注目的证据，来自于后旧石器时代的出土葬品。在莫斯科东北部伏尔加河上游的松希尔（Sungir），发现了一个距今两万两千年的墓穴遗址。墓穴中，有一个双人墓，两个小孩头对头地埋葬在一起。令人吃惊的是，在墓穴中发现了大量钻了孔的珠子，制作这些珠子，需要数千个小时的打磨和钻孔。在一个小孩（可能是男孩）的身上，发现了4903颗珠子，那些珠子覆盖在孩子身上的样子，看着像是缀缝在一件非常合身的衣服上。在他的腰间，有250颗钻了孔的北极狐牙齿，它们很可能曾经是腰带的一部分。在他的喉部，还有一根象牙别针，似乎是用来别住披风的领口。另一具骨骸（有可能是一位女孩）上，总共有5374颗像是缝在她的衣服上的珠子，她的喉部位置上，也有一根象牙别针。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开始穿衣服的历史可能还远远早于这个时间，因为在三万五千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很多欧洲遗址里，都发现了用象牙、兽骨、琥珀、贝壳和石头做的珠子和纽扣。而在非洲发现的衣饰还要更早，可以说，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很早就开始穿上了缝制的衣服。

现代的分子基因学，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衣着证据。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身上有两种虱子，这两种虱子分属于不同的亚物种，一种是头上的虱子（Pediculus humanus capitis），一种是身上的虱子（Pediculus humanus corporis）。这两种虱子寄生在人体的不同部位，一种藏身于头发中，一种在衣缝间穿行，也就是位于人体的躯干部位。这些虱子相安无事，也不会杂交。身上的虱子只能生存在人类的衣缝里，所以，这种虱子的出现，意味着它们的进化只能是在人类常规性地穿上衣服之后。科学家对来自于全世界十二个地区的虱子展开研究，比较了这两个虱子亚物种的DNA线粒体，他们发现，寄生于身上的虱子是从寄生于头发里的虱子进化而来的，而且，这两个亚物种有一个大约十万年前的共同祖先。这个研究结果表明，早在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开始经常地穿衣服了。这个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这个时点比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走出非洲进入欧洲还要早，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四万年前进入欧洲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非洲穿了几万年的衣服了，而这个时期，也恰恰和大脑进化的最末端时期相吻合。

有一个躲不过去的问题，如魅影般时隐时现，那就是尼安德特人的灭绝，是不是因为在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交锋中，被彻底消灭了。关于这个问题，或许我们永远都不会找到肯定的答案，但是，至少我们知道，留在尼安德特人骨骸上的某些伤痕，应该不是在狩猎中因失误而造成的那样简单。通过对三万六千年前法国圣塞赛尔（St Césaire）遗址的年轻人伤痕的仔细分析发现，某些伤痕是被利器造成的，很可能是暴力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是源于尼安德特人相互之间的争斗，还是源于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之间的争斗，那就永远是个谜了。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可能发生的杂交，曾在媒体和学界引起很大兴趣。有关这个说法，最初的证据是一只来自于直布罗陀的头骨，这只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婴儿头骨，兼具了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某些特征。但事实上，任何基于婴儿头骨特征的假设，充其量只能是猜想。更为严肃的证据来自于基因学上的发现，现代欧洲人的基因和尼安德特人（而不是和现代非洲人）有2—4%的相似。更有意思的看法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远东的丹尼索瓦人有过杂交。对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分析显示，约4—6%的现代美拉尼西亚人和澳洲土著的基因可能源自于丹尼索瓦人。当然，无论是哪一种状况，都不足以证明这些物种之间的杂交普遍存在。事实上，也有人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仅仅反映了当这些物种居住在相似的栖息地时，会面临相似的选择性压力，因而会发生基因的趋同现象。

当然，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古人类之间的杂交，并不意味着是这两个物种之间友善的交换新娘。现代人类殖民者就经常偷拐土著妇女，大家都知道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尤其是在美洲和印度。但是，基因学提供了更确切的证据，明示这类事件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在英国南部，女性主要有凯尔特人的DNA线粒体，但男性的Y染色体呈现一个明显的阶梯变化，从东部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到西部主要是凯尔特人。这个现象说明了在五到六世纪间，盎格鲁—撒克逊人从大陆攻占进来时霸占了当地的妇女，使得当地英国男子无法传宗接代。类似的故事还在冰岛发生，80%的冰岛男性的Y染色体来自挪威人，但63%的女性的DNA线粒体是凯尔特人的，这说明很有可能的事实是，在去往冰岛的途中，海盗抓了不少凯尔特女性，这些女性可能被迫随着他们进入了冰岛。[15] 同样，亚洲和欧洲东部边缘的男性染色体的7%来自于蒙古人，普遍的看法是因为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宗族在十三世纪对这一区域有过极为短暂的统治。[16]

换句话说，根据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件来推断，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基因组中之所以有少量的尼安德特人的成分，很可能反映出他们中的部分交配期男性对尼安德特人的掠夺。如果说，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在他们灭绝的过程中的确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发生过杂交，那这个结果也很可能并不是出于古人的愿望，甚至，这样的掠夺很可能会引起古人的反抗。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那么，看似不起眼的两个物种间的群体规模的差异，在这个关键性时候，就会对胜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显然，前面说到的解剖学意义上现代人的优势都会体现出来，他们可以从社会关系更广泛而紧密的群体中纠集到更多的男性，而且，他们还能跑到更远的地方，找到更多的帮手。而这一切，古人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注释：

[1] 不论是好是坏，在这个过程中，美洲的巨型动物一个个地消失了，其中包括了长毛象、乳齿象、剑齿虎、马、大树獭以及其他很多物种。

[2] 他们靠舌尖与口腔唇齿摩擦而发出不同的嘀嗒声作为辅音，这种语言被认为是很古老的，这种嘀嗒声的发音方式在其他语言中都已经消失了。

[3] 烹煮使可消化度增加了50%，12%的进食就等于12×1.5=18%的进食时间。根据对大脑容量和体型大小的预测，现代人类需要把88.5%的时间花在进食上，18%就是18/88.5=20%的总进食时间（或者是等同于摄入的食物量，进食的时间和食物量是大致上成正比的）。

[4] 虽然交谈小群体的有效上限是4人，但是利用语言可以面向更广大的听众，前提是听众必须要遵从一定的规矩，不去打断发言的人。显然，我们必须要先有语言，才能谈得上同意遵守这些规矩。

[5] 现代人类中，绝大部分是右撇子（根据考古学记录，也证实情况一直如此，一百五十万年前的纳里奥克托米男孩似乎也是右撇子）。根据制作工具时击打石块的角度，可以判断化石人亚科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参见Cashmore等人的论述，2008）。

[6] Aiello（1996）指出，在这段长时期的进化过程中，还必须经历一系列身体上的变化：类似于猿的平坦胸腔；双足行走的移动方式，能够释放胸腔的肌肉，使之不会在运动的时候受困；对控制呼吸和发声区的控制，降低的喉头位置。所有这些都有古老的根源，但是所有这些都必须按部就班地到位，才能在最后水到渠成地迎接语言的进化。

[7] 这个舌下神经管的解释已经遭到过质疑，因为有些南猿个体的数值甚至超过了现代人类，而这样的交叉意味着这部分南猿已经有了语言（参见DaGusta等人的论述，1999）。显然，这是个非常可疑的结论，原因有以下几点：（1）它混淆了方差和平均值，代表物种能力的是平均值；（2）它忽略了即使某个个体具备了控制发声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整个群体有了语言，语言毕竟是个社会现象（必须在很多人都具备说话的能力时才会产生）；（3）它无视这一事实：所有胸神经、舌骨和耳道的数据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佐证，并指向同一个答案。

[8] 至少像类人猿灵长类这样的早熟哺乳动物是这样的。而晚熟的哺乳动物（比如鼠类以及多种肉食动物），在生出早产儿之后，需要在窝巢中完成功能性的发育。

[9] Dunsworth等人（2012）最近提出，其实并没有生育上的限制，而问题可能在于母体的能量消耗。他们认为，人类达到可生产的时间就是母亲无法再承受因为胎儿长大而带来的体能消耗的极限时间。但是，这个解释完全忽略了在孩子出生之后，母亲给子宫外的婴儿喂奶所消耗的体能，是孩子在子宫里生长时的1.7倍。因为虽然喂奶相当于有效地延长了胎儿的生长期，但是，它的能量转换效率非常低，把体内能量和蛋白质转化成奶水时损失了大约40%的能量。如果确实有能量限制，那么还不如在母体内完成21个月的孕期，然后再去寻找一个解决臀部过大问题的方案。

[10] 釉面横纹就是牙齿釉面的生长线，在牙齿的生长过程中，釉面会一层层生长，就像树木生长时有年轮一样，每一层大概对应一周的生长。这些层次，在牙根的表面形成一系列纹理（又称勒兹纹理线），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见。

[11] 共生体是建立了一种共生互惠关系的有机体，它们可能是以某种方式共同生存的两个物种，或者是一种在主体中生存、为主体提供服务的微生物（比如我们肠内的很多细菌）。相反，病原体是一种对主体有害甚至致命的微生物（比如很多能够导致麻疹、伤寒、疟疾等疾病的细菌和病毒）。

[12] 在高加索山脉确实有过一系列的大爆发，影响到了整个欧洲中部，但它发生在距今约四万年前，是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到达欧洲之前，而尼安德特人的灭绝更是在一万年以后。根据事件发生时间的推算，更可能的是这些火山的爆发迫使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从俄罗斯草原往西迁徙到欧洲。

[13] 或许，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有人会觉得需要解释一下，尼安德特人到底拿他们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差不多容量的大脑派了什么用场，要知道，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可是用他们的大脑引爆了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革命。但是，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所述，尼安德特人大脑的功能性部分并没有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那么大。因为在他们的大脑中，很大的一部分是用于视觉处理。至于在认知能力方面，他们依然还是古人类。所以，这点其实并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14] 有争议说，人类的前额叶相比之下并没有比猿猴的大多少，如果用前额叶对大脑总容量回归，那么人类的回归线无异于普通灵长类（参见Semendeferi等人的论述，1997；Barton和Venditti的论述，2013）。但是，这条回归线是一条斜率约为1.2的双对数线，也就是说，前额叶大小会随着大脑容量的增加而按指数级增加。无论如何，决定神经元数量（也就是认知能力）的是绝对大脑容量而不是相对大脑容量，斜率不变并没有关系，人类前额叶的绝对大小依然比猿猴要大。

[15] 很多早期移民到冰岛的男人，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被驱逐出去的，因此很可能没有同行的女人。从基因证据上来看，他们在途中停下来，抓了女人一起上路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16] 从历史的记录中，我们能够确定地了解到当时的事实情况：当蒙古人占领了一个曾经抵抗过他们的城市之后，会杀死所有的男人，至于女人，比较文明的说法是，暂时将她们吸收为蒙军的随行人员。

第八章

血缘关系、语言和文化是怎么来的

大约四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在欧洲大地上，他们的出现是以一系列崭新而独特的工具和艺术品为标志的，因此人们通常把这段时期称为后新石器时代。从此，更有杀伤力的新式武器开始普及，其中包括类似于标枪的长矛以及长矛投掷器[1]，还有弓箭等技术创新的产物。同时出现的，还有做衣服用的精细的锥子和针、油灯和铺着石子地面的小木屋。这种文化活动的大爆发也蔓延到了装饰艺术上，涌现出一大批艺术品，诸如洞穴岩画，用象牙和石头雕刻的维纳斯像（图8.1），投掷器的马头形把手，还有骨笛和象牙板上刻的日历等等。从这时起，也开始出现刻意墓葬，死者的尸体和丰富的陪葬品被埋在一起。这种现象说明了那时候的人们可能已经具有了来世的意识，觉得死者也需要日常生活的用品。就这样，现代思维终于到来了。

图8.1

法国南部列斯普格的维纳斯，距今两万五千年。

根据Lewis-Williams（2002）重绘，© Arran Dunbar 2014。

当然，这并不代表说，某一天某个人突然开窍了，于是开始创造这些新鲜的物品。相反，这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在非洲，有考古记录可循的历史就至少有十万年之久。事实上，这个时期主要是从四万年前开始，然后，经过接下来两万年的蓄势，突然在质量、数量和种类上发生了戏剧性的爆发。这种爆发在欧洲特别明显，但绝不是仅限于欧洲。

虽然，更为精良的工具占据了这时期文化发展中很大的比例，也就是说依然是围绕着觅食的需要展开的，但是，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与觅食无关的内容，比如洞穴艺术和维纳斯的雕像，就很难从觅食的角度去理解。相反，这些艺术品的出现，很有可能是为了解决一个困扰了它们很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人类进化的最早期就出现了，到了智人时代后，这个问题的急迫性更是达到了顶点。这个人类进化过程中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就是如何在分布于广阔区域的大型社会化群体中维持凝聚力。因为所有的发展归根到底都是文化的发展，那么，语言就必然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语言为什么会产生

历史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语言的产生是因为人们需要交换对这个物质世界的真实描述。但是，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语言的产生是为了促进社会性的联系，至少对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来说。这两种观点的一致之处是都认同语言语法结构的设计出于交换信息的目的。而它们的分歧在于鉴定哪一方面的事实对人类的生存来说更加重要，是功能性还是社会性。也就是说，这两种看法的不同点在于对语言主要功能的看法不同，语言的次要功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副产品，是拥有了语言的主要功能之后免费附带的。

问题在于，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理由让我们在两个观点之中做出选择。而且，在没有可比较数据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任何测试（毕竟我们是唯一拥有语言的物种），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考古学证据（哎，对话可不会变成化石）。一个可以用于区分这两种假设的方式是，测试提问对象更容易记住哪一类信息，这个方式的前提是认为人类大脑被设计成特别关注某类信息（语言就是为了这类信息而产生的），而不那么关注另外一些信息。这个方式背后的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即使一种特征在经过后期改造后拥有了其他功能，但是，为它而生的主要功能总是最自然最直接的。显然，这并不是测试这些特征主次顺序的最好方法，但是也许已经是我们的最好选择了。

有关语言的社会性假说，曾经有过三个不同的版本：为交换社会关系信息的语言（也就是我最初的八卦假说）、为正式约定和公开宣言的语言（也就是社会契约假说，最初由特里·迪肯提出）和为吸引和挽留异性伴侣的语言（这是最早由进化生物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提出的谢赫拉沙德［Scheherazade］假说）。

八卦假说非常简单，按照这种假说，语言的产生是为了交换可以用来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信息，让个人都能对其他所有的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种信息和了解，如果都要靠面对面的互动交流显然是难以做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八卦，了解有关他人相互之间关系的信息，表达对他们行为的看法，而这些信息，是不可能通过直接的观察来获取的。

在提出社会契约假说时，迪肯考虑的是关于婚姻关系的契约。他指出，在狩猎时代，按照性别的分工，男性出门打猎，一去数日，而他们的伴侣则留守家中，无人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伴侣受到对手性侵的风险非常高。于是，一些相互间的语言承诺就变得很重要，以明确对性伴侣的所有权，明确后代的生身父亲。所以，迪肯认为这些承诺就是比如婚姻这种象征性契约的基础。这个论点很有说服力，因为父亲身份的确定，对于男性来说，是进化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女性总是知道她们的孩子是谁的，但是男性就不同了，他们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确定。他们可不愿意做冤大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别人的孩子身上，而且，从自然的选择来说，也是不会选择这样无私的举动的。但是，诸如此类的契约是语言的起因还是结果呢？婚姻契约的前提是劳动力的分工，而按照性别的分工，可能是男性在开始大规模的狩猎之后才形成的。

和迪肯的观点不同，米勒则提出，语言的产生始于寻找潜在的伴侣，以及在配对后继续保持伴侣关系。他指出，这就是为何语言（尤其是男性的语言）经常显得华丽而冗长，因为把语言运用得娴熟自如，能显示机智和聪明，也就是显示了良好的基因（大脑）。异性选择是进化中的一个尤其强有力的推动力，而且，它总能利用自然选择提供的所有优势，不放过任何一个向异性展示自我的机会。所以，用语言来推销自己，很可能就是在异性选择中使用语言的结果，而并非是语言产生的主因。

为此，我们做了两组系列实验，以测试语言的各种功能。根据对讲述过的故事内容记忆的多少，来测试人类大脑究竟最适合接收哪一类的信息。两组实验得出的同样结果是，人们都更加记得社会信息，而不是物质世界中的一些事实性信息。同样，对网络上微博内容的记忆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这些研究结果说明，社会信息的交换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或者，至少说明这类信息更加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也最容易被记住。

我们的第二项研究，由吉娜·雷德黑德（Gina Redhead）策划实施，其目的是为了对四种假说（其中三个为社会性，一个为功能性）进行直接的测试。在这项实验中，每个假说由不同的故事来展示，另外还增加一个社会性的版本，侧重于伴侣间的亲密关系（这个版本纯粹是社会信息交换假说的八卦版）。这项实验在设计上的一个可圈可点之处是，米勒的谢赫拉沙德假说由一个功能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故事来展示，并且用华丽的语言来表达。结果显示，人们对三个社会性故事的记忆明显比两个功能性故事的记忆来得深刻（图8.2），至于对三个不同的社会性故事的记忆，并没有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用华丽版的功能性故事（一个关于蜜蜂产蜜的故事）所产生的结果，和基本版所产生的结果几乎一样，这说明了巧舌如簧的口头表述本身也许并不是语言功能的核心，虽然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伴随着异性选择而进化成了语言的特性之一。

语言的分布为这个议题提供了更多有用的线索，若干年前，丹尼尔·内特尔（Daniel Nettle）就发现，一个语言群体的规模（讲某种现代语言的总人数）以及这种语言所覆盖的区域，都和纬度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植物生长季的长度有关（纬度越高，季节性越分明，因此适合植物生长的季节越短）。他认为，在季节分明的区域，气候多变而且生长季很短，因此需要在更大的范围里建立交换或贸易关系。辽阔的地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当原先的居住地状况恶化，至少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从邻居处寻求帮助，就要和他们进行对话交流，这就意味着大家需要共享一种相同的语言。同样重要是拥有共同的世界观（比如道德观念和对世界的看法等等），有了共同的语言，就能分享世界观。在我们对友情的研究中发现，拥有共同的语言和世界观，对加深和巩固友人间的情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见第九章）。

图8.2

对短暂图案记忆的平均数，体现了不同的语言功能假说。从左到右，是这些不同的版本：八卦假说（普通社交八卦和情侣关系八卦）、迪肯康的社会契约假说、功能性假说（用来交换事实信息）以及米勒的谢赫拉沙德假设（支持功能性假说的华丽版）。

根据Redhead和Dunbar（2013）的图表重绘。

我们的实验结果除了显示人类记忆不能很好地折射非社会性世界之外，也不是那么热衷于交流关于物质世界的信息，除非这些信息能够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们获益。美国东北缅因州龙虾渔夫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在海岸边捕捉龙虾的渔夫用无线电交流有关龙虾出没的信息，但是，克雷格·帕尔默（Craig Palmer）发现，如果在一个有着众多陌生人的大型群体里，这些渔夫显然不是那么愿意广播龙虾讯息。相反，如果是在一个小型的群体里，成员基本上来自于同样的圈子，而且大家相互认识，大家就比较乐意交换这类的信息。因此，信息的交换只能发生在我们用语言建立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之后。

语言有个显著的优势，它改变了建立社会关系的渠道，从一对一的物理渠道（相互梳理）改变成一对多的声音渠道，从而实现同时给多个人同时“梳理”的效果，有助于建立规模更大的群体。语言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达到这些效果，一是通过相互交流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建立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二是通过讲述故事（关于我们是谁和我们来自何方的故事），三是通过讲笑话让大家欢笑。我会在下一章中针对第一种方式做深入的探讨，所以，在这里我着重讨论后面的两种方式。语言的进化永远地改变了欢笑的性质，之前，欢笑只是和声的一种形式，因为某一突发的事件（或许是表演，或许是别人的尴尬事）而同时爆发出来的笑声。这种笑声也是对该事件的简单注解，但是，这样的事件并不会经常性地发生，而且也不可预测，所以，欢笑的间隔毫无规律可循。然而，语言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让我们能够更有效地管理欢笑。于是，我们可以随时用讲笑话的方式来触发欢笑，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笑话总是针对别人的心理状态，需要更高度的意向性才能理解，尤其是在用到隐喻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心智理论能力是不可能理解的）。所以说，欢笑作为一种社会联系工具，因为有了语言的介入，它的效率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笑话只是有了语言之后出现的一个副产品，而并非促使语言产生的原因。编造笑话有个前提，要求我们首先要能够理解别人的心智状态，才能用笑话的形式去取笑别人。

讲述一个故事，无论这个故事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或者是关于我们的祖先，或者是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或者是关于生活在遥远的地方的人们，甚至可能是关于一个没有人真正经历过的灵性世界，所有这些故事，都会创造出一种群体感，是这种感觉把有着共同世界观的人编织到了同一个社会网络之中。重要的是，故事还能让我们明白，生活在旁边那条峡谷里的人们是否属于自己人，是否可以和我们同属一个群体。这样一来，就具备了创造出150人以外的另一个社交层次的潜力，否则的话，我们的群体中的成员只能局限于那些我们真正认识的个体。

不管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围坐在火塘边，伴着跳跃的火光讲述着引人入胜的故事总能创造出温馨的氛围，在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之间形成一种亲密的联接，也许，是因为被激发的情感会促使内啡肽的分泌，有益于群体感的建立。在大多数的传统社会里，成人礼经常是很可怕的经历，然而，共同体验这种经历的人们，却会有永远的兄弟情感和互相承诺。讲故事一般都在晚上进行，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安排。人们对黑夜有天然的恐惧，有经验的讲故事的人会利用这种情绪，从而加强刺激人们的感情反应。黑夜屏蔽了外面的世界，却能让人们产生更加亲密的感觉。

在结束这一节之前，我们应该稍作停留，思考一下，语言这个作为交换信息的实用工具，却有着一个很奇怪的特性，那就是它们会不断地形成不同的方言，而方言又会很快转变成互不相通的新语言。比如说英语，现在就有六种不同的官方版本。[2] 这些版本都是在过去一千多年里产生的，有些甚至就在数百年前产生。如果语言是用来合作的工具，那么它又为什么会如此的低效，以致相邻的群体都不能互相听懂对方？简单的说，为什么方言会如此明显地标记出你的来历？

看来，答案在于方言能够识别来自同一地方的小群体，至少在小范围内，群体成员之间很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即使在当代世界，方言的变化依然非常快速（如果不能说是几十年一变的话，至少也是一代人会有一变）。所以，方言不仅透露出人们来自于哪里，甚至也透露出他们属于哪一代人。如果说，语言的存在只是为了交换功能性的信息的话，那么，这些特性就毫无意义。但是，如果说语言也参与了创造和维系小群体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些特性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确定血缘关系

语言有一个重要的方面，甚至于被很多人认为和语言的起源相关，这就是语言在称呼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中起到的作用。虽然，给人起名字很可能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但是没有特别明确的理由可以证明，称呼亲属也有这么古老。从另一方面来说，血缘关系的分类（比如兄弟、姐妹、祖父、姨妈和表兄妹等等称谓）实在太复杂，它不仅需要归纳的能力，还需要有语言上分类的能力。而且，由于血缘家谱是个自然嵌入的结构，它还需要理解嵌入结构的能力。

给血缘关系贴上标签，这种方法使得我们能够用单一的词语就能准确地描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学家中，普遍认同的是，一共有六大血缘关系命名体系，它们分别是夏威夷、爱斯基摩、苏丹、克罗、奥马哈和易洛魁。六个体系的名称，取自于六个采用不同命名体系的部落名称。这些不同体系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区分并行的和交叉的表亲[3]，后代是按单边还是按双边计算。[4] 这些命名体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总之，因为亲属命名体系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确定两个人能否婚配，所以，这些体系很可能是反映了这些不同地区在婚配和继承方式上的不同。例如，克罗体系和奥马哈体系互为镜像，看起来很可能是由于父系确定性（paternity certainty）程度的差异所造成的（其结果是，一个是父系社会，一个是母系社会，[5]）。有些体系可能有文化和历史上的原因，但是，另外一些或许是出于当地的资源短缺和生态危机，比如，如果像土地这种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资源能够被占有的话，血缘关系立刻就会变得尤其重要，因为这决定了谁可以获得继承权。

人类学家有时会认为，生物学并不能解释人类血缘关系的命名体系，因为，在很多社会里，没有生理关系的人们也会被确定为亲属。有两个不同的理由可以证明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理由之一是，这个结论只是基于对生理血缘关系过于简单的理解，我们对待姻亲的态度最能说明这一点，在英语中，我们称呼姻亲亲戚（即和我们没有生理关系的亲戚），用上了和称呼有生理关系的亲戚同样的词，比如岳父（father-in-law）和嫂子（sister-in-law）等等。在这点上，我和马克斯·波顿—彻里欧（Max Burton-Chellew）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在感情上把他们当作和自己有血缘关系一般的亲人，有一个很好的生物学上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和我们共享下一代的基因。我们习惯于认为遗传关系反映了过去的历史（也就是说，两个算是亲戚的人，在族谱中是如何有一个共同祖先的）。虽然，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显得很方便。但实际上，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却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奥斯登·休斯（Austen Hughes）有一本非常有见地、但是不被广泛接受的著作（主要是因为书中有太多的数学知识），休斯在书中指出，血缘关系的关键所在不是去回溯过去的联系，而是着眼于未来的后代。姻亲对婚姻中后代的重要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所以，也应该得到其他亲戚同样的对待。休斯的这种观点，是对血缘关系更为成熟的阐述，从而巧妙地解答了人种学中大量有关亲戚关系的确定和共存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人类学家看来是无法从生理角度去解释的。

理由之二是，在传统小型群体中，每个人之间都是亲戚关系，无论是属于通过生养的血亲还是通过婚配的姻亲。而那些互相之间没有关系的少数人，也很快就会通过婚姻、领养或者认干亲等等方式，和群体中的别人形成某种关系。即使有些人是被误解为有亲戚关系，或者，某些人之间其实只是形式上的干亲关系，这些都不足以说明整个命名体系不遵循生理原则，少数的几个例外是不会对生理血缘关系的进化过程造成干扰的，[6] 再说，生理学中的一切都是基于统计上的概率，而不是绝对的。要推翻这一点，需要足够的案例来证明命名体系确实逾越了生理关系，而事实上，它们从来不曾被逾越。被领养的孩子会把养父母当作他们亲生父母，但领养这种方式本身就是比较小概率的事。而且，在传统社会中，即使有领养发生，也经常是由亲戚来领养的（这个结论有人类学的研究来证实）。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关系，只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领养才会发生（即使这样，孩子的感受比父母要强烈得多，因为，父母毕竟从一开始就知道孩子不是他们亲生的）。

由于血缘关系的确定体系在总体上趋同于生理关系，那么，一个自然的假设就是它们产生于生理血缘选择理论（biological kin selection theory）。[7] 从这个角度看，血缘关系和朋友关系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关系，我们和其他学者都做过很多研究，来比较人们在对待亲疏远近各不相同的家人和朋友时，体现出来的无私奉献的程度。所有的研究都发现，人们更愿意为家人做出无私的举动，即使他们和朋友处于同一个距离层次中（也就是他们所处的社交网络层次）。这似乎说明，偏向我们的家人，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也许这就是血缘关系选择的结果。

但是，血缘关系中的某些现象，确实很令人费解。我们可能会觉得血缘关系中的亲密感来自于从小一起长大，从幼儿时期开始就非常了解亲近。在这种程度上，血缘关系或许等同于某种非常亲密的友情。但是，即使是一些远亲（比如，远房表兄妹，还有曾祖或曾曾祖辈的亲人们），对我们产生的亲密感并不亚于近亲。然而，这些远房亲戚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名词分类（比如说，杰克是你的远亲，这仅仅意味着你们有一个共同的曾祖母）。但是，在你被告知某人和你有亲戚关系的这一刻，虽然只是远亲，也未曾谋面，你也马上会把他放到一个和朋友不同的圈子中。这是很不寻常的，仅仅一个语言标签，就能激发出强烈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按理说只存在于有深度情感和生理联系的近亲之间。

这就带出了一个可能性，有可能血缘关系是一条捷径，当面对着复杂的人际关系时，血缘关系省了我们很多时间，让我们快速地做出决定以应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那就是确定他们和我们是否有血缘关系（也许还可以加上这种关系的亲密程度）。相反，在对待朋友时，我们需要根据过去的交往，以决定在不同的情形下该做出怎样的应对。正因为和血亲相关的信息处理过程简洁得多，所以，和血亲相关的决定会做得更快，认知成本也更低。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血缘关系是一个隐性的过程（也就是自动的过程），而朋友关系是一个显性的过程（必须经过考虑）。在一个成员之间都有亲属关系的小型群体中，血缘关系的确定，能帮助你为每个成员提供一个短平快的认定方法。

在一个异族通婚（夫妻中的一方来自族群外，而另一方终生生活在族群内）的社会中，一对夫妻可以追溯两代的亲戚，也就是有着共同的曾曾祖辈的亲戚（即现在的三代，祖辈、父辈和子辈）差不多正好是150人。或许，这并不是巧合，在一个族群中，这些就是差不多任何人能够数得清的亲戚关系。令人吃惊的是，在所有的血缘关系确定体系中，都没有逾越这个自然界定的150人家谱成员数目。[8] 所以，这些体系似乎都是为了维持这些人类自然群体成员的关系而设计的。

宗教的位置

讲述故事是所有宗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故事里，有那些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死去的祖先，有充溢着心灵世界的存在，也有富有魅力的宗教领袖和圣徒，这些都是宗教故事常见的主题。在传统得小型社会中，宗教是一种你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体验，通常来说，这种体验和和萨满巫师以及迷幻的状态有关（图8.3）。音乐和舞蹈在巫师的法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常被用来（有时还会配合以药物）对信徒施展法术，直到他们彻底丧失理智，进入出神迷离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他们会进入超越自然的世界，在祖先或是精灵的带领下漫游世界，或许还会面对恶魔的挑战，就像霍比特人在《指环王》中那样。显然这种超越现世的漫游只在他们的意识中呈现，但是，他们的感觉会强烈到似乎身临其境。

说到这里为止，语言对于宗教还不是重要，因为宗教只是你的体验，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神学理论，对认知能力有要求。或许你也想告诉别人你在精神世界里的漫游，并且和他人达成某种可以交流的共识。但是，你不需要复杂的神学知识，你在精神世界里遇到的大部分动物，其实也就是你平时所熟悉的，虽然有时会出现半人半兽的怪物（图8.3a）。迷幻的状态以及如何进入这种状态由来已久，最初很有可能是偶然发现的，或许，在海德堡人时期，当音乐和舞蹈在维持社会关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时，有些人如此忘我地投入歌舞之中，直到虚脱昏迷，然后就进入了迷离恍惚的状态。一旦知道了如何才能进入这个状态，再次复制就不难了。所以，在第一次的偶然发现之后，很可能有意识地去反复尝试再次进入这种状态。

图8.3

史前宗教，（a）跳舞的兽人（鹿头“巫师”），来源：Les TroisFrères画廊，River Volp洞穴组，法国，距今一万两千年前。（b）桑族迷幻舞蹈，非洲南部桑族岩画艺术。

根据Lewis-Williams（2002）重绘，© Arran Dunbar 2014。

世界各地的萨满教都有一些共同的主题。比如，穿过一个洞穴或隧道，然后进入精神世界，在那里，有光芒的照耀，一个明亮的天地。比如，进入那个世界的旅途充满危险，于是需要一个好心的向导（可以是一位慈祥的祖先，或者是一个图腾性的动物）。还有，到了那里的所有人都会担心再也找不到回家的洞口，这大概也反映出疯魔的舞蹈会耗尽体力，有人会因此倒地而亡。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将这种情形解释为他们是找不到回来的洞口，于是就留在那边了。

这类令人神志恍惚的迷幻舞蹈似乎在维系群体内的社会平衡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在非洲南部的布须曼人中，当群体中开始有矛盾、成员有互相争吵的现象时，很可能就会开始跳迷幻舞蹈。这种时候，这种舞蹈起到了抚慰人心恢复平静的作用。在癫狂的起舞中，所有不和谐的记忆似乎被抹去了，所有恶化的关系似乎得到了修复。一场迷幻舞蹈跳下来，似乎能够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重启到默认状态，让群体作为一个互助的关系网再次投入正常的运行。直到经过数周甚至数月的积累，那些小小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加深，然后需要又一次迷幻舞蹈将一切困扰驱散。这种情况很可能反映出一个事实，因为迷幻舞蹈（或是说就是迷幻状态本身）和内啡肽的大量分泌相关，所以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治愈方式，用来维系成员之间的联系，修复人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另外，内啡肽对我们生理和心理的健康都很有好处，所以迷幻舞蹈对整个群体的健康和社会凝聚力都是有益的。[9]

所以，宗教的诞生似乎是为了增强小型群体中的社会凝聚力和责任感的结果。但是，它有一个很不幸的副作用，那就是它不可避免划分了自己人和别人的界线，形成了一种组内针对组外的思维方式。拥有共同的世界观，拥有同样的宗教体验以及拥有相同的行为准则，这些共性就像是一道分割线，把我们这个群体和山谷另一边的那些人区分开来，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就是做坏事的坏人。

美国生物学家科里·芬彻（Cory Fincher）和兰迪·桑希尔（Randy Thornhill）在他们的一系列重要论文中指出，一个传统宗教的支持者数量、同一语言群体的规模以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平衡度都和纬度有关。在赤道附近的人类群体规模较小，呈内敛型状态，成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而靠近极地的群体规模较大，呈发散型状态，更加倾向于个人主义。他们同时论证了这种现象的内在驱动力，决定因素是病原体的数量。热带是出了名的多病地区，即使在现在，那里也是很多新病害的发源地。他们的论点是，在这种多病原体肆虐的地区，健康地生存下来的策略就是要避免和其他群体混合（尤其是要避免交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坚守自己的群体，自己管好自己的疾病，因为经过时间的洗礼，他们都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免疫力。

这个观点和我前面提到的丹尼尔·内特尔的观点衔接得天衣无缝。内特尔的假设告诉了我们为什么高纬度区域的语言群体比较大，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热带地区的语言群体会比较小。相反，芬彻和桑希尔给出了为什么热带群体比较小的原因，而没有给出高纬度群体为什么需要加大的原因。像芬彻和桑希尔那样，只是说在高纬度区域，因为病原体较少，群体就可以比较大，这样的看法并没有解决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大群体中社会和生理的额外成本问题。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假设合并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热带群体因为病原体的原因规模比较小，但是，在高纬度地区，因为没有了这种选择性压力的制约，出于大型贸易关系的需要，群体也会随之扩展，变得越来越大。

在高纬度地区，我们需要更大的群体，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建立一个机制以缓解大型群体不可避免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仪式似乎能为维持群体凝聚力起到关键的作用。即使在今天，对一个宗教的承诺，会增强一种群体的归属感，会使人们互相之间更加慷慨（有时候，对完全不认识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慷慨，但是不可能始终保持下去）。可是，这里的要点在于，宗教不能让人更加社会化（那只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副产品），宗教只能让人对特定的群体内的其他成员有更多的承诺。我会在下一章中再回来讨论这个议题，因为它对最后一个过渡至关重要。

考古学和来世

通常来说，考古学家只有在发现刻意墓葬的痕迹，才会认作是相信来世的证据。他们将刻意墓葬定义为有殉葬品的墓葬，因为殉葬品的存在，说明相信死者在来世需要这些日常必需品。所以，如果不是因为相信有来世，很难理解在埋葬死者时为什么还要花费这多心思和精力。为什么不直接把尸体扔在树林里，或者，像在胡瑟裂谷的骨穴遗址里发现的那样，把众多的尸体扔进洞穴后面的天坑里？

刻意墓葬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很普遍，在欧洲和非洲西部，已经被发现的遗址多达一百余个。然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这类墓葬遗址却少得多，不超过三十多个，虽然这段时期覆盖的时间段要长得多。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墓葬和所有之前的墓葬有明显的不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尸体都是双腿伸直，朝天仰卧的（当然也发现了两具呈俯卧状态的尸体，还有几具腿是弯着的）。但是，几乎所有新石器时代中期包括尼安德特人的墓葬遗址里，发现的尸体都摆放得毫无章法，更像是随意扔在那里的。

在很多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墓葬遗址里，都会发现红色的赭石粉末，在有些遗址里，赭石多到甚至于染红了尸骨和周边的土壤。在有些墓葬里，比如意大利的封曲力诺石窟遗址（Grotta dei Fanciulli），放置于头部和骨盆部位的赭石粉末特别多。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墓葬里，为什么会用到大量的赭石，我们至今不得而知。但是，这种习惯很可能是和身体装饰的仪式有关，因为赭石经常被传统族群用作涂抹身体的颜料。

很多这样的墓葬做得非常气派华美，而且，通常都会有大量的精致殉葬物品。我们在第七章中提到，在俄罗斯大草原上，有一处距今两万两千年的松希尔遗址，这个墓穴是在永久冻土层里挖出来的（当初人们做这个墓穴，一定花费了很多功夫）。墓穴里，和两个孩子尸体埋葬在一起的还有品种繁多的珠宝、工具、象牙雕刻和装饰性鹿角，还有一根人的股骨，骨腔里塞满了赭石粉末。另外，还有十一支标枪和2.4米长的象牙长矛，放在他们的身边。在两万一千年前的西伯利亚玛尔塔（Mal’ta）遗址里，一个小孩的殉葬品有一个头冠、一个带坠子的项链、一个手链、一个雕像、纽扣、骨尖和其他工具。在法国西南部的克罗马农人（Cro-Magnon）洞穴遗址里，陪伴着尸体的是一堆打过洞的贝壳以及动物牙齿，在意大利的格里马迪（Grimaldi）洞穴遗址也发现了同类的殉葬品。在意大利的康迪德（Arene Candide），“年轻王子”之墓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后期最华丽的墓葬代表之一。死者的身体上洒满了大量的红色赭石粉，佩戴着用猛犸象牙制作的垂饰，原本可能是手链的贝壳，他的一只手里还握着一把23公分长的燧石刀。在葡萄牙，一个安眠于两万五千年前的拉皮尔多五岁幼童，他脖子上的坠子，是用穿孔的贝壳做的，他头上的发冠，是用四匹不同的马鹿的牙齿做的。事实上，项链和发冠尤其普遍，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三分之二墓葬中都有发现。

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墓葬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经常以集体墓葬的形式出现。在松希尔遗址，两个儿童的尸体头对头埋在一起，边上还有一个成人。在黎凡特的卡夫泽（Qafzeh）遗址，一个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妇女（标号Qafzeh IX）和她的婴儿埋在一起。在法国的克罗马农岩石洞穴，五具尸体（其中包括一个婴儿）被埋在一起。在捷克的下维斯特尼采（Dolni Vestonice），三具成人尸体（大概是两个男性一个女性）被埋在一起。最大的集体墓葬出现在捷克的普拉德莫提（Predmosti）遗址，一共发现了在不同时间里埋进去的十八具尸体。这样的集体墓葬形式，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之前是没有的，这样的集体墓葬似乎在暗示，这些埋在一起的死者，将要一同前往另一个精神世界。或者，像普拉德莫提那样的形式，隐含着后来的死者要追随先行者，一同前往。

这些发现告诉了我们，至少在两万五千年到三万年之前，有关来世的信仰已经形成，相信人死后将要去往一个精神世界，或者，在活着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迷幻状态而进入这个精神世界。这是我们所能够确认的最晚时期，很有可能的是，这样的信仰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些信仰，及其相关的活动，只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中存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海德堡人或尼安德特人也有这种复杂程度的活动，这个结论似乎能够辅佐我们的观点，那就是这种复杂程度的宗教，是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这条支线上开始的。而且，宗教的发展，很可能是现代人类得以维系更大群体的关键所在。

图7.4所示的心智能力发展方式也暗合了我的结论，个人宗教信仰的复杂程度是基于个人心智的意向性程度（表8.1）。虽然在三度或四度意向性层面上，也可能有某种宗教，但是，当意向性达到五度时，在信仰的质量上会真正上一个台阶。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古人似乎没有超过四度意向性的（图7.4），因此，他们就可能不会有很复杂的宗教，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根据有限的考古证据，我们得知古人虽然宗教活动频繁，但是其复杂程度显然是很低的。

表8.1

心智化能力（以意向性度数表示）和宗教信仰的复杂程度。

来源：Dunbar（2008）

另一个宗教信仰的证据，是在史前的洞穴中发现的岩画。自从第一次在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岩洞（Altamira）里发现了岩画（图8.4），之后的大约一百年间，已经发现了一百五十多个有着新石器时代后期岩画的洞穴，艺术家们用动物、人体和抽象物体的图案，装饰着洞穴的墙面和顶部。有些图案是用天然颜色画上去的，也有些是以蚀刻的方式，用手指在较软的墙面上进行白描和涂鸦。

这些有岩画的洞穴大部分集中在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图8.5），但也有一部分远在德国南部，甚至英国。一些岩洞因为洞顶坍塌，已经很难进入，也有一些岩洞的洞口，已经没入海底。比如在法国地中海海岸的科斯奎岩洞（Cosquer Cave），只有潜入海底才能到达洞口，因为在一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纪结束时，海平面升高了一百二十米，把原本在海平面之上的洞口淹没了。史前的岩画艺术非常丰富，比如在南非的布须曼人以及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新石器印第安人都有大量的创作。这样看来，那些在欧洲和非洲开放区域的很多岩画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而保存至今的欧洲岩画，很可能是因为洞穴较深，躲过了岁月的侵蚀。

图8.4

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岩画。（a）西班牙北部阿尔塔米拉岩洞中的野牛（距今一万两千年前）。（b）法国南部肖维岩洞中的三只雌狮（距今三万年前）。

来源：根据Lewis-Williams（2002）重绘，© Arran Dunbar 2014。

图说8.5

发现了抽象和象征性图画的主要考古遗址。

● 装饰洞穴

■ 个人装饰

▲ 维纳斯雕像

来源：Klein（2000）Bailey和Geary（2009）和大阪城市大学（2011）。

一直以来，判断岩画的准确时间都是个难题，直到近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取用极少量的颜料样品，进行分析研究。虽然有些岩画的年代并不久远（著名的法国拉斯科洞窟［Lascaux］距今大约一万五千年，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岩洞和沃尔普［Volpe］洞穴距今只有一万两千年）。另一些岩洞却比人们想象的要古老得多，在法国，肖维岩洞、列斯普格岩洞（Lespugue）和科斯奎岩洞分别距今有三万年、两万五千年和两万七千年之久。

大部分岩画的内容都是成群的动物，主要是马、牛、羊、猛犸象和犀牛，偶尔也会出现狮子、鱼和水鸟等动物，画中的这些动物常常是挤在一起，图像相互重叠，呈现密集繁杂的状态。有时候，艺术家会利用岩石的自然形状来表现一只动物，赋予作品惊人的动感。在有些作品中，动物的形象必须从某一特定的角度才能看见。抽象的几何图形以及点和线也经常出现，但是，描绘人物的图案却少得出奇（虽然人物主题在南非狩猎族的史前岩画中经常出现）。

毫无疑问，在所有的岩画作品中，最让人惊奇欣喜的是看到那些留在洞壁上的手印图（图8.6）。手印在很多洞穴里都非常普遍，比如法国的科斯奎岩洞和佩斯梅尔岩洞（PechMerle）、西班牙的圣维森特洞穴（San Vincente）和普恩特维斯戈洞穴（Puente Viesgo）都有手印作品。在一共发现的507个手印中，大多数是把手放在岩石上然后再喷上颜料的“负片”。但是，在肖维洞穴中，有两组手印，一组48个，一组92个，都是用手沾上颜料之后，再按到岩石上的“正片”。

图8.6

西班牙北部方廷西林洞穴手模的局部拓印，距今两万年前。手模画的制作过程可能是将颜料含于口中，然后喷向按于岩壁的手上。

根据Lewis-Williams（2002）重绘，© Arran Dunbar 2014。

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为什么会创作这些岩画，我们至今仍然不太清楚。不过，画中出现的大量动物，以及看似从动物侧面穿出来的箭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创作这些岩画是一种仪式，为了祈求狩猎平安有成。很多岩画中的确出现了众多通常被捕杀的动物，但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捕食动物，比如肖维洞穴中那些画风夸张的母狮们（图8.4）。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些画作和成年礼或者其他仪式有关，有些手印太小，不像是成年人的，有些画的地方很低，也不是成人容易够到的（当然也不是不可能），这些迹象都显示小孩也会被带到洞穴里。还有一种解释是，这些岩画描述的是巫师在迷幻神游时看到的另一个世界的情景，这个观点的证据是图8.3a中那些半人半兽的图案。但是，这些图案也可能是某些特殊俱乐部和组织的图腾或象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正如我们将要在下一章中展开讨论的那样，这些图案和男人俱乐部的特殊仪式或迷幻舞蹈有关。

为什么有这么多社交层次？

我曾经说过，宗教信仰和讲述故事对维系灵长类的大型群体很重要，当然，这里所谓的大型群体是按照原始社会的标准，那么，再让我们来深入地探讨一下，在现代人类社会中，这些活动又会起到什么作用。我在第三章中指出，150人的自然群体在社交意义上并不是等同的，而是按照不同的情感和社交质量，分成一系列不同的社交层次。在这150人中，我们会和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因此，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多很多。我们把社交圈分为四个层次，分别含有5人、15人、50人和150人。当然，这些层次还可以再延伸，达到500人和1,500人（图3.4）。其实，这种分层结构的体系本来就是灵长类社会的特性，所以这种层次结构本身对人类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人类社会的特别之处在于层次的数量，那么，这些不同的层次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我们下一章即将开始讨论的第五次过渡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框架。

灵长类群体的分层结构的缘起，是为了形成联盟或者互助体系，以对冲个体在大型群体中生存的代价。因此，每一层的架构都是为了支撑上一层，上一层是底下层的特性显现，两个层次密不可分。人类社会的分层架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每一个层次上，内层较小的群体是其外层较大群体存在的基础。

从某种角度来说，最容易解释的是15人层次，依照梳理小群体的规模和灵长类新皮质大小，这个结果是可以推测出来的。在猿猴群体中，梳理小群体（也就是经常性在一起互相梳理的伙伴）的存在，是对大型群体生存压力的缓冲（见第二章）。所以，这个梳理小群体的规模会随着整个大型群体的规模的增加而同步增加。事实上，梳理小群体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别人来骚扰你，从而减小身处大型群体之中的压力。身处的群体越大，生活的压力也越大，作为联合防御体系的梳理小群体的规模也要相应扩大，才能有效地抵挡外来干预。用猿类等式来预测的人类亲密小群体的规模正好就是15，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种规模群体的存在，其真正作用可能就是减少生存压力。事实上，这个社交层是我们的依靠，是为我们提供社会和经济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支持的基础，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这个层次里的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

在15人层次内部的核心5人层次或许是提供更亲密的情感支撑，这个层次的存在，表明了人类拥有更复杂的心智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同时也让人类在心理上更容易受到伤害，这是我们和其他灵长类远亲的不同之处。心智理论能力和高度的思维能力能使我们预见到现在的行为可能带来的未来的后果，因此我们会对将来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可怕事情心怀恐惧，这些心理活动都是其他动物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在这种情形下，有一个可以伏在上面大哭一场的有力臂膀，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就非常重要，也对我们鼓起勇气面对比其他灵长类复杂得多的社会非常重要。

在狩猎—采集族群中，50人层次最明显的特征是，这是一个集体过夜的理想规模。也许，这就是这个层次最原始的作用。其中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我们灵长类在夜间的视力不好，部分也因为我们睡在平地上，晚上是人类最容易遭到天敌攻击的时候。所以，我们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来抵御夜间来自于天敌的侵犯。小型的树生灵长类只需要对付在白天出现的鹰类（主要是老鹰，在南美洲，角雕也会对小型灵长类形成威胁），但是，体型更大的陆生灵长类更容易受到夜行动物的侵害。对于狒狒而言，最危险的天敌是豹子（夜行动物）、狮子（主要在夜间觅食）和鬣狗（夜行动物）。虽然50人的群体也为女性提供觅食的环境（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倾向于结伴集体觅食），但是，如果只是挖些根茎，采些莓子，没有必要组成这个规模的群体。所以，总体上来说，这个层次的功能主要是为抵御夜间捕食者的侵害，同时也能为白天觅食创造安全环境。

以下是我们总结的50人层次和150人层次六大功能：一，保护成员不受捕食动物的威胁；二，保护生存区域或食物来源；三，保护生育期的配偶；四，为降低环境威胁的贸易协定；五，交换有关资源产地的信息；六，防御邻近同类群体的侵犯（这就是所谓的战争假说）。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我们的结论是，战争假说（也就是为了抵御入侵者而形成50人和150人层次）是最有可能的一个解释（表8.2）。根据社会大脑等式的推测，150人层次就是在这个时候首次显示在考古记录中（图3.3），也许，这并不是巧合，也就是大约在十万年前，人口突然开始了一个爆发期。

当然，一旦有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群体做靠山，自然就可以在更多的方面依托它。比如贸易协定可以给你更多的机会，在你自己所处的环境不适合生存的情况下，去寻找贸易伙伴的帮助，到别处谋生，这也是大群体的另一个优势。同样有优势的是，大型群体中的成员分布广泛，有关食物资源的信息也就相应的更加丰富。在多个狩猎社会中，交换贸易网络都是值得一提的。比如在非洲西南部的朱/霍安西部落（Ju/’hoansi），象征性的礼物被称为“hxaro”，通过hxaro的交换，在部落中建立起一个分布式的互相支持的网络。hxaro伙伴在居住地情况恶化时，会互相之间提供留宿避难等方面的帮助。人类学家波莉·维斯纳（Polly Wiessner）记录了一个案例，在一个食物短缺的饥荒期，一个桑族部落将半数成员迁往远方的hxaro伙伴那里，如果没有采取这样的策略，肯定会有人饿死。类似的交换网络在其他狩猎社会中也存在，也有迹象表明，这样的网络在欧洲新石器时代后期依然存在。

关于hxaro伙伴，很重要的一个特性是，他们并不属于住在一起的50人层次群体，相反，是住在别处的人。据维斯纳描述，在桑族里，hxaro伙伴通常都居住在四十公里以内。这个距离，按照人类学家鲍勃·莱顿（Bob Layton）和西昂·欧哈拉（Sean O’Hara）的研究发现，正好是热带狩猎—采集族群生活的平均半径。也就是说，hxaro交换关系主要发生在同一个150人层次的社区之中，这就再次证明了社区是交易行为依托的主体，而不是营地小组（band，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误判，见第三章）。

（也许）*表示这个功能可能成为一个自然出现的特性（即当这个层次成立后可能出现，但并非选择这个层次出现的因素）。

表8.2

现代狩猎—采集社会中六个群体层次的可能性功能分析。

资料来源：Lehmann等人的论述（2014）。

接下来，还需要分析的是我们所知道的150人之外的层次，根据对人种社会的分析，这些层次是当代社会群体一系列层次的自然延伸（图3.2和3.4）。有观点认为，500人层次是保证了基因交换的同时又避免近亲繁殖的最小值。在很多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会避免和同一群体（150人层次）中的成员结婚，而是会寻找邻近群体中的人结婚（也就是500人层次中的伙伴）。这样来解释的话，这个层次的存在就非常合理了，里面大部分成员是我们可称之为熟人关系的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半随意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基于互助互惠的个人关系，而是基于更加正式，也是更加类型明确的关系（当然，这些关系确立的前提完全就在于语言）。这点从择偶的角度来说很重要，因为两个群体之间的足够了解，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可以和另一群体中的成员成婚的基础。

现在，就剩下1,500人层次有待分析了。从民族学的习惯上，这个层次一般被定义为一个部落或者一个民族语言社区。这个定义，基于这个层次中的成员使用同一种语言这一事实。对这个层次最为合理的解释是，这个层次代表了一个贸易网络，这个网络覆盖了更大更宽阔的区域，能够在环境恶化的时候带来更多的缓冲。由莱顿和欧哈拉收集的热带狩猎群体样本，平均人数为150上下，覆盖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所以，在一个贸易网络中，如果有9到10个这样的群体，覆盖的面积就有50,000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大约225公里×225公里的区域）。在生态环境变得恶化时，或者遭受其他族群的入侵时，这个广大的区域就可以作为缓冲。这个面积也足以用来抵御灾难，因为，毕竟灾难很少同步降临到这么大的范围内。

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可以推断，部落层次的群体很可能是由数个150人群体通过贸易协定建立的。大约十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纪时期生存环境的加速恶化，促进了群体通过贸易关系向外延展，这在时间上正好和最后一次脑容量的激增相吻合。很有可能的是，这个层次的出现，对现代人类能在四万年前以后成功地征服欧亚大陆高纬度地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要维护这样庞大的延展性群体，必须依靠共同的文化背景和道德观念（以保证真诚相待和可靠互助），而这一切，正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不同于之前物种的地方，是人类进化到发展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这一阶段的结果。所以，迪肯的象征性社区（Deacon’s symbolic community）的根源可能就产生在这里，因为到了这个阶段，人们开始有能力共同商讨协定。有了这样庞大群体的支持，在和尼安德特人发生冲突时，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也能占尽优势。面对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尼安德特人大概是完全没有办法对付的，他们不具备召之即来的有力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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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描述的是人类文化的最终绽放，这是经历了六百万年漫长的生物演化之后，人类才站到这个高度。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演化的最后一次过渡，也就是第五次过渡开始萌芽了。我们在本章中讨论的重点在于文化，文化是后天行为，是好奇和创新的产物。第五次过渡，也是最后一次过渡，是从迈进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一步标志着文化创新取代了生物进化，下一章的主题，就将围绕着这段重要的旅程展开。

注释：

[1] 长矛投掷器实际上就是一根一头开槽的棍子，矛的尾端可以插入其中，起到了增加投掷手臂长度的效果。这样，在投掷的时候能产生更大的角动力，比仅仅依靠手臂力量投掷的矛飞得更快更远。

[2] 这六种是：英语（在美国和英国使用的语言）、莱兰语（或称为低地英语）、苏格兰英语（苏格兰南部非盖尔语的传统语言）、加勒比海英语、城市黑人切口（美国城市黑人语言）、塞拉利昂克里奥尔语和新几内亚混杂语。这些语言在语法结构和用词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3] 并行（ Parallel）表亲是父母的同性兄弟姐妹的孩子，交叉（cross）表亲是父母的异性兄弟姐妹的孩子。

[4] 单边血缘关系是只计算父母中单方的血亲，双边血缘关系是计算父母双方的血亲。英语的习惯是算双边血亲的（我们用同样的cousin、aunt、uncle等词语来称呼父母双方的亲戚），但有些语言（如盖尔语）则用不同的词汇称呼父亲或母亲的亲戚。

[5] 只通过女性的后代确认血缘关系的母系继嗣体系，似乎主要存在于父系确定性低下的文化中（也就是男性不能确认他妻子所生的孩子是否的确是他的骨血）（请参照Hughes的论述， 1988）。

[6] 原因是如果沿着家谱往回追溯，基因关联性很快就会衰退，尤其是在小型群体中，只要倒回去六代以上，所有人之间的关联性就都一样了，多多少少都有点沾亲带故。Hughes（1988）认为家谱的引入是一个天才的解决方案，比如，如果我和你想要找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能找正值青春期的人，这个年龄段的人每年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很难找到一个属于我们之间关系的稳定支点。Hughes发现，而从前的某个远祖，就能成为定义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不变的支点。更重要的是，这个祖先是否真的存在过也无关紧要，只要在家谱中的位置足够高，对于定义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无任何区别。

[7] Hamilton（1964）将生理血缘选择定义为一个重要的进化动力，如果我帮助我的兄弟姐妹更成功地生育了后代，那么，无论我和他们共享的基因是什么，这个基因都会传给下一代，就像我自己生育了后代一样。Hamilton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利他主义对血亲的进化，但从此以后这个概念就现代进化生物学中扮演着基础的角色。大致上来说，帮助亲戚的意愿，和亲戚跟自己的亲情程度成正比，而这种亲情程度，可以准确地通过了解他们的长辈而计算出来。

[8] 皇室和贵族通常能追溯到更早的祖先，但这是个特例。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其他特权通常是通过世袭继承而来的，他们那些长长的家谱，就是为了证明这些权利都是合法继承的。

[9] 有些学者（如Boyer，2001）认为，宗教并没有带来健康方面的益处，但这个结论似乎和事实相去甚远。有证据显示，积极参与宗教活动能带来广泛的优势（参照Koenig和Cohen的论述，2002）。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着一些概念上的混淆，所谓宗教的益处，到底是宗教本身（也就是相信神）带来的，还是积极参与宗教仪式和活动带来的。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如果仅仅是声称相信某种宗教，并不能带来什么益处，如果Boyer的着重点在这个方面，那么难怪发现不了任何益处。宗教的认知科学似乎只关注那些和教义宗教相关的复杂概念，而忽略了宗教体验中核心的高度情感体验。

第九章

第五次过渡：新石器时代及以后

在最后一个冰河纪的末期，也就是大约一万两千年前，黎凡特的人们开始在村庄里住了下来，他们用泥砖和其他材料造了很多固定的房子。这一天，距离他们“发明”农耕，进入后来定义的“新石器时代”还有好几千年。确实，最初开始种植植物，肯定是为了保证更多的食物资源，喂饱定居地越来越多的人口。可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定居下来，仍然是个未解之谜。一个比较明显的可能性是，定居有助于防御邻近群体的侵犯。即使不是出于这个原因，群体间的侵犯骚扰确实存在，并在不久之后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在接下来的五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定居人群的数量急剧增长，而防御入侵被认为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定居地最终成为城邦和小王国的雏形。

到公元前8000年，位于土耳其的居住地，比如加泰土丘（Çatal Hüyük）和哥贝克力石阵（Gobekli Tepe），以及后来在黎凡特的居住地杰里科（Jericho），都成为很有规模的城镇。城墙内的面积达到十五公顷，有上千座房屋，五千多居民居住其中。短短数千年后，这样规模的居住地已经遍布欧亚大陆的南部了（图9.1），而这种结构是后来铁器时代北欧山丘堡垒的前奏。在过去，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城墙的修建和防御目的无关，因为这些城墙的确没有那么坚固。但是，实在又找不到别的理由，可以解释如果不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为什么会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修建这些城墙，而且，有城墙总比没有好。即使是村子中的房屋，在结构上也呈现出防御的特性。这些房屋几乎都没有靠近地面的门窗（进出口是平顶上的一个洞），而且，这些房屋都团团簇簇地聚集在一起，出口非常之少。难道这只是很差劲的城市规划和房屋设计？抑或是为了防御入侵者？要知道，从技术上来讲，在房顶上装门，可比在墙上装门要困难得多。

实际上，根据近年来对大量狩猎族群和考古数据样本的分析发现，平均15%的人是因为战争而死亡的（或至少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暴力行为而死亡），这个比例，从新石器时代到人种学意义上的现在，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图9.2）。在一项研究中，学者们对斯堪的纳维亚的83个遗址中总共387个墓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些遗址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3900到1700年，散布于丹麦和瑞典的南部。他们发现，9%的瑞典头颅和17%的丹麦头颅都有明显的创伤痕迹，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武器从正面袭击的。男性头颅有更多愈合的伤口，但致命伤在男性和女性中没有差别，这表明了虽然男性会更多地受到不至于丧命的暴力伤害（骨头的再生长显示了伤口的愈合），但是，男女死于暴力的几率却是一样的。

有证据显示，这些人居住在一起时食用的食物，质量上不如分散居住的时候，或许，这能够最直接地证明了他们并非完全是主动要求居住在一起的。新石器时代居住地居民的体型比现代狩猎人要矮小（体型矮小通常是营养不足的表现），而且，在他们的骨质中，显示出更多的饮食缺口。对营养摄取的分析显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通过手工农业的方式，所能获得的能量要明显低于通过觅食方式获得的。所以，一定有什么重大的原因，促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族群从自由觅食转变成定居。[1]

在所有这些讨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生活在这么大型的集中区域会在心理上形成巨大的压力。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即使生活在规模适中的群体中，对灵长类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对女性来说更不容易。群体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生存成本，如果这个成本不能得到很好的对冲，那么群体很快就会瓦解。狩猎—采集族群以时聚时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实际上，大型群体会主动分散到一个较大的区域中，从而减轻生活在一起的压力。但是，时聚时散的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狩猎—采集的族群成为一个介于群居（可以防御天敌和外族的侵害）和散居压力之间的折中方案。在过去的三章中，我提出几种能够缓解这些压力的工具，它们是音乐，包括吟唱和舞蹈，还有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故事讲述，当然还有宗教，它们能够帮助维持中型社区成员间的社会联系。

图9.1

新石器时代主要聚居地（▲），灰圆圈代表在这些地方有家养的动物和植物。

参见Diamond（2002）。

图9.2

在一系列史前部落和史前社会中，因为战争而死亡的成人人数百分比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数据来自于墓葬中的遗骨样本。

来源：Bowles（2009）。

新石器时代带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在于人类如何发明了农业，或是发现了怎样储存食物，或是学会了盖房子。相对来说，这些都是人类取得的小小成就，而且很容易就解决了。但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是由共同生活在规模庞大、空间密集的居住地所带来的。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后来城镇化的发展和城邦的出现至关重要，否则这些都不会发生。能让我们成为现代人类的第五次伟大过渡是新石器时代的定居，重点就在于“定居”，而不是“新石器”。

解决集体行动问题

我在第二章中说过，灵长类社会是一个有隐形约定的社会，这个隐形约定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分摊成本，解决生存和繁殖的问题。生活在稳定群体中的猴子，在受到攻击的时候，能够依托群体，有效地防御天敌。防御并不一定是积极的行动，有时候，大型群体的威慑力，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隐形社会协定的难点在于，经常会有不肯出力的投机者，搭便车享受协约的成果，却不愿意付出。一有危险，就退缩在后面，或者，不愿意将时间和精力花在对群体有益的活动上（比如轮流守望站岗，或为同伴梳理）。

为了遏制搭便车的行为，也有过很多惩罚的方式作为对策，[2] 但是，从进化的角度看，这种惩罚是有问题的。惩罚者的行为是无私的，根据传统达尔文进化论所述，站出来的惩罚者和躲在后面没有站出来的群体成员相比，在进化上是处于劣势的。实际上，没有站出来的成员是利用了惩罚者大公无私行为的投机者，这些只是把我们的问题又往后倒退了一步。群体选择（这个特性会因为有利于群体而不利于个人而进化）并不是答案，因为在所有传统的选择环境中，无私的总是会遭到选择的淘汰。如果群体中都是血亲的话，血缘选择可能会成功。但是实际上，血缘选择只有在有利于近亲时才会成功，因为血缘的亲密度在第一代表亲之后，就会快速降低。

惩罚当然有用，但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被抓住的几率很小、群体又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会感到对别人不负有任何责任），那么，不管惩罚多么严厉，都不会真正起到效果。在传统的生物学中，这就是所谓的“偷猎者困境”（poacher’s dilemma）。也就是说，被抓住后，受到的惩罚会非常严厉，但是，如果被抓住的几率很小，偷猎（或者是在禁渔区捕鱼、在热带雨林中砍树等等行为）还是划算的，即使我们心里知道，从长远来讲还是守规矩的好。在被经济学家称为“未来贴现”（future discounting）的这个方面，人类的表现差强人意。我们总是希望即刻得到奖励，而不愿意等待，即使等待的结果是未来的奖励会更丰厚。我们在第三章中说过，灵长类抑制冲动反应（或可称为强势反应）的能力，和大脑额叶部分的大小有关。

还有一个能够让人们遵守群体规则的方法，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个方法可能更加有效，那就是自己首先建立一种使命感，对群体有所承诺，恪守群体规则，就会对其他成员产生一种责任感。显然，血缘关系是维护这种承诺的一种可靠形式。另一种形式是，让人们在加入这个团体时支付一定的代价。图9.3显示的是19世纪美国的那些乌托邦公社的状况，一个公社能够生存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个人在加入公社时，公社对个人施加的条件。如果想成为公社的一员，个人在加入公社时必须放弃一定的权利。越想加入，意味着放弃得越多，那么就越愿意忽视其他社员间那些无谓的争吵和脾气，于是公社生存的时间就更长。但是，这种形式，只对宗教型的团体起到作用，没有信仰背景的团体生存的时间没有那么长，而且也没有这种保守承诺的效果。这样看来，团体在精神层面的高度对团体的持久性起到很不一般的效果，对团体成员的心理和精神面貌也会产生很大影响，使得成员能够更加克制住不和谐以及自私自利的行为，也使得成员更愿意遵守团体的规则。

图9.3

十九世纪美国乌托邦公社成立后存在的时间长度，以及它们对成员要求的强度（以它们要求成员放弃的事物的数量来衡量）。一般而言，有宗教背景的公社（●，实线）存在的时间比没有宗教背景的（○，虚线）长，而它们存在的时间，也随着要求强度的增加而加长。

根据Sosis和Alcorta（2003）的图表重绘。

我们会采用一系列方式，来营造一种具有团体意识的氛围。在很多时候，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共享的世界观。如果你我的世界观一致，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我们遵守着相同的道德准则，我们相信对世上万物的同样解释，那么，这就表示我们很可能在同一个小群体中长大，这样我们就更容易互相信任。在小群体中，比较容易互相信任的原因是，我们很可能有血缘关系。另外还有很多文化层面的标志，比如穿什么款式的衣服，留着什么样的发型，制作什么风格的陶器，说着什么样的方言，等等，都表明了我们属于同一个团体。

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类行为，几乎被以往的学者完全忽视，那就是宴庆活动。现在，在黎凡特的考古发现中，纳土夫时期（Natufian period，13,000年到9,800年前）和PPNA时期（Pre-Pottery Neolithic A，陶器前的新石器时代，8,000年到7,000年前）的宴会证据越来越多。在这些证据中，有很多大型动物（比如野牛）的遗骨，但是，这样的食物对于家庭晚餐来说显然是过量了，应该是在更大场面的聚会中食用。另外的证据还有在土耳其南部哥贝克力石阵发现的超大石缸，这些酒缸中，有些容量达到160升，沉重得难以搬动，只能解释为用来酿酒的。的确，有些容器中甚至还有残留物，是酿酒的直接证据。所以说，酒和人类的渊源由来已久，事实上，最早期种植的大麦并不适合做面包（一来产量很低，二来麦粒上的颖苞也降低了它的价值）。但是，这种麦子做成泥糊状时，营养价值很高，虽然不是美味佳肴，但是用来酿啤酒却堪称完美。所以，最初种植大麦和原始单粒小麦，可能并不是为了用来做面包，而是用来酿制啤酒的。

巧的是，酒精能够极大地促进内啡肽的分泌。事实上，酗酒人不是对酒精上瘾，而是对内啡肽上瘾，这就是为什么纳曲酮（naltrexone，一种抗β内啡肽的药物）[3]会被用来治疗酗酒。或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普遍地认为在一起喝酒能够建立感情，是一种有效的社交方式。我在第六章里也说过，一起吃饭也有强大的刺激内啡肽分泌的效果。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社交性的饭局和宴会在我们的生活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很可能从新石器时代起，宴会就起到了既能维系群体团结融洽，又能欢迎远方客人（尤其是陌生人）的作用。邀请他人共进晚餐（不管是否喝酒）依然是现代社交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没有人会对这种行为感到很奇怪，或者去探究一下它的缘由。而答案可能就是宴会能够激发内啡肽的分泌，从而促进社交关系的发展。

稳定的家庭、脆弱的朋友

毫无疑问，血缘关系对于改善社会关系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因为自家人总是更加互相包容，而且，在需要的时候，也更加愿意相互帮助（这就是所谓的“血缘溢价”，来自于血缘性选择的进化过程）。但是，当群体的规模超过150人时，就不可避免地会经常碰到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在上一章中说过，150人的层次差不多就是到有血缘关系人群的极限了。当一个定居点的居民超过这个层次时，或者最终有完全陌生的人加入其中时，我们就需要一些额外的东西，来维系我们群体的完整性了。

透过观察现代人交结朋友的方式，或许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在新石器时代，大型群体是如何建立的。我们是通过社交活动来维持和朋友之间的友谊的，传统上，这种社交活动意味着面对面的交流和接触。在一项研究中，我们就友情和距离的关系展开了探讨，我们想了解的是，当相聚会面的时间由于距离的拉开而减少时，会对朋友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在调研过程中，我和山姆·罗贝斯要求参与实验的人以离开家乡十八个月为期，评估与亲戚以及朋友之间的感情亲密度。结果发现，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在分开之后，感情亲密度保持着持续性的稳定（甚至有可能还变得更加亲密）。但是，朋友之间的亲密度则呈现相反的态势，随着见面机会的减少而逐渐减弱（图9.4）。也就是说，维护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之间的友谊，需要花费更高的成本，否则的话，友情的质量就会急剧衰退。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说明为了维持超过150人的大型群体，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来维持血缘关系以外的朋友关系，而这无疑会给时间分配带来巨大的压力。

图9.4

这是研究对象在十八个月的时间段里，对所有个人社交网络中成员的情感亲密度的评分（按照从1到10来表示）。在第六个月的时候，大部分研究对象搬离了原来的家，地理距离的产生使得他们不像以前那样方便与原来的社交圈成员保持联系。这张图表给出的数据是研究对象在最初（第零个月）对家庭成员和初始朋友圈的平均评分。

在当代的个人社交网络中，50人层次中有超比例的朋友，而150人层次中有超比例的亲戚。因为对待亲戚，不用像对待朋友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就是说，社交资本的投入更少，所以外层次的要求明显少于内层次的要求。如果我们像对待外层次亲戚那样对待朋友，在他们身上花费少量的时间，那么，朋友就会逐渐变得跟熟人差不多，也就是所谓的点头之交，只有这点交情的朋友在我们遇到困难时是不会来帮我们的。如果把内外层的朋友亲戚比例倒过来，那就会大大增加我们的维护代价，最终会减弱社交群体成员相互间的承诺和凝聚力。事实上，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朋友都集中在50人层次之中，因为我们和外层次的人们的交往频率都太低了，不足以维持正常的友谊。如果有朋友落入150人层次，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再次滑出去，落入500人的熟人层次之中。

我们不能选择亲戚，无论是否喜欢他们，他们还是我们的亲戚；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选择朋友，选择和喜欢的人相处。那么，我们会选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呢？我们询问了大量的实验对象，让他们在三个社交层次（15、50和150）中各选一个朋友，然后根据问卷中罗列的个人特性，比较这三个朋友和他们有什么共同点。答案显示，友情有六个主要的维度，它们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出生地、相似的教育背景、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共同的世界观（比如相似的政治观点，以及相通的宗教和道德态度）和共同的幽默感。如果有两个以上相同的维度，就能结成一定亲密度的友谊，当然，相同点越多，友谊的牢固度就越强。这六个维度似乎可以互相替代，也就是说，任意三个相同的维度就能形成三星级的友情，至于具体是哪三个却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你愿意为朋友无私奉献的程度，以及你愿意在他们陷入困境时伸出援手的程度，也是基于这些相同维度的数量。这样看来，友情似乎是生来就安排好的，而不是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后天发生的。所以，我们能遇到什么样的朋友只能靠缘分，至于友谊的质量，以及能够维持的时间长度，还是和我们共享维度的多少有关。

需要注意的重点是，所有这些这些保障友情的特性，从根源上来说，都是文化特性，没有一种是生理上的或者固定不变的。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文化特性定义了我们生长的社区，因此，拥有同样的文化特性，能够追溯到我们出生的同一个社区。更重要的是，这些社区成员的标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的，因为文化是会变化的，因此它能帮助辨别这个社区成员的会员身份是否也相应地更新了。它还能对搭顺风车的投机分子形成一定的控制作用，这是丹尼尔·内特尔和我从一个计算机模型中发现的。如果你对一个社区的风格了然于心，生活在其中毫无违和感，那肯定是因为你是在那儿长大的。换成一个陌生人，融入一个社区，并学会当地的那种风格，还是很困难的。亮出你的社区成员的身份，你的诚信度就得到了肯定，因为社区本身就成了你的行为的担保人。

奥利佛·科瑞（Oliver Curry）和我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我们要求参加测试的人评估一下他们和八位朋友（也就是在15人层次里的朋友）之间的亲密度，并评估一下为这八位朋友提供无私帮助的意愿度。那些相互间有着更紧密的关系，朋友圈有更多交集的朋友（他们之间见面更频繁，经常结伴出行）更愿意相互间提供无私的帮助。从某种层面来看，这只是个和名声有关的问题。有了一个社交关系网，成员的行为就会受到关注和监控，如果一个成员不去帮助他人，或者不去回报他人的好意，这个成员就会引起别人的侧目和议论。有时候，我们愿意对朋友提供无私帮助，是因为担心落下一个不好的名声，而在朋友之间，确实也会躲避那些名声不好的人。不过，关系网也有积极的一面，如果朋友经常见面，欢聚在一起，相互间的关系就会更加紧密融洽。这种良好的感觉，有助于相互间正能量的传递，个人的社会化倾向更加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无私地对待他人就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了。

在研究友谊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同的性别，对待社交圈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其中，有两个不同之处特别重要。不同之一是女性通常在她们的亲密伴侣（通常是男性）之外还会有个非常亲密的朋友，这个朋友通常是女性，但也不一定，这个朋友就是所谓的BFF（Best Friend Forever）。但是，男性就没有这样的朋友。男性的友情似乎更加随意，因此常常是同时拥有数位朋友，相互间的关系都处于相对疏散的程度上。这个特性，对于友情的稳定性来说，会带来一系列的重要影响。女性之间亲密的友谊对情感的支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友谊同时也更加脆弱，女性朋友之间一旦反目，其后果就是毁灭性的，很难再重归于好。而男性之间的关系，因为相对更随意，破裂之后也就更容易被修复。女性会花费很多的精力来维持相互间的亲密关系，而男性一旦感觉不爽就会扭头离开，眼不见为净，走出这段友谊之后，遇见的新朋友就会迅速取代老朋友。

所以，通常来说，女性的朋友数量不多，但亲密度很高。男性则相反，数量不少，但亲密度不高，男性这种随意性的交友方式会让他们对俱乐部的形式感到很舒服。俱乐部的形式深受男性的喜爱，无论是那种氛围还是那种建立关系的规矩（而女性会对这些心存疑虑），这种现象似乎证明了男性之间比较容易形成团体或者帮派。虽然这种特性或许起源于小型群体的狩猎活动（或者，更有可能是源自于打仗和战争）。这里面牵涉到的心理机制，也普遍适用于更大范围的群体，比如成员人数众多的教堂和军队。

两性之间的另一个不同之处，表现为维持友情的方式。在我们关于友谊的十八月调研中，探讨了为友谊保鲜的各种方式。我们对调研对象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他们和朋友联系的频率，无论是见面聚会，还是通过电话或者邮件联系，以及和朋友一起活动的频率，比如购物、度假、喝酒、帮助搬家，等等。结果，我们发现，女性防止关系变坏的方式是聊天谈心，而男性防止关系变坏的方式是一起活动，聊天交谈对维持男性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帮助。

通过这个对友谊的本质所做的简短调研，我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对于超大规模的群体，也就是规模超过传统150人狩猎群体的大型群体，想要维持这种群体的社会凝聚力，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这个时候，必须有外力的辅助，而这种额外的力量，似乎自从人类之间产生友谊，就已经自然而然地萌芽了。那就是俱乐部的形成，尤其是男性俱乐部。或许，我们需要的只是基于单一主题的俱乐部，这些单一主题俱乐部的起源通常出自血缘关系，因为血缘关系的外层网络都是纯粹单一以语言为基础的。宗教大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个早期案例。

文明边缘的网络

考古学家菲奥娜·科沃德（Fiona Coward）研究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黎凡特不同部落群体的艺术品（比如罐子、石像、石器、饰品等等），利用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以获取这些早期部落之中和部落之间的网络特性。她发现，群体规模变得越大，群体之间的关联性就会相应地变得更小，表现为它们的艺术品看上去越来越不同。但是，同时也没有证据显示这些群体的内部有任何分裂，之所以没有发生分裂，很可能是因为物质文化（表现为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个性化的装饰）复杂程度的增加。由更为复杂的文化来代表整个群体，或许减缓了群体规模变大之后走向分裂的自然趋势。也就是说，物质文化复杂程度的增加，是群体变大之后抵消群体分裂的特定反应，而并非群体变大的意外副产品。从这个角度看，物质文化的发展，在时间上和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爆发是并行的，都是在距今大约两万年前。的确，在黎凡特，很多变化发生在PPNB（Pre-Pottery Neolithic B，距今大约8,000年到6,000年前）中晚期，这也正是新石器时代蓄势爆发的前夜。

新石器时代的宗教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可能是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所在。一直以来，宗教历史学家把今天的世界上能够找到的数千种宗教分为迥然不同的两大类别，它们分别是萨满宗教和教义宗教。我们在第八章中曾经详细讨论过第一种，它是体验型的宗教。而第二种宗教则是和神圣空间（例如寺庙或者教堂）、祭师架构、神学、神（有时候，会有一个最高的神主宰所有人的生命）以及能够取悦神并带来好运的正规仪式等有关。这个第二种宗教，在形式和表现上都和萨满宗教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人类固定居所的形成，似乎是这两种宗教的分界点。即使在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游牧或半游牧狩猎—采集族群以及放牧族群依然信仰萨满宗教，而有固定居所的社会群体则毫无例外地信奉教义宗教。

当然，有了固定的村落作为定居点，才有举行仪式的场所，如果这样来解释由萨满宗教向教义宗教的转变，理由就很简单。但是，并没有明显的原因使得居住在村落里的居民必须修建一个寺庙，而且，即使住在村子里，也不是不能继续信奉萨满类型的宗教。其实，有些已经定居的农耕户，依然信奉萨满教，比如像美国西南部的霍皮部落（Hopi）。既然萨满宗教通常和伴随着音乐的舞蹈有关，那么，真正需要的条件无非是一块可供跳舞的空地。反之亦然，游牧的狩猎—采集族群也没有理由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块中心神圣地，很多狩猎—采集族群都有自己的圣地，比如澳洲土著就有被他们奉为神祉的乌鲁鲁艾尔斯岩石（Uluru/Ayers Rock）。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哥贝克力山丘，甚至有考古证据显示早就有类似于寺庙的建筑，它们的出现甚至早于固定的居所。有可能的是，很多人就住在围绕着这些宗教仪式场所搭建的临时住宿处，这些人或许都没能生存下来。至于这个临时居住的时期究竟延续了多久，取决于这种社区所面临的入侵风险。一般来说，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目标更容易被锁定，所以，当他们集中地住在同一地点时，更容易受到攻击，由此推断这个过渡时期是较短的。

完全出于仪式的需要而建造了特殊用途的建筑，这就意味着人们在有意识地转向一种集体性的仪式，而这种集体性仪式和以随意性为标志的萨满宗教仪式有着很大的不同。有了正规的仪式建筑，就需要有专业的祭师以社区的名义举行特殊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普通的社区成员只能作为旁观者。半世纪前，拉乌尔·纳罗尔（Raoul Naroll）对一系列小型群体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了一个现象，当群体人数超过500人时，就会有专业人员（比如那些制作陶罐的、制作手工艺品的、开店铺的、被雇佣的以及祭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等）出现在群体里。这或许明示了一个自然的危机点，在临近或超越这个危机点时，如果依然要维持社区凝聚力以及和谐度，就必须有组织上的变化。

至少以现代宗教的角度来看，从萨满宗教到仪式宗教的转变，标志着另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宗教仪式在强度和密度上的变化。在萨满宗教中，迷幻舞蹈或者与之等同的仪式是不定期发生的（通常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仪式间隔时间大约在一个月左右。而教义宗教则不同，仪式的情绪感没有那么激烈，但仪式发生的频率更高（通常是每周一次）。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迷幻的状态对释放压力非常有效，但是，这种体验由于强度太大，情绪太过激烈而不可能经常发生，否则反而会增加压力。那么，如果在大型群体中生活压力急剧增加，那么就会需要次数更加频繁，间隔时间更短的宗教活动。为了让宗教仪式在情绪和强度上更加平缓，仪式的间隔更加缩短，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就是把举行仪式的专业人员（受过专门训练，能够承受压力的人员）和只是参与仪式的普通教徒区分开来，在仪式过程中，普通教徒相当于旁观者。

事实上，大部分的参与者无法体验到进入迷幻入神的状态之后的癫狂，这意味着宗教的社区维系效果还需要改善，外力的引入成为了必要。显然，在教义宗教中出现万能之神（High Gods）并不是偶然的，这位万能之神直接参与了人类活动，要求人类遵守某种行为准则，并对人类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监督，这位万能之神只是在教义宗教中承担着一个非凡的角色。[4]事实上，在现代的部落社会中，万能之神（或者多神）的存在，和群体的规模成正比（也就是说，群体规模越大，出现拥有万能之神的宗教的可能性也越大）。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在这种社会中，相信万能之神的人比不相信的人在行为上更具社会化，也更加遵守社会规则。即使在当代美国，参加教会活动程度高的州（也就是信教的人口比例更高的州），遵守社会契约的程度更高，而犯罪率则更低。关于这种现象，罗伯特·帕特南（Rober Putnam）在他的重要著作《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中做过很有说服力的描述。

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因为拥有宗教信仰而产生的归属感和群体存在感，以及和宗教信仰并存的错综复杂的世界观、宗教起源的故事和道德行为准则。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似乎直接建立在定义友谊的那些基本的维度之上。看来，支撑着友谊的基础心理过程，在教义宗教的历史进化中，已经被完全地利用。于是，在一个有着大量陌生人的虚拟社区里，每个成员都找到了一种归属感。而血缘关系的重要作用在此也被同样利用，几乎在所有教义宗教中，都会用到体现血缘关系的语言（如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等等称呼）。很显然，这是为了制造一种家庭关系的幻觉。

在我看来，新石器革命，其实就是一场宗教革命，这场革命是从较为随意的萨满宗教到更有组织的教义宗教的转变。在教义宗教的领域中，自称为精神世界代言人宗教人员形成了等级分明的分层组织，教义和纪律由上而下传达，精神世界的定义也更加清晰，特殊的个体（比如上帝或者圣徒）被支持者们广泛接受。

然而，从萨满宗教到教义宗教的转变过程，并没有走得那么完美。所有的教义宗教都同样有着难以维持凝聚力的苦恼，或许，这也折射了它们的起源。虽然有着层层等级结构的管理，以及今生或来世的惩罚的威胁，但是，所有的教义宗教都经历着不断分裂出去的异教和宗派。这种形式，类似于语言中方言的形成，我们在第八章中说到，方言的出现，呼应了区分和确定群体身份，从而加强小型群体忠诚度的需要。这样看来，教义宗教似乎也从来未能完全撇清和萨满宗教之间的渊源。因为那些异教宗派看起来总是更加神秘，令人迷醉，它们是基于情绪上的感召，而不是理性的认同。因为它们的存在威胁到了祭师在神学和政治上的控制，结果是历史上绝大部分教义宗教（印度教大概是唯一的例外）都会积极采取措施，排挤压制它们眼中的异端邪教。

某些成功脱离出来的异教，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主流宗教，其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有以下几个：从犹太教脱离出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罗马脱离出来的新教和东正教，什叶派、逊尼派和苏菲派等等从伊斯兰教出来的各个分支，以及佛教的不同派别。教义宗教似乎永远都不能摆脱这些古老的动力：小型的、个人的、体验式的类萨满宗教团体层出不穷，常常从深处冒出来。异教的核心，似乎总是伴随着极具魅力的领袖人物（通常是男性）的出现，这位领袖于是成为一个小型的支持者团体（通常是女性，不过也有例外）的精神象征和功能性领导。正因为如此，比起这位领袖所倡导的教义，他的人格魅力以及处事方式更为重要，对异教最初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近知名的典型案例有玛哈里息（Maharishi）、戴维·科里什（David Kores）和吉姆·琼斯牧师（Jim Jones，琼斯镇惨案的主角）。

迪肯的困境

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事项需要说明。在新石器时代，随着定居点的不断扩大，人类社会行为中的一个方面也随之放大，这个方面对社会的凝聚力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之中，我们拥有了一种结成亲密伴侣关系的方式，这种方式无论对物种繁殖还是对社交安排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正如特里·迪肯在他的《象征性物种》（The Symbolic Species）一书中所述，当某种形式的社会分工形成后，这个关系就会带来巨大的问题，如果男性常常离开居住地，他们就无法看守自己的伴侣，这时竞争对手很可能趁虚而入。这种偷偷摸摸的不正当交配或许对女性是有益的（她们可能为后代获得更好的基因，或者能获得更多资源），但是，对于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抚养别人后代的男性来说，这显然是不利的，这种形式的无私奉献对进化也是一种伤害。我把这个问题称作“迪康的困境”，在新石器时代的聚居地，社区规模更加大型化，个人行为更加隐秘化，这个问题的渗透性和危害性因此也会更加严重。

在第八章中我们提到，迪肯的解决方案是人类逐渐形成了正式的婚姻协议，当然是基于语言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协议，明示了个人的归属，不应该再被打搅。至于诸如婚姻协议或者结婚戒指等公众信号是否具备预防通奸的功效，依然值得商榷（答案是：多半不能）。但是，事实上人类通常都会用这种方式来打出已婚的信号，这种信号固然不够完美，但多少还是会有点作用。不过，现在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更重要的迪康中心论点：性别竞争和嫉妒不仅伤害伴侣之间的关系，而且，当伴侣分手或者有第三者介入时，还会影响到整个社区，尤其是规模较小的社区。虽然通过某些文化方式，能够减低嫉妒的程度，但还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团绿雾，终究会透过文化之网的空隙，紧随其后的，就是红雾。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很多乌托邦组织（比如震撼者联盟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并非仅仅是因为假正经而颁布禁欲令，相反，他们直觉地感受到了潜在的破坏性后果。

那么，我们现在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这个古老问题之上，人类究竟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的？在此，我不想再重复那些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云里雾里的争执，因为这些争执基本上都是无的放矢。人类的交配关系是伴侣式的，无论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或是一夫多妻（或是一妻多夫）。也就是说，亲密关系本身和婚姻制度无关，婚姻制度无法左右伴侣的浪漫关系。[5] 婚姻制度相当有弹性，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传统。

虽然如此，纵观所有区分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灵长类的解剖学指标，人类指标不偏不倚地恰好落在两者的中间，这对于争执的双方来说，谁也没有占到上风。在第四章中我们看到，多配偶或是滥交的猿类有较低的2D：4D比例（这反映出雌性猿类在孕期有较高的睾丸素）；单配偶的猿类，比如长臂猿，这个比例几乎均等；而现代人类的比例正好处在这两种猿类的中间（见图4.5）。从体重上来观察性别的二态性，结果也是如此，我们的性别二态性相对适中（男性比女性在身高上多出8%，在体重上多出20%），也是居于像长臂猿这种单态单配偶物种和像狒狒和大猿这种极度二态多配偶物种（雄性体重比雌性体重多出50—100%）的中间。雄性睾丸的相对大小，也是灵长类交配制度的一个解剖学指标。像黑猩猩这样多配偶物种，雄性的睾丸相对于它们的体型来说就比较大；而像长臂猿这样单配偶物种以及像大猩猩这种严格后宫式物种，其睾丸相对于体型来说就很小。[6]再一次，现代人类的指标含含糊糊地落在了这两者之间，显示出人类具有一定程度的一夫多妻倾向。简单地说，对于现代人类，需要解释的不是一夫一妻制，而是浪漫的伴侣关系。不同于某些社会人类学家们的看法，我认为这种关系是无所不在的，跨越人类所有的文化。[7]

那么，伴侣关系为什么会进化呢？在第二章中，我们阐述了关于灵长类单配偶制（也就是伴侣关系）进化的三种解释，其中只有一种（杀婴的风险）解释得到了真正的支持。雌性需要单配偶制，是为了免受其他雄性的骚扰，这也就是所谓的“雇佣军（或者保镖）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像大猩猩那样，几个雌性同时寻求一个雄性的保护，于是产生了一夫多妻制。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个雌性只寻求一个雄性的保护，于是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

在考虑人科的情况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加以简化，只需要对比双亲照顾和杀婴风险这两种假设。至于第三种假设（由于雌性比较分散，雄性无法同时保护多个雌性，所以被迫产生一夫一妻制），其实和人科物种无关。因为人科中的雌性从来就不是在个人的领地里单独生活，而且，我们也看到，在人科物种进化的过程中，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8]人科中的雌性总是非常社会化，而且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的。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一致认为，现代人类的伴侣关系是出于双亲共同照顾后代的需要。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大部分的现代社会中，父亲也都会给孩子一定的照顾。或许，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父亲用自己的能力（比如狩猎），为配偶和孩子提供食物。但是，有些事物是选择的原因，而有些则是选择的结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灵长类的双亲照顾（或者，表述得更直接一点，就是来自于父亲的照顾）是在伴侣关系出现以后才有的，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论证人类的状况有所不同。

更重要的是，正如人类学家克里斯顿·霍克斯（Kristen Hawkes）所指出的那样，在狩猎—采集群体中，雄性通过提供食物的方式来照顾家庭的证据根本就不明显。他们有时的确会这样做，但有时就不会，至少，某些看似可以解读为间接家庭抚育的行为（比如狩猎大型动物），其实更合理的解释是雄性在向异性展示自我。[9] 虽然她的观点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是人类能够提供的雄性参与家庭抚育的证据的确不多，而且相当牵强，根本达不到令人心服口服的程度。如果雄性能够躲避家庭抚育的义务，那他们肯定就会这么做的，即使在狩猎—采集群体之中，情况也是如此。比如在非洲巴卡俾格米人族群（Baka pygmies）中，善于狩猎的男人对小孩的照顾就很少，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他们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在女人眼里还是充满吸引力的。在单配偶的猿猴中，父亲参与家庭抚育，很可能是在伴侣关系形成之后才有的。因为有了伴侣关系，雄性才会觉得值得参与抚养义务，从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共同抚养能培育出更好的后代的话，这样的行为就是有意义的。

归根到底，如果现代人抚养小孩确实需要两个成人的共同努力，那么，克里斯顿·霍克斯提出了一个更加合情合理的解释，那就是祖辈的参与。在所有文化中，外祖母都会积极参与抚养孙辈，帮她的女儿带孩子，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也是如此。虽然在形式上会有些许不同，但总的来说，母亲的母亲显然会比父亲的母亲甚至父亲本人更多地参与抚养，当然，前提是她住得不是很远。即使在当代的工业化社会中，四五十岁的女性，会自然而然地把精力从丈夫身上转移到开始进入生育年龄的女儿身上，我们对电话通话方式的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化石证据显示，只有到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时代，才有更大的可能性活到看得见孙辈的年龄。由此可见，祖辈的抚养进化得很晚，从南方古猿到尼安德特人，女性很少能活到成为外祖母的年龄。

有人认为，祖辈抚养解释了人类女性为什么会经历绝经期（女性通常在45到50岁开始丧失生育的能力），这在哺乳动物中是很独特的。尽管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其他长寿物种（比如大象和黑猩猩）也有绝经期，但是，在成年生命的中途，基本上完全丧失生育能力却是我们这个物种所特有的。[10]如果说，女性不是通过绝经而把精力从自己的生育转移到帮助女儿生育之上，那么，她们这么做肯定是为了要看到她们最后一个后代长大成人。这就折射出一个事实，人类在抚育后代上的投入不仅是昂贵的，而且是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父母过早离世，脆弱的后代生存很不容易。

所以，伴侣关系对两性都有益处，一方面降低了雌性受到骚扰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保证了雄性至少拥有一个可以与之交配的雌性。当然，前提是难以同时垄断多个雌性，这不是因为雌性住得很分散，而是因为更容易遭到对手的侵犯，更不要提一直存在的杀婴风险。在大部分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得了他人配偶（她的丈夫可能死了或者离开了群体）的男人，会杀死女人的未成年孩子。即使在我们的社会中，继子也比亲生孩子更容易受到歧视，而且，遭到虐待和杀害的风险巨大，尤其是来自于继父的风险。

伴侣关系是何时进化的？

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伴侣关系是在智人支线的哪个时点上开始进化的？我们已经看到，有不少观点都试图证明单配偶制（或者应该称为对偶结合？）很早就进化了，甚至早在南方古猿时期。但是，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下的结论，南方古猿是极度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单配偶配对制度的。

既然我们判断一夫一妻制（以及对偶结合）的根源在于对杀婴风险的防范，那么，我们是否能够继而判断具体是在哪个时点上，杀婴风险大到必须放弃一夫多妻制呢？通过分析人科物种觅食群体的规模，我们大致找到了一个估测杀婴风险程度的切入口，因为多个雄性的存在会加剧这个风险。在我为野山羊和猿类的交配策略开发的一系列数学模型中可以发现，一起觅食的雌性的数量是决定雄性觅食方式的关键因素，雄性以此决定是融入群体（合群型，也就是找到一个雌性群体之后，就和她们待在一起），还是继续四处游荡（游荡型，在和一个群体中的雌性交配之后，再去寻找下一个群体）。这个关系也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雌性的生育周期（即两次生育中间的相隔时间），生活范围内雌性群体的密度以及雄性的搜寻方式（这个生活范围指的是雄性每天觅食的区域），最重要的还是雌性分布的状态。

图9.5显示了用交配策略模型测算出的合群型雄性的比例（也就是和雌性群体待在一起），以及这两种策略（合群或者游荡）分别所能获得的利益的比例，数据包含了数个猿类群体和一个人类狩猎—采集群体。在某些物种中，比如黑猩猩和红猩猩，雌性经常以小群体的形式觅食，或者单独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雄性采取合群型的策略就没有什么好处（当然更不用说单配偶制了），于是，大多数雄性更喜欢以游荡的方式寻找可以交配的雌性。但是，当雌性群体的规模增加，雄性找到雌性群体的几率就会下降（比如大猩猩和人类狩猎—采集群体就是如此），这时雄性采取合群型的策略肯定益处更大。一旦雄性选择了合群型策略，而雌性群体又大到足以吸引多个雄性时，迪康的困境就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了。

图9.5

雄性猿类的两种交配策略（和一群雌性合群地长久住在一起，或者是四处游荡）。本图显示了和雌性群体住在一起的雄性比例和两种策略获益比例之间的关系。合群型雄性的获益就是它那个群体中的雌性数量（实际上是雌性群体的平均数）；游荡型雄性的获益取决于它每天能搜寻的区域、雌性群体的大小及密度、以及当它找到一个雌性群体时正好有雌性发情的可能性。当获益比例是1时，两种策略无优劣之别；当比例大于1时，合群型策略更好；当比例小于1时，游荡型策略更佳。请注意，曲线会穿过中间点（这时的雄性徘徊在合群还是游荡的矛盾之中），这和最佳觅食模型是一样的。人类的数据来自!Kung桑族部落。本模型的详细数据参见Dunbar的论述（1998）。

根据Dunbar（2000）重绘。

南方古猿的大脑不比黑猩猩的大多少（因此它们会有类似的孕期和哺乳期模式），假设它们觅食群体的规模也差不多，那么，南方古猿的杀婴风险也不会比黑猩猩的高很多。不过，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描述的，南方古猿很可能更加社会化，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它们离开森林之后，需要面对更大的天敌风险，另外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栖息在丰饶的湖畔河边，有利于形成更大的觅食群体，以防御天敌的侵犯。如果这一切的结果是它们的雌性群体比现在的黑猩猩雌性群体大十倍，[11]那么，雄性南方古猿肯定是合群型的，并且和雌性群体居住在一起，就像我们在倭黑猩猩中看到的那样，很多雌性在一起觅食（图9.5）。这种结构，毫无疑问会增加骚扰和杀婴的风险。然而，合群型和单配偶制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基于南方古猿的性别二态性（见第四章），滥交式或者后宫式的交配体系是最有可能的，后者在杀婴风险升高时更加有可能成为一种权宜之策。

早期古人出现后，社区规模略有扩大，生活方式更为游牧化，因此，觅食群体即使只是为了抵御天敌也需要增大。不过，这种增大的幅度可能不会很惊人，即使脑容量的增加导致孕期的略微延长，杀婴风险并不会由此急剧增加。相比之下，最大的变化无疑是伴随着海德堡人的出现而发生，当时，群体规模增加了50%（雄性数量也相应增加），对雌性的骚扰和杀婴的风险也急剧增加。而且，因为脑容量的急剧增加导致了生育周期的急剧增长，这个风险更是加速发酵。在这个时点上，雌性采取雇佣保镖的策略，凭借着依靠一个雄性，以获得自身的安全，对于雌性来说显然有着明显的益处。即使在现代人类社会中，单身女性如果有男性相伴（起到了保镖的作用），在公共场合被其他男性骚扰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不过，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述，无论是解剖学还是基因学的数据都显示出古人是一夫多妻的，或许是类似于大猩猩的后宫式。[12]既然雄性不能参与抚育后代（前面已经提到，没有解剖学的证据能证明），那么，雌性也不会介意和别人共享同一雄性的保护。

这个问题会随着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出现而更加恶化，因为群体规模的增长又有了一个飞跃。更多的雄性相互竞争，以期得到独占雌性的权利，这给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我和博古斯瓦夫·帕夫洛夫斯基在数年前就已发现，在滥交的灵长类中，如果群体中还有另外四个雄性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雄性就不可能独占雌性，当他忙于和其中的一个雌性交配时，对手就会钻空子和其他雌性交配。在这种情况下，雄性只能放弃对所有雌性的独占，而转向一次一个配偶的滥交模式。[13]也就是说，随着周边区域雄性对手数量的增加，临时性的对偶（像狒狒和黑猩猩那种形式的“配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种情势逼着雄性去守护好一个雌性。如果雌性和一个雄性以更持久的方式相伴，至少这就提供了一个向永久伴侣转变的可能性。雄性相应地也会越来越愿意把所有的社交兴趣都集中在一个雌性身上，即使在她从发情期进入孕期之后，也会一直陪伴左右，因为要保护他们的后代。人类女性在经期内性行为的减弱（在灵长类中，只有倭黑猩猩和狨猴也有类似情况，不过程度更轻微一些），或许是为孕期更少的性行为做准备，只有这样，伴侣间的性行为才可能得以持续发生。

图4.5列出了一系列人科物种的2D:4D比例，将之与现存猿类和人类的数据作比较。我们没有早期古人类的数据，但是，五个尼安德特人和一个古人的手指比例都在现代人类的下方。这和有着后宫式交配方式的大猩猩并无不同，但是，没有一个物种（包括人类）的手指比例和终生单配偶的长臂猿相同。综合而言，所有这些数据都显示了亚人科的交配体系是一夫多妻的（也就是滥交或者后宫式），大概只有当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后，人类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互惠的伴侣关系。

从西班牙北部西德罗洞穴（El Sidron）遗址里，我们得到了一些有关多配偶制的考古证据。证据来自于12个尼安德特人，这些人被认为是同时被埋葬的。通过mtDNA的分析，我们发现，其中三个男性同属一个mtDNA支线，而三个成年女性属于完全不同的支线，这就揭示了尼安德特人随夫居住的体系，这种体系和所有猿类是一样的。周边群体中的雌性受到吸引，加入到另一群体，和一群有血缘关系的雄性居住在一起。到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时代，随夫居住对应的是一夫多妻制，而在一夫一妻制中，居住地总是双边分布的。尼安德特人一夫多妻的概率是很大的，这一推测有2D:4D的证据辅佐。尼安德特人的比例，落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一夫多妻制的那一端，和大猩猩的平均值差不多。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所有解剖学指标上的不确定性，或许意味着人类的交配体系实际上就是多态性的，也就是说，人类并不遵从某一种体系。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多态性就是进化心理学家所谓的“浪子和父亲”（cads vs. dads）的区别。在任何一个群体中，有些男性相对来说对伴侣更专一，在孩子身上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种人就是有责任心的好父亲；而另外一些男人更花心，喜欢有不同的性伴侣，也不管孩子，这些人就是拈花惹草的浪子。这两种男人的区别，在数年前丹尼尔·裴罗思（Daniel Pérusse）的一项研究中分析得很透彻。他针对魁北克的男人展开了调研，发现男人可以根据他们的行为特征分为两大类：一类相对来说更专一于一个伴侣（至少表现在长期的关系之中），另一类则比较风流博爱，他们之间的比例大概是2：1。[14] 最近在瑞典也开展了两项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通过研究男人的加压素接收器基因和他们的对偶结合方式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发现，大约25%的男人有这个等位基因，结果是使他们的行为更加随意任性。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我和拉斐尔·沃达尔斯基（Rafael Wlodarski）的实验之中，通过分析2D:4D比例和社会群体内性关系取向的心理衡量，[15]

我们发现，在男性中，专一的和花心的比例大约是45:55，女性差不多也是这个人数划分但比例正好相反。虽然在不同的样本中，这两种人群的表现形态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这些数据在总体上显示了人类（包括男性和女性）可分为两种社会群体内性关系取向的形态：一种人会投入到长期关系中，而另一种人不会（虽然他们都会拥有浪漫亲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两项研究和2D:4D数据都显示了这两种表现形态有一个遗传基础，虽然它们表现出来的程度会因为不同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一定的差异。

综上所述，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人科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有着和猿类相似的一夫多妻交配体系。如果说一夫一妻制确实得到了进化，那么大概也只能出现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之中。即使如此，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一夫一妻也不会是绝对纯粹的，而且，也不会成为可以代表整个物种的特性。在人科物种中，两种性别都表现出性关系取向的多态性，一夫一妻和滥交的两种表现形态大致均分。如果我们拿大猩猩和黑猩猩（加上红猩猩）之间的区别作为对偶结合和滥交之间不同点的基本参照，我们得到的数据将会显示，至少从古人开始（或许甚至从早期古人开始），就形成了某种类似大猩猩的伪单配偶形式，直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才有了在一定程度上更明确的对偶结合交配体系（当然，和固性的一夫一妻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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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关于人类演化故事的旅程中，我们把侧重点放在了认知和社会方面，而不是传统上更受青睐的化石和遗骨。这是因为，最终我们会发现，关于我们是如何从远古洪荒走到今天的这个终极问题，其实就是关于那些真正把我们和其他猿类区分开来的认知和社会方面的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这个故事的第一个阶段出现的南方古猿，无非是过渡到双足行走的猿。现代人类从这个古老的猿类进化而来的过程曲折而漫长，仅仅是早期古人的出现就等待了整整两百万年。虽然双足行走在现代人类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实现了双足行走，才有可能对呼吸以一定的方式加以控制，继而成为欢笑和语言出现的关键），但是，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我们将南方古猿排除出猿类。和所有生态辐射一样，猿类的进化是围绕着同一主题的不断的精彩实验，有些非常成功（其中的一个，最终成就了我们），有些却令人扼腕。

关于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个故事，真正的开篇是第一个人类物种的出现。传统上，我们认为这个物种是匠人，但也有人认为是他们如流星般短暂存在的先驱（鲁道夫人和豪登人）。从那时起，这个故事就开始了斗争主题，一个在时间分配压力和环境选择下群体不断变大之间的斗争。从一开始的对抗天敌肉搏战，到后来的稀缺资源保卫战，到最后是和外族较量的迂回战。

人类演化的故事是一个不断寻找适应压力的新方案的过程，一个解决因为大脑和体型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和营养需求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候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跳跃，惊涛拍岸中，推送着人类异常快速的进化；有时候却是朝着某个方向的静水深流，缓慢而坚定，雕刻着人类的面孔。最终造就了我们的是对基础人科物种的一系列精致入微的复杂调整，从生理角度，从社会角度，从认知角度。当然，是认知上的变化带给了我们现代世界的科学和艺术，但是，只有当这三个角度融合在一起，才拉开了现代人类关系的浩瀚场面。

注释：

[1] 旧石器时代晚期指的是最后一个冰河纪之后的第一个一千年。

[2] 这样的惩罚也被称作第二度的无私，对不劳而获者的惩罚是社会中无私者愿意为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付出。

[3] 纳曲酮固定在β内啡肽μ接收器上，不让内啡肽接近这些区域而使其失效，纳曲酮是中性的，它阻断了内啡肽通常分泌的鸦片剂的止痛效果，只剩下酒精的负面作用。

[4] 有人可能会拿出佛教这种没有一个万能之神的宗教作为反面例子，但其实佛教并没有不同。它也有一系列的行为准则（通常是公认的圣人的教导），个人必须自律地遵守这些准则（因果轮回，一生中的所有行为，都无处可藏）。

[5] 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在同时，以同样的程度爱上几个人。只是说，即使在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浪漫的亲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男女之间，亲密程度也会有所不同，而且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不是同时发生，而是有先来后到的。

[6] 这是精子竞争的结果，如果很多雄性和一个雌性交配，留下最多精子的那个雄性，也就最有可能成为父亲。所以，在滥交的体系中，选择性压力会倾向精子多的雄性，于是就有了相对来说更大的睾丸（参照Harcourt等人的论述，1981）。虽然雄性大猩猩在争取对后宫的控制权时会发生争斗，但一旦安顿下来，它们就能获得和所有雌性交配的专有权利，所以不必再担心要有更大的、相对成本更高的睾丸了。

[7] 即使在同一文化之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坠入爱河”的感觉，爱的程度也会因人而异，何况还有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是，以上这些都不能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古往今来，爱情存在于所有不同的文化之中（参见Jankowiak和Fischer的论述，1992；以及Fisher和Marcus的论述，2006；Dunbar的论述，2012），爱情是人类的普遍存在。

[8] 这是Lukas和Clutton-Brock（2013）在最近提出来的，但是，声称雌性人亚科曾经单独在大面积个体区域内觅食显然是无稽之谈。他们对灵长类数据的粗陋分析，相比Shultz等学者（2012）以及Opie等学者（2013）的精深研究，高下立判。

[9] 大型猎物固然能提供大量的肉食，但是，捕获它们比捕获小型猎物难度大得多。而且，考虑到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回报甚至低于采集素食。狩猎的真正优势在于，正因为非常危险，所以是对男性体质和勇气（所以也就是他的基因）无可隐瞒的测试。

[10] 有人认为，直到上世纪之前，人类女性通常还活不过35岁。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要点。从进化的角度来讲，重要的是能传宗接代的女性（也就是那些能活过青春期之后的女性）的死亡年龄，而不是所有人的死亡年龄（毫无疑问，在旧石器时代和史上的一些族群中，最低死亡年龄只有30岁）。但是，在狩猎族群和史上族群中，能活过青春期的女性通常能活到60岁。关于这一点，去古老的教堂墓地看看就知道了。

[11] 或者说它们一天的行程只有黑猩猩（每天5公里的行程）的十分之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南猿来说，每天行程不到0.5公里，那是完全不合理的，即使生活在河畔栖息地的狒狒一天的行程也有1—2公里。

[12] 也就是说，后宫中的雌性对雄性产生了非常个体化的伴侣关系，但是，对于雄性而言，并没有和雌性产生不一般的伴侣关系。

[13] 如果雄性能够守住自己的领地，并把对手全部从雌性身边赶走，那它就能够持续独占这些雌性。但是，它们这样做也是有限度的，当雌性的数量超过12，而被驱赶在外的雄性数量多到一定程度，那么就很难抵挡那些雄性的进攻了（参见Andelman的论述，1986，以及Dunbar的论述，1988）。

[14] 遗憾的是，Pérusse（1993）所定义的一夫一妻男性是在婚姻状态之中的男性。这种计算方式，肯定会高估了纯粹一夫一妻男性的数量。因为在任何时候，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即使是婚姻状态之中的男性，也包括了那些其实处于暂时性婚姻状态的滥交男性。

[15] 性取向指数（或简称为SOI，Sexual Orientation Index）（参见Penke和Asendorpf的论述，2008）。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几个事先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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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灵长类社会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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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封面

2. 书名页

3. 版权页

4. 品牌页

5. 正文内容

1. 第一章 荷马

2. 第二章 古风时期的希腊

3. 第三章 悲剧与史学的兴起

4. 第四章 公元前5世纪末

5. 第五章 公元前4世纪

6. 第六章 希腊化时期

7. 第七章 罗马共和国

8. 第八章 维吉尔

9. 第九章 奥古斯都时代

10. 第十章 奥古斯都时代之后

11. 第十一章 两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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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内容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荷马

第二章 古风时期的希腊

第三章 悲剧与史学的兴起

第四章 公元前5世纪末

第五章 公元前4世纪

第六章 希腊化时期

第七章 罗马共和国

第八章 维吉尔

第九章 奥古斯都时代

第十章 奥古斯都时代之后

第十一章 两部小说

后记

致谢

热诚感谢委托并编辑本书的劳拉·斯蒂克尼（Laura Stickney），审稿的基特·谢泼德（Kit Shepherd），通读了草稿的詹姆斯·莫伍德（James Morwood）。以上诸君的建议为本书增色。毋庸赘言，也非常感谢我读过的著作，教过我的人和我教过的人。我还应该承认，有时我也会借鉴自己：如果我过去写过某个题目，又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表达我想说的，我便满足于改写某些旧的观点和表述。无论新旧，疏误之处皆由我负责。

前言

本书的主题是古希腊和罗马文学。所以，这也是一个讲述希腊和罗马作者发明和想象了什么，他们相互借鉴了什么，他们的文学如何生长、繁荣和改变的故事。这是一个具有永恒意义的故事，因为西方文明是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罗马人和犹太人手上成形的，且很大程度上经由他们的思想和文字而成形。如果想要充分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来自何方和是什么，我们需要对古典文学有所认识。

但这个主题本身同样引人入胜。古典文学中的某些作品属于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它们不仅精彩、深刻和富于原创性，而且多变和大胆，让所有将“古典”理解成大理石般严正的人感到吃惊。与所有时代的所有文学类似，古典文学也包括不那么伟大的作者，他们同样是故事的一部分。不过，我认为读者们主要想看到两点：对最伟大作者合理而充分的评述，以及对文学史概貌的描绘。我试图在这两个目标间保持平衡。我所说的“文学”指的是具有美学意图或价值的文字。因此，科学、医学、工程学、文法学和地理学等作品不会出现在本书中。我还把大部分不太重要的历史学家排除在外。柏拉图是第一流的文学大师，但除此之外，我只考虑有文学影响的哲学作品。

红心国王[1]说：“从头开始，直到你抵达终点，然后停下。”这条命令的第一部分很容易遵守，第二部分则困难得多。如果容纳下古典晚期（即便我有能力这样做），本书的平衡将大大改变。除了三位活跃于公元2世纪的伟大拉丁语作家，我选择在公元100年左右停下。即使这样，一部涵盖了两种语言和千年历史的作品仍必须做出遴选。事实上，对古典文学全面而均衡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基本的描述，因为大部分作品都失传了，我们只能依赖留存的意外（我将在第二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点）。但无论如何，我理所当然地会选择把大部分篇幅留给那些我觉得最发人深省的作品和作者。不过，那并非唯一的标准。如果没有大量历史背景，就很难讨论某些作者的创作，因为他们流传下来的作品残缺不全或者存疑，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远离文学史的主流。出于一种或多种上述的原因，我对某些领域的描述比较简短，特别是喜剧和演说术。我觉得最为必要的内容是希腊悲剧、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维吉尔和拉丁语的黄金时代。

本书中的许多内容可能不存在争议，但有一些则不是这样，应该提醒读者注意那只是个人观点。的确，事实很难不是这样：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要求读者的回应，如果文学史不仅仅是罗列事实，那就必须要做出判断。本书同时对某些个体作者进行了叙述和评价。古人创作许多作品只是出于实用目的，而比实用更有野心的作品则质量参差不齐。不过，我最大的目标是呈现希腊人和罗马人最好的作品，并尽我所能地说明它们为何是最好的。

注释：

[1]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角色。——译注

第一章

荷马

愤怒！欧洲文学并非呱呱坠地，而是砰然降生。因为荷马的《伊利亚特》以“愤怒”一词开篇。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伊利亚特》是不是我们拥有的最古老的希腊语诗歌，希腊人自己也就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孰先孰后展开过争论。但以如此伟大的杰作引领本民族的文学，这对一千多年间希腊人的生活和文化非常重要。这样的作品自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潜藏水底的山峦之巅，是我们所知寥寥的漫长诗歌传统的顶峰。

欧洲大陆首先兴起的是迈锡尼文明，得名于其最大的城市迈锡尼。它在公元前两千年中叶达到鼎盛，《伊利亚特》保留了对那个时代的某些记忆。迈锡尼人说希腊语，并会使用文字，尽管可能仅限于实用目的。但随着该文明的衰落，文字消失了，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被重新引入。在此之前，用于歌唱或吟诵的诗句只能在诗人的头脑中谱写。这无疑是荷马的先辈们的状况——但真有荷马其人吗？还是说《伊利亚特》和另一部荷马史诗《奥德赛》是许多作者的成果？从18世纪末人们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大约八十年前，人们发现这些诗歌属于某种口头传统，从而彻底澄清了上述问题。荷马的所有读者都会很快注意到其中有许多重复。特别是名词和形容词构成的短语一再出现，如“捷足的阿喀琉斯”、“无收成的大海”和“集云神宙斯”等等。这些短语在现代学术中被称为“程式”（formulae），它们不仅出现频繁而且系统。如果诗人写到阿喀琉斯在做某件事，并希望其占据诗行最后的五个音节，那么他就会称其为“高贵的阿喀琉斯”。如果希望其占据七个音节，他就会称其为“捷足的阿喀琉斯”。[1]上述体系没有冗余：每当诗人想要某个人或物占据特定长度的格律空间，他会选择唯一的此类短语。[2]

此外，这类短语的语言学特征表明，它们肯定是在不同时代被发明的。有一到两种非常古老，比任何我们可以称之为荷马的人早了几个世纪。还有些是在格律上对诗人有帮助的方言变体。因此，荷马的语言不可能属于某时或某地，而是构建出来的，它必然经历了许多代人才形成，并通过口头流传下来。

如果村子里有闲话流传，并在每次讲述时被不断修改和润色，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将其归于某个作者，而是把故事看作村里人的集体产物。口耳相传的诗歌可能情形类似。另一方面，口头传统中的诗歌本身不必完全是口头的，诗人可能会写下或向他人口述自己的作品。虽然学者们仍然存在分歧，我们现在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我们知道的《伊利亚特》基本上是某个人独自利用传统材料创造的，而且在创作时付诸文字。

这么说的主要理由有两个。首先，谁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篇幅如此巨大的作品如何能完全通过口头方式传播。第二个理由更加特别：诗歌的第九卷讲述了阿伽门农向阿喀琉斯遣使求和，使者数目有时是两人，有时则是三人。显然最初版本只有两人，第三人是后来加上去的。纯粹口头的传播本该修正这种不一致。唯一可行的解释是诗人更改了自己的计划，但并未调整他已经写完的部分（口头诗人毕竟没有擦除的概念），不一致被保留下来，因为书写的事实已经将其固定。这两部作品的年代非常不确定。普遍的估计是，《伊利亚特》创作于公元前8世纪晚期，但也很可能是公元前7世纪。《奥德赛》则非常可能出现在《伊利亚特》之后的二十到五十年。

希腊人拥有规模庞大的神话，而古典文学的一个奇异特征是，在其整个历史上，大量作品都以神话为基础。作为众多英雄传说之一，特洛伊的故事讲述了特洛伊国王普利阿莫斯（Priam）之子帕里斯（Paris）诱拐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的妻子海伦，而为了夺回她，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Agamemnon）统帅的联军又如何包围和摧毁了特洛伊。《伊利亚特》（“特洛伊的故事”）讲述了特洛伊战争中的一个事件。《奥德赛》则回顾了那场战争，并描绘了其中一位英雄后来的历险。很久以后的公元前1世纪，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讲述了一个特洛伊人是如何逃脱自己城邦的毁灭，在意大利建立新民族的，这部作品成了拉丁语文学的核心经典。就这样，特洛伊的故事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获得了重大而持久的地位。

文学中既有简单的情节，也有复杂的情节，《伊利亚特》拥有的便是那类伟大而简单的情节。在包围特洛伊的过程中，阿伽门农与军中最好的武士阿喀琉斯发生争执，抢走了后者的女奴布里塞伊斯（Briseis）。阿喀琉斯随即退出战场。阿喀琉斯的母亲——海中仙女忒提斯（Thetis）说服众神之王宙斯让特洛伊人在战斗中占据上风。面对失败，阿伽门农派使者向阿喀琉斯讲和，准备支付巨额赔偿并交还布里塞伊斯。阿喀琉斯出人意料地拒绝了，但同意了朋友帕特罗克洛斯回到战场的请求。特洛伊人的头号武士，普利阿莫斯之子赫克托耳（Hector）杀死了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于是，悲痛万分的阿喀琉斯亲自回到战场杀死了赫克托耳，并拒绝归还他的尸体。诸神告诉阿喀琉斯，他们对此感到愤怒；普利阿莫斯孤身前来取回尸体；赫克托耳被隆重地安葬。

每个学生都知道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但在荷马看来，所有学生都错了。希腊人总是自称“Hellenes”，而罗马人出于某种原因称他们为“Graeci”，从此世人大多把他们称作“Greeks”。不过，荷马从未把围城的一方称为“Hellenes”，而是称之为“亚该亚人”（Achaeans）、“阿尔戈斯人”（Argives）或“达纳厄人”（Danaans）。特洛伊人有和攻击者相同的语言、神明和习俗，并得到了同等的同情。《伊利亚特》的故事中没有坏人，即使因绑架海伦而挑起战端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也风度翩翩，乖乖接受了兄长赫克托耳的训斥。他算得上是一名英勇善战的武士，尽管不太可靠。史诗的程式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因为它们并非是无意义的：它们呈现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其中可以看到神一般的男子和美丽的女子，还有肥沃的大地和满是鱼群的大海。对世界的美好感觉是史诗悲剧特征的一部分，因为有那么多东西将会失去。

公元前4世纪时，当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分析文学的本质时（从而发明了文学理论），他注意到每部荷马史诗都以单一活动为对象。[3]事实上，《伊利亚特》并非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而是描绘了十年战争期间的一个短小片段。后人把荷马的作品分成二十四卷。第二卷到第二十三卷仅仅涵盖了三天时间，首卷和末卷将整个活动扩展到几周。如此规模可能让瓦格纳觉得言简意赅，但诗人和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在对荷马的著名评论中称其“格外迅捷”。该评论的正确性体现在两种意义上。尽管宏大叙事在巨大空间内展开，但战斗场景由大量小型事件组成，毫不拖泥带水。讲话部分同样快速而有力。作为其中最长的一段，第九卷中阿喀琉斯的爆发显得节奏激烈。[4]

《伊利亚特》的迅捷也体现在格律上。英语诗歌通过重音表现格律。因此，The cúrfew tólls the knéll of parting dáy（晚钟为离去的白日而鸣）是五音步抑扬格诗句，[5]因为抑扬格音步表示一个非重读音节接一个重读音节，并将这种模式重复五次。与现代希腊语不同，古希腊语似乎没有明显的重音，而是通过音长表现格律——即通过发出音节所需的时间长度。所以，希腊语中的抑扬格表示一个短音节接一个长音节（didum）。《伊利亚特》的格律为六音步扬抑抑格，每行有六个音步，每个音步由扬抑抑（dum-di-di-）或扬扬（dumdum）音节组成，但最后一个音步总是扬扬。绝大部分音步为扬抑抑。这种格律让诗句节奏轻快，而轻盈迅捷与史诗崇高思想的结合是荷马风格的精髓。六音步是一种非常灵活和富有表现力的形式，不仅所有的古代史诗一直使用它，而且还被用于其他许多方面。

《伊利亚特》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受到严格限制。除了第一卷中的一个小例外，人类角色总是待在特洛伊城中或者城外的平原上。神明更加好动，但通常集中在奥林波斯山上，或者出现在特洛伊平原，或者在两地间往来。对史诗的特点而言，广度和专注的结合同样不可或缺。这是一个为诸神留出了大量空间的人类故事。诸神甚至会让希腊人吃惊，他们看上去似乎平常、轻率和漫不经心。公元前4世纪的柏拉图不会允许荷马进入其理想国，因为他的神明理念不够崇高，树立了坏榜样。[6]作为古代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一位通常被称为朗吉努斯（Longinus）的未具名作者表示，荷马似乎把人变成了神，把神变成了人。[7]“神一般的”这类修饰语显然证实了上述印象。人和神可以相互搏斗，事实上，亚该亚英雄狄俄墨德斯（Diomedes）成功击伤了阿瑞斯和阿芙洛狄忒。[8]希腊宗教中的许多内容——亵渎、神谕、英雄崇拜、生殖崇拜和癫狂崇拜——都被史诗排除在外，尽管可以看出它对大部分这类内容并不陌生。荷马或他的传统塑造了关于神明的独特画面。他在少数几个地方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神明的超凡，但通常会抽走他们的神性。如果武士在战场上遇到神，他的反应不是顶礼膜拜，而是考虑要对峙还是撤退。

这些有关神明的观念同样是史诗悲剧性基调的一部分。神与人的区别几乎不超过两点。首先，神是不朽的，而人是会死的。在希腊宗教中的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像赫拉克勒斯这样的伟人死后被擢升进神的行列；另一些英雄虽然没有变成神，但似乎拥有永久的力量，他们成了崇拜的对象，享受献祭或奠酒。不过，在《伊利亚特》中，凡人和神明的区别是绝对的。如此接近但又如此遥远——这是史诗神明概念的戏剧性所在。其次，宽泛地说，神明幸福，而凡人不幸。这种范式又如此叙事了：“有福的”神明“自由自在”，“可怜的凡人”。基督教的理念认为上帝爱我们，那是他的伟大之处之一。为了理解《伊利亚特》，我们必须颠覆这种观念：诸神不需要去关爱，因此他们是神。

当阿喀琉斯绕着特洛伊城墙追逐赫克托耳时，诗人将这幕场景比作马车竞赛，“所有的神明都在看着”。[9]这种比较非常形象：当我们观看重要比赛时，我们会相信自己热情地参与其中。但当我们离开看台后，我们的生活并未改变。诸神（有的支持亚该亚人，有的支持特洛伊人）同样看上去像是热情的参与者，但归根到底他们的情感是肤浅的。我们也许可以类比一句伪“中国诅咒”：“愿你生活在有意思的时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10]乏味而简单是神的福分，有意思则是人的诅咒。最后一卷包含了两场和解或相会。神明间的和解相当短暂和直接。阿喀琉斯和普利阿莫斯两个凡人间的和解则要艰难、复杂和深刻得多。

《伊利亚特》很少使用隐喻，却有大量的明喻。大部分明喻属于相当有限的几种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动物性明喻：武士好像狮子、狼或犟驴（只出现过一次[11]）。许多明喻来自自然世界：单打独斗是史诗中最主要的战斗形式，而云和波浪被用来描绘群战。各种明喻不仅让战斗叙事变得轻快和多样化，还共同达到了更重要的效果，即将战争置于包含了其他许多东西的世界中。赫淮斯托斯为阿喀琉斯打造的盾牌也表达了这种理念。盾牌上描绘了整个世界，周围是环洋。被围困的城市只是场景之一，盾牌上还有婚礼、舞蹈、收割和采摘葡萄的画面。[12]它提醒我们，我们如此强烈关注的战斗只是人类经历的一部分。

荷马多次用树叶作明喻。除了一处例外，树叶都被用来比喻人群（“像树叶一样多……”）。这处例外还有另一个特异的地方，那是故事中仅有的出自阿喀琉斯以外角色之口的明喻，它被留给了形象苍白的格劳科斯（Glaucus），因为诗人想借此传达自己的思想：“正如树叶的荣枯，人类的世代也如此，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13]我们本指望看到凄婉的转折，听到对生命短暂发出的哀叹，但事实上我们却见到了能量的集聚，见到了新的成长和世界永不枯竭的活力。这是全诗精神的缩影，它并不沮丧或忧郁，而是激昂和悲剧的。这部史诗还非常贴近现实。它赞颂了日常行为和胃口。如果有人在烹制肉类，诗人会描绘整个过程。对战斗的刻画在许多方面被风格化了，但真正的杀戮会被直接呈现：骨头被砸碎，肠子流了出来。这部诗并不恐怖——死亡总是立即到来——可它直接而无畏。

《伊利亚特》的不同寻常在于，它的主题不单纯是某位英雄，而是那位英雄的特定行为：《奥德赛》的第一个词表明其主题是一个人，但《伊利亚特》却宣布主题不是阿喀琉斯，而是他的愤怒。在大多数英雄故事中，主角需要勇气和坚韧去赢得胜利，但主要是针对外部环境对他们造成的挑战做出回应。然而，阿喀琉斯造就了自己的故事。比如，其他任何英雄显然都会接受使者提出的丰厚赔偿。在许多英雄故事中，主角都是出色但粗鲁的人（比如日耳曼传奇中的齐格弗里特），但阿喀琉斯拥有智慧。父亲把他培养成了“会发议论的演说家，会做事情的行动者”。[14]他本人曾说，自己是战场上最好的亚该亚人，但其他人在辩论中更好。[15]不过，就纯粹的口才而言，他要胜过诗中的所有人。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还懂得审美：当使者们到来时，他们发现阿喀琉斯正在歌唱人类的壮举，并亲自用里拉琴伴奏。[16]这让他成为《伊利亚特》中唯一的诗人兼音乐家。

《奥德赛》中的诗人们在首领的厅堂上受到尊敬但低人一等，这幅画面无疑反映了历史事实。赋予最伟大的武士想象力和敏感性是个了不起的想法。阿喀琉斯头脑中的诗通过他使用的两处奇特明喻跃然纸上。在最愤怒的一段讲话中，他把自己比作为幼雏寻找食物，自己却饿肚子的母鸟——这种意象不仅奇特，而且在他激情的反衬下几乎称得上幽默。[17]后来，他在与帕特罗克洛斯交谈时又自比为和母亲一道奔跑的小女孩，抓着妈妈的衣裙，直到被抱起。[18]这个比喻既流露出戏谑和关爱，也反映了自我意识，因为阿喀琉斯认识到自己将同意朋友的请求。这个阳刚形象的最高典范两次都离奇地把自己比作女性。诗中再没有谁像这样说话。

《伊利亚特》中有两个奇特的人物。另一个是神秘的海伦，她同样懂得自我反思，而且同样是个艺术家——她在诗中第一次出现时正编织着描绘特洛伊战争的毯子。[19]我们该如何评价阿喀琉斯这位不寻常的英雄呢？有的解读把《伊利亚特》视作以遣使求和情节为核心的道德悲剧。按照这种观点，阿喀琉斯在与阿伽门农的争执中基本是对的一方，但当他拒绝了使者的条件时，傲慢和愤怒让他犯了错，直到在史诗结尾处向普利阿莫斯展现出宽宏大度后，他才恢复了道德的高贵。上述解读很大程度上依赖这样的理念（我们还会再碰到它），即悲剧描绘了一个本质善良的人因为性格缺陷或特定错误而败亡。《伊利亚特》的道德广度也许可以让这种观点成为理解故事的一种方式，但也暗示这并非最好或最深刻的方式。为何阿喀琉斯如此出人意料地拒绝了？作为最后一位开口的使者，埃阿斯告诉他，诸神“为了区区一个女子的缘故”而把执拗的灵魂放进了他体内[20]——这是明摆着的常识。但埃阿斯显然错了：阿伽门农已经提出交还布里塞伊斯，如果那是阿喀琉斯最想要的，他肯定会接受条件。问题的关键在其他地方。

第一个开口的奥德修斯，他或多或少复述了原话，但机智地隐去了阿伽门农最后的几句话：“愿他让步……愿他表示服从，因为我更有国王的仪容……”[21]阿喀琉斯没有听见这些，但却仿佛听见了，因为在大肆控诉的过程中，他拒绝迎娶阿伽门农的女儿，表示阿伽门农应该为女儿找一个“更有国王仪容的”亚该亚人。[22]阿喀琉斯与其他英雄的不同之处并非在于他看得不够深刻，而是恰好相反。阿伽门农表面上放低了姿态，但内心仍然要求对手让步。阿喀琉斯的父亲教导他“总是成为最好，超过其他人”。[23]这是对英雄的命令。

荷马通过萨尔佩冬（Sarpedon）对格劳科斯（两人是与特洛伊人并肩作战的吕西亚人）说的一番话展现了英雄主义的本质。[24]不同于为自身存亡而战的特洛伊人，他们像亚该亚人那样战斗，因为那是英雄应该做的。萨尔佩冬注意到，他们在吕西亚人中拥有最高的荣耀，享受着最好的佳肴和美酒，拥有最肥沃的土地，好让吕西亚人说：“我们的国王不无荣耀地统治着国家……”他还表示，如果能够不老和永生，“我自己不会冲锋陷阵厮杀，也不会派你投入能给人荣耀的战争”。这种思想并非社会契约或对他人的责任：如果他代表吕西亚人，永生将让他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英雄只对自己负责：他占据着特定地位，必须做出相应的举动，不这样做会让他感到耻辱。萨尔佩冬并不愿意作战：如果他是永生的，他将不会惹这麻烦。悲剧性的矛盾在于，战斗的价值源于它的无用，源于最伟大的荣耀距离死亡的痛苦和羞耻仅仅一步之遥。

人类学家区分了耻辱文化和负罪文化。萨尔佩冬表达的耻辱文化原则并不是出于通常意义上的自私。它是对德性的追求，试图成为所能成为的最荣耀之人，而最大的荣耀是在战场上赢得的。有人试图极力贬低诗中的耻辱文化，觉得那会让荷马显得令人难堪地原始。他们犯了大错。正是耻辱文化让悲剧如此有力。如果萨尔佩冬能够觉得自己在为他人或祖国献身，那将带来些许慰藉。但这种安慰性的想法在诗中并不多见。帕特罗克洛斯死后，阿喀琉斯心中是否感到负罪或懊悔呢？有人认为是的，但如果细读诗歌，我们将看到他没有。诚然，阿伽门农承认过错，并尴尬地回避他是否有责任的问题，但那是他与阿喀琉斯的不同之处。[25]对于自己的朋友，阿喀琉斯只是说：“我失去了他”，[26]这句赤裸裸的话简单到令人心碎。他反思自己“没能救助”帕特罗克洛斯或者成为他的“救赎之光”：“愿不睦能从神界和人间永远消失，还有愤怒……”[27]阿伽门农说：“责任不在我”；阿喀琉斯也许说过：“责任在我”，但他并未谴责自己，也没有给自己开脱。他由外而内地审视自己，看到了内心的愤怒。这对阿喀琉斯而言是确切的事实，是无法改变和忏悔的。这种鲜明的客观性同样是史诗悲剧观念的一部分。懊悔能带来慰藉，它暗示事情本该不是这样且应该更好，并提供了治愈的希望。阿喀琉斯没有这样的慰藉。

在赫克托耳对阵阿喀琉斯前，荷马向我们呈现了这首诗中少见的独白。我们听见赫克托耳自言自语，看到了他的思想。[28]他为何要去面对敌人？父母正确地告诉过他，阿喀琉斯将会杀死他，那会是特洛伊的末日。他自己也感到害怕。但耻辱再次成为绝对命令：“我愧对特洛伊男子和曳长裙的特洛伊女子，也许某个比我贫贱的人会这样说：‘只因赫克托耳过于自信，折损了军队。’”对耻辱的恐惧和憎恶迫使他不仅自取其辱，而且毁了所有他爱的人。[29]

赫克托耳临死前获得了短暂的预言能力——在诗中其他地方看不到这种思想：他告诉阿喀琉斯，后者将在特洛伊的斯开昂（Scaean）城门前被帕里斯杀死。这种预言未来的能力具有反讽意味，因为赫克托耳此前连近在眼前的东西都看不到。在这点上他与阿喀琉斯截然不同，后者知道如果继续在特洛伊作战，自己将会死在那里，但还是接受了命运。[30]让阿喀琉斯无法接受的是他不能为帕特罗克洛斯做得更多。他想要进一步为朋友复仇，试图毁损赫克托耳的遗体，并在火化帕特罗克洛斯的柴堆旁杀死俘虏，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出现在他面前的帕特罗克洛斯的鬼魂——鬼魂此前似乎也不符合《伊利亚特》的思想——只是请求放其回归虚无。[31]最终，诸神提醒阿喀琉斯结束哀悼，并归还赫克托耳的遗体，因为就像阿波罗说的：“命运赐予人一颗忍耐的心。”[32]或者像奥德修斯之前无情指出的，人们必须埋葬死者，让内心坚强，只哭泣一天。[33]

赫克托耳的死似乎多少为故事画上了句号，但随之而来的是另外近两千行诗句和一些令人吃惊的意外。阿喀琉斯为纪念帕特罗克洛斯举行了葬礼竞技会，诗人在这里引入新的基调：活跃的社交喜剧。一个此前不起眼的角色变得引人瞩目，那就是活泼、精明和善于摆布长辈们的安提洛科斯（Antilochus）。作为重要的一刻，他让阿喀琉斯在诗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露出了微笑。[34]阿喀琉斯本人对阿伽门农非常慷慨，并宽厚地平息他人的龃龉——对于他来说（正是他和阿伽门农的争执引发了故事），这可谓反讽，但不失为温暖人心的反讽。至此，我们与除了阿喀琉斯之外的亚该亚人首领们告别。这段欢快的情节是史诗中关键部分，因为它显示英雄回到了自己的团体之中，但当竞技会结束后，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阿喀琉斯重新陷入过度的悲痛，他拒绝吃东西，甚至拒绝了母亲让他与女子同床的建议。诗中赞美的日常欲望遭到了他的排斥。

随后发生的事让阿喀琉斯本人都感到吃惊：他惊讶地看到普利阿莫斯孤身一人不宣而至，请求归还赫克托耳的遗体。[35]两人的会面气氛紧张：阿喀琉斯烦躁不安，一度威胁说如果对方继续刺激自己的话，就杀死特洛伊国王。[36]两人开始哭泣，哀声响彻整间屋子。[37]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共同哭泣，但也出于不同的理由，普利阿莫斯是因为赫克托耳，阿喀琉斯则是为了远方无依无靠的父亲，也为了帕特罗克洛斯。真正的孤独笼罩着他们。但阿喀琉斯发现自己内心涌起了新的宽宏大度：他归还了普利阿莫斯带来的部分赎金，亲手将其放在赫克托耳的遗体上。他怀着新的同情与普利阿莫斯交谈，同时思考着自己的处境，看到了它的徒劳无益，“因为我远离祖国，在特洛伊长期逗留，让你和你的孩子们感到烦恼”。[38]但他想到的不仅是自己，现在他把目光放得更远：他宣称宙斯把好坏参半的命运赋予了某些人，给另一些人的却只有厄运。他还想到了没有名誉的可悲逃亡者的生活。他意识到有些人的命运比他更糟。然后，他鼓励普利阿莫斯进食。[39]在这幕崇高的场景中，史诗没有轻视一个简单的事实：吃喝之后的人会感觉更好。直到这时，两人才开始融洽相处。

但诗人不为情感所动。普利阿莫斯惊讶于阿喀琉斯神一般的外貌，阿喀琉斯则惊讶于普利阿莫斯的高贵风度和谈吐。两人之间仍然保持着距离。最后，普利阿莫斯请求休战：他们将用九天时间哀悼赫克托耳，第十天举行葬礼，第十一天垒起坟茔，“如有必要，我们将在第十二天开战”。[40]阿喀琉斯最后的现身是与布里塞伊斯同床。[41]现在他可以从诗中退场了，史诗的最后一部分描绘了对赫克托耳的哀悼。这部具有强烈阳刚气息的诗歌中的最后几段重要讲话留给了女性，赫克托耳的妻子、母亲和海伦依次向他致哀。[42]

在《伊利亚特》的结尾，自然的欲望和节奏得到恢复：曾经拒绝进食的人开始吃东西，并敦促另一个人也这样做；曾经拒绝性的人与布里塞伊斯同床；曾经无法入土的赫克托耳得到了荣耀的葬礼，女人们为他哭泣，他的遗体被火化。表面上，我们看到了正义和美好，人性似乎从未更加灿烂。但在表面之下，什么都没有改变。阿喀琉斯看到了自身处境的无用和痛苦，但对此无能为力。这些事情之间的对比具有深刻的悲剧性。赫克托耳的葬礼起码有一个让人满意的结尾，就像儿童故事的结尾：“普利阿莫斯的宫殿里举办了盛大筵席。”[43]美酒佳肴，这些美好而直白的快乐为我们的阅读画上了句号。然而，这个时刻之后将发生更可怕的事：阿喀琉斯将会死去，普利阿莫斯和特洛伊将会毁灭。这是第十一天，“如有必要”，战火将在明日重燃。但普利阿莫斯知道自己的请求没有希望。《伊利亚特》以地狱边缘的筵席结尾。

《奥德赛》的故事发生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十年后。奥德修斯尚未回到家乡，女神卡吕普索（Calypso）把他囚禁在遥远的海岛上，而他在家乡伊萨卡的宫殿却被一群追求他妻子佩涅洛珀的当地贵族霸占着。他还因为弄瞎食人巨怪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而得罪了海神波塞冬。宙斯命令卡吕普索放走奥德修斯。奥德修斯之子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离开伊萨克寻找父亲。奥德修斯遭遇海难，漂流到淮阿喀亚人（Phaeacians）的国家，被公主瑙西卡娅（Nausicaa）发现。在她父亲的宫殿里，奥德修斯讲述了自己的历险，描绘了如何一步步失去所有的船只和同伴。历险中遇到的大多是波吕斐摩斯这样的怪物，但也包括与他有过露水情缘的女神喀耳刻（Circe），以及一次与亡灵的会面。回到伊萨卡后，他被猪倌欧麦俄斯（Eumaeus）收留。打扮成乞丐的奥德修斯进入宫殿，用弓箭杀死了所有的求婚者。诗歌的结尾了结了一些有待完成的情节。

和《伊利亚特》一样，今天我们也可以认为《奥德赛》主要由一位有伟大塑造能力的诗人根据传统材料创作而成。与其他作品类似，它无疑也可能经历过后人的修改或增补，特别是异常突兀的结尾引发过许多关于其真实性的讨论。它的作者是谁？几乎所有的古人都认为是荷马创作了这两部史诗，只有几位“解析派”持有异议。支持《奥德赛》作者另有其人的理由分为两类。第一类理由以两部史诗的语言细节为基础，第二类理由宣称两部作品表达的价值和信仰差异过大，不可能来自同一个人。语言上的证据模棱两可，而且并不完全指向同一方向。思想上的差异则可能是诗人的伟大想象力试图创造出另一类型诗歌的结果。今天的主流观点认为存在两位诗人，但该问题尚无决定性结论。不过，我们也许可以用“荷马”作为这两部史诗的简称。

《奥德赛》显然以《伊利亚特》为模板。和前面的那部史诗一样，它同样以单一活动为主题——这是一个希腊人所谓的“回家”（nostos）故事，描绘了奥德修斯如何返乡和杀死求婚者们。因此，《奥德赛》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奥德赛”：主人公亲自回顾了他的历险岁月。我们看到，《伊利亚特》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受到严格限制，《奥德赛》则截然不同。奥德修斯从可以想象的最遥远地点出发（环洋上的小岛），在叙事中被带到越来越小的空间，首先是地中海世界，然后是他的岛国，接着是他的宫殿，最后是最为狭小和私密的地方——和妻子同床。就像一位古代学者注意到的，这是史诗的“终点”，是整个故事发展的目标。[44]

《奥德赛》在社会层次的广度上也要超过《伊利亚特》。诗中角色包括奴隶和乞丐，甚至还有一条狗。此外，除了奥德修斯，大部分较有意思的角色都是女性。好客和考验的主题在诗中反复出现。如何对待异乡人和穷人成了对人们的考验。求婚者是坏主人（他们侮辱异乡人），波吕斐摩斯是非常坏的主人（它吃了他们）。淮阿喀亚国王阿尔喀诺俄斯（Alcinous）是好主人，但奴隶欧麦俄斯同样如此。阿尔喀诺俄斯之女瑙西卡娅说：“所有异乡人和乞丐都来自宙斯，礼敬和欢迎不足挂齿。”[45]很久以后，欧麦俄斯说了完全相同的话，并谦卑地补充道，“我们的礼敬只有这些。”[46]公主和猪倌可以同样好客。但《奥德赛》的价值观仍然是贵族式的：奴隶和下属必须忠诚，不忠者受到了残酷的惩罚。

与《伊利亚特》不同，这首诗有一个次要情节。事实上，奥德修斯本人直至第五卷才出现。在此之前，故事的主角是忒勒马科斯。当奥德修斯向内而行时，忒勒马科斯却向外而行。他离开伊萨卡，造访了参加过特洛伊战争的涅斯托尔国王，然后又前往墨涅拉俄斯和海伦在斯巴达的华丽宫廷。在年轻的他看来，后者就像宙斯本人的宫殿。当他回到家乡时，求婚者们注意到他拥有了此前缺乏的自信。当母亲责备他时，他回答说：“我现在已明白事理，知道一件件事情，分得清高尚和卑贱，而以前是孩子。”[47]后来，他还命令母亲回到自己的房间，母亲也吃惊地听从，因为“她把儿子深为明智的话语听进心里”。[48]现在他是个男子汉了。他的故事是描绘个人成长和塑造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鼻祖。

忒勒马科斯的冒险完全无助于推动主要情节，但诗人乐于将不同故事并置。我们在英雄本人身上也能看到这点。因为诗中似乎有两种奥德修斯：既是像水手辛巴德和巨人杀手杰克那样编造故事的能手，也是我们在《伊利亚特》中见到的英勇武士。诗人完全没有掩饰这种两面性，反而对此感到得意。在回到伊萨卡后的主线叙事中，奥德修斯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而编造故事，提到了克里特和埃及等真实地点，但他的“真实”历险发生在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地点。他的漂泊始于我们熟悉的爱琴海世界，在被狂风吹到希腊以西后，他进入了仙境。那里的居民要么是怪物，要么是可怕的人类，比如食人族莱斯特律戈涅斯人（Laestrygonians）和具有致命诱惑力的食莲人。其中一些故事可能借鉴了他处，特别是阿尔戈号的传说，因为诗人似乎毫不避讳这点。奥德修斯描绘对撞的巨岩时，说：“众所周知，只有阿尔戈号曾通过那里。”[49]

诗人还喜欢在仙境和我们熟悉的世界之间切换，因为他发明了恰好介于两者之间的淮阿喀亚人的王国。这个世界是半魔幻的：他们的船只会自动掌舵，阿尔喀诺俄斯国王的花园四季如春，神明也会造访那个国家。[50]但他们也完全是普通人，而且被赋予了微妙的幽默。阿尔喀诺俄斯建议举行一些竞技比赛，“好让异乡人回家后能告诉朋友们”那里的人多么擅长这些。[51]当奥德修斯把他们全部击败后，阿尔喀诺俄斯不动声色地承认他们并非出色的竞技者，而是喜欢宴会、热水澡和新衣服，并希望异乡人能报告他们擅长舞蹈与歌唱。[52]我们也许会觉得，喜欢美食和新床单不需要多高的本领。淮阿喀亚人既普通又神秘，最终在一句诗的中间从故事里消失了：“淮阿喀亚国人的众位首领和君王们一起向伟大的神明波塞冬虔诚祈求，围住祭坛。这时神样的奥德修斯醒来……”[53]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他们向波塞冬的祈求是否获准（他们因为帮助英雄而受到海神的威胁）。事实上再没有人能见到他们，因为阿尔喀诺俄斯决定不再与其他凡人打交道。说来奇怪，以这种神秘的方式从诗中消失与他们很相称。

奥德修斯一生中有过五位重要的女子。其中三位是他在漂泊途中遇到的，每人都身处能够表达她们性格的环境中。女神喀耳刻最初试图把英雄变成一头猪，后来与他暗生情愫，最后自愿在途中帮助他。事实上，她是个神化了的浪荡女子，视感情如儿戏。她那用磨光石块建造的宫殿坐落于林莽之中，体现了她兼具野性和世故的特点。在那个宫殿的世界中，卡吕普索的居所却是洞穴，那里弥漫着燃烧雪松和侧柏的香味，茂盛的藤蔓绕着洞口生长。[54]洞外是赤杨、白杨和散发着甜美香气的柏树。黑暗、隐秘而又果实累累，这里是激情的国度。与前两者不同，瑙西卡娅是凡人女子，但她同样拥有神性的光环，因为诗人把她比作阿耳忒密斯，[55]奥德修斯也委婉地问她是凡人还是女神，也许就是阿耳忒密斯。[56]奥德修斯在水流清澈的河边第一次见到她（这种自然环境符合少女的形象），而赤身裸体、邋遢不堪的自己则躲在扎人的灌木丛中。[57]

与全体淮阿喀亚人一样，瑙西卡娅融合了温驯之美和距离之魅。她表面上是和侍女们一起去为男人们洗衣服。[58]但在请求父亲允许自己出行时，她心中另有小算盘。[59]父亲看出了这点，但什么也没说。在一部讲究礼貌的史诗中，这幕温文尔雅的喜剧包含了道德元素：沉默是一种体面的举止。瑙西卡娅和侍女们玩球的场景（是舞蹈而非竞赛）是对日常简单幸福的最早描绘。[60]什么都无法破坏它。她显然被陌生人吸引，我们则似乎正处于某种民间故事模式的开头：来自远方的旅行者娶了国王的女儿。但奥德修斯不能娶瑙西卡娅，因为他已经有了妻子。诗人本可以编出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但他的做法更加微妙。公主从故事中消失了，直到奥德修斯与淮阿喀亚贵族会宴时才重新出现。站在远处的她只说了两句话：“你好，客人”——因为她还不知道奥德修斯的名字——“但愿你日后回到故乡，仍能记住我，因为你首先有赖我拯救。”[61]奥德修斯简略地承诺会敬奉她，仅此而已。并没有太多伤感，诗人巧妙地展现了自己的节制。

奥德修斯人生中的第四位女子是他特别的恩主和保护人，即女神雅典娜。抵达伊萨卡时，他遇到了一位牧羊人，并机智地用谎言故事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但骗人者反而被骗了，因为牧羊人是雅典娜乔装的。[62]女神抓住他，兴奋地表示即使神明也必须变得狡猾才能骗过他。这里可以看到某种类似友谊的东西，在《伊利亚特》中，我们无法想象奥林波斯的神明会和凡人产生这种关系。现在，奥林波斯的神明总体上具有更加明显的道德功能。在发表诗中的第一段讲话时，宙斯确立了原则：凡人因为自己的愚蠢而受苦，就像埃癸斯托斯，他不顾诸神的警告，还是犯下了罪行。[63]诗歌本身也具有更明显的道德意味，宣称奥德修斯的同伴因自己的愚蠢而送命，因为他们吃了太阳神的牛。这听上去的确很严厉，但历险故事常常会让人暂时忘记平日的同情，就像在西部片中，我们不会介意许多配角被杀，只要男女主角活下来就好。类似的，虽然奥德修斯失去了所有同伴，虽然还有其他许多杀戮，但诗歌基本上还是喜剧：英雄胜利了，作恶者被杀死。

不过，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奥德赛》处于和《伊利亚特》不同的道德宇宙中，两者的区别在于各自的故事类型。在某种意义上，两部史诗都是情感实验。奥德修斯告诉佩涅洛珀，在公正国王的国家里，黝黑的土地奉献小麦和大麦，树木垂挂累累硕果，大海哺育丰沛的鱼群，人民幸福昌盛。[64]在黑铁时代希腊的悲凉环境中，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相信这番话的字面意思。相反，普利斯姆（Prism）小姐的话也许给我们做了解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所谓的虚构。”[65]

当奥德修斯告诉淮阿喀亚人自己的名字时，他说自己来自伊萨卡。[66]他还给出了附近三个小岛的名字，并描绘了它们相互的方位。事实上，他在给自己定位，确立自己的坐标。和他一样，伊萨卡也有个性。他表示，自己的家乡“虽然崎岖，但适合年轻人成长”。随后，他解释了自己为何拒绝卡吕普索和喀耳刻，因为没有什么比家乡和父母更可亲，无论异国的宫殿多么华丽。作品在这里开始探索身份与归属。伊萨卡也许不是最美好的地方，但那里是他的情感所属，“贫瘠但属于我自己”。类似的，他拒绝了卡吕普索的美貌和自己获得的机会，选择美貌不如卡吕普索的凡人佩涅洛珀。评论者有时会疑惑奥德修斯真正想要夺回的是佩涅洛珀还是自己的财产，但他本人也许无需做出区分。这部史诗极为看重婚姻关系。奥德修斯告诉瑙西卡娅，没有什么比男女和谐共处更好了。这会让敌人痛苦，让朋友欣慰。[67]随后是一个令人疑惑的希腊语句子，它也许只表示“他们自己获得了最大的名声”，但也可能表示“他们自己最清楚这点”。如果是后者，这句话将是对私密而深刻的婚姻爱情的致敬。

佩涅洛珀是奥德修斯人生中的第五位女子，最终也是最重要的那位。《奥德赛》中的疑团之一是她为何没能认出丈夫，而丈夫的狗和老女仆却能马上认出他。[68]从写实角度无法给出答案。甚至在奥德修斯尚未抵达王宫前，她就似乎陷入了一种新的狂喜。当乔装打扮的奥德修斯到来后，她产生了在求婚者面前现身并令他们心动的念头，以便赢得儿子和丈夫更多的尊重，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让她也不禁莞尔。[69]她仿佛恍然大悟：奥德修斯在场的事实本身让她如梦方醒，尽管她不知道是为什么。她在最终认出丈夫之前遇到的周折无法解释，但不可思议地非常合适：这对她来说更加困难，因为此事关系重大得多。我们可以比较《伊利亚特》的结尾：在两者中，英雄都通过性行为变得完整；在两者中，私人恢复都在公共恢复之后；在两者中，私人恢复更加复杂和困难，因为它更深入地走进了人类状况的核心。

《伊利亚特》暗示了英雄最终的孤独，而《奥德赛》则是一首社会史诗。后者的大部分情节发生在岛上。岛屿可能是与世隔绝的所在，就像卡吕普索的奥居吉亚岛（Ogygia）或喀耳刻的埃埃艾岛（Aiaia），但也可能是包含完整社会的单元，就像伊萨卡岛。《奥德赛》同时探究了作为个体和社会动物的人，认识到这两种人类经验的元素是不可分割的。在作品的最后，英雄找回了自己的人民、财产和最私密的空间。

注释：

[1] 高贵的阿喀琉斯：共34处，如《伊利亚特》1.7；捷足的阿喀琉斯：共31处，如《伊利亚特》18.78。——译注

[2] 事实上存在少量冗余，如上面所举的例子，五个音节的还有迅捷的阿喀琉斯，共5处，七个音节的还有英勇的阿喀琉斯，《伊利亚特》23.168。详见MilmanParry，《荷马史诗中的传统修饰语》（L’Épithète traditionnelle），Paris, 1928, pp. 218—240。——译注

[3] 《诗学》8。

[4] 《伊利亚特》9.308-429。

[5] 托马斯·格雷的《墓园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译注

[6] 《理想国篇》10.606d-60a。

[7] 《论崇高》9.7。

[8] 《伊利亚特》5.335-7和5.858-9。

[9] 《伊利亚特》22.162-6。

[10] 这句话出自英国驻华公使许阁森的回忆录，中文里没有完全对应的表述，类似冯梦龙《醒世恒言》中所说的“宁为太平犬，莫做离乱人”。许阁森称，当他1936年离开中国返回英国时，一位老朋友向他提起了这句伪“中国诅咒”。——译注

[11] 《伊利亚特》11.558-9：（埃阿斯）像一头走进庄稼地的驴子，执拗地嘲弄顽童。——译注

[12] 《伊利亚特》18.478-613。

[13] 《伊利亚特》6.146-8。

[14] 《伊利亚特》9.443。

[15] 《伊利亚特》18.105-6。

[16] 《伊利亚特》9.168-9。

[17] 《伊利亚特》9.323-4。

[18] 《伊利亚特》16.7-10。

[19] 《伊利亚特》3.125-8。

[20] 《伊利亚特》9.636-8。

[21] 《伊利亚特》9.158-61。

[22] 《伊利亚特》9.392。

[23] 《伊利亚特》11.784。

[24] 《伊利亚特》12.310-28。

[25] 《伊利亚特》19.85-9和19.137-8。

[26] 《伊利亚特》18.82。

[27] 《伊利亚特》18.98-115。

[28] 《伊利亚特》22.99-130。

[29] 《伊利亚特》22.359-60。

[30] 《伊利亚特》18.115-21。

[31] 《伊利亚特》23.65。

[32] 《伊利亚特》24.49。

[33] 《伊利亚特》19.228-9。

[34] 《伊利亚特》23.555。

[35] 《伊利亚特》24.483。

[36] 《伊利亚特》24.566-70。

[37] 《伊利亚特》24.509-12。

[38] 《伊利亚特》24.518-51。

[39] 《伊利亚特》24.601-19。

[40] 《伊利亚特》24.660-67。

[41] 《伊利亚特》24.675-6。

[42] 《伊利亚特》24.723-81。

[43] 《伊利亚特》24.802-3。

[44] 拜占庭人阿里斯托芬对《奥德赛》23.296的注疏。

[45] 《奥德赛》6.207-8。

[46] 《奥德赛》14.57-9。

[47] 《奥德赛》18.228-9。

[48] 《奥德赛》21.350-55。

[49] 《奥德赛》12.69-70。

[50] 《奥德赛》7.114-9，7.201-3，8.557-61。

[51] 《奥德赛》8.100-103。

[52] 《奥德赛》8.246-9。

[53] 《奥德赛》13.185-9。

[54] 《奥德赛》5.55-74。

[55] 《奥德赛》6.102-9。

[56] 《奥德赛》6.149-51。

[57] 《奥德赛》6.85-8和6.113。

[58] 《奥德赛》6.5-65。

[59] 《奥德赛》6.66-7。

[60] 《奥德赛》6.99-101。

[61] 《奥德赛》8.457-68。

[62] 《奥德赛》13.287-95。

[63] 《奥德赛》1.32-34。

[64] 《奥德赛》19.109-14。

[65] 王尔德《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的人物。——译注

[66] 《奥德赛》9.19-28。

[67] 《奥德赛》6.182-5。

[68] 《奥德赛》17.300-304和19.39-94。

[69] 《奥德赛》18.158-62。

第二章

古风时期的希腊

荷马史诗在整个古代享有特别的声望和权威。希腊人没有圣书，也就是要求得到一致认同的正典经文。这为另一类文本获得强有力的文化权威提供了空间，荷马恰恰填补了这个空间。这些诗歌是希腊人的共同财产。据说埃斯库罗斯曾表示，他的戏剧不过是来自荷马盛宴上的残羹剩饭。[1]这句话的意思与其说是悲剧情节借鉴了荷马（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不如说荷马为崇高地表达人类经历提供了模板。我们会发现，最早的历史作品在性质上也是荷马式的。荷马的范例也许还加深了希腊人对神话的依赖，他们视其为虚构文学作品的源泉。不过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类截然不同的六音步诗歌。和《伊利亚特》一样，它的最早代表人物赫西俄德很可能是悠久诗歌传统的继承者，但直到被写下来之后才呈现在我们眼前。

赫西俄德来自波俄提亚（Boeotia，位于阿提卡西北方）南缘的崎岖山地，活跃于公元前700年左右。他的两首诗被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即《神谱》（Theogony）和《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从荷马到《工作与时日》意味着从过去走向现在，从英雄主义走向艰难求生。这是一首教诲诗，是对生存的指导。诗歌最后的“时日”是一连串吉利和不吉的日子：每月的第十三日不适合播种，但适合移栽植物；第八日适合阉割公猪和公羊；第十二日适合阉割骡子。[2]这些都是有用的信息。“工作”与许多近东文化中的“智慧文学”有不少相似之处，我们最熟悉的是《旧约》中的《箴言》。其中既有传递格言智慧的谚语（常常采用尖刻的表达方式），也有箴言教诲的金块。诗人建议，在酒瓮满时或接近用完时要往里添加，但中途要节省。[3]这种建议同样有用，它告诉听众如何在艰苦条件下最好地忍受生活。

《工作与时日》还包含了原因论，也就是解释事物起源的“原来如此”的故事。比如，普罗米修斯的故事[4]（完整版本仅见于《神谱》）揭示了火的由来，以及在祭祀后诸神为何几乎分不到什么肉。时代的故事[5]（诸神先后创造和摧毁了黄金、白银和青铜时代的人，我们现在处于黑铁时代）则是一个“软性原始主义”神话，设想人类失去了最初的乐园（就像伊甸园的故事）。赫西俄德还加入了另一个元素：他本人。他告诉我们关于自己家庭的细节，以及他的经历和生活方式，由此成为欧洲最早的个人。他透露父亲从小亚细亚移民到波俄提亚，他自己生活在阿斯克拉（Ascra），形容那里是“一个糟糕的村子，冬天严寒，夏天酷热，从不风和日丽”。[6]他还表示自己只有一次出海经历，当时他从波俄提亚的奥利斯（Aulis）渡海来到优卑亚岛（Euboea）的卡尔喀斯（Chalcis），在那里赢得了诗歌竞赛的优胜。[7]这段话带有嘲讽式的幽默，因为卡尔喀斯距离大陆不到两百码。他的一些道德训诫针对广大当权者，另一些则针对兄弟佩尔塞斯（Perses）——两人因为遗产问题而发生争执。这种构思奇特而生动，为诗歌增添了个性色彩。

作品中无趣的农民气质并不意味着他缺乏史诗诗人的崇高使命感。他在《神谱》中描绘了他在赫利孔山（Helicon）上放羊时，缪斯们如何出现在他面前，赠与他权杖并将神圣的声音注入他体内。[8]这首诗讲述了大地怎样孕育天空，夜怎样孕育空气和白昼，天空如何与大地交合后生下俄刻阿诺斯和其他提坦，天空又如何被儿子克罗诺斯阉割。我们自然会把《神谱》归入诗歌与神话，但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看待它。这首诗试图解释世界如何诞生，受到何种法则支配，以及为何人类处于当下的境地。我们从中看到了希腊科学和思想的雏形。

后人把早期希腊思想家称为“Presocratics”，即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年）之前的哲学家。作为他们中最早的一位，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世纪初）表示万物中充满了神明。这是神学吗？他还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这是物理学吗？到了公元前5世纪，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表示世界是爱欲和斗争间的平衡或冲突（他将这两种力量变成了神话中的阿芙洛狄忒和阿瑞斯）。这同样很不符合我们的现代分类。荷马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在枯燥地描绘驶往特洛伊的亚该亚人船队名录前，他首先向缪斯求助，因为她们知晓一切，而我们一无所知。[9]但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希腊思想的成就在于发现不同。他们认识到现实不同于虚构，历史不同于神话，自然科学不同于哲学。这些事实并不像我们看上去那么显而易见。他们还认识到诗歌和散文的不同功能。一些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用散文写作，另一些则用诗歌，恩培多克勒属于后者。留存下来的残篇显示了他的力度和能量。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出类拔萃，但在公元前7世纪和6世纪也出现了其他关于英雄和英勇事件的史诗。其中一些有两部荷马史诗的一半长。我们手头只有它们非常少量的残篇。不过，一些“荷马颂诗”留存下来，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它们被归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所谓作者名下。它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颂诗，而是向男女神明致敬的诗歌，通常叙述与神明相关的某个事件，在规模上从几行到五百多行不等。我们所知的大多数古风时代（公元前8世纪到5世纪初）希腊作者只有寥寥无几的残篇留存至今，这种状况迫使我们思考古典文本是如何留存的。

直到古代晚期，书籍的常见形式仍是莎草纸卷。若不想让纸卷变得无法使用，能写在一卷书上的内容是有限的：两千行诗歌似乎已经是绝对的极限，大多数诗集的篇幅只有一半或更少。因此，较长的作品被分成若干“卷”，后者比我们印象中的“书”要短得多。我们今天想到的书是一叠装订起来的纸，技术上叫“册子本”（codex）。它们最早出现在公元1世纪左右，并逐渐成为主流形式。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文本的留存只能依靠不断抄写。大部分古典文学以抄本传统流传到我们手中，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某个时候有人抄写了某个更早抄本的一份或多份复本。这些抄本都经过辗转抄写，我们没有任何古典作家的亲笔文本。一些文本的现存最古老抄本来自9世纪，但许多抄本的时间要晚上几个世纪。更古老抄本的例子凤毛麟角。比如，我们拥有几份5世纪或6世纪的维吉尔抄本（他一直是读者最多和最受推崇的拉丁语诗人），但都不完整。一些抄工会作出修改，而且所有的抄工都会犯错。因此，所有古典作家的文本都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歪曲。所以，说某个现存文本是完整的只是近似表述，并不意味着我们掌握了每一个词。不仅抄工可能会抄错词，还可能出现整句衍文或脱文。在某些例子中，脱文多达五十行或更多。

作品只在人们想要继续阅读它们时才会存世。一些非常枯燥的历史作品留存下来，因为它们对教学有用。希腊抒情诗失传了，因为人们失去了兴趣。即使这样，失传和留存仍然可能只是意外。荷马和维吉尔几乎肯定会得到流传，因为它们是每个学生的教育内容。但除此之外，哪怕最好的作家也无法确保无虞。在公元前1世纪的拉丁语诗人中，卢克莱修（Lucretius）和卡图卢斯（Catullus）的作品得以保留，伽卢斯（Gallus）和瓦里乌斯（Varius）则湮没无闻。但情况本来可能不是这样，这些失传的作家在当时大受推崇。除了一首诗作外，我们对卡图卢斯的全部了解都来自14世纪发现的一份9世纪抄本（后者再次遗失前已被抄录）。我们对卢克莱修的全部了解则来自两份9世纪的抄本，它们转抄了一份早已失传的更古老抄本。公元8世纪的一位抄工曾着手抄录瓦里乌斯的《堤厄斯忒斯》（Thyestes），但随后改变了主意，从而毁掉了我们读到奥古斯都时代最重要戏剧的机会。

没有通过抄本传统流传下来的文字也能通过多种方式留存，特别是下面三种：它们可能被其他作者引用，可能被铭刻在青铜或石头上，或者可能被写在莎草纸上。莎草纸（大多数从19世纪末开始在上埃及被发掘）改变了我们对希腊文学某些领域的理解，包括抒情诗和喜剧。莎草纸偶尔会带给我们完整的文本，但绝大多数时候只是真正的零落残篇，是些边缘破损或有破洞的纸片。这些意外对古典文学的解读有重要影响，因为它限制了我们均衡描绘各阶段历史的能力。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维勒尤斯·帕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认为，拉比利乌斯（Rabirius，今天已失传）是奥古斯都时代继维吉尔之后最好的诗人。[10]我们会同意吗？如果卢克莱修失传了，我们将无法想象他的伟大或影响。对伽卢斯和瓦里乌斯，我们就只能臆测了。我们应该遵循苏格拉底的精神，他认为说到底自己可能是最聪明的人，因为至少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而其他人甚至不知道这一点。[11]

除了六音步，另一种诗歌形式也在整个古典时期被广泛使用，那就是哀歌（elegy）。对希腊人来说，界定哀歌体裁的仅仅是其格律：这种诗歌采用哀歌双行体，交替使用六音步和五音步。六音步与荷马的相同，五音步则是对称的，它使用了六音步的前两个半音步，然后重复一遍，但后半句中的两个音步总是扬抑抑格。丁尼生（Tennyson）提供了一个双行体在英语中的例子，而且按照希腊人的方式，用音长而非重音来表现：

These lame hexameters the strong-winged music of Homer!

No–but a most burlesque barbarous experiment.

这些瘸腿的六音步是羽翼矫健的荷马音乐！

不，它们只是最滑稽粗俗的实验。

双行体结构鼓励诗人以双行诗句为单位思考和创作，特别适合警句和以干练简洁为目标的诗句，但考虑到其相对稍欠灵活，它在整个古代的大为流行似乎令人吃惊。

在西方传统中，“哀歌”一词往往与爱情和哀悼两大主题相联系，但事实上，这种格律形式从一开始就被用于多种目的。公元前7世纪中期的堤耳泰俄斯（Tyrtaeus）和卡里诺斯（Callinus）采用军事题材，鼓励年轻人英勇作战；雅典人梭伦（Solon，约前560年卒）则用它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留存至今篇幅最大的早期哀歌集被归于忒奥格尼斯（Theognis，公元前6世纪中期）名下，但其中大部分并非出自他之手。因此，这位不幸的诗人还给我们带来了难题。另一位公元前6世纪的哀歌诗人是以讽刺闻名的色诺芬尼（Xenophanes）。他注意到日耳曼人的神和他们一样长着金发，并指出马的神明（如果有的话）也会像马。这并非怀疑论，而是生动而严肃地试图证明神的本质，说明人神同形理念只是更深刻现实的局部表现。他还被归入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行列，显示了诗歌与哲学在那个时代可能多么密不可分。

早期哀歌中最吸引人的残篇来自公元前7世纪的弥涅摩斯（Mimnermus）。在他身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后世欧洲文学中不时出现的享乐式悲观主义论调。他还在树叶的比喻中加入了对我们来说如此自然的凄切意味：我们就像在春日阳光下萌发的树叶，也和它们一样生命短暂。死亡或衰老将很快到来，一旦盛年过去，我们最好死去而非苟活。[12]他在另一首诗中问道：如果没有金发的阿芙洛狄忒，生命将是何物？快乐将是何物？一旦失去了隐秘的爱情、甜蜜的礼物和床笫之欢这些青春的花朵，愿他就此死去，因为老年令人厌烦和遭人鄙夷。[13]甚至自然在他眼中也显得毫无乐趣：太阳的宿命是每天劳碌，永无休息。如果撇开时代问题，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上述诗句中读到了《传道书》和奥斯卡·王尔德的味道。他的一些诗句似乎与我们仍能读到的大不相同，但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学者诗人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认为，他更成功的是小规模而非长篇作品。

阿尔喀洛科斯（Archilochus，约公元前652年卒）以哀歌体创作了一首警铭诗，宣称自己在战场上丢掉了盾牌，但没关系，他很快会再买一面同样好的。[14]这首诗故意嘲弄了荣誉法则。阿尔喀洛科斯是欧洲最早的惹事包。也许他在这里的观点是原创的，也可能他的作品是某种更古老偏执传统的最早留存。不过，他主要使用以扬抑格和抑扬格为基础的格律，短长体（iambi）将成为谴责诗的代名词。最粗俗的谴责诗人是希波那科斯（Hipponax，公元前6世纪后期），这个下流的小偷和争吵者偏爱“瘸腿短长体”，即用扬扬格代替最后一个音步中的抑扬格。当后世诗人想要爆粗口时，他的名字是被提到最多的。

阿尔喀洛科斯有时也是格言智慧的提供者——“狐狸知道许多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重要的事”。[15]他还拥有犀利的眼光：他对塔索斯岛（Thasos）的描绘——“像覆盖着野生林地的驴背”[16]——是我们所知对现实世界中具名地貌特点的最早描绘。阿尔喀洛科斯对吕坎贝斯（Lycambes）的侮辱广为人知，据说是因为后者曾把女儿尼俄布勒（Neobule）许配给他，但后来又悔婚。他的诗句露骨地描绘了尼俄布勒与自己和别人的性活动。[17]在一首诗中，他鄙夷地拒绝了尼俄布勒，转而引诱她的妹妹。[18]古风时期短长体诗歌留存下来的最长残篇是阿莫尔戈斯人西蒙尼德斯（Semonides of Amorgos）写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的厌女题材习作，诗中将不同类型的女子比作不同的动物（除了将女子比作蜜蜂，其他都颇为不堪）。[19]这并不十分有趣。

希腊人对“抒情诗”（lyric）一词的定义比我们更加精确：抒情诗是为歌唱而写的诗。抒情诗人分为两类：写诗供自己或其他个人演唱的独唱诗人，供合唱表演的合唱诗人。两类作品的区别体现在格律形式上。独唱诗人从已知的诗体形式中做出选择，选择虽多但不是无限的。其中一些形式根据使用它们的主要诗人（可能是其发明者）命名，如萨福诗体和阿尔凯奥斯诗体。另一方面，合唱诗人为每部作品设计新的诗体。一般情况下，他会先写一个“诗节”（strophe，字面意思是“旋转”），然后是采用同样格律的“对节”（antistrophe），可能也使用相同配乐，随后通常还会有与前文格律不同的“尾节”（epode）。这种模式可以被重复一次或数次。希腊剧作家们将用同样的原理创作合唱抒情诗。

亚历山大的学者们——公元前3世纪这里成为学术和研究中心——收集了他们认为最好的九位抒情诗人的作品，从而形成了“正典”。他们中最早的是阿尔克曼（Alcman），此人生活和工作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的斯巴达，那里当时还没有完全发展出后来闻名于世的军事主义。阿尔克曼尤以供年轻女子合唱表演的“少女歌”闻名。这些作品通常似乎是让少女们相互说笑，并包含了大量同性欲望的情感。其中一首唱道：“……欲望让四肢松弛，她的目光比睡眠和死亡更加使人无力。”[20]这是欧洲文学中第一次把性和死亡联系起来，古风时期的土地上意外地奏响了特里斯坦式的音符。在另一段上下文未知的诗歌中，他第一个不仅用某个词或短语来表达“万物有情谬想”[21]——“山峦的群峰和低谷现已安睡，还有深壑与溪流”，他还加上了野兽和蜜蜂，以及“绛紫色海底的怪兽”和“宽羽的飞禽”。[22]在一个由四行六音步诗句组成的残篇中，他谈到了自己，哀叹自己年华老去，告诉声音甜美的少女们，肢体无法再支撑自己跳舞。他希望自己像深蓝色的海鸟[23]那样和翠鸟们一起在浪花上飞翔，拥有一颗坚定的心。[24]另一首少女歌有五十多行保存下来，其表达看似简单，然而很难解读。[25]不过，我们可以从中听到虽然难以捉摸但与众不同的声音。

我们已知的最早的独唱抒情诗人是萨福（Sappho）和阿尔凯奥斯（Alcaeus），两人都来自累斯博斯岛（Lesbos）。萨福生于公元前630年左右，阿尔凯奥斯可能稍晚些。大多数独唱诗人在“会饮”（sumposion，英语拼作symposium，表示“饮酒会”）上表演自己的作品。这种只有男性参加的聚会是一项重要的社交制度。萨福无法参加，不过她似乎成了一个不断更迭的年轻女性圈子的核心，同性欲望可以在那里公开表达。弱点是情诗的催化剂；只有当意中人可以说不时，诗人才有东西可写。希腊男性通常与两类女子发生性关系：顺从他们的妻子、他们付钱的妓女。这就难怪最好的希腊情诗描绘的是同性爱情，因为男孩必须要被追求，而且他们可以拒绝。这位最好的情诗诗人带有双重弱点：她既是同性恋又是女性。女孩们不仅可以说不，还能在时机成熟时离开去结婚。事实上，萨福的多首诗歌都涉及离别或缺席。

幸运的是，萨福的一首篇幅较长的诗歌被完整留存了下来，就连这也被视作幸运，可见留存下来的抒情诗多么罕见。那是一首写给阿芙洛狄忒的颂诗或祷歌，但不同于任何其他祈祷。阿芙洛狄忒被称为多彩宝座上不朽的诡计编织者，她是令人着迷的混合体，遥不可及、熠熠生辉而又淘气。[26]萨福用简单的话语向她求助，忆及她的上次来访。当时，女神坐着金车离开父亲家，由雀鸟拉着驶过黑色的大地。诗人回忆了那次显圣：女神“不朽的面庞上挂着微笑”（这是希腊语中特别优美的一个句子），她对诗人开玩笑说：“这次你怎么了，萨福？”然后，她用摇篮曲般节奏轻柔的话语安慰许愿者：“即使现在逃走，很快她将追逐；即使现在拒绝，很快她将施予；即使现在不爱，很快她会爱上你，无论多么违心。”诗歌的结尾，诗人再次直率而迫切地求助，请求将自己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实现内心的欲望。

这首颂诗让阿芙洛狄忒成为萨福故事中的角色，既遥远又亲密。通过阿芙洛狄忒，萨福可以借由他人的眼睛，带着某种超脱把自己看作一个频繁坠入爱河的人。不过，这种客观性中也包含了激情。诗歌核心处的温柔和含蓄的幽默没有减轻它的力度。通过朴素、透明和充满力量的语言，爱情的痛苦得到了生动的展现和细致的表达。我们能够领略该诗的全貌要归功于公元前1世纪的批评家——哈里卡那苏人狄俄尼修斯（Dionysiusof Halicarnassus）对它的引用，他特别推崇这首作品的音韵之美和遣词造句之妙。

在另一首诗歌中，萨福召唤阿芙洛狄忒前往圣林，那里的祭坛上散发着焚烧乳香的氤氲。她用优美的词句描绘了凛冽的流水在苹果树的枝头淌过，四下里玫瑰覆盖，闪闪发光的树叶洒落酣眠。[27]她邀请女神来到这里，慷慨地在金杯中倒入琼浆和节庆的欢乐。这不仅是对自然景象的精致描写，也包含了神秘元素。她的召唤既生动又模糊。现实、情绪和抽象混在一起：树间流淌的水，来自枝叶闪光里的睡眠，似乎让环境变得更加阴沉而非明亮的花朵，既神圣又像同伴的女神（看上去甚至像女仆）。视觉、听觉、嗅觉、圣洁、美酒和晕眩融为一体，而这一切都是用淳朴而经济的方式实现的。

为了展现萨福捕捉动人细节和将其编织成整体的能力，朗吉努斯引用了一首诗中的四节（全诗很可能有五节）。她对一位无名女子说：“坐在你对面，倾听你甜美讲话和可爱笑声的那个男子，我觉得他就像是神。”然后她描绘了自己的症状：她芳心乱颤，无法言语，纤细的火苗在她皮肤下燃烧，浑身栗抖，比小草更苍白。[28]诗歌采用了克制的语言，但表达了直接的肉体体验。诗中没有分析——没有自问这是爱情抑或嫉妒，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而是纯粹的直接感受。

萨福珍视特别和私人的体验。她表示，有人说一队骑兵、步兵或舰船是黑色土地上最美好的东西，“但我说个人所爱才是最美好的”。她的榜样是海伦，为了帕里斯，后者不顾孩子或父母，并抛弃了身为人中之杰的丈夫。类似的，她还想到了不在身边的阿娜克托利亚（Anactoria）。比起吕底亚人的全副甲胄，她更愿意看到那位姑娘可爱的步态和一颦一笑。[29]但萨福也有众所周知的一面，因为她同样以采用抒情诗和六音步形式的婚歌闻名。前者中的一些带有粗犷的民间风味。她的六音步婚歌中有两个比喻传世。“就像山坡上被牧人践踏的风信子花，紫色的花朵零落于地……”[30]——这很可能是对新娘失去处女身份的比喻。在另一份残篇中，新娘“就像甜甜的苹果泛着红光挂在枝头，在树梢的顶端，被采果人遗忘。不，他们哪里是忘了，分明是够不着”。[31]这个比喻特别形象：少女高不可及，但当苹果成熟时会发生什么？它会落下。上述两个比喻都暗示了婚姻的快乐与失贞的伤感间的矛盾，但不知是戏谑还是认真的呢？

萨福身上有种难以定义的特质。也许有人会说，她的诗歌的纯粹程度高得不同寻常。真正崇高的诗歌常常包含其他元素，诗歌和戏剧，或者诗歌和哲学，或者诗歌和神学，或者倡导某种道德、社会和人类命运的理念。但萨福的诗句似乎仅仅就是它们本身。文学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是抽象艺术，但如果所有的艺术都向往达到音乐的境界，那么萨福的艺术对此表现出的热情是不同寻常的。

萨福和阿尔凯奥斯生活在同一座岛上，用同一种方言写作，而且似乎相互钦佩。因此，他们常常被相提并论。但从我们现有的证据来看，两人似乎并不般配。他留存下来的残篇展现出了活力和能量，但鲜有伟大的迹象。也许我们没能在埃及沙漠中发现他真正的杰作。当贺拉斯在公元前1世纪创作拉丁语抒情诗时，他使用阿尔凯奥斯体的次数要超过其他任何抒情诗格律。他还借鉴了阿尔凯奥斯的各种主题和动机，并向其表达了应有的敬意。不过，他对这类格律和主题的喜爱也许更多是因为他可以将其用于新目的，而非它们的原创价值。除非找到更多的莎草纸，阿尔凯奥斯的水准仍然难有定论。

所有抒情诗人中规模最大的是斯特西克洛斯（Stesichorus，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他的作品将史诗叙事引入了合唱诗格律，他的《革律翁故事》（Tale of Geryon）长约一千三百行，《俄瑞斯忒亚》（Oresteia）分为两卷。“斯特西克洛斯”（意为“合唱编排者”）可能只是头衔，而非他的本名，但有人怀疑，歌队能否用歌舞演绎如此长的作品。也许他使用了某种独唱与合唱的组合。《革律翁故事》留存下来的部分要超过斯特西克洛斯的其他任何诗作，作品标题中的角色是一只被赫拉克勒斯杀死的怪物，现存残篇显示的对其不幸命运的同情令人吃惊。革律翁的母亲也说了一番哀婉动人的话。朗吉努斯称斯特西克洛斯有“荷马之风”，[32]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也认同那种论断，尽管觉得他太罗嗦。[33]

阿那克瑞翁（Anacreon，生于约公元前570年）后来以宣扬惬意的享乐闻名，并带有几许幽默和忧郁。在一次会饮上，他要求仆人在五份酒中调入十份水，“好让我发狂但不失态”。[34]还有一次，他让仆人拿来酒、水和花环，“好让我与爱神展开拳赛”。[35]他在情事上似乎遭受过许多挫折。他问一位“色雷斯小母马”，为何她斜眼看自己，然后又跑开了。[36]他告诉一名“拥有少女般目光的男孩”，自己在追求他，“你却无动于衷，不知道你掌握着我灵魂的缰绳”。[37]当一位少年剪去了覆盖自己娇嫩脖颈的秀发时，他深感悲痛。[38]他也可以花哨而华丽：金发的爱神把一只紫色的球丢给他，招呼他和一个穿着绣鞋的女孩玩耍。但女孩（尽管她来自累斯博斯岛）鄙夷他的白发，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人。[39]“头发”在希腊语中是阴性名词，表面意义是她喜欢更加年轻乌亮的秀发，但我们也能听到第二种意思：她的意中人是另一个女孩。阿那克瑞翁知道如何把绝望变成温柔：“我爱克莱奥布洛斯，我为克莱奥布洛斯发狂，我满世界寻找克莱奥布洛斯。”[40]

在另一首作品中，他用自己喜爱的轻快节奏描绘了衰老和死亡：他头发花白，牙齿老朽，甜蜜的生活快要走到尽头。他害怕死亡，因为哈迪斯的府邸非常狭小，下到冥府的道路很不好走，“已经下去的人很难重新上来”。[41]在这里，他使用了的轻描淡写的手法。直等到五百年后，我们才会在卡图卢斯的作品中重新看到这种无情而轻佻的基调。他展现了希腊情感中所谓的弥涅摩斯流派，即意识到生命的光辉和短暂，并优雅地对待它。几个世纪后，他将会被其他诗人模仿，他们的作品被称为“阿那克瑞翁派”（Anacreontea）。其中一些相当出色，但它们不过是词句优美，而它们的范本所展现的总是更多。

阿那克瑞翁曾写道：“爱情就像铁匠那样用巨斧击打我，让我坠入了寒冬的湍流。”[42]这种比喻方式在伊布科斯（Ibycus，同样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中似乎更加典型。在一首诗歌中，爱神从黑色眼睑的背后向他投来令人无力的目光，把他赶入了阿芙洛狄忒的陷网，但他就像再次被套上马车的年老赛马那样颤抖不已。[43]在现存他最优美的残篇中，伊布科斯使用了精巧的比喻。首先，他描绘了“不可侵犯的少女花园”，那里的春天有榅桲花盛开，葡萄花在浓密的枝叶下开放；“但对我来说，爱情在任何时节都不会睡着”。相反，夹杂着闪电的猛烈北风让他伤痕累累和干枯委顿。[44]“未被染指的花园”将作为贞操的意象再次出现在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中。[45]

九大抒情诗人中的三位合唱诗人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他们中最早的是西蒙尼德斯（Simonides），活跃于公元前6世纪末到5世纪初。他是另一位享有盛名但今天难以评判的诗人。他也以哀歌体警句铭诗闻名，不过尽管有一些他那个时代的此类体裁作品留存至今，几乎没有什么能可靠地归于他的名下。在他最令人难忘的抒情诗残篇中，达娜厄与刚出生的珀尔修斯（Perseus）被装进箱子里在海上漂流，她用半是哀叹半是摇篮曲的口吻对儿子说：“美丽的脸庞，躺在你的紫袍里”，“睡吧，孩子，大海也睡了，无边的苦难也睡了”。[46]西蒙尼德斯的外甥巴库里德斯（Bacchylides，约公元前520年—前450年）的诗歌流畅而悦耳。他在一首诗中对树叶的比喻做了创新：冥府的赫拉克勒斯看到“可悲凡人的亡灵在科库托斯（Cocytus）河边，就像在放牧羊群的白光闪闪的艾达山岬上，树叶在风中瑟瑟发抖。”[47]在莎草纸上发现巴库里德斯的作品之前，人们以为用树叶比喻亡灵的想法来自维吉尔。但这位希腊诗人才是首创者，那种闪亮背景下的战栗带来了新的生动视觉形象。

品达（Pinda，约公元前518年—约前445年）与赫西俄德一样来自波俄提亚，但两人再无别的共同点，因为他赞颂的是洋溢在荷马史诗中的贵族价值，也就是说，他赞美在身体、思想和勇气上出类拔萃的人。他创作了多种诗歌，但对我们来说，他的声名来自唯一通过抄本传统流传下来的抒情诗作品，即他的凯歌，这些作品用于歌队表演，向希腊主要运动会的优胜者表达敬意。品达凯歌共有45首，被编成四卷：描绘奥林匹亚运动会的奥林匹亚凯歌，描绘德尔斐运动会的皮同凯歌（当地的阿波罗女祭司被称为皮提亚），描绘尼米亚运动会的尼米亚凯歌，描绘柯林斯地峡运动会的地峡凯歌。其中第四首皮同凯歌的篇幅要远远超过其他作品，内容主要是伊阿宋（Jason）和阿尔戈号英雄（Argonauts）的旅行。当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创作《“德国号”的沉没》（The Wreck of the Deutschland）时，他无疑想到了这首作品，后者同样以叙述海上航行为中心。霍普金斯的诗作采用了大胆的语言和独特的诗体结构，在严格的形式中蕴藏了狂热的能量，也许是英语中最接近品达精神的作品（17世纪和18世纪的“品达体颂诗”与之差别很大）。

品达凯歌是为特定事件而写的诗歌，受优胜者或他们的城邦委托，必须加入对优胜者的赞美。品达还在其中加入了神话叙事和道德反思。他可以突然很出人意料地在上述主题间切换。之前的抒情诗语言往往简单明了，但品达的风格却繁复而晦涩，他的作品内容包含了多得多的比喻元素。后世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形容他声音低沉、有力而宏大；贺拉斯把品达比作雨后汹涌的山涧。[48]朗吉努斯把品达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有力量点燃一切的人，尽管他又表示，他们也会毫无理由地熄灭。[49]品达还被视作“朴素”或“严苛”风格的代表，这种评价似乎并不表示外表上的朴素（因为他喜欢华丽的东西），而是大胆、粗犷和崇高基调的混合体。

品达有能力做到优雅：在第九首皮同凯歌中，年轻的阿波罗和假小子库勒内（Cyrene）的传奇充满魅力。但他的想象通常显得宏大和壮观。第七首奥林匹亚凯歌是为一位罗德岛（Rhodes，在希腊语中意为“玫瑰”）的拳击手而作。它讲述了这座注定将变得物产丰富和牛羊成群的岛屿曾经如何沉没在海底，然后从水中升起，被拥有锐利光芒的日神占有。日神与玫瑰（现在是仙女）生下许多孩子，把这座海岛分给了他们。神话、土地、性和繁殖力在诗中融为一体。第一首皮同凯歌是为西西里岛叙拉古的统治者希隆（Hieron）所写，诗歌开头首先向金色的里拉琴祈祷，在阿波罗的演奏下，它甚至能让宙斯的老鹰入眠，因为它的音乐在老鹰弯曲的头部上方投下黑云并封住了它的眼皮，但它潮湿的羽毛会在睡眠中起伏荡漾（真是点睛之笔）。奥林波斯诸神被陶醉了，但他们的敌人却感到恐惧，比如怪物提丰（Typhos），它被囚禁在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下，那里不仅“常年风雪刺骨”，还喷射出来自地底那头怪兽的火和烟。神话和自然在诗中结合在一起，还能看到对这位正义统治者镇压暴力的含蓄隐喻。在宙斯的帮助下，统治者能引导民众走向“和谐的安宁”（品达的原话是sumphonos，我们的“交响乐”一词就来源于此），这让人想起了诗歌开头描绘的音乐的力量。品达就是通过这些方式将不同的材料编织在一起。

虽然常常显得雄浑或华丽，但他的语言也可以是朴素的。在第三首皮同凯歌中，他用传神但淳朴的语言描绘了一位神话中的女子“渴望不在身边的东西，许多人也遭遇过同样的痛苦”。通过少女的感受，我们看到了对浪漫渴望的永恒表达。在第八首皮同凯歌中（很可能是他最后的作品），他一度变得消沉和悲观。“朝生暮死的生物。人是什么？他又不是什么？人是幻影之梦。”这两个问句的希腊语原文是“ti de tis? tid’ou tis?”Tis可以表示“谁”（比如“这是谁干的？”），也能表示“某人”或“任何人”。Ti是中性形式，表示“什么”、“某物”或“任何东西”。De是希腊人用于调整句意的小品词，有时表示“而且”，有时表示“但是”，有时意思比上述两者都要弱，几乎无法翻译，仅仅表示思路的小小变化。Ou表示“非”。品达用这些材料编织了蛛丝般纤薄的表达，就像幻影之梦。他无需动词，英语译文中用了三次“是”，但在希腊语中可以省略，让表达的质地更加纤薄。“朝生暮死的生物”（epameroi）这个孤零零的单词似乎全无句法可言。这是虚无主义思想吗？诗中继续说道：“但当宙斯赐予的光芒降临，人们将获得光辉和平静的生活。”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他把对人生短暂和脆弱的感受同荣耀的可能性结合起来。这种关于人之伟大和渺小的思想也许会让人想起《伊利亚特》，但品达还提出了平静生活的希望，后者在史诗中只属于神明。

公元前7世纪和6世纪被称为希腊的抒情诗时代，我们自然会认为那个时代将随着品达走向巅峰和终结。但事实上，我们今天能读到的大部分希腊抒情诗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还未被写出，而是被嵌入悲剧和喜剧中。在品达同时代的人中有一位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的城邦此前没有多少可以让文学史学家感兴趣的东西。他名叫埃斯库罗斯，他的城邦是雅典。

注释：

[1] 阿忒纳乌斯，《欢宴的智者》8.347e。

[2] 《工作与时日》780-81和790-91。

[3] 《工作与时日》368-9。

[4] 《工作与时日》42-59，《神谱507-72》。

[5] 《工作与时日》109-201。

[6] 《工作与时日》633-40。

[7] 《工作与时日》650-53。

[8] 《神谱》22-34。

[9] 《伊利亚特》2.484-92。

[10] 《罗马史》2.36.3。

[11] 柏拉图，《申辩篇》21d。

[12] 弥涅摩斯，残篇2（Diehl）。——译注

[13] 弥涅摩斯，残篇1（Diehl）。——译注

[14] 阿尔喀洛科斯，残篇6（Diehl）。——译注

[15] 阿尔喀洛科斯，残篇103（Diehl）。——译注

[16] 阿尔喀洛科斯，残篇18（Diehl）。——译注

[17] 阿尔喀洛科斯，残篇30-87，172-81，196a，295（West）。——译注

[18] 阿尔喀洛科斯，残篇196a（West）。——译注

[19] 西蒙尼德斯，残篇7（Diehl）。——译注

[20] 阿尔克曼，残篇26（Calame）。——译注

[21] 指将人类的感情赋予动植物或物体。——译注

[22] 阿尔克曼，残篇58（Diehl）。——译注

[23] 原文作“海紫色的”，这里指的是雄性翠鸟。按照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的卡鲁斯托斯人安提戈诺斯的说法，雄性翠鸟老了以后会趴在雌鸟身上飞行。——译注

[24] 阿尔克曼，残篇94（Diehl）。——译注

[25] 阿尔克曼，残篇3（Calame）。——译注

[26] 萨福，残篇1（Diehl）。——译注

[27] 萨福，残篇5和6（Diehl）。——译注

[28] 萨福，残篇2（Diehl）。——译注

[29] 萨福，残篇27a和b（Diehl）。——译注

[30] 萨福，残篇117（Diehl）。——译注

[31] 萨福，残篇116（Diehl）。——译注

[32] 《论崇高》13.3。

[33] 《演说术原理》10.1.62。

[34] 阿那克瑞翁，残篇356（PMG）。——译注

[35] 阿那克瑞翁，残篇396（PMG）。——译注

[36] 阿那克瑞翁，残篇417（PMG）。——译注

[37] 阿那克瑞翁，残篇360（PMG）。——译注

[38] 阿那克瑞翁，残篇414（PMG）。——译注

[39] 阿那克瑞翁，残篇358（PMG）。——译注

[40] 阿那克瑞翁，残篇359（PMG）。——译注

[41] 阿那克瑞翁，残篇395（PMG）。——译注

[42] 阿那克瑞翁，残篇413（PMG）。——译注

[43] 伊布科斯，残篇287（PMG）。——译注

[44] 伊布科斯，残篇286（PMG）。——译注

[45] 《希波吕托斯》，170-222，525-64。——译注

[46] 西蒙尼德斯，残篇13（Diehl）。——译注

[47] 《诗集》5.63-7。

[48] 《歌集》4.2.5-8。

[49] 《论崇高》33.5。

第三章

悲剧与史学的兴起

我们本以为在大多数时代的大多数社会中都能找到戏剧，所以当看到最好的希腊戏剧在地域和时间上如此有限时，我们会感到意外。不过，人们似乎一直认同，最好的悲剧（到目前为止）来自雅典，而且集中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还公认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超过了所有其他悲剧诗人：早在阿里斯托芬的《蛙》（Frogs，公元前405年）中——描绘了酒神狄俄尼索斯前往冥府，想要让一位死去的诗人复生——人们就把他们看作三巨头，也许还要早上许多。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年—约前455年）属于打败波斯人入侵的那代人，他参加了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5年—约前406年）和欧里庇得斯（公元前5世纪80年代—约前406年）则为同时代人。

希腊戏剧的起源不明，似乎是从合唱表演发展而来。我们只有合唱抒情诗的文字，但希腊语的“合唱”一词（khoros）本身表示舞蹈，最初的表演结合了动作、文字和音乐。后世的希腊人相信，戏剧源于单个演员与歌队的对话。传说是埃斯库罗斯引入了第二个演员，而索福克勒斯最早引入了第三个。[1]据说，有台词的演员从不超过三人（歌队及其领唱者除外），由他们分饰所有角色，尽管埃斯库罗斯有一部剧需要四人（可能是特例）。[2]

这些戏剧混合了念白形式的对话（通常采用抑扬格）和演唱形式的抒情诗。通常只有歌队领唱者会代表整个歌队加入念白。歌队演唱在戏剧间歇演唱固定套路的抒情诗（stasimon），但也有更加不规则的抒情诗，这时念白部分的角色可以加入。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Suppliants）尽管是他的最后几部作品之一，但可能复制了最早形式的悲剧。该剧大半为抒情诗（在现存剧作中绝无仅有），饰演达纳俄斯（Danaus）女儿们的歌队是事实上的主角，戏剧的主题是她们寻求庇护。大部分时候，她们每次只与一个角色互动，即她们的父亲或阿耳戈斯国王。

在雅典，戏剧被用来在节日上表演。在其中最盛大的酒神节上，表演将持续五天，最后两天上演的是喜剧。在节日的前一部分，三位被选出的剧作家每人亲自排演四部戏剧——三部悲剧和一部较短的“萨提尔”（satyr）剧。埃斯库罗斯特别喜欢将他的悲剧主题串连起来成为三联剧，但这种做法并不普遍。每人的第四部戏剧以萨梯为特色，那是神话中一种半人半羊的贪淫形象，它们比人矮小，而且性格轻浮。剧作家们会接受评判，分别被授予一、二和三等奖。我们不知道由谁做出评判，但表演、音乐和舞蹈应该都会被考虑在内。因此，某组剧是否赢得一等奖的信息可能无法告诉我们许多。这些剧作都很紧凑，那是它们的力量来源之一，即使最长的也不到两千行，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联剧长度还不及《哈姆雷特》。

悲剧作家都很多产：埃斯库罗斯据说写过70到90部，索福克勒斯写了超过120部，欧里庇得斯写了90部。现存悲剧中有7部在传统上被归于埃斯库罗斯，7部被归于索福克勒斯，19部被归于欧里庇得斯。因此，他们的作品只有一小部分流传至今，而且似乎没有他们早期写的。前两人的所有现存剧作和欧里庇得斯10部剧作的流传都要归功于许多个世纪后拜占庭时代编选的他们的作品，而欧里庇得斯的其他9部作品则是通过他已经失传的全集中的一卷流传下来，可以说是他全部作品中的随机取样。

我们自然会把希腊悲剧视作一类正式体裁，受到一系列惯例约束，有点类似传统日本戏剧。但对它最早的观众来说，这类作品几乎是全新的形式，而且发展迅速。它的习惯做法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成为惯例，但当时悲剧的伟大创造性时代已经结束。一些我们眼中的正式手法只是剧作家使用的技巧，并非出于传统的要求，而是为了营造特殊效果。“轮流对白”（Stichomythia）——两个角色快速交替，每人每次只说一行台词——就是一例。用得好的话，这种技巧能够将激烈的争执或意志的斗争生动地戏剧化。另一个例子是在拉丁语中被称为“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的手法，字面意思是“从机械中跑出的神”。这是欧里庇得斯最喜爱的手法，可能也是他的发明。无论如何，这种创新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某个时候，而非由来已久的惯例。它用的“设备”或“机械”似乎是某种靠起重机支撑的平台，可以被甩到观众面前。男神或女神通常会在剧末现身于高高的机械上，他们将解决事端，赐予角色们不幸或幸福。也许欧里庇得斯对它的使用过于频繁，但我们将看到他如何从中营造出不同的意义，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它将多么有力。

当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最早的文学理论时，他把悲剧的性质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这部作品对理解悲剧影响深远，在我们分析剧作本身之前，有必要对其加以了解。在试图解释为何描绘痛苦也能带来快感时，亚里士多德指出：在悲剧中遭受灾难的既非完全的好人（那会让人反感）亦非坏人（那会让人满足），而大多是因为某种错误而败亡的好人。[3]和英语中的error类似，亚里士多德的hamartia一词可以表示“坏事”或简单的“错误”。显而易见，他指的是“错误”，因为他举了俄狄浦斯的例子。俄狄浦斯弑父娶母，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如果知道的话，他本不会这样做。很久以后，人们又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归纳出一种不同的理论，认为悲剧英雄的败亡有道德原因。他或者有某种性格缺陷（比如嫉妒、骄傲或优柔寡断），或者犯了某种道德错误。这种观点被成功地用于莎士比亚，也许还适用于某些希腊悲剧。但在其他例子中，我们也许会觉得，把剧作强行塞入这种准亚里士多德的模具将歪曲它们。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Persians，公元前472年）是现存最早的欧洲戏剧。这也是他留存下来的剧目中唯一不属于三联剧的，还是现存希腊悲剧中唯一采用历史而非神话题材的。所有的角色都是波斯人，该剧主题是被希腊人打败的消息传来和战败的国王薛西斯（Xerxes）回国。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爱国剧——信使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战役中的胜利——但它对波斯人来说是悲剧，而且它的广泛同情让人想到了希罗多德的《历史》（我们将在本章稍后说起）。《七雄攻忒拜》（Seven against Thebes，公元前467年）是三联剧的最后一部。海船成了贯穿全局的最重要意象。被包围的忒拜城就是那艘船，国王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是舵手，他试图控制和安抚歌队所代表的受惊妇女。意象和剧情传递了强烈的紧张和压迫感。通过一系列讲话，信使描绘了地方的六位主将如何依次向忒拜进发。第七位主将是厄忒俄克勒斯的兄弟波吕尼刻斯（Polynices），他会与国王交战吗？这取决于情感的力量平衡：激情让厄忒俄克勒斯疯狂，女性现在成了安抚的力量，她们试图说服他不要做出如此可怕的举动。她们失败了，两兄弟在战斗中双双死于对方之手。该剧的结构具有宏大和块状的简朴。

在这方面，《俄瑞斯忒亚》（公元前458年）截然不同。它是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三联剧。在第一部《阿伽门农》（Agamemnon）中，从特洛伊凯旋的阿伽门农国王和他的特洛伊俘虏卡桑德拉（Cassandra）被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谋害。在《奠酒人》（Libation Bearers）中，王子俄瑞斯忒斯秘密地从流亡中归来，与姐姐厄勒克特拉（Electra）团聚，并杀死了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她的情夫埃癸斯托斯（Aegisthus）。在《慈悲女神》（Eumenides）中，俄瑞斯忒斯被母亲鬼魂唤来的复仇女神（有时也像该剧标题中那样被称为慈悲女神）追杀。剧情从德尔斐开始，俄瑞斯忒斯在当地的阿波罗神庙寻求涤罪。然后，场景转向雅典，他在那里的法庭受审，控辩双方分别是复仇女神和阿波罗。陪审团僵持不下，最终女神雅典娜投下了支持他的关键一票。复仇女神威胁报复该城，但雅典娜说服她们变成丰饶女神，造福雅典的土地。

克吕泰涅斯特拉在第一部中的戏份比其他人多得多，而活着的阿伽门农只在一场中出现过。但最初的场景中充满了对他归来的预感，他的被害（在舞台之外，可听到但不可见）是剧情的高潮，在后续场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尸体。在歌队的进场歌中，城邦的长者回顾了十年前的事件。女神阿耳忒密斯送来的逆风阻止船队驶往特洛伊；军队饥肠辘辘而且士气低落，平息女神愤怒的唯一方法是阿伽门农献祭他的女儿伊菲格尼亚（Iphigenia）。在这个神话的其他版本中，阿伽门农个人触怒过阿耳忒密斯。但在该剧中，她的愤怒应该源于特洛伊战争本身，一场宙斯批准的正义征讨。相反，叙事重点是真实的决定。歌队复述了国王的原话[4]：他毫不自怜地直面困境。杀了自己的女儿，让父亲的双手沾上心肝宝贝的鲜血的确很难，但他又怎能抛弃舰队和辜负联军呢？“这些事中哪一件不是痛苦的呢？”最终，他“受了强迫戴上轭”，就像歌队唱到的那样，做了不虔诚、不洁净和不敬神明的事。我们可以想见，这也是女神希望的。

如果将上述段落同欧里庇得斯作品中两处对献祭处女的描绘加以比较，我们将看到值得玩味的地方。[5]在《赫卡柏》（Hecuba，约公元前5世纪20年代）中，波吕克赛娜（Polyxena）平静地死去，并确保倒下时的姿势让她的伤口不会被看见。在欧里庇得斯笔下，伊菲格尼亚为顾全大义而从容赴死，但动手的并非阿伽门农，而将是一名祭司（最终被奇迹般地制止了）。相比之下，埃斯库罗斯的作品需要面对全部恐惧：伊菲格尼亚的祈祷和哭泣无济于事，歌队用美得惊人的语言描绘了侍从如何把她按到祭坛上，堵住她的嘴，不让她说出不吉的话，她的橘黄色袍子滑到了地上，仿佛一幅优美的画。[6]我们毫不怀疑阿伽门农不得不忍受的痛苦。

想要理解这个段落，我们必须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在战争期间），人们的确会面对这种困境，尽管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抵抗运动的战士应该背叛自己的同志，还是忍受家人被折磨呢？决定让人无法忍受，但必须做出；无论作何选择，他都将产生负罪感。这既是道德选择，又没有明确的答案。阿伽门农在疯狂状态下杀死了女儿，这种安排反映了对心理的犀利洞察，因为人无疑只有在那种状态下才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举动。埃斯库罗斯比他的评论者更加深刻。有人认为阿伽门农完全是被必要情势所迫，事实上别无选择。也有人指责阿伽门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仿佛如果不是在极端的压力面前，任何人都可以杀掉自己的孩子。在此类情况下，让局外人来告诉当事人他的选择正确与否显得无礼，甚至可能残酷。当我们看待这类情形时，同情无疑是道德上成熟的回应。埃斯库罗斯在这里深入了人类经验的深渊。有时他被指责道德观原始。恰恰相反，这是文学中最深刻的东西之一。

阿伽门农在剧情中途登场，陪伴他的是一个沉默的人物，即成为他俘虏的特洛伊公主和女先知卡桑德拉。我们该如何评价他？人们的判断大相径庭：有学者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对卡桑德拉体贴，对王后彬彬有礼；另一位学者则认为，我们看到了一个堕落的暴君和夸夸其谈的人，在妻子面前炫耀自己的宠妾。显然，这两种观点不可能同时正确（却可能同时错误），但出现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本身也许暗示了些什么。因为这是一幕外部场景，我们无法进入角色的内心：国王和王后是公开舞台上的大人物，我们从外部观察他们。

在这一场的后半部分，埃斯库罗斯创造了一幅壮观的场景：克吕泰涅斯特拉命人在地上铺满紫色的布料，要求阿伽门农穿过它们走进宫殿。[7]他拒绝了：在这些珍贵纤薄的织物上踏过会毁了它们，只有神明才应该享受用布料铺路的待遇。像普利阿莫斯这样的东方君主可能会那么做，但他不会。克吕泰涅斯特拉坚持己见，两人开始顶牛，展开了一小段密集的对白。他们的语言中充斥着战斗、胜利和失败：“但是一个幸运的胜利者也应当让一手”，“你是这样重视这场争吵的胜利吗？”他做了让步，脱掉靴子以表谦恭，然后踏上了那些布料。显然，这个举动让他很不舒服。那么，他为何还是这样做了呢？原因并非傲慢——这种想法完全是漫不经心。那么，其中包含了什么样的厌倦、骑士风度和意志薄弱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此类问题没有答案，在这方面，剧中情形与生活类似。该剧诱使我们思考该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有一点是肯定的：国王和王后在精神上交了手，胜利属于后者。

克吕泰涅斯特拉这样安排有其自然的理由：为了让诸神讨厌她的受害者（但并未成功）。或者，她也许只是喜欢发挥自己的个性力量。不过，全剧很少对她的动机感兴趣，我们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了不起的角色（我们可以对比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厄勒克特拉》中的克吕泰涅斯特拉，与埃斯库罗斯笔下的王后不同，她为自己开脱和辩护）。完成谋杀后，她发表了一段激昂的胜利讲话，[8]讲话包含了丰美的意象，并突然转入现在时态和莎士比亚式的简洁表述：“我砍了他两下。”随着她在溅到自己身上的血雨中陷入狂喜，她的语言变得甚至更加华丽，表示自己的畅快不亚于正当出穗时节的麦苗承受天降的甘霖。按照夺目而反常的方式，比喻中嵌套了比喻：阿伽门农死亡时喷溅的鲜血被比作给予生命的甘霖，她自己成了麦穗，生孩子被比作出穗。这些字眼虽然恶毒，却带有某种奇妙的味道。之前，当国王同意从紫布上走过时，她宣称：“海水就在那里，谁能把它汲干？——那里面产生许多紫色颜料，价钱不过和银子相当，而且永远有新鲜的……”对这个浩瀚而丰饶的世界的欲望令人着迷，你会身不由己地以某种方式爱上这个女人。

当阿伽门农走进屋子时，我们预料他会很快被杀，但埃斯库罗斯安排了一个意外。卡桑德拉。看似希腊悲剧中常见的沉默角色之一的卡桑德拉开始说话——最初是没有句法和几乎没有意义的呢喃：“嗷嗷嗷，啊呀呀，阿波罗呀阿波罗。”一幕宏大的心理剧就此展开，卡桑德拉与歌队的对话从歌曲转向念白，从支离破碎转向完整表述。这是一幕内心剧，不同于我们从外部观赏的国王与王后共同登场的场景。在癫狂的先知预言状态下，她不仅预见了即将到来的杀戮，而且带我们回到此前从未企及的过去——阿伽门农的父亲阿特柔斯（Atreus）杀死了兄弟堤厄斯忒斯的孩子们，并诱使他吃下了孩子们的肉。她说，这间屋子散发着血腥味，仿佛有来自坟墓的臭气。歌队领唱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示，她闻到的是牺牲和节日焚香的气味。她从最初的无助变得不屑，预言了将为她和阿伽门农复仇的人。但她最后的话并非“为自己哀悼”，就像她说的那样，而是因为现在她看到了更宏大的景象：“凡人的命运啊！在顺利的时候，一点阴影就会引起变化，一旦时运不佳，只需用润湿的海绵一抹，就可以把图画抹掉。”

一切荣华都弱不禁风——区区阴影就能打破它堪称绝妙的想象——但还有人遭遇的只是不幸和遗忘。她最后的话表达了对这些人的更大同情：“我对后者的怜悯要强烈得多。”[9]几乎没有什么例子比这更能展现上下文如何改变诗歌了。如果不是放在此处，这句话简直不能再乏味了，除了“怜悯”，每个词都平凡乏味。但在此处，它让人击节叫好。这幕场景开始时，她语无伦次，完全封闭了自己。然后，她从抒情诗中的恐惧之美过渡到对话中的更平静基调。最终，就像《伊利亚特》结尾处的阿喀琉斯，她看到的景象包含了全人类：尽管自己正处于痛苦中，但道德的博大让她认识到有些人的生活比她还要糟糕。在她漫长情感旅程的最后，卡桑德拉只剩下最平凡的话语。现在，心明眼亮的她走进屋子接受死亡。

《阿伽门农》是一部如此伟大的作品，我们也许会疑惑剧作家将如何继续下去，但埃斯库罗斯给出了答案。我们可以将其与交响乐进行比较：前两个乐章的伟大似乎让乐曲难以为继，但谐谑曲和尾曲可能以各自的方式让人完全满意。《阿伽门农》是高贵和公开的，而《奠酒人》则发生在家庭内部。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非常年轻，他们是“雄鹰”阿伽门农的“雏鸟”，[10]仰赖歌队（代表家中的女奴）的支持。该剧的第一部分有一长段为死去国王的祈祷（剧名来自歌队带来祭奠他亡灵的酒），但后半部分的进展非常迅速，该剧在剧情上也许是希腊悲剧中最具活力的。一位仆人登场并退下。埃癸斯托斯独占一场，但长度还不到二十行。在另一个动人和略带幽默的场景中，俄瑞斯忒斯的老保姆基里萨（Cilissa）唯一一次露面，她对王子去世的假消息感到真心悲痛，而王子的母亲只是假装哀伤。这是对后来变得司空见惯的人物类型的最早描摹：滑稽的仆人。此类形象很容易被描绘成多愁善感或颐指气使，但在剧中不是这样。克吕泰涅斯特拉本人这时看上去像是个更加普通的角色，但并未乱了方寸：得知俄瑞斯忒斯仍然活着而且就在眼前时，她首先命人取来斧子，失败后又求诸话语。[11]她拼命说服儿子不要杀死自己时的轮流对白非常精彩。这是一部生动而微妙的作品，就其对《阿伽门农》中意象的延续和发展而言，它也是深刻的。

杀死了母亲和她的情夫后，俄瑞斯忒斯最终还需要去德尔斐接受仪式的涤净，但剧情看上去几乎完结了。如果《慈悲女神》失传，我们将永远无法猜到它的内容。尽管俄瑞斯忒斯在雅典接受的审判是该剧的中心，但发挥主导作用的角色都是神明：为他辩护的阿波罗，主持审判的雅典娜，组成歌队的复仇女神。在该剧开头，我们听说了原始的女神们：大地女神是司法女神之母，司法女神是福柏之母（后者又是阿波罗之母）。[12]复仇女神则是夜神的孩子。这些生活在大地上的女性力量比奥林波斯的神祇更加古老。尽管在时间观上如此浩大，但该剧也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包含了对雅典时事毋庸置疑的指涉。在其他任何悲剧中找不到类似情况。

此外，剧中的雅典是准民主政体。那里没有国王——这在悲剧中同样绝无仅有——而是由雅典娜代理。随着剧情的发展，舞台和观众的现实生活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俄瑞斯忒斯在战神山法庭前受审，距离公元前458年那个春日观众所在的狄俄尼索斯剧场不远。当雅典娜要求“雅典人民”评判这个案件时，她似乎不仅在对台上的陪审团说话，也在对我们说话。[13]她本人似乎一半是女神，一半是这座城邦的象征。当复仇女神同意平息对雅典的怒火时，她们降临凡间成为丰饶女神，让我们所在的阿提卡土地变得富饶。在最后时刻，当侍从点着火把列队引领她们时，故事内的庆祝和故事外酒神节上的庆祝看上去几乎融为一体。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不寻常的构思？人类学家对自然与文化的区分在这里能派上用场。该剧隐约展现了宇宙秩序的错乱：一边是奥林波斯诸神，一边是更加古老和黑暗的力量。复仇女神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女神，专注于惩罚谋杀行为。她们被克吕泰涅斯特拉的鬼魂从地底唤醒，[14]后者甚至有能力重新出现在第三部剧中，即使在她死后（该剧带给我们的又一次意外）。但在雅典娜的劝导下，复仇女神也将成为自然神明，让城邦稳固和土壤肥沃。该剧结尾显示了灿烂的大统一：自然与文化交融，奥林波斯诸神与大地的原始力量握手言和，过去与现在走到一起。教区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同时住在局部和整体中。因此，当时雅典政治中上演的短暂争执也在宏大的宇宙图景中占有一席之地。

《俄瑞斯忒亚》的戏剧力量离不开大胆、有力和美。埃斯库罗斯的风格以华丽为主，但也能营造出从平淡到极端怪异的各种效果。在他为数不少的较复杂段落中，其风格可能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繁复和大胆的。他的意象同样独一无二，表现为整部作品中的比喻相互交织，形成新的组合并催生新的洞察。和英语一样，希腊人的“家”一词可以表示屋子或家庭，这种双重性被不断加以利用。“内部”是另一个关键词：内室是女性的居所，但也是谋杀和流血发生的地方。作品中有束缚的意象：网、镣铐和裹紧的布。也有脆弱生物的意象：俄瑞斯忒斯是畏缩的野兔，[15]卡桑德拉像只夜莺，[16]或者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阿伽门农的孩子们是雏鹰。剧中还有美丽和不祥的歌：“夜莺”卡桑德拉的歌和复仇女神得意洋洋的歌，后者是她的内心在疯狂的先知状态下听到的。财富是危险的，当阿伽门农走上紫布时，他在现实和象征意义上践踏了家中的财富。克吕泰涅斯特拉用布把他裹紧，以便杀死他。她拿一张没有漏洞的网，“像网鱼一样把他罩住，这原是一件致命的宝贵长袍”。[17]几乎可以说，是阿伽门农的财富杀死了他。地的形象几乎与屋子一样生动。为死去的阿伽门农准备的奠酒被浇在地上。土中浸满了鲜血，再也喝不下更多。鲜血留在屋内腐败变臭。克吕泰涅斯特拉被比作蛇和其他怪物——它们同样会在屋中腐败——由于害怕俄瑞斯忒斯的报复，她梦见自己在给一条蛇喂奶。[18]不过，无论是从语言或剧情上，对《俄瑞斯忒亚》的简单描绘似乎都只能流于表面。没有哪部文学作品承载了更丰富的内容，就像出产紫色染料的大海，它也是取之不尽的。

对浪漫主义派来说，《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是埃斯库罗斯的代表作，这个在宏大尺度上描绘一位藐视神明之英雄的故事吸引了偏爱自我崇高的他们。但现在我们明白，这不可能出自埃斯库罗斯之手，因为从语言和格律等细节到风格和观点等较宏观的地方，它在许多方面与这位诗人的真正作品截然不同。该剧可能创作于公元前5世纪40年代。普罗米修斯是从诸神那里盗取火种并将其交给人类的提坦。在该剧中，他是一位更加全方面的施惠者，还教给人们数学、书写、造船和驯养动物。作为惩罚，宙斯下令用锁链把他绑到岩石上永远受苦，因为身为神明的他不会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三联剧的一部分，可能是其中第二部。在第一部中，他盗走了火种；在最后一部《被解救的普罗米修斯》中，他获得解放，条件是说出他保守的秘密。[19]

在现存的那部剧的第一个场景中，“威力”和“暴力”将普罗米修斯带到荒野，把他的锁链钉到岩石上。等他们离开后，一直默不作声的普罗米修斯向天空、风、水和大地等自然元素发出哀嚎，他描绘海洋时用的“万顷海波的欢笑”是埃斯库罗斯最为著名的表述（如果真是他写的话）。[20]歌队随后进场，这些大洋神的美丽女儿们与动弹不得的提坦形成了反差。首先前来探视普罗米修斯的是大洋神本人，一位谨慎的妥协者。然后是剧中唯一的凡人角色伊娥（Io），她也是宙斯的受害者，曾被其强奸，后来又被宙斯嫉妒的妻子赫拉派来的牛虻赶得满世界乱跑。她狂乱的举止同样与无法动弹的英雄形成了反差。信使神赫尔墨斯（Hermes）前来命令普罗米修斯说出宙斯需要的秘密，当后者拒绝时，赫尔墨斯宣布了更多的惩罚：普罗米修斯将被压在沉重的岩石下，老鹰将每天吞噬他的肝脏。大地颤抖，雷电交鸣，但普罗米修斯的喊声盖过了这一切。在该剧最后，他呼唤母亲大地女神见证自己遭受的不公。[21]

这代表了某种发现。在该剧前半部分，他说：“我自愿犯错，我不否认。”[22]他说，他知道宙斯严厉而罔顾正义。强权就是公理，仿佛正义掌握在有足够力量去攫取它的人手中。但在该剧结尾，普罗米修斯出于简明的真理而否定了上述想法：对他的惩罚是错的。将宙斯描绘成纯粹的坏人无疑是该剧的不同寻常之处。宙斯刚刚掌权，普罗米修斯称之为“有福者的新王”，[23]也许他在未来会改变，但现在他是人类的敌人。这远远超越了那些将诸神描绘成严厉或神秘莫测的其他作者。

这位剧作家还喜欢营造壮观的效果。比如，大洋神坐着鸟拉的车登场，他的女儿们同样坐着“飞车”。[24]许多“壮景”必须完全通过文字表现：大洋女儿们的仙馥、闪电和被震碎的岩石（只有闪电可能通过机械制造）。相比之下，该剧的语言风格比埃斯库罗斯的更加简朴，意象也少得多。剧情在中间部分有点拖沓，仿佛作者不太清楚在开头和结尾的激烈冲突之间该做点什么。它的主题直白、突兀和略显粗糙，但构思上显示出无法否定的华丽，全能者本身也能被藐视乃至战胜的想法为人类想象力的宝库加入了新理念。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是将近期事件搬上舞台的罕见实验。我们也许会对很少有人效仿他感到吃惊，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神话仍然是悲剧的主角，描绘和分析真实之人的言行被留给了一群截然不同的作者。史学写作已经在西方开展了两千五百多年，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两人以了不起的速度发明了它。我们对希罗多德的生平所知寥寥。他来自爱琴海东岸的哈利卡那苏（今天的波德鲁姆[Bodrum]），处于波斯帝国治下。他很可能出生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或稍晚些，卒于公元前5世纪20年代。他的《历史》的后半部分回顾了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和薛西斯在公元前5世纪初对希腊人发动的战争，其间夹杂了对已知世界大部分民族的描绘，包括专门讲述埃及的一卷。

在希罗多德之前有两种写作方式可供其借鉴。首先是城邦历史。这些似乎是未加甄别的汇编，通常从神话中的奠基人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写到创作者的时代。第二类是民族志。民族志似乎收集了关于某个异族能够找到的各式材料——这些材料中可能包括了某些真正罕见而有趣的知识，对奇闻异事的兴趣，对奇风异俗的嗜好，还有对神迹的好奇。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国家地理杂志》文章里的那种糅杂。希罗多德的第一个洞见在于，他认识到这两种研究可以被融为一体，并进而改变了它们。

另一个洞见是，他意识到史学可以是艺术。这是欧洲最早用散文写成的艺术作品，也是到那时为止出现的任何种类作品中最长的。后来，他被称为“最有荷马风格”的作家。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理解这种评价。与创作《伊利亚特》的诗人一样，他把一堆松散的材料塑造成整体，尽管他的民族志性质不一，但他并未忘记自己故事的发展目标。和《伊利亚特》类似，他的作品具有史诗般的宏大：薛西斯的大军跨越赫勒斯滂（希罗多德笔下的人数一定大大夸张了）可能让人想起《伊利亚特》第二卷中亚该亚人统帅壮观的大点兵。和《伊利亚特》类似，他讲述了一个悲剧故事，就像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中，这个悲剧属于波斯人。广泛的同情是希罗多德作为历史学家的优点之一。

从某一点上来说，希罗多德比他在古代的任何继承者更接近现代的历史学家。希腊语的“历史”（historia）一词最初只是表示“研究”，这也是希罗多德的本意。现代理论区分了“历时性”和“共时性”历史。历时性历史叙述事件随着时间的发展。共时性历史则研究变化缓慢或完全不变的事物，如社会和经济结构，信仰和行为模式等。自从修昔底德以来，“历史”一词开始表示历时性叙述，至少在相当晚近时仍然如此。当现代史学家探究集体心理和“大历史”（longue durée）时，他们其实是回到了自己学科的源头。希罗多德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在开场白中，他宣称自己的目的不止一个：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光彩；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第一个目的是保存真实记录，第二个是像诗人那样赞美伟大而神奇的事，最后是寻找解释。这里可以看到又一种重要创新，即历史应该把描绘和分析结合起来的理念。“原因”一词将成为修昔底德接手和调查的对象。

与此同时，希罗多德开始发现史学方法。他因此区分了三类证据：你看见的、你读到的和你听说的。比起后世的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们，他还更乐于承认不确定之处。也许他并未严格区分神话（比如关于欧罗巴和海伦的故事[25]）与历史，但已经接近这样做了。他写道：“我的职责是说出别人说过的东西，而不是相信一切。让这个原则适用于整部作品。”[26]他发挥了判断力，但也给了我们证据。

此外，希罗多德既善于讲宏大的故事，也会说生动的小八卦。不过，尽管具有这些优点，他在古代和后来依然经常受到质疑，最糟糕时被指为撒谎者，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亲切的嚼舌人。特别是在《历史》的前半部分，我们觉得他的许多故事带有明显的民间故事特征。在第一卷中，他叙述了克洛伊索斯（Croesus）的吕底亚帝国的兴亡。故事的讲述相当精彩，开头部分安排的小细节在后半部分将被证明非常重要。其中的一个转折尤为巧妙。[27]在故事开头，贤人梭伦建议克洛伊索斯不要在某人去世前就认定他是幸福的。很久之后，当克洛伊索斯被波斯国王居鲁士（Cyrus）以火刑处死时，他感叹梭伦是对的。居鲁士对此感到好奇，在听了克洛伊索斯的解释后，饶了他一命。就这样，看似预示着克洛伊索斯覆亡的话救了他的命。

克洛伊索斯的故事具有艺术目的，在较小的规模上预演了将成为全书主体的兴亡故事。它还具有历史目的，展现了帝国如何过度扩张。但这个故事几乎完全是虚构的，也许这无关紧要：在整个古代，除了关于接近自己时代的作品，很难写出严肃的历史，更古老的故事总是带有传奇色彩，但希罗多德关于波斯战争本身的许多逸闻还带有民间故事的味道。这是他特有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失去了它们将会令人遗憾，但他无疑过于轻信。

梭伦告诉克洛伊索斯：“神明都喜欢嫉妒和制造麻烦。”[28]神明就在身边的预感笼罩着整部作品。这本身无损于史学作品的特点——持怀疑论的拉丁语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首先提到“诸神对罗马人国家的愤怒”——因为神明佑护或嫉妒的思想可以与对事件的纯粹自然解释结合起来。当薛西斯考虑是否入侵希腊时，希罗多德描绘了他的两位谋士的发言：马尔多尼乌斯（Mardonius）赞成，阿尔塔巴努斯（Artabanus）反对。[29]这些发言当然都是杜撰的，但此类杜撰是阐述政治问题的有效途径——整个古代的历史学家都将效仿。薛西斯决定侵略，后来改变了主意，但两天后又改了回来。这一切都符合现实情况和人之常情。但促使薛西斯做出最终决定的是这位年轻国王在梦中见到的两幕景象，[30]他随即来到阿尔塔巴努斯面前，要求后者改变主意。事实上，希罗多德没有说这些景象是否来自神明，同样可以从自然角度把它们理解成举棋不定者的无意识体验。不过，这些故事在思想上似乎更接近荷马，而非后来的修昔底德。尽管如此，希罗多德的成就仍然巨大：只要与《旧约》的历史各书加以比较，就会看到他才是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学的鼻祖。用现代历史学家的标准来评判他并非犯了时代错误，或者仅仅是事后聪明，因为那基本上正是他努力的目标，尽管他本人显然不会这样看待自己。他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其他人将很快追随他的脚步。

希罗多德本人似乎没有参与他生活时代的重大事件；与之相反，雅典人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年—约前400年）是个实干家。在为争夺希腊世界的统治权而展开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年—前404年）中——交战双方是雅典与斯巴达及其各自盟友——他是一名将军。公元424年，在被斯巴达统帅布拉西达斯（Brasidas）打败后——叙述这段经历时他显然无精打采[31]——他在流亡中度过了随后的二十年。根据修昔底德自己的说法，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就开始撰写其历史。他可能活到了战争结束后，但他的史书并不完整，不仅在公元前409年时戛然而止，而且总体内容的完善程度也有所不同。

修昔底德大胆地将诸神完全排除在他的历史之外。诚然，他承认人们可能受到超自然信仰的影响——比如由于迷信占卜者和月食，雅典将军尼喀亚斯（Nicias）拒绝让自己的军队放弃包围叙拉古和驶离西西里岛，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32]——但即使这类动机他也很少提到，而且从不用神明本身解释任何事件。他甚至不像希罗多德那样，承认事情背后隐藏着神明的嫉妒。这本该让我们比实际上更加吃惊，因为如果神明存在而且会采取行动，他们应该是影响人类事务的因果力量之一。修昔底德的举动如此坚决，效果如此恒久，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视它多么激进。不能据此认定他是个无神论者（对此我们只能推测）。相反，他的理念是历史学家有其特别的工作要做，关于神明的内容不在其中。

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分析性的。他表示这场战争是希腊人和其他民族最大的“动荡”（kinesis）——这个冷静的字眼产生了强烈效果。[33]他极其关注进程和变化，这就是为何他放弃了希罗多德喜欢的共时性研究。他的目的是科学性的，试图发现模式。他宣称如果想要对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具有清楚认识的读者认为他的著作有用，他就心满意足了。[34]他还郁闷地表示，自己的作品没有奇闻异事，因此恐怕难以引人入胜——这显然是对希罗多德的嘲讽。和前辈一样，他也关心原因，但他更进一步地提出：因果关系存在于两种层次上。[35]他不仅给出了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而且提出了更加深刻的潜在原因：恐惧。建立帝国后，雅典人只有通过加强和扩张它才能感到安全，任何虚弱的迹象都是致命的。但雅典人越是强大，斯巴达人和其他希腊人就越感觉受到威胁。这是一个长期问题，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作为科学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详细描绘了公元前430年肆虐雅典的那场瘟疫。[36]毕竟疾病是人类的灾祸之一，修昔底德还试图说明瘟疫引发的恐惧和绝望如何败坏了人的行为。战争对道德的影响是他始终关心的主题之一。修昔底德对其最直接的分析来自他对科基拉（Corcyra，今科孚岛[Corfu]）革命引发的恐慌的叙述。[37]这场革命改变了话语和现实的关系，他表示：鲁莽之举被视作对同盟者的忠诚，谨慎被看作懦弱，理智成了缺乏男子气概的表现。民主派支持平等，寡头派支持贵族智慧。但修昔底德认为，双方的真正动机是贪婪和野心。

作者在这里亲自表态，但大部分分析都被放到了他为这部伟大历史剧的演员记录的演讲中。在一个没有速记或录音设备的世界里，他的读者很清楚这些话不可能是逐字记录，但他还是特地解释了自己的方法。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他试图尽可能地忠于每位说话人的原话主旨，但也承认自己让说话人说了“需要的东西”或“必要的内容”。[38]他的言下之意引发过许多讨论。也许他自相矛盾了。书中的演讲既是历史事件，又是对当下问题的理想解释，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两者间的矛盾。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修昔底德用相当清晰和直白的散文叙述事件（事实上，他的叙事有时略显乏味，而希罗多德则很少如此），但演讲部分的语言则极其晦涩。此外，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何要让演讲如此复杂，以及最早的读者会对此产生何种感受。事实上，很难相信有人会像这样在公众大会上讲话或为自己的生命辩护。演讲内容指向了类似的结论：它们普遍缺乏煽情，不像我们认为演讲者应该做的那样。

这个问题在“米提列涅辩论”（Mytilenean debate）中变得突出。[39]当累斯博斯岛上的米提列涅人起义失败后，雅典人决定杀死所有成年男性，把其他人变成奴隶。但他们很快发生动摇，于是再次讨论此事。修昔底德给出了第二次讨论中的两场演讲。民主派领袖克里翁（Cleon）坚持用惩罚以儆效尤，任何心慈手软都是危险的。他的观点完全从权宜考虑出发，他的对手狄奥多图斯（Diodotus，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同样如此：该问题无关正义，而是事关雅典人的自身利益，大屠杀只会让未来的敌人更加孤注一掷。但修昔底德在之前就告诉我们，雅典人举行第二次辩论会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决定“可怕而残酷”。为了宣布取消屠杀的消息，他们向米提列涅派出了第二艘船。在第二艘船开足马力的同时，第一艘船因为可怕的任务而磨磨蹭蹭，最终前者堪堪及时赶到。就这样，修昔底德保留了雅典人行动中的良心元素，却把它从两场演讲中去除。在真实历史中，演讲者的确可能只做了权宜考虑，但更可能是修昔底德去掉了其中的情感方面，以便专注于战略问题。

书中的演讲大多是倡议或辩论，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并非如此，那就是雅典的伟大政治家伯利克里（Pericles）在战争第一年为雅典战没者举行的集体葬礼上的演讲。[40]作为挽歌、对牺牲者的纪念和对爱国主义的表达，这篇演讲无与伦比。不过，它也给了修昔底德展示雅典民主理念的机会。伯利克里清楚情感的角色，考虑到雅典的伟大，雅典公民应该成为她的“恋人”，沉浸在对城邦的浪漫激情中。他也承认竞技和节日等放松活动的重要性。但修昔底德把自己的坚强意志赋予了伯利克里。雅典的文化荣耀仅仅被简短地概括为：“我们爱美，却不奢侈；我们爱智，却不软弱。”对满足国内和家庭的需要更是几乎不着一字。

伯利克里理想的集体主义色彩可能让现代读者惊讶，后者习惯于将民主与个人自由和有权不受干涉联系起来。他表示，只有雅典人把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看作无能之辈，而非贪图安逸。因为伯利克里（或者修昔底德）关心权力的主体，他解释说：我们称雅典为民主城邦，因为统治那里的并非几个人，而是多数人（雅典人会把今天的自由民主制视为寡头统治，只是通过偶尔的选举更换人选）。这种思想既是平等主义又是精英主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卓越者受到尊敬；贫穷在政治中不是障碍，德性是唯一的标准。这篇葬礼演讲本身的独特优点是结合了冷静与激昂。

读者们一直对修昔底德看上去如此现代、对他和希罗多德的差异如此之大感到吃惊。不过，他的方法在某个方面与现代学者不那么相似，他只给出了自己版本的故事，排除了其他人的观点。他的一些省略别有深意。当他借伯利克里之口表示，最好完全不要谈论女人，无论是她们的优点还是缺点时，[41]他知道自己的读者将会想起伯利克里对阿斯帕西娅（Aspasia）的爱慕，后者的智慧和美丽让她成为希腊最知名的女人。当修昔底德唯一一次提到民众领袖许佩波洛斯（Hyperbolus），表示萨摩斯人杀死了这个“无用之人”时，[42]他也许觉得我们会意识到许佩波洛斯在雅典政治中扮演过可观的角色，有人认为他曾经很重要。认为许佩波洛斯无用只是修昔底德个人的判断。不过，省略不同观点的确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信任他。他的公正程度是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他显然推崇伯利克里并对克里翁评价不高（后者是他个人的对头），但这些评判足够公开。他相信雅典帝国遭到臣民的憎恶，无论他在这点上正确与否——仍然存有很大争议——那都是现实主义者的判断。最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相信，历史应该从某个角度来写，并带着受到控制的激情。这并非修昔底德的方式。没有哪个历史学家如此不抱幻想，如此彻底地摆脱了情感的诱惑，或者拥有如此清晰和犀利的目光。

这是一双理智而坚定的眼睛，但并非完全不带感情。哈利卡那苏人狄俄尼修斯——活跃于公元前1世纪末的批评家，我们已经见过他对萨福的赞美——把品达和修昔底德作为朴素风格的代表，允许出现“突兀而不和谐的组合……好像用挑选好的石头建造屋子，屋边却没有修葺平整或打磨光滑，而是保留了粗糙的斧凿痕迹”。[43]粗犷而不加雕饰，这种风格的美在于其“古色古香”。诗人被和一位放弃了魅力的历史学家联系起来，这也许会让我们感到奇怪，但修昔底德的专注本身也带有某种诗性，严谨也有自己的浪漫格调。

注释：

[1] 亚里士多德，《诗学》4。——译注

[2] 《奠酒人》889行起，可能同时出现了仆人、克吕泰涅斯特拉、俄瑞斯忒斯和普拉德斯（Pylades，俄瑞斯忒斯的表兄弟）四个角色。但也有注疏者认为，饰演仆人的演员在第886行离场，更换服装后在第900行作为普拉德斯登场。见Hogan. A Commentary on The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Aeschylus, Chicago, 2014, p138。——译注

[3] 《诗学》13。

[4] 《阿伽门农》206-17。

[5] 《赫卡柏》546-70，《伊菲格尼亚在奥利斯》1551-83（这部分并非出自欧里庇得斯之手）。

[6] 《阿伽门农》228-47。

[7] 《阿伽门农》907-57。

[8] 《阿伽门农》1072-3。

[9] 《阿伽门农》1322-30。

[10] 《奠酒人》247和256。

[11] 《奠酒人》889。

[12] 这里表述可能有误，司法女神忒弥斯和月神福柏都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女儿，福柏和兄弟科俄斯生下勒托，后者生下阿波罗姐弟。埃斯库罗斯在剧中的表述大意是：首先，我向第一位先知盖亚致以最高的敬意，然后是她的女儿，接替她位置的忒弥斯。忒弥斯自愿而非被迫将位置交给了另一位提坦，盖亚的孩子福柏。福柏又将其作为生日礼物给了福波斯（阿波罗）。（《慈悲女神》1-8行）——译注

[13] 《慈悲女神》681。

[14] 《慈悲女神》94-116。

[15] 《慈悲女神》326。

[16] 《阿伽门农》1140-49。

[17] 《阿伽门农》1382-3。

[18] 《奠酒人》527-34。

[19] 宙斯与某位女神的婚姻将让他失去王位，只有普罗米修斯知道那是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907-927。——译注

[20]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88-100。

[21] 普罗米修斯的母亲是忒弥斯。在该剧中，埃斯库罗斯将其与盖亚合而为一：我母亲忒弥斯，又叫盖亚，一身兼有许多名称（211行起）。——译注

[22]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266。

[23]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96。

[24]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129和288。

[25] 《历史》1.2-4。

[26] 《历史》7.152。

[27] 《历史》1.32和1.86。

[28] 《历史》1.32。

[29] 《历史》7.9-10。

[30] 《历史》7.12-16。

[3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4.104-7。

[32]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7.50。

[33]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

[34]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

[35]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3。

[36]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47-53。

[37]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82-4。

[38]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

[39]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36-49。

[40]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35-46。

[4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45。

[42]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8.73。

[43] 《论遣词造句》22。

第四章

公元前5世纪末

至少在过去的两百年间，西方一直将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视作文明的巅峰之一。对某些浪漫主义者来说，它更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也有人称赞这段文化实现了无与伦比的统一、稳重和完整性，心灵与身体的美被同样珍视，艺术达到了经典的完美，伟大的头脑们在某种意义上致力于共同的目标，比如雕塑家菲迪亚斯（Phidias）、伯利克里、索福克勒斯、修昔底德和苏格拉底。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但也掩盖了某些重要的事实，比如当时希腊人在视觉和文字艺术上的巨大差异。在视觉上，他们致力于完善少数几种形式：雕塑中的裸体男性和穿衣女性形体，建筑中的多利斯和伊奥尼亚形制，以及抬梁式建造法。不过，他们的文字作品——无论是诗歌、史学或抽象思想——却显得大胆而创新，有时甚至是疯狂或实验性的，并总是在搜寻新的领域。

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充斥着思想和价值的变迁，还酝酿着与一群被称为智术师的人密切相关的骚动。智术师是四处游走的老师，他们中的许多人来到了雅典。他们是一个大杂烩群体，有人教修辞学，也有人教哲学、地理学或数学。其中少数是思想上的显赫人物，吸引了众多门徒，其他人则相当低调。但作为整体，他们拉开了更高水平教育的序幕，他们活动的喧嚣声成了伟大声音诞生的背景。

那个环境中看上去最独立的作家是索福克勒斯。此人以脾气随和闻名，他广受欢迎，还担任重要公职。他是三大悲剧作家中的第二位（尽管并不比欧里庇得斯年长多少，而且去世时间比后者稍晚），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作为悲剧的典范。[1]出于上述某些或全部理由，他常常被描绘成最经典的悲剧作家，被视作公元前5世纪雅典标志的平静与平衡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用马修·阿诺德的话来说，他“从容而完整地看待生活”。但我们却可能觉得他怪异、野蛮和极端。

在伟大诗人中，也许只有但丁更加突出地表现了纯粹的肉体痛苦。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因为伤口腐烂的痛苦而哀嚎；《特拉基斯妇女》（Women of Trachis）中的赫拉克勒斯因为穿上染毒的长袍而在折磨中死去；俄狄浦斯用妻子的胸针挖出了自己的双眼；为了避免被饿死，安提戈涅上吊自杀；试图折磨战友的埃阿斯虐杀了牲畜。索福克勒斯还是三人中最神秘的一个。许多人希望在悲剧最后得到些什么，比如慰藉、道德或更好地理解剧情，但索福克勒斯比其他任何伟大悲剧作家更可能让这种希望落空。

他的《埃阿斯》（和他的大多数作品一样，甚至连该剧的大致创作时间也无法确定）就是一例。作品的背景被放在特洛伊战争最后。剧情开始前，埃阿斯被激怒了，因为希腊人没有把死去的阿喀琉斯的铠甲留给他，而是给了奥德修斯。作为报复，他试图绑架、折磨和谋杀希腊人的首领们。但女神雅典娜救了他们，她让埃阿斯发疯，使其转而在牛羊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毒。该剧开始不久，埃阿斯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自己颜面扫地。尽管爱妾忒克梅萨（Tecmessa）和侍从们（组成了歌队）苦苦相劝，他还是选择了自杀。不过，虽然主角已死，但剧情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内容。埃阿斯的兄弟透克洛斯（Teucer）为了他的尸体的命运与希腊首领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发生争执，后者禁止尸体落葬，直到理智而大度的奥德修斯介入（此前我们只看见他在作品开头与雅典娜对话），他坚称埃阿斯是高贵的，在希腊武士中仅次于阿喀琉斯。就这样，该剧分成两个不相称的部分：前半部分聚焦一个疯狂、高贵和可怕的人，后半部分描绘了较为平凡之人的琐碎龃龉。作为剧中唯一的神明，雅典娜出现在开头，而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出现在结尾，于是神明似乎从场景中撤出，而不是参与其中并做出权威的决定。

该剧的核心和最深刻之处是一幕完全由埃阿斯讲话组成的短小场景。他是在自言自语，但忒克梅萨和歌队能听见他的话。[2]他看到了新的宏大景象，宣称无限的时间将改变一切。即使像他那么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自己的女人软化。现在，他对让妻儿成为孤儿寡母感到于心不忍。他会洗净自己的罪责，逃过女神的愤怒。他会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挖一个洞，把自己的剑埋在那里。忒克梅萨和歌队以为他放弃了自杀的计划，但他们被骗了。不久，索福克勒斯让歌队离开舞台——这在希腊悲剧中非常罕见——又一幕短小的场景呈现了埃阿斯庄严而孤独的形象，[3]他还使用了戏剧传统中很少允许的纯粹独白。他确认自己决心去死，然后倒在了自己的剑上——在舞台上表现杀戮同样严重背离了传统。

埃阿斯的伟大讲话如此慷慨激昂，他的形象如此引人瞩目，以至于悲剧的后半部分似乎让人扫兴，即使最出色的表演好像也很难克服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探究一下索福克勒斯的意图。埃阿斯的洞见看上去如此深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注定会对他感同身受。我们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伟大的精神随着他的死亡离开了这个世界，渺小之人却被留了下来。不过，我们很难满足于这种哀伤情感。埃阿斯是个魔鬼，他计划中的复仇行动无法言表，他真正的行动令人作呕；让他凌驾于正派而畏神的奥德修斯之上似乎让我们难以忍受。该剧审视了上述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我们没有获得道德教益，而是陷入了惊惧交加的状态。

另一部分成两部分的悲剧是《安提戈涅》（Antigone）。俄狄浦斯之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尼刻斯为争夺忒拜王位而双双死于对方之手。新国王克瑞翁（Creon）宣布波吕尼刻斯是攻打城邦的叛徒，不允许将其埋葬。波吕尼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违抗克里翁的命令，为哥哥举行了象征性的葬礼。克瑞翁之子海蒙（Haemon）已与安提戈涅订婚，他试图说服父亲不要判处安提戈涅死刑，但两人见面后爆发了激烈争执。安提戈涅被带往石洞，准备让她在那里饿死。这时，先知忒瑞西阿斯（Tiresias）登场，警告克瑞翁不要这样做。经过一番抗拒，国王做了让步，但安提戈涅和海蒙已经双双自杀身亡。克瑞翁的王后短暂登场，我们很快获悉她是第三个自杀者。孑然一身的克瑞翁现在一心求死。

按照对该剧的一种著名解读（与黑格尔联系在一起，但并非由他首创），这部悲剧的本质是必然性。克瑞翁作为国王的职责是维护城邦的秩序，因此他必须禁止掩埋波吕尼刻斯；安提戈涅则对家族和神圣法律负有道德职责，后者要求她埋葬亲人。私人和公共道德都具有强制力，两者在这里直接对立。灾难性的冲突势在必然，那正是悲剧的本质：无法逃避的力量带来的无法避免的毁灭。

上述观点虽然有说服力，但描绘的并非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该剧开头处可能短暂地符合这种模式，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克瑞翁是个敏感而戒备心强的平庸之辈，为此表现得色厉内荏。安提戈涅有力地为自己的道德立场做了辩护：神明不成文的永恒法律凌驾于人类的成文法之上。[4]克瑞翁无法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应。在与儿子海蒙的争辩中，他一败涂地。[5]一边是烦躁不安的父亲，一边是忍不住显示出自己更胜一筹的儿子，两者的反差被微妙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轮流对白发挥出色效果的又一例证）。诸神的不祥征兆表明他们认为错在国王。由于狂妄和一叶障目，他最初拒不接受忒瑞西阿斯报告的征兆。[6]残酷而反讽的是，作为他最明智的举动，收回成命的决定恰恰也反映了他的软弱。他陷入崩溃，寻求并听从了歌队的建议。[7]

克瑞翁的戏份最多，但安提戈涅才是该剧的主角。她固执、顽强和不妥协的性格符合索福克勒斯男性角色的典型特点。与她更加谨慎（我们不清楚出于何种动机）的妹妹伊斯墨涅（Ismene）相比，她更加严厉。她只在一行台词中表达过对海蒙的爱（有人把这句话归于伊斯墨涅名下，那显然是错的）。[8]她完全孤立无援，不像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和费德拉那样获得同情的支持。在以女性名字为题的作品中安排男性歌队，这在希腊戏剧中非常少见。她是第一个具有英雄德性的女子，是贞德的祖先。克吕墨涅斯特拉大胆而有权势，但安提戈涅拥有善良。尽管意志如此坚定，她仍然展现出了人性。在最后的悲叹中，她流露出了孤独和绝望，“没有哀悼、没有朋友、没有婚歌”地死去。[9]她的苦难在各个方面都是悲剧：它是强烈的、自我选择的和有目标的。当焦点转向克瑞翁时，我们看到的不是苦难的性质，而是苦难的程度，结尾处的混乱场景几乎像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一样血腥。该剧的后半部分比《埃阿斯》的更有整体感，因为克瑞翁始终是全局的中心，但同样从庄严沦为更加普通和丑陋的场景。观众没有终结感，而是陷入不安。

《俄狄浦斯王》在结构上非常巧妙，它的情节一直被称赞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构建之一。剧中交代了俄狄浦斯之前的经历。他被柯林斯国王夫妇抚养长大，相信自己是他们的儿子。从神谕中得知自己将弑父娶母并与其养育孩子后，他从柯林斯逃到忒拜。途中他遇到一位陌生人，两人发生争执，俄狄浦斯在冲突中杀死了对方及其大部分随从。他解开斯芬克斯的谜语从而拯救了忒拜，然后与王后约卡斯塔（Jocasta）成婚并继承王位，后者的丈夫拉伊俄斯（Laius）不久前原因不明地死去。随着剧情的发展，他获悉拉伊俄斯和约卡斯塔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约卡斯塔自杀身亡，俄狄浦斯也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该剧作为最纯粹悲剧的传统地位可能掩盖了这样的事实：俄狄浦斯故事的两个元素更接近民间故事，而非悲剧的英雄自然主义。首先是斯芬克斯的谜语，只有俄狄浦斯的智慧能解开它。更重要的第二点是，他注定将弑父娶母和乱伦，无论他怎么做。几乎无法想象，一个人在这种信念下会有什么行为。我们也许会觉得，他在娶比自己年长得多的女性前至少可能会考虑一下。索福克勒斯的成就在于把某种非常怪异的故事改编成了英雄悲剧。俄狄浦斯的故事还与“萨马拉（Samarra）之约”有相似之处（一个巴格达人看见死神用威胁的眼神瞅了自己，于是尽其所能逃到了萨马拉。但死神后来解释说，自己的眼神并非威胁，而是吃惊：“我没想到会在巴格达见到他，因为今晚我在萨马拉和他有约。”）。反讽之处在于，躲避厄运的行为本身恰恰实现了厄运。不过，这同样更多是民间故事式的反讽，而非通常的悲剧式反讽。

与《阿伽门农》一样，这也是一部公共剧。在作品开头，一群求助者集结在王宫前。俄狄浦斯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们，老卡德摩斯的新后裔”，仿佛他是臣民的父亲。稍后出现的歌队由忒拜长者组成，代表了全体公民。与此同时，这个故事讲述的是降临到某一个人头上的独特灾难。亚里士多德有时被指过多分析悲剧的情节，但至少在这部作品上他是对的，因为情节是该剧的精髓。索福克勒斯的特别独创之处在于将俄狄浦斯发现真相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他首先获悉自己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后来才意识到拉伊俄斯是自己的父亲，而他的母亲现在成了自己的妻子。作者还巧妙地安排约卡斯塔比俄狄浦斯先知道真相。他杀死了前任国王，而且按照他自己的命令，他将被诅咒和驱逐——虽然这些已经足够糟糕，但当信使前来报告柯林斯国王的死讯，并表示后者并非俄狄浦斯的父亲时，他再次鼓起了勇气。[10]信使透露，俄狄浦斯实际上出生在忒拜。俄狄浦斯下定决心找到真相，无论自己的出身多么卑微。他的人格力量也把勇气传递给了歌队，后者抛弃通常的严厉，唱起了一支欢乐的短歌。这个高潮让灾难的降临变得更加突然。

该剧的结构让具有巨大感染力的三角场景成为可能：三个角色意见不一。俄狄浦斯与小舅子克瑞翁发生争执，约卡斯塔试图调停。当来自柯林斯的信使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她静静地听着。在某个时刻，她意识到了全部真相，于是请求俄狄浦斯不要再问。一边是她的绝望，一边是信使的殷勤，一边是俄狄浦斯的决心和他的轻微鄙夷（他以为妻子的行为是因为势利），三者间的张力得到了生动的戏剧表现。在下一幕场景中，俄狄浦斯开始讯问牧羊人。只知道一半真相的柯林斯信使敦促牧羊人说实话；但知晓一切的牧羊人痛苦地试图保持沉默；俄狄浦斯从愤怒转而变得可悲。

索福克勒斯没有特意把俄狄浦斯塑造成很容易让人喜爱的形象。在该剧开始不久，他与克瑞翁和先知忒瑞西阿斯发生了激烈争执，不公正地指责他们叛国。他威胁对牧羊人施以酷刑，如果后者不说实话。尽管被激怒，但脾气好些的人也许不会在前往忒拜的路上杀死那个陌生人。他的根本“错误”与其性格无关，而是在于“身不由己”。我们看到了他的骄傲和力量，可以自行考虑我们会怎么做。他选择了自毁双目。他是个极端的人：他希望也能毁掉自己的其他感觉，包括听觉。无论是出于骄傲（真的吗？）或者对事实的纯粹肯定，他宣称：“除了我，没有凡人能忍受这样的痛苦。”[11]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说，悲剧的效果来自怜悯和恐惧。[12]其中第二个词可能让我们吃惊：我怜悯阿伽门农之死，但它为何应该让我恐惧？不过，《俄狄浦斯王》的确让人害怕，它凝望着恐惧的深渊，没有看见底部。索福克勒斯和修昔底德是雅典城邦的同一代政治领袖。他们经常被拿来做对比：修昔底德是现代理想主义者，索福克勒斯则代表了更古老的秩序，代表了充斥着神明、神谕和返祖恐惧的想象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两人又殊途同归，他们都不抱希望，认识到既没有我们无法逃避的恐怖，也没有我们可以依赖的终极保障。凝视虚无是希腊人想象力的一个方面。

两部索福克勒斯垂暮之年的作品留存了下来，两者截然不同。《菲罗克忒忒斯》生动刻画和鲜明展现了典型的欧里庇得斯式道德冲突。这部作品严酷而有力，是现存唯一没有女性角色的希腊悲剧。特洛伊战争开始时，因为他化脓的伤口无法痊愈，希腊人把菲罗克忒忒斯留在一个岛上。不过，当阿喀琉斯死后，如果希腊人想要攻占特洛伊，他们需要菲罗克忒忒斯的魔弓。奥德修斯和阿喀琉斯之子涅俄托勒摩斯（Neoptolemus）前去取弓，前者是一个满足于用欺骗把弓弄到手的阴谋家，后者则是有所顾忌的年轻人。故事以皆大欢喜收场：赫拉克勒斯“从天而降”，带来了菲罗克忒忒斯将痊愈并在特洛伊赢得荣耀的消息。

如果说这部作品显示索福克勒斯从比他年轻的对手那里学到了一两手技巧，那么《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Oedipus at Colonus）则带有晚期作品的特色。在现存的希腊戏剧中，这是唯一一部具有续集特点的作品：索福克勒斯似乎回想起了自己早年关于这位国王的作品，并完成了故事。成为流亡者的老年俄狄浦斯来到了阿提卡的科洛诺斯，那里的雅典国王忒修斯为其提供了庇护所。最终，这位盲人将会在内心看到自己注定的死亡地点。信使说，他的死亡本身是“神奇的，如果真有凡人的死亡是这样”，[13]神的雷声催促俄狄浦斯：“我们为何要拖延？你耽搁得太久了”，老人就这样消失了。该剧充满了地域精神：俄狄浦斯长眠地下的身体将在未来给阿提卡的土地带来力量，歌队赞颂了科洛诺斯的美，那里有成荫的绿树和动听的鸟鸣，还有地下世界的女神们出没。[14]但作品本身并不平静：俄狄浦斯仍然愤怒而倔强，就在去世前不久，他还诅咒了自己的儿子波吕尼刻斯。[15]美丽、神秘而又令人不安，该剧是怨愤和恬静的奇特结合。在现存的古代作品中，可能只有它读来像是对一生工作的总结与了结。

作为三大悲剧作家中的最后一位，欧里庇得斯在生活的时代就备受争议。有人认为他具有颠覆色彩，或者过于激进，或者与那些可疑的智术师走得太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重要性受到怀疑，或者他不受欢迎。他的作品在其生前只获得四次第一，死后又获得一次，但更重要的是，他一次次被选择参加比赛。阿里斯托芬在两部喜剧中提到过他，但幽默效果取决于观众对他作品的了解。在他死后的几个世纪里，他成了最受欢迎的悲剧作家。

同时代的人批评他把一位衣衫褴褛的主角带上了舞台。的确可以说，他让悲剧变得更加写实。尽管他的主人公仍然是国王和公主，但他的作品情节显示出更多私密和家庭特点（尽管这在埃斯库罗斯的《奠酒人》中已经初见端倪），有时歌队并非城邦的代表，而是主角的亲信。更奇怪的是，据说他是个厌女者。他无疑描绘过女性谋划和做出罪恶举动，但对她们因为这些举动而陷入的绝境报以同情。他允许她们为自己做解释，表露内心的想法。我们可以看清她们的思想和动机，就像埃斯库罗斯的克吕墨涅斯特拉那样。《美狄亚》（Medea，公元前431年）堪称女性主义戏剧：她动人而准确地列举了对女性的不利之处，并得到了女性歌队的支持。

一些现代批评者同样把欧里庇得斯视作反战作家，特别是在《特洛伊妇女》（Trojan Women，公元前415年）中，但这种观点不太准确。诚然，他证明失败和奴役对战败者是悲惨的，但荷马和埃斯库罗斯也很清楚这点。他还把胜利者描绘成愚蠢和残忍的，但那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后果。在《乞援人》和《赫拉克勒斯之子》（Children of Heracles）中，雅典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我们被鼓励对此表示认可。《特洛伊妇女》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人物的消极，她们是一群无助的受害者。该剧具有某种纪录片的特点。在现存的悲剧中，它还是唯一有角色（被俘的特洛伊王后赫卡柏）自始至终出现在舞台上的作品。

悲剧的结局不必是悲惨的。没人会怀疑《俄瑞斯忒亚》是悲剧作品，尽管它以皆大欢喜收场。无论如何，按照某种定义，任何在雅典最盛大戏剧节前三天上演的作品（除了萨提尔剧）都是悲剧，完全由这个事实决定，欧里庇得斯的一些作品并非我们理解的悲剧。《海伦》（参照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即海伦从未到过特洛伊，而是在埃及平静地度过了那些年）可能具有我们所说的阴谋或历险喜剧的特点。《伊翁》（Ion）的男主角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年轻人，在德尔斐圣所的神圣氛围中长大；女主角克洛伊萨（Creusa）是个感人的形象，多年前被阿波罗强奸。剧中不乏惊险和插曲，伊翁险些被毒死，克洛伊萨也因谋杀指控被判处死刑，但发现伊翁是她和阿波罗的孩子让该剧有了圆满的结尾。在晚期希腊和罗马喜剧中，与失散的孩子团聚是最受欢迎的主题。此类作品在精神似乎更加接近《皆大欢喜》或《冬天的故事》，而非《哈姆雷特》。

不过，认为最好的悲剧应该以痛苦结尾的亚里士多德却把欧里庇得斯称为最具悲剧格调的诗人，此人最有感染力的作品的确风格黑暗。《美狄亚》的背景被放在阿尔戈号英雄寻找金羊毛归来若干年后。伊阿宋在历险中成功俘获了美狄亚的芳心，但回到希腊后，他试图抛弃后者，以便迎娶当地国王的女儿。他准备放逐美狄亚，但留下自己的孩子们。懂得魔法的美狄亚让无辜的情敌痛苦地死去（发生在舞台之外，但做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描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还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们。最终，她带着婴孩们的尸体，坐着从日神那里借来的马车升到空中。伊阿宋请求她让自己掩埋尸体，但她拒绝了，作品在激烈的争吵中告终。

《美狄亚》是一部悲观、明晰和充满愤恨的作品。两位主角都是坏人，而且剧中几乎没有出现神明。诚然，剧末出现了“从天而降”的人物，但欧里庇得斯的巧妙手法在于，那并非神明，而是美狄亚本人。这是一个算不上结局的结局：两个家庭被摧毁，杀人者没有被惩罚。作者对伊阿宋的描绘相当尖刻：一个卑鄙的小人，自命不凡、盲目自大、喜欢说教和为人虚伪。美狄亚的罪行是自残式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没有理性。她不仅想伤害伊阿宋，还希望把孩子们留在自己身边，但留下他们的唯一方法是杀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她把尸体拥入自己怀中的动作如此意味深长。该剧的核心是美狄亚的一段独白，[16]她对将要失去孩子们感到悲哀，叹息任性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她一度改变主意，决定放过孩子们，但后来又改了回去。这是对分裂心灵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将对后世作家产生巨大影响的主题。

通过引入我们所谓的“缺乏自制的女主角”（acratic heroine），它还让戏剧走近了在市场上争辩的智术师。让我解释一下：苏格拉底哲学关心的主要是伦理方面。一个困扰他的问题是道德的失败之谜。如果我知道某条行动路线是正确的，为何我却仍然可能选择相反的路线呢？理性难道不应该是强迫性的吗？它是如何被压倒的？“苏格拉底悖论”概括了他的答案：“没有人自愿做错事。”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是“知性论者”对道德失败的描绘：所有自愿行为都受到理性过程主导，因此所有的道德错误必然是错误推理的产物。柏拉图对上述答案不满，他在《理想国》中自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心灵分成理性、欲望和意志三个部分（这种观点可能影响了弗洛伊德）。[17]以恋尸癖为例，他们在沉浸于这种令人作呕行为的同时也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心灵的欲望部分喜欢凝视尸体，而理性部分则禁止这样做。[18]后来，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想到了一个对自己理论的反驳，我们不清楚他是否相信可以推翻这个反驳。亚里士多德同样不满意，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最深刻的一些章节中分析了这个问题，称之为“缺乏自制”（akrasia）。形容词acratic就源出于此。[19]

“缺乏自制的女主角”——这种分裂的形象几乎都是女性——有多种理由吸引作家。文学作品对创造复杂人物感兴趣，哲学作品则对精神冲突的本性感兴趣。对亲和与家庭主题兴趣的提升让作者们把注意力转向女性，她们在各种情况下都可能被认为比男性更加优柔寡断。后来还出现了禁忌的刺激，特别是在拉丁语诗人中——我们见到了爱上敌人、另一个女子或自己父亲的女主角——有时我们还会觉察到男性淫荡的目光在楚楚可怜的不幸姑娘身上转来转去。但说这些为时尚早，眼下，欧里庇得斯将在他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公元前428年）中创造出最微妙和最深刻的此类女主角形象。

该剧的男主角是希腊神话中罕见的处男，一心崇拜贞洁女神阿耳忒密斯。被他轻视的爱神阿芙洛狄忒决心毁了希波吕托斯，于是让继母淮德拉爱上了他——这种激情既是通奸又是乱伦性质的。淮德拉克制感情，隐藏了她的秘密，但她的亲信乳母套出了真相，并表示自己有“药”能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番抵制，淮德拉同意了。事实上，乳母的“药”只是把秘密告诉希波吕托斯，后者在惊愕之下威胁将真相告诉父亲忒修斯。为了保住尊严，淮德拉自杀身亡，留下假消息说希波吕托斯强奸了她。由于受骗而发誓保持沉默，希波吕托斯无法在父亲面前为自己辩护。忒修斯诅咒了他，并要求自己的父亲——海神波塞冬毁了他。“海中的公牛”逼迫希波吕托斯的马车撞上岩石，他受了致命创伤。这时，阿耳忒密斯现身说出了实情，希波吕托斯被抬了进来，在原谅了痛苦的父亲之后死去。

在描绘复杂人物的互动时，该剧也许更接近现代戏剧和小说关心的某些问题，而非古代文学中的其他任何作品。剧中共有四个主要角色，对忒修斯的描绘动人且直接，其他三人则不同寻常。希波吕托斯是宗教禁欲的最早代表。他投身狩猎和户外活动，他对与阿耳忒密斯交谈的那片不可侵犯的草地的描绘如此美好。[20]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位迷人青年身上的其他方面，他有些狭隘、内向和固执。乳母与女主人的关系既忠诚又专横，她无所顾忌而且为人狡诈，虽然是出于误入歧途的忠诚。当淮德拉最终恨恨地拒绝她时，她变得非常凄惨。淮德拉本人是最值得深刻研究的一个。她对荣辱本性的反思在人性和哲学上同样令人着迷。[21]在身不由己的激情控制下，她仍然坚守德性。最令人怜悯的反讽之处是，正是对体面和尊严的关心最终驱使她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事实上，她谋杀了自己所爱的人。那么“药”又如何呢？乳母真的欺骗了她吗？剧中没有给出直接答案，但最可能的情况似乎是，她猜到了乳母的真正意图，她自己话中的模棱两可让她有了托词。这在心理上非常微妙。

这是一部具有强烈人性的家庭剧，但头尾出现了两位女神。无情的阿芙洛狄忒在序曲中发言后就消失了：她将在当天惩罚希波吕托斯，作为连带牺牲品的淮德拉也将死去。在该剧结尾，希波吕托斯在我们眼前死去，这是希腊戏剧中很少出现的有人在舞台上死去的场景。阿耳忒密斯“从天而降”，希波吕托斯第一次看见了她。就像他在该剧前面所说，他此前曾与女神在一起并和她说过话，但“只听见你的声音，看不见你的脸”。[22]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显圣”，但与那个词暗示的辉煌相去甚远。希腊语的“告别”（khaire）一词意为“祝你快乐”，希波吕托斯用这个词的某种形式向女神告别：“告别了，幸福的处女，你去吧！你倒很容易地撇下我们的友谊而去了。”[23]这是戏剧中最高潮、也是宗教情感最强烈的时刻之一。事实上，希波吕托斯为阿耳忒密斯献出了生命，但现在他意识到女神并不在乎自己：她的确是幸福的，可以快乐地离开，他们的分别对她很容易。她甚至不愿等他到最后一刻，因为看见死人会玷污她的眼睛，不符合女神的身份。

不过，这并非浪漫主义者钟爱的向神明挥拳抗议，就像“地狱中的唐璜”或者普罗米修斯那样。不那么伟大的艺术家可能会在此处这样做，但欧里庇得斯更加巧妙：他的希波吕托斯选择了默默接受。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对荷马思想的神圣化，即神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我们。与临死前的赫克托耳类似，希波吕托斯在最后时刻获得了启示，但赫克托耳看到的是人间的未来事件，而他看到的是神明的本性。这种神明的无情之美让人悲观、落寞和完全不抱幻想。对希波吕托斯或我们来说，其中也许还有某种朴素的慰藉：借用一位后世无神论诗人的话，他死去时“既无希望也无恐惧”。[24]后来的希腊和罗马思想家坚称神明不会作恶，神话中的残酷神明不可能存在。早期希腊人则不这样认为。神明的确存在，人类的任务是和他们达成妥协。

一种残酷而优美的崇拜形式是欧里庇得斯最后作品之一的《酒神女》（Bacchae，约公元前406年）的主题。故事中的忒拜国王彭透斯（Pentheus）抵制新近从东方传入希腊的酒神崇拜，此人年轻正直，但缺乏自信而且观念狭隘。作为对不相信其力量的忒拜妇女的惩罚，狄俄尼索斯使她们发疯，让这些处于酒神式疯狂状态下的妇女们跑到了山上。彭透斯正确地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但他错误地认为这些妇女行为放荡。从歌队（酒神的女性信徒，跟随他从亚洲来到希腊）的抒情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酒神崇拜是一种关于本能和陶醉的宗教。两位忒拜长者误解了这点，他们是彭透斯的外祖父卡德摩斯（Cadmus）和先知忒瑞西阿斯。卡德摩斯很高兴家族中诞生了神（狄俄尼索斯的母亲塞墨勒[Semele]是卡德摩斯的女儿），忒瑞西阿斯则从知性角度解释酒神崇拜的隐喻意义。在一幕滑稽的场景中，他们像酒神女那样穿上兽皮，手舞酒神杖，试图跳起古老的舞步。[25]当彭透斯目睹这些时，他震惊了——这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年轻人觉得长辈让人尴尬的例子。

伪装成“异乡人”的酒神在连续三幕场景中与彭透斯相遇。[26]第一次，异乡人是彭透斯的囚徒，显然完全处于后者的掌握之中。第二次，彭透斯拒绝了异乡人和平解决麻烦的提议，但接收了前往侦查酒神女的建议，从而落入酒神的圈套。第三次，异乡人给彭透斯穿上女人的衣服，还让他陷入幻听状态。不过，比这种羞辱可怕得多的东西还在后面：我们获悉彭透斯被母亲阿加维（Agave）和其他酒神女撕碎，疯狂状态下的她们把他当成了一头狮子。

酒神在全剧中无处不在。他在序曲中发了言，我们本以为他会就此退场，就像《希波吕托斯》中的阿芙洛狄忒那样。但他不仅参与了剧情，而且最后作为神明“从天而降”。歌队描绘了酒神的矛盾之处，他既是最暴烈的神，也是最温和的神。与彭透斯的激动相反，异乡人总是保持平静。酒神是解脱之神，不仅排解焦虑，也排除禁忌。他还是带走担忧的平抚之神，但也和葡萄酒、欲望和将野兽活生生撕裂的仪式联系在一起。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卡德摩斯告诉阿加维，酒神摧毁我们的举动“有理，但过分了”。[27]这似乎是事实，也许我们能说的只有那么多：过于认真地追寻意义会犯忒瑞西阿斯那样的错误。该剧提出了理性的极限，欧里庇得斯深入到心灵的黑暗根源，探索了宗教体验中更加狂野的领域，将人和神融合成可怕而迷人的画面。

和悲剧一样，主导希腊喜剧的也是雅典。古代批评家将喜剧历史分成三段：旧喜剧、中喜剧和新喜剧。唯一完整存世的旧喜剧代表是阿里斯托芬（公元前5世纪50年代—约前386年）的11部作品。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喜剧可能变得优雅和结构精致，但旧喜剧的精神则与此背道而驰。有人把喜剧冲动的本质视作狂欢式的，代表了释放压抑，是粗野而无序的本我从心灵泥沼深处的升腾，他们会觉得阿里斯托芬在上述标准面前不逊于任何人。旧喜剧中扮演男性角色的演员会带上大号的皮制阳具。阿里斯托芬在《云》中描绘了这种道具，“下垂着、头上发红、粗大，让孩子们发笑”。[28]他的歌队常常荒诞不经，代表了动物或东西：云、鸟和打扮成马蜂的陪审团。他的某些笑话极其廉价（《蛙》的开头是一系列关于不讲廉价笑话的廉价笑话）。看上去任何提到放屁、某个克莱斯特涅斯（Cleisthenes）的娘娘腔或欧里庇得斯母亲卖草药的段子（最后一个段子的笑点已经失传）都足以让人发笑。至少，这让我们免于以为雅典人成天都在讨论理想美和道德真理。

上述作品大多创作于雅典遭遇战火，土地被斯巴达人蹂躏期间。这本来很容易令雅典人显得沮丧，但阿里斯托芬常常能够把对战争的厌倦转化成勃勃生机。他的核心角色多为一个男性雅典公民，可能是中年人或者更老，尽管现存作品中有三部的主角是活泼的女性。在《和平》（Peace，公元前421年）中，农民忒吕加伊俄斯（Trygaeus，意为“收葡萄的人”）坐着屎壳郎飞上奥林波斯山，请求宙斯结束战争。在《阿卡奈人》（Acharnians，公元前425年）中，为了安定地生活在偏远的阿卡奈人村子里，狄卡伊奥波利斯（Dicaeopolis，意为“城邦的正义”）私下达成了停火。该剧最后，酒足饭饱的他回到舞台上，怀抱着一对舞女，实现了粗俗的福斯塔夫式（Falstaffian）人类理想。[29]其中一些喜剧描绘了对世界的颠覆。《吕西斯特拉塔》（Lysistrata）的女主角试图通过希腊妇女的性罢工来结束战争。不过，尽管女主角拥有强势领导权，但这并非一部女性主义戏剧，因为该剧表现的是不可能的幻想画面。后期的《公民大会妇女》（Assemblywomen，约公元前392年）以雅典妇女接管政府开头，但该主题在剧情进行到一半时被抛弃，转而成为闹剧：妇女们立法规定所有人的性机会平等，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怜的家伙试图摆脱几名老女人示爱的滑稽场景。阿里斯托芬对女性最具新意和同情心的描绘出自《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 Ladies）——地母节是只有女性能参与的节日。

阿里斯托芬嘲讽雅典的领导人们，特别是民众领袖克里翁，于是这些喜剧带有多少真正的政治色彩成了疑问。《马蜂》（Wasps）中主要角色是菲洛克里翁（Philocleon）和布德利克里翁（Bdelycleon），即“爱克里翁”和“恨克里翁”。在《骑士》（Knights）中，核心角色是德墨斯（Demos，意为“民众”），为了讨好他，奴隶帕弗拉贡（Paphlagon，代表克里翁）和一个香肠贩子展开了竞争。舞台为讽刺隐喻而搭建，但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剧中大部分内容是德墨斯两位讨好者的相互谩骂，交锋中用到了大量语词创新（尽管可能太多了），但我们没有看到真正讽刺意图的犀利。铺张而非精准才是作品的目标。

《云》对苏格拉底的嘲讽与此非常相似。我们从了解苏格拉底的人那里获得了对他的三种描绘，另两种来自色诺芬和柏拉图。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是个理智而高尚的道德家，这种描绘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他并未有趣到让任何人想置其于死地。所有人都希望相信，柏拉图早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才是最接近历史现实的。幸运的是，这很可能是对的。无论如何，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智术师式修辞学的教授者和疯狂科学家的混合体——必然与真实人物相去甚远。剧作家的目标仅仅是制造欢乐，并很好地完成了。如果其中有讽刺的话，更多针对的也不是苏格拉底，而是整个智术师运动。

阿里斯托芬最欢乐的喜剧是《鸟》（Birds，公元前414年）。剧中，佩塞塔伊罗斯（Peisetaerus，意为“说服友人者”）和同伴欧埃尔庇德斯（Euelpides，意为“大有希望的”）一起离开雅典，他们加入鸟儿的行列，前者还成为它们的国王，在空中建起一座名为“云中鹁鸪国”的城邦。打着伞（为避免让宙斯看见）前来的普罗米修斯表示，这座城挡住了祭祀的香味，让诸神陷入绝望。随后，波塞冬和赫拉克勒斯赶来谈判，佩塞塔伊罗斯娶了宙斯赐予他的“王权”，成为万物之王。喜剧的逃避功能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和最异想天开的发挥，但它要逃避什么呢？作品的魅力在于它从未明言：“莫谈国是”也许可以被用作座右铭。

《蛙》的主角是酒神狄俄尼索斯，他被塑造成不时显得荒唐的形象。也许我们会对如此不敬地对待神明感到吃惊，或者我们本该更加吃惊。通过奥维德和文艺复兴，我们对古典神话中的诙谐或幽默处理并不陌生。但那些是失去了神性的神，已经成为装饰性和文学性的。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拥有可怕力量的真神的嘲讽。当时距《酒神女》上演刚刚过去了一两年，观众在那部作品中看到，狄俄尼索斯让不尊敬他的人在忒拜山间被撕成碎片。

《蛙》中的狄俄尼索斯下到地府，准备带回一位对城邦有用的诗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引出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竞争剧情的手法，但作品中似乎还有更严肃的元素。旧喜剧的传统允许剧作家在剧中某个时刻通过歌队直接对观众说话，在这里，阿里斯托芬借机发出了具体的提议：最近一次寡头政变的参与者应该被恢复公民权。此外，该剧的歌队表现了厄琉西斯（Eleusis）秘仪的入教仪式（标题中出现的“蛙”只是在狄俄尼索斯渡过冥河时用呱呱的合唱为他伴奏[30]）。而占据了该剧几乎一半篇幅的竞赛主要是娱乐。

这场竞赛意外地成了现存最早的文学批判作品，但我们不必认为阿里斯托芬本人也这么看。无论如何，他注定不会公平地对待两位悲剧诗人：观众们熟悉欧里庇得斯作品的演出，而埃斯库罗斯年代久远，很少有人对他有很多了解。因此，对埃斯库罗斯的描绘以滑稽为主，基本思想是此人华而不实而且沉闷乏味。对欧里庇得斯的处理则要微妙得多，在描绘一位女商贩因为被偷走了小公鸡而悲痛不已时，作者特别欢乐地戏仿了他的抒情诗风格。[31]阿里斯托芬还戏仿了他的音乐风格，尽管我们已经无缘体会这种乐趣。《地母节妇女》里也幽默地戏谑了欧里庇得斯。在《蛙》中，狄俄尼索斯最终判定埃斯库罗斯获胜的理由荒唐可笑。无论阿里斯托芬本人对诗歌的道德功能持何种态度，滑稽愚蠢的精神必将占得上风。

比起他别的作品，阿里斯托芬现存的最后一部喜剧《财神》（Wealth，公元前388年）没有那么张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隐喻式的。歌队不再是剧作的一部分，剧本仅仅标明了歌队应该插入的位置，但没有给出歌词。这种新形式似乎标志着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喜剧的开始。新喜剧将长期流行，其最受推崇的作者是另一位雅典人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342年—约前292年）。一个世纪前，我们对新喜剧的了解完全依赖于公元前2世纪时普劳图斯（Plautus）和泰伦斯（Terence）用拉丁语改写的作品。但始终存在的问题是，其中有多少归功于原作，有多少归功于改编者。后来，人们在莎草纸上发现了米南德的一部完整作品《守财奴》（Curmudgeon，公元前316年），以及其他几部作品的大段残篇。总体来说，新喜剧采用写实风格（除了在序曲中发言，没有神明出现，也没有神迹），尽管情节发展常常依赖难以置信的巧合（比如失散多年的女儿被重新找到）。剧情经常涉及年轻男子无法迎娶所爱的姑娘。剧中会出现狡猾的奴隶、卑鄙的老鸨、滑稽的厨师、吹牛的士兵、坏脾气或可爱的老绅士等固定角色。原作失传，通过罗马改编者流传下来的新喜剧将对文艺复兴及以后的时代产生巨大影响。比起古代世界的任何其他遗存，它们与后世的欧洲戏剧关系更加密切。

注释：

[1] 《诗学》11-14。

[2] 《埃阿斯》646-92。

[3] 《埃阿斯》815-865。

[4] 《安提戈涅》450-70。

[5] 《安提戈涅》631-780。

[6] 《安提戈涅》1033-47。

[7] 《安提戈涅》1095-1114。

[8] 《安提戈涅》572。

[9] 《安提戈涅》876。

[10] 《俄狄浦斯王》955-6。

[11] 《俄狄浦斯王》1414-15。

[12] 《诗学》6。

[13] 《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1621-66。

[14] 《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668-719。

[15] 《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1354-96。

[16] 《美狄亚》1021-80。

[17] 《理想国篇》4.435。

[18] 《理想国篇》4.439-40。

[19] 《尼各马可伦理学》卷7。

[20] 《希波吕托斯》73-81。

[21] 《希波吕托斯》373-87。

[22] 《希波吕托斯》86。

[23] 《希波吕托斯》1440-41。

[24] 斯温伯恩，《普洛塞庇涅的花园》（“The Garden of Proserpine”）。——译注

[25] 《酒神女》248-54。

[26] 《酒神女》434-976。

[27] 《酒神女》1249。

[28] 《云》538-9。

[29] 约翰·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喜欢吹牛而且嗜酒如命。——译注

[30] 《蛙》209-67。

[31] 《蛙》1331-63。

第五章

公元前4世纪

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抒情诗和悲剧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伯利克里已经去世，帕台农神庙和伊瑞克提翁神庙已经矗立在雅典卫城之上，菲迪亚斯的雕塑已经开始风化。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特别是在雅典）是希腊文明的顶峰，从此一切开始衰退。我们应该接受这种说法吗？有两个领域显然是例外：演讲术和哲学在公元前4世纪达到了最高峰。另一方面，甚至在当时已经可以感受到诗歌的活力在衰退。在公元前5世纪末写了关于波斯战争史诗的萨摩斯人科伊里洛斯（Choerilus of Samos）在作品开头解释说，他选择这个近代主题是因为其他所有主题都已被耗尽了。现在，往昔的负担也许第一次成了诗歌主题。在罗马和后来的欧洲，我们将经常重新见到此类主题。这种贴有“影响的焦虑”标签的主题被称赞为代表了技艺成熟的顶峰，但它同样奏响了不祥的音符。作为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年—前323年在位）是第一个想让自己的功业和自己的人格都流传后世的君主。和其他统治者一样，他也希望受到优秀诗人的赞美，但不得不满足于随从队伍中的历史学家们。据说，在公元前334年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向亚洲进军时，他特地前往拜谒了阿喀琉斯墓。[1]但他哀悼的不是阿喀琉斯，而是他自己，因为那位古代英雄得到了最伟大诗人为其创作赞歌，而他只有亚索斯人科伊里洛斯（Choerilus of Iasus），后者成了雇佣文人的代名词。[2]因此，对诗歌来说，公元前4世纪的确是低谷期，公元前3世纪则是其复兴的时代。

修昔底德也影响了希腊文明衰退的想法。当表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最大的“动荡”时，他指的并非是转折点，或者历史运动的支点——毕竟他无法看到未来——但很容易这样解读他。事实上，这场战争的长期影响非常有限。雅典被打败了，但斯巴达人没有选择摧毁它。城邦获得了复兴，在公元前4世纪，民主在希腊各城邦中实际上变得比过去更加普遍。直到马其顿的崛起以及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父子终结了希腊城邦的独立，这一切才发生了改变。亚历山大死后，他征服的土地分裂成若干继承者王国。我们可能偏爱民主而非王权，但这些王国将希腊的力量扩展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公元前3世纪和2世纪还将成为希腊科学、数学和学术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时期。

历史写作同样似乎经历了繁荣，但除了唯一的例外，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的所有历史学家都湮没无闻了。色诺芬（约公元前428年—前354年）是散文作家中第一个万事通，愿意着手几乎任何主题。在《希腊志》（Hellenica）中，他成了历史学家，从修昔底德中断的地方开始续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故事，并一直讲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但只是匠人之作。作为一个立场保守、有绅士风度的军人，他实现了若干了不起的第一：他的《经济论》（Resources）是最早的经济学作品；讲述了波斯最伟大国王故事的《居鲁士的教育》（Education of Cyrus）是最早的历史小说，甚至是任何类型的小说中最早的；他的《阿格西劳斯传》（Agesilaus）是第一部传记；他关于庄园管理、养马和狩猎的作品是最早的自助手册；他的《万人远征记》（Anabasis）是第一部回忆录。和柏拉图一样，他也写了以苏格拉底为中心形象的对话。在这点上，柏拉图最有可能是首创者，但我们不能确定。

《居鲁士的教育》的标题并不准确，作品涵盖了英雄的一生，只有前八章是关于其童年的。不过，它们的确代表了如实描绘童年状况的最早尝试，显示出我们在真实儿童身上看到的天真与洞察力的结合。事实上，童年居鲁士的品德过于高尚，没有多少可描绘的地方，而成年居鲁士又是如此完美的君主典范，让我们提不起兴趣。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阿格西劳斯的传记中，几乎看不出多少人物的性格。色诺芬最著名的作品《万人远征记》也有个奇怪的标题，字面意思是“向高处行进”，尽管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向低处行进的。作品生动地讲述了一支深入波斯帝国的阿纳托利亚腹地受困的希腊雇佣军如何脱险回国的故事。当士兵们第一眼看到大海时，他们发出了“大海，大海！”的呼喊，这至今仍是古典文学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3]色诺芬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但发表了大量讲话，并担当领导角色。据我们所知，这部作品确立的军事或政治回忆录模式将在整个古代得以延续。

修辞术是劝说的艺术。作为罗马最伟大演说家的权威，西塞罗和其他一些人认为，修辞术有三个目的：告知、感动和取悦。它应该同时诉诸理性和情感。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确立两种截然不同的修辞术概念。首先，这是一种让人高尚的艺术。最好的演说家是能够向他的国家提供最佳建议的人。罗马政治家、“监察官”加图（Cato the Censor，公元前234年—前149年）将演说家定义为“善于言辞的好人”。[4]与之类似，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写过关于演说家教育论著的昆体良（Quintilian）也宣称演说家必须首先为人正直。[5]因此，完美的演说家必须兼有最崇高的性格和最完善的教育；完美演说家的特质是智慧。这种崇高理想不得不与一种更加现实的观点展开竞争。有抱负的演说家要学会在接手的任何案子中争辩（罗马教育尤其以这种学习方法为基础），因此修辞艺术可以简单地被描绘成让不利的一方占得上风的能力。还有第三种关于修辞术的观点，即强调美学元素：修辞术研究的是如何尽可能有效地遣词造句。按照这种观点，可以用修辞术的术语来分析整个文学。事实上，如果能够看到其中的辩护书元素，我们可以更好地欣赏许多古典诗歌。

这三种观点并非在所有人的思想中泾渭分明。事实上，无论古人多么重视该问题，可以说他们从未解决作为智慧和作为欺骗的修辞术的矛盾。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巧妙地呈现了这个矛盾——反讽的是，我们不得不钦佩他用来让苏格拉底戳穿修辞术之虚夸的辩论能力。今天我们做的可能也并不更好。至少，现代律师似乎一边相信自己在履行正义，一边确信自己值得收更多钱，因为他们有能力改变结果。西塞罗对自己的使命怀有崇高理念，但他同样乐意吹嘘自己蒙蔽了陪审团的眼睛。

古典演说词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为法庭或政治集会而写，另一类是“炫耀式”（epideictic）演说，即并非为赢得现实世界中的案子或辩论所写，而是为了展现演说家的技艺。作为柏拉图对话篇名的那位高尔吉亚就是炫耀式演说家，此人是一名来自西西里的智术师，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来到雅典，成为一名修辞术老师。有两小段其技艺的样本存世，其中之一是悖论练习，赞扬了海伦的通奸行为。至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和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法庭或集会演说词，有十多人的作品留存至今。其中十位演说家留下了名字，其他作品的流传则是因为被错误地归入他们中某人的名下。早期演说家中最吸引人的是吕西阿斯（Lysias，公元前5世纪50年代—约前380年），此人并非雅典公民（他的父亲是西西里的移民）。他为原告和被告撰写法庭发言，目标是听上去老实而真诚，因此他需要掩饰自己使用了技巧的艺术，以及模仿各种口吻的才能。今天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为一个杀死了妻子情夫的男人写的讲话，因为它生动描绘了雅典家庭和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尽管令人沮丧）。[6]不过，他最出色的演说词是为自己写的（对他来说并不常见）。这篇演说词朴素动人而又富于感染力，抨击了杀死他兄弟的寡头。结尾部分非常简洁，用了连续五个动词：“指控就是这些。你们听见了，你们看见了，你们感受了，你们收到了。做出判决吧。”[7]

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年—前338年）原为一名法庭辩护律师，后来成为修辞术老师。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政治主题的论文，但采用演说词形式。公元前4世纪的核心政治问题是如何应对马其顿的崛起和腓力二世国王的野心。有人试图保全希腊城邦的自由和独立，但伊索克拉底倡导在腓力的领导下组成泛希腊联盟，向波斯人发动进攻。他的风格极具自我意识。他避免出现元音分立（hiatus，发生在前一个单词以元音结尾，后一个单词以元音开头时），喜欢使用结构繁复的复杂句子。由此产生了精巧而冷淡的效果，犹如新古典主义的大理石像。雅典政治家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约公元前397年—约前322年）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年—前322年）是公元前4世纪最好的演说家，两人最初是盟友，但后来成为死敌。埃斯基涅斯认为希腊必须与腓力达成和解，德摩斯梯尼则仍然拒不妥协，相信埃斯基涅斯收受了贿赂（很可能冤枉了他）。埃斯基涅斯有三篇较长的演说词存世，尽管它们颇具感染力，但在他的对手面前不可避免地相形见绌。

德摩斯梯尼的部分演讲是为私人客户所写，其中一些争端只是鸡毛蒜皮，但修辞术的特点之一在于将个人的全部技艺用于哪怕是无聊的问题上。不过，他最令人难忘的作品是政治主题的。他和伊索克拉底一样注重音韵和谐（同样避免出现元音分立），但同时不失热情和自然。他的三篇《奥林托斯词》（Olynthiacs）以因为奥林托斯城（Olynthus）违抗腓力并遭其毁灭而引发的危机为题。他的三篇《反腓力词》（Philippics）则为欧洲语言加入了一个新词汇。作为他最伟大的作品，《论金冠》（On the Crown）名义上是为盟友做的法庭辩护（埃斯基涅斯的指控也留存了下来），实际上却是政治辩解和信条（篇名中的“金冠”是那位盟友在公共节日上提议奖赏给德摩斯梯尼的荣誉）。

可能会让这篇演说词的现代读者感到吃惊的是，德摩斯梯尼用大量篇幅对埃斯基涅斯发动个人攻击，并使用了许多不光彩的伎俩，比如他的对手出身低微，早年作为演员时有过拙劣的表演。对此的部分解释是，演说听众是修辞术的鉴赏家，而且即使在涉及严肃问题时，他们仍会寻求某种消遣，或者至少是某种刺激。但德摩斯梯尼的憎恶同样出自真心。除此之外，崇高和激情主导了这篇演说词。作品内容丰富，包括叙事（腓力占领埃拉泰亚[Elatea]的消息传到雅典的当晚）和历史回顾，特别是热情地结合了爱国主义和骄傲的自我价值感。德摩斯梯尼不屑于让自己讨人喜欢，因为他有一个更大胆的目标，即迫使我们赞美他的不妥协。

苏格拉底将哲学彻底从自然科学分开，在这点上他的继承者是柏拉图（约公元前429年—前347年）。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0年）虽然是个科学家，但同样区分了自己的科学和抽象思维。柏拉图出身雅典贵族，亚里士多德则来自不知名的马其顿小城斯塔吉拉（Stagira），前往雅典求学后成为柏拉图的弟子。这两人是我们所知的西方哲学的鼻祖，但对其中某人的盛赞有时会伴随着对另一人的贬低。下面是两种极端的看法：

西方哲学史可以被描绘成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怀特海）。他是议程的制定者。他的“所有观点都博大精深”，就像太阳系之于地球那样容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渺小体系（罗斯金）。他的形式理论是为创造统一理论而做的极其大胆和有创造力的尝试，从中可以衍生出心灵、知识和伦理理论。此外，柏拉图超越了理性：他提供激情和灵感，抵达人类体验的最深处。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显得缺乏想象力，只是个合格的归纳者。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世界，或许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智者。他无尽的兴趣涵盖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对知识、形而上学、逻辑、政治、美学和其他许多学科所做的贡献至今仍然重要。他把最强大的心灵力量同出色的判断和最深刻的理解结合起来。他是“知者中的大师”（但丁），在许多方面，“正确地思考就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思考”（纽曼）。如果柏拉图是天才，那也只是疯狂的天才。他没有哪个主要理念甚至是略微合理的，如果认真看待的话，他的政治理论令人反感（特别是但不限于他最后和最长的作品《法律篇》），而且似乎完全背离了任何对真实人性的理解。

上述断言都来自聪明和渊博的人。但今天的大多数哲学家会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放在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同行中间，有的还会认为他们是其中最伟大的两位。比起史学在公元前5世纪的诞生，我们所知的哲学在公元前4世纪开始发展的速度和力度甚至更为惊人。我们也许可以反思一下这样的事实：哲学家们至今仍然没有对希腊思想家们提出的任何问题达成一致。哲学拥有炫目的开端，似乎只有过去的两千三百年看上去略微让人失望。

有观点把世界分成柏拉图主义的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用柯勒律治的话来说，“除了这两类人，几乎想不出第三类”。[8]这种观点让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对立起来，前者是崇高、先验和理想的，后者则是实践和经验主义的。但我们不应受其误导。无论有多少分歧，亚里士多德毕竟是柏拉图的弟子，就像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们在哲学的范围和研究方法上观点相同。比亚里士多德晚一代的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年—前270年）则尝试了另一条道路。他首先从物理学开始。他声称，我们可以证明除了数量无限的原子和范围无限的真空，什么都不存在。这些科学事实随后引出了哲学结论：没有超自然的秩序，没有形而上学；人唯一能够理性追求的是他自己的快乐；死亡是完全无关痛痒的事等等。在某种意义上，伊壁鸠鲁延续了前苏格拉底传统，将自然科学和哲学融为一体。他的强大影响持续了几个世纪，但从长期来看，由两位公元前4世纪的伟人发展起来的苏格拉底理念终将胜出。如果没有他们，故事可能截然不同。

尽管现存的亚里士多德卷帙浩繁，但他的作品曾经更加庞大。按照西塞罗的说法，他的对话（现已失传）像流淌的金河——那是这位不寻常之人的另一面。[9]对于我们知道的亚里士多德，没有人会这样说：现存作品的风格既乏味又像电报般简略。我们不应完全从美学角度否定它们。它们的简略本身也有自己的力量。比如，在读《尼各马可伦理学》时，我们很难不对其密度印象深刻：没有哪个词是多余的，几乎每句话都带来某些重要的新东西。

柏拉图则是一位高水平的文学艺术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柏拉图看成那些把哲学视作艺术之人的守护圣徒，把亚里士多德看成把哲学视作科学之人的守护圣徒。诚然，柏拉图的想法是理智应该来自心灵和人格的互动，他的作品是对话，而且从未以自己的身份发表过任何观点。在大部分对话中，苏格拉底是最主要的发言者。但在少数几篇中（可能是后期作品），他的角色不那么重要，在《法律篇》中更是完全没有出现，担任主角的是一位“雅典异乡人”。《申辩篇》（Apologia）据说是公元前399年时苏格拉底在自己的生死审判上做的自辩。这只是特例，而在可能是柏拉图最早的那些对话中，苏格拉底的个人形象是全篇的重要组成部分。每篇对话通常会提出一个道德问题，但唯一的结论是否定的。比如，《拉凯斯篇》（Laches）提出“什么是勇气”，《游叙弗伦篇》（Euthyphro）提出“什么是虔诚”。与苏格拉底对话的人会给出自己的观点，但在前者的追问下被否定，导致对话者陷入彷徨。在可能属于柏拉图“中期”的作品中，对话形式变得更加漫衍：苏格拉底发表了长篇大论，其他人只是不时插入几句表示赞同的话。一些对话包含了“神话”，即隐喻或超自然故事，它们有的欢快而奇妙，有的近乎神秘。

早期作品大多活泼，有时带有明显的幽默，柏拉图驾驭对话形式的能力让他可以极为清晰地呈现非常复杂的思想。在《美诺篇》（Meno）中，他提出了奇特的“回忆”（anamnesis）学说：我们在出生前就已存在，保留着来自之前存在的知识。为了证明这点，他让苏格拉底询问美诺的奴隶。苏格拉底证明奴隶掌握了数学知识，由于后者这辈子没有学过数学，他必定是在出生之前掌握的。我们不应把这篇对话称为喜剧的，甚至可能也不应称之为幽默的，但它的确显得活泼，仿佛眼中光芒一闪。它做到了所有老师都应该努力去做的：在主题性质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清晰和动人地提出主张。一些对话中的非哲学材料特别丰富：《普洛塔戈拉篇》（Protagoras）描绘了知识分子及其圈子的滑稽形象，《斐德若篇》（Phaedrus）被安排在伊利索斯河畔具有田园风光的场景中。在这点上，所有作品中最奢华的是《会饮篇》。在该篇结尾，著名的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喝得酩酊大醉，称赞苏格拉底是自己的善良天使。后来，回忆这些事件的叙述者想起自己睡着了，直到破晓时才醒来；他发现苏格拉底还在说话，后者告诉阿里斯托芬，好的喜剧作家也能写悲剧，反之亦然。

《会饮篇》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关于爱情本质的一系列发言，发言者中既有乏味的医生，也有感伤的诗人。其中最有趣的发言来自阿里斯托芬。他讲了一个寓言。[10]人类原本是球形生物，每人长着两副生殖器，有的是一男一女，其他的则是同一性别。后来，神明把这些生物一分为二，从此人开始四处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因此，爱情是“对完整的欲望和追求”。让一位拥有夸张而奇异精神的喜剧作家来讲这个故事非常合适，尽管我们在现存的阿里斯托芬作品中找不到类似的内容，我们不得不假设它完全来自柏拉图本人的想象。

这个喜剧故事中包含了严肃和原创的思想。其中之一是人类生来就是同性或异性恋。这种观点对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但在古代是罕见的。柏拉图的阿里斯托芬呈现的另一个概念是浪漫爱情的理想：对每个男女都存在一位理想伴侣（“完美的搭配”），性爱为人的完整提供了唯一可能。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柏拉图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上述观点直到许多个世纪后才被发展和接受。虽然他本人反对这些观点，但是他发现和呈现了它们，一切都被置于非常荒谬的背景中。事实上，当我们以为自己正在享受消遣时，他已经诱导我们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在这篇作品中，柏拉图不满足于否定意义的结果，他希望从正面提出爱情是什么。对话形式无法提供这样做的途径，无论如何，他也许试图超越理性论据，诉诸本能和直觉。于是，柏拉图采用了一种新的手法。当轮到苏格拉底发言时，他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是宣称一位名叫第俄提玛（Diotima）的女祭司已经向他透露关于爱情的真理。[11]第俄提玛借助了柏拉图的一个神话：爱神是“丰盈”和“贫乏”在阿芙洛狄忒生日那天生下的孩子，他不漂亮，而是邋遢和机智。随后，她提出爱情应有的发展过程：人应该从爱美好的个体进而爱上所有美好的人，然后爱上美好的活动和制度，最终领悟抽象和绝对的最崇高之美。很难把这和真实的人类体验联系起来，但其中仍然包含了不寻常的洞见。通过第俄提玛，柏拉图将爱情描绘成“美的繁衍”，[12]他认识到人类心灵中的创造与性冲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理想国》结合了“早期”和“中期”的柏拉图。该书十卷中的前两卷可以被单独视作早期类型的对话。它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正义？”苏格拉底驳斥了对话者的各种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位名叫忒拉叙马科斯（Thrasymachus）的智术师，此人倡导强权即是公理的观点。他被驳倒了，但尽管我们在此时明白正义不是某些东西，我们对正义是什么仍然一无所知。作品的剩余部分以柏拉图的中期风格探究了这个问题，苏格拉底做了基本上连续的阐述。《理想国》涵盖了大量话题，但综合性的要素是柏拉图的形式理论，从中产生了他的道德、政治和知识理论。

历史学家被分成“合并派”和“分割派”。合并派相信可用一种原则（比如阶级斗争历史）解释全部历史，分割派则坚持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无法消除。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区分哲学家，那么柏拉图和与他截然相反的伊壁鸠鲁都属于合并派：至少在其生涯的最后阶段，他提出了统一哲学研究所有方面的单一理论。与我们在本书后文将要提到的两部作品类似——维吉尔的《农事诗》和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理想国》的结尾不同于作品的其他部分，但非常令人满意。那里的主题是灵魂不朽，苏格拉底抛弃对话中的所有托词，讲述了厄尔（Er）的神话。[13]厄尔死后复活，带来了他看到的宇宙本质和亡灵生活的景象。就这样，不同于其他哲学作品，这部长篇对话最后爆发出灿烂的光辉。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那个世纪见证了相互竞争的哲学流派的兴起，其中最著名的是基提翁人芝诺（Zeno of Citium，公元前335年—前263年）创立的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伊壁鸠鲁的一些次要作品留存了下来，而通过后来卢克莱修（Lucretius）的拉丁语诗体改编，我们对他的物理理论有了大量了解。尽管斯多葛主义者追求德性，伊壁鸠鲁主义者追求快乐，但两个学派都致力于否定意义的理想，前者是“不动感情”（apatheia），后者是“不受打扰”（ataraxia）。它们都是救赎哲学，坚称在受其教诲启蒙的智者灵魂的城邦中可以找到无法破坏的安全与幸福。追随这些学派带有某种宗教承诺的特征。它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在于其描绘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特别是在罗马。

注释：

[1] 西塞罗，《为阿尔喀亚斯辩护》24。

[2] 亚历山大大帝表示，他宁愿做荷马笔下的忒耳西特斯（《伊利亚特》中的丑角），也不愿做科伊里洛斯笔下的阿喀琉斯。——译注

[3] 《万人远征记》4.7.24。

[4] 昆体良，《演说术原理》12.1.1。

[5] 《演说术原理》12.1.1-13。

[6] 演说词1。

[7] 演说词12。

[8] 《桌边谈话》，1830年7月2日。——译注

[9] 《卢库鲁斯》119（参见普鲁塔克，《西塞罗》24）。

[10] 《会饮篇》189c-193d。

[11] 《会饮篇》201d-212c。

[12] 《会饮篇》206c-e。

[13] 《理想国篇》10.614-21。

第六章

希腊化时期

“希腊化时期”是现代学者为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前31年未来的皇帝奥古斯都在阿克提翁战役（Battle of Actium）中击败马克·安东尼这段时间贴上的便捷标签。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庞大帝国分裂成了若干“继承者王国”，从文学史角度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埃及。统治埃及的马其顿王朝历代君主都叫托勒密，直到末代女王克娄佩特拉。随着克娄佩特拉在公元前30年死去，埃及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遭受了其他继承者王国和少数幸存下来的城邦同样的命运，希腊最后的独立力量消失了。

作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世纪成了学术力量的中心。国王们建立了古代世界最著名的图书馆和“缪斯宫”（Museum），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而是某种文学研究机构。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被任命为图书馆长，此人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博学者，身兼文学学者、哲学家、地理学家、诗人和数学家多重身份。他曾极其精确地计算了地球的周长。他的职业生涯尽管不同寻常，但展现了亚历山大“学术”的范围——如果我们把这个稍显冷冰冰的字眼理解为广泛的求知欲。他的作品都失传了，我们只能间接地了解他。数十万字的希腊化时期散文作品留存至今，但大部分是希伯来经文的翻译。由于很少有其他早期希腊化时期的散文作品存世，我们对该时期文学的印象并不全面。不过，我们至少拥有三位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的亚历山大诗人的作品。他们是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和罗德岛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Rhodes），三人的生卒年份都不详。

卡利马科斯来自今天利比亚东部的昔兰尼（Cyrene）。他是一位学者和词典学家，他为亚历山大图书馆编撰过目录，写过关于地理学、民族志和其他许多方面的著作。学者诗人通常会把两个身份分开（比如霍金斯和豪斯曼），但卡利马科斯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学术引入了他的诗歌。在语言和主题上，他追求怪异、奇诡和晦涩。通过抄本传统留存下来的共有他的约60首哀歌体警铭诗和6首颂诗（后者以新的方式复兴了“荷马颂诗”体裁），莎草纸中也发现了许多。他的13首短长体诗结合了希波纳科斯的抨击方式和其他材料。一首一千行左右的短篇史诗《赫卡勒》（Hecale）以忒修斯擒住马拉松公牛的英雄举动为主题，但作品的焦点却是一位与忒修斯同宿的卑微老妇人，并以她的名字为题。这反映了希腊化时期对普通和家庭主题的喜爱（带有一丝多愁善感），以及卡利马科斯追求不寻常的角度。

他规模最大的作品是《起源》（Aitia），最终版本分为四卷。这部作品是一系列“原来如此”形式的神话，解释了各种习俗和典礼的起源。其中还有两个著名段落赞美了托勒密三世的王后贝瑞尼克（Berenice），因为卡利马科斯的身份之一是宫廷诗人。该主题为他展现自己的古代文化知识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他热情而又可能令人不安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当阿孔蒂俄斯（Acontius）和库迪珀（Cydippe）爱情故事（《起源》中保存最完好的部分）的读者觉得自己会掉一两滴眼泪时，他们却可能吃惊地读到：

我们从色诺墨德斯（Xenomedes）那里听说你喜爱的故事，他把全岛置于神话记录中，从它如何成为科吕喀亚（Corycia）宁芙的居所开始……以及卡利亚人（Carians）和勒勒格斯人（Leleges）如何到那里定居，他们在为“呐喊者”（Alalaxios）宙斯举行的仪式上总是吹响号角，以及福波斯（Phoebus）和梅里亚（Melia）之子开俄斯（Ceos）如何让它获得了新名字……以及在岛上的四座城中，梅加克勒斯（Megacles）如何修建了卡塔伊亚（Carthaea），克吕索（Chryso）之子欧弗洛斯（Euphylus）……[1]

荷马以“愤怒”开篇，卡利马科斯则以口角开头。这无疑是创新之举。他首先回击了自己的批评者，称他们为“忒尔喀涅斯”（Telchines），那是神话中一群邪恶的巫师（可能鲜为人知）。他首先表示：“忒尔喀涅斯总是抱怨我的诗歌”——理由是他没有写过长达几千行的连贯诗歌。他回击说：弥涅摩斯更擅长规模较小的作品，评判诗歌的标准应该是技艺而非长度。阿波罗曾告诉他，他应该把牺牲喂得肥肥的，但要让缪斯保持苗条；他不应在许多人使用的大道上驾车，而是应该沿着无人走过的道路，哪怕后者非常狭窄。在《阿波罗颂》的最后，他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阿波罗一脚把“嫉妒”踢开，表示虽然幼发拉底河是条大河，但河里漂浮着许多泥沙和垃圾。相反，从圣泉涌出的细流则是纯净和未被玷污的。

那么，卡利马科斯代表了什么呢？人们曾经认为，此人的立场非常清楚，他明确反对长篇诗歌（尽管《起源》长达数千行），语气激烈地坚称艺术应该仅仅为了艺术本身。但现在看来，他的主张可能更加普遍，面向所有具备常识的人。用“无人走过的小径”做比喻表明他显然推崇原创。他讨厌浮夸，坚持质量才是关键，认定长度本身没有价值。他的语气可能显得气势汹汹，但传递的信息很有道理。

卡利马科斯也创作哀歌体警铭诗。这类题材可能是西方历史上持续活跃时间最长的文学形式，从公元前7世纪到拜占庭时代开始后很久，存在了超过一千五百年。很难确定某一首警铭诗来自公元前3世纪还是公元6世纪，但许多最好的警铭诗人生活在希腊化时期，阿斯克勒庇阿德斯（Asclepiades）、塔兰同人列奥尼达斯（Leonidas of Tarentum）和加达拉人墨勒阿格（Meleager of Gadara）是其中最出色的三位。这种体裁也适合卡利马科斯，展现了他更加追求朴素而非刺激效果的一面。好战基调并未消失（一首作品的开头写道：“我讨厌系列诗歌”），但有的作品具有情色意味，他的墓志铭尤其著名。得益于19世纪时威廉·考利（William Cory）的翻译（被许多诗选收录），他为某个赫拉克莱托斯（Heracleitus）写的六行墓志铭是其在英语世界中最知名的作品（“他们告诉我，赫拉克莱托斯啊，他们告诉我你去世了”），看到过原文的读者会发现原作更加精炼。有一首墓志铭仅有两行：“父亲菲利波斯（Philippus）在此埋葬他十二岁的儿子尼科特勒斯（Nicoteles），他的巨大希望。”按照希腊文次序做的逐字翻译是这样的：

十二岁—孩子—父亲—埋葬—菲利波斯

这里—巨大希望—尼科特勒斯。

这些词传递了普遍的真理，“孩子”和“父亲”被放在一起，另一个特别之处是每行最后分别放了一个名字。这句话给出了直白的事实，甚至“巨大希望”也是事实，尽管带有更多色彩，而且被默默地插入到句末夭折男孩名字之前。这种节制是高度成熟技巧的产物。

卡利马科斯获得过巨大赞誉：他被称为希腊化时期最伟大的诗人，甚至是世界上的伟大诗人之一。至少到现在为止，这些赞誉被认定没有争议，但也很难证实它们。对卡利马科斯的过誉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的想法，即他深刻影响了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但这种想法基于的假设是：因为他们借鉴或提到了他，他们必然大为推崇他。卡图卢斯翻译了卡利马科斯的一首宫廷诗，但按照其本人的说法，那是因为他希望不带个人感情地进行练习。[2]维吉尔在《牧歌》（Bucolics）开头幽默地改编了卡利马科斯《起源》的开头，[3]在《农事诗》（Georgics）中则完全没有提到他。[4]普洛佩提乌斯（Propertius）宣称自己将抛弃爱情主题，追随卡利马科斯和另一位希腊化时期诗人菲利塔斯（Philitas）的脚步，但这只是玩笑或谦辞。[5]在诗集的最后一卷中，他自称“罗马的卡利马科斯”，[6]但意思只是他现在正像卡利马科斯那样创作起源主题的作品。

奥维德的评价特别有趣。[7]罗马人喜欢区分ingenium和ars。Ingenium有时被译作“天才”，但意思通常没有那么强烈，而是涵盖了英语中“才能”（talent）、“才华”（brilliance）和“天资”（flair）的意思。Ars的含义不像由它衍生出的“艺术”一词那么广，而是表示“技艺”（technique）或“手艺”（craftsmanship）。奥维德表示，卡利马科斯将留存于世，因为“虽然他的ingenium平平，但ars出色。”这算不上多高的赞誉。罗马人觉得卡利马科斯很有趣，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他们崇拜他。

忒奥克里托斯出生在西西里，但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不详）来到了亚历山大。他称自己的诗歌为eidulia，这个词意为“描摹”，并无英语中idyll（牧歌）的意思。其中一首作品主要是两位亚历山大中产阶级妇女间的对话，她们一起聊天，然后一路抱怨着和被推挤着穿过拥挤的街道，前去参加纪念阿多尼斯之死的神圣歌会。[8]这是对希腊化时期偏爱表现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最迷人描绘，可能也是以大城市忙碌生活为主题的最早文学作品。尽管两名妇女抱怨人群和不适，但她们显然很高兴，诗人同样如此。另一首诗歌在隐含的城市场景中开篇，[9]“我的月桂叶哪去了？忒斯图里斯（Thestylis），把它们拿给我。”整首诗都出自一位女子之口，她正在执行魔法仪式，想要赢回自己不忠的情人。戏剧独白是作品的新颖之处。

忒奥克里托斯的短篇作品也包括几首神话诗，但他最著名的是关于乡村生活的诗歌，大多采用牧人间对话的形式。这些作品并未摒弃粗俗的戏谑和对性的率直，但以优雅风格为主。诗中人物仿佛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没有受到外部世界变化和机遇的干扰。忒奥克里托斯甚至为神话中的怪物加上了田园色彩：在第十一首《牧歌》——“圆目巨人之歌”中，他把《奥德赛》中的食人怪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变成了单相思的情郎，带着乡下人的笨拙追求海中仙女加拉提亚（Galatea）。圆目巨人的夜曲包含在诗人对友人——医生尼喀亚斯（Nicias）所说的话中：除了缪斯，什么药也治不好爱情。因此，波吕斐摩斯“放牧”着自己的爱情，那样至少好过付钱给江湖郎中。这种优雅的玩笑将独目巨人置于远处，它可爱的单纯让我们这些老于世故的人露出了微笑。这种手法很容易显得盛气凌人，但忒奥克里托斯拥有足够的老练和品位使其获得成功。

第一首《牧歌》是图尔西斯（Thyrsis）和一位无名牧羊人之间的对话。两人首先把自己置于声音的世界中：水边松树的悦耳低吟，牧羊人的短笛，图尔西斯的歌声，后者比溅落在岩石上的淙淙溪流更加甜美。诗句本身的音韵精致而优美，使用了象声词、重复和半重复，展现出完全供人享受的纯粹表面之美。诗歌的主题是两件艺术品，分别为视觉的和音乐的。牧羊人描绘了一只精雕细琢的木杯，他愿意把杯子送给图尔西斯，以换取后者吟唱达夫尼斯之歌。随后，那首歌占据了该诗的一大半篇幅。

忒奥克里托斯在这里探索了艺术的本质。杯子上的画面包括奋力收网的渔夫、偷葡萄的狐狸、用灯芯草编织蚱蜢笼的男孩，以及在两位情人间举棋不定的女子。这些图案有的描绘了快速动作中的一个瞬间，仿佛被快门捕捉和凝固，有的描绘了雕塑无法完全表现的持续动作（徘徊的女子）。这里有自然与技巧的互动：图案努力摆脱静止状体，“变得活起来”。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这种鲜活是艺术家技艺的产物。

图尔西斯的歌同样是音乐会和展示品。与音乐会上的咏叹调一样，它没有上下文或解释。达夫尼斯奄奄一息地躺着，一名少女在林间四处寻觅；野兽为他哀伤；牧人、神明和仙女前来看望他，提出神秘或悲痛的问题；最终，“达夫尼斯走进溪流，水流吞没了他”。歌曲处处凄婉动人，但即使在忒奥克里托斯诗歌的虚构中，它也是虚构而非真实的。作品风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图尔西斯本人的世界基本上是写实的，无论多么具有田园色彩；达夫尼斯的世界中也包括了图尔西斯遇到的牧羊人和牧牛人，但缺乏实在性，而是神秘和短暂的，而且有生命出没。后者被作为诗歌而非生活呈现，但具有奇异的美。忒奥克里托斯创造了新的美学，通过带有诗人自我意识的某种奇妙手法，诗歌的感染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我们领悟了这种技巧，被其创造者的精湛技艺感动。我们会看到，这种美学将在罗马诗歌中被重塑。

忒奥克里托斯的第七首《牧歌》是他最难以捉摸的作品。诗歌的背景被放在科斯岛（Cos）上，叙述者描绘了当他与几位朋友走出城时，他们如何遇到了一位神秘的牧羊人吕喀达斯（Lycidas）。表面之下似乎存在某种隐藏含义。牧羊人离开后，一行人来到一处农场躺下喝酒。诗歌的结尾部分用前所未有的丰富效果描绘了这个地方，既有画面也有音乐。空气中弥漫着声音：榆树和杨树的呢喃、哗哗的水声、知了的啁哳、呱呱的蛙声、雀鸟的鸣叫、鸽子的咕咕声和蜜蜂的嗡嗡声。那里还有各种果实：梨和苹果滚到来客的脚边，挂满黑刺李的枝条不堪重负地垂下。也有各种香味：朋友们躺在芬芳的灯芯草和新剪下的葡萄叶上，“一切都带有夏日丰饶和丰收时节的味道”。该诗的描写妙趣横生、多愁善感、厚重而又带有愉悦的疲倦，各种感官在其中融为一体。既有的睡眼惺忪的模糊，又有对精准性的追求：夏日——不，更准确说是丰收时节。诗中只有一抹淡淡的神明色彩：附近宁芙生活的山洞、德墨忒耳的祭坛、宁芙为这群人调酒。这是一种非凡的融合，既通过精致优美的语言对风景做了描绘，又以令人晕眩的魅力探索了人的情感。文学史上从未有过任何类似这样的作品。

忒奥克里托斯以田园诗歌的发明者身份闻名，但这样说犯了时代错误。因为从后来的发展来看，田园诗歌不仅是关于乡村生活的，而是以某种方式描绘乡村，有意识地紧扣传统，遵循某些形式和惯例。忒奥克里托斯不可能遵循田园诗传统或惯例，因为这些在他之前并不存在。他完全没有确立新体裁的模式，而是发现了自己的特殊情感。他的诗歌展现了自由翱翔的想象力，而非传统的束缚。他找到了特别的平衡点，将投入与超脱、距离与细节、表面魅力和热烈情感结合在一起。

尽管被称为罗德岛的阿波罗尼乌斯，但此人是亚历山大本地人，我们无法确定他的外号从何而来。他也是一位学者，撰写过对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研究，并成为亚力山大图书馆的馆长。他的诗作包括关于城邦奠基的一系列《建邦歌》（Foundations），想必反映了他和卡利马科斯一样对起源和崇拜习惯感兴趣。他的作品仅有《阿尔戈号英雄记》（Argonautica）存世，这是一部分为四卷的史诗。为了寻找金羊毛，伊阿宋带着一队英雄（阿尔戈号英雄）驾驶“阿尔戈号”前往黑海东岸的科尔喀斯（Colchis）。科尔喀斯国王的女儿美狄亚爱上了伊阿宋，并帮助后者赢得了金羊毛。她和阿尔戈号英雄们一起逃走，史诗最后一卷回顾了他们返回希腊的曲折旅程。

这部作品中也能看见最广义上的“学术”。阿波罗尼乌斯对忒耳墨冬河（Thermodon，今天土耳其北部的一条不知名小河）的独特性质做了大量描绘。[10]史诗最后一卷改编了奥德修斯的漂泊（节奏变得太快），但让阿尔戈号英雄们走得更远，让他们沿着多瑙河航行，从波河逆流而上，顺着罗讷河而下，还抵达了北非。这场不现实的旅行很大程度上与亚历山大人的探索精神以及对地理学和民族志学的兴趣有关。它还让阿波罗尼乌斯有机会发挥自己可观的描述能力。诗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对北非沿岸险恶的苏德拉湾（Syrtis）的描绘，[11]那里的鱼群和海草、浅色的沙滩、雾气（与如同雾气般的陆地融为一体）、凄凉（既无野兽也无鸟类）和一切都笼罩在“舒适的平静”中（这种描述显示出不祥的亲切感）。

但阿波罗尼乌斯是个谜。虽然诗中最好的部分如此精彩，但奇怪的是，还有许多地方如此乏味。占据第一卷中大量篇幅的故事展现了他的无动于衷，阿尔戈号英雄们抵达了楞木诺斯岛（Lemnos），那里的女人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因为他们更爱女奴。她们的女王许普希普勒（Hypsipyle）欢迎伊阿宋，两人成为情侣。过了一段时间，赫拉克勒斯抱怨说船员们正在对历险失去兴趣。伊阿宋同意离开，许普希普勒为失去情郎而哭泣，但还是得体地催促他上路。伊阿宋回答说，如果她怀了自己的孩子，应该在孩子长大后将其送到希腊本土的祖父母家。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故事的离奇方面（你会和杀死许多人的女凶手同床吗？）和感染力的可能性。风格的平淡无疑是有意的选择——荷马的奥德修斯冷静地讲述了自己的许多故事，阿波罗尼乌斯可能试图效仿——但看起来仍有些让人失望。这个故事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狄多悲剧提供了模板。

第一卷中最优美的时刻是当赫拉克勒斯心爱的少年许拉斯（Hylas）去取水时，池中的宁芙把他拖到了池底。[12]这是一个月圆之夜，美少年面现红晕，爱上他的宁芙心乱如麻，她把一只胳膊放在少年的脖子上，想要去吻他，却把他拖进了漩涡中。这幕苍白无力的场景中只有一个激烈的瞬间，那就是水灌入许拉斯的铜壶时发出的巨响。这个性感的故事预示了作品后半部分的情节。美狄亚登场了，诗歌一下子有了活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爱情故事（也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史诗），把焦点放在了那个女子身上。阿波罗尼乌斯的美狄亚是又一位缺乏自制的女主角，在对父亲的职责和对伊阿宋的激情之间左右为难。但她同样是个动人的年轻姑娘，而非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悍妇。她因为对伊阿宋的爱和焦虑而芳心乱跳，就像刚刚倒好的一桶水反射的阳光在屋中颤动不休[13]——这个比喻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她的纯真与激动。在一段相当冗长得求爱言辞中，伊阿宋承诺将来让她获得名誉和荣耀，但足够狡猾地在最后提到了她多么美貌；[14]诗人指出，正是这句话发挥了作用。美狄亚的各种情感得到了细致的分析：害羞，骄傲，甚至暗示她对伊阿宋心存恨意，无私牺牲的愿望和绝望。她想要去死，但随后感受到对死亡的恐惧，于是放弃了那个念头。[15]她乐于沉浸在“对生活欢喜的焦虑”中（多么优美而矛盾的表述），觉得阳光也比以往更加甜美。我们还看见了年轻人的恢复能力：她忘记了自己的焦虑，把女仆们召到身边，几乎就像是瑙西卡娅。

也许我们应该把《阿尔戈号英雄记》看成实验性作品，它在某些方面刻意模仿荷马，在其他方面则是现代派的，主人公有时显得非常被动，在女主角登场后便屈服于对她的兴趣。故事没有大高潮，结尾随意得让人奇怪：旅程的最后阶段没有历险，而是轻松经过了阿提卡，穿过优卑亚岛和希腊本土之间的海峡回到故乡。这是现存唯一的希腊化时代史诗，曾经还有过其他许多，但阿波罗尼乌斯的作品似乎一直被认为远远优于它们。

莎草纸上的新发现让另一位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的亚历山大诗人希隆达斯（Herondas）重见天日，他写的诗体对话向忒奥克里托斯那样描绘普通城市生活，但故意选择粗俗主题：老鸨指控客人，母亲把儿子带到校长面前接受鞭笞，两位女士讨论优质假阳具的好处。阿拉托斯（Aratus，约公元前315年—约前245年）差不多与亚历山大诗人们同时，但活跃于希腊世界的其他地方，主要是马其顿。他留存下来的唯一作品是《天象》（Phaenomena），一首关于天文和气象征召的教诲诗。作品开头骄傲地表示：“让我们从宙斯开始……”这是多神教带上近乎一神教色彩的例子之一。所有的街道和市场，海洋和港口都有宙斯，我们也是他的后裔。他对人友善，在他们的所有活动中提供指引。这首诗与希伯来经文中的《诗篇》139有关，断言神的无处不在和涵盖一切。但两者也有一个区别：《诗篇》作者宣称神知道人类心底的想法，希腊哲学则坚称心灵是完全独立的，甚至神明也无法进入。

做完这番介绍后，诗人很快切入他的天文主题。关于预测天气的作品后半部分让他有机会简短而迷人地描绘了自然世界：牛会在降雨之前会嗅空气，蚂蚁会忙着把卵搬离巢穴，雾气会笼罩山脚，山顶则依然明亮。这首作品在几百年间大为流行，被西塞罗等人多次翻译成拉丁语，圣徒保罗也在《使徒行传》中引用过它。[16]它的巨大成功让一些现代读者吃惊，但不幸的是，阿拉托斯被来自蛮族土地的两位后世诗人夺走了风头：卢克莱修和维吉尔将教诲诗提升到难以置信的高度。前者完全无视他，后者的《农事诗》不仅在魅力和技艺上超过了他，而且仅有一卷模仿了阿拉托斯，把后者的整首作品变成了庞大得多的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但这首诗歌本身仍不失为出色之作。

希腊化时代后期留存下来的诗歌是个大杂烩。唯一篇幅较大的悲剧残篇来自一部讲述犹太人逃离埃及故事的作品，作者是名叫以西结（Ezechiel）的犹太人。公元前2世纪初诞生了吕科弗隆（Lycophron）的《亚历山大》（Alexandra），这部以先知卡桑德拉的戏剧独白为内容的作品任性而又晦涩得可怕，近一千五百行的篇幅使其成为古典文学中最长的非叙事讲话。尼坎德（Nicander）有两部教诲诗《毒虫志》（Therica）和《疗毒志》（Alexipharmaca）传世。两者都以中毒和解毒为主题——前者涉及蛇、蝎和节肢动物，后者涉及植物、矿物和某些其他动物——它们并不比我的介绍有趣多少。他的《农事诗》（Georgica）的一部分也留存下来，至少为维吉尔的作品提供了标题。该时期的几位诗人借鉴了忒奥克里托斯《牧歌》中的主题和动机。其中一位是莫斯科斯（Moschus），他最好的诗作《欧罗巴》（Europa）是一首华美的短篇神话叙事诗。另一位是比翁（Bion），写过一首田园色彩的阿多尼斯挽歌。第三位是为比翁撰写挽歌的未具名作者，对英语文学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成了斯宾塞、弥尔顿、雪莱和阿诺德为逝世诗人写的田园挽歌的模板。这些作者传统上被称作“希腊牧歌诗人”，但更应该把他们归为忒奥克里特的追随者，他们模仿了特定的大师，而非固定体裁的使用者。

希腊化时期留存的散文作品在时间和性质上相差很大。作者不明的《所罗门智训》（Wisdom of Solomon）可能来自公元前1世纪，这是用希腊语写成的最好的犹太作品，受到希腊修辞学的影响，并加入大量比喻。该作品还使用了卢克莱修喜爱的技巧：滔滔不绝地陈述错误观点，然后不动声色地用真理将其粉碎。于是，受蒙蔽者被允许沉浸在精心编织的享乐主义和悲观主义中，确信生命只是短暂的幻影，生命之外一无所有，但最终听到的论断却是正义者的灵魂掌握在神的手中，不信神的人将被惩罚。当然，卢克莱修反过来使用了这种方法。

唯一一位有大量作品传世的希腊化时期历史学家是波吕比乌斯（Polybius，公元前200年—前118年），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同样失传了。他的著作以罗马及其帝国的崛起为主题。虽然是叙事体史学家，他的分析也非常犀利。他的结论是，罗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混合政体，同时包含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元素。他还把目光从法制进一步投向了行为，坚称高调的展示和某种强烈的戏剧性是罗马公共生活的特色。[17]这与19世纪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洞见不谋而合，后者认为政体得益于同时拥有庄严和有效的部分。在宗教方面，虽然其他国家不赞同对神明的恐惧，但罗马却将其作为一项政策加以鼓励。不可见的恐怖约束了民众无常而暴力的情绪，盛大的公共表演则促进了社会凝聚力。他的混合政体理论将产生长远的影响，但同样有趣的是他认识到，风格与情感在社会中同样重要。

对希腊化时代后期的任何描述注定是支离破碎的。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传播的意外，但无法否认衰退的事实，特别是在诗歌中。被大量开采的煤层现在已经枯竭。不过，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看待此事，因为可以认为希腊文化将在文学上迎来新的繁荣，只不过是通过另一个民族和另一种语言：拉丁语文学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拉开了序幕。按照某种说法，罗马胜利了：几百年间，它的文学（特别是诗歌）远远超越了同时期希腊人的作品。但按照另一种说法，整个罗马文明只不过是更伟大希腊文明的亚种，延续了希腊人创造的伟大塑造性文化。两种说法都有道理。

注释：

[1] 《起源》，残篇75。

[2] 《歌集》66。

[3] 《牧歌》6.3-8。

[4] 《农事诗》3.4-8。

[5] 《哀歌集》3.1.1。

[6] 《哀歌集》4.1.64。

[7] 《恋歌》1.15.14。

[8] 《牧歌》15。

[9] 《牧歌》2。

[10] 《阿尔戈号英雄记》2.972-84。

[11] 《阿尔戈号英雄记》4.1237-49。

[12] 《阿尔戈号英雄记》1.1222-39。

[13] 《阿尔戈号英雄记》3.755-9。

[14] 《阿尔戈号英雄记》3.1006-12。

[15] 《阿尔戈号英雄记》3.806-16。

[16] 《使徒行传》17.28。

[17] 《历史》6.56.6-11。

第七章

罗马共和国

一位埃及祭司说：“啊，梭伦，梭伦，你们希腊人永远是孩子，没有年老的希腊人……他们的灵魂永远年轻，其中没有旧传统传下来的老信仰，或者苍老的知识。”[1]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讲了这个故事，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希腊故事：希腊人把自己看作新的，不同于一成不变和深厚到无法追忆的埃及文明。而希腊文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是彻底创新的，他们的看法至少在这点上是对的。但拉丁语文学生活在希腊人成就的阴影下，后者就像箭毒木，威胁让一切在它影子里的东西枯萎。因此，拉丁语文学从诞生之初就受到某种自我意识的困扰，这种现象直到公元前4世纪才出现在希腊，而且当时也不严重。第一次，整个文化效法另一种文化，整个文学模仿另一种语言下创造出的形式和主题。罗马人的原创成就是发明模仿。

希腊人的特别成功之处在于让自己的文化变得如此有吸引力，导致每个与他们接触的民族都希望成为其一部分。没有吕底亚语、吕西亚语或其他东地中海语言的文学作品传世，而且似乎从未存在过。这些民族被希腊化了，开始用希腊语写作。部分例外的是犹太人，他们早就拥有希伯来语的伟大文学，但即使是他们，也接受了那种新的世界语。后来（可能是公元前2世纪末），希伯来经文被翻译为希腊语，编结成所谓的七十子本（Septuagint），因为传说那是参与译经者的人数，而成为基督教次经的各书本来就用希腊语写成。罗马人从未在帝国的东半部分强推自己的语言，希腊语还是那里的通用语。直到公元前1世纪50年代，西塞罗仍可以表示，拉丁语的传播范围几乎不超过罗马腹地，而希腊语诗歌的读者可能遍及罗马人的刀剑将罗马人的力量扩张到的所有地方。[2]

那么，拉丁语文学的存在本身是否让人意外呢？最早尝试文学创作的罗马士绅自然使用希腊语，比如法比乌斯·皮克托尔（Fabius Pictor）和钦基乌斯·阿里蒙图斯（Cincius Alimentus），他们写的是史书，符合士绅的身份。按照后来罗马人的看法，最早的拉丁语诗体作品出自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的一位希腊人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之手，他作为战俘和奴隶被带到罗马。此人翻译了《奥德赛》，还用他客居国家的语言创作了最早的文学颂诗。被罗马人看作本民族第一位伟大诗人的恩尼乌斯（Ennius，公元前239年—前169年）来自位于意大利半岛“足跟处”的鲁迪埃（Rudiae）。希腊殖民者曾在南意大利定居，那里被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当地的主要城镇通行希腊语。

恩尼乌斯本人表示自己有三颗心，因为他懂得拉丁语、希腊语和奥斯坎语（Oscan，一种南意大利方言）三种语言。他的出身令其置于希腊化环境中，如果用希腊语写作，他本可以在全世界赢得读者。但他选择了拉丁语。按照某种说法，这是个重大决定，若非如此，拉丁语文学可能无法诞生。不过，这个故事不太可信。一个正在征服世界的城邦注定将产生美学上的野心，不会永远满足于用异族语言表达自己。18和19世纪的俄国贵族说法语，但俄语俗语文学终将获得突破。不同于俄国人，罗马贵妇和士绅从不用外语相互交谈。

“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把艺术带给粗鄙的拉提乌姆”——贺拉斯的名言概括了当时的状况。[3]拉丁语文学获得了繁荣，但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依附者。它的诗歌中充满了希腊神话，最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古典拉丁语诗歌都采用希腊格律，直到古代晚期才开始改变。让这种现象显得更不寻常的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在两个重要方面存在区别。拉丁语的短音节更少，而且有重音。和希腊语一样，拉丁语诗歌根据音长决定格律，这就导致每行诗中的重度或非重度音节模式可能与音步对应，也可能不对应。就像在音乐中，重音可能落在强拍或弱拍上，产生我们说的切分音。从表面上来看，希腊格律不适合拉丁语，但这个问题同样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诗人们可以通过混合“切分”和“非切分”音步引入新的格式。他们还可以创造出丰富的表达效果：非切分诗行的平顺或慵懒，带有强烈切分的诗行的活力或力度。维吉尔将成为这种格律艺术的顶尖大师。

从现在开始，古典文学的历史成了两种文学的历史，我们也许会觉得两者将由此不断产生互动。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情况出现得多么寥寥。希腊作家很少意识到拉丁语同行可能有东西教给自己，而除了少数不起眼的例外，罗马作家也不会尝试向同时代的希腊人学习。比如，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喜欢到遥远的过去发掘财富：贺拉斯回到古风时期的希腊，把阿尔喀洛科斯、萨福和阿尔凯奥斯作为模板；维吉尔则回到荷马和赫西俄德那里。即使他们对忒奥克里托斯和卡利马科斯等亚历山大诗人有兴趣，也意味着要从自己生活的时代回溯两个多世纪。因此，罗马人没有和希腊人携手发展事业，相反，希腊文学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基本完善的经典了。

当恩尼乌斯描绘荷马出现在自己的梦中，宣称其灵魂现在进入了恩尼乌斯的身体时，[4]拉丁语文学已经具备了自我意识。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表示，古典主义的本质是追随，而普鲁斯特暗示，19世纪的艺术从自我凝思中感觉到不完善，从而创造出新的自我之美，这两种思想都适用于罗马文学。拉丁语作家的确通过自我意识营造了他们某些最迷人的效果。“姗姗来迟”的魅力在于传统与原创才能的互动，以及作者对他与往昔文学关系的探索。不过，这也导致某些罗马作家和更多现代学者堕入了陷阱：文学可能越来越多地关心文学而非生活，甚至以此为乐。我们也许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如此之多的拉丁语作者成功克服了这种危险。

恩尼乌斯尝试过多种体裁，他的次要作品可能会让人把他当作典型的希腊化时期“文人”（littérateur）。他改编了阿尔克斯特拉托斯（Archestratus）的《享乐谈》（Hedypatheia），这是一部诗体的美食指南。他还翻译了欧赫墨洛斯（Euhemerus）的作品，后者声称诸神事实上只是受到赞美的人，在死后被当做神——这种观点震惊了虔诚者。不过，后世的罗马人把他看作“父亲恩尼乌斯”，从这位原始祖先的身上诞生了拉丁语诗歌。奥维德认为此人“才智”顶尖，但“技艺”粗糙，[5]与他对卡利马科斯的评价恰好相反。古代晚期的一则逸闻说，在被问及为何读恩尼乌斯时，维吉尔答道，自己在粪堆里寻找黄金。[6]

恩尼乌斯的确显示出天然的粗犷。他被拉丁语吸引的原因也许正是那种语言作为文学媒介仍然是未经雕饰的。他的代表作是关于罗马历史的史诗《编年记》（Annals）。作品的开头气势不凡。古代世界的舞蹈通常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行为，恩尼乌斯利用了那个事实：“缪斯啊，你们用脚撼动了伟大的奥林波斯山。”没有其他哪首古代诗歌以如此粗犷的基调开篇。他的残篇大多过于短小和分散，无法让我们对他有很多了解。其中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对伊利亚（Ilia，后来成为罗穆洛斯和雷穆斯的母亲）之梦的一段描写。[7]在此之前，文学中的梦通常是风格化的：《伊利亚特》中阿伽门农的梦是站在他床前向其传达信息的“梦神”形象。[8]而在《编年记》中，也许第一次有人尝试按照可能是梦的真实样子来描绘它：超现实、不合逻辑和支离破碎。

完整存世的最早拉丁语作品是喜剧：泰伦斯（Terence，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60年代）的6部和普劳图斯（Plautus，活跃于约公元前205年—184年）的20部。它们显然改编自希腊新喜剧。泰伦斯在他的序曲中对此直言不讳：他表示，《兄弟》（Brothers）以狄菲洛斯（Diphilus，公元前4世纪后期）剧作中的一个故事为基础，普劳图斯已经将该剧改写成拉丁语。他还解释说，《安德罗斯女子》（Girl from Andros）改编自米南德的两部作品，并针对批评意见做了自辩。我们也许注意到，批评者反对的并非改编本身，而是他的改编过于自由。我们在这些作品中也面临和新喜剧同样的问题：其中多少属于希腊人的原作，多少来自罗马效仿者。只有一处可以通过莎草纸上的发现进行直接比较，那就是米南德和普劳图斯之间。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两位罗马人的口味大不相同。泰伦斯展现了明晰和优雅的乐趣，这些特点在《兄弟》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剧名中的两兄弟角色的反差虽然传统（溺爱和严厉的父亲），但得到了优美的描绘。普劳图斯在语言和情节上通常更加丰富。《吹牛的士兵》（Braggart Soldier）的特色在剧名和剧名角色的名字“普尔戈波吕尼刻斯”（Pyrgopolynices，意为“自高自大的常胜者”）中已经清晰可见。

普劳图斯的《俘虏》（Captives）风格上更加严肃。简短的后记中提到，这是让好人变得更好的少数喜剧之一。剧中没有爱情故事，没有关于钱或假想中孩子的闹剧，没有年轻人瞒着父亲为心上人赎身。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惯用手法。《缆绳》（Rope）别具魅力，该剧背景罕见地没有放在希腊城镇，而是放到了一些角色遭遇船难后来到的荒凉海滩，显示出抒情幻想的独特精神。

流传过程中的意外让早期喜剧获得了如此突出的地位（没有晚期拉丁语喜剧存世），也掩盖了公元前2世纪是罗马悲剧伟大时代的事实。两位主要大师是帕库维乌斯（Pacuvius，约公元前220年—约前130年）和阿基乌斯（Accius，公元前170年—约前86年）。留存下来的残篇数量很少。该时期另一位重要诗人是卢基利乌斯（Lucilius，生于公元前180年）。他的作品有超过一千行存世，但多为大量很短的摘录，因此难以对其做出评判。罗马人将其视作“讽刺诗”（satura）的创立者，他们还认为这是唯一罗马人特有的体裁，希腊人那里没有直接的先例。虽然它是我们的“讽刺”一词的来源，但我们不应认为它必然带有相同的意思；罗马人自己也不清楚该词的来历，但他们给出的词源暗示这是个大杂烩。他们似乎认为“讽刺诗”是一种非正式的诗歌形式，可以加入各种不同的主题。贺拉斯将在他的三首讽刺诗中评论卢基利乌斯，我们将看到，后人的观点也许是我们了解此人文学特点的最佳途径。卢基利乌斯的讽刺诗与瓦罗（Varro）写的“墨尼波斯讽刺诗”截然不同，后者据说以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犬儒哲学家墨尼波斯（Menippus，我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的作品为基础，以混杂散文和诗体为特点。瓦罗的作品似乎是关于他那个时代恶行和愚蠢的轻快随笔。

长寿的瓦罗（公元前116年—前27年）是一位非凡的博学者。他的作品很可能要超过其他任何罗马人，而且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古物事项、社会、宗教、文学史、法律、哲学、音乐、建筑和其他许多。除了残篇，他只有两部作品存世：一篇关于农业的论文（并不很有趣）和关于拉丁语言长篇研究的一部分。瓦罗的广博和活力让他无法被忽视，但他是否具备真正强大的思想仍然存疑。不过，他是罗马共和国最后几十年间的两大知识分子权威之一，另一位是西塞罗。

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同样是多方面的大师。他早年就成为罗马第一流的演说家。他在法律允许的最低年龄当选执政官，在任期间挫败了喀提林（Catiline）阴谋。此后，他在政治斗争中始终居于落败的一方，但不失为重要的力量：掌握真正权力的人想要赢得他的支持。除了发表的演说词，他还是哲学、诗歌和修辞学理论方面的多产作者。不过，在我们看来，他在那个时代的权威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两个意外。首先，他是共和国时期唯一有演说词存世的演说家（现有58篇演说词的全文或部分）；与德摩斯梯尼不同，他处于一览众山小的位置。其次，他的书信有很大一部分留存下来。我们现有超过九百封他的书信，其中三百封是西塞罗写给其终生好友阿提库斯（Atticus）的，但回信已经失传。其余的书信大多写给友人、家人和担任重要公职者；有一些信是别人写给他的；少数几封是写给公共团体，或者旨在供多人阅读的，但大部分只是私人书信。除了圣徒保罗写给腓利门（Philemon）的信，西塞罗的通信也许是出自古代名人之手的唯一私人书信（在埃及的沙漠乃至诺森伯兰的沼泽中，我们都没有找到来自普通人的书信）。于是，我们对他的了解要超过古代的任何人。

我们可能以为，后世对可见度如此之高的人物会达成一致观点，但他的生活和活动中几乎没有哪个方面不曾引发大相径庭的评判。他无疑是个虚荣和暴躁的人，但这些缺陷不是被勇气（有时）、魅力（经常）和活力（几乎总是）弥补了吗？他是个注重原则的人，还是会轻易用自己的演说为坏蛋辩护呢？他的诗歌有时遭到嘲笑：他死后一个半世纪，讽刺诗人尤维纳尔（Juvenal）开玩笑说，如果令人赞叹的《反腓力词》（Philippics）的作者停留在其写诗的水平，他就不需要害怕马克·安东尼的报复了。[9]事实上，从现存的大量残篇来看，他的诗歌至少是完全过得去的。西塞罗的哲学作品可能仅仅被视为模仿之作，是对各学派的出色筛选和综合，巧妙地让希腊人的思想适应罗马人的情况。他在演说中表达的政治观点可以被归结为矢志不渝地推崇共和自由与反对专制，但有时也可能显得肤浅。他的理想之一是带有尊严的和平，这里的“尊严”表示对重要人物应有的尊重，而非普通人所能期待的东西。他的另一个希望是各阶级间的和谐，但仅限于贵族和士绅阶级；他对下层阶级不感兴趣，也从未像斗争中的胜利者那样完全明白，掌握军队和民众是通往权力之路。

风格是他最重要的财富之一。后人一直被教导模仿他的拉丁语，但很难判定其中有多少是他的个人创造。他的散文灵活、多变和明晰，既能简短犀利，也能写出复杂的长句，可以表现风趣、情感和平静的理性。也许除了真正的诗性或深刻之作，这是适用于几乎所有意图的理想风格。西塞罗雄心勃勃地试图掌握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他甚至以朋友的口吻敦促自己创作史书，好让罗马人在该领域也能与希腊人匹敌。不考虑虚荣，这的确反映了他思想的局限——仿佛只需读几本书，将其内容转化成优美的叙事就可以了。但这不足以让一个人与修昔底德相媲美。不过，他对自己的哲学作品相当重视。由于无法接受任何主要哲学流派的全部观点，他最终决定成为“学园派”（Academic）——对处于像他那样地位的人，这顺理成章，因为学园派保持了适度的怀疑主义：他们认为如果缺少确定性，我们必须接受可能性。

在他的哲学对话中，《论神性》（Nature of the Gods）展现了他的明晰和一视同仁。伊壁鸠鲁主义者在第一卷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第二卷中是斯多葛主义者，而在第三卷即最后一卷中，代表西塞罗立场的科塔（Cotta）表示虽然神明存在，但我们很难自信地描绘他们。每位发言者都获得了畅所欲言的机会。这些对话还让西塞罗有机会展现个人主张。在《论共和国》（Republic）中，斯基庇奥·埃米利阿努斯（Scipio Aemilianus）描绘了自己的一个梦，梦境中出现了宇宙和地球在其中的位置。《论法律》（Laws）的部分场景被放在西塞罗家乡附近的一个美丽地点，有两条河在那里交汇，这让他开始反思植根于血统、地区和国家中的社会身份之本质。他暗示，来自意大利城镇的每个人都有两个祖国，即罗马和家乡。[10]维吉尔将深入探索他开创的这种思路。在《论至善与至恶》（De Finibus）中，西塞罗代表年轻时的自己和在雅典的朋友们，讨论了历史记忆及其在不同城市和地点的具现化。

西塞罗的一些演说用于法庭，另一些则用于元老院或民众集会。演说家们首先通过著名诉讼扬名，然后通过辩护建立起“友谊”网络（这个天真无邪的词被用于表示政治联盟）。就这样，西塞罗的唯一一次诉讼来自其生涯的早期（公元前70年），对象是贪得无厌的西西里总督维勒斯（Verres）。审判开始后不久，看到大势已去的维勒斯逃往马赛。西塞罗的长篇起诉书（最终的演说词分为五卷）从未被宣读，而是作为对作者技艺的展示发表。作品的结尾堪称力作，用长达八百多字的一句话向诸神发出求助。

辩护律师可能会装出许多他们并未真正感受到的东西，但我们常常能够辨别出西塞罗是否出于真心。他在谈到民众派贵族克洛迪乌斯（Clodius）时必然明显流露出真正的憎恶。在为受到选举受贿指控的穆雷纳（Murena）辩护时，他发现自己站到了两位“朋友”——加图和大律师苏尔基皮乌斯·鲁弗斯（Sulcipius Rufus）——的对立面。这需要巧妙的应对方法，而西塞罗使用了幽默。（他以风趣著称。加图曾尖刻地表示：“我们的执政官真是个滑稽的人。”为了恭维他，尤里乌斯·恺撒派一个奴隶伴随其左右，记录下他说的笑话。[11]）苏尔基皮乌斯被善意地取笑为灰头土脸的书虫——与实干家穆雷纳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把卡托嘲讽为死板和无情的斯多葛主义者则更加尖刻。事实上，西塞罗的书信证实他和苏尔基皮乌斯是真正的朋友，而卡托尽管是他的政治盟友，却令西塞罗感到厌烦。

西塞罗的喜剧感在《为卡伊利乌斯辩护》（For Caelius）中显得最为别出心裁：事实上，他的策略是让此案一笑了之。问题在于，卡伊利乌斯是个花花公子，此人曾是克洛迪乌斯的妹妹——以放荡著称的克洛迪亚（Clodia）——的情人。他既要打动陪审团中严厉的道德主义者，又要说服另一些人，男孩子犯的错算不了什么。为此，西塞罗扮演了不同角色。[12]他想象自己是克洛迪乌斯，正在向妹妹提出忠告。他还犹豫自己是否应该像喜剧舞台上出现的严厉父亲那样对卡伊利乌斯说话。最巧妙的是，他向克洛迪亚的一位贵族祖先祈祷，要求后者做出严肃反驳。然后，他用微笑驳斥了这位“严肃而近乎粗鲁的老绅士”。就这样，他同时扮演了红脸和白脸：既提出了严厉谴责，又否认对其负责。

西塞罗常常表现得虚伪和不真诚。他的某些造作的愤慨可能只是某种把戏，专门在懂得规则的听众面前表演。他的谩骂似乎相当无所顾忌，但我们也许会注意到有些东西并未被提及：在像罗马贵族那样放荡的圈子里，我们会觉得有人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但西塞罗从不攻击别人是私生子。他的抨击演说《反瓦提尼乌斯词》（Against Vatinius）包含了许多我们可能认为不可饶恕的话，但几年后，我们发现瓦提尼乌斯用友好的口吻写信给西塞罗。抨击演说《反皮索词》（Against Piso）中有许多看似错误或无聊的内容：皮索的祖父是一个穿裤子的高卢人，皮索本人喜欢跳舞和与希腊人为伍，[13]他信奉的伊壁鸠鲁主义是自我放纵的借口（哲学家西塞罗知道那是歪曲事实）。[14]也许我们应该赞美这种不真诚，视其为演说家技艺的标志。无论如何，西塞罗最后的几篇演说词不仅真诚，而且无疑是英勇的：《反腓力词》把矛头对准了马克·安东尼，演说词的标题显然援引了德摩斯梯尼。这是西塞罗最后一次下注，他输了。安东尼下令把他杀死，将他的人头和双手割下后钉在罗马广场的演讲台上。他无神的眼睛最后一次注视着自己长久以来挥斥方遒的舞台。

我们无法对西塞罗的书信进行普通的文学批评。它们无疑包含了许多他不愿我们读到的东西——这是它们为何如此生动地展现了他复杂人格的原因之一。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个出色的书信作者，他的莽撞与活泼，甚至他强烈的憎恶都给人带来巨大的乐趣。不过，西塞罗的一位朋友在文才上并不逊色于他：西塞罗的女儿去世时，在《为穆雷纳辩护》中被他取笑过的苏尔基皮乌斯·鲁弗斯写来一封安慰信，堪称毫无矫揉造作的杰作。[15]

除了演说词，文学的未来在公元前1世纪70年代无疑显得相当黯淡。罗马人已经尝试了史诗、喜剧和悲剧，每种体裁都迎来过自己的繁荣，但这些资源都已被耗尽，希腊世界也没有健在的伟大作家。没有人会想到，拉丁语文学历史上最辉煌的半个世纪即将到来。没人能预见天才，而拉开变革帷幕的是两位天才诗人爆发式的登场：卢克莱修和卡图卢斯。

文学的繁荣正值已经存在了多个世纪的罗马共和体制开始奔溃之时。公元前49年，庞贝和尤里乌斯·恺撒之间爆发了内战，两人的军事和政治生涯让他们成为罗马最有权势的人。恺撒成为了胜利者，自封终生独裁者，但在公元前44年3月的月中日遇刺身亡。内战重新爆发，对阵双方分别是恺撒曾经的副手马克·安东尼，以及恺撒的甥孙和养子屋大维。直到公元前31年，随着安东尼和他的情妇——埃及女王克娄佩特拉在阿克提翁海战中败北（翌年双双自杀），内战才宣告结束。公元前27年，屋大维接受“奥古斯都”（“受崇拜的”）的称号，持续多个世纪的帝制就此开始。

我们对卢克莱修几乎一无所知（几个世纪后的几则逸闻系编造），仅有《物性论》（The Nature of Things）一诗。但甚至连这首诗的日期也不确定：很可能是公元前1世纪50年代前半，也许是多年创作的成果。作品的主题是伊壁鸠鲁哲学，但绝大部分为物理学，宣扬物质由原子组成的理论（伊壁鸠鲁从公元前5世纪的思想家德谟克利特那里吸收了这种观念）。全诗分为六卷，长度超过七千行，比此前的任何教诲诗都要长得多。诗歌以自然科学为对象，没有出现人类角色。此外，伊壁鸠鲁的哲学可以显得特别务实，认为人唯一能够合理追求的东西是他自己的快乐。随着超自然元素被彻底排除在外，世上的一切神奇和神秘似乎也就此消失。这听上去不太像成功的模式。该诗的伟大之处基于三个方面：激情、思想活力和纯粹的诗歌想象。它无疑出自一个有过皈依经历的人之手。反过来，它是一部提供了救赎的福音作品：如果接受伊壁鸠鲁学说为真理，我们将过上像神明一样的生活，死亡将变成无关痛痒的事。严格说来，这种学说并非无神论，因为伊壁鸠鲁承认神明可能存在，但它是纯粹唯物主义的：除了原子和真空，什么都不存在。如果神明存在，他们同样将由原子组成，就像其他的一切，不参与世界的创造或管理。

因此，令人意外的是，卢克莱修以拉丁语文学中最耀目的崇拜举动——致维纳斯的大段颂歌开头。他称赞维纳斯是罗马民族的母亲，是伊壁鸠鲁的欢乐本原，是春天的女神，是性的冲动，是公共和平的源泉，也是启发他这首诗歌的缪斯。维纳斯显然是个象征，但她似乎象征了太多不同的东西。不过，那正是卢克莱修的意图。他描绘了一幅统一的景象：一切过程、活动和经历都是原子运动、碰撞和联结的产物。我们必须崇敬地凝视原子的运动。他对维纳斯之影响的描绘具有惊人的气势：风和云在她面前奔逃，被性本能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是暴力）迷惑的鸟兽泅过河流。这是倡导不动感情之哲学的语言吗？不过，在超脱的精神中也可以享受活力，卢克莱修对激情与平静的结合虽然可能显得令人吃惊，但不无逻辑：我们似乎因为某种热烈的静谧而陶醉。

卢克莱修的颂歌在马尔斯和维纳斯交合的意象中达到高潮。他在这里借鉴了前苏格拉底哲学诗人恩培多克勒，就像我们看到的，后者将爱欲和斗争的宇宙原则变成了阿芙洛狄忒和阿瑞斯（相当于罗马人的维纳斯和马尔斯）的神话。但这种意象代表什么？爱欲自然被认为表示和谐与结合，在这里似乎也是如此。不过，卢克莱修祈求维纳斯结束战争，让罗马人享受和平，这意味着维纳斯应该征服战神马尔斯。事实上，马尔斯被描绘成“为爱情的永恒创伤征服”，他仰起圆润的脖颈看着女神，女神的身体从上面将他拥抱，他则吮吸着女神的爱情。上述意象中的矛盾之处是原子理论下的万物物理现实的深刻象征。宇宙同时需要爱欲和斗争，需要两者间的平衡：失去前者将导致混乱，失去后者将没有改变或新的创造。但宇宙整体上保持统一，因此总的来说应该是爱欲压倒斗争。情欲之爱被描绘成征服和降服人的创伤，为诗人提供了展现这种复杂性的绝妙比喻。伊壁鸠鲁的哲学似乎驱逐了世上的一切神奇，而卢克莱修的目的则是从中找到浪漫。世界在最大和最小的尺度上保持不变：宇宙和原子的数量是无限的，原子从未被创造或摧毁。两者之间的一切都是可变的，因为原子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卢克莱修对变化与不变的互动津津乐道。

诗歌开篇不久，作者告诉我们人类曾经被宗教压倒在地，但伊壁鸠鲁打败了宗教，将其踩在脚下。[16]他还表示宗教常常导致不敬行为，比如阿伽门农献祭伊菲格尼亚，并用一句名言总结说：“宗教所能招致的罪恶就是这样。”[17]因此，称卢克莱修为“虔敬的”是个巨大的悖论，但诗中充满了宗教意象，而且以崇拜开篇反映了它的基本特点。伊壁鸠鲁的哲学面临三个特别的困难。首先，它显得枯燥和没有吸引力，似乎将浪漫从世上驱逐。第二，它要面对利他主义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没人有理由追求除了本人快乐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但劝导人们接受这个事实的计划似乎完全是利他主义的。第三，伊壁鸠鲁关于死亡的断言非常有力，我们不仅应该无畏地面对死亡，而且死亡是完全无关痛痒的事。卢克莱修在第三卷中呼应了导师的观点：“因此，死亡对我们不算什么事，毫无半点关系。”[18]无论正确与否，大多数人都不这样认为。

卢克莱修的计划可以被视作应对上述困难的尝试。诗歌伊始就称维纳斯为母亲。后来，天空把雨水播撒到大地的子宫里。[19]这种表述借鉴了生殖崇拜，将天空视作让女性受孕的男性力量。通过这种创生行为，植物开始生长，鸟兽开始繁衍，更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看到富饶的城市里充满了孩子们”[20]——自然和文化都得益于原子运动的活力。在第二卷中，他的话听上去几乎像是经文：[21]父亲的雨滴滋润了大地，“我们都是由天的种子而来，万物共有同一个父亲”，“先前从以太的海岸被遣送下来的，当它回家的时候，天穹仍加以接受”。在第五卷中，他着重强调了大地有理由被称作“母亲”。[22]上述关于父母的比喻通过普遍的亲缘关系将世间万物联系起来，包括我们在内。

作者用一段非常美妙的诗歌揭示了事物的衰老和死亡是另一些事物的创生，“就这样，总量保持恒新，我们凡人就借着永恒的互相取予而活着”。[23]传统上，不朽的青春是神明的特权，现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也能享有它。他还把连续的世代比作接力赛跑选手，依次将火炬交给下一人。这种比喻的意义在于，选手想要把火炬传递下去。卢克莱修暗示了一种也许他只能通过情感吐露而非直接表达的理念：我们是团队的成员，如果死亡是世界保持恒新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死亡理所应当。尽管每个人只能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快乐，但对父母和孩子的爱是一种天然的快乐，如果对整个世界产生某种类似的亲缘感，我们就会接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希望）自身的灭亡。

现在，我们无法教导他人坠入爱河。只有通过情感的说服，卢克莱修才有希望让我们领会宇宙亲缘性的浪漫，而唯一能让他做到这点的途径是借助诗歌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哲学，为什么哲学和诗歌在《物性论》中密不可分。卢克莱修可能相当忠实地遵循了伊壁鸠鲁关于物理学的主要论著《论自然》（On Nature），但他的作品不仅新颖地采用了诗歌形式，在思想上也是原创的，因为它在伊壁鸠鲁主义中融入了更具斯多葛主义色彩的元素。于是，两个世纪后，身为斯多葛主义者的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21年—180年）将会写道：“通过改变普遍自然的部分，整个世界保持恒新”；[24]对整体有益的东西总是可爱的，因此个人生命的终结并非坏事。如果觉得有什么难以承受，那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个人与全人类的伟大亲缘关系”。[25]卢克莱修的洞见在于，他意识到可以利用这种情感风格，将诗歌想象编织进一种看似特别缺乏诗意的哲学的基础。

卢克莱修的计划非常古怪，在拉丁语诗歌中绝无仅有。古怪之处首先在于，他用诗歌表达哲学观点。我们见过一些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使用诗歌，但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人已经意识到散文是哲学、科学和史学的合适媒介。其次，这是一首名副其实的教诲诗。大多数教诲诗名不副实，真正的目的是提供文学享受。如果被蛇咬了，你不会忙着去找尼坎德的《疗毒志》；如果想要养牛，你也不会求助于维吉尔的《农事诗》。但卢克莱修真的在讲述哲学，并希望感化我们。他的同时代人没有注意到这点：值得一提的是，西塞罗虽然称赞了作为诗人的卢克莱修，却在自己的哲学作品中完全忽视了他。只有维吉尔称赞过他的思想能力。[26]

卢克莱修融合了六音步诗的两大传统，这种融合成为他意义的一部分。六音步诗分为源于荷马的英雄叙事传统和源于赫西俄德的教诲诗传统。卢克莱修在醒目的位置提到了荷马和恩尼乌斯，但除了恩培多克勒（此人的气势无疑吸引了诗人），没有提到别的教诲诗人。事实上，他赋予了教诲主题某些英雄诗歌的特征。比如诗歌的长度本身。此外，为了营造出史诗般的崇高效果，卢克莱修的措词宏大而粗犷，有时还使用恩尼乌斯式的陈旧表达。与他的宗教口吻类似，这种崇高风格不仅是装饰性的，也是论点的一部分，表明伊壁鸠鲁的信条不仅是真理，而且雄浑和发人深省。在这首诗中，媒介实际上是信息。伊壁鸠鲁本人成了史诗英雄。卢克莱修三次对他做了大段颂扬：第一卷中他作为人被赞美，第三卷开头作为父亲，第五卷开头作为神。在第一段中，卢克莱修把他描绘成与宗教对敌的武士，最终得胜凯旋；他的思想还穿越了烈焰熊熊的宇宙壁垒，堪称精神世界的奥德修斯。在第三卷中，卢克莱修表示，伊壁鸠鲁的声音“让神圣的喜悦和战栗流遍我全身”。[27]这种犹如在神明面前的快乐与恐惧引发了超自然的感受。卢克莱修再次为其导师的反宗教主张带来了宗教色彩。

他还从反方向扩展了教诲诗的范围，表现出讽刺和偶尔的口语化。在第一卷中，他驳斥了一系列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其中一些非常滑稽。第三卷和第四卷以大段“抨击”结尾——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抨击，而是粗暴和激烈的争论，带有喧闹色彩。在第四卷关于爱情的抨击中，有些内容可能并不十分严肃，但第三卷关于死亡的抨击是他全盘计划的核心。在那里，他融合了讽刺的锋芒和雄辩的恢弘，创造出一种新的基调——除了一个半世纪后尤维纳尔的几首讽刺诗，这在拉丁语文学中绝无仅有。“自然”亲自现身，驳斥了害怕死亡的人，告诉他不要做忘恩负义者和傻瓜。[28]最后，卢克莱修向读者介绍了某种精神练习：你可以时时对自己说这些话。[29]我们应该想想那些已经去世的伟人，比如薛西斯和斯基庇奥，名单以最伟大的诗人荷马和第二伟大的思想家德谟克利特结尾，最后，卢克莱修非常直白地说：“伊壁鸠鲁本人也死了……”这是他在全诗中唯一一次提到伊壁鸠鲁的名字，在堪称朴素但意味非凡的时刻。

在合适的时候，卢克莱修的文笔也可以变得精致和优美，但他最常见的基调是厚重和热烈，甚至略显累赘。有时，他还故意表现得乏味。他抱怨了笨拙的希腊语单词homoeomeria，[30]尽管他完全无需使用这个技术术语，更别提重复使用了。[31]他对拉丁语的贫乏喋喋不休，还使用了冗长的连接语，如“因此一遍又一遍……”他选择了单调的ratio（“理性”）一词，而且本不必用得那么多，强迫它带上诗意。他反复使用omnis（“一切”）和certus（“固定”或“确定”）等枯燥的形容词，用它们表达自己的物理法则的普遍性观点，以及受这位哲学家青睐的无法破坏的确定性。不过，卢克莱修也热衷于充满活力的头韵手法，那是恩尼乌斯史诗风格的特色。当维吉尔想要模仿卢克莱修时，他也会使用头韵。卢克莱修戏剧化地表现了艰涩内容的吸引力：当他的语言显得粗糙或笨拙时，那是为了表示材料难以驾驭。他用乏味的语言对其加以改造。这同样是他所传递信息的一部分，即美化现实和普通的东西。归根到底，我们在诗歌开头崇拜的维纳斯并非超验的，处于自然之外或背后：她是自然的日常运作，是组成存在万物的原子及其运动。

卢克莱修乐于为难自己，通过展现错误信仰的魅力来检验自己的信念，最终将它们否决。这是我们在《所罗门智训》中见到过的技巧。（他表示）当我们仰望群星时，很难不想到其中存在神性的智慧——不，那是错的。[32]在关于死亡的抨击中，不明哲理的人被允许发出辛酸的悲伤，哀叹死亡将夺走他们心爱的妻儿：孩子们跑上前抢走第一个吻的细节尤其动人。[33]这是真正动人的描写，但伊壁鸠鲁主义的信仰能够战胜它。卢克莱修冷静地粉碎了自己创造的美，然后回归到更加粗俗的讽刺。

我们将在卡图卢斯、维吉尔和其他一些罗马诗人那里找到对物理世界细节的敏感，以及注重用文学中几乎前所未有的词汇来理解它们的努力，在卢克莱修身上已经可以见到这些。作为诗歌主题，伊壁鸠鲁主义不具备上述优点，它认为需要通过物理学寻找哲学真理，通过准确检验我们感知的东西寻找物理真理。卢克莱修记录了损耗的影响：戒指的内侧因为同手指的摩擦而变薄，石头被水滴凿穿，青铜雕像的手因为行人的接触而被磨得光滑。[34]“你没看见吗……”和“你现在看见了吗……”是他最喜欢的问句。他特意看着孩子们把自己转晕，记住了他们的感受。[35]他捕捉了从起跑栅门被打开到赛马冲出之间的几分之一秒。[36]他研究了鸽子脖颈上的斑斓色彩，为了找到色彩和光泽的真相，他尝试了各种色彩形容词和珠宝的名字。[37]他看到布料被撕碎时，色彩会发生改变。[38]他注意到晴天时，剧场上方的振动的帐幕会把水下照明般的波动光线投射到观众身上。[39]他举了暴风雨中大海又白又亮的例子，[40]描绘了视觉幻象。[41]

这种细节感本身很有吸引力，但也具有道德意味。他看着铺路石之间的水洼，发现水中倒影的深度似乎与天空的高度相当。[42]熟悉的景象变得奇异和神奇。卢克莱修问道，有什么比太阳、月亮和星星更让人吃惊呢，如果我们第一次看到它们？事实上，人们已经看腻了，不再仰望闪耀的天穹。[43]他在另一个地方表示，现代生活的弊病在于无休止的厌烦，无论在城市或乡村，家乡或异乡，人们都感到不满。[44]相比之下，早期人类常常露出笑容，因为一切都是新奇的。[45]卢克莱修告诉我们，世界是恒新的；但他也希望让眼睛复苏，让我们获得新的体验。

他把对细节的感情与对无穷原子和真空的兴趣结合起来；当谈到无限时，他喜欢用字母m和n制造头韵，产生强烈的谐振。[46]卢克莱修的感染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结合不同甚至对立元素的能力：崇高与日常的语言，诗歌与哲学，最小的物质粒子和整个宇宙，史诗与教诲诗，唯物主义与超自然主义。尽管文风热烈，但卢克莱修内心有所保留，他既骄傲又隐秘。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导致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如那个世纪的其他诗人。维吉尔会在《农事诗》中介绍自己，就像赫西俄德和尼坎德那样，但卢克莱修对隐私守口如瓶。他的声音非常独特，但就像广播中的声音，我们不知其从何而来。这种热烈的沉默具有自己不可抗拒的力量。

尽管卢克莱修是孤独的，但他带来了巨大的间接影响。教诲诗是罗马人唯一明显超越了希腊人的体裁。此外，只有两首教诲诗可以跻身最伟大杰作的行列，它们的创作时间仅仅相隔一代人。这并非意外。维吉尔最初只写短篇作品，但《物性论》向他展现了一个想象力可能性的新世界：在这种体裁下写出原创作品仍有可能，而且是最大规模的。更重要的是，卢克莱修告诉维吉尔，如何将道德和精神画面注入教诲形式。这种结合的产物就是《农事诗》，而《农事诗》的广度又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做好了准备。随着《埃涅阿斯纪》的诞生，史诗第一次成为救赎诗歌：它提出了人类如何可以获得安全的理念。这同样是卢克莱修的遗产，如果没有他，西方文学世界的历史将截然不同。

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4年—约前54年）来自波河北岸的维罗纳，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被并入意大利之前，该地区的正式名称是山南高卢（Cisalpine Gaul）。这是一个繁荣的地区，虽然远离罗马，但比意大利半岛大部分地区都要富饶。那里将会诞生与卡图卢斯同辈和比他晚一代的杰出人物，包括诗人维吉尔、秦纳（Cinna）、历史学家李维，以及若干不那么知名的人。从卡图卢斯的一些诗歌中可以看出外省知识分子过于自信的世故。他的诗歌可以被分为三类：哀歌体警铭诗，各种格律的较短诗歌（大多风格轻快），少量较长的作品。许多较短的作品是年轻人关于城市的倾诉：诗中大谈优雅和处世能力，嘲笑了缺乏这些品质的人；他还与朋友们开玩笑，也有粗俗甚至肮脏的下流话。不过，他最常用的主题是爱情，特别是对一位他用希腊名字莱斯比亚（Lesbia）称呼的女子。

在卡图卢斯之前，寥寥无几的拉丁语情诗都是对希腊警铭诗的改写或模仿。卡图卢斯开创了全新的风格，吸引后人纷纷效仿：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拉丁语诗歌中将充斥着爱情主题。爱情主导了卡图卢斯、伽卢斯、提布卢斯、普洛佩提乌斯的诗歌和奥维德的许多作品，还在贺拉斯的《歌集》（Songs）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维吉尔也在《牧歌》中探索了爱情，普洛佩提乌斯有理由称他为情歌诗人之一。在教诲作品《农事诗》的结尾，维吉尔讲述了一个超越生死的、婚姻里的激情故事，这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中都相当罕见。他的《埃涅阿斯纪》将狄多的悲剧放在中心位置，并赞颂了特洛伊武士尼索斯（Nisus）和欧吕阿洛斯（Euryalus）的忠贞爱情。随后，爱情主题出人意料地从拉丁语诗歌中消失了，就像它的出现那么突然。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

与希腊情诗一样，诗中的意中人可以说“不”，这一点非常重要。理论上说，罗马女性完全服从于自己的一家之长，但无论法律如何表示，在公元1世纪早期的贵族世界中，女性实际上可以任意而为。卡图卢斯的莱斯比亚就是这样的女子。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她是西塞罗政敌克洛迪乌斯的妹妹，也就是西塞罗在《为卡伊利乌斯辩护》中攻击的那位克洛迪亚，或者是她的一位姐妹。下面的场景看上去的确可能是真的：年轻的外省贵族来到罗马，爱上了错误的女子，这促使他将激情写进了诗歌，由此改变了欧洲的文学。伽卢斯的意中人则不是这样：那是一位迷人的希腊交际花，马克·安东尼得到她的垂青，就连西塞罗也对这位美人的陪伴印象深刻。提布卢斯、普洛佩提乌斯和奥维德等后辈哀歌诗人钟情的女子又不一样：她们通常受过教育，出身体面的家庭，但地位暧昧——她们也许需要保护人，但可以在追求者中选出那个角色。她们可能反映了多年内战的结果，许多富有的家庭被毁，妇女失去了家中的男性。她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漂泊到罗马，进入了哀歌诗人们描绘的风流世界。随着内战成为历史，那个世界消失了，它为诗歌提供的素材也一并不复存在。

因此，拉丁语情诗的兴衰有社会原因，但也有文学原因。与卢克莱修类似，卡图卢斯开创了希腊人未曾征服的广大和全新的可能性世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中没有类似罗马爱情哀歌的作品。当然，诗人们曾经以个人名义写过自己的爱情（仅以萨福为例就足够了），但新颖之处在于表现了痴迷的激情，带有隐秘叙事的意味，不同的情绪和故事发展过程中的起伏并非出现在某一首诗中，而是支离破碎地分布在许多首诗中。哀歌诗人在该主题基础上发展出各种变体，其中一些借鉴了警铭诗或喜剧：情敌、老鸨、在意中人紧闭门前的哀叹、争吵与和解、作为战争和奴役的爱情。当看到上述主题先后在不同诗人的作品中出现时，我们意识到它们不是无限的。素材最终被耗尽，奥维德曾拿这开玩笑，痛苦结束了。

卡图卢斯最好的警铭诗与众不同。它们在某个方面可以被描绘成冥想：这些作品表现了某种困惑，而非我们通常在警铭诗中看到的轻快。其中最短的一首只有两行，以名句“我既恨又爱”开头，诗人又表示，如果你问为什么，他也不知道。[47]另一首诗的最后表示，莱斯比亚的不忠让自己情欲更盛，但少了挚爱。[48]其中最长的一首有26行，对警铭诗来说似乎有点太长了，但仍然只是大大扩张了的警铭诗，因为不同于后来哀歌诗人的作品，诗中没有叙事和发展：[49]卡图卢斯在自己的处境中沮丧地彷徨，就像老虎在笼子里来回踱步。但他还是用令人赞叹的质朴口吻表示：“很难那么快将长久的爱放到一边。”对他人生造成巨大打击的另一件事是他的哥哥在遥远的小亚细亚去世，一首警铭诗描绘了他“穿过多少国度和风浪”前往墓地吊唁，向其致以哀悼和永别。[50]不考虑批判性描绘，这些诗句展现了诗人最为重要的特质：真实。后来的情歌诗人写的是“第一人称的虚构”，但对于卡图卢斯，我们不得不相信他的诗歌与真实经历具有直接关联。如果不相信这点，他的诗歌将失去魅力。

在哀歌双行体之后，他最喜欢的格律是十一音节体（hendecasyllable），一种轻快、活泼、每行十一个音节的诗体。丁尼生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英语中的例子：

看，我又接受考验，一首小诗

完全用卡图卢斯格律写成……

Look I come to the test, a tiny poem

All composed in a metre from Catullus…

卡图卢斯两次在使用这种诗体的时候提到它：一位顺走了手巾的朋友被警告说，如果不归还，诗人将送几百行十一音节体的诗上门；还有一次，他请求十一音节的诗句帮自己从“肮脏的婊子”那里找回蜡板。[51]换句话说，这种诗体适合攻击，适合侮辱和谩骂。因此，他对莱斯比亚使用这种诗体就很奇怪。另一个意外之处是，写给莱斯比亚的诗中找不到对意中人的描绘，比如眼睛、头发、面容和体态，这些本来是许多情诗的主要内容。对她身体部位的唯一一次描绘反而有损形象：她因为宝贝小雀的死去而哭得眼睛红肿。[52]

那首诗先后呼唤了维纳斯和丘比特，所有的名人佳士，黑暗的冥府和死去的鸟儿，唯独没有呼唤诗歌的真正主角：莱斯比亚本人。随后的两行诗风格轻快，通过重复押韵：

我心爱姑娘的小雀死了，

我心爱姑娘的宝贝小雀。

然后，他想象那只鸟儿去往冥府，展现了阴沉而可笑的画面。他指责这个黑暗的世界吞噬了一切美好的东西，结合了黑暗和感伤。随后，他又责备了鸟儿本身：淘气的小雀，都是因为你，我姑娘的眼睛才又红又肿。我们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为她所写，用玩笑和同情让她高兴起来。这是一首口语化的作品，半严肃半幽默，温柔而充满感情，我们碰巧偷听到了情人的慰藉。从未有人写过像这样融合了平凡和亲密的作品，我们将要等很久才能再次听到它——也许要超过一千年。

这是此类诗歌的关键：几乎所有的情诗都需要间离，无论多么热情，甚至在与意中人当面说话时；卡图卢斯让我们在场。另一首作品的开头写道：“你问我，莱斯比亚，要多少个你的吻才能满足我？”[53]她是在何种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的？只有当情郎紧紧贴着她时。事实上，我们正处于两人的接吻过程中。还有一次，他表示“让我们生活，莱斯比亚，让我们爱”，[54]闲言碎语的老家伙们说些什么一文不值。随后，他用同样轻快的格律反思了日出和日落，当我们短暂的光亮逝去，我们就只能在永恒的黑夜中长眠。这首作品思想直白，风格轻快，短暂的阴影划过页面后，诗歌陷入了更多的吻、吻和吻。

卡图卢斯还使用了“瘸腿短长体”，这种格律被与希波纳科斯和诽谤诗联系起来。在一首作品中，他用笨拙的劝说让自己恢复理智。[55]这种格律的拖泥带水迎合了他意图表达的恋恋不舍。他告诉自己要接受恋情已经结束，在该诗的中间，他宣布自己已经坚强。然后他开始对莱斯比亚说话（这次显然只在他的想象里），尽管他首先假装对她深表同情，但逐渐回忆起了两人过去爱情中越来越多的亲密时刻。到了诗歌末尾，他只能告诉自己要坚强，不再坚持自己已经做到这点。这场在不置可否中结束的情感之旅只有19行，却预示了维吉尔在《牧歌》中将要展开和传递给后世哀歌诗人的心理探索。不过，尽管卡图卢斯对情诗产生了巨大影响，用轻快格律描绘爱情的做法并没有人模仿。这无疑是因为其他诗人认识到，这些作品的精髓是自发和直接，是与原始体验的接近。我们无法模仿自发，有些事只能做一次。

卡图卢斯的长篇作品显示了他文学性格中与短篇作品截然不同的一面。每首作品在某个方面都是实验性的。其中四首可以被称为诗中诗，即包含在外部框架中的诗，或者具有不同基调的序章。他的《阿提斯》（Attis，《歌集》63）是对其本人的技术挑战：它采用了狂野而迅捷的罕见格律，因为短音节众多而很难用拉丁语驾驭。[56]该诗的内容和它的形式一样怪异：出于对大神母库柏勒（Cybele）的虔诚，阿提斯（诗歌的许多内容出自他或她之口）阉割了自己，但似乎不清楚应该称自己为男子或女子。这是关于性异常和自我迷恋的杰作。

《歌集》66是对卡利马科斯一首总体上相当枯燥的宫廷诗（被收入了他的《起源》）的翻译。为什么卡图卢斯让自己做这种练习？他在写给朋友的序言中（《歌集》65）解释说，哥哥的去世让他过于悲伤，无法实现缪斯带来的灵感，所以只好用这种练习代替。这是非常简单的情感，但卡图卢斯的表达方式不同寻常。长二十行的全诗是一个长句，死亡只是其中的插入部分。作者对死亡进行了奇异的美化：诗人表示，勒特河（Lethe）的水淹没了他哥哥的苍白的脚。随后，在复杂而凄婉的诗句中，他把自己永恒的爱比作“道里斯人（Daulian）……在浓密的树荫里为死去的伊图洛斯（Itylus）的命运哀悼”——即被神话想象外衣包裹的夜莺之歌。[57]作品的基调可能显得阴冷，但极为动人。因为卡图卢斯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美感，并探索了间离的效果。他让我们相信，装饰和美化哥哥的命运并非因为他缺乏感情，而是因为他感情太丰富：若非如此，痛苦将显得过于粗俗。

他还写过两首婚歌，[58]其中第二首使用了优美的明喻，将新娘的童年比作生长在封闭花园中的花。他的短篇作品中很少出现意象，例外是他用萨福诗体写的两首实验性作品之一的结尾：[59]在用极其下流的方式谴责了莱斯比亚后，他最后温和地把莱斯比亚比作田边的一朵花，因为被恰好经过的犁头刮到而凋零。上述两处明喻似乎都受到萨福本人意象的启发。《歌集》64比他别的作品都要长得多，卡图卢斯在其中最彻底地沉浸于自己的感官。该诗共四百行出头，是一篇长度适中的神话叙事，属于现代学者所称的“微型史诗”（epyllion）。不能把这个词理解成“小史诗”，此类作品并非规模本该更大作品的压缩或微缩版本，只是因为作者觉得这种篇幅合适。事实上，《歌集》64让人觉得相当宏大。不考虑上述保留，“微型史诗”是此类没有其他名字体裁的有用标签。即使卡图卢斯给这首诗起过名字，我们也已经无从知晓，也许最好还是沿袭单调的“《歌集》64”，因为这首诗的奇异之处在于没有任何主题。

乍看之下，作品主题将是阿尔戈号英雄。随后，诗中描绘了其中的一员——珀琉斯如何遇到海中仙女忒提斯，并开始描绘他们的婚礼。然而，作品随后转向阿里阿德涅（Ariadne）和忒修斯的故事。在相当短暂地回归婚礼后，作品再次转向阿喀琉斯（那对新人的孩子）的英雄生涯。作品的最后谴责了英雄时代结束后人类的罪恶。与忒奥克里托斯的第一首《牧歌》类似，该作品有两段诗中诗，分别描绘了视觉和听觉艺术品。前者是婚床上的刺绣，上面描绘了阿里阿德涅在海滩上醒来，发现忒修斯抛弃了自己。后者是命运女神演唱的婚歌。但两者的比例非常奇怪：对刺绣的描写从第50行后便开始，持续了超过两百行，占据全诗一半略多的篇幅。因此，卡图卢斯又对自己的技艺提出了挑战：如果阿里阿德涅在诗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最后的四分之一内容会不会显得令人失望呢？诗人没有完全克服这个问题，但诗歌的前三百行几乎灵感不断。作品陶醉于视觉之美：赤裸的海中仙女从波光和浪花中现身；[60]珀琉斯的宫殿闪耀着金、银和粉色象牙的光彩；[61]特别是描绘了阿里阿德涅的织锦。

与忒奥克里托斯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该诗也探索了艺术和幻觉。阿里阿德涅只是图画，男人们兴致勃勃地注视着她的楚楚可怜，衣服从她身上滑落，乳房露了出来，波浪在她脚边玩弄着那些衣服。[62]如此造作和迷人的东西怎么能真正打动人呢？但事实上，它的确做到了。阿里阿德涅似乎想从画面中挣脱出来。诗人让她发表悲切的大段哀叹，回顾了她早前的生活，展望了忒修斯回到雅典后的状况，然后再次提醒我们，这仅仅是一幅画。[63]接着，诗人再次做出意外之举。[64]与我们想象的画面截然不同，酒神巴库斯前来拯救姑娘并献上了爱情。他带着手持号、鼓和钹等乐器的侍从，诗人用一系列拟声词出色地描绘了它们的喧闹。随后，诗人突然收住话头：床罩上装饰的就是“这些形象”[65]——我们再次回到了珀琉斯的宫殿。

卡图卢斯最怪异的实验是《歌集》68。该诗分为篇幅不等的三个部分，我们分别称之为A、B和C。[66]A部分是从维罗纳向一位身在罗马的朋友说的话，后者请求获得一些情诗。卡图卢斯回答说，由于哥哥去世带来的悲痛，他无心再写情诗。朋友曾责备了他的缺席：在他离开期间，他受到了羞辱，因为所有体面的人都睡过他留下的床。卡图卢斯回答说，这并非羞辱，仅仅是悲哀。他还表示，无法写诗是因为自己的书不在身边，以后情况可能会不同。就这样，A部分在不置可否中结束。B部分的基调有所不同。这部分同样是对朋友说的话（很可能就是A部分中的那位，但完全无法确定），感谢后者为诗人和意中人幽会提供了一所房子。[67]C部分简短回顾了B部分：诗人表示，该诗是他能送出的最珍贵礼物。这首作品既啰嗦又古怪散漫，但在两个主要部分中短暂地出现过两个醒目的事实：哥哥的死和莱斯比亚。哥哥的形象稍纵即逝：与《歌集》65一样，我们可能觉得更多着墨会太痛苦。在B部分，卡图卢斯回忆了莱斯比亚前来幽会：她光洁的脚踏在磨损的门槛上，用鞋跟轻轻敲打。

站在门槛上的不仅是莱斯比亚，还有欧洲文学，因为有两件事从这里开始。首先，在诗人头脑中被固定下来的是极其普通的东西，质地的反差、石头上的闪亮鞋子、听见刺耳声音的时刻。这里出现了对微小和普通体验之特点的新感受，通过视觉和听觉细节得以实现，我们将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再次看到这些。其次，我们看到了叙事片段：卡图卢斯开始讲述故事。这将成为我们所知的拉丁语爱情哀歌的源起：原生质似乎在我们眼前进化。

注释：

[1] 《蒂迈欧篇》22b。

[2] 西塞罗，《为阿尔喀亚斯辩护》23。

[3] 《书信集》2.1.156-7。

[4] 《编年记》卷一（Skutsch版2-11行）。

[5] 《哀歌》2.424。

[6] 卡西奥多罗斯，《圣教与世俗学问绪论》1.1.8。

[7] 《编年记》卷一（Skutsch版34-50行）。

[8] 《伊利亚特》2.16-22。

[9] 《讽刺诗》10.123-4。

[10] 《论法律》2.15。

[11] 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与西塞罗比较传记》1。

[12] 《为卡伊利乌斯辩护》33-8。

[13] 《反皮索词》22。

[14] 《反皮索词》37。

[15] 《与友人书》4.5。

[16] 《物性论》1.62-79。

[17] 《物性论》1.101。

[18] 《物性论》3.830。

[19] 《物性论》1.250-51。

[20] 《物性论》1.225。

[21] 《物性论》2.991-1001。

[22] 《物性论》5.795-6，5.821-2。

[23] 《物性论》2.67-79。

[24] 《沉思录》12.23。

[25] 《沉思录》12.26。

[26] 《农事诗》2.490-92。

[27] 《物性论》3.28-9。

[28] 《物性论》3.931-63。

[29] 《物性论》3.1024-52。

[30] 意为“与整体同质的部分”，阿纳克萨格拉认为那是事物的始基，卢克莱修表示反对。——译注

[31] 《物性论》1.830和1.834。

[32] 《物性论》5.1204-10。

[33] 《物性论》3.894-903。

[34] 《物性论》1.311-18。

[35] 《物性论》4.400-403。

[36] 《物性论》2.263-5。

[37] 《物性论》2.801-4。

[38] 《物性论》2.828-30。

[39] 《物性论》4.75-80。

[40] 《物性论》2.766-7。

[41] 《物性论》4.420-52。

[42] 《物性论》4.414-20。

[43] 《物性论》2.1030-39。

[44] 《物性论》3.1060-67。

[45] 《物性论》5.1403-4。

[46] 《物性论》1.581起。参见Jenkyns, Virgil’s Experience, Oxford, 1998, p250。——译注

[47] 《歌集》85。

[48] 《歌集》75。

[49] 《歌集》76。

[50] 《歌集》101。

[51] 《歌集》12和42。

[52] 《歌集》3。

[53] 《歌集》7。

[54] 《歌集》5。

[55] 《歌集》8。

[56] 这种格律名为伽鲁斯短长格（Galliambic），形式为短短长短长短长长/短短长短短短短（可长可短），许多长音节可用两个短音节代替。后半部分短音节较多，更适合希腊语。原用于对库柏勒的狂热崇拜，伽鲁斯（gallus）是库柏勒的阉人祭司。——译注

[57] 道里斯人指菲洛墨拉，因为住在道里斯城（Daulis）而得名。她的姐姐普罗科涅与特柔斯生有一子，名叫伊图洛斯。特柔斯垂涎菲洛墨拉的美貌，在将其强暴后又割去了她的舌头。普罗科涅获悉此事后杀死了伊图洛斯。后来，诸神将菲洛墨拉变成燕子，将普罗科涅变成夜莺。——译注

[58] 《歌集》61和62。

[59] 《歌集》11。

[60] 《歌集》64.14-48。

[61] 《歌集》64.43-9。

[62] 《歌集》64.60-67。

[63] 《歌集》64.132-201。

[64] 《歌集》64.251-3。

[65] 《歌集》64.265。

[66] 《歌集》68.1-40，68.41-148，68.149-60。

[67] 《歌集》68.70-72。

第八章

维吉尔

西塞罗给他那个时代的年轻诗人们起了一个希腊名字：“新诗派”（neoteroi）。[1]除了卡图卢斯，“新诗派”的作品已经失传，但其中至少有两人是他的好友：秦纳（Cinna，公元前44年卒）和卡尔乌斯（Calvus，公元前82年—早于前47年）。秦纳的代表作是《斯米尔娜》（Zmyrna），卡图卢斯称他用了九年时间创作此诗，这很可能是幽默的夸张。[2]该诗以晦涩著称，因此在特点上无疑与卡图卢斯的《歌集》64截然不同。作品主题是另一位缺乏自制的女主角斯米尔娜（亦称米尔拉[Myrrha]），她爱上了自己的父亲。卡尔乌斯的《伊娥》（Io）的主人公是另一种类型的不幸姑娘，她被朱庇特（诸神之王，相当于希腊人的宙斯）强暴，后来又被变成了一头母牛。维吉尔《牧歌》中的用典暗示，这是一部抒发悲哀之情的作品。[3]卡尔乌斯还为他的妻子或亲人之死写了哀歌。秦纳、卡尔乌斯和卡图卢斯各自写过一首短篇神话史诗，但此外不清楚他们是否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组成了一个社交集团，但不一定是文学流派。

他们是生计无忧的士绅，写诗只是出于兴趣。在没有印刷术的世界里，没人能靠笔头养活自己，除非通过佣金或赞助。作为后来的奥古斯都的主要副手之一，马伊克纳斯（Maecenas）成了历史上最成功的文学赞助人。早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他就把维吉尔和瓦里乌斯收入门下，不久以后又得到了贺拉斯，几年后把普洛佩提乌斯也一并罗织。贺拉斯与他的友谊特别亲密（也很复杂），成为前者诗中的重要主题。马伊克纳斯赞助诗人们是因为他喜爱诗歌，这无疑也是他们喜欢他的理由之一。但是否有更加利己主义的动机呢？这些作者不会进行任何普通意义上的宣传，也无意左右同时代人的观点：组成他们读者的精英阶层对此再清楚不过。马伊克纳斯显示出极大的耐心：成为赞助人十年后，他的诗人们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可以被认为对政权有用的东西。他的利己主义体现在更宏大的意义上，即通过赢得后世的赞美让自己获得不朽。马伊克纳斯非常幸运，因为他找到了维吉尔。没有人能预见到如此等级的天才。但马伊克纳斯的能力在于，通过结合适度塑造和轻度监管，他用自己的好运创造了一个辉煌的诗派；只要在作品中的某处赞美奥古斯都，他们基本上就能任意而为。这种计划奏效了：以奥古斯都的名字命名的时代被世人视作文明的巅峰时期之一，这不是因为他非凡的政治谋略，而是因为诗人们。赞助维吉尔和贺拉斯是笔好买卖。

当维吉尔（公元前70年—前19年）刚刚开始创作《埃涅阿斯纪》时，普洛佩提乌斯就写道：“比《伊利亚特》更伟大的东西即将诞生。”[4]他的天才在生前便得到承认，在去世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后，他已经成为经典和教材。鉴于罗马人自始至终对他的巨大兴趣，我们关于他出身的了解少得令人吃惊，只知道他来自位于当时山南高卢的曼托瓦（Mantua）。在第一部发表的作品中，他向赞助人致以敬意，但马伊克纳斯当时还不在其列。年轻的诗人做出了惊人决定：他将直接和公开效仿他人。他甚至将这个事实广而告之：在一首诗歌中，他召唤了西西里的缪斯；在另一首作品中，他宣称自己的缪斯最早爱上叙拉古诗体——两者都与忒奥克里托斯有关。[5]他称自己的诗集为Bucolics（牧牛人之事），称其中的各首作品为eclogae（作品选），后来《牧歌》（Eclogues）成了诗集整体的惯用名。诗集包括10首诗，与忒奥克里托斯的《牧歌》不同，它们在长度上没有很大区别。作品的编排注重对称：第4和第6首牧歌是非田园诗；第3和第7首是歌唱竞赛；第2和第8首是关于受挫的爱情或单相思；第1和第9首描绘了当时意大利发生的没收土地事件。奇数编号的牧歌采用对话形式，偶数编号的则不是。这种史无前例的严密组织让我们疑惑应该把《牧歌》看成编为一卷的10首诗还是单一作品。不过，在上述框架下存在不同的世界：一些诗歌似乎属于神话幻想，一些属于忒奥克里托斯式的永恒当下，还有一些反映了当前现实世界中的事件。

过去，《牧歌》有时会被视作简单的田园诗；而在现代，它们被描绘成特别晦涩的作品。不过，我们不应把难以捉摸误解成晦涩。我们不再能理解其中的几个典故，但撇开时间的意外，这些诗歌总体上并未造成多少困难。但想要弄懂它们的确不太容易。比如地点。一位牧羊人遇见了两个同行，“两人都是阿卡迪亚人”。[6]但几行之后，他们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平原上的明基乌斯（Mincius）河畔。在现实中无法解释这点。有时，现实似乎被调了个儿：萨梯希莱努斯（Silenus）在歌唱与维吉尔同时代的伽卢斯——[7]我们无疑会觉得，事实应该相反才对。

第8首牧歌的核心是一小段花絮：“我初见你时，你年纪还小，正随着你母亲在我园里采带露的苹果(我是你们的带路人），那时候我的年龄比十二岁还差一点，刚刚能够从地上攀到那柔软的枝干；一看到你，我就完了，我就陷入了苦难！”[8]这里的一切微妙而精准：各种元素细微、有限、脆弱、精确和孩子气。诗中的场景栩栩如生，但也很遥远，因为我们与之隔了四层：维吉尔用自己的口吻介绍此诗，他描绘了达蒙（Damon），后者以将要自杀的情人的角色唱了一首歌，而那位情人又回忆起了多年前的时刻。诗中场景就像是从望远镜的另一端看到的画面，既非常遥远又非常清晰。

第9首牧歌用类似的间接方式介绍了土地被没收。两位牧羊人提到不在场的墨纳尔卡斯（Menalcas）——某位看上去很像维吉尔的诗人，并四次提到他的作品。[9]其中两段引文以精致优雅的方式改写了忒奥克里托斯的作品，有一段提及曼托瓦（维吉尔的家乡）和邻近的克雷莫纳（Cremona）的不幸。与卡图卢斯对哥哥的哀悼类似，诗歌和现实间存在间离或多重间离，否则可能会显得过于痛苦。这些诗歌中的许多东西处于我们视野的边缘。诗中没有女性的声音（在其中一首作品里，牧羊人扮演了女性的角色[10]）。一位牧人哀叹将被逐出自己的土地，但那要等到明天，还没有士兵出现。我们听说了冬天、下雨和城镇，甚至罗马本身，但这些只是舞台外的噪音，是对其他时代和地点的暗示。

这些诗歌大多以希腊幻想的形式出现，但也可以看到零星的现实，而且并非全都令人不快。在第2首牧歌中，柯吕冬（Corydon）描绘了自己将带给心上人的礼物：又白又软的榅桲、栗子和蜡李。[11]这些词汇中有静止的生命（不仅是静止的生命，因为这些东西还很美味），普通物品的质地被相互对比，纯粹为了供人欣赏。这是一种新的情感，尽管可以在莱斯比亚用金色凉鞋叩击门槛的时刻感受到它的源头。这首牧歌还对维吉尔同时代的人产生了另一种影响。柯吕冬爱上了男孩阿莱克西斯（Alexis），后者却不爱他。该诗是柯吕冬的独白，他在诗中责备了不在场的意中人。他时而骄傲，时而谦卑，时而充满希望，时而任性或不羁，最后他表示，如果这个阿莱克西斯抛弃了自己，他会再找一个。但有充分的暗示表明，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只有阿莱克西斯才是他的真爱。这种包含了情绪反复变化的心理独角戏将对奥古斯都时代的哀歌诗人产生重要影响。总体上看，《牧歌》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组短诗，因为在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的多个世纪里，它们将成为大量田园文学作品的主要模板。就这样，本来想要显得不寻常和独具一格的十首诗成了规范性作品，这是文学史上的重大反讽之一。

就像我们对他这个级别的作家期待的那样，维吉尔在《农事诗》中转往全新的方向。《牧歌》简练和难以捉摸，而且特意追求封闭和有限，《农事诗》的精神则是轻松、开放和广阔的。这是一首关于农事的教诲诗，诗中四卷依次涉及耕作，种植葡萄、树木和橄榄，畜牧和养蜂。各卷的编排讲求对称，长度基本一致。总体上看，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基调以持重为主，第二和第四卷则相当轻快。第一和第三卷有大段引言，结尾则严肃而突然，其他两卷的引言较短，并做了简短的总结。在上述严格的框架内，诗歌内容自由而多变。

通过诗篇伊始的典故，维吉尔指出自己的模板将是赫西俄德，但仅限于第一卷。《农事诗》的部分活力因其打破了希腊人的桎梏，精彩地展开了全新的发明。随着作品的深入，诗人还介绍了更多他本人的情况。在第一卷中，他几乎像《物性论》那样隐去自我。但在第二卷中，他谈到了自己的创新性格，将其与卢克莱修的性格做了对比。[12]在第三卷中，他提及自己未来的创作计划，[13]谈到了家乡曼托瓦，并描绘了当地的风光，而不像在《牧歌》中那样仅仅用了片言只语：河边是郁郁葱葱的田野，宽阔的明基乌斯河缓缓地蜿蜒流过，两岸排列着鲜嫩的芦苇。[14]这是一幕不寻常的景象，因为大部分意大利河流湍急、多石而且不齐整——维吉尔展现了故土的鲜明特点。诗人将自己置于风景中，把后者的特色变成本人的印鉴。其他诗人被此打动，纷纷效仿：贺拉斯描绘了家乡的班杜西亚（Bandusia）泉，表示要让它与希腊名泉一样著名；[15]普洛佩提乌斯描绘了坐落在山坡上的家乡阿西西城（Asisi），翁布里亚（Umbrian）平原上夏天会变暖的浅湖，以及墨瓦尼亚（Mevania）山间终年被雾气笼罩的洞穴。[16]

维吉尔坚称，这首诗并非虚构作品。“土地在我手上”[17]（换句话说，他的主题是各种土壤类型），我们几乎能看见他指甲下的尘土。他在《牧歌》中模仿了卡利马科斯，现在又将其抛到一边。他表示，那些神话故事现在都老掉牙了：“谁没写过少年许拉斯？”[18]维吉尔曾在第6首牧歌中令人难忘地描摹过许拉斯，[19]所以他现在也开始与过去的自我分道扬镳。该诗热爱自然，但现实主义风格也使其认识到，自然可能是残酷或无情的。《农事诗》的许多内容严厉或严肃，但总体印象是光辉和灿烂的，似乎从内部被点亮。在第一卷中，维吉尔语气沉重，但不同于赫西俄德，他不是个喜欢抱怨的人。laetus和durus这两个单词反复出现。laetus的基本意思是“多产的”：诗歌以“什么才能让庄稼多产”开篇。但它更多时候表示“欢快的”，这种意思从第一行起就出现了。从坚实的土地中长出了快乐。durus意为“困难的”，和英语中的对应词汇一样，它可以表示好的或不好的意思，维吉尔利用了这种模棱两可。农民及其生活的辛苦既艰难又值得称赞。不过，作品主题随后转向暴雨和洪水造成的破坏，然后又转到当前内战带来的灾难。第一卷的结尾激动而绝望，但并不影响整体框架。这仅仅是作品的一部分，在全诗最后，罗马人的国家将变得稳固和安全。

隐喻从理念出发，将其纳入物质形式。维吉尔的想法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从农村的具体现实出发，展现了道德和想象中的真实如何从这片土地中诞生。庄稼、动物、风景和农民本人并非象征物，而是指代物。诗人谈到了农家日常的麻烦事——害虫和杂草。[20]然后，他貌似漫不经心地提到，主神朱庇特不希望人类生活轻松。诗歌升华为对神明意图的宽泛宣示，通过辛劳和需求的压力，神明加强了人类的活力和创造力。然后，诗人重新回到日常的麻烦事，最终用一个语带讥讽的笑话结束了该话题。他穿梭于普通和崇高之间，在第二卷对意大利的赞美中二者尤其天衣无缝。维吉尔用标准的教诲诗口吻探讨了适合特别种类葡萄和树木的不同地貌。[21]他指出只有印度出产乌木，只有阿拉伯的赛伯伊人（Sabaeans）出产乳香——在某个时点，我们意识到他已经离题谈起了异国土地上的奇珍。经过大约二十行像这样的列举，他使用了拉丁语文学中最有力的连词：“但是”。这个小小的连词让话锋突转，因为它表明之前的一切只是一个庞大段落的前半部分。“但是”，所有这些神奇都被意大利的荣光掩盖[22]——维吉尔开始了有史以来对某片土地最优美的颂词。

他探究了意大利的各种地貌，带我们前往阿尔卑斯山的湖泊、内陆的翁布里亚和南边的那不勒斯湾。不过，诗人几乎没有做直接描写，只是在最后用两句景物描写概括了自己的国家：“人们在陡峭的岩壁上亲手筑起那么多城，河流在古老的城墙下淌过。”[23]这是意大利风貌的两大特征：亚平宁山区的山城和平原地区的河流景致，但也融合了人与土地，自然与文化，历史，时间与永恒，堪称所有诗歌中最伟大的结晶化时刻之一。它似乎是维吉尔宏大雄辩的高潮，但诗歌的洪流继续滚滚向前，以罗马的伟人收尾，最终指向一个人：恺撒（未来的奥古斯都）本人。[24]这无疑是高潮所在，但随着维吉尔呼唤意大利本身，诗歌迎来了进一步的高潮：“万岁，伟大的庄稼之母，萨尔图努斯的土地，伟大的人类之母……”[25]诗中还将出现另一个角色，那就是诗人自己。在颂词的最后，他充满自豪地宣称，是他自己在罗马各个城镇传唱阿斯克拉人（即赫西俄德）的歌曲。[26]作为修辞术，这是无与伦比的，结合了宏大与紧凑，最高级手法与情感的丰富。不仅如此，这还是对人类如何通过求同存异，通过植根于土地、城邦、历史和民族来实现繁荣的深刻冥想。诗人将在《埃涅阿斯纪》中重拾这个主题。

我们找不到与《农事诗》第二卷非常相似的诗歌，像它那样展现出持续的欢乐和无尽的悦耳创新。这一卷是全诗的核心与缩影。我们可能会想到尼采的话，“比内心的痛苦更深刻的快乐”：一种深刻的快乐维系着整部作品，甚至在更加严肃的几卷中也会浮出水面。在第一卷中，诗人兴奋地谈及“神圣乡村的光荣”，[27]这个表达在英译中失色不少：但光荣属于公共和军事范畴，“神圣”表示“充满神性”。诗人甚至兴致勃勃、带有几许幽默地关注像蚂蚁和田鼠这样的害虫，[28]或者描绘了渡鸦独自在海滩上踱步，并用几行诗饶有趣味地模拟了鸟儿的昂首阔步。[29]在以严厉风格为主的第三卷中，诗人突然插入了牧人生活的幻想曲，比《牧歌》中的任何一首都长。[30]这首诗歌热爱自然，但与所有最恒久的爱情一样，它同样包含了理解，而且不带幻想。

第二卷以另一段颂词结尾，赞美了农村生活的好处。[31]维吉尔在其中融入了另一个主题。他第一次开始谈及自己——他的抱负、希望和局限。他表示，自己想要描绘自然的物理运作，但如果缺乏这样做的精神力，但愿他至少能热爱农村的树林与河流，尽管他“并不光荣”。他还向卢克莱修表达了敬意，不过并未提及后者的名字（他从未直接给出任何自己模仿过的诗人之名）：那个能够理解万物缘由，将对死亡的恐惧踩在脚下的人是幸福的。但认识乡间神明，可以过上远离战争风暴的乡村生活的人也是幸运的。这还是一段敏锐的文学批评：诗人维吉尔称赞了卢克莱修思想的威力，认识到哲学力量和道德活力是其诗歌影响力的实质。但通过把自己比作农人，维吉尔有点故意选择了逃避，避开了直接向前辈挑战（“那人……幸福的，但……也是幸运的”）。卢克莱修给他带来灵感，但他本人是另一种类型的诗人。

农村生活颂词的开头和结尾略微带有些忧郁。他热情地描述了这种存在的和平、美和优点，并在最后宣称：离开大地前，正义女神在农民们中间留下了最后的足迹。由于正义女神在黄金时代末离开，这为农村生活添加了金色的光辉：在农村，我们比在其他地方更接近传说中的乐园。但我们也看到，那个乐园已经逝去。维吉尔断言正是这样的生活造就了罗马和意大利，在朱庇特和战争出现前，金色的农神正是在大地上过着这样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他再度提醒我们，那段幸福时光距离多么遥远。就这样，恢弘的狂想曲以一长段渐弱的调子结尾，维吉尔用平静的语言关上了大门：“我们穿越了广袤的平原，现在是时候为马匹热气蒸腾的脖颈解开驾辕了。”

在关于养蜂的第四卷中，维吉尔的笔调变得最为轻松。他注意到，自己的描绘对象很小（按字面意思），但希望它们能获得不小的荣耀。[32]这再次表达了他对于物质世界私密细节中蕴含价值的观点。他既严肃又幽默，教导我们赞美这些渺小生物的勇气、习惯、集体和战斗。他喜欢从蜜蜂的视角看待万物。养蜂人应该把岩石抛入大海，好让蜂群落脚[33]——我们意识到，他指的是池塘里的鹅卵石。他甚至把它们在蜂巢中的忙碌工作比作圆目巨人在埃特纳火山下的劳动。[34]这些是真正的蜜蜂，但从它们身边不时掠过对人类社会的反思。于是，他有一次随口称它们为“小奎里特斯”（Quirites，即罗马公民）；[35]还有一次，称它们对蜂王的尊敬甚至超过了米底人（Medes）和埃及人这样的东方民族。[36]在一段精彩的固定套路描写中，他展现了两群蜜蜂间的战斗——它们用刺作为武器，嗡嗡声犹如号声，身上的光泽犹如盔甲，小小的胸膛中升腾起崇高的精神。[37]但他又表示，只要撒一小把土就能平息这番激烈的冲突和盛怒。不那么伟大的艺术家可能会从中得出道德教诲，但维吉尔懂得节制，把它留给了读者。

随后，维吉尔笔锋突转，假意表示要不是这项工作即将结束，他还想谈谈种植鲜花和蔬菜。[38]但他马上食言，第一次离题说起个人逸事，动人地描绘了一个他在意大利偏远南方结识的老年园艺商。事实上，半卷诗已经足够教授养蜂知识，诗人在剩下的篇幅里给了我们最大的意外。教诲诗带来一个特别的形式问题，即如何结尾。与故事不同，它们不会自然地走向高潮和结局。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只是无声无息地走向终点；卢克莱修的诗歌可能并没有结束，但甚至就连他看上去也不知道如何满意地结尾（最后一卷是六卷中力度最弱的）。维吉尔的解决办法激进而巧妙：他干脆升腾到新的世界。

于是，该诗的剩余篇幅被留给了神话叙事。维吉尔讲述了阿里斯塔俄斯（Aristaeus）失去自己的蜜蜂和发现如何获得新蜂群方法的故事。他的母亲（一位海中仙女）告诉他如何抓住海神普罗透斯（Proteus），后者在威逼下会吐露秘密。普罗透斯咬着牙，眼珠转动着，用精美的语言（诗人有意营造了不协调）讲述了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故事。[39]他解释说，阿里斯塔俄斯正在遭受惩罚：欧律狄刻因为躲避他而被蛇咬死。俄耳甫斯前往冥府去营救她，但在最后一刻回了头（冥后普洛塞庇涅禁止他这样做），导致再次失去了爱人。

这是我们已知那个著名故事的最早版本，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是维吉尔的发明。但把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同阿里斯塔俄斯联系起来显然是维吉尔自己的创造：两个故事间的衔接有明显的斧凿痕迹。他的模板是卡图卢斯《歌集》64，无论是用故事嵌套故事，故事间的薄弱联系，情感重心被赋予嵌套的部分。但他没有模仿卡图卢斯的失调比例：俄耳甫斯死后，阿里斯塔俄斯的故事也很快收尾。这是维吉尔在向新诗派风格告别，实现了近乎歌剧特点的凄婉；这种风格似乎很在意自己的美，但仍然极为动人。

在比例、结构和内容发展上，没有哪首长诗能够企及《农事诗》的音乐性。作品最后是八行的尾声部分。当恺撒在幼发拉底河畔发出雷霆之怒，向着奥林波斯山进发时，而我维吉尔——此人在无所顾忌的青年时代曾写过山毛榉树荫下歌唱的提图卢斯——却在那不勒斯追求不光荣的惬意。诗人对此做了巧妙的安排。其中四行给了伟大的公众人物屋大维，四行给了卑微的诗人自己。诗人进行了自贬，但就像在对意大利的颂词中那样，诗歌在维吉尔本人那里达到高潮。谦逊与断言间维持了优美的平衡。我们将看到，在作品最后引入作者本人的手法会影响其他诗人，但我们不会再看到维吉尔本人这样做，因为他的下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将是史诗，而史诗诗人通常会隐藏自己。

维吉尔将《埃涅阿斯纪》安排在特洛伊战争之后。主人公埃涅阿斯带着一行人逃离特洛伊，但遭到女神朱诺（众神之王朱庇特之妻）怒火的追逐。命运安排他建立城邦和为未来的罗马民族奠基。故事从中途说起：埃涅阿斯正置身海上的暴风雨中。特洛伊人在迦太基附近的北非沿岸登陆，当地的女王狄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朱诺和维纳斯（埃涅阿斯的母亲）设计让狄多爱上埃涅阿斯。在第二卷中，应狄多的请求，埃涅阿斯讲述了特洛伊之劫的故事，他在这场劫难中失去了妻子克洛伊萨（Creusa）；克洛伊萨的鬼魂向他现身，告知命运为他在意大利做好的安排。在第三卷中，埃涅阿斯继续讲述了自己多年漂泊的故事。狄多试图压制对埃涅阿斯的爱，因为她曾起誓对亡夫保持忠贞。她和埃涅阿斯一起出去打猎，暴雨把他们赶进了山洞，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爱欲。朱庇特命令埃涅阿斯完成在意大利的命运。埃涅阿斯还没来得及说，狄多就已经获悉他准备离开，于是对其痛加申斥，并在他离开后自杀身亡。在第六卷中，埃涅阿斯抵达了意大利。在女祭司西比尔的指引下，他造访地下世界的亡灵国度，遇到了包括狄多在内的故人。在福人岛，他的父亲安喀塞斯（Anchises）向其展现了尚未出生但将会成为罗马英雄的灵魂。

第七和第八卷探索了意大利中部。第七卷中，特洛伊人受到拉提努斯（Latinus）国王的欢迎，但他的粗俗臣民与特洛伊人爆发了冲突，并演变成与邻邦君主图尔努斯（Turnus）的全面战争，此人是意大利人的领袖，嫉妒埃涅阿斯。第八卷中，埃涅阿斯沿台伯河（Tiber）而上，向埃万德（Evander）国王求援，后者的国土后来将成为罗马。埃万德派儿子帕拉斯（Pallas）与特洛伊人并肩作战。这一卷的最后，维纳斯为埃涅阿斯带来了她丈夫伍尔坎打造的盾牌，上面描绘了罗马历史上将要发生的事件，中心位置是阿克提翁战役中的奥古斯都。最后四卷描绘了战争，图尔努斯在此过程中杀死了帕拉斯。最终，埃涅阿斯与图尔努斯展开对决，并制服了后者。他一度想要饶恕对方，但随即想起了帕拉斯，于是痛下杀手。

我们继承了史诗是最困难和最雄心勃勃的诗歌形式的观点：就像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的：“对天才的赞美首先属于史诗作者，因为那需要结合所有单独情况下足以满足其他作品的力量。”[40]这种想法是维吉尔造就的：在他之前和之后，许多诗人在创作史诗时都不曾感到这项任务是极端艰难的。但《埃涅阿斯纪》的确充满了雄心壮志。它第一次采用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主题（但丁和弥尔顿沿袭了这种理念），展现了命运对未来世界统治的安排。在第八卷末，埃涅阿斯拿起了那面描绘有罗马未来历史事件的盾牌，“把他后裔的荣誉和命运扛在肩上”。[41]埃涅阿斯名副其实地“担负”起了对后世的道德责任。大多数史诗采用神话主题，有的采用历史主题，而维吉尔同时采用了两者，将现在交织进了一个往昔传说中的故事。他还决定对应两部荷马史诗的叙事。总体上看，该诗的第一部分模仿了《奥德赛》，第二部分模仿了《伊利亚特》，尽管在情节的细节上更加复杂和灵活。这意味着《埃涅阿斯纪》需要大幅压缩：它改编了两部希腊史诗的故事，篇幅却比两者都短。

选择与那两部史诗对应意味着他决定做模仿者，就像在《牧歌》中那样。如此亲密地与荷马并肩而行，远远超过了所有罗马作家们对希腊前辈的共同意识，没有其他哪位史诗诗人做过类似的事。据说，在被指责剽窃时，维吉尔表示他的批评者们也应该尝试一下：他们会发现从荷马那里顺走一行诗比偷走赫拉克勒斯的大棒更难。[42]无论是否真实，这则逸闻暗示，并非每个人都清楚维吉尔的意图，而且它很难实现。不过，维吉尔用自己与荷马（和其他作家）的关系取得了发人深省的效果，让他得以从不同角度看待角色和形势，其中一些可能是含糊或具有欺骗性的。

埃涅阿斯的敌人们称他为“帕里斯”，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他并非自私的引诱者。[43]西比尔告诉埃涅阿斯，第二个阿喀琉斯正在拉提乌姆等着他。[44]但最终，图尔努斯只是扮演了赫克托耳的角色，埃涅阿斯本人成了这部作品中的阿喀琉斯。狄多融合了瑙西卡娅、喀耳刻和卡吕普索的角色，也许还有佩涅洛珀，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给她造成的负担。喀耳刻和卡吕普索是女神，不会深受伤害或羞辱；瑙西卡娅对奥德修斯的爱慕并未毁了她。狄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们将会看到，该诗与荷马的对话（相似与不同之处的互动）在结尾处变得最为深刻和彻底。不过，与荷马的相似有时存在疑问。当第三卷中埃涅阿斯经历奥德修斯般的漂泊时，我们看不到希腊史诗中的活力。相反，对特洛伊之劫中的混乱、暴力和恐慌的描写则是原创和精彩的——这也许是古代文学中最好的战争叙事，显示了平时我们意想不到的一面。在第五卷中，维吉尔改编了《伊利亚特》第二十三卷（赛车成了赛舟）：这是一次巧妙的文学练习，技艺娴熟但死气沉沉。偷走赫拉克勒斯的大棒真的存在风险。

维吉尔面临的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在诗中安排奥古斯都的位置。[45]诗人的解决办法是让他只在三个地方出现：第一卷中，朱庇特预言他将带来和平；第六卷中，安喀塞斯把他展示给了埃涅阿斯；第八卷中，他成了盾牌上的中心形象。也许，如何把老板放在世界历史之巅是连像维吉尔这样的天才也无法完全解决的难题，但诗人差不多做到了。诗中的奥古斯都并非人类，而是灿烂的光辉。关键之处在于，他与诗中以其他途径探索的领导、政府和社会等严肃理念联系起来。途径之一是埃涅阿斯本人的形象。在诗歌的第一句话中，他被描述为注定将遭受许多痛苦，“直到他能够建立一座城”，并以“巍峨的罗马城垣”结束这句话。桀骜的狄多宣称：“我建立了一座高贵的城，看见了我自己的城垣……”[46]该诗展现了对根基、建筑的稳固和安全的追寻。它也是对家园和领地的追寻，当经历了暴风雨的特洛伊人在诗中第一次登陆时，他们“怀着对大地的满腔热爱”登上海岸。[47]这是《埃涅阿斯纪》全诗的象征。与《物性论》一样，这也是一首关心救赎的作品，但不同于卢克莱修，维吉尔并非通过个人，而是通过城邦、社会、传统和制度实现救赎。

寻找家园和土地被与第七和第八卷中对意大利的探索联系起来。与《农事诗》类似，维吉尔展现了意大利的多样性。拉提努斯的城市古老而巨大；他的居所既是宫殿又是神庙，“树林和对祖先的敬畏令人战栗”，[48]融合了物质与抽象。相反，他的粗鄙臣民们生活在简朴的田园世界里。维吉尔让熟悉的事物显得异乎寻常：特洛伊人在夜间驶过女巫喀耳刻芬芳和神秘的小岛，听见她的歌声和她的动物们的咆哮，[49]然后看到台伯河从密林中奔涌而出，汇入大海。[50]当埃涅阿斯逆流而上，前往埃万德的城市（未来的罗马所在地）时，台伯河奇迹般地平静下来，树木和流水令人惊异，仿佛它们活了起来，船只就像穿越丛林般通过林地。[51]埃万德本人是定居意大利的希腊人，而拉提努斯是意大利土著，融合了高贵与低微，散发出谦卑乡绅的气质。

在这里，维吉尔带着混杂了奇异和幽默色彩的感情回顾本民族的遥远过去——这种新的基调将被其他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大量模仿。特别能激发他们幻想的一点是：在“牛群在罗马广场上四处闲逛，在时髦的卡利奈（Carinae）[52]哞哞叫”[53]的画面中，[54]过去和现在发生了碰撞。这些场景还体现了维吉尔的发展意识和历史观念，展现了变化与延续的互动。在第八卷最后描绘的盾牌上，阿克提翁战役中的奥古斯都与那些曾经把他的祖先埃涅阿斯从特洛伊救出的神明同在。但许多地方发生了改变：埃涅阿斯来自东方，将与意大利人展开较量；奥古斯都则是意大利人的领袖，将要对垒东方势力。

维吉尔把狄多的故事变成他史诗中的一幕悲剧，并加入了某些舞台剧的特点。我们已经提到过他故事情节的原型，那就是阿波罗尼乌斯《阿尔戈号英雄记》中伊阿宋和许普希普勒的故事。那个故事表明，如果英雄在地中海上旅行，与女王两情相悦，发生短暂的风流韵事没有坏处（或者与一两位女神，就像在《奥德赛》中那样）。但悲剧在于：这一切本该没有关系。正因为狄多向亡夫起过誓，而埃涅阿斯则承担着独特的命运重负，两人的恋情笼罩着罪恶感。荷马的准则不再适用。一旦狄多和埃涅阿斯成为恋人，她就不再在乎舆论：“她称之为婚姻，用这个名字妆点她的错误。”[55]我们不能确定这是诗人自己的判断——他通常借由角色的眼睛看待事物，“错误”可能是狄多本人的感受——但这的确促使我们思考罪与责。事实上，关于狄多和埃涅阿斯的许多谈论都基于准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即悲剧主人公因为某种错误而遭遇不幸，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评论家会问，在狄多的悲剧中，谁是过错的一方？是她，是埃涅阿斯还是神明？不过，这种分析可能太过刨根问底和苛求了。

让我们回到两人第一次实现爱欲的地点。维吉尔没有描绘那个山洞，也没有说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他只字未提。相反，他谈起了朱诺和原始的大地，谈起了闪电、有知觉的空气和山顶上宁芙们的啼声。[56]在这种神奇的想象中，自然、超自然和人类体验之间的界线消失了。山洞既是野外风景，又是庇护所；狄多与埃涅阿斯的激情既是狂野的天气，又是人类相拥抵御野性的自然。当然，我们知道洞里发生了什么。但维吉尔的沉默并非羞于启齿（第八卷中，他活色生香地描绘了维纳斯与伍尔坎的交合）。这些极其优美和神秘的诗句还具有道德意义。狄多和埃涅阿斯保住了自己的隐私。探究谁率先伸手触摸对方会显得既下作又荒唐。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种事就是如此发生的。

这个爱情故事还是缺乏理解造成的悲剧。狄多不明白，埃涅阿斯这个男子注定将遵循命运的要求。埃涅阿斯不明白，狄多这个女子无法在他离开后活下去。这反映了人类的缺陷，但指点他们如何做得更好同样显得多余。就像另一位出色的故事讲述者说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57]该诗将狄多与克洛伊萨做了对比，后者在特洛伊覆灭时的道别是诗中最深刻和动人的时刻之一。克洛伊萨的鬼魂曾向埃涅阿斯现身。这是否克洛伊萨本人？诗人似乎语焉不详，让这幕场景变得动人而飘忽。她安慰丈夫说：“为你心爱的克洛伊萨抛弃眼泪吧。”[58]这句话的精妙之处在于，她告诉埃涅阿斯的并非她爱他，而是他爱她。那是信任和理解的声音，是狄多和埃涅阿斯不曾享有的。克洛伊萨的讲话没有以自己结束，而是请求埃涅阿斯继续爱他们共同孩子。狄多的谴责则以并不存在的孩子结束：如果他留给她一个“亲爱的小埃涅阿斯”（口语和家庭语言式的动人表达），孩子的脸庞可以让人想起他离开的父亲。[59]

埃涅阿斯三次试图拥抱克洛伊萨的鬼魂，但后者三次都躲开了，“像轻盈的风，尤其像会飞的梦。”[60]当埃涅阿斯在福人岛试图拥抱父亲安喀塞斯时，这些句子原封不动地再次出现；[61]甚至在福人的世界里，他也无法获得那种简单的人类慰藉。维吉尔描绘的冥府使用了特别广泛的素材，包括荷马、柏拉图、斯多葛主义、俄耳甫斯教和罗马历史等。甚至抒情诗人巴库里德斯也做出了贡献，启发维吉尔将亡灵比作秋风初起时的落叶。[62]不过，维吉尔还加入了第二种比喻（这些亡灵就像鸟儿，被寒风驱赶着飞跃海洋，前往阳光明媚的国度），为场景添加了些许遥远的暖意。冥府中的其他元素完全来自维吉尔本人。埃涅阿斯在那里的最初时刻犹如梦境。“他们在孤独的夜幕下行走于黑暗之中”[63]——诗人将冥府之旅比作黑暗中的旅行。明喻通常比较基本上不相似的东西（比如，武士在大多数方面不同于狮子），好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特别的相似点上。但上面的例子没能起到集中或澄清的效果，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比喻、象征和现实的界限被混淆的世界。埃涅阿斯遇到了“痛苦”“恐惧”“饥饿”和“匮乏”，还有“心灵的邪恶快乐”（听上去让人忐忑不安）。它们不是美丽的神话怪物——这些直到后来才出现——而是“看上去恐怖的形体”（诗人没有进一步描绘）。[64]它们是自我存在的实体，还是心灵的梦魇？自从埃斯库罗斯的卡桑德拉以来，我们还没有如此之深地坠入精神的深渊。

冥府之旅最终通向安喀塞斯和对英雄们的展示。在讲话的最后，安喀塞斯宣称，其他人（显然指希腊人）在雕塑、演说和天文学上更出色，“但罗马人，你要记住用权威统治人民（这些将是你的专长），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要通过战争征服他们”。[65]“罗马人”是一个戏剧性的字眼，因为安喀塞斯的话不再是对埃涅阿斯说的，后者当下和未来都不会是罗马人。现在，他在对我们，对奥古斯都恺撒统治下的每一个人说话。与《农事诗》中对意大利的赞美一样，这番告诫首先承认了自己的劣势，但严肃的现实主义使得对罗马人民的特别要求更具感染力。

有的读者觉得埃涅阿斯是个败笔。这既可能指维吉尔没有把他描绘得足够鲜活或令人同情，也可能表示诗人试图展现一位在某些方面失败的英雄，比如在人性或实现幸福上。无论对维吉尔本人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认识到在那个故事中，埃涅阿斯的弱点（如果存在的话）更可能在于感情过多，而非感情太少。尤其在诗歌的后半部分，英雄有变得无趣的危险，但有迹象表明，诗人明白这点。第十一卷中，埃涅阿斯在帕拉斯的葬礼上进行了人祭，[66]这个惊人举动却奇怪地被一笔带过，也许维吉尔想要展现英雄情感的剧烈波动。诗歌的最后一个场景充满了激情，埃涅阿斯怀着“可怕的愤怒”杀死了图尔努斯。《埃涅阿斯纪》并非一首宣扬克制情感的斯多葛主义的作品，就像它有时被认为的那样。它表示情感会让生活变得困难和不安全，让人受制于命运，但并不主张避免情感。埃涅阿斯的命运显得缺乏情欲，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在其他情况下他本可能享受到的幸福。与克洛伊萨的婚姻曾经是幸福的。与狄多的生活本该幸福，若非为命运不容的话。

第一卷中，遭遇风暴的埃涅阿斯希望自己早就死在特洛伊；[67]第五卷中，他考虑放弃自己的使命；[68]第六卷中，他疑惑为何等待复活的灵魂如此强烈地渴望生命；[69]第十二卷中，他要求自己的儿子从父亲那里学习德性和辛勤，从别人那里学习获得好运。[70]这可能会让我们把该诗看作沮丧和忧郁的，不同于昂扬而悲剧的《伊利亚特》。但上述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或者至少不完整。埃涅阿斯没有看到全部真相，甚至是关于他自己的。此外，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诗中始终贯穿着人类进步的概念，有几个地方还高声赞扬了未来的荣光。另外，很少有读者不被维吉尔的失落感，被他对年轻生命夭折的悲哀打动，导致产生了《埃涅阿斯纪》中存在“两种声音”的观点。

上述比喻并不完美，也许我们最好想象一种能用不同口吻说话的声音。维吉尔既看到了历史的进步，又念念不忘世间的悲伤，两者并不冲突。相反，这是思想成熟和多元化的标志。显然，认为怀疑和悲伤才是真正的“声音”，而对罗马成就的赞颂应该打折扣的观点忽视了诗歌的一个维度。在冥府中，埃涅阿斯想要与一位死去的同伴多处些时间，但西比尔告诉他，“黑夜将至，我们在哭泣中浪费了许多钟点。”[71]这是《埃涅阿斯纪》的缩影：一边是同情地流连和举哀的冲动，另一边是无情地催促着向伟大目标前进。

维吉尔在作品最后面临着一个问题，但他似乎觉得文学技艺的问题有助于激发自己的想象。《伊利亚特》可以包含阿喀琉斯和普利阿莫斯的和解，因为两人是悲剧性的，都注定了死亡的命运。但埃涅阿斯并不悲剧，他是胜利者，让他大度地对拉提努斯讲话会让人失望，还可能显得伪善。维吉尔的解决办法非常巧妙，首先，他最后一次（也是最出色的）描绘了诸神间的场景。朱庇特告诫朱诺不得继续违抗注定的结局，后者服从并接受了未来：“让罗马民族诞生，在意大利的男儿中成为强者。”[72]事实上，她成了维吉尔派，领会了诗人对罗马和意大利融合的特别情感。但她对特洛伊的仇恨还在，要求特洛伊的名字、服饰和语言不复存在。朱庇特同意了，礼貌地承认自己失败。

上述段落的美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从奥林波斯的内部政治来看，伟大的女神不能受到羞辱，朱庇特得体地保住了她的颜面。而从更远大的命运来看，朱诺的违抗恰恰促成了天命目标的实现。我们希望埃涅阿斯获胜，好让罗马民族诞生。作为意大利读者，我们又希望意大利的习俗和传统得以留存。朱庇特表面上的让步确保了这两个愿望都能实现。反讽的是，埃涅阿斯的胜利就这样注定了他深爱之物的毁灭，但更宏大的目标得以实现。这是该诗的一次精彩情节曲折。

作为诗中第一个登场的神明，朱诺以罗马祖先的死敌形象出现，由此引发了不和谐，因为每位读者都知道，她是一位伟大的罗马女神，是该城的三大守护者之一，被供奉在卡皮托勒山（罗马的历史与神圣中心）的大神庙中。这种不和谐必须在诗歌结束前得到解决，维吉尔的方法造就了一个壮观的结局。诗人解决了未了的情节：他告诉我们，特洛伊人和意大利人这两个民族将永远和平地联系在一起；现在他把朱诺撇到一遍，这让他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冲向诗歌既突然又完整的结局。

最后二十四行诗中的内容多得不同寻常：没有其他哪部作品在如此临近结尾时出现如此之多的事件和新想法。看着面前无助的图尔努斯，埃涅阿斯想过宽恕，但随后回忆起帕拉斯。在愤怒和复仇精神的刺激下，他把武器刺进图尔努斯的身体，宣称是帕拉斯杀了后者。诗歌随即画上句号。这个结尾既令人困惑又值得深思，我们有理由认真而深刻地思考埃涅阿斯此举的道德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待它。维吉尔的天才之处在于颠覆了《伊利亚特》的结尾。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表面上的和解，看到自然礼节和胃口的恢复，但表面之下什么都没有改变。《埃涅阿斯纪》的结尾没有描绘和解，但我们知道那终将到来，表面之下的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同时感受到当下时刻和更多希望的冲击。

维吉尔身上还有另一种双重性。一方面他是一位很有“教养”的诗人，精通文学、有自我意识和自制。但他也是一个具备出色直觉和本能的人：他找到了黑暗和神奇的地方，没有其他哪位拉丁语作家拥有接近于他的神秘感和描绘不可名状之物的能力。埃涅阿斯在下冥府之前从一片古老树林中采下的金枝也许可以作为象征[73]——这个创造既得到每个人的赞美，又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据说维吉尔在死前不久提出要求，如果自己发生不测，就把《埃涅阿斯纪》销毁。[74]我们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此事的有趣之处同样在于它被讲述的事实。维吉尔是个写了一首不完美诗歌的完美主义者，他没有对作品进行修正，有些句子还不完整，有的不完美之处本可以消除。但它们是诗歌魅力的一部分，体现了奋斗感和绝顶的驾驭能力。它带有经典权威的光环，但没有哪首史诗看上去更具个人色彩。

注释：

[1] 《致阿提库斯书》7.2.1。

[2] 《歌集》95。

[3] 《牧歌》6.47和6.52。

[4] 《哀歌集》2.34.66。

[5] 《牧歌》4.1和6.1-2。

[6] 《牧歌》7.4。

[7] 《牧歌》6.64-73。

[8] 《牧歌》8.37-41。

[9] 《牧歌》9.23-5，9.27-9，9.39-43和9.46-50。

[10] 《牧歌》8.64-109。

[11] 《牧歌》2.51-3。

[12] 《农事诗》2.475-94。

[13] 《农事诗》3.10-39。

[14] 《农事诗》3.13-15。

[15] 《歌集》3.13。

[16] 《哀歌集》4.1.121-6。

[17] 《农事诗》2.45。

[18] 《农事诗》3.4-8。

[19] 《牧歌》6.43-4。

[20] 《农事诗》1.118-59。

[21] 《农事诗》2.109-35。

[22] 《农事诗》2.136。

[23] 《农事诗》2.156-7。

[24] 《农事诗》2.167-72。

[25] 《农事诗》2.173-4。

[26] 《农事诗》2.176。

[27] 《农事诗》1.168。

[28] 《农事诗》1.181-6。

[29] 《农事诗》1.388-9。

[30] 《农事诗》3.22-38。

[31] 《农事诗》2.458-540。

[32] 《农事诗》4.6。

[33] 《农事诗》4.26。

[34] 《农事诗》4.170-75。

[35] 《农事诗》4.201。

[36] 《农事诗》4.210-12。

[37] 《农事诗》4.6-87。

[38] 《农事诗》4.116-24。

[39] 《农事诗》4.450-527。

[40] 《诗人传：弥尔顿》。——译注

[41] 《埃涅阿斯纪》8.731。

[42] 《维吉尔传》46。

[43] 《埃涅阿斯纪》4.215和7.321。

[44] 《埃涅阿斯纪》6.89。

[45] 《埃涅阿斯纪》1.286-96，6.791-805，8.678-84，8.714-24。

[46] 《埃涅阿斯纪》4.655。

[47] 《埃涅阿斯纪》1.171-2。

[48] 《埃涅阿斯纪》7.170-72。

[49] 《埃涅阿斯纪》7.8-20。

[50] 《埃涅阿斯纪》7.29-36。

[51] 《埃涅阿斯纪》8.86-101。

[52] 维吉尔时代罗马的时尚住宅区，庞贝、安东尼和小西塞罗都在那里拥有宅邸。——译注

[53] 《埃涅阿斯纪》8.360-61。

[54] 《埃涅阿斯纪》8.360-61。

[55] 《埃涅阿斯纪》4.172。

[56] 《埃涅阿斯纪》4.160-70。

[57] 《马太福音》7.1-3。——译注

[58] 《埃涅阿斯纪》2.776-89。

[59] 《埃涅阿斯纪》4.328-9。

[60] 《埃涅阿斯纪》2.792-4。

[61] 《埃涅阿斯纪》6.700-702。

[62] 《埃涅阿斯纪》6.309-12。

[63] 《埃涅阿斯纪》6.268-72。

[64] 《埃涅阿斯纪》6.273-81。

[65] 《埃涅阿斯纪》6.847-53。

[66] 《埃涅阿斯纪》11.81-2。

[67] 《埃涅阿斯纪》1.94-101。

[68] 《埃涅阿斯纪》5.700-703。

[69] 《埃涅阿斯纪》6.721。

[70] 《埃涅阿斯纪》12.435-6。

[71] 《埃涅阿斯纪》6.539。

[72] 《埃涅阿斯纪》12.791-842。

[73] 《埃涅阿斯纪》6.136-48和6.187-211。

[74] 《维吉尔传》39。

第九章

奥古斯都时代

按照昆体良（他在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写过一部如何培养演说家的专著，书中对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学做了盘点）的说法，伽卢斯、提布卢斯、普洛佩提乌斯和奥维德是四大罗马哀歌诗人。[1]这份名单似乎很早就形成了：奥维德已经将自己与其他三人并列为这种诗歌体裁的领袖。[2]出于某种原因，卡图卢斯没有被列入其中。伽卢斯似乎第一个做了某件事，因此被列在名单之首。他的作品没有留存下来，所以我们只能揣测。也许仅仅是因为卡图卢斯的哀歌体作品写得不够，或者其他格律的写得太多。但一定有人最早创作了一系列哀歌体诗歌，我们可以从中歪歪扭扭地拼接出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还能窥见其他参与者。这是我们在后来奥古斯都时代的哀歌诗人作品中见到的。一定有人是首创者，伽卢斯的可能性最大。

伽卢斯的人生（约公元前70年—约前27年）曾经非常辉煌，但随后成为悲剧。屋大维任命他担任第一任埃及总督，但他在某件事上做得过头，导致失宠和自杀。相反，奥古斯都时代的哀歌诗人都回避政治生活。他们是亚平宁山区的士绅，出身意大利中部的贵族。奥维德一直是富有和独立的，但在提布卢斯和普洛佩提乌斯作品中可以看到落魄元素，显而易见，他们是内战年代的输家。

提布卢斯（约公元前50年—前19年）从一开始就得到显贵梅萨拉（Messalla）的庇护。他的诗歌特点是某种散漫与柔和。他表示，如果能和心上人在一起，他不介意人们称他慵懒和无能。[3]事实上，他的确把软弱变成了诗。他的第一首诗用大半篇幅展现了他希望能在乡间过上的迷人而卑微的生活。直到五十多行后，他才向庇护人致意，把梅萨拉的军旅生涯与自己的情人生活做了对比。[4]然后，他看似几乎偶然地开始对德里娅（Delia）说话。[5]让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情人的幻想，以及这种幻想如何与现实发生冲突。在这首诗中，他表示自己希望去世时能看着她，但希望随即变成了肯定。[6]他告诉德里娅：“你将哭泣”，她的吻将混入泪水。诗人还说，没有人的眼睛会在葬礼结束时不湿润。他的第三首诗想象了未来与她的久别重逢：他会突然不宣而至，在她看来仿佛从天而降。[7]然后，仿佛那个时刻已经到来，他让她就这样跑到自己身边，赤着脚，长发散乱。[8]我们从中感受到幼稚的虚荣，但也体会到了强烈的感动。提布卢斯探究了情人将爱情对象安排成自己希望的样子的欲求，但我们知道不能用这种方式决定未来。在第五首诗中，与德里娅分手后的诗人回想起他曾经憧憬两人一起过上乡村田园生活，但他最后表示，一切只是想象。[9]

后来，他扩大了自己的故事，与另外两人坠入爱河：一个名叫涅墨西斯（Nemesis）的女孩和一个名叫马拉图斯（Marathus）的男孩——其他哀歌诗人并未采用过同性主题。故事的背景细节寥寥无几：涅墨西斯的妹妹摔出窗外；[10]一个令人讨厌的老头也在追求那个男孩。[11]诗人可能还有另一个钟情对象：维吉尔的诗歌，特别是第二首牧歌。因为他显然对柯吕冬思想中的反复心理变化着迷。这在他写给马拉图斯的一首诗中尤为明显：[12]那个男孩显然不在面前，争论发生在诗人自己的头脑里。他时而高尚和大度，时而又变得尖刻。诗人告诉情敌（同样完全存在于想象中），他的嫂子是个婊子，他的妻子也会变成那样。然后，诗人的心情稍好了一些，注意到她还是足够正派的，但本能地抗拒衰老和患有痛风的丈夫的拥抱。但随后，诗人想起正是那个人睡了自己的男孩。最终，他像柯吕冬那样迸发出幼稚的不屑：自己会爱上另一个少年，马拉图斯将感到后悔。

提布卢斯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有16首诗歌留存下来，没有证据表明他还写过更多。昆体良认为他是最高贵和优雅的哀歌诗人，但补充说，“有人偏爱普洛佩提乌斯。”[13]普洛佩提乌斯（生于约公元前50年）是又一位来自意大利腹地的士绅，出身翁布里亚阿西西城的头面家族。在第一卷诗集中，他用平等者的口吻对年轻贵族们讲话。但从第二卷开始，他称马伊克纳斯为庇护人，尽管比起圈子里的其他人，两人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这背后肯定有他家族没落的故事。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后来将在西方文学中重新出现的形象：被诅咒的诗人，即作为堕落灵魂或道德不法者的诗人——或者我们应该说他希望把自己想象成那个角色。他的第一首诗以情人的名字开头，确保卿提亚（Cinthia）成为整卷诗集的标题。“首先是卿提亚……”——开篇语表明她主导了诗人的生活和诗作。他称自己的恋情是“没有价值的”，表示卿提亚教自己躲避美丽的姑娘，过漫无目标的生活。他形容自己“一无是处”，处境犹如奴隶。

但普洛佩提乌斯表示，他希望“把最后一息也留给这种没有价值的生活”。[14]那么他究竟是享受这种奴役，还是为此痛恨自己呢？他究竟后悔这种没有价值的生活，还是在反抗传统的体面——后者给他热情拥抱的生活方式贴上了“没有价值”的标签。诗人的部分魅力在于，他似乎无法认清自己：我们看到不安和犹豫的灵魂陷入了辗转反侧。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丝求死之念，也许他知道这不仅是故作姿态。他还表示，许多人在漫长的恋情中幸福地死去，他希望自己被埋葬时也能加入他们的行列。[15]他想象着年轻人造访自己的墓地，称他为“描绘我们自己爱情的伟大诗人”。

他还向我们展现了作为美学家的情人，将自己描绘成对文学和视觉艺术具有深刻情感的人，并把对这些东西的关心带到对卿提亚的体验中。美学家在他的一首杰作中（第一卷第3首）走到了前台。他首先呈现了一系列画面：比如被忒修斯的座船抛弃的阿里阿德涅，又如被从岩石上救下后沉沉睡去的安德洛墨达（Andromeda），或者精疲力竭瘫倒在草地上的酒神女——在诗人眼中，睡梦中的卿提亚就像那样。不过，诗人随后粉碎了自己创造的可爱静谧，他脚步蹒跚地走进了画面，醉醺醺地不怀好意。他想要在卿提亚不省人事时占有她，但随即改变了主义，回忆起她犀利的舌头。于是，他转而变得感伤，把花冠戴到她的头上，重整了她的头发，并将苹果放到她手里——美学冲动再次出现——直到月光将她唤醒。卿提亚愤怒地指责了他的不忠，诗歌就此结束。

上述段落的美体现在其开放性。他们是否在争吵后重归于好？那一夜在做爱还是怨恨中结束？我们无从知晓。我们只有故事的片段，一小片被照亮的空间，之前和之后都被黑暗笼罩。普洛佩提乌斯的某些动机可能源于希腊警铭诗：窗棂间透进的月光，叙事者对睡梦中姑娘的不轨举动。[16]但这些元素现在被融入了更加复杂和多层次的叙事。现在是女方占了上风，她的犀利阻止了男方的性冲动。与提布卢斯一样，他对情人的外貌举止应该如何有自己的想法，但真正活生生的女子不会成为他试图造就的被动形象。

在可能是他最好的一首诗中（第二卷第15首），胜利混合了忧伤与不屑。他在自己享有的“光洁夜晚”中，在挑逗、裸露和共同的欢愉中喜形于色，还想象着未来的可能——伤痕与撕破的衣服。他坚称眼睛是爱情的向导，不愿做他看不见的事。但随后，他的思想转向另一个夜晚，即不会再有白日回归的长夜。最后，他激动地敦促情人不要放弃生命的果实：即使她把所有的吻都给他，他们也会觉得不够。“就像这些从干枯的花冠上掉下的叶片，你看见它们漂浮在酒杯中，情侣们也一样，我们现在纵情，但明天我们的命运也许就会终结。”从弥涅摩斯以来，叶片暗示了我们生命的短暂，但现在它们漂浮在带来生气的美酒表面——这个细节既有视觉感染力，又富有情感表现力。宴会即将结束，但让人非常尽兴。因为最后这几行诗赞颂了生命的美好，尽管死神会投下阴影，但最后一个词是“白日”。在这位颓废的情歌诗人最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某种可能意想不到的力量。

有时，他的直言不讳更加骇人。在一首诗中，作者回忆起另一个激情之夜（再次出现了咬伤和抓伤），他宣称性爱中应该加入暴力作为调味品，并鄙视那些爱情生活四平八稳的人。[17]他还说，刚从特洛伊的战场上回来的帕里斯能享受到更多的激情；当希腊人节节胜利，当蛮族赫克托耳仍在战场上为祖国的存亡而战时，帕里斯却在海伦的怀抱中参与最激烈的战斗。这番话是有意的挑衅，因此也是有意表现得不严肃：没人会严肃地把帕里斯的临阵脱逃放到比他哥哥的勇敢更高的位置。

在第三卷中，普洛佩提乌斯转到新的方向，或者至少他自称如此。他首先提及两位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和菲勒塔斯（Philetas）——并将多次同时提到这两个人，仿佛他们是培根和煎蛋。我们对菲勒塔斯所知寥寥，此人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末，普洛佩提乌斯对他的了解可能也不多。反复不加区分地提到两人说明他对两者都不感兴趣。他的希腊风格的音调略带戏谑味道，一反更加严肃的诗人们在提到启发过自己的希腊人时的郑重其事。他似乎在说，如果维吉尔和贺拉斯能做到，我也能。事实上，在第3首诗之后，卡利马科斯对普洛佩提乌斯的第三卷诗集没有什么贡献。

在前两首诗中，普洛佩提乌斯指出这卷诗集将融合关于爱情的新话题和旧主题，事实果然如此。在该卷的结尾，他宣称自己与卿提亚的恋情终于结束，但他的口吻让我们可能对其彻底性提出疑问。事实上，这远不是与卿提亚的道别。诗集的第四卷和第五卷的确有了新的主题。他在其中自称“罗马的卡利马科斯”，但现在这并非指涉风格，而是表示主题内容：他讲开始创作关于罗马仪式和习俗起源的诗歌，就像卡利马科斯对希腊的相关内容所做的。这卷十二首诗歌中的一半都与该计划有关。

在这里，普洛佩提乌斯的真正范本是维吉尔。他在诗中描绘了翁布里亚河谷的特有风貌，就像维吉尔曾描绘过明基乌斯河的特有风貌。诗人写道，他写作的目的是“让翁布里亚以我的诗卷为荣，翁布里亚，罗马的卡利马科斯的家乡”。[18]这三个专名涵盖了带给他生气的三种东西：文学、地点和民族。他的灵感首先来自《埃涅阿斯纪》第八卷。在自己的诗卷伊始，他描绘了埃涅阿斯到来前罗马城的所在地，那里曾是杂草丛生的小山岗；还有陶制的神像，现在已经让位于黄金的庙宇；当然还有埃万德的牛群，当年放牧的帕拉丁山上现在矗立着阿波罗神庙。现在，他正把被维吉尔融为一体的幽默、感情和爱国精神纳入自己的想象。

最后一卷中只有三首诗是关于卿提亚的，但其中包括两首最长的该主题作品，每首都很华丽。[19]第二首是一部狂热和喧闹的喜剧，用意想不到的方式让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卿提亚。第一首的时间更晚，因为卿提亚已经去世，她的鬼魂出现在诗人梦中。她看上去一度显得愤怒而怨毒，但最后带着不屑的激情表示：“现在别的女人可以占有你，很快只有我能拥抱你”——他们将融为一体，骨殖相互混合。我们再次看到了对死亡的幻想，但具有某种超越生死的新力量和实在性。

普洛佩提乌斯在公元前15年左右完成了第四卷，我们对他此后的情况一无所知。也许他死了，也许他只是陷入了沉默。有的诗人无论是否还有灵感都会身不由己地继续写下去，有的诗人则只在有新东西要说时才写。普洛佩提乌斯似乎属于后者。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只有不到90首诗，但它们很少有无趣的；有少数几次，他还到达了很高的水平。

与维吉尔和李维这两位奥古斯都的拥趸一样，贺拉斯（公元前65年—前8年）也出生在远离罗马的地方，他的家乡维努希亚（Venusis，今天的维诺萨[Venosa]坐落在距离意大利“脚跟”不远的群山中）。他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边缘人，因为他的父亲曾是奴隶。贺拉斯亲口告诉我们，他曾因此受到耻笑。贺拉斯早年生活多艰。尤里乌斯·恺撒遇刺后，他加入刺杀者布鲁图斯（Brutus）和卡西乌斯（Cassius）一派，在公元前42年的腓力比（Philippi）战役中成了失败一方。他幽默地引用了阿尔喀洛科斯，称自己“丢弃了盾牌（并不光彩）”。[20]经过一段可能相当绝望的时期，马伊克纳斯把他吸收进自己的圈子，从此他获得了安全。

贺拉斯受到庇护后的早期作品是些“长短句”（epodes）和讽刺诗，这也许出乎我们的想象。“长短句”仅仅表示用不同格律形式写成的诗歌：贺拉斯有意营造出粗糙的效果，他的范本是阿尔喀洛科斯和希波纳科斯。最令人吃惊的也许是两首非常猥亵的作品，描绘了与老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恶心。[21]还有两首是关于女巫的，其中之一描绘了折磨和杀害孩子，另一首详述了大蒜和口臭。[22]其他作品是对未具名敌人的诅咒和辱骂，奇怪的是很难令人信服，仿佛口出不逊更多出于职责而非乐趣。一些作品涉及公共问题，或者用到类似贺拉斯后来的抒情诗主题，但总体上说，从中很少能预见他后来的荣耀。

他称自己的两卷讽刺诗为“闲谈”（Sermones），法语causerie也许最能表达这种意思。在早期的讽刺诗中，他似乎特别追求结合嬉闹热情、犀利和突兀，就像他的范本卢基利乌斯（该体裁最杰出的诗人，活跃于一个多世纪前），直到他发展出如同对话般流畅的个人新风格。文学本身也是“讽刺”的合适主题，第一卷中的两首作品讨论了卢基利乌斯。[23]它们关注他的风格，显得相当挑剔。卢基利乌斯写得太多——他可以单脚站立，在一小时内写出五百行——如果生活在当下，此人的技术可能更进一步。贺拉斯在第二卷中再次提及卢基利乌斯，但口吻截然不同。[24]现在贺拉斯觉得，卢基利乌斯的优点在于，我们可以对此人的整个生活一览无余，他似乎把某些本该只告诉朋友的私事也透露给了我们。他的理念是，个体本身就是有趣的，私密的平常之事也有自己的价值。蒙田之所以爱自己最好的朋友，仅仅“因为那是他，因为这是我”。与之类似，卢基利乌斯的价值在于向他的读者们展示了卢基利乌斯。

贺拉斯向我们透露的个人信息要超过其他任何古代诗人。在《讽刺诗》第一卷第6首中，他已经提供了自传的片段——父亲对他的厚望，他在罗马的童年，维吉尔和瓦里乌斯如何把他引荐给马伊克纳斯——但以更加无关紧要的事结尾：他描绘了自己如何在城里度过一天，四处散步，逛食品市场，请人算命，吃蔬菜和煎饼。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纯粹的平凡，没有任何事件，这种描写非常新颖。忒奥克里托斯的中产妇女是为了去听神庙的歌会才匆忙穿越了亚历山大的街道。但贺拉斯的闲游全无故事或特别意义，他只是把任意一天的往事写成诗歌。在第二卷第6首中，他首先感谢马伊克纳斯赠与田庄，并祈求墨丘利让自己的好运持续终生。作品的语气既随意又隐含兴奋，既表现出一丝略带自贬的淡淡幽默，又不失严肃，展现了特别的稳重。动物寓言故事适合“讽刺”的低调风格，贺拉斯最后讲述了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的故事。他在这首诗中发现了新的个人与哲学反思，并会在他的《书信集》中重拾它们，但他暂时先将其放在一边。

抒情诗有时被认为是年轻人的游戏，但贺拉斯开始专心创作抒情诗时已经年过三十。在差不多十年间里，他写了将近90首诗，并于公元前23年编集成三卷。英语中传统上称它们为颂诗（odes），但贺拉斯仅仅称其为《歌集》（Songs）。他最喜欢的抒情诗格律是阿尔凯奥斯体，并对其加以改造。在阿尔凯奥斯允许自己选择可长可短音节的地方，贺拉斯几乎都使用了长音节。特别是他始终在第三行中间使用连续三个长音节，而且这个地方大多由一个单词占据。所以，尽管他没有破坏阿尔凯奥斯的任何规则，但他使用这种格律的每个诗节都比阿尔开俄斯本人留存的任何作品更加庄重。贺拉斯的诗节形态华丽，与庄重的第三行相比，第四行的节奏更加轻快（短-长-长-短-长-长-短-长-短-短）。他用这种格律创作了多种体裁的诗歌，但新的庄重感使其特别适合他更加公开和激昂的词句。

在第三卷的开头，他安排了六首政治和民族主题的长诗，现代学者一般称其为“罗马颂诗”。它们的主题和风格仿照品达，显得粗犷而突兀。在后期的《歌集》第四卷中，他将直接提到品达。那位希腊诗人就像雨后汹涌的山涧，声音低沉，奔涌出不受规则束缚的诗句。[25]第二种比喻描绘了贺拉斯本人：[26]他是个无名小卒，所写的诗歌经过精心打造，就像不停劳作的蜜蜂，从树林周围的百里香上采集花蜜，从蒂沃利（Tivoli）河中汲水。就这样，他宣扬了作为诗人的自我意识，认识到自己是第二等的，像昆虫觅食般从不同地方收集材料。一边有志于成为自己时代的品达，一边又意识到不可能，两者在他的公开颂诗中形成了张力。这也体现在他的诗歌形式中：他使用独唱诗人的格律和合唱诗人的主题。在贺拉斯最宏大的两首抒情诗中，他最终退缩了，让活泼的缪斯回到她原本所属的更轻快主题。[27]

我们不应认为这种自贬完全是假意的。“罗马颂诗”是非凡的表演，但并非贺拉斯最好的作品。他的许多颂诗有情色意味，很容易造成误解。其中一些的确是轻佻的性喜剧片段，但不能推定贺拉斯认为爱情不重要，认为那是属于生活边缘的东西，一旦青春逝去就应该将其弃置一边。如果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他的诗句赞颂激情，但采用不同于当时其他诗人的风格。哀歌诗人写的是第一人称的虚构作品，即他们诗歌中的说话者被看成提布卢斯或普洛佩提乌斯等人。这并不意味着普洛佩提乌斯的某首诗必然描绘了历史上的普洛佩提乌斯真实生活中的事件，而是仅仅表示说话者“我”是这首虚构诗歌中的普洛佩提乌斯。对哀歌诗人而言，我们可能会看到作者在不同的诗歌中表现自己和其他人时注重连贯和一致。

贺拉斯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在某些颂诗中，说话人肯定是贺拉斯，因为他提到了贺拉斯生活中特有的事件。在另一些作品中，我们似乎身处某个永恒的希腊或希腊-罗马世界；我们可能不确定是否应该把说话者与诗人画上等号，而且也不必知道。某首诗中的吕迪娅和克洛娥也许不是另一首诗中的吕迪娅和克洛娥，在某些情况下则完全不可能。比起哀歌诗人，我们看到了更加接近维吉尔《牧歌》的美学。提布卢斯和普洛佩提乌斯展现了某种现实主义，贺拉斯则宣扬某种技巧。

在唯一一首采用男女二人对话形式的作品里，[28]我们听到诗中提及吕迪娅，色雷斯人克洛娥，以及图里翁（Thurium）人奥努图斯（Ornytus）之子卡拉伊斯（Calais）。这并非罗马生活的片段；相反，我们正置身于那个永恒的希腊世界，诗中的地理状况几乎与维吉尔田园诗中的一样混乱。同样的模式出现了三次：男子说了四行，女子每次都做出回答，模仿并改变男子的话，与之针锋相对。故事在短短的篇幅中呈现出来：两人曾是情侣，但现在各自有了新的意中人，而且都表达了对新欢的热烈感情。但男子随后开始追问：如果他丢下新欢，再次向旧爱打开大门会怎么样？女子在诗歌结尾承认，虽然她的新欢比星星还漂亮，而她的对话者既无能又脾气暴躁，她仍然愿意和他生活，很乐意和他一起死去。

这首作品追求歌剧效果，讲究对称、悦耳和明显的造作。但它讲述了做错选择的人生。两人看似仍然爱着对方，但同样似乎无力挽回：“我愿意……我乐意……去死。”贺拉斯在幽默与悲伤间寻求平衡，就像罗伯特·勃朗宁一首诗中的情侣那样：

这只能发生一次，

我们错过了，就永远失去了。[29]

贺拉斯用无可指摘和才华横溢的掌控展现了人类的纠结与困惑。我们也许还注意到，这个关于混乱内心的故事中包含了生死不渝的热烈爱情理想。这是成熟技艺的产物：沉默和紧凑让诗歌更为动人。

作品的感情风格与哀歌诗人钟爱的多愁善感截然不同。贺拉斯有两首诗是写给此类诗人的。[30]首先是写给阿尔比乌斯（Albius）的，可能指阿尔比乌斯·提布卢斯，也可能不是。贺拉斯敦促他不要为格里克拉（Glycera）过于悲伤，停止在阴郁的哀歌中唠叨她如何抛弃自己，投入更年轻男子的怀抱：维纳斯女神喜欢残忍地捉弄人，世事大抵如此。另一首诗写给了朋友瓦尔基乌斯（Valgius）。贺拉斯劝朋友不要不断用催人泪下的诗句描绘死去的少年穆斯特斯（Mystes），而是应该振作起来，描写奥古斯都的光辉业绩。说实话，这不是那位伟大诗人最好的作品，但和写给阿尔比乌斯的诗歌一样，它让我们对他的诗学观念有了很多了解。他对哀歌诗人的诟病在于他们让自己过度沉湎于情感，有欠阳刚和节制。这既是美学观念也是道德态度，既涉及应该如何写诗，也涉及应该如何生活。

作为贺拉斯最为光彩夺目的诗歌之一，他描绘了吕迪娅和忒勒弗斯（Telephus）这对情侣，让我们仿佛再次进入了那个永恒的希腊世界。[31]诗人注意到男孩绯红的颈部和蜡般的双臂，并描绘了他优美而激烈的欢爱在女孩白皙的双肩上留下了瘀伤，他的牙齿在女孩的嘴唇上留下了咬痕。诗人嫉妒地注视着，但他的表达具有某种优雅和略嫌冷漠的性感，就像布龙奇诺（Bronzino）的画。不过，这首造作和夸张的作品最后宣称，情比金坚和生死不渝的人享有三倍甚至更多的幸福。和那首二人对白诗一样，对热烈忠贞的这种向往因其冷静的表达形式而更加感人。

贺拉斯为人坚毅。他在维吉尔的一位朋友去世时写诗安慰，[32]诗歌的结尾表示：“虽然艰难，但忍耐会让无法弥补之事容易承受些。”关于克娄佩特拉之死的颂诗中同样可以看到坚忍。[33]他在这首诗的开头对阿尔凯奥斯一首作品做了意味深长的改动，将“现在让我们酣醉”改成“现在让我们畅饮”。两位诗人都在庆祝暴君的死，但希腊诗人酩酊大醉，罗马诗人则号召举办一场有珍贵佳酿的筵席。诗人在随后的几行中痛加申斥，但随即又用了更加冷静和淡然的比喻：屋大维让她受惊逃窜，就像猎人在色萨雷雪地上追赶野兔。诗歌从咒骂转向对女王的致敬：她过于高贵，无法接受羞辱的死亡，她不像其他女人那样畏惧刀剑，而是平静地看着自己宫殿的废墟，勇敢地拿起了毒蛇等。诗人特意让自己的赞颂有限而含糊。与克吕特涅斯特拉和麦克白夫人一样，我们可能对这个男性化和不自然的女人既钦佩又恐惧。贺拉斯在诗尾用了“胜利”这个罗马人最嘹亮的字眼，保持了坚毅风格。

贺拉斯在颂诗中既显露又隐藏了自己。情色诗歌中的那个中年人的声音——他不再追求少女了吗？不，也许还没有——似乎是，但我们不能总是认定叙述者就是诗人自己。在一首“罗马颂诗”中，[34]他把只属于自己的细节和让我们难以置信的幻想结合起来（童年时，鸽子投下绿叶保护睡梦中的他，因为他将成为诗人）。我们既看到了他本人，也看到了他身上的先知外衣。他在一首诗中敦促年轻朋友留意冬日风貌和白雪皑皑的索拉科特山（Mount Soracte），诗中充满了长辈的口吻：[35]他命令道，把木头投入火中，倒上美酒，将未来留给神明。然后，他的思绪从乡村转向城市，从冬日转向夏天。乘着青春正当葱郁，白发尚未侵凌，应该在暮色中轻言细语，而静谧角落传出的女孩笑声暴露了她的行迹，她会半推半就地拒绝你夺走她手指上的信物。绿与白，夏天与冬天，年轻与衰老——别的诗人可能会围绕它们做太多文章，但这首诗结合了超脱与亲密，庄严与幽默，哲思与生动的场景描写，以贺拉斯特有的方式把它们融为一体。

贺拉斯用一首自豪的跋诗结束了《歌集》第三卷，这首诗将被许多人重复和效仿，其中包括奥维德和莎士比亚：“我完成了这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恒久，比皇家金字塔更巍峨……”[36]然后，他回归六音步体，创作了一卷《书信集》（英语中通称为Epistles，但拉丁语的Epistulae没有显得那么冠冕堂皇）。贺拉斯在这部作品中更加自信地发展了首见于其讽刺诗中的对话口吻，显得亦庄亦谐。与此同时，他发明了诗体书信这种新体裁：除了最后一首，这些诗歌都写给真实存在的人，友谊是他的主题之一。贺拉斯表示他谈论的是哲学，但我们应该将其理解成最广义的行为准则，内容从恪守道德到“如何在社会中立足”，绅士的举止位于两者之间。与此同时，贺拉斯用间接但生动的画面描绘了自己，包括他的生活和品位。提供道德建议的人可能显得自以为是，贺拉斯通过加入刚好适量的自嘲避免了这点。

诗集的代表作是写给马伊克纳斯的第七封信，最详实地呈现了两人亲密但互不相让的关系。贺拉斯责怪庇护人要求他始终伴随左右：如果想要贺拉斯追随，那么请还给他年轻的活力、黑色的头发和两人因为轻浮的基娜拉（Cinara）而共同发出的笑声。书信随后讲述了一个故事：富人看到遮阳棚下坐着个正用小刀修建自己指甲的家伙（贺拉斯作品中的任何东西也像这项精准而不雅的手艺一样细致）。富人对这幕景象深为着迷，于是安排那人成为农民。但这个计划失败了，那个不幸的人请求回归城市生活。这是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故事的翻版，但结局相反，提醒我们尽管贺拉斯经常念叨喜欢农村，他同样非常享受城市生活。

诗中出现了一个新名字：基娜拉。当贺拉斯告诉自己庄园的管家，他已经认识后者很久时——当时他仍受基娜拉的青睐——那个名字再次出现。[37]基娜拉也出现在《歌集》最后一卷。换句话说，她只在去世后才现身于贺拉斯的诗歌中，代表了逝去的时光和诗人的日益衰老。她真实存在过吗？无论是真实抑或虚构，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基娜拉向我们展现了贺拉斯在自我披露时多么谨小慎微，即使在较为公开的六音步体诗歌中。不过，在《书信集》最后“致自己的诗”中，他如实描绘了自己，他的范本是维吉尔在《农事诗》最后对诗人个体的描绘，但在个性主义上迈进了一大步，因为他描绘了自己：他是获释奴隶的儿子（诗人在这里重复了多年前在一首讽刺诗中两次用过的表述），后来加入了罗马最伟大之人的圈子。他身材矮小，头发早白，面色黝黑，容易发脾气，但很快会冷静下来，最后，他给出了自己确切的年龄，甚至包括月份。凭借这些信息，我们得以对他做出“身份认证”，没有其他哪位古代作者能让我们做到这点。

他还创作了另外三篇诗体书信：一封写给奥古斯都，信中第一次直接对皇帝讲话；一封写给朋友弗洛卢斯（Florus），包含了他最直接的一段自我介绍；另一封写给著名的皮索（Piso）家族成员，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诗艺》（The Art of Poetry），信中的准则将从文艺复兴开始产生巨大影响。晚年，他回归抒情诗，所写的15首作品被编为《歌集》的第四卷。其中一些是宫廷或爱国作品，和过去一样出色，但略显呆板。在个人诗歌中，有几首流露出老之将至的悲凉气息。在写给弗丽斯（Phyllis）的诗中表示，她“是我最后的爱，因为再不会有哪个女人让我血脉偾张”。[38]另一首诗敦促某个商人[39]别再忙着赚钱，在黑暗之火到来前享受些快乐：他应该在理智中加入少许愚蠢，时而装一下傻令人愉快。[40]诗集的第一首作品表达了他在时隔多年后再次感受到爱情折磨时的痛苦：诗人祈求维纳斯怜悯，因为他已经不是美貌的基娜拉统治下的那个人了。作品随后似乎转向其他主题，但诗人最后透露，现在让他魂牵梦绕的是一个可爱的男孩。我们也许会觉得，贺拉斯做出这种忧伤的转变有点为时过早，但古人几乎没有中年观念：人从青年走向老年，中间没有多少过渡。贺拉斯的确已经接近生命终点，他去世时55岁。[41]

尽管有大量作品失传，在诗歌方面，我们还是能相当清楚地了解从卢克莱修到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但史学方面的资料更加支离破碎。留存至今的最古老拉丁语史书是尤里乌斯·恺撒（公元前100年—前44年）的高卢征服战争回忆录。他对战斗的叙述也许是罗马史学家中最为清晰和有说服力的。与《万人远征记》中的色诺芬一样，他也用第三人称表示自己，以表面上的客观对他的性格和能力做了非常积极的描绘。他的散文明晰、平实而简洁，这种行伍风格也许会让我们很难意识到，20世纪前很少有人给人类带来过如此多的苦难。西塞罗把他的风格比作裸体，直白、优雅、没有任何文学装饰[42]——这种评价非常准确，尽管有恭维的意图。后来，恺撒还记述了与庞贝的内战。在作品的高潮部分，他一改惯常的冷静，描绘了一系列异兆。在一座希腊的密涅瓦神庙中，胜利女神像转身朝门外看，即背对女神，面朝恺撒本人。[43]这既不谦虚也不可信，但表现出对艺术形式的意识。

萨鲁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年—前35年）的代表作《历史》（Histories）只有少量摘要留存，但有两部较短的专著传世：《喀提林阴谋》（War against Catiline）和《尤古塔战争》（War against Jugurtha）。他的灵感来自修昔底德，甚至在风格选择上也效法后者。我们也许还记得哈利卡那苏人狄俄尼修斯对修昔底德代表的朴素风格的描绘。哲学家塞涅卡将用类似的语言形容萨鲁斯特的风格，称其故意使用“截头去尾的警句，用词晦涩而简洁，令人意想不到”。[44]这是一种巧妙的风格，粗糙而突兀，带有古朴味道。与修昔底德一样，萨鲁斯特强调主题的重要性：他以尤古塔战争为题是因为它的规模，因为它标志着将对贵族斗争的开始，将对意大利造成重创——这个理由非常奇特。类似的，他选择喀提林阴谋是因为那是一次特别令人难忘和危险的罪行。他还和修昔底德一样提出了重要思想：罗马的国家动乱是道德堕落的结果。活力和节俭让罗马伟大，但伟大带来了财富，财富又带来了贪婪和懒惰，世俗比美德更受推崇。人们经常批评罗马人从道德角度解释历史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公正的。在一个没有专家和统计学，没有“某某学”和“某某主义”的世界里，很难找到其他解释。就此而言，现代历史学家的许多分析——经济学、社会学或阶级斗争等角度——在根源上也许仍是道德式的。不过，萨鲁斯特关于堕落的思想过于笼统和庸常，比不上修昔底德强烈的冷静客观。但他不失生动和有力。《喀提林阴谋》的核心是尤里乌斯·恺撒和加图的讲话，一方主张对被捕的阴谋者网开一面，另一方表示反对，这同样是修昔底德的手法之一。

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可能是阿西尼乌斯·波里奥（Asinius Pollio，公元前76年—公元4年）。和修昔底德一样，他也是政客和将军。公元前1世纪30年代，他结束了政治生涯，但在此之前他就对文学感兴趣。卡图卢斯称赞过他，[45]维吉尔用第4首牧歌向他致敬，贺拉斯最具政治色彩的一首颂诗也可能是写给他的。[46]波里奥创作过诗歌、悲剧和演说词，但他的声望主要来自《历史》，这部作品记述了庞贝与尤里乌斯·恺撒的内战，并一直延续到恺撒遇刺后几年。贺拉斯强调说，波里奥的内战故事开始于梅特卢斯（Metellus）担任执政官的那年，即公元前60年。换句话说，他回到了战争爆发十年前挖掘冲突的根源。波里奥讲述了“战争与罪恶的起因，以及事情发生的方式”——诗人的评价暗示了洞见和道德义愤。波里奥的《历史》和诗歌已经失传，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唯一留存下来的是他在公元前43年写给西塞罗的三封书信。[47]它们给人留下了坚韧和仁慈的印象。《历史》中留存下来的最长片段恰好是对西塞罗的总结评价，显得既准确又公允。波里奥希望西塞罗在成功时更加克制，在逆境中更加乐观，但西塞罗的缺点在于，无论身处何种情况，他都无法想象局面会改变。这种评价一针见血：西塞罗在得势时骄傲自大，在失势时陷入绝望。

波里奥还批评了其他历史学家，而且可能相当严厉：他指责萨鲁斯特风格陈腐，李维思想狭隘。[48]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生于帕多瓦，是又一位来自波河彼岸的北方人。他的史学巨著《建城以来史》（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涵盖了从罗马诞生到当代的历史，共计142卷，相当于现代的20—30册，其中约四分之一流传至今。他自称作品的动机是爱国，好让人们铭记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民族。他对过去怀有浪漫的激情，表示虽然读者们可能对近代之事更感兴趣，他却喜欢研究遥远的时代，以便逃避当下的罪恶。他遗憾地表示，当代人通常认为神明不会降下先兆。[49]至于他本人，在记述往昔的岁月时，他的思想有点“变得古老”。古代的智者们认为先兆很重要，对他们的尊重促使他把这些东西也写进了自己的史书。我们与修昔底德已经相距遥远，但可能觉得并未走在前进的方向上。

李维知道罗马的史前故事带有传说性质，但还是把它们收入作品中，理由是古代故事允许人与神共处，让城市的起源具备更加神圣的色彩。[50]他对罗马中期信息的可靠性持何种观点就不太清楚了。李维不是研究者：在作品的每个部分，他都依赖一位或多位早前的历史学家，并改编他们的叙述。和萨鲁斯特一样，他也相信罗马出现了道德堕落，但追溯这种堕落的后半部分作品已经不复存在。他的风格华丽、流畅而多变，昆体良称赞其“如牛乳般醇厚”。[51]作品中的一些段落令人难忘，充满了戏剧性和感染力，比如城市陷落或战斗失利的消息，或者阿尔巴人被从生活了四百年的家乡驱逐。[52]但纵观整部作品，形象模糊的战斗和虚构的演说反复出现，令人感到厌倦。但也许我们不应忘记，对他最早的读者来说，这部作品是陆续出版的，对我们来说显得重复的内容也许曾被看作民族故事的又一段连载。不过，在学术上最有抱负的古代历史学家会研究接近当下的时期，因为只有那些时期具备充足和可靠的信息，让严肃分析成为可能。无论如何，那不是李维的擅长。

奥维德（公元前43年—公元17年）与其他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有所差异，他更加年轻、富有、轻浮和多产。当奥古斯都在阿克提翁的胜利事实上终结了多年的内战时，奥维德还不满十岁。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其他诗人，我们从他身上看不到遭受了重大苦难的感觉。他还是这些诗人中唯一经历奥古斯都晚年暴政的，而且后果严重，因为公元9年，皇帝把他流放到黑海西岸的托米斯（Tomis）。流放的原因似乎是一次宫廷阴谋，但按照奥维德本人的说法，一首或几首诗也成了对他的指控理由。[53]这促使一些读者把他想象得比实际更加可怕。

奥维德最早的作品是《恋歌》（Loves），这部三卷本的情色哀歌一上来就对此类体裁进行了戏谑。他在开篇表示：“武器和暴力的战争是我准备歌唱的对象，我将使用适合主题的格律”——“武器”是作品的第一个词，就像在《埃涅阿斯纪》中那样。但丘比特偷走了一个音步——换而言之，他准备使用六音步体，但神明将其改成了哀歌双行体。于是他不得不坠入爱河，丘比特必须也为此做好安排。一旦坠入爱河，他请求为自己戴上锁链，把自己描绘成爱情凯旋队伍中的俘虏。令普洛佩提乌斯又爱又增的爱情奴役成了滑稽剧。

直到第5首诗中，他才给出了心上人的名字：科里娜（Corinna）。但不同于提布卢斯和普洛佩提乌斯的作品，这名女子的身份不再具有意义。比如，第三卷中，他在观看赛马时搭讪了一个姑娘。[54]她是不是科里娜呢？这似乎并不重要。他常常有意表现得反现实。他告诉曙光女神晚点现身，不要打断他的爱情之夜。[55]诗人表示，曙光女神似乎听到了，因为她脸红了，但还是在平常的时候升起。他要求看门人让自己进去：这是个很小的要求，因为爱情已经让他变得如此消瘦，以至于只需一条细缝就可以了[56]（就像惹上麻烦的客厅侍女会说：“夫人，那只是个很小的孩子”）。和普洛佩提乌斯一样，他也在某首诗的开头将自己的情人比作三位神话中的女性，但随即流于荒诞——他担心朱庇特会变成公牛、老鹰或其他什么来追求她。[57]

不过，奥维德不只是个恶作剧者，他所关心的也不仅是文学，还包括生活。与普洛佩提乌斯营造的沮丧形象不同，他断言爱情应该是快乐的。他在一首特别热情洋溢的诗中宣称“每个恋人都是战士”，[58]并对那种古老的比喻做了某些欢乐的改变，而且乐在其中。他告诉自己的情人，他们应该如何捉弄她的丈夫：比如，她可以在餐桌上把酒杯给他，他会从她嘴唇碰过的地方喝酒。[59]欺骗与戏弄是伟大爱情游戏的一部分，也带有残忍的意味。还有两首诗涉及更为残酷的话题：不举和流产。[60]

另一首作品因其更加强烈的现实感而与众不同。[61]诗人描绘了午间的炎热，以及窗帘半掩的房间，营造出适合引诱的昏暗环境。科里娜来了，半推半就地让他扯下了衣服。她一丝不挂地站在诗人面前，诗人开始冷静地从肩膀往下打量她的身体。然后，“剩下的谁不知道呢？”在这里，不同于早期哀歌诗人们的看法，女性又成了物品。但这是对令人战栗的情欲优美而不道德的描绘，还是诗中的“我”在嘲笑自己熟练偷欢者的形象？奥维德并不深刻，但他常常比我们预想的更难以捉摸一点。

在《女杰书简》（Heroines）中，他让女性有了自己的声音。这些书信是想象中神话里的女性写给她们恋人的（有三封信来自男性，女性写了回信）。这个构思非常诱人，但奥维德不太擅长模仿别人的口吻，书简不像我们可能希望的那样形式多样，但其中许多颇为有趣，有几则还很动人。《爱的艺术》（The Lover’s Art）展现了他最轻浮的一面。这部戏仿教诲诗（仍然用“不符合”教诲诗体裁的哀歌双行体写成）教导读者如何赢得异性的爱，作品主题几乎完全是引诱的艺术，只在前两卷结尾简短提到了房中技巧。对愿意实践它们的人来说，该诗提供了完全不负责任的快乐。

作品的结构随意而松散。奥维德不时岔开话题说起神话故事，通常基于最牵强的理由（酒是让姑娘心软的好方法，这里有一个关于酒神巴库斯的故事[62]）。一段对奥古斯都外孙的赞美之词被塞了进去，[63]完全没有认真地试图掩饰那是后来加入的；奥维德还添加了写给女士们的第三卷，同样不愿掩饰那是计划外的。在别的作品中，这可能会有影响，但在这里似乎只是整体上漫不经心风格的一部分。尽管主题上颇多所谓的轻佻之处，《爱的艺术》却是非常纯真的表演。与《恋歌》类似，作品将现实与幻想作为两极联系起来，但采用了不同方式：前者中很少出现地点，后者则以城市结构和新都市的生活为基础，充斥着罗马的地形信息。在这个基础之上是无拘无束的唐璜式滥情理念，完全出于幻想。

我们也许会觉得，奥维德真正喜爱的并非女士们，而是罗马的生活。他表示，如果姑娘走在柱廊下，你应该和她一起溜达，时而在前，时而在后，时而快步，时而磨蹭，在柱子间穿梭，用你的侧面去触碰她。[64]这是一种舞蹈，优美地将求爱、建筑和无所事事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也许这正是奥维德的意图——他更感兴趣的是游戏本身，而非其表面目的。在诗中最感人的段落里，他宣称自己很高兴出生在当下的时代，并非因为它的财富和奢华，而是因为它有文化，昔日的粗鄙已经消失。[65]奥维德是幸福新时代的赞美者，他将要遭受的意外灾难掩盖了这个事实。

奥维德计划让《变形记》（Metamorphoses）成为自己的代表作，并以此获得不朽。在这部作品中，他从惯用的哀歌双行体转向六音步体，开始了在维吉尔之后创作史诗的艰巨任务。这部作品共十五卷，是奥古斯都时代最长的诗歌。他的策略是打破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史诗标志的统一性，将其分成大量片段：他讲述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二百多个，通过共有的变形主题把它们联系起来，每个故事中有一个或多个角色被变成了兽、鸟或树，或者从女人变成男人。这是对在宏大诗篇中加入何种内容的原创回答，但也符合他的秉性。他对大型作品没有多少品位，也许也没有多少天赋：他的较长作品都采用这样或那样的片段形式。类似的，他的《岁时记》（Fasti，这个词表示宗教或仪式的日历）用诗体描绘了半年中的节日和仪式，每卷为一个月——这种形式让他可以将不同的神话和其他材料囊括其中。《变形记》采用了某些松散的结构原则。作品从创世开始，随后各卷快速穿越了罗马的历史，以诗人所在的时代为终点，但多数诗歌很少有编年纪事的色彩。神明的爱情出现在前期各卷中，中期各卷零星分布着一系列缺乏自制的女主角故事，但主要的创作原则是变形本身。

在古代的大型诗歌中，这部作品的原创之处也体现在摒弃道德目的和高度严肃性（除了在变形所需的异常时刻）。这是一部消遣之作，就像在杂技中那样，有时也会出现感伤段落或恐怖故事。但作品的基调是诙谐的。即使在较为沉重的段落中，通常也会很快有笑话出现。我们很难确定，奥维德对自己作品的效果有多少掌控。他是否无法抗拒俏皮话，就像某些古代读者认为的那样？或者不断流露出欢乐是这首诗的理念？不过，这种不确定也许是玩笑的一部分。

《变形记》在中世纪及以后被广泛阅读，由此在多个世纪里成为欧洲人了解古典神话的主要来源：文艺复兴时期画布上和巴洛克时期天花板上的神明基本是奥维德版本的。因此，很容易产生古典神话本来如此的印象，但事实并非这样。奥维德对神明的处理方式是新颖的。我们看到过阿里斯托芬对神明的取笑，但在这一切的背后仍能感受到他们是真实而强大的存在。而奥维德把他们变成了游戏中的筹码，鼓励和他一样老于世故的读者轻视他们，有点类似忒奥克里托斯鼓励朋友轻视波吕斐摩斯，但少了些人性的同情。游戏的目的是消除他们的全部神性。奥林波斯的男神成了笨拙而自夸的情郎，女神成了天真的少女。

其中一些幽默显得欢乐而粗俗。当达芙妮逃避阿波罗的追逐时，后者暗示，如果她跑得慢些，自己也会追得慢些——[66]仿佛这场追求是供读者消遣的游戏（奥维德还表示，逃跑中的她甚至更美了[67]）。阿波罗还吹嘘自己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受到崇拜，并指出朱庇特是自己的父亲。[68]而在追求少女伊娥时，朱庇特本人也表示，自己并非普通神明，而是手持权杖和发动雷电的神。[69]有的幽默更为含蓄：当一位宁芙因为被神强暴而怀孕时，过于天真的贞洁女神狄安娜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奥维德语带讥讽地说：“据说宁芙们注意到了。”[70]

代达罗斯（Daedalus）和伊卡洛斯（Icarus）的故事展现了他最动人的叙事技巧。[71]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年轻人因为飞得太高，导致翅膀上的蜡熔化并坠亡，可以用来表达两种道德寓意：不服从（他的父亲代达罗斯警告他不要这样做）或者骄傲（飞得太高）。奥维德一度似乎准备做道德说教：代达罗斯要求儿子保持适中，如果飞得太高会受到太阳的威胁，如果太低，海浪会让翅膀过于沉重。这听上去像是对美德理念的比喻，即美德是德性两极的中间值。但奥维德提出这种可能后马上弃之不顾。诗人把伊卡洛斯描绘成天真的孩子：他打扰正在制作翅膀的父亲的画面非常动人。伊卡洛斯飞得那么高是因为他“产生了对天空的欲望”——那是一种完全光荣的愿望，我们几乎无法抗拒。不过，正当我们准备流泪时，奥维德突然把故事变成了“原来如此”的故事（为何鹧鸪飞不高），把代达罗斯从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变成曾经的杀人者。距离他埋葬儿子地点不远的树丛里有一只鹧鸪，巧合的是，那是他曾经的外甥佩尔迪克斯（Perdix）。出于嫉妒，代达罗斯将其从雅典卫城上摔下致死，这就是为什么那种鸟会避开高处。从英雄神话到动物寓言，从感伤到离奇，作者有意让转换显得不协调。很容易想出从伊卡洛斯过渡到佩尔迪克斯的更平顺方式，但奥维德偏爱这种滑稽的变味。

有时，他会描绘变形的实际过程。年轻的赫尔马弗洛狄忒（Hermaphroditus）在萨拉玛基斯泉（Salamacis）中洗澡——这处泉水也是一位宁芙。[72]宁芙像蛇一样围绕着他来回流淌，他们的身体合而为一，成了“雌雄同体”（hermaphrodite）。这幕滑溜溜的景象既美丽又邪恶。墨勒阿格（Meleager）将在一块木头燃尽时死去：[73]木头烧光了，他的灵魂慢慢地扩散到空气中，就像炭灰慢慢地笼罩了炽热的余烬。这正是余烬熄灭的方式——奥维德做了专心的观察——诗句的朦胧音律也与句意相得益彰。

作品中最出色的也许是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的故事。[74]在早期版本中，这曾是一个变态神话：皮格马利翁国王与一尊雕像交合。艺术家与自己的作品坠入爱河的故事最早出现在这里，可能是奥维德的发明。两个对现代人产生最大吸引力的古典神话首见于奥古斯都时代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已经提到，另一个是维吉尔《农事诗》中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的故事），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两者的发明人都是罗马诗人，尽管真相无法确定。皮格马利翁的吻，隐约回馈的温暖，放在胸部的手，拇指的压力和由此产生的脉搏——这一切都得到了优美的描绘。

《变形记》可能被过誉了。奥维德的灵感有时捉襟见肘，特别是在最后三分之一的作品中。他的自然描写段落相当缺乏想象力，基调和风格也不如我们希望的那样丰富。相比之下，维吉尔的范围要广阔得多。不过，作品的结尾非常精彩，虽然其主要思想剽窃了贺拉斯。经过以变形为主题的前十五卷后，我们看到了某种不变的东西。诗人吹嘘说，无论时间、火焰还是朱庇特的愤怒都无法摧毁这部作品，他的名字将会不朽，只要罗马的统治持续，他就会拥有读者，在未来的所有世纪里活在盛名之中。“我将活着”（Vivam），这个词的力度不逊于任何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最后一词。

他在流放中写了五卷《哀歌》（Tristia）和《黑海书简》（Letters from Pontus）。《哀歌》第二卷是一首长诗，为他自己的生活和诗歌进行了辩护，而非充满活力的表演。但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提比略（Tiberius）都没有宽恕他，奥维德在托米斯一直待到公元17年去世。差不多在这个时候，马尼利乌斯（Manilius）写了一首关于占星学的教诲诗《天文》（Astronomy），长达四千多行。除了此人的名字和生活年代，我们对其一无所知。该诗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黄道的复杂计算，被巧妙地放进了六音步诗体。和卢克莱修一样，他提到了自己与难以驾驭的主题的斗争，但区别在于，现在的困难不是思想上的而是技术上的。

作为斯多葛主义者，马尼利乌斯反对卢克莱修的伊壁鸠鲁主义哲学，但他的整首诗中都能感受到后者的影响。当马尼利乌斯偏离教诲主题时，他显示出了真正的诗歌天赋，善于使用崇高的句子和犀利的表述。比如，在以大段激昂之词讲述群星由神明确定的不变形状和轨迹时，他就采用了卢克莱修风格的固定套路。[75]但我们既看不到卢克莱修的深刻与激情，也看不到《农事诗》的道德想象。活跃于公元1世纪的还有截然不同的费德鲁斯（Phaedrus）。此人是获释奴隶，他的主题同样不起眼：把伊索寓言改写成诗体。在贺拉斯的作品中，此类故事被融入更长的讽刺诗或书信中。据我们所知，费德鲁斯是第一个让它们独立成篇的拉丁语作家。这些作品明晰、生动而幽默，有时相当犀利，在《殉教者列传》出现前，它们也许是我们了解真正罗马大众文化的最佳渠道。

注释：

[1] 《演说术原理》10.1.93。

[2] 《爱的艺术》3.333-40和3.535-8；《哀歌》2.467。

[3] 《哀歌集》1.1.58。

[4] 《哀歌集》1.1.53。

[5] 《哀歌集》1.1.57。

[6] 《哀歌集》1.1.59-66。

[7] 《哀歌集》1.3.89-90。

[8] 《哀歌集》1.3.91-2。

[9] 《哀歌集》1.5.19-36。

[10] 《哀歌集》2.6.39-40。

[11] 《哀歌集》1.9。

[12] 《哀歌集》1.9。

[13] 《演说术原理》10.1.93。

[14] 《哀歌集》1.6.25-6。

[15] 《哀歌集》1.6.27-8。

[16] 月光动机见《帕拉丁诗选》（Anthologia Palatina）5.123（菲洛德墨斯）：夜晚的月，照亮吧，长着两个犄角的守夜者，照亮吧，透过精美的窗棂照进来；对睡梦中的姑娘行不轨的动机可能源于希腊新喜剧，参见泰伦斯《阉奴》599行起，查士丁尼时代的拜占庭诗人——“静穆司”保罗也用过该主题，见《帕拉丁诗选》5.275。——译注

[17] 《哀歌集》3.8。

[18] 《哀歌集》4.1.63-4。

[19] 《哀歌集》4.7和4.8。

[20] 《歌集》2.7。

[21] 《长短句集》8和12。

[22] 《长短句集》5、17和3。

[23] 《讽刺诗》1.4和1.10。

[24] 《讽刺诗》2.1。

[25] 《歌集》4.2.5-27。

[26] 《歌集》4.2.27-32。

[27] 《歌集》2.1和3.3。

[28] 《歌集》3.9。

[29] 勃朗宁，《青春与艺术》（Youth and Art）。——译注

[30] 《歌集》1.33和2.9。

[31] 《歌集》1.13。

[32] 《歌集》1.24。

[33] 《歌集》1.37。

[34] 《歌集》3.4。

[35] 《歌集》1.9。

[36] 《歌集》3.30。

[37] 《书信集》1.14。

[38] 《歌集》4.11。

[39] 这首诗写给一个叫维吉尔的人，有些学者认为就是诗人维吉尔。——译注

[40] 《歌集》4.12。

[41] 应为57岁。——译注

[42] 《布鲁图斯》262。

[43] 《内战记》3.105。

[44] 《道德书信》114.17。

[45] 《歌集》12。

[46] 《歌集》2.1。

[47] 《与友人书》10.31-3。

[48] 苏维托尼乌斯，《论文法学家》10；昆体良，《演说术原理》1.5.56和8.1.3。

[49] 《建城以来史》43.13。

[50] 《建城以来史》序言。

[51] 昆体良，《演说术原理》10.1.32。

[52] 《建城以来史》1.29。

[53] 如《哀歌》2.207。

[54] 《恋歌》3.2。

[55] 《恋歌》1.13。

[56] 《恋歌》1.6。

[57] 《恋歌》1.10。

[58] 《恋歌》1.9。

[59] 《恋歌》1.4。

[60] 《恋歌》3.7（6）和2.13（14）。

[61] 《恋歌》1.5。

[62] 《爱的艺术》1.525-6。

[63] 《爱的艺术》1.176-228。

[64] 《爱的艺术》1.491-6。

[65] 《爱的艺术》3.121-8。

[66] 《变形记》1.510-11。

[67] 《变形记》1.527-30。

[68] 《变形记》1.515-17。

[69] 《变形记》1.595-6。

[70] 《变形记》2.452。

[71] 《变形记》8.152-269。

[72] 《变形记》4.356-67。

[73] 《变形记》8.522-5。

[74] 《变形记》10.243-97。

[75] 《天文》1.474-531。

第十章

奥古斯都时代之后

按照传统观点，结束于公元14年的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是拉丁语文学的黄金时代。经过一段空白期，在尼禄（公元54年登基）统治时期开始了白银时代——作品的质量获得了复兴，但不如上一波繁荣那么辉煌。这种描绘基本上足够公允，尽管最有说服力的做法是把下限放在公元1世纪末之前的若干年，即讽刺诗人尤维纳尔和历史学家塔西陀登台之时。听听罗马人自己对此的看法很有意思。退伍军人维勒尤斯·帕特库鲁斯在公元1世纪20年代写了一部罗马史，他在作品中回顾了文学史的脉络，提出为何特定体裁最为辉煌的时期如此之短的问题。[1]他的答案包含两个因素。首先，竞争激励了天赋：某位原创者发现了新的可能，其他作家开始忙着探索它们。我们不应混淆竞争和模仿：作家并不把同行看作模板，而是视其为催化剂。第二个因素是体裁的枯竭。任何文学形式的繁荣期都很短暂：好想法被用完，矿脉被挖光，真正有天赋和抱负的作家开始寻求开发新的领域。

上述观点颇为有趣，既因为它们看上去很有说服力，也因为它们诞生的历史时刻。有抱负的作家第一次生活在两种阴影下，不仅有希腊人的成就，还有拉丁语文学的伟大时代。当维勒尤斯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似乎没有哪位健在的诗人在自己的时代或以后是重要的。公元1世纪的流行观点还认为，演说术也处于衰退中（佩特罗尼乌斯的小说《萨梯里卡》中用雄辩反对雄辩：发言者声称，炫耀性演说没有实质内容，因此缺乏力量[2]）。后来，在塔西佗的唯一一部非史学作品《关于演说家的对话》（Dialogue on the Orators）中，只有一位发言者不承认衰退的事实：作者再次诟病了雄辩的空洞，指责其注重警句和小聪明，哀叹共和国已经不复存在，那时的杰出人物在法庭和政治舞台上参加过真正激烈的战斗。在塔西佗看来，史学的情况也同样糟糕：他在《历史》中写道，奥古斯都掌权后，前辈作家们讲述罗马故事时的雄辩和自由消失了，“伟大的天才销声匿迹”。[3]

佩特罗尼乌斯所在和塔西佗回顾的那个时代在公元1世纪50和60年代达到顶峰，把反讽、风趣和尖刻推向了极端，以在每句话中塞满警句、反讽或悖论为目标。这种偏好鼓励了断奏风格。一位17世纪的大学老师表示：“塞涅卡写东西就像公猪撒尿”，一阵阵的。[4]塞涅卡和他的侄子——史诗诗人卢坎（Lucan）是这种风格的大师。但他们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新现象：“坏的好作家”或“好的坏作家”。诚然，曾经出现过有严重缺陷的作家和在某些方面比别人好得多的作家。但不曾有过这样的作品，即作者的缺点似乎成了其优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轻易将两者分开。

塞涅卡（约公元前2年—公元65年）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斯多葛派哲学家，但作为尼禄年轻时的老师，他在失宠前一度是罗马帝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很少有哲学家能有如此好的机会行使真正的权力。他还创作过悲剧，有七部完整流传下来，另一部（似乎从未写完）有很大一部分存世。还有两部佚名剧作也被归于他的名下，其中一部是最长的古典戏剧——《埃特山上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 on Oeta），出自一位啰嗦的模仿者之手；另一部是罗马仅存的历史剧《屋大维娅》（Octavia），塞涅卡本人也作为角色现身。

塞涅卡的悲剧是非常奇特的作品，缺乏对舞台技巧的关心（比如安排人们登台和下台），这暗示它们可能只供阅读或吟诵，而非在剧场中表演。上述状况也许鼓励他把警句式风格推向极端。这些作品情节离奇夸张，角色几乎都是夸夸其谈和装腔作势的人。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他们如此也许是个谜。心理写实几乎完全不见踪影。比如，当堤厄斯忒斯发现吃了自己的孩子时，他说了各种妙语和矛盾的话，唯独没有人们在意识到胃中装着自己骨肉时的真实反应。[5]在《特洛伊妇女》（Trojan Women）中，当希腊人准备杀死赫克托耳年幼的儿子时，他们集结了军队，准备欣赏施虐景象。然后，塞涅卡随后笔锋一转：所有人在看到那个男孩时都被感动得落泪，只有男孩本人极其平静——平静得令人难以置信。[6]

想要最清楚地领略塞涅卡的视角，我们可以把他的作品与相同主题的希腊悲剧加以对比。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带着孩子们的尸体离开；塞涅卡的美狄亚最终鄙夷地从空中将尸体抛给了伊阿宋。[7]欧里庇得斯的结尾展现了心理事实：她杀死孩子们的部分原因是想要把他们留在身边，无论是死是活，不愿让伊阿宋得到他们，甚至连埋葬他们的慰藉都无法得到。相反，塞涅卡为追求情节的刺激牺牲了心理上的真实感。我们看到，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是宗教信徒，全身心崇拜阿耳忒密斯，崇拜高尚但不宽容的纯粹理想。塞涅卡的希波吕托斯则是一个神经质的城里人。在一段八十多行的讲话中，他对农村生活的优点、城市的腐败和时代的肮脏慷慨陈词，最后怒斥了女人的罪恶，认为她们是恶的主因。[8]奶妈短暂地提出抗议，却导致希波吕托斯对女性展开了更多谩骂：“我讨厌她们所有人，她们令我战栗，我逃避和害怕她们。”即使按照塞涅卡的标准，此人也是个疯狂的极端主义者。

在作品最后，七零八落的希波吕托斯被带了进来，他的父亲开始尝试某种拼图：右手在这里，这块一定来自他的左边，那片应该放在哪里？少了很多块。[9]在欧里庇得斯《酒神女》失传的一段中，阿加维似乎整理了儿子的尸块，我们可以想象那段情节带有可怕的力量，但在塞涅卡的作品中却感受不到。最客气的说法是，塞涅卡在追求某种讥讽的恐怖，但即使如此他仍然失败了。他的许多警句非常生动，哥特式恐怖有时也具有独特魅力，但最终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写出如此糟糕作品的人需要真正的天赋。

塞涅卡在《升天变瓜记》（Apocolocyntosis）戏仿了自己的悲剧风格。这是一篇混合了散文体和诗体的墨尼波斯式讽刺作品，描绘了公元54年克劳迪乌斯（Claudius）皇帝死后升天的情景。他的科学研究《自然问题》（Natural Questions）为哲学准备了一席之地，但他主要通过一系列论文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这些论文大多很短，除了洋洋洒洒的《论恩惠》（On Benefit）。论文的主题是实践道德，对象包括愤怒、仁慈、心灵的平静和生命的短暂。他还为丧亲者写过三篇慰藉词。慰藉是件难事：很难做到不说教，而且造作和不真诚特别不适合这种体裁。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和贺拉斯可以做到，但塞涅卡没能逃脱陷阱。三篇慰藉词中都有许多优美的警句，但内容平平无奇，作者的优越感也令人厌烦。斯多葛派哲学家被认为从智慧城堡俯视未启蒙者，塞涅卡无疑很乐意鄙视人类大众。不过，尽管带有这种苛刻的崇高道德基调，现代读者还是可能会觉得他的某些建议非常世故。财富可有可无，但智者更希望富有，尽管他可以走路，但更希望坐马车。[10]穷人也无法指望得到他的帮助：“我不会救助某些人，即使他们很穷，因为即使我给了，他们仍然很穷。”[11]不过，他会对富豪的痛苦表示同情，死缠不放的大群贫穷求助者让他们没有自由。

《道德书信》（Moral Letters）是他最吸引人的作品。全部124封信都写给了一个叫卢基利乌斯（Lucilius）的人。其中几封略带具体事件的色彩：塞涅卡回复友人的问询，通报船只刚刚抵达，或者抱怨邻居的噪音。但这种色彩并不强烈，他很少试图让它们看上去像是真的书信：它们基本上是短篇论文，有的谈到了他在专著中涉及的道德话题，有的则是关于文学或文化内容。其中一封讨论了如何对待奴隶，风格更接近修辞术而非书信：“‘他们是奴隶。’不，他们是人……‘他们是奴隶。’不，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奴隶，如果你想到命运对奴隶和自由人一视同仁。”[12]

毫不意外，这封信因为人道主义而受到赞誉，但有一个问题。荷马与希腊悲剧作家对奴隶制的观点明确而理智：它完全是奴隶的灾难。但当哲学家们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他们失去了那种明确性。亚里士多德正确地看到需要为奴隶制辩护，但他的理由是错误的：有些人天生具有奴性。[13]我们都是命运的奴隶，这个事实造成了新的困惑，因为它暗示真正的奴隶制并无多大影响。反复出现在塞涅卡作品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自满：很难不感到他更感兴趣的是自身情感的崇高，而非他同情的人。书信中最出色的也许是那些关于文化主题的。比如，有一封信谈到了作者的风格与性格的关系（我们在前文引述的塞涅卡对萨鲁斯特的评价就出自这里），塞涅卡旁征博引，富于洞见而且表达优美。[14]

卢坎（公元39年—65年）因为卷入了针对尼禄的阴谋而被迫自杀时年仅25岁。他当时已经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但只有未完成的《内战记》（Civil War）存世，讲述了公元前1世纪40年代庞贝与尤里乌斯·恺撒的战争。这首诗共十卷（计划可能是十二卷），以第七卷中恺撒在法萨洛斯（Pharsalus）战役中的决定性胜利为中心高潮。如果荷马创作了“第一代”史诗（所谓原始时代的所谓自然产物），《埃涅阿斯纪》是“第二代”史诗（带有自我意识地对第一代史诗形式进行了再创造，使其具有普世的重要性），那么《内战记》也许可以被称作“第三代”史诗：它让史诗具有了讽刺、反英雄和个人色彩。《内战记》是这种警句风格的最典型代表：几乎每行都带有警句的味道。诗中没有神明，他在一场大战的中途宣称：“我们说朱庇特统治世界是在撒谎。”[15]诗中也没有英雄：庞贝不够格，尤里乌斯·恺撒是个怪物，只有像小加图这样的配角才代表了体面。在作为高潮的那场战役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惯常的个人英勇举动，而是乱糟糟的混乱厮杀。

这首诗歌带有明显的诘问色彩：卢坎抛弃了史诗诗人传统上的一视同仁，坚称自己的目标是说服后人哪一方代表正义。他不断指责和质问自己的角色，在第八行就问道：“公民们，这种疯狂是什么……”还不到五十行，他已经向罗马、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Pirrhus）和尤里乌斯·恺撒发了话。诗歌的第一行中就出现了尖刻的嘲笑：“我歌唱色萨雷平原上不仅是内战的战争，以及罪恶的理由……”这场战争“不仅是内战”，因为交战双方是名义上的亲戚，庞贝去世的妻子是恺撒的女儿。

卢坎在警句创作上拥有出色天赋，将拉丁语的简洁发挥到了极致（很难通过翻译表现他的才智，上文提到的对朱庇特的否定在原文中只有三个词[16]）。他的构思也令人印象深刻：叙事总是绝望、尖刻和愤怒的，唯一的不同元素是巴洛克式的恐怖幻想。但对作品的处理配不上它的构思：没有哪位具备相似天赋的作者会有如此之多和如此严重的缺陷。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声嘶力竭的尖叫：先知的洞穴、招魂术、撒哈拉沙漠中的毒蛇、克娄佩特拉的宫殿——对这一切的描绘都如此疯狂而夸张，以至于变得乏味和令人难以置信。最重要的是，一边是创作带有政治信息的历史史诗，一边是沉湎于荒诞的幻想，两者间出现了致命的不匹配。就连恺撒的敌人也承认他文雅而温和，但当卢坎让他得意洋洋地注视着法萨洛斯战场上的尸体时，作者让这种评价变成了玩笑。[17]恺撒有时被描绘成疯子（非常乏味），但对海上猛烈风暴的不屑似乎让他显得过于大胆，而当他安全上岸后，一切又流于俗套。[18]

卢坎也有精妙段落。其中之一是小加图为庞贝致的悼词。[19]悼词的开头高贵而朴素：“一个公民死了……”然后，小加图做了有节制的评价，在赞美的同时也有所保留。与前人相比，庞贝很少认识到权力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但这在那个如此没有法纪的时代非常有用。他是“一个还统治着的元老院的统治者”。[20]在这里，卢坎用警句构造平衡，表现出对历史状况的意识。第七卷以典型的蠢话开头：太阳对即将到来战斗感到不安，以至于比平时升起得晚。但随后的段落可能是诗中唯一真正具有悲剧性的：在最后的走运时光里，庞贝梦见自己回到了罗马，在自己建造的剧场里得到民众的欢呼[21]——上述想法很符合这位戏剧性的作者。诗人告诉侍卫：“别吵醒他”。波提努斯（Pothinus）——年幼的埃及国王托勒密的阉奴——的讲话在开始时像是愤世嫉俗但不无道理的权宜之计，但不幸的卢坎不会就此罢手：还没等他写完，那个人已经成了哑剧中的反派。[22]我们恰好知道《内战记》出自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之手。这让我们好奇，如果活得更长久些，他是否会改掉自己的缺陷（谁会想到《提图斯·安德罗尼库斯》的作者后来会写出《暴风雨》呢？）。

该时期活跃于罗马的另一位作家用希腊语写作。这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犹太人教徒和布道者，只是偶尔写点东西。他从地中海东部的家乡前往罗马的过程一波三折，最终作为囚徒抵达首都。文人圈子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如果知道此人后来称得上最有影响力的古典作者，他们会感到意外。后世称他为圣保罗。

按照惯例，基督教作品不被算作古典文学。生活在公元1世纪，来自阿纳托利亚沿岸的塔与苏斯（Tarsus）的犹太人保罗不是古典作家；而生活在公元2世纪，来自遥远得多的幼发拉底河沿岸的萨摩萨塔（Samosata），民族不明的琉善（Lucian）是古典作家。不能用基督教作品在当时不为人知作为上述观点的理由。谁也不能因为17世纪的托马斯·特拉赫恩（Thomas Traherne）或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直到后来才有了读者，就把他们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排除。无论如何，有人在当时就读过全部此类作品，只不过他们并未出现在历史书中。

《新约》的文学水准也被低估。原因之一可能是许多《新约》学者专注于其宗教价值，觉得探究其文学价值可能会被视为有失偏颇。此外，一些人乐于相信启示来自头脑简单之人的质朴语言。事实上，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新约》本身：耶稣感谢上帝，“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23]但事实上，在一个大多数人是文盲的世界里，没有哪个作者是真正头脑简单的，而且《新约》的文本至少有一部分非常复杂。它们用“希腊共通语”写成，即当时地中海各地所说的希腊语。但在那个时代，任何在文学上自负的作家都有“阿提卡化”的倾向，也就是使用几个世纪前雅典的希腊语。受此影响，许多学者觉得用希腊共通语写的任何东西必然是劣等的。但福音书用直白的希腊语写成就像本书用直白的英语写成，两者都使用了自己时代的语言。而且由于福音书直截了当地叙事，它们无需复杂的句法或词汇。

保罗的巨大影响建立在规模很小的作品之上。我们有13封归于他名下的书信，其中7封确定是真的，3封显然出于他人之手，剩下的3封有不同程度的疑问。它们在基调和主题上各不相同，甚至在一封信中也会如此。有的专注于神学（保罗在某种意义上发明了神学），有的涉及行为和实践道德问题，还有的段落犹如祷告或者相当激昂。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奔放、热情而愤怒，没有其他古典文本像这样辐射出直接的白热化情感。保罗的哲学理念是革命性的，因为他宣称所有人在道德上平等：在基督那里不再有奴役和自由的区别。这种理念把塞涅卡好意的屈尊俯就远远抛在身后。只是在简单描绘圣餐制度时，保罗才唯一一次提到耶稣的生平之事——[24]讲故事的工作被留给了福音书。

这些作品的标题并非“耶稣传”，而是“福音书”，也许它们与其他古代传记的差异足够大，可以视为独立体裁。在收入《新约》的四部福音书中，即使最短和最简单的《马可福音》也展现出非凡的叙事技巧。如果基督教消亡了，而这又是其留存下来的唯一文件，我们也许能更好地认识到这点。其中的三部福音书相互关联，被称为“对观福音”。《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包含了《马可福音》中的大部分材料，也共享了后者中没有的材料。路加和马太各自拥有独立于另一部福音书的材料来源。此外，这两部福音书在叙述耶稣出生时都使用了自己独有的材料。特别是路加的叙述，具有不同于他福音书其他部分的特点。最常见的解释是，除了各自独有的材料，马太和路加还借鉴了马可以及另一个未知的材料来源。这种解释在大体上是可能的，尽管他们也可能有过相互影响。

对耶稣出生的叙述是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故事。它今天为人所知的形式混合了《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并加入少许次经或许多后世的加工。两部福音书关于耶稣出生的叙述并无关系，只在两点上一致：首先，他是无垢受孕而生；其次，尽管他来自拿撒勒，却出生在伯利恒（两部福音书对此给出了不同而矛盾的结论）。路加的叙述篇幅是马太的三倍多，包含了大部分最受欢迎的情节（除了《马太福音》中的三博士来朝），比如圣母领报、天使和牧羊人、“客栈房间已满”。他还让自己的人物发出了赞美诗般的欢呼：玛利亚的《尊主颂》（Magnificat），[25]她的姐夫撒迦利亚（Zechariah）[26]和老祭司西缅（Simeon）[27]的救赎之歌。他的讲述独一无二，兼有民间故事的朴素和超然性，平实的叙述和狂热的表达，与福音书的其他部分截然不同。我们无法知道，这种特别风味源于路加，还是有他自己的材料来源。

在对观福音中，耶稣讲述了一些寓言（parables），即很短的譬喻故事。这是犹太精神教谕作品中已知最早的寓言，可能是耶稣的创新。它们有的幽默或离奇，有的令人不安，有的感人而深刻。其中最好的都出现在《路加福音》中，比如“好撒玛利亚人”，[28]而最著名的是“回头的浪子”。[29]后者也是最长的一则，将近四百字，大约相当于《葛底斯堡演讲》的一半。故事首先描绘了一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然后是更加感人和复杂的父亲形象。随后，浪子的哥哥登场，他令人羡慕的高尚一度让人以为他将成为故事的主角，但故事结尾前再一次出现转折。这则寓言展现了生动的叙述和深刻的道德探索，而且一切都是在极短的篇幅内完成的。谁创作了这个故事？最经济的假设是耶稣本人。“他比先知大多了”，[30]但几乎同样让人意外的是，这位作者可能也比契诃夫（Chekhov）更伟大。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常常满足于抄录现有材料，很少加以改动，而在《约翰福音》中，我们一眼就能看到创造者的身影。这部福音书的中心是七大“神迹”，先知式的演讲穿插其间。在演讲中，耶稣对自己做了各种崇高的断言（“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31]）。《约翰福音》中没有寓言。作者默认了对观福音书或某种类似作品的存在。他没有用耶稣出生的故事，而是用关于永恒世界的论述开篇，只用一句话指涉无垢受孕。他没有描绘最后晚餐上的圣餐制度，而是让耶稣发表了告别布道，[32]并让圣餐意象充满了文本的其他部分（“我就是生命的粮”，[33]“我是真葡萄树”[34]）。即使在十字架上，耶稣似乎仍然是指挥者。约翰省略了其他两部福音书中的绝望哀号（“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35]）；相反，耶稣把母亲托付给最喜爱的弟子，在说出“成了”后死去，[36]这个希腊语单词既表示结束，也表示完成。

因此，我们可能想要把约翰看作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为神学几乎抛弃了传记。与修昔底德的演讲类似（按照某种解释），约翰让耶稣说了“必要的东西”，关心的并非真的说了什么，而是其生命的最深刻意义。不过，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因为约翰也是个非常出色的故事讲述者。他对耶稣复活的描绘远远优于其他三部福音书，其中一些细节属于所有古代叙事中最意味深长和动人的时刻，例如比彼得先跑到耶稣墓穴的那个门徒，或者抹大拉的玛利亚与复活耶稣的对话，前者将耶稣误认为园丁。[37]最后的神迹——耶稣让拉撒路复活——也是各福音书中对神迹最生动和详细的叙述。[38]考虑到这点，我们就会明白约翰在开篇处的论述也是讲故事。《创世记》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开篇，这显然是故事的开头。约翰对此作了呼应：“太初有道。”他对道成肉身的描绘是一种新的故事讲述方式，独一无二地融合了哲学、叙事和声明。

公元1世纪末，在图密善（Domitian）统治时期，斯塔提乌斯（约公元50年—约95年）似乎是当时最重要的诗人。他的一些作品已经失传，特别是为皇帝在日耳曼尼亚的作战写的颂词，尤维纳尔对其进行了讽刺。[39]斯塔提乌斯有两部史诗存世，另有他编成五卷本的诗集《诗草集》（Silvae）。这些诗歌大多是为特定事件而写，其中6首写给图密善，表现出意料之中的谄媚；另一些写给富有的朋友和庇护人，表达祝贺、安慰或赞美他们的豪宅。斯塔提乌斯本人似乎不太重视这类表演，表示自己每天最多能写一百行。一首较短的作品哀悼了朋友死去的鹦鹉，对鸟笼的描写优美地戏仿了拉丁语诗歌对宫殿的描写套路。[40]其中最短的一首在特点上完全不同于诗集中的其他作品，那是一位失眠者写给睡神的，既优雅又有几分感人。[41]

相反，《忒拜记》（Thebaid）经过深思熟虑，这部12卷的史诗描绘了俄狄浦斯的儿子们在他死后展开的战争。斯塔提乌斯的风格灵动而优美（他比其他任何六音步体拉丁语作家使用更多的短音节），诗中还有一些令人激动的时刻，比如半神、云、河流和风静悄悄地在朱庇特的宫殿中集合，宫殿的穹顶灿烂夺目，大门闪耀着神秘的光。[42]诗中还有许多怡人的自然描写，尽管“万物有情谬想”略嫌过多（维吉尔在这点上表现出巧妙的节制，并注入了深刻的感情）。不过，诗中没有哪个角色让我们觉得有趣，在高潮处的战斗中，他只能像卢坎那样求诸疯狂的夸张。

最惊人的段落出现在结尾。他急切地问自己的诗：“你会流传后世吗？”[43]——那是十二年辛劳的成果。“我恳求你活下去，但不要挑战神圣的《埃涅阿斯纪》，而是远远地追随，始终崇拜它的脚步。”在其他体裁中，诗人应该表现得谦虚（或者假装谦虚）——贺拉斯在讽刺诗中诟病了“平庸的缪斯”，[44]维吉尔把《农事诗》描绘成可耻享乐的产物[45]——但史诗诗人被认为应该自信和客观，所以上面的句子很不寻常。这段话热忱、诚挚而又有几分动人，但并未暗示往昔的负担比过去更重。

斯塔提乌斯的自我怀疑很有风度，因为他切中了要害。《忒拜记》没有足够的存在理由是铁的事实：它只是另一首史诗而已。从诗歌的第一个词就能看出这点。《伊利亚特》以“愤怒”开篇，《奥德赛》以“人”开篇，维吉尔以“武器和人”开篇，卢坎以“战争”开篇，斯塔提乌斯则以“手足之战”开篇。“手足”是形容词，显得软弱许多。古老的矿脉已经枯竭，即使阋墙主题也已被卢坎更加有力地演绎。留存下来的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两首作品遭遇了相同的诅咒：瓦雷利乌斯·弗拉库斯（Valerius Flaccus）未完成的《阿尔戈号英雄记》（Argonautica）和西里乌斯·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的《布匿战记》（Punica），后者是最长的古典拉丁语诗歌。

在《忒拜记》之后，斯塔提乌斯又开始创作《阿喀琉斯记》（Achilleid）。这部作品带给我们某种在古典诗歌中独一无二的东西，即对童年经历的大段叙述，并展现出相当的魅力。斯塔提乌斯去世前只完成了第一卷和第二卷开头。我们很希望他能写更多，但这对他来说也许是幸运的，因为如果继续写下去，作品很可能流于俗套，而且很难想象他在描绘阿喀琉斯的成年经历时如何不沦为荷马和维吉尔的苍白影子。事实上，这部未尽之作是他最具吸引力和原创性的作品。

相比之下，斯塔提乌斯时代最好的诗人是创作短篇诗歌的马提亚尔（Martial，约公元40年—约104年）。他最长的诗歌只有50行，大部分作品要短得多，许多只有两行。他是我们理解的警铭诗的大师，即精炼风趣，在结尾处话锋突转的作品。他的基调通常是讽刺的，许多诗句粗俗或下流）——那是这种游戏的性质。现代警铭诗人需要靠押韵来实现所需的犀利和齐整，马提亚尔则利用了哀歌双行体的齐整。他的作品中有些是糟粕（比如对图密善皇帝的恭维），而且由于有超过一千四百首诗歌被归于他的名下，他无法一直避免重复。不过，他的创新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也很少有古典作者像他那样不时惹人发笑。除了哀歌体，他还使用那些低俗或下流的诗体，比如十一音节体（卡图卢斯的最爱）和“瘸腿短长体”。他用上述诗体写的作品常常过于散漫，无法被称作警铭诗；这些作品大多风格和蔼可亲，略带有卡图卢斯“年轻人论城市”作品和贺拉斯《讽刺诗》的味道。

与其他警铭诗人类似，我们最好选取马提亚尔不同时期的作品作为样本，而不是从头读到尾。但整体大于部分，通读马提亚尔的作品可以让我们领略他的世界以及他在其中的位置。他写道：如果你读俄狄浦斯和堤厄斯忒斯，或者许拉斯、恩底弥翁和各种神话，你只是在读空洞的东西[46]——我们在维吉尔的《农事诗》中也听到过这种论调。[47]相反，“你应该读这个，你可以对这种生活说：‘它是我的’。在这里，你找不到半人马、戈耳工或哈耳庇：我的书页散发出人味”。与贺拉斯不同，马提亚尔没有让我们窥见他的内心，但给了我们许多他外在生活的信息。我们甚至知道他长着一头乱发，以及多毛的双腿和脸颊[48]——典型的西班牙人。他还告诉我们自己住在哪里：有段时间住在提布尔柱旁，弗洛拉和朱庇特的神庙在那里相向矗立；[49]有段时间住在奎里纳尔山（Quirinal Hill）“梨树旁”的三段长长的台阶之上的阁楼里。[50]在河对岸的雅尼库鲁姆山（Janiculum Hill）上，他还拥有一处乡间宅邸，可以将罗马尽收眼底。[51]他还向我们描绘了紧邻街区的情况：阿特雷克图斯（Atrectus）的书店在门柱上贴着小广告，[52]池塘边是俄耳甫斯像，走下山就到了他购买鸡蛋和蔬菜的市场。[53]事实上，他告诉我们的罗马地貌信息比其他任何古典作家都多，也许对从未去过罗马和很了解那里的人同样如此：作为西班牙人，他可能特别意识到诗人的读者群会越来越多地来自从未见过那座大都市的人。他曾经不太严肃地吹嘘说，日耳曼人和哥特人中也有自己的读者。[54]

“我的书页散发出人味”——这个比喻意味深长，因为他比其他任何古典作家更对气味感兴趣。干涸的沼泽、咸水鱼塘、驼背公山羊、疲惫老兵的靴子、人与动物的恐惧——这些的气味都比巴萨（Bassa）的口气好闻。[55]事实上，从西塞罗到贺拉斯等拉丁语作家也讽刺过人的体味，尽管没有那么别出心裁。马提亚尔对细微香气的描绘更加巧妙。犹如女孩一口咬下时的苹果，或者刚刚被羊啃过的青草，或者稍稍淋了些夏日雨水的草坪，或者戴在撒了香水的长发上的花环——这些就是男孩迪亚杜梅努斯（Diadumenus）之吻的气味。[56]这些气味轻柔、湿润，体现了感官的敏锐。昨日花瓶中蔫萎的凤仙花的飘香，一束藏红花最后的气息，过冬储存箱里正在成熟的苹果，皇族贵妇衣橱中的丝绸，女孩用手捂热的琥珀，远处开封的一坛陈年佳酿——这一切都包含在另一个男孩的晨间之吻中。[57]

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气味的细微，还有它们的稍纵即逝，而且它们在时间或空间上距离遥远。有一首诗动人地缅怀了奴隶小女孩埃罗提翁（Erotion），她去世时只有五六岁。[58]她的气息之芬芳犹如玫瑰花坛，或者新鲜蜂蜜，或者用手摩挲过的琥珀。不过，诗歌随后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帕伊图斯（Paetus）抱怨说，自己所受的痛苦要大得多，因为他最近埋葬了富有的贵族妻子。诗人评价到，妻子让帕伊图斯成了百万富翁，但那个可怜人还能忍心活下去。马提亚尔提醒我们，他是个讽刺诗人，不是感伤主义者。

这个时代诞生了又一位书信作家——小普林尼（约公元61年—约112年），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西塞罗、贺拉斯和塞涅卡的元素。与西塞罗类似，他的书信写给一系列真实的通信者，而且很可能首先被寄给收信人，尽管日后发表它们的意图也同样明显。与塞涅卡类似，每封信基本上只涉及一个主题，尽管被半掩在书信风格的面纱背后。小普林尼喜欢向我们展现有教养（而且极其富有）的士绅生活的外部面貌：有一封信描绘了他如何在托斯卡纳的避暑地度过一天，包括放松、锻炼和写作；[59]另一封信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他在罗马附近的巍峨海滨别墅。[60]与贺拉斯类似，他也会间接做自我介绍，把自己描绘得仁慈而有教养。虽然技艺娴熟，但他无法完全解决那个只有贺拉斯解决了的问题，即如何在展现自身良好形象的同时不显得自夸。他的书信被编成十卷，最后一卷与其他部分截然不同。小普林尼晚年被派往小亚细亚，担任比提尼亚（Bithynia）行省的总督。他从那里给图拉真（Trajan）皇帝发来公函，请求指示或建议。第十卷保留了这些公函和图拉真例行公事的回复。其中一封是异教徒对基督教最早的描绘，意外地变得非常重要。

小普林尼留存下来的另一部作品是《颂词》（Panegyric），这是一篇对图拉真不吝溢美之词的长篇致辞。即使考虑到当时的各种习俗，这部作品仍然无法让人喜欢。作品的大部分内容显得冗长，但也包含了一个非凡的段落：在罗马的熙熙攘攘中，图拉真非常平静地置身于自己的宫殿中，与从前的坏皇帝图密善恐惧地躲在小密室中的样子形成了反差。[61]对宽敞和近乎神圣的内部空间的氛围描写带来了出人意料的诗性时刻。

有大量公元1世纪末和2世纪的希腊散文留存下来。在活跃于该时期的炫耀型演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要数普鲁萨人狄翁（Dio of Prusa，约公元45年—约115年），也被称作“金嘴狄翁”（Dio Chrysostom）。他的许多作品实际上是关于实践道德的论文。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篇描绘了优卑亚岛上猎人和牧人们的生活，演说人声称在那里得到了热情接待。[62]演说的后半部分讨论了城市穷人的困境，强调最卑微之人的道德重要性，这在异教徒作品中并不常见。另一篇演说是在菲狄亚斯雕刻的奥林匹亚宙斯巨像（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前发表的，探讨了人类的外形于何种意义上可以或不能代表神明的本质，在分析中融入了对神性之美几近狂热的情感。[63]

狄翁是普鲁塔克（约公元45年—约125年）的同时代人，后者被形容为古代最有魅力的作者之一。这项殊荣与其说来自他的某一篇作品，不如说来自它们全体：我们很自然会被促使他探讨如此广泛话题的活力打动，而且似乎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近乎小狗般天真的热情。他的作品分为两类。他的论文被后来的欧洲人统称为《道德论丛》（Moralia），大多以伦理学或实践道德为题，也有的涉及古代掌故。它们读起来大多很轻松，看不到作者有什么伟大思想。

普鲁塔克的另一类作品是传记；与所有古代传记作家一样，他的作品按照现代标准来看篇幅较短。他将其视作一类独特的体裁：“我不写历史，只写传记。”[64]他把自己比作肖像画家，最为关心面部和眼睛的表情，对身体其他部位几乎不感兴趣。因此他关注的不是大战和壮举，而是显示人的思想、性格、品德和缺陷的细节。他表示，小事最能说明问题，比如一句话或一个玩笑。

普鲁塔克的传记大多成对出现：他首先讲述一位希腊名人的故事，然后是一个罗马名人，最后用几页篇幅对两者加以比较。不同的传记用的手法差异很大。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的对象既有人们可能相当了解的近代人物，也有忒修斯和罗穆洛斯这样甚至不存在的传说人物。甚至在描绘材料质量大同小异的同时代的人物时，他也会变换手法。比如，他的尤里乌斯·恺撒传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把罗马的冲突描绘成人民和少数人之间的斗争（这种分析可能更符合希腊城邦而非罗马），而马克·安东尼传则对“两人利己主义”的浪漫故事表示遗憾和感兴趣。莎士比亚根据它们改编的两部戏剧中反映了这种差异。《安东尼传》是普鲁塔克的最高成就。这是他的“负面传记”之一，即关于有才华的人走上歧途的故事，但也纵情展现了安东尼和克娄佩特拉华丽的自我毁灭式爱情的戏剧性。最初的几章生动描绘了一个强硬但不十分讨人喜欢的形象，但随着克娄佩特拉的登场，她的戏份变得和安东尼一样重要。安东尼死后，克娄佩特拉主宰了长长的结尾，她讲述了自己如何挫败屋大维抓住自己的企图，最终自杀身亡。安东尼死去前，普鲁塔克把她描绘成阴谋者，操纵安东尼为己所用，现在，她成了女英雄。上述安排虽然略显笨拙，但有力的叙述很容易让我们原谅这种缺陷。这一切的形式和特色同样保留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克娄佩特拉在尼罗河上的著名画面（“她坐的那艘画舫就像熠熠放光的宝座……”）实际上相当忠实地改写了普鲁塔克的某个固定套路。[65]

普鲁塔克是个有良心的作家。不同于许多更平庸的历史学家，他没有仅仅依赖一两处材料来源，或多或少地复制它们，而是尽自己所能地做了广泛研究。不过，无论多么优秀的传记作家都存在严重的局限。即使证据比一般情况下更有效力，逸闻毕竟不可靠，而且没有办法真正确知传主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普鲁塔克说的“不写历史”不仅表示他的体裁有所不同，也因为他缺乏严肃描绘实际状况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最好的古代传记《阿格里古拉传》（Agricola）的作者，塔西陀曾经与传主非常亲密。普鲁塔克描绘人物的方式更接近小说而非哲性历史。事实上，作为对性格的研究，这些作品对它们最初的读者来说发挥了今天的文学小说的某种功能。

公元1世纪也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希腊批评家最可能的生活时代，即《论崇高》（De Sublimitate）的作者。此人的名字已佚，一位抄工表示他可能叫“狄俄尼修斯或朗吉努斯”，后来被误会成狄俄尼修斯·朗吉努斯。从此，他被通称为朗吉努斯。朗吉努斯的崇高概念包括我们说的崇高庄严，但范围更大，涉及伟大的思想、情感力量、对比喻和其他形象的使用，以及风格、节奏和语言选择的技巧。崇高是评判技艺和灵感水准的尺度，而朗吉努斯是有作品从古代留存至今的最优秀实践文学批判者。他援引了《创世记》的开头，[66]引用犹太文本的做法很不寻常，他本人可能是犹太人。

如果我们让时钟停在公元90年前后，拉丁语文学的历史可能显现出清晰的形状，与希腊语文学非常类似。它取得了炫目的高峰，然后走了下坡，接下去是第二波较小的高峰，后一时期意识到自己的迟到，并生活在更伟大过去的阴影之下。但世纪末两位天才作家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他们是塔西陀和尤维纳尔。尽管两人特点迥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忧郁的庄严和阴沉的绚丽。通过这种共同的基调，两人也许找到了对他们所在时代的政治状况和他们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最佳回应。

在塔西陀（约公元56年—约118年）身上，拉丁语文学的白银时代姗姗来迟地实现了自己的潜力。他继承了那个时代对警句的偏好，但将其与某种塞涅卡和卢坎缺乏的能力结合起来，即直到何时停止的自制力。他的第一部作品很可能是其岳父——将军尤里乌斯·阿格里古拉的传记。作品的核心是阿格里古拉统治和平定不列颠的工作，一边是对传主的赞美，一边是对罗马化影响的极其客观和独立的观点，塔西陀将两者融为一体。他描绘了阿格里古拉的教化使命，包括鼓励不列颠人建造房屋、论坛和神庙，向他们的领袖传授博雅艺术。[67]当地人甚至穿上了罗马长袍，将其视作身份的标志。但塔西陀也看到了这种影响的可疑一面，就像他用一贯的冷静而简短的方式解释的。不列颠人逐渐被那些让人变得软弱的诱惑吸引，比如柱廊、浴场和精美的筵席。他们天真地称之为文化，实际上却是对他们奴役的一部分。塔西陀让一位不列颠酋长用类似的口吻对罗马人说：“他们带来了毁灭，却称之为和平”，这是他最广为人知的名言之一。[68]

在作品最后，塔西陀第一次展示了自己阴郁但富有诗意的叙事天赋。阿格里古拉返回罗马，准备面见嫉妒的图密善皇帝。他在晚上偷偷进城，乘着夜色前往帕拉丁山（Palatine Hill）的皇宫。[69]但他随后病倒，很快就去世了。塔西陀表示，不清楚这是阴谋还是自然原因。他对阿格里古拉的最后评价既庄重又充满个人情感。[70]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图密善的愤怒，但受到严格控制。作品使用了细节和警句，不过结合了简洁精确的权威性。这些段落将拉丁语散文的雄辩和情感力量提升到新的高度。

他的专著《日耳曼尼亚志》（Germany）再次把他带到帝国的边缘和之外。这是一篇民族志论文，试图用蛮族自己的方式理解他们的习俗和社会，比如宗教。他的第一部长篇叙事作品是《历史》，讲述了从公元69年到96年的罗马历史，但只有开头部分（69年和70年）留存下来，导致我们无法看到塔西陀本人身处舞台中心时对各类事件的描绘（他在97年当选执政官）。现存内容分为远方战事和罗马本身的动态。那是一个内战和混乱的时代，在比一年稍多些的时间里有五位皇帝先后登基，只有最后一位坐稳了帝位。塔西陀用令人瞠目的粗暴力度描绘了这一切。没有哪位作家如此扣人心弦地描绘过罗马城，后者几乎成了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比如维特利乌斯（Vitellius）皇帝的最后时光：皇帝从广场逃往帕拉丁山上的皇宫，那里的空虚和孤独让他恐惧，他随后又逃到阿文丁山（Aventine Hill），在那里落入敌手，被半裸着在街道上拖行，最后遭到杀害，尸体被用钩子拖进台伯河。[71]

塔西陀最后一部作品《编年史》回到更早的时代，叙述了奥古斯都之后的四位皇帝的统治，从公元14年提比略登基到公元68年尼禄身亡。这部作品同样没能完整流传下来：缺失了提比略统治的后期，卡里古拉的整个统治时期，克劳迪乌斯统治的初期和尼禄统治的后期。塔西陀的风格鲜明、精炼、机警而不对称，自始至终都极为出色。拉丁语没有定冠词和不定冠词，也可以抛弃英语中的许多代词和其他小助词，因此得以实现其他语言无法企及的紧凑和简练。塔西陀将母语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他的许多最精彩的表达很难翻译。他的风格与内容不可分割：隽语式的精炼和犀利的尖刻既是写作风格，也是思想和情感方式。他主要用自己的语言表现对权力、野心和愚蠢的冷眼旁观，但也可以描绘悲惨的场景，比如他简短讲述了曾经权倾朝野的提比略大臣塞扬努斯（Sejanus）倒台后，此人的孩子们如何被杀害。[72]被拖进牢房时，男孩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而懵懂的女孩则不断询问自己做错了什么：她说，自己可以像孩子那样被打，她不会再这么做了。历史学家还加上了当时的报道：由于没有处死处女的先例，绞死两个孩子之前，刽子手在套索边奸污了她。如果考虑到卢坎可能会如何描绘这一切，塔西陀的简洁就更加令人称道了。拉丁语散文中没有哪个句子比这更加恐怖。

在《编年史》的开头，塔西陀宣称前人对该时期的描绘或谄媚或愤恨，但他的作品将“不带怒火或偏颇，因为我完全没有理由”。[73]但直到第四卷，即对提比略统治的叙述已经过半时，他才小结了自己的方法和意图。[74]他表示，所有国家都由人民、贵族或单人统治。这种分析与波吕比乌斯不谋而合，但他的结论有所不同：混合政体很难实现，即使实现也无法长久存在。他指出，研究民主需要理解民众和如何操纵他们，研究寡头统治需要理解领袖们的思想，研究单人统治的要点在于独裁者的小细节。他注意到，自己的某些内容可能被认为不起眼和不重要，但乍看之下不起眼的东西可能产生重大后果。这让人想起了普鲁塔克关注意味深长的小细节，尽管他认为那属于传记而非历史。然而，在塔西陀看来，细节的作用在于它们可能提供的历史教训，但“最不可能带来娱乐”。这又让人想起修昔底德曾失望地注意到，缺少故事让自己的作品不那么吸引人，不过塔西陀加入了新的激烈语气。他宣称，过去的历史学家可以写战争和征服，或者自由人民的政治斗争，而“我的劳动既狭隘又不光荣”。他们可以描绘其他国家的地理、战事的沉浮和将军的光荣战死，但他必须重述暴行、背叛和无辜者的毁灭——不变和令人厌倦的赘述。就这样，塔西陀把两种观点结合起来：他的主题比其他历史学家的更乏味，而且是单调的。

这里使用了某种修辞技巧。我们不太相信塔西陀会像李维那样写作，而且可能怀疑他是否会指望我们相信。事实上，在描绘日耳曼尼亚的战事时，他似乎心不在焉。与卢克莱修的顽固类似，他忿忿地专注于令人不快的主题也体现了自己的美学力量，绝望和狭隘并非障碍，反而正是实现这种力量的途径。我们知道这才是他真正希望做的，他也明白我们知道这点。这是塔西陀恭维读者的方式：他设想我们同样心知肚明，有能力体会到他的微妙感情和反讽。

他对专制运作的研究在关于提比略统治的描绘中最为深刻，占据了作品的前六卷。提比略去世后，塔西陀总结了他的性格和人生。[75]在古代，对人类性格主流但并非唯一的观点是，每个人生来具有固定的性情。环境可能让它无法完全展现，但它本质上是先天的。塔西陀认为，提比略生命的主导原则是伪装的能力。所以当他大限将至时，“虽然身体和气力都支撑不住了，伪装的能力却还没有抛弃他”。他的意志保持坚定，表情和谈话仍然从容不迫，塔西陀在这个坏人的身上还是能看到某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塔西陀的最终评价是，在提比略的一生中，他的行为是逐渐堕落的，随着奥古斯都、他的外甥们、他的母亲和塞扬努斯先后死去，各种限制不复存在，他真正的丑恶本性最终显露出来。不过，就在稍早些，他通过一位与皇帝同时代的人之口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尽管拥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极权的影响还是改变和颠覆了提比略。[76]

这听上去像是现代人偏爱的观点，即性格是可塑的，可以被环境改变。所以，尽管塔西陀简洁精确地概括了自己的观点，他还是顺便提及了另一种可能。这是负责任历史学家的做法。不过，他自己的分析似乎遇到了一个难题：如果塞扬努斯是驱使提比略堕落的罪魁祸首，就像塔西陀之前所宣称的，那么此人的死为何导致皇帝陷得更深呢？塔西陀用一个精彩的警句回避了这个问题：“人们憎恶的是他的残忍，他的淫荡仍然隐藏着，只要当他喜爱塞扬努斯——或者惧怕此人时。”[77]句末的小转折把目光投向了心理的复杂性和心灵的黑暗角落。许多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塔西陀低估了提比略隐藏自己情感的策略、手段和（早年）纯粹必要性的动机。不过，他的判断虽然可能值得商榷，但并非有欠考虑。

因为认为提比略的行为是不断堕落的，因为看到某种罪恶在引导这一切，塔西陀承认皇帝具备某些优点，特别是在统治初期。他不是个迷信的人；他对金钱的诱惑有足够的抗拒能力；他可以不为谄媚所动。晚年的提比略退居卡普里岛（Capri），有传言说他沉湎于各种性放荡。为前十二位皇帝写了小传的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约公元70年生）提供了细节。[78]塔西陀历史的关键部分失传，但他很可能没有拿这些飞短流长大做文章。不过，对提比略性格某些部分的这种有限宽容会不会别有深意呢？

普鲁塔克写过一篇《论希罗多德的恶意》（On the Malice of Herodotus），把那位历史学家描绘成卑劣的修辞家。他罗列了坏作家使用的技巧：在只需较为柔和的语言时使用更加严厉的语言；在不相干的地方加入不可信的材料，忽略与主题相关的可信材料；在两种说法都可能的地方选择更加令人不快的那种；有时会讲述一个有损害的故事，然后表示自己并不真的相信；为了听上去更合理，在指责中加入少许赞美。作为对希罗多德方法的叙述，上述评价完全没有切中要害，但这正是我们对它感兴趣的地方。普鲁塔克把自己时代的标准用到了那位历史学家身上，描绘了赞美和指责的修辞技巧：如何抹黑你的暴君。我们可以在塔西陀作品中看到上述全部技巧。

这是否违背了他“不带怒火或偏颇”写作的宣言呢？并不完全如此。塔西陀可以回应说，演说家的工作是让自己的观点尽可能有说服力，在这点上，历史学是修辞术的分支（事实上，一位同时代的希腊智术师，佩林托斯人鲁弗斯[Rufus of Perinthus]正是这样说的）。当然，历史学家应该做出自己的判断，只要他不歪曲事实，区分事实和诠释是读者的事，读者也需要使用自己的判断。在我们可以将塔西陀与其他证据加以印证的地方，他看上去是可靠的。事实上，那些指责他使用修辞手法的人是在反过来夸奖他，因为他们自己的结论大多来自他的文本。塔西陀给了我们对他的结论提出质疑的材料。诚然，我们也许需要保持警惕，但这正是他希望的。

还有另一个考虑：塔西陀憎恶提比略，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喜欢此人。他在《编年史》中唯一一次描绘了皇帝的外貌：此人身材高大，驼背，瘦得出奇，秃顶，脸上长满脓疮，敷着药膏。[79]这种内容本该属于传记而非哲性历史。有人也许会说，用丑陋的外貌来诟病皇帝是不是最不公平的呢？不过我们更应该认为塔西陀对此人着迷，后者的形象如此有力，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将其外貌也加入作品。这是古典散文中对个人最详细的研究，也是古代作品最接近现代小说理念的地方。因此，让塔西陀的美学意义超过史学意义，把他看作文学大师的想法可能很有诱惑力。但这种想法是错的。相反，他的天才之处在于让美学想象为思想探索服务。

罗马没有连贯的讽刺诗传统，四位主要的讽刺诗人——卢基利乌斯、贺拉斯、佩尔西乌斯和尤维纳尔分别自成一家。佩尔西乌斯（公元34年—62年）活跃于尼禄的统治时期，他只写过6首诗歌和一段用“瘸腿短长体”写的序诗。他推崇贺拉斯的狡猾，[80]在戏谑中隐藏尖锐，但那不是他本人的风格。相反，他的作品乖戾、紧密而曲折。佩尔西乌斯认为自己的老恩师说过他善于使用鲜明的对比，[81]他还鄙视当代诗歌缺乏胆量和魄力。[82]他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推崇，多恩（Donne）的《讽刺诗》（Satires）带有一些其奇特而尖锐的基调。尤维纳尔（活跃于约公元100年—130年）是四大讽刺诗人中的最后一位，与其他三人大不相同。他的风格更加华丽，卢基利乌斯与贺拉斯追求的个人化和倾诉式基调被严格的非个人性取代。诗中的声音非常激烈，但我们不知其出自何方。这种风格让人想起卢克莱修，事实上，卢克莱修作品的讽刺部分最接近尤维纳尔的诗歌。

第1首讽刺诗以怒气爆发开头：“我永远只是个听众吗？”仿佛我们正在听人读诗。他已经受够了这类文学吟诵，准备采取报复。然后，他突然让我们置身罗马的繁忙中：律师马托（Matho）的肩舆经过，被这个超胖的家伙塞得满满当当，[83]谄媚者把我们挤开。[84]如果站在十字路口，你会想要在大号笔记本上记录看到的骗子。“即使我没有天赋，愤慨也会让我写出这样或者像克鲁维埃努斯（Cluvienus）那样的诗歌。”[85]我们不知道克鲁维埃努斯是谁，但也无需知道，那显然是某个雇佣文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下生活的丑陋驱使他走上讽刺的道路，似乎他的某种更崇高抱负遭受了挫折。在后来的一首诗中，尤维纳尔疑惑读者是否觉得他超出了惯常的体裁，开始显得像是索福克勒斯（答案是否定的）。[86]很难在他身上找到早前讽刺诗人的痕迹，但能听见维吉尔的回响。

愤慨不必然表示愤怒，也不必然表示义愤：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许多形象的确是邪恶的，但他的讽刺对象大多是粗俗和缺乏品位：愤慨表示普遍意义上的“事情不该如此”。他对自己笔下最肮脏的角色之一表现出反讽的温和：第9首讽刺诗中的奈沃卢斯（Naevolus）是个专门取悦受型客人的男妓。尤维纳尔与他进行了面谈，他抱怨自己的生活非常艰难，而讽刺诗人则回复以同情和好心的理由。反感之情被留给了我们。第3首讽刺诗中对罗马的谴责并非由诗人亲自表达，而是被放在虚构人物翁布里基乌斯（Umbricius）口中，后者即将离开，因为不可能在那里诚实地谋生。与尤维纳尔不同，此人是罗马本地人，他的背井离乡带有悲凉之意。同样动人的还有翁布里基乌斯对一贫如洗的科尔杜斯（Cordus）的描绘，后者住在阁楼上，温和的鸽子曾经在他的屋瓦上生蛋。他拥有几件装饰品和一箱书，没有文化（不懂希腊语）的老鼠将一点点吞噬那些书。[87]“谁会否认科尔杜斯一无所有？”——但他在火灾中失去了“一无所有”。这段描写非常感人，但也包含了动人的幽默。在介绍翁布里基乌斯时，尤维纳尔列出了自己眼中罗马的恐怖：火灾、房屋倒塌、一千种可怕的危险，还有8月时仍在吟诵的诗人。[88]上述危险足够真实——我们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听说过——但尤维纳尔在清单最后略带幽默地让一切变了味。怒容尚未消失，轻松的笑容已经闯了进来。

在不同时代，尤维纳尔曾被解读成谴责自己时代罪恶的先知之声，或者轻浮的机会主义者。更晚近些，他还被视作自嘲的反讽作家，描绘了一个很容易被我们看穿虚伪之处的卫道士形象。上述观点都忽略了重点：尤维纳尔是个雄辩家。我们已经提到，佩特罗尼乌斯和塔西佗都指责雄辩术对演说产生了不利影响。尤维纳尔本人也对此加以嘲笑。他回想起学生时代做雄辩练习时被要求“向苏拉（Sulla）进言”，建议这位独裁者（非常久远时代的人物）应该归隐和睡得更加安稳。[89]他还对罗马的劲敌汉尼拔（Hannibal）说：“去吧，疯子，冲过蛮荒的阿尔卑斯山，成为学生们的最爱和一段雄辩词。”[90]不过，雄辩为他的几首作品提供了结构。

这在第8首讽刺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诗歌开篇首先问道：家谱有什么用？——然后表示出身高贵是件坏事，因为这可能让人看上去不如他的祖先。雄辩的主题在诗歌伊始被提出，并得到相应的回答。篇幅浩大的第6首讽刺诗把反对婚姻作为主题。作品以萨尔图努斯时代的画面开篇，那是大地上仍有“贞洁”和“正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女子不像爱情诗歌中的莱斯比亚或卿提亚，而是用自己的乳房哺育健硕的婴儿，毛发常常比她们打着橡子味嗝的丈夫更加浓密。这并非幼稚地把过去理想化，而是一种反讽的观点。诗歌罗列了不同类型的女子：有的极其残忍或放荡，有的则仅仅让人讨厌：装腔作势的爱乐者、对政治感兴趣的女士、文学爱好者和让丈夫显得渺小的贵族妇女。假设你找到了完美的妻子——谁能忍受完美呢？我们不应把这首有力而新颖的讽刺诗看作七百行厌女言论。男性也受到了指责：在妻子刚开始韶华逝去时就将其抛弃的男人，以及所有讨厌品德的男人。诗人是一位竭力为自己的案件辩护的律师；对于讽刺诗中提到的任何内容，他同样可以写上七百行来警告女性注意男性的卑鄙。

雄辩术还以不那么公开的方式为他最宏大的表演——第10首讽刺诗提供了结构。未被言明的主题是：“我们应该祈求什么？”随后，诗人罗列了通常被认为是福祉的东西——权力、军事荣耀、美貌和长寿——但又通过来自当下生活、历史和神话中的例子一一证明它们会带来不幸。比如，年老会造成不举，尤维纳尔描绘了主人如何忙了一夜，而阳具仍然软弱无力[91]——但用了让人联想起维吉尔的语言。[92]在提到特洛伊国王普利阿莫斯的威严时，[93]作者再次想到了维吉尔[94]——如果国王的寿命短些就好了——然后描绘了他如何像献祭的可怜老牛那样被杀。这段描写流露出强烈和忿忿不平的遗憾，鄙夷中混杂了某种愤怒的同情。

尽管他的某些诗歌可能显得杂乱，但尤维纳尔是个专一的诗人和出色的警句发明者，几乎每行诗中的语言都带有敏锐而鲜活的观点和细节。他还是技巧大师，自维吉尔以来，没有人能像他这样把六音步体用得如此富有表现力。为了对这点略加体会，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最著名的表述如何通过上下文获益。比如，他会让关键字词延续到新的一行开头，使其处于醒目位置：“拉上门栓，看住她。”[95]但谁来看住看守者自己呢？[96]在一段铿锵的哀叹中，他表示罗马人民曾经有权选出将军、执政官和军团指挥，现在却“只急于得到两件东西/面包和竞技”。[97]在第10首讽刺诗中，他以雄辩家的恰当方式结束论证：“那么，人没有应该祈求的东西了吗？”不，有的，那就是“心灵和身体的健康”。[98]在此处，这不完全是公共中学的理想，就像看上去那样。他曾说，如果你必须祈求些什么，如果你想要经历献祭肚肠和香肠的过程（对宗教仪式的不屑描绘），那就祈求这个吧。诗人在情感上是不情愿的：希望至少你的心灵和身体能正常。但作品不失高贵：诗歌结尾向往的美德更看重劳动而非奢侈，并超越了愤怒和欲望。崇高的斯多葛主义和讽刺贬低间形成了强大的张力。

写实主义是尤维纳尔的讽刺技巧之意。他命令道：“称一称汉尼拔”，看看那位伟大将领有多重？[99]亚历山大大帝对世界的有限感到不满，但他将不得不满足于石棺里的空间。[100]这种写实主义和视觉性结合起来。罗马人的胜利看上去到底什么样？诗人展现了破坏与不幸：残破的盔甲和马车，悲惨的俘虏。[101]如果汉尼拔作为胜利者进入罗马会是怎样的情景呢？大象背上坐着个独眼龙。[102]尤维纳尔对细节拥有敏锐的观察能力，而且常常融入幻想：爱乐者的手在里拉琴上滑动，戒指熠熠放光；[103]罗马夜间的“瞭望窗”既透出烛光，又让胆战心惊的行路人不得安宁；[104]“被下水道养肥的”狗鱼从地下进入了城市中心。[105][106]在腐败的军事委员会面前，申诉者看到了“士兵的皮靴和架在长椅上的肥胖小腿”，[107]我们仿佛和他一起紧张地注视着地面。满是尘垢的课本被比作它们的作者，贺拉斯褪了色，维吉尔被烟灰染黑。[108]有的段落展现了纯粹的美：“仅凭香味就能让你吃饱的苹果，仿佛来自永远是丰收季节的淮阿喀亚人，或者从赫斯珀里得斯姐妹那里偷来……”[109]但这些苹果只在盛大宴会上献给主人和他的贵客，最低等人的桌子上只有一块烂水果。尤维纳尔对现代讽刺理念的贡献要超过其他任何古代作家。他是诗人中最有讽刺精神的，也是讽刺诗人中最具诗意的。

注释：

[1] 《罗马史》1.16-18。

[2] 《萨梯里卡》1-2。

[3] 《历史》1.1。

[4]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拉尔夫·凯特尔（Ralph Kettell，1563—1643年）语。——译注

[5] 《堤厄斯忒斯》1035-51。

[6] 《特洛伊妇女》1068-1103。

[7] 《美狄亚》1024。

[8] 《淮德拉》483-573。

[9] 《淮德拉》1256-74。

[10] 《论幸福生活》22。

[11] 《论幸福生活》24。

[12] 《道德书信》47。

[13] 《政治学》1255a。——译注

[14] 《道德书信》114。

[15] 《内战记》7.447。

[16] mentimur regnare Iovem，直译是“我们撒谎说朱庇特统治着”。——译注

[17] 《内战记》7.786-96。

[18] 《内战记》5.563-77。

[19] 《内战记》9.190-214。

[20] 《内战记》9.194-5，rector senatus, sed regnantis。——译注

[21] 《内战记》7.7-24。

[22] 《内战记》8.484.535。

[23] 《马太福音》11.25。——译注

[24] 《哥林多前书》11.23-26。

[25] 《马太福音》1.46-55。——译注

[26] 《马太福音》1.68-79。——译注

[27] 《马太福音》2.29-32。——译注

[28] 《路加福音》10.25-37。——译注

[29] 《路加福音》15.11-32。

[30] 《路加福音》7.26。——译注

[31] 《约翰福音》14.6。——译注

[32] 《约翰福音》13-17。

[33] 《约翰福音》6.35。

[34] 《约翰福音》15.1。

[35] 《马可福音》15.34，《马太福音》27.46。

[36] 《约翰福音》19.30。

[37] 《约翰福音》20.1-18。

[38] 《约翰福音》11.1-46。

[39] 《讽刺诗》4。——译注

[40] 《诗草集》2.4。

[41] 《诗草集》5.4。

[42] 《忒拜记》1.119-210。

[43] 《忒拜记》12.810-19。

[44] 《讽刺诗》2.6.17。

[45] 《农事诗》4.564，ignobilis oti。——译注

[46] 《警铭诗》10.4。

[47] 《农事诗》3.3-8，参见2.45-6。——译注

[48] 《警铭诗》10.65。

[49] 《警铭诗》5.22（原注误作1.117）。提布尔（Tibur）柱可能指柱子用洞石（一种产自提布尔的多孔石灰岩）建造。——译注

[50] 《警铭诗》1.117（原注误作10.20）。“梨树旁”（Ad Pirum）是奎里纳尔山上一条街道的名字。——译注

[51] 《警铭诗》4.64（原注误作8.61）。——译注

[52] 《警铭诗》1.117（原注误作9.97）。——译注

[53] 《警铭诗》10.19。池塘即俄耳甫斯湖（Lacus Orphrei），位于埃斯奎里山（Esquiline Hill）上，靠近埃斯奎里门，因俄耳甫斯像得名。市场指苏布拉区（Subura），位于维弥纳尔山（Viminal Hill）南端和埃斯奎里山西端之间，是罗马的穷人区和红灯区。——译注

[54] 《警铭诗》11.3（原注误作4.64）。原文作哥特人（色雷斯人）和不列颠人。在寒冷的哥特人国度，坚强的百夫长在战旗旁翻阅着我的书，据说不列颠也传唱我的诗（sed meus in Geticis ad Martia signa pruinis/ a rigido teritur centurione liber,dicitur et nostros cantare Britannia versus）。——译注

[55] 《警铭诗》4.4。

[56] 《警铭诗》3.65。

[57] 《警铭诗》11.8。

[58] 《警铭诗》5.37。

[59] 《书信集》2.17。

[60] 《书信集》10.96。

[61] 《颂词》47-8。

[62] 演说词7。

[63] 演说词12。

[64] 《亚历山大传》1。

[65] 《安东尼传》26。

[66] 《论崇高》9.9。

[67] 《阿格里古拉传》21。

[68] 《阿格里古拉传》30。

[69] 《阿格里古拉传》40-43。

[70] 《阿格里古拉传》44-6。

[71] 《历史》3.84-6。

[72] 《编年史》5(6).9。

[73] 《编年史》1.1。

[74] 《编年史》4.32-3。

[75] 《编年史》6.50-51。

[76] 《编年史》6.48。

[77] 《编年史》6.51。

[78] 《提比略传》43-4。

[79] 《编年史》4.57。

[80] 《讽刺诗》1.116-8。

[81] 《讽刺诗》5.14。

[82] 《讽刺诗》1.103-6。

[83] 肩舆一般供两人乘坐，肥胖的马托一人占据了两个座位。——译注

[84] 《讽刺诗》1.33-39。——译注

[85] 《讽刺诗》1.79-80。

[86] 《讽刺诗》6.634-7。

[87] 《讽刺诗》3.203-11。

[88] 《讽刺诗》3.6-9。

[89] 《讽刺诗》1.15-17。

[90] 《讽刺诗》10.166-7。

[91] 《讽刺诗》10.204-6。

[92] 《埃涅阿斯纪》6.617，“（忒修斯）坐着，并将永远坐着”（Sedet, aeternumque sedebit）。尤维纳尔的表述是“（阳具）委顿着……并将委顿下去”（iacet …iacebit）。见Jenkyns，Three classical poets--Sappho, Catullus, and Juvenal, Duckworth, 1982,p205——译注

[93] 《讽刺诗》10.258-272。

[94] 参见《埃涅阿斯纪》2.506-558。——译注

[95] 《讽刺诗》6.347-8。

[96] ‘pone seram, cohibe’ sed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在“看守者”（custodes）前换行。——译注

[97] 《讽刺诗》10.80-81。

[98] 《讽刺诗》10.346-66。

[99] 《讽刺诗》10.147。

[100] 《讽刺诗》10.168-72。

[101] 《讽刺诗》10.133-7。

[102] 《讽刺诗》10.157-8。

[103] 《讽刺诗》6.380-82。

[104] 《讽刺诗》3.275。

[105] 《讽刺诗》5.104-6。

[106] 原文为aut glacie aspersus maculis Tiberinus，意为“因冰块而布满斑点的台伯河鱼”，对于这是何种鱼类，学者们意见不一。Clausen认为glacie当作glaucis（灰色的），觉得“灰色斑点的鱼”应该是鲈鱼。Bradshaw同样认为是鲈鱼，但他保留了glacie，指出斑点是因为这些鱼逆流而上时感染了水霉病，被古人错误地归因于由冰块造成的。——译注

[107] 《讽刺诗》16.13-14。

[108] 《讽刺诗》7.226-7。

[109] 《讽刺诗》5.149-53。

第十一章

两部小说

古代世界没有18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化中如此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最早的散文体虚构作品是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但它的历史模式没有吸引其他作家。很久以后，希腊人发展了传奇小说：在这些故事中，男孩和女孩坠入爱河，然后被分开。在遭遇了艰难和历险后，他们终成眷属。海盗、强盗、异域旅行、监狱、折磨和强奸威胁是这类作品的标准元素。五部此类作品完整地保留下来，时间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或4世纪。其中一部特别短小，但因为温柔和淳朴而与众不同。那就是隆戈斯（Longus）的《达夫尼斯与克洛娥的田园故事》（Pastoral Tale of Daphnis and Chloe，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它散发出真正的魅力，尽管活力略有不足。这部作品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把散文体田园传奇的理念留给了后世的欧洲，是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阿卡迪亚》（Arcadia）和托马斯·洛奇（Thomas Lodge）的《罗萨琳德》（Rosalind）的鼻祖，后者又成为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的模板。

另一部作品篇幅更短，而且性质完全不同，它也许是公元前1世纪末最富想象力和最扣人心弦的希腊语散文虚构作品，那就是约翰的《启示录》（我们对他的了解完全来自该书，他显然不是第四福音书的作者），后来成为《圣经》的最后一书。这是一部虚构作品，描绘了可能是作者本人“经历”的幻想事件，像但丁的《神曲》那样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它类似犹太人的启示录作品，但远远超越了其他我们知道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将其与《牧人书》（Shepherd）进行比较——公元2世纪的一部基督教异象作品，叙述者自称赫尔马斯（Hermas）——后者要苍白和松散得多。令人信服地描绘死后世界极其困难，特别是天堂。约翰的绝妙想法专注于上帝本人和崇拜行为，从而让天堂居民的思想从自身的幸福转向外部和他者。作品中心处的末世恐怖是其最著名的部分，但更不寻常的是最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画面，一幕灿烂的和平与欢乐异象。故事走向了终极的启示或完美之光，除了一两部最伟大的作品，比如《伊利亚特》《俄瑞斯忒亚》和《理想国》，在古典文学中几乎找不到能与之媲美的作品（也许在所有时代都寥寥无几）。

只有两部拉丁语小说留存下来，其中仅一部是完整的，但两者都是杰作而且都独一无二，找不到任何相似作品。首先是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的《萨梯里卡》（Satyrica，常用的书名Satyricon源于误解，即“Satyrica的”十卷内容）。书名意为“萨梯式的故事”，让人产生对刺耳、猥亵和性放纵的联想。作品似乎诞生于尼禄时代，我们很自然地会猜测作者就是那个以担任尼禄“风雅仲裁”（arbiter of taste）闻名的佩特罗尼乌斯。但塔西陀在对这个能干而玩世不恭的酒色之徒做性格描摹时并未提到他写过什么东西，如果此人的确是《萨梯里卡》的作者，那么这种沉默就变得意味深长：小说这种低俗的体裁被认为不值得写入哲性历史。整个“特里马尔基奥（Trimalchio）的宴会”部分和几个相当长的片段流传了下来。小说可能很长，我们手头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故事由恩科尔皮乌斯（Encolpius）用第一人称讲述，这个人物结合了在古代很少见，但在20世纪非常流行的两类形象，即反英雄和狡诈的叙述者：他受过教育而且老于世故，是个寄生虫和小偷，我们通过他冷静而睿智的眼睛看待小说情节。故事似乎描绘了他与不忠的娈童吉通（Giton）和对头阿斯库尔托斯（Ascyltus）的漫游——这三个名字都带有性暗示。[1]主人公受到不举的困扰，他在故事中似乎遭到男性生殖神普利阿普斯（Priapus）的追击（戏仿了荷马史诗中波塞冬对奥德修斯的追击）。作品的一些（也许是很多）部分非常下流，特里马尔基奥宴会的社交喜剧可能是非典型部分。作品中的另一个角色是坏诗人欧墨尔波斯（Eumolpus），但遵循闹剧的无厘头做法，佩特罗尼乌斯安排他用浮华的风格讲述了一个关于以弗所寡妇的阴森而滑稽的故事。[2]这是古典文学中最好的短篇故事之一：它在很小的篇幅内展开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并有一两处转折，这点类似回头浪子的寓言，但此外别无共同之处。

特里马尔基奥曾经是个奴隶，后来变得极其富有。佩特罗尼乌斯让他的财富多得令人感到荒谬：他计划在西西里买下土地，以便在自己的土地上从那不勒斯走到非洲[3]（我们可以对比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 笔下的美国大亨，此人求购肯特郡和萨塞克斯郡，并等待着报价被接受）。但佩特罗尼乌斯不仅会幻想，而且善于观察。作为全面的性格研究，特里马尔基奥的形象在古代散文体虚构作品中独一无二。他是一大堆矛盾的结合体，但那是天性使然——他想要采取某种态度，但无法决定选哪个。他有时对奴隶非常严厉，有时则持我们从塞涅卡那里听到的高尚哲学观：奴隶是人，和其他人喝同样的奶。[4]他带来的银骷髅展现了这种混乱：他感伤地对人的渺小慷慨陈词，但那种昂贵的材料宣示着他的重要性。[5]他表示人们应该在宴席上谈论文学，[6]不过他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既傲慢又庸俗：“有德、勇敢而真诚，他出身卑微，留下了三千万塞斯特斯，从不听哲学家的话。”[7]

有时，佩特罗尼乌斯让他变得比正常情况下更加风趣——除非我们假设他的风趣是无意的：在愚蠢地大谈占星术时，他表示出生在摩羯座下的人长着“顽固的脑袋、无耻的额头和尖锐的双角。许多学者都出生在这个星座下……”[8]大多数情况下他是个笑柄：此人迷信而自作多情，他的双关语非常幼稚，他的炫耀非常粗俗——他当众使用一把银夜壶，用奴隶的脑袋擦手。[9]他表示，自己有一百个杯子，上面如此精美地描绘了“卡桑德拉死去的孩子们，让你以为他们还活着”。[10]他渴望被爱，曾告诉自己的奴隶们，他准备在遗嘱中让他们获得自由，“好让我的家里人现在就像我已经死了那样爱我”。[11]他把一小块面包扔给狗，表示“我家里没有人更爱我”。[12]后来，带着喝醉后的多愁善感，他演练了自己的葬礼：他的裹尸布被带进来，他躺在一堆垫子行宣布，“假装我死了。说些好听的话”。[13]恩科尔皮乌斯觉得特里马尔基奥令人作呕和可鄙，但现代读者可能觉得此人身上有些讨人喜欢的地方。佩特罗尼乌斯的意图是什么？也许他希望我们与叙述者持不同意见，也许这又是一个作者的创造性活力超越了他有意识构思的例子，创造出比他想要的更为丰富的效果。

较卑微的客人们快速、悲观而八卦的谈话也让故事变得生动。[14]有时，我们对口语语言了解不够，无法确定某种简洁的表达是陈词滥调还是生动发明：比如在谈到某个去世的人时，他们会说“他加入了大多数”。我们在这里第一次遇到了后来狄更斯笔下的萨姆·维勒（Sam Weller）用的转义法[15]：走失了斑纹猪的乡下人表示，“有时这样，有时那样”。[16]有的谈话旨在让人觉得厌烦，尽管佩特罗尼乌斯善于将乏味变得有趣。有个说话者似乎在感伤主义和传神的虚无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亲爱的，我们只是会走路的皮囊。我们还比不上苍蝇……不过是泡泡。”恩科尔皮乌斯等人觉得此人十分讨厌，但小说中还是流露出意味深长的悲观，就像特里马尔基奥本人讲述的故事：他看见西比尔被吊在一个瓶子里，当孩子们问她想要什么，她回答说：“我想要死。”[17]

《萨梯里卡》并非完全没有文学祖先。贺拉斯讽刺过荒谬的宴会，尤维纳尔也会这样做，[18]它还可能与墨尼波斯讽刺诗有一定关联。不过，它本质上似乎是完全原创的。它的核心处是冰冷无情的，也许我们可以称其为讽刺，但讽刺往往有道德立场，而佩特罗尼乌斯高调地反对这些。我们不该苛求他：《萨梯里卡》对规矩的强烈无视可能在篇幅较大的古代作品中独一无二。

唯一完整流传至今的拉丁语小说是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金驴记》（Golden Ass）。公元125年左右，作者出生在今天阿尔及利亚的马道洛斯（Madauros）。他还有其他作品传世，特别是《辩护篇》（Apology）和《英华集》（Florida），前者是他在受到行巫指控时为自己做的生动、渊博而奇特的辩护，后者收集了他演说中的华丽词句。但让他获得不朽的还是那部他本人很可能称之为《变形记》（Metamorphoses）的小说，尽管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在公元4世纪已经被使用了。

小说的基本情节来自一个失传的希腊故事，只有删节版本存世：由于魔法实验失败，叙述者卢基乌斯被变成了驴，在最终变回人形前，他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事件。作品的许多内容是他遇到的人讲的故事，其中最长的是丘比特与普苏克的故事，占据小说五分之一的篇幅。最后，阿普列乌斯完全脱离了自己的模板：变回人形后，卢基乌斯看到女神伊西斯显圣，他通过了入教秘仪，作为僧侣定居在罗马的伊西斯神庙。

作品的开头节奏明快，从句子中间拉开帷幕：“我愿为您编缀各种故事……”我们仿佛正被一个小贩搭讪，催促我们观看他的埃及莎草纸。叙述者随后解释说自己是希腊人，后来自学了拉丁语，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语言听上去可能有点奇怪。这当然只是客套话，他很快就将自己的技艺与从一匹马跳到另一匹马上的马戏团骑手相提并论——换而言之，他是风格大师。事实上，塔西佗和阿普列乌斯称得上拉丁语散文风格最顶级的两位大师，他们各自发展出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文风，但两人的区别不能再大了。塔西佗简练而不对称，阿普列乌斯对称而散漫。他喜欢结构松散的从句、重复的短语、动感的节奏和些许的韵律。他的措词是独一无二的大杂烩，集古词、口语、新造词和纯粹的异想天开于一身；他的叙事结合了强烈的活力和难以捉摸的美。喜剧和风格主义融为一体：当卢基乌斯向一个饶舌的老太婆打听某个人时，后者开了个不合时宜的玩笑，但卢基乌斯继续一脸严肃地用复杂而浮夸的方式问道：“别开玩笑，亲爱的老人家，请告诉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住在哪幢房子里。”[19]后来，他爱上了一个脾气不好的女奴，原因是她搅拌锅中所炖食物的诱人方式，画面既迷人又荒唐。[20]与历险相对应的是精彩的固定套路描写：带有翅膀的雕像似乎飞了起来，身后是覆盖着苔藓的石窟，充满了闪亮的光影，[21]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一头金发，让蜂蜜的色彩相形见绌。[22]

阿普列乌斯兑现了在作品开头承诺提供的消遣，但作品的许多内容阴沉而怪诞。驴子不断被殴打和棒击，遭到各种危险和侮辱，包括险些被阉割以及被强迫以动物之身与女子交合。人们被尿浸透，或者身上溅满了粪便。许多角色以可怕的方式死去，无论是好人或者坏人。性与神圣，粗俗与优雅，恐怖、猥亵与浪漫被奇怪地融合在一起，通过风格与叙事的活力结合成整体。

在丘比特与普苏克的故事中，阿普列乌斯变得更加洛可可式、精致和迷人。[23]令人感到不协调的是，故事是由为一群强盗做饭的老妇人讲述的，我们可以比较维吉尔《农事诗》中普罗透斯讲述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故事时用的优美而不协调的口吻。作者在这里令人惊叹地将不同基调融为一体。比如童话，故事以“在某个国家，从前有一位国王和王后”开头。事实上，普苏克是他们三个女儿中最年轻和最可爱的那个，她有两个坏姐姐，就像灰姑娘那样。又如柏拉图风格的神话，故事描绘了“心灵”（普苏克）与“肉欲”（丘比特）的结合。这还是一部希腊小说风格的传奇，女主人公经历了众多磨难，终于苦尽甘来。这个故事还包含了奥维德风格的喜剧，女神们的行为似乎受到了当时社会礼仪的制约。

在故事的中段，一位看不见的情人每晚来到普苏克身边，但警告她永远不要试图看到自己的容貌，否则就再也见不到他了。然而，在姐姐们的唆使下，她试图杀死情人。当她手持油灯来到床边时，发现那是爱神丘比特。随后出现了也许是拉丁语散文中最为优美的句子，令译者感到绝望，但尝试一下相当忠于原文的翻译也许还是值得的：

她看见那颗被仙酒陶醉的头颅上披着浓密的金发，在乳白色的脖颈和玫瑰色的脸颊上，一绺绺卷发被精致地梳理，一部分垂向前额，另一部分垂向脑后，如同闪电般放射出熠熠的光芒，甚至油灯的光芒也黯然失色。在长翅神明的肩头，羽毛透出露珠般的光泽，它们组成的花朵烁烁放光，尽管他的翅膀处于安息中，柔软而轻盈的细小羽毛末端仍在很不安分守己地微微舞动。[24]

事实上，这是精湛技艺的展示，是绮丽文句的华彩，就像丘比特的头发那样被自己的美陶醉。阿普列乌斯为“垂向前额”和“垂向脑后”发明了antependulus和retropendulus这对词，而被译成“精致地”的decoriter也是他独有的。不过，表面的展示并非全部，阿普列乌斯的观察还非常细致。羽毛组成了花朵，花朵烁烁放光，光泽犹如露珠：这里的语言既是幻想式的，又体现了精确的观察。它还探索了细节，比如细羽末端的微微颤动。普苏克迷醉的目光把我们带到了故事有情欲色彩的高潮，但高潮并非性或者人，而是落在羽毛上。就这样，肉体欲望同时被赞美和超越：人的激情、自然的美和神的显圣融为一体。令人吃惊的是，这是拉丁语文学中最富宗教色彩的时刻之一。它还是圣礼式的：一缕卷发和湿润的羽毛不仅是物质实在，也是丘比特显露超自然神性的方式。

学者们曾对小说最后部分的卢基乌斯精神转变感到困惑，因为它被认为与作品其他部分格格不入。也许这个问题更多属于批评家而非读者：和《农事诗》类似，《金驴记》的结尾与前文大相径庭，但奇妙的是又令人感到满意。无论如何，风格的改变也许不像人们常说的那么大。阿普列乌斯不像佩特罗尼乌斯那样沉湎于故事中猥亵的一面：无论显得多么活泼，他的叙事中总是带有黑暗色彩，直到最后沐浴在强烈的光芒中。在丘比特和普苏克的故事中，作者令人惊叹地将不同基调融为一体，如果意识到宗教性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卢基乌斯的皈依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埋下了伏笔。在最后一卷的前半部分，向伊西斯致敬的游行队伍兴奋而狂热，宗教和狂欢仍能携手而行。这是一段对异教徒崇拜中的宗教皈依独一无二的描写；从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除了基督教，此前的皈依体验仅限于哲学信仰，比如卢克莱修。阿普列乌斯可能在模仿基督徒，也可能我们在这里领略了别处看不到的异教徒宗教体验的世界。但无论阿普列乌斯的材料来自哪里，他都创造了完全属于自己的风格、基调和世界。

注释：

[1] “恩科尔皮乌斯”意为“在胸部”或“在大腿”；“吉通”意为“邻居”；“阿斯库尔托斯”意为“不受干扰”或“不知疲倦”。——译注

[2] 《萨梯里卡》111-2。

[3] 《萨梯里卡》48。

[4] 《萨梯里卡》71。

[5] 《萨梯里卡》34。

[6] 《萨梯里卡》39。

[7] 《萨梯里卡》71。

[8] 《萨梯里卡》39。

[9] 《萨梯里卡》27。

[10] 《萨梯里卡》52。

[11] 《萨梯里卡》71。

[12] 《萨梯里卡》64。

[13] 《萨梯里卡》78。

[14] 《萨梯里卡》41-6。

[15] 《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喜欢引用套话或俗语，但总是文不对题，从而营造出幽默效果。比如在第27章，维勒回答说：“总之是好意，先生，是最好的动机，就像一位绅士遗弃妻子的时候说的，因为她和他在一起好像根本就不愉快呀。”——译注

[16] 《萨梯里卡》45，modo sic, modo sic，意思是命运无常。——译注

[17] 《萨梯里卡》48。

[18] 贺拉斯，《讽刺诗》2.8；尤维纳尔，《讽刺诗》5。

[19] 《金驴记》1.21。

[20] 《金驴记》2.7。

[21] 《金驴记》2.4。

[22] 《金驴记》2.8。

[23] 《金驴记》4.28-6.24。

[24] 《金驴记》5.22。

后记

西方文明诞生于古地中海，建立在希腊人、罗马人和犹太人三个民族的文化之上——这些是老生常谈。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非常伟大。一部新近的哲学史指出，任何合格的最伟大西方哲学家名单必须包括四个名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其中的前两位。欧洲最伟大六位诗人的名单无疑应该包括荷马、埃斯库罗斯和维吉尔。如果要挑出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们很可能会选择修昔底德。古人开创了大部分重要的文学体裁，尽管我们理解的小说是个明显的例外。和布道文一样，忏悔式回忆录出现在古代晚期，标志是圣奥古斯丁（公元354年—430年）的《忏悔录》。

古人发明了那么多东西（不仅限于文学），我们也许会对他们没有发明某些东西感到惊讶。他们为何没有发明手推车、风车或者滑轮车？为何没有发明印刷术？后者的缺失限制了多种形式的写作。不可能有新闻业，也没有日记。我们也几乎找不到真正的大众文学，因为尽管可能有过写给大众的消遣作品，但除非抄工们不断抄录，它们无法留存下来。书籍昂贵的事实可能阻止了小众体裁的发展。没有侦探小说（次经中关于彼勒[Bel]的简短故事很难够格[1]），科幻小说（琉善的月球之旅只是诙谐幻想[2]）或儿童文学（动物寓言是写给成年人的）。

因此，古典文学留下了足够多的新领域供后世作者探索（若非如此将是令人沮丧的），但我们不应据此认为它在风格、方法或观点上存在局限。我们受到了语言的羁绊。“古典”一词有几个常用义项，本书使用了其中之一，表示涵盖了下至公元5世纪中期左右的希腊和罗马文学。但这个词的源头是某些作品具有特殊权威的观念，以及希腊人和罗马人长久以来被视作有资格教导我们如何写作、雕塑、建筑和思考的事实。在另一种意义上，“古典”与“浪漫”相对，古典文学被认为最看重控制、规则、传统、纪律和形式美。

我们应该试图区分“古典”的不同含义，但它们很容易混为一体。从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古代文学是“浪漫”的，无论在这个同样难以捉摸的词的何种意义上。经过对古典时代的盘点，我们也许还会惊讶于所有最伟大的古典作家多么具有原创性。这点值得强调，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古人不太注重原创。普遍的说法是，这些作家对自己所用的体裁，对每种体裁的规则或者说至少是预期具有强烈的意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体裁的“规则”应该被理解成作者觉得合适和值得的写作方式，而非一套事先存在的命令，让他感觉是在被迫遵守（我们也许可以比较好莱坞史诗这种现代体裁，它同样拥有一些常用的规则或惯例，但仅仅是因为导演和观众喜欢它们，而非某个文化权威部门强加的）。当规则变成命令时（在古代也发生过），也就标志着创造的火花正在熄灭。我们看到，整个拉丁语文学都是后来者，处于希腊的阴影之下，但最优秀的拉丁语作家仍能设法做到原创。

这些就是后世的伟大灵魂们理解的事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建筑师，提香（Titian）和丁托列托（Tintorettto）没有觉得他们的古典素材限制了自己。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我们的父辈，他们总体上是好父母。健康的雏鸟将会离巢，最优秀古代作者（如果恰当欣赏的话）的成就之一是让我们能够自由翱翔。

注释：

[1] 《但以理书》（次经）14.5-22。——译注

[2] 琉善，《真实的故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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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封面

2. 书名页

3. 版权页

4. 品牌页

5. 正文内容

1. 前言 科学之奇妙

2. 第一部分 “科学”意味着什么

3. 第一章 科学如何运作

4. 第二章 那是科学吗？

5. 第三章 “范式”之范式

6. 第四章 但那是实情吗？

7. 第二部分 科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8. 第五章 价值与真实

9. 第六章 人类的善意

10. 第七章 天性——当心！

11. 第八章 自由消解了吗？

12. 结语 科学的领地

科学的意义

企鹅经典：

[英]蒂姆·卢恩斯/著

徐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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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of Science

Teat Copyright © Tim Lewen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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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内容

致谢

写给读者的话

前言 科学之奇妙

第一部分 “科学”意味着什么

第一章 科学如何运作

第二章 那是科学吗？

第三章 “范式”之范式

第四章 但那是实情吗？

第二部分 科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第五章 价值与真实

第六章 人类的善意

第七章 天性——当心！

第八章 自由消解了吗？

结语 科学的领地

参考文献

献给

罗丝与萨姆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企鹅出版社的劳拉·斯蒂克尼（Laura Stickney），她曾满怀善意地邀请我来写这本书。她是一位充满激情与耐心的编辑，有着让人赏心悦目的生花妙笔。同样，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安娜·亚历山德罗娃（Anna Alexandrova）、里安娜·贝茨勒（Riana Betzler）、阿德里安·布泰尔（Adrian Boutel）、安德鲁·巴斯克尔（Andrew Buskell）、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e）、克里斯·埃德古斯（Chris Edgoose）、贝丝·汉农（Beth Hannon）、斯蒂芬·约翰（Stephen John）以及休·普赖斯（Huw Price）通读了该书的手稿。我的妻子埃玛·吉尔比（Emma Gilby）的评论尤有价值，我有数不清的理由要感谢她。感谢乔纳森·伯奇（Jonathan Birch）、张夏硕（Hasok Chang）、丹·丹内特（Dan Dennett）、杰里米·豪伊克（Jeremy Howick）、尼克·贾丁（Nick Jardine）、莉萨·劳埃德（Lisa Lloyd）、阿龙·许尔格（Aaron Schurger）和沙里莎·巴尔马（Charissa Varma）针对个别章节所给出的建议。至于其他形式的启发、支持以及鼓励，我应该感谢塔玛拉·胡克（Tamara Hug）、克里斯蒂娜·麦克利什（Christina McLeish）、海伦·麦克唐纳（Helen Macdonald）、休·梅勒（Hugh Mellor）、路易莎·罗素（Louisa Russell）和大卫·汤普森（David Thompson）。

我曾受惠于剑桥大学和克莱尔学院（Clare College），是它们让我可以腾出时间来写这本书；我要感谢我在CRASSH（剑桥大学艺术、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的新同事，特别是西蒙·戈尔德希尔（Simon Goldhill）和凯瑟琳·赫尔利（Catherine Hurley），他们为我提供了令人兴奋的工作环境，使我可以完成这本书；我还要感谢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基金号：284123）的资金支持。我必须感谢我在剑桥的许多学生（他们当中既有来自历史系和科学哲学系的，也有来自哲学系的），是他们迫使我去努力思索何为科学哲学以及它为何如此重要。在整理这本旨在向公众介绍该主题的书稿的过程中，我又一次想起了彼得·利普顿（Peter Lipton），作为老师和朋友他都堪称典范，至今我仍然非常怀念他。

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两个孩子罗丝（Rose）和萨姆（Sam）。虽然我不能说，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但若没有他们，这一切将变得非常不同，这本书很可能会很差劲，而且我也就会不那么享受写作过程了。

写给读者的话

本书的所有章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独立的，因此，读者并不必按顺序阅读。每一章的结尾处均有一小段扩展阅读，我为那些希望获知相关主题的更多内容的读者挑选了一些易于理解的文本。绝大多数读者可以不用理会书中的大量尾注。它们只是给出了正文所用到的事实、论证以及主张的出处。

前言

科学之奇妙

种种科学的成就是非凡的。它们为万事万物提供了解释：从人类文化起源到昆虫的寻路机制，从黑洞的形成到黑市的运作。科学也曾阐明我们的道德判断与审美感受力。它们专注的目光落于宇宙的最基本成分及其初生时刻。它们见证了我们亲密的私人活动与集体的公共行为。科学运作的方式方法令人叹为观止，使其纵使在处理那些发生于遥远的过去或将来、无形无影、难以触碰的事件时也得心应手。正因如此，科学提醒我们注意那些最紧要的人性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要得到解决，那么，科学就需要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本书——一本科学哲学的导论——从科学的特定成就中抽身出来，探讨一系列关于科学工作之重要性的问题。这本书面向那些对科学意味着什么以及科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感兴趣的人。而且，它没有预设任何科学知识，也不要求读者熟知哲学。

和其他的哲学分支一样，科学哲学自打古希腊时代起就已

存在。同样，和所有哲学分支一样，它也毁誉参半。极富魅力的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就几乎无法认同这一学科，据说，他曾评论，“科学哲学对科学家的用处就好比鸟类学之于鸟儿们”。1

费曼的话——姑且假定他确实这么说过——着实不恰当。鸟类学对鸟类无用，但那是因为鸟儿无法理解它。要是一只鸟能够像鸟类学家那样，从它的窝里揪出小布谷鸟来，那它就不会无端付出那么多的辛劳。[1]当然，费曼并不是说哲学太过复杂，科学家们无法领悟，他只是没有看到哲学也能对科学工作做出贡献。

有不少途径可以回应这一质疑。其中一条来自比费曼声望更高的物理学家。1944年，罗伯特·桑顿（Robert Thornton）一拿到科学哲学的博士学位，就开始在波多黎各大学（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教授现代物理学。他致信爱因斯坦寻求建议：是不是应该在物理学课堂上引入哲学？爱因斯坦毫不含混地回复“当然”，并抱怨说，“在我看来，现在的许多人，甚至包括职业科学家在内，就像是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接着，爱因斯坦为这种短视开出了药方：

大多数科学家深受其时代偏见之苦，而历史、哲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赋予他们那种摆脱偏见的独立性。在我看来，这种由哲学洞见带来的独立性，正是一个单纯的工匠或专家和真正追求真理之人的显著差别所在。2

对爱因斯坦而言，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价值在于它们能够解放研究者的想象力。3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科学向来满怀雄心壮志，力图将它们的方式方法应用于世间最高深的论题上。例如，心理学家、演化论者以及神经科学家一直在努力解答有关伦理的本质、自由选择的真相等问题。一旦他们大胆地踏上了这些探索之途，就会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哲学。关于演化理论对人类道德的种种影响，科学家无法作出合理的论断，也无法仅仅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就对自由意志的命运说三道四，除非他们能够清楚明确地阐发，何为道德或何为意志之自由。换句话说，不管科学家喜欢与否，他们到头来还是要回到那些数百年来令哲学家困惑的概念问题上来。

虽然科学家已然占据了过去属于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哲学家身上学不到任何东西。近些年来，通过与演化论、意识和社会行为等杰出研究的互动，有关道德与自由意志等论题的哲学工作极大地丰富起来。在很多领域，

哲学和科学越来越多地走上了一条建设性的合作之路。它们相互学习，获益良多。

我们认为，科学哲学的价值不应该完全由它对科学家提供多少帮助来衡量。它也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重要性。科学观看万物，又是否能洞察一切？科学能否把值得我们了解的一切最终都教给我们？抑或，是否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殊途同归的理解形式，比如文学、抽象反思？这类哲学问题关乎科学的界限，这类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科学与艺术如何对人类知识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科学哲学同样与政治直接相关。在面对不确定的证据和巨大的风险时，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能决定如何进行推理，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政府该如何应对气候变迁带来的威胁；如果不去探究真正的科学和伪科学式的江湖医术的差别，那么，我们就无法决定要不要通过公共卫生预算给顺势疗法提供资金支持；如果不去调查表面上中立的科学知识是否已然带着种种道德、政治价值，那么，我们就无法评定民主国家该如何采纳来自科技界的建言。

换言之，科学哲学所要处理的这些问题——本书要加以探究的问题——实在紧要，它们关系到最重要的现实问题。

注释：

[1] 布谷鸟是一种巢寄生鸟，它们会将卵产在其他鸟类的鸟巢中，由“义亲”来孵化、喂养自己的后代。——译注

第一部分

“科学”意味着什么

第一章

科学如何运作

科学与伪科学

世间有诸般科学。物理学是一种，化学是另一种。还有一些学科也能产生知识与洞见，但是，我们当中绝少有人会即刻视其为科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便属于这一类。这一切基本上没有争议。不过，对于某些情形，我们却拿不准它算不算科学，而且，这类情形极易诱发政治、文化冲突。

让我们想一想经济学、智能设计论和顺势疗法这三者。这三个探索领域的共同点是它们的科学身份经常受到质疑，并由此引发暴风骤雨般的激辩。经济学是科学吗？一方面，和许多科学一样，经济学中充斥着数学，常常表露出一股学术权威劲儿；另一方面，它并不善于给出预测，许多经济学从业人员对于弄清真实人群如何思考与行动，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无动于衷。1他们宁愿构建各种模型，借以告诉我们，如果人是完全理性的，那么在简化了的情形中会发生什么。因此，经济学可能不像科学，倒更接近于夹杂着方程式的《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它是对一个被创制出来的世界在数学上所做的细致周全的探索，而这个世界同我们的世界大不一样。

智能设计理论曾被一些组织大肆鼓吹，比如赫赫有名的美国智库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也曾有一些理论家对这个理论进行深化发展，包括生化学家迈克尔·贝希（Michael Behe）以及数学家、哲学家威廉·登布斯基（William Dembski）。这个理论旨在同演化论分庭抗礼，为物种如何适应其周遭环境给出另一番解释。它认为，有些机体特征太过复杂，远不是自然选择所能造成的，它们一定来自某种智能的青睐：也许是上帝，也许是其他某种智能主体。该理论的拥护者将其视为科学，但许多理智的评论者认为，这无非是企图在学院里嵌入一段矫情的宗教阐释而已，它要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则希望渺茫。2

主流医师有时很重视顺势疗法，尽管大量临床研究的跟踪记录表明，这些医疗手段并未得到充分验证。有一派人声称，顺势疗法是一些江湖医术，毫无科学资格，它们貌似有效只不过是因为安慰剂效应。3另一派人则告诉我们，科学研究通过主流疗法确立了其医疗介入的资格，主流疗法让我们有了一般性的、在典型环境中对大部分病患奏效的医疗手段的知识。而据其所言，主流疗法忽视了医生的特殊需求，即他们需要为非典型环境中独一无二的个体开出正确的药方。4

这些关乎真正科学之特征的问题都很重要。它们影响着那些手握大权的人，这些人的建言能决定财政和社会的健康程度；它们影响着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它们影响着我们的税收去向，决定了我们该为何种研究提供资金；它们也影响着医生就保持我们的健康所给的忠告。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今天的我们可能会关心经济学、智能设计和顺势疗法等事业的科学身份，而早先的思想家却曾被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甚至演化生物学的科学地位所困扰。我们似乎要对何者成其为科学、何者成其为伪科学做出清晰透彻的说明。看来我们得请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or）了。

卡尔·波普尔爵士（1902—1994）

时至今日，当你请教一位科学家关于科学的一般本质时，他很有可能还是会让你去读卡尔·波普尔的声明。1902年，波普尔出生于当时文化生活异常丰富的维也纳。他于1918年进入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在那里，参与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文化活动：他投身左翼政治，有段时间还倾心于马克思主义，他听了爱因斯坦有关相对论的讲座，在精神治疗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一家诊所里，还当了一段时间不长的义务社工。1928年，波普尔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及至1934年，他发表了第一本著作《逻辑研究》（Logik der Forschung）（后来，该书的英文版改成了《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5在这本书里，波普尔展现了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科学进步观，终其一生的思考，他几乎将这种观念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波普尔的父母是犹太人，因此，他在30年代被迫离开了维也纳。之后，他前往新西兰，在克赖斯特彻奇城（Christchurch）的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谋得一份差事。返回欧洲之前他在那里待了将近十年。1946年，他获邀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职，一直工作到退休。科学哲学家唐纳德·吉利斯（Donald Gillies）曾于1966年第一次见到波普尔，最近，他生动描绘了波普尔的一些个人癖好：

在讲堂外等波普尔出现也并非无事消遣，因为这位大人物进门前总是会有一套仪式：波普尔的两名研究助理会先于他进门，打开所有窗子，告诫听众绝对不要吸烟，并在黑板上写上“禁止吸烟”几个字。波普尔确实非常讨厌吸烟。他声称，他对烟味严重过敏，即便吸入一点点烟气也会让他极度不适。在助理向他报告整个区域已全面禁烟之后，波普尔才会踏进门来。6

吉利斯接着向我们交待，后来波普尔遇见了一位研究过敏症的专家，这位专家没能在波普尔身上发现任何烟草过敏的证据。对此，波普尔回应道：“这只是表明了医学有多么落后。”7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波普尔的声望可以说达到了巅峰。1965年，他被授予爵位，正是在这段时间，一批卓越的科学家对其工作表达了程度不一且令人目眩的钦慕之情。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彼得·梅达沃爵士（Sir Peter Medawar）直接表示：“我认为，波普尔无以伦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数学家、宇宙学家赫尔曼·邦迪爵士（Sir Hermann Bondi）则认为：“科学无非是其方法，而其方法无非就是波普尔所阐明的东西。”8

吉利斯回忆的那些往事也清楚地表明，波普尔常常激怒他人，就像他能招来钦慕那样。每逢周二下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会召开“波普尔研讨会”，访问学者将受邀在会上介绍自己的哲学观点。像这种标准的学术研讨会，演讲者通常会不受干扰地讲上三十到四十分钟，之后主持人才征询听众的问题。但波普尔研讨会上的规矩很不一般：

通常，在被波普尔打断之前，演讲者只能做五到十分钟的演讲。波普尔会直接跳起来，说他想做点评论，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上十到十五分钟。典型的波普尔式介入是这样的：他会就演讲者刚刚所做的报告给出一个反对论证，还常常以这样一句话收尾：“那么，您是否同意我的这一意见对您的观点构成了致命的反驳？”可以料想，这种攻击会让来访的演讲人感到极度不适。

吉利斯补充道：“从波普尔的观点看，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他的研讨会可以被视作‘自由批评’的完美典范，但在演讲者看来，它倒更像是高级波普尔主义活动促进会。”9

“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个体心理学有什么不妥？”

波普尔在科学方面的总设想源自他的两个隐忧。他的成长环境充满了让人为之迷醉、倍感兴奋的智性氛围。他曾回忆道：“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出现了一场革命：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革命口号、观念以及新奇却大多不着边际的理论。”10各种宏大的智识体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以及各种有关心智的精神分析式解读——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抱负，它们在当时随处可见。然而，波普尔觉得在相对论和（比方说）精神分析理论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差别，他尊崇相对论，但对精神分析理论抱有极大的怀疑。

他为自己定下任务，决意澄清他的直觉——他自问道：“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以及个体心理学有什么不妥？它们和物理理论——牛顿的理论，特别是和相对论为什么如此不同？”11波普尔认为，虽然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理论，但若实验可以表明它是错的，那我们就不得不英勇无畏地放弃该理论——尽管它也曾享受过实验上的成功，而精神分析理论并不承担这种义务，它免受来自实验的反驳。“我觉得，”他说，“其他那些理论尽管打扮得像是科学，但事实上，它们无异于古老的神话，它们更像是占星术，而不是天文学。”12

报纸上那些星座专栏的问题不在于它们说得不准而在于它们的这种阐述方式使其不可能说不准，因为它们没有说任何有价值的话。我订阅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有每周星座运势，它告诉我这些话：“最近几周你面对了较大的起伏，但现在事情将要起变化。太阳与和谐行星金星本周将同时进入你的出生宫位，你可放下对过去的担心，开始计划未来。是时候干一些提振人心的事情了，它们搁置了太长的时间”。13我们什么时候会向某人建议“不要再计划未来了，开始担心过去”？如果某些事情确实被搁置了“太长的时间”，现在做出调整不也稀松平常？我们到底该如何计算那些过去几周以来与我们休戚相关的“起伏”？我们很难反驳这些个虚头巴脑的话。

类似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记录了一位女病人的故事，还形容她是“所有病人中最聪明的一位”。这位女病人曾向弗洛伊德报告了她的一个梦，这个梦似乎驳斥了他的愿望的实现理论。该理论是说，我们的愿望会在梦中实现：

有一天，我向她讲解梦是愿望的实现。第二天，她就告诉我她的一个梦，梦中她和她的婆婆去城里某处旅行，并打算在那里一起度过整个假期。彼时我发现，她非常抗拒和婆婆一起度假，因为在几天前，她远远地躲在另一处度假胜地，顺利地回避了她所惧怕的婆媳关系。而现在她的梦并没有实现她想要的：这难道不是对我的理论——愿望在梦中得以实现——最尖锐的反驳？14

这个女人所梦的并不是她想要干的事情，而是她所厌恶的事情——和她的婆婆一起过假期。尽管这是一出很显然的反驳，但弗洛伊德还是认为他的理论毫发未损：“这个梦表明我错了。因此她的愿望便是希望我出错，而她的梦表明这一愿望实现了”。15弗洛伊德依据这个女人希望他是错的这一点，就把一个似乎动摇了其理论的梦给解释通了，而且这个梦依然是所谓愿望的实现。我们很难不认同波普尔在面对此类事例时所表现出的不安。弗洛伊德这种为其理论编造证据的才能断然不能被视作精神分析法的优点，相反，其理论所具有的那种面对任何证据都能自圆其说的弹性似乎更像是一个弱点。

归纳难题

波普尔的第一重隐忧源于一种紧迫感，即我们应该给出一个“划分标准”，借以区分科学与伪科学，而第二重隐忧来自他对哲学家所谓归纳推理的深度怀疑。通常，我们认为现在所谓的“归纳难题”由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首次提出。为了进入这一难题，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相对）的本质。

假设你知道所有獾都是哺乳动物，还知道布洛克是一只獾。那么，一旦给定这些前提，你就有把握推理出布洛克是哺乳动物。该推理过程是演绎地有效（deductively valid），也就是说，只要推理前提为真，结论就绝不可能为假。在所有獾都是哺乳动物、布洛克是一只獾的条件下，我们无法想象布洛克不是哺乳动物。可靠的演绎推理涉及确定性：它们的前提保证了它们的结论。因此，演绎推理往往无足轻重、不具有生产性：对于布洛克是一只獾而且所有獾都是哺乳动物这一知识，当你开始推论说布洛克是只哺乳动物时，你只是在清楚无误地道出这些信息的一个自明的结论。

归纳推理与之不同。设想你发明了一种新药——就叫威利特吧——并想查验其是否安全。你在一万名被试者身上做了测试，数月之后也没有在他们当中发现任何不良副作用。这些被试者的个人状况并不相同：你也确保在男性、女性以及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国家的人群身上测试了这种新药。现在，假设你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鉴于在所有测试过程中都没有观察到副作用，在科林身上——此人之前从没有服用过该药——有可能发现不良副作用吗？”怕是没人会说我们能够完全保证科林的身体健康。但大多数人可能会说，基于大量测试，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科林不会出现不良副作用。

这种推理可能远比演绎推理来得更有价值，因为它们有望产生重要的新知识。根据大量但仍然有限的人群样本，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就其他人群可能出现的反应做出相当可靠的预测。我们的药物测试——以及其他种种形式的知识生产——似乎预先认为，通过这种针对有限数量的观察样本所进行的外推法，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概括。那又是什么使得这一预设是合理的呢？来自休谟的质疑将为这种归纳推理提供辩护。

我们可以把归纳推理解释为任何一种我们视为合理的论证模式，但是，不能说它具有演绎有效性。我们有关科林的推理并不是演绎地有效，它也没有掩饰这一点。该推理无涉确定性，因为显然有可能那一万个被试者没有表现出任何副作用，而可怜的科林却不幸成为第一个有不良反应的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且没有矛盾地想象这类情形，比方说，科林有着极其罕见的基因突变。而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无法保证科林不会出现不良反应。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断定，那些来自成千上万被试者的证据使我们可以合理地说，科林不太可能出现不良反应。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一归纳推理是合理的呢？

有人可能会诉诸科学研究的新发展，来试着为我们的推理做出辩护。他们也许会说，例如，因为科林的药物反应和先前我们测试过的那一万名个体的反应不同，所以他或许有着与常人不同的身体。尽管这也不确定，但我们还是会宣称：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科林的身体并无奇特之处，因为我们对人类生长发育的过程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生理学家、发育生物学家已经对典型的人类身体生长过程有了细致丰富的研究，这种研究让我们获悉了各种知识，比如，科林的身体的大致运转方式、他可能的基因组成等。

这种诉诸隐微的科学知识的做法并不能解决休谟的问题。它只不过说明，归纳推理在可靠性上程度不一。科学家对人类、哺乳动物以及大量形形色色的物种的胚胎演变做过些有限的研究。让我们假设，科林身体构造的演变过程非常接近于那些在实验室已得到观察的过程。我们可以基于外推法对科林的身体构造做出推理，但休谟的质疑是，为什么这种外推法应被认为是合理的。

归纳难题表现为一种两难困境：如果确实可以回答的话，我们想知道是什么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有限的样本外推至一种更为宽泛的一般情形。我们不能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说这个推理具有演绎有效性，因为很显然，我们的新样本就是反常规的，丝毫不像我们之前遇到的样本。但若我们转而诉诸科学知识，甚或以往那些成立的归纳推理来回答这一问题，那这看起来不过是为我们意欲辩护的外推法提供了更多的实例。不管得到何种回答，我们一开始的疑问，即什么使得外推法是合理的，依然没有得到解决。16

是时候将我们关于归纳推理的讨论带回到波普尔那里了。面对一道填字谜题时，我们知道，即便我们对答案完全没有把握，它也肯定有答案。大多数哲学家——不包括波普尔——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将归纳难题视为一道谜题：为了找出休谟问题的答案，他们殚精竭虑，确信这里一定有一个完美的解答。毕竟，若没有归纳，生活就无法继续。我们所有人都确信，离开屋子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大门，而不是穿墙而过。我们之所以如此确信，是因为过往经验告诉我们，撞上坚实的墙壁会受伤。我们的理财顾问提醒我们，过去的投资成功并不表示未来也会有同样的表现，我们接受他们的忠告，那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些曾经表现良好的基金也常常破产。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会将过去的模式套用在将来，我们会认为这些推断是明智的。

波普尔是这场关于归纳之争的局外人。他认为，休谟揭示了归纳法是一种糟糕的推理策略。一个理性的人，波普尔说，是一个拒绝使用归纳推理的人，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拒绝从过去推出未来，从有限的观察推出更普遍的理论，或者从若干数据点得出更为宽泛的模式。波普尔确信：“……理论永远无法从观察陈述中推出，也无法通过它们对理论做出合理的辩护。我认为，休谟对归纳推理的拒斥清楚无误、毋庸置疑”。17因此，波普尔开始着手揭示科学如何仅仅依靠演绎推理来运作。

证伪主义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立足于一种公认的逻辑不对称。如前所见，无论你测试了多少会对新药威利特产生良性反应的个体，演绎推理也绝不会告诉你，所有人都会对威利特产生良性反应。而另一方面，如果你恰好发现有人对威利特产生了不良反应，那你就会得出结论——带有演绎的确定性地——“所有人都会对威利特产生良性反应”是错误的。正如波普尔建议的，如果我们需要不借助归纳推理来从事科学的话，那么，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合理地认为科学归纳是真的，但我们能够断定某些归纳是错误的或看似错误的。这就是人们称波普尔的观点为“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的原因。

有人可能会想，科学家可以借助各式各样的资料——化石记录、DNA序列、植物和动物在行为学或解剖学上的特征——给出一个较为一般的主张，比如，“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是某个共同祖先的后代”。但波普尔说，这种科学构想是错误的。只有基于归纳法的科学才会瞄准那些有利于特定假设的渐进式的证据积累，而波普尔认为归纳法是不合理的。相反，科学的运作一定是一个“猜想和反驳”的过程：科学家首先对世界的本质系统地阐发一个总的主张，然后通过收集资料——比如化石、DNA、行为学或解剖学上的资料——来寻求可能的反驳，如果出现不合，这就明确说明我们关于共同祖先的一般主张是错误的。

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波普尔为什么采用证伪主义来提供一个“划分标准”：它准确刻画了科学和波普尔有时称为“伪科学”、有时称为“形而上学”的东西之间的差别。波普尔说，真正的（bona fide）科学一定是可证伪的。使之成为真正科学的是它有可能受到反驳。特别让波普尔印象深刻的是，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敞开来接受实验的判决的。稍后我们将更为细致地谈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明确预测了太阳对经由它然后到达地球的光线所产生的弯曲效应。因此，如果事实上光线没有表现出这种行为，相对论就被证伪了。波普尔说，一个正当的科学理论，在那类它不允许出现的事件面前承担着风险，也就是说，会有潜在的证据致使该理论被摒弃。

波普尔的处理方案有着相当大的令人本能地信服的力量。弗洛伊德的心智理论之所以被视为一种伪科学，是因为它没有清晰地说明那类可能导致其理论失败的情况，而只是为他对这一理论的信条提供狡黠的表述，为他手中的资料提供同样狡黠的解读。类似的，占星术的问题似乎是，其主张的阐述方式极度模糊，我们无法判断在什么情况下该理论才是错误的。天文学就不同了：牛顿的理论精确地告诉我们，何时可以观测到一颗彗星的降临，我们会说，要是到头来事情竟不是这样，牛顿的想法可就太糟糕了。

1964年，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一次讲座上表达了惊人相似的科学观——毫无疑问，该观念受到了波普尔的影响：

一般而言，我们通过以下步骤寻找新的定律。首先，我们猜猜猜……别，别笑，这千真万确。接着，我们估算这一猜想得出的种种结果，我们就来看看如果猜对了……它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将这些计算结果与自然规律、实验或经验加以对比。与观察结果一比照，我们就会看出它是否合理。

费曼接着对科学方法的证伪主义途径做了简短的概括：

如果它（指上文中新的定律）与实验不吻合，它就是错的。这条简单朴素的申言对科学来说至关重要。无论你的猜想多么出色，无论你多么聪明，无论做出这一猜想的是谁、他姓甚名谁，都不起任何作用。如果它与实验不吻合，它便错了。这事儿就是如此而已。18

格朗萨索

2011年9月，一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在位于意大利格朗萨索（Gran Sasso）的设备上观测时发现，发射自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委员会（CERN）的中微子（neutrino）的速度超过了光速。19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限定了宇宙中的最高速度：在真空中，没有什么比光行进得更快。实验和爱因斯坦的理论之间出现了不一致。按照费曼所总结的科学方法，尽管狭义相对论美妙非凡，又环绕着爱因斯坦的声名及其令人敬畏的智识，但来自格朗萨索的实验结果仍然会促使我们抛弃这一受人尊敬的理论。

然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虽然一时间报纸对这些实验结果津津乐道，但大多数科学家颇有把握地认为，实验结果很可能存在缺陷。这些科学家之所以觉得实验结果有问题，部分原因在于，虽然实验结果与相对论相抵触，但他们对相对论深信不疑。事实上，并不是每当实验和理论看似发生冲突时，科学家就会否决他们的理论。这种态度完全是明智的，因为我们常常无法保证实验是不是进行得恰当，也常常无法确定它们代表的真正意义。相比于把钱押在一个行之有效的理论会出错上，我们赌一项实验有缺陷是完全合理的。这一观察结果不会对科学实践造成麻烦，但却给波普尔的目标带来了大量的问题，因为波普尔想表明科学可以不借助归纳法而运作。

乍一看，格朗萨索的实验表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所倚重的逻辑不对称有局限性。假使理论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比光行进得更快，而且我们也确实发现有东西比光传播得更快，我们就可以确定是理论出了问题。但是，正如我们对汽车速度的判断取决于我们所用测量装置的准确度，我们就绝不能简单地以某种自证（self-certifying）的方式来“观察”中微子跑得有多快。我们总是可以问，仪器是否运转良好，我们对读数的解释是否正确，我们的计算是否合适且准确等等。

尽管我们会将资料唤作“data”[1]，但它（们）并没有被无可置疑地“给与”我们。相反，它们来自数以百计的技术性假设，而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遭受质疑。因此，如果理论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比光行进得更快，而且我们的实验确实表明有些东西比光传播得更快，那么，通过演绎推理，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理论和实验二者当中至少有一个出错了。但演绎推理无法告诉我们是哪里出错了，就其本身而言，它既无法告诉我们是理论出错了，还是我们那些五花八门的实验假设出了问题，甚至它也无法告诉我们是不是整件事彻头彻尾地都错了。

回想下费曼的主张：“如果某个理论与实验不吻合，它就是错的”。格朗萨索的实验与理论不吻合，但每个人都回头去找实验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许多大物理学家在格朗萨索的实验结果公布几天之后的反应：他们在任何不利于该实验的直接证据出现之前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一份来自备受尊敬的研究小组的实验结果摆在了科学共同体的面前，而它与我们珍视的理论发生了冲突。对此，马丁·里斯（Martin Rees）（英国皇家天文台台长、新任皇家学会会长）平静地评论道：“非同寻常的主张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诺贝尔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说：“……我感到困惑不安，大量证据表明，其他所有粒子从不会比光传播得更快，而对中微子做观察又是格外困难的。”20上述科学家（人们可能还会援引其他科学家）表示，如果被迫要在已确立的理论和令人震惊的实验结果之间押宝的话，他们宁愿赌实验出错。这些超一流的大师都怀疑超光速的存在。

里斯和温伯格对来自格朗萨索的实验结果抱有怀疑，这种态度合情合理，它靠的是归纳推理；但对于严格意义上的波普尔主义者而言，它没有效力，他们会认为从可靠记录得出的任何推断都不是合理的。在里斯和温伯格看来，过往证据表明其他粒子并不会比光传播得更快，而且爱因斯坦的理论本身在面对实验测试时表现良好，这些事实已然构成了怀疑该实验结果的合理依据。更概括地说，当理论和证据冲突时，科学家诉诸归纳推理来决定哪个地方有可能出了问题。但是对于波普尔主义者而言，这种决策过程是不合理的。

“确证”

波普尔告诉我们，科学理论必须接受测试。它们必须伸出脖子，接受实验的严酷考验。如果观察同理论不一致，理论就会被推翻。一个理论当然会通过某一个这类测试，有些理论甚至会经受好几轮测试。波普尔称这些理论是高度“确证的”（corroborated）。

最常被提起的确证实例也许是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做的实验测试。爱因斯坦的理论预言，太阳的引力场将会弯曲来自遥远恒星的光。但我们只能在日食期间观察到这种弯曲效应，否则太阳自身的光亮会遮住远方的恒星。1919年，为了在日全食期间进行实验，爱丁顿来到位于西非海岸之外的普林西比岛（island of Principe），而他的同事则去了巴西的索布拉尔（Sobral）。爱因斯坦的理论会被爱丁顿的测量所证伪吗？并没有。“……索布拉尔和普林西比的征程结果，”爱丁顿和他的同事写道，“确实表明，太阳周围发生了光线偏转，其数值与广义相对论的预言相吻合，它们是由太阳的引力场引起的。”21

通常，我们现在会认为，爱丁顿的实验结果为爱因斯坦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是，当波普尔说一个理论是高度“确证的”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说该理论有可能是正确的。“确证”仅仅是对理论过往成功的一个说明，在波普尔看来，过去的成功并不导向未来的前景（这将涉及某种形式的归纳推理），这也意味着，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一个高度确证的理论就有可能通过针对它所进行的下一个测试。22

波普尔有这样一种看法：无论正在探讨中的一个理论是不是凭空臆断，也无论该理论在面对研究实验时是不是长期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成功记录，我们对某个科学假说的信念都不应受到这些情况的影响。里斯、温伯枯等科学家认为，由于爱因斯坦的观点在面对种种严苛的测试时屹立不倒，我们大概只好将怀疑投向格朗萨索的实验设备，但是确证在波普尔那里无足轻重，所以在他看来，这些科学家的看法很难得到辩护。

理论与观察

证伪主义者认为，科学家可以借助各项资料或观察报告拒斥一般性的理论，那么这些东西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波普尔强调，观察是“理论负载的”（theory-laden），对此他有着充分的理由。粗略地讲，该说法意味着，那些看似中立的有关观察资料的陈述必定充斥着种种科学理论上的假设。例如，只有事先掌握了海量的知识——中微子的行为、它们如何被探测到、我们的仪器如何工作等等，我们才能做出“我们观察到中微子以超光速行进”这一陈述。就其本身而论，观察对理论的依赖性是毫无疑问的：诚然，倘若理论不能使科学观察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在探索宇宙的内在运作方式这方面的能力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但是，“观察的理论负载性”（哲学家喜欢这么称呼）给波普尔带来另外一些问题。

波普尔对归纳法的拒斥表明，他不认为有限数量的观察可以一劳永逸地为一般性的理论主张提供支持。但他也承认，关于观察结果的陈述——科学家对资料的通常称谓——同样取决于一般性的理论主张。事实上，波普尔持这种观点：所有的“观察陈述”都具有负载理论；不仅像中微子跑得有多快这种新奇的主张如此，石蕊试纸是否变蓝、盖革计数器是否记录到一次电脉冲等司空见惯的主张也全无例外。由于资料以理论为先决条件，所以波普尔断定，观察陈述的猜测性——以及临时性——殊不亚于理论，它们也应是可被证伪的。

波普尔的演绎法远不如我们一开始想得那么有力。从表面上看，波普尔宽慰我们，即便我们永远无法合理地断定某个理论是否可能为真，我们也至少可以断定有些理论是错误的。但是，为了揭示一个理论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对用以拒斥该理论的观察有着合乎理据的信心。如果观察本身仅仅是利用一般性理论所做的猜想，又如果这些一般性理论得不到归纳推理的支持，那么，我们就绝不会有这种信心。就波普尔的设想而言，科学家所能做的只是去揭示这两套陈述——关于事物如何运作的一般性陈述与关于特定事件的具体陈述——之间的逻辑张力。即使有这种信心存在的话，科学也给不了我们，它无法告诉我们哪些陈述有可能是正确的。只要科学回避归纳推理，它就无法告诉我们这些。

泥沼中的地桩

当观察和理论发生冲突时，波普尔会怎么想——科学家是该放弃理论（因为我们应该信任与理论相冲突的观察），还是放弃观察（因为它产生自可疑的实验）呢？关于观察陈述之地位，波普尔的立场令人印象深刻：

科学并未建立在坚实的基岩之上。其理论结构异常险峻，仿佛坐落在一片泥沼中。它像是一栋立基于地桩上的建筑。虽然地桩被深深地打入泥沼，但仍未触及任何天然的或既有的“基础”：如果我们停止把地桩打得更深，那绝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抵达牢靠的地基。我们只不过是停在我们觉得满意的地方，我们觉得地桩足以支撑起整个建筑，至少眼下如此。23

“科学并未建立在坚实的基岩之上”这一想法可能会让那些谦逊的科学家感到欣慰，他们也公允地指出，他们的工作具有易谬性（fallibility）。只有傻瓜才会凭借一次实验数据就断言这里有着严格的确定性。不过，波普尔的地桩也让他不安。将地桩打入泥沼，他们就能控制一些东西，就有可能在那里建设施工。但是，一旦弃置了归纳推理，观察又能承载起多少重量呢？

波普尔认为，我们可以用特定的一类观察陈述——也就是我们“决定接受的”那些观察陈述——充当理论的证伪基础。这些陈述被科学界视为是没有争议的。波普尔称之为“基础陈述”。但是，人们并不希望科学仅仅建立在某团体的共识之上。科学家对可接受的观察陈述的判断能被大家认可，是因为这些判断同样是合理的，或可靠的，这点是很重要的。不过，对于观察的可靠性问题，波普尔并未有所言说：

我们止步于基础陈述，并视其为符合要求、经过充分测试的。无可否认，它们更像是教条，但惟有我们不再可以通过进一步论证（或测试）为其辩护时，它们才具有这种特性。这种教条主义无甚危害，因为就算有需要，这些陈述也可轻松通过进阶测试。我承认，这确实也将演绎链扩展到了基本无限的地步。但这种“无限倒退”也没有什么危害，因为在我们的理论中，借它来为一个陈述提供证明从来都不成问题。24

波普尔告诉我们，科学家实际上可以决定是理论出了问题，还是观察出了差错，因为，科学界会一起约定，只接受那类被视为不成问题的陈述。如果某个理论和这些陈述不一致，那么该理论的情况就不太妙了。但是，集体背书很可能有着各式各样不理智的来源。怀疑论者会说，依赖数据资料收集、旨在建立体系的科学，它不过是集体空想或合谋的产物，对此，波普尔又能给出什么样的回答呢？

严格意义上的演绎主义者无法籍由数据资料的历史记录就断定数据“符合要求的、经过充分测试的”，因为“这些断言久经考验，它们很可能是真的”这一想法本身就是归纳推理的产物。诚然，演绎主义者可以让这些陈述接受进阶测试，由此便可能对其作出评估。所以说，它们并不完全是教条。但是，对于这些测试，我们也还是需要知道，我们所预想的观察如何才能同另外那些同样是猜测性的数据资料相吻合。

于是，再次提出我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猜测不仅仅是集体的虚构呢？波普尔认为无限倒退无伤大雅，因为证明并不是科学的目标。这给我们留下这种印象：我们可以接受一些缺乏证明的东西，比方说，合理的根据、对观察断言所做的得体的辩护等等。不过在波普尔看来，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观察陈述是可靠或值得信赖的。一旦拒绝了归纳推理，我们的理论就会失去任何把握现实的机会。波普尔的科学大厦不是一栋树立在泥沼中的建筑；它是一座空中城堡。

波普尔及其声望

一想到大英帝国金光炫目的骑士勋章，以及皇家学会会员们列队赞同波普尔科学图景的情形，我们也许就会对波普尔的观点感到震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最优秀的科学理论是真的，或近乎真理，甚至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有可能接近真理。对波普尔体系的这些担忧并不新鲜：有好几代大学生就曾提出过类似的抨击。那么，波普尔为什么还是受到这么多科学家如此高的尊崇呢？

部分原因当然是他们之间的互惠互利：波普尔本人向来坚定不移地尊重科学工作，对此科学家们也觉得应该投桃报李。我揣测，科学家在阅读波普尔时是打了折扣的，他们在意那种更对他们胃口的波普尔主义，从而忽视了他对归纳推理不折不扣的怀疑。波普尔说，科学并不探讨确定性。关于这一点他是对的。科学家们热衷于强调，他们的理论从未被视作教条，它们总是可被质疑的，即便那些长期公认的理论也可能受到令人不安的事实的侵害，而且正如科学理论那样，科学数据也是难以获得，面临着被修订的可能。不过，让我们仔细看看这种通情达理的易谬主义（fallibilism）（“我们也许弄错了”）和波普尔的反归纳主义（anti-inductivism）（“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弄对了”）相去几何：它们之间的不同就好比一派人认为，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可能会摔倒并因此输掉比赛；而另一派则争辩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博尔特比任何一个碰巧在跑的人跑得更快。

波普尔也强调，在设计实验时，科学家们并不仅仅是在搜集他们的理论能够去解释的事实。关于这一点，他也是对的。科学家们对波普尔的这一认识赞誉有加，他们确实在竭力回应有关自然的种种探究式问题。我们应该如此设计一项实验：当该实验的结果是这样时，它所要测试的理论就遇上了麻烦；而当实验结果是另外的样子时，理论就会得到证据支持。科学家把波普尔极力主张的可证伪性看作是一种手段，能强调严苛测试之重要性。但我觉得，很少有科学家会同意波普尔的这一看法，即纵使一个理论通过了大量测试，我们也没有理由对该理论抱有任何信心。我甚至觉得，几乎没有科学家会认可他的另一看法，即理论和证据最终都取决于集体的约定。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并不温和，他可不认为科学是一项为其理论找寻严苛测试因而容易犯错的事业。

再作划分

我们大可以单独处理那种引人瞩目而又未得波普尔思想之精华的波普尔主义，因为它并未顾及波普尔本人对归纳推理的完全排斥，而是着眼于可测试性与易谬性这两个主题。就划分而论，这种温和的证伪主义前景如何呢？一个真正的科学理论是可测试的理论吗？

理论须得先做出预测，它是可被测试的。但任何理论——甚至那种我们认为应该落于分界线的合理一侧的、显然“科学”的理论——都不能独立做出预测。牛顿的运动定律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该上哪儿去观察物体。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也未告诉我们何种生物将生存繁衍下去。相反，只有为这些理论添上一整套额外的假设，它们才能做出预测。

当有人为牛顿定律添上一套内容丰富的声明，比如有关物体的位置、质量等声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定律对物体随后的位置做出预测。当有人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加入一套内容更丰富的声明，比如有关基因突变的频率、发育进程、种内成员特有的相互作用等声明，这个原理也才能告诉我们一个物种将如何随时间而演变。所以说，我们无法指责智能设计理论或占星术，说它们没有给出具体的预测，因为任何理论都无法孤立地做出预测。

此外，和牛顿定律或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一样，我们可以为这些理论补充额外的假设，使其能够做出具体的预测，换句话说，占星术和智能设计理论也可以成为可证伪的。什么都挡不住一个占星家言之凿凿地预言，巨蟹座的人（比如我）将在下周二遭遇一场凶险的事故；也挡不住一个智能设计理论家预言，由于上帝的智慧和仁慈，人体构造在各个方面都是经过完美设计的。

要是下周二我平安无恙，这位占星家该如何解释呢？如果解剖学家指出，由于尿道穿过了前列腺，当发生前列腺肿大或尿道收缩时，会给男性带来诸多痛苦，对男性泌尿系统这种明显反常的构造这位智能设计理论家又会说什么呢？假使我们想用某种波普尔式的标准来确定各种理论的科学地位，就得把目光集中在理论家如何处理不成功的预测上来。不幸的是，似乎还没有任何清晰明确的办法能告诉我们，何种回应是“科学的”，何种回应是“不科学的”。

我们不想说，只有当提出某个理论的理论家一旦发现该理论的预测与实验相抵触就去拒绝它，该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家坚守自己的立场完全合理，她大可以说，虽然实验似乎给该理论带来了不好的消息，但她仍然相信是实验本身出了问题。科学界的精英也正是以这种方式来回应格朗萨索的超光速中微子实验的。但是，如果我们允许粒子物理学家逃避反诘，并为他们开脱：预测之所以失败，问题并不出在他们的理论上，责任应该归咎于与这些理论无关的其他因素，那么，又有什么可以妨碍占星家或智能设计理论家，在即便我星期二没有遭遇意外或我的前列腺发炎肿胀压迫到了输尿管的时候，说一些“我们的生活受到星辰的影响”“有机体的种种特性是智能设计的产物”之类的话？难道他们不能推卸预测失败的责任，说那是错误的计算、潜在的预设，或对理论本身的误解所造成的？智能设计理论家告诉我们，我们无法揣度上帝在设计泌尿系统时的特殊意图，而物理学家坚称，格朗萨索的实验装置一定出了某种有待确认的故障——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们不都是用类似的策略来保护其理论免受反驳吗？

对此，一种显而易见的回应是，当一个人固执己见，拖延着不肯放弃某理论，转而重新调整他的一些辅助性假设时，科学态度和非科学态度之间的差别就事关羞耻心的大小了。波普尔的仰慕者、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伊姆勒·拉卡托斯（Imre Lakatos）不遗余力地为这一看法辩护，并借历史上的各种事例精心阐述使之发展为一种更为宽泛的观点。

牛顿定律曾被用来预言天王星的轨道。但后来人们发现，天王星的轨道与牛顿定律给出的预言并不一样。天文学家拒绝放弃牛顿的物理学框架，而认为天王星的运行轨道可能受到某颗未知行星的影响。要不是后来发现海王星正好处在能够影响到天王星轨道的位置上，这种做法似乎是孤注一掷，公然回避实验的裁决。当粒子物理学家认为格朗萨索的实验可能出了什么差错时，他们的期望最终也得到了回报：后经确认，在测量中微子的历时过程中，一台高速计时器和一处连接缺陷造成了计算失误。25

拒绝让一个优秀的理论去面对可疑的证据在海王星和格朗萨索的事例中得到了辩护。但我们也注意到，将这些趣闻轶事转化为一套不容更改的、有关科学地位的规则非常困难。对于一位在面对实验困境仍顽强坚持的科学家来说，难道他不是在发展一套专断的理论，其证实资料唾手可得？又或，这位科学家的观点明显缺乏证据，他仅仅是在固执己见？

举例说来，当我们回顾历史之际，我们很容易将达尔文理论的功绩归于其先见之明。达尔文声称，各类动植物全都是从少数共同祖先那里逐步传下来的，其结果就是，过去的某段时期里必定存在着一些物种，它们的解剖结构和生理机能将会填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诸种有着明显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的缺隙。达尔文没能指明这类过渡形态。对此他辩解道，他虽没能给出这类形态，但这并不构成其理论上的困难，反而是那些由化石保存下来的稀有形态的征兆。26回顾过去，我们可以信赖达尔文，因为我们已然发现了许多“缺失环节”，每一例发现均为达尔文关于共同起源的观点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支持。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想区分科学之精华与伪科学之糟粕，我们又将如何前瞻性地应用这种标准呢？

探究式思维

倘若我们想要一种实用性的、前瞻性的划分标准，波普尔怕是爱莫能助。尽管我们读到了有关“科学方法”之重要性的一切内容，但我们还是不清楚该方法是什么。统计推断的基本数学工具是科学工具箱中相当常用的一种工具。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科学方法：用于观察的各项技术、涉及具体科学的特定分析技术等等。我们用随机对照试验考察药物的疗效；用X射线晶体照像术（X-ray crystallography）探索分子的构造。但是，当我们试图准确刻画所有成功科学的共同点时，我们却陷入了麻烦。

然而，就在几年前，另一位诺奖得主哈里·克罗托爵士（Sir Harry Kroto）在《卫报》上表示，我们也许不得不接受一种不严谨的说法：“科学方法基于那种我愿称之为‘探究式思维’（the inquiring mindset）的东西”。27科学家以好奇心研究自然，询问关于自然的真正问题。她提出某一假说，并常常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找出证据，以此裁决该假说的真理性。虽然这的确有助于向我们解释科学为何是一项令人钦佩的活动，但它并没有把科学方法同其他的研究方法区分开来。历史学家也满可以提出大胆的假说，尔后再本着真诚探究的精神去深挖历史档案。同样的道理，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也可以这么做。

克罗托就“探究式思维”还有非常多的议论，他补充道，这种倍受青睐的态度“涵盖了人类所有的思想性活动，唯独排斥‘信念’这一理性的敌人。这种思维模式模模糊糊，参杂着怀疑、质问、观察以及实验，除此之外，它还带有小孩子身上的那种好奇心”。28克罗托强调，按照传统看法，科学并不享有批判性研究的垄断权，关于这一点他当然没错。不过，他对“信念”之价值的怀疑忽视了教条的积极作用。如我们所见，优秀的科学家并非一见到理论和实验资料出现不一致就丢掉理论。他们倒是常把失败归咎于实验设备的未知故障、不可靠的观察，或陈错相因从而误解了何为明显的“证据”。这类处理策略——也许会带来多年的困惑，就像是科学家们在逃避现实，而当新的证据出现后，它们又仅仅被看作天才般的高瞻远瞩——通常是富有成效的。

盲目信念的价值在于它有可能带来重要的科学成果，就此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其著名的《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中说道：

牛顿的引力理论在一开始就困难重重，这些困难严重到足以驳倒其理论。实际上，到了相当晚近的时候，在非相对论的领域里，“观察和理论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不一致”。玻尔的原子模型即使在面对精确而又不可动摇的反面证据时也被引入了进来，并被保留了下来。尽管考夫曼在1906年得到了清楚无误的实验结果，但狭义相对论还是被保留了下来……29

费耶阿本德语带犀利地提到了一系列被归功于牛顿、玻尔（Niels Bohr）以及爱因斯坦等人的理论，今天，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是科学探索中的巨大成功，尽管这些理论在其幼年期也曾面临种种困难，它们还是存活了下来。例如，牛顿完全无法解释太阳系为什么会是一个齐整的系统。人们会问，行星以及彗星彼此间的引力吸引为什么没有造成混乱？玻尔认为，就电子绕中心原子核运行而言，原子本身与太阳系的结构类似。但他最早提出的模型并不能解释氢原子发射能量后的行为，特别是它无法解释所谓的皮克林—福勒紫外线系（Pickering-Fowler ultraviolet series）——它们在玻尔的模型提出之前就已尽人皆知，而另一个与其竞争的理论曾为这些谱线给出过解释。考夫曼在1906年进行的实验意在确定电子是刚性球体，还是某种可以变形的东西（爱因斯坦的理论似乎蕴含了后者），其结果曾被普遍认为与爱因斯坦的电子理论不相一致。

费耶阿本德的文字相当有煽动性，但其下的主张却是合理的。说牛顿的观点本可以被驳倒，他实则暗示它们可被证明是错误的。说不利于玻尔的反面证据是不可动摇的，他的意思是，该理论在引入之时也曾被认为是错误的。用不了走这么远我们就能发现，他把牛顿以及他所提到的其他人的理论全都置于充满敌意的证据环境之中。例如，玻尔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展出一套原子模型来解释引起困难的皮克林—福勒线系。费耶阿本德这么说当然是对的：尽管存在着大量足以危及理论（也可能是一场误会）的问题，但若科学家不毅然决然地坚持其理论，那么，上述科学家就绝不会发展出成熟的理论以及对证据的恰当解读，未来几代人也绝不会认为那是有先见之明的科学成就。科学心智有时是开放的、富有创造力的，对证据细节极度敏感。但科学家有时却像马儿一样，蒙上眼罩反倒发挥得更好。

扩展阅读

波普尔的生平可参见他的自传：

Karl Popper, Unended Quest（London：Routledge, 1992）。

波普尔本人的著作非常平易近人，特别是以下两部：

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Routledge, 1963）；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London：Routledge, 1992）。

大多数关于科学哲学的介绍性书籍中都会有对波普尔的讨论。其中，犀利的（且不留情面的）批评可见：

David C. Stove, Four Modern Irrationalists（Oxford：Pergamon, 1982）。

与此同时，对波普尔的工作抱有同情的评价可见：

David Miller, Critical Rationalism：A Restatement and Defence（Chicago：Open Court, 1994）。

有一种细致周全的波普尔主义旨在将波普尔的基本观点放入科学史中进行考察。见：

Imre Lakatos,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注释：

[1] Datum, 其复数为data, 在拉丁语中意为给定的东西（things given）。——译注

第二章

那是科学吗？

知识的多样性

上一章的结论可能会让读者感到不安。如果我们无法借助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为科学和伪科学给出一个划分标准，如果我们像波普尔一样一味抱怨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都应一视同仁，那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科学学科（例如，经济学、智能设计理论以及顺势疗法）的身份呢？难道我们要被迫承认，在科学领域中怎么着都行？

所幸，尽管我们拒绝了波普尔式的哲学，但我们仍有大量的思想资源可资利用，它们使我们可以对这些有争议的研究领域做出批判性的评价。与其泛泛地问经济学、智能设计理论或顺势疗法是不是“科学”，我们倒不如问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理想化表达在科学中所发挥的作用、牵涉证据的问题等等，甚至我们也可以问一问安慰剂的性质——要不然我们如何才能确切地指出这些不同课题所面临的困难呢？

有时候我们几乎抓不住这种大而化之的问题，“它是不是科学？”比如，我们能说历史学是科学吗？怕是绝少有人会这样看待历史学，然而，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它也有着批判性研究的态度，有时，那种富有成效的独断可以使某个有争议的理论得到发展，并使其适应绝大多数得到恰当阐释的证据。历史学家从各种各样的渠道搜集资料以便测试其猜想，虽然他们极少做实验，但我们也知道，这在一些正统科学那里也并不鲜见。例如，比起在实验室进行对照实验，天文学倒是更多地在做观察。

也许有人想对历史学并非科学这一结论加以辩护，他会说，通常，历史学家的着眼点在于对个别案例或偶发事件的精细理解，其目标并非是构建普遍规律。但这是不是科学的一个特征还两说，像演化生物学这种科学会对特定物种的异质构成做出解释，但其历史关切却也集中于理解由共同祖先分化出的各类生物形态。

通常，数学分析并不见于历史学。但某类历史学——尤见于经济史和人口史——当中会有大量的定量研究与统计明细。历史学不仅涉及人的行为和决定，也涉及心理学和人类学。总之，照科学实践来看，科学的种类繁多，因此，是不是该把历史学划入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趣味。我们通常并不把历史学看作科学，但若把它看作科学，这也不是什么令人震怒的看法：德语中的“Wissenschaft”一词常常用来指任何能够产生知识，需要训练的方法，涵盖了说英语的人直觉上可能会归为科学和人文的科目。不过话说回来，有时候划分问题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无论如何，它们有时确实值得考虑。

经济学和理想型

1895年，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的遗愿，人们设立了五项以他名字命名的奖项，以表彰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及医学、文学和促进人类和平这五个领域中的工作。那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怎么回事？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后来的事情，1968年，瑞典央行（Sveriges Riksbank）“为纪念诺贝尔”设立了该奖项，用以表彰“经济科学”领域中的工作。1但是，诸如“创世科学”（creation science）、“基督教科学”这类“科学”也提醒我们，单是冠以科学之名并不成其为科学。经济学是真正的科学吗？难不成我们要把瑞典央行的慷概大度理解为一份努力，以期发现某种为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所掩盖了的科学光芒？

科学实践的多样性，连同经济学方法的多样性，使得我们无法直截了当地对这一难题做出回答。就严格程度和旨趣而言，某些涉及实验的经济学非常接近于实验心理学。例如，一些对真实人群如何做出真实决策抱有兴趣的经济学家就会把人们搁在实验室里进行研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于2002年因这种实验性的工作被授予“为纪念诺贝尔”而设立的奖项。卡尼曼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合作的成果）目标在于揭示人们的思考方式，特别是，人们在对一些不确定的事件做出判断时所采用的拇指规则（rules of thumb）。2一些研究者走得更远，他们甚至在研究不同文化下的经济决策有何不同。3我们有不错的理由认为这一类工作确实是科学。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于1998年荣获瑞典央行的奖赏，他对事物具体的关注，几乎无可指摘。森最广为人知的工作是他对饥荒成因的研究。4似乎显而易见，是可获得食物量的普遍下降导致了饥荒。而借由对经验资料的细致调研，森认为，这并不是对饥荒成因的最佳解释：就很多情形而言，饥荒的出现并非伴有可获得食物量的下降。我们反倒该问，为什么在饥荒中有一些人无法拿到本可以获得的食物。森的回答瞄向了人们积累资源之权力的获取途径，他指出，在实践中，我们可以有各种方法来减少饥饿的发生。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一工作以及卡尼曼的工作视为真正的科学。

相比于这类有着丰富经验内容的经济学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少工作则主要集中于对市场运作的理论分析，当然，这些工作充斥着完全理性的个体。换句话说，这种工作牵涉一些不切实际的虚构。我们不禁想把将这类经济学研究归为科幻小说。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认为，此类风格的经济学并未告诉我们世界之所是；相反，它告诉我们，只要人们愿意条理分明地思考，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两种回应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和典型的科学实践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这两种回应也都过于轻率。

不只是经济学会用到简单化和理想化的研究策略。5普通物理学也可以向我们表明，出膛的炮弹在仅受重力和火药推力的影响下能飞多远。当然，现实中的炮弹并不是这样：真实炮弹还受到其他一些力的影响，比如风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对炮弹轨迹的简化分析没有价值。首先，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炮弹的基本趋势，因为有时候加入其他一些受力分析会让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妨碍我们的研究。其次，如果我们测量了真实炮弹的飞行距离，并将其同我们的理论分析加以比对，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其他那些力的性质，它们一定阻碍了真实炮弹的飞行，致使它的飞行距离达不到由简化计算所预测的距离。如此一来，非实际的理想化就能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发生于现实世界中更为复杂的事件。

物理学也并不是唯一采用理想化研究策略的科学。生物学中的大量研究也借助细致周全的数学方法探索理想演化进程对理想生物体的影响。演化遗传学家常常构筑简化的理论模型。这类模型预设了有限规模的生物种群、最简单的基因交流、所有生物体在同一时间内繁殖以及自然选择没有效力等等。很显然，这些设定对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种群并不成立。然而，我们可以就某一种群的真实行为和简化分析加以比对，虽然理论模型给出的该种群的行为表现基于自然选择并不产生影响这一假设，但我们还是能够由此估计出自然选择事实上是否奏效，及其（如果奏效的话）影响力的大小。6

经济学家可否为其理想化的研究实践做出类似的辩护呢？他们能不能争辩说，像其他许多科学家一样，他们只是在探究一套简化了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倾向，未来可基于这一初步研究加入更为复杂的细节？7也许可以，但这种理想化研究最终还要能够经得起现行的经验测试。为什么呢？让我们再来看看物理学中的简化研究吧。

我们不能发明出一套我们自己喜欢的假设，在一个仅有重力单独起作用而没有风阻的简化环境中去考察炮弹的运行。我们所设想的“趋势”是未有约束的虚构，它们没法帮助我们认识真实世界中有哪些影响致使真实炮弹的飞行距离达不到简化模型所预测的距离。相反，根据我们用以计算炮弹简化行为的不同构想，一颗真实炮弹的飞行距离也许正好与简化模型的预测相吻合，也许是其两倍，甚至有可能只是预测距离的一半。

于是，我们被带至各种完全错误的断言，它们断定，一定是真实世界中的某个额外的力（这些力并不包含在我们的简化模型中）造成了这些分歧。我们有关炮弹之趋势的假设要能反映出其运行在不受风力影响时的真实情况。换言之，即使在我们引入这些简化时，它们也一定得受制于实验。因此，对于实验室受控环境中——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可以减少到最小——的物体行为，物理学家也要悉心检查。8理想化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但经济学家不能把理想化当作借口，以此规避真实的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复杂性。

作为对经济学的最后思考，我们应该回顾一下那些评论家的批评，他们曾指责新古典经济学没能成功预言2008年的金融震荡，不过，这怕是抱怨而已，不是经济学不像真科学，而是它太像真科学了。如我们所见，物理学家经常处理那些有关物体之趋势的断言。对于实验室净化条件下所发生的一切，他们非常善于给出预测，因为实验室环境可以尽可能地简单。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当我们想要在实验室之外，在充满变化的世界之中造一栋实用建筑时，我们需要的是工程师，而不是物理学家。物理学家并不修桥。如果经济学家要给政府提出实用建议，那我们可不想让经济学成为基础科学，我们希望它像是工程学。9

证据和智能设计

打开一本演化生物学的教科书，你会发现，其中用了大量以数学表述的精细原理，刻画种群如何在各种演化力量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同时还补充了详尽的实验数据，这些数据涉及伴随基因突变的演化进程，种内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及其同周遭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10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信息编织在一起，其目标在于详尽地说明在何种条件下这些进程能够——或不能——产生新的物种（“成种”［speciation］）以及新的适应性。你会看到各种研究，它们涉及在自然环境中发挥作用的自然选择，当然，你也会看到，因为受控于精心设计的实验，对于不同演化进程相应的重要性有着争论。11

智能设计理论——美国数学家、哲学家威廉·登布斯基和美国生化学家迈克尔·贝希等人主张的一个理论——据称是一种科学理论：通过诉诸某个智能主体的设计，它至少解释了有机体的某些适应性。12例如，贝希认为，鞭毛（flagellum）——它像一根舞动着的鞭状纤维，附着在某一结构上面，类似于一台旋转马达，可以推动某些类型的细菌在液体环境中运动——非常精致复杂，不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他认为是某个具有智能的存在者设计了鞭毛。智能设计理论家犹犹豫豫地声称，像鞭毛这种有机体的适应性是神，尤其是基督教上帝的造物。通常，他们会暗示，他们的证据针对的是某种对智能的忽视，但是，对于那位智能存在者的深层本质，他们拒不多言。13

支持智能设计以及反对自然选择的论证是如何进行的呢？14贝希在《达尔文的黑匣子》（Darwin’s Black Box）中宣称，细菌的鞭毛（以及其他一些性状）展现了一种被他称为“不可还原的复杂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的性质。15这意味着，当鞭毛有一部分被移除，或被改变时，其结果并不只是鞭毛性能有少许损害，我们还会发现这样一种结构：它对细菌的生存和繁衍不产生任何贡献了。贝希说，鞭毛的总体运作是如此精密，对其任何一部分施加的任何干扰对于各种有价值的生物功能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

贝希认为，自然选择学说是在说，自然选择可以从一些简单的起点出发逐渐增强性状的复杂性。他接着论证，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有这样一种结构，其总体功能会因单一部分的移除或改变而被彻底毁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某种东西是“不可还原的复杂”——那么，这种结构就不可能由这一逐渐累积的过程所产生。贝希认为，不可还原的复杂性恰恰可以诊断出自然选择学说在某些问题解释上的无能为力。

在回应贝希时，首先要注意的是，鞭毛最不可能具有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研究表明，一部分鞭毛对生物体确实有用：它们使蛋白毒素可以注入到其他细胞的内部，而不再用于产生旋转运动。16但是，就算有进一步的研究迫使我们承认鞭毛有着不可还原的复杂性，贝希的这一想法——不可还原的复杂性同自然选择学说给出的解释有冲突——也是错的。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历经漫长的时间，自然选择在一开始逐步营造出的也只是一个相当简陋的结构。也许这样一种结构会给其将被移除或改变的组成要素留下充足的空间，而与此同时其总体功能只是受到些许损害。于是，选择过程就可以为总体利益逐渐移除那些无用或冗余的要素，直到最终呈现给我们一个有着“不可还原的复杂性”的结构，就此而论，对其组成部分所做的进一步移除或修补都将彻底毁掉它的正常功能，尽管事实上选择过程完全可以以一种渐进的方式解释该结构的起源。当然，对于鞭毛是如何产生的，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证据，因此，贝希对这一点的抱怨也合情合理。他会说，我们的假说，即缓慢的改进来自一些简单的出发点，完全是玄想。关于这一点他也许没错，但其用以支持智能设计的论据靠的却是以下主张：选择学说不可能有任何方法来解释鞭毛。一份猜测性的简要说明足以反驳这样一个强势的关于不可能性的主张。

假设我们继续跟进贝希，承认确实存在着一些自然选择无法解释的生物结构。这根本就不会对这些生物结构有任何解释：那只是说有一些事物是我们不理解的。那么，对于什么样的情形，可以认为是智能设计解释了鞭毛呢？答案完全不清楚，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位智能设计者应该如何解释鞭毛的性质。设想我告诉你：“火星上有智能设计者。”你可能盼着在火星上观察到各种设计结构，但这根本就没有带给你任何洞见，除非我还告诉你另外一些信息，比如，这些智能设计者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数量有多少、他们懒散还是勤快、他们之间如何进行合作、他们在经济上会优先选择什么，他们能够拿到什么样的原材料等等。

要对细菌的鞭毛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的智能设计理论就得讲清一些细节，比如，设计者应该具有的能力和他们所用的工具、他们的设计纲要、他们实施和改进其设计的方式方法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建造材料。17演化学家提供了这些细节——涉及有机体的形成过程应该如何运转——它们比比皆是，但这些细节没有一个是由智能设计理论家给出来的。

不仅如此，生物学家不但试着给出演化过程的本质，还着手处理它：他们并不只是把诸如基因突变频率、选择强度这类假设拼凑在一起，而且还直接通过实验测试这些假设。反观智能设计理论家，他们既没有讲清所谓的设计者是个什么情况，也没有着手用实验来检验他们的猜想。因此，我们说，对有机界的变化所做的演化解释拥有很强的证据支持，而智能设计理论所钟爱的证据支持则显得荒唐可笑。18

在一个意义上，智能设计理论和演化生物学恰好棋逢对手：就塑造鞭毛这类结构的过程而论，智能设计理论家和演化生物学家之间存有分歧。不过，倘若智能设计理论可被视作一个严肃的竞争者——也就是说，它有资格被称为理论——那它也得在成种过程、适应过程这两方面积累丰富的理论资源，而且自始至终贯穿着精心设计的实验。它本该带给我们教科书般细致的解释，并以此告诉我们所谓的设计过程如何运作。在何种情况下其他影响力盖过了设计过程，又是何时这些设计过程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所谓设计者的本质是什么，在哪些方面设计者的行为受到限制？一旦诸种设计规划发生冲突，设计者通常会如何取舍？我们期待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得到回答。不出意料，我们的期望落空了。结果，智能设计理论家常常端给我们一锅有机体结构的大杂烩，据其所言，这些有机体结构所具有的复杂性使得自然选择无法对其做出解释。因此，我们没有足够的依据认为该理论是严肃的。

我可否像上一章那样，跟费耶阿本德持同样的见解——科学理论要变得成熟，它们就得发展到可以面对不利的反面证据的程度——从而完全无视智能设计这种没有明显证据支持的理论？在第一章中我表示，我们无法事先获知哪些理论最终可以得到资料的充分支持，但若根据这一理由就把一个定会成就伟大的理论扼杀在摇篮之中，那将会是一场方法论上的灾难，原因是，在一个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并没有任何有利于该理论的证据。让我们切记科学的易谬性，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不应该排除这一想法：一群调查人员整出了一套理论，并相当详尽地提出了一些假说，比如，曾经有一帮智能外星人干预了地球上某些动植物的构造。

如果未来的理论家可以观察到这些智能主体的操作手法（modus operandi），那么，这一理论也许就会得到直接支持。保不准哪一天我们会发现这些巨匠在各个物种的DNA中留下的智能痕迹，甚至我们也有可能抓到他们的密使——或许是一些小巧的智能机器人——它们正在塑造新的适应性以回应周围变迁了的环境。但是，这些仅仅是可能性而已。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智能设计理论绝对不应作为演化论的货真价实的替代品在学校里教授，当然，我的那些关于外星智能生物工程师的拙劣猜想也不应享受这种待遇。

顺势疗法和安慰剂的本质

取少量的植物和矿物在水中反复稀释，用力摇晃，最后在加入糖片前再稀释一次——大部分用于顺势疗法的药物就这样制成了。之所以选择上述化学物质，是基于“以毒攻毒”这样一个说法：如果某种高浓度的物质伤着了你，那么取极少量的同种物质服用就正好可以对付那些病症——故事大概就是这样。

顺势疗法药物很受欢迎：英国顺势疗法协会估计，全球有超过两亿人服用过此类药物。19尽管如此，许多评论人士对顺势疗法表示怀疑，不难看到他们为什么抱有怀疑。人们最早将取自天花脓包里的传染性物质小心翼翼地植入健康人的皮下，以此控制天花的传播——这一过程被称为预防接种。照此来看，“以毒攻毒”原则也不是信口雌黄。但顺势疗法只是稀释、稀释、再稀释，可以预见，其中据称有治疗效果的物质将被稀释得连一个分子都不剩。这意味着，顺势疗法有时就是一颗糖丸加一则生动的背景故事罢了。顺势疗法的基础是否是正儿八经的科学呢？抑或，它只是伪科学式的江湖医术？

人们有时会认为，测试医疗介入之效果的“黄金法则”不外乎安慰剂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例如，对于新药来说，评估其效果的最佳办法就是找来一大群人，随机分成两组。给其中一组人服用新药，而给另外一组人吃糖丸。我们知道，根据医嘱服药会让人感觉好一些，即便这药只是用糖做的，因此，这一方法可以让我们排除安慰剂的影响，评估新药对人体健康真正的促进作用。

许多理论家也曾怀疑坚持安慰剂对照试验是否明智。20毕竟，我们还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检查一种药物是否有效果。与其问新药是不是比糖丸有效，还不如问，对于我们所讨论的疾病来说，它是否比标准疗法更好。这会告诉你，在排除了安慰剂效应之后，新药是否带来了有益健康的促进作用（因为标准疗法也会有某种安慰剂的因素在里头）。此外，你不能只知道新药是否奏效，你还得知道，新药是不是比我们已有的药物更有效。当医生拿不准要给患者开哪种药时，第二项知识就显得特别有价值。不仅如此，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在应召加入新药试验之后，短期服用的糖丸并不会中断他们的正常治疗——他们可以继续接受标准疗法。

新药试验和标准疗法的比较要比安慰剂对照试验来得更昂贵，因为，要获取具有统计意义的指标，往往要求被试人群的数量比较大。而且，相较研发出比标准疗法更有效的新药，研发出比安慰剂更有疗效的新药要更容易一些。基于这些理由，批评者有时会认为，现在流行的惯例是参比安慰剂来测试新药，而不是参比标准疗法，这实出于大量制药公司的利益。21

顺势疗法只是辅助疗法和替代疗法这一大名目下的一项。

其他属于这一名目的技术还包括针灸、香薰以及草药。替代疗法和辅助疗法的倡导者偶尔会说，需要参比安慰剂的试验性治疗尤其不适用于它们。假设你道听途说，相信按摩治疗对颈椎痛有奇效。那我们怎样才能对你的主张进行安慰剂对照试验呢？对于新药，一种与其匹配的安慰剂需要设计得让不知情的患者认为它是真正的药物，而且它不能有活性物质。因此，我们会用到五颜六色的糖丸。但是，说一个人接受了安慰按摩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得发明出一种看上去像“真正”按摩的医疗介入，哪怕它没有按摩可能具有的那种“活性”元素。我们如何才能不通过按摩就给一个人造成他正在接受真实按摩的幻觉呢？——这似乎很难。当我们试图给出按摩治疗的安慰剂对照试验时，混乱接踵而至：“安慰按摩”有时被说成是“不用力”的按摩，而有时干脆就是给人们放上一段音乐，碰都不碰他们。22

让我们回到顺势疗法的特定问题上来，抛开辅助疗法和替代疗法的一般性评价问题不谈。我们可能会认为，将顺势疗法交给安慰剂对照试验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可以直接就给患者服用一些同顺势疗法所谓的活性物质毫无瓜葛的糖丸。关于这一想法，即我们可以使用对照试验来评估顺势疗法，英国顺势疗法协会提出了一个多少有点儿不同的问题。我们熟知的主流医学用百忧解（Prozac）治疗抑郁，用立普妥（Lipitor）治疗胆固醇过高。换句话说，这些试验都有一个前提：只有对于特定的疾病，我们才能评估特定的医疗介入。

但若某位医生没有为某种疾病开药，而是评估跑来医院看病的人的总体状况，情况会怎么样呢？假设她主张，患者的病症、生活历程和生活方式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她给她的病人开出了一份个人专属的混合药物，还就患者该如何锻炼、饮食等等提出了建议，所有这一切都是因她确信，种种作用以协同、融合的方式作用在一个完整的人身上。我们很难知晓如何在一开始就建立起一套能够用于测试这些主张的临床试验，除非我们极其幸运地找到相当大数量的患者，而且他们全都有着相同的症状和身体状况。

稍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些事关个体病患之个殊性的担忧。就眼下来看，确实存在着大量针对顺势疗法的安慰剂对照试验，它们统统基于这一假设：就特定疾病来评估特定顺势疗法药物的功效是合理的。23对此，英国顺势疗法协会发出警告，“目前还在调研中的这类试验有能力量化顺势疗法‘药物’的功效，但其结果与‘现实世界’中顺势疗法实践之间的相关性颇为可疑”。24

这些试验教给我们什么了呢？乍一看，情况很混乱。一些人报道称，除了可被安慰剂效应解释的情况之外，一些顺势疗法药物确实有着积极影响，而另有一些人表示，顺势疗法和标准疗法有着同样的效果，还有一些人得出结论说，顺势疗法药物不过就是安慰剂。重要的是，我们得记住：虽然整个研究状况呈现出一片混乱，但并不是所有研究都具有同样的品质。2013年，一份受托于澳大利亚政府的研究就所有这类试验和评论做了调查，其结论异常清晰：

少量高水准、规模足够大的研究针对人体疾病调查了顺势疗法作为一种医疗手段的有效性。已有的证据无法令人信服，它们不能证明，对于已公布的人体疾病，顺势疗法是一种有效的医疗手段。25

该报告自始至终发现：最大规模、最细致的研究表明，顺势疗法药物没有任何效果，它们只是安慰剂，而那些确实表明顺势疗法药物具有效果的研究通常都规模太小，没有什么重要价值，甚或有可能存在缺陷。

这样一个结论是否意味着顺势疗法在现代医学中无法占据一席之地？这么说怕是为时尚早。近几年来，一些有关顺势疗法的最有意思的问题浮现了出来，它们关切的是，这些方法缜密的研究在何种程度上支配了我们的临床决策。顺势疗法从业人员似乎把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的开创者也拉到了他们那一边。循证医学的领导者就他们不主张的东西有一个典型的说法，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循证医学不是“烹饪书”医学。因为，它要求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将最可信的外部证据同个人临床上的知识技能、病患的选择整合在一起，在治疗个体病患的过程中，它不会导致盲从守旧、生搬硬套。外部临床证据可以影响个人在临床上的知识技能，但它们绝不能取代后者，而且，正是临床上的知识技能决定了要不要将外部证据用于个体病患，以及如果要用的话，这些证据又该如何并入临床决策。26

有关顺势疗法的争论，最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证据层面；它所关注的问题是，医生在处置个体病患时，这种证据基础能有多大的支配权。英国顺势疗法协会坚称，“顺势疗法的治疗方案往往为个体量身定做。其处方不仅基于患者的病症，同样亦基于该患者所独有的因素，包括他的生活方式、情绪、个性，饮食习惯以及病史”。27顺势疗法从业人员似乎仅仅把他们的判断集中在个体病患的需求上，就连医学主流也拒斥的“烹饪书”方法他们都未有采纳。

说了这么多，也许有人依然会惊叹，顺势疗法怎么就能在一种更为“整体的”（holistic）医学形态——这种医学将其注意力放在个体病患的需求上，而不是将病患视为病症的所在——中发挥作用。毫无疑问，一旦我们对病患的特殊状况有了全面了解，基于最强证据的治疗方案就不再是正确的了。可能会有这样一位顶级运动员，她非常渴望在其职业生涯结束之际参加一届奥运会，为此她宁可服用止痛药，也不接受手术，哪怕前者有致残的风险。出于对个人选择的尊重，富有责任心的医生也许会在这种情况下为其开止痛药片。临床判断的重要性在于它得符合病患的特殊情况，这一点不容忽视，但顺势疗法的处方怎么就成了临床判断的结果？

的确，有不少人声称，在服用了这类药物之后他们感觉好多了，而且，证据也没有否定他们的说法。人们在吃了安慰剂之后确实感觉会好很多。一些医生也见证过许多这类身体状况方面的改善，对此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起那些诊治典型病例的对照试验所给出的抽象建议，他们对诊室中那些个体之需求的判断有时候更有影响力。然而，假使上文中提到的那个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正确地认定，证据“不能证明，对于已公布的人体疾病，顺势疗法是一种有效的医疗手段”，那么，一个人怎么就开出了顺势疗法的药方？

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安慰剂效应本身。28参比安慰剂进行的试验性疗法可以让我们把安慰剂效应看得无足轻重。但是，安慰剂效应并非可以忽略不计，它也不是到处都一样。服用一颗糖丸可以让某些人感觉好一些。而服用四颗糖丸可以让他们依旧如此。宽泛地说，安慰剂的介入强度与其功效有关，因此，若是给某人注射生理盐水，这一扩散性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它的效果要比吞食药片更好，类似地，大药丸似乎比小药丸有更强的药效，而胶囊比片剂更有效。29就连与医生交谈或向医生咨询似乎也可以缓解不适，而且这些过程越详细、越正式，其结果就越有效益。

我们可能会把这一切说成是“不过安慰剂而已”，然而，我们也可以不加歪曲地说，征询意见、与有关专业人士就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以及为个体的病症做精心准备，这些过程都可以对健康产生积极作用。充分征询顺势疗法从业者的意见可以带来不少好处，其好处甚至可以超过与主流医师短短五分钟的谈话——特别是当患者对主流传统抱有怀疑的时候。要知道，“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安慰剂的坏兄弟——能让那些对治疗效果持消极态度的患者正好遭受他们预期的坏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就连一颗糖丸也能造成伤害。30

当然，如果顺势疗法从业者不让患有严重疾病的病人服用对其疾病有积极作用的药物，如果他们不让病人寻求主流医师的诊治，那他们就是完全缺乏责任感。那些做法会给患者带来明显的伤害，甚至死亡。但是，考虑下轻微抑郁或中度抑郁这类疾病。高水准的临床试验表明，在用于治疗这类疾病的主流药物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中，有不少可以完全解释为安慰剂效应。31（该解释对于更为严重的抑郁症并不成立。）那么，让我们设想，一位抑郁症患者曾在主流医师那里受到过精神创伤，因此极度地怀疑主流医学，他非常希望能够找到替代治疗。也许抗抑郁药通常所具有的有益作用拿这样一位病人没有办法，因为强烈的反安慰剂效应抹掉了药效中通常有用的安慰剂成分。而且，抗抑郁药可能还有不良副作用。反观那类顺势疗法药物，它们既没有副作用，也没有伤害性的反安慰剂效应，有的只是非常积极的安慰剂效应。

不仅如此，顺势疗法医师还花时间发现了该患者恐惧主流医学的心结所在，并为该患者提供了一套真正有益健康的医疗服务。我们对安慰剂和反安慰剂的认识支持这一结论：鉴于具体病患有着自己的期望和病症，比起主流疗法，顺势疗法对一些人更为有益。就有着个殊性的种种情况而论，那份极其重要的澳大利亚评估并未将负责、审慎地使用顺势疗法拒之门外。

眼下，关于顺势疗法之对错的讨论很可能就变成有关使用安慰剂的伦理讨论。特别是，我们也许会疑惑，使用安慰剂是不是一种欺骗。这些问题的答案还不明朗，对它们的细致评估必定还有待时日。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注意到，即便人们意识到他们是在服用安慰剂，最近的研究却也表明，安慰剂效应并未消失。32可以说，就算在患者知情的情况下，安慰剂依然有效。此外，人们通常并不想知道医生在诊治他们时所发生的一切：如果医生拿给病人一片安慰剂，相当真诚地说：“这种药对你的病有很好的疗效，虽然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它的药理机制。”病人为什么就不该放心呢？全世界的医生在使用安慰剂时正是这么做的。33

和经济学、智能设计理论的身份问题类似，顺势疗法的身份问题不能通过引入一个单一的科学/伪科学划分标准就得到最好的解答。我们需要用各种手段来评估这些非常不同的事业之资质，但这些手段足以让我们平复这种担忧，即一提到科学就怎么着都行。

扩展阅读

有关经济学及其差异性的简介。见：

Ha-Joon Chang, Economics：The User's Guide（London：Penguin, 2014）。

关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身份。见：

Daniel Hausman, The Inexact and Separate Science of Econom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Alexander Rosenberg, Economics：Mathematical Politics or Science of Diminishing Retur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有一本文集均衡收录了有关智能设计的种种观点，见：

William A. Dembski and Michael Ruse（eds），Debating Design：From Darwin to D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哲学著作论及顺势疗法这一主题。但是，有一部非常优秀的著作处理了与循证医学有关的问题，其中还包括对安慰剂本质的细致讨论。见：

Jeremy Howick, The Philosophy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Oxford：Wiley/BMJ Books, 2011）。

第三章

“范式”之范式

波普尔vs.库恩

刚刚开始接触科学哲学的学生通常会先遇到波普尔的观点，但不久就会将其拆解掉。我们在第一章干了同样的事情。接着，他们会去了解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给出的科学图景。两位思想家强强相遇，他们为科学成就、科学中发生的转变之本质给出了解释，而这两路解释可谓针锋相对。波普尔扮演了科学理性主义与科学进步论捍卫者的角色。我们已经看到，科学家乐意见到有一位哲学家能够恰如其分地恭维他们共同的科学自尊，因此，在拥抱波普尔的观点时他们表现得异常热切。

而库恩秉持的观点似乎对人们所珍视的科学进步观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随处可以读到，库恩否认科学思维模式的转变是理性的，更有甚者说，库恩否认科学能取得进步。他时而受到指责，说他将公认的科学智慧的转变贬损为某种非理性的羊群行为（herding behavior）或“群氓心理”（mob psychology）。因此，他受到许多科学中人的质疑也就毫不稀奇了。

那些试图把波普尔和库恩对立起来的努力源于对两人著作的严重歪曲。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有必要澄清这一点：库恩着实认为，科学能够取得进步；他也相信，科学理论的转变是理性的。实际上，对库恩之工作的恰当理解表明，他的观点绝非奇谈怪论，远比那些肤浅的解读来得有说服力。相比之下，波普尔（如第一章所见）却在根本上将科学思想奠基于集体约定，他的这一想法更容易被指责为非理性和群氓心理。

托马斯·库恩（1922—1996）

库恩于1940年进入哈佛大学，本科期间主修物理学。1945年，他开始做博士研究——依然是物理学，依然在哈佛——但是，他的兴趣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论文量子力学和磁学的主题。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同时也在哲学领域工作。他在哈佛校报《深红》（The Crimson）担任编辑，同时还是文印社（Literary Signet Society）的主席。1 20世纪40年代末到1956年这段时间里，库恩为哈佛的文科生开了一门课，想让他们了解科学领域的工作。这是他首次介入科学史，其教学重点是上至亚里士多德的历史个案研究。1956年，库恩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任职，但其职位隶属于科学史，而不是科学哲学。在那里，他开始研读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费耶阿本德等人的哲学著作。

到目前为止，库恩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以下简称《结构》），它篇幅不大，但引人入胜、非常重要。这本书写于1962年，收入所谓“统一科学的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系列。《结构》的首版收录于这一系列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库恩的观点通常被认为与这一观点——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复杂体系——相对立。1964年，库恩离开伯克利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于1983年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他的许多后期著作致力于澄清、修正并应用他一开始在《结构》中提出的观点：例如，在他1996年去世的时候，他还在写一本书，该书意在探索一种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演化观，而早在《结构》一书中他就曾捍卫过这一观点。

科学革命的结构

《结构》的核心论点是，科学转变是周期性的。当各路调研团体基本上就何为出色的研究快要达成共识时，“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长期以来的发展就会被偶发的、剧烈的观念“革命”所中断。库恩例举了若干实例，比如，16世纪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提出的日心说；20世纪初爱因斯坦引入的相对论时空观。

库恩说，革命出现之前会聚集一大批“反常现象”——尽管科学家卯足劲地想把它们塞入公认的解释框架，但任何已被奉为圭臬的科学方法均无法解释这些棘手的现象。革命之后，科学家转而拥抱某种新方法，因为它能够解释引发危机的那些反常现象。库恩表示，科学共同体为此可能需要调整他们的人数：有时候，某种新方法能被接受下来的唯一途径便是老一代的守卫者从位子上退下来，或者死掉。2“常规科学”将会开启一段新时期，直到最终出现另一批反常现象，另一次危机，另一场革命。库恩的科学图景大致就是这样。但它包括哪些细节呢？

在库恩所谓的“前范式”（pre-paradigm）阶段，科学学科有这样一个特点：科学实践者之间有相当大的纷争，这种纷争往往就其事业的恰当基础诉诸明确的理论讨论。在早期思想家那里，对于正当的科学训练要求哪些内容，他们聚讼不休，什么是有价值的成就也众说纷纭。我所从事的哲学就几乎总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满世界的哲学系每天都有许多重要的活动，然而，对于哲学是否应该着眼于那些伟大哲学著作的历史、揭示各种棘手概念的意义、发掘有关宇宙之本质的基本事实、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提供一个慎重的综合，学院里的哲学家并无把握。就连什么是优秀的哲学工作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一些人看来，维特根斯坦是一位恶毒的反哲学家，其所作所为给哲学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另一些人认为，维特根斯坦是独一无二的思想家，他揭示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悖谬。一些人觉得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工作是突破性的，但也有人认为他假充内行。

库恩说，科学知识领域在一开始都有这种前范式的特点，它也是目前哲学的特点。这怕不是巧合，对于今天的许多（也许是全部）科学学科来说，它们最初不过是哲学中充满玄想的分支。最后，库恩说，各种探索领域进入到他称之为“常规科学”的阶段，接受“范式”的引导。

近些年来，“范式”一词被广泛地用于各种官话套话，对此我们一定要小心，免得被它洗脑。我们先来看看库恩到底是怎么说的。在《结构》首版七年后的一篇重要的“补充说明”中，库恩承认，他也许在多达22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该词。3我愿接着库恩本人（以及我的前同事利普顿）的思路把范式当作特定意义上的典范（exemplar），这一点格外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当作重要科学成就的公认实例。4

范式，典范意义上的范式，既不是某种思维方式、世界观，也不是某种训练。典范指的是解决某一科学问题的特定例子。它是科学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或基本上每一个人）认可的一件工作，是值得赞赏，值得效仿的。例如，孟德尔（Mendel）在豌豆代际遗传方面的工作最终在20世纪的遗传学家那里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艾萨克·牛顿于1687年出版的《原理》（Principia）数百年来都被视为典范。因此，达尔文在组织《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时，很可能就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做法来表述和捍卫科学假说，而这些可取的做法正是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人的不懈努力，他们准确地把握住了使得牛顿的工作如此出色的方法。5

库恩的“常规科学”概念意在提出这样一个想法：此类科学的日常运作是指特定学科的科学家知道他们该干什么，因为他们全都同意以过去的种种成就为典范。但这并不是说，共同体中的所有科学家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工作：实际上，当库恩告诉我们，科学受典范而不是规则的引导时，这一点才是他想要透露的关键信息。

观察一下那些与科学相当不同的其他活动，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科学受典范引导和科学受规则引导这两个观念的差别所在。专业主厨也许都会同意，本世纪头十年，费朗·亚德里亚（Ferran Adrià）在其位于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牛头犬餐厅（El Bulli）所呈现的烹饪作品是顶尖厨艺的典范。虽然他们对其厨艺何以如此之精湛意见不一，但他们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尽管当他们按自己的理解“像他那样”做菜时出现了相当大的偏差，但亚德里亚的厨艺还是值得效仿的。这些追随者的烹饪风格不可能一致。相比之下，那种基于规则的进路就是旨在将精湛厨艺所涉及到的一切汇编为规则，由之制定出一套相当明确的方法。英国的许多业余厨艺爱好者因此生搬硬套，试图再现迪莉娅·史密斯（Delia Smith）的精湛厨艺，他们对其每一个操作的每一处细节亦步亦趋，甚至和她用同样的炊具。库恩的要点在于，虽然科学家也许会一致表达他们对牛顿所获成就的钦佩之情，但对于一个特定的研究者来说，他如何理解什么叫严丝合缝地按照《原理》的工作方式工作，这里并无定见。科学家受典范的引导，但是他们并不受操作手册（一本细致规划的、用以告诉他们如何探索世界的操作手册）的束缚。

这将我们带至“常规科学”这一概念的第二个要点。人类基因组的第一次完整测序——或更确切地说，对我们这个物种据称有着代表性的基因组的初步测序——是一项里程牌式的成就，它于2001年首次公布。6自那时起，对于人类基因组如何变化，我们就有了越来越详细的资料，而且我们还得到了其他许多物种的全部基因组序列，比如狗、水稻以及鸽子的基因组。7对于配有合适的器材、接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来说，基因组测序已不再是项挑战。于是，我们很容易就把最初的那个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视为典范，而把随后的那些项目仅仅看作常规基因科学的实例。不过，在库恩看来，这么想会让人误以为，常规科学仅仅是“更多地复制”（much of the same）——机械套用早先那些较有名望的科学家所探索出的工作方法。

库恩并不是暗示，常规科学——大部分科学家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创造性、毫无生趣、琐碎无关紧要的，是基于算法的。库恩的观点是，科学的创造性常常在于，我们要能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转化为一个与之类似且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去解决的问题。伽利略一开始观察的是小球沿斜坡滚下时的情形。当小球冲上另一道斜坡时，无论这一道斜坡有多么陡，小球的上升高度几乎和它被释放时的高度一样高。于是他觉得，我们可以将钟摆的摆动看成是小球的这种往返运动。然而，对于真实的钟摆，其下方有一个很重的摆锤，连接摆锤的摆杆或摆线也参与了摆动，它们的质量不可忽略。荷兰自然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后来发现，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理解整个钟摆的运动，只要我们将整个钟摆看成是沿摆线或摆杆分布的一系列联结在一起的钟摆。换句话说，他把真实的钟摆看作一系列简单的伽利略钟摆之集合。惠更斯将伽利略视为典范，而库恩认为，正是出于此，惠更斯的工作是常规科学的一部分。8常规科学是一种巧妙的适应，它将我们当前不理解的东西转成那些我们已然理解了的东西。

一段时间之后，常规科学可能会进入库恩称之为“危机”的阶段。在危机阶段，棘手的现象开始聚集，典范式的创造性工作再怎么也无法解释这些现象。科学进入了一个自我怀疑的阶段。由于科学家不确信那种风格醒目的工作还能否为这些棘手的现象给出解释，他们不再竞相模仿其典范，而是开始猜度合适的科学方法应该是什么样子，或他们的典范是否遭到了误解。换句话说，他们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做哲学工作而不是做科学工作。最终，一个新的理论出现了，而且，通常是那些不怎么迷恋典范的青年学者使新理论流行起来的。如果这一新理论可以解释先前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那么，老一代的典范就最终会被抛弃，而新的典范得以加冕。新一轮的常规科学时期开启了。科学革命爆发。

当库恩在描绘科学革命的一般模式时，他脑子里都浮现了哪些情景呢？牛顿认为，空间是某种实体（substance）—— 一个无限大的容器，所有事件都发生于其中。他同时代的人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反对这一观念：在莱布尼茨看来，对于物理存在，比如桌子、椅子，我们可以表明它们在空间上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比方说，椅子在桌子的左边，但我们没有必要认为空间本身是某种类似容器的实体。

到19世纪末，物理学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接受光的波动说，这似乎使牛顿的实体空间观得到了支持。声波借空气中分子的振动传播，因此它无法在真空中传播。而在海洋中，声波借水分子上上下下的运动传播。那么，当光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地方时，又是什么物质媒介在振动呢？不是空气，因为光可以在真空中传播。这些物理学家似乎认为，光必须借空间这一实体本身——它没有质量，物理学家称之为介光以太（luminiferous aether）——的震荡方能传播。9

人们设计了大量愈发精巧的实验来侦测外裹于地球的介光以太，问题是所有这些实验都失败了，起码可以说，它们没能给出估证以太存在的决定性裁决。10以太变成了一个反常的事物，看来主流理论似乎是出了什么问题，但物理学家怎么也无法查明问题出在哪儿。直到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物理学家才立即转变了观点：光不需要以太，而且更一般地，它也不需要牛顿式的空间——那个装着所有物理事件、无限大的容器。爱因斯坦引发了库恩所谓的科学革命。

不可公度

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言辞让人想起了宗教皈依。也许出于此故，库恩常常被描绘为这样一个人——他认为伴随科学革命出现的理论上的巨大转变是非理性的：科学家从旧世界观到新世界观的转变似乎必定是一次信念上的飞跃。库恩最有名的主张——不同范式的理论间是不可公度的（incommensurable）——进一步增强了这一印象。库恩本人断然否认科学理论的转变是非理性的，不过，唯有我们去了解他的“不可公度”（incommensurability）概念，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一个优秀的科学理论研究的标志是什么？当一个理论优于另一个理论时，我们将如何做出裁决？如前所述，库恩认为，常规科学受共同典范的引导。科学共同体把一项特定的科学工作树立为典范，随之亦将那种作品——牛顿的《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孟德尔有关豌豆实验的著作——设为高品质的标准。若确如库恩所言，典范以这种方式设立标准，而且会在科学革命期间发生改变，那么，问题便随之而来：科学的哪些优秀部分将在革命之后发生改变？当库恩说革命中到处可见的理论改变是不可公度的，其意为，它们没有共同之处可供我们对其优点加以评估，因为标准来自典范，而典范并非恒久不变。

库恩认为，典范以多种方式决定科学的标准。他颇为坚决地主张，有一些非常普遍的评估标准在历经科学革命后也不曾改变：在任何时间，科学家都偏爱那种能准确预言现象的理论，他们更希望理论是简单的、一致的，在阐释说明那些已然确立下来的科学知识时是合理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来看看这其中的一个标准是怎么回事。说某个理论是简单的，我们是想说什么呢？是说它易于掌握吗？还是说该理论断言了非常少的新理论实体（theoretical entity）？又或，我们的意思是，这些新实体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形式优雅的方程式来表述？简单可以有许多种理解。

不仅如此，这些历经革命而被保留下来的优点很难全都转向同一个方向。设想我们必须在两套理论之间做出选择。其一在数学上优雅无比，但在说明已存在的知识方面它似乎极不合理。另一套理论和我们已知的东西相吻合，但它只能从丑陋的方程式起步。我们该偏向哪套理论呢？是简单性胜过合理性，还是反过来？库恩的想法是，科学共同体忠于追随典范的做法会激发他们去诠释各单个标准的意义、平衡相互竞争的标准。这么说来，当量子力学在20世纪初被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似乎就没法中立地评估其地位。其强大的预测力是否就该让我们对理解上的困难置之不理？它如何才能与其他的物理学领域整合在一起？——此间涉及的因素事关重大。但在不同的科学传统中，它们却有着不同的权重。

库恩所强调的“不可公度”涵盖了诸多主题，但他小心谨慎地对这些主题的重要性做了限制。库恩声称，当科学家出现分歧时，逻辑不会告诉他们哪个理论更好。他们也无法通过演绎来确定，比方说，应该如何理解简单性、如何权衡简单性与合理性。库恩这么说时，他并不是在说科学理论的改变是非理性的，或者像某种信念上的盲目一跃。相反，他的主张是，当科学家作出这些决定时，他们动用了某种技术性判断，但这种技术性判断不能被理解为逻辑算法的机械运用。它可以是理性的、有理由的，而且最终可以说服异议者。

设想我用两把不同的尺子来量我的两个孩子的身高。我发现，其中一个是120厘米，而另一个是3英尺2英寸。他俩哪个更高呢？很明显，其中一次用的是公制系统，而另外一次是英制系统，但这并不会给我的比较带来什么麻烦，因为我可以将它们转换为同一种单位的长度。类似地，有人可能会想，只要我们找到某种方法将一种范式下的各种发现转译为另一种范式的语言，我们就可以逐字逐词地比较它们。这时我们说爱因斯坦的体系优于牛顿的体系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用爱因斯坦的语言来阐释牛顿的工作。

特别是在库恩后期的著作中，他经常就翻译的限度来谈“不可公度”这一概念。11他借法语“doux”一词来说明上述问题。我们很难精确地将该词译为英语：12说法语的人会说枕头是“doux”，而说英语的人会说，枕头是柔软的；他说黄油是“doux”，而说英语的人会说，黄油是无盐的；他说酒是“doux”，而说英语的人会说，酒是甜的；他说小孩子的举止“doux”，而说英语的人会说，小孩子们乖顺。不仅如此，在法国人听来，“doux”并非意义含混：它不像英语词“bank”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意思（银行和河岸）。“doux”在法语中只有一个意思，只不过它的意思要比任何一个与之相应的英文词的意思都宽泛得多。

我们大概会同意，像“doux”这种词确实无法精确地译为英语，因为没有哪个英文词可以和这个法语词有同样的意思。一些关键的科学术语，比如“质量”“基因”，它们的意思也曾发生过变化：从牛顿的理论到爱因斯坦的理论，“质量”一词的意思不尽相同；从20世纪初孟德尔（当时他对染色体的内在性质一无所知）的主张，到沃森、克里克等人有关DNA双螺旋结构的工作，再到今日的分子生物学，“基因”的意思也在改变。库恩的想法是，对于法语中有关无盐黄油的看法，我们无法用英语传达出它的全部内容，与之类似，我们也无法用爱因斯坦的语言传达出牛顿的总体构想的全部内容。

我们不可能给出精确的翻译，虽然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不同范式间的不可公度，但库恩对它的重要性也有所保留。即便法语无法被精确地译为英语，法国人和英国人也完全可以相互交流，而且，人们也大可以为法语文本给出实用的英语翻译。此外，虽然我们做不到精确翻译，但这既不妨碍说法语的人和说英语的人不同意彼此，也不妨碍他们可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从而使双方都满意。如果我确信服务员要给我们拿来加盐的黄油，而我的法国朋友菲利普却认为这份黄油会是“doux”，那我们可以等到黄油端上来的时候尝一尝，由此来决定谁对谁错。同样，库恩说，尽管两位科学家工作在不同的范式下，他们的工作无法被精确地互译，但这既不意味着他们无法理解彼此，也不意味着他们无法通过各方都满意的实验来决定哪个范式更加优秀。13

不同的世界

库恩并不认为科学家会迷陷于自己的理论研究营造的氛围当中，从而无法理解、谈论，或相信其他替代理论的营造者。他的绝大多数细致阐发的观点完全是头脑清醒的。尽管如此，在《结构》著名的第十章，库恩的论述变得较为奇怪：他在此论证道范式转换革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影响超乎想象。

库恩早年研读古代科学文献的经验将他引至这样一个观点：在不同范式下工作的研究者看来，宇宙本身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准备第一次科学史讲座课程的过程中，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该书写于公元前4世纪），并天真地想去发掘“亚里士多德有多少力学知识，他给伽利略、牛顿等人留下了多少待发现的东西”。不出所料，库恩一开始就发现，尽管亚里士多德声名卓著，却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知。更糟的是，亚氏的作品不仅无法理解，还很拙劣。但在仔细琢磨了亚氏的种种主张之后，库恩受到启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我坐在桌子旁，手里拿着一根四色铅笔，面前摆着一本摊开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我抬起头，出神地望着窗外——那情景我现在还记得。突然间，我的思绪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组织起来，变得清晰明朗。我大吃一惊，原来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极为优秀的物理学家，是我做梦都不曾想到的那种。14

在《结构》一书很靠后的地方，库恩个人实现了对亚里士多德的格式塔转变（gestalt-shift），借此他正告读者，“革命之后，科学家就工作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15

主要因为这类论述，库恩曾被称为相对主义者。他似乎想告诉我们，当一套理论取代另一套理论时，不仅关于世界的科学看法会变，而且世界本身——它正是科学所要探究的对象——也会随革命发生改变。照此来看，种种争胜的理论并不提供对同一个宇宙的不同理解，反而是宇宙的本质取决于用以描述它的理论。库恩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库恩是不是真想如此极端并不总是很清楚，因为他的措辞经常摇摆于温和与激烈的主张之间：

然而，我们真得把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或拉瓦锡和普利斯特利之间的区别说成是视野的转变吗？这些人在面对同一对象时，他们当真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是否有一个合理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不同的世界从事研究？16

库恩在此处发问：是说两位受不同理论支配的科学家确实有着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还是说，虽然他们就其所见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但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毫无二致。库恩认为，我们应该接受前者。他认为，理论承诺对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有影响。其论证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于视觉心理学。如果你戴上一副特殊的眼镜——它可以颠倒你视网膜上的图像，那么在一开始，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头朝下的。你会失去方向感，变得笨手笨脚。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你看到的东西又都和以前一样了。一旦习惯了这种方式，那么唯有当你再次摘去眼镜，周遭的事物才会变得不对劲。

库恩认为我们的视觉经验具有可塑性，这一点儿没错；也就是说，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可以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发生改变。更特别的是，它可以被我们的信念改变：设想有一副纸牌和我们平时玩的纸牌不太一样，比方说，其中的红桃Q是黑色的，或黑桃四是红色的，那么，只要人们接触它的时间不太长，就不会注意到这其中有何异样，反而会把这些反常的纸牌认作正常的。对于事物是怎么样的，我们有自己的预期（在本例中，我们的预期便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标准纸牌），这种预期会对事物的呈现方式产生影响。

技术训练同样也可以影响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如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强调的，普通人在X射线照片上看到的只是光斑，最多有一些光斑让人联想到骨头，而有经验的医生在看到同样的照片时，他就能根据照片做出诊断。她看到一处肿瘤，而我们要么一无所见，要么只是看到模糊的形状。17于是，库恩说，训练和理论上的信念不仅会影响科学家从显微镜的载玻片或望远镜那里得到的结论，还会影响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便如此，从库恩温和的想法（两位科学家“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事物向他们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到其远较激烈的想法（他们确实“在不同的世界”从事研究）之间还是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我们偶尔会有这样的印象：库恩的断言，即不同的科学家工作“在不同的世界”，仅仅是为了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生动地表达他更基本、更少争议的信念——当你的理论承诺发生了改变，世界也将开始变得不同。但是，库恩的主张——经过科学革命世界变了——并不仅仅是一种说法（fa on de parler）。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库恩是如何借用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观点的。

库恩的康德主义

总的来说，人们不会就一物是什么颜色产生分歧。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成熟的番茄是红色的、草是绿色的。我们有时也会犯错——可能我们看得太匆忙，也可能我们正在观察的东西处于某种特殊的光照下——但经过更仔细的观察，或将东西拿到太阳底下一看，我们就能更正自己的看法。尽管如此，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当然不是全部哲学家）主张，颜色并非存在于物体本身。18相反，他们认为，颜色是人类视觉经验的产物。颜色似乎为物体所拥有，但这种表象仅仅是人类视觉系统处理进入到眼睛的信息的结果。照此观点，颜色并不是物质实体的真实性质。不过，由于各种感知系统大同小异，我们还是可以就何为物体“真实的”颜色给出一些相当牢靠的标准。

根据这一观点，颜色的本质并非独立于经验。可以说，经过非常粗略的简化，康德有关空间和时间的想法与该观点类似。它们，康德说，也不是独立于人类经验的宇宙特征。康德认为，这一根本性的提法有助于解释一些令人困惑的几何特征。到19世纪末为止，欧氏几何普遍被认为是对空间本质的准确描述。它似乎是一项躺在扶手椅里就能从事的活动：人们无需实验就能表明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然而，一门科学怎么能在告诉我们空间本质的同时而又无需与世界发生富有意义的互动呢？为什么我们无需做实验就能确定空间的本质？对此，康德在其写于1781年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辩护道，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认为空间的性质并非源于自然本身，而是来自于人类经验事物的方式，那么，这一难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库恩信奉某种形式的康德主义。在库恩看来，世界本身并非独立于我们经验它的方式，如前所述，他也相信，我们经验世界的方式受到科学理论的影响：

发现氧气的后果之一便是拉瓦锡开始另眼相待自然。用不着诉诸那个由假说确立起来的、他“另眼相待”的自然，经济原则会促使我们认为：发现氧气之后，拉瓦锡就工作在一个不同的世界。19

正如许多哲学家试图否认世界中有真实的颜色，否认它们完全独立于人类感知者关注它们的方式，库恩认为，我们没有理由设定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独立于人类科学家关注方式的世界。当然，鉴于大多数人都是以类似的方式看到颜色，所以，当某人告诉我们草是紫色的时候，我们满可以认为他看错了。但一般而言，这些正确性标准同人类的视觉相关。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视觉系统，因此有着不同的视觉识别能力和外观分类能力。大多数人类的眼睛中有三种视锥细胞（一些色盲人群只有两种），而金鱼有四种，企鹅有五种。20因此，当我们谈论一朵花真正的颜色时，如果说花的颜色与碰巧在看这朵花的生物的种类无关，那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所谈论的真正是什么。

如前所见，库恩着重指出，革命前后，科学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他认为这种转变和感知系统中的转变类似。当我们谈论那些认可同一范式的科学家时，库恩很乐意说一些人做对了，另一些人弄错了。但他否认有一种独立于所有理论研究来看待事物的方式。如同有关颜色之所属的正确性标准与物种相关，库恩认为，有关世界的种种断言的正确性标准与范式相关。正因为如此，库恩认为，科学家活动于其中的世界随范式转换而发生改变。

演化式进步

库恩的康德主义也解释了他的科学进步观。有人可能会认为，科学的进步为宇宙何以是这样一幅画面提供了愈来愈多的细节。但库恩否认有这样一种理解宇宙的方式：它与任何科学家团体有关事物何以如此的观点均不相关。就此而论，宇宙并不是一个科学家最终可以把握的稳定不变的研究对象。相反，在库恩看来，宇宙是一个动态目标：我们的范式变了，宇宙便会跟着改变。

由于库恩不认为有关于宇宙的稳定事实，所以他不能说，科学的进步在于，它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会汇同于那些关于宇宙的稳定事实。那么，库恩到底如何才能言之有理地谈论进步呢？在《结构》一书最后题为“经演化而进步”这一章，库恩援引达尔文的理论来阐明他的观点。如果说进步并不指向某种稳定的真理的话，库恩希望他可以通过类比达尔文的演化论来为读者解释进步意味着什么。同达尔文一样，库恩认为，演化是一个进步过程，但演化式进步并非始自某个稳定的、事先规定好的目标。21

设问：“对于某个生活在草原的物种，它们怎么就经过自然选择演化成现在的这个样子？”若就这么泛泛一问，真是没法有个好的回答。就算我们认为自然选择通过种种微小的改进带来进步，这一问题，即该环境中的一次改进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也取决于我们所谈论的对象是大型食植哺乳动物，还是昆虫寄生物，或是猛禽。此外，草原环境本身也是动态变化的：生物的吃喝拉撒、呼吸，尸体的分解都会改变它们的环境。22我们的问题问得不好，一部分原因在于，除非我们具体指出是在谈论什么物种，否则我们无法表明何为演化博弈中的前进，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物种赖以栖居的环境是一个动态目标。

库恩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康德主义。他认为，当我们问科学必须符合什么，我们发现答案试图描述的那个宇宙也是一个动态目标；当我们问什么才算是科学理论上的改进时，答案取决于理论如何构造世界。即便如此，库恩说，正如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自然选择偏袒那些先前就做出过微小改进的有机变异，科学共同体亦偏爱这样一些理论：它们相比于先前的理论，能够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库恩拒不认为科学为世界——其结构与我们所认为的样子无关——提供了一幅越来越精确的画面。然而，科学仍能做出进步。由此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库恩在回顾其工作时说它是“一种达尔文之后的康德主义”（post-Darwinian Kantianism）。23

评价库恩

本章旨在为库恩的科学进步图景带来一种理解与同情。但他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站住脚呢？

对库恩而言，常规科学和革命性科学在本质上就非常不同。常规科学重在他所谓的“解决难题”；也就是说，常规科学承担问题，确保我们就受人敬重的典范所做的创造性适应最终可以带来解决办法。革命之后，老一代的典范遭到排斥，新一代的典范被奉为圭臬。库恩说，当且仅当革命发生之时，世界才发生变化。尽管常规科学中的革新也有着相当程度的独创性和重要性，但这类较为平淡的发现不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革命性科学和常规科学在这些方面有着质的不同，如果我们只是在处理某个特别富有洞见的常规科学，那我们最好能够表明这一点，否则我们就是置身于一场革命性的颠覆当中。当我们谈论那些涉及宇宙自身的理论时，我们会说，革命发生了，地球被从太阳系中心的位置上赶了下来，或爱因斯坦取代了牛顿，尽管当我们这么谈论时该区分看上去足够直观，但若我们把目光从物理学上移开，投向生物学这类科学时，我们该如何应用库恩的规划就变得很不清楚。

照任何标准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都是典范性的科学著作。24不同寻常的是，尽管该书写于一百五十多年前，今天的实务生物学家还经常阅读它。当生物学家就一些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发生争论时，他们常常设法拿达尔文来佐证。虽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重要，但我们并不清楚它的出版是否是一场库恩意义上的革命。此外，如果连达尔文的著作都不算革命性著作，那我们必须得质疑，库恩就常规科学和革命性科学所做的区分到底能否用于生物学。

1859年，在达尔文的书出版后不久，博物学家很快就转而支持该书主张的那种“物种变化论”（Transformism）的观点。换句话说，他们很快就被说服了，从而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物种全都是少量共同祖先的后代，它们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演化。不难承认，达尔文的著作必定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理解有机界的方式。但是，达尔文确实不是第一个提出不同物种也许有着系谱联系的人，他甚至也不是为此观点提供证据的第一人。同样的想法早在18、19世纪就已由法国博物学家布丰（Buffon）、希莱尔（Geoffroy Saint-Hilaire）等人提出来了。25物种变化论曾在科学圈广为流传，1844年，在英国匿名出版的《万物志的残余》（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该书先于《物种起源》55年出版——使该想法在普通公众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26

达尔文的书甫一面世就在科学共同体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影响不仅在于它拢集了各种各样支持物种变化论的大量证据，也在于它摆出了支持其观点且又令人信服的论据表述。达尔文所做的大量工作为物种变化论赢得了尊重，并使科学界的精英不得不接受该观点。虽然我们可以就此说，达尔文为已被接受下来的科学思维方式带来了重大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达尔文的著作在库恩的意义上是革命性的。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博物学家对物种变化论就不陌生。

虽说物种变化论并不是什么新想法，但自然选择却是。达尔文用这一新颖的解释来说明我们在动植物那里观察到的精妙适应性。达尔文理论的这一部分有别于那种宽泛的物种变化论观念——动植物是共同祖先的经过改进的后代。难道说，只有基于对这一假说——通过生存竞争物种适应了它们的环境——的确切表述，《物种起源》才能被认为是库恩意义上的革命性著作？

这种理解方式存在很多问题。首先，虽说自然选择是一个新想法，但它创造性地融合了许多老想法，对此，达尔文的读者们并不陌生。达尔文将自然选择类比为人工选择，对于这后一种现象，他同时代的所有人也不应感到陌生，因为当时的动物育种家罗伯特·贝克威尔（Robert Bakewell）等人在改良牛羊方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达尔文认为，育种家在农场干的事情，自然在野外干得更好。他称这种“选择”之所以可以实现，是因为野外种群的扩张超出了所需的可获取食物资源，其结果就是只有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种群才能生存下去。对于曾经读过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于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人（比如达尔文）而言，这一想法同样并不陌生。因此，我们就搞不清楚：是该认为达尔文创新地整合了现有那些令人尊敬的著作的要素，因此有了常规科学的特点，还是将其洞见理解为对已有范式的破坏。不尽如此，达尔文并没能让他同时代的人相信，自然选择是适应性改变的重要动因。27

不难看到，达尔文在推广自然选择这一想法时为何会陷入麻烦。例如，苏格兰工程师詹金（Henry Fleeming Jenkin）对《物种起源》就有相当负面的评论，他问道，我们凭什么要去相信变异的反复循环和选择性竞争可以产生不断改进的适应性。28举个实例，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理能够如他保证的那样解释狼不断提高的奔跑速度呢？设想这类有益变异极为罕见。也许在整个狼群中只有少量成员天生比其他的狼跑得稍微快一点。其结果便是，它们会拥有更多的后代。但是，由于这种有益变异很罕见，所以情况很可能是，那些速度较快的狼所找到的配偶基本上只能以平均速度奔跑。其后代的奔跑速度也将接近平均水平，而非接近双亲中更迅捷一方的奔跑速度。同样，这些后代很有可能与速度一般的狼交配。假以时日，詹金说，由于平均样本参与了交配，该过程反复循环导致更快的奔跑在一开始所积累的利好将被冲淡殆尽。

达尔文认为他可以回应詹金的质疑，但与我们今天所给出的回应大相径庭。达尔文认为，微小的有益变异其实相当常见。所以，拥有更快奔跑速度的狼经常会从种群中冒出来。他还认为，生存斗争异常残酷，致使平庸的个体在能交配前就已死掉。最后，他认为，这种倾向，即繁衍出更快奔跑速度的后代，本身是可以继承的，结果，一旦自然开始就选择了快速奔跑，那么，能够跑得更快的狼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

达尔文就詹金的质疑所做的努力与我们今天的自然选择之图景相去甚远。29和达尔文一样，演化生物学家认为，詹金错误地以为由于交配过程的反复循环，有益变异就会丧失掉。但与达尔文不同的是，今天的演化生物学家主张，基因遗传——达尔文显然不可能知道这些东西——的本质使得有益变异可以保留下来，也就是说，本例中那些有着更快奔跑速度的狼即便同其他平庸个体交配，其速度上的优势也可以保留下来。对于这个例子，我们需要精细的数学工具，但达尔文本人从未处理过复杂的数学。直到20世纪20年代，经过剑桥统计学家、遗传学家费希尔（R. A. Fisher）等人对演化论所做的数学化处理，生物学家才普遍接受了自然选择学说，承认它是演化过程中的强大力量。30

回顾历史，可以说达尔文的著作为自然选择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但实际上，相当长的时间之后，经过费希尔等人的努力，自然选择才在实务生物学家的解释工具箱中有了一席之地。总之，要是照库恩的观点看，我们就很难理解生物学的历史，因为像《物种起源》这种著作是否引起了革命并不清楚。当然，库恩接受的是物理学训练，他的方法是力图去解释科学实践中更为宽广的多样性。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宏大的范式转换框架似乎并不适合解释生物学中的理论变迁。

典范的多元化

当我们试着以一种库恩式的风格看待生物学时，最大的问题便浮现了出来，该问题对于库恩所探讨的典范有着更为显见的重要性。库恩本人似乎认为，革命发生之后，旧典范将被抛弃，由新典范所取代。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别忘了，典范是一项具体的成就——某种值得效仿的东西。库恩本人强调，某种东西被看作是令人钦佩的这一事实还不足以完全回答什么使其成为令人钦佩的，或应该如何效仿它。反过来，这也让我们困惑，旧典范为何要在革命之后被完全抛弃。难道我们就眼看着它们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无法对其再做阐释？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达尔文就自然选择如何运转做了细致的说明，但其说明方式和今天的结构生物学家所用之方式大不相同。例如，它没有用到数学，而且为了反驳詹金的诘问，它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了残酷的斗争这一概念。它声称，继承下来的东西不仅包括变异，而且还包括定向产生变异的能力，当然，它没有提到基因。对现代生物学家而言，演化过程的数学化处理依托于基因遗传，费希尔于1930年在其代表作《自然选择的遗传学理论》（The Genetical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中提出了这一方案，它是演化生物学工作方式的主要典范。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物种起源》不是一个主要的典范，因为《物种起源》对于如何就生物的演化建立起一套有着充分证据的说明还是给出了鼓舞人心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自然选择（尽管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并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样貌）处于核心位置。

对于达尔文本人及其同时代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而言，牛顿的《原理》也曾是科学中的典范性著作——不是因为达尔文想找到牛顿式质量或空间在生物学上的相似之物——而是因为达尔文相信，牛顿的著作在总体上展示了如何为新的假说给出令人信服的论据。今天的我们不再认为牛顿的宇宙学说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著作被取代了——但这并不是说牛顿的著作不再是坚持不懈的科学活动的典范了，在同样非常一般的意义上，它在达尔文眼中仍是典范。纵使作为典范的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成就暂时会黯淡失色，我们也无需将它弃置一边。如果典范确实被保留了下来，并在科学史的诸多论域中得到了重新阐发，那我们就更难再去谈论什么大规模的范式转换了。

库恩的著作中有很多值得赞赏的地方，特别是，他坚信典范在引导科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而避免了把科学活动降格为对规则的机械套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得保留时下库恩最广为人知的想法。是时候终结革命性的范式转换这一范式了。

扩展阅读

最重要的读物当然是库恩本人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最近，该书的50周年纪念版出版了，哈金为其写了一篇颇有助益的导读。见：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50th Anniversary E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库恩后期有一部重要的文集也值得一读：

Thomas S. Kuhn,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Philosophical Essays 1970-1993（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关于库恩、波普尔、拉卡斯托等人就本章所涉事项的重要争论，见：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有两本书对于理解库恩的学说非常有帮助：

Alexander Bird, Thomas Kuhn（London：Acumen, 2001）;

Paul Hoyningen-Huene, Reconstructing Scientific Revolutions：Thomas S. 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令人着迷的库恩研究，其中详述了他的历史背景和制度语境。见：

Joel Isaac, Working Knowledge：Making the Human Sciences from Parsons to Kuh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第四章

但那是实情吗？

如其所是的自然

种种科学对人类的许多伟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们被用于将人类送上月球、制造核武器、控制女性的生育、创造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但就科学所给出的世界图景而论，所有这些成就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敏锐的评论家们众说纷纭。科学是否准确描述了事物真正的面貌？抑或，科学是否给了我们某些极其重要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和我们真正的宇宙画面大为不同——也许它们只是一套关于计算观测的技术或一连串无所谓真假的精致故事，并通过其非凡的实用价值维系自身？

在涉足科学与真理的争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做一些初步的评论。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标示着这样一种哲学观点，即科学是一项追求真理的事业。它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将愈发准确地呈现它们所探索的那部分世界。但科学实在论者并未许下大诺，说科学能告诉我们一切的一切。他们也乐于承认，我们从人文艺术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此外，科学实在论者否认科学能够给予我们一幅完全准确的世界图景，也并不认可那种荒诞不经的观点——科学终结了。即便我们有了更为精细的自然图景，该断言，即科学给予我们愈发准确的描述，也为修正、改进留下了充足的空间。这意味着，科学实在论是一种值得考虑的立场：其对错均非显而易见。

这片刻的反思表明，就如何看待科学的种种成功而言，科学实在论并不是唯一妥当而又受人尊敬的看法。也许，我们应该像看待锤子或电脑那样来看待科学理论：它们非常有用，但和锤子或电脑一样，它们仅仅是一些工具而已。问一把锤子是不是真的，或它是否准确地呈现了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有人也许还会说科学与之类似：我们就该简简单单地问，它的理论是否与其目的相符。抑或，我们应该像某些引人注目的英国国教信徒看待圣经故事那样来看待科学理论：不管它们是鼓舞人心的虚构，还是形态成熟的谬误，我们仍会信持它们，因为它们有助于引导我们探索世界。1

直截了当地说，本章将为科学实在论提供辩护。但是，这一路径最终指向的结论并非直截了当，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设置一些路标。为了给科学实在论提供有力的论据，我们必须完成以下三项工作：首先，我们得对付最强大的反科学实在论的论证，即“非充分决定”（Underdetermination）论证。粗略地说，该论证认为，科学证据从未强大到可以区分两个全然不同的有关宇宙本质的理论。因此，非充分决定的拥护者认为，大量的科学证据从来都不能为这一结论——我们最优秀的科学理论是真的，或接近于真理——给出辩护。

其次，我们需要知道，是否存在任何有利于科学实在论的积极论证。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只有一个被称为“无奇迹论证”（No Miracles argument）的论证可以支持该观点。该论证的基本要点是，如果科学不是真的，比方说，对于物质组成的科学观点有严重的错误，那么，当我们基于科学理论来执行我们的计划时，我们就总是会出岔子。换句话说，支持科学理论之真理性的最强论据就是科学已取得的巨大成功。

最后，我们必须直面一个被称为“悲观归纳”（Pessimistic Induction）的论证。该论证欲借历史记录表明，一个我们现在认为是错误的理论并不为其过去在实践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负责。比方说，我们现在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牛顿的空间学说完全错了。但是，人们正是运用牛顿的理论才成功地将人送上月球。若谬误竟能常常带来成功，那“无奇迹论证”就遇上了麻烦。又若过去的那些理论尽管有着实践上的成功，但它们总是可被当作谬误放弃掉，那我们最为珍视的现代理论也终将难逃此劫。

简言之，科学实在论者需要表明：非充分决定的种种考量是无效的；无奇迹论证是奏效的；还有，“悲观归纳”并不成功。这一章的目标就是依次明确地完成这些任务。

非充分决定

科学实在论的最大挑战来自这一现象，哲学上称为“资料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the underdetermination of theory by data）。2这一长串颇为唬人的语词底下的想法很简单：说资料对两个争胜的理论是非充分决定的，无非是说，我们没有充足的证据来决定哪个理论是正确的。

非充分决定的情形并不仅限于科学。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中表示，我们很难找到可供我们在一些可能的历史解释之间做出裁决的证据。关于一战的起因，他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明：

重现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的遇刺细节非常困难。暗杀者费尽心力地掩盖行踪，避免扯上贝尔格莱德。许多活下来的参与者拒不交待他们在这其中的牵涉。其他人要么对自己的作用轻描谈写，要么装疯卖傻以图掩饰，其结果便是证词前后矛盾，混乱不堪。密谋本身更无存世记录：实际上，所有这些参与者早就习惯了那种秘密行事的社会环境。3

正如克拉克犀利指出的，这类困难对于历史重现并不是致命的：新发现的日记和信件、解禁了的档案资料，或简单地对已有资料加以更细致的解读和对比，所有这些都可以充当新的证据使真相大白。在科学中同样如此。随着新资料的出现，刚开始带着几分猜测的假说可以变得更为牢靠。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1909年的一次讲座中评论道，达尔文早在1871年出版《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的大约四十年前，就对人类的起源做出了许多断言，但其资料基础相当不足。不过，时间和艰苦卓绝的工作给了这位人类学家新的考古学和解剖学上的信息，这些信息使达尔文的种种断言得以立足于一个大为坚实的基础：

在达尔文写下这些断言之际，与这里所引要点有关的证据还非常不完整，但是，他坚持不懈地寻找支持或反对其理论的努力让他对问题有了更好的认识……我们发现，积累下来的证据越来越多，它们相当确定地表明，人和旧大陆上的高等猿类有亲缘关系。4

今天，我们不仅有了更多的化石发现，还有崭新的证据形式——DNA分析、各种定年技术等等，所有这些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区别对待关于人类起源的各路假说。当然，问题还远未解决，但比起1871年的情形，这幅画面要清楚得多。

证据协调问题最终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一想法并没有给科学实在论带来麻烦。实际上，除非借助实验并对先前无法获取的资料加以悉心收集，由此在面对争胜的理论时，我们的选择才能从犹疑不决变得非常有把握，否则，我们就不知道科学还能怎样做出进步、如何才可以不断准确地描述世界。

科学实在论也承认，一些科学问题可能永远都得不到解答：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获得那种能告诉我们剑龙背骨板颜色的资料；也许，基础物理学中最晦涩难解的领域永远都是个谜。就非充分决定而言，它要对科学实在论构成威胁，就必须贯彻其不可知论的态度，而不是对我们最优秀的科学理论持一种时而正确的不可知论态度。

充分的反科学实在论论证要求我们以一种格外有力的方式阐明非充分决定论证存在的问题。我们不妨先给出以下主张，例如，无论我们收集了多少有利于我们最优秀的科学理论的证据，还是会有这种可能性，即其他一些理论对世界做出了全然不同的断言，但它们同样也能很好地解释我们所收集的证据。如果我们正好处于这样一种情形，那么，虽然我们可以出于许多实践上的理由来继续使用那个已被普遍接受了的理论——可能是因为它易于应用，或易于教授，或它有助于我们预测我们所关心的事件——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是真的，或接近于真理。如果来自非充分决定的这一整体质疑确实奏效，那么，不可知论倒是一种正当的态度，甚至我们不得不对最优秀的科学也抱持这种态度。科学实在论将被削弱，因为我们的证据将总是无法区分有着根本性冲突的宇宙图景。

迪昂到笛卡尔

非充分决定问题的历史根源有时可以追溯到法国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 1861—1916），尤见于他出版于1906年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5尽管将迪昂的观点与非充分决定论证相联系是一种很常见的做法，但我们理应警惕，不要将迪昂对科学方法的反思与那种经常伴随着强版本非充分决定质疑的怀疑论态度等同起来。

迪昂的主要目标指向那种对演绎效力——它告诉我们一个物理学假说是否错误——的盲目信任。他指出，如果我们的实验结果没能将理论所预言的东西组织起来，那么，有可能是理论本身有缺陷，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仪器出了故障，或用以支持仪器应用的种种假设出了问题。

这正是我们在第一章遇到的那种情形。在那一章我们看到，格朗萨索于2011年所做的实验观测结果着实出人意料：那些观测似乎表明，中微子的传播速度超过了光速。但是，这些结果并没有让科学家们马上就放弃爱因斯坦的原理——没有什么比光行进得更快。尽管在一些物理学家看来，该原理可能有问题，但来自格朗萨索的反常结果同样有问题：实验装置是否调配得合适、用于计算中微子速度的各种方法是否正确等等。由此，迪昂从类似的事件中得出了一个普遍的教训：

物理学家无法让一个孤立的假说接受实验测试，他只能以一整套假说来接受测试。如果实验与其预言不一致，那么他至少可以知道，这其中的某个假说是不可接受的，应该加以修正，但是，实验并未指明哪个假说应该做出改变。6

迪昂提醒我们，一项实验结果单凭自身无法告诉我们要不要接受或否定我们正欲测试的假说。令人困惑的资料表明我们在某处犯了错，但我们若想知道错误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就需要引入额外的考虑。迪昂得出结论说，如果一名优秀的科学家要决定接受或拒绝某个假说的话，那她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实验。为了能够找出一项奇怪的实验结果的症结所在——是仪器有故障，还是计算有问题，抑或基础理论存在缺陷——她需要培育良好的判断力。迪昂并不是说，不管资料怎样，一位坚定的科学家总是可以紧紧抓住她想要抓住的任何理论。他也不是说，每个成功的科学假说都会有全然不同的竞争者，而它也正好可以得到已有证据的支持。当然，如果非充分决定会对科学实在论构成威胁的话，我们就需要捍卫以上这类主张。

是否还会有更具威胁的非充分决定论证呢？任何一位化学家——以及大多数小学生——都会告诉你，水主要由分子构成，一个水分子包含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人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才达到这一共识：19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曾认为水的化学式是HO而不是H2O，甚至在18世纪80年代之前，化学家还以为水是一种元素，而非化合物。回过头去看，我们很容易就认为，这些奇奇怪怪的错误对于提出它们的化学家来说再明显不过了。但是，在这些争论真实存在的时候，这种态度就会使大部分证据变得模糊不清，致使我们很难在关于水的结构的各种观点之间做出选择——也许最后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个很草率的选择。

有关水的观点还在继续演变。随着显微术的不断改进，最近，一些科学家给出了他们所认为的单个H2O分子的图像。7但即便是现在，我们也知道水并不仅仅是H2O。哲学家、科学史家张夏硕指出，单是一堆H2O分子并不成其为水，因为，通常关于水的那些性质还取决于其中的各种离子。8那么我们是否能给出水的另外一种与H2O全然不同的结构，并且这种结构还正好可以说明水的全部已知性质？根据所有这些资料，难道水分子就可以主要由银元素，或氦元素，或某种迄今未知的元素的原子构成？或者，水中根本就没有分子？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并没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替代理论可以像H2O假说那样解释我们有的资料。正因如此，绝大多数化学家就何为水的基本结构达成了一致。

那么，非充分决定的捍卫者会如何为不可知论提供论据来反对科学实在论呢？不少人或是将非充分决定描述为某种无条件的承诺，或是以一种总体方式呈现其观点。第一种策略倒是谦逊地承认我们容易犯错，它指出，就水的微观结构而论，虽然我们并未另有一套周详的理解，但总会有某个我们并未认识到的替代理解，它可以和水是H2O这一观点一样，为所有我们已知的有关于水的事实提供解释。第二种策略转而为构造非充分决定假说提供了一个操作方法，例如，库克拉（André Kukla）简单明了地建议：“对于任何理论T，我们可以构造出一个与其竞争的理论T*，T*断言，T的经验后承是真的而T本身是假的。”9依照这套方法，我们可以构造出一个可替代H2O假说的假说：“除了其结构完全不同以外，一切都仿佛是H2O构成了水”。科学实在论的反对者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应该认为水可能是H2O，因为我们的证据无法在这些对抗的替代理论间做出裁决。

非充分决定论证的这些阐论方式既不能追溯到迪昂，也非出自他对科学实践的细致考查。毋宁说，其根源另有所在，它们出自另一位更早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著作及其关于人类知识的全面沉思。

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似乎正坐在一趟前往利兹的火车上。对于我的这一感觉证据，有一假说可以做出解释：我确实正坐在一趟前往利兹的火车上。但另有一不同的假说，它似乎也能解释同样的证据，这便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恶魔操纵了我的心智，使我有了这样一种经验：仿佛我正坐在一趟前往利兹的火车上，但实际上，我正处于恶魔的控制之下。事物在我看来如何的证据并不能区分这两者——换言之，火车假说和恶魔假说是非充分决定的——因此，对于这两个假说我不应作出判断。

本书将完全着眼于由科学引起的哲学问题，这里并不适合处理那种由普遍怀疑引起的深奥问题。然而，我们大可以在此指出，非充分决定的提倡者若想削弱科学实在论的效力，他们就得面临一个困难：他们无法表明，我们最优秀的科学理论能够前后一致地对待那些有关宇宙结构的细致严肃而又相互对抗的理论。如果确实有这类理论，科学共识就远不是“共识”。他们最多可以说，总体来看，世界的真正本质可能与最优秀的科学理论所告诉我们的大为不同。但对于科学知识的地位，这类理论并不会引起特别的担忧：它仅仅是提醒我们注意，可能有一个无所不能的恶魔欺骗了我们，让我们误解了水的结构——正如它也可以欺骗我们，让我们相信自己正待在火车上。非充分决定的问题或根本不是个问题，或它只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所引起的老问题。但无论如何，它都不是针对科学知识之地位的具体问题。10

拜托，不要奇迹

设想你正开船驶过一片变幻莫测的水域，除非你弄清此处的暗礁和浅滩，不然你很有可能搁浅或触礁。如果你对这里的水情一无所知，那你只有撞了大运才能完全避开这些障碍。不难将类似的设想用于科学。要不是牛顿物理学大致正确，它怎么就能将人送上月球？一些哲学家被这么一个想法迷住了：除非科学理论是真的，或至少接近于真理，否则，科学在种种实践中就帮不到我们。11该想法无非是说，完全错误的理论只有在其应用过程中交了莫大的好运才能带来成功。

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现在称为无奇迹论证的人。该观点是唯一一个捍卫科学实在论的论证。“支持实在论的积极论证，”普特南写道，“是唯一一个不把科学之成功当作奇迹的哲学观点。”12换句话说，如果科学理论是错误的，它们能够带来成功的能力就完全是不可理解的、奇迹般的。普特南说，科学实在论，即科学理论接近于真理这一观点，为科学的成功提供了唯一一个还不错的解释。13

无奇迹论证的问题是：这一思路——除非观念或假说接近于真理，否则它们不可能有用——对某些评论家来说似乎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其他人觉得该思路显然弄错了。19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尼采写道，显然，正是因为观念有用，所以，关于观念是否揭示了事物之所是，它无所言说。错误也可以是有益的：

知识的起源：在漫长的岁月里，智力无非造就了种种错误。其中一些错误被证明是有益的，有助于保存我们这个物种——邂逅或承袭这些错误的人带着更好的运气为自己、为后代奋斗着。这类错误的信条代代相传，最后几乎成了我们这个物种的天赋的一部分。这类信条包括：存在着不朽之物；存在着相同之物；存在着物、实体、肉体；物即其所现；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于我有益者其本身也是有益的。14

尼采对达尔文的公开评论全是负面的，但在此处，尼采表示，对于保存那些能够带来好处的观念而言，一旦我们接受了某种达尔文式的解释，我们就无需将真理用作对其成功的解释。如果假说没有用处，尼采说，它们就不会留存下来。这就是对为何我们的观念具有这种实用价值的全部解释，至于我们所持的种种观念是否显示了事物真正之所是，它们是否仅仅是一些有用的谬误，问题悬而未决。

科学实在论的反对者们还在继续诉诸这种达尔文风格的解释。范·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也许是当代最有名、最具思想性的反科学实在论者，他明确反对“无奇迹论证”：

我认为，当前科学理论的成功不是奇迹。有着科学头脑的人（达尔文主义者）对这一点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诞生于激烈的竞争，如尖牙利齿的血腥丛林。只有成功的理论才能存活下来——事实上，它们紧紧抓住了自然的实际规律。15

范·弗拉森说，优秀的理论必须能够刻画可观察世界的模式。毫不奇怪，在这方面它们是成功的，因为它们若是失败了，我们早就放弃它们了。因此，一个理论在预测方面的成功并不会告诉我们，它是否真正刻画了宇宙深层次的运转方式。科学理论的成功，他说，并不会告诉我们科学是否准确刻画了那些无法观察到的事物。

奇迹和医学测试

面对这一僵局，我们如何才能推进我们所看好的“无奇迹论证”，从而支持科学实在论呢？近些年来，一段引人注目的进展表明，该论证包含着一种概率推理（probabilistic reasoning）错误，人们称之为“基率谬误”（base-rate fallacy）。16这一谬误是怎么回事呢？对此，我们最好在远离科学实在论之争的领域里一探究竟。

医学测试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出错方式。让我们来考虑针对某种特定癌症的测试。无论病人是否真的得了癌症，某项测试都可以给出阳性结果，同时，它也有可能对许多并没有得癌症的人给出错误的阳性结果。这种测试的假阳性发生频率很高。另一项测试，不管病人有没有得癌症，都可以给出阴性结果，但对于那些确实患有癌症的人群，它也经常给出阴性结果。这种测试有着很高的假阴性发生率。在实际生活中，医学测试从来都不完美，设计者需要权衡假阳性和假阴性所带来的风险：前者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担忧，甚至不必要的治疗，后者很可能会让医生忽略严重的疾病。

设想人们发展出一种针对爱智妄想症（此病纯属虚构）的测试。假设你知道该测试有10%的假阳性发生率和20%的假阴性发生率。最后，再假设你测试出了阳性结果。那么，测试对象有多大的概率得了爱智妄想症呢？一些人可能会说，因为假阳性的概率为10%，所以他们有90%的概率真正患上爱智妄想症。但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无论是假阳性概率，还是假阴性概率，甚至这两者的组合都无足够的信息可以让你回答这一问题。你还得知道这种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

为了看到这一额外的信息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让我们假定爱智妄想症极其罕见。假设，在一亿人中，我们预计只有10人得了这种病。该测试的假阴性发生率告诉我们，大概有10个人会真正患有这种疾病，其中两人是假阴性结果，而另外8人的测试结果是阳性的。与此同时，假阳性发生率向我们表明，对于那99,999,990名有可能远离该病的人，他们当中每10人就有一人会收到假阳性结果。因此，对于这一亿人群，8名罹患该病的人将收到阳性测试结果，而9,999,999名没有患病的人也将收到阳性测试结果。因此，如果你到了阳性结果，那么，比起你在规模相对较小的人群中得到的概率，你在没有得此病的大规模人群中所得到的概率将非常大。你测出的患病的概率并不是90%，而是约为一亿分之一。

这则带有数学计算的故事告诉我们，你不能就医学测试之意义简单粗暴地给出一个可靠的概率推理，除非你知道某一疾病在人群中有多罕见，或多常见。这些事实就是所谓的“基础比率”。基础比率经常被那些理应知道得更多的人（比如，医学院的优秀学生）所忽视。17但这和无奇迹论证有什么关系呢？

无奇迹论证的倡导者告诉我们，一个理论的成功意味着该理论极有可能是真的。这一点既像是相信基于假理论不可能带来成功，又像是相信基于真理论不可能导致失败。也许这些信念都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不应忘了基础比率。设想我们正在检测所有理论的真假，我们发现，真理论非常少，而假理论却很常见。如此，一个成功的理论很可能是假理论。因为，即便只有极少数的假理论是成功的、大多数真理论是成功的，假理论在数量上的优势也会导致大多数成功的理论很可能是假的。因此，除非我们知道真理论在整个理论中的比例，否则无奇迹论证就是不彻底的。

总之，针对无奇迹论证的统计质疑告诉我们，该论证的捍卫者没能提供有关基础比率的重要信息，而它们对于完善其论证至关重要。让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前边那个有关疾病的例子。当我们谈论爱智妄想症在大规模人群中的发病率时，我们的意思相当清楚：我们在问是少数人患有该病，还是多数人患有该病。但当我们问真理在理论整体中常见还是少见时，我们是什么意思就完全不清楚。怎样才能数出有多少种理论呢？难道我们要说，有些理论人们已经创立出来了，有些理论人们有可能创立出来，或者，有些理论可以被创立，即便从未有人思考过它们？要想具有任何效力的话，无奇迹论证似乎得回答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又好像无法索解。看来，无奇迹论证已经瓦解掉了。

哲学证据的可疑之处

无奇迹论证中还有一些地方不太对劲。假设我们问，“DNA是否具有双螺旋结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牵涉颇多，它要求我们给出已积累的所有证据——X射线晶体照像术给出的DNA图像、其中核酸所占的比例、DNA在染色体作用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并能够确定，比起其他一些能够解释这种分子结构的建议，双螺旋假设是不是更适于解释这些证据。换句话说，用来确定DNA是否具有双螺旋结构的最佳方式需要经历一系列审核，而这些审核过程与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以及弗兰克林［Franklin］等许多人）起初在问到这一问题时所经历的审核过程类似。

除了上述科学上的考量，无奇迹论证似乎还向我们承诺了某种哲学证据。我们还可以有额外的理由认为DNA具有双螺旋结构，该理由出于这一事实：双螺旋假说在证据解释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可以通过双螺旋假说的真理性得到充分说明。

我们应该怀疑这种想法，即除了由弗兰克林、沃森、克里克等人揭示出的基本科学证据以外，还存在着可支持双螺旋假说的哲学证据。设想一个侦探告诉他的听众，他认为这件事是管家干的，因为他的这一假设比其他任何假设都能更好地说明他的一些观察，比如，在管家的房间里发现了凶器，管家的衣服上有血迹，阿什沃特勋爵的尸体上发现了管家的头发等等。接着，这位侦探告诉我们，他还有额外的证据，该证据来自他对科学实在论哲学家的阅读，并愈发加强了他对那位管家的怀疑。他告诉我们，要是他的这一假设成立的话，它就能成功地说明他所观察到的一切。除了其假设的真理性，没有什么能说明它在证据解释方面的成功。

不难看到这里的错误所在。当这位侦探说，其假设的真理性说明了这一假设的成功时，这仅仅是一种总结方式，是对其已然告诉给我们的东西所做的高度总结：如果管家确实干了那件事，那么，比起这位侦探所能想到的其他假设，该假设都更好地解释了凶器出现的位置、血迹以及头发丝。他说真理说明了成功，这并没有错。其错误只是在于，他想表明，这种说法不但构成了管家之罪行的额外证据，而且还超脱于他一开始所告诉给我们的东西。他的错误是把那些证据算了两遍。

“管家干了那件事”与“管家真的干了那件事”，或“管家干了那件事是真的”，或“事实上，管家干了那件事”，或“管家干了那件事这一看法准确反映了世界本来的样子”之间统统没有差别，后者只不过加了些额外的强调或告诫。18这意味着，“DNA具有双螺旋结构”与“DNA具有双螺旋结构是真的”，或“DNA具有双螺旋结构这一假说准确反映了世界本来的样子”之间也没有任何差别。

对真理的这一理解使得我们可以给出另一版本的无奇迹论证，由此避免基率谬误和双重记数带来的问题。科学实在论者说，科学假说的真理性是对其成功的充分说明，这么说是很对的。现在我们看到，它只是一种一般性的申论方式：DNA双螺旋结构是对沃森、克里克等人所获证据的充分说明；共同祖先到其后代的模式是对达尔文等人所获证据的充分说明；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本质是对在CERN收集到的证据的充分说明；一个氧原子加两个氢原子所构成的分子是对水的已知性质的充分说明；诸如此类。

经过这番理解，无奇迹论证就不再对统计推理无能为力了，因此，它也就免受基率谬误的威胁。无奇迹论证的目的并非是在科学家所给出的证据之外，再额外地提供某种哲学证据，因此，它免于双重记数的指责。毋宁说，它是对科学证据表达敬意的一般模式。

若我们说，关于水的构成、DNA的结构等理论的成功无非为其真理性所说明，我们实则在说，水也可能具有某种迥异于H2O的分子结构，而且这种（未加明言的、仅仅是可能的）替代结构同样可以解释H2O假说所能解释的那些证据。所以我们才会说，H2O假说既是错误的又是成功的。因此，唯一能削弱我们这种改进版无奇迹论证的论证必定会诉诸非充分决定。换句话说，无奇迹论证的反对者必须能够表明，我们最优秀的理论有可能遭遇与其全然不同的竞争者，而且它们能对所有证据给出同样好的说明。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诉求是可疑的。抛开非充分决定带来的质疑不谈，无奇迹论证被证明是对的。

悲观归纳

对科学实在论最有冲击力的论证——人们经常把它与哲学家拉里·劳丹（Larry Laudan）联系起来——是将科学的历史图景看作一系列英勇无畏的失败。19科学家屡屡确信他们基本上是对的。这种信念却屡屡被革命性的理论研究或实验所推翻。例如，牛顿物理学在几百年间都被认为牢靠，一些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哲学家康德）认为，它不仅是对的，而且是唯一可能的物理学。在爱因斯坦的宇宙图景大体取代了牛顿的宇宙图景之后，这种信任就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生物学似乎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彻底的转变。博物学家就动植物的稳定性所做的观察表明，物种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但到了19世纪末，博物学家又开始认为，所有物种都是少量共同祖先的后代，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同理，达尔文的胜利也可能维持不了多久。我们曾从他那里接过一幅自然的图景：自然之树的树干上有着许许多多的分支。但近些年来，人们发现了那种有时被称作“横向基因转移”或“侧向基因转移”的现象，至此，这一图景受到了挑战。

传统观点认为，生物只能“纵向”获得基因，也就是说，它们只能经由繁殖从其亲本那里获得基因。例如，对于人类，我们认为，我们的基因完全来自父母。我们倾向于假定，人类个体无法直接从与其无血缘关系的朋友那里获得基因，而且，毫无疑问，他们无法从与之全然不同的物种那里获得基因。但现在我们知道，基因的遗传并不总是“纵向的”。一些生物，比如细菌，也可以“横向”获得基因。这种横向基因转移的发生有多种机制。例如，病毒可以将一小部分的遗传物质从一个细菌转移到另一个细菌。结果便是，两个亲缘关系很远的细菌群落也可以交换它们的基因。

现在，有种种迹象显示，横向基因转移现象并不仅限于微生物界。我们有证据表明，复杂的多细胞生物——包括蠕虫和昆虫——的基因组同样也可以从细菌那里获得基因，而且，这些过程很可能与上述生物某些重要的适应性的获得有关。20200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三种不同种的鱼类，鲱鱼、亚洲胡瓜鱼（smelt）以及美洲绒杜父鱼（sea raven）可以通过横向基因转移获得一种天生的抗冻能力。21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虽然生命之树上的各个细支非常不同，但事实上，它们彼此间有着基因交流，这也让许多关注生物学的人认识到，达尔文的生命史的树状图有问题——树上的各个分支绝不会交叉，而且永远伸向外缘。现在需要对该图作出修正了。22

这些反复出现的革命仿佛见证了科学的效力：它将我们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唤醒，指明了一条可以对宇宙之复杂性做出恰当理解的道路。但某些反科学实在论者并没有看到这一出路。如果你新买的烤面包炉每次都会在六个月后坏掉，你就大可以猜测下一台烤面包炉也用不了一年。类似地，即便一个理论得到好几代饱学之士的支持，但若后来的科学家表明它是错的，那我们就理应认为我们最优秀的科学理论也极有可能是错的。也许，当前这一代科学家会对该想法感到愤慨，可是，早前几代科学家也曾对牛顿的理论应该被扔进垃圾堆这一想法感到愤慨。正如牛顿曾让位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终将被证明是错的；正如达尔文使大博物学家相信，他们关于物种是永恒不变的这一观点是错的，达尔文的生命之树图景也终将被否定。

这一路反实在论论证告诉我们，科学实在论者缺乏历史视野。因为，透过科学曾经的种种失败，严密的历史推理会使我们相信，今日之科学终将被证明是错误的。照此解释，科学并没有对宇宙作出越来越准确的刻画。它只是将一堆富有成效的错误变成了一堆富有成效的新错误而已。毫不奇怪，这一论证常常被称作“悲观归纳”。23

乐观的理由

我的同事彼得·利普顿一直认为悲观归纳有什么不对劲，尤其是它诉诸历史证据的这种做法。24在精心设计的实验中，我们收集的证据可以让我们区分欲测试的各种假说。如果吸烟确实导致癌症，那吸烟与疾病就有相当高的相关性；如果吸烟并不导致癌症，那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就非常微弱。因此，我们可以检查这里是否存在着某种相关性，由此来帮助我们确定吸烟是否导致癌症。在这场有关科学实在论的争论中，我们所做的正是在比较以下两种假说：其一，实在论假说，科学的历史是不断给出越来越准确的自然图景的历史；另一假说，科学的历史是一系列错误被另一系列错误不断取代的历史，谈不上什么准确性的提高。

历史记录告诉我们，科学家无数次地排斥早先的理论，并代之以迥异的新理论。但是，这一证据似乎同时暗含了这两种假说：它没能区分这两者。因为，就算科学实在论者所言不虚，就算科学确实给出了越来越准确的自然图景，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将早先的理论当作谬误给抛弃掉，但我们应该可以发现并更正其中所包含的错误。这说明，对于充当反科学实在论的悲观归纳论证而言，科学的历史不仅要能展示出一种替代和修正的模式，而且该模式还得是一种大规模、有规律的变动模式。但即便有这种历史征兆，我们也很难证明，后来的理论对包含于先前理论中的洞见做出了改进或精致详尽的阐述。利普顿认为，科学实在论并未受到历史记录的损害，因为，我们还远不清楚，科学的历史是否为更具威胁的悲观主义提供了证据。

首先，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其显而易见的连续性。元素周期表虽然是逐渐填充起来的，但其中的一些主族早已稳定存在了近一百五十年。人们对主要化学元素的诸多性质的认识也差不多有这么长时间未曾改变过。如前所见，近期的一些微生物学研究告诉我们，动植物基因组中的一些基本成分可以借自某些与之亲缘关系较远的细菌群落。科学家也愈发怀疑细菌是不是彼此处于一种简单的系谱关系当中。但即便如此，这也并未对达尔文的观点构成根本性的挑战：树状图仍然是刻画基本演化历史（比如动物的演化史）的可靠方式。就此而论，达尔文的观点并未受到损害。

其次，就算科学发展过程伴随着巨大的理论变动，这也不意味着，在新观点得到确立之时，我们就该将旧观点扔进垃圾桶。25人们经常谈到，牛顿物理学对低速运动的物体之行为给出了足够好的近似值，因此NASA可以用它将人类送上月球。在达尔文构筑起他的演化理论之际，他也未曾排斥反演化论的科学前辈的艰苦卓绝的工作，相反，他接纳了前人的研究，承认不同物种在解剖结构上具有深层次的相似性，并采用这一研究支持其演化论的观点。该研究得到了认可，并被赋予了新的解释。

现代分子遗传学告诉我们，基因位于染色体上，它就是DNA片段，这些都是孟德尔未曾预料到的。当然，一个19世纪的僧侣根本无法知道遗传物质的分子构成。但即便如此，这一非常晚近的研究也有助于解释孟德尔为什么能够观察到豌豆独特的遗传模式，他为什么可以合理地将这些遗传模式归于彼时还尚未为人知的“因子”，为什么他所谓的遗传“定律”在奏效时是奏效的，以及，为什么这些定律还常常会失效。现代遗传学并未毁掉孟德尔的工作，而是对其加以修正、重构并赋予了新的解释。

反科学实在论者凯尔·斯坦福（Kyle Stanford）支持悲观归纳，其论述最令人信服、最清楚明了。他曾担忧这种来自科学实在论者的回应是否合理。26斯坦福承认，我们确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孟德尔的工作，但他认为，孟德尔的洞见已然内含于现代遗传学。我们不再认为存在着严格的遗传“定律”，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染色体是如何构成的、复等位基因在有机体发育过程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它们在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过程中如何分离并再度组合，所有这些让我们相信，成熟生物体的种种性状几乎不可能以某种简单的方式传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为孟德尔提供一种解释，我们可以将他的观点认作我们的原型，因此，孟德尔早期观点中的某些东西已经保留在我们现在对遗传过程的认识之中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认为，有些性状——特别是少数重要的疾病——有时会通过“孟德尔式”的方式遗传，我们还认为，这其中的重要一点在于，孟德尔也明白这一点。

斯坦福试图挽回孟德尔的工作与我们的工作之间的连续性，但问题是，其方法完全是回溯性的：它只是事后诸葛亮。但他反过来要求科学实在论者给出一个前瞻性的做法，好让我们可以决定现代理论中的哪些元素将保留于未来的科学，哪些将被抛弃。若我们无法满足其要求，那么，虽然我们确信，未来的科学家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已有的最优秀的理论时会安慰我们说，你们的工作是合理的，但我们绝不会知道，我们现代观点中的哪些元素将被保留，哪些将是一堆令人尴尬的错误。他认为这一要求无法被满足，因此，科学实在论被摧毁了。

我同意，我们无法满足斯坦福的要求，但我不认为实在论者有必要回应这一要求。27要是事先就知道当前科学中的哪些元素将被保留，哪些将被拒绝，哲学家就会找到一种奇妙的方法，按下科学研究的“快进”按钮。对于科学家来说，发现其理论承诺中哪些值得维护、哪些可被丢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未来的科学家将比我们知道得更多，他们的所知也将包含这种知识，即我们在哪些地方做对了，在哪些地方弄错了。科学洞见的去留只能借回溯性的方式加以判断，不过，对于科学实在论者而言，这并不是个问题。我们若要维持这样一幅图景，即科学作为一个提供者为它所探索的那部分世界给出了越来越准确的刻画，那么，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其本身就够了。

扩展阅读

有一本非常优秀的综述，其内容涵盖科学实在论之争（以及就科学实在论所作的辩护）。见：

Stathis Psillos, Scientific Realis：How Science Tracks Truth（London： Routledge, 1999）。

有关科学实在论的若干重要文献收录于：

David Papineau（ed.），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范·弗拉森的反科学实在论可能是过去五十年来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反实在论。见：

Bas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0）。

张夏硕关于水的杰出研究向本章所讨论的那种实在论提出了许多重大挑战：

Hasok Chang, Is Water H_2O? Evidence, Realism and Pluralism（Dordrecht：Springer, 2012）。

最后，斯坦福对悲观归纳做了新的阐释，其论述清晰明了、很有吸引力。见：

Kyle Stanford, Exceeding Our Grasp：Science,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Unconceived Alternativ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二部分

科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第五章

价值与真实

咨询性劳动的分工

2012年，英国皇家学会——世界上最具声望的科学研究院——和皇家工程院一道对“水力压裂法”（hydraulic fracturing）进行了科学评估，这是一项用于页岩气开采的技术，通常，它被冠以“压裂法”（fracking）的恶名。英国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约翰·贝丁顿爵士（Sir John Beddington）（他本人是皇家学会的会员）请求对该技术进行评估。在评估报告的开篇，作者就澄清了他们的职责：

本报告不拟就我们是否应该开采页岩气做出判断。那是政府的职责。本报告旨在对页岩气开采所涉及到的环境问题、健康问题以及安全风险问题提供技术侧分析，以便为决策提供相关信息。1

这里隐含着这类报告所特有的分工：陈述证据与提供政策建议的分化。2011年2月，英国卫生大臣要求人工受精与胚胎学管理局（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 HFEA）出台一份类似的“科学评估”，但这一次要弄清“有关线粒体转移（mitochondrial transfer）之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专家意见”。2线粒体是动物细胞中的一种结构，位于细胞核之外，它含有非常少的基因，但这些基因对正常发育以及机体的运转至关重要。线粒体紊乱可能会逐渐发展成一种全局性的疾病，它常常由母亲传给孩子。现在，出现了一系列新技术，它们承诺可以让患有线粒体疾病的人生育孩子，而且他们的孩子将免受这些重病的侵扰，因此，HFEA应要求对这些技术做出严格的技术评估。这些技术问题又一次被认为有别于那些带有更多价值判断的担忧，例如，借助上述技术为带有三位不同捐赠者的遗传物质的人赋予生命是否正当、生殖诊所干预人类生殖细胞系（germ-line）是否正当等等。

这一常见的分工也许只是反映了民主职责的不同：科学家并不是选举产生的，因此，即便他们极其看好该事务，即便最优秀的科学结论指明了某个方向，该如何制定政策也不是他们的工作。不过，这一分工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来自科学的、完全中立的证据陈述和各路利益关切不同的群体对证据的评价性回应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告诉我们，科学完全是价值中立的（或至少可以说，当其尚未被有着利益倾向的群体把持时是价值中立的）。另一方面，当被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带着他们各自的价值与客观的科学证据照面时，政策便会浮现出来。

科学保持价值中立这一图景似乎与我们上一章所捍卫的那种科学实在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将科学实在论定义为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为其探索的那部分世界提供了越来越准确的刻画。科学能让我们了解种种事实，所以它似乎必定是价值中立的。显然，事实与价值不同。事实关注事物是怎样的，而价值关注事物应当如何。根据这一听上去很合理的观点，可以说，虽然科学向我们表明了事物是怎样的，但我们还需借助其他形式的反思以及情感评价方能了解它们应当怎样改变，或是否应该保持不变。

在这一章，我们将看到，科学实在论和科学保持价值中立这一观念之间的联系很是惹人注目，但它们会误导我们。科学中散布着各种评价性的关切，但这并不会削弱科学家揭示世界运作的能力，也不会削弱科学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明智方案的能力。但若科学不受价值影响，科学家给出审慎建议的能力就会极为有限。

斯大林主义生物学

在一些臭名昭著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价值会极其严重地危害科学的理论研究。遗传学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命运或许是最广为人知的案例。1948年7月31日，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在莫斯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做了一次演讲，内容是生物学研究的现状。斯大林授意李森科做这次报告，而后斯大林表达了对这次演讲的官方认同。李森科声称，遗传学理论和演化论得到了大多数欧美科学家的支持，这背叛了达尔文的重要工作，不啻为堕落。这种遗传理论——他时而称之为“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时而又管它叫“孟德尔—摩尔根主义”（Mendelism-Morganism）——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科学。毋宁说，李森科称，它是观念论，是形而上学。3

李森科认为，这种错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即人类、动植物全都锁定在与其同类进行生存斗争的过程当中——对达尔文产生了可悲的影响，20世纪以来，其恶劣影响又通过达尔文式的思想家的工作得以放大。他还说，基因作为持存不变的遗传单元这一概念——李森科将其归于奥匈帝国博物学家、修道院院长孟德尔以及果蝇遗传学先驱美国人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荒谬绝伦。基因明显是一个虚妄的概念，违背了李森科眼中那些显而易见的真理：环境能够影响有机体的遗传；亲本在存活期间所获得的性状可以传给它们的后代。

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这种所谓的观念论与李森科捍卫的“创造性的苏维埃达尔文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方法”，换句话说，它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它专注于生物事实，其实践目的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它还相信，我们可以对生物的环境条件加以巧妙的操控，使得动植物身上出现有价值的新能力。李森科称该理论为“米丘林学说”（Michurinism），以纪念俄罗斯植物育种学家米丘林（I. V.Michurin）。

李森科本人是农民的儿子，其技术训练没有受到任何资产阶级的污染，实际上，他几乎没受到过任何正规的教育。这让他成为斯大林心目中先进典型的合适人选。李森科的名声来自他一系列令人激动不已的说法，他声称，他有能力助推农业领域的发展，不过，其实验都很可疑，却很少受到过质疑。他的反孟德尔生物学一被尊为苏维埃官方科学，孟德尔式的观点就被宣布是资产阶级的，或法西斯主义的。这对苏联的科学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历史学家罗伯特·杨（Robert Young）曾回忆道：

1971年，我在苏联，彼时，我遇到了一大波来自生物学领域的难民，他们在科学史中找到了避难所。他们向我诉说，混乱的课程安排以及针对科学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带来了极其恶劣影响。在1938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段时间里，一本遗传学教科书都没有出版，而且好几届医学院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学习遗传学。想象一下，从事现代医学的人欠缺这种知识是怎样一种情况。这段时期有一“愚蠢之事”：人们根本就无法记住或重复李森科的胡说八道。我还记得有一位生物学家生动地向我说起他是如何没有通过这一检查的。但另一方面，事情也不是铁板一块。沃森和克里克有关DNA的原文收录于一本有关核苷酸化学的著作上——虽然该书内容高深晦涩，但刚一出版便被买空了。4

杨并未就李森科对苏联科学事业带来的危害做过多的评论：科学家们反对李森科的观点，结果，他们失去了工作，一些人甚至失去了生命。例如，遗传学家尼库莱·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于1913—1914年追随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孟德尔遗传学的先驱之一）从事研究，他曾多次批评李森科的科学主张。5 1940年，他被批捕，后于1943年在狱中死于营养不良。6

李森科的案例表明，掺杂着价值判断的科学会带来危险。我们很容易就将这一老生常谈扩展到两个更为一般化的方面：首先，优秀的科学必须清除所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评价性的东西。证据只被允许言说它自身。其次，可以料想，李森科的案例在科学史上只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污点——这种情况的出现需要斯大林这样的暴君来维系一整套成建制的、充斥着主观意愿的思维模式。如今，我们可以认为，科学家不受偏见的妨害。不过，这两个想法是不恰当的，随后我们将在本章的其余部分表明这一点。

女性性高潮

毫无疑问，心脏用于泵血，肺用于将空气抽入身体。但科学家对解剖结构的生物功能并非一直都有把握，特别是当这些结构属于早已灭绝的物种的时候。许多哈德罗龙（也称鸭嘴龙）的头顶上有一个巨大的中空冠状突起。它有什么用呢？有猜测说这是某种带呼吸管的储气箱，可以让鸭嘴龙潜水觅食；另有猜测说这是一个共鸣箱，用以增强它们的叫声。7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认为每个生物结构必定有其功能，好像生物体都是由设计巧妙、环环相扣的诸多要素构成似的。

男性人类的乳头有什么用呢？最容易想到的是，它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功用。男人的乳头在其生存繁殖过程中没有任何作用。而女人的乳头显然在哺乳方面有其生物功能。尽管一些基因只对男人有影响，另一些只对女人有影响，但绝大多数基因在受精卵发育至成人的过程中对两性都有影响。男人有乳头是因为两性有大致相同的发育过程，而女人需要乳头来哺乳她们的后代。因此，男性的乳头是女性哺乳演化的意外的副产物（side-effect）。

那女性的性高潮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用呢？在一项非常杰出的研究中，科学哲学家伊丽莎白·劳埃德（Elisabeth Lloyd）认为，种种偏见已经对科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不良影响。8劳埃德乐于承认，女性在性爱中获得的愉悦有其生物功能，它在于鼓励性行为以及繁殖。不过，她的目标在于解释性高潮而非性愉悦的确切功能。劳埃德认为，就女性性高潮而言，最合理的假说是，它们和男人的乳头一样在生存繁殖方面并无什么功用。它们最好也被认为是演化的副产物——不过，这一次，它们是强化男性性高潮的生理结构的演化副产物。劳埃德并不否认我们最终可能会获得一些资料，它们能够证明女性性高潮确实有其生物功能。她只是主张，就目前来看（或追溯到2005年她出书的那一年），证据支持副产物这一假说。

劳埃德虽持有我在这里称作“副产物”的这一假说，但她并未断言女性的性高潮是不重要的、虚构的，或只不过是让人能稍事愉悦的东西。一些批评人士攻击劳埃德的立论基础，说她的怀疑贬低了女性性高潮的生物功能。9这些攻击是不公正的。演奏钢琴、解决复杂的方程、舞文弄墨等能力同样在生存繁殖方面没有什么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虚幻、轻浮。有人说，短跑有利于我们祖先的生存繁衍，踢足球就没有这种功能，说得没错，但这并不是说博尔特是一位比梅西更有价值的运动员。为了促使人们关注性高潮是真实的、有价值的这一事实，劳埃德基本放弃了女性性高潮之为“副产品”（by-product）这一提法，因为这会让人脑海中浮现出工业废弃物或马麦酱（Marmite）这些不讨喜的形象。因此，她现在更倾向于称之为“美妙的福利”（fantastic bonus）。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劳埃德用来支持副产物假说的证据全都加以总结，但是，我们可以对其稍加品评。她的基本论据来自以下事实：其一，对女性而言，性交过程常常不伴有性高潮（即便女人完全有能力达到性高潮）；其二，自慰反倒最容易产生性高潮。这意味着，女性的性高潮同繁殖之间并无明显的直接关系。对此，她援引了美国生物学家、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就性交为何经常未能产生性高潮所给出的解释：“不可否认，在性交过程中，女性的反应一般要比男性来得慢，不过，这似乎是因为通常的那些云雨技巧没有效果。”10

劳埃德接着论证说，对于女性性高潮，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可信的证据能够支持那些认为它有生物功能的意见。例如，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曾于1967年表示，重力给我们这种直立行走的物种带来了各种问题，而女性的性高潮有助于解决这些潜在的致命问题。他说：“当男性射精完毕，交配过程结束时，让女性平趴着有巨大的好处。剧烈的高潮反应既让女性得到性满足，同时也让她们精疲力竭，它正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11性高潮让女性精疲力竭，使她们保持了一种俯卧的姿势。多亏如此，人类的繁衍生息才免受威胁。到了80年代，类似的假说又出现了，彼时，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和苏珊·苏亚雷斯（Susan Suarez）表示：“性高潮过后，一般人需要五分钟才能恢复常态，一些人在性高潮时甚至会失去意识。”12

劳埃德回应到，盖洛普和苏亚雷斯的所谓“一般人”根本就不是指女性；实际上它指的是一般男人，因为金赛及其同事早在1948年就已确定，男人需要五分钟从性高潮中平复下来。她还拿出证据说，两性对性高潮的回应并不相同：男人通常会倒头就睡，而女人在高潮过后通常处在亢奋之中。至于莫里斯说女性性高潮使女性保持着一种平趴的姿势，劳埃德指出，该说法成立的前提是处在性高潮的女性一直就平趴着。她提请我们注意，进一步的研究（这一研究在莫里斯成书时是可以获得的）表明，能够刺激阴蒂并带来性高潮的最有效体位是女上位。在这种情况下，性高潮似乎有助于重力引起的精液外流，而非阻止了这一过程。13

莫里斯、盖洛普以及苏亚雷斯的观点相当陈旧，太容易受到攻击。因此，劳埃德还另外考察了许多性高潮理论，包括不久前出现的“上吸”理论——作为一项假说，该理论在今天依然很有市场。上吸理论的基本想法是，女性性高潮增加了受孕概率，因为在性高潮期间精液将被子宫吸入生殖道。

劳埃德承认，有一项研究确实表明宫压在性高潮过后会降低，尽管该研究只研究了一位女性，但这也许暗示了某种真空吸附效应。不过，她怀疑，是不是所有精液被吸入宫颈或宫腔的过程都是如此。例如，她援引马斯特斯（Masters）和约翰逊（Johnson）——此二人是50年代到60年代在实验室进行性行为研究的先驱——的研究称，“就连最微弱的上吸效应也没有任何证据”。此外，她还注意到，伴随着性高潮的子宫收缩有可能将精液挤出去，而不是将其吸进来。14最后，她以一段评论结束了对以往理论的回顾：

三项研究表明，性高潮同上吸没有任何关系，其中有一项研究对同一位女性做了两组实验，其数据记录只是宫压的变化，并未涉及上吸本身。15

尽管劳埃德在2005年就断言，我们尚无充分的证据能够表明女性性高潮有其生物功能，但她并未傻到认为这类证据绝不会出现。自劳埃德表达她对此事的怀疑以来，十多年已经过去了，直到现在，对于那些支持女性性高潮有其生物功能的人来说，最好的结论也不过是该问题还有待解决。16例如，2012年的一篇评论就明确质疑劳埃德的怀疑，它告诉读者，“种种证据表明，女性性高潮增加了怀孕的概率”。17该评论的作者颇倚重一种特定版本的上吸理论：他们声称，性高潮促进了催产素（oxytocin）的释放。而且，一般而言，催产素有助于“输送”精液通过子宫颈。

早在2005年劳埃德就对上述想法提出过严重质疑：性高潮并不是释放催产素的唯一途径，而且性高潮产生的催产素很少。即便没有性高潮，单是性刺激同样也可以推高催产素水平。非性高潮的性刺激可以推高催产素水平，因此，虽然性高潮似乎带来了催产素水平的增高，但它能否对精液的输送产生重要影响还是个未知数。

性生理学家罗伊·莱文（Roy Levin）近期的工作有力地加强了劳埃德对“上吸”假说的批判。莱文把上吸理论称作“僵尸假说”，因为该理论纵使被证据证伪了，它也拒不倒毙。他指出，已有的实验表明，要实现精液输送，所需催产素大约是性高潮释放的催产素的400倍。因此，劳埃德的质疑——性高潮是否能释放足够的催产素从而对精液的输送产生影响——切中要点。18除此之外，莱文还认为，性冲动导致宫颈上移，远离了入射的精子，因此，即便性高潮产生了某种吸附效应，但由于宫颈距离精子不够近，它还是无法将精子吸上来。莱文的结论直接明了：“没有任何无争议的经验证据能够表明，正常的性交过程中，女性性高潮在促进精液吸收——或通过提升精液的输送速度，或提升其输送量，或两者兼有之——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

于是，劳埃德认为，任何有关性高潮之功能性的故事都无法得到充分的证据支持。对此，莱文表示赞同。可是，即便证据少得可怜，研究者为什么还如此热情地信奉功能假说呢？劳埃德认为原因有二。首先，她认为这里有一种适应主义（adaptationism）的倾向。非常粗略地说，适应主义者假定有机体能够分化出各种不同的性状，每一性状均有它在生存繁殖方面的功能，这就好比洗衣机的分解图上有各式各样的部件，每一部件均有它的用处。如前所见，我们无法保证每一个性状都能得到如此解释——认为男性乳头有其生物功能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女性性高潮的研究者们似乎有着一种特别的热情，他们对根据生物功能构想出的假说情有独钟，这让他们夸大了有利于其观点的证据，从而对不利于其观点的证据视而不见。

第二点更有意思，劳埃德认为，研究者们倾向于假定两性的性能力一定是相似的：男性性高潮显然有其生殖方面的功能，它可靠地由性交引起，而且还常常导致一段时间的疲劳。当这类假设被用于研究女性的性高潮时，它就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那些能够表明女性性高潮与性交之间只有一种不甚严格的关系的充足证据。比较而言，性交很少让女性达到性高潮，反而是自慰能更为可靠地引起性高潮。实际上，劳埃德早先有关灵长类动物的性行为研究表明，雌性性能力必定密切地联系于生殖这一假设已然阻断了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

雌性波诺波猿（bonobo），以前人们管这一物种叫倭黑猩猩（pygmy chimpanzee），常常干一种被称为“磨镜”（genitogenital rubbing）的事：两个雌性波诺波猿彼此相拥，“让外阴前端勃起的阴蒂抵在一起，左右摇晃它们的臀部”。20这是一种同性性行为，还是非性的社交行为呢？人们很自然就会问。但劳埃德指出，该问题曾被排除在严肃的研究之外，因为一些研究者规定，非人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只有发生在发情期——也就是说，只有当动物处于月经受孕期，特定的荷尔蒙含量较高时——才是性行为。由于磨镜行为发生在非受孕期，因此它不可能是性行为。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一项重要的实验结果。它只是该规定——只有发生在受孕期的行为才是性行为——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推论。

达尔文的资本主义

劳埃德的工作也许会让我们受到这样的启示：种种偏见扭曲了世界的真实画面。莫里斯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他不假思索地假定，女性和男性的性行为是类似的。波诺波猿研究之所以会走上歧路，是因为研究人员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假定，性行为一定关联于生殖。这些研究者应该将他们的偏见抛至一边，让证据自己说话。照此观点，受价值影响的科学是坏科学。真正的科学——揭示事物之所是，它并不满足我们的意愿或天真的期望——消除了价值带来的扭曲。

不过，这一结论受到达尔文事例的挑战。诚然，我们今天会把达尔文视作一位博物学家。但达尔文并不是那种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职业科学家。他从未在大学里获得过一份可以领薪水的工作，他没有给大学生讲过课，也未曾拿到过什么大项目。如此，达尔文怎么能负担起一生的科学研究呢？答案是，他非常非常有钱。

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Robert）（尽管他是一位医学博士）极其幸运地通过运河、道路、农业用地方面的投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所以达尔文一开始就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数量可观的遗产。达尔文继续发扬了这一企业家传统。他的书是卖了不少钱，但他从各种各样的投资——包括借贷以及土地、铁路等方面的投资——赚得的钱远远多于其出版所得。一句话，达尔文浸淫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氛围，而这种氛围也环绕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企业家。21

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不仅为其工作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样也激励着他的工作。商场上的表达方式在其理论研究中随处可见，不仅如此，其中还充满了农业发展的进步景象——显然，农业的发展为其赚了不少的钱。达尔文作品的这些面相在《物种起源》出版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被人们注意到了。马克思非常崇拜达尔文，他在1862年6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野兽和植物那里重新认识了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新市场的开辟、形形色色的“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

马克思是对的。达尔文频频借用经济学式的论证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给定生物环境中的物种将会不断地分化。正如经济竞争迫使交易者去从事新的工作，生存斗争方面的竞争也会开辟出新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又如竞争会促成分工，起初数量不多的物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分化，演变成形形色色高度分化的物种。在达尔文看来，自然就是市场。

1875年11月，在收到马克思来信的许多年之后，恩格斯致信哲学家彼得·拉甫罗夫（Pyotr Lavrov），谈了谈他关于达尔文的看法：22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nmes）这一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之后……再把同样的一些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还扬言，它们作为人类社会永恒规律的有效性已然被证明了。

恩格斯的评论口气和马克思很不一样。他似乎在说，因为达尔文的理论研究只是维多利亚时代经济景象的反映，所以他的理论研究一定是不可靠的。后来，李森科声称，马尔萨斯让达尔文误入歧途，因此他赞同恩格斯的这一推断。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接受恩格斯的推断呢？

达尔文确实借资本主义的种种景象来看待自然界，但这些景象也常常有助于让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待事物。唯有当我们认为自然界和商场毫无相通之处时，达尔文的理论研究才是可疑的。因此，这就需要一个论证，更为具体地说，该论证要求我们试着削弱达尔文的这一类比：它一边是某一物种的成员为了获得生存繁衍所需的资源而进行的竞争，而另一边是生产者争夺消费者的竞争。

这两个领域有一些相似性。例如，对于这两个领域，达尔文表示，在适当的情况下，特化过程（specialization）和效率的提高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

任何一个物种的后代越是在结构、体质以及习惯等方面分化得厉害，它们就越能在自然的组织体系中更好地占据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位置，并在种群的数量上取得增长。23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其方式让人联想到波普尔——虽然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景象在激发达尔文的思想方面有其作用，但就支持经自然选择而演化这一达尔文的观点而言，它并没有在科学论据方面起到什么作用。这种试图将科学证成与价值问题隔离开来的做法似乎不合情理——至少对于达尔文的情况如此。我们刚才就已看到，对于自然选择如何从同一起点出发促成了自然界的多样性，以及我们为什么可以合理地认为，自然选择是自然界波澜壮阔的多样性的主要动因，达尔文给出了一个基于市场的理论基础。并且，这种试图将价值与科学证成企划隔离开来的做法是不必要的，而且在任何旨在维护世界的科学图景的企划中都是多此一举：就此而论，重要的不是达尔文的观点是否受到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这种意识形态是否扭曲或揭示了自然界的运转方式。

有时是资本主义激发了受人尊敬的理论，但有时是马克思主义发挥了这一作用。在过去大概三十年的时间里，有一批重要的演化论理论家开始重视各种生物如何积极地塑造它们的生存环境。河狸建造的水坝可以形成水塘，这些水塘既能使其免受天敌的捕食，又让它们能更容易地获取食物。蚯蚓分泌的黏液裹在它们的洞壁上，确保了这种潮湿的环境适宜其半水生的生理机能。这些有趣的事例表明，这一演化图景，即有机体是主动的环境力量的被动牺牲品，是何等的愚蠢。“生态位构建”（niche construction）视角在确定演化历史的过程中突出了有机体的积极作用，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视角。24它源自哈佛生物学家理查德·勒沃汀（Richard Lewontin）的工作。勒沃汀自认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明确表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演化是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辩证互动过程。25

但是，务必小心，我们从达尔文和李森科的事例中得不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研究方法展现了自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扭曲了自然。还有，我们并不必认同资本主义世界观的所有（甚至多数）承诺，即便达尔文的企业家精神帮助他发现了其他人没有留意到的自然界的面相。

气候变化与交流

如前所见，作为输入，种种价值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有所贡献。而当科学知识用于政策制定时，它们同样也对输出端有影响。和前边一样，我们最好先在远离科学的地方说明这一点。26

设想你的朋友过来喝茶。你用早上买来的一大块蛋糕招待她。在下嘴前，她问“这里面有坚果吗”？如果她这么问只是因为她特别不喜欢吃坚果，那你可以直接根据自己的亲口所尝告诉她“没有”。如果她这么问是因为坚果会让她的身体不舒服，那你在回答“没有”之前可能需要相当仔细地检查下配料表。又如果她这么问是因为她接触坚果会产生极为严重的过敏反应，那你可得花时间好好研究配料表，确定这种蛋糕不含坚果之后，你方能回答“没有”。

就蛋糕这个例子而言，在你回答“没有”之前，你所需的证据量会因犯错的代价而增加。如果你说这里面没有坚果，错误的代价只是你的朋友不怎么喜欢吃这蛋糕，那么，这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而且合理的做法仅仅是花费一点点精力去收集支持你结论的证据。又如果你说这里面没有坚果，但错误的代价是你朋友的生命，那么，毫无疑问，你需要诉诸极大的努力来检查你是否弄对了。

蛋糕和坚果跟科学建议有什么关系呢？设想卫生部长委托科学家出具一份报告，内容涉及使用移动电话带来的健康风险。27再假设某位参与编写该报告的科学家碰到了一项设计不佳的研究，该研究暗示，过度使用移动电话可能导致脑损伤。也许，上述研究只检查了极少量在使用移动电话后罹患脑损伤的人群，而且它也没有通过参比脑损伤在从不使用移动电话的人群中的发病率来核对这些结果。

难道因为在方法上有缺陷，这位科学家就应该对这项研究完全不予考虑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来自这项研究的证据确实非常不充分，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即犯错的代价——在本例中，代价便是我们忽视了一项也许揭示出真正危害的研究——可能非常高昂，我们应该把不充分的证据也纳入考量。正是因为你的朋友会死于坚果过敏，所以你应该警告她蛋糕中可能有坚果——哪怕你对此只有极少的理由。

我们假想的这位为卫生部编写报告的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只记录不受价值影响的所有可能的证据呢？答案是，一份报告的篇幅是有限的，她需要判断哪些证据是相关的，哪些证据是不相关的。在面对是不是要将一项设计不佳的研究考虑进来的时候，她需要斟酌后果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如果被她无视了的研究工作后来被证实是会造成一定影响的，她就必须承担严重的道德后果。因此，价值问题在负责任的科学活动那里不可避免。

这些担忧并不仅仅是哲学家的抽象，就好像它们是哲学家通过反思上述虚构案例编造出来的。我的同事斯蒂芬·约翰近期指出，同样的一些担忧也出现在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发布的报告中。28

大约每隔五年，IPCC就会出台所谓的“评估报告”。据其所言，这些报告用来给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技术的现状，以及有关气候变化、成因、潜在的影响和对策的社会经济知识现状”的概要。但是，如果有关这些事项的所有知识都被编制在册，我们该查询哪一项呢？IPCC给出的答案是，“优先关照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经济类文献”。

同行评议是一套质量管理的严格流程。IPCC规定，其报告的信息来源通常要接受同行评议，由此它的工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失误。这看上去确实是件好事。但是，未经同行评议的研究可能包含着许多错误，它们也可能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实情——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实情，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通过检查IPCC就西南极冰被（West Antarctic Ice Sheet, WAIS）完整性给出的各个版本的评估报告，约翰生动地说明了这些关切在实践中的影响。他的分析引用了杰西卡·奥莱丽（Jessica O’Reilly）及其同事在社会学方面的重要工作（包括他们对气候科学家的访谈）。29

在发布于2001年的第三份评估报告中，IPCC认为WAIS可能会崩解，从而导致海平面上升。尽管它承认，长期来看，崩解的风险“高度不确定”，但该报告提到，在2100年之前冰被并无崩解的风险。这一被广泛认可的意见在2007年IPCC发布第四份评估报告的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第四份报告非但不认为WAIS会保留到下个世纪，它还表示，WAIS已经在崩解了。尽管获得了这一重要认识，IPCC还并未对WAIS的退冰速率——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加以量化，因此，第四份报告在估算未来海平面会上升多少时并未考虑WAIS崩解的贡献。

第四份报告为什么没有就WAIS的退冰量做出估算呢？在第四份本应做出估算的报告发布之前，数据和模型就已经弄好了，但它们没有以同行评议的形式发表。一位科学家向奥莱丽及其同事抱怨：“在我们看来，我们就是无法做出估算（即对WAIS的崩解影响给出量化估算），因为IPCC只采信经过同行评议的研究结果。”诚然，如果IPCC的报告也开始采纳未经同行评议的研究结果，报告中就会出现更多的错误。引入那些可能带来利好的工作会付出多大的错误代价，我们需要更快地对此做出权衡。IPCC的报告不能，也不应该完全保持价值中立，因为，IPCC必须就这种权衡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做出可评估的决断。这并不意味着，IPCC的报告是不合适的或有不公正的倾向：它只是一项声明，即，对于是否容许采信一个靠不住但又有可能有重要意义的证据，我们必然会在实践中做出一项基于价值的判断。

未雨绸缪

上述有关错误代价和即时利好的反思有助于为“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该原则在欧盟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环境、健康政策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给出一个坚实的基础。30预防原则并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表述，但通常我们会不甚严格地将其理解为这样一个想法：在面对健康或环境方面的严重风险时，与其事后追悔，不如事前稳妥。

一些评论人士认为，预防原则令人反感地反对技术进步，它鼓励对“幻影风险”（phantom risk）提供异常可笑的监管对策。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充满敌意的反应，因为有些人把它理解为，一旦某种拟行做法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即便没有充足的证据能表明这一点——我们就应当禁止这一做法。如此表述预防原则会导致转基因作物被禁止，哪怕我们只是对“超级杂草”（super weed）的肆虐抱有那么一点点疑虑。同样，它也会阻碍医学的进步，因为科学家永远无法确定无疑地证明，新药或新的生育治疗是否安全。

事实上，这一种预防原则并不反对技术。相反，正如美国法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2009年至2012年这段时间里，他出任了奥巴马总统的监管高官）指出的，真正的问题是，这种表述下的预防原则是不一致的。31它要么支持技术，要么反对技术，除此之外没有提供任何建议：假设我们猜测手机会导致脑损伤，即便我们承认，我们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这一猜测。再假设，因为人们可以打电话回家求助，我们猜测手机可能会防止绑架和户外严寒造成死亡，即便我们也承认，我们同样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这一猜测。如此以来，预防原则要么告诉我们，必须禁用手机；要么告诉我们，不能禁用手机——它什么都没有说。

幸运的是，我们无需将预防原则抛于脑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高峰会”（Earth Summit）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阐明预防原则。《里约宣言》（Rio Declaration）15号准则规定：“对于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损害之威胁，为了防止环境恶化，不应借故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而延缓实施有成本效益的各项措施。”32这一准则并没有告诉我们，单是有可能出现灾难是否就足以让我们否决一项拟行措施。但这也无妨，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哪里可能出现灾难，而且这类可能性通常都伴随着我们所有可能的选择。允许栽植转基因作物可能会让超级杂草到处肆虐；禁止栽植转基因作物可能会加剧干旱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新的耐旱作物倒是可以让我们规避这一灾害。

为了弄清《里约宣言》究竟在说什么，我们再来看看蛋糕这个例子，不过这一次是为聚会上的小孩子分蛋糕。我隐约记得蛋糕里有坚果，但因为我把它的包装袋给丢了，所以我不是十分肯定。设想我正欲提醒在场的父母们蛋糕里有坚果，显然，在十分确定蛋糕里有坚果之前我就提醒他们并不荒唐。因为我的提醒几乎没有什么代价，它几乎不可能造成什么危害（除了一两个倒霉的孩子不必要地放弃了吃蛋糕，尽管事实上，它们并不含坚果），而且它还有可能避免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里约宣言》只不过把这一常识编制成了法规：只要相关措施具有成本效益，科学确定性的缺乏就不应妨碍我们实施能够降低危害的措施。

在一些情况下，这种预防立场是支持技术的，它没有反对技术。如果某一临床试验的早期迹象表现出巨大的健康方面的利好，许多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又如果人们打算用这一全新的药物取代标准疗法，那么，仅仅是缺乏疗效上的确定性不应妨碍人们更广泛地采用这种新药。

揆诸现实，我们最好用“预防立场”取代“预防原则”：后者也许可以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出行动方案；而前者是一种姿态，它承认科学的易谬性，并时刻惦记着犯错误的代价。这种态度提醒我们：只要我们可以做出行动，而且我们的行动有转圜余地，那么，一旦我们知道自己犯了错，我们便可以消除，或至少限制因路径选择带来的危害。2006年3月，在英国的诺斯威克（Northwick Park）医院，六名健康男子因接受抗炎新药TGN1412测试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生命危急。33显而易见，如果给药间隔再放宽一些，被试的情况就会好很多。如此，这项试验便可以在所有参与者遭受不幸之前就被叫停。

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鲜明地指出，要求科学纯之又纯的风气若是侵入政策的实践领域，它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34

科学家坚持其工作的“品质”，并为它们设置了很高的理论和方法标准，以保障其事业和物质上的成功……尽管上述联系并未得到确认，但对于一位科学家而言，这种坚持看上去很美，而且，一般说来，它也值得赞誉。不过，一旦涉及危险，在受害者那里，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它们成倍成倍地放大了这些危险……毋庸讳言，坚持科学分析的纯粹性会导致环境污染，给空气、食品、水、土壤、动植物以及人类造成毒害。

贝克向我们表明，科学家不愿意承认化学制品和健康风险之间有因果联系，除非它们被证明有着高度的确定性。他还表示，这种态度部分来自科学家对其个人财产和晋升的关切。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一看法煽风点火。对于科学家来说，他们有很好的理由坚持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如果科学工作具有累积性——也就是说，如果后来几代人的工作奠基于其前辈的工作——那么，确保其基础是牢靠的就非常重要。换句话说，重要之点在于，绝大部分公认的科学知识——只要它们是有用的——是没有错误的。

这一要求说明：若一项研究被认为是可靠的，可靠到可以被收入不断扩充的科学知识库，那么，在此之前，对其进行证明就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在这一章，我们已经充分地了解到，当科学研究工作介入政策制定时，对这些有关证据之可靠性的合理担忧必须做出让步。各国政府以及为其进言献策的科学事务委员会的首要关切并不在于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扩充可靠信息库。相反，它们最迫切的关切在于其公民的健康与安全。就此而论，行动的迫切性要求政策制定者有时必须根据设计不佳和有缺陷的研究来采取行动。欠周全的方法并不必然产生具有误导性的结果。预防立场要求我们记住这一点。35

扩展阅读

关于科学与价值这一主题，可参见以下两本综述：

Hugh Lacey, Is Science Value Free? Values and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London：Routledge, 1999）;

Harold Kincaid, John Dupré and Alison Wylie（eds）, Value-Free Science：Ideals and Illus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本章的许多论证受到希瑟·道格拉斯的启发，见：

Heather E. Douglas, Science, Policy and the Value-Free Ideal（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9）。

有关女性性高潮研究的更多细节，可参见：

Elisabeth A. Lloyd, The Case of the Female Orgasm：Bias in the Science of Evolutio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六章

人类的善意

划破利他主义者

演化让我们变得良善，还是恶劣了呢？对此，博物学多年以来未有定论。直到今天，达尔文有时仍被视作某种阴郁的道德心理学的开创者。我们的心身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产物，在这场战争中，弱者遭淘汰，强者得生存。如果是数百万年的残酷斗争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样子，那么，有人可能会想，胜利者，即现代人，就是一帮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个人利益的群体。但是，这并不是达尔文的看法。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他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了一则关于道德进步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各种各样的演化过程赋予我们一种天生的感受力来感受他人的需求，通过理智反思，这种感受力变得更为敏感，也更加有效：

近来，我的努力已然表明，各种社会性的本能——人类道德建制的首要准则——在积极理智的推动下，在习性的潜移默化中，会很自然地引出这一黄金法则：“汝等所欲施于己者，即应以此施于人”——这便是道德的基础。1

达尔文并不是想说，演化把我们变成了自私自利的野兽。他认为，演化倒是把基督教伦理铭刻在我们易受外界影响的大脑中了。

这是19世纪70年代的学问了。到20世纪70年代，生物学家往往会就人类的动机给出非常冷漠的解释，他们采信了一种比达尔文的演化观更为复杂精致的观念，并以此对这种解释加以辩护。例如，著名的演化论理论家迈克尔·盖斯林（Michael Ghiselin）认为，“如果自然选择假说既充分又真实，那么就不可能演化出真正无私的或‘利他’的行为模式”。2盖斯林似乎暗示，演化让我们变得自私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会承认自己是利己的，因为，演化同样也会通过操纵和欺骗获得关键利益。因此，盖斯林尖酸地补充道：“让我们划破利他主义者的皮囊，看看他虚伪的血液。”3

在过去的几年中，关注社会行为的演化论者再次变得信心爆棚，他们觉得自己可以解释人类为什么愿意帮助他人，而且，他们还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工具来解释演化过程如何导致了这种倾向。接下来，我们就来处理科学家在试图解释道德行为的演化起源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利己与利他

嘲世派（cynic）往往会对他人的行为给出吝啬的解释。如其目睹一次善意的帮助，他会说那只是为了给旁观者留下慷慨的印象。一位当红流行歌手为全球正义奔走呼告，嘲世派会忖度，这位名人怕是想借机靠近达沃斯的精英。嘲世派这种促狭的立场缺乏证据：它冒冒失失地猜测人类在本质上是利己的，但这没有任何合理的依据。达尔文认为，这种立场过分夸大地将每一种行为都解读成了自利行为，然而，某些行为似乎是即刻发生的，它们看上去不像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许多文明人，甚至儿童……不顾及自我保全的本能，突然跃入急流来搭救一个素昧平生的溺水之人……这类行为……总是进行得极快，其间没有时间可供再三思考，也不容许有任何苦乐之感的机会。4

既然嘲世派关于人类行为动机的解释绝难成立，它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可信的呢？

我们这一物种的演化图景和我们人类道德的嘲世派画面之间的联系诱使我们得到一个错误的答案：有人可能会认为，演化过程事关生物个体之间的斗争，加之适者生存，所以，自然选择势必会青睐有益于生物个体的性状。

这种观点得到了达尔文某些评论的支持。他认为，自然选择“单单通过每一存在者的善好发挥作用，并以此促进其善好”。5倘若自然选择无法赐予有益于他者的性状，那它似乎就只能选择利己。因此，回到本世纪开头几年，我们看到，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就对明显带有伦理意味的投资者的意图大加怀疑：

我们很难想象，在股票市场投钱的人会出于利他的理由行事；若不是指望着（投资者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看得见的回报——其中包含着某种投资收益，怕是没人会做任何投资（亲戚间的投资除外）。6

亚历山大的这种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本人的看法相去甚远，它排除了利他。亚历山大也承认，生物会悉心照料它们的后代，但他的演化主义表示，这种行为必须被视作某种利己。“繁衍”，他说，“是一种利己行为，它只不过代表了繁衍者的生命利益”。

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打算指出，人们从亚历山大的著作中总结出的观点是一种扭曲，它扭曲了生物学研究中最优秀的部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演化方面的研究强化了嘲世派有关人类道德的观点；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研究会为人类所有的善意行为留有余地。

两种利他

我们先来清理下那些有关自利的观点以及嘲世派的观点，要厘清这些观点，我们必须把相关概念搞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说，利他即为有益于他者，而利己就是有益于自己。但是，当我们说某人利他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可能是在对此人的品格做出断言。更具体地说，我们可能是在谈论那些通常会促成其行为的理由：利他主义者的行为出于他对他人福祉的关切，而利己之人的行为出于他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我们将这一路见解称为利他的心理学观点。

注意，因为这一定义涉及心理动机，所以它只能用于具有心理状态的生物。细菌能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但它们的行为不会出于上述理由，因此，问细菌在心理上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就显得十分荒谬。细菌太无忧无虑了：它们不在乎任何东西，包括它们自己。该心理定义还有一特征，即利他和成功与否无关：就评价心理学上的利他而言，重要之点在于，是什么让你采取了某个具体的做法，而不是你的行为最终是否为他人带来利好。心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的计划可能会跑偏，甚至，最后得益的是自己而非他人，但是，这还不足以使其成为心理学上的利己。

这种心理学上的定义着眼于动机的理由，它与演化论理论家普遍就利他在生物学上的理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利他——且只有这一特定理解方式下的利他——向自然选择的朴素理解提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我们可以不从促成行为的心理原因来理解利他，而是通过某一行为对他者的生存繁衍所产生的影响理解。让我们来考察雄性帝企鹅在冬天里的悲惨遭遇：它们必须在有时低至零下45℃的低温，以及刮着50米每秒大风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去，它们在孵蛋时不得不这么做，而且还吃不到食物。

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关键是抱团取暖：企鹅们紧紧地偎依在一起，每平方米冰原上甚至有21只企鹅。围聚中心的温度有时高达37℃。7当然，外圈的企鹅要更冷一些，不过，它们会轮流换至外缘，这样，每一只企鹅就都能受益。但让我们来设想，某只不择手段的企鹅赖在围聚中心不走，从不去忍受外圈的寒冷。由此，它将获得抱团取暖的所有好处，而用不着付出任何代价。比起这位吃白食者，那些轮换位置的企鹅便可被认作是利他主义者，它们的行为让这只企鹅的处境比它们的处境要更好。

演化论者通常会把生物学上的利他行为理解为这样一种行为：它增强了他者（“受惠者”［recipient］）在生存、繁衍方面的能力，而损害了表现出这种行为的生物个体（“作用者”［actor］）的生存和繁衍。换句话说，利他行为增加了受惠者的生殖适度（reproductive fitness），同时降低了作用者的生殖适度。生物学上的利他和心理学上的利他不同，它根本就不涉及品格或动机。因此，问细菌是否可能表现出心理学上的利他根本就没有意义，有意义的问法是，细菌是否有可能在生物学上有利他行为。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可能性而已。在微生物行为的研究中，人们经常会提出利他问题。虽然细菌不会定制计划，虽然它们没有个性，但它们却是极具社会性的生物。正如我曾经的学生乔纳森·伯奇（Jonathan Birch）指出的，“我们现在认识到，细菌培养皿上难以名状的一团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交网络”。8

黄色粘球菌（myxococcus xanthus）菌落在接近食物源时会涟漪般地移动，这种行动方式或许可以让食物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它们像是协调有序的群体性猎手。其他一些细菌菌落会向它们的环境释放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的作用——无论是有毒的，还是黏合的、助消化的，或是有其他什么用处的化学物质——有益于菌落的所有成员。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就细菌来问一些与企鹅相同的问题：由于产生这些有效益的化学物质要付出新陈代谢方面的努力，难道我们就不能相当肯定地认为，细菌中的吃白食者获得了由菌落中其他成员产生的利好，却没有不辞辛劳地贡献它的力量？难道吃白食者不比其竞争者表现得更出色？难道它不会接管整个菌落，最终击败一开始提供利好的合作者？生物学上的利他问题可以就所有生物发问——不限于那些拥有大脑的生物，也不限于那些具有理性行为的生物。9

借助生物学上的利他和心理学上的利他这一区分，我们马上就可以舒缓许多显而易见的不安——它们来自演化论给出的我们的道德自画像。自然选择偏爱那些悉心照料其子女的父母：比起独占所有可获得食物而让其孩子们忍饥挨饿的生物个体，将资源给予其孩子的生物个体将拥有更健康的子孙后代，而且它们将继承亲代那些能够带来裨益的习性。因此，亲代关怀（parental care）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利己。但是，这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假定相关的生物个体有心理状态）促成了这种善意行为。

我们可以认为，自然选择赋予生物个体对其子女之福祉真正无私的关切，这么想并无矛盾之处，只要我们关心的是如何评价人们的品格，那么，心理动机就是我们的首要关切。理查德·亚历山大的评论，“很难想象有人会出于利他的理由在股票市场上投资”，忽视了这样一些并不鲜见的情况：人们为了给他们的子女留下一笔遗产而在股票市场上投资。

对于非亲缘（non-kin），心理学上的利他同样也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它只需对生物学上的利己特性做一些简单的操作。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设想，在某个社会中，有些人是吝啬的，而其他人都慷慨大度。吝啬之人仅仅在乎他自己，从不会为他人糟糕的处境所触动，牢牢守着自己的资源。而慷慨之人愿意同他人分享自己的东西，这是出于他们对同胞之福祉的关心。不过，让我们再加入一条：慷慨之人只与那些值得分享的人分享资源，说得再具体一点，他们拒绝与吝啬之人分享资源。这意味着，吝啬之人从不会收到他人的赠予，而慷慨之人却常常能收到他人的赠予。这反过来会让吝啬之人更易遭受不幸：若遇上不景气的年份，吝啬之人的处境将是灾难性的，反观慷慨之人，他们将享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庇护。在一个收成不定的环境中，可以料想，比起吝啬之人，慷慨之人将有更长的寿命，同时，他们也将生养更为健康的子女。不错，实际情况就是，吝啬之人在心理上的是利己的，而慷慨之人在心理上是利他的（尽管有点儿假仁假义）。

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曾就此类选择性分享在演化上的意义做了开创性的数学探索，他把这种现象称作“互惠性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10但人们也常常指出，从严格的生物学角度来看，“互惠性利他”这一提法用词不当：在上述虚构的例子中，慷慨根本就不是生物学上的利他，因为慷慨之人所享受到的益处让他们一辈子都比吝啬之人过得要好。11于是，慷慨反倒在生物学上是利己的。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认为，种种互惠背后的心理动机必定是利己的。特里弗斯机制再一次表明，自然选择能够增进那种真正的心理学上的利他。

自私的基因

在社会生物学家当中，理查德·亚历山大与众不同，他对心理学上的利他观与生物学上的利他观之间的分殊无感。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显然就没有犯这种错误。在其引人瞩目的具有文化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的开篇，他谨慎地告诉我们，在讨论生物学上有关利己与利他的观点时，“我的研究目标不在各种动机的心理影响。我不拟论证人们在做出利他行为时，是否‘真的’暗地里或下意识地抱有自利的动机”。12道金斯在基因之利己方面的深入思考并未直接向我们证明任何有关道德品格的东西。

就生物学上的解释而言，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这一研究路向所带来的价值问题相当引人关注，但是这个问题在很多方面仅是一个容易转移人们注意力的次要问题，尤其当我们关注的是进化对人类的良善意味着什么这一更宏观的问题时。13演化生物学家感兴趣的性状是可以从一代传至下一代的性状。只有这类性状是自然选择可以施加影响的。例如，如果捕食性动物的奔跑速度会随时间的推移演化得更快，那么，拥有较快奔跑速度的个体之后代也得比种内一般个体的奔跑速度要快。

生物学家通常假定，性状之所以会被继承，是因为亲代将其基因传给了后代。在接下来的大多数讨论中，我们也假定，基因不仅能解释像奔跑速度这类性状的遗传，它们同样可以解释利他倾向的继承。在本章末尾以及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一些质疑继承必须靠基因遗传的理由。眼下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着重指出，基因遗传继承这一假设既不是说，基因能够单独促使捕食性动物的幼崽成长为迅捷的成年个体，也不是说，在幼崽成长为成年个体的过程中，基因的因果效应是不可避免的。捕食性动物的奔跑速度不仅仅由其基因决定，它同样受到其饮食条件、规避意外的运气以及许多非基因因素的影响。主流演化理论只指出基因——在许多其他影响因素中——对受精卵如何发育为成年个体这个过程起到可靠的作用。

基于这种相当朴素的对演化进程运作机制的理解，我们马上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若是参与巩固某一性状之继承的基因没有取得成功，那么，该性状也就无法在某一物种当中取得成功——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出现于绝大多数种内成员的身上。这也意味着，一旦生物学家研究某一物种会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时，他可以采纳一种有时被称作“基因的视角”（gene’s-eye perspective）的研究路向。生物学家可以发问，“为了在这一种群中传承，基因必须做什么？”换言之，生物学家思考所有的演化过程时，可以依据基因必须“试图”做什么才能增加它们在生物后代中的体现。

道金斯本人支持这种自私的基因的理论，他认为该视角有助于探索自然，而且，确实已有众多的生物学家出示证据表明，这种思考方式是有益的。14不过，一旦采纳了基因的视角，我们必须牢记，基因确确实实不会试图去做任何事情：它们只是有着种种效应，这些效应在一些环境中得到青睐，在另一些环境中便处在不利的位置上。我们已经看到，因为基因使其拥有者在心理学上是利他的，所以它们有时候得到了青睐。但是，由于基因并未有其动机，我们不能套用道金斯的想法，说人类诸多行为表现出的显而易见的无私是一种狡黠的伪装，掩盖了种种深藏不露而又丑陋不堪的事端。

利他的实际情况

自然选择并未排除心理学上的利他，因为，生理学上的利己行为大可以在心理学上是利他的。这表明，我们的难题已有所缓解，不过，该难题并没有消失。我们似乎马上就可以从有关生物学上的利他定义中得到这样一个逻辑结论：自然选择——如其被理解为根据个体生物在生存繁衍方面的能力来进行选择的过程——永远不可能促进生物学上的利他行为。难道说，生物学上的思考竟带来这样一个结论：所有行为说到底都有益于作用者？

达尔文本人的著述并未涉及适合度（fitness）与利他，但他确实意识到，利他行为给他的理论出了难题。达尔文认为，人类道德的根源在于同情：我们对他人的不幸感同身受，这驱使我们去帮助那些罹患痛苦、面临危险的人。但是，达尔文问道，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同身受呢？

就同一个部落而论，大多数成员一开始是如何被赋予了这些社会与道德品质的呢？同在一个部落之中，更富同情心而又仁善一些的父母，或对其同伴们最为忠诚的父母，比起那些自私自利而又反复无常、诡诈百出的父母来，是否会抚育出更多的子女，是一件极其可疑的事情。15

好比那只吃白食的企鹅，难道自然选择不该青睐那种只为自己及其子孙后代着想行事的个体？他大可以从其他个体的善行那里获益，而又用不着帮助他们。

有证据表明，通常会如此行事的人是有益于非亲的，而且，最简单的自然选择学说力图对这类行为加以解释。让我们来考虑所谓的“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这是一种全年龄段可进行的双人游戏。设想这里总共有十块钱，第一位游戏者必须从中拿出一部分分给第二位游戏者。如果第二位游戏者接受了第一位游戏者的分配，两人就拿到各自的钱。但若第二位游戏者拒绝了这个分配方案，两人就分文不获。那么，第一位游戏者，即“提议人”，应该拿给第二位游戏者多少钱呢？

如果我们所有人是完全利己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人是完全利己的，那么，第一位游戏者理应只给第二位游戏者一分钱，而给自己留下九块九毛九。但别忘了，第二位游戏者若是接受了这笔交易，她就可以得到一分钱；而要是拒绝了这笔交易，她将一无所获。所以，第二位游戏者应该接受那一分钱。反过来，若是得知这将是第二位游戏者不得不做的选择，第一位游戏者也就不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来分配。但真实人群进行最后通牒博弈时，他们几乎从不这样做。提议人，例如来自美国和欧洲这些地方的人，通常会拿出一半的钱分给第二位游戏者。16

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这些结果不合理就不予考虑：并没有一个可行的、合理的理论教我们应该仅仅关心我们自己。相反，这些结果表明，人们有关公正的诸多观念使其想以大致平等的方式分配资源。说来也怪，有证据表明，学习经济学——也许是因为它鼓励利己是合理的这一想法——可能会助长人们在上述游戏中的利己水平，尽管我们知道，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会单纯地吸引那些更为利己的学生。17

经济学家不同寻常的行为暗示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针对最后通牒博弈的回应在不同的文化间也有所不同，这表明，人们对于何为公道的提议有不同的看法，对何种提议应当受到惩罚亦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演化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早年的工作表明，秘鲁亚马逊丛林的马奇根加人（Machiguenga）——他们极少同其大家庭以外的人合作——通常会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给予他人15%的份额。18抛开这一极端案例不谈，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人总是会给予他人大致50%的份额，其数额远远高于我们基于纯粹利己预测的额度。所以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演化进程会让我们大多数人变得自私自利，哪怕它对经济学家有所影响。

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这些不折不扣的人为游戏能教给我们多少东西呢？对此，我们可以大加怀疑，因为比起这类简单博弈所设置的情景，人们在更为丰富的环境中有着互动。当然，我们几乎不可能在现实中碰见天上掉馅儿饼的事情，从而分给某位素昧平生之人些许的意外收获。相反，一旦我们做出决定，要为他人分钱的时候，我们极有可能已经或想要知道这些钱来自何处。是我挣得的吗？是我俩挣得的吗？这些钱会不会是不义之财？它们是来自富人的捐赠，还是说，来自穷人的赠予？同样，我们很可能想知道，我将与之分享钱物的人的个人情况。我认识他们吗？他们是不是患病了？他们会不会在抚养未成年的孩子？最后，我们可能还想知道，我的选择会不会带来某些不良后果。会有跟踪调查吗？我是否可能会被抓起来，或受到恐吓？试图让这些情景变得更加现实的研究甚至还会作出与纯粹自利并不相合的裁决，同样，我们的日常经验也提供了充足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人们以有益于他人的方式行事，甚至当他人与自己毫无关系时亦是如此。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会把钱捐给慈善机构；大多数人会与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和睦相处；我们会纳税，很少有人会偷盗，即便我们确信我们会逃脱处罚；我们大多数人会文明有礼地相待他人，即便我们不大会再次遇上他们。

演化论者并未试图解释掉这些资料，由此对善意行为做出回应；相反，他们开发出了大量的理论资源，极大地扩展了达尔文用以思考自然选择的理论体系。为了理解这些进路的发展情况，考察一下达尔文本人就利他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将会很有帮助。我们记得，达尔文曾担心，当我们考虑相互竞争的个体时，帮扶非亲这种道德倾向像是某种障碍：

切勿忘记，就同一处部落的每一个个体及其子女来说，尽管高标准的道德并不会为其带来多大的好处，甚至没有好处，但对于整个部落，如果部落中天赋优异的成员数量有所增加，道德标准有所提高，它就无疑有着莫大的好处，有利于该部落在竞争中胜过另一个部落。19

虽然作用于个体的自然选择倾向于淘汰利他行为，不过，若我们换种方式来理解自然选择，在达尔文称之为部落或共同体的层面上进行考察，那么，这种行为便会受到青睐。近些年来，这种演化机制常常被称作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

来自内部的颠覆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里，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等人对群体选择学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引起许多理论家对该过程的怀疑。群体选择的问题是，它常常敷衍了事，立论不牢靠。也许，确如达尔文所言，内有正派之人的部落在战争中要比那些满是无良之辈的部落表现得要好。但是，难道这就可以让我们确信道德成形于某种群体选择过程？难道道德之邦就不可能被满眼故态复萌的游手好闲之徒“从内部颠覆掉”，从而导致一帮日益无能、懦弱不堪的共同体争来斗去？不错，有利条件将降临于组织更为良好的群体，但我们该抱持何种信心，认为这种有利条件能够战胜从其内部蔓延开来的腐化呢？

演化式思考引入了崭新而又严谨的数学来解释社会行为，由此回应上述担忧。这些接受过更为严苛训练的思考全都认识到（粗略地说），要是利他所带来的利好在利他主义的受众那里程度不一，利他就可以演化发展。说得再粗糙一点，利他能够在利他主义者们凑在一起的时候得到演化。

我们很容易通过两个高度简化了的案例——这两个案例展现了利他群体的两个极端情形——看到这其中的要点。设想，在这两个案例中，基因遗传意味着，利他的生物通常会有利他的后代，而利己的生物通常会有利己的后代。假定上述生物是无性繁殖的：它们无需配偶就能繁衍后代。在第一个案例中，让我们设想，这种生物根本就不在乎它们与其他什么样的生物生活在一起，只要它们待在它们一开始出生的那个群体中就行了。再设想，有少许利己的个体散见于利他的生物群体。如此一来，那些有着少量利己个体的群体将比拥有大量利己个体的群体过得要好，不过，在每一个群体中，利己的个体都比该群体中利他的个体过得要好，因为，它们无需付出就能享受到由其他个体的利他行为带来的好处。每一群体中的利己行为将持续增长，直到再没有任何一个利他的个体存在。对于这种情况，来自内部的颠覆对于利他的演化将是致命的。在第二个案例中，让我们设想，利他的生物可以本能地且可靠地找到彼此，同样，利己的生物也是如此。于是，这将形成由利他个体组成的群体，而且它们的组织要比利己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更为优秀。不仅如此，来自内部的颠覆在这里将不再是一个问题：我们的设置保证了利己个体和利他个体不可能出现于同一个群体。在一个作为整体的种群中——换句话说，让我们通盘考虑所有群体——可以预见，利他个体的数量将持续增长，直至利己个体不复存在，还可预见，这种情形将非常稳定——即便由于基因突变，种群中偶尔出现了利己的个体。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利己个体和利他个体分布得当，那么，利他主义就可以得到发展。

对于诉诸“群体选择”这一做法的合理性，近期演化论方面的工作教给我们什么东西了呢？答案可谓混乱纷呈。如前所述，利他可以在利他主义者的群体中得到演化。这意味着，在一个大的种群中，自然选择会青睐哪类性状，要看这一种群是如何分成诸多小群体的。就此而论，群体选择言之有理。但是，如此思考“群体选择”要求过多：区区这样一个事实，即生物的行为有益于它所生活的群体，并不能保证这些行为将会得到演化。这便是内部颠覆问题教给我们的东西。

为什么说我们理应期待这种利他个体的聚集对于利他的演化是必须的？演化理论研究内部的一些重要革新就此作了解释。20很显然，系谱关联度（genealogical relatedness）就是使其成为可能的一种机制。设想，某些基因使其拥有者是利己的，而另有一些基因使其拥有者是利他的。如果生物体总是与其父母和手足同胞互动，如果遗传过程意味着同一家族的不同成员拥有类似的基因，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利他个体将聚集在一起。W. D.汉密尔顿（W. D. Hamilton）提出了这种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机制，后来，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将其发扬光大，该机制表明，基因关联度正好可以以这种方式解释利他行为（以及其他许多社会行为）的演化。不过，汉密尔顿本人很清楚，系谱关联度只是解释同类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

汉密尔顿关于基因关联度之重要性的评论似乎暗示，就利他的演化而论，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生物个体全都是同一家族的成员，也就是说，它们在血统上是有联系的。事实上，比起这一严格的家族概念，汉密尔顿的关联度概念要更为一般，也更为技术化。在汉密尔顿看来，称两个生物有联系，无非是说，它们拥有同样的基因。共享基因的生物确实可以最终被联系到一起，因为它们同属一个家族。但其他许多机制也可以有同样的作用：也许，共享基因的生物会主动找出彼此；也许，共享基因的生物会找到同样的食物，它们联系在一起只是一个附带的结果。

这便是道金斯所假想的“绿胡子”（green beard）效应（这个观点同样取自汉密尔顿早期的著作）教给我们的东西。设想，有一种基因被称为“绿胡子基因”，它有两种作用：首先，拥有该基因的个体将长出绿色的胡子；其次，它可以让这些绿胡子个体找出彼此，并互帮互助。带有绿胡子基因的个体将会聚集在一起，相互扶持。即便来自完全不同的家族，他们也会这么做。用汉密尔顿的话说，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基因相关性，哪怕他们在系谱意义上并无联系。这则故事教导我们，亲缘选择并不仅仅作用于亲族。21

当然，道金斯引入绿胡子这一思想实验，意在通过这一虚构的奇怪案例说明概念上的要点。后来的研究表明，自然界确实存在着某种具有绿胡子效应的基因。一旦拥有某种特定的基因，红火蚁（red fire ant）的蚁后便能释放出某种气味。其他带有此种基因的红火蚁可以利用这一气味来识别哪些蚁后拥有该基因，哪些蚁后没有该基因。它们会杀死不带有该基因的蚁后，留下那些带有该基因的蚁后。22换句话说，上述基因产生了一种可识别的气味，这种气味促进了对其他拥有该基因的红火蚁的善意行为：在本例中，这种善意行为便是留下拥有该基因的蚁后，而不是杀死它们。这种基因所产生的气味与绿胡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该基因的拥有者可以认出彼此并善意相待，因此也就有益于该基因未来的前景。

达尔文的复兴

理论家们开始认识到，比起我们起初认为的那样，汉密尔顿的真知灼见有着更为普遍的应用。在这一章的开头，我提到，演化生物学一般会假定，基因的传递保证了亲代与其后代之间的相似性。于是，这里便有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整个动植物界的代际遗传会不会有时可以通过另外某些非基因机制来实现。23无论我们会对这一宽泛的问题做何种解答，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这一物种诸多重要的行为、实践以及技术之所以会代代相传，并不是出于基因的传递，而是因为我们彼此间的相互学习。24那些带有促进利他行为的基因的个体更有可能聚集在一起——也即汉密尔顿的“基因关联度”可能很高——是因为文化的力量。像放逐（ostracism）这种强制性的社会整合，甚至，经过慎重考虑迁入另一繁盛群体的这类行为，或许可以解释利他主义者为什么大都与其同类互动，而不是与更利己的个体互动。

新近的一些研究进一步试探性地扩展了文化在演化过程中的作用。又一次，汉密尔顿教导我们，如果利他主义者聚集在一起，利他就能得到演化。利他主义得到演化，不仅仅在于文化力量解释了利他主义者为什么会花时间待在一起，而且也因为他们之间的相互学习（而非基因的传递）解释了婴儿为什么一开始便会成长为一名利他主义者。25孩子们之所以会在道德品格方面表现出相似性，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同样的基因物质，而是因为他们在校园里受到同样风气的耳濡目染，或他们试图模仿同一个榜样。如果文化上的影响力既可以潜在地导致利他倾向的获得，又会让利他主义者可靠地聚集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更有理由怀疑：若是作用者的亲族收获了利他带来的种种好处，演化进程还能否独独偏爱利他？

近些年来，汉密尔顿的基本洞见得到了推广，并在许多方面变得愈加复杂。这些发展促使我们摆脱了那种朴素的演化论：只有将他人视为我们的家族成员时，我们才会做出有益于他人的行为。在解释我们帮扶他人这一倾向的时候，现在的演化论理论家不再将其解释局限于裙带式的帮助（nepotistic forms of assistance）倾向，也不再囿于用遗传学上的观念来解释这些倾向是如何被继承的。他们已然发展出了大量的理论，这些理论非常重视以下结构：包括群体选择、交流沟通、对与谁人相处所作的有意识的选择，以及对学习在道德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所作的有意识的选择。虽然这些理论体系有着达尔文无法企及的数学水平，但它们所描绘的画面与达尔文通过兼容并收的方法所给出的道德倾向的演化画面有许多相同之处。现代演化理论拒绝嘲世派对善意行为的重新塑造，不仅如此，在解释我们为何会帮助素昧平生之人时，它还承认文化在这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现代演化论者抓破一个利他主义者时，他们看到的将会是流着血的利他主义者。

扩展阅读

对于种种利他主义，有一本非常重要且易于理解的著述，其中就群体选择在导致利他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了辩护。参见：

Elliott Sober and David Sloan Wilson, Unto Others：The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of Unselfish Behaviour（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关于群体选择争论的细节，见：

Mark E. Borrello, Evolutionary Restraints：The Contentious History of Group Sele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在对利他所作的演化研究中，有一些极为重要的革新，对此，下面这本书给出了扣人心弦的历史描述。见：

Oren Harman, The Price of Altruism：George Price and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Human Kindness（London：The Bodley Head, 2010）。

最后，有一本书总结了最新的（同时也是有争议的）一些关于利他的理论研究。见：

Martin A. Nowak, with Roger Highfield, Supercooperators：Altruism, Evolution, and Why We Need Each Other to Succeed（Edinburgh：Canongate Books, 2011）。

第七章

天性——当心！

现代迷信

在主流的科普著作那里，有一事让人印象深刻：关于人类行为中有多少可以归诸天性（nature），多少可以归诸文化、学习、社会化或某种后天培养过程，存在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例如，认知科学家斯蒂芬·平克（Stephen Pinker）的著作《白板：人性的现代剥夺》（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透过其书名向我们暗示，人性不应被剥夺掉，对人性的描述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而头脑不清楚的社会科学家对现在的局面负有责任。1

我们还发现，政治上保守的思想家企图借某种人性概念对各种技术革新，特别是人类繁殖领域里的技术革新大加质疑。我们应该考虑用基因工程来改变人的本性？或许，我们应该对人性的完整性抱有更加谨慎的态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是一位在公众中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他曾表示，通过基因工程或药剂强化而改变人类的种种努力，不应“人为地消除（孩子们的）天生能力，而应使这些能力得到健康的发展”。2但前提是，我们要能确定一个孩子的哪些能力是天生的，才可以区分哪些是对天性的扭曲，哪些是对天性的促进。

莱恩·卡斯（Leon Kass）曾任乔治·布什（George W.Bush）的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PCBE）主席，在其关于克隆伦理的一些言论中，他有时暗示，尊重人类的天性，以及一般地，尊重哺乳动物的天性事关重大。克隆技术一旦得到准许，它便将成为一种无性繁殖的手段，因为该项技术仅需单个亲本就能繁殖出后代。然而，如卡斯所言，“有性繁殖……建立在天性的基础上，是所有哺乳动物最自然的繁殖方式”。因此，克隆“本身是一项重大的改变，它实际上是对我们既有天性——我们是有血有肉、有两性之别，并且能够赋予生命的存在者——的严重亵渎”。3

一些见多识广的思想家宣称，人类天性这一想法在新近的科学研究中没有容身之地，对此，我们也许会感到惊讶。著名生物学哲学家戴维·赫尔（David Hull）始终“怀疑那些持续不断、有关人类天性之存亡及其重要性的主张”。4生物学家米歇尔·盖斯林（Michael Ghiselin）——他同样以其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闻名——说得更为直白：“关于人类天性，演化教给我们什么了呢？它告诉我们，人类天性是一种迷信。”5如果我们并无一个明了易懂的人类天性概念，有关人类行为及思想有多少可归之于天性、多少可归之于文化的争辩就毫无意义，认为诉诸人类天性便可担当起所有的伦理重负同样也毫无意义。那么，反天性一说的论据是怎么样的呢？

文化的可变性

心理学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美国、英国等富裕工业国家的大学里完成的。这意味着，在招募志愿者的时候，这些大学里的学生更容易成为被试人。因此，就人们的思考方式而言，我们对这类特定人群的了解要远远多于对一般人群的了解。正如约瑟夫·亨利希及其合作者指出的，正规的心理学研究课题大都来自WEIRD（西方的［Western］、受过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sed］、富裕的［Rich］、民主的［Democratic］）社会。6如果可以证明，在这些学生身上所做的心理学研究能够合理地推广至一般人群，问题也许还不大，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根据对富裕的西方学生的了解，我们可能冒冒失失地作出推论，这些推论有时会助长这种想法：在世界各地的人们身上存在着一些普遍的行为或思维模式。

上一章让我们对这一研究结果的看法有所缓和。彼时，我们看到，不同文化间的最后通牒博弈有着显著的不同。针对其他文化的研究使人们对这种轻率推论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例如，长期以来，许多哲学家认为，视错觉的易感性（vulnerability）不会受到学习（learning）或教养的影响。然而，我们对该看法的信心也在逐渐消退。来看看著名的穆勒-莱尔错觉（Müller-Lyer illusion）：

本书的大部分读者很可能认为顶部的线条比底部的线条长，但用尺子量过之后，我们会发现，它们实际上同样长。这只是读者们头脑中的假象，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这两条线条。亨利希和他的同事再次提醒认知科学共同体注意马歇尔·西格尔（Marshall Segall）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得到的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表明，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里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桑族人（San）根本就不会把穆勒-莱尔错觉图案看错。他们能够正确地看出两条线同样长。其他许多文化群体的表现似乎远不如美国人来得明显。7

亨利希及其同事还对另一本有关穆勒-莱尔错觉的早期著作有所提及——这本书出版于1901年，作者是剑桥人类学家、心理社会学家W. H. R.里弗斯（W. H. R. Rivers）。里弗斯对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做了测试，在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s）探险期间，他又对生活在穆雷岛（Murray）上的居民做了同样的测试，他也发现，前者对这一错觉图案的反应要比后者更极端。西格尔曾表示，对这一错觉图案的易感性取决于我们的成长环境。那些成长于充满直线和棱角分明的环境中的人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因如此，在各个人群中，作为被试参加心理学研究的美国人对这一错觉图案表现出了最极端的易感性。

也有研究表明，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可能会影响我们区分颜色的能力。8说俄语的人并无一个表示“蓝色”的通称，可以用来涵盖所有被说英语的人归入“蓝色”范畴的色度。他们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词——goluboy和siniy——相当于英语中的“浅蓝色”（或“婴儿蓝”）和“深蓝色”。实验表明，当两个色块分属不同的俄语颜色范畴时——也就是说，其一是goluboy，另一个是siniy——比起它们属于同一颜色范畴的情形，说俄语的人能更快地区分它们。人们在对说英语的人就同样两个色块进行实验时发现，他们没有表现出这种优势。这表明，说俄语的人在体察从goluboy到siniy的色彩差异时要比说英语的人敏锐，因为在俄语中这两个颜色词有着更为精细的差别。

关于这种天性的研究令人着迷，也非常重要。但它并未直接削弱人性这一概念，相反，它似乎在提醒我们留意这种可能性：就我们大部分的组成来说，文化也许比我们所想的负有较多的责任，而天性比我们所想的负有较少的责任。今天，即便我们意识到这场论争的重点是划出一条界限，但我们仍然在天性和文化之间争执不休。那么，为什么会有哲学家质疑人的天性这一概念的正当性呢？

物种的天性

赫尔和盖斯林对人类天性的怀疑并不是基于他们对人类的任何一条具体的观点。他们的想法不是说，人类的学习（learning）或意志自由，莫名其妙地就将在我们这一物种中丢下这种变幻无常的泡腾片，使得任何企图阐明其天性的努力都必定受到破坏。相反，他们的怀疑基于他们关于所有物种（老鼠、卷心菜、腔棘鱼［coelacanth］等等）的一般观点。他们认为，生物界中无处不在的变异作用意味着，没有哪个物种具有“天性”。

少数哲学家认为，当生物学家问“是什么让一个有机体成为这个而不是那个物种的成员”时，其回答必定会诉诸某种类似基因的东西。9这些哲学家曾天真地认为，生物学上的分类方法和化学中的分类方法大同小异。拿出一小块纯金属，问“这块金属由哪种化学元素构成？”答案取决于它的内部结构，更具体地说，取决于构成它的原子的序数。如果其原子包含79个质子，它就是块金；如果其原子包含82个质子，它就是块铅。这些哲学家假定，由于化学种（chemical species）的成员身份由样品内部结构的某个潜藏的方面所决定，所以，生物物种的身份也必定由有机体内部结构的某个潜藏的方面，比方说，遗传密码（genetic code）所决定。

就如何认识生物物种这一概念，众多杰出的生物学家也曾争执不休，但是，大多数敌对的学派都承认，物种的成员身份在事实上并不是由内在于生物体的性质所决定的。10例如，其中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解释——大家可能在学校的生物课上就对它很熟悉了——告诉我们，物种指生物的集合，而这些生物能够潜在地相互繁殖。如果该解释成立，那么，使某生物成为老虎（而不是狗，比方说）的并不是它拥有“老虎基因”，重要的反倒是，该生物要能与别的老虎生出老虎来。

在生物学领域，还有其他许多有关物种身份的解释，但这其中大部分的解释一致否认生物的物种之所属由内在性质决定。某些解释认为，物种指颇具规模的系谱组群（genealogical unit）。这种观点否认“老虎”是具有合适DNA的生物，相反，“老虎”是指有着合适的亲代以及祖代的生物。另有解释告诉我们，物种是指生态位的占有者（occupant）。这种观点教导我们，“老虎”是指那种有着合适的生存方式的生物，它不是具有合适基因的生物。所有这些观点告诉我们，物种之身份与某种潜藏的内在组成无关。物种事关生物所处的关系——要么是它与其他生物的关系，要么是它与其先祖的关系，再要么就是指它与其生态位之间的关系。

赫尔和盖斯林认为，任何人，只要认识到生物学分类的这一面，他马上就会发现，物种并不具有天性。这是因为，在赫尔和盖斯林看来，生物的“天性”是某种内在性质——像化学元素的原子序数那样，这种内在性质既决定了该生物属于哪个物种，又解释了该生物所属物种的特性。金的属性由其原子序数确定，即拥有合适的质子数（79）使某物成其为金样（而不是铅样），与此同时，它也解释了该样品的导电性、密度、延展性等特性。由于并没有哪种生物性质可以同时发挥上述这两项作用，因此，赫尔和盖斯林争辩说，物种不具有天性。

借由这一对人性的基本怀疑，赫尔和盖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两个看法。首先，他们指出，演化过程的本质是让罕见的性状变得普遍，普遍的性状变得罕见，因为新的基因突变会被自然选择所青睐，由此取代先前的那些显性性状。其次，他们指出，认真细致的研究常常会削弱这一朴素的假设，即普遍存在着种内性状（trait within species）。如前所见，心理学研究也会动摇我们的这一假设，即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同样的方式区分颜色，或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到错觉。达尔文对藤壶的潜心研究让他确信，博物学家太过频繁地夸大了物种的单调性（uniformity）：

我深信，只要像我这样，多年来从事资料收集，最老练的博物学家也会有充分的根据发现，有关可变性，甚至重要构造器官之可变性的案例多得惊人……当一些论者申言，重要器官从不发生变化时，他们有时陷入了循环论证。实际上，这些论者把那种单调性强加给了不发生变化的重要器官（一些博物学家也如实承认了这一点）。照此观点，我们当然不会找到重要器官发生变化的实例。但若是换一种观点，人们定能举出许多重要器官也会发生变化的例子来。11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如果赫尔和盖斯林是对的，我们就应拒绝这一想法，即拥有适当的基因组便可使某种生物成为人类。他们的工作也提醒我们，自满于性状之无处不在这一假设很危险。最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随着演化过程的进行，任何物种的任何既有性状都可能兴起或衰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人类天性”——大多数人在某段时间内所具有的诸多特征之集合——作出较为宽松的理解。实际上，似乎不难看出，平克等人所说的“人类天性”意指某些性状（尤其是心理特性）的集合，而演化过程碰巧让这些性状现在非常普遍地存在于我们这一物种。他们乐于承认这些性状可能在过去非常罕见，他们无法确定是什么让某种生物变成了人，即便现在也并非所有人都具备这些性状，而且它们很可能再次成为罕见的性状。我们仍不得不找到一个充足的理由来回绝上述这种有关人类天性之构成的朴素观念。

演化与变异

哲学家爱德华·马舍雷（Edouard Machery）曾就一种朴素的人性观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辩护，这种人性观与平克等人的用意非常合拍。12在他看来，人类天性无非是一系列性状，演化过程使其普遍存在于我们这一物种。不过，即使这种温和的提议，其科学基础也是有问题的。13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认为，唯有这些普遍性状被冠以“人类天性”之名呢？自然选择有时会将有益性状在某一种群的分布水平推高至100%，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抽象的生物学理论以及田野观察非常看重这一主题。长期以来，生物学理论认为，如果某一性状带来的优势取决于种群中其他个体恰巧表现出的行为，那么该种群便是一个混合种群，其中，单一类型的性状不会处在统治地位。

在约翰·梅纳德·史密斯对“鹰派”和“鸽派”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作的理论探讨里，这一点得到了很好地说明。假设，生物在相互竞争某些重要的资源上，比如食物或配偶，遭遇竞争者时，它们会有一两种应对办法。鹰派会奋起战斗，直到某方获胜。鸽派则会主动避开进犯行为。现在让我们设想，某种群中的鸽派占到了绝大多数，而鹰派屈指可数。概率决定了鹰派将常常遭遇鸽派，而且当它们相遇时，鹰派会轻松赢得所有战斗。鹰派很少会在战斗中失利，它们将取得重要的资源，因此，它们的数量也将得到增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鸽派将被消灭殆尽。因为，一旦鹰派在种群中取得绝对数量，我们便会发现，鹰派最常遇见的是其他的鹰派，而不再是现在数量稀少的鸽派。鹰派将陷入无休止的、令其精疲力尽的危险战斗，因为，除非某一方受伤退出，否则它们绝不会停止战斗。此时，鸽派将占到上风，其数量将不断增加，因为它们畏避争斗，在彼此相遇时，它们会均分资源。结果，该种群中既有鹰派又有鸽派。

多态（polymorphic）物种，即该物种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并不仅仅存在于这类鹰鸽博弈的抽象模型当中。对自然之多样性的直接观察表明，在一元物种内部也有着形形色色的共存形态。侧边斑点蜥蜴（Uta stansburiana）是教科书中最为有名的例子。14该物种的雄性有三种迥异的形态，每一种均有其独特的生存策略与解剖适性。有橙色喉部的雄性蜥蜴非常好斗。它们的领地很大。另一种雄性蜥蜴拥有深蓝色的喉部，其领地较小且不那么好斗。第三种雄性蜥蜴的喉部生有黄色条纹，它们完全没有自己的领地，但它们会偷偷溜进其他蜥蜴的领地找到交配机会。似乎没有哪种生存策略取得过优势地位，因为它们彼此间形成了一种石头—剪子—布般的博弈。黄纹的对橙喉的有优势，橙喉的对蓝喉的有优势，而蓝喉的又对黄纹的有优势。三种形态此消彼长，没有哪一种会彻底消灭另外两种。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于任何一个物种，必定存在着一种单一的显性设计（dominant design）——单一的物种的天性——而自然选择已然使其十分普遍。恰恰相反，演化过程往往可以可靠地产生包含着大量混合形态的物种。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以下观点同样是错误的的：如果自然选择确实将某种性状在某个物种内部变得非常普遍，那我们绝不能诉诸文化来解释该性状。抽象地谈论这一点可能颇为费解，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近期一些有关人类心理的研究加以理解。

文化适性

模仿是一种学习形态，涉及对他人行为的效仿。极少有物种能够模仿。灵长类动物学家、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甚至怀疑黑猩猩是否有模仿能力。他认为，我们最好对黑猩猩的那种看似模仿的行为另作一番理解。雌性黑猩猩用木棍蘸地上的蚂蚁吃，她的孩子会注意到木棍上的蚂蚁。接着，小黑猩猩用木棍戳来戳去，想看看是否能弄到更多的蚂蚁。小黑猩猩最终会和她妈妈干同样的事，但这并不是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她妈妈的行为并效仿这一行为的结果。她并未在模仿。15然而，人类却是优秀的模仿者。人类的模仿能力有时被认作人类文化非凡创造性的关键所在：通过效仿他人，我们能够获得并进一步改进有益行为。照此来看，模仿是人类取得辉煌技术进步的秘诀之一。

所有这一切向我们表明，相比于其他物种，模仿在人类当中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它像是全体人类都具备的一种能力，对我们这一物种的演化格外重要。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很可能会认为，模仿是人性的重要特征。然而，心理学家塞西莉娅·海斯（Cecilia Heyes）指出，模仿能力是习得的。16

模仿理论的一个困难在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解决“对应难题”（correspondence problem）。模仿者先得对某一行为作出观察，尔后再做出与之类似的行为。这听起来很容易，但问题是，当身体动作难以观察时，要做到模仿就变得尤为困难。假使我的小儿子山姆看见我的脸庞发生了扭曲，他如何才能效仿这一行为呢？他几乎无法看着自己的脸来确保做出同样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当他的脸以同样的方式扭曲时，其面部动作的内在感觉与我的面部表情并不相同。一个行为的外在表现与表现出这种行为时所具有的感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对应”。

海斯提出，只要婴儿能够同时经验到对某一行为的感知以及此类行为的表现，那么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是可以习得的。但是，它们为什么要被一起经验到呢？对此，海斯提供了若干说法。有时候，因为婴儿可以看到自己的行为，所以它们就被关联在一起。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看一看自己的双手是怎么动的，或者也可以借助一些辅助装置（比如镜子）来查看。共同的情绪反应（可能是对一些看上去很好玩的情境的反应）也可以让婴儿看见一个正在笑的人就跟着笑起来。

海斯主张，对某一行为的感知和该行为的表现之间的这些关联足以保证婴儿能够联想到何种行为像是他人表现出的行为，同时，当婴儿做出同样的行为时，他也会拥有相应的感觉。一旦这些联系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一旦简单的行为模式的对应问题解决了，那么，只要我们遵从这些更简单行为的复合模式，更复杂的模仿也就不在话下。

海斯的观点不乏证据支持。其观点有助于解释以下事实：我们可以训练黑猩猩做出模仿行为；假以时日，新生儿的模仿能力才会浮现出来；鸟类似乎能够模仿它们处在群体中的行为等等。17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这一想法：某一特性的获得似乎与学习有关，就此而论，模仿他者的能力既广泛地分布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同时又对人类的互动和演化有重要的意义。模仿大概正是那种被我们想当作天生的特性，但其适应性的发展似乎在本质上又取决于文化的影响。

看来人的模仿能力是天生的、文化的，同时也是演化的产物。这是说，假使我们将经由演化而普遍存在于我们这一物种的诸多特性冠以“人性”之名，那么，“人性”有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分辨出那些经由文化而普遍存在于我们这一物种的特性。文化是演化的一部分。事实证明，我们所能拥有的最恰当的“人性”观拒绝在天生的和文化的之间作出任何区分。

破解遗传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东西？难道就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可以量化天性与种种教养各自的贡献？“遗传力”（heritability）这一概念不就告诉我们，各种性状——从身高到智力——的表现程度由基因决定吗？例如，2014年5月，英国的《每日邮报》告诉读者，“新近的研究表明，面孔识别能力是可以遗传的，其60%通过基因传递”。18

奇怪的是，《邮报》的这则报道选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人脸很难辨认吗？一切都取决于基因：研究称人脸识别障碍是遗传性的。”该研究显然没有说这种障碍“全都”取决于基因，它充其量只是说，这种能力超过一半取决于基因，不到一半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如何量化基因的贡献呢？难道这就好比某人的财产中有60%继承自其父母，其余40%是他自己赚得的，基因对面孔识别障碍贡献为60％，而其余贡献来自其他因素？毫无疑问，它不是在说，人脸识别障碍有60%是可遗传的。我们需要格外小心遗传力这一概念。

“遗传力”是一个技术性概念，它有别于我们熟知的遗传概念。19非常粗略地说，遗传力被定义为，某个可量化的特性——它可以是脚的大小，也可以是收入——在一个种群中分布差异的程度，而这一特性与该种群中个体的基因构成变异相关。和前边一样，我们最好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远离人类遗传学的领域对这一概念加以理解。让我们先来考察植物。20

设想我们确知某地的土壤有同样的品质、肥力以及水和光照条件。再设想，我们将不同基因组成的玉米种子播在此处，让其生长。基因差异将充分说明这些植物成熟后的高度差异，因为它们的生长环境都一样。这意味着，在这片土地上，高度的遗传力非常高。现在假设，我们取出其中的一株，克隆若干基因完全相同的副本，将它们栽种于另一处土壤条件各异的土地上，在一些地方施以水肥，在另一些地方不施水肥。同样，我们让幼苗生长，记录它们长成的高度。我们发现，在此处，植株高度的遗传力很低，因为这些植株的基因并无差异，整片土地上的植株高度的变化将通过环境差异得到充分说明。

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遗传力”这一技术性概念和“遗传物”这一非正式概念的分殊。孩子们通常和他们的父母拥有同样的手指个数：父母们几乎都会有十根手指，而他们的孩子也几乎总是有十根手指。所以，我们很可能会说，手指个数是由父母传给子女的。但手指个数并非强可遗传性状。纵观整个人群，你很可能发现，大多数手指残缺的人是因为使用农用机械、工业设备、菜刀等遭受了意外事故。一些人可能在出生时就手指不全，因此，手指个数的变化或许与遗传变异只有微弱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可能很高。就此而论，手指个数这类性状是可靠遗传的，同时也只是弱可遗传的，这么说并不矛盾。

从玉米一例中还可以得到三项重要的启示，它们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来认识遗传力这一概念。首先，遗传力适用于种群，而不是个体。我们可以问，对于第一片土地上（其环境恒定）的植株，高度的遗传力是多少，或者，我们也可以问，在第二片土地上，无性系植株的高度遗传力是多少。总之，问单个植株的高度遗传力是多少没有意义。其次，我们可以仅仅通过改变个体的状况来改变遗传力。若我们换种方式照料田地，确保今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株作物处于同样的环境，那么我们便可以提高植株高度的遗传力。这是因为，一旦我们消除了环境差异，现存的高度上的差异就可以通过基因差异来说明。而先前，我们是通过基因差异连同环境差异进行说明的。第三，遗传力只是给出了相关性方面的信息。如果我们知道玉米种群的植株高度是高度遗传的，它就会告诉我们，高度上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与基因差异有关，不过，单凭遗传力我们还无法知道何种基因将使其长得更高。

现在，我们可以弄清2013年《卫报》上发生的骚乱是怎么回事了。故事是这样的，《卫报》先是放出了一篇由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撰写的文章，接着又刊登了英国教育大臣特别顾问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的文章。21尽管标题乏味无聊——“关于教育和政治优先事项的几点思考”，但卡明斯的文章涵盖了人们最为熟知的议题，包括复杂性理论、天气预报、科学方法、康德和后现代。《卫报》只关注这份报告里的一小部分，其中卡明斯写道，遗传学有“巨大潜力影响教育政策、提高教育水平”。

卡明斯认为，“对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性’的成功追求将提高教育成果的遗传力”。他大量借助了著名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的研究，他非但没有歪曲普洛明的研究（尽管一些不友善的专栏作家想作此暗示），还给出了一段还算合理的总结。普洛明在其与心理学家凯瑟琳·阿斯特伯里（Kathryn Astbury）合著的新书中继续说道，“既然遗传力的提高……可被视为一项成就，老师和家长们应该感到骄傲，而不是把它看作不值得信任、令人忧惧的决定论标志”。22

一旦遗传学与社会政策牵扯在一起，评论家便常常嗅到一股优生学的气息，它关联于某种令人生厌的宿命论：基因无可避免地决定了我们的未来。也许出于此故，英国影子内阁学校事务大臣凯文·布伦南（Kevin Brennan）早在2013年10月就说，卡明斯的观点“让人后背直冒凉气”。23然而，当普洛明和阿斯特伯里说，教育成果遗传力的提高是值得骄傲的，他们并不是说，基因封印了我们的教育命运。相反，他们是在暗示一种让人欣慰的机会平等的图景。他们的观点似乎是，提高遗传力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因为，如果我们竟可以达成这一目标，那将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地敉平了教育环境的差异，使教育成果尚存的差异只被归于基因。

这听起来不错，但我们应稍加思考。回想下我们的玉米地。有很多方法可以使植株高度的遗传力达到最大化，所要做的只是将所有植株都置于同样的环境。要是每一株玉米都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得不到充足的水肥，农夫怕就不再对其玉米的高遗传力感到骄傲了。不尽如此，当我们思考如何改变这个恶劣的环境时，我们并不能保证，对某一株玉米有益的干预措施将有益于所有植株。个体差异可能意味着，一株玉米在马粪的滋养下长势良好，而另一株则需要牛粪。如果我们想让所有玉米都茁壮成长，充分发挥其潜力，我们很可能要区别对待它们。这是说，我们要将其置于不同的环境，以此来降低遗传力。因此，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说高遗传力是教育成果的目标。教育成果的遗传力在某一人群中的最大化并不意味着孩子们的潜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开发。

普洛明意识到了这一切，这种意识使他关于骄傲地看待遗传力提高的言论让人困惑。在接受《卫报》采访时，他强调，“孩子们的学习方式不尽相同”，在与阿斯特伯里合著的书中他也明确指出，高遗传力可能是因为儿童接受的类似的教学方法特别低劣。24出于这一理由，普洛明同样充分地认识到，认为量化遗传力给出了天性而非文化或社会的高下这一想法涉及种种曲解，对于某些成就上的不平等，它难逃其咎。教育成果的高遗传力与每个人都没能完全发挥其潜力并不冲突，因为没人能得到恰当的教导。

如果我们希望学校能够培养出最优秀的孩子，我们就得对不同的方法详加了解，同时，我们还需详细地知道激发孩子们学习以及他们获得宝贵知识与技能背后的机制如何运作。遗传力研究为我们带来了基因型与教育成功之间的相关性信息。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将这种相关性知识转化为有关学习过程的深刻见解。也许，这些知识最终会带来更有效的干预措施，能够满足所有的学习需求。但是，要达到成熟的科学阶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然秩序

心理学研究表明，许多人直觉上就相信那种关于物种天性的特别棘手的构想。幼儿往往会认为每一生物都有种种内在的天性，如其正常运作，便会产生我们关联于相关物种的诸多可见的典型特征。25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猫拥有某种隐藏的内在性质，这种性质外显为“猫的”典型行为，比方说，它们喜欢捕食老鼠、爱咕噜。这些内在天性可能一直都不起作用，从而导致其应有的功效没有实现。所有猫都具有潜在的猫性，但有的猫很可能就不会捕猎，也不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还有证据表明，人们很容易就认为，不仅物种有其隐藏的本质，性别和种族也概莫例外。26可以说，同一性别或种族的所有成员共有内在本质（它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外显于行为）这一想法贯穿于许多有害的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刻板印象中。正是这一想法让达尔文对“黑人”和“澳大利亚人”作出了一般性的刻画。也使他赞同威廉·格雷格（William Greg）对爱尔兰人的描述——“粗心大意、卑鄙龌龊、毫无上进心”。假使“爱尔兰人”或“黑人”共有某一天性，那么，为这种天性作出一个单一的描述倒也讲得通。倘若这些内在天性在某些不适宜的情况下失效，那么，即便我们表明确实有一些碰巧一丝不苟、富足优越或胸怀大志的爱尔兰人，其存在也不能被证伪。内在的、本质性的天性这一概念确实会带来危害，部分是因为它强烈地抗拒证据。27

莱昂·卡斯（Leon Kass）对人类克隆带来的种种不道德大加针砭，试图动用人类、哺乳动物或天性这些字眼论述其伦理关切，这表明他对克隆深感不安。他的一些著作给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明显自然的进程赋予我们某种特性，但就我们应该如何评判这一特性，单是这一事实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演化也许让人类有了某些需要培育的特性，但另有一些特性我们最好无需培育。28那么，当卡斯告诉我们“有性繁殖……建立在天性的基础之上，是所有哺乳动物最自然的繁殖方式”，他能走到哪里呢？29要反对克隆这种无性繁殖，这一说法还不能充当论据，除非我们能够提供更进一步的论证，来解释为什么有性繁殖是值得颂扬的，而无性繁殖应该被唾弃。

值得称许的是，在反对人类克隆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许的论证中，卡斯正试图这么做。他告诉我们，一个同事曾问他，假使无性繁殖向来是人类繁殖的普遍方式，而科学家发明出一种使有性繁殖成为可能的新技术，那他会持有何种立场。他会反对改变人类天性的种种努力，反对使我们成为有性繁殖者吗？卡斯暗示，他不会阻拦这种创新，因为在他看来，有性繁殖在道德上是值得称赞的。无性生物面对着一个孤立无援的残酷世界。对于有性生物，一切都要更为温暖：30

对于有性存在者来说，世界不再是一个冷漠的、处处同质的他者……这个世界同样包含着一些非常特别的、相关的且值得赞赏的芸芸众生，它们同属一类但却性别有异，它们会出于特别的兴趣与炽情向同类施以援手。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严肃地对待这一路对有性繁殖的辩护。植物当然是有性生物。但有些植物也常常会抽生出匍匐茎（runner），以此实现无性繁殖。难道草莓比苹果更易遭受世界之痛（Weltschmerz）？

卡斯对无性是否值得尊重有更深的疑虑，他告诉我们，我们发现“无性繁殖只出现于最低级的生命形态，例如，细菌、藻类、真菌以及一些低等的无脊椎动物”。31但他列出的名单是不完整的。我们已经提到，许多植物也可以无性繁殖。此外，我们经常可以在爬行动物那里观察到孤雌繁殖，这也是一种无性繁殖：雌性的卵子无需雄性受精便能发育。

撇开这些对无性繁殖之败坏的疑虑不谈，既然我们想探讨允许克隆人类是否明智，那么，细菌中普遍存在的无性繁殖就不承担任何道德重负。卡斯理所当然地希望培育人的欲望，以便他们出于“特别的兴趣与炽情”相互帮助。有些人这样做了，他们没要孩子；有些人找寻同性，他们领养孩子。对于卡斯赞赏的情感来说，有性繁殖既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充分的。许许多多的生殖出于意外，一些还不负责任。可以想见：两个女人彼此相爱，希望组建一个家庭。她俩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亲密的生物角色，所以，她们克隆了其中一人的胚胎，并将其植入另一人的子宫。如果卡斯牵挂的是保护一个丰富的联系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健康发展的世界，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论证，这些论证要能表明无性繁殖会毁掉这一世界。只是乞援于人性或哺乳动物的天性难堪此任。

“人性”的危险

曾经，我们认为“人性”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概念，一个从我们这一物种诸多普遍的、经演化而来的特征中挑选出来的不会出错的概念。现在我们看到，“人性”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认为所有经演化而来的特性都是普遍的这一想法大谬不然——这正是我们从多态演化研究中得来的教训。同样，认为普遍特性无法习得也是错误的——这是海斯有关模仿的研究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注意到，一旦“人性”进入伦理讨论，一旦有关群体“天性”的思考能够强化种族和性别的陈词滥调，它便会引发混乱。各种科学若要理解相似性与差异性模式如何被引入我们这一物种的心理组成，它们就用不着“人性”概念。如果科学确实不需要“人性”，又如果这一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问题，那我们最好彻底避开这一概念。

扩展阅读

对人性概念最优秀的概述，可见：

Stephen Downes and Edouard Machery（eds）, Arguing About Human Nature：Contemporary Debates（London：Routledge, 2013）。

下面这本书有力地揭示了文化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见：

Jesse J. Prinz, Beyond Human Nature：How Culture and Experience Shape our Lives（London：Allen Lane, 2012）。

对人性强有力辩护可见：

Steven Pinker, The Blank Slate：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London：Allen Lane, 2002）。

关于文化在人类演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可参见这本入门级读物：

Peter J. Richerson and Robert Boyd, Not by Genes Alone：How Culture Transformed Human 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第八章

自由消解了吗？

选择的神话

朴素的直觉并不总是与实际情况一致：对于站在地球上的观察者来说，地球并不是扁球状的，但它确实是扁的。鲸鱼不太像是哺乳动物——至少在外观上如此——但它们是哺乳动物。一些最具吸引力的科学发现与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历史学、文学研究表明，宇宙及其居民的真实运行方式与我们质朴的期望相去甚远。即便如此，如若科学家在拆穿那些被广泛认可的神话的路上走得太远，我们也许就会感到吃惊。

对于如何最好地行动，我们似乎经常要面临选择，而且有意识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最终确定采取何种行动。换句话说，我们好像常常有一种行动的自由。不久前，我买了一辆车，我花了不少的时间才做出选择。我听取了朋友们的建议、在网上查来看去、掂量自己的预算、与妻子商量，还带着女儿去试驾。整个过程颇费心力，但我觉得，我买下来的那部车（且不论好坏）是适合我们的。一旦知道我有意识的审思地做出选择的强烈印象实际上是错的，还有，我耐心的思考对于最终停在我房子外的那辆车毫无作用，我是会非常震惊的。然而，这类事情正是科学家们近些年来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我们的。

且举一例：2008年的《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上有一篇被广为引用的论文，其中，约翰-迪伦·海恩斯（John-Dylan Haynes）和他的同事亮出证据，说我们的“自由的主观体验只不过是错觉”。1许多人赞同这一结论。更确切地说，他们似乎已经认可了该观点。主张和否认自由意志都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无神论者、科学作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借科学之势声称：“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我们并没有我们以为的自由。”2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有自由意志，或它只是不像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神经科学家帕特里克·哈格德（Patrick Haggard）告诉《每日电讯报》的读者：“我们当然不会有自由意志……不会在我们设想的那种意义上有自由意志。”3但话说回来，在何种更合乎情理的意义上我们有自由意志呢？

另一位杰出的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告诉我们：“神经科学表明，自由意志这一概念没有意义，就像约翰·洛克在17世纪所说的……是时候抛开自由意志的想法继续前行了。”4假使自由意志这一概念确实没有意义，否认它也就没有什么意思，更谈不上断言我们有自由意志。那么，科学研究是否真正危害到这一观念，即我们有意识的审思对我们最终做了什么常常是有影响？

著名科学家对自由意志的这些非难动用了两路截然不同的攻击，值得我们分别加以评判。首先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怀疑主义，它不援引任何新的科学证据，而是立足于数百年来的古老担忧。我们可以称之为因果关系（causal nexus）论证。人的身体与心智若是宇宙因果秩序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因果作用链条的通路，而这种作用起源于何时何地对于我们来说相当的外在和陌生。人类可能会带来犯罪、战争、排放温室气体，但人类从来都不是这些行为的发起者，就像雪崩不是雪崩灾害的发起者。雪崩本身仅仅是早先的降雪以及各种触发条件的一个结果，类似地，人类行为只是过去的那些碰巧产生这些行为的社会、神经和遗传条件的结果。

似乎只有英勇无畏地否认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才能为人类恢复自由意志——也就是说，我们要恢复一个正当的信念：我们不仅仅是被动的能量之流的管道系统，我们还掌控事物的发展结果。加扎尼加对自由意志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类考虑。他认为，自由意志的捍卫者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论证人类并不在事物的因果—机械秩序之列，而且我们还以某种方式免于那些通常用来刻画物质对象行为的推推拉拉。毫不奇怪，他可不想干这份苦差事。毕竟，神经科学的成功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我们的行动取决于大脑的配置情况；大脑的状态和其他自然系统的状态一样，受到在先的世界的内外状态的因果作用。

对自由意志的第二路科学进攻与之不同。其着眼点不仅更明确，而且出现得也较为晚近。它有赖于一般性的概念论证，并借助了特定的实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它比因果关系论证更富建设性地用到了新颖的科学资料。我们可以称之为延迟论证（argument from tardiness），稍后来解释为什么这么称呼它。

海恩斯（就是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和他的团队在其2008年的论文中称，利用脑扫描仪取得的信息，在个体做出有意识的选择行动之前的10秒钟，他们就可以预测出个体将做出何种行动。5他们的实验改进并拓展了本杰明·利贝特（Benjamin Libet）引人注目的开创性工作，后者的研究表示，决定行动是某种无意识的大脑过程的“冒泡”（如利贝特所说的那样），因此，在行动开始之后，决定行动的有意识的自觉才出现。6

通常认为，利贝特和海恩斯的实验结果揭示了自由意志的虚幻性。如果我们大脑中的某种东西启动了一个特定的行动，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有了有意识地选择该行动的印象，那么，我们有意识的决定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真正影响到我们最终的行为。好比某人在街上意外跌倒，尔后产生了他一直在打算表演闹剧的荒诞印象，对于我们已然不可挽回地达成的路径，我们有意识的意向无法做出回溯性的记录。

因果关系论证

世界各地的哲学生对因果关系论证并不陌生。它的魅力来自一个显而易见的困境：“意志自由”似乎涉及某种形式的控制，使得我们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愿来掌控我们的行为。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有这种控制力呢？我们的行为要么被一系列早先的、大脑内内外外的事件因果地决定，要么不是这样。假使我们的行为并不为早先的一系列事件所决定，那么对于控制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毕竟，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行为是某种令人完全措手不及的自发射精。

控制似乎是这种概念：最好从审思等方面对最终行为的因果作用加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是由早先的一系列事件所决定的，那么我们似乎没有任何余地干预事情的发展方向。由于之前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后面的行动已经被决定了。颇有建树的演化生物学家杰瑞·科恩（Jerry Coyne）根据这一论证对自由表达了怀疑：7

……假使你的生命，以及宇宙方方面面的设定能像倒带那样退回到你做出选择的时刻，那么，自由意志意味着你可以另做选择……尽管我们实际上无法倒带，但这种自由意志被物理定律直接干脆地排除了。

尽管我的印象恰恰相反，但在我买下我的福特之际，我确实没有自由去买辆大众。我甚至没有自由去买一辆同一型号而内饰不同的福特：将宇宙重置到我出生的1974年，按下播放按钮，一模一样的福特将于2011年2月出现在我家门口。

一个充满偶然的世界

不难理解，有人可能会抱怨说，反对自由意志的各种论证有赖于过时的科学。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宇宙到处充满了偶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说，它是非决定的（indeterministic）。在一个决定的（deterministic）宇宙中，自然规律会定格某一时刻所有事物的完整快照，从而决定该宇宙未来的每一状态。在决定的宇宙中，大爆炸之前的事件结构与该宇宙随后的演化路径是相容的。在一个非决定的宇宙中，万事万物更加地无拘无束。量子物理学宣称，假使我们用能量轰击不稳定的放射性原子核，那么，虽然该原子核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衰变，发射出α粒子（这种粒子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构成），但是，我们的行为并不能保证α发射会在何时发生，甚至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会发生。在一个非决定的宇宙中，某一时刻事物的完整快照会与以许多不同方式演化的宇宙相容。如果我们的宇宙确实是非决定的，那么，乍一看，我们可以无数次地倒转科恩的磁带，并且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车停我的车位上。

对自由意志问题的这一回应再次将我们带回到控制问题。现在，不妨认为我们的宇宙就是非决定的。为了论证起见，我们甚至可以同意下面这个更富争议的主张：这种非决定论不仅仅表现在量子领域，它也“渗透于”寻常可见的事件。问题是，对于自由而言，这种非决定论会有何种意义呢？

看来，我们想从自由意志那里得到某种保障，以确保一切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但这并不是非决定论给我们的东西。相反，非决定论暗示，就像一个处在激发态的原子核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在五分钟后发生衰变，汽车买家也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在接下来的五分钟购买一辆福特汽车。但非决定论并没有告诉我们，原子为其衰变负责，它也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对他是否买了福特汽车负责。非决定论给了我们一些理由，让我们以为，对于一个审思的个体，会有若干可供选择的未来对其开放，就像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未来在等着那个处在激发态的原子。8说到底，是偶然而不是控制决定了未来的出现。

我们想要确保未来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但我们很难看到诉诸非决定论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出于此，许多自由意志的评论者在接受非决定论时认为，自由提供不了什么东西。相反，当我们思索有关自由的实际问题时，要紧的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与早先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对这一想法，即我们有意识的审思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影响，造成了麻烦。无论因果关系是非决定的（这仅仅增加了后续事件的概率），还是决定的（这种因果关系保证了后续事件一定会发生），它都无关紧要。

自然的自由

近些年来，哲学家倾向于认为，因果关系并未对自由提出真正的问题。显然，如果我们对“自由”或“自由意志”加以定义，把它们弄成某种本来就怪诞可怖、超自然的东西，或使其与人之为生物这一形象——即完全浸没于与其环境的因果互动当中的生物形象——不吻合，那么，因果关系便不再是一个问题。例如，如果我们有自由意志这一断言被理解为，我们的大脑里住着一个聪明的小人，他有能力自发地制定各种可以摆脱先在的因果作用的行动计划，并且他的决策决定了我们身体随后的行为，那么，自由意志当然是一种错觉。但是，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谨慎地建议我们要问一问，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唯有这种自由意志是我们“值得拥有的”？9对于自由会涉及哪些东西，有一种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将自由行动者（free agent）描绘成有着一套特殊能力的人。自由行动者能够恰如其分、灵活变通地回应他的周遭环境，不受物理阻碍或约束。自由行动者能够盘算并权衡各种理性考量，如果他的审思表明某个行动是合适的，他就会开始行动。我是自由的：如果我是那种足够复杂精妙的生物，能够处理有关汽车价格、燃油的经济性等信息；形成审美上偏好，并确定上述条件是否已经满足；检查内饰是否可以承受儿童猛烈的撞击；然后在没有恐吓、胁迫等等情况下执行购买计划。科学并不否认有这样的生物：相反，许多科学正在积极地确定不同的物种——灵长类动物、鸟类以及人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出可塑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它们能够恰如其分地处理信息，以及出现这些复杂精妙的能力的根本原因。

你想知道的关于掘土蜂的一切

某些生物会对环境刺激做出严格的、惯例的反应，而另一些生物则对其困境的种种细节极其敏感，它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掘土蜂（Sphex）研究经常被用来说明这一点，迪恩·伍尔德里奇（Dean Wooldridge）于20世纪60年代对该研究做了描述，之后它出现在丹内特的一系列哲学著作中，从而引起了自由意志研究者的注意。

在产卵之前，掘土蜂会掘出一个地洞，并觅得一只蟋蟀。但她不会杀死这只蟋蟀，而是用她的毒刺将其麻痹掉，随后拖回自己的洞穴，安置在蜂卵的旁边。这些卵一经孵化，幼蜂便会吃到新鲜的蟋蟀肉。这一切听起来像是掘土蜂表现出的理智行为。但是，伍尔德里奇接着指出了它们的缺点：

掘土蜂照例把瘫痪的蟋蟀带至洞穴，放在洞口，她自己先进入洞穴查看一切是否安好，然后会再次钻出来，将蟋蟀拖进去。如果在洞里做了初步检查之后，再次钻出来的掘土蜂发现蟋蟀移动了几英寸，她就又会将蟋蟀拖至洞口。然后再次进入洞穴查看一切是否正常。如果当掘土蜂在洞里的时候蟋蟀又被移动了几英寸，掘土蜂就再次将蟋蟀拖到洞口，然后重新进入洞穴做最后的检查。掘土蜂从不认为要把蟋蟀径直拖回洞里。有一回该过程竟重复了四十次，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10

可怜的掘土蜂太死板了：对环境的简单操控表明，她只是在执行一种固化的行为模式，她从未考虑到，因为已经检查了洞穴，她应该直接将蟋蟀放入她的贮藏室。这则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人类是灵活变通的。当我们行动时，我们会密切关注我们过去的行为、他人的行为以及周围的环境，我们会制定出一个妥当的、对所有这一切都敏感的行动方案。我们很难再对自由有什么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但是一个可敬的科学研究对象，它也是一项仅限于少数物种的演化成就。我们知道掘土蜂的困境，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自由的。自由，丹内特说，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关于掘土蜂的故事有一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情，它由弗莱德·凯泽（Fred Keijzer）的历史工作出色地揭示了出来。11原来，比起自由意志民间研究的看法，掘土蜂的行为要更加多变、微妙，也更为明智。伍尔德里奇——丹内特的资料来源于他关于掘土蜂的行为描述——是一名在航空航天工业领域工作的工程师。他本人从未对昆虫有研究。伍尔德里奇关于掘土蜂的故事似乎来自1938年版的《生命之科学》（The Science of Life），这是一本由大威尔斯（H. G. Wells）、赫胥黎和小威尔斯（G. P.Wells）撰写的普及生物学知识的科学读物。12而他们采信的原始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人法布尔（Jean-Henri Fabre）写于1879年的报告，后来这项研究扩展成《狩猎蜂》（The Hunting Wasps）一书并以英文出版。13

法布尔确有报告，将蟋蟀从掘土蜂的洞口移开几英寸，便会看到返回地面的掘土蜂重新将蟋蟀拖回洞口。他的恶作剧重复进行了四十次，但“她从未改变策略”。这让法布尔感到了不安：

我自问道：“昆虫是不是服从某种致命的倾向，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改变？难道它们的行为仅仅是在执行规则，难道它们没有能力为自己积累哪怕一丁点的经验？”……好运将我带到了另一处掘土蜂的聚居点，离我发现的第一处聚居点并不太远。我重新开始我的尝试。两三次实验之后，我又得到了我以前经常得到的结果：掘土蜂跨在蟋蟀的身上，用触角和下颚攫住蟋蟀，一下子就把它拖进洞里……在另一些地洞，她的邻居同样如此，她们会或早或晚地识破我的把戏，直接将猎物带回居所，而不是固执地将蟋蟀扔在洞口，随后才把它抓进去。14

法布尔很快就发现，不同聚居点的掘土蜂的行为存在着差异：这些掘土蜂并不注定都要重演相同的行为。

一项较为晚近的关于大掘土蜂（Sphex ichneumoneus）的研究由简·布罗克曼（Jane Brockmann）于1985年发表。15她发现，个别掘土蜂的行为会发生变化，它们有可能很快打破这种循环，直接将树螽（蟋蟀的近亲）拖回地洞。她还认为，掘土蜂对被挪动的树螽的重新定位实际上有好处：如果树螽的头不是朝向地洞，那么，当掘土蜂试图拖它进洞时很可能会卡在洞里。掘土蜂需要重新进入地洞，掉个头再出来，因为她需要用触角将树螽拖回洞里。因此，毫不奇怪，每当实验者重新摆置树螽之后，掘土蜂首先要将它拖放在洞口，然后返回地洞，掉个头再钻出来。

布罗克曼认为，掘土蜂的行为是可变的，它们随机应变，有很强的适应性，而且，一般说来，它们的行为要比哲学神话让我们所相信的更为明智。凯泽言简意赅地评论道，虽然我们还不清楚，在何种程度上掘土蜂注定要重复无休止的行为循环，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我们哲学家曾无休止地重复掘土蜂故事的简化版，却没有对其复杂性和起源给予应有的重视。16

兼容论

有关掘土蜂的种种事实表明，我们不应草率地假定昆虫是死板的，而我们是可塑的。有时，人类太快地适应了其行为习惯：他们炮制出种种有关掘土蜂行为的陈年故事，丝毫不顾及这些故事有多么离谱。而有时，在将蟋蟀抓入地洞的复杂流程中，掘土蜂却会表现出明智的策略。不过，这都无损于丹内特所讨论的自由意志的最重要的方面，反而加强了其论述。动物和人类的行为有多么灵活变通，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而且对于科学探索来说，这一问题是开放的。要证明我们是不自由的，需要耐心的工作来表明，我们的选择对于环境细节是如何不敏感的。

比较认知领域里存在着大量试验，例如，我们会问，在何种程度上，猿类不仅能注意到其他猿类的行为，也能注意到它们的心智状态。17这些辩论是现实的，它们迫使研究人员在设计实验时要极具创造力。在丹内特看来，我是注定要买福特的——无非通过科学研究揭示出，我在买车时受制于一种对福特汽车公司非理性的热爱，以至于没有任何不利信息可以动摇我的决定，或我对其他汽车厂商怀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恐惧。事实上，心理学研究确实常常能够表明，人类很容易忽视与其决定相关的某类信息，从而高估了其思维过程的微妙之处。18

这种工作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到那些更为刻板，而更少变通的行事方式上。但是，仅仅知道我们的行为的原因，还不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缺乏自由的：因为灵活变通和恰切的应对能力需要在复杂的因果机制中得到例示。相反，只有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行为是以某种特别严苛的方式引起的，我们的自由才受到损害。只有我们对环境或证据方面的改变无动于衷时，我们恰当回应他人和环境的能力才被削弱。即便这样，自由也只是在程度上受到损害。也就是说，按照这种观点，自由和因果关系是兼容的。

许多评论人士对自由意志问题的这一“兼容论式”的回应不以为然。一些批评者告诉我们，虽然爱捣乱的哲学家可以认为，自由的个体是这样一种有机体，其复杂的因果能力给与它一种对周遭环境不受约束的敏感性，但当大多数人试图决定他们是否自由时，这并不是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被告知，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自由密切联系于那种相当奇怪、在科学上无法容忍的想法：人的行为独立于先在的因果作用。所以，山姆·哈里斯对兼容论不予考虑，他认为，兼容论解决了一个没有人（学院哲学家除外）在乎的问题，独独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紧迫问题继续困扰着普通人。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最近几年里有关自由意志的讨论常常转向一种心理学式的发问：当大街上的人声称他们有自由意志时，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有理由警惕这种对讨论的扭曲。意志之自由的问题向来有点难以把捉。这理应使我们对那些探询“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自由是什么的研究加以怀疑。我们也许可以说服对这些问题持有意见的人，但是，许多人就这些问题所做的思考不可能形成某种深思熟虑的观点。通常，调查数据总是让人将信将疑，特别是当人们被要求对这些复杂问题给出简单答复的时候。你要是拦住街上的行人，问他们愿意花多少钱在一年内免得肠癌，他们经常会给你一个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曾经就得了这种病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有太多的思考，也不是说，他们知道如何将其换算成金钱。19

回到自由意志，一些哲学家声称，人类是“天生的非兼容论者”（natural incompatibilists）。他们说，人类天生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们的行为被先在的原因所决定，那么，这些行为就不是自由的。20其更进一步的含意是，我们需要大量也许是捏造的，几乎肯定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哲学论证才能让人们摆脱这一常识上的看法。但“非兼容论”本身就是一系列相当技术性的看法的总名。它是对以下这两路主张之兼容性的否认：首先，我们自由地行动；其次，宇宙定律规定了它历时演化的唯一路径。很难想象谁会“凭借天性”得到有关非兼容论的看法。

让我们先把这些告诫放在一边。关于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自由意志”是什么是一个经验问题：我们不能假设，我们在没有对真实人群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就知道了问题的答案。埃迪·纳米亚斯（Eddy Nahmias）和他的同事就做了一些调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对于那些认为兼容论是某种怪胎（只有与哲学有染的人才会采取这一人工立场）的人来说，他们得到的结论似乎是一个坏消息。21

例如，纳米亚斯及其合作者让被试人想象一台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超级计算机，它可以在一个人（他们管他叫杰里米）出生前的20年就告诉我们，杰里米会于何年何月抢劫银行。如果计算机可以早早作出预测，那么，杰里米似乎必定生活在一个决定的宇宙。他们接着问这些人，“你是否认为，当杰里米抢银行时，他的行为出于其自由意志？”76％的参与者说是的，他抢劫银行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另有67％的人认为，杰里米原本可以选择不去抢银行，尽管他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因此，似乎只有少数人认为，决定论会妨碍自由。

我们当然可以质疑这项调查。例如，我们是否肯定，纳米亚斯的受访者真的相信杰里米的宇宙是被决定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否相信，该超级计算机可以通过计算提前20年就作出预测？或者，他们只是认为这台超级计算机有着神奇的能力，能够直接窥见一个非决定的宇宙的未来？22纳米亚斯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定论，但是，一旦辩论的场域转向这一主张，即在讨论“自由意志”时，大多数人的意思并不是兼容论者所能保障的那种自由，其工作就还能带来一些贡献。诚然，这项调查确实没有告诉我们，兼容论者的观点是否妥当。现在，我们必须转入这一问题。

你本可以不这样做？

我们可否有意义地认为，尽管杰里米的行为是种种决定式的定律的一个后果，但他可以不这么做呢？许多评论家觉得这只是兼容论者的狡辩。决定论告诉我们，未来是过去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无可避免，那么我们就不能做出别的行为。如果我们不能另有作为，那我们就不是自由的。哲学家必须使出哈里斯轻蔑地称之为“神学”的招数——因为这一招对矛盾与荒诞给出了光鲜亮丽而又专业的辩护——来论证，决定论并不妨碍自由。

兼容论神学始于常识：我买了辆福特，可我也喜欢大众，但我并没有买一辆，因为它比福特贵得多。难道我可以不这样做？难道我可以买一辆大众？我是有足够的钱买大众：妨碍我买大众的原因是，我觉得把钱花在别的地方更为明智。如果我不太在意偿还房贷，支付托儿所的费用，而是更加钟意德国的工程技术，那么我就可以买辆大众。换句话说，我确实可以买辆大众，我可以有不同的优先项。决定论一点儿也没威胁到这一说法，它至多威胁到这样一个主张：若再多些力道，飞矢就可以飞得更远一点。

“但是”，怀疑论者说，“这只是换了个话题。自由之人不是说，一个人本可以不这样做，从而让事情起了点变化。自由之人是指，即便事情毫无变化，他也本可以不这样做。决定论告诉我们，对于某一时刻完全明确的宇宙状态，将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未来演化进程。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不相兼容，因为它与‘人们本可以不这样做’这一说法相抵牾。”我们已经看到，科恩在攻击自由意志时借助了这种推理：

我认为，我诠释自由意志的方式和大多数人一样：在你不得不从众多选择方案中选出一个时，如果你本可以不这么选，那么你就拥有自由意志。严格说来，假使你的生命，以及宇宙方方面面的设定能像倒带那样退回到你做出选择的时刻，那么，自由意志意味着你可以另做选择。23

我说过，在接受任何这类“我”对自由意志的诠释和“大多数人”的看法大致相同的主张之前，我们应该稍事停留。科恩认为，在大多数人看来，自由意志被决定论不可避免地排除掉了，但是，如前所见，存在着一些实验证据，它们并不利于大多数人如何看待事物这一主张。不妨假设科恩和人们的意见一致，但他们对此事的看法明智吗？

决定论丝毫没有触及这一想法，即人类是一种了不起的生物，他会考虑证据，权衡理由并为行动制定计划。上述能力对当地环境的各种精微细节是敏感的，换句话说，如果环境输入改变了，那么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也就会有所不同。这就使我们意识到重要的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决定论并没有限制我们的行为。无论从何处开始，受限过程往往会抵达同一终点。例如，无论在杯口的哪个地方放开钢珠，它都会滚到茶杯的底部。就此而论，钢珠滚落到杯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的行为在如下意义上是不受限制的：事情的最终结果极为微妙地取决于它们如何开始。不尽如此，这些依赖关系往往是合理的：我们最终的行为取决于证据的指向。如果证据指向别处，我们便会采取不同的行为。所有这一切同自由的形式有关，全都与决定论相容。我们为什么还应需要更多的东西这并不清楚。

延迟论证

如前所述，最近，科学家的那些有损自由意志的努力引发了一系列非常普遍，同时也是非常古老的担忧，这些担忧事关自由与因果之间的关系。有一系列更为新颖的反自由意志的考虑承袭了神经科学中的实验传统，它似乎表明，有意识的审思对我们最终的行为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下雨前，气压计也许会下降。但气压计的下降并不会带来降雨。相反，气压计的下降和降雨均为大气压降低的效应。类似地，我们有意识的决定也许先于我们的行动，但这些决定并没有让我们如此行动。相反，我们有意识的决定和行动同是我们大脑中事先就有的一系列原因所产生的效应。故事大致就是这样。

这些说法基于这样一类实验：它们的目标是探讨所谓“自发”决定的时间序列；也就是说，决定做某事无非是一种幻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在本杰明·利贝特早期经典实验中，他要求被试人在他们想要挠手腕的时候动一动他们的手腕。24显而易见，我们大多数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自发的。通常情况下，我挠动手腕并不是因为我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冲动，它告诉我，我应该动我的手腕。相反，我挠动手腕是因为我要敲门、我想拍打某人的肩膀等等。这些动手腕的决定是有充分理由的。它们由一扇关着的大门，或某人的背身引起。

心理学家业已发现，在自发自愿的手腕挠动动作发生之前，神经活动有所增强，这种现象被称为“准备电位”（Readiness Potential），简称RP。我们可以利用脑电图（EEG）技术测量RP的出现。在利贝特的实验中，他让被试人在感受到挠腕冲动时就弯动他们的手腕，并忽视其他任何外部刺激。然后，他记录下三个事件的时刻。首先，他需要记录被试人感到挠手腕这一有意识的冲动的时刻。他是这么做的：让被试人盯着一个有着旋转光点的计时器，并要求他们在有了动手腕冲动的时刻记下旋转光点的位置。其次，他利用脑电图记下RP出现的时间。利贝特将这一时刻理解为大脑发起挠动动作的时刻。第三，他记录了挠动手腕这一动作的时间。

利贝特的发现也许让人感到惊讶。他发现，RP在挠动手腕这一动作约550毫秒（大约半秒）之前就已出现。他还发现，RP的出现早于被试报告感到动手腕冲动，时间约为350毫秒。换句话说，RP先出现，然后是有意识的挠手腕冲动，最后才是手腕的运动。这意味着，若有人时刻监测RP，那么，在一个人挠动他的手腕之前，甚至在他觉得他要这样做之前，这位观察者就能做出预测。这让许多评论家认为，人的有意识的决定来得太迟了，它不是我们动手腕的原因。

利贝特实验非常迷人，它催生了大量的文献，而这些文献又提供了形形色色的阐释。25我们不妨把利贝特给出的时间序列接受下来：先是神经活动的增强，然后被试人感受到冲动，最后是手腕挠动。我们也不妨承认，神经活动的增强是挠动手腕的一个相当不错的预测指标。但这是否可以得出，挠动冲动不是挠动的原因呢？在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考虑以下事件序列：首先，发令员枪响，“砰！”；接着，博尔特感到一种冲动，他要加速冲出起跑线；最后，博尔特开始奔跑。尽管在博尔特本人形成冲动之前会有一小段空当，但是，一旦枪响，我们就能非常可靠地预测，博尔特将加速起跑。发令员鸣枪发生于博尔特的冲动之前，但这并不意味着，博尔特的冲动无所影响。他跑是因为他感觉到了那种冲动。而他感觉到那种冲动，是因为他听到了枪响。冲动的来临滞后于枪响，但那只是因为枪响传到他耳朵需要时间，而且他也需要时间作出反应。

博尔特一例和利贝特实验有什么关系呢？博尔特的加速奔跑并不是“自发”行为。博尔特不加速只是因为他不想加速；而他加速了，是因为他听到了枪响。另一方面，“自发”行为应该完全来自内部：它们不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现在，如果你被要求在忽视外界刺激的情况下，仅仅当你感到挠动冲动的时候挠动你的手腕，那么，你很有可能根本就感受不到那种冲动，而且你的手腕也将无动于衷。26但是，被试人得在实验中的某一时刻挠动他们的手腕——否则，利贝特就得不到任何实验数据。

如果被试人担心他们并不是出于自发的冲动来动手腕，那么，他们如何确保他们遵守了实验的要求了呢？这里有一个解决办法：把你大脑中某种杂乱的行为当作一种信号——“砰”，它决定了当你听到这一声“砰”时，你会挠动你的手腕。假使这就是利贝特实验中所发生的一切，那么RP或许可以看作某种内部信号，类似“砰”的一声枪响，它引发了挠动冲动，接着，该冲动导致手腕挠动。我们并不会惊讶于发令员的枪响早于博尔特的加速冲动，所以，我们也不必对RP早于挠动冲动感到惊讶。

这种猜测听起来很可疑，像是扶手椅神经科学。它能得到证据的支持吗？首先，最近一项详细的神经科学工作表明，RP的性质可能被误解了。科学家们往往认为，RP作为一种神经活动的指标，类似于一项行动计划：例如，RP标示了一种无意识的决定，决定某人要挠动手腕。新的实验给这种解释带来了麻烦。新西兰的一组研究团队让被试人静静地等待着，等到他们听见提示音之后，再来决定是否要敲击键盘。该研究小组推断，如果确如利贝特认为的，RP标示了即将发生的行为，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在人们决定要敲击键盘时——而不是在人们不打算这么做时——检测到RP。结果，无论被试人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他们均检测到了RP。27所以说，RP似乎并不是一种采取行动的无意识的决定。

其次，在亚伦·舒尔格及其合作者的新近研究中，他们就RP是如何产生的给出了一个详尽细致的说明，该说明与RP是一种内部的“砰！”这一想法不谋而合。28一般说来，我们基于证据的积累作出决定。一旦有大量合适的证据指向某个行动过程，我们便会开展这一行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利贝特实验中的被试人被要求做出一种特定的动作，即当他们感到挠手腕的冲动时挠动他们的手腕，但事实上，并没有相关的证据来源能告诉他们，何时是做出挠动动作的最佳时机。我们大多数的决定并不是这样的。博尔特听到枪响才会起跑，他不是想跑就跑。心血来潮的决定通常也是由恰当的理由和机会引起的。即使我“一时间想买”一份冰淇淋，我的购买行为实际上也是有原因的：天气太过炎热，我想在工作间隙放放风，而旁边碰巧有一家卖冰淇淋的小摊。总之，人们在利贝特实验中接到的任务极不寻常。

舒尔格及其同事表示，当这种虚假的任务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只是让我们的“生理噪声”（physiological noise）去决定是否要采取行动。在没有任何可以引发挠手腕的合理提示的情况下，神经元的随机背景起伏将有可能触发这一动作。更具体地说，直到背景“噪声”碰巧超过某个阈值，我们才开始动作。根据这一观点，RP并不标示一种无意识的计划：它只是记录了神经噪声偶尔出现的峰值，而利贝特实验中的被试人需要将其作为提示来做出挠腕动作。

试想博尔特打算为慕名而来的人们展示一下他的速度，起跑线上只有他一个人。我们告诉他，没有发令员，他什么时候想起跑就可以起跑。有了这些说明，他若在人群的背景噪声碰巧比平时稍大一点儿的时候起跑，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讶。这并不意味着，背景扰动是某种形式的计划，即便它确实促成了他的起跑。此外，背景噪声的增强和博尔特的起跑冲动之间的时间延迟并不意味着，他的起跑冲动不是他跑动的原因。再说一遍，他跑因为他有起跑冲动，而他有起跑冲动，是因为人群中的噪声变大了一些。同样，利贝特发现RP的出现早于被试有意识的挠腕冲动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有意识的冲动对随后的挠腕动作没有效力。

利贝特实验可以利用RP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作出预测，而2008的那项研究（本章开头提到的那项）以同样的思路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给出了预测。海恩斯及其同事要求被试人选择两个按钮中一个按下（其中一个按钮位于左边，另一个在右边，除此之外它们毫无差别），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监测他们的大脑活动：29

我们发现，无论被试人打算选择左边的按钮还是右边的按钮，两块被高精度编码的脑区均先于有意识的决定作出了响应……预测性的神经信息……在有意识的运动决定（指被试选择某一按钮按下——译者按）出现前的10秒钟就已出现。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应夸大编码的“高精度”：无论被试人选择右边的按钮还是左边的按钮，实验者只有60％的概率能够作出成功的预测，这意味着，他们给出的40％的预测都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可以解释，当我们做决定时，大脑数据为什么会给与我们一点点预测能力。对此，阿尔·迈乐（Al Mele）认为，人们或许有轻微的潜意识偏好——他们更偏爱右侧的按钮。30如果海恩斯实验中的大脑扫描可以呈现出这些偏好，我们就可以利用它们来预测人们会选择哪一个按钮。

假使我们确实是因果关系中的一环，那么，我们大脑早先的状态就必然有助于预测我们的行为。行动需要时间，并受到早先的认知过程的影响。随着神经科学的进步，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找到那些“编码”（encode）了我们未来行为的脑扫描图区。但是，这类数据不足以证明我们有意识的决定没有效力，同样的道理，我们根据枪响预测博尔特闪电般的起跑这一能力不能告诉我们，博尔特本人对其行为没有控制力。迄今为止，神经科学还没有表明自由是一种错觉。

扩展阅读

有关自由意志的经典文献可以参阅：

Gary Watson（ed.）, Free Will（2nd ed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丹内特为兼容论给出了强有力而不失趣味的辩护。见：

Daniel Dennett, Elbow Room: The Varieties of Free Will Worth Wanting（Cambridge, MA：MIT Press, 1984）。

本章的标题取自丹内特新近有关兼容论的议论，他那本书里头也有关于利贝特实验的细致讨论。见：

Daniel Dennett, Freedom Evolves（London：Allen Lane, 2003）。

以下两本书是关于自由意志的重要哲学著作，它们密切关注了相关的科学研究：

Alfred R. Mele, Effective Intentions: The Power of Conscious Will（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Robert Kane, The Significance of Free Wil（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结语

科学的领地

科学帝国主义

科学教给我们空间的本质和微生物的社会行为。科学阐明了水的分子结构以及人类决策的神经基础。科学帝国到底可以扩张多远？科学最终可否告诉我们一切所要知道的东西？

可以说，此类问题引发了我们在本书前两章提出的那些棘手的划界难题。潜心研究历史档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战争的起因、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生活、民主制度的运作和政治权力的行使等等。历史这类学科虽然通常不被认为是科学，但它也不断地揭示出重要的知识片段。

有人可能会回应道，这些知识片段不可避免地受限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人文学也许可以阐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或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语地区的影响，但是，只有系统性的科学考察——或许是演化式的，或许是心理学式的——才能在总体上告诉我们有关战争或宗教的知识。

这种回应并不能将科学拔擢于那些可以提供地方性洞见的学科之上，因为本地化的程度不一，而且，许多科学同样也会提供本地化的洞见。演化研究并不在整体上探索宇宙，但它可以揭示灵长类物种之间的谱系关系的特定模式，或抹香鲸的大鼻子如何工作。这类学说受限于特定的物种或种群，受限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地方性知识也有其重要价值。以下看法可能是错误的：由于一门学科能够告诉我们一般模式，它就必定比那种处理具体（specificity）的学科更加有用。当我们来考察那些对成问题的情形的实际反应时，这一点就变得尤为清楚。也许，最有名的可以证明地方性知识之价值的个案研究是社会学家布莱恩·怀恩（Brian Wynne）的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怀恩调查研究了英格兰北部地区养羊户，以及他们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于1986年4月发生爆炸后的艰难处境。1

地方性知识

1986年6月，在英国的高地地区检测到放射性铯之后，政府出台了一项禁令，禁止坎布里亚郡（Cumbria）的部分地区运输和宰杀羔羊。在坎布里亚郡的一小片区域，这项禁令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三周，比一开始由政府科学家提议的时间长得多。值得注意的是，直到2012年，也就是核反应堆爆炸后的第26年，各项限制才被完全解除。2为什么科学家所估计的坎布里亚地区放射性铯的消散时间如此的不准确？怀恩指责说，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科学家忽视了当地农户宝贵的地方性知识。

政府科学家的第一个错误是，就铯元素在高地环境中的表现采纳了一系列不恰当的假设。他们认为，铯元素很快就会沉降在土壤中，无法重新进入羔羊的身体。不幸的是，事实表明，这些假设对于碱性粘土是成立的，但对于坎布里亚高地的酸性泥炭土并不成立。在这种环境里，铯元素可以不断地循环：从植物进入羔羊的身体，又从羔羊的粪便进入土壤，再从土壤进入植物，最后通过植物返回下一代羔羊的身体。

于是，科学家们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将一种称之为膨润土的粘土掺入到当地的土壤，希望借此吸收并固化放射性铯元素。对此，他们做了实验来确定这一想法是否奏效，以及如其可行，需要多大量的膨润土。实验者将羊群圈养在围栏里，再向不同围栏里的土壤掺入不同量的膨润土（当然，其中一些围栏根本就不含膨润土）。农户意识到，这些实验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的羊通常并没有圈养在围栏里。它们平常是在没有围栏的荒原上四处游荡。如果把羊圈在围栏里，它们很快就会掉膘，而且实验结果也将因羊群健康状况的下降而受到损害。

怀恩补充道，农户同样被科学家的另一项建议给惊到了，科学家建议他们多在山谷放牧，因为那里的铯浓度要低得多。这项建议也忽视了农户们的知识，山谷地区的牧草供应量极为有限。一位接受怀恩采访的农户告诉他，如果长期在山谷牧羊，山谷将“很快退化成荒漠”。事实证明，在坎布里亚地区，政府科学家并不享有对有益知识的垄断。

科学的完整性

许多事实是有价值的，但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自然科学并未对其有所涉及。这一点并不神秘：像怀恩的这类细致的个案研究清楚地表明，有关坎布里亚的农事是如何组织安排的事实——农户们充分知道这些事实——与该地区的放射性沉降物应该如何处理等问题息息相关。即便如此，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另外一些科学家——比方说，社会科学家——对坎布里亚养羊业的运营有细致的了解。难道我们有理由认为，存在一些重要的但任何科学永远都无法获得的理解形式？

我们将过去五十年里最知名的哲学思想实验归功于澳大利亚哲学家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该思想实验似乎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存在着一些科学探索永远无法获得的真理。3杰克逊让我们来想象一个叫玛丽的女人。她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其一生都在研究颜色与色觉。她知道有关物体表面性质的一切，知道物体如何反射光线，也知道所有关于眼睛解剖结构的知识以及大脑如何处理视觉信息。总之，她知道所有关于颜色和颜色感知的科学事实。但玛丽的一生都是在一间黑白色的屋子里度过的，在那里，她学习这一科学的种种知识。她穿着黑白色的衣服（戴着黑白色的手套），见不到任何窗户或镜子。有一天，她推开黑白屋的大门，第一次走到外面的世界。她碰到一个英国邮筒。“哦！”她说，“我从来都不知道看见红色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知道了。”

杰克逊的想法是（或曾经是——因为他后来改变了他对这个故事的意义的看法），出门之后，玛丽学到了一些新东西。她知道了看见红色是怎么回事。一直待在屋子里的她知道所有有关红色，以及看见红色的物理事实。所以，如果她学到了某种新东西，那么，她一定学到了某种非物理的东西，学到了一个不包含在物理学中的事实。

值得指出的是，杰克逊的论证不仅能够反对这一大胆主张，即所有事实都是由物理学来处理的事实；而且也能够反对这一温和主张，即所有事实都是由某种科学来处理的事实。一些哲学家曾质疑这一想法：化学、生物学与心理学所揭示的事实在根本上都是物理事实。4这些哲学家并不想说，玛丽在黑白屋里学到的东西在根本上是物理学。别忘了，我们的故事是说，玛丽花时间阅读有关视网膜生理学、色觉的演化等东西。这些都不是我们在物理课上学到的东西。即便玛丽被限制在无颜色的屋子里，即便她可以得到所有神经科学、演化论、生态学、发展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期刊文章和教科书，她也似乎只有遇见某个红色的物体之后才能知道看见红色是怎么回事。她离开屋子后所学到的东西似乎并不是任何一种科学事实。似乎可以推断有一些知识领域是科学够不着的。

对杰克逊论证最有说服力的回应被称为“能力”（ability）回应。玛丽离开她的黑白屋之后学到了以前她不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包含在任何她所知道的科学知识里头。她知道了看见红色是怎么回事。但若我们认为玛丽所学到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事实，那么，我们只能推断说，存在着一些非物理的事实（或非科学的事实）。

像哲学家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劳伦斯·尼米罗（Laurence Nemirow）以及休·梅勒这些能力回应的支持者认为，玛丽离开屋子后学到的是一项新技能，或者说是一种新能力。5她平生第一次遇见了某个红色物体，一旦她遇见了她就有能力认出更多红色的东西、想象红色的东西，并回忆起她见到过的红色的东西。对邮筒的直接经验并未揭示出某一类特殊的、科学无法把握的事实。它反倒赋予了玛丽一项新的技能。

能力回应最出色的地方在于，对于玛丽带来的那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它给出了一个出色的回答。假使玛丽在离开黑白屋之后应该学到某个新事实——就算这一事实不是科学事实——该事实为什么不是她本该在书本上学到的事实呢？有人可能会说，有一些非科学的事实是难以表达的，这意味着，它们无法用正常的方式表达出来。不过，这一回应似乎只是重申了我们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事实的非科学性意味着它不能被写下来？

对于玛丽身上发生了什么，能力回应给出了一个较为让人满意的分析。让我们变一变杰克逊的思想实验，设想某位叫布拉德利的人对自行车非常着迷。他阅读过所有有关自行车的书籍，知道所有有关环法自行车赛的历史，还完全理解并能解释自行车的工作原理。他甚至钻研文献，为如何在自行车比赛中击败他人提供战术指导。但是，布拉德利一辈子都被关在屋子里，他无法得到自行车。直到有一天，他离家出走，在路上发现了一辆全新的比赛用自行车。他试着骑上它，结果一下子就摔倒了。

显然，对于布拉德利无所不知的书本知识而言，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是他不知道的。但我们不应说他缺乏事实性知识；相反，他缺乏的是技能。他不知道如何骑自行车。技能是这样一种东西，不去实践就很难获得，这就是为什么布拉德利不能单单通过阅读大量的操作手册就学会骑自行车。同样的道理，能力回应的支持者说，玛丽有关颜色和颜色感知的渊博的理论知识不足以让她知道看见红色是怎么回事，因为看见红色是怎么回事是一项技能。这项技能的习得要求我们先得看到红色的物体，就像学习如何骑自行车得先有自行车一样。科学论文无法告诉我们看见红色是怎么回事，因为，一般说来，我们很难通过阅读科学文献获得技能。

如果我们接受了能力回应，那么，杰克逊的思想实验就无法表明存在着一些科学永远无法触及的事实。但能力回应充分说明，存在着一些宝贵的、科学无法把握的知识。我们必须承认，科学不会告诉我们看见红色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基本洞见，更一般地主张：比起干巴巴的事实陈述，从事虚构作品的创作也许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我们了解罹患抑郁症是怎么回事、人们的生活方式被工业化撕裂是怎么回事等等。我们可以承认，虚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知识或理解，而它们常常不为那种在心理学或社会学著作中呈现出的东西所注意。但这并不意味着，虚构作品是在提醒我们注意科学无法把捉的事实。相反，它们赋予了我们一种获取和改进重要技能的方式。

当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同样依赖于实际技能。科学家必须学会如何设计实验、如何操作仪器，以及如何解释数据。尽管科学教给我们很多重要的东西，但它永远不会告诉我们所要知道的一切——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我们的世界、想要好好地生活，想要做出明智的决定的话。重大研究的成功运用需要我们留意经常被科学忽视了的地方性知识。驾驭科学工作同样需要技能，特别是需要一种做出判断的能力，来判断研究中的哪些部分应该告知有权行使它们的人，以及这种信息传达该如何进行。最后，就我们的自我理解的科学研究而言，它的重要性并不会从科学期刊的文章中跃然而出；相反，当我们问这项工作对意志之自由、对我们的道德图景、对人性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们需要作出小心谨慎的说明。什么是科学的意义？这不是一个科学本身能够回答的问题。

扩展阅读

关于地方性知识和科学知识可参阅:

Alan Irwin and Brian Wynne（eds）, 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The Public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关于诸种科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所有科学是否在根本上都是物理学这一问题，可参见：

John Dupré, The Disorder of Things：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the Disunity of Science（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关于玛丽见：

Peter Ludlow, Yujin Nagasawa and Daniel Stoljar（eds），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 Essays on Phenomenal Consciousness and Frank Jackson’s Knowledge Argument（Cambridge, MA：MIT Press, 2004）。

参考文献

前言 科学之奇妙

1.这句话多被归于费曼，但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他确实说过这句话。

2.爱因斯坦的通信文字取自Don Howard, ‘Einstei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ward N. Zalta（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ummer 2010 Edition）。网址：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0/entries/einstein-philscience/

3.在我的剑桥同事张夏硕（Hasok Chang）的著作中这一重要主题得到了重视。

第一部分 “科学”意味着什么

第一章 科学如何运作

1.A. Rosenberg, Economics: Mathematical Politics or Science of Diminishing Retur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M. Dembski and M. Ruse（eds）, Debating Design: From Darwin to D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S.Sarkar, Doubting Darwin? Creationist Designs on Evolution（Oxford:Blackwell, 2007）.

3.例见S. Singh and E. Ernst, Trick or Treatment? Alternative Medicine on Trial（London: Bantam Press, 2008）。

4.我于2014年5月参加了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的一场辩论，会上有人以此支持顺势疗法药物。

5.K. Popper, Unended Quest（London: Routledge, 1992）.

6.D. Gillies, ‘Lakatos, Popper, and Feyerabend: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网址： http://www.ucl.ac.uk/silva/sts/staff/gillies/gillies_2011_lakatos_popper_feyerabend.pdf

7.D. Gillies, ‘Lakatos, Popper, and Feyerabend: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网址： http://www.ucl.ac.uk/silva/sts/staff/gillies/gillies_2011_lakatos_popper_feyerabend.pdf

8.Medawar以及Bondi的话转引自B. Magee, Popper（London:Fontana, 1973）, p. 9。

9.D. Gillies, ‘Lakatos, Popper, and Feyerabend: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网址： http://www.ucl.ac.uk/silva/sts/staff/gillies/gillies_2011_lakatos_popper_feyerabend.pdf

10.K. Popper, ‘Science: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 Routledge, 1963）, p. 44.

11.K. Popper, ‘Science: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 Routledge, 1963）, p. 45.

12.K. Popper, ‘Science: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 Routledge, 1963）, p. 45.

13.该例取自《每日邮报》2014年8月的星象预测。网址：http://www.dailymail.co.uk/home/you/article-1025205/This-weekshoroscopes-Sally-Brompton.html

14.S. Freu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Volume 4（1900）, p. 150. 哲学视角下对这一案例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A. Grünbaum, ‘The Psychoanalytic Enterprise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in C. W. Savage（ed.）, Scientific Theorie,Minnesota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14（Minneapolis,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0）, pp. 41-58。

15.S. Freu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Volume 4（1900）, p. 150. 哲学视角下对这一案例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A. Grünbaum, ‘The Psychoanalytic Enterprise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in C. W. Savage（ed.）, Scientific Theorie,Minnesota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14（Minneapolis,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0）, pp. 41-58。原文为斜体。

16.下面这本书的第一章对归纳问题做了清晰流畅的介绍，见P. Lipton,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2nd edn）（London:Routledge, 2004）。

17.K. Popper, ‘Science: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 Routledge, 1963）, p. 56.

18.我根据费曼的讲座视频对其评论进行了改写，视频见：YouTube: http://youtu.be/EYPapE-3FRw

19.G. Brumfei, ‘Particles Break Light-Speed Limit’, Nature, 22 September 2011. 网址： http://www.nature.com/news/2011/110922/full/news.2011.554.html#update1

20.Rees和Weinberg的评论被引于J. Matson, ‘Faster-ThanLight Neutrinos? Physics Luminaries Voice Doubts’, Scientific American, 26 September 2011。网址：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ftl- neutrinos/

21.F. Dyson, A. Eddington and C. Davidson, ‘A Determination of the Deflection of Light by the Sun’s Gravitational Field, from Observations Made at the Total Eclipse of May 29, 1919’, Phil.Trans. R. Soc. Lond. A（1920）, 220: 332.

22.H. Putnam, ‘The “Corroboration” of Theories’, in R. Boyd,P. Gasper and J. D. Trout（eds）,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Cambridge,MA: MIT Press, 1991）.

23.K.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London:Routledge, 1992）, p. 94.

24.K.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London:Routledge, 1992）, p. 87.

25.E. Reich, ‘Embattled Neutrino Project Leaders Step Down’,Nature, 2 April 2012. 网址：http://www.nature.com/news/embattledneutrino-project-leaders-step-down-1.10371

26.C.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London: John Murray,1859）.

27.H. Kroto, ‘The Wrecking of British Science’, Guardian, 22 May 2007.

28.H. Kroto, ‘The Wrecking of British Science’, Guardian, 22 May 2007.

29.P.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1975; 4th edn, New York:Verso, 2010）, p. 40.

第二章 那是科学吗？

1.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2.关于这一工作的介绍见D.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London: Penguin, 2012）。

3.J. Henrich et al., ‘“Economic Man”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8（2005）: 795-855.

4.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s and Depriv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5.N. Cartwright, Nature’s Capacities and their Measuremen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6.E. Sober, The Nature of Selec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Chapter One.

7.A. Alexandrova, ‘Making Models Count’, Philosophy of Science, 75（2008）: 383-404.

8.N. Cartwright, ‘The Vanity of Rigour in Economics:Theoretical Models and Galilean Experiments’ in her Hunting Causes and Using Th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17-35.

9.这一想法我得益于张夏硕。

10.例见M. Ridley, Evolution（3rd edn）（Oxford: Blackwell, 2003）;N. Barton et al., Evolution（Long Island, NY: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 2007）。

11.J. Endler, Natural Selection in the Wild（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智能设计一派的代表性著作有W. Dembski and J. Kushiner（eds）, Signs of Intelligence（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2001）; M. J. Behe, Darwin’s Black Box（2nd edn）（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6）。

13.对神创论者、智能设计理论家的各种进路的批判性综述可参见R. T. Pennock, Tower of Babel: The Evidence against the New Creationism（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14.下文中的讨论改写自我在《达尔文》（Darwin, London:Routledge, 2007）一书中的细致论述。

15.M. J. Behe, Darwin’s Black Box（2nd edn）（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6）.

16.K. Miller, ‘The Flagellum Unspun’ in W. Dembski and M.Ruse（eds）, Debating Design: From Darwin to D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E. Sober, ‘The Design Argument’ in W. Mann（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Oxford: Blackwell, 2004）.

18.又见S. Sarkar, Doubting Darwin? Creationist Designs on Evolution（Oxford: Blackwell, 2007）。

19.http://www.britishhomeopathic.org/what-is-homeopathy/

20.C. Weijer, ‘Placebo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166（2002）: 603-604.

21.R. Smith, ‘Medical Journals an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Uneasy Bedfellow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6（2003）: 1202.

22.L. Kimber et al., ‘Massage or Music for Pain Relief in Labour’, European Journal of Pain, 12（2008）: 961-9; E. Ernst, ‘Does Post-Exercise Massage Treatment Reduce Delayed Onset Muscle Soreness? A Systematic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32（1998）: 212-14.

23.将顺疗药物同单一的疾病条件联系起来的方法被称为“临床顺势疗法”，与之对照的是更注重整体的“经典顺势疗法”，见K. Banerjee et al., ‘Homeopathy for Allergic Rhinitis: Protocol for a Systematic Review’, Systematic Reviews, 3（2014）: 59。

24.http://www.britishhomeopathic.org/what-is-homeopathy/

25.NHMRC Homeopathy Working Committee, Effectiveness of Homeopathy for Clinical Conditions: Evaluation of the Evidence,Optum（October 2013）, p. 8.

26.D. Sackett et al., ‘Evidence-Based Medicin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BMJ, 312（1996）: 71.

27.http://www.britishhomeopathic.org/evidence/the-evidencefor-homeopathy/

28.F. Benedetti, Placebo Effects: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in Health and Diseas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9.W. Brown, The Placebo Effect in Clinical Practi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4-5.

30.R. Hahn, ‘The Nocebo Phenomenon: Concept, Evidence,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Health’, Preventive Medicine, 26（1997）:607-11.

31.J. Fournier et al., ‘Antidepressant Drug Effects and Depression Severity: A Patient-Level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03（2010）: 47-53.

32.T. Kaptchuk et al., ‘Placebos without Decept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PLOS One（2010）DOI: 10.1371/journal.pone.0015591.

33.J. Howick et al., ‘Placebo Use in the United Kingdom: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Primary Care Practitioners’, PLOS One（2013）, DOI: 10.1371/journal.pone.0058247.

第三章 “范式”之范式

1.J. Isaac, Working Knowledge: Making the Human Sciences from Parsons to Kuh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11.

2.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3rd ed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151.

3.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3rd ed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181. 又见M. Masterman, ‘The Nature of a Paradigm’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4.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3rd ed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175.

5.M. J. S. Hodge, ‘The Structure and Strategy of Darwin’s “Long Argument”’,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0（1977）:237-46.

6.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 E.S. Lander et al., ‘Initial Sequencing and Analysis of the Human Genome’, Nature, 409（2001）: 860-921.

7.K. Lindblad-Toh et al., ‘Genome Sequenc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Haplotype Structure of the Domestic Dog’, Nature,438（2005）: 803-19; S. A. Goff et al., ‘A Draft Sequence of the Rice Genome’, Science, 296（2002）: 92-100; M. D. Shapiro et al., ‘Genomic Divers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Head Crest in the Rock Pigeon’,Science, 339（2013）: 1063-7.

8.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3r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190.

9.下面这本书透过一种历史的、哲学的视角对空间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见L. Sklar, Space, Time and Spacetime（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10.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本段给出的历史是高度简化了的。关于相对论起源的全面论述参见R. Staley, Einstein’s Generation:The Origins of the Relativity Revolution（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11.T. Kuhn, ‘Commensurability, Comparability, Communicability’ in his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hilosophical Essays 1970-1993（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p. 3357. 关于库恩对不可公度这一想法的转变，见H. Sankey, ‘Kuhn’s Changing Concept of Incommensurability’,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44（1993）: 759-74。关于不可公度更一般的论述，见H. Sankey, The Incommensurability Thesis（Aldershot: Avebury, 1994）。

12.T. Kuhn, ‘Commensurability, Comparability, Communicability’in his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hilosophical Essays 1970-1993（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48.

13.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3rd ed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4.库恩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思考，该故事取自J. Isaac, Wor-king Knowledge: Making the Human Sciences from Parsons to Kuh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11-12。

15.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3rd ed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134.

16.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3rd ed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119.

17.I.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18.对这些问题的哲学讨论见A. Byrne and D Hilbert（eds）,Readings on Color, Volume 1: The Philosophy of Color（Cambridge,MA: MIT Press, 1997）。

19.T.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3rd ed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118.

20.E. Thompson, Colour Vision: A Study in Cognitive Scien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Perception（London: Routledge, 1995）.

21.对达尔文进步观的进阶讨论见拙作《达尔文》（Darwin,London: Routledge, 2007）。

22.J. Odling-Smee, K. Laland and M. Feldman, Niche Construction: The Neglected Process in Evolution（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3.T. Kuhn,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in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hilosophical Essays 1970-1993（Chicago, IL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104.

24.C.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London: John Murray,1859）.

25.见达尔文本人补于《物种起源》后几版的《历史回顾》（‘Historical Sketch’）一文，在该文中，达尔文认可了这些前辈。

26.J. Secord, Victorian Sensation（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27.P. Bowler, The Eclipse of Darwinism（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28.H. Fleeming Jenkin, ‘Review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North British Review, 46（1867）: 277-318.

29.T. Lewens, ‘Natural Selection Then and Now’, Biological Reviews, 85（2010）: 829-35.

30.R. A. Fisher, The Genetical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Oxford: Clarendon, 1930）.

第四章 但那是实情吗？

1.犹太教视角下也有基于相似立场的说法，见P. Lipton, ‘Science and Religion: The Immersion Solution’ in J. Cornwell and M.McGhee（eds）, Philosophers and God: At the Frontiers of Faith and Reason（London: Continuum, 2009）, pp. 31-46。

2.关于非充分决定的重要论文有L. Laudan, ‘Demystifying Underdetermination ’ in C. W. Savage（ed.）, Scientific Theories,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4（Minneapolis,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0）, pp. 267–97; L. Laudan and J.Leplin, ‘Empirical Equivalence and Under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8（1991）: 449–72。

3.C.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London: Penguin, 2013）, pp. 47-8.

4.博厄斯所有未发表的讲座文字稿收于一处在线附录，见H.Lewis, ‘Boas, Darwin,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42（2001）。感谢摩尔（Jim Moore）让我注意到这一资源。

5.原版名为P. Duhem, La Théorie Physique. Son Objet, Sa Structure（Paris: Chevalier and Rivière, 1906）。

6.P.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1914]）.

7.H.-J. Shin et al., ‘State-Selective Dissociation of a Single Water Molecule on an Ultrathin MgO Film’, Nature Materials, 9（2010）:442-7.

8.先前的论述全部基于H. Chang, Is Water H2O?（Dordrecht:Springer, 2012）。

9.A. Kukla, ‘Does Every Theory Have Empirically Equivalent Rivals?’, Erkenntnis, 44（1996）: 145.

10.此处我受到了斯坦福文章的影响，见K. Stanford, ‘Refusingthe Devil’s Bargain: What Kind of Underdetermination Should We Take Seriously?’, Philosophy of Science, 68 [Proceedings]（2001）: S1S12。

11.例见R. Boy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Issue of Scientific Realism’, Erkenntnis, 19（1983）: 45–90。

12.H. Putnam, Mathematics, Matter and Meth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73.

13.早在普特南于1975年给出这一短评之前，这种形式的论证就已经有了。澳大利亚哲学家斯玛特（J. J. C. Smart）在其1963年的书中给出了类似的评论，见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Reali sm（London: Routledge, 1963）。

14.F.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translated by W. Kaufmann（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1887]）, Book Three, Section 110.

15.B.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16.P. D. Magnus and C. Callender, ‘Realist Ennui and the Base Rate Fallacy’, Philosophy of Science, 71（2004）: 320-38.

17.A. Tversky and D. Kahneman, ‘Evidential Impact of Base Rates’ in D. Kahneman, A. Tversky and P. Slovic（eds）, 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8.这种关于真理的“极简主义”观，可参见P. Horwich, Truth,Second Edi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对这一观点的阐述及辩护参见K. Stanford, Exceeding Our Grasp: Science,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Unconceived Alternativ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0.L. Boto,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in the Acquisition of Novel Traits by Metazoan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281（2014）DOI: 10.1098/rspb.2013.2450.

21.L. Graham et al., ‘Lateral Transfer of a Lectin-Like Antifreeze Protein Gene in Fishes’, PLOS One, 3（7）（2008）: DOI:10.1371/journal.pone.0002616.

22.关于这些主题的讨论见W. F. Doolittle, ‘Uprooting the Tree of Life’, Scientific America, 282（2000）: 90-95。

23.作为早期的悲观归纳提倡者，劳丹的看法多受到肯定，尽管这可能是错误的。例见L. Laudan, ‘A Confutation of Convergent Real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 48（1981）: 19-49。

24.P. Lipton, ‘Tracking track records’, Aristotelian Society,Supplementary Volume, 74（2000）: 179–205.

25.对于悲观归纳的这一回应有一些重要的质疑，见K. Stanford, ‘No Refuge for Real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 70（2003）: 91325; H. Chang, ‘Preservative Re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Revisiting Caloric’, Philosophy of Science, 70（2003）: 902-12。

26.K. Stanford, Exceeding Our Grasp: Science,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Unconceived Alternativ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7.我的这些思考极大地受到了我以前的博士生尼克尔森（Sam Nicholson）的博士论文的影响，见S. Nicholson, Pessimistic Inductions and the Tracking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hD Thesis（2011）。

第二部分 科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第五章 价值与真实

1.Shale Gas Extraction in the UK: A Review of Hydraulic Fracturing（Royal Society/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2012）: 5.网址：http://www.raeng.org.uk/publications/reports/shale-gas-extraction-in-the-uk

2.Scientific Review of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Methods to Avoi Mitochondrial Disease through Assisted Conception（HFEA, 2011）.网址：http://www.hfea.gov.uk/docs/2011-04-18_Mitochondria_review_- _final_report.PDF

3.我对李森科言论的解释基于W. deJong-Lambert, The Cold War Politics of Genetic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ysenko Affair（New York: Springer, 2012）。

4.R. M. Young, ‘Getting Started on Lysenkoism’, Radical Science Journal, 6-7（1978）: 81-105.

5.S. C. Harland, ‘Nicolai Ivanovitch Vavilov. 1885-1942’,Obituary Notices of the Royal Society, 9（1954）: 259-64.

6.L. Graham, Science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30.

7.详见D. Turner, ‘The Functions of Fossils: Inference and Explanation in Functional Morpholog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31（2000）: 193212。

8.E. A. Lloyd, The Case of the Female Orgasm: Bias in the Science of Evolut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例见Lloyd的网址：http://mypage.iu.edu/~ealloyd/

10.A. Kinsey et al.,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Philadelphia, PA: W. B. Saunders, 1953）, p. 164.

11.D. Morris, The Naked Ape: A Zoologist’s Study of the Human Animal（New York: McGraw Hill, 1967）, p. 79.

12.G. Gallup and S. Suarez, ‘Optimal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for Bipedalism’,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2（1983）, p. 195.

13.E. A. Lloyd, The Case of the Female Orgasm: Bias in the Science of Evolut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 58.

14.W. H. Masters and V. E. Johnson, Human Sexual Response（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p. 123; E. A. Lloyd, The Case of the Female Orgasm: Bias in the Science of Evolutio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82.

15.E. A. Lloyd, The Case of the Female Orgasm: Bias in the Science of Evolut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 190.

16.劳埃本人对此抱有坚定的怀疑，见E. Lloyd, ‘The Evolution of Female Orgasm: New Evidence and Feminist Critiques’ in F. de Sousa and G. Munevar（eds）, Sex, Reproduction and Darwinism（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2012）。

17.D. Puts, K. Dawood and L. Welling, ‘Why Women have Orgasms: 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1（2012）: 1127-43.

18.R. Levin, ‘Can the Controversy about the Putative Role of the Human Female Orgasm in Sperm Transport be Settled with our Current Physiological Knowledge of Coitus?’,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8（2011）: 1566-78.

19.R. Levin, ‘The Human Female Orgasm: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its Proposed Reproductive Functions’, Sexual and Relationship Therapy, 26（2011）: 301-14.

20.E. Lloyd, ‘Pre-Theoretical Assumptions in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s of Female Sexuality’, Philosophical Studies, 69（1993）:139-53.

21.达尔文早期生活的细节见Janet Browne撰写的非常出色的传记：J. Browne, Charles Darwin: Voyaging（London: Pimlico, 2003）。

22.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信件转引自A. Schmidt,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Translated B. Fowkes, from the German edition of 1962（London: NLB, 1971）。

23.C.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London: John Murray,1859）, p. 108.

24.详见J. Odling-Smee, K. Laland and M. Feldman, Niche Construction: The Neglected Process in Evolution（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5.例见R. Levins and R. Lewontin,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6.本节的论证深受道格拉斯的重要著作的影响：H. Douglas, Science, Policy and the Value-Free Ideal（Pittsburgh, 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9）。

27.对移动电话的风险的指控有一些回应，其详细研究见A.Burgess, Cellular Phones, Public Fears and a Culture of Precau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8.S. John, ‘From Social Values to p-Values: The Social Epistem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forthcoming）.

29.J. O’Reilly, N. Oreskes, and M. Oppenheimer, ‘The Rapid Disintegration of Consensus: the West Antarctic Ice Shee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2（2012）: 709-31.

30.这一节的论证取自拙文‘Taking Sensible Precautions’,The Lancet, 371（2008）: 1992-3。

31.C. Sunstein, Laws of Fear: Beyo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2.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网址：http://www.un.org/documents/ga/conf151/aconf15126-1annex1.htm

33.G. Suntharalingam et al., ‘Cytokine Storm in a Phase 1 Trial of the Anti-CD28 Monoclonal Antibody TGN1412’,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5（2006）: 1018-28.

34.U. Beck, The Risk Society（London: Sage, 1992）, p. 62. 原文为斜体。

35.S. John, ‘In Defence of Bad Science and Irrational Policies’,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13（2010）: 3-18.

第六章 人类的善意

1.C.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London: John Murray, 1871）,p. 106.

2.M. Ghiselin, ‘Darwin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Science,179（1973）, p. 967.

3.M. Ghiselin, The Economy of N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Sex（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4.C.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London: John Murray, 1871）,p. 87.

5.C.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London: John Murray,1859）.

6.R. Alexander, ‘Evolutionary Selection and the Nature of Humanity’ in V. Hösle and G. Illies（eds）, Darwinism and Philosophy（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5）, p. 309.

7.D. Zitterbart et al., ‘Coordinated Movements Prevent Jamming in an Emperor Penguin Huddle’, PLOS One（June 2011）, DOI:10.1371/journal.pone.0020260.

8.J. Birch, ‘Gene Mobility and the Concept of Relatedness’,Biology and Philosophy, 29（2014）: 445-76.

9.有关细菌的社会性行为的更多细节见上书；关于生物学上的利他与心理学上的利他之间差别的简要讨论见E. Sober and D. Wilson, Unto Others: The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of Unselfish Behaviour（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R. Trivers,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1971）: 35-57.

11.S. West, A. Griffin and A. Gardner, ‘Social Semantics:Altruism, Cooperation, Mutualism, Strong Reciprocity and Group Selectio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20（2007）: 415-32.

12.R.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30th Anniversary Edi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

13.关于演化论中的自私的基因一说见A. Gardner and J. Welch, ‘A Formal Theory of the Selfish Gene’,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24（2011）: 1801-13。

14.R. Dawkins, The Extended Phenotyp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A. Gardner and J. Welch, ‘A Formal Theory of the Selfish Gene’,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24（2011）: 1801-13.

15.C.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London: John Murray,1871）.

16.J. Henrich et al., ‘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u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 73-8.

17.R. Frank et al., ‘Does Studying Economics Inhibit Coope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1993）: 15971; B. Frey and S. Meier, ‘Are Political Economists Selfish and Indoctrinated?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Economic Inquiry, 41（2003）: 448-62.

18.J. Henrich, ‘Does Culture Matter in Economic Behavior?Ultimatum Game Bargaining among the Machiguenga of the Peruvian Amaz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2000）: 973-9.

19.C.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London: John Murray,1871）.

20.我对社会演化的理解得益于伯奇（Jonathan Birch）多年间富有价值的教导。

21.关于绿胡子的详细讨论见A. Gardner and S. West, ‘Greenbeards’, Evolution, 64（2010）: 25-38。

22.L. Keller and K. Ross, ‘Selfish Genes: A Green Beard in the Red Fire Ant’, Nature, 394（1998）: 573-5.

23.概见E. Jablonka and M. Lamb, Evolution in Four Dimensions（revised edn）（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4）。

24.例见P. J. Richerson and R. Boyd, Not by Genes Alone: How Culture Transformed Human Evolu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25.C. el Mouden et al.,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ur: A General Approach Based on the Price Equatio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27（2014）: 231-41.

第七章 天性——当心！

1.S. Pinker, 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London: Allen Lane, 2002）.

2.M. Sandel,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L. Kass, ‘The Wisdom of Repugnance: Why We Should Ban the Cloning of Humans’, Valparaiso University Law Review, 32（1998）: 689.

4.D. Hull, ‘Human Nature’, PSA: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2（1986）: 12.

5.M. Ghiselin, Metaphys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Albany,NY: SUNY Press, 1997）, p. 1.

6.J. Henrich, S. Heine and A. Norenzayan,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3（2010）: 61-135.

7.M. H. Segall, D. T. Campbell and M. Herskovit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Visual Perception（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1966）.

8.J. Winawer, N. Witthoft, M. C. Frank, L. Wu, A. R. Wade and L. Boroditsky, ‘Russian Blues Reveal Effects of Language on Color Discrimination’, PNAS, 104（2007）: 7780-85.

9.实例与进阶讨论见T. Lewens, ‘Species, Essence and Explanation’,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43（2012）: 751-7。

10.S. Okasha, ‘Darwinian Metaphysics: Species and the Question of Essentialism’, Synthese, 131（2002）: 191–213.

11.C.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London: John Murray,1859）.

12.E. Machery, ‘A Plea for Human Natur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1（2008）: 321-9.

13.T. Lewens, ‘Human Nature: The Very Idea’,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5（2012）: 459-74.

14.B. Sinervo and C. M. Lively, ‘The Rock-Paper-Scissors Game and the Evolution of Alternative Male Strategies’, Nature, 380（1996）:240-43.

15.M. Tomasello,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Human Cognit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C. Heyes, ‘Grist and Mills: On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Cultural Learning’, Phil. Trans. R. Soc. B, 367（2012）: 2181-91.

17.C. Heye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mita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5（2001）: 253-61.

18.J. Hope, ‘Inability to Recognise People’s Faces is Inherited’, Daily Mail, 8 May 2014. 网址： http://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2622909/Find-hard-place-face-Its-genes-Inabilityrecognise-people-inherited-study-says.html

19.关于遗传力之意义的清晰介绍见E. Sober, ‘Separating Nature and Nurture’ in D. Wasserman and R. Wachbroit（eds）, Genetics and Criminal Behavior: Methods, Meanings and Mora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7–78。

20.本节的其余部分取自我在剑桥艺术、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研究中心发表的博客。

21.P. Wintour, ‘Genetics Outweighs Teaching , Gove Adviser Tells his Boss’, Guardian, 11 October 2013. 网址：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3/oct/11/genetics-teaching-gove-adviser

22.R. Plomin and K. Asbury, G is for Genes: The Impact of Genetics on Education and Achievement（Oxford: Wiley-Blackwell,2013）.

23.T. Helm, ‘Michael Gove Urged to Reject “Chilling Views” of his Special Adviser’, Observer, 12 October 2013. 网址：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3/oct/12/michael-gove-special- adviser 24.P. Wilby, ‘Psychologist on a Mission to Give Every Child a Learning Chip’, Guardian, 18 February 2014. 网址：http://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4/feb/18/psychologist-robertplomin-says-genes-crucial-education

25.S. Atran et al., ‘Generic Species and Basic Levels: Essence and Appearance in Folk Biology’, Journal of Ethnobiology, 17（1997）:17–43.

26.S. Gelman and L. Hirschfeld, ‘How Biological is Essentialism?’ in S. Atran and D. Medin（eds）, Folkbiology（Cambridge,MA: MIT Press, 1999）, pp. 403–45.

27.这一想法我得益于瑞•兰顿（Rae Langton）。

28.L. Kass, ‘Ageless Bodies, Happy Souls: Bio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The New Atlantis, 1（2003）: 9–28.

29.L. Kass, ‘The Wisdom of Repugnance: Why We Should Ban the Cloning of Humans’, Valparaiso University Law Review, 32（1998）:679–705.

30.L. Kass, ‘The Wisdom of Repugnance: Why We Should Ban the Cloning of Humans’, Valparaiso University Law Review, 32（1998）：第691页。

31.L. Kass, ‘The Wisdom of Repugnance: Why We Should Ban the Cloning of Humans’, Valparaiso University Law Review, 32（1998）：第691页。

第八章 自由消解了吗？

1.C. S. Soon et al., ‘Unconscious Determinants of Free Decisions on the Human Brain’, Nature Neuroscience, 11（2008）: 543-5.

2.S. Harris, Free Will（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012）.

3.T. Chivers, ‘Neuroscience,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Daily Telegraph, 12 October 2010. 网址：http://www.telegraph.co.uk/science/8058541/Neuroscience-free-will-and-determinism-Im-just-amachine.html

4.M. Gazzaniga, ‘Free Will is an Illusion, But You’re Still Responsible for Your Action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8 March 2012. 网址：http://chronicle.com/article/Michael-S-Gazzaniga/131167

5.C. S. Soon et al., ‘Unconscious Determinants of Free Decisions in the Human Brain’, Nature Neuroscience, 11（2008）: 543-5.

6.B. Libet et al., ‘Time of Conscious Intention to Act in Relation to Onset of Cerebral Activity（Readiness-Potential）: The Unconscious Initiation of a Freely Voluntary Act’, Brain, 106（1983）, 623-42; B.Libet, ‘Do we have Free Will?’,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6（1999）, 54.

7.J. Coyne, ‘You Don’t have Free Will’,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8 March 2012. 网址：http://chronicle.com/article/Jerry-A-Coyne/131165/

8.关于非决定论在自由意志中所起到的作用，下面这本书给出了重要的辩护，见R. Kane, The Significance of Free Wil（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9.D. Dennett, Elbow Room: The Varieties of Free Will Worth Wanting（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4）.

10.D. Wooldridge, The Machinery of the Brain（New York:McGraw-Hill, 1963）, pp. 82-3.

11.F. Keijzer, ‘The Sphex Story: How the Cognitive Sciences Kept Repeating an Old and Questionable Anecdot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6（2013）: 502-19.

12.H. G. Wells, J. S Huxley and G. P. Wells, The Science of Life,Volume 2（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1938）.

13.J.-H. Fabre,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Paris: Librarie Ch.Delagrave, 1879）; J.-H. Fabre, The Hunting Wasps（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15）.

14.J.-H. Fabre,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Paris: Librarie Ch.Delagrave, 1879）; J.-H. Fabre, The Hunting Wasps（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1915）.

15.J. Brockman, ‘Provisioning Behavior of the Great Golden Digger Wasp, Sphex ichneumoneus’, Journal of the Kansas Entomological Society, 58（1985）: 631-55.

16.F. Keijzer, ‘The Sphex Story: How the Cognitive Sciences Kept Repeating an Old and Questionable Anecdot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6（2013）: 502-19.

17.见R. Lurz, Mindreading Animals: The Debate over what Animals Know about Other Minds（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18.例见D. Kahneman, A. Tversky and P. Slovic（eds）, 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9.在健康与安全立法语境下，有关这些观点的讨论可参见C.Sunstein, Laws of Fear: Beyo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这一主张的例子可以在下面这本书的参考文献中找到，见E. Nahmias et al., ‘Surveying Freedom: Folk Intuitions about Free Wil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8（2005）:561-84。

21.E. Nahmias et al., ‘Surveying Freedom: Folk Intuitions about Free Wil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18（2005）: 561-84.

22.伯奇向我指出了这一问题。

23.J. Coyne, ‘You Don’t have Free Will’,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8 March 2012. 网址：http://chronicle.com/article/Jerry-ACoyne/131165/

24.B. Libet et al., ‘Time of Conscious Intention to Act in Relation to Onset of Cerebral Activity（Readiness-Potential）: The Unconscious Initiation of a Freely Voluntary Act’, Brain, 106（1983）,623-42.

25.例如T. Bayne, ‘Libet and the Case for Free Will Scepticism’in R. Swinburne（ed.）, Free Will and Modern Science（Oxford/London:OUP/British Academy, 2011）; D. Dennett, Freedom Evolves（London:Allen Lane, 2003）; A. Mele, Effective Intentions: The Power of Conscious Will（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6.这一点我得益于哲学家迈乐对利贝特等人工作的细致讨论。

27.J. Trevena and J. Miller, ‘Brain Preparation Before a Voluntary Action: Evidence Against Unconscious Movement Initiation’,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9（2010）: 447-56.

28.A. Schurger et al., ‘An Accumulator Model for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Prior to Self-Initiated Move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2012）: E2904-E2913.

29.C. S. Soon et al., ‘Unconscious Determinants of Free Decisions in the Human Brain’, Nature Neuroscience, 11（2008）: 543-5.

30.A. Mele, ‘The Case Against the Case Against Free Will’,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8 March 2012. 网址：http://chronicle.com/article/Alfred-R-Mele-The-Case/131166/

结语 科学的领地

1.例见B. Wynne,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1992）: 281-304。

2.BBC News, ‘Post-Chernobyl Disaster Sheep Controls Lifted on Last UK Farms’, 1 June 2012. 网址：http://www.bbc.co.uk/news/uk-england-cumbria-18299228

3.F. Jackson, ‘Epiphenomenal Qualia’,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2（1982）: 127-36; F. Jackson, ‘What Mary Didn’t Know’,Journal of Philosophy, 83（1986）: 291-5.

4.例见T. Crane and D. H. Mellor,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Physicalism’, Mind, 99（1990）: 185-206; J. Dupré, The Disorder of Things: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the Disunity of Scienc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5.D. Lewis, ‘What Experience Teaches’ in W. Lycan（ed.）, Mind and Cognition（Oxford: Blackwell, 1990）; L. Nemirow, ‘Physicalism and the Cognitive Role of Acquaintance’ in W. Lycan（ed.）, Mind and Cognition（Oxford: Blackwell, 1990）; D. H. Mellor, ‘Nothing Like Exper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93（1992/3）: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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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封面

2. 书名页

3. 版权页

4. 品牌页

5. 正文内容

1. 导言 权力及其目的的可能性

2. 第一章 正义

3. 第二章 政制

4. 第三章 民主

5. 第四章 德性

6. 第五章 公民身份

7. 第六章 世界主义

8. 第七章 共和国

9. 第八章 主权

10. 结论 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未来

政治的起源

企鹅经典：

[美]梅丽莎·莱恩/著

刘国栋/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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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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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内容

导言 权力及其目的的可能性

第一章 正义

第二章 政制

第三章 民主

第四章 德性

第五章 公民身份

第六章 世界主义

第七章 共和国

第八章 主权

结论 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未来

致谢

术语表

主要人物、事件与地点简介

参考文献与缩写

纪念彼得·利普顿（Peter Lipton）

他在哲学交流上无与伦比的技艺与热忱给人以恒久的启迪

导言

权力及其目的的可能性

政治是权力的诸多可能性构成的光谱。它定义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在光谱的一端是赤裸裸的剥削与权力支配，它唯一关注的问题是，如列宁所说，“谁（有能力统治）谁？”权力支配这一观念的诞生并不是单一与特定的，人类历史上，太多的社会都存在过权力支配的观念或现象。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理想政体。它由享有决定权和行动权的自由且平等的公民组成，且其政治实践不存在垄断现象。这种理想政体在许多地方演化出许多种形式。但在某一特殊时期世界上某一处，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观念可用以界说这种理想政体，这一理想政体形态现在仍然能够引起我们时代强有力的共鸣。古希腊与古罗马人创造的词汇至今仍然被用于分析政治现象以及表达几乎所有人的政治诉求。

自治（self-government）的诉求与实践是希腊与罗马人发明的诸多政治观念中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在雅典民主政治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实践中。希腊与罗马时期的哲学、文学和修辞学时刻对自治（self-rule）的各种形式提出质疑和挑战，这赋予他们异常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演说家和作家们揭穿了自治、正义和平等观念的虚幻与剥削特性；其他人则认为自治在伦理领域比在政治领域更易实现，或者说在某种区别于现存政治共同体的团体中更易实现。也就是说，希腊与罗马的政治哲学同时包含了自治的具体实践及其对立面。这就使得它不仅成为当今那些政治乐观者的宝库，也成为那些政治批评者的有效资源。

本书认为，希腊与罗马世界所包含的相当宽泛的权力可能性光谱是我们思考事情的绝佳资源。因此，本书对历史实践和哲学反思都将展开进一步探寻。我们现代人可以对希腊与罗马政治，比如奴隶制、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帝国主义等等进行批判，但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早已被先贤们批判过了。在每一种政体具体运行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针对其政体诉求的审慎批评。希腊与罗马人在发明民主与共和观念的同时，探究了“公民”这一政治观念的限度；考察了寡头制、王权制甚至僭主政体的政治诉求；怀疑将正义法则应用于公民关系的主张是否普遍有效。相较于把希腊与罗马的价值定义在政治光谱的某一特定节点上——例如那些引以为豪的大众自治原则，抑或对其所作的哲学反思——对希腊与罗马生发出的观念进行整体考察最为有益。

为了对批评作出合理的评价并回应旁观者的困境，为了考量政治的价值及其限度，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极具影响力的古典思想的发展过程。为什么要回溯这些古典观念和政治形态，而不是简单考察这些语词的当下内涵呢？从原初意义上来说，它们在希腊与罗马更具根本性。不管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它们是很多现代观念的根基（“根本性”一词的词源意义），继而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演化为多种不同的形式。实际上，在古典作家作品被熟知或者古典政治实践曾经广泛实施的地方，这些观念被重新发现、修正和质疑。人们对这些观念的讨论随处可见，从马赛到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学生在此地把希腊著名的格言雕刻在一个墓碑之上），从突尼斯到大数（Tarsus），从拜占庭帝国到它的奥斯曼征服者们，以及在通过征服和殖民使希腊与罗马思想得以传播的地方。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各个地方，它们同时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接受。

根和它所育成的植物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有时会觉得希腊人、罗马人与现代各个民族是如此不同，以致于对我们当下理解事物的作用不大。或许他们无甚可鉴之处，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好太多；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有时被赞誉为具有公共精神的良好公民，而现今的我们则是一些自私自利者。他们不可借鉴或许也是因为我们比他们聪明而幸运得多；就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的自由和代议民主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变革使得那些古典模式用处不大了。

以上两种观点混杂在启蒙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对古典政治的批评之中。他认为古典政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毫无可能性。他的批评充满了怀旧的色彩，同时也暗含了他毫不妥协的态度。1764年，他警告日内瓦公民（从出生权来说卢梭也是其中一位），你们攀比古代民族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是所谓“共和国”的公民而沾沾自喜。

古代民族再也不适合现代人了；他们在所有方面与现代人都不同……［“你们”指代日内瓦人］你们不是罗马人、斯巴达人，甚至也不是雅典人。把那些伟大的、不适合你们的名字搁在一边吧！你们是商人、工匠、资产者，被各自的［原文如此］利益、工作、营生、利润牢牢占据；自由对你们来说也是唾手可得，高枕无忧的。[1]

总之卢梭认为，古今对比实际暗含的意思是说“现代人没有古代人的闲暇，不能始终参与治理事务”。[2]也就是说，卢梭暗示如果没有奴隶与战争的存在，希腊与罗马的公民就不会获得闲暇，他们广为人知的政治参与亦不可得，也就没什么可向他们学习的了。但实际上，与卢梭的这种含沙射影不一样的是，古代和现代社会都会对政治事务投入一定的精力和闲暇，这并不是完全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奴隶制是一种（残酷而重要的）剥削性的财富占有方式，但仅存在于某些特殊领域，并非古希腊或罗马社会财富积累的首要手段；与此相反，很多其他人类社会形态也一样存在过奴隶，但它们并未发展出积极的政治参与。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能源和生产能力（尤其通过劳动分工、非动物新能源和新媒体），如果他们（我们）如此选择的话，本可以促使更多人投身政治。

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经济、技术、宗教和官僚体制方面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希腊与罗马的繁荣经济建立在农业、采矿业、手工制造业、贸易和战争掠夺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没有指数般突飞猛进的经济或科技，也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市场的观念。他们分享着众神崇拜的宗教仪式，而不是信奉某一个不受公众掌控的神。他们不会把国家视为抽象实体，也不会把国家与掌控、构成它的特定人群割裂开来。

毋庸置疑这些区别是真实的，不过它们更清晰地揭示出了政治的某些重要特征。希腊与罗马的国家机器不够精细，没有完备的科层等级结构，他们把政治理解为共同体内部公民间的基本关系，以及公民与那些城邦内外没有公民身份的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有时说，除了把政治理解为一般的共同体关切之外，希腊与罗马人没有任何其他关于“政治”的理解。政治对他们来说不是独立存在的某个专业领域，而是对共同体之公共事务的普遍与恒久的关切。[3]这意味着古典观念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共同体之诸多政制形式与价值诉求的视角。这在现代社会常常模糊不清，因其拥有如此众多专业化的政治机器。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与罗马把公民之间的关系理想化了（或者说他们的社会仅由公民组成：排他性和包容性也是政治的应有之义）。相反，一些人认为公民纽带和公民事务天然地具有剥夺性，或者认为它没有其他生活方式那么有意义。这些对公民理念与理想的批评，同它们挑战的对象一样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将探寻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异同，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比较它们之间是差异更多还是相似更多，而在于揭示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一系列前提，以使我们发现它们的共同立场，以及辨明它们立场间的差异。不管个人身处何种政治环境，这是帮助人们思考政治的最佳方式。无论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还是从它们所提出的深刻挑战的意义上，古典观念都被证明是根本而彻底的。比如，当今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增强了政治在今日受制于修辞这一认识，而雅典政治也曾受制于修辞；我们不断找寻新方法制造出来的社会知识也定会为雅典人所赞赏。被武断的意见充斥的社交网络空间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再度棘手——仅有社会知识就足够了吗？政治如何对待科学专业知识？同时，层出不穷的经济不平等与陷入停滞的社会阶层流动始终是古典社会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这个问题如今又具备了新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得富人和穷人在政治上成为平等的个体？

为了探索古典观念的现代回响，我选取了对当今政治思考至关重要的八个主题，它们都根源于希腊和罗马（即便不总是精确对应于古希腊文或拉丁语词汇）。如果不考虑当下，单只为反映希腊与罗马观念的历史意义而作一项更全面的复古考察，那么人们可能会选取一些截然不同的主题，比如，多神论或者罗马的庇护制（Patronage）。同样地，一个只关注时下政治的当代哲学家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取另外一些主题，比如，权利或者合法性。我选取主题的原则是它们既能体现古典思想的主要内容，又能表现当下的反思。它们要能使人们了解古希腊和罗马700年政治思想与实践的重要方面，即从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2世纪末。我们尤其关注希腊和罗马所谓的“古典时代”，即大致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注意公元前诸世纪从耶稣诞生之日起逆序纪年，耶稣的诞生标志着基督教时代的开始，参见图表1）。每章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同时每个主题又代表但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地点或思想家。

图表1 人物与观念的时间轴

时代跨幅如此巨大，即便面对所选取的八个主题，一本简短的著作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没有讨论那些对希腊与罗马的重要政治思想进行重构的古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家。本书主要关注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希腊史，以及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历史；至于罗马帝国早期的历史，则只有局部简略地提及。即便面对希腊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国的古典时代，本书也有所取舍，以使读者既能更好地理解希腊与罗马自身的政治，又能以之为鉴，对当今世界有所理解。为了使这两项计划关联在一起，按照权力与可能性的关系为线索，我将从希腊社会着手来阐明政治的五个维度。

政治是什么？五个问题

每一个政治观念都必须回应如何组织权力以达成特定目标的五个问题：谁？哪里？为什么？如何？何时？虽然希腊人缺乏“政治”的特定概念，没有把它与经济、军事等区分开来，但是他们的确意识到，并回答了“关于政治的条件”的问题。他们发展出了一些我们视作政治观念的观念，但是他们自己却称其为“政治事务”（ta politika）：与某一共同体——我们也可以说是政治共同体——有关的事物或事务。为了充分阐明他们发展出来的众多观念，让我们依次来考察这些观念是如何逐一回应上述五个问题的。

关心“政治事务”的人是谁？答案：公民们（politai,即polites［公民］的复数），[4]意指那些拥有相同处境与关怀的平等个体，即便他们存在着贫富差别。这种平等具有两面性。极少数幸运儿通过将其余的人（外邦人和奴隶）排除在公共权益之外，来获取自身的公民身份。最严苛的排外是针对被希腊社会征服和奴役的那些民族。即使在僭主的统治之下，公民们也认为每个人是相互平等的，至少在僭主把公民和奴隶进行区别对待的意义上。罗马人的共同关怀则是“共和国”（res publica），直译为人民的事物或事务，也是英文单词“共和国”（republic）的来源。与奴隶相对，一个罗马公民是自由的。他的个人事务受到保护，他享有涉及公共事物福祉的重要权力，即公共关怀。古典政体下的女性公民（被动意义上）享有一定的特权与义务，但是她们在重要的政治讨论中没有发言权。当然从更宽泛意义上来说，她们有时也是重要的政治主体。下面几章将会讨论女性公民的问题。

对“政治事务”的关怀发生在哪里呢？希腊时期，尽管不绝对，但主要是在城邦（polis）内部。城邦是特定的领土范围和人类聚居地，它的中心通常是一个被城墙所环绕的核心城市，外围则是占一定面积的农业区。在希腊遥远的古风时代以及我们所谓的希腊古典时代存在过约1000个城邦共同体。城邦的领土规模从不到12平方公里到数千平方公里不等——斯巴达的面积从最外围算起约8000平方公里（人口数量则相对较小）。城邦的人口数量少则几千人，多则不计其数。公元前5世纪，在政治家伯里克利担任雅典将军的全盛时期，雅典的人口从最外围算起约有25万人，男性公民约有6万人（雅典城邦的领土面积约有2500平方公里）。[5]

在实践与象征的双重意义上，尽管土地对城邦认同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来自城邦居民的认同。城邦之为城邦，最根本是在其人民。当希腊人从嘴里说出“雅典”或“斯巴达”这些字眼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像我们今天口称“法国”或“巴黎”这般简单；他们通常是在说“雅典人”或“斯巴达人”。城邦尽管会在紧要关头丧失一些土地，但保全了一同关心“政治事务”的人群就意味着城邦生命的延续（众所周知，公元前5世纪的某一时期，雅典与斯巴达发生了战争。在将军和演说家伯里克利的建议下，雅典人把乡村郊区丢弃给了掠夺者。以后雅典人就只能聚集在有高墙保护的城邦中心城区，但他们在那里继续一起关心“政治事务”）。城邦通常被译为“城市国家”（citystate），因为政治事务主要集中在公共城区的中心。实际上，城邦还可以被译为“公民国家”[6]（citizen-state），因为城邦之为城邦更多的是基于人，而非地方。政治发生于城墙之内，随着本书论述的逐步展开，我们会发现这种政治观念后来在哲学上遭到了批判；关于伦理和政治共同体如何以及在何处产生，人们提出了更宽泛和更具包容性的想法。

罗马起初同样由一个中心城区和郊区腹地构成，但通过征服或协约的方式，它兼并了其他先前存在的政治共同体，很快发展成难以辨认的超大地域。随着战争和冲突的持续爆发，罗马人逐渐地、有时甚至并非自愿地把公民身份赋予扩张领地内的居民。最早，公民身份扩展到现意大利波河以南的几乎所有非奴隶人群；继而在公元212年，罗马领地范围内的所有自由民都被视为公民。在罗马早期的扩张过程中，公民身份有时被扩展至新涌现的“半公民权”（sine suffragio，没有投票权）阶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罗马的公民身份也极具延展和包容性，因为那些通过公认的程序而重获自由的奴隶也能够获得公民身份（这不同于希腊）。[7]尽管如此，这些重获自由或因罗马扩张而被新纳入的公民很少能亲赴罗马去实地出席官员选举和立法的政治会议。因此，公民身份的条件与真实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这条鸿沟仍然同样难以逾越。

希腊公民为什么如此崇尚城邦并一同关心“政治事务”呢？他们追求被尊为平等个体（以及作为个体，他们被区别对待的可能性）的价值，同样他们也追求共同繁荣。城邦是一处可以定义、追寻与分享公共福利的所在。每一城邦共同体都极易受到外敌入侵的伤害，因此它们始终谋求对外的优势，甚至有时它们会对一直压制邻邦。政治共同体能够指挥它的公民（与非公民、雇佣军一起，甚至有时也包括奴隶）与其他希腊或非希腊人作战。它们有时为战利品和朝贡品而发动进攻性的战争；有时则为反抗强权支配——被支配可能就意味着被劫掠、奴役，甚至死亡——而发起保卫城邦人民与资源的自卫战争。

尽管很多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不顾个人的安危，选择成为商人或旅行者，在外邦从事教育、贸易或政治顾问的行当，但是大多数希腊人极度依赖各自城邦的命运。在罗马，罗马公民的身份就意味着人身保护，他将免于随意的鞭刑、非法的囚禁等。如果被征召的话，很多罗马公民还有为军队服役的义务。在军队服役就意味着有望去谋求荣誉与好处，但当然也可能会承受战败的危险，以及战争所带来的恐怖。

希腊人关于“如何”的回应可能是他们最具创新之处：为共同商决“政治事务”，他们创造了多种决策与问责的政治机制。他们在政治会议与法庭中采取了正规投票的实践形式，甚至有时还使用纸质选票；在每年轮流执政的基础上，通过抽签与选举来任命官员；为保证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对他们进行审查。一些民主政体，尤其是雅典，则更为先进。它动用人数众多的公众陪审员来裁决几乎所有的法律案件，此举架空了专业法官的地位，继而剥夺了古老贵族机构的司法权力。这些政治机制兼具消极与积极的双重意义。它们一方面致力于保卫城邦及其各项制度免遭伤害或腐化，另一方面又能动用公共权力谋求繁荣。

在罗马，选任官员和制定法律都有精心设计的集体投票程序，继而成了一种独特的技艺。一些被特别选出的官员在立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向政治会议提出法律议案，试图使之获得通过。雅典的穷人亲自去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在他们拥有人数优势的法庭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罗马平民则不得不通过专门的民选官员（保民官）来保护自己。这些政治实践也向人们暗示了希腊与罗马政治在何时发生的问题：因为政治如果是一个关于权力与可能性的领域，它除了具备空间性的特点之外，还必须要有时效性。换言之，当政治的各项制度存在于一定的空间时，其中的行为与决策就必须要适时而为。政治实践就意味着决策与执行，或授权来执行，即运用多种权力形式使特定的可能性变为事实。希腊和罗马人通过多种多样的复杂形式掌握了政治行为的时间设置：比如，雅典人在陪审团法庭中使用水钟来为发言计时；为了获得上神的护佑，罗马人就重要的政治或军事行动向占卜师、牧师进行咨询，因为他们拥有决定何时开展这些活动的权力。[8]在政治体制内部，行为的最佳时机被小心地规定与配置着；在政治体制外部，野心家们可能需要明察秋毫、伺机而动，从而抓住重塑规则的最佳时机，然后以僭主或寡头的身份来掌握权力。不管是在政治体制内部还是外部，不管是在古典时代还是当今社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关于时机选择的艺术。

八个政治主题

八个政治主题构成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它们将帮助人们想象政治可能是什么。它们全部按照之前确定的两个维度来呈现：哲学反思的维度和政治实践的维度。两个政治观念回答了权力可能要达到的目标：正义（古典政制历史的特别关注点）和德性（哲学家们对此尤为关注，他们各抒己见，丰富了正义的内涵）。其他六个政治观念：政制、民主、公民身份、世界主义、共和国和主权，回应如何组织并驯服人际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应该对这些权力关系施加何种程度的控制。

尽管其他社会形态也存在与这八个政治观念相类似的一些观念，但是在希腊或罗马，或它们两者，这八个政治观念拥有极其特殊而鲜明的形式。尽管众多不同的思想家对它们的发展都有所贡献，但是我把每个政治观念集中地对应于特定时期的某一个或几个思想家，这是因为他们为该政治观念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素材。这种方法能够指引那些对希腊和罗马并不熟悉的读者顺利踏上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旅程，同时也能够增强这些政治观念的理论力量。

当然除了我选定的八个政治观念以外，人们也可以选取其他的政治观念。从某种绝对的立场出发，希腊和罗马最重要的政治观念一定会包括下面这三种：平等、自由和法律（实际上这三者贯穿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同样人们有时也会考虑另外的一些政治观念，比如友谊和社会性。我并不认为我所选定的八个政治观念是排他的或具有首要地位的，而是说它们是我所发现的最佳叙事方式，既能够阐释清楚古典时代的政治观念，又能够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

第一章首先讨论八个政治观念中的正义，因为它是集体公民身份的根本而又充满争议的基础。设想如果富人能够剥削甚至奴役穷人，如果穷人总是担心会受到富人的教唆并陷入暴力或欺诈状态之中，那么这将是极端的支配状态，此时就不要指望权力还能有什么其他可能性了。为树立正义，就需要构建一种政制（politeia）。该单词在英语中通常被译为“constitution”（政制或宪政体制），然而在希腊文中，它的意思是公民身份的条件，包括了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意义上，希腊人敏锐地观察到了相互竞争的各种政制形式的优缺点——对此，我们将在第二章中展开讨论。

第三章主要关注雅典的政治观念和民主的政制形态。在本章中我们将直接比较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在古典时代的民主政治下承担了比在现代各种治理形式中更为广泛与多样的角色，但是二者都承认责任、制约、评判等核心观念，即便它们在政治体制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通过审视雅典民主政治的特殊品质——一项必定会打破关于它的诸多迷信的工作，人们得以认真反思现代各民主政体多么好地收获了或能够收获它们最看重的诸种观念。它将向人们证明，当最富裕的公民不得借助财富力量去支配贫穷的公民时，或者说前者不得凭此在政治中构筑起持久而坚固的权力基础时，一个政治体系就能够存续下去。尽管雅典的富人们也可以充分利用一些特定的机遇与职权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但是他们始终受制于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判断，因此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受制于那个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诉求，而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诉求则取决于哪个集团在共同体中处于支配地位。

有证据表明，古希腊拥有比当今文明的国际社会多得多的政制类型。雅典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前后相继，历经三世，形成了一个哲学家的世代谱系。在他们生活的时候，希腊的政制类型并不那么丰富，因为真正有价值的政体形式并未包括在内。这些哲人通过不同的方式，都认为当时的各种政体充斥着贪婪与对权力的欲望，在各地引发不断的冲突，并未使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在第四章，我们将看到苏格拉底在世代谱系的开端，持续不断地向他的雅典同胞们质问正义、知识与德性的本质；接着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出身高贵却追随其貌不扬的平民苏格拉底，成为日后我们那些关于苏格拉底的卓越著述的来源。第五章将讨论谱系的继承者亚里士多德。他来自一个侍奉马其顿（位于古希腊北部）王室的家庭，后来加入了柏拉图在雅典开设的学园，但自己最终创立了与之相抗衡的学园。以更加深刻的正义观念为基础，以谋求更为真实的人类福祉为目标，每一位哲人都构思了别样的政治形式，即便是某种理想中的政制（英语中柏拉图著作《理想国》［Republic］的书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在一个优良的政制中，德性与公民身份理想化地合二为一了。

苏格拉底的后世追随者们把理想政制的幻景极端化了。它可能不采取任何传统的政治形式，而是一个恒久的伦理共同体。由此产生了世界主义的观念（第六章），它意指整个宇宙都被视为公民的领域。我们将会发现该观念可被用来达成极为丰富的伦理与政治目标。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希腊政治进入了希腊化时期，人们一边争论着世界主义的观念，一边讨论着政治与人类整体的自然性。是否真如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所作的定义，基于人性的本质，政治是自然的？或者，政治是否可能只是一项权宜之计、一个有用的社会契约，并没有回应人类结成关系的最高潜能？

政治是源于人类的自然社会性，还是源于功利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同样，政治体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仅限于个人真实的公民同胞，还是只要拥有共同的德性，不管其人身处何方，都是自己的公民同胞？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张力。在希腊化时期，不管是同意还是反对苏格拉底观点的各家各派对这些张力进行了反复的推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希腊化时期的一派哲学家——斯多葛主义者们——认为人类具有自然的社会性，因此政治是一项有意义的人类成果，尽管最完美的政治状态是哲人的共和国。与之相对照的是另外一个哲学派别——伊壁鸠鲁主义。该学派把政治与人类更高的理想价值——友谊作对比，认为政治作为一种功利之物，它并非基于人性的本质而是源自于某种契约。通过这样的方式，公元前4世纪末期到前1世纪的哲学家们确定了政治论辩的基本语词，从而为罗马的政治铺平了道路。当罗马人开始从政治上支配希腊时，他们只需把希腊卓越的哲学成就重新搬出来加以改造或利用，用以管理领土不断扩张的共和国与帝国——对此我们将会一直追踪至公元2世纪。

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对罗马共和国崛起的原因进行了精到的分析，并亲身经历了它的衰落。通过他的视角，第七章描述了罗马共和国的政制状况。“Republic”（共和国）是对拉丁词“res publica”（公共事务或公共关切）的直译，它是罗马人所发展出的政制形态的核心内容。波里比阿曾经在罗马充当人质，但作为希腊历史学家，他对罗马的政制状况进行了分析。他发现罗马政制在执政官、元老院和平民三者之间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而它们分别代表了希腊人所熟悉的三种最基本的政制形式（君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以多种方式分割与平衡（以及一些混合）政治权力的观念最终发展成为“制约与平衡”的共和主义理想，被美国的国父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所借用。争取平等自由权的斗争反复引发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它内在地要求尊重哪怕最普通、最贫穷公民的人身、财产和权力。然而，对穷人的尊重必然还要考虑精英们的特权。精英之为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或继承或自谋的财富。雅典人通过民主的各种权力来约束他们的精英，但是罗马人允许他们掌握更重要也更独立的一系列政治权力。罗马人利用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相重合）制衡普通罗马百姓，而雅典的民主派则允许穷人通过各种重要的途径控制与评判精英们的主张。

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崛起之际，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用希腊文写作，他目睹了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期，但也预言共和国不会长久。如果要保卫“共同体”（共和国），那么罗马人必须不断地履行自己的公共义务，全身心地实践自己所理解的德性，然而这些内容终将慢慢地消逝。一个世纪以后，哲学家和政治家马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就目睹了共和国衰落的全过程。全凭自己公共演讲的才能，西塞罗顺利攀上了权力与荣誉的巅峰，但与此同时他也研究了罗马、雅典各哲学流派的思想，不遗余力地与那些哲学家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辩论。与之前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随着对现实政治的不断反思，西塞罗发现自己走上了一条构想更好的共和国，使之拥有更完善的法律体系的道路。然而在西塞罗刚开始将之付诸笔墨的时候，现实中共和国的完美品质就在一系列的权力斗争与流血冲突中——他自己也于这一时期被谋杀——慢慢消逝了。这幅图景使人们重新思考自由的内在核心条件以及个人财产的重要性，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法律与德性在支持共和国政制中的重要地位。

西塞罗死于共和国最后的动乱时期，接着罗马人就任命了一位“第一公民”（princeps），并最终在公元前27年擢升其为新的“奥古斯都·恺撒”。在下个世纪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生活的时代，“第一公民”则彻底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罗马皇帝的头衔——尽管“主人”（dominus）的头衔仅只在公元284年被正式授予给罗马皇帝。共和国的政治实践在帝国时代发生了重大的畸变（第八章主权），此时人们关于政治的想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与西塞罗一样，塞涅卡也是一位身负要职的政治家和作家，但最终暴死于尼禄之手。塞涅卡并不幻想理想的共和国，反而寄希望于一个理想的君主。他把希腊早先的君主制的观念重新装饰了一番，想象如何在“第一公民”身上培养起仁慈与慷慨的德性。此处我们可以发现，希腊和罗马的政治理想并不仅限于民主或共和国政治。通过“帝王之鉴”（mirror for princes）的方式，塞涅卡与其他一些帝国作家们开启了数世纪的关于君主制之价值与德性的争论。

不远万里前往罗马去参观古代遗迹的人们会发现，现在赫然矗立的元老院遗迹并非由罗马共和国所建。它确为这一目的但由一位后世的罗马皇帝建造。年代久远的古代社会就像一些馈赠给我们博物馆的马赛克拼图：支离破碎且杂乱无序，或者是被重塑过一番了，但原始图案的各部分依然清晰可辨。当今天的政府官员在计算选票或者发表公共演说时，当人们投票来选举“参议员”或“总统”时，当联合国争论着如何在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社会中建立起法治时，我们发现古典的模式与现代的反思、古老的观念与它们的新实践方式在同时起作用。通过与希腊、罗马政治观念的对话，我们能够赋予自己力量来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焕然一新的政治理念。

注释：

[1] Rousseau, “Ninth Letter from the Mountain”, 1764，英译文参见：Rousseau, 2001,pp. 292-3。

[2] Rousseau, “Ninth Letter from the Mountain”, 1764，英译文参见：Rousseau, 2001, p. 293.

[3] Viroli 1992.

[4] 希腊和拉丁单词的发音遵循发全部音节的原则（比如“公民”是ho po-li-tes，这与英文单词“polite”的复数形式的发音不同）。关于古希腊和拉丁文拼写和发音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书末的术语表。

[5] 城邦领土面积的数据在Ober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参见：Ober 2008a, pp.43-8, 84-6。Ober广泛收集了各种资料，包括1035个不同城邦（或者严格来说是一些共同体，人们“明确或大概可以”把它们定义为城邦。参见：Hansen and Nielsen 2004, p. 53）的目录。

[6] 这种新译法由Hansen提出，参见：Hansen 1993, pp. 7-29。

[7] 关于罗马的奴隶解放的不同形式，须注意只有那些经过民事程序（区别于仅仅是奴隶主人的私人决定）的奴隶才会被授予公民身份，参见：Arena 2012, pp. 16-19和 Bradley 2011, pp. 254-5。

[8] 关于雅典水钟的信息，参见：Allen 1996；关于罗马占卜师的信息，参见：Ogilvie 2011。

第一章

正义

地图1 古典时代希腊地图（约公元前430年）

从僭妄（hubris）到文明

“在他们看来力量就是正义”，[1]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在公元前700年前后的某一天，如此严厉地控诉底比斯（Thebes）山区——他一生居住于此——的贱农们。小农场主赫西俄德与哥哥在家庭土地继承的问题上产生了官司纠纷，他最终败诉而心生怨恨。不过赫西俄德宣称自己从丧失土地的失落情绪中走了出来，踏上了写诗的积极道路。为指导哥哥经营好一个农场，他雄心勃勃地写了一首题为《工作与时日》（Erga kai Hemerai）的长诗。除此以外，他也对当时像他哥哥那样的人的不义之举严加训斥，把当时的人们同传说中的黄金时代的理想正义相对比，尽显自己的厚古薄今之心。

赫西俄德是古希腊最重要的两位史诗诗人之一，另一位是荷马。他创作的年代属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希腊古风（archaic）时期，大概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荷马与赫西俄德都记述了为希腊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熟悉的众神的所作所为（其中一组神是以宙斯为首的奥林波斯众神，在与以克洛诺斯为首的另外一组神的权力斗争中获胜；众神之间、众神与他们所垂青的凡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家族与情感关系）。两位诗人也都记述了数代人类的政治情形，但人类的政治与神的干预相互交织在一起。人们认为荷马的诗所描述的年代要早于赫西俄德，他追溯到诸王统治的青铜时代；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则主要关注希腊古风时期——贵族家庭相互联盟以及内部权力斗争横行的时代——的政治状况。这些“寡头”政体时而会因某个家族或个人取得强势地位而变作专制政体，但其本身却是技术和社会组织发生剧烈变革的大熔炉，例如造币术、文字书写以及新军事技术的发明和传播都在这一时期。各种政体之间与政体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始吸纳了一股新的力量，即那些相对而言较为贫穷、非精英的平民大众。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通常认为希腊的古典时代从此开始）建立起了民主政体，第一次出现在雅典的政治舞台上。

正义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观念，最早被发现于希腊古风时期的诗学之中。我将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探索，往后会涉及到它在诗学和哲学中的衍生发展，尤其是在雅典古典时期的演变。在合理或公平对待的意义上，希腊人普遍认识到了正义对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希腊人分散生活于一千多个大小不等的共同体之中，这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则又散布于内陆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数百个海洋岛屿之上。他们都称自己为“希腊人”（Hellenes），但却讲着不同的方言。希腊人明确地意识到了人类社会文明开化的时间是如此之短，文明成果的延续是如此不易。与早已长期定居下来的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的人类群体相比，希腊人知道自己是后来者，为此希腊人向他们不断学习。文明把人类从单纯的生存需要中解放了出来，继而发展出了众多的艺术与科学形式，比如农业、冶金术、航海、建筑以及赫西俄德所从事的诗歌。赫西俄德通过诗的形式切实反映了希腊古风时期的众多观念。对他来说，正义使一切艺术与科学成为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没有正义的观念，人类的状况正如被鹞鹰捕获的夜莺。赫西俄德在一首充满寓言意味的诗中写道：“我只要高兴，可以你为餐，也可放你远走高飞。”老鹰对着它利爪下的倒霉受害者如是说（WD 209）。如果没有正义的观念，人类绝不会脱离这种无休止的杀戮或被杀戮状态。

我们可以把正义置于僭妄的对立面来理解，后者在希腊意味着对个人地位或身份的亵渎，对个人应得之物的不尊重。正义是给予别人以应得之物，然而僭妄中所包含的不敬则搅乱了自然秩序，违背了神明的惩罚原则。从本章开头引用的赫西俄德那段辛酸的控诉话语来看，希腊人深深地迷恋着正义，但正义又极易受到人们的伤害。尽管并非只有希腊人才有正义的观念，但是他们对正义的必需条件有着最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如何在穷人与富人之间维持正义。正义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被遵守，但希腊人同时也提出过很多针对正义的挑战。我们将一边探究希腊人渴望正义的叙述，一边探究他们对正义的本质与价值所提出的种种挑战。

富人与穷人

古典社会里，公民间的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它在富人与穷人的对比关系中经常受到威胁。每一个希腊城邦既包括了为数不多但相当有权势的富裕家族，又包括人数众多的穷人群体。一些富人依赖于财富的继承，主要包括土地，以及土地上生产的谷物、葡萄或橄榄。另外一些富人可能会从事商品贸易，投资往来于希腊、波斯和埃及各港口的商船，或者（特别是公元5世纪以后）直接投资于制造业，比如造船业。希腊陶瓶上的图案向人们展示了那时富人们的优越生活：美酒美食，举行宴会；雇佣乐师，享受曼妙音乐；金银玉石，装扮身体。与此相对的则是很多处于生活边缘的穷人们——没有土地的贱民或者城市乞丐，除此之外还有工匠或小农场主这样的体面人。无论他们的实际收入或财富如何，被视为“多数”的穷人无法像“少数”富人那样拥有奢侈的生活与良好的社会地位。富人继承家族的财富，那些地产精英的财富则尤为稳固。

精英们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人”（hoi aristoi），这是贵族制（aristocracy）一词的起源；在雅典，他们的家族被视为出身良好的“贵族”（eupatridae）。[2]他们有时也视自己或被旁人称为“少数人”（hoi oligoi），以与“多数人”（hoi polloi）相区别。只有少数的人才是富裕的，乃至可以把富人定义为“少数人”；剩余的大量人口则注定是相对或绝对的穷人。此种把贫富与人口数量的大小对应起来的等式并不严格符合逻辑，因为从原则上说为什么富人不能占人口总数多一些呢？尽管此种情形多见于古希腊历史，但它仍然是很多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当然也可以有另外的选择，正如日后亚里士多德所意识到的那样，社会存在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但建立在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美国20世纪二战后的繁荣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现代社会的财富两极分化现象却更加严重，因此从公元前600年开始，希腊政治曾面临的严峻问题就不断回响在人们的耳畔：富人和穷人依靠什么共存于同一个政治体之中？

穷人不能持续威胁富人的生命或财产安全，否则就无法形成稳定的社会局面；但除非法律对穷人足够的公平，否则他们为何要尊重法律（历史表明此处所需的公平在量上远少于一个中立旁观者的想象）？为了维持平衡，一些政体在实施法律的时候简单地诉诸暴力，即便如此，统治者们也要定义某种“正义”，并声称法律体现了该正义的原则。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建立起某种正义的斗争，或将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制度安排贴上“正义”的标签，自古至今都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相互博弈的交会之处。

在梭伦（公元前630—前560年）的事迹中，我们找到了理解正义的建立过程的最佳角度。梭伦出身于雅典贵族，作为一位“智慧之人”和诗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声，但他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立法者而被雅典的乡下人所熟知。他努力缓和富人与穷人间的激烈斗争，把雅典带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梭伦建立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制（第二章的讨论主题）的新法律。[3]通过赋予穷人以明确的政治角色，他终结了贵族的绝对统治。这标志着希腊的政治从古风时期向古典时期的转型。

梭伦是如何创造公民间的和平的呢？他集中处理了公民间的经济关系。正如其他古代社会的立法者和统治者做的那样——包括近东地区一直与希腊人进行商品贸易和观念交流的埃及和腓尼基，他废除了穷人借债行为中的人身抵押权，因此在无法还债的时候，穷人再也不能作为债主的奴隶而被任意占有或出售。[4]这显然是对穷人契约自由的限制——他们不能用人身作抵押而签订债务契约，即便他们的孩子快要饿死了；但对穷人契约自由的限制是为了保障他们的政治自由，正如梭伦所言，它是为了正义。当穷人签订易沦为奴隶的契约时，他们不会被视为平等的公民，因为他们的公民地位根本得不到保障。他们在此种契约情形下始终面临着某种被奴役的风险。梭伦废除穷人借债行为中人身抵押权对正义的建立至关重要，因为它使穷人像富人一样成为完全的雅典公民。

一个不平衡的政体如果不赋予穷人以一定的政治地位，那么穷人将始终受到富人的摆布。法律是一个城邦谋求正义的最主要方式。通过建立起“优良秩序”（eunomia），或者说良法与守法的优良环境，梭伦声称僭妄——威胁正义的暴力与轻慢——被制服了。他在自己的诗中自豪地说：“这些东西盛行了，我把权力与正义（dike）捏合在一起，从一开始时我就成竹在胸。我还制定了对穷人与富人都适用的法律（thesmoi），法律体现了双方都认可的正义。”（W 36）为了结束公民间的争斗，穷人与富人双方都同意遵从梭伦的政制设计，尽管实际上双方也都不怎么喜欢它，但这正是梭伦的成功之处——正如他自己解释说，他为任意一方对抗另一方构筑了“坚固的盾牌”而“不允许任意一方对另一方谋求不义的胜利”（W 5）。

谁之正义？

希腊世界的部分人群缺乏正义的完全保障，对希腊社会的奴隶们来说尤其如此。奴隶主要来自非希腊世界（尽管希腊人在特定情形下也可能沦为奴隶，比如他们在国外战争中战败，或者仅仅因为国外的某种不幸遭遇。据说柏拉图曾因为在叙拉古与一位僭主产生龃龉而被出售）。大多数奴隶来源于战争或海盗行为，他们或者因城市被攻陷而被统一出售（通常是女性与未成年人，因为所有的男性已经被屠杀），或者是单独的囚犯（其中的一些可能被朋友或家人赎回）。

从概念上来说，奴隶是自由人的反义词。据说，自由的概念恰恰产生于希腊人对奴隶不公正的社会定位，以及他们拥有奴隶制的过往经验。[5]《罗马法律汇编》（Digest）第一条堂而皇之地确认了奴隶（制）与自由的概念对比意义，它丝毫不掩饰奴隶身份的约定而非自然的起源（改编了古希腊文中的一对概念，“习俗”［nomos］与“自然”［phusis］）：“奴隶制是一项万民法（对所有民族一视同仁）的制度，基于此可以违反自然而把一个人归属于另外一个人。”[6]尽管希腊与罗马的法律体系关于奴隶的条款规定并不一致，但是奴隶在广义上仍然被视为一种可被转让的财产而非人。当奴隶几乎缺乏任何法律的保护或稳定的权利时，正义就基本上被抛弃了。

比如，雅典的奴隶几乎被彻底排除在正义场所——法庭之外。他们一般无权提起法律诉讼或充当证人，他们的证词也不会被采纳，除非证词通过酷刑来获得，并且得到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同意。[7]没有他们主人的允许，奴隶不能结婚，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后来人们对罗马奴隶的观察一样，雅典的奴隶并非“自权人”（sui iuris）而是“他权人”（alieni iuris）。雅典奴隶从事多种多样的劳作，一些奴隶在城邦条件恶劣的银矿中劳动，但也有一些奴隶为他们的主人料理家务，甚至会被任命为城市的公共管理者。

尽管奴隶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明确而正式的规定，在理论上他们不受法律的保护，但实际上在雅典纷繁复杂的集体生活以及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中，他们一般也会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8]比如，雅典和罗马共和国的奴隶的日常穿着跟自由人并无二致。[9]除此以外，雅典——像其他大部分的希腊城邦一样——的宗教习惯法禁止杀害奴隶（或任何人）。在这一点上雅典与罗马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所有家庭成员的生命——包括妻子、奴隶与未成年人——都处于大家长或家庭领袖（paterfamilias）的绝对控制之下。不过即便罗马允许对奴隶处以极刑（死刑），罗马的奴隶主也可能对意外死亡的未成年奴隶表达哀思。在一尊现存的罗马时期的半身雕像上——大概在公元98至117年的某一时间内由一位奴隶主出资制作——刻着一段这样的文字：“最亲爱的马夏尔，一个未成年奴隶，仅活了两年十个月又八天。”[10]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基本判断仍然没有改变，奴隶制从概念上来说是不容于正义的。

希腊人一边把正义视为文明社会的基石，一边默许奴隶制这样的非正义，这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采纳英国道德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Benard Williams）的观点，他认为奴隶制在当时被认为必要的。[11]希腊似乎一般不把奴隶制视为“不正义”（un-just），而是“不适用正义”（non-just）。正义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的界限，界限之外纯为必要性事务。威廉斯指出即使现在的富裕民主社会也容忍一定的不正义现象。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贫穷现象是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经济关系令人遗憾的副产品，但无论如何人们也不能作这样的理解，即它可以被改造成完全公正或正义的。奴隶制被当作一种必要的或至少是不可避免的机制。[12]任何一个人如果被奴役则意味着背上了残酷与悲惨的命运。大多数奴隶实际上来自战争中不幸被俘的囚徒，因此大多数的评述者不把奴隶制视为自然的，而是某种不幸命运的结果，正如索福克勒斯的一段残篇所述：

那时你我都来自同一个人类部族，

人人由自己父母所生；无人比别人出生更优等。

然而命运乖张，有人惨遭厄运

有人飞黄腾达，却有另一些人被迫

带上了奴役的枷锁。[13]

总体而言，与其说希腊人把奴隶制视为不正义，不如说正义仅在自由人当中才会被当作一个问题，奴隶不属于正义完全保护的范围。虽然奴隶确实得到了法律最低限度的保护，但是他们自己不能合法地向法律要求这些保护。尽管如此，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把法律的庇护作为奖赏而赠予奴隶，正如感恩的雅典人曾经把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公民身份赠予奴隶一样——公元前406年在阿吉努萨（Arginusae）战役中，奴隶曾帮助雅典人操控舰队，雅典人以此作为报答。

城邦中的其他群体与正义也有一定的距离，但不像奴隶那样完全被排除在正义之外，比如雅典拥有人口数量庞大的外邦自由人群体，他们主要来自希腊其他诸邦。另外一些人如漫游各地的“智者”（知识分子和论辩家）或过访的客商，则往往来去匆匆。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外邦人在城邦中定居了下来，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位公民作担保或赞助，那么就可以获得“梅迪克”（metic）的合法身份。概括而言，外邦人身份介于奴隶与完全的公民身份之间。外邦人需要缴纳特殊的税收以及履行兵役；作为外邦驻雅典的荣誉代表，他们被允许加入宗教游行的队伍；他们与其他公民平等地进行商品贸易（但如果要在市场设立摊位，那么他们需要缴纳一笔特殊的费用）。[14]尽管如此，他们在政治会议上仍然没有投票权，也不能担任公职与法庭的陪审员。他们可以向法庭提出法律诉讼来寻求正义，但他们的证词仍可能需要经过酷刑拷问才会被采纳，一些针对外邦人的罪行在量刑时比针对公民的罪行要轻。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以雅典的一个最富有、最显赫的外邦人家庭为故事背景，其中一个儿子将为恢复民主制而献身，另一个日后则成了著名的演讲稿撰写人。正如对话录对这个家庭的描述（赛法鲁斯［Cephalus］来自叙拉古），虽然外邦人无法享有彻底的政治正义，但他们可以在与他人的经济关系（偿还债务）以及与众神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偿还债务，但偿还的是贡品）上来理解正义。亚里士多德可能算是雅典历史上最有名的外邦人了，他做出了人是政治动物的著名断言，然而自己却背井离乡远离自己的政治共同体，无法彻底实践自己公民的本性。

女性与未成年人也被系统地排除在政治正义之外。在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也是公民——在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以及斯巴达与罗马，只有父母都是公民的未成年人才被直接算作公民。斯巴达的女孩被当作公民公开地接受教育和训练，一直到青春期来临。在古代世界的所有城市中，女性作为女祭司在特定的公共与宗教祭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斯巴达与罗马的女性可以拥有财产，即便她们行使法律事务的能力受到了一定限制；雅典女性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她们不能拥有财产，在非家庭事务的经济领域内的能动性也小于罗马女性。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雅典与罗马的女性尽管在宗教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们还生育了未成年的公民（与其他男性公民结婚），但是她们在公共决策的制度性的政治讨论中仍然没有发言权。

虽然雅典禁止成年女性出现在市场（agora）与政治会议上，但是雅典的剧作家们在戏剧作品中把女性塑造得楚楚可怜，让人难以忘却——即便女性角色在舞台上是由男性演员来反串。逆来顺受的女性角色置伦理道德于危险的境地，像美狄亚那般，她们最终猛烈地控诉着自己遭受的残暴与专横。这些故事情节占据着悲剧作家作品的主题。通过观察希腊悲剧作品的剧名与人物角色：《请愿妇女》（Suppliant Women）、《腓尼基妇女》（Phoenician Women）、美狄亚、淮德拉（Phaedra）、安提戈涅，我们就能发现剧作家们尤其关注着女性特殊而痛苦的处境。尽管斯巴达与罗马的女性（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继承与拥有财产，但是女性的公民身份仍然是特殊的，她们大多与正义绝缘。她们可能会介入法律诉讼中，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可能会受到法律的确立与界定（比如斯巴达与罗马曾一度痴迷于女性继承人），但是她们无法积极参与政治来界定关乎自身的正义条款。男性未成年人在适当的时候自然会被赋予完全的公民身份，但是他们在未成年时期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仍然是很严峻的。罗马的父亲们在理论上掌握着未成年人的生死大权，雅典的奴隶主对奴隶也不曾拥有过这种权力。

正义：自然还是约定？

让我们再回到本章开篇的赫西俄德。与同时期的其他诗人们一样，赫西俄德在希腊古风时期与古典时期之间创作了众多史诗和说理诗作品，以劝导与塑造国民同胞的价值观。赫西俄德还力求解释人类正义法则的起源，他把人类的正义法则与众神的意志、目的联系在一起，把其视为众神赐予的法律。他宣称人类的正义法则是由众神所护佑的，起初是前奥林匹亚神的首领克洛诺斯，然后是它的奥林匹亚替代者宙斯：

这是克洛诺斯交付给人类的法律（nomos）[15]；

由于鱼、兽和有翅膀的鸟类之间没有正义，

因此他们互相吞食；

但是，宙斯已把正义这个最好的礼品送给了人类。

因为任何人只要知道正义并且讲正义，

无所不见的宙斯会给他幸福，

但是，任何人如果考虑在作证时说假话、设伪誓，伤害正义，他将无可挽救地导致自我毁灭（WD，276-283）。[16]

作为人类正义法则的源泉与捍卫者，众神在上述文字描述中表现良好。在希腊传统神话与诗篇中，虽然人们正式地把正义捍卫者的角色赋予了众神，人们在各种宗教仪式中也期望众神能发挥出这种作用，但是关于众神的不光彩行径也是各类故事的主题，这些内容伤害了人类对众神作为正义捍卫者的信任。人们把众神形象化、拟人化，认为众神之间，以及众神与普通人类之间，都会产生复杂的情欲纠葛与持续不断的争斗。因此众神对人类事务的介入对人类的正义而言就既是一种保护，也可能是一种妨碍或伤害。如果宙斯强暴了诸如丽达、欧罗巴这样的女性；波塞冬神为复仇而制造海难；雅典娜女神因为自尊受损而在特洛伊战争中协助希腊人打击特洛伊人，那么人类能彻底相信众神是惩恶扬善的吗？

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6世纪之间，随着希腊政治的动荡以及军事、经济状况的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层出不穷，扰乱着人们的心神。分散于希腊大陆以及各岛屿之间的一些思想家开始做出自己的回应，他们把正义置于更广阔而牢固的基础上：不仅把正义视为众神赠予人类的礼物，而且把它视为宇宙自身的内在秩序（希腊词“kosmos”的英文对应词为“宇宙”，字面意思即“秩序”）。如果说希腊古风时期的诗人，比如赫西俄德与荷马诉诸神话虚构的甚至有时充满争议的众神的语言与行为，那么这些晚近的“智者”在更抽象的意义上提出了自己的论证。通过宇宙基本元素的运行来重新思考神与自然。他们不再形象化、拟人化地来记述众神的善举与恶行，他们记述由对称性、平衡性等原则支配的自然世界，继而认为人类社会也理应受到这些原则的支配。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阿那克西曼德，他公元前6世纪出生于小亚细亚的米利都，是希腊最早的哲学家之一。他认为宇宙各种元素“按照时间的秩序对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作出补偿”。[17]关于宇宙万物平衡性特征的研究使其他希腊思想家——如公元前5世纪与4世纪之间，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们在意大利南部各城市建立起多个团体组织——进一步对世界和谐的秩序做数学公式化的探究，并使之同样能应用于建构音乐与政治。通过这些哲学先驱的努力，人们——不论男女——找到了新的确证，认定世界确实从根本而言是被正义所支配的。僭妄或贪婪之人如果违背了世界的平衡秩序，那么他必将遭受惩罚。

尽管如此，正如那些希腊的诗人一样，这些哲学家并没有成功地解决正义问题。希腊人也不是唯一对正义之传统辩护深感不满的民族。无独有偶当赫西俄德进行创作的时候，《圣经·约伯记》的作者或编撰者也感觉到了传统正义辩词的无力。不义之人因他的恶行必遭惩罚的理由听起来是多么的空泛无味。希伯来诸经典通过民族的神圣历史与宗教律法来界定正义，而希腊人则发展出了一种特有的写作与表达方式去探寻正义的起源，即希腊悲剧。作为公民宗教节日中的一种制度化的舞台艺术形式，希腊悲剧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雅典，然后慢慢扩展到整个希腊世界与日后的罗马。通过对各种传说与历史人物命运的戏剧呈现，以及舞台歌队演员对戏剧剧情的反思，希腊悲剧着重呈现了一些人如何渴望不义，其他人则不自觉地成为帮凶，以及正义之人经常遭受与不义之人相同甚至更恶劣的命运的剧情。[18]悲剧作家们同样提出了正义界限的问题：谁被排除在正义之外？尽管一些悲剧作家坚持正义的神性特质及其对人类的基本意义，但是其他一些悲剧作家开始挑战社会长期以来对正义的定位，怀疑正义的神圣起源及其自然性。

公元前5世纪，亦即希腊古典时代的早期、民主政治的全盛时期，雅典产生的三部悲剧作品表现了上述这些主题。希腊古风诗人赫西俄德把宙斯视为人间正义的总起源。在此基础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把雅典娜女神——宙斯的女儿，雅典城邦命名的来源及其保护神——视为正义在雅典的特殊起源。公元前458年，埃斯库罗斯完成了《俄瑞斯忒亚》（Oresteia）悲剧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欧墨尼德斯》（Eumenides）。该剧向人们描绘了正义如何在“阿雷乌泊果斯”（Areopagus）——雅典贵族法庭，承担宗教与司法功能——得以确立的过程。雅典娜女神在剧中创立了法庭，并且在它的第一桩案件中担任12名陪审员的一员。她并排坐在雅典其他11名凡人陪审员旁边，与他们共同审理阿尔戈斯国王俄瑞斯忒斯谋杀母亲及其情人一案。尽管俄瑞斯忒斯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其谋杀行为是为了替自己的父亲阿伽门农报仇，但是雅典娜女神投下了关键的一票赦免了俄瑞斯忒斯，以期打破仇杀的恶性循环，代之以新的正义法则。[19]雅典娜女神与其他凡人陪审员一同商议法律案件的景象突显了人类正义观念的神性光环。如果人类社会关系要承受对正义的众多颠覆与违背，而这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正义就必须具备某种使人敬畏的神性特质。

《俄瑞斯忒亚》系列悲剧向人们展示，尽管正义受到了众神的支持，或者说正义源于自然，但是人类仍然需要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来达成正义之判决。它也表明程序特别是司法判决程序，在希腊法律中是何等地重要。如果人们把法律视为一项解决冲突的公共正规程序，早期的希腊法律对程序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法律的实际规定本身，此事显得极不寻常。[20]“公正的法律诉讼程序是正义的必备条件。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于希腊人的内心深处，可以追溯到荷马。”[21]法律条文被雕刻在石板、木板或青铜板上（最早关于希腊成文法律的考古学成果是在德列罗斯［Dreros］发现的一块公元8世纪的石刻）。尽管这种法律被视作人为制定的——由立法者、国王或某个政治会议机构制定，但是它们通常也被认为具有某种终极的神性授权或渊源。赫西俄德把不义之人定义为法庭上作伪证的人，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巧合。柏拉图以后的希腊哲学家都把息讼视为一个良好社会的重要标志。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品上演五十年之后，希腊新生代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4—前406年）崭露头角。他曾二十多次在雅典戏剧节上获奖，与他的戏剧前辈们相比，他笔下的众神要正派得多。他的作品《腓尼基妇女》（Phoinissai）描述了正义之源于自然，以及正义为何易被伤害。该剧的舞台歌队是一群腓尼基妇女，她们正在前往德尔菲神庙奉献祭品的路上。因为战争的原因，她们无法离开忒拜，在这里她们目睹了剧作的主要场景。该场景以神话人物忒拜的王后伊俄卡斯忒为中心。她既是俄狄浦斯王的母亲，同时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他的妻子。该场景还展现了因这段乱伦与亵渎神灵的婚姻而造就的各个孩子的命运。

虽然伊俄卡斯忒目前的命运并不如意，但是她证明了正义的自然起源及其价值，她赞美说：“公平把朋友与朋友、城邦与城邦、盟友与盟友团结在一起。”[22]尽管如此，剧情很快向人们展现了正义的人类关系如何因自身的疏忽大意或暴力行为而轻易崩溃的事实。伊俄卡斯忒与俄狄浦斯王所生的两个儿子原本情同手足，并且兄弟二人约定以一年为期，轮流统治忒拜，但是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很快因为一方违反约定而破裂。一方引起的不义行为以兄弟二人双双毙命收场：两人在决斗中同时负伤而亡。该剧告诫人们，人类的贪婪或欲望经常使正义的计划落空，脆弱的敬畏心与正义心无法约束背信弃义的行为。尽管如此，正义法则仍然备受尊崇，即便是在被违背的意义上。通过呈现不义行为的不良后果，欧里庇得斯反而突显了正义的意义。

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作中，伊俄卡斯忒与俄狄浦斯王的一个女儿活了下来，她与眼睛失明并已身患重病的父亲相依为命离开了忒拜城。欧里庇得斯版本的《安提戈涅》没有雅典第三位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版本的《安提戈涅》那么出名。大约在公元前441年，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安提戈涅》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案例，即与神圣律法相比，人类的法律是多么地专横。在把城邦的公共正义法则与自然的亲情关系以及神圣的律法相互对比的意义上，该剧作对城邦的公共正义法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索福克勒斯从安提戈涅的两个哥哥相互杀死对方后开始写起。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的一位（厄忒俄克勒斯）虽然违背了分享忒拜统治权力的誓言，但却得到了厚葬；他死后王位发生转移，新的继任者克瑞翁褒奖了厄忒俄克勒斯（其实是他的尸首），以使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与前政权拉上关系。另外一位（波吕涅克斯）因为兄长的背信弃义而惨遭厄运，不得不暴尸荒野。克瑞翁以波吕涅克斯对城邦前任统治者的叛逆为由，禁止为他举行体面的葬礼仪式，甚至是任何形式的埋葬。对波吕涅克斯的苛待是不正义的吗？根据克瑞翁的法律，甚至根据他自立为王之后所颁布的法令来看，显然不是这样。但安提戈涅认定，按照众神的“不成文律法”，这么做确是不正义的。因为众神的律法规定埋葬亲人是一个人重大而不可亵渎的义务。[23]

安提戈涅把神圣律法称为“不成文的”，这反映了索福克勒斯时代人们关于正义问题的争论。雅典人通过晚近的民主政体人为地制定了越来越多的法律，但是这些新的法律——同时也是《安提戈涅》的隐晦意义——都轮不到被镌刻到石板或青铜板之上。它们可能更像是一个僭妄的政治共同体的自命不凡的命令，正如克瑞翁所颁布的那些政令。它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当与宗教习俗中的日常古老法律相比，权力与人为法律的有效性是第二位的。安提戈涅英雄般地死去了。她的死亡导致了克瑞翁的儿子（安提戈涅的未婚夫）殉情自杀，同时也使克瑞翁的妻子陷入长久的悲痛之中，最终也自尽而亡。狂傲的克瑞翁因此遭受了更为悲惨的命运。他曾经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现在显得多么空虚而无力，在众神与命运那无可逃脱的训令面前，克瑞翁终因自己傲慢地行使政治权力而自取其辱。通过挑战人为法律与命令的有效性，安提戈涅强化了人们对正义的信仰，即正义是一种神圣秩序。

智者的挑战：正义是自然的吗？

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安提戈涅》使人为法律在与神圣律法相对照时，变得微不足道，但是它并没有质疑正义的本质或价值，正义仍然源于神圣律法。后来的一批“智者”思想家与教师开始公开质疑：法律与正义是否仅仅不过是专横的人类约定？他们向早先时候诗人们对正义的辩护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些晚近的智者们既不向自然学习，也不继承先辈哲人的衣钵，他们反而特别向人类社会本身学习，然后又自命为师而传道授业。他们着重关注人类自身之事务而非宇宙秩序的具体构造，因而成为最早一批政治学理论的贡献者。智者虽然不是唯一对政治进行思考的人群，但是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准专业”的方式，对自己进行了重新的定位，通过出售自己所学来谋求利益。

这些智者既向他们各自的城邦与政治会议机构免费提供知识与建议，也游走于希腊各地，向富人们兜售自己的知识，希望得到雇佣而成为富家子弟的家庭教师。智者们向富家子弟传授修辞学，声称掌握着这项技能，可以帮助他们赢取权力或名誉。他们试图影响政治，但他们既不承担明确规定的政治义务，也不介入各自城邦已有的正规机制，而是炫耀拥有教别人如何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并且从中收取报酬。这是一幅颇具争议的景象。比如西西里岛的智者、教书匠高尔吉亚（Gorgias，公元前486——前376年），他在希腊各地四处游走，不断发表着一种套路式的言论，叫嚷说海伦并非特洛伊战争的罪魁祸首。人们在传统上认为修辞总能导向正义的决定，但是如高尔吉亚这般的智者搅乱了这种看法。

众多智者授业的中心内容是一组明确的对比关系，即“习俗”（nomos）与“自然”（phusis），或法律与自然。[24]在这种对照的语境下，他们并不用“法律”（nomoi）指称神圣律法（安提戈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而是指人类自己制定或统治者制定的各种法律，无论统治者是个人还是团体。人为制定的法律只不过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惯例。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人类自我创制、自我发明的结果，不管它来自一位僭主某一刻的奇思妙想，还是政治会议机构涉险票决的结果，因此它与事物的真正本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事物的真正本质由某种正义或某种完全不同于人为法的律法所支配。“习俗”与“自然”的对照关系引发了人们对人类创制物、人类后天约定惯例的重视，它们并非不可改变的真实。“习俗”与真实自然相比起来，它们多半糟糕、低级得多。

智者认为“法律”是人为创造的，这是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然而更具争议的是他们认为，法律是“一些人”强迫“其他人”的结果——法律使统治者处于绝对有利的位置，而其他倒霉的受害者只能处于不利的位置。与后来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类似，这些智者认为野蛮而残忍的冲突与竞争是“自然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强者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伤害弱者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并且还不用承担后果与责任。柏拉图对话录中出现过一个这样的人物角色，雅典人卡里克利斯（Callicles），他就以这种论调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即便如此，如果强者的统治是自然的，那么人们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即人类的各种约定应如何对此做出回应？它们的价值又该如何评价呢？一个人是否可以攻击强者说他对弱者形成了剥削，然后用自然正义这一工具来揭露人类法律的剥削性质呢？历史记载的最早关于奴隶制的批评即遵循这样的思路，奴隶制作为正规的政治或社会机制（不是个别的虐待现象）具有不义性。奴隶制仅仅是一项人类法律，而众神赋予每个人以符合自然秩序的自由。“神灵把自由赋予所有人，自然使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奴隶”，这是阿尔西达马斯（Alkidamas）的一条谚语，被一位不知名的读者记录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Rhetoric）一书的页边空白处。[25]

然而，这种借用“习俗”与“自然”的对比关系来对奴隶制或任何其他人类法律进行激烈批评的思路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认同。更为普遍的看法是，大量存在的法律确实有助于人类的一般利益，但它们仅仅是次优的，并不足以促使人类达成最大可能的目标。[26]每个人在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自然的正义允许强者统治弱者，但前提是正义得到强者的保证或首肯。自然正义的困难最终导致人们偏向于一种次优的解决方式，即保证人类法律能够给个人某些好处，而不至于使他一无所得。对个人而言，最好的情况是能够支配或统治别人而免于处罚；最坏的则是试图支配或统治别人，但被抓住并遭受处罚。因此，正义是两者的折中，一种次优路线。个人放弃成为支配者或统治者的奢望，不要那些好处，但他也因此而免于遭受被支配或被统治的伤害。[27]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出现过一个这样的人物，即格劳孔（Glaucon），他就持这样的看法（虽然他自己不承认）而认为正义是“最优与最差的中间状态。最优的情况是行不义而免于惩罚；最差的是遭受不幸却无法报复。正义是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值。它并不被人们视作好的，而是说人们的力量太弱小，不能行不义而同时免于惩罚”。[28]

如此说来，正义是人类一种有益的妥协或退让，而并非某种人类固有的最优路径。正义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达成，即赋予法律以“保证人”的地位，使其确保人们能够公正地对待任何其他人，即便它无法使人们内在地更好或更正义。尽管如此，这种解决方式本身仍站不住脚。如果正义仅仅是解决人类如何相处这一问题的次优方式，那么当一个人可以逃避惩罚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去行不义呢？此时他既能够收获不义行为最有可能带来的好处，同时也能从别人的守法行为中获益。

如此对正义的价值作相对化的处理，导致正义成为人类在必要时不得不忍受的东西，而非人类自我幸福之最有益的实现。本章开篇提到的希腊古风时代的诗人们曾经全心全意地（但愿如此）捍卫着正义的价值，他们因此就受到了这种相对主义正义观的严峻挑战。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希腊社会的公共生活舞台上不断出现新鲜的角色——从早期的诗人、哲人到悲剧作家，然后是智者——人们关于正义的一致看法开始发生分化。正义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吗？还是富人对穷人施展的骗局？希腊的思想家们把这些问题提了出来，无论是围绕真实或虚构人物展开的激烈论辩，还是关于他们的激动人心的戏剧故事以及他们各自遭遇的悲惨命运，皆成为希腊思想家们的实验园地。

强者与弱者

我们已经发现城邦的奴隶、外邦居民、女性和未成年人仅拥有一种有限的正义。那么正义在城邦之外的状况如何呢？一个希腊城邦与另外一个希腊城邦，或者一个希腊城邦与其他类型的政治体，比如希腊诸邦东部强大的波斯帝国（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它就由帝国的开国之君居鲁士大帝的后裔们所统治）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当多个政治体通过条约与联盟而互相结合在一起以后，正义就以一种清晰可见的方式被用来讨价还价，以保证缔约各方履行相关条款。尽管此时关于一个城邦的政治行为应该遵从正义与不义还是利益原则的争论并未尘埃落定。当一个政治体没有同盟并且有希望运用强力的情况下，政治体之间能否达成正义的问题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公元前416年，在民主政治的雅典与寡头色彩浓烈的斯巴达之间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选派数位大使前往米洛斯岛（Melos）签署后者的战败协议。此时雅典的大使们就持上面的观点，尽管米洛斯人对雅典人并没做什么坏事，并且在战争中已经宣布中立（但雅典人认为他们已经与米洛斯人宣战）。正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述，雅典大使们宣扬了他们看待人类事务的一个赤裸裸的基本事实：

我们双方都承认，只有在双方平等的情况下，人类才有必要在争论中确定什么是正义的。只有当双方处于同等的强制条件下，人类协商才能够产生关于正义的决定；但是，如果存在占优势的一方，强者可以做能做的一切，那么弱势的一方必须默默接受必须接受的一切。（5.89）

这个所谓的“米洛斯人的论辩”，修昔底德历史记述中精心设计的片段，主要专注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因素。它声称在所有的战争中，或至少是在强大帝国与受帝国（即便由于偶然因素）支配的政治体之间的战争中，正义没有自己的位置。民主政治的雅典一边乐于在帝国中充当暴君的角色，一边则歌颂着城邦内部维系的正义，这确实使当时很多的观察者与亲身经历者都大吃一惊。然而，在雅典人对米洛斯人的最后通牒中，一桩更令人不安的事是：只要存在强势的一方，正义无论如何都无法达成。如果存在强势的一方，它就将得到一切，弱势的一方则只能接受别人的剥削或压迫。

真是这样吗？本章已经论述过希腊人极为重视正义对规范富人与穷人关系的重要性。有人或许认为在米洛斯一例中，恰好存在着一方为强者一方为弱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雅典大使们的声明就既可以击碎国际正义的希望，又可以击碎城邦内部对正义的希望，或至少是在有实际需要的任意情形下这么做。即便如此，雅典大使们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点解决此问题的线索。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个粗浅的假设，即富人是强者而穷人是弱者的假设。在富人与穷人的个体遭遇中，穷人几乎总是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一方；但是随着债务约束制的废除，以及穷人与其他穷苦兄弟的拉帮结伙（毕竟是“多数”），穷人也可以，至少在某些时刻，宣称拥有某种集体的、更为强大的力量。穷人可以拥有数量上的优势权力，以及如果适当武装的话（有时也无需什么适当武装），也可以拥有军事上的权力。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其视为暴民的统治。多数人能构成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不仅仅是因为数量，还因为在一定数量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组织以产生集体行动的能力。民主（demo-kratia）一词并不仅仅指纯粹的力量，还指基于行动能力而形成的“人民”（demos）的权力（kratos，字面意思为“抓住”“紧握”）。[29]因此，在规范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公平关系的时候，穷人需要受到一定的保护以防止个体的依附与附庸；富人则需要认可穷人集体行动的权力。正义保护弱者来对抗强者，但是弱者需要组织起自己的力量来才行。

如果我们把“米洛斯人的论辩”视为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案例，其中一方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它更多是一种不常见的军事情形，而非人类境况的常见模型。尽管帝国的少数统治者利用派系的说服及其所拥有的专横强力，使被统治各方屈服于自己，但是被统治各方仍然拥有经济、政治以及道德等各种形式的权力。多数人的权力（无论它如何被恐吓、割裂与破坏）在所有政体当中都会对不义的契约构成潜在的威胁，进而能够刺激公正契约的构建。正义是一个激进的概念，因为如果人们对公平的诉求过于强烈，那么他们对政治共同体的归属与认同意识就可能会突然崩裂。

本章已经考察了希腊古风时期人们如何把正义视为众神统治的神圣秩序之组成部分；以及在希腊古风时期，特别是后来的希腊古典时期，诗学、智者与哲学的著述如何挑战了人们对神圣正义的信任，并由此引发了探索人类正义与神圣正义之关系的新方式。对希腊思想家来说，正义的观念支撑着人类文明，但是它也极易受到众神与人类之恶行的伤害。因此，正义的建构不仅需要神性力量的支持，它还需要人类创造出自己的政治或社会制度，以确保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参与者受到正义的眷顾，特别是那些受到富人的经济与政治支配的穷人。我们接下来将探讨希腊不同政制的政治体如何用不同方式尊重或限制多数人的权力，如何对待精英的诉求，也就是如何在对政制形式的考量中将正义付诸实践。

注释：

[1] 这一节译自一个古希腊文单词，cheirodikai，字面的意思为“hand-justice”，即从拳头的力量中获取的正义。关于这个词的注释和翻译参见：EGPT, p. 15。——原注《工作与时日》第189节原文如此，在中文版的《工作与时日》中，该引文见于第190-195节。参见：赫西俄德著，张竹明、蒋平译，《工作与时日、神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页。——译注

[2] Rya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参见：Ryan 2012, Vol. 1, p. 13。

[3] 关于梭伦的功绩，参见：Wallace 2007。

[4] 亚里士多德或其学派的著作《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该著作成于公元前4世纪中晚期，在19世纪被重新发现；该书解读与分析了雅典的政治史以及政治制度史）描述说梭伦“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雅典政制》，6.1）。我采纳了Harris（2002）的观点认为梭伦废除了债务奴隶制（debt-slavery），但这并不意味着债务约束制（debt-bondage）的废除，借债人仍然有义务按照债主的意愿提供自己的劳动直到债务还清为止，但这属于学术争论的范畴（关于梭伦实际上是废除了债务约束制的观点，参见Finley 1985, p. 166;我非常感谢Paul Cartedge与我这些就问题展开的讨论，尽管我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对城邦来说，债务奴隶制仍然继续存在。另外一个存在争论的地方在于《雅典政制》同一章节文本中提到的梭伦对公私债务的废除，也就是所谓的“解负令”（seisachtheis，即卸下重担，与“地震震动”［seismic tremors］或地震拥有相同的词根）。

[5] 参见：Patterson 1991, p.viii（“自由来源于奴隶制的经验”）以及p. xv（“自由作为一种核心价值从社会的意义上而言，首先在古雅典得以确立”）；鉴于Patterson相当宽广的历史学与人种学研究范围，这些结论尤为引人注目。

[6] 参见：Florentinus, Digest 1.4.5.1，英译文参见：Garnsey 1996, p.14。

[7] 关于雅典与罗马共和国的奴隶制的权威论述，请参考Rihill（2011）和Bradley（2011）在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Slavery, Vol. 1中的诸章节。除此以外，Hansen还提供了一份十分有益的简短论述，参见：Hansen 1991, pp. 120-23。他在第24页上指出公共奴隶（demosioi）可以向法庭提出诉讼。

[8] 参见：Ober 2000, 以及Vlassopoulos 2007。

[9] 关于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情况，参考Rihll（2011）第4页上对“Old Oligarchy” 1.10的引用；关于罗马的情况，参考Bradley（2011）第261页上对Appian, B. Civ. 2. 122的引用。

[10] J. Paul Getty Museum object 85. AA. 352.

[11] Bernard Williams 1993, pp. 111-17, 124-9.

[12] 理论上不太能接受，但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事实是，当今世界很多地方普遍流行着各种现代形式的束缚，体现在一些特定群体之中，比如家庭佣工、性工作者，以及各种形式的契约劳工，特别是那些被贩卖或带入到他国的群体。

[13] Tereus, TGF, p. 591,英译文参见：EGPT, p. 56。

[14] Hansen 1991, pp. 116-20.

[15] Nomos通常被译为“法律”（law），但还有“规则”“习惯”或“生活方式”的意思；在希腊思想中，这些意义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6] 这是我自己的译文。Balot同样引用了此段文字，参见：Balot 2006, p. 21。Balot认为正义及其对压迫的拯救是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我在此也同意这种看法。

[17] KRS 101A.

[18] 关于希腊悲剧的政治背景及其贡献的概述，参见：Hesk 2007;详细论述，参见：Goldhill 1986。

[19] 之前已然约定平局的票数就可以算作无罪判决，因此雅典娜投下的所谓关键一票也就可以被理解为她最后一个进行投票，恰好是宣布俄瑞斯忒斯无罪的第六票。

[20] 参见：Gagarin 1986, pp. 12-14, 19-20,和 passim。

[21] Gagarin 2008, p. 155.

[22] Euripides, Phoen. 536-8, 我自己的译文。这里被翻译为“公平”（fairness）的单词实际上是“isoteta”，字面意思即“平等”（equality）。当ison指代数学上的精确性的时候，更倾向于译为“平等”（euqality），但包含ison的一些单词有时也指更宽泛意义上的“公平”（faireness）。——原注中文版此处为“平等”，参见：译林出版社，张竹明译本《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4卷：欧里庇得斯悲剧（中）·腓尼基妇女》，第363页。但根据以上作者注，此处更应该译为“公平”。——译注

[23] 古希腊人尤其看重兄妹之间的亲情关系。希罗多德（3.119）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大流士王允许一位波斯妇女只能从她的哥哥、丈夫和儿子们当中拯救一位男性亲属的生命。这位波斯妇女选择了自己的哥哥，原因是她可以再婚，然后再养育更多子女，但是鉴于自己父母已经过世，她无法再有一位兄弟了。大流士王褒奖了这位妇女的决定，既赦免了她的哥哥，也赦免了她的长子。

[24] 不是所有我们现在称为智者的哲学家都认为人类的正义与法律不源于神灵的意图。比如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就采取了一种赫西俄德的路径，通过一则神话讲述了正义的起源。他认为宙斯把正义和“敬畏”（aidos）一同赐给了人类。正义规定了人类的公正条款；敬畏则让人类害怕神，以及感觉到违反法律与习俗的羞耻。法律与习俗都是正义法则的体现。正义与敬畏一起“给城邦带来秩序，同时是友谊的共同纽带”。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中认为这是普罗泰戈拉的观点，参见：Protagoras, as translated by Lombardo and Bell in Cooper 1997。

[25] Garnsey指出他此处可能是在为美塞尼亚（Messenian）的奴隶们进行辩护；公元前369年，美塞尼亚的很多奴隶从斯巴达主人手中获得了自由。同时，Garnsey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1253b20-23中认为有一群人也持有这样的看法，但他没有指出是哪些人（参见：Garnsey 1996, pp. 75-6）。

[26]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我们知道这是智者吕哥茀隆（Lycophron）的看法（参见：《政治学》1280b10-12），同时很显然这也是智者安提丰（Antiphon）的看法（参见：DK 87 B44）。我们在本书第4章将会看到，这种观点在柏拉图《理想国》的第2卷中受到了驳斥。

[27] 这是Denyer的观点，参见：Denyer 1983。

[28] Rep. 359a, Grube译文，Reeve校订，参见Cooper 1997。

[29] 参见：Ober 2008b。

第二章

政制

政治的及其他形式的组织

什么是“constitution”？现如今我们把它视为规范政体内权力分配关系的基本法律，有时汇集成单独的法律文件。美国宪法的手写原稿现如今被陈列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大厦的圆形大厅内，相反，英国宪法不体现为任何单一的法律文件，而是经过长期发展形成重要的法律、习惯以及条约的集合体。

希腊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语言中没有“constitution”一词，即便是在英国非法典化的意义上。英文“constitu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组织、确立），指后罗马共和国时期皇帝所颁布的法令，它并非全面或基本的法律。[1]然而，现在被广泛使用的“constitution”一词指称的是古希腊人所谓的“politeia”（政制）[2]。现如今人们主要在政治层面上使用“constitution”一词，但人们可以从更根本的层面上使用它。因此把“politeia”翻译为“constitution”，并把它作为本章的标题也就是合理的了。“politeia”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而言是一种特殊的秩序与结构（法语中称为regimen，政体、制度、章程、食谱），是保证身体处于健康状态的特定组成方式。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终既在最广泛意义上也在最狭隘意义上使用“politeia”一词。他有时把“politeia”视为城邦的一般 “生活方式”，[3]但有时也把它定义为一种狭隘的“公职分配制度”。[4]

政制在广泛的意义上是一种特别设置的秩序，既可以指自然身体，也可以指政治体。这个对比说明了为什么“政制”可以超越狭隘的政治界定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一个人的身体可以抵抗反常细胞与其他有害物质的入侵而避免丧失自身秩序的时候，他就能保持良好的内部平衡与秩序，因此也就拥有了强壮的“政制”；当一个政治体能够抵抗无赖分子、不满集团与其他国外势力的侵犯而避免政治体失序的时候，它就能保持良好的内部平衡与秩序，因此也就能拥有强大的政制。“政制”的这两层含义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只有存在一群这样的公民群体，他们形成特定秩序结构的习俗与价值，才能维持政治体的各种惯例与原则以激活特定的生活方式。

这就解释了希腊词“politeia”（英文通常译为constitution）为什么最初被用来描述公民身份的条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稍后将详细介绍）用这个词描述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的一个外邦人的各种诉求。这个在斯巴达的外邦人声称自己愿意在斯巴达的军队中服役，只要他和他的兄弟能成为斯巴达的公民。[5]在这一关于斯巴达公民身份的特定事例中用到“politeia”这个词，具有深远意蕴。因为斯巴达极为重视“政制”的双层意义，在这一点上，斯巴达超过了希腊的任何其他城邦。“政制”在斯巴达既有狭隘的政治意义，也有广泛的生活方式的意味。成为一个斯巴达公民，不仅意味着他被赋予了一定的特权与义务，也意味着他融入了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之中，一种显然与希腊其他城邦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关于斯巴达政制的各种研究——研究成果统称为“斯巴达人的政制”（Politeia of the Spartans）——就充斥着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描述：为了快速地投入军事战斗，他们经受着极端严苛的身体训练，同时实行共餐制度，以及遵循抚育儿童的特殊习俗。广义概念的政制超越了政治组织的意义，包含了广泛的社会劳动分工，即为了对社会有所贡献，如何生养、教育与训练公民。这种广义概念的政制成为希腊很多有关“最优政制”[6]的讨论的典型特征。

本章的主题是讨论政制双层含义之间的关系——作为公民身份、生活方式的政制与作为特殊政治结构的政制。一个政治体的生活方式与其特殊的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希腊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一致。每一种政治体——每一种不同的政制形态——各自都给出了自己的答复。这些答案尤其体现于公元前5世纪曾经震动整个爱琴海世界的两次大战乱，并在战乱之中得到了检验。这些大战乱源于不同政制形态之间的激烈冲突与碰撞。对亲身参与战争的希腊人以及战后对史实进行编纂整理的人们来说，现代学者所谓的政制大碰撞在当时首先是各种意识形态论争，继而是更加冷静客观的分析。在历史学家对希腊跌宕起伏的战争编年记载中，我们发现相互敌对的城邦表现出的各自政制的优势与缺陷；我们也能发现对不同政治体的政制的分析与归类，即一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的三种基本类型。从实践上，然后从理论上考察各种政制形态的冲突与碰撞是本章要完成的任务。

希罗多德与波斯战争的政治

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的第一次大战乱是其与波斯的战争（公元前499—前479年，战争在此后绵延数年）。在波斯战争中，希腊的众多城邦联合起来反抗波斯国王的入侵，当时波斯国王控制了希腊大陆爱琴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希腊历史学家把这场战争定位为自由对抗奴役的战争，即希腊各自由城邦对抗波斯国王的奴役与专制的战争，但是我们将发现历史学家对战争的描述并不像结论显现的那样简单。

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的第二次大战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的早期阶段发生于公元前460—前445年，之后严格意义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成功地抵御了波斯的入侵之后，自身却陷入了分裂的局面，最终形成了以斯巴达与雅典为首的两大阵营。历史学家把这场战争定位为以斯巴达为首的寡头政治与以雅典为首的民主政治之间的斗争，但他们的描述以及战争的进程同样不像结论显现的那么简单。

反观这些战乱，当时的历史学家与剧作家们把它们视为政制的相互碰撞。针对不同政治体各自所做的政治选择，以及它们各自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历史学家与剧作家们对它们要么过度赞美，要么严厉刁难。为了理解公元前4、5世纪希腊人所面临的各种政治选择，我们需要理解不断发生的政制大碰撞中的核心观念——这些观念激发了不同城邦政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帝国政体间的不同生活方式的持续竞争。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关于波斯战争的记述，以及其间夹杂的政制分析，最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希罗多德出生于公元前484年，可能死于公元前430年后不久（他在其著作《历史》中最后提到的事件发生于这一年），家乡是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哈利卡那苏斯（Halicarnassus，现为土耳其博德鲁姆市［Bodrum］）。[7]希罗多德来自希腊最东边的殖民地，但日后却生活于希腊最西边意大利半岛上的一块新殖民地。他一生游历颇丰，富有同情心，并且拥有大量的读者。希罗多德是一位对希腊边疆社会非常熟悉的作家，他记述下波斯战争中（战争在希罗多德童年时代就已结束）关于希腊的辉煌军事胜利的不朽篇章，同时他也以敏锐的视角揭露了战争双方的自我欺骗与各自的权力欲望。雅典联盟与斯巴达联盟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希罗多德大约二十五岁。两军激烈交锋，希罗多德对此也做了详细记录。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曾在埃及各地广泛游历，远至孟斐斯（Memphis），并且认为埃及历法胜于希腊历法。他以宽广的胸怀与视野（或批评或赞扬）考察过异域的风俗；他曾经描述过巴克特里亚人（Bactrians）的服饰、骆驼的习性以及塞西亚人（Scythians）的传统风俗。他对波斯的专制主义与希腊的自由作了极为重要的对比，但是他也指出了希腊各政体的自我矛盾之处——在城邦内部崇尚自由，但在城邦之外则推行专制。他同时也对斯巴达与雅典在组织力量反抗波斯的战争中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政治习惯与政治观念进行过研究。

图表2 波斯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概览

民族志学者、道德家、历史学家、讲故事的旅者，在记载波斯战争的过程中，希罗多德把这些角色融于一身。这是第一部用希腊文写成的“历史”，书名来自希腊文historia一词，意思是探究或调查。希罗多德创造了新的历史规范，他通过对历史事件亲历者与文献的“探究”，达到了解读与纪念重要人类行为的目标。这种新的历史规范与现代的调查性新闻报道或当代史的研究在精神旨趣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它仅适用于相对较近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果要记述遥远过往的历史，这种规范方法是不可能的（修昔底德自命为希罗多德的继承者，但当他记述遥远过往历史的时候，他把它们从自己著作的主体中隔离出去，使其单独成为一个序言）。希罗多德对那场在其童年早期就已结束的战争进行了探究与调查，他通过对历史见证者的询问以及证据的搜集，开创了审慎评判史料来源（“我不相信它，但别人可能会相信”，5.86）与议论式评价（argumentative evaluation）的先河。与此同时，这位“散文界的荷马”（希罗多德去世3个世纪之后，他家乡的人民在铭文中赋予他的称号）[8]在传统史诗诗人当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发明了历史，却以诗文的形式被吟咏。据说年轻的修昔底德因听说希罗多德在奥林匹亚吟诵他自己的著作而流下了羡慕的眼泪——一个煽情但可能是捏造的故事。[9]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希罗多德对人类多样习俗的观察，然后再集中关注他对波斯战争中的不同治理形式（一人、少数人与多数人的统治）的描述。在智者学派对“习俗”（法律、习惯）与“自然”所作的区分（第一章已做介绍）以及医学著述关于人类心理多样性的研究潮流的共同影响下，希罗多德极为重视已知世界上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批评一位波斯主子在埃及亵渎了当地宗教习惯的例子（3.37）。他在此评论说，所有人都坚持认为自己的法律与习惯是最好的。他还描述了早期波斯国王大流士的故事。大流士把一伙希腊人与一伙印度人召集在一起，希腊人有火化尸体的习惯，印度人的习惯则是把死去的父亲的尸体吃掉。大流士问希腊人愿意收多少钱才肯吃掉他们死去的父亲，问印度人愿意收多少钱才肯焚烧他们父亲的尸体。希腊人与印度人听到这样的问话后都被激怒了，继而奋起反抗大流士（3.38）。数世纪之后，蒙田在对这些故事进行反思时表示，当人们面对不同的民族习惯时，不要追求一种最好或最正义的生活方式。希罗多德借用这些风俗习惯来说明希腊人凭什么打败了波斯人，然而他也敏锐地分析了战争双方的缺陷与偏见。

要了解希罗多德包罗万象的故事的整体轮廓，最恰当的方式是考察他的创作背景。希罗多德记述了关于他出生前后的波斯战争（公元前499—前479年）。这是一场约三十个希腊城邦联合起来反抗波斯的战争，它由斯巴达领导，但雅典人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然而，希罗多德却是在斯巴达与雅典（及其各自盟邦）冲突期间以及之后才写作的。这些纷争占据了他青年与成年的大部分时期（公元前460—前445年；就在希罗多德死前不久，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式爆发，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雅典与斯巴达在纷争中互成敌手。

当时的争端使得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态度愈发地尖酸而刻薄。因为在他进行编年史创作的早期，雅典与斯巴达还并肩战斗在一起，与其他重要的希腊城邦团结一致，共同抵御了强大的波斯帝国。然而，尽管斯巴达人在令人难忘的失败战役——比如温泉关战役，以及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普拉提亚陆战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雅典人却在重要的马拉松陆战与萨拉米海战中证明了自己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斯巴达人虽然在名义上率领希腊联军反抗波斯，但是战争的实际结果却既展示了雅典人的权力，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力量。

雅典是使希腊世界摆脱被波斯统治厄运的救世主。希罗多德意识到他的这个观点不会被同时代“大多数人喜欢”（7.139）。因为与作品从古典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大多数作家不同，希罗多德不是雅典人，甚至也不是在雅典写作的——即便有证据表明希罗多德的著作影响了自《安提戈涅》起的雅典戏剧，因为在还没有完工的时候，他的著作就已经断断续续流传开来了。[10]尽管如此，作为旁观者的希罗多德能够更好地进行观察，他分析了雅典的新霸主地位如何助长了雅典公民自负傲慢的心态，以及他们对权力的贪得无厌。当雅典崛起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帝国的时候，它不断壮大的力量引起了斯巴达的担忧。双方不断产生一些小的摩擦，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也逐渐破裂，最终不得不兵戎相见。

希罗多德把波斯战争视为逐渐展开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断点或插曲，这必然是一项承载着多种复杂信息的工作。他的历史著述唤起了人们关于整个希腊曾经团结一体的记忆。然而，他也十分注重分析雅典帝国主义的起源。如同上个世代整个希腊世界联合起来反抗波斯的侵略与扩张一样，雅典的帝国主义看起来也相当不可思议。他同样向人们展示了斯巴达的自我矛盾之处。斯巴达在城邦内推崇自己的自由，然而却对毁灭国外民主政体的自由乐此不疲（公元前404年，斯巴达联盟对抗民主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但是一年以后，雅典的民主势力成功地组织了反击，使斯巴达最终认可了它们的民主政治）。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雅典与斯巴达都是希罗多德历史叙述中危险的伪君子。它们言行不一，前后矛盾，一方面极力宣称要坚守某些价值，另一方面又为了自己或他人而肆意地践踏这些价值。然而，我们将首先考察一下希罗多德历史著述中关于政制形态的分析。他清晰地阐述了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的三种基本政制形态，准确地反映了希腊人对政制形态的思考。

一人/少数人/多数人：三种政体

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述采取了双时间线索的形式，他在记载波斯战争的同时，隐隐地意识到了日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除此之外，他还使用了另外一种独特的戏剧叠加（dramatic overlay）的手法：在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安排一场“政制大辩论”，但却使用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与希腊的语词。[11]这是希腊一次重要的关于政制形态的思考。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公元前522年七个波斯贵族刚刚挫败了一伙王位篡权者，他们正在商量以后应采取什么样的统治形式，于是展开了一场大辩论（3.80-82）。他们中的三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每一个人偏爱一种政制形态而批评其他人的看法，他们争论的语气、语词与约七十年后希罗多德笔下的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实际上希罗多德——可能以略带挖苦的口吻——表示当时的读者并不认为波斯人的辩论具备历史准确性：“所发表的意见在某些希腊人看起来并不可信；但这些意见是发表了的”（3.80）。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希腊的政制形态，这个表面的时代错乱反而使得它们更加重要。

波斯人欧塔涅斯（Otanes）首先发言，他批评了君主政体，亦即波斯日后所实行的政制形态：

我认为我们必须停止由一王进行的统治，因为这既不是快活事，也不是好事……我不再同意从我们之中选择一位统治者了，因为一人的统治既不是快活事，也不是好事……当君主可以为所欲为而又不担负任何责任的时候，怎样谋划才能使君主政治运转良好呢？（3.80）

欧塔涅斯解释说，君主制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它既助长了君主的傲慢与自负，又激发了臣民的嫉妒——嫉妒是人性的基本元素。傲慢的君主在臣民中间飞扬跋扈，实行专横与任意的统治，以至于“扰乱或任意改变”了“祖先的法律与习俗”。君主制的基本缺陷在于缺乏责任控制。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促使君主担负责任，进而要求他妥善行使权力，否则将遭受处罚。欧塔涅斯的批评意见是中肯的，因为民主派在希罗多德的时代曾经骄傲地宣称责任是他们政制形态的主要成就之一。[12]

戳穿了君主制的谎言之后，欧塔涅斯主张实行“多数人”（to plethos）的统治形式。因为在多数人统治的政制模式下，一切官职（archas）都由抽签决定，公众对官员进行审查，所有官员都要担负责任，任何人都无法如同君主制下那样扩张自己的权力或者任意使用手中的权力。公元前5世纪（约从公元前430年代开始）的希腊人把这种政体称为“民主”（demokratia）。[13]可能是因为故事场景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的缘故，希罗多德没有让欧塔涅斯说出这个词语来（尽管他自己在6.131中使用了该词）。欧塔涅斯反而把这种由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冠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isonomia）的称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含“平等”与“法律”两层含义，因此它最好被理解为“依据法律的平等”。欧塔涅斯所描述的由多数人进行统治的政制模型与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人所定义的“民主”有重要的关联，这既可以通过词语本身，又可以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似特征体现出来。尤其重要的两点是，所有人甚至包括穷人在内数学般平均地（ison）共享权力，以及所有人每年轮流掌握公共职位，以防止滋生专制权力。这些正是后人从大约公元前430年代以后称颂的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欧里庇得斯的剧作《请愿妇女》（Suppliant Women）——可能在公元前420年代后期[14]就被搬上了舞台——描述说，传说中的雅典国王提修斯（以及在另外一部剧作中）因为以上同样的内容称赞了雅典的政治实践，尽管实际上数世纪之后它们才被付诸实践，那已经是提修斯死后的事了（如果他真的曾经存在过的话）。提修斯说：

这里没有一人的统治：这是一个自由的城邦。这里的人民是主人，大家每年轮流执政，富人并不能获得太多的好处，穷人甚至也平等地参与其中（404-8）。[15]

他还为这样的公平与平等进一步增加了条件：

当法律通过以后，弱者与富人拥有平等（isen）的正义：弱者一样可以对富人恶言相向，正如富人对他们所做的那般。小人物能够战胜大人物，只要他是占有正义的一方（dikai）（433-7）。[16]

希罗多德笔下的欧塔涅斯热情称颂着多数人统治的理想政制形态，因为它赋予富人和穷人同等的正义，这也是公元前4、5世纪雅典作家们所承认的民主政治的精髓（他们同样把民主投射于更早年代的历史人物）。当希罗多德在其他地方以自己的口吻（不通过欧塔涅斯）描述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民主政治的时候，他强调了权力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即isegorie，“平等的言论”。[17]因此，我们发现希罗多德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与他作品中的欧塔涅斯所热情称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制形式如出一辙。

欧塔涅斯认为多数人统治的政制形态是合理的，因为它既不会产生专横权力，也还是平等的法治状态。此种观点立即遭到另外一位参加辩论的波斯人美伽比佐斯（Megabyzos）的攻击。他抨击欧塔涅斯把权力赋予“多数人”。美伽比佐斯认为，多数人是“一无是处的群氓，没有谁比他们更愚蠢与蛮横无礼了”（3.81）。欧塔涅斯认为君主是傲慢与专横的；而美伽比佐斯把这种批评转移到了“人民”的身上。为什么？因为“群氓”（mob，美伽比佐斯的判断）“毫无教养，对什么是最好与最适宜的一无所知”。精英主义的论调中反复出现着一组对比关系，即无知的多数人与文明的少数人，这可以算作是希腊版本的“反动的修辞”（rhetoric of reaction）。[18]希罗多德又一次利用一个波斯贵族之口讲出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的看法——尽管美伽比佐斯流露出的精英主义式自信不受时间的限制。美伽比佐斯最后认为——展示了后世反复出现的精英主义的高傲——“最高明的决定应来自最优秀的人”（3.81）。

最后一位发言的波斯人是大流士，他话锋一转表示三种政体形式各自都声称是最好的（3.82），但是君主制在实践中是最好的——仅当统治者自己是那个“没有比他更优秀的人”的时候（3.82）。此时君主的品性就等于他的判断力，因此欧塔涅斯对君主的傲慢与专横的担忧就是不必要的了。更重要的是，一人统治比任何多人的集团，不管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统治更具结构性的优势，因为集团必然会导致分裂。在寡头统治下，分裂以相互敌对的精英“派系”（stasis）的形式出现；希腊世界饱受其苦，它最终导致了希腊世界“侵入骨髓的派系与内部斗争”——正如公元前7世纪晚期的一位希腊古风诗人在密提林（Mytilene）发出的哀叹。[19]在民主政治下，“派系”以穷人与富人间的相互斗争的形式出现。富人凭借金钱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穷人则致力于谋求或维持其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权力。“一人统治”是避免这些典型冲突的理想方式。我们下面将依次考察一人统治与少数人统治这两种政制形态，而在下一章里详细讨论民主政治。

一人统治

希腊思想家们对“一人统治”的政治观念有着多种相当不同的联想，这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年代与地点都各不相同。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能够看到君主政体的波斯帝国横亘在达达尼尔海峡周围的广袤区域。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世代相承的波斯国王们就把自己万能的权力行使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希腊思想家们还可以把“一人统治”的政治观念追溯到遥远的荷马时代的传奇国王们，比如阿伽门农与奥德修斯，或者讲述着由神或神一样的国王统治的“黄金时代”的神话故事，比如“克洛诺斯的时代”。

然而，众多学者怀疑古希腊的统治者们是否曾经拥有后世所想象的那种除宗教以外的“绝对的世袭的权力”。[20]尽管如此，希腊世界确实存在过很多有影响力的国王，主要是在斯巴达与希腊北部。斯巴达存在一个，有时甚至两个世袭的国王，斯巴达的国王拥有重要的影响力。[21]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位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的诸王们骤然跃上世界舞台，他们的政治与军事雄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22]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希腊的思想家们，比如色诺芬和伊苏克拉底（Isocrates）才开始专门讨论君主政体。色诺芬记述了当时人们对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各种看法，只是他把它们隐藏在更早年代的波斯国王居鲁士的背后；伊苏克拉底则更为直接地记述了腓力二世的故事。除了斯巴达与马其顿，希腊其他主要城邦都没有强大的王权，这可能跟读圣经或晚期欧洲史的期望并不一致。

从公元前约650年开始，希腊主要城邦的“一人统治”的政制形态在实践中主要与一个被称为“暴君”或“僭主”（turannos，一个外来词汇，可能来自吕底亚语［Lydian］或者小亚细亚的另外一种语言）的统治者联系在一起。“Turannos”当然是英文词“tyrant”的词源，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希腊，作为贬义词的“turannos”被确定意义并开始流行起来。然而在公元前7世纪，“僭主”还不是指创立独裁政体的人，他也不一定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唾骂。一个“僭主”只在一段时期内控制着寡头集团，强迫他们服从自己而使冲突与复仇的恶性循环得以缓解，但他并没有如此行动的世袭权力。[23]“僭主”甚至还可能被人们视为仁慈的，因为他有时能够为人民创造正义、秩序与保护，使人们免于遭到富人的压迫。总之，早期的“僭主”更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doge）——作为相互间平等的多名贵族中排名第一的贵族而控制政治权力，他不像是一个把自己置于威权政体之顶峰的独裁者。

希罗多德再次提供了反映上述词汇变迁的好素材，他描述了一个与“僭主”同属一类的古老人物的故事。他并不是希腊人，但关于他的故事取材于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创作时希腊的各种辩论活动。希罗多德的这个故事可能过于应景，但它的确具有启发性。据他著述，一个叫戴奥凯斯（Deioces）的美地亚（Mede）人想成为“僭主”（1.96-100；美地亚人自己拥有一个国家，王国的权力起初受到波斯王朝的庇护，然后被其所灭）。为了获得无与伦比的权力，他钻研了界定正义（dikaiosune, 1.96）的法律，然后在自己的村子里担负起法官的角色来。因行事公正，他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当人们依赖于他的审判与裁决的时候，他反而以甩手不干来威胁别人，试图迫使人们立他为王（他使用了一个更加荣耀而古老的头衔）。他的王位是自己任命的，但仍然是公平的。他以“严厉的正义卫士”的角色掌握着政治权力，他监视着自己的人民，力图发现不法分子与惩罚不法行为。因此我们在此处看到了一个自我任命的“僭主”：施展计谋以获取权力，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像一个老式的理想国王（但监控人民的技术手法却是崭新的）。

从“僭主”（cturannos）向我们今天所谓的暴君（tyrant）——残暴、专制与非法的政府形式的统治者——的转变大约发生于公元前525—前480年之间，此时我们根据多种证据来源发现城邦树立起了对先前敌对的贵族精英的权威，并确立了自己的身份。[24]在此期间，公民组建起来的军队与城邦的集体身份终结了个人相互复仇的恶性循环，并且禁止公民在神圣的公共空间内携带武器。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只有在推翻了僭主之后，这个单词才被赋予了谴责的意义。自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叙拉古的狄奥尼修一世及其儿子狄奥尼修二世描绘成嗜欲贪婪的“暴君”以后，他们本来良好的声誉就不会再流行了。他们尤其喜欢西西里岛的海鲜，以及混合的戏剧样式，并且专门赞助外邦的喜剧演员，这些内容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都遭到了批评。柏拉图说他们腐朽的生活激起了荒淫的激情与放纵的生活方式。[25]

实际上，跟他的前任国王赫农一世（Hieron Ⅰ）一样，狄奥尼修一世在当时的叙拉古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赫农一世赢得了全希腊的战车大赛，他的王宫也吸引了很多像埃斯库罗斯一样的剧作家。狄奥尼修一世自己就是一个剧作家，并最终在公元前367年的雅典小酒神节（Lenaea）上获得了头名，他还四处网罗有名的数学家与哲学家。（公元前413年，雅典在与叙拉古的战争中惨遭失败。据一些被俘的雅典人说，如果他们能够背诵任何欧里庇得斯——见多识广的叙拉古观众喜爱的雅典剧作家——的剧作，那么他们就会被释放。）[26]不管在现实与回忆中，还是在以后的各种政治体中，一个值得称道的艺术赞助人与一位剥削人民的霸主之间的界线很容易混淆在一起。

从仁慈意义的“僭主”向邪恶意义的暴君的转变集中反映在雅典的历史中：梭伦所创立的包含穷人与富人在内的温良政体被继之而起的两代僭主政治所代替。第一位是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据说他是以人民的支持者的面貌出现的。这种说法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学派，该学派曾对雅典政制的历史与特性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并在公元前4世纪写下了《雅典政制》（该著述在19世纪被重新发现；本段与下段的引文均来自这一著述）。[27]根据《雅典政制》的描述，庇西特拉图用尽各种计谋，数次掌握又丧失了权力。首先他把自己弄伤，谎称是他的政敌所为而诱骗人民为他配备侍卫；然后在公元前560年，他利用侍卫的支持从人民的手中“夺占了雅典卫城”（14.1）；此后他被赶走，但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执意要求一名妇女扮演雅典娜女神伴其左右，以彰显他得到了神灵的足够庇佑，这不过是他引诱雅典人民把自己请回来的计谋罢了（14.4）。

就我们现在的论述目的而言，最有趣的部分在于他被描述成（此种说法同样源于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学派）按照“政制而并非暴君的方式”进行统治（16.2）。这个稍晚的评价说明“僭主”一词当时就已经被赋予了如此多的负面意义，以至于再也不能对雅典历史上的典型僭主做望文生义的理解了。这是因为庇西特拉图在当时的统治被视为是节制而仁慈的，他设置了地方的执政官，甚至还为破产者提供借款支持（16.1-10）。不少雅典人似乎已经认可了，甚至很喜欢他当时的统治。

与此相反，在后世雅典人的记忆中，人们对僭主的无情责难与庇西特拉图的一个儿子，即希庇亚斯（Hippias）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希庇亚斯刚开始与其兄弟希帕尔库斯（Hipparchus）共同执政。希帕尔库斯卷入了一场单相思的情感纠葛之中，最终导致了十分严重的侵害与争执。那个被爱恋的对象对希帕尔库斯的求爱行为十分蔑视，于是就与他的恋人及其他公民密谋推翻“庇西特拉提斯”（Peisistratids，庇西特拉图及其两个儿子的统称）家族的统治。在一场公众游行的过程中，他们以为遭遇了泄密而十分恐慌，于是提早发难杀死了希帕尔库斯，但他们自己也在行动中遇害（其中一位当场被杀，另外一位遭到酷刑的折磨而死）。自此以后，希庇亚斯的统治变得更加严厉了，成了被现代人所不齿的典型暴君的角色。斯巴达人在神谕的招引下出兵推翻了希庇亚斯及其家族的统治，但允许他们在雅典之外安全行动，前提是他们必须交出雅典卫城的控制权，那是城邦公民进行集会的主要场所，也是祭祀众神的神圣之地。此后，僭主的支持者与先前的显贵家族之间不断爆发冲突，此时斯巴达人反而掉过头来驱逐了反僭主的派系。然而，那时人民已经在卫城包围了支持僭主的势力，提议把流亡者重新召回来，并把权力授予其中的一位，即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这个“人民的朋友”（Hdt.5.66）。

人民通过此举展示了自己的权力，然后克利斯提尼又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措施，雅典的“民主政治”由此开始，继而被世人所熟知。[28]新的民主政体为了使那两位杀死希帕尔库斯的弑暴君者名垂千古，在城市广场为他们树立了两尊雕像。雕像被偷之后，人们重新又修建了两尊新雕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雕像被安放在波斯国王薛西斯的雕像旁边，而薛西斯在很多希腊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十足的暴君）。此举为民主政治打上了反暴君统治的烙印，尽管“人民”自己开始在城邦外——也可能在城邦内——扮演起暴君的角色：他们行使着不受限制的权力，但却要求自己的官吏与盟友们承担责任。[29]

到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僭主基本上已经名誉扫地而被湮没于历史，尽管一些强人仍然可能梦想着成为僭主，或者为之孜孜以求而让人对他们的目的产生怀疑。希腊世界成功阻击了强大的波斯入侵势力（先是大流士，然后是其继任者薛西斯）以后，斯巴达与雅典接着又各自纠集起了相互敌对的同盟势力，此时存在寡头制（斯巴达表现出一种相当奇特的样式）与民主制（雅典自豪地宣称是其代表）的两种政制选择。在详细考察民主制以前，我们将首先具体讨论寡头制及其在斯巴达的特殊样式。然后，根据斯巴达与雅典在波斯战争中各自不同的表现，再总结一下希罗多德对寡头制与民主制所做的对比分析。

少数人的统治：寡头制

寡头制是指某些人或少数人的统治，它通常暗示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意味着一部分贫穷而土生土长的公民被排除在公共职位与公共荣誉以外，有时甚至也意味着某些人没有公民身份。[30]各个寡头之间的政治地位相互平等，但是他们不断别出心裁以谋取相互竞争的优势。然而，在面对城邦内不具备公民身份（通常包括众多穷人）的人群，以及外邦受奴役的人群的时候，寡头们通常能够团结一心，否认这些人具有与他们一样的平等地位。因此，寡头制与民主制一样都承认平等，尽管在平等的覆盖范围上有所不同。

一个拥有公民身份的人不一定有资格担任公共职务，至少不能随意担任一切公共职务。对寡头政治来说，这个区分尤为重要，因为那些公共职务通常都依照财富的多少而定。在公元前4世纪的经典文本《亚历山大修辞学》（Rhetorica ad Alexandrum）当中，我们发现了如下关于寡头制的描述：

在寡头政体中，法律应当规定，在所有参与政制的公民中均等分配官员名额。大部分官员由抽签占阄任命，但最重要的官员必须经过伴有起誓的秘密投票和最严格的表决来委派。在寡头政体中，对侵犯公民利益者应给以重罚。因为平民宁肯忍受因自己的官职被剥夺而产生的恼怒，也不愿遏制因自身的利益受侵犯所爆发的愤慨。[31]

根据这段话也就可以认为，寡头政体下的平民可被算作“公民”，但是他们被排除在“公共职位”之外，因为公共职位是“在所有参与政制的公民中均等分配”的结果，比如那些分享寡头统治权力的少数人。

我们注意到寡头制与民主制都采用了抽签的方式，尽管在下一章我们会发现，为达成特定的目标，抽签尤其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根据上述引文作者关于寡头政体的论述，“最重要的官员”（megistas）需要通过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雅典民主政体的很多重要职位也是如此）。[32]寡头制与民主制在实行选举的同时，各自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财产的限制条件。这两种政制形态拥有不同的政治机制，但它们更为重要的区别是政治文化上的。寡头政治孕育了更多的服从与尊敬，它试图限制人民参与政治的机会，比如第一章讨论的“米洛斯人的论辩”——发生在掌权的寡头官员和雅典大使之间，前者不允许后者向“民众”发表演说。[33]与此相反，民主政治则倾向于坚决施行严格的民主责任与大众评价机制，即使它也仅允许从富人阶层中选拔掌权者。

斯巴达：特殊的寡头制？

斯巴达是否可以被归为寡头制是个复杂的问题。诚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人对寡头政体更加友善，与它们结成同盟，并且在战时运用各种政治手腕，尽可能地在外邦支持建立或维持寡头政体的统治。然而如前所述，斯巴达也属于君主制，一种拥有两个国王的双头君主制（dual monarchy）。更加有悖常理的是，斯巴达的国王主要掌握着军事上的权力，而其他重要的权力则分别由以下几个机构掌握：选举（口头表决）产生终身任职的元老委员会、每年一选的五名“长官团长官”（最重要的公职人员）以及其他一些官员和公民大会。自从希罗多德提出了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的政制形态分类以后，希腊的观察者就不断援引此类型学分类方法去解读斯巴达，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斯巴达是独一无二的。从它政治机制的设置来看，斯巴达无法被简单地归于任一类别的政制形态。[34]

然而，人们有理由认为斯巴达拥有强烈的寡头倾向，包括它乐于在外邦支持一些寡头政体。斯巴达仅拥有数量相对“较少”的公民，公民之间相互视对方为平等的“同类人”（homoimi）。公元前5世纪的斯巴达仅拥有约8000名公民，但它却拥有相当广袤的疆域，很少数量的公民支配着规模庞大的人群（尽管我们并没有准确的数据）。被斯巴达征服的各地方人民（虽然斯巴达允许其他地方的人民自由地生活，但却支配着皮里阿西人［perioikoi］，或大致所谓的“边区居民”，即城市中心以外的乡村地区）[35]成为其农业的劳动力而受到斯巴达公民的剥削。因此某种程度上，斯巴达政治共同体中没有所谓的“多数人”，因为城邦疆域内的大部分人口整体上屈从于斯巴达公民群体的统治，他们根本不能算作公民。斯巴达对奴隶（helot）暴动的担忧导致了其军事上的恶性循环。因为对奴隶暴动的担忧，斯巴达不断维持与加剧对他们的剥削，而剥削的强化反过头来又引起了斯巴达对奴隶反抗其残暴统治的更大担忧。这种对军事训练持续不断、彻头彻尾的需要使得斯巴达的军事统治权力得以维持，也塑造了斯巴达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它如此生动而鲜明地融合了“政制”的政治体制与生活方式两方面的意义。

斯巴达政制的基石是吕库古（Lycurgus）创立，吕库古可能是一位传说中的人物，如果历史上确有其人的话，那么他可能生活于公元前7世纪。他是某位年幼的斯巴达国王的监护人、叔伯，他自己本身并非国王，但却以立法者的身份自居。然而，我们现存的所有文字资料都来自于相对较晚的时代（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都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色诺芬的儿子们在斯巴达接受教育，他自己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普鲁塔克生活于公元1世纪到2世纪之间）。[36]因此，虽然数世代的斯巴达人都认为他们完全沿袭了吕库古的法律，但是人们对古斯巴达状况的描述也是很成问题的，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斯巴达有很多法律制定于多次政治改革之后。另外，我们也可以确定斯巴达政制形态的中心是让所有男人与女人都随时准备投入战争状态，其内容包括：镇压奴隶暴动的持续不断的军事活动；自卫性的，有时也可能是攻击性的外邦军事远征；有时也会有以个人身份组建的为外邦而战的斯巴达雇佣军。

在加入聚餐会以前，[37]所有斯巴达男孩在国家监督官的指导之下都要经历长期而艰若的历练过程，即“教育”（agoge）；历练过程尤其注重通过竞技体育运动来锤炼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以及向他们灌输服从的意识。斯巴达这种对公共教育的重视与雅典的私人教育方式——富人的特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巴达女孩也参加城邦的竞技体育活动，甚至接受军事上的训练，她们凭借自己的能力也能合法地继承财产。这些都是雅典女性所无法匹敌的。这表明斯巴达人的确拥有私有财产：“同类人”的平等主义无法避免财富占有的不平等，以至于当斯巴达男性无法承担共餐所必须的费用时，他们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公民特权。然而，据说吕库古禁止斯巴达人使用金银货币，以避免人民从外邦引入与积聚奢侈品。[38]

城邦的多项措施被认为塑造了极具自我否定精神的模范公民，这让普鲁塔克与其他后世的作家们赞叹不已。普鲁塔克提到的最著名的一个故事说斯巴达有这样的做法，即在男孩教育的某些阶段，故意夺走食物让他们挨饿，以此让他们学习如何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但如果因偷窃被抓住的话，那么同时对他们施以严重的惩罚。因此就有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斯巴达男孩把偷来的一只狐狸藏在了自己身穿的斗篷之下，他为了否认偷盗而获利的行为，宁可让斗篷之下的狐狸啃噬自己的肠子，直至身亡（Apophth[39] 234a-b）。普鲁塔克还记述了另外一个故事：一个斯巴达妇女有五个儿子在外打仗，她问战争信使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儿子们的安危，而是城邦是否打赢了战争。还有一个更令人震撼的故事：一个斯巴达妇女杀死了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儿子，因为他报告说其他人都（以更荣耀的方式）战死沙场而马革裹尸了（Lacae 241c）。这些故事——尽管可能并不属实——引发了后世人的无限畅想，强化了人们关于斯巴达是一个独一无二、极具政治德性的城邦的印象。

自由的价值在斯巴达城邦所崇尚的诸德性之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据说曾经有一名斯巴达妇女不幸沦为奴隶被待价而沽，当“被拍卖师问及掌握何种技能”时，她非常自豪地说：“做自由人”（Lacae 242d）。这种自由被理解为城邦之独立与斯巴达公民相互之平等的结合体。任何其他人不能对斯巴达公民指手画脚；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他们为了保持自我做主的能力，把自己整体地置于最严苛的纪律之下。作为政治体制的政制的自由，与公民个人的自由都依赖于政制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即在特定生活方式意义上的维持。

具体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的权力——对军事备战、婚姻行为以及财产占有情况进行监督——被委任给了五名每年一选的长官团长官。他们的主要职责包括：监督青年人的训练，监督财产法规的实施，以及严格要求斯巴达人按照城邦政制关于个体与集体价值的要求去生活。设置一种政治机制来直接监管公民的道德价值与生活方式，这在后世的思想家看来，与罗马的监察官制如出一辙。如果有人斗胆公然违反了约定俗成的道德习俗，那么罗马的监察官们可以降低其品阶与职位，因为他们原本被期望在公共生活中成为彰显德性的好模范。我们已经考察了政制序列中的核心价值，诸如平等、自由、正义与责任，现在还可以再加上德性，第四章将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所构想的德性做更进一步的考察。

多数人的统治：寡头政治的视角

尽管我们下章将着重考察多数人统治的政制形态或希腊人所谓的民主政治，但是我们发现对希腊民主政治最雄辩的分析来自与其竞争的寡头政治，这可算作沟通民主政治与寡头政治的一座桥梁。因此我们可以从寡头的视角来着手考察多数人统治的政制形态。恰好有一份精彩的文本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角度。它的作者是一位居住在雅典的寡头政治的支持者，他在城邦内外四处发表着旨趣连贯的演说，时间可能是在公元前425到前424年之间（此时雅典仍然对斯巴达占有明显的竞争优势）。[40]这位作者现在作为“老寡头”而被人所熟知，尽管他的年纪一点也不老。他立场坚定地提出了一个我们至今还未讨论的问题，即作为“所有人”或“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治”与少数富人的统治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以及前者潜在地反对后者）吗？

因为“人民”（demos）既可以是整体的“人民”（people），也可以是“平民”（common people，与“少数人”相对的“多数人”或“民众”），“人民”这个词语的意义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民主政治的政治家与修辞学家们可以利用这种模糊性来争辩说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利益不可以与平民利益相悖，或者不能忽略平民的利益。然而，寡头政治的政治家与支持者们，比如这位“老寡头”却赋予词语的模糊性以更为严峻的意义。他们争辩说尽管民主派谎称追求所有人的利益，但是“民主政治”仅仅是挥舞政治权力的幌子，它是以少数人为代价来追求多数人的利益。

在古希腊世界与以后的诸政体之中，整体而言“多数人”比“少数人”更贫穷、更缺乏教养。（在雅典，自从梭伦重新设定了包括出身、财富在内的一系列政治特权的基础之后，就更是如此了）。与希罗多德的“波斯人政制大辩论”中的美伽比佐斯一样，“老寡头”强调多数人的贫穷与缺少教养将导致穷人在道德与政治上都存在自身的缺陷。这些精英分子并非认为穷人天生具有缺陷，但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情况，他们因而坚称穷人一般而言都缺乏教养，在道德上也缺乏德性。正如这位“老寡头”所言：“最优秀的人身上沾有最少的放纵与不义，而拥有对有价值之物最多的审慎；然而‘人民’拥有最多的无知、散漫与粗鄙。”这是为何呢？因为“贫穷通常会使穷人行厚颜无耻之事，贫穷有时也是一些人缺乏教养与粗陋无知的原因。”（1.5）[41]

自命不凡的精英分子可能就此认为由无知穷人统治的政体注定无法达成自己所设定的目标，但是“老寡头”并不这样看。从审视民主政治致力于维持平民权力的目标开始，他坚持认为民主政治通过安排各项事务达成了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并且表现得异常优秀——无论民主政治在多大程度上触及了精英分子的神经。通过让所有人在政治会议上发言，民主派确保了凡是发言的人一定是有志于促进人民利益的人（1.6-7）；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把最重要的公共职位留给了富人，因为富人拥有更好的教养，他们能够选择最佳的方式来达成那些人民利益代言人所设定的目标。不管富人们如何不喜欢民主政治——就像“老寡头”自己也不喜欢一样，民主政治并非注定会失败。他公道地表示他之所以“不支持”民主政治是因为它赋予低等阶层比上层优秀人士更多的特权与福利，尽管他也不情愿地赞颂了民主政治的长久性（1.1）。[42]

从寡头政治的批评角度来看，民主政治下富人与穷人间的关系是不正义的。上层优秀者被低等阶层所统治是不正义的。民主政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从民主派的角度来看，寡头政治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制。这两种政体形态的争斗定义了希腊各城邦的政治选择。

总结：各政制形态优势与缺陷之比较

在总结本章关于政制形态讨论的时候，让我们回到希罗多德。我们通过考察知道希罗多德有意设置了“政制大论辩”的场景，让一人/一些人/所有人统治政制形态的各自支持者在其中各抒己见，然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生动有力地揭示了每种政体的优势与缺陷，并且让它们在波斯战争中暴露无遗。比如，当波斯国王薛西斯考虑是否派遣一只强大的远征军入侵希腊的时候，据说他被自己的幕僚们“强行说服了”（anapeise）（7.6）。此举巧妙地揭露了政制大论辩中大流士点明的君主制的缺陷，因为该政制形态过分依赖于君主个人的超凡品性与能力，尽管它也宣称要更多地依赖于“事实”而非“论辩”。因为对于一个不是那么卓越超群的君主比如薛西斯，或者一个更差劲的君主而言，君主可能受到幕僚们的唆使而误入歧途。然而，希罗多德非常警觉地表示同样的危险也可能发生在民主政治的身上（此时会产生糟糕的集体决策，正如美伽比佐斯所预测的那样）。在决定同波斯宣战之后，雅典人被米利都——希腊最东部最有可能被波斯奴役的城邦——的一位代表“强行说服了”（anapeisthentes——用来形容薛西斯的同一个词的另外一种形式），它继而决定派遣二十艘战船协助包括米利都城邦在内的爱奥尼亚同盟（1.97）。正如君主制一样，民主政治也极易受到花言巧语的修辞术的迷惑。

希罗多德因此巧妙地表示任何一种政体形态——君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都无法保证良好的统治。阿谀逢迎和修辞术对宫廷、封闭的寡头集团与民主政治同样都是威胁。这是希罗多德站在任一政体形态之外冷静观察而得出的结论。然而如果说民主政体与君主政体都拥有一些类似的缺陷，那么希罗多德表示寡头政体至少在某一方面更为脆弱，它被一个基本的自我矛盾所困扰。寡头政体渴望不受外邦的支配，渴望城邦的独立与自由。然而，它在城邦内否认多数人的自由权，把他们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同时它也无法容忍外邦的民主政体，因为民主政体把权力赋予多数人，并把可以视作寡头在意识形态上（实际情况也经常如此）的近亲的“少数人”置于多数人的统治之下。

希罗多德不断地借用斯巴达的种种行为来表现这个基本的矛盾。我们已经知道斯巴达曾在公元前512年巧施谋略入侵了雅典，接着又在公元前510年赶走了“僭主”希庇亚斯。然而当克里斯提尼结束随之而起的骚乱，建立起崭新的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时，斯巴达人后悔当初对雅典人的援助，继而两次试图——虽然最终并未成功——颠覆新建立的民主政体。公元前504年，当斯巴达人向它的盟友提议试图第三次复辟希庇亚斯做“僭主”时，一个叫索克列斯（Socles）的科林斯人发现了斯巴达政策中的一个明显矛盾之处：斯巴达人提议“摧毁平等人的统治”（isokratia，“平等政体”——一个斯巴达与雅典都熟悉的理想，尽管它们对谁才是平等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相反斯巴达人正在各个城邦试图恢复“僭主政治”（5.92a）。

对索克列斯而言，斯巴达此举近乎颠覆天空与大地的自然秩序，以至于试图“让人住在海里，鱼住在陆地上”（5.92a），因为这与斯巴达自己标榜的政治自由的理念是如此地矛盾：

如果要僭主统治城邦在你们看来真正是一件好事的话，那么就首先在你们中间立一名僭主，然后再设法给其他城邦立僭主吧。然而现在如何呢，你们自己不去试着立僭主，并且用一切办法防范不要任何僭主在斯巴达起来，可是你们对你们的盟国却是不正当的（为他们立僭主；此时雅典被正式归于斯巴达的同盟之列）（5.92）。

在城邦之内自由被视为政制的价值，然而在城邦之外它却经常演变为专制，这是寡头制的典型缺陷。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民主政治身上，我们在第一章末尾讨论的修昔底德的“米洛斯人的论辩”同样展现出了这一状况。民主政治的雅典人坚称他们拥有可以随意处置米洛斯人的不可限制的权力，并且认为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关系不受正义法则的约束。历史学家们思考着希腊的各种政制形态，把它们同时视为意识形态与历史事实的问题。不同政体通过自己特别的方式掌握了政治权力，以实现了正义、平等或自由而沾沾自喜，但是它们的受害者或旁观者们仍然可以不断地质问它们：代价是什么？谁承担了这种代价？你们取得成功的策略能维持多久？任何政体所鼓吹的官方价值几乎总是与价值的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无论是在政治制度，还是在生活方式的层面上，任何一种政体也同时拥有它所塑造的公民的特有优势与缺陷。下一章将对一种特别的政制形态（双重意义上的），即雅典的民主政治做一些深度的考察。

注释：

[1] 公元2世纪，哈德良赋予了皇帝颁布的法令（constitutiones）以法律（lex）的效力（参见：Stein 1999, p. 28）。公元529年查士丁尼把它们汇编成统一的法典，经过修改之后再版于公元534年（参见：Humfress 2005, pp. 162-6）。

[2] 根据作者此处对politeia、constitution的区分，我们没有按照现代汉语的通常译法，把书中的英文词constitution翻译为“宪法”“宪政”或“宪制”，而是借鉴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书名的翻译方法把其译作“政制”。——译注

[3] Pol. 1295a40.

[4] Pol., 1290a7-8.

[5] Hdt. 9. 33. 更为准确的是，这是“现存的第一件（围绕政制）而发生的事件，它源于具名的作者之手，并且还不是什么残篇”。Harte与Lane在其著作中对该段的引用更加详细，参见：Harte and Lane 2013, p. 1。

[6] 我这里的几点想法归功于Schofield。他在其著作中讨论了克里提亚斯（Critias）名为《斯巴达人的政制》（Politeia of the Spartans）散文诗作品的残篇、色诺芬的同名散文作品，以及米利都的希波达莫斯（Hippodamus of Miletus）关于“最优政制”的论述（参见：Schofield 2006, pp. 30-35）。

[7] Fornara做出了有影响的分析，参见：Fornara 1971。

[8] Hornblower 2006, p. 306.

[9] Winton 2000, p. 102.

[10] Hornblower 2006, pp. 306-7.

[11] 毫无疑问的是众人在此处讨论各种政治观念与制度时所使用的语词，特别是欧塔涅斯的演讲中关于平民政体的论述属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而非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这与Keane的观点相反（参见：Keane 2009）。Evans极为客观地研究了公元前6世纪波斯贵族对平等的关切，除此以外他还对希罗多德该章节（6.43）的内容做了最好的解读（参见：Evans 1981）。

[12] 参考本书第三章，以及Hoekstra即将发表的研究成果Athenian Democracy and the People as Tyrant。

[13] 现存的三部最早使用“民主”一词的著作分别出自“老寡头”（Old Oligarchy）、希罗多德与德谟克利特之手；尽管在他们何时使用该词的问题上略有争议，但是从他们著作的创作与流传时间来看，他们使用“民主”一词的时间很可能都在公元前430年代或稍晚的时候。具体情况参见Raaflaub 2007, p. 108，尽管他提出了一些间接的证据说“民主”一词在雅典从公元前460年代就已经开始流传了。

[14] Morwood 2012, pp. 557-8.

[15] 在EGPT译本中，ison的翻译从“公平”（fair）变成了“平等”（euqal），句法结构因此也得到了调整。

[16] 参见EGPT的译文。

[17] Hdt. 5.78. 此处他使用了一个与动词“在政治会议中发言”和名词“agora”（政治会议的地点）拥有相同词根的单词。

[18] 该词组来自Hirschman对当代政治与意识形态争论的分析，参见：Hirschman 1991。

[19] 阿尔凯奥斯（Alcaeus），诗文残篇70.10-11，英译文参见：Anderson 2005, p. 182。

[20] Morris 2003, p. 1.

[21] 斯巴达最强势与最有影响力的国王是克利奥米尼斯一世（Cleomenes I,约公元前590 -前490年在位）与阿格西劳二世（Agesilaos II，约公元前399 -前360年在位）。

[22] 殖民地昔兰尼（Cyrene，当今的利比亚地区）也由世代相承的希腊国王所统治（尽管从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25年起一直受波斯人的控制），直到约公元前440年君主被废黜而建立起了民主政体（参见：Sacks 1995, pp. 73-4）。塔拉斯（Taras，意大利南部一城市）自视为斯巴达的殖民地，似乎也实行君主制（参见：Hall 2014, pp.116-20）。

[23] 我借鉴了Anderson的观点，但与之有所区别。Anderson（2005, p. 177）说：“希腊古风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僭政根本就不是一种‘政体’。作为一种领导方式，它符合经验传统而遍布于希腊早期的各寡头政体之中，并不拥有异乎寻常的支配力量。”

[24] Anderson 2005, pp. 211-14.

[25] 参见：Monoson 2012。

[26] Plutarch, Nicias 29.2-3,转引自Bosher 2012, p. 116。

[27] 19世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被重新发现。不过不要把它与另外一部有争议的佚名著作（有时它也被冠以《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的名字，它的作者现在被认为是“老寡头”，但早年的学界把其视为色诺芬的作品，因为它与色诺芬的作品一起被保存了下来）相混淆。

[28] 第三章将详细考察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

[29] 参见Hoekstra即将发表的研究成果Athenian Democracy and the People as Tyrant。

[30] 正如第一章所述，包括成熟的民主制在内的希腊所有政体都把奴隶与外邦人排除在公民身份以外，女性则是被部分地且有疑问地排除在外。

[31] 2.18-19，希腊文本参见TLG，英译本参见Benson and Prosser（1972）。翻译修正：我自己译为“所有参与政制的公民”，而不是“所有享有公民权的公民”。他们的译文是不正确的，因为该段引文结论是说寡头制下的多数人是公民，只是被排除在公职之外。除此以外，我还对他们的译文做了其他一些修正。该文本的作者现在被认为是兰萨库斯的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 of Lampsacus ）。更进一步的讨论，参见Lane即将发表的成果。

[32] Gabrielsen 1981, p. 113.

[33] Thuc. 5. 84. 3.

[34] 关于斯巴达独特政制样态的概述，参见：Cartledge 2001, pp. 21-38。

[35] 尽管在斯巴达的支配之下，但是一些拉科尼亚居民（皮里阿西人）拥有地方自治的多种形式。

[36] 注意尽管迷信着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斯巴达的政制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希罗多德至少提到过一部波斯战争中期某一特定时间内制定的法律：当一个国王在外开展军事活动的时候，另一位国王必须待在城邦之内（5.75）。很多学者认为普鲁塔克描述的其他一些吕库古式的习俗实际上是后来公元前3世纪的新发展，参见：Flower 2002。

[37] 作为斯巴达的多立克血亲的克里特也拥有共餐制度（实际上据说吕库古在斯巴达实施的很多法律都来自克里特）。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1271a-1272a）当中对斯巴达与克里特共餐的方式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不如后者。因为斯巴达的共餐建立在个人的贡献之上，而克里特拥有公共的土地与供应品，这使克里特共餐的“公共性”更为真实。

[38]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指出这项禁令并未实行。斯巴达人秘密囤积着金钱，他们可能在外邦的军事活动中积聚起了金钱，比如参见亚里士多德，Pol. 1271b5。

[39] 本段所引Apophth与Lacae均载于Plutarch 1931。

[40] 参考了一些早期学者的观点之后，我同意Marr与Rhodes（2008, p. 5）所界定的日期，尽管他们也认可其他学者所提供的很多其他日期（pp. 31-2）。该文本与色诺芬的著作一起被保存了下来，从古典时代晚期开始它就一直被认为是色诺芬的作品；因此它的作者有时被认为是“伪色诺芬”（pseudo-Xenophon），尽管当今大部分学者（包括Marr与Rhodes，参见Marr and Rhodes 2008, pp. 6-12）认为色诺芬不可能是该文本的作者。

[41] Marr与Rhodes（2008）根据希腊文本译出。

[42] Marr与Rhodes（2008）根据希腊文本译出。

第三章

民主

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政制形态，但这并不是因为平民在政府当中承担一定的角色，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会议机构中承担着一定的角色。一直到公元前5世纪，民主政治对希腊或更广泛的地域来说都是未知事物。多种形式的政治会议与决策咨询机构普遍存在于希腊世界以及其他与之交往的周边社会。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出现的新情况是平民——包括最贫穷的公民——开始掌控（不仅仅作为决策咨询的对象）政府权力。他们在政治会议机构中制定政策；在法庭中裁决公民间的争端；以及审查（在政治会议机构、各委员会与法庭之中）官员的行为——很多官员从相当广泛的民众中通过抽签或选举的方式产生，并且由他们自己来担任。把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即是“人民”（demos）掌握着全部“权力”（kratos），进而创造了一个新词汇“民主”（democratia）。民主政治首先出现在雅典，然后地中海世界与希腊大陆的数十个其他政治体也实行了类似的体制，它们都因拥有民主的名号而颇为自豪。历史争论中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因素导致了民主的新发展，比如变化了的军事战略（军队在传统上依赖于富人们，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财富提供武器装备或马匹；但是在海军战舰出现以后，穷人亦可被充配到战舰之上。这使得海军战舰变得与传统军队一样重要了），以及当时其他的一些社会与经济变革。我们此处关心的是新出现的“民主政治”的政治机制设置。很多时候，民主政治由僭主或寡头政治中的政治动乱演变而来，人民的权力在随之而起的斗争中得以确立。一个政治体的权力重心由人民——平民或穷人——所掌握，这意味着什么呢？

前章我们接触到希腊的一系列政制形态，根据城邦公共职位的掌权者（tas archas）与统治方式（archein）的差异，它们各自得以命名：“君主制”（monarchia）由一人掌握城邦公共职位（“mon-”的意思是一人）；“寡头制”（oligarchia）由少数精英掌握城邦公共职位（“oligo-”的意思是少数人）。相比之下，民主制下人民的权力是无所不包、至高无上的，它并非局限于掌握公共职位——实际上的确有一些职位是人民无资格担任的。民主政治下人民的权力并不仅局限于掌握公共职位，相反它的范围从直接制定政策延伸到了诸多领域，比如裁决几乎全部的法律与政治争端；任命某些政治官员；最终使所有选任的官员承担责任。因此，民主制并非仅仅是把公共职位分配给特定人的另外一种政制形态。它是一种崭新的政制形态，以崭新的方式来配置政治权力。

古希腊民主可以被视为某种极端的人民主权：它把旧的与新的权力赋予人民；把公民身份广泛赋予城邦内出生的男性自由民，这就囊括了大部分或几乎全部的穷人、下层阶层的人民以及教养最差的一批人。[1]平等地行使或掌握政治权力就构成了政治自由，以至于最显赫的政治官员的最重要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人民的控制。民主政治同时激发了新的创造性，因为先前受压制的人民开始探索并创造了前所有未的艺术与文化样式。民主政治在公民生活中激发了个人对财富、知识以及公共荣誉的渴望，因此它允许较大程度的财富不平等，只要财富差异无法转化为不可控制的政治权力的基础，继而脱离民主政治的控制。富裕的公民可以享有乐善好施的美名，他们甚至必须是乐善好施的（加之于最富裕人口之上的特定税收与义务），但是他们不能利用自己的财富获取任何方式的社会影响力，以使得自己完全摆脱人民权力的控制。

因为雅典是整个希腊世界最早、最大以及最有影响力的民主政体，同时它还是整个希腊世界繁荣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动机——它的货币最受欢迎，它举办的戏剧竞赛闻名遐迩，因此作为城市国家的雅典最能反映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全貌。[2]我们十分庆幸现在仍有丰富的资料证据来证明其灿烂的文化与政治成果。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波斯战争中，雅典在几场关键的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雅典逐渐崛起，它民主政治的故事就由此开始了。此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了数十年的斗争，最终在公元前404年屈辱地败给了对手。

雅典战败以后（以及此前七年），一群寡头密谋发动了政变。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寡头统治之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得以恢复。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及该世纪的漫长时期内，雅典的民主政治经历了政治体制与法律上的重大改革，一直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征服迫使其最终废除了民主制度（它后来对民主政治的恢复并未成功）。那时雅典的马其顿主人强行设置了公民身份的财产限制条件，把其高位设定在了2000德拉克马（drachmas）的标准之上，而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天只能赚1德拉克马。[3]穷人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事实标志着民主政治的结束。

雅典民主的起源

如果说穷人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标志着民主政治的结束，那么这对我们理解民主政治的起源及其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雅典民主起于何时？我们在第二章给出了关于此问题最简洁的回答：它起于公元前508/7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之时，那时人民起义推翻了僭主的统治，进而把克里斯提尼推上了权力的宝座。[4]然而，这个简洁的回答存在两方面令人不满之处。首先，雅典人并不认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是一蹴而就的，这跟斯巴达人把自己的政体归功于莱库古立法行为的做法不同。其次，当翻阅雅典政治史的分析材料时，比如第二章提到的分析性历史叙事著作《雅典政制》，我们找到了不只一个而是十一个不同的政制样式。它们可以向上追溯到雅典城的创建者伊翁（Ion）以及提修斯等传说人物的时代，然后经过有迹可循的历史演变，一直到文字书写的时代。

在上述雅典政制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发现民主政治并非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内建立的。相反它是逐步成形的，经历了四个重要的时期。梭伦的政制改革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发端”；克里斯提尼的政制改革“比梭伦更加民主”；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则更进一步，他“剥夺了最高法院（Areopagus）的权力”（最高法院是贵族法庭，曾一度独揽政府大权）。从公元前403年开始，雅典的第十一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政制形态被描绘成“人民相互之间共同掌握权力”；以至于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他们通过‘政治会议机构’（ekklesia）推行政令，通过‘民众法庭’（dikasteria，人民担任陪审员的法庭）做出决策，‘人民’就是权力”（所有引文均出自AP 41.2）。

图表3 雅典历史的大事记

这个政制发展的序列向人们提供了相当有益的指引。梭伦确实为民主政治创造了基础或前提，最重要的是他废除了债务奴役制（参见第一章）；其次他设置了民众法庭以取代“最高法院”，使人民的大多数诉辩请求可以诉诸于民众法庭；另外他还使最穷的公民群体得以“充当‘政治会议机构’和‘民众法庭’的成员（意思是不能执掌权位）（AP 7.3）。雅典公民在驱逐了僭主以后（参见第二章），克里斯提尼被赋予了雅典领袖的地位，他把雅典人重新编入一系列新的政治身份，从而创立了更为严格意义的民主政制：从大海到城市中心，十个部落依次分布，每个部落又被划分为地方性的“村社”（demes）以作为行政和宗教事务的中心。[5]就厄菲阿尔特来说，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雅典人，他在公元前460年代毅然反对贵族精英所主张的与斯巴达联盟的倡议，并且在被暗杀前剥夺了“最高法院”剩余的大部分权力，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贵族精英的霸权地位。通过抑制“最高法院”的权力，他实际上创立了不一样的民主政治。

伯里克利是继厄菲阿尔特之后雅典更为彻底的民主政治的领袖，他因长期担任雅典将军与领袖而闻名遐迩，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一直激励雅典人参战。尽管雅典的十一个政制样式清单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雅典政制》在其他地方提到说伯里克利同样实施了重要的民主改革措施，这包括重新定义了雅典的公民身份，即只有父母同为公民的人才算作雅典公民。[6]尽管此种措施听起来更像是对民主的限制而非发展，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限制贵族精英在不同城邦之间的攀亲联姻，因为民主派认为这种行为削弱了贵族精英对城邦的忠诚度，以至于降至十分可疑的地步。（极具讽刺的是，雅典人最终还是特别授予伯里克利的私生子以公民身份，而与伯里克利生下这个私生子的是美丽聪慧的阿斯帕西娅［Aspasia］。她本身出生在外邦，并且也不是雅典公民）。[7]

总而言之，梭伦奠定了雅典民主平等的基础；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步其后尘）为人民创造了民主身份；厄菲阿尔特（在梭伦与克里斯提尼法律的基础上）创立了民主责任制。当然，他们仅仅是赫赫有名的一批人。如果没有人民的广泛支持，他们的法律不可能获得通过，他们也就无法执掌大权。雅典人民集体行动，不断积累起多种多样的权力形式（但并非权力不可制约），他们——多数的穷人拥有决定性的声音，但富裕的贵族精英也承担鲜明的政治角色——得以抵抗僭主，两次挫败寡头阴谋家的统治，甚至曾一度支配一个广袤的帝国。他们之所以获得如此的成就是因为他们运用基本的民主权力去做决策、进行审判以及让官员承担责任。

实践中的民主观念

雅典人民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行使权力呢？他们主要是在政治会议上做决策的，而政治会议则向一切有意出席并表决的（男性）公民开放。尽管古希腊世界的大部分政体——民主的或非民主的，都有自己的政治会议，但是雅典与其他民主政体的政治会议是最为出色的，因为它们不受公民财产或社会地位等任何形式的限制，凡是公民即可参与。设在普尼克斯（pnyx）山的公民集会地可容纳6000名公民（公元前430年代在雅典人口高峰的时候，这大概是所有男性公民的十分之一还要多；公元前404年雅典战败以后，可能不到五分之一）；在裁决一些特殊公民的身份的政治会议中，6000人是最低的法定人数，此时集会可能改在市场举行。任何男性公民可选择在任意一天参会。更有甚者，任何人原则上都可发言（或至少在时间允许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迈步向前以备被点名发言）：传令官在会议伊始会问“谁愿发言？”然而并非所有雅典公民都会有所回应。大多数公民在其一生中不见得发一次言。相反，发言者一般是毛遂自荐，他们都是一些胸怀大志的人，有志扬名于公共生活大舞台的少数人。

这些“发言人”（rhetores）是雅典最接近于职业政治家的人。他们的政治地位是不稳定的：除非他们被另外选为任期一年的将军（比如，阿里斯提德［Aristides］、提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以及伯里克利），否则他们实际上并无正式的公共职务。他们的影响力与权力仅仅足以保证向人民劝进一言，即便他们的建议获得了采纳，也仍可能满肚子苦水而愤愤不平。那些冒险在政治会议上发言的人知道自己有可能在任何时刻遭到发言对象的拒绝、惩罚或抛弃。他们所主导的政策如果失败，那么他们有可能为此而遭殃。

根据修昔底德的历史记述，一位名为狄奥多图斯（Diodotus）的发言人极为愤怒地指出了雅典政治会议的不对等性（3.43）：据他观察，发言人对其所提供的意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而广大的听众却不对自己的决策向任何人负责。发言人为自己的意见负责意味着他们可能遭到任意旁人的起诉，只要有人认为他们提供的意见有悖于法律，或者（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对城邦不利。然而，参加政治会议的人民却不对自己的投票行为负责。投票以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它只记录最终的票数而不记录投票人的名字，除非恰好坐在你身旁的人记住了你投过什么票。

尽管任何人都可以在政治会议上投票，但是从公元前460年代开始在大众法庭中掌握了大部分司法权力的陪审员们则需要在每年年初的时候进行宣誓，以期成为潜在的法庭陪审员。宣誓完毕之后，在开庭的时候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有资格出席，但开庭当日（最终演变成为每桩案件）的陪审员则需要通过抽签的方式产生。陪审员甚至比在政治会议里投票的人更不用承担责任，因为至少从公元前458年开始，法庭实行了陪审员的无记名投票，尽管他们都已经在神灵面前发誓要公正裁决，在担任陪审员的时候要承担重大的道德责任。他们不对自己的裁决结果进行辩论或讨论，他们仅聆听辩控双方的意见就进行无记名投票。这能够保证他们进行独立地审判，同时也能够保证他们的审判免于周遭环境的干扰，以保护命运被攥在他们手中的被告们的利益。[8]

任何担任陪审员的公民都可以进行审判；任何公民也都可以提起诉讼或检举。提起诉讼或检举的权利为一切有志于此的雅典公民所享有。大部分的诉讼或检举都由普通群众发起，可能是由公认的受害者自己提出，在一些案件中也可能是由与受害者相关的人来提出，或者是为纠正一人对另一人的不义行为，为公共利益而提出。通过这些方式，普通公民拥有了直接发起政治行为的权力，即便大多数人惯于评头论足远甚于付诸实际行动。

政治会议的议程，以及其他事项比如接待大使、特定官员的选举等，都由一个名为500人议事会的机构所掌握。十个部落，每个部落贡献50人，它们各自都从部落志愿者（人数不够时，须得强迫代表）当中抽签产生，任期为一年。500人议事会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事项，这与普通政治会议的决策方式相同；法庭在裁决事关公民个人的品行与名誉的时候也采取陪审员无记名投票的类似程序。[9]与参加政治会议的公民和法庭陪审员不同的是，500人议事会的成员被当成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年满三十岁，并且在就任议事会成员前有义务接受审查，以检查他们个人的品行与名誉，以及他们各自公共义务的履行情况；除此以外，他们在离职以前还要接受审计，审查他们在位期间行使公共职权的时候是否廉洁奉公、刚正不阿。

除了这500名议事会成员以外，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每年还有约700名的在役官员，这样每年的官员总数占到了所有三十岁以上男性人数的8%。[10]无论如何，梭伦颁布的禁止最穷的一批雅典人担任官职的命令从来没有被正式推翻过，且有一些官职明确地被预留给了富人阶层。不管禁止最穷的一批雅典公民担任官职的命令是否彻底地变成了“一纸空文”——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它在名义上一直存在，这就使得人们无法把担任官职视为民主权力的最终决定因素。[11]广泛（如果不是普遍的）而轮流担任公共职务确实是引人注目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全体人民，包括最穷的那些人在内，在政治会议与人民法庭上做出评判时所扮演的角色。

政治会议在高峰的时候每年要召开40次，议事会除了在特定的节假日之外每天都要开会，法庭每年则可能要开庭300次。一百多个的地方“村社”也各有自己的政治会议与法庭，为有志投身于此的公民提供了更加积极而广泛的政治参与机会。“沉默的雅典人”的情况也是可能的，除了必须要去参加自己“村社”的活动或无奈地被卷进法律案件以外，一个人可以与政治保持较大的距离。[12]雅典的民主政治给予参与政治而履行公民义务的公民，或者至少是有志投身于此的公民以极大的优待。政治会议包含了当日选择出席会议的所有公民，法庭与议事会成员从所有候选人当中随机抽选（公共与宗教性的戏剧竞赛活动的评委同样也是从每一个部落提名的候选人当中随机抽选）。在这些场景之中，所有参与其中的雅典公民行使着主权者的权力而自由地制定政策；当不愿冒险（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亲自发言的时候，他们就对别人的言论或行为进行评判。

这种评判的主权意味着人民群众——包括其中最贫穷的人——在关键的方面相较于富人拥有人数、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13]穷人团结一心视自己为城邦的一部分，而富人精英们则倾向于把自己视为与穷人的权力必然相对立的特殊群体。然而也并非所有拥有财富或出身高贵的精英都蔑视平民，比如第二章里我们提到的“老寡头”；也不是所有的政治精英都非富即贵。在民主的雅典以及现代民主社会之中，这些优势通常相互重合，并且易于相互强化，但是也总有例外。公元前5世纪重要的领袖中，阿里斯提德的家庭出身就一般，死的时候也很贫穷；克里斯提尼与伯里克利都来自于高贵的阿尔克迈翁（Alcmaeonid）家族，在雅典僭政以前，他们的家族统治着雅典，并且在推翻雅典僭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政治上他们都选择与穷苦的人民大众保持同一条战线。

其他出身一般或没有可继承的财富的人因为公共发言人或将军的身份而扬名，他们毛遂自荐而成为政治领袖集团的成员；他们挺身而出，积极争取民众的支持；他们因人民的决定而生或死。无论白手起家自己创造财富，还是继承家族财产；无论权力全部得益于政治上的成就，还是辅之以财富的手段，雅典的精英们没有根深蒂固、独立而统一的政治基础。他们拥有特别的职责，他们也能为自己创造特别的机会，但是他们的命运关键最终还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

作为生活方式的雅典民主政制

正如第二章我们讨论的其他非民主政体一样，雅典的民主政制既具有政治体制的意义，又具有生活方式的意义，并且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人民的政治权力把重要的自由与平等赋予每一位公民，哪怕他是最贫穷的无地乞丐。这使他们对任何形式的不敬行为保持了高度的敏感，也促使他们迫切希望利用司法系统去追求救济与赔偿。一位雅典讼师描述了自己的当事人如何义愤填膺地向另外一位公民提起控诉，他写道：“并非是因为他打我而给我造成的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因为我遭受了冒犯与侮辱，因此我前来追讨正义。因为对一个自由人来说，这是最令他感到愤怒的理由，也是他主张严惩对方的理由。”[14]如果普通公民因忽视或不恰当地处理自己的公共—宗教或政治—军事义务而受到人们的指责，那么他们同样也易于受到名目繁多的指控，当然毛遂自荐的政治领袖更容易面临这样的指控。

除了正式的政治体制以外，雅典向人们提供了更多可以探讨这些问题的空间。政治生活渗透到了市场、体育竞技场、小型聚会或宴会之中；一些人正在享受着喧闹的音乐与艳俗的舞蹈，而另外一些人却渴望进行一些更高级的谈话。在每年各种节日的时候，公民聚集一堂。其中最盛大的可能要算“泛雅典娜节”（Panathenaea），雅典的女性同胞每四年都会为城邦的保护神雅典娜的雕像编织一件巨大的披风。在每次节日来临之际，雅典的男性同胞——可能也有一些女性——围坐在一起，全神贯注地观看三联悲剧（三联悲剧演完之后会穿插一部轻松幽默的萨提尔剧）。个人也可以拿出自己的喜剧作品来参与评奖，而获奖者将受到戏剧评审员的颁奖，他们都是按照类似于法庭陪审员的程序选出来的。吟游诗人也会受到人民的盛情接待，应邀一起欣赏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史诗作品；奥林匹克比赛的获胜者也会受到褒奖，他们在公共宴会上与来访的大使们并肩而坐。

尽管雅典的女性大多待在家里从事家政事务，但是也有少数的社交名媛穿梭于各种小型聚会之间，与社会上有头有脸的男人们混在一起。男人们聚在一起或寻欢作乐，或讨论更崇高的哲学问题，而聚会通常伴有雅典本地或外邦的男女乐师的表演。在市场上，工匠展示着他们的产品；奴隶与外邦人擦踵而过，相互拥挤在一起；农民时不时地受到周围人的注目而受宠若惊，惊讶于光辉灿烂的巴特农神庙。它是由雅典的盟友们出于共同防卫的目标而集体出资建造的。老人们端坐在法庭的门口周围，而叫嚷着的青年人、剧作家与修辞家们则推挤而过。所有这些正式与非正式的场景无不表征着人民拥有设定城邦辩论主题的权力，虽然他们有时也会招致——尤其是持精英主义的批评者们——相当大的怨恨。[15]

雅典民主政治的过去经验：成功还是失败？

雅典人的名声在当时很快就变坏了。他们确实在马拉松与萨拉米战役中大胜而归，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萨拉米战役的成功得益于他们采纳了提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建议，因为他主张雅典投资于新发现的矿产资源，从而筹建了海军战船。这是一个由所谓（在“老寡头”看来）的无知人民所做出的谨慎而富有远见的决策的例子。然而，他们的成就埋下了狂傲（hubris）的隐患。雅典人变成了自己盟友的主子，他们利用盟友贡献的共同防卫资金来装点雅典的那些宏伟建筑，并且最终迫使盟友只能使用雅典的货币与计量单位。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民主的政体变成了一个帝国，它在城邦内致力于自由与平等，但在城邦外却面临着剥削别人的诱惑。这种诱惑是复杂的，比如雅典仍然愿意与外部的民主政体一起来反对寡头政治的干预。然而它也是自私的，它毫无顾忌地斥骂那些挡在自己野心路上或者违背自己意志的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在获得了对盟友的绝对支配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利益之后，雅典的民主派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这种观点，即人民在城邦内畅享美好生活，（通常可能必然）意味着在城邦外行不义之事。

我们第一章提到的“米洛斯人的论辩”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雅典大使们前往米洛斯解释说雅典做决定的方式不是依靠正义的准则而是自身的优势地位，因为雅典城邦足够强大，它完全可以推行这项原则。另外两个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要例子同样值得一提。在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中，一位雅典的前将军为了获得更好的政治理解，把自己化身为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学家。此处我们看到了雅典将军、演说家伯里克利对雅典的冷静与客观的分析，而伯里克利本人则因为自己卓绝的判断力与审慎而受到了修昔底德的称颂（2.65）。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死于瘟疫前不久，他在最后的演说（修昔底德对此有所记述）中承认，对雅典人来说，与外邦的正义原则被帝国的需求所替代。他告诫自己的公民同胞说：“你们的统治（对外邦的统治，亦即你们的帝国统治）如同暴政一般——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不义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2.63）

帝国统治“如同”暴政是因为它的权力行使不受制约，尽管它并不总是像暴政对待自己的统治对象那样在实际运用权力时直接地无孔不入。伯里克利承认谋求帝国统治是不义的——他自己曾经一度热衷于这样的勾当，然而他把其定义为一种令人遗憾的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既然已经承认帝国统治是不义的，那么自然的推论就应该是万物之间是平等的，帝国的统治就应该被抛弃。然而在伯里克利看来，雅典人民已经骑虎难下了。他们无法放弃帝国的统治，以免心怀敌意的旧盟友们与虎视眈眈的敌人们在别处联手，逼迫雅典人喝下痛苦的毒药。

雅典大瘟疫的第二年，伯里克利去世了；在他之后，雅典的政治会议中出现了另外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修昔底德借用此人之口提供了与伯里克利的言辞极为类似的另一个例子。这种比较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修昔底德亲自对两人的方式进行了对比：伯里克利依靠良好的判断力引领人民，而之后的那些盛极一时的发言人们却仅仅对人民阿谀奉承，完全听从于人民忽左忽右的幻想。然而，人民的意志也是起伏不定的，并且可能会发生相当巨大的改变。公元前427年，公共发言人克里昂（Cleon）——修昔底德说他是当时有影响力的人当中“最激进”与“最有说服力”的一个（3.36）——敦促再次召开政治会议的人民坚持前一天所做的决定。此举是为了残酷地惩罚起义失败的雅典前盟友密提林（Mytilene）：把密提林所有能打仗的男性处死，其余的人则一律沦为奴隶。

克里昂在论辩中陈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而之前的伯里克利则更谨慎地用比喻的方式。克里昂说：“你们的统治（意即你们的帝国统治）是暴政”（3.37）。暴君无需考虑正义与否，只需考虑自身的优势力量；在运用自身优势力量的时候要假定危险无处不在，不能出任何差错。在此种政体之下，你必须时时警惕那些不情愿被你统治的对象的阴谋反叛；你必须大胆地运用强力去统治对方。操纵与控制不仅仅是你身为暴君时一种悲哀的必需品——正如伯里克利所暗示的意思（不管有多么的虚伪，雅典人就是没有从中醒过来而发现自己已然是暴君了；他们之所以变得如此是因为伯里克利所推行的政策所致）。克里昂暗示说操纵与控制恰恰就是统治的目标，它以积聚暴君的权力为首要任务。克里昂输掉了该场论辩，但是获胜的一方狄奥多图斯（Diodotus）的论证也不过是弱化了的相似立场。狄奥多图斯没有从正义的准则说起，相反他从雅典的优势地位展开论证。在争论城邦外交事务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合适的出发点而可以摆脱协约条款的束缚。他说：“这不是一个法庭，在法庭中，我们应当考虑什么是正义的；我们此处是在谨慎地商讨如何处置他们而最有利于雅典。”（3.44）[16]

在打败波斯的战争中，雅典赢得了相当大的荣耀，它展示了民主政治所能企及的非凡而伟大的力量。然而一旦被激发起帝国的狂傲，雅典人也会表现出民主政治集体决策的必然缺陷：自私、短视地采取阿谀逢迎或复仇性的建议；一些情况下不够谨慎，过于仓促，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又反应迟钝。自我辩解时寻找替死鬼或是一厢情愿是这些倾向再好不过的例证。尽管处死密提林成年男性以及把女性与未成年人全部变为奴隶的最初决定在最后一刻被推翻，但是公元前406年被处死的将军们就是活生生的替死鬼——将军们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中获得了胜利，但后来遇上了暴风雨，他们没能打捞起所有在战争中阵亡的雅典士兵。[17]除此以外，公元前399年被处死的苏格拉底也是再明显不过的替死鬼。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与斯巴达及其盟友的战争中败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元前415年远征西西里的失利所致。远征西西里的决策建立在一厢情愿的想法之上，完全不顾当地的政治与军事形势。雅典人最终臣服于马其顿的强势征服，数十年以来，政治家们早已不断谴责雅典人没有及早对其采取防备措施。

然而，公元前403年民主派审慎而明智地恢复了雅典的民主政体，并且对在反对自己的寡头暴动中幸存的步兵实施了慷慨的特赦。如果说是亚历山大大帝接踵而至的征服活动才使雅典民主政治最终臣服于马其顿的强权压力，那么雅典民主政治能否做出任何努力以彻底改变此种命运仍然是不确定的（尽管公元前4世纪的政治家们当时在反抗还是顺从马其顿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不管怎样，民主政治无疑是自私的，它拥有浮夸的雄心壮志，有时也对挡在前路上的事物残酷无情。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其名其实？

古代雅典民主与现代民主相似还是不同呢？答案是它们既相似又不同。古代雅典民主与现代各民主政治之间既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与美国、英国的民主政治（当然美国与英国的民主政治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并不相同，它们与当今世界的其他民主政体也存在差异）。考察古今民主之间关系的意义并非是让人们在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的问题上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它们是一样的！不，它们是不同的！），而是叫人们考察民主的基本事实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以帮助人们权衡古今民主政体各自的优势与缺陷。

与本书中其他的观念不同，民主观念根源于古希腊，但经过很长时间演变之后成为当今世界正在以同一个名字运作的更为积极的民主理想的前身。至于现代国家如何得益于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的民主发展而把自己视为民主制的，它们如何自豪地使用同一名字称呼自己而不把它作为一种恶意的贬损或滥用，这都是些令人着迷的问题，但却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18]直至那时，多种人统治的各种形式通常在观念上得益于古罗马的政治模型：更多的说是“共和政治”而非“民主政治”。这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名声早就变坏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曾对民主政治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与当时其他的作家们几乎一边倒地全部关注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缺陷。它的缺陷包括专横武断与愚昧无知——上文已经提到的雅典的各种糟糕决定（密提林、阿吉纽西、西西里等）就充分体现了这点。这是因为雅典的民主政治过分地包含了全部的无知群众，它缺乏能引起人足够重视且高瞻远瞩的协商与决策。

在18世纪现代代议制的共和观念出现之时，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视为反面案例。只有到了18世纪晚期以及19世纪，英国、美国的政治思想家与实践家们在提出了民主的最新发展成果“代议制民主”，并且重新评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雅典民主的自身成就之后，雅典民主的地位才得以凸显。从19世纪中期以后，民主的古今对比研究才开始兴盛起来，尽管两者在历史上并不直接地前后相承。民主的古今对比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人民在立法中的地位、抽签制还是选举制、自由主义的价值。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差异：立法、抽签制与自由主义？

立法

18世纪的革命者托马斯·潘恩——他在自己的祖国英国以及位于美国与法国的英属殖民地都参加过政治活动——认为“雅典如果加上代议制的成分的话，那么它将超越自己原有的民主政治”。[19]他把所有雅典男性公民的地位与现代代议制民主国家中人民的地位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拥有参加政治会议，以及理论上在政治会议上发言的权利，而后者则选举代表组成立法机关。政治学理论的各种讨论把潘恩的这一对比归于一组简单的对比关系：古代“直接”民主vs.现代“间接”民主。

然而，这种古今民主直接与间接的对比判断极具误导性。[20]首先，这种判断的前提是把雅典政治会议与现代立法机关相对应，进而假定雅典政治会议的主要工作是制定法律。实际上，雅典政治会议的常规工作不是制定或修改法律（它仅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偶尔承担这项工作，在该世纪末期的时候它通过法典，然后把修改权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独立的类似于陪审团的机构）。相反地，它主要是作为决策机构而制定重要的公共政策，比如战争与和平（“供应玉米与维护乡村安定”［AP 43.4］），以及其他事关共同体命运的类似事务。古代与现代民主在如何立法的问题上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更为基本的区别是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它们分配给公民的不同地位与角色。

其次，潘恩的对比判断意味着雅典人缺乏把权威委托给别人的意识。实际上，雅典人非常明白如何让一些人代表另外一些人做某些事。他们每年通过选举或抽签的方式产生约1200名的公职人员（500名议事会成员包含在内）；他们也通过复杂的抽签程序产生法庭陪审团。如果说他们允许所有愿意参加政治会议的公民参加会议，那么这也是一种最佳的战略决策，毕竟人们要在会议上做出与城邦命运息息相关的决定。这并非政治制度捉襟见肘或想象力匮乏的结果。因此，把民主的古今对比等同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使人们无法认识到雅典多种形式的人民权力已经超越了单一的立法问题。

抽签制

尽管雅典人通过选举产生1200名官员当中的100名——最重要的是十将军委员会，但是他们每年通过抽签决定大部分的官员，以承担从管理港口到监督造币的公共事务。[21]这里产生了又一常见的古今民主的对比关系：据说古代人运用抽签——一种真正的民主机制——以显示他们关于所有公民都能够并且应该有权担任官职的信条；而现代人则运用选举的方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选举是一种更贵族或寡头化的政治机制，它假定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适合做统治者。[22]然而，这种简单的对比再次误解了雅典人的真正关切与他们的实际状况。

虽然雅典人确实通过抽签决定大部分官员，但是他们在抽签的时候完全知晓如何代之以选举的方式。他们通过选举来决定特定的公共职位，这主要是那些需要最多经验与专业技能的职位（最重要的是将军的职位）。当用抽签形式时，他们辅之以相配套的政治制度，他们早已对候选人的服务意愿及其在公共事务中的品行状况做了预先的审核，这是为了保证被抽中的人是受人尊敬与守法的。[23]因此，雅典人并不是在任何公民都能够并且应该有权担任官职的前提下使用抽签形式的。然而，他们确实相信大部分的公民都能胜任被要求去承担的管理职责——包括政府办事员、道路专员、市场主管，甚至公共的行刑人员。这些公共职位通过抽签的方式在公民之间分配，并且以一年为期每年轮换（大多数情况下），这有助于防止掌权者的腐化堕落与自我膨胀，无法为将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力，以及任何人试图谋求政治支配的欲望提供平台。

有人可能会认为雅典的抽签只是应用于公共服务这样的事情，而非用于高级的政治决策。重要的政治决策掌握在民选的将军们，以及公民政治会议中毛遂自荐的发言人的手中，后者提出公共政策的建议，以谋求人民的选票支持。因此，古代民主政体对抽签的运用并非是向我们揭示它与当代民选官员的简单对比，它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反思过程。古代的民主政体考虑如何调配那些必要的行政管理岗位，才能既避免他们的腐化堕落，又能鼓励那些拥有良好声誉的公民的政治参与。古代人并非盲目地相信抽签制。尽管他们大量地运用抽签的方式，但他们也用得谨慎，并加以限制。他们看重公民的政治参与，但也看重比通常认为的更多的专业技能，这既包括官员履新时已拥有的技能与知识，又包括普通公民在担当职位的过程中发展与培养起来的专业技能。

自由主义

在立法与抽签的问题上，古代与现代民主的对比要比普遍的看法微妙得多。两者的最后一组对比关系是在古代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的。如果说托马斯·潘恩是代议制民主的捍卫者，那么1819年瑞士裔思想家（曾供职于法国各个政府）本杰明·贡斯当则为“现代人的自由”——与自由的“古代”含义相反——辩护。贡斯当区分了布尔乔亚式的现代人与战士般的古代人（如本书导言部分所示，卢梭向其描绘了古代人的情形），他认为古代政体的繁荣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之上，并且用集体的权力与目标压制个人的利益诉求。古代政体一边把自由视为集体的自决，一边使个人的自由轻易地就受到集体计划或目标的侵害。他把古代政体与现代的代议制加以对比，认为后者的繁荣建立在商业的基础之上，个人可以运用各自的财富去委派政治家处理公共事务，因而个人可以自由地去追求各自的利益或目标。[24]其实贡斯当在某种意义上认为，古代与现代社会广义的政制状态——“生活方式”的政制——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它们的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什么相似性。

然而又一次地，贡斯当的区分歪曲了我们对古代民主政治的理解，特别是雅典的民主政治。他实际上把斯巴达视为古代民主政体的理想模型，并且也承认他的分析最不适用于雅典，因为雅典的个人自由、贸易与开放的文化环境实际上是非常显著的。伯里克利赞扬过雅典人开放与宽容的政治文化。他宣称说雅典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相互的怀疑或检举；不同于斯巴达的长官团对公民行为所实施的严格监管。他还说雅典人是自由与慷慨的，非常享受各自的生活（暗示了与严峻简朴的斯巴达不同）；他们兴高采烈地庆祝运动会、戏剧节等各种竞赛活动，向众神奉献必要的贡品，享用着进口的和自己生产的各式各样的奢侈品，这些都得益于他们繁荣的商贸经济。据伯里克利所言，雅典没有冷酷的诡秘——这是斯巴达的典型特征，雅典愿意对陌生人敞开心扉，相信城邦的胆识和力量可以与人民的“相对宽松的生活”相协调。雅典注重个人的利益，但同时也注重培养人民关心公共事务的精神。不可否认的是，雅典人对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的区分不同于现代的大部分民主社会：比如，宗教在雅典就是一种公共关切与规定。然而宗教在雅典也可能是自由的；比如它允许外邦神灵进入城邦，当然前提是必须获得城邦的同意。[25]

然而，现代自由主义者很容易与贡斯当一起认为雅典——如同古希腊的其他政体一样——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切实保障。缺乏一整套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与适当程序来保护个人的权利，雅典极易遭受人们的非难，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自由，它让个人轻易地就受到集体权力的侵害。贡斯当之所以咬定雅典缺乏现代自由的观念，最可能的理由是因为雅典“陶片放逐”（ostracism）的事实，尽管它也有“类布尔乔亚”（quasibourgeois）的各种自由。

“陶片放逐”是根据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建议所创立的。雅典每年都会在政治会议上投票表决一个问题（为此特意在市场上集会）：是否有人应该被驱逐出城邦十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每位公民都会得到一块陶片，然后让人们在上面刻上被放逐者的名字。票数最高的人立即被驱逐出城邦十年。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制》把“陶片放逐”视为克里斯提尼对雅典民主化改革的确切内容（22.1）。[26]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它是极不自由的。如果如此地缺乏适当的正规程序也是民主的，凭借多数人的喜好就可以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没有任何不轨的证据而又不给人辩护的机会，那么很多现代自由主义者才不想跟这种民主扯上半点关系。因此，我们必须要问“陶片放逐”是不自由的吗？民主的雅典是否要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承担不自由的罪过？

“陶片放逐”之所以不讲证据或缺乏适当的程序是因为雅典人不是用它来惩罚犯罪，它毋宁是保障民主政治生存的政治制度。它被人民用来展示自己的权力，目的是为了防止精英分子谋求政治影响力的企图。因此它被认为是一种预防性与象征性的手段，被用来提升城邦多数人的平等意识，因为毕竟是多数人撑起了民主政治的大厦。[27]像提米斯托克利这样的雅典将军——公元前480年他率领雅典在萨拉米赢得了对波斯的重要军事胜利，也可能（实际上的确是）在八九年后因人民普遍觉察到的傲慢自大而被放逐。[28]当然，“陶片放逐”也可能被用于派系斗争。然而，它不仅仅是派系斗争的小把戏，而是民主政体保护自己（及其价值）的手段，即便它对孜孜以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有所限制。

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在追随贡斯当的脚步而认为雅典是不自由的以前，他们可能需要考虑一下当今那些挤压或超越法律界限的政治机制。现代的民主社会经过最近的演变之后，已经允许处置那些被视为对既成政治秩序构成威胁的个人。这些内容倒是与雅典的“陶片放逐”非常相似。雅典“陶片放逐”的目标不是为了杀人。它甚至也不意味着公民政治生命的终结，因为雅典并不剥夺被放逐者的公民特权，只要十年的放逐期限届满（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可以保证敌对情绪的消逝）。比如，公元前461年雅典将军客蒙（Cimon）被放逐十年后，他又悄然以平等公民的身份回到了雅典，默默接受了伯里克利当时推行的更加彻底的民主改革措施。

因此，在“陶片放逐”一例中，雅典民主派提供了一些尊重个人自由权的措施，尽管共同体有时决定需要在一段规定的时期内驱逐某些人。除此之外，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雅典为公民一系列的自由权利提供了保障。它的法律（及其实施）确实不仅为公民，而且也为非公民群体提供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在具体的实践中，公民与非公民群体都受到了城邦同样的保护。[29]雅典民主的批评者们尤其不能忍受看到穷人，甚至非公民的城邦居民与奴隶享有这样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穿着打扮与公民毫无二致。“老寡头”抱怨说在雅典“袭击”一名奴隶或非公民的居民“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话，那么你“经常会袭击一名雅典公民，自己还以为他是一名奴隶呢”（1.10）。[30]

一个社会不能仅仅依靠外表就对人民进行区分，那是不公平的，同时也是令人憎恶的。这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结论。企图给非公民人群贴上标签的做法极易伤害与他们极为相似的公民的利益。雅典社会对这一点及其他方面都早已心知肚明，因此它要比现代标准所判定的那种极端不自由来得更为自由一些。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大盘点

我们已经发现，把古今民主的差异定义在立法、抽签制和自由主义三方面的做法是极其粗糙而不完整的。更有甚者，如果仅仅关注它们之间这些被放大与被误解的区别，那么就会使我们忽略古今民主之间的关联性与相似性。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它们对限制官员的关切。这是雅典的头等大事，为此它们运用抽签与选举的多种形式来决定官员的任免。在那些限制官员的政治制度之中，我们发现了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真正的区别。

依靠对官员履新前的审查，雅典人实现了对他们的限制。他们不允许抽签制破坏他们对官员刚正不阿的品性的期望；相反，他们动用审查的手段以确保之。另外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让每一位官员——不管是抽签还是选举产生的——在任期届满之时提交述职报告。担当公职是一项公众信任，职务届满之际，人民要求官员提供述职报告，包括实际的财务报告与一般的执政绩效检查报告。现代的民主人士也认为人民应该让自己的领导人承担责任，就此而言，他们与古代人拥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也可以从古今政治制度的差异中有所收获。

本章陈述了雅典民主的三个特征：它们表征着包含最贫穷的公民在内的人民的权力——包括决定的权力（政治会议、议事会，以及其他公共职位中的重要政策；在抽签决定官员时，人民在有生之年拥有多次决定的机会）、审判的权力（在大部分的法律案件之中），以及限制的权力（限制官员）。我们同样看到了人民运用权力的重要性：或者是单个公民在政治会议上发言，在法庭上提起诉讼，或者是抽签产生某一机构（如议事会，能设定政治会议的议程）。正是这些多种权力形式的相互融合才构成了人民的统治，它们使人民既拥有免遭精英分子专横意志支配的自由，又拥有实质的平等，尽管经济上的分化一直都存在着。

人民审判与决策的权力都达到了相当彻底的程度，只要父母都是城邦的公民，那么所有自由的男性公民（在当时）都被视为人民的一份子，所有这些都使雅典民主在所有的同类政体中卓尔不群，正如斯巴达在其同类政体中表现的那样。雅典为城邦的精英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与满足的方式，但它运用一系列的政治制度来限制他们，使他们无法把财富或影响力转化为支配他人的牢固基础。雅典向世人展示了人民主权的民主理想，即人民在日常的重要关头都行使着控制权，而不仅仅是抽象地作为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雅典既没有局限于平民而实行平民（plebiscitary）投票，也没有把公民担任公职的权利普遍化，但它却找到了真正实现人民权力的方法。

在某些方面，雅典民主与现代民主非常相似，它们都主张人民要控制自己的官员，都把人民视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然而在其他方面，雅典的民主则要更进一步：它对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都试图进行控制；它让人民自己做决定去制定事关公共政策的基本事项；它把几乎全部的法律案件的最终裁决权没有授予给专业的法官，而是授予给了由普通人民组成的法庭；法庭陪审员既裁决事实（正如现代普通法体系下的法庭陪审员），又负责解释法律。雅典民主没有过分脱离我们的视野，成为与现代民主不相干的事物；它也不仅仅是虚幻而笨重的政治体制，等待着现代人类所谓的改良。古代与现代民主实践的断裂使得人们对于它们之间的共同价值理念（以及各自不同的制度实现方式）的反思更加具有启发意义。雅典的民主主义者对人民权力及其实现方式有着自己特有的政治制度与知识上的表达。它赋予普通公民以彻底的决定权力，因此也就对现代民主的一些观念造成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因为现代民主赋予普通公民的权力要少得多。然而在公元前4、5世纪，并非所有生活在雅典的民主政治下的人们都认为民主的政制形态是具有绝对价值的。雅典最有名的两位子嗣，哲学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对民主政治都提出了极其深刻的疑问：民主政治真的是一个人过良好生活的最佳路径吗？他们认为人类的良好生活依赖于个人的道德及知识德性的成就。这是我们第四章探讨的主题。

注释：

[1] 关于把雅典民主视为一种人民主权形式的观点，参见Lane即将发表的成果。

[2] 关于雅典的经济与文化影响力的著作，参见：Ober（2008a）。

[3] 新设置的财产限制条件的具体内容存在争议；关于这方面的简短概述，参见：Williams（1983）。

[4] 实际上，学者们对这是否是最佳答案存在争论，比如参见：Christian Meier 1990,pp. 82-4, 以及Kurt Raaflaub 2007。他们认为最好把“民主政治”的开始时间定义为公元前460年代厄菲阿尔特的民主化改革时期，见下。

[5] 克里斯提尼之后，雅典的公民以“村社”为基本单位，比如莱库古控诉莱奥卡雷斯（Leochares）的演说中提到的“Xypete的安提贞尼斯”（Antigenes of Xypete）。《雅典政制》还提到说克里斯提尼推行了“陶片放逐”（ostracism）而发展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6] 另外据《雅典政制》的描述，波斯战争中马拉松战役的一位英雄阿里斯提德（Aristides）后来倡建了为士兵、水手以及一些特定行政官员支付报酬的做法，费用全部来自其他城邦对帝国的供奉。

[7] Per., 37.

[8] 关于雅典（以及稍差的斯巴达）的投票方法的事实与意义的研究，参见Schwartzberg 2010。

[9] 关于雅典投票程序的基本研究，参见：Staveley 1972, pp. 93-4 ＆ 78-100。

[10] Hansen 1991, pp. 153, 166-7.

[11] 正如Lane即将发表的成果所述，“一纸空文”（dead letter）一词出自于Rhodes 1981, p. 146（AP 7.4），Sinclair 1991（1988 edition）, p. 17, n. 64，以及Hansen 1991,pp. 88, 107, 227。然而所有这些作者所倚重的两段引文——AP 7.4与AP 47.1——指出禁止最低等阶层（thetes）担任公共职位的命令是一项官方政策，尽管在实践中它有时或总是被人们置之不理。

[12] “沉默的雅典人”是Carter（1986）著作的标题。

[13] 参见：Ober 1989。

[14] Isocrates 20.5-6；关于民主政治的雅典中愤怒的讨论，参见Allen 2000。

[15] 参见：Ober 1989 ＆ 1998。

[16] 狄奥多图斯的建议勉强取得了成功：政治会议决定撤销先前做出的把所有男性处死的决定。为此派遣了另外一艘船来宣布这项新决定，后出发的船及时地赶上了先前被派往密提林宣布执行屠杀命令的船。

[17] 宣布阿吉纽西海战中的将军们有罪的决定是针对他们集体做出的，而不是针对某个将军，这违反了正当的程序。苏格拉底在《申辩》中表示当时他作为议事会的成员之一而抗议该项决定。

[18] 一项关于该主题的研究，参见Dunn 2005。

[19] Paine 2000, p. 180.

[20] Hansen认为雅典以及其他一些古希腊的民主政体（尽管他指出并不是全部民主政体）拥有“直接民主的各种表现形式，人民不自觉地讨论与投票表决每一项重要的政治决定”（2005，p. 46）。尽管公开的人民政治会议在雅典的决策制定中至关重要，我认为把雅典定义为“直接民主”的做法没有益处，并且是误导性的，其中的原因在正文中已经给出。

[21] Hansen 1991, p. 230.

[22] 关于选举是反民主行为的观点，参见Manin 1997，然而必须要注意的是，雅典人也运用选举的办法来决定特定的官员。

[23] 被抽中担任某职位之前，他必须通过审查（dokimasia），为此他必须证明自己拥有正式的公民身份，除此以外官吏还要问他“待父母好不好，纳税了没有，完成了兵役没有”（AP 55.3）。

[24] Constant 1988.

[25] 苏格拉底审判背景下的一项关于雅典宗教与政治的有价值研究，参见Cartledge 2009, pp. 76-91。

[26] 我借鉴了Forsdyke（2005, pp. 281-4, Appendix 1）的观点；他从正反两方面考察了雅典的“陶片放逐”是否源于克里斯提尼的问题，继而认为该做法源于克里斯提尼的观点大致是站得住脚的；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其他一些城市（包括雅典在内）早已经拥有了与“陶片放逐”相类似的精英主义式的流放实践，但两者并不完全一致。

[27] 这是Forsdyke 2005, pp. 144-204中的观点。

[28] 在流亡至阿尔戈斯时，他受到了斯巴达人的秘密加害，最终他选择彻底地离开希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服务波斯国王的过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9] 参见：Ober 2000。

[30] Marr与Rhodes（2008）根据希腊文本译出。

第四章

德性

地图2 雅典（约公元前460年）

本章将探讨哲学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如何批评雅典的民主政治，他们在更广泛意义上提出了关于人类的生活目标及其最佳政治实现场所的见解。为此在上一章描述的雅典民主政制框架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雅典的民主派运用政治权力追求的目标与价值是什么？它们主要是城邦以及个人的生存、财富与权力。对城邦来说，这些可以通过帝国来实现；对城邦内的个人来说，大部分人则去追求自己的财富与权力。财富可以通过经商、婚姻或掠夺的方式来实现；而对于那些不擅长技艺的人来说，他们通过谋求政治与军事的领导权来获得长久的荣耀。如果说政治是一个人赢得朋友与声誉的最佳领域，那么它同样是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在担任公共职位的时候，你要对自己不好的建议或不法的行为负责，因此你就可能面临倾家荡产、被放逐或死亡的危险。任何追求功名的行为都可能面临被“陶片放逐”的危险。政治家以及因为其他各种原因而成名的大人物的成就，乃至自身的生存，可能最后都要取决于他们“用各种演讲在法庭之中说服法官，在议事会之中说服议事会成员，在政治会议或任何其他地点的政治集会之中说服与会人员的能力”。这是柏拉图著作中智者高尔吉亚——一位来自于西西里岛的莱翁蒂尼（Leontini）的公众人物，此刻正以教师的身份造访雅典——的观点。[1]

尽管雅典民主格外重视公开的发言，但是它并没有教授青年人如何发言的公共教育。因此，那些能够找到私人教师帮助训练自己的演讲与辩论能力的人就积累起了巨大的优势，他们或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雄心，或者仅仅是为了有朝一日在受到起诉时能够进行自我辩护。外邦的修辞学家与智者们纷纷涌进雅典，他们与当地的修辞学家和智者们一道纷纷向年轻人传授如何发表有说服力的演讲的技巧，以帮助他们在城邦内赢得权力与威望。一些人教授语法，一些人教授词源学，一些人教授辩论技巧，这些都是辩论双方共同需要的能力。这些自封的专家们大多先入为主地认可了财富与权力的价值，认为它们是个人及城邦预设的价值目标，故而着重研究如何用更灵巧的手段先人一步地获取财富与权力。卓越，或者德性（arete，这个希腊单词的意思是指某一事物成功发挥其应有功能的能力）的意思是从寻常的政治角色中脱颖而出，使人民接受你的建议，而不管你运用什么必要的手段。这将给你带来大部分人朝思暮想的快乐、财富与荣耀。

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批判了当时的这种普遍看法。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名雕刻师，但他本人却抛弃了石匠的职业转而一生致力于挑战当时主要的智识与政治名人，同时他还向年轻人承诺传授给他们所期望的价值意义。为此，他揭露了城邦的优先事务及显赫名人身上存在的明显矛盾之处。他致力于在市场、体育竞技场以及家庭的私人宴会、聚会中提出诸如此类的质问，因此他早已声名狼藉。他从来不在政治会议或法庭上发表公共演讲（尽管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军事义务，并且还被抽中担任了一年的雅典议事会成员）。像柏拉图那样的年轻人聚集在苏格拉底的周围，他们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了过良好生活的别样路径，这与城邦官方推崇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

苏格拉底七十岁的时候，几名雅典同胞以亵渎城邦法律的罪名起诉了他，我们稍后将对此一探究竟；他被自己的同胞组成的法庭陪审员宣判有罪，并且要接受服毒自尽的惩罚。苏格拉底死后，他的众多追随者各自撰文写下了“关于苏格拉底的论述”（Sokratikoi logoi），以展现其波澜壮阔的一生、最后的受审与处决，以及他不断对雅典和外邦的精英人物的道德与政治缺陷所做出的诊断。在苏格拉底的众多追随者中，没有人在哲学上表现出比柏拉图（公元前424—前348年）更远大的抱负。柏拉图著作全集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苏格拉底”的大量描述，这成为本章关注的焦点。尽管整章援引柏拉图的著述而打上了柏拉图自己思想的印记，但是本章前半部分将讨论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生活与死亡的诸多内容同样体现于其他追随者的记载之中。本章后半部分将探讨柏拉图自己的生活，为此我们将审阅他的几部重要著作。

苏格拉底向他的公民同胞们提出了一系列极难回答的问题：如果城邦在官方上严斥暴君统治，那么为什么它自己在外邦表现得像一个暴君？如果一个人去追求无限的财富与权力的做法是错误的，那么与之相反地，为何雅典公民通过帝国的统治而集体地追求之就是可以被接受的？一个人在不知道战争有什么价值的时候，他奋而参加战斗是真正的勇敢吗？一个人在别处欠下道德的良心债而期望神灵对自己置若罔闻，这是正义或虔诚的吗？他揭露了隐藏在智者高尔吉亚之流所谓的社会表象之下的真实情况，个人的成功与城邦的集体繁荣之间存在一种破坏性的紧张关系。修辞术在一般意义上可能是人类“自由的源泉”，但是智者们同样认为它是一个人用以“控制城邦其他人的源泉”，一个人可以利用修辞术掌控别人的自由。在城邦对修辞术与政治义务一致称颂的掩护之下，某位寡廉鲜耻的公共发言人可能正在对民主政治本身造成伤害。[2]

与雅典及其他政体极度推崇财富与权力相反，苏格拉底认为人们应当劝诫希腊世界的年轻人去追寻“德性”的意义，这才是人类应该追问的基本问题，也是所有政治家之为政治家的前提。正如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苏格拉底在针对自己的审判中发表的演说）中苏格拉底告诫陪审员的一段话：

我私下到你们每个人那里，做有最大益处的益事，我尝试着劝你们中的每个人，不要先关心“自己的”，而要先关心自己，让自己尽可能变得最好和最智慧，不要关心“城邦的”，而要关心城邦自身，对其他事情也要按同样的方式关心（36c-d）。[3]

如果政治家与智者们都不去想办法使人变得有德性，他们说服别人的能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德性，他们对人们有何益处呢？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二人切中肯綮，极为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所有固有的答案——城邦内大部分有为青年与显赫人物所遵循的智识与政治道路——在此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了。城邦里过这种生活的人没有谁能够定义德性，或者能够牢靠地把德性传授给别人。

无论是在故土雅典还是作为军人远赴异乡，苏格拉底在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都思考着上述这样的问题。他早已经声名狼藉，在喜剧舞台上遭到阿里斯托芬三部不同剧作（还包括至少其他四位剧作家）的嘲讽。在公元前423年完成的第一部剧作《云》（Nephelae/Clouds）中，阿里斯托芬把苏格拉底塑造成一名显而易见的智者并开创学园收取费用；但他暗示了苏格拉底与普通智者不一样的地方，即苏格拉底的智识造诣无法提供学生们所期望的平步青云之路。不管这是对诡辩之术的一般批评，还是对苏格拉底超脱于世俗价值的衷心认可，阿里斯托芬此剧都是对苏格拉底的嘲讽。他嘲讽苏格拉底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没有任何的效果。

当雅典在与斯巴达的战争中处境变得越来越不妙的时候（阿里斯托芬后来关于苏格拉底的剧作都创作于这一时期，分别在公元前414年与前405年），声名狼藉的苏格拉底步入了更加险恶的境地。此时发生了针对苏格拉底的年轻朋友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的起诉事件，他被指控亵渎神灵以及反叛的罪名。与此同时，雅典正在孤注一掷地对叙拉古进行军事远征。苏格拉底的处境随着公元前404年雅典输掉战争以及“三十僭主”的上台执政而恶化；当时雅典迫于斯巴达的压力而建立了“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治，它驱逐了城邦的很多公民，并且运用手中的皮鞭与刀剑实行暴力统治。其中的两位（克里提亚斯［Critias］与查米德斯［Charmides］）与苏格拉底私交甚密，同时也是其追随者柏拉图的亲戚。苏格拉底在“三十僭主”统治时期选择留在了雅典，似乎当起了他们的顺民，而此时民主政治的大部分追随者（包括苏格拉底的一些朋友）选择避难于港口。[4]在此之后，民主派再次集结力量推翻了“三十僭主”的统治，恢复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恢复三年之后的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三位公民同胞起诉，他被指控亵渎城邦法律、传播外邦神灵以及腐蚀青年思想的罪名。这与公元前404年的政变事件并无直接关联，因为指控他为短命而高压的寡头政治负责的行为将违反民主政治恢复后所推行的对他们不予追究的特赦政策。然而，法庭陪审员无法忘记克里提亚斯与查米德斯在政变中的所作所为，或者阿尔喀比亚德在之前战争中表现出的亵渎神灵与反叛行为。所有这些事件使得起诉人容易把苏格拉底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描述为对城邦法律规定的良好的公民标准的亵渎。根据柏拉图的记述，苏格拉底在审判的时候还拒绝使用修辞术的伎俩，为自己的生命乞饶而阿谀陪审员；这无疑加剧了苏格拉底的不利处境，苏格拉底最终被宣布有罪，并且被判服毒芹汁自尽。苏格拉底的生命及其死亡共同改变了伦理学与政治学的主题设置。在柏拉图的塑造与转述之下，苏格拉底把“德性”从时下对成功吹捧追逐的诸观念中解放了出来，进而把它变为伦理学与政治学分析的反思标准。

行动中的苏格拉底

正如我们前面所观察到的，虽然“virtue”（德性）是古希腊单词arete的一种英文译法，但是arete还可以被翻译为“卓越”（excellence）。在现代英语之中，特别是受到数世纪的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德性一词听起来特别不切实际，它的意思好像是在说一个人无法在此生获得任何实在的利益，而只能谋求来生的奖赏。与此相反，古希腊词语arete的意思是说任何事物得以蓬勃发展的固有品性。一把锋利的刀具有削铁如泥的arete。某事物的德性恰在于使其达成自己目标的能力。Arete的反义词不仅仅是道德上的罪恶，还指某物在其实际功能上的失效。

古希腊的诗人们赞扬德性的多种具体形式：智慧、勇气、节制、正义与虔诚。据说这些德性得到了众神的青睐，一个人因此可以在此生与来生都能获得奖赏——正如第一章我们特别考察的正义。然而我们在那里也发现，德性的故事正在变得不再那么有效了。德性无法换来奖赏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比如一个节制的人可能会受到别人贪欲的伤害，或者一个正义的人会因为别人的不义而受到伤害，正如赫西俄德描绘的那般，他被自己的哥哥骗走了一块本该由他继承的土地。除此以外，各种德性形式之间的关系也容易受到质疑。这在当时是一种流行的观点：一个人可能是勇敢的，可他并不聪明，比如索福克勒斯的同名悲剧作品《埃阿斯》（Ajax）的故事主角。阿喀琉斯死后，愚笨的战士埃阿斯痛斥把阿喀琉斯的盔甲奖励给深谙世故的奥德修斯的决定。然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不把正义、节制与虔诚的人视为聪明的，而是愚笨的。他们遵守规则，定期向众神奉献贡品，而别人却不那么审慎正直，坑蒙拐骗着他人的土地或金钱。[5]人们担心诸多德性形式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也担心德性本身就是适得其反的，这种情绪使人们很难恰当理解一个有德性的人可能以及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

在一个充斥着矫揉造作和焦虑情绪的城邦里，苏格拉底不断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揭露活动。他追问城邦内本该最博闻强识的人什么才是——他们自称拥有的——德性。一次又一次地，他们都无法做出回答，无法说明能够传授或实践什么德性，同时他们也无法把德性与良好生活的更宏大目标联系起来。柏拉图的对话录向人们描述苏格拉底揭露了雅典最让人钦佩的两位将军无法令人满意地定义什么是勇气的事实。苏格拉底表示一流的智者们——自称可以教授德性的一批人——无法定义什么是德性，试图推行城邦关于虔诚的法律的活动家同样也不能清晰地界定他们所提倡的虔诚的本性（这在当今也非奇闻）。

在宣称了解某些事物的基础上，以上所有这些显赫人物都各自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定义它们各自是什么。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21d）中，苏格拉底表示他们不清楚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事物。因为苏格拉底自己没有陷入这种虚假的自负，所以这激励了他以向专家们质问的方式去寻求知识——尽管那些专家一次次地让他失望，其中一些人最终沮丧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一些人则因苏格拉底的嘲讽或捉弄而心生怨恨。苏格拉底追求的知识是关于德性与良好生活的知识。苏格拉底自己并没有声称他可以定义什么是德性，他把诘问建立在一定的假设之上，让所有参加对话的人都无法摆脱：为了拥有一种德性，你必须拥有所有德性，也就是说（考虑到智慧也是德性的一种）所有的德性实际上就是知识。一个人在不知道什么是可怕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勇敢的；一个人在不知道渴望的目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其表示渴望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节制的；一个人在不知道对旁人有所亏欠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正义的。[6]

苏格拉底追求德性与知识，或者说是作为知识的德性。这是对压在城邦人民身上使他们无法呼吸的其他目标价值的反抗。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权力与财富是不稳固的，它们无法令人满足；尤其是当它们被盲目地使用的时候，更可能伤害你，而非带给你好处。只有知识才可以保证我们所追逐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只有德性才是对事物固有的、绝对价值的占有，而不受其使用方式的制约。苏格拉底对德性之固有价值的阐述方法集中地反映在了其对psyche的关注之上，这个古希腊词的大致意思是灵魂。灵魂激活了肉体，并且根据希腊神话，它又独立于肉体，可以重新寄居在不同的肉身之上。苏格拉底坚称只有灵魂的纯洁与健康才跟个人的幸福息息相关，灵魂因此是个人的真正身份。有利于灵魂的行为就是德性的行为；有害于灵魂的行为就是邪恶的行为。那些通过不义行为——偷窃或者通过美酒、美食或性来填补自己的欲望——而追逐肉体快乐的人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追逐的肉体快乐对他们本身无益，因为他们牺牲了最重要与必需的良善，他们原本可以追求那些相对来说更有意义的快乐。

据柏拉图所述，苏格拉底对话的最后一个策略是这样的：他声称自己并不掌握最重要事物的知识，也并不掌握德性的全部知识，然而他给观者的印象是相当有德性的。他有着节制的欲望，在作战时也相当勇敢（他救了阿尔喀比亚德一命，然而却让这位年轻人担负勇敢的美名），同时他也是公认的敬神的模范（尽管他在审判中受到了指控）。最为出色的是，他高度重视正义的价值，他宁可承受不义的后果也不愿去行不义。根据柏拉图与色诺芬的记述，当苏格拉底遭遇不公判决时，他默默承受并因此而死。他宁可承受死刑的不公裁决，也不愿自己行不义去逃避它。苏格拉底执着于深刻而彻底的自我反省，他至诚地反对权力与贪欲的虚假神灵，继而拥护知识的价值，并且一生对之孜孜以求，不懈探索。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按照德性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思想与品性。虽然他否认掌握全部的知识，但是他把知识与德性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这使得他比周围任何人都更有德性。[7]

苏格拉底与民主政治

苏格拉底在挑战了雅典的将军们、智者以及其他同代人之后，历史上久负盛名的政治人物也无法逃脱他的责难。提米斯托克利打赢了海战，但是帝国因此获得了什么好处呢？伯里克利在城市周围建立起了高高的围墙，使城邦金银满地，并且使用精妙的大理石雕像来装饰巴特农神庙，但是他能向人们指出哪个公民因此而变得更有德性了吗？他们这些人以及跟他们类似的人给人民出谋划策，然而他们甚至都被人民处罚或者放逐过。这说明他们无法真正达到优秀政治家的标准，他们没有让人民变得更公正，只是让人民变得更不公正而已。当然，苏格拉底承认那些过去的大人物“比现代的人更聪明，因为他们为人民创造了船舰、围墙、船坞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Grg.517c），然而他们也仅仅是满足人民心中的欲望而已。他们早该发觉人民内心的欲望根本就是不值得满足的。

这使苏格拉底步入了悖论之中。他自己不沽名钓誉，不试图成为卓越的人民领袖。尽管他在雅典军队服役期间作战勇猛，并且后来因成为议事会成员而有望走上仕途，但是他从不在政治会议上发言，也不常常出现在法庭之中。与此相反，他一生致力于追求哲学，与别人对话，向人们追问什么是德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没有把苏格拉底丈量跳蚤跳跃距离的行为视为难以理解以及毫无用处的，但是对像卡利克勒（Callicles）这样自负的人来说，那就是一种“非人的生活”了——只知“终生躲在某个角落里和三四个小孩窃窃私语，不能以自由、崇高、辉煌的风格说话”（Grg.485d-e）。实际上，正如卡利克勒警告苏格拉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之后描述了这个警告——的那样，如果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因为没有做任何不义之事而被控以不义之罪名”（Grg.486a），这样懒散无用之人将无法为自己辩护，更不用说在城邦之中赢得任何名望了。

柏拉图认为苏格拉底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回击策略，他旗帜鲜明地进行了重新定义，宣称自己是所有雅典同胞公民中唯一“从事真正的政治技艺并且实践政治的人”（Grg.521d）。如果说政治的恰当目标是关心公民同胞的灵魂，那么只有苏格拉底自己做到了这一点。所有其他人都把自己以及其他公民同胞的灵魂出卖了，因为他们都自私地追求物质或名望。

通过提供关于政治的诡异定义，苏格拉底颠覆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固有逻辑。我们在第三章已经发现民主政治是关于如何运用说服的权力去追求大多数人或公共利益的活动。苏格拉底所理解的政治是关于如何以审慎的质问来进行论辩的权力，它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德性，这是唯一有益的事情。正如柏拉图《拉凯斯篇》（laches）中的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所以我想，作一个好的决定要依据知识而不是依据人数”（184e）。一个真正的政治专家不能依靠运气或举手表决的方式产生。他因自己的智慧而合格，因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所具备的使公民同胞更公正的能力而为人知晓。伯里克利及其他政治领袖们不仅在城邦内无法达成这些目标，他们在各自的家里也办不到，他们甚至都不能使自己的孩子们富有德性。

按照苏格拉底的看法，如果我们对政治领袖的专业技艺无法像对医生或造鞋匠在各自行当所拥有的专业技艺一样有信心的话，我们就不要指望他们统治得很好。民主派认为任何公民实际上都具备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然而苏格拉底坚称专家与非专家之间存在一条理论上的鸿沟，尽管他深刻地揭穿了那些自命不凡的专家们，并且否认自己是一个专家。在他看来，如果任由无知的人民群众掌权，那么这不会也不可能达成政治的最高目标。

苏格拉底没有把对无知群众统治的责难仅仅局限于民主政体。只要不是由有知识的人进行统治，没有什么政体形式——君主制、寡头制、僭政——能够使人民过一种优良生活，能够培养人民的德性——德性才是苏格拉底所真正钦羡的东西。德性与知识的标准太高了，任何现实的政体形式都无法轻易达到。就此而言，它们是所有现实政体形式的有意义的评判标准，不管是民主政体还是别的什么政体形式。除了在军队服役期间，苏格拉底本人从没在雅典城邦以外的地方生活过。尽管城邦在苏格拉底的眼中存在种种缺陷，但雅典还是赋予了他数十年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也很可能是因为雅典对言论自由这一政治价值的推崇，才使得他一生致力于此。然而，很多苏格拉底的追随者认为斯巴达式的纪律与自我克制等习惯才比较符合苏格拉底的严苛要求，而不是悠闲自在、喜欢愉悦与新奇事物的雅典生活方式（即便人们普遍认为雅典比斯巴达更欢迎哲学）。[8]被苏格拉底搅动不安的个人魅力所吸引的很多人把他对德性与知识的颂扬视为他贬低民主政治的原因，尽管他们也可能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某些长处，或者在实际生活中仍然做民主政治的公民。

审判中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死后，他的追随者竞相记述其在法庭审判上所发表的辩护词——希腊单词apologia，英语单词“申辩”（apology）的词源，以及在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后，他的起诉人所发表的量刑演说。其中的一位记述者是雅典人色诺芬，他曾率领雇佣军前往波斯打仗并且安全返回，之后他又与斯巴达人并肩战斗反对雅典人，因此遭到了雅典的驱逐，此后他一直生活在外邦，直到最后与雅典冰释前嫌。在色诺芬的版本中，每一项针对苏格拉底的控诉理由——不承认城邦的神、传播外邦神灵以及腐化青年人的思想——都是不真实的。对色诺芬来说，苏格拉底是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模范公民，他完美地呈现了一名正直的雅典公民的形象；苏格拉底为了防止德性随着年老而衰退，拒绝为苟且偷生而阿谀陪审团，毅然决然地接受了死亡。

与色诺芬的版本相反，柏拉图版本中的苏格拉底的自我辩护极有态度，他与当时正直的雅典人的应有反应极不相同，他的自我辩护是特意为之且引人注目的。苏格拉底没有谦卑地乞求或讨好陪审团，他毫不含糊地告诉陪审员说自己不是城邦的威胁，而恰恰是神灵对城邦的馈赠。苏格拉底为神灵所派遣，他到雅典是为了唤醒雅典人民。他是城邦的好公民，但不遵循在政治会议或法庭之中当众发表演说的寻常路径，而是逢人就质问他们各自宣称所知道的事物。“神特意把我指派给这座城邦，它就好像一匹良种马，由于身形巨大而动作迟缓，需要某些虻子的刺激来使它活跃起来。在我看来，神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就是让我起一只虻子的作用。”（《苏格拉底的申辩》30e）[9]

苏格拉底被判有罪之后，他被要求提出针对起诉人的死刑惩罚的反量刑建议（雅典法律要求陪审团要么采纳起诉人所建议的刑罚，要么实施被告所建议的刑罚，除此以外别无二途）。柏拉图描述说苏格拉底此刻的表现不可能不激怒陪审团。苏格拉底首先表示他理应受到与奥林匹克比赛获胜者一样的对待，即在城邦内终身享受免费的饮食（36d）。尽管最终苏格拉底提议对自己处以罚金，作为正式的反量刑建议，但是他所建议的罚金数额少得可怜，根本与他被控的罪名不成比例。毫无意外地，最终实际上有更多人数的陪审员投票同意处死苏格拉底，数量比先前判其有罪时还要多。

问题的关键在于，苏格拉底与一个典型的雅典法庭陪审团的价值理念截然相反。陪审员们习惯于认为死刑可能就是人们所能想出的最重惩罚。然而，苏格拉底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死亡只能伤害一个人的肉体，无法触及人的灵魂，灵魂在他看来是不朽的。实际上，如果把他关于德性与知识的论证应用于具体实践，那么苏格拉底认为正因为他不知道是否需要害怕死亡，所以他才不害怕死亡，其他人也不应该害怕死亡（柏拉图提出了关于死亡的一般哲学见解，这与色诺芬的版本并不相同，后者认为避免死亡纯粹属于个人行为）。因为死亡是起诉人所能请求法庭陪审团实施的最重处罚，但是死亡无法伤害他的灵魂，也就无法伤害他真正的自我，所以苏格拉底没有理由不接受陪审团的判决。

唯一的例外是假设性的，因为有一种刑罚是任何现实的雅典法庭陪审团从未给出过的。在柏拉图的《申辩篇》（29c-d）中，苏格拉底谈到说如果陪审团判决他停止哲学思考，他将不接受这样的惩罚。这样一种惩罚违背了苏格拉底对一条神谕的理解，即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苏格拉底之所以要考察他所遇到的那些自称有智慧的人，其目的就是要证明这条神谕是正确的。如果他违背了自己对神谕的理解，那么就将亵渎神灵而是不义的。然而这种假设的不足之处在于，苏格拉底愿意接受雅典人施加给他的所有惩罚。他坚信身体的伤害、监禁，甚至死亡都无法真正地伤害他，只要不伤害他的灵魂。[10]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之后，他被关在监狱之中等待行刑的时辰到来。据柏拉图描述，苏格拉底拒绝了密友克里同（Crito）乞求他逃跑的建议。克里同想好了整个计划，他可以买通监狱的守卫，然后偷偷地让苏格拉底流亡外邦。在古希腊，被告人为了逃避死刑而流亡外邦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只要永远不回故土，他们很可能也就能逃避死刑的惩罚。然而，苏格拉底拒绝逃跑。接受惩罚不会造成什么伤害或不义，因此他没有逃避它的正面理由。[11]

苏格拉底的哲学并不使他反抗城邦。实际上，他的哲学使他走向公民的服从，而非不服从，但是先入为主的为公民不服从进行辩护的现代学者经常希望或想象事情不是这样。在苏格拉底自己的政治生活实践中，他拥护城邦的法律（正如他所言，当轮到他以议事会成员的身份主持人民的政治会议时，他拒绝把不合法的建议列入议事日程）。[12]就其个人而言，他拒绝行不义以及惩罚无辜之人（如其所言，他拒绝执行三十僭主的命令抓捕一名无辜者并处死他）。他还选择待在监狱里等待行刑，默默承受不公正的遭遇，因为这不会使他陷入任何不义的境地。然而，他发现积极的民主政治并不是实施有意义行为的合适场所。只要日常政治对德性追求漠不关心，不把德性作为自省的批判性标准，它就不是苏格拉底的竞技场。实际上，苏格拉底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激励公民同胞像他那样去追求德性与知识，他试图改造单独的个体，而不是运用政治制度从总体上改造城邦。他可能事先就知晓了一个道理，即当一个城邦的大多数人醉心于贪婪、欲望与权力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成功地运用政治制度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苏格拉底打算去改变雅典的政治，那么他选择一次只改变一位公民。他反复盘问那个人，希望可能引起他或旁观者的自省。

进入柏拉图

苏格拉底一生致力于发表演说，但当然不是在政治会议或法庭上，而是面向个人以及各种小团体，他向听众提出各种挑战与问题。苏格拉底既不是演说家，也不是教师；他在正规的体制之外，以个体、非正式的形式完成着自己独特的工作。与苏格拉底相反，柏拉图大部分的成年时期一直致力于写作与教学；起初他与追随者们聚集在运动场一起讨论数学与哲学，之后他创立了名为学园的高等教育机构。我们对学园具体承担哪些功能知之甚少，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学园里学习数学与逻辑学、演练辩论与公共演讲。学园至少有一名女扮男装的学员。[13]雅典各种社会阶层的人都前去学习，除此以外学园还有大量的外邦学员，比如亚里士多德。我们仅有关于学园口语教学的少许模糊的线索。

我们现在拥有大量柏拉图式著作，特别是他的各种对话录。这似乎是他与别人共同发明的一种写作形式，这些对话录通过苏格拉底的人物角色特别能传递出对话的不可泯灭的力量。在柏拉图的大部分对话录中，苏格拉底都是主要角色；在其余大多数里，他也是次要角色。只有一部对话录著作，即《法律篇》里没有苏格拉底。[14]我们认为柏拉图所有著作都完成于苏格拉底死后。苏格拉底的死亡曾促使柏拉图一度出走雅典到外邦游历，直到最后他重回雅典。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城邦，它是艺术与智识创造活动的中心，并且正处在帝国力量的强盛时期。在城邦之中有一位出生于显赫家族（他的母亲这边与令人尊敬的立法者梭伦，以及克里提亚斯与查米德斯都有关联；其中后两位都是声名狼藉的三十僭主的成员）的年轻人。对这样一位富裕与出身良好的男孩来说，成名的机会不可谓不多。他可以成为像伯里克利那样的将军，像欧里庇得斯那样的剧作家（实际上据我们所知年轻的柏拉图确实创作了几部悲剧，但当他遇见苏格拉底的时候，把它们都烧掉了），或者像希罗多德那样的历史学家，在节庆日的时候吟诵历史以赢取公众的赞誉。

他的父母以及朋友们都能轻而易举地认识到所有这些通往荣耀的道路，但是柏拉图一条也不选。相反，他在自己成长的关键时期死心塌地追随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即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过出身于手艺人家庭，并非什么富裕的贵族子弟。柏拉图抛弃了参与民主政治以及继之而起的寡头政治的抱负，转而致力于观摩与聆听他的精神导师对别人的无尽问询。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一幅场景，也许并不十分离谱：母亲和继父已经抓狂了，因为这个年轻的孩子被人洗脑了，抛弃了传统标准下一切与成功人生相关的计划与抱负。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喝下毒芹汁身亡时，柏拉图大概二十四岁。[15]在外邦游历了大概十六年以后，他回到雅典创建了学园，并且很可能在这里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对话录著作。奇怪的是，他把所有著作里的时间设定在了前一个世纪，而不是他写作的时间。他描述了众多重要的人物角色，但当时柏拉图自己可能还没出生。这就像一个生活在2014年的雄心勃勃的美国作家、思想家，但他把自己所有的每一部的著作讲述的时间都设定在约翰逊、尼克松与福特的年代，他执迷于“水门事件”这样的故事而让自己的作品充斥着事件的早期迹象。读者往往会忽略他著作的这一特点。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对柏拉图的致敬：因为他的作品给予了我们关于公元前5世纪如此之多的信息，他极其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以至于使我们几乎认为它们就是公元前5世纪的产物，而不是四十多年以后。然而，当柏拉图在做这些迴溯历史的创作时，他很可能也已经着手评论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状况了。因此，把他的著作置于双重视角下的做法——一边是公元前5世纪的文字背景，一边是公元前4世纪的创作背景——将使我们受益颇多。

从公元前384年（柏拉图可能已经四十岁）开始，一直到公元前348/347年（柏拉图去世），雅典社会始终处于动乱之中。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战胜雅典后确立起来的优势地位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因为雅典、斯巴达、忒拜以及波斯各方之间相互施展权谋来谋求优势地位与联盟，同时各方内部也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使整个局面甚为复杂。距柏拉图去世前十一年的时候，腓力二世（PhilipⅡ）被任命为马其顿的摄政王。马其顿是希腊的边疆领地，一直由希腊王室所统治，当然腓力二世也是王室的一员。腓力二世不断在周围地区的塞萨利（Thessaly）积聚实力，从此以后如何应对腓力二世的马其顿就成为雅典政治的主要议题，当然也使雅典政治出现了分歧。为捍卫独立，雅典是应该采纳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的建议而对腓力二世的马其顿发动战争，还是应该采纳德谟斯提尼的反对者的主张而与之缔结和平协议？（柏拉图同时代的伊索克拉底则更大胆地指出，腓力二世是使整个希腊世界团结一致反抗波斯的潜在救世主。）后来和平派所发布的演说充斥着柏拉图式的意象与语词，这表明他们已经接受了柏拉图的思想，或许有意让其充当反对再次掀起战争的政策顾问。[16]

这是一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每一个城邦及其统治者都赤裸裸地施展权谋去追逐权力，毫不顾忌高尚的政治原则。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希罗多德从道德的角度对比了纯洁的波斯战争与后来希腊人打击希腊人的内讧式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是对公元前4世纪的大部分雅典人来说，这后一场战争的道德性也是不容置疑的。雅典为了捍卫城邦的自由与民主政体而反抗斯巴达的压迫与寡头政治。（比较一下冷战：尽管冷战在道德与政治上都存在各种问题，但与后冷战时代比起来，过去的冷战时代有时显得相对简单，它的道德是非曲直也显得相对清晰。）然而，柏拉图通过自己的著述向这种简单幼稚的往日自信宣战。他的对话录著作大多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背景，它们表明尽管雅典人明白他们为何而战，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明白。雅典人喜欢把反抗斯巴达的战争视为争取自由、独立与民主的战争。然而，柏拉图暗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毋宁是一场为了战利品与帝国统治权力的战争，它全然不顾什么德性或正义。

修昔底德与苏格拉底（就我们把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区分开来，对苏格拉底的思想进行重构的意义上而言）早已经着手批评伯罗奔尼撒战争了，但柏拉图则更进一步。一个人在读了修昔底德的著作后会发现，唯一的问题是雅典在外邦推行的帝国专制。正如一战前J.A.霍布森（J.A.Hobson）对英国的政策建议，如果摆脱帝国的专制，那么民主政治在国内也可以真正地繁荣起来。然而，柏拉图认为问题要严重得多。国内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混乱的，它混淆了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拥有与追求的。这才是帝国主义的病根。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外交政策的失败，它根源于人们的贪婪与权力欲望。苏格拉底没有把欲望与贪婪从所有雅典人的灵魂中成功剔除。实际上，他甚至没有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获得成功。通过著书立说，柏拉图有可能影响更多的读者，他不仅仅督促人们自省，而且告诉人们正义真正要求的是什么、成功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什么样的渴望与追求才是最有意义的。

《理想国》：一个关于正义的更为深刻的案例

以下是柏拉图的对话录即英文世界所谓的《理想国》将要探究的基本问题。这是一部极其著名的著作，因为它把人类所能享有的最好生活与最好的城邦政制形态联系了起来，并且第一次对之做了全面的分析。它还是西塞罗、奥古斯丁、卢梭等后世思想家对心理学与政治学进行反思的榜样。此书的希腊文标题是“政制”（Politeia），即我们第二章讨论的宽泛意义上的政制（constitution）。在公元前1世纪的色拉西洛斯（Thrasyllus）的编著版本中，它还有一个副标题“论正义”，即我们第一章讨论的希腊思想的核心观念。正如它的主副标题所示，该对话录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这本书谈到现在的基本问题：是否有一种政制形态或政治组织结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还是正义的而非剥削的？在柏拉图这部对话录的主体部分，苏格拉底通过与柏拉图的两位兄弟的对话直面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描绘了一幅城邦的图景：其中政治上的统治者同时也应是哲学家，他们不是剥削人民的专制主或主人，而是人民的奴仆。因为他们是哲学家，所以他们按照真正的善而统治。因此他们能够遵循真实价值的标准，既可以塑造城邦的行为，又可以培养公民的良好品质。

《理想国》在权力之外重新设置了一些新的目标，并且还对达成目标的适宜手段进行了彻底的修正。在雅典的民主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机制，比如修辞术、抽签，甚至选举等在这里都没有作用。相反地，在这个“理想城邦”（Kallipolis）里，统治者在苏格拉底于其他场合所想象的真正德性的基础上产生。他们由事先指定好的夫妇优育而生，然后经过考验之后从中选取最优秀的。一切都取决于知识与德性，我们将会发现这两者同根同源。只有在这样的城邦之中，大多数人才能够培养起自我控制与纪律的意识，然后再辅以知识的力量，他们才有能力避免行不义而伤害各自的灵魂。这样一个理想的城邦最终将成为所有人，尤其是那些少数优秀的哲学家得以守护自己灵魂的前提条件。

《理想国》以一则关于正义的老套故事为开端，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位幸运的老年人克法洛斯（Cephalus）。克法洛斯是一位富裕的“梅迪克”（外邦人），他经营着生产制造的买卖，但是他的财富却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寡头政变的威胁（他有一个儿子因为是民主派而后遭到了暗杀）。克法洛斯坚守着关于神灵与德性的传统观点。它告诫人们应多行正义，否则会受到神灵的惩罚。“正义”意味着人应该向神灵奉献贡品，向别人偿还债务。传统的正义观在克法洛斯的身上是有效的。他足够幸运，不用太挣扎就能偿还债务，也没有遭遇圣经中的约伯那样的厄运。他拥有传统观点所认可的德性，在神灵以及众人眼中都享有良好的声誉。与此同时，克法洛斯不断衰老的身体机能也降低了他的各种欲望，使它们再也无法影响他所承诺的虔诚与正义了。他向神灵奉献贡品就是保持虔诚与坚守正义的双重体现。

然而，对在场的很多人来说，克法洛斯的老套故事不再奏效了。很快另外一个人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参与了对话，他是一位来自卡尔克冬（Chalcedon）的厌世之人，当时正在雅典履行外交任务。他表示这种传统的正义观是一场骗局。[17]伦理学上没有正义价值这一说，因为政治上的正义根本不存在。每一个城邦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人民，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定义正义：“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正义对一个人自己有好处、有利益”（344c）。[18]色拉叙马霍斯的意思是说，比如当克法洛斯在雅典城内向别人偿还债务的时候，他对城邦掌权的人民有利，但是人民设置对他们自己有利的规则（比如，他们可能否认先前还债行为的有效性而达到剥削贵族的目的）。因此，克法洛斯的还债行为实际上受到了人民的剥削。从更一般意义上说，在一个充满剥削的世界里，正义与自制无法获得个人的幸福，它是一种自虐的手段。正义对个人不利，它毋宁是一种个人被利用来为别人谋利的方式。

色拉叙马霍斯立场相当坚定，当苏格拉底施巧计试图说服他的时候，他不为所动。苏格拉底认为统治者既然是统治者，他们必须为人民的真正利益去着想。只有当统治者自己老想着去赚钱的时候，他们才只会要求对自己有好处。然而，对描绘了一幅如此惨淡的社会图景的人来说，苏格拉底的这种论辩不太可能具有说服力。当时在场的柏拉图的两位兄弟也并不认同苏格拉底的观点，但是他们表示愿意接受他的观点。柏拉图的两位兄弟参与对话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当色拉叙马霍斯说一个人没有任何正义的理由的时候，他的观点太过绝对了。即便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之下，穷人们仍然可能有理由去尊重关于财产的各种规定，因为只有这样他们自己的那点微薄财产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柏拉图的一位兄弟格劳孔（Glaucon）表示，正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对一个人有真正的好处，但是它仅仅是第二位的选择。一个人的最佳选择是成为僭主，只为自己牟利而为别人制定规则，这正是色拉叙马霍斯所暗示的意思。另外一个兄弟阿得曼托斯（Adeimantus）补充表示，传统正义观所承诺的实施惩罚的主体即神灵已经土崩瓦解了。这要么是因为神灵对人类事务漠不关心，要么是因为神灵能够被祈求者与贡品所收买。贡品不是人们向神灵偿还的债务，而是一种贿赂。环顾这个世界周围的一切——阿得曼托斯此处对社会的看法的确与圣经人物约伯的某些血族同胞的观点类似，他发现不义之人飞黄腾达，以至于使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论，即神灵允许自己被收买。因此一个人没有理由再去相信传统的正义观了。然而，这两位兄弟都坚称他们不愿相信自己所宣扬的内容是真的。这些愤世嫉俗的看法都是道听途说的，来自于城邦的众多显赫人物以及造访雅典的智识名人们。两兄弟敦促苏格拉底去捍卫正义的价值，敦促苏格拉底向他们说明正义对个人真的是有好处的。如果正义的价值能够被证实，那么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因为此时正义就不总是等于剥削了。

苏格拉底做出了一个日后著名的推进，来捍卫正义，他把个人的灵魂[19]——人们所期望的正义寄居之地——类比于城邦的灵魂。他建议人们在城邦里讨论正义是什么，并把它作为寻找个人灵魂中的正义是什么的模型，因为与小字比起来，人们更容易读出那些大字来。他眼中的城邦由三个部分组成，因此个人的灵魂也是如此。在各部分的相互关联之中，他声称辨别出了四种德性：智慧、勇气、节制与正义。不单单是城邦及其柏拉图式的三部分结构是政治的，个人灵魂的各部分同样也是政治的。因为通过它们的相互关联，城邦与个人之间存在相互塑造的关系。如果人们装模作样地注重荣誉，但背地里却渴望金子，就像苏格拉底后来所描述的荣誉之治的不稳定政体那样，其本身就易于倾覆，因为一座大厦如果只是表面富丽堂皇，那么它必将坍塌。（试想一下前苏联最后的光景，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的人们突然发现没人再愿意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了。）如果渴求财富与享受，人们之间必将产生的不平等会最终摧毁经济秩序，因为穷人们最后将会发现他们是人数占优的一方，因此他们比富人天生更有力量。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形，不愿接受教育而只执迷于自己善变的冲动，那么他们就易于聚集在一位拥有超凡魅力的人物周围，民主政治就有沦为僭政的危险。

城邦的教育塑造着个人的心灵与品性，它们相互支撑在一起，只有这样的政体才是长久的。“理想城邦”是第一长久的城邦，是唯一真正的统治形态，其他的统治形态最终都是赝品或冒牌货。苏格拉底没有依靠神灵奖惩的传统正义观，他构筑的奖惩主要基于个人的内心。即便一个人考虑来生，那也是对那个人此生选择追求正义或不义的回应。苏格拉底在对话最后阐述的一则神话故事表明了这一点：神灵与命运决定着一个人的来生，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机会去选择他或她的来生（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限制），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它取决于人们前生的正义或不义情况。因此，来生的正义全然取决于一个人有生之年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受制于外在的，因此有可能是专横随意的神灵的直接奖惩。

苏格拉底以描绘城邦的起源展开讨论，它似乎没有理由是不义的，或许可以说它是自然正义的。这是一个存在着简单劳动分工的原始城邦，比如制鞋匠拿他们的产品与农民交易以换取食物。只要人们的需要停留在完全基本的水平上，只限于食物与衣服的质朴乡村需求，人们就没有行不义的动机，因为人们没有过多的欲望驱使他们行不义。每一个人凭着自己的技艺对城邦有所贡献，但除了与之而来的适度奖赏（简单的乡村饮食）以外，人们没有过多的贪欲。

然而，格劳孔对这样的城邦并不满意。对一个生长于雅典的富裕年轻人来说，这样一种简朴的乡村社会显得过于原始了；何况当时雅典是社会结构最复杂、最热爱艺术的世界大都。为了安抚格劳孔，苏格拉底允许奢侈享受进入他们所想象的城邦，使人们拥有较多的欲望，甚至刺激人们形成较大规模的消费。然而这将导致早期的城邦居民发动战争，为此就需要战士。苏格拉底此处走出了极富意识形态意义的一步。在民主政治的雅典，人民自己就是战士，然而苏格拉底表示，城邦需要构建一个独立的军事阶层。这些卫士对外承担防御的功能，但他们在城邦内同时还是监督者，具有捍卫城邦政制的功能。因此，防卫成为城邦基本的政治任务，他们既要保护城邦的政制，又要防止外邦人的入侵。根据军官与士兵的军事分工，卫士阶层又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更年长、更智慧的阶层，他们是统治者，一类是相对年轻的阶层，他们是前者的军事助手。在卫士阶层内部，对话中第一次出现了统治，然后统治才扩展到整个社会，即智慧阶层统治全体公民。[20]

那么，什么才是一个城邦真正的德性呢？它们存在于各阶层内部，以及各阶层之间。存在两种显而易见的德性：智慧是统治者的德性，勇气则属于军事助手们。节制与正义则存在于各阶层的相互关系之中。苏格拉底把节制定义为各阶层之间的协议，它们都同意由适合的人来统治。节制意味着另外两个阶层，即士兵阶层与乡村生产者都同意按照统治者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欲望。读者们最终在这里发现，统治者按照善的标准规范着另外两个阶层的欲望。苏格拉底把正义定义为每个阶层都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一个原始的城邦里，这是一种本能；在一个拥有奢侈享受的城邦里，人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使奢侈享受受到适当的制约。此处柏拉图暗示任何一种政体的人们都利用统治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僭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统治不应成为满足欲望的工具，比如帝国主义的雅典运用权力的所作所为。统治应该被用来使人民去行正义之事，而不是让人民整日沉迷于欲望之中而行不义之举。

在一个正义的政体之下，个人的德性与城邦的德性是一致的，它们相互促进。在一个不义的政体下，个人身上的罪恶持续不断地侵害与恶化各种社会关系，继而恶化了的社会关系又激起了更大程度的腐化。良性或恶性循环，这是苏格拉底规划出的两条政治道路。现代各政体其实也面临着这两种选择。社会是支持了其成员的合理选择与决定，还是说人们不合理的行为动机产生了破坏性的行为，进而使社会契约的价值受到了进一步的损害？[21]

《理想国》：灵魂里的正义

柏拉图式的理想政治与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希腊实际的政治形态之间存在基本的差异。在希腊的历史中，政治起初处于寡头的统治之下，然后受到了穷人们的挑战。穷人开始追求正义以保护自己免遭剥削与奴役。在柏拉图式的理想城邦里，政治承担着保卫城邦的职能，它需要为城邦的人民创造正义，但这里的正义是说它充当卫士去塑造人民的喜好，以避免个人受制于自己的贪欲。雅典的民主派认为正义必然意味着穷人免遭傲慢的富人与强者的侵害，继而使他们得以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力。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则认为正义必然意味着城邦为个人提供保护以使他们不渴望成为傲慢的富人与强者——此种欲望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没有正义，权力一无是处；追逐可见的权力将导致不义。

个人的情况如何呢？柏拉图已经提供了关于希腊社会结构与众不同的论述，他把公民划分为士兵等几个阶层，接下来他又提出了关于每个具体个人的灵魂结构与众不同的论述。每个人可以分为两部分：理智、算计的灵魂部分与肉体的欲望部分。希腊人对此接受起来并不费劲。这就使苏格拉底把灵魂三部分结构中的两部分与城邦的阶层结构对应起来了，但是辨明第三部分要棘手得多。苏格拉底认为灵魂还拥有一个激情的部分，它使个人追求尊严而排斥轻蔑。理想的情况是激情与理智一起来反对肉体的欲望，但是如果激情堕落了，它可能转而支持肉体欲望。

在如何把德性与灵魂各部分联系起来的问题上，苏格拉底认为智慧与勇气——正如它们各自所对应的城邦阶层结构——很容易定位：智慧属于灵魂的理智部分，勇气属于激情部分。节制仍然是灵魂三部分达成的由理智来统治的共识。正义仍然难以定义，因为如果灵魂的三部分都同意由理智来统治，那么使各部分各安其职的正义又增加了什么呢？它所增加的意义是说灵魂的两个低级部分都放弃代理智而治的非分之想。低级部分只有在一定的约束之下去追求各自适宜的目标，而不是试图僭越理智的地位，它们才能够防止个人去行不义追求欲望的满足，因为欲望超出了理智所能接受的范围。

这样一幅政治图景对所有参与苏格拉底对话的雅典人，以及当时不在场的希腊人来说都是前所未闻的。实际上苏格拉底明确表示如果要实现这种政治观念，必须实行大规模的教育运动。不义反受神灵的奖赏，城邦的卫士一定不能被这样的观念败坏（格劳孔与阿得曼托斯在《理想国》第二、三卷中表示这种观念在雅典的文化传统中为世人熟知）。戏剧、史诗与音乐形式必须受到严格的监管，以防止它们在人民中激起不恰当的欲望或态度。这种“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最好由一种统治者自己都会相信的谎言来支撑。它让公民自觉地相互视对方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又能让他们发觉相互之间存在品德的（真正）差异。这个“高贵的谎言”并不属于人们通常指责的政治操纵工具，因为按理说统治者自己也要相信它。然而，它的确是不折不扣的精英政治的工具，它建立在差别化的个人天赋能力的基础之上，然后又进一步依赖于个人的品性与成就。同时，它在同胞之情的掩饰下创造了共同的政治身份。[22]一个政治体是否可以同时没有精英政治的分层与同胞之情的迷思，这是阅读对话录的读者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政治体制的政制与生活方式的政制之间所存在的联系，即后者是使前者成为统一整体的方式。

这是《理想国》前四卷达成的结论，论证至此似已完整。五到七卷试图讨论的问题是如果统治者要保卫城邦人民而非剥削之，那么大大超乎先前的设想，他们必须远远异于寻常的统治者。什么样的人可以当统治者，以及他们如何生活等问题都必须不同于以往。他们不能由一般智慧的人来教育，相反他们必须由像苏格拉底本人那样的人即哲学家来教育。哲学家天生追求不易的真知，而不仅仅是某些想当然的信念。

哲学家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那些天生极具才能的女性接受哲学与军事的训练，她们与男性同胞一样轮流执政。所有男性或女性哲学家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统治与保卫城邦的角色之中，他们还必须经受得住剥削人民的诱惑。正因如此，他们必须按照一定的要求去生活（女性从雅典式的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为了城邦的利益，他们的性生活与生育行为都必须接受年长统治者的指导以保证繁衍出最优秀的后代子孙，然后把他们交由城邦集体抚养。与斯巴达人一样，他们要有共餐制度，但超出斯巴达标准的是他们不能有自己的财产。这样他们就能够最好地去保卫城邦，因为他们无法为自己而只能为人民谋利（这与斯巴达人不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残酷地剥削奴隶）。

一个良好的社会需要排除统治者的财产与家庭，这是一种相当极端的观点。这使统治者没有任何腐化堕落的动机，因为他们无法积累起任何财产而又不被发觉，或者如果能够积累起任何财产，他们也找不到人去继承。这是一种家长制的政治观念，在规范繁衍行为以及为共同体抚育后代方面，它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斯巴达。优生主要被用于军事卫士阶层的受孕，对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者不存在性生活上的限制。

没有财产与家庭，执政的精英们相互视对方为兄弟姐妹，他们把家庭关系中的权力转化为对城邦的爱。《理想国》此处存在着共产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种子。如果要想去除贪婪与腐化的根源，一个人必须强行改变人性以使其适应非常规的政治机制，他必须再造社会，这是何等极端的观点！[23]一些人认为柏拉图对此并未当真，废除卫士阶层的家庭与财产只是说说而已。然而，我认为柏拉图是认真的。如果城邦想担当起正义的美名，他非常清楚城邦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在抛出了一系列新奇观点之后，比如赋予女性以平等地位，以及废除卫士阶层的家庭和财产，对话录确有滑稽可笑之处。苏格拉底表示他看起来最“荒诞”的建议是这样的：卫士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聪明人，他们还须是真正的哲学家，即《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被卡利克勒（Callicles）嘲笑的那些躲在城市角落里过一种非人生活的躲藏者。这些哲学家不仅仅接受诗学、音乐与军事的教育，还要学习数学、天文学与高级的哲学知识。他们并非如卡利克勒所描绘的那般与城邦莫不相干，也并非城邦的威胁——如苏格拉底本人被其同胞陪审员判定的那样，这些哲学家集知识与良好的道德品性于一身，他们是城邦潜在的救世主。

高级的哲学研习是什么呢？柏拉图认为是“理念”的学习，特别是“善的理念”。然而，当定义什么是“理念”的时候，他只给出了一些暗示与提醒，大多数的理念具体体现在他精心描绘的例子与故事之中，但是大致而言，理念是普遍、不变的真理，用以解释我们身处的特殊的不断变化的世界，比如平等、美、正义这样的真理，以及作为所有真理之基础的善。善是一种最基本的理念，因为它体现了存在物的目的本性，它是使一切物质具备价值的品质。

最能表现理念地位的是一个关于洞穴的故事，苏格拉底在其中运用隐喻的方法阐述了关于城邦教育以及脱离洞穴的困难与危险。在这个洞穴隐喻当中，苏格拉底把现实城邦中的人类比喻为终身被困于洞穴的囚徒，他们全身被缚而无法看见洞口，也无法看见太阳的任何自然光亮。在昏暗的空间之内，一些器物在囚徒身后借着人为的火光投射到洞壁上而产生了一些影像。这些影像就是囚徒所能看到的全部事物。那些最能辨别或说出影像的囚徒获得了同伴们的尊敬与奖赏。没有任何囚徒愿意相信在影像背后还存在着某种真实的东西，更不用说有人试图逃离洞穴了。

这个隐喻体现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即真理隐藏在大部分人视野的背后。真理被城邦关于荣誉与价值的各种谎言束缚，因而它无法被大部分人理解。理念是关于事物的真正本性的真理。正如洞穴内的那些虚假器物只能借着人为的火光以影像的形式被人看见，众多的理念也只能借着善的观念被人理解——柏拉图把善比喻为太阳。哲学家——或因为偶然因素，或被迫而为——就是那些发现真理的人。然而向那些深受现实城邦驯化的人们宣扬真理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洞穴中的囚徒不愿意跟着任何人向上去。（苏格拉底表示）他们会说那个逃犯“把眼睛弄坏了”，继而得出结论认为“甚至连起一个向上走的念头都是不值得的”（即走出洞穴）。[24]

这就是《理想国》长久的悖论。哲学家是城邦潜在的救世主，然而他们所试图拯救的公民天生地倾向于排斥甚至试图消灭那些向他们提供帮助的人。任何针对如此严重的政治不幸的诊断都会面临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城邦病入膏肓，那么除了外部力量的介入或者城邦内某个被放逐的人，拯救从何而来呢？《理想国》在面对这个两难问题时认为，必须（无论人为还是自然地）要强迫人民接受某种形式的帮助，而不是让他们对其嗤之以鼻。这尽管是一种非常微弱的可能性，但是苏格拉底坚称这是可能的。[25]

即便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执政，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关于理念的知识如何帮助他们成为好的统治者？对话中苏格拉底从来没有表示拥有了关于理念的知识就足以保证他们成为好的统治者。柏拉图此处以及在别处关于德性与知识相互统一的论述存在两种可能：如果所有的德性最终都是知识，那么一个人不会在有见识的同时却没有德性。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试图阐明这种情况能够发生在具备哲学气质的人身上，这表明任何具备哲学气质的人在身体欲望上会是禁欲的，或者说他们本能地剔除了身体的欲望而只对知识充满渴望。这就使他们倾向于从同一处同时发展出良好的道德品格与良好的智识成就。[26]然而柏拉图认为这个过程也可能走上歧路，尤其是当面临外界的诱惑与腐蚀的时候。因此像“理想城邦”这样的良治社会在决定让哪些哲学家成为其统治者之前，需要竭尽全力地去考察那些心怀壮志的哲学家的道德品格、忍耐力、记忆力以及其他的必备素质。

一旦选定了一些知识与道德都合格的人，问题仍然存在：凭借理念的知识，他们凭什么能够比别人统治得更好？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对观点是政治不需要冠冕堂皇的哲学知识，政治只需要切合实际的能力，而理念的知识无法为政治提供这些能力，它们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政治统治的障碍。然而，柏拉图式的回答是这样的：关于具体事务的决定——哲人王实际上极为重视具体事务的工作，在塑造与培养后代合适继承人的时候，他们事无巨细——是需要一种启发性的视角以反映人类那些最广泛的理解。

认识理念就是认识真实的、不变的与本质的事物。正是因为这个世界可以从理念的角度进行理解，所以它才是可以被理解与解释的，余外不过是些不可解的非理性事物，它们接受但也制约了理念的塑造力。这些关于不变事物的知识——德性的内涵以及让所有目的都变良善的观念——将会使统治者做出所有具体的政治决定。统治者需要做出具体的政治决定。这个小孩应该如何抚养？这个心怀壮志的哲学家在知识上是否已经达标？在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物的前提下，他们做出诸如此类的决定。[27]

色拉叙马霍斯曾经一度以惨淡而愤世嫉俗的语气看待政治，但柏拉图在此处已经推翻了这种关于政治的一般看法。一直以来统治者都为自己的利益而统治，然而这些被重新塑造的柏拉图式的统治者则为了统治对象的利益而统治。他们的自我利益源于所拥有的正义与其他德性，而这些都得益于他们各自的哲学品性；人民的利益则源于他们各自所操持的技艺。在柏拉图看来，政治与个人的自我利益无关；如果恰当理解的话，它甚至不是以自我利益为目标的实践活动。统治别人是一项“位高则任重”（noblesse oblige）的活动。当人们无法认清或得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时，政治给他们以帮助。《理想国》的意义在于它把以下两者联系了起来，即个人德性的价值与特定的政制形态。在这种政制形态之下，那些天生（以及通过后天培养的方式）掌握了所有德性与知识的人在大家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必须站出来去统治其他人。这种观点首先吸引了一批保守派，他们注重柏拉图对话录中的精英主义与等级制；其次它也吸引了一批进步主义者，他们注重对话录中对性别与财产区分的批评，因为柏拉图表示它们没有合理性并且会引起社会的割裂。[28]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通过哲人王的统治可以达成社会的和谐。它服务于统治对象的利益而非剥削他们。这一图景极具影响力，它既让形形色色的读者（古代与现代的、犹太人、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保守主义者与极端主义者）心神不宁，又让他们自觉深受启发。

政治知识与法律之治

《理想国》赋予哲学以极其崇高的地位，这既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缺陷。它的优势之处在于向人们展示了如何使统治指向有价值的目标。缺陷在于它把政治视为哲学的必然衍生物，只需掌握理念的知识，加上一些实践经验与军事训练，然后把它们混杂在一起。哲学家是那些掌握观念知识的人，然后让他们做王，这样的观点没有最终回答“政治技艺是什么”的问题，它于具体的政治问题建树不大。

在柏拉图的另一部对话录著作《政治家篇》（Statesman）中，苏格拉底只是一位旁观者。对话的主要角色是一位来自其他希腊城邦（埃利亚［Elea］）的佚名访客，然而柏拉图确实通过此人发表了他对政治知识的看法。这位访客一再致力于辨别“伪政治知识”。他首先向智者询问，而智者只具备政治知识的幻觉，然后他向专业的政治人士即政治家询问。专业政治人士知道些什么呢？他们知晓如何统治人类。统治人类的活动与牧羊人放牧一群默不吭声的羊群不同。如《理想国》所示，做人民的统治者就是为人民谋福利，但是如何才对人民真正有利呢？政治家不是医生，他无法为人民治病；政治家不是面包师，他无法提供给人民食物；政治家也不是将军，他无法护卫人民的安全。最接近政治家的技艺是将军的技艺，需要知道如何打仗；还有演说家的技艺，需要知道如何做雄辩的演讲去说服别人；最后还有法官的技艺，需要知道如何解决公民间的争端、监督契约的履行以及做出正义的裁决。这三类人物似乎已经基本体现了所有重要的政治角色。当雅典人讨论他们的政治领袖的时候，毕竟他们是在讨论“将军们与演说家们”。然而在那位埃利亚的访客眼中，政治家还要承担一种特殊的政治角色，它超乎希腊政治文化传统中常见的将军、演说家与法官（包括陪审员与戏剧竞赛中的评委们）等角色之上。这一角色懂得时机掌握。政治家需要知晓何时指导将军发动战争或媾和；何时指定演说家发表令人信服的演说；以及何时委任法官进行裁决。政治家不是凭空决定，他知晓何时开展上述活动来达到最佳的目标，以有利于塑造公民的德性和服务于城邦真正的利益。

《政治家篇》还提供了一种关于统治的新观念。对大部分的希腊人来说，统治者就是城邦内担任公职的人，即那些将军、司库和长官团的长官；抑或是民主政体下的议事会成员们，以及陪审员与出席政治会议的公民们。然而那位来自埃利亚的访客表示统治者在这些职位之上还承担着另外一项职责。当然，城邦需要将军、演说家、陪审员和法官。然而，为了把公民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追求德性以达成良善的目标，上述所有职位及相应的政治技艺就不够了。真正的政治需要恰当掌握时机以选择运用相应的政治技艺的能力。真正的政治家站在这些既定的政治角色之上，承担着一种新的职能，即为了达成最优的目标，它居于各种政治角色的中心来指挥协调它们以发挥各自职能。[29]《理想国》告诉人们政治需要协调统一，《政治家篇》在这里又向人们揭示政治的协调统一反过来又取决于时机的选择与政治协调以达成最优的目标。

政治的协调统一工作同样作用于公民的性情与世界观，因为政治冲突与有害的政治决定通常源于公民世界观根深蒂固的分歧。《政治家篇》对两种公民作了区分与对比，一种公民的性情倾向于迟缓与沉稳，另一种公民则倾向于鲁莽与果敢。让我们回想一下鹰与鸽的经典对照吧！如果对他们放任不管，两种人群可能会持续地发生冲突，这无疑会进一步加深两者之间的隔阂。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与对方通婚或者交流，任何一方都不愿意与自己性情格格不入的人交往。公民们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疏远而非亲同手足。这（可以引起内战）是一种危险，甚至可能是最大的政治危险。《政治家篇》最后所描述的政治家的角色正是试图通过创建教育性的社会纽带与鼓励通婚（我们大可把眼界放宽广一点，并注意到当今时代各式各样的社会交流与多元政策）来消除这种危险。通过让人民分享评价意见与观点，他们能够形成共同的判断而彼此欣赏，然后更可能制定出准确而恰当的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局势。

《政治家篇》的最后一个贡献是论述了政治社会中的法律，特别是成文法律的作用。因为如果政治知识是重要的，现在它又可以被理解为关于时机选择的知识，随着具体环境而不断变化，并且还掺杂了关于如何达成最佳目标的个人化建议（比如健身教练或专业医生给出的建议），那么在政治生活中实行法律的统治还有什么意义呢？法律恰恰是精确化、个人化建议的反义词，它们是“固执而愚蠢的”。（试想一下当今美国司法实践中的“三次犯罪终身监禁”的法律，它要求法官花费巨大的社会成本对那些非暴力的被告施加严厉的惩罚。）

至少相对于一位专业的政治家所能给出的具体建议，依靠法律实施统治似乎是那些呆板而不精确的政治决策开出的处方。法律通常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现，特别是在民主政体之中。成文法以其明确规定了责任制而自豪，正如在第二章中我们在提修斯的演讲中看到的那样。然而在《政治家篇》中的那位埃利亚访客看来，创建成文法只会加剧法律之治的危险。因为即便书写法条的行为本身没有问题——医生可能会匆匆开出一具新处方，那种把法律永远固定下来，并且把它们雕刻在石板与城市公共墙壁上的观念使书写法条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僵化的问题。《政治家篇》指出尽管政治决策也许不可避免地需要法律，但是最优秀的政治家如同最优秀的医生一样，仅仅把成文法条当成一种工具。按照法律的多少来定义一个政体的品质如何的做法是错误的。法律仅仅是统治的可用工具。只有体现理智的政治知识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统治。

与政治知识相比，尽管针对法律的不精确而提出了上述责难，柏拉图的另一部对话录还是把法律视为又一个想象政治体的中心。《法律篇》是柏拉图唯一没有苏格拉底参与的对话录，尽管他在其他对话录中的思想一再被引用。《法律篇》中三位长者——一个雅典的访客、一个克里特人与一个斯巴达人——正跋涉在朝圣的路上，他们打算前往克里特岛上供奉米诺斯王的洞穴。在路上三位长者讨论起了什么才是最好的法律，并且拿各自城邦的法律作比较。克里特与斯巴达都因古老法典的统治而闻名，它们都讲着多利亚方言，且拥有相似的军事主义观念，执迷于培养年轻人的勇气和战斗技巧，这与雅典重视修辞术和艺术的做法大不相同。这位克里特长者最终表明自己隶属于某个集团，他们正打算拓展一块新的殖民地，于是请求他的朝圣同伴们不要再从比较与历史的角度去谈论法律了，而是假设自己就要为那块新殖民地筹划法律。

因此与《理想国》类似，《法律篇》也是一项关于理想城邦创建的口头计划，然而与《理想国》的对话者着手拟定法律不同的是，《法律篇》谋划的法律更加具体。[30]更有甚者，它所为之谋划法律的城邦当中似乎没有哲学家的位置。“哲学”一词在这部对话录中以各种语法形式仅仅出现了两次。与《理想国》的理想城邦——废除了统治者的私有财产——相比，《法律篇》的理想城邦自称是次好的。[31]与《理想国》不同，这个理想城邦允许财产的存在，由此形成了与梭伦时期的雅典相类似的四个财富等级的公民，但是它需要指导公民为了公共目标而合理使用各自的财产。城邦指导公民的主要政治机制就是法律。为了不使法律成为忙碌的政治专家不称手的工具，法律重新披上了神圣理性的外衣。公民要将城邦看作是在神灵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那些具有无神论倾向的人将会受到理性的劝服而去信仰神灵。《理想国》中缺失的一种重要德性即敬神在《法律篇》中是公共生活的基石。

在神灵的授权之下，公民从一出生开始就被要求去热爱与遵守法律。这种要求甚至在他们还没出生以前就开始了（对话录详细阐述了对孕妇最适宜的音乐与锻炼形式）。法律塑造了一种平衡的政制形式，它是“君主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中值（693e）。[32]公民们“自愿地”接受统治，尽管他们同时也受到了立法者的劝服与强迫。为了使各种因素有效运转，城邦必须相对孤立且远离海岸线以免遭各种诱惑的腐蚀。只有很少的公民才被允许出国，他们主要是为了考察外邦社会的面貌，看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吸收进自己的城邦之中。《法律篇》提供了一幅改良了的希腊社会图景。在这个理想城邦之中，公民自我管理而不是受神灵般的哲学卫士的统治。然而，通过对法典的严格服从（甚至背诵），他们仍然需要遵守德性与良善。法典最终得以确定下来，很少发生变化。它的地位恰如神圣律法一般受人尊敬，就像安提戈涅在对比神圣律法与人类法律时所表现的那样（第一章）。[33]

如果说《理想国》表现了柏拉图式的哲学统治的雄心，《政治家篇》解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统治知识，那么《法律篇》则向人们表明，一个明显缺乏哲学指导的良好城邦可以通过对法律的严格服从而保持良好的德性。《法律篇》为公民对城邦的服从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一些人认为此举与苏格拉底的行为存在矛盾，因为假如法庭禁止苏格拉底继续研讨哲学，那么苏格拉底不会接受这个判决。然而，正是同一个苏格拉底服从了对他的死刑判决。如果说《理想国》想象了一个城邦，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可以利用哲学在这里为同胞谋福利（而不是被公民同胞视作某种威胁），那么《法律篇》则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城邦，人们在这里可以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它无需哲人的直接统治，因为哲人太难寻找了，即便找到了这样的哲人，他们也很难被委以权力而又不面临腐化堕落的危险。尽管存在一个由精英组成的议事会，成员们在黎明之际碰头商讨各种问题，看是否要根据实际需要去修改法律，以及监管源于邦外的各种情况，但是《法律篇》所包含的最大智慧不在于一个个具体的哲人，而在于法律的内容与权威。

柏拉图远涉重洋

除了留有大量的对话录著作以外，据说柏拉图还有十三封信件被保存了下来。这十三封信件给后世以巨大的诱惑，但它们的来源也颇受人质疑。基本而言，这十三封信件大多出自旁人之手，它们的作者可能是古时一位受人爱戴的名人。然而，后世学者仍然为“第七封信”的真假吵得不可开交。[34]如果它果真出自柏拉图之手，那么这的确是令人振奋的消息，然而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尽管如此，“第七封信”仍然给人以相当的教诲，它表现了柏拉图的追随者对老师思想的看法。这封信以柏拉图自己的语气阐述了他自从苏格拉底死后对政治丧失信心的事实，还阐述了他晚年三次出海前往西西里岛试图用哲学使一位年轻的僭主继承人皈化的故事。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388年，柏拉图与这位年轻继承人的导师狄翁（Dion）——与柏拉图志趣相投，两人成为密友——共同教育他。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366年，此时这位年轻的继承人已经成为统治者（狄奥尼修斯二世）。柏拉图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已经遭到放逐的狄翁。第三次发生于公元前361—360年，多疑的狄奥尼修斯二世把狄翁置于严密的监禁之下，而柏拉图费尽千辛万苦也无法说服他取消对狄翁的放逐决定。

柏拉图的这三次造访都相当失败。第一次时，柏拉图被一艘斯巴达的船只遣送回国，但是船长收受狄奥尼修斯一世的贿赂而把柏拉图卖为奴隶；第二次时，柏拉图一直处于狄奥尼修斯二世的监禁之中；第三次时，柏拉图受到狄奥尼修斯二世的雇佣兵的严重威胁。（雇佣兵极其憎恨柏拉图，因为“他们以为柏拉图试图说服狄奥尼修斯二世放弃僭政以及废除贴身卫士”［Dion 19.5］。[35]）我们在看待这些具体事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警惕，因为后世的希腊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没有就这些具体事件达成过共识，甚至都说不清柏拉图前往西西里岛的次数。[36]然而，看到柏拉图试图亲自去培养一位哲人王，这本身就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理想国》提出建立哲人王统治的两种方法：要么使一位现实的统治者成为哲学家，要么使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柏拉图可能把第一种方法用在了狄奥尼修斯二世的身上，而把第二种方法用于狄翁。普鲁塔克在谈到柏拉图与狄翁关系时表示柏拉图坚信僭主是悲惨的，因为他们行不义；与之相反，正义的人则能享受幸福的生活（Dion 5.1）。试图说服一位僭主放弃不义，继而接受哲学，这本身就强有力地证明了柏拉图的哲学立场。在柏拉图第二次前往西西里岛的幸福时光里，据说王宫大殿铺满了沙子，一位哲学家与一位僭主一起在上面研究几何学。

叙拉古对柏拉图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使他幻想把自己的哲学直接付诸实践。然而，他所开创的学园以及付诸笔端的众多对话录著作将证明它们才是宣扬柏拉图思想的恒久而宽广的舞台。通过授徒施教，他创立了一种更具吸引力与持久力的思想宣扬模式。世界其他文明同样也有散发着言辞辩论与口传身教的神秘力量。通过著书立说，他树立了一种新的创作样式。他的对话录著作极其鲜明地刻画了人类的各种情感、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众多的思想观念，它们使读者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著作故事的场景之中。[37]柏拉图创造出了一系列反映并宣扬其思想主张的意象，同时他还邀请读者一起参与对话讨论，因此各式各样的人都深受影响。他使自己的哲学成为一出展现人物冲突的戏剧表演，每个读者受邀参与其中的一个角色以重新发现自己。在政治领域，他创造了一幅由知识来统治并且追求德性的图景，德性在其中是唯一真实的利益，然后，他又把这幅图景与时下流行的政治观念相对比，发现所有现实的政体都受到了修辞术或强力的统治，它们无非是为了追求权力与贪欲这些个人利益。柏拉图对一切政治家所追逐的基本目标提出了根本的挑战。他认为政治不仅仅是权力的竞技场，它恰恰是追求哲学的最佳场所，这是柏拉图对人们的最大教诲。

注释：

[1] Grg. 452e，Zeyl译文，参见Cooper 1997。

[2] Grg. 452d，452e，Zeyl译文，参见Cooper 1997。

[3] Grube译文，参见Cooper 1997。

[4] “被驱逐（除3000名［在寡头政体中登记造册的公民］以外）的人被禁止居住在城市之内。”参见：Krentz 1982, p. 65。

[5] Weiss（2006）也提出过这个观点，但是她没有彻底分析对话录的意图。

[6] 似乎他进一步认为知识不仅仅是德性的必要条件，还是德性的充分条件；关于他是否秉持以及如何论证这个观点，学者之间存在争论。

[7] 关于苏格拉底比他的同代人明显更有德性的观点，参见柏拉图《斐多篇》（118a）；相关论述参见Nehamas 1998以及Lane 2007。

[8] 柏拉图对雅典民主存在很强的智识依赖，Monoson（2000）详细讨论了这一点（Saxonhouse［1992］也坦率地持有这种观点）；Wallach（2001）认为柏拉图批评雅典之处并不比他批评其它政体更多；然而Ober（1998）认为从具体文本语境上而言柏拉图应该被视为批评雅典的激进“抗拒分子”（rejectionist）。

[9] Grube译文，参见Cooper 1997。

[10] 关于如何阅读《申辩篇》，在学术上存在很大的争议。此处我提出了自己的阅读与理解。关于文本重要内容的一种理解视角，参见McPherran 2002。还有一种奇特的看法认为苏格拉底遵从了一位专家的意见，而非依赖于自己的判断，参见Hatzistavrou 2005。

[11] 关于如何阅读《克里同篇》在学术上存在很大的争议，尤其是篇中苏格拉底关于“法律”的演讲如何与柏拉图自己的观点联系起来的问题。最近英语世界中关于该演讲最有影响力的阅读与研究，参见Kraut 1984。Kraut认为柏拉图的“法律”思想与苏格拉底的一致。很多学者对这种普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参见Harte 1999、Lane 1998a以及Weiss 1998。

[12] 色诺芬在《希腊史》（1.7）中记述了这种行为（同时惩罚六名雅典将军，而不是个别地对待他们的行为）的不合法性与苏格拉底的反对。值得注意的是，那年苏格拉底一定是把自己的名字提前了，目的是为了被抽中而成为他村社的代表成员。

[13] DL 3.46.

[14] 即便是在《法律篇》中也有一个雅典访客的角色，有人认为这一角色掩饰的要么是苏格拉底，要么是柏拉图本人。

[15] 关于柏拉图个人性格的必备参考著作，参见Debra Nails 2002；该书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424/423年。

[16] 我借鉴了Allen的研究，他指出并探究了这种关联性，参见Allen 2010。

[17] 当色拉叙马霍斯参与《理想国》对话的时候，据称有一位卡尔克冬的修辞家正在访问雅典，参见White 1995。

[18] Grube译文，Reeve校订，参见Cooper 1997。

[19] 我在下文一般使用通行的译词“灵魂”（soul）来代替psyche，以便与很多英文版本的译文与论述相统一。

[20] Long指出守卫的功能占据着《理想国》的中心地位，参见Alexander Long 2013。

[21] Lane 2011/2012.

[22] 关于“高贵的谎言”，参考：Schofield 2006, pp. 292-309，以及Tarnopolsky 2010。

[23] 参见 Lane 2001。在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参见Garnsey 2007），《理想国》的观点是取消某些人的财产权，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误解了这个观点而认为柏拉图要消灭私有财产，在城邦推行集体所有制。这个误解（柏拉图在《法律篇》739c-e中把所有人共同占有财产，并且共同组建统一大家庭的共产主义称为最好的政体。这可能对该误解起到了强化的作用）使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把柏拉图视为积极的共产主义的鼻祖，认为他主张财产的集体所有制，还认为该观点影响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以及法国的革命主义者，比如格拉克斯·贝巴夫（Gracchus Babeuf）。实际上柏拉图的《理想国》仅主张一种有限、消极的共产主义。统治者不能有私人财产，但私有财产关系在整体上并未废除。

[24] Rep. 517a，Grube译文，Reeve校订，参见Cooper 1997。

[25] 另外一种解读观点认为《理想国》其实是为了证明哲学（王）的统治及其必需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参见Strauss 1964,以及Bloom 1991）。我认为（参见Lane 1999）这种解读低估了苏格拉底在第五卷中对这种可能性所做的明确分析。关于柏拉图观念可能性的更多论述，参见Laks 1990。

[26] Lane 2007.

[27] Ley-Pineda 2009.

[28] Lane 2001.

[29] Lane 1998b以及Lane 2013d。

[30] Lane 2013a.

[31] 关于《法律篇》中次好城邦的研究，参见Laks 1990。《法律篇》739c-e节表示最好的城邦需要废除全部公民的财产与家庭（与《理想国》对“理想城邦”的要求不同）。

[32] Saunders译文，参见Cooper 1997。

[33] 关于《法律篇》中自治的研究，参见Bohonich 2002。Lane（2010）对Bohonich的研究做了一定程度的批评。关于法律及其制定的研究，参见Nightingale 1993与1999。

[34] 关于该文本地位的客观评价，参见：Brunt 1993, pp. 282-342。

[35] 译文参见：Plutarch 1973, p. 119。

[36] 一次：狄奥多罗斯·西科勒斯（Diodorus Siculus）；两次：康涅利乌斯·尼波斯（Cornelius Nepos）；三次：《第七封信》与普鲁塔克。非常可惜的是后世作家援引的西西里岛历史学家的著作一部也没流传下来。

[37] 该段论证借鉴了Allen（2010）的研究成果。

第五章

公民身份

柏拉图创造了一种政治哲学，认为有必要让富有知识与德性的人服务于那些无法认识或达成它们的人。他认为政治是一门罕见的专门技艺，只有专业的政治家或少数的哲人王（与女王）才能稳妥地实践好它（《法律篇》提及的大部分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政治形态是次优选择）。精英们为多数人提供服务，这才是最高也是最好的政治形态。它能够使人民摆脱肮脏的权力争斗，引导人民去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这种高超的政治技艺只能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掌握。他们必须运用这样的政治技艺去引导普通的人民群众，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人民群众无法达成自己的目标。

柏拉图创建的学园培养出了一位优秀的学生即亚里士多德。在这位学生的思想当中，人们发现上述政治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亚里士多德从十七岁到三十七岁一直在柏拉图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与研究，此后他在雅典创建了自己的学园（吕克昂学园）。他最终发展出了一种既深受柏拉图影响又与之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念。我们可以认为柏拉图（再一次把《法律篇》排除在外）的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的结构关系：在他的大部分著作中，一个人或少数人能够并且应该掌握权力，以塑造那些无法彻底塑造自己的人们。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性关系，是人类之为人类的相互合作。政治展现了我们人类自己最具特色的能力。虽然亚里士多德仍然承认柏拉图的基本政治观点，即认为权力应追求恰当的目标（以知识追求德性），但是他认为当有德行的公民都能够自己参与政治的时候，这个目标一般最容易达成。

公民身份的观念与本书已经讨论过的其他观念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第二章“政制”的原初意义是“公民身份的条件”，于是政制与公民身份之间存在极为紧密的联系；除此以外，公民身份与其他观念也存在关联）。因为，当暗示说存在一种公民间的平等关系，他们共同身处于某一共同体（a koinonia）之中时，公民身份似乎也接近于民主政治，或者在选举的意义上它至少与民主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然而，正如我们的观察，希腊世界也存在很多其他类型的政制形态。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他必须同时要解释寡头政体与君主政体下同样存在的公民身份。更有甚者，他从柏拉图那里认识到现实的各种政制形态没有哪一种是真正地在追求德性，这与他们政治理论的理想预期有所不同。现实的各种政体可能去追求自由、财富或荣誉，但就是没有德性。它们在追求各自目标的时候，只会发展出为一己私利而着想的平等、正义与自由的理论。

因此，讨论公民身份就是讨论谁在理论与实践上在一个既定的政制形态“之内”，谁在“之外”以及为什么。这就使它成为一种双面（Janus-faced）模型。它似乎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具有内在的封闭性。它小于整个人类的特定共同体，使共同体成员之间互惠互利，但把该共同体成员的利益置于其他共同体成员利益之上。（第六章将探讨另外一种理念即“世界主义”的起源，或者顾名思义，一种隶属于整个宇宙而非特定城邦的公民观念。）当亚里士多德再次把奴隶与部分女性排除在政治之外，创造一种自然的奴隶的时候，现代社会的读者发现这与他断定的人是政治动物的观念相矛盾。与此类似，穷人在他的理想城邦（“我们所祈求的城邦”，《政治学》第7-8卷）之中也被排除在公民之外。在规范与经验的双层意义上，这种做法都是令人不安的。他认为穷人缺乏教养与闲暇，这就使他们无法追求德性，而从规范的角度而言，德性是一个优良城邦的必需条件。

现如今很多读者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民身份的思想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对他们来说，这种张力更进一步地体现在他对民主政治的思考之中。现代的民主主义者旗帜鲜明地歌颂着所有公民天生就具有的自治的可能性，并且认为他们平等地分享着这一特征。这使得民主政治似乎是终极理性的政制形态，它表达了公民身份的基本意义，因此它使很多现代的民主主义者试图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寻找民主政治的理论合理性，即便他对民主政治提出了特别的批评，认为它并非理想的政体形式。[1]在辨别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批评民主政治，以及他的思想如何被民主理论家利用等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将能够了解他关于公民身份的理论的复杂性。不管是从狭义还是广义的角度上说，一个公民的身份及目标都受到其所在政体的政制形态的根本塑造。因此，每一特殊政体下的公民身份的价值最终取决于那个政体所追求的价值。每一特殊政体的价值通过它的公民，甚至全部的城邦居民来体现，同时每一特殊政体向它的公民与居民灌输着自己的价值诉求。对公民身份的颂扬同时也增加了对某些政体彻底批判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无法把自己引导到最有价值的目标上去。

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彻底发掘了自己身上的公民身份的潜能（以及他理解世界的潜能，这是一种更高的能力）的时候，他的人性才得以彻底实现。然而对那些普通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为了生计而辛勤工作，他们也缺乏必要的教养，因此他们必定无法很好地发展与实践这种能力。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实际上具有极其深刻的人类相互交往的特性：那些相互间平等的公民应该锻炼他们关于德性与实践智慧的能力，他们共同决定着公共事务。然而只有那些实际上有机会实践与培养自己的伦理与政治德性的人，才是实施自治的理想群体。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都认为德性是政治生活的目标价值与检验标准。如果某些人或大部分人无法达成——无论是天生，还是偶然原因造成的——德性，那么他们就不是合适的政治参与者。为了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到有益的教诲，我们需要格外注意他政治思想的渊源与限度，同时我们也需要考察一下他的政治思想如何在我们的时代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是谁？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的一生充满矛盾。虽然作为一个公民身份与政治参与的鼓吹者，但他成年时期一直居于异乡，因此没有与本国同胞一起参与过任何政治事务。他十七岁的时候远离自己的故土斯塔基拉（Stagira），前往雅典的学园学习，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除了下文提到的两段插曲）都在雅典度过，先是参加学园成为柏拉图的学生，然后在吕克昂成立了自己的学园。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正好是希腊各独立城邦受到新的威胁的时代，即马其顿诸王（他们都来自希腊世界的北部，并且靠近亚里士多德的出生地）的威胁。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曾经是马其顿王室的医师。跟他的父亲一样，亚里士多德曾短暂供职于马其顿王室，担任过年轻王子的家庭教师。这位年轻的王子在自己的父亲腓力普被暗杀后，于公元前336年执掌大权，后来即成为征服大部分希腊地区，以及远至阿富汗部分亚洲地区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突然死去后，此时人们正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安堤巴特（Antipater）在雅典的统治而怒不可遏，雅典人民群情激愤，纷纷谴责亚里士多德这位非城邦公民的不敬神行为，指控他与马其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曾经在那里生活并且担任过马其顿王室的家庭教师。与自己老师的精神导师苏格拉底不同，亚里士多德逃离雅典以躲避审判，他宣称此举是为了避免雅典人再次对哲学犯下罪过。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亚里士多德因自然原因死亡。他指定那位被很多雅典人深恶痛绝的雅典将军，即安堤巴特，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

因此，与同为雅典公民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深陷于马其顿政权崛起的复杂国际环境之中。马其顿人的崛起威胁着亚里士多德生活与教学的城邦的独立地位，甚至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它还威胁着整个希腊世界其他各城邦的独立地位。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从希腊到亚洲的广袤领土，这是人类前所未闻的大事件。他的帝国包括了波斯以及其他多个东方王国，他把它们全部融合成为一个新型的帝国式君主国。这就把希腊与东方世界更为多样的政治观念、语言和文明样式融合在一起，尽管众多城市与王国保持了各自的多样性，它们在帝国内享有相对自主的地位。正是在这个世界政治版图的重组过程即将完成，或说在腓力普和亚历山大的主导下这个过程正步入正轨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写下了他对公民身份与城邦的赞歌——很可能是在他第二次旅居雅典（公元前335—前323年）创建吕克昂学园之时。他以“梅迪克”的身份寄居于雅典而鼓吹公民自治，但他本人在这里却无权参与。他注意到了帝国王权的吸引力与雄心壮志，但他却歌颂独立自主的城邦理想。这些张力充斥于亚里士多德极其丰富的智识生活之中。

此外我们还需注意考察另外一种张力。我已经强调了亚里士多德推崇政治的事实。他把政治视为人类所独有的卓越品质的体现。不管是在个体还是集体的层面上，他认为只有人类才拥有讨论与思考如何行为的能力——即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phronesis）。这就使政治既是可能的，又是必须的。然而他认为人类不仅仅是人类，人类这种动物还分有神灵的某些能力，尤其是我们人类拥有思考事物本性的能力，以及理解与领会（沉思［contemplating］）实在的永恒真理的能力。亚里士多德把这种能力称为理论知识（theoria）。对我们来说有点吊诡的是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把这种沉思活动视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可能形式，因为在对事物本性的沉思过程中，我们人类才能积极地理解它们（Pol.1325b）。

这使人类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的论述中占据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他辨识出大部分生物所具有的独特本性同时也构成了它们的最高能力。比如，一只奶牛所具有的奶牛式的能力同时也就概括了奶牛这一类生物的最高可能性。对于人类而言，我们人类所具有的最具特色的能力是政治参与，然而它并不是我们人类的最高能力——沉思。我们可以说政治生活是大部分的人类生活，但它不是最好的人类生活。然而最好的人类生活——即与神灵所共享的沉思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作为人类我们只能进行间歇性的沉思活动，我们不得不打断它而去照料我们其他的需要与功能——这些都是神灵无需顾及的内容。人类栖身于野兽与神灵之间。从理想的角度而言，人类渴望尽可能地过一种与神灵一样的生活，但是我们也明白人类无法一直如此。

亚里士多德认识宇宙的方式

一翻开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自信的判断“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980a）。他以无与伦比的劲头与学识投身于追寻知识，这使得他的同伴们从一个主题探索到另一个主题，从灵魂、颜色、植物、形而上学到诗学。这些仅仅是被保存下来的著作（将近500个题目中的30多个）其中大部分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或他的学生做的大量的授课笔记，不是专题论文与对话录的形式，然而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到我们今天，浩浩数千年，它们大多早已散佚。

他所有的探究活动都使用了同一个特殊的方法。他首先从现实存在的信念或意见（endoxa，有时也被称为“表象”或“现象”［phainomena］）开始。它们一方面包括了普通人（多数人）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尤其包括了有学问的人（智者）的各种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真理与理解的潜在来源，尽管它们可能需要一些纠正与提炼。因为各种原因多数人与智者都可能犯错，这就需要纠正。但仍然可以这么说，人们如何看待世界指引他们理解世界的真正本性。柏拉图倾向于把普通人的信念视为误导性与欺骗性的，然而亚里士多德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人类的天性就非常适合理解世界。[2]

亚里士多德用这种方法研究自然的永恒真理以及人性的特质。他认为自然由各种“实体”（substances）构成。它们是一些独特的个体，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手工制品。在这些实体的质料（matter）之内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本性（即形式［form］）。通过目的（telos）每一种实体的形式得以最好地界定，目的反过来又决定着每一实体发挥各自功能的特殊方式。通过手工制品的例子，最能使人们理解这一点。为了既定的目的，工匠制作手工制品以行使特定的功能，比如一只碗被制成凹面的形状，目的就是为了装水果。亚里士多德同样对生物作这样的分析，他把生物视为永恒的存在物，它们各自体现着一定的功能与目的，比如一只奶牛的目的就是过一只奶牛的全部生活，它独特的功能在于繁衍下一代。对生物来说，合适行动所需的各项能力的全面发展与实践，以及特定的行动的生命，便是幸福。

人类的情况如何呢？人类与其他生物，特别是动物一样都承担着一系列的功能，比如营养、繁衍、运动、感知与情感。人类与神灵一样也具有沉思永恒真理的能力。然而人类同样也拥有自己独特的行动领域，比如人类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如何行动。人类在作决定的时候是凭借相互的语言交流与审慎的协商，而不是按照本能的交流模式去行动（比如蚂蚁或蜜蜂）。在探究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种意图（prohairesis），它既是对探究对象的掌控，又表达了一种渴望。当我们决定如何行动时，这种意图塑造着我们的思考。然而当我们做出一定行为时，不管是恰当行为还是过分行为，我们都是依照自己的习性。此时意愿就受制于我们的习性。

人性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拥有实践理性的能力。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出“实践智慧”，除此以外如果我们还能在各式各样的环境中都培养起做合理行为的性情，继而使之成为伦理德性，那么我们就能使自己实践理性的能力得以完善。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两种极端情形的中值，比如勇气就是鲁莽与懦弱的中值。因为幸福来自于行动，所以如果我们整天懒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离群寡居过无聊的生活，那么我们不可能真正的幸福。我们人类是行动者，只有这样的人类才是幸福的：他们以恰当的程度，在恰当的时间与环境下实践着自己的各种能力，比如崇高而神圣的沉思活动，或者是人类特有的审慎思考与决断。

政治在其中占据什么角色呢？人类行为不是精确的学习领域，如同对关于宇宙的永恒真理的学习。人类行为是特殊的学习领域，它不仅追求良好的理解，还追求良好的行动。在亚里士多德为他的儿子尼各马可（Nicomachus）所写的重要伦理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说“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为”（EN1095a），特别是德性的行为。在人类行为领域，“我们到处探究，目的不是为了认识德性，而是为了成为良善的”。[3]所以，人类行为的基本目标在于与事物相处——即在面对各种选择——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做良好的行动而非其他。更有甚者，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伦理学与政治学同样以善作为人类行为的目的，同样把最高的善理解为幸福，为此它们同样都运用实践的理性与知识。

政治学是关于集体选择与集体决策的领域。集体行为反过来又使个人的德性决定成为可能，因为政治共同体的法律与习俗为个人提供了环境，个人在其中得以锻炼与德性相关的各种能力。人类拥有同样的能力，既可以形成不好与邪恶的习惯，也可以发展出良善与德性的习惯。一个政治体当中的法律造成了这样的差别。法律提供了一种习惯环境，它能够从我们先天第一本性的潜能当中发展出德性的“第二本性”。它也能在害怕法律惩罚的心理之外，为公民的服从创造额外的动力。这里我们再次发现狭义的政制塑造了广义的政制，政治的组织与结构塑造着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个政治体下的公民品性。

在不好或不完善的政治体中，人们不去学习如何追求德性。他们经常被引诱去追求享乐、财富或荣誉，这些都偏离了真正的善。人们只知纵情于宴饮而牺牲了身体的健康或家庭；富豪们无止境地积累财富而忽视了公共义务；将军们为了保有发号施令的荣誉而违反了战争的伦理责任。所有这样的人都丧失了享受真正幸福的希望，他们让那些低等的目标扭曲了他们对更高的善的理解。然而这不意味着欢乐、财富与荣誉就必须被统统抛弃。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与之相反，追求欢乐、财富与荣誉的能力同样属于人类真正的能力。他实际上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方式，进而把这些动机与追求真正的善的目标结合起来。[4]一个孩童要习惯于从善待他人当中获得快乐，从完成有意义的工作当中获得金钱，从遵守规则当中获得荣誉。这样的孩童将发展出使自己真正幸福的性情。他将获得欢乐、财富与荣誉，但唯有当他实践自己德性的能力的时候才可以。

这里的“他”需要仔细斟酌。我们将会发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不同，他认为女性因为她们的性别，不管是从一般还是从其他别有意味的角度而言都缺乏发展与实践理性的可靠能力。女性被认为不具备实践她们理性的可靠能力，因此据说丈夫的统治对她们是有好处的。然而这里亚里士多德也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他把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称为“政制地”统治（politikos，副词形式），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与大部分的政制统治不同，此种形态下的公民不是平等的，因此他（她）们不能轮流统治与被统治。另外一种不包含对等统治地位的政制关系是亚里士多德将要论述的君主政治。这两种反例反映了界定政制统治形态的困境，因为政制统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包含的是平等个体，但是某种永久打上了等级与不平等关系烙印的政制形态也是被允许的。

除此以外，这个思想还有另外一处硬伤。因为如果某人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如果他周围的成人都是一些窃贼或骗子，他们训练他让他穿上德性的外衣，但背地里却从不义的行为中谋取好处，那么阅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这类书籍将无法帮助他做出正确的行为。从理想的角度而言，学习伦理学将产生良好的行为，但这唯有在良好习惯的基础上才行，此时良好的习惯能够引导人们去认识并且追求善。学习伦理学无法皈化道德沦丧之人，它只能对具有良好教养的人实施进一步的教育，帮助他们更加完善（1103b）。

这又凸显了政治学对于伦理学的重要意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治上的公民身份同时塑造了人们的公共与个人品性。习惯不仅仅是关于家庭生活的事务，它同时也与法律和习俗密切相关，它们是孩子学习如何行为所仰仗的对象。我们在第二章讨论斯巴达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斯巴达的男孩与女孩都要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于他（她）们很多人宁可去死，也不愿意屈服于军事上的战败或者被卖身为奴。然而政治在这里仍然不能被视作某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与之相反，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卓越与完满的成年人本性的一部分。成年人的政治参与同时也能够创造出适宜的社会氛围。年轻一代得以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成人，为了有朝一日他们也能享有这样的卓越与完满。公民身份既是良好生活的条件，也是它的组成部分。

包容与排拒

这一部分将讨论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一句名言。为此我们首先可以提出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即人类是如何步入政治生活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当中探究了人类共同体的起源，他认为人类共同体起源于相互联合的自然倾向。人类的自然联合——男性与女性之间发生的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繁衍的需要——跟其他动物的繁殖并无大多区别。它是一种自然本性，承担着繁衍后代的功能，它并非人类深思熟虑的特别选择。一个家庭就由一对这样的夫妇与后代来构成。一个村落由多个家庭聚集而成，起初可能因相互的亲属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就像一家的众多兄弟后来各自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这里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家庭对偶关系中的一方要比另外一方能够更好地管理公共生活，他还预料男性一般是实践理性能力更出色的一方（他这里并不考虑同性伴侣）：“男人在本性上比女人更适合发号施令。”（1259b，尽管他也承认一些情况可能会违反这条一般的自然法则，他在《物理学》中多次提醒说自然倾向性仅在“大多数时候”有效。）

所有这些人类共同体源于生存的需要，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动物需要与功能。然而在人类相互结合为家庭以及其他形式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尽可能地运用自己的全部能力，这就意味着家庭已经成为人们追求良好生活（幸福生活，即德性的生活）的场域，它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单纯的生活”［mere life］）。[5]虽然如此，人类如果在分散隔绝的家庭或村落中去追求良好生活，那么这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平等个体所共同拥有的实践理性的能力——人们据此可以通过语言交流的形式而集体地做出关于“善与恶，正义与不义”的行动决定——在一个城邦（多个村落联合而形成的人类共同体）当中才能得到完全的发展（1253a-b）。

城邦不仅仅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村落。它“达到了完全自足的限度”，为人类实践其所有能力创造了一个框架。它“产生于人类生活的发展”，因此城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优良的生活”（1252b）。它是人类结合在一起的终极目的。

亚里士多德此处作出了其著名的判断：“由此可以明白城邦是出于自然的结果，而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1252a）这不是说国家像森林里的蘑菇一样是突然冒出来的。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出于自然”并不是说城邦的出现不需要人类的干预，它们是必然或自发形成的结果。实际上，他立即承认并不是所有人类都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城邦（poleis）之中。政治共同体是由人类所创造的，但有时人类也创造不出城邦来，或者有的人被城邦所驱逐。亚里士多德在说城邦是出于自然的结果，以及“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人性天生具有与别人交往的能力，他们通过相互的语言交流做出关于善与恶、正义与不义的行动决定。

人类拥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可以过一种全然的人类的生活，但前提是人类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能够在城邦这种特殊的形态之中按照自己的这种能力做出行动。一些人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他们可能是些奇怪而变态的寡居者，他们骨子里具有这样天生的缺陷而经常被人挖苦为“好战分子”。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如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与其他人类天生为敌是不自然的。人性的本质（不是普遍或必然，而是一种典型特征）是社会的，特别是政治的。人类从本性上来说应处于政治共同体之中，人类在其中相互交往并用语言进行交流，共同做出良好生活的决定，按照正义的法则进行统治。只有远离这般公共生活的人们才“渴望战争”，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从本性上来说就是些奇怪而变态的寡居者，他们是“棋局中的一个闲子”（1253a）。人类正常而自然的情况是乐意从事政治而非战争。

这就把我们带入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讨论的另外一个争议之处，即他对自然奴隶的区分。既然平等的统治取决于平等的实践理性的能力，那么从理论逻辑上来说，实践理性的缺陷自然就得出不平等统治的结论。[6]亚里士多德在女性的身上发现了这种缺陷，他认为女性的实践理性一般而言不像男性的那样具有权威性。除此以外，他还在自然奴隶的身上发现了这种缺陷。自然奴隶（按照这种逻辑）全然不能掌控自己的行为。这样的人简直不能算作独立行动的主体。他们毋宁是他们各自主人的工具，服务于主人的目的，并且也从主人的专制统治中获得好处。从规范的角度而言，他们不具备统治自己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真的认为存在这样的人吗？他认为很多从战俘被迫成为奴隶的人——当时这是希腊以及周边国家获得奴隶的典型方式——并不是自然奴隶。（比如试想一下特洛伊的贵族女性因为城市被攻陷而被卖身为奴的情况。）他曾针对某观点评论说所有的奴隶只是协议的，他们是偶然事件的结果，根本不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唉！他没有提到名字，所以我们现在无法知晓当时他是针对谁而作出的批评）。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合法的自然奴隶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原则上存在这样的人群，他们不具备掌控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作为一种可能的工具而服务于别人，这对他们的主人以及他们自身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然而，他关于这种可能性的讨论充满了矛盾。因为如果奴隶还算作人，如果为了主人的利益他不得不具备一定能力去理解与遵循主人的指使，那么他是如何全然缺乏理性能力的呢？一边认为人类具备相互交流的能力与做出有效行为的足够理性，一边又认为奴隶无法理解行为的目的，也不具备自律的全部能力，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不稳固的理论类型，而不是一种实际的可能性。（这并没有阻止很多奴隶制的辩护者到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奴隶的思想当中去寻找奴隶制的合法论证，比如他们为西班牙对美洲大陆的侵略，以及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制进行辩护。[7]）如果确实不存在这样的自然奴隶——尽管亚里士多德坚称自然奴隶的可能性，如果女性不比男性缺乏自治的能力——尽管亚里士多德相信她们是缺乏的；那么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理论将不会指向政治支配与父权制，而是指向平等的公民身份。这也就是为何很多公民身份的理论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得到启发的原因，尽管他本人接受了公共支配的形式并且为之辩护。

平等的竞技

如果对政治作一种恰当的理解，那么平等就是政治的本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政制统治是平等的自由人的统治”（1255b）。从概念上来说，平等的个体之间不存在统治（他们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因为让一个平等个体隶属于另外一个平等个体，这在逻辑上讲不通。然而因为统治在实践中是必需的——亚里士多德向经验所作的重大让步，所以自由与平等的公民轮流掌握政权。因此，亚里士多德对一个良好公民进行了定义，他认为一个良好公民是知晓如何统治与被统治的人，尽管他之前对严格而全称的公民已经作了定义，即“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1277a,1275a）。然而这个定义并不自动暗示民主政治（也不暗示全部公民一定有资格担任所有公职），也不暗示对君主政治的否定，因为在一位君主之下公民们仍然可能承担一定的政府职能。参与——平等地参与其中一部分——并不一定是绝对平等的参与。基于公民另外的一些相关品性，它为某些政府职能在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分配留出了空间。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谁是平等的个体”这个基本问题需要从语法上去分析，他认为依照逻辑，“平等”可能存在不同的意义。有现代学者认为为了定义平等我们必须要不停追问“关于什么的平等？”[8]亚里士多德已经告诉人们说“关于什么的平等”几乎等同于“谁的平等”。基于对平等的基础的不同理解，一些人将被划为公民或被排除在外。

当时寡头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持续不断地爆发冲突，与此同时寡头政体愈发明显地发展为君主制帝国。在此种局面之下，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两种基本不同的平等观念在起作用。一种是“数量相等”，公民有一个算一个，正如按照多数原则所实行的投票。这种平等倾向于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另外一种是“比值相等”，只有拥有平等价值——无论德性还是更为常见的财富的平等——的人们才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更倾向于寡头政治。也就是说，在逻辑上对平等所作的这两种开放的解读造成了两种相反的政治立场。在现实当中，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都算是政制统治的形式。因为它们都建立在平等的假设之上，尽管各自在不同的基础上界定了谁才是“平等的个体”。然而每一种政体都视对方的解读不够完美：民主派说他们自己“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就要求一切归于绝对的平等”，而寡头们说他们自己“（与多数人）不是平等的，进而要求比别人获得更多”（1301a）。

公元前4、5世纪的整个希腊世界到处充斥着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各自党羽的激烈争斗，它们是亚里士多德平等思想的活生生的证明：把政治视为一项关于平等公民的事务并不能解决哪些公民才算是平等的难题。（现代社会为劳工、曾经的奴隶以及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同样如此。）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把争取平等权的斗争视为现实所有政治动乱与派系斗争的根源：“所有内讧以不平等为发难原因”（1301b），尽管寡头憎恨他们与穷人拥有一样的平等的程度不亚于民主派争取与富人拥有一样的平等的程度。更为一般的情况的是：“较低的人为了求得平等而掀起内讧，同等的人们为了取得优越（与较低的人相比，然而他们相互之间是平等的；这是他们理解的真正的平等）也掀起内讧”（1302a）。

采取措施防止革命，这是政治家的任务。从亚里士多德相当宽泛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建议，比如绝对不要“不公正地对待荣耀的追逐者，使他们处于不受尊敬的境地；绝不剥夺一般民众的财物”（1308a）。“为政最重要的规律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以及其他管理制度，使任何人都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1308b）。亚里士多德此处回溯了柏拉图关于政治是服务而非追求个人财富或荣耀的手段的观点。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只是迫不得已才站出来实施统治，他们必须以人民而非自己的利益作为执政的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即便官员们可以合法地把谋求公职视为某种形式的荣耀，他们也必须避免利用公职谋求私利。

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冲突的论述表明，他既分析了政治的基本属性，又对变幻莫测、多种多样的现实政治保有敏锐的洞察力。“人们对于他人往往采取在自己人之间认为不义或不宜的手段而不以为可耻；他们在自己人之间，处理内部事情的权威总要求以正义为依据；逢到自己以外的人们，他们就不谈正义了”（1324b）。他对这种行径作了尖锐的评论。然而他没有卖弄自己的学识去描述一个僭主如何行为才能保有权力：无论是散播不信任的种子，从臣民手中抢夺权力，贬低与恐吓他们；还是表现得更像一位得体的国王，守护着城邦的公共财政收入，在战时保护城邦的安全。如果政体都肆无忌惮地过度追求各自的内在目标，那么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都将陷入困境之中。这正如他的伦理学理论，德性总是处于两个极端的中值。如果富裕的寡头们一味为自己谋求特权，那么他们的政体将不太可能长久，他们毋宁应该用更节制的手段去抚慰那些平民。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曾经注意到当时一些不知收敛的寡头的誓言，这些寡头们知道他们的利益与平民的利益相悖：“我深恶平民（意思是政体中的穷人或普通人；他们甚至还不能算作公民），当尽我力之所及，惩罚他们。”此处亚里士多德辛辣地评论说，他们毋宁应该发下一种相反的誓言“我绝不加害于平民”（1310a），这将更有利于他们的自我保存。

以共同利益之名的统治

亚里士多德首先论述了政治的本质特征，把政治视为人类能力的表达方式，然后又对鲁莽的僭主以及躁动的寡头作了极为精到的点评。这是他基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政体所做的分类。因为决定谁作为公民而掌握权力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则需考虑公民运用权力应该做什么。他们是否应该不顾别人而自私地追求自我利益？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只是变了味的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的政府形式，他们只顾追求自我利益。按照统治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利益还是自我利益，亚里士多德系统地界定了好的与坏的政体类别，每一类别由三种基本的希罗多德式的政制形式组成。在坏的政体类别里，他首先列入了“僭主政体”（由一人为了自我利益而统治），然后又列入了希腊人所熟悉的“寡头政体”（由少数人为了自我利益而统治）与“民主政体”（由多数人——区别于少数人——为了自我利益而统治）。这三种政体形式的特征都十分明显，但都是错误的政体形式。与它们相对，他还列出了“正确的政府形式”，即“旨在照顾共同利益的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1279a）。它们分别被命名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一个自觉比“寡头政体”更有德性的名字）与“共和政体”（即希腊单词政制［politeia］；此处亚里士多德把一般名称的“政制”特别指代一种政体形式，用以代替现在看起来已带贬义色彩的“民主政体”，它代表着多数人的合法统治）。

正确或真实的政府形式是由公民们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统治，即便并不总是由全部公民来统治；变态的政府形式是由公民们单就统治者的利益而进行的统治。然而建立正确的政府形式并非易事，特别是共和政体。亚里士多德曾在某处指出只有当共和政体下的公民们大都具备了某种形式的德性或卓越品性的时候，该政体才会达成为共同利益而治的目标。他说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公民都能如此，而主要针对的是那些装甲步兵阶层。这些公民能够承担起装甲武器的费用，并且能够带着自己的武装去训练与作战（1279b）。作为多数人统治的示范的共和政体实际上也是排外的示范：多数的穷人因为无力承担装甲武器的费用，他们因此在政制中不能算为公民。

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社会学修正，它也不足以确保一种正确的政府形式。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人/少数人/多数人都可能把自己任命为统治者而把统治建立在纯粹的财富或权力，而非真正的德性的基础上。（因此他在这六种政体形式之外另外寻找“最优良的政体”，此种政体下所有并且只有具备德性的人才能算作公民。我们在后面将进一步讨论之。）此时，这种自命统治者的方式使所有三种正确的政体形式都将面临不稳定的危险，比如贫穷的多数人将憎恶自命的少数人的家长制统治。这使亚里士多德开始考虑如何在实践中通过平衡相反政体的方式来达到使政体稳定的目标。

其中一种方法是采纳或借鉴竞争对手的政策主张，比如现代社会的一个保守主义政府可以提高失业人员的福利水平。这就需要统治集团超越自己的党派立场，摆脱政党信条的束缚，而把注意力集中到长久执政的目标上去。“他（立法者）不可以这样认为，既然一个政体成立了平民主义或寡头主义的政府，那么就应该使它在任何方面都是平民主义或寡头主义的；他应该考虑如何使城邦最长久”（1302a）。

另外一种方法是建立一种融合两种相反原则的政体，比如把一些权利授予给自由与贫穷的多数人，而把另外一些权利授予给少数富人。亚里士多德描述说僭主可以通过约束他们自己行为的方式来达到永保江山的目的。与此相似，民主政体也可以采取一些具有寡头色彩的措施（比如设置一些低门槛的财产限制条件。古希腊很多民主政体至少在一些公共需要之下都会设置一些低门槛的财产限制条件）来使自己变温良，进而获得更长的生命力。后世学者所谓的“混合政体”正起源于此。

然而，亚里士多德最倾向的并非混合政体，而是中等或中间政体。与混合政体不同，一个中间政体不是融合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各自政策主张的政体形式，它是把政治重心与政治身份置于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的“中产阶级”（mesoi）的公民群体的政体形式（1295b）。这些公民最可能是“平等与相似的个体”，因此他们构成了政治生活的稳固基础。古希腊的大部分城邦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中产阶级，尽管亚里士多德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公民来使这种政体形式成为可能。他说这种政体形式“对大部分城邦（poleis）来说是最好的政制形式，对大部分人类来说是最好的生活方式”（1295a）。因为与绝对最好的政体相比，人类更容易找到一些中等生活水平的人群。

“共同利益”的范围扩及到哪里呢？即它应该有哪些严格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把城邦视为一个公民“共同体”：它事关公民的公共活动，人们在家庭领域内从事着日常的生活活动，但在政治决策的事务中，他们是平等的公民。[9]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哪些公共活动对城邦的生存发展是充分而必要的。比如，财产是否应该被共同占有？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实际上就为整个国家提出了这样的一种共产主义信条（Pol. 1261a；然而正如我们前面的介绍，《理想国》只是主张取消统治者的财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亚里士多德反对财产的公共占有，因为一般而言它是低效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财产的公共占有将破坏责任制，并会引发党派林立），它使国家过度地联结在一起。整个国家因此变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家庭，而不是多元而独特的公民及其各自家庭所构成的整体。然而他倾向于把财产视为促进公共利益的手段，财产有时可以直接被城邦所征用。如果把这种财产思想用于实践的话，那么比如它可能会允许别人在私人领地上狩猎，以及要求公民资助城邦的共餐：或者是对私人土地的产品直接征税，或者是建立城邦的公共土地以供养整个共同体的人民。克里特与斯巴达都实行过共餐制度，而雅典的共餐制度则更为隆重与严格。共餐制度是公民们参与公共活动的象征与体现，而城邦因公共活动而成立。

民主政体及其限度

至此我们强调了这一事实，即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平等与公民身份的论述远非是为了承认民主政体那么简单。他所谓的“民主政体”是另外一种高级政体形态即“共和政体”的偏差形式，而“共和政体”实际上把多数穷人排除在了公民之外。他认可了支撑寡头制而非民主政体的平等形式。他视德性为政治参与的目标与基础。另外，他还持有当时（绵延此后数世代）精英主义的看法，即穷人不得不为了生计而操劳，他们无法培养自己的德性，至少是因为他们缺乏闲暇与良好的教养。然而他曾一度在《政治学》中停下来着重思考：多数穷人如何才可能被纳入政治的范围。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应当成为政府的主权者，民主政体的这个信条有自己的道理吗？如果有的话，那么人民作为主权者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构成了《政治学》当中著名的一个篇章（3.11）。该章着重论述了整体的人民（demos）——不仅仅是人民中的优秀分子——作为主人（kurios）决定法律以外事务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法律整体而言就像主人一样）。我们可以把kurios翻译为主权者（sovereign，因为像拉丁文单词dominus［主人］一样， kurios起初与奴隶的主人、女性的丈夫或男性监护人是同一个单词）。[10]把kurios翻译为主权者以后，亚里士多德在该章直接提出了民主或人民主权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阐明了人民作为主权者如何选择以及监督高级政府官员的问题。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民主权形式，但它并非是对任何民主参与形式的无条件或全盘认可（人们经常想当然地如此认为）。亚里士多德为民主政体下的多数人划定了合适的范围。为此亚里士多德既反对他们可能会提出的宽泛诉求，又不同意绝对禁止他们参与政治。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即他围绕多数人参与决策的价值与能力而展开的各种各样的论述，又一次地激发了后世追随者的进一步阐发。追随者们把这些思想发展为政治制度的设计，这已经与亚里士多德原先把它们限定在一定范围的情况相去甚远了。

他自己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一个政体当中最高级的个人职位只能分配给那些更有希望发展出他们的个人政治能力的人。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为最高个人职位设定一定的财产要求，尽管他在其他地方以一种柏拉图式的论调承认财富仅仅是德性的粗略象征（古希腊相当多的富人无法运用财富帮助他们达成德性）。然而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政制氛围下，那些最高职位的拥有者（tas archas）很容易被认为是实施统治（archein）的人。按照这种情况来看，那些被排除在最高职位以外的多数穷人似乎实际上没有在“轮流统治与被统治”，因此他们实际上也不能算作平等的公民。

通过“一方面是这样，另一方面是那样”的鲜明策略，以及扩展统治与主权者的概念关联，亚里士多德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一方面当然是最高职位的执掌者在实施统治。然而另一方面，只有那些选择掌权者（以及审查他们是否具备资格）并且评判掌权者绩效的人们才是主权者。他们自身无需掌握最高职位，而是（以这些方式）控制最高职位的执掌者。民主政体下多数人作为主权者的权力是决定（谁应该统治）与评判（他们统治的好坏）的权力。即便是多数穷人也能够很好地行使这些职能，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如下的理由：“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个单独的人常常是乏善可陈的；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慧。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11]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既是诱人的，又是难以捉摸的。正如经常被援引的这段话那样，亚里士多德“民主的宴会”通常被解读为多数人可以提供更大的多样性，尽管他也可能是在强调多数人能够提供更大规模的人口数量（亚里士多德在本讨论中作为例子提出的其他意象也充满了模糊性）。[12]不管多数人集体判断的优越性源于何处，多数人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即《政治学》那一章所体现出的决策权在政治上的运用，他们的角色被具体限定在控制高级职位的执掌者上。在那一章中，这被用来解释人民主权的行使何以能够控制职位的执掌者，即便人民在某些特定的体制背景下无法亲自掌握那些职位。

所有官员，包括最高级别的官员都被置于法律之下。[13]亚里士多德此处再次超出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践范围，他一边宣称人是法律的评判者，一边又赋予法律比人更多的尊荣，他在这两者之间来回变动。亚里士多德十足地确立了法律在共同体中作为理想的统治者的地位，法律高于执政官，因为它不受人类激情的羁绊，它是公正无私的。只有在“法律有所不及的时候”，[14]执政官或官员们才是主权者。然而法律本身对一个既定的政体来说是相对的。寡头政体与民主政治不能适用同样的法律，而最优良政体的法律与这两者又都有所不同。

最好的政体

在《政治学》的最后，亚里士多德讨论了一般意义上的最好政体即“我们所祈求的城邦”，将之与大多数人、大多数社会的最好政体相对比。这需要我们回顾一下什么是最好的生活。幸福的人必须具备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以及灵魂诸善”，但这三项善因最终都要服从于灵魂诸善，因此“各个人所得幸福的分量，恰好应该相等于他的善德和明哲以及他所作善行和所显智慧的分量”。[15]幸福不全部归功于幸运。尽管一个人可能因为无法享受发展自己各项能力的教育，或可能遭受厄运的打击（丧失家人或家庭），他的幸福因而受到伤害，但是幸福却是根源于一个人的自我行为。当城邦使自己的公民们达成了各自的幸福——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有德性行为——的时候，这个城邦就是幸福的。最好的城邦就是能够塑造并由这样全然有德性的公民所构成的城邦。

亚里士多德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在实践中构建这种最好的政体的方法。可能因为当时的政治与军事集会都依赖口头发布命令，将军们大声下达命令，传令官们口头召集开会，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必须拥有规模上的自然限制：“为数那么多的群众，谁能做他们的将领而加以统率？除了具有斯顿笃（Stentor）那样的嗓音，又谁能给他传令?”（1326b）最好的城邦需要有保证自给自足的足够领土，但是与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观点不同，亚里士多德不反对在城邦开辟一个经营对外贸易的港埠（尽管他十分赞赏某些城市在市场的商贸区域以外划出一定的空间以专门用于政治集会的做法）。我们从他关于最好的城邦的论述中看到了他整个政治学思想的张力。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任何公民都不能从事工匠或商贩的职业，“因为这种生活不光彩而有碍善德”，任何公民也不能从事农民的职业，因为农民没有培养德性的闲暇（1328b-1329a）。然而另一方面，这些人的缺陷是因为职业习惯与实践活动，而非因为他们的固有能力。他们（被迫）的生活方式而非他们的固有品性使工人与农民们无法获得最好城邦的公民身份。[16]“老寡头”曾经认为穷人的无知是因为缺乏教育而非他们固有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这里与其类似，他把穷人缺乏政治能力的原因归结于他们的境遇而非各自的本性。

这表明他们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并非亚里士多德理想政体的本意，而毋宁是经济社会构成方式的一种结果。在一个某些人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政体当中，一个有德性的政体由实施自我统治的少数有德性的公民组成。然而当经济和社会条件使多数人也能够享有达成德性的良好教育与闲暇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论证逻辑将把公民实施自我统治的范围扩展到这些人的身上。我们此处再次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论证逻辑排斥他自己以及我们对民主政治的过度理想化，然而也发现他的论证逻辑具有向民主方向扩展的可能性。

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政治学》时强调教育应该适应于每一特殊的政制形式（1337a），它应培养人民的各种恰当习惯以使政体长盛不衰。实际上，每一种政体形态都会试图去塑造公民的品性，以适应它们各自的政治目标，有些政体形态比另外一些做得更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为一个良好政体立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的原因。因为只有在最好的政体之下，好人与好公民才能完全吻合。在每一不完善的政体之中，公民的各种能力与性情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以适应统治集团特殊或乖张的利益——即便那是把所有公民都包含在内实行一种多数意见的暴政。我们必须努力按照人类最好的本性去创造一种政治，以免让政治按照最坏的本性去塑造我们。

在实践自己的理论理性时，人类分有神灵的能力。在与公民同胞共同协作时，人类能够最好地实践与完善自己的实践理性。公民身份从理想上来说是实践人类本性这种深刻能力的条件与顶峰。当人类本性的这种能力具有平等分配的可能性时，人们为之欢声鼓舞，但这种能力也可能不是平等分配的，这又导致了公民身份自身分配的不平等。公民间相互平等的诉求开启了关于政治制度安排的大量问题，同时也开启了公民身份自身的基础的问题。

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大大超出了公民身份的范围，但是他对公民本性及其与政治体关系的论述明确表达了一种政体理想。另外，他还探究了这个理想政体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的各种变体与背离形态。不同政制形态可能会误解德性的必需条件，或者把政治权力置于德性的不当象征之上，比如财富或单纯的人数。这些政体中的公民不断内化与坚守着他们的价值理念，极易恶化自己的弱势处境。只有最好政体下的公民才能够发展出彻头彻尾的公民美德与优势力量。正如柏拉图认为的那样，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个人所身处的政体对他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至关重要。我们在下一章将发现，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后还有很多后辈学者在雅典教授哲学，他们以多种方式探索出了更大规模的政治体，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对把最好政体与个人追求最好的生活相联系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

注释：

[1] 这是Ober和其他一些人的计划，参见Ober 2005。

[2] 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这一出发点，一项卓越的概述性研究成果，参见Lear 1988。

[3] EN 1103b，我严格遵循Barnes（1984）中的译文，但也对其做了些许修改。

[4] 关于亚里士多德该伦理学观点的卓越分析，参见Burnyeat 1980。

[5] 关于家庭及其成员如何被包含在城邦之内的研究，参见：Cooper 2012, pp. 70-143。

[6] 此处我借鉴了Schofield的观点，参见：Schofield 1999a, pp. 115-40。

[7] 利用亚里士多德来为西班牙对美洲大陆的侵略进行辩护的研究，参见Pagden 1995; 利用亚里士多德来为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制进行辩护的研究，参见Monoson 2011。

[8] Amartya Sen（1982）相当著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9] 一项关于家庭及其成员如何被包含在城邦之内的有价值研究，参见：Cooper 2012, pp. 70-143。

[10] Lane 2013e，即将发表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它可以被视为人民主权的概念，尽管它不是人民权利这样的法律词汇，它也不代表人民能够控制与管理自己的事务与利益——正如西塞罗所发展出的人民主权理论那般（参见：Schofield 1999a, pp. 178-94）。

[11] Pol. 1281a-b，译文参见Reeve 1998。

[12] 雅典的集体宴会通常依赖一个公民小组所提供的集体资金，而像克里特这样的城市的集体宴会则由城市的公共资金来提供，斯巴达的集体宴会采取个人贡献食物的方式。克里特与斯巴达都对基本的生活供应品，以及偶尔打猎获得的肉类或其他美味进行征税。学者们通常主要注重集体宴会中的百家餐色彩，或者更一般意义的参与人员的多样性，这种观点主要见于Waldron 1995，并且在Wilson 2011以及Ober 2013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捍卫。然而，Lane（2013d）则注重数量的积累。对我观点的一系列怀疑意见，参见Cammack 2013。

[13] 关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法律之治”理想的贡献的研究，参见Allen 2000。

[14] Pol. 1282b，译文参见Reeve 1998。

[15] 引文分别见于Pol. 1323a, 1323b。

[16] 这里的论证思路受到了Frank（2005）的影响。

第六章

世界主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是单一城邦的公民身份。城邦是一个城市国家，它通常依靠法律进行自我管理，也会构筑城市围墙来自我防卫。[1]希腊的后世学者，以及后来罗马的哲学家们开始质疑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疆域与定义。各式各样的学术流派通过不同的视角开始怀疑最好的共同体是否可能不局限于城市的法律与围墙。它可能仅仅是从城市某一区域内遴选而出的友谊群体；或者可能向外扩展而囊括了一切理性的个人，无论他地理上身处何方。

亚里士多德还在世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探索上述以及其他的可能性了，特别是在他生命的大约最后二十五年里，此时雅典诞生了两个新的哲学流派。这两个哲学流派对作为政治理想的城市法律与围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基提翁（Citium）的芝诺（Zeno）创建了斯多葛学派，据说他在其著作《政制》（Politeia）中反对根据个人的正义体系来划定城市各区域或地方的边界（Plutarch, De Alex. Fort.329A-B）。[2]与此同时，萨摩斯（Samos）的伊壁鸠鲁（Epicurus）创建了伊壁鸠鲁学派，在哲学论证中成为斯多葛学派的主要对手。该学派数世纪后激发了一位狂热的信徒在一块石头上雕刻下了一个时代的呼声：“城市将无需围墙或法律。”[3]我们在本章将会发现这两个学派提出了根本不同的政治理解，但它们也拥有相同的信念，即哲学与政治理想最终将不受城市法律与围墙的限制。

其中最著名的新理想是斯多葛学者所提出世界主义。实际上，世界主义仅仅是这一时期针对政治共同体的疆界、价值与定义而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中最重要的一个。在所有此类新挑战之下，人们围绕正义的自然或约定根源、平等的定义及其与公民身份的关系——前面章节的重要主题——展开了全新的关注与讨论。是否有一种政治可以超越既定政体的法律或围墙的限制？这既是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同时又使人们对政治自身的性质产生了质疑。

亚里士多德还在世的时候，世界主义的初始版本就已经产生，它首先由另外一场哲学运动的支持者即第欧根尼清晰地阐述出来。有人曾经问第欧根尼来自哪里，第欧根尼回答说他并非来自任一城邦，而是kosmopolites，即一位世界公民。在第欧根尼看来（后来以犬儒主义者的名号被世人所熟知；犬儒主义者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狗，因为他致力于按照自己的动物本性而生活），“世界主义”的意思是说他一并反对任何政治共同体对其自身所施加的一切要求。从第欧根尼及其追随者们那里借来这个单词，斯多葛主义者们对它作了巧妙却在方向上十分不同的发展。他们没有取消各种地域形式的公民身份，而是把它们纳入到世界公民身份之中，使其具备了更多的积极意义。他们用这种形式的世界主义对抗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后者已经开始明确呼吁另外一种形式的理想共同体，即一个政治体内部的友谊群体——它能够给人带来安全与正义。最后是“怀疑主义者”或“问询者”，他们按照两条谱系脉络（一种是更为温和的后柏拉图学园的“学院派”怀疑主义者，之后的另外一种则是更为极端的怀疑主义，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追溯到与芝诺和伊壁鸠鲁同时代的一位前辈学者）发展，他们都认为所有的政治诉求不过是表面而肤浅的约定，但对它们是根源于理性还是自然的问题不置可否。

除了第欧根尼以外，所有这些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观念都属于历史上的“希腊化”时代，即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死亡到公元前30年埃及托勒密王朝（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们的后裔所统治的最后一块帝国领土）臣服于罗马的古希腊历史时期。[4]希腊化时代及稍早时期的关于世界主义的各种变体及替代形式的讨论为人们思考政治的起源、价值、位置及其疆域范围开创了新的平台。除了能于这一时期发现新的学术流派（早期的犬儒主义者，以及斯多葛主义者、伊壁鸠鲁主义者与怀疑主义者）以外，我们还能看到柏拉图的思想在其学园里面，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吕克昂学园里面得以继续发展，后者的追随者们甚至有了新的名字即“逍遥学派”。在思考这些政治问题的时候，大部分学派把它们置于更宏大的物理学、逻辑学与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之中。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伦理学的一部分，只有在为了说明这一点的时候，我才会涉及到这些学科。

苏格拉底与智者们关于自然与约定的讨论在这些新的哲学框架内得以复兴与延续，但关于世界主义及其定义的新问题同时被提了出来。希腊化时期哲学论辩的主要问题包括：是否真如亚里士多德与斯多葛主义者们以各种方式所提议的，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进而直接体现于某些政治之中？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人的政治实现形式是自然地还是理想地限于有围墙的单一城邦，抑或更大范围的“世界城邦”（cosmopolitan）之内？或者与之相反，政治仅仅是一组有用的约定而与人类更深层次的自我实现无关——正如伊壁鸠鲁主义者所主张的，而怀疑主义者则对它的可能性不置可否？抑或是说这些政治约定实际上伤害了人类自身的繁荣发展，正如犬儒主义者对它们的无情斥责？人类共同体的起源与存在场域、法律的性质、良好生活是源于德性还是享乐、正义的价值，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哲学论辩的主题。

世界主义之场景一：反政治（anti-politics）的犬儒主义者

当第欧根尼被问及来自于哪里的时候，他没有按照人们的预想说出自己的出生城邦（锡诺普［Sinope］，一块位于黑海之滨的希腊殖民地，它盛产日后文艺复兴时期用于壁画创作的红黏土）。当他回答说自己是一位世界公民——字面意思即为整个宇宙的公民（DL 6.2.63）——的时候，他似乎是在说自己从本性上而言不是任何特殊的城邦的公民。他并非在构想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责任。与此相反，他宣称放弃并抨击任何普通的人类城邦对自己可能施加的那些要求。

因为第欧根尼认为任何城邦所强制或期望的任何生活方式对他都无效，所以他没有遵循传统所期望的公民的生活方式。与此相反，他过着一种在周围人看来像狗一样的生活（Cynic这个单词来自于kuon［狗］；然而第欧根尼视别人的辱骂为一种荣耀）。因为狗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政治抱负或身份，所以第欧根尼也没有。[5]他像狗一样地生活是对纯粹动物生活的一种尝试。一切法律与人类的约定对他来说都是外在而不自然的。因此他像狗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撒尿、排泄以及交媾，对此他不觉任何羞耻。他宁可栖身于一个红色储物大桶里——有时狗也可能前来此处寻找庇护，也不去建造人类自认合适的住宅居所。他蔑视一切礼仪与廉耻规范，或者说他拒绝它们对自己的效力。他对政治利害或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恐惧。据说某天亚历山大大帝前去探望第欧根尼而想提供给他一些好处时，这位犬儒主义者——正在外面全身赤裸享受日光浴——仅仅请求这位君王不要挡住阳光。

第欧根尼的生活不在此世，因为他对人类事务一无所知，他也不仅仅是处于人类的原始状态。恰恰相反，他在兑现一种哲学承诺。让我们重新回到公元前5世纪习俗与自然（nomos/phusis，即法律与自然）之间的争论。第欧根尼反对仅仅是人类专横约定的习俗而赋予自然以绝对的意义。尽管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曾经批判过人类的某些约定，但他们最终都坚信有一种与自然相协调一致的真正的正义形式。第欧根尼则不然，他认为正义不过是人类的一种约定，它与自然始终处于矛盾之中。遵循自然的生活就是通往理性、幸福、自由与自给自足的生活。尽管第欧根尼曾一度被卖为奴隶，但他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自主地位。他的买主认为第欧根尼比其他家庭成员更适合掌管家务（DL 6.2.74）。犬儒主义者的自然生活方式不是按照自然正义去建构法律，它毋宁是为了反对法律与正义的一切虚假要求。第欧根尼宣称自己是一位世界公民，实际上他是在宣称自己根本不是公民：“唯一正确的政制形式是根据宇宙而来的。”（DL 6.2.72）

他的声明没有阻止其他的犬儒主义者把自己打扮为第欧根尼的徒子徒孙（第欧根尼自己当然没有创建任何正式的学派）。他的追随者们致力于传道授业，甚至还充当起了多个王室的内部成员。[6]犬儒主义者们没有建立完整的哲学体系，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自己的学派，但他们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反文化的生活方式不断吸引着新的追随者。在公元前最后的几个世纪里，犬儒主义一再受到普遍的欢迎，最终它被四处布道的传教士与乞丐哲学家们所吸纳。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此时希腊化时期的其他学术流派正蓬勃而起，特别是在基督教崛起时的公元1世纪的罗马时期。[7]犬儒主义者们与后来中世纪的弄臣相类似，但他们更为彻底地推翻了人们阿谀逢迎与渴求王室荫庇的观念与期望。他们信奉并珍视独立与自足的价值，像其他希腊哲学家那样，他们以实现了这些价值而自夸。据说后来亚历山大大帝认可了自由与自足之间存在的关联性。第欧根尼通过反对一切人类约定的方式得到了它们，但亚历山大大帝本人则通过对外征服也掌握了它们。一直流传着他的这样一个说法：“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那么我是（即想要变成）第欧根尼。”[8]

世界主义之场景二：跨政治（trans-politics）的斯多葛主义者

芝诺是斯多葛主义的创始人，他曾经与犬儒主义者克拉特斯（Crates）一同学习，后来两人相继拜服在第欧根尼的门下。这激发了芝诺的反政治思想。我们将首先讨论这一点，然后再讨论他如何重新塑造了世界主义理想的主要内容。犬儒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切地域性政治秩序中的自然性进行了批判，但芝诺改变了这一做法，进而认为宇宙内特定居民的某种政治秩序作为一个整体具备自然性。

芝诺吸收了犬儒主义者怀疑日常现实政治体制的思想，而认为大部分的现实政治不适用于理想的政体。即便是被希腊人所普遍认可的有利于公共秩序的禁忌，比如乱伦与食人肉都受到了芝诺的学生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的挑战。克律西波斯认为“与母亲、女儿或姐妹发生性行为的禁忌在理性当中找不到根据”；如果食人肉是有用的话，人类相食甚至是吃掉死去的父母也并非不自然，因为正如野兽一般，人类死去的尸体不过是待消耗或被抛弃的物质而已。[9]

与这些不当的禁忌相对，芝诺与克律西波斯各自写了一部《政制》（Politeia），他们在书中提出了全新的理想政治制度。其内容要比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描绘的政制更加全面，更加严苛与彻底。为了理解斯多葛的思想创新，我们必须快速地回顾一下柏拉图著作中的理想城邦。他所构想的哲人王们不能有个人的财产与家庭，他们的生活所需与住房都由城邦所供给，他们所繁育的后代也由城邦来集体抚养。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计划之中，这些限制仅仅适用于统治精英们，普通公民将拥有个人的财产与子女。另外，在他们的计划中只有统治精英们才是全然富有德性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德性所必需的知识。其他公民将尽可能地保有德性，他们将受到统治者理性的托管，但自己无需拥有全然的德性。

芝诺指出了柏拉图式的政制的张力：如果所有公民不都是全然富有德性的，那么城邦也不是一个完全有德性的城邦。因此在他看来，有且只有所有富有德性的人们才是“公民、朋友、亲戚与自由人”。与他们相反，所有不具备德性的人都是“相互疏远的敌人与奴隶”（DL 7.32-3,译文见于LS 67B）。然而，这种真正的公民德性需要特定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支持。[10]

斯多葛主义者与犬儒主义者在此产生了分歧。他们没有反对一切人类法律与约定，而是——如柏拉图一般——发展出了他们自己所认可的人类法律与约定，他们描绘了一种真正的政制形态，并且以此来要求公民的服从。当芝诺与其追随者们像第欧根尼一样对现实的法律与习惯展开猛烈批评的时候（芝诺的理想城邦同样禁止庙宇、法庭、体育场以及金钱货币），[11]他们主张用真正符合自然的法律与习惯代替它们，但这在第欧根尼看来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也是毫无必要的。芝诺所提议的社会机制包括了所有公民的集体性交行为（柏拉图《理想国》的理想政体仅把此局限于城邦的卫士阶层），以及不分男女一律统一的近乎于裸体的服饰。他《政制》一书中的这两项建议都是为了促进公民之间的爱意与和谐，使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体。

这表明芝诺及其学派所认可的自然生活方式不是第欧根尼所谓的像狗一样的简单生活。相反，自然生活需要重塑个人的反应来与理性相协调，以及追求德性的完善。自然是一种规范与标准。一个人所有想做的事情不都算是自然的。只有那些表征并把我们的本性与宇宙中无处不在的理性相联系起来的行为才是真正合乎自然的。学习并且渴望去行一切（并且只有）最自然之举，这本身就是一项道德成就。

年轻人在学习理性的过程中会发展出与其他动物一样的自然冲动。对一只幼兽来说，体现自然的密切关联的东西都属于自然冲动：首先是生命，以及跟生命“紧密相关”的事物，还有避免祸害（DL 7.85.4）；其次是与别人的相互协作。[12]这种与别人发生联系——即“归家”（oikeiosis）——的自然冲动由内而外地从自我经过家庭、共同体，最终在理性的指引之下扩展到整个宇宙。因此人类从自然本性上来说具有社会性。个人在自己与别人的利益之间不存在尖锐的或自然的割裂。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伦理学与政治学——如果正确理解的话——都同样是自然的。过一种富有德性以及公民的生活都根源于人类的自然冲动，我们人类从自然本性上来说就具有发展它们的能力。

然而，如果斯多葛主义者把公民生活视为“归家”的自然结果，那么世界公民就是它的自然极致。在总结斯多葛主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种观点：“世界就像一个城邦，它由神灵与人类所构成。他们都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因为他们都分有理性，即自然法。”[13]克律西波斯在其著作《论法律》的开头就详细阐述了自然法：“法律是所有人类与神灵的主宰。作为主宰与向导，法律必须说明什么是荣耀与卑劣，因此它乃是非对错的标尺，它向那些本性是政治的物种说明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尤其对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来说，自然法能够赋予人类法律以意义的观点成为协调日常政治与世界主义的主要方式。斯多葛主义者爱比克泰德（Epictetus，他曾经是希腊奴隶，后来在罗马人治下从事创作）宣称你必须担负起你的一切社会角色（作为儿子、兄弟、议事会成员以及其他任何可能的身份）的相应行为。[14]然而你也必须谨记“你是宇宙的公民。”[15]你拥有这样的能力，你不应该孤立于整体之外，你应该审慎地对待一切事物，始终参照整体而做出自己的思考与行为。我们在这里发现世界公民的新理想被用作人类行为的评判标准，尽管日常的政治关系同时也得以维持。世界主义也可能包含人们对地域政治的服从，斯多葛主义者们从没有放弃过这一立场。近代政治哲学后来继续捍卫了这一立场，将其发展为一种“有根的世界主义”[16]（rooted cosmopolitanism）理想。

友谊群体：内政治（infra-politics）的伊壁鸠鲁主义者

斯多葛主义者们把人类与神灵都视为同一个宇宙城邦的组成部分，他们确信人类与神灵都能够达成理性与法律的共同自然标准。公元前307年，伊壁鸠鲁把一种新的哲学流派带入了雅典，并在雅典的一个庭园内传道授业。在与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们的哲学论争中，斯多葛主义者们必须去捍卫人类与神灵的相互关联性。在伊壁鸠鲁看来，神灵与人类的世俗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人类的生活独立于神灵的授权或惩罚，它完全按照凡人的时间线索而独自展开。伊壁鸠鲁认为“死亡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当感官体验停止的时候，任何能影响人类的事物——痛苦与欢乐——也就都停止了。因此，人类的使命就只不过是尽最大的可能去追寻牢靠的欢乐，以及避免痛苦。

人类的使命当中没有斯多葛主义者所谓的作为向导的理性自然法，也不存在苏格拉底所谓的正义的自然标准。犬儒主义者、斯多葛主义者以及后来的怀疑主义者都把苏格拉底视为楷模，但是伊壁鸠鲁主义者独独排斥他。在经常出入伊壁鸠鲁的花园的朋友们看来，法律不过就是公元前5世纪某些智者所持的看法：人为创造的约定；它无非是为了促进人类牢靠的欢乐，以及避免不必要的痛苦。政治可能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但它并非基于人类关于社会性——无论它青睐于一个地域还是宇宙的政制形式——的自然冲动。它不过是一种人造之物，它不应试图激励个人自我牺牲的德性，而应去促进人们日常生活的欢乐（尽管伊壁鸠鲁持有欢乐的普遍观点，但是通过降低欲望的方式，他认为欢乐最容易达成与满足；伊壁鸠鲁的欢乐来自于面包与水，而不是名贵的松露与香槟）。尽管如此，政治还是有利于人们达成牢靠的安宁状态。

在追求安宁生活的过程之中，伊壁鸠鲁主义者与犬儒主义者不同，他们并不蔑视社会的各种约定（伊壁鸠鲁主义者也不像芝诺与克律西波斯那样去创造更理性的法律）。伊壁鸠鲁主义者外表上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他们会结婚，也会遵守性行为的法律；他们有所失的时候也会感到悲伤；他们甚至也会“提起法律诉讼，在即将死去的时候也会留下著述。”[17]从同一文献中我们得知“他们不会参与政治”，但是他们“偶尔也会向君王献殷勤”。然而，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荣耀，或者基于什么德性的义务，他们只是乐于履行日常的公民职责。伊壁鸠鲁坚持认为其追随者们都应该愿意“担当陪审员。”[18]尽管如此，与斯多葛主义者相比，伊壁鸠鲁主义者对政治参与的各种传统形式表现出了少得多的兴趣与热情，比如他们把修辞术称为“卑鄙的技艺”。[19]

因此对伊壁鸠鲁主义者来说，政治关系的角色主要是功能性的。人们应当按照用途而不是什么固有的内在价值对它们做出冷静而客观的评价与支持。法律只不过是人类实施强制力的一种工具，它并非什么神圣理性。正如伊壁鸠鲁主义者赫尔马库斯（Hermarchus）的劝诫：“人们对效用视而不见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对法律惩戒的惧怕。”[20]与柏拉图主义者与斯多葛主义者的观点不同，正义并非基于自然。恰恰相反，正义是人类创造的互惠约定。伊壁鸠鲁说“自然正义”并非确定的词汇，正义是“互惠互利的保证或承诺，既不伤害别人也不受到别人的伤害”。[21]从本质上而言，不义之举不是一种错误，它无悖于自然。只有在他害怕其不义之举会带来伤害或惩罚的意义上而言，它才是错的，进而损害了他的自信与安宁。

伊壁鸠鲁主义者们的分析既不以某一政治共同体，也不以整个世界共同体为中心，反而聚焦于一种我们可以称为“内政治”（infra-political,即政治之内或政治之下）的特殊共同体形式。这种共同体因相互的友谊关系而得以定义。[22]它由出入伊壁鸠鲁式花园的朋友们所构成，他们都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友谊对形成与促进安全感以及心灵的平和——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3]据说友谊实际上是最大、最持久的欢乐，它是一种真正的喜悦。[24]尽管友谊与正义一样一定是源于效用，但是友谊所蕴含的真切的安宁需要一个人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因此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对友谊的坚守是绝对而不讲条件的，以至于说一个伊壁鸠鲁主义的哲人“有时会为朋友献出自己的生命”。[25]

当犬儒主义者们试图像动物一样过活的时候，伊壁鸠鲁主义者们痛斥此种“没有朋友的生活”无异于“狮子和狼的生活”。[26]另外，与斯多葛主义者们不同，伊壁鸠鲁主义者们认为友谊而非法律才是理想的共同体形式。然而友谊群体也可能超越花园的范围，进而发展为更宽广范围内的共同体，此时普通形态的政治就会消亡。因此很多伊壁鸠鲁主义者们是热情的慈善家。这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吕西亚山区奥诺安达（Oenoanda）城城墙上的一段铭文：“城市将无需围墙或法律”。[27]它可能由一位伊壁鸠鲁主义的哲人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所创作，它向人们传递了一幅人类世界没有围墙或法律的伊壁鸠鲁主义式的愿景。现在我们知道铭文的作者是奥诺安达的第欧根尼，这位哲人与捐助人解释该铭文说：“帮助我们的后人是正确与恰当的”，也就是说帮助后人不受“虚假观念的时疫”[28]的影响。伊壁鸠鲁主义者们认为不受围墙与法律阻隔的世界将是一个由效用与友谊所构成的人类共同体，它不受制于什么自然与神圣的法律。

不管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如何乐善好施，一般而言他们只认可自己特殊群体内的正义条款，并且用自己的哲学立场——寻求牢靠的安宁——去捍卫之。斯多葛主义者与柏拉图主义者们对此都不甚满意，他们认为伊壁鸠鲁主义者只把正义视为算计与自私的工具。然而至少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在人们互利互惠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牢靠的正义。另外，尽管各学派互有分歧，但斯多葛主义者与伊壁鸠鲁主义者都认为好的生活只可能建立在正确的哲学立场与理解之上。

希腊化时期最后的哲学流派是怀疑主义（两条脉络），它从理论上提出了更为彻底的批判，尽管在实践中接受与“寂静主义者”（quietist）颇为类似的做法而恪守现实政治的要求。一旦一个人理解了为何以及如何按照自然生活，他就能够拥有智慧与德性，因此他就是一个幸福与自由的斯多葛主义者；一旦一个人理解了神灵、死亡与欢乐的本质，并把它们视为同一个善，他就能够拥有智慧与安稳，因此他就是一个得以享受安宁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当一个人正在获得对世界的真实理解的时候，他就能够获得这些恩赐。（伊壁鸠鲁《梵蒂格言》［Vatican Sayings］的第31节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与其他大部分的事物相比，人类最能获得安宁。“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人类都能居于没有围墙的城”［LS 24B］。）与之相反，希腊化时期后来崛起的哲学怀疑主义运动认为实践中理解世界的努力恰恰伤害了安宁。停止这种努力，停止下判断，这才是（极具吊诡色彩）获取安宁——希腊化时期所有哲学流派都认可的幸福之必需条件——的最佳途径。

城邦怀疑主义者（Scepti-politanism）

怀疑主义学派的名字来源于希腊单词“问询”（skepsis），它诞生于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以及其他学派）学派之间的争论中。如果各家各派只是让自己的信徒们处于相互攻击的悲惨处境，那么它们怎能提供获得安宁的良好训诫呢？怀疑主义者认为这些争论与反驳都不具备理性的基础。唯一合理的回应是停止对所有争论作正确与错误的判断。一个人可能会理性地选择一种学派，认为它比其他学派更具可能性与说服力，因此在实践中遵循这种学派；一个人也可能只是遵循自己共同体的各种约定，而不质疑该共同体的任何正当性。这后一种情况正是后来更为激进的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达到顶峰的怀疑主义的观点。激进的的怀疑主义者们把自己视为皮浪（Pyrrho）的追随者，因此可以统称他们为“皮浪主义者”。他们令人兴奋的怀疑主义观点认为人们能够获得哲学争论所追求的安宁，只要人们不再执迷于任何一种哲学流派。

怀疑主义的政治影响在理论上是极为深刻的，尽管稍后我们将发现它在实践中可能并不是那么地举足轻重。在理论上，怀疑主义者们认为斯多葛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者们所认为的对良好生活至关重要的各种信念都毫无用处。公元前155年，由雅典的三位哲学家——一位逍遥学派的代表、一位斯多葛主义者与一位怀疑主义者——组成的大使团出使罗马。面对每位大使各自阐述的哲学立场，罗马贵族们都深受鼓舞，以至于允诺派遣各自的子弟们前往希腊学习哲学，他们甚至还邀请这些远道而来的希腊哲人到自己的家里与朋友圈中做客。

没有哪位大使比怀疑主义者卡涅阿德斯（Carneades）的阐述更为有力或更加令人不安了。他代表了当时柏拉图学园的温和怀疑主义转向。他第一天先作了一个著名的公共演讲，大谈特谈正义对政治生活是何等的重要；然后第二天又做了一个公众演讲，为同一目的转而又高度赞扬了不义对政治生活的意义。对同一哲学立场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这是怀疑主义辩论方法的精髓。任何一方都不能说服另外一方，这位怀疑主义者宁可拒绝作出任何判断，也不对它们的正确或错误进行武断的评价。然而人们可以采取更为温和的方式，得出一方比另一方更有可能性的结论，即使是卡涅阿德斯本人。卡涅阿德斯对不义的赞扬使怀疑主义成为最有可能侵蚀政治关系正当性的哲学流派。

卡涅阿德斯的演讲最好的记录是在西塞罗的《国家篇》中。西塞罗记述了两位罗马公民在公元前129年（因此他们还保有卡涅阿德斯出访罗马的鲜活记忆）聚会时的谈话。这两位公民采用倒叙的方式重现了这位雅典的怀疑主义者的演讲。我们下一章将详细讨论西塞罗，此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他的著作确实向人们介绍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观念，他对其进行研究、记录，乃至有所发展。西塞罗记录的卡涅阿德斯的演讲，通过后来的两位罗马公民，实际上是现存对其内容最为完整的表述。西塞罗先是安排了卢修斯·弗里乌斯·菲卢斯（Lucius Furius Philus）赞扬不义的言论，然后又让盖尤斯·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作出了赞扬正义的回应。莱利乌斯的回答较之著作的其他内容现在只剩下一些残篇。然而我们能够发现他提供了一种与斯多葛主义者相类似的观点：“真正的法律是与本性相合的正确的理性；它是普遍适用于一切人类的……罗马和雅典将不会有不同的法律，也不会有现在与将来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种永恒不变并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法律；也就是说神灵是我们一切人类的共同主宰与将军。”[29]然而我们此处将主要关注西塞罗让菲卢斯发表的赞扬不义的言论，因为他代表了卡涅阿德斯的观点。

据说卡涅阿德斯对斯多葛主义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认为“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法”。在重述了这种反斯多葛主义的观点之后，菲卢斯又搬出了伊壁鸠鲁主义的观点：“根据效用的原则，人类为自己制定法律。”然而他转向了一种极具诡辩色彩的方向。伊壁鸠鲁还认为应当尊重法律与正义，因为它们是有效用的，但是怀疑主义者们对此誓死不从，他们认为“不存在什么正义之类的东西，或者说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也是最大的愚蠢”，因为正义的人将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30]

菲卢斯首先声明正义并不存在，或者说它的存在仅仅是基于人类的约定而非什么自然（智者观点的再现）。他认为“如果（正义）是自然的……那么正义与不义——像冷热酸甜一样——对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样的。”[31]然而正如希罗多德用其历史叙述告诉我们的（本书第二章），人类社会对何为正义与不义的判断大相径庭。菲卢斯提供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正义与法律不可能是自然的，因为人类的约定不停在发生激烈的变化。[32]（其中一个例子是说罗马法律的变化。它实际上使富人们无法把大部分的女性列为遗产继承人。菲卢斯说这种法律“对女性极为不利”，他追问：“为什么女性不应当拥有她自己的金钱？”[33]）在说明正义源于约定之后，菲卢斯继续论证认为寻求正义，特别是在外交关系领域，违反了智慧对一个人的告诫：“统治尽可能多的臣民，享受快乐，变得富有，成为统治者和主人。”[34]

我们在第一章与第四章分别讨论了关于正义的各种挑战——柏拉图《理想国》中卡里克利斯所持的论点，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急切希望听到的相反观点，它们前后相承地联系在一起。在本章讨论怀疑主义对正义的挑战时，我们无疑也要参考前面的内容。卡涅阿德斯首倡而菲卢斯重述了怀疑主义对正义的批评，其核心是批评正义的自然性，以及后来伊壁鸠鲁主义者把正义（至多）视为效用的观点。然而菲卢斯与伊壁鸠鲁主义者也存在分歧，前者提供了许多正义与效用截然两分的案例。一个人在紧要关头最自然与聪明的办法当然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但这需要以牺牲别人为代价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智慧与正义无法协调在一起，这是一种反苏格拉底、柏拉图与斯多葛主义的观点。但效用与正义也并非总是一致的，这又是一种反伊壁鸠鲁主义的观点。怀疑主义者无法全然认可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的任何一方。

卡涅阿德斯赞扬不义的演讲对个人与政治生活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如果他赞扬不义的观点成立，那么这就将超越伊壁鸠鲁主义把正义视为效用的观点，进而主张积极追求利益与权力而不管手段的正义与否：不管是因为个人自己的财政状况而逃避法律，还是在帝国扩张中不公正地对待那些被征服的各民族。卡涅阿德斯演讲当中的伊壁鸠鲁主义与诡辩腔调使其变得如此令人不安，尽管从怀疑主义的论辩方法上来说，它们并没有被令人信服地驳倒。按照怀疑主义的论辩方法，对正义的辩护也没有被令人信服地驳倒。这就解释了怀疑主义为什么在政治实践上比在政治理论上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令人不安的因素。因为怀疑主义用不义反对正义的做法并不会导致它对不义孤注一掷地追求，而是要求停止对双方的正确或错误作判断。怀疑主义者不会得出伊壁鸠鲁主义者或智者的结论，他们也不会得出斯多葛主义者的结论。他们对一切相反的哲学观点都不会全然接受。

那么，一个怀疑主义者如何生活呢？没有教条主义的正当理由去公然藐视人类习俗，怀疑主义者将按照他所在的城邦的习惯而生活。更有甚者，如果他采纳最具可能性与说服力的立场标准，那么这种生活实践方式将得到进一步地加强。然而即便他遵循那种可能最好的生活方式，他也不会对这些习惯与法律是否真的正确或错误作出判断。[35]因此从表面上看一个怀疑主义者的生活方式与他的不懂哲学的邻居毫无二致。不纠结于事物的本质到底如何，你就能获得安宁的生活。怀疑主义者不会是什么挑衅或教唆者。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女性怀疑主义者，那么她并没有教义学说的正当理由去教唆或挑衅她的邻居或当权者。她不会执迷于某一种哲学信条，正因如此她没有理由去公然藐视社会的各种习俗。她将遵循一种我们可以称为“城邦怀疑主义”（scepti-politanism）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将从内部掏空她对城邦的承诺，而不是采取某种世界主义身份的形式从外部挫伤城邦的元气（如犬儒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抑或把自己的需求相对化而扩展到宇宙共同体中的理性个人们（如斯多葛主义者那样）。

绝境之中的希腊化时期哲学

在这些哲学流派之间作抉择不是一件小事情。对希腊与罗马人来说，选择遵循哪条哲学道路，按照哪种哲学方式去生活，加入哪个流派，对个人来说都是急迫而意义重大的事。一个人在社会现实中的理想与抱负，他是去追求担当公共职务，还是退隐于世俗之外，以及一个人的心理状况，面对配偶或孩子的死亡该如何反应，这些都取决于他所坚守的哲学，以及这一哲学内化于自己的程度。尤其是对伊壁鸠鲁主义者与斯多葛主义者来说，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也意味着一种哲学观念的承诺，即他们或多或少都要跋涉在力图对哲学作彻底理解的旅途之中。一个人的伦理、政治决定与他关于宇宙的本质的看法相互交织在一起。宇宙是否如斯多葛主义者的判断那样是已然确定的，充斥着自己的精神与理性，而神灵是为了宇宙的共同利益？还是如伊壁鸠鲁主义者的看法那样，宇宙是随机的、物质的，而仁慈的神灵与人类事务漠不相关？抑或是如怀疑主义者的观点，一个人根本不应该作出任何选择？

在多种多样的哲学世界观中，人们非常惊奇地发现斯多葛主义最支持日常的政治参与和政治领导，尽管它把地域的政治诉求置于世界主义的背景下理解。芝诺开创了斯多葛学派，他最得意的门生珀耳塞斯（Persaeus）生下来便是奴隶。珀耳塞斯与芝诺曾经一起学习，后来供职于马其顿的王室，最终被任命为希腊城市科林斯的执政官。另外一位斯多葛主义者可能在斯巴达国王克利奥米尼斯三世（CleomenesⅢ）在公元前3世纪的激进政治改革中充当过顾问，据说这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要恢复莱库古（Lycurgan）的先王之法。斯多葛主义者并不是唯一推动参与政治活动的人。此外还有亚里士多德的学派，这可能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与斯多葛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类具有社交的本性。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在希腊化时期继续开放（如柏拉图的学园一样）。学园曾经培养出了一位学生，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被马其顿的掌权者们任命为雅典的保护者与将军。学园的另外一位学生作为特使而被秘密派遣至外邦的一个君主国，并且在那里受到君主的委任而为一个新城市即梅格洛玻利斯（Megalopolis）拟定政制（Polyb.5.93）。还有一位学园的学生甚至在埃及成为首位希腊化时期君主的儿子的老师。

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尽管世界主义的政治观念已经出现，但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们在担任统治者的顾问与教师方面，他们做得甚至比自己古典时期的前辈们更为成功。在进入希腊化时期以后，城邦的影子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立即消失。如果一些希腊城邦在稍早的时候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那么另外的一些城邦得以相互结盟，并且维持了数世纪的独立与自由。同时，与古典时期的哲学前辈们一样（就亚里士多德来说，他也仅只早了十五年多一点而已），斯多葛主义的创立者们也勾勒了各种各样的理想政制形式（politeiai）。那些斯多葛主义的竞争对手们——崇尚友谊的伊壁鸠鲁主义者与对公民政治忠诚感的真实性拒绝作出判断的怀疑主义者们，尽管他们对政治共同体的各种诉求持有更多的怀疑态度，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供职于自己的政治共同体之中。（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朱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行刺者之一政治家卡西乌斯［Cassius］就是一位伊壁鸠鲁主义的信奉者。伊壁鸠鲁主义者们认为当一位暴君对安宁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采取行动使政治共同体摆脱这种威胁，卡西乌斯及其同谋者们认为恺撒就是这样的一种威胁。）

在斯多葛主义者的努力下，世界主义开始以新的方式思考一种政制，它超越了传统城邦的疆域限制，尽管斯多葛主义的追随者及其竞争对手们在理论与实践上仍然很严肃地对待现存政治共同体的地域规模。世界主义把日常政治的诉求与价值置于一个特定的视角之下，将其与个人的身份与义务进行比较，个人作为理性存在者，与宇宙内其他理性存在整体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发现这就是世界主义的政治观念对罗马共和主义思想家们所起到的重要影响之一。他们深深地受到了希腊化时期各种哲学争论的影响，但同时他们也试图效忠于自己独特的政治共同体。我们下章将探究把希腊人置于自己的阴影之下的罗马人，如何旗帜鲜明地发表他们关于罗马共和国政制的独特性质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吸收、发展与重塑了希腊古典时期与后来的希腊化时期的各种政治理想。

注释：

[1] 亚里士多德的确在某处曾表示过希腊人能够统治周边各民族，进而大胆地发展出“一个单一的政制”（Pol. 1327b31-3）。按照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思路，这种解读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比如Meier 2011，p. 41，但是最好把其理解为所有希腊城邦都施行同样的政制形态而不是融合成一个单一城邦（参见：Reeve 1998, p.202＆31）。

[2] Schofield 1991, pp. 104-11.他认为普鲁塔克在这里误解了芝诺有点类似于斯巴达政制的意思，表示普鲁塔克误认为芝诺试图把城邦纳入亚历山大大帝的政治计划之中。因为我这里的目的仅限于介绍，所以城邦不再有确定的围墙与法律的判断同样适用于Schofield对芝诺思想的重构。他认为芝诺是从共同社会规范的角度来定义政制的（Schofield 1991, p. 73）。

[3] New fragment 21.1.1-14，这段引文的译文见于LS 22S。这段铭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它被雕刻在约100米高的城墙之上，表面被陶土所掩盖）由奥诺安达（Oenoanda）的第欧根尼在约公元200年委托别人刻成（不要把他与犬儒主义者锡诺普的第欧根尼相混淆）。该刻文残篇连同其他残篇在Clay论文的概述与回顾当中都被突出强调，参见：Clay 2007, p. 288；它见于Smith 2003。

[4]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诸位将军们瓜分了他的帝国并精心谋划了君主国的政治理想。他们之间成为相互敌对的君主。当然他们的君主国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抱负。关于希腊化时期的历史与政治的概述性研究成果，参见Walbank 1981。

[5] 参见Moles 2000。

[6] 不管这听起来多么不可能，据说在亚历山大大帝的身边有一位犬儒主义哲学家欧奈西克瑞塔斯（Onesicritus）伴其左右；后来其他的一些犬儒主义者也是宫廷哲学家。比昂（Bion）一出生就是一位奴隶，公元4世纪末期他在老学园（Academy）之中进行学习，然后成长为一名哲学家，并且成为一名受人欢迎的犬儒主义哲学教师。安提柯二世（Antigonus Gonatas）曾经是统治马其顿的将军。在讨论比昂与安提柯二世的关系的时候，Kindstrand谈到了犬儒主义者充当王室内部成员的情况，参见：Kindstrand 1976, pp. 14-15。

[7] 实际上耶稣寓言故事中的反文化特征使一些学者（有争议地）把耶稣称为“犬儒主义者耶稣”。我们可以发现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已经变作强大的意象，它在某些方面塑造了人们对耶稣，以及后来的布道者保罗的生活的理解。参见Bosman 2008以及Downing 1992。

[8] Alex. 14.

[9] 关于克律西波斯这些文字的记述见于Plutarch, On Stoic Self-Contradictions 1044F- 1045A,译文见于LS 67F; 以及Sextus Empiricus, Outlines of Pyrrhonism 3.247-8,译文见于LS 67G。

[10] 这里的论证方式与本章对斯多葛主义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Schofield 1991。

[11] 芝诺的批评者提供了该叙述，参见DL 7.32-3，译文见于LS 67B。

[12] DL中关于多位斯多葛主义者的叙述见于Inwood ＆ Gerson 2008; 他们两位依次对多位斯多葛主义者的资料进行了收集，并提供了译文，使人们受益良多。

[13] 出自Arius Didymus，Eusebius记述之；DL（67L）对文本进行了选译。

[14] D 2.10.7-12.

[15] D 2.10.3，译文参见Inwood ＆ Gerson 2008, Text 144（p. 200）。

[16] Appiah 2006.

[17] DL 10.117-20，译文见于LS 22Q。

[18] DL 10.119，译文参见：Inwood ＆ Gerson 1997, p. 42。

[19] Ammianus Marcellinus, 30. 4. 3（51 Usener），译文参见：Inwood ＆ Gerson 1997, p. 96。

[20] Porphyry记述之，见于On Abstinence 1.71-9.4，译文见于LS 22M。

[21] DL 10. 139-54，译文参见：Inwood ＆ Gerson 1997, p. 35。

[22] 早期的斯多葛主义者也赞赏哲人智者之间的友谊，他们称这种友谊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出自Fin. 3.70，译文见于Inwood ＆ Gerson 1997, p. 242）而非其他。然而，他们重视哲人智者社群的同一性程度要大于特殊的友谊关系。

[23] Epicurus, Key Doctrines 7.27，译文见于LS 22C, 22E。

[24] Cicero, Fin. 1.66-70，译文见于LS 22O。

[25] Cicero, Fin. 1.66-70; 后未引原文见于DL 10. 120, 译文见于LS 22Q。

[26] 出自Seneca, Ep. 19. 10，译文见于LS 22I。

[27] New fragment 21. 1. 4-14，译文见于LS 22S。

[28] Fragments 3.2.7-3.6.2, Smith. 该铭文残篇连同其他残篇在Clay论文的概述与回顾当中都被突出强调，参见：Clay 2007, p. 288；它见于Smith 1993。

[29] 《共和国》的所有译文均见于Cicero 1991；《共和国》中的残篇有着自己的编序体系，但在印刷的时候并非总是按照数字顺序，因此我在引用的时候同时表明了残篇的数字与所在页码。这里的引文见于3.33，pp. 71-72。关于其他现存的不完整古代文本，一些残篇在后来的文献中被引用或记述，因此它们可能遭到后世的重新塑造。

[30] 该段中的所有引文均见于Cicero 1991, 3.21a, p. 63。

[31] 该段中的所有引文均见于Cicero 1991, 3.13.

[32] 该段中的所有引文均见于Cicero 1991, 3.17, p. 65.

[33] 该段中的所有引文均见于Cicero 1991, 3.17, p. 65.

[34] 该段中的所有引文均见于Cicero 1991, 3.24b, p. 66.

[35] 皮浪，伊壁鸠鲁与芝诺的同代人，他的人生经历与教诲学说被自己的学生提蒙（Timon）记述了下来，他的思想被后来的怀疑主义者埃涅西戴谟司（Aenesidemus）盗用而被奉为宗师。据说他以一种更加激进与大胆的方式实践着自己的理论。“一定不要追逐什么目的，不要做什么准备，勇于面对所有的风险，不管它们是马车、深渊、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DL 9.11，Hicks译文，见于Diogenes Laertius 1925）。然而，皮浪的怀疑主义立场要比后来的那些自称为“皮浪主义”的追随者们更教条。

第七章

共和国

地图3 罗马扩张图（至公元前30年）

在遥远的古风时期与稍晚的古典时期，希腊与罗马的历史基本上同时展开。根据传说故事，公元前753年，与斯巴达的创立基本同时，罗马城建立，它起初是一个王国。人们普遍认为罗马七王的最后一个王于公元前509年被推翻，与克里斯提尼在雅典实行的政制革新几乎同时。王制被推翻以后，罗马人创造了一个更能保护关于“共和国事务”（拉丁文res publica，即“人民的事务”，意思是人民的事务或关切）的政体的基础。在英语中我们把res publica这一政治观念直接称为罗马共和国，它被理解为一种理想的规范或标准，它是能够保护与促进公共关切的最佳政制形态。[1]在罗马人的思想观念中，人民共同关心的事务包括对具体物质利益的重视，公共（publicum）事务一般包括了共同占有的土地、税赋与物资供应，这也方便我们在英语中把res publica翻译为“联邦或共和国”（commonwealth）。

起初罗马共和国刚建立的时候，它用两位执政官代替了国王，他们掌握了行政与军事的权力；除此之外，还有作为协商与顾问机构的元老院（起初由贵族元老们把持，但其成员最终从曾担任过高级民选职务的贵族与富裕平民中选拔）以及一系列的人民政治会议机构，它负责选举各种官员、制定法律以及履行召集政务官所规定的其他职责。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罗马按照两条相互交错的历史脉络发展，本章会对此展开讨论。一方面，共和国的政制设置得以继续进化，通常是贵族与穷人的社会与政治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共和国展开了一系列重大的对外军事征服活动，首先是意大利半岛，然后扩展到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西班牙、高卢南部、伊利里亚和巴尔干半岛，与更广范围内的希腊世界，及至更远的地方。罗马人的海外扩张集中于公元前264年至公元前146年之间——公元前264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了争夺西西里岛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攻占了迦太基人的首都（现在的突尼斯）以及希腊城市科林斯，最终他们在此后的几个世纪内控制了地中海世界的广袤领土。罗马人建立起了对希腊各政治体的霸权统治后，希腊的各种政治观念传入了罗马，这就使罗马的思想家们全面接触到了希腊的历史、文学与哲学。

尽管罗马政制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特性，但是它实际上是我们第二章讨论的希腊三种基本政制形态的复合体。它们充斥于我们目前关于希腊政治的各种分析中，并且经常被详细讨论。更为基本的是，我们迄今研究的主要存在于希腊社会与思想中的所有政治观念都能在罗马找到自己的副本，因此有必要对此书之前各章的主题作一个简短的回顾，并把它们与罗马政治思想前后对照起来加以理解。希腊的基本问题，即正义与利益是可以协调在一起，还是两者之间必定会发生矛盾（第一章），在拉丁世界中被转化为以下争论：让个人感到荣耀（honestas）的事情是否总是与对个人有效用（utilitas）的事情冲突？平等的本质——谁能算作平等的公民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设置——就其自身而言仍然是理解罗马政治的基本问题。与平等问题相对应的是自由的价值，即我们第二章着重讨论的内容。

希腊与罗马的自由诸观念——希腊文单词eleutheria与拉丁文单词libertas——都围绕自由与奴隶制在概念与法律上的对抗而展开。自由诸观念既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政治体，它们都表达了不受他人、团体或外界政治体的专横意志所左右的独立自主的理想，因此它们与我们在第三章讨论雅典民主政治时提到的自治理想联系在一起。[2]罗马人把德性视为共和国公民身份的重要特征，这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把其视为公民身份的重要特征的情况相同（第四、五章）。罗马政制建立在斯多葛主义的自然法的基础之上，共和国后来囊括了当时一切已知的各民族，这几乎与第六章讨论的希腊化时期的几位哲学家关于世界主义的理想毫无二致（第八章将重新讨论这一主题）。与当时的希腊各政治体一样，罗马人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公共神殿，发展出了多种宗教仪式与节日，但是公民们也可以崇拜其他神灵，只要他们认可并且履行共和国共同的宗教仪式。

尽管如此，罗马政制在很多重要方面与我们已经讨论的希腊各城邦都有所不同，即便通过协议与征服罗马已经把希腊各城邦纳入了自己的版图。罗马的各种政治观念对希腊的原始模型进行了巧妙的创新与变通。鉴于罗马法在实践中以及在记录和将其系统化的法学家的著述中的复杂构想，法律词汇和辩论方式提供了特别有影响的政治思考方式。罗马人把政治体视为公民的集合体（civitas）或社会体（societas）。不为自己共同体的不同政体形式而争论，他们把自己的政治斗争（共和政制建立之后）视为共同体内部的法律与权力分配问题。也就是说，政治斗争保持在被广泛接受的非君主制的政制范围内，尽管政制的实际运行因此而发生过重大的变化。政治斗争有时也会引发重大的制度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494年每年一选的保民官的设立（起初只有两位，后来发展为十位）。保民官能够保护普通公民不致遭受针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以及致力于促进他们的共同利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试图把一直被富人经常以腐败的方式占有的公共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的努力历经数代最终也没有成功。

尽管罗马的平民不断加强对自己的法律保护，但是在很多重要方面非精英的罗马平民的政治影响力受到了比雅典更多的制约，特别是行动与问责的权力。作为一种政制模范，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观念赋予贵族精英以牢不可破的政治权威，同时把穷人置于重要但多少有些被动色彩的境地。从希腊的角度来看，罗马把寡头制植入了民主政治的内核之中，尽管它保护穷人一定的自主地位，并且也赋予他们一定的政治决定机会。因此这就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政体形态。一方面，它可能向人们展现出全新的政治机制，现代的“民主政体”借之可以保护甚至扩大最贫穷公民的政治权力。[3]另一方面，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问题，即现代的“民主政体”在多大程度上隐藏了类似的寡头化倾向。

包容与拒斥的政治，也即关于公民身份的范围，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也有所不同。与希腊一样，罗马的奴隶也被视为一种财产，但是如果奴隶通过公开的登记程序而重获自由，那么他们就被算作正常的公民，而只有很少数的权力限制——如果他们还有什么社会污点的话。罗马的公民身份逐渐扩大着自己的范围，其目的是为了安抚新近被征服或缔约的城市（它们时常在一开始并没有投票权，但最终被逐渐授予）。最终在元首制实施前的最后几十年内，罗马拥有九十多万成年男性投票人（我们在第八章将予以解释）。一个罗马家庭的大家长拥有对奴隶、女性、孩子，甚至是成年儿子的广泛法律权力。然而女性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能脱离男性的监护而获得自由，她们的名下可以拥有财产，很多女性甚至在实际的商贸活动、宗教仪式与社交活动中表现活跃。

当时的观察者发现了罗马政制的独特性，它是我们第二章讨论的希腊三种简单政制形态（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的结合体。人们发现罗马与斯巴达很像，它无法被准确地归于任何一种政制形态之中，而是从这些政制形态的相互平衡中汲取力量。这是什么样的力量啊！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已经崛起为无可匹敌的支配力量。恰逢此时，罗马产生了其政治生活第一位重要的观察家与分析家，即波里比阿——我们将马上对其进行探究。考察完波里比阿关于罗马政制的记述之后，我们将转向一个世纪以后的另外一位罗马政治生活的分析者与参与者，即西塞罗。惊讶于罗马在广阔地域内所建立起来的霸权，波里比阿通过希腊观察者的视角把我们带入罗马，而西塞罗从公元前1世纪罗马纷繁复杂的历史内部出色地为我们介绍了共和国的本质——共和国的权力分配不断受到威胁，并最终永久地被改变。

波里比阿

波里比阿脑中所设想的问题一定并且应该也是他的读者始终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即“罗马人如何以及实行了什么样的政制形式，能够在短短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内使当时几乎一半的有人居住的世界臣服于自己的唯一统治之下？”[4]波里比阿所说的“不到五十三年”是指从公元前220年罗马人在与迦太基（即今天阿尔及利亚*的突尼斯城）的竞争中抢占了意大利的波河地区开始，截至公元前168年罗马攻占马其顿王国的这段时间。波里比阿的《历史》首先就是从这一时间段开始记述的，他的历史叙事最终持续到公元前146年。该年罗马军队攻陷了迦太基与科林斯，然后在一年之内击溃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公元前216年迦太基在汉尼拔将军的率领下出人意料地令罗马在坎尼［Cannae］遭到了惨败），并且占领了希腊半岛的各城邦。实际上罗马的扩张早就已经开始了，它首先征服了意大利半岛波河峡谷以下的众多地区，然后在与迦太基的正面对抗中夺占了西西里岛、撒丁岛与科西嘉岛，最终通过不同方式把大部分的地中海世界以及其他地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波里比阿主动承担起了回答上述问题的任务。他试图撰写一部历史，不单单是意大利、希腊或埃及的历史，而是一部“普遍的历史”（5.31，5.33），一部与罗马崛起相称的历史，它与当时人们已知的几乎所有其他政权进行作战或缔约。因为自己非凡的生活经历，波里比阿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公元前200年左右，波里比阿出生于晚近建立的一座城市梅格洛玻利斯，我们在第六章介绍过，一位逍遥派学者曾经为该城市拟定政制。他的家族在阿哈伊亚（Achaean）同盟——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希腊各城邦的同盟——中处于领导地位。[5]波里比阿出生的时候，阿哈伊亚同盟通过一定的策略与不断崛起中的罗马保持了数十年的良好外交关系，因此同盟各方享有非常实质性的政治独立地位。同盟各城邦都称自己为“民主政体”，意思是说它们都不是僭主政治，也不是寡头政治，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日常与特殊的政治会议来共同决定同盟的政策。然而它们都是温良的民主政体，这与雅典大不相同。现实中精英们在各自城邦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穷人们的权力则要小得多，比如各城邦不向轮流参加政治会议的贫穷公民支付报酬，这在实践中意味着只有相对少数的人才能参加政治会议。依据这种政治文化，与历史学前辈修昔底德一样，波里比阿保持了自己的批判精神，他对僭主政治（比如他在5.11中把僭主与合法君主进行了对比）以及不受约束的民主政治（他在6.57中把其称为ochlokratian或“mob-rule”［暴民统治］）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波里比阿的父亲是联盟内活跃的政治家，且他的家族在高级外交委员会中享有重要的地位，并且还经常设宴款待罗马与其他的外邦客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波里比阿平步青云地担任了联盟骑兵指挥官的高级职务。公元前167年，因为联盟政治的争端，阿哈伊亚同盟的一千名公民——波里比阿也在其中——作为人质被强行带到了罗马。一位亲罗马的联盟同胞谎称需要对他们公开谴责罗马的言行进行审查。大部分人质都被关押在意大利半岛上的行省城镇之中，因为在那里他们无法滋生事端。然而可能因为家庭关系，波里比阿得以前往罗马城的核心社区，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他十七年人质岁月的大部分时光。他在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Scipio Aemilianus）——日后崛起成为罗马成功的执政官与将军，并于公元前146年带兵攻陷了迦太基——的家族中担任家庭教师。波里比阿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攻占众多城市，然后把那些幸存下来的居民卖为奴隶并把那些城市烧成灰烬。此后波里比阿乘船远赴海外，在非洲西海岸四处游历（作为一名无畏的旅行家，他曾追寻汉尼拔的足迹翻越了阿尔卑斯山）。同年，其他罗马军队摧毁了希腊城市科林斯，解散了阿哈伊亚同盟，并结束了同盟各城邦的民主政制，这其中就包括了波里比阿自己成长并在年轻时曾担当官职的城市。波里比阿成功地在自己的城市与罗马之间达成和解，他同时受到了双方的赞扬，他的雕塑遍布于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受人景仰。之后他跟随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以及罗马军队到过更多的地方，比如他可能见证并且记述了公元前134—133年西班牙的努曼提亚（Numantia）被攻陷的事件，那是罗马向西扩张的重要时刻。[6]

图表4 此章所论罗马历史大事记

波里比阿在罗马作为人质时就已经开始撰写《历史》了。此书的本意可能是希望指导希腊的政治领导人与罗马进行辩论，但最终成为罗马不断取得成功及其权力行使方式的历史汇编与分析。波里比阿算是一个旁观者，但他前所未有地接触到了罗马的元老院政治。专注于希腊的历史与哲学，然而却与希腊的拉丁征服者们长期生活在一起，这都使他身处旁人无法企及的有利地位。通过希腊政制分析的传统视角，他的著述能够为我们提供大量关于罗马的信息。我们将格外注意他贬低或排除了什么，也将格外注意他看重什么。

“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内”：罗马崛起的原因

在通晓修昔底德与柏拉图著作的基础上，波里比阿认为国家的兴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政制形态。修昔底德曾经把政治稳定的斯巴达与扩张主义的雅典进行过对比。他认为莱库古为斯巴达创立的独一无二的严刑峻法是保持斯巴达内部政制稳定的原因，而勇猛或冒失致使雅典走上了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虽则一度令它更为成功。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八章中讲述了政制嬗变的理论：一个理想的政体堕落为荣誉政治（timocracy）——正如斯巴达对荣誉与军事胜利的崇尚，然后堕落为崇尚财富的寡头政治，接着是崇尚自由的民主政治，最终堕落为满足僭主个人的卑劣欲望的僭主政治。后来的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不太注重去描述政制嬗变的理论，而是专注于考察寡头政治中的奢靡与傲慢如何导致了民主派的妒忌与憎恨。比如，我们在第五章中发现亚里士多德考察了不同团体的各式各样的动机所导致的政制嬗变过程。希腊古典时期盛行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形态政制讨论，其后我们在第六章探讨的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又开始重视人们追求安全的原始欲望，他们认为这种原始欲望是法律与政制得以发展的原因。

在借鉴过一人/少数人/多数人统治的经典政制架构，与柏拉图式的政制嬗变过程理论后，波里比阿把它们融合为自己的政体循环理论，并且认为所有政体最终都将走向灭亡。这就是他著名的政制嬗变的自然循环理论。原始状态中的人类，不是指人类的史前状态，而是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的状态下的人类，跟其他动物一样服从于最强者的领导，这就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然而随着人们相互交往的加深，他们理性的自然力量开始产生感恩、荣誉与正义，尤其是效用（波里比阿此处受到了伊壁鸠鲁主义者的影响）的观念，于是他们开始把领导人视为有益于自己的国王，而不是令自己害怕的专制主。但世袭的国王不可避免地走向腐化，他们摇身一变而成为僭主，进而被贵族所罢黜，由此贵族政治建立起来。这次轮到了贵族的自我腐化，他们变为贪婪的寡头（如柏拉图所言），贵族政治进而被平民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治所替代。然而腐化必定会再次出现。平民接受了贪婪而野心勃勃的贵族的贿赂，直到民主政治最终因为屠杀与毁坏而自我崩溃——此时专制主义再次兴起。

波里比阿的政制分析到目前为止都是希腊式的，并且在很多方面都与柏拉图很像，尽管他比柏拉图更重视政体生长与消亡的自然序列（他们两位的自然序列有些许不同）。然而当波里比阿转而讨论罗马，并把它与斯巴达作对比的时候，才显示出其著作最大的独创性。因为他认为自然序列中任何政体的单一特性都将加剧其不稳定性。比如一个单一的寡头政体，它拥有非常明显的缺陷或恶，比如领导层的贪婪就会使它直接滑向堕落的深渊，这就像铁锈对铁自然的侵蚀一样（6.10中讨论了莱库古力图使斯巴达避免此命运的努力）。然而也存在避免这些必然缺陷的方法。那就是建立一种平衡的政制，一方面在每一种政制的优点之间进行平衡，另一方面用一种政制的优点去纠正另一种政制的缺陷。莱库古依靠自己的立法智慧为斯巴达创立了这样的政制，而罗马人通过不断地实验与斗争也创立了这样的政制。一种平衡的政制可以避免堕落，至少能使自己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对罗马来说时间已经足够长久而能向人们展示其了不起的政治优势了。这样的政制摆脱了政制嬗变的自然序列，它将会是稳定而繁荣的，可能是几十年或几百年，尽管最终所有的城邦如自然事物一样必定会走向灭亡。

波里比阿无疑在修昔底德、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简要论述中发现了“混合政制”观念的影子，他经常在其著作中如此描述。[7]修昔底德把雅典五千人的统治——公元前411年寡头政变后所建立起的短暂政权——形容为少数人与多数人的“中庸混合体”。[8]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描述说斯巴达拥有针对傲慢自大的权力与可能出现的权力腐化的制约机制：一方面是莱库古把一个元老委员会与国王“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每年选举五位长官组成的长官团，目的是为政府加上约束或“马勒”（“马勒”［bridle］的意思是说它是一种外在而非内在的制约）。[9]《法律篇》中引导对话的那位雅典佚名老者提出了更为一般意义的告诫：在立法的时候，你必须把君主制与民主制这两种“元政制”混合在一起，以创立一个优良而稳定的政制形态。[10]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更加注重寡头制与民主制的混合，以在现实中维持政治稳定（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发现的那样）。[11]所有这些希腊古典时期的作家都主要把“混合”政制或政体视为两种政制形态的融合，不管是就它们的独特政制形态，还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而言。

波里比阿吸收了希腊古典时期的单一政制形态相互结合的思想，但他更关注平衡而非融合。在他的分析之中（可能受到了柏拉图《法律篇》中作为“马勒”的斯巴达长官团的观念的影响），斯巴达与罗马的混合政制运转良好，它们在持续的动态平衡甚至斗争中保持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各自元素，每一种政制形态都制约着别的政制形态。这是日后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制约与平衡”思想的最重要来源，特别是对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和美国的国父们来说。[12]在讨论斯巴达的时候，波里比阿对此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他高度赞赏莱库古政制设计的目的，即让“每一种权力都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没有哪种权力能够决定政制的整体倾向；每一种权力根据对等原则都要平等地受到制约与平衡，统治将万古长存”（6.10）。

如此精巧的政制平衡似乎必然是人类深思熟虑的发明物。然而波里比阿宣称罗马人获得混合政制的方式“不是通过理性的论证（与莱库古不同），而是建立在多次斗争与经验的基础之上；经过多次的尝试与学习，他们不断获取了最佳的解决之道”（6.10）。希腊的政制分析家猜不透斯巴达的政制形态，是否它的两个王使其成为君主制，还是它的元老委员会（gerousia，字面的意思是“元老机构”，它的成员被选出来之后即终身任职）使其成为贵族制，抑或它对公民身份的严格限制使其成为民主制。同样，罗马也不能被轻易地归于任何简单的希腊政制形态之中：“任何人，即便罗马人自己都无法确切地辨明统治集团在整体上是贵族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6.11）。波里比阿的希腊同胞们可能倾向于对罗马不屑一顾，它的政制形态并非得益于一位开国立法者，但这是不对的。通过经验与斗争，罗马人的政制形态达到了极为完美的状态，它足以与希腊最伟大的立法者创立的政制相媲美。

罗马政制的三个组成部分

波里比阿如何把罗马视为平衡的政制呢？他在政制的统治主体中依次辨别出了三种“最伟大的部分”，以此来表明每一部分在实践中如何依赖于其他部分。因为人们无法明确地指出哪一部分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因此就没有哪一部分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加于整个政制形态之上（比如人民的支配地位就使一个政体成为民主制）。相反地，它们的各自角色与权力之间的平衡才使整个政制得以成形。通过依次考察罗马政制中的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成分，波里比阿向人们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解释罗马实际所表现出的不同权力来源的复杂平衡性（正如他的理解，他的观察反映了其独特的希腊式理论视角）。每一种成分可能都试图战胜其他成分而把自己的名字独自加于整个政体之上，却在实践中都无法彻底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波里比阿指出罗马无法被彻底描述为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中的任意一种。相反地，三种成分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平衡才是罗马复杂的政制形态。

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执政官，就像波里比阿所做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执政官代表了罗马的君主或专制主的原则。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官的权力是否强大到足以把罗马政制视为王制（kingship），不能说它是一个“君主国”（monarchy），因为存在两位执政官共同掌权。波里比阿之所以把执政官类比于国王是因为他们继承了帝权（imperium），它的意思严格来说仅限于军事指挥权，尽管有时也宽泛地指代一般性权力。[13]因为执政官的存在，让我们姑且先把罗马视为王制，波里比阿说执政官对其他行政官员们发号施令（现实中每一位行政官员都有自己的等级职权范围，因此他们并非像波里比阿所描述的那样听命于执政官）。波里比阿还说执政官组织一切军事准备活动，并且在战场上指挥军队。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为元老院以及（某些）人民的政治会议设定议事日程，并且还负责执行它们作出的决策（6.12）。他们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公共资金的开支。

然而，每年一选的执政官在任期结束的时候都要经过一定的问责程序，这就使罗马不太像王制了。实际上波里比阿总结说现实存在着的共和国不应该被视为王制。他指出每一位执政官在任期结束的时候都要接受财政审计，他们都要宣誓服从罗马的法律，并且可以在人民法庭上受到起诉（尽管不像雅典一样通过抽签的原则来组织法庭）。更有甚者，尽管他们在战场上拥有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或帝权，但是军费的划拨权属于元老院。实际上执政官军事活动——针对某行省或其他形式的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掌握在元老院的手中。当执政官在外开展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就不能继续在罗马行使自己的执政官的权力了。总之，波里比阿认为尽管国王权力的很多内容都被转移到了执政官的身上，但是罗马不能被视为王制。

除了为展现他们希腊式政制的强大威力之外，没有罗马人倾向于把共和国描述为王制的。罗马人把他们的公共行动视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的产物，这才是共和国原则的精髓。没有任何一个希腊城邦拥有与罗马相媲美的元老机构，它的成员都是终身制的。斯巴达的元老委员会可能是一个例外，与罗马的元老院一样，它的成员也是终身任职。罗马共和国中期，元老院成员从曾经担任过高级行政职务的官员中间选拔。那么鉴于元老院如此重要的地位，罗马最像贵族政体吗？

元老院起初由王室精英集团所构成。后来富有的平民们也成了精英，他们与早先的贵族们一起构成了新贵族阶层。与此同时，元老院的成员被严格限定在那些曾经担任过高级行政职务的官员之间。精英的光环还是使罗马元老院拥有了相当的权势。正如波里比阿所指出的那样，罗马元老院没有立法的权力，与后世的权力制衡与分割理论不同，所有立法权都属于人民。与此相反，元老院的权力是审议、调查、管理与提出建议的权力。元老院行使审议的权力来管理公共资金（除了那些被特别授予给特定的行政官员来掌管的资金以外），调查公共犯罪以及掌管对外关系。可能在波里比阿完成其历史作品之后，元老院开始偶尔颁布一种名为“元老院终极议决”（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尽管现存资料显示仅实行过两次）的政令，意思是说授权给一些特定行政官员以“留意波及共和国的危险”。该政令使元老院的地位排在了那些行政官员之后，鼓励他们采取一切可能必要的措施——即便不完全合乎法律——来保卫共和国。[14]在该政令实施以前，及该政令以外，元老院仍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尽管元老院享有极大的权威，也得到了人们相当的尊敬，但是它同样也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制衡，因此共和国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贵族制。波里比阿指出平民的保民官（只能由非贵族的平民选举产生）可以否决元老院的政令，甚至可以禁止元老院开会。依靠自己的立法权限，人民还可以在更宽泛的意义上重塑元老院的特权。

既然人民的政治会议拥有制定与撤销法律的独一无二的重要职权，那么波里比阿最后追问，罗马应该算作民主政治吗？该问题最近被众多学者重拾起来，其中一些人注重罗马政制中的民主政治内容而倾向于给出肯定的回答。[15]与这些晚近的学者一样，波里比阿表示立法权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实际上持续到了帝国时期）一直仅被人民所掌握。只有人民才可以制定或撤销法律。人民的立法权限也扩展到了关系共和国生存的其他基本事务上：人民单独享有媾和或宣战、缔约与结盟等元老院所建议的重大事项的处理权。波里比阿进一步地赋予人民以更具一般意义的角色，他把罗马人民（demos，在拉丁语中它的意思是平民［populus］）视为“政制中荣耀与惩罚的主权者”（6.10）。他所谓的“荣耀”主要是说行政官员的选举以及严格按照“关于帝位的法律”（lex de imperio）对帝权（imperium）进行授权。他所谓的“惩罚”指的是涉及死刑与重金处罚的司法案件。相对来说波里比阿很少论及保民官的权力。罗马的保民官在希腊政制理论中没有准确对应的角色。

人民的这些实权足以把罗马归为一个民主政体吗？与那些晚近支持此观点的学者相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制定法律的权力不是拟定（frame）法律的权力。除了行政官员或保民官外，人民在政治会议上并没有提出法律的权利，在投票会议上也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即便是在那些只讨论不表决的政治会议上（contiones），人民也没有发表观点的权利，除非他们被主持会议的行政官员或保民官点名要求发言。（比如对照雅典在那里，为人民政治会议设置议程的议事会的成员通过抽签的方式产生，任何愿意在政治会议上发言的人都可以发言。）罗马人民的政治会议存在很多不同的种类，但所有会议都按照某一集团内某一成员的方式来投票，个人的立场取决于多数原则。在其中一种政治会议上，各集团按照地位与财富的顺序（起初与军事等级联系在一起）上前投票，这意味着后面的一些集团甚至还未投票，某事项就已经有表决结果了。还有一些政治会议，公民被划分为另外的一些集团形式，其中一些集团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其他集团，这样大集团中的个体的影响力相对来说就被削弱了。

波里比阿同样也否认罗马最像民主政治的观点，即便人民在罗马政制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他援引罗马政制中的另外一些特性来阐明这一点。他看重制衡：人民作为主权者享有荣耀与惩罚、制定法律、媾和与宣战的权力，但依赖于元老院对公共工程的财政拨款；元老们在民事案件中发挥着重要的司法功能；罗马士兵（一直到公元前107年，罗马士兵仅仅从达到一定财产条件的人中招募）则需服从于将军的指挥或帝权。

因此波里比阿总结，罗马不应该被归于民主制、贵族制或君主制中的任何一种。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三部分相互平衡的政制，同时包含了三种倾向。通过三者的总体架构与相互间的协调，它致力于保护所有公民的自由：

当三部分中的任何一部分一面独大而醉心于谋取与行使不当权力时，非常确定的是——目前所述表明没有哪一部分能够如此自作主张——任一部分都能对之实行周密地制衡与约束，因此没有哪一部分能够一面独大或者过分卑微（6.18）。

然而在避免腐化的过程中，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即便罗马也将最终变得不稳定而吞下权力与人民野心的恶果（6.57）。他以一种柏拉图式的口吻描述了这个腐化过程，他预言罗马最终将沦落为一种民主政治（demokratian），盛名之下难掩其“暴民统治”（ochlokratian，6.57）的本质，然后等待着在下一轮的政制循环中最终成为专制主义的猎物。

波里比阿认为罗马政制的这些主要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制约与平衡——回答了起初他所提出的问题：罗马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如何获得了空前而彻底的成功？波里比阿运用希腊的话语体系对罗马政制进行了归类分析，进而把其视为平衡的政制类型，但是罗马政制的一位最重要的分析家则更进一步考察了政制内自由、财产、正义与自然法的内在关联。如果说波里比阿带领我们了解了罗马共和国崛起的历史，那么我们接下来将转向西塞罗。他是在共和国晚期纷繁复杂的历史中写作的。

公元前1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内，因为持续不断的威胁与内部战争，罗马摇摇欲坠。将军们一个个利用自己的驻外军队在罗马共和国内部谋取更大的权力。通过制定、歪曲，甚至违反法律的方式，他们授予自己以新的权力，进而重塑了自己与他人所承担的各种政治角色。公元前80年代，第一波内部战争以苏拉（Sulla）成为独裁者而结束；公元前63年，罗马贵族喀提林（Catilina）密谋推翻共和国；公元前50年代，曾经的三巨头联盟的破裂导致了公元前49年朱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入侵意大利，内部战争再次爆发；公元前44年恺撒被暗杀，但是他的追随者与继承人掌握了权力。战争最后在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与屋大维（Octaviam，恺撒的继承人）二人之间展开，最终屋大维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Actium）战役中战胜了安东尼。此后屋大维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恢复了共和国的政治形式（第八章我们将讨论之）。西塞罗生活的时代恰逢罗马的此段历史动荡时期，他在其间一些事件中不仅是一位政治参与者，还从哲学上对共和国政制的意义进行了阐释。

西塞罗

西塞罗出生于意大利南部，他的家族在当地属于小地主阶层，在很晚的时候才拥有全部的公民权。公元前106年，年轻的西塞罗离开自己的家乡远赴罗马与雅典学习哲学，之后他重返罗马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尽管他拥有“刺耳与令人不快”的嗓音，[16]但是西塞罗还是成了一名出色的律师。公元前70年，他起诉了西西里岛的一名腐败官员，后来还曾担任过辩护律师，尽管此时西塞罗通过自己出色的才华以及心中的远大抱负已经踏上了“荣耀之路”（cursus honorum［行政官的晋级体系］）。虽然西塞罗出身没有多么高贵，但是他在公元前63年（以当时法定的最低年龄四十二岁）被选为两名执政官之一，从而达到自己事业的顶峰。这是西塞罗政治生涯中既辉煌又致命的时刻。

在担任执政官时，西塞罗揭发了罗马贵族喀提林推翻共和国的阴谋，接着他又残酷地镇压了这场谋反运动，最后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他非法地把元凶处死了。此举伤害了西塞罗刚刚被授予的“祖国之父”[17]的荣耀，进而使其一度流亡海外，尽管西塞罗标榜自己的行为拯救了共和国：“难道不正是在我管理国家的时候，使得武夫听命于托加长袍（toga）代表的权力……什么样的凯旋可以和它相比拟？”[18]

结束流亡回到罗马以后，西塞罗愤怒地发现自己仍然被排除于公共事务之外。为了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他继而转向哲学创作。公元前55—51年之间，他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三部政治哲学著作：《论演说家》《国家篇》与《法律篇》——在形式与主题上都模仿了柏拉图的三部对话录著作。之后他被任命为某一行省的总督，在任的一年时间内他又获得了把自己的理论与观念付诸实践的机会。随着共和国开始变得四分五裂，政治强人们不断变换阵营而谋取权力，西塞罗的立场变得极为尴尬，特别是在朱利乌斯·恺撒打赢内战，并于公元前49年被任命为“独裁官”以后。独裁官是罗马历史与政制实践所认可并偶尔准许设立的公共职位，它授权一人行使紧急权力，允许他在一定的时间内废除其他公职与法律。西塞罗与恺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他们二人既互相钦慕对方的哲学与修辞技能，又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反对彼此的政治目标。恺撒获得胜利后，西塞罗策略性地隐退于乡间的别墅，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此时西塞罗迎来了自己哲学著述的第二个高峰期。

西塞罗没有被邀请参加公元前44年针对朱利乌斯·恺撒的刺杀行动，因为行刺者们“既担心他缺乏胆量的性格，又担心他的年纪”（Cic.42.2）。[19]然而恺撒被刺杀后，西塞罗在其著作《论义务》——恺撒被刺杀数月后，西塞罗仅仅花了数周时间完成了此书——中间接地为这一行动作了辩护。与此同时，西塞罗正着手撰写申斥马克·安东尼的著作《反腓力辞》（Philippics），恺撒死后，安东尼民正试图赢取公众舆论与权力。西塞罗因为仇恨安东尼，再加上他对别人的忠诚的误判，公元前43年在“后三巨头联盟”（安东尼、雷比达与屋大维，屋大维十六年以后成为奥古斯都）的指使下，西塞罗遭到了暗杀。他的头颅与双手被砍下来示众，以此来震慑那些对往昔过分留恋的政敌们。[20]

西塞罗受到了怀疑主义者、斯多葛主义者与柏拉图的强烈影响，但反对伊壁鸠鲁主义者的观点。他所研究的希腊化时期众多哲学家的著作只有一些残篇保存了下来。然而与此不同的是，西塞罗的演讲、书信与其他著作被大量地保存了下来，尽管并非全都完好无损，其中有些内容也遗失了。我们非常清楚他的个人生活（他离过两次婚，他挚爱的女儿图利娅［Tullia］在生产时死去，为此西塞罗伤心欲绝）[21]以及他作为律师与政治家的职业情况（他与自己的哥哥之间常有书信来往，他哥哥在一封信中提到了在罗马赢得选举的方法）。[22]他最重要的政治身份是演说家，在实践中他把哲学与修辞联系在一起，同时他还完成了很多的哲学对话录与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他无法从事公共事务的时期内。

作为一名罗马政治思想家，西塞罗对修辞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明目张胆地与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相抗衡，西塞罗在《论演说家》里为自己的职业辩护。他坚称修辞术是一项真正的艺术，并且还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它实际上是最高的艺术，甚至在哲学之上。[23]修辞学者不是什么骗子或讼棍，而是良好道德习俗（mores）的源泉，是唯一能够把德性灌输给公民同胞的人。西塞罗认为修辞术中存在着相当重要的专业知识，是其使自己得以履行对共和国的神圣义务。尽管哲学是有价值与重要的，但是任何因为哲学的甜言蜜语而逃避自己祖国召唤的人，或者当被要求时，任何鄙视使用修辞以代替纯粹逻辑的人都将是一个失败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失败的公民。

西塞罗用自己的口吻记述说有经验的政治家比“毫无公共生活经验的哲学家”更有智慧，他还称赞了政治生活的价值：“就人类的德性而言，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行当比建立新国家或维护固有国家更接近神灵了。”[24]当更为直接的政治参与渠道被阻碍时，从事哲学创作而设法从众多的希腊哲学观念中打造出一套拉丁语汇与论述体系，这是服务共和国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个人的一种抚慰以及自我满足的源泉。[25]西塞罗的全部哲学著作以及他的演讲与书信展现了一个人生命的全部。他专注于按照自己与他人发展出的标准去行动并为之辩护，这些标准源于他们对希腊哲学的研究与发展。与此同时，他的行动还达到了罗马政治的最高水平。

西塞罗论罗马政制

在与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执政官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我们之前提到的迦太基的征服者）的交情中，波里比阿对罗马政制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是西塞罗及其同代作家熟稔于心的。可能是为了向波里比阿致敬，西塞罗在对罗马政制进行论述时——不是对罗马崛起的历史叙述，而是柏拉图式的对话录——借用了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及其集团成员的人物角色。对话录故事发生于公元前129年，这是罗马共和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大概早于西塞罗出生二十年。就在四年之前，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v）被选为保民官，他提出了一项法律试图把一部分公共土地（共和国通过对外征服或遗赠而获得的土地，这些土地中大部分是以较低的税赋，甚至无需纳税被贵族以腐败的方式占有）重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穷人。在此过程中，提比略·格拉古以非法的方式把另一位否定土地改革的保民官给降职了。一些元老自认为代表了“精英贵族”（optimates）的利益，强烈反对提比略·格拉古针对该保民官的降职行为及其主张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在西庇阿·奈西阿（［Scipio Nasica］，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表兄弟与政治伙伴）的带领下，反对集团谋杀了提比略·格拉古，并把他所主导的法律一并废除了。

西塞罗指定西庇阿担任自己对话录的主要角色，他让西庇阿首先论述支持每一种简单的政制形态，然后为罗马最好的“混合”政制进行辩护。通过此举西塞罗站在了“精英贵族”一边，认为整个罗马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元老院的特权政治及其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财产理论。西塞罗在这一部分对话录中让西庇阿担当自己的代言人，但是历史上的西庇阿在该对话录故事发生的几天之后就死了。因此对话录（仅有残篇保存了下来）可以被视为一曲针对西庇阿的挽歌，他可能有助于避免随后几年对城市造成危害的动荡与骚乱，这包括提比略的兄弟盖尤斯·格拉古（Caius Gracchus）第二次重新分配土地的企图——在反对其土地改革的暴力运动中，他不得不让一名奴隶杀死自己。

波里比阿追问罗马政制最像哪种简单的希腊政制形态，通过这种方式他对罗马政制进行了分析，但是西塞罗提出了一个更具柏拉图意味的问题，即共和国的最佳条件或形式（optimum statum civitatis，1.33）。西庇阿被要求回忆先前与波里比阿以及另外一位希腊哲学家就此问题的谈话，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当时罗马人继承下来的政制形态为何实际上是共和国的最佳条件。他首先解释了定义共和国（作为人民的事务的国家）的“人民”的含义。人民不仅仅是任何人群的集团或聚合，而是“很多人依据一项关于正义的协议并为了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一个集合体”（1.39）。[26]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政制下共和国——法律词汇在罗马的哲学论证中无处不在，在这种环境下问题就变成了：在什么样的政制下人民能够享有一定的权利（rights）而同时又可能把它们托付于别人——能够被人民所拥有，并且受到人民的呵护。西庇阿承认在三种未腐化的希腊政制模型下，这都是可能的。即使是在君主制的条件下，那里也可能存在对人民利益与所应得之物的足够关切（我们可以形容为“多种权利”，尽管西塞罗倾向于使用权利的单数形式），尽管西庇阿也承认这不能完全说明人民组建共和国的一般诉求。然后西庇阿摆出了波里比阿式的观点而认为即便这三种基本政制形态都被很好地掌控，但每一种政制形态都有自己特有的缺陷，每一种政制形态都缺乏其他两种的典型优点（1.43）。在君主制的条件下，只有君主才享有正义与审慎的能力。即便在一位睿智与公正的君主的统治之下，人们也无法说单一的君主制是理想的共和国或“人民的事业”。相反地，贵族制下的人民几乎不可能享有什么“自由”。在民主制下，即便人民的统治很公正、很节制，这里的平等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因为它不对人们的尊严进行区别对待（他无疑在暗示比如罗马元老们所正当享有的尊严）。

考察完这三种政制形态之后，西庇阿接着提出了关于共和国最佳条件的个人见解，即由三种原初形态混合而成的第四种政制形态（1.45，并参见1.69）。[27]与他现实生活中的导师波里比阿一样，西庇阿认为这就是数代罗马人（非常幸运地）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而不断演进而成的罗马政制——实际上他进一步宣称不是斯巴达或迦太基，只有罗马才创造出了这种混合的政制形态，另外他还阐发了自己的波里比阿式的政体循环理论。奥古斯丁说西庇阿在第一天对话的末尾总结了自己的观点：“音乐家所说的歌曲和谐是一个国家的一致，这是任何共和国的最强有力和最佳的安全纽带；而没有正义来帮助，这种一致是永远不会出现的”（2.69a）。[28]

财产、正义与法律

尽管西庇阿持有很强的柏拉图式的观点而认为正义是国家和谐一致的基础，但是当他与自己的朋友盖尤斯·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转而讨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所需的政治制度、道德习俗与法律时，他们开始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斯巴达的风俗习惯。这是因为他们发现柏拉图与斯巴达的政制对政治共同体作了错误与危险的理解，即把政治共同体建立在财产共有而非私人占有的基础之上。《国家篇》中关于这些主题的讨论大多没有被保存下来，因此我们必须转向西塞罗的其他著作来再现当时他为私有财产辩护的思想及其政治含意。通过他的演讲，我们发现他正身处关于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的争论之中，这成为他日后撰写《国家篇》的显著背景。公元前63年，一位新当选的保民官提出了一项新的土地法律，它试图通过非常规与不公平的选举程序而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变卖与处置各种各样的公共土地的权力，并且还可以对它们进行征税，目的是为了把意大利的土地分配给罗马的穷人。[29]该年西塞罗恰逢担任执政官，他连续做了三次反对该法律的演讲，一次是在元老院，另外两次是在人民的政治会议上。三年以后当土地改革的努力再度兴起的时候，西塞罗选择公开发表了上述三次演讲。

西塞罗主要攻击公元前63年土地法律的形式而非实质内容。也就是说，他很少论及土地分配的利弊，他更多地是阐明主持土地分配的机构的（他所认为的）专横权威。委员们不能受到任何的法律指控，这在西塞罗看来是极为专断的。委员们可以随意指定一块土地为公共土地然后变卖之，他诚恳地告诫元老们这是对他们的安全、自由与尊严的威胁。同时他也恳切地告诫人民这样的法律将有害于他们所拥有的安全、自由与闲暇，将剥夺他们的“投票权”（因为非常规的选举程序，它仅允许随机选定的投票组合单位来选举委员），因而会剥夺他们的“自由”（2.17，2.16）。[30]

为了全面了解西塞罗关于法律与财产的重要性的观点，我们现在转向他的其他著作。西塞罗在《法律篇》这部对话录中详尽地论述了他的法律思想。尽管西塞罗在《国家篇》发表当年（即西塞罗担任西利西亚［Cilicia］总督的公元前51年）就已经开始撰写《法律篇》，但是后者的故事背景截然不同。对话录故事的主角不是令人钦佩的先祖们而是西塞罗自己（马库斯［Marcus］）和他的兄弟昆图斯（Quintus）以及他的密友阿提库斯（Atticus）。他们三人在位于阿尔皮诺（Arpinum）的西塞罗乡间庄园展开了一场关于法律本质的对话。在对话中，他们试图为先前对话录所辩护的混合政制的罗马构想一种理想而合适的法典。[31]

警惕罗马法学家所关注的那些细枝末节（“界墙与檐沟”），[32]法律的本质更应该得到重视，马库斯坚称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为了理解这一点，一个人必须跳出特殊成文法的窠臼而去“寻求自然中正义的根源”。[33]这实际上是一种斯多葛主义的路径，西塞罗在研究伦理学与政治学的时候经常借用。同时，西塞罗把这种路径置于他温和的怀疑主义视角之下，这就使他比别人更能得出某种结论。因为人类拥有理性的能力，因此人类与神灵一样都拥有这条基本的自然法：“我们必须将这整个宇宙理解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神与人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34]这是第六章所讨论的斯多葛学派世界主义的一份理想宣言。

马库斯把基本的自然法当作一种工具用以批判僭主或某些民主派（他用雅典历史作例子）所制定的不义法律。然而他所建议的大部分法律与罗马现实的政治制度十分接近，这表明马库斯的思想与西庇阿相类似，即罗马政制实际上是一个共和国最可能的实现条件。马库斯为保民官制度辩护但却批评秘密投票制（他建议人民的投票向贵族公开以备审查），他称颂作为整体的法律而非其各个组成部分。特殊的法律可能会变化或改进，但是它们应该总是到宇宙理性——体现于自然法之中——当中去寻求自己的合法性来源。

自然法构成了宇宙秩序的结构，私有财产的来路则更为曲折。实际上西塞罗在另一部著作《论义务》中指出，“从自然本性上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私有（财产）”。[35]当不同族群的人类通过定居、战争、协议或运气占有土地时，土地才成为私有，个人因此也才拥有了私有土地。西塞罗进而总结表示，“每一个人都应占有其所得之物”，否则就违反了“人类相互联合的法律”。这定义了正义的内容，即对这一原则的尊重：公共的归于公共，私人的归于私人。

当西塞罗后来重新思考财产问题时，他批评公元前104年一位保民官所推行的试图对物产进行平等分配的土地法律。为此这位哲学家还特意附加了斯多葛主义关于自然社会性的论述：“尽管自然使人类聚集在一起，但是他们争取生活在城市之中，以期保护他们各自的物产。”[36]高级的政治共同体生活建立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动机上，这是政治共同体合法存在的底线——尽管可能不是最高的追求。他进而抨击那些提倡土地改革的政治精英们（比如朱利乌斯·恺撒），他们属于罗马的平民派（populares），他们的政策有利于平民，但是却损害了作为政治共同体基础的和谐与公正。

通过把正义牢牢地建立在私有财产权利上，西塞罗至少以两种方式促进了罗马传统的正义与财产思想的发展，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精英主义论调。他强调政治精英的某些权利是牢不可破的，他反对任何对某类公共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的企图。西塞罗的这些政治（以及社会与经济）立场强化了他对共和国至诚至真的深厚伦理观念。结果是这些伦理观念极具影响力，尽管不是太普遍。在当时极具竞争氛围的政治环境当中，西塞罗对正义与财产的理解无疑是偏激的，然而他的思想观念超越了当时政治辩论的局限引发了后代人的共鸣。

对自己、他人及共和国的义务

从抽象层面去捍卫共和国的本性与价值是一个问题，但当共和国缺乏基本的手段来保证对权力的分配与制约时，在实践中捍卫共和国并确定个人的义务便是另一个问题了，尽管对西塞罗来说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发现西塞罗，尤其在他最后一部哲学著作《论义务》中反思了这些两难问题，与此同时，他还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一系列演说辞的写作中继续着对这些难题的思考，即十四篇《反腓力辞》——他试图以此来促进人们对马克·安东尼的反抗。在《论义务》当中，西塞罗试图证明履行义务（officiu）总是一件令人感到光荣（honestas）的事，它不可能与一个人的利益（utilitas）相矛盾。在《反腓力辞》中，西塞罗追求一种他认为光荣的事业，即便它会对西塞罗的生命造成最严重的威胁。这当然是基于西塞罗的一种看法，即一个人作为公民的义务是他所拥有的最高尚、最光荣的义务。他在第二篇《反腓力辞》（当时唯一不用于演说的一篇）中说道：“我自愿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只要我的死能够换来城市的自由（2.119）。”[37]

西塞罗在公元前44年的秋天写出了《论义务》，它是一部劝勉自己二十岁的儿子的伦理学教育著作。当时履行传统政制所规定的对共和国的义务受到了人们极大的质疑，西塞罗于是勉励自己的儿子勇于承担自己的义务，以成为一位有德性的罗马公民与一个正直之人。[38]然而他同时也为让人感到光荣的政治功业提供了一份指南，以设法使自己所描绘的政治世界不至于灭亡。他回溯了罗马祖先所奉行的习惯与实践（mos maiorum），他理想化了他们对德性与义务的本能恪守行为。比如，十名罗马人在坎尼（Cannae）战役中被汉尼拔俘获，他们被遣送回罗马，但前提是立下这样的誓言：如果不能成功地使罗马人释放汉尼拔的俘虏，那么他们保证仍回到汉尼拔那里去。这十名罗马人最终拒绝回到汉尼拔的囹圄之中，但是罗马的元老院剥夺了他们的公民特权，以此来惩罚他们违背誓言的行为。元老院的这一处置方式受到了西塞罗的大力称赞（1.40）。

论证的核心是陈述罗马人的义务，它对希腊的德性进行了巧妙的改造。罗马人把希腊的智慧与正义归入德性之中，但也崇尚伟大的精神与端庄的礼仪。后两种德性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希腊的著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都不是希腊伦理学的中心。然而西塞罗把它们视为罗马精英的生活重心。他责令罗马的精英去追求伟大的精神，在与整个宇宙相比的时候要鄙视人类事务的渺小（1.72）；还责令他们即便在追求名望的过程中也要表现出预期的恰当行为或端庄的礼仪。西塞罗此处提出了极为具体的命令。你不能着急地气喘吁吁，但你也不能徘徊踱步，过于懒散（1.134）；与人交谈的时候，你应该诙谐机智（1.134）；你不应该建造超过自己钱财所允许的房屋（1.139）；你也不应该抬高学习的重要性，不应该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以外追求更多的知识（1.157）。所有这些伦理义务都是“令人感到光荣的”（［honestas］，有德性的，同时含有光荣的意思）。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令人感到光荣”的事物与利益（utilitas），或与那些看起来有用、有利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这样西塞罗在《论义务》中就着手处理了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遭遇的同样挑战：做一个正义的人真的符合我的利益吗？实质上西塞罗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如果作恰当的理解，正义（或义务）与利益永远不会冲突。诸如盗窃之类的行为“破坏了人类的共同生活与社会联系”；暴力行为同样如此（3.21，3.26）。当一个人不按照自然而行动时，他违反了自己的本性。这种观点与我们在第六章讨论的斯多葛主义的自然社会性与自然法的观念一致。对别人行不义不可能符合一个人的真正利益，因为它违反了把所有人类联结在一起的自然纽带。[39]

这种观点在政治上可能有些尖锐。西塞罗毫无顾忌地谴责了罗马人的某些行为。他认为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对科林斯的掠夺并不是真正有利的，因为“任何残忍的都不可能是有利的”（3.46）。柏拉图通过探究心理学来证明他的观点，他着眼于不义行为给个人造成的心理上的痛苦与挣扎，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律师，西塞罗也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直接面对的是充斥着明显冲突的具体案例——其中很多案例在斯多葛学派及其批评者的话语体系中早已成了老套的隐喻。

一个出售房屋的人是否有义务透露房屋的所有信息，但因此会压低房价与收益？（是的。）当一个人代为管理一个孤儿的产业时（一份经常降临到显赫的罗马男人身上的幸运工作），他是否应该经受住从中谋利的诱惑？（是的；尽管西塞罗自己离婚后与一位没有父母的妇女结婚，他的目的——观察家也这么认为——就是为了得到她的钱。[40]）一个在玉米市场上拥有暂时优势的正派之人是否需要告诉买主还有更多的玉米正在运往市场的路上，“或者他对此保持沉默而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粮食？”（不；这是为了利益而隐瞒事实的行为，他表现出了“诡谲与无赖”的品性——这对他并不是什么有利的名声。）西塞罗此处引入了罗马法律实践中禁止恶意欺骗的新规定（formulae）：它恰好反映出了西塞罗试图将法律争端的判决方式运用于哲学分析的意图。一个人是否必须经受住一切不义的诱惑，即便不义对追求政治上的功勋与荣耀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即便在一个人相信为共和国服务的最佳方式就是达到这样的高度？（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这种分析模式悄悄地映射了不到一年前发生的针对朱利乌斯·恺撒的诛杀暴君行动。“如果一个正派之人能够剥取残忍而疯狂的暴君法拉里斯（Phalaris）的衣服，以使自己不至于被冻死，难道他不应该这样做吗？”（3.29）西塞罗的回答是生动而有力的。一方面，单纯为了自己求生的利益而去掠夺别人是违背自然法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活下去后你能够有利于政治共同体和人类社会，你就应该这样做。与此相似的是，“如果有人把钱托付于你，后来他与你的国家作战”，此时你不应该把钱还回去，“因为你这样做将有害于共和国，而共和国是对你最宝贵的事物（3.95）。”更为尖锐的是，比如法拉里斯与其他暴君的例子，“我们和暴君没有什么友好关系……剥夺一个人的财物不违背自然……杀死他是光荣的（3.32）。”西塞罗对诛杀暴君行为的辩护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尽管他在《论义务》中责令政治领袖们展现慷慨开明的品质以及拥有良好信仰的观点，后来成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1513）批判的目标。[41]

然而，除了这些极端事例之外，西塞罗为人类设定的一般道德义务是有限的，并且大部分是消极的。“不要阻止人们使用流动的水；如果有人需要，允许从你的火中取火；给咨询者真诚的劝告（1.52），”但是一个人没有过于慷慨的义务，除非“给人光明，自己的光亮也不显暗淡”（1.51节西塞罗引的诗）。这是因为一个人对那些亲近之人拥有慷慨的特别义务，同时也对法律负有义务并尊重私有财产——一旦它通过法律与实践习惯而得以确定下来的话。这些亲近的关系纽带首先源于繁衍后代的动物冲动，进而产生了夫妻与子女关系，然后是家庭与婚姻的各种纽带，它们通过血缘以及对祖先的各种宗教义务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西塞罗所乐见的世界主义的诸观念存在自己的限度，大多数的情况下它们体现在个人更具地域性的社群关系纽带之中。

尽管家庭的各种纽带对个人来说更为亲切，但是西塞罗坚称“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没有哪一种比我们每个人同共和国的关系更重要，更亲切”（1.57）。有能力的人有义务去参与公共生活而为共和国服务，他们因此可以获得并展现伟大的精神（1.72）。罗马共和国是最可能的政制形态，这是西庇阿所提出的论点，但却代表了西塞罗自己的心声。最优良的人类生活——此时人类相互聚合的社会性，以及因此所试图捍卫的正义都能够发展到完善的程度——是生存在如此政体下的生活：权力、审慎与自由能够相互联结在一起。

西塞罗对它们的必要条件有着自己特殊的理解。他对土地改革怀有深深的敌意，他坚持对元老院给予足够的尊重，但所有这些都不被当时、以往及以后的共和主义者认同。在他所称颂的政体（即便在他那些最激进的平民主义竞争对手的眼中）之下，罗马的穷人们并没有被赋予创制或抽签的选举权力，他们也几乎没有雅典民主政治的问责与控制的权力。只有当平民的权力受到更加博闻广识的政策顾问与更具决断性的行政权力的制约时，西塞罗反平民主义立场的具体内容，以及他关于人民自由的远大理想才能够讲得通。西塞罗的这些观点不断在后世思想中得到采用。西塞罗阐述了公民义务的理想模式，还阐述了如何把公民身份与共和国的健康政制相互强化在一起的思想，这两者对后世最具借鉴意义。

注释：

[1] 关于res publica的含义，我借鉴了Schofield的观点，参见：Schofield 1999a, pp.178-94。然而他在其著作中采取了一种更为谨慎与警示性的方法而省略了共和国的这层意义。按照自己的意图与目的，我没有完全采纳他的观点。

[2] Brunt 1988, p.283,更为一般的讨论见于pp. 281-350。

[3] McCormich（2011）对罗马共和国作了民主与民粹的解读；他在马基雅维利对李维的历史著述的反思中发现了这一点。

[4] Polyb. 1.1.5.在Budé译本（Polybius 2004）的基础上，我自己进行了翻译。标准的英文译本出自于Evelyn S. Shuckburgh（Polybius 1962），对此我也有所参考与借鉴，但有时也对译文作了修改。* 原文如此。现在的突尼斯城是突尼斯共和国的首都，一般认为它是古迦太基文明的中心，但并不属于现在的阿尔及利亚。——译注

[5] 关于波里比阿生平的简要介绍参见Walbank 1962，此处的论述对其多有借鉴。

[6] Baronowski 2011, pp. 2-3.

[7] 波里比阿没有使用这么简略的标签，相反他详细论述了政体内各元素的相互平衡。与其说波里比阿的思想观念是“混合的”，不如说是“平衡的”。正如Paul Cartledge给我的明确建议，它是上下移动的“跷跷板”，而不是多种原料混合而成的“布丁”。

[8] Thuc. 8.97.2.

[9] Plato, Laws 691e.本段中的引文译文出自Saunders，参见Cooper 1997。

[10] Plato, Laws 693d.

[11] Fritz（1954）在介绍波里比阿的混合政制思想的时候，他注意到其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存在着一定的联系（pp.v-vi）。

[12] 关于罗马政制对后世政治思想影响的著作，参见Millar 2002。

[13] Drogula 2007.

[14] 此处译文参见：Arena 2012, p. 201，Arena同时还引用了另外两处使用该词组的出处，参见：Caes., B. Civ. 1.5以及Livy 3.4.9。

[15] 关于这场辩论的综述，参见North 1990。

[16] Cic. 3.7，J. L. Moles译文，参见Plutarch 1998。

[17] Zetzel 1999, p.vii.

[18] Off. 1.77，Margaret Atkins译文，参见Cicero 1991。

[19] J. L. Moles译文，参见Plutarch 1998。

[20] Zetzel 1999, p.vii.

[21] Cic. 42.2-8.

[22] 关于昆图斯（Quintus）的指导说明的拉丁文本，参见Q. T. Cicero 2001；易于找到的一个最新译本，参见Q. T. Cicero 2012。

[23] 西塞罗备注说修辞术仅仅在道德哲学（伦理学）之上，并非在哲学整体之上；我们可以补充另外一点，即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对修辞术作了有条件的辩护，这与他的《高尔吉亚篇》有所不同。

[24] 此处所有引文见于De Rep. 1.1＆1.12，译文参见：Cicero 1999, p. 6。

[25] Griffin（2013）对西塞罗的拉丁语哲学语汇以及罗马法对其的影响与塑造过程进行了研究。

[26] 此处译文参见：Schofield 1999a, p. 183。他的译文省略了从句的编序数字，他对此段的叙述影响了我在此处以及后面的看法。在Cicero 1999年的译本中，该残篇被标序为1.39a。

[27] 非常有趣，作为共和国政治家的模范代表，西庇阿表示如果非要从三种原初政制形态中选择一种的话，那么他个人倾向于君主制。他把君主制类比于家庭中的唯一主人以及（柏拉图式的）作为心灵的统治者的理性。

[28] 该残篇被如此编序，参见：Cicero 1999, p. 56。

[29] 之前与之后都曾出现过类似的改革努力；朱利乌斯·恺撒在公元前59年成功地颁布了两项土地法律，尽管西塞罗、加图以及另外一些人表示强烈反对。

[30] 该句中的各引文都是我自己的翻译（拉丁原文见于Cicero 2002a），见于De Lege Agraria，第二次演讲，2.7.17,2.7.16，前两句话所体现的思想见于第一次演讲。关于“精英贵族”，包括西塞罗本人反对土地重新分配，认为它是对自由的威胁的更广泛文本，参见：Arena 2012, pp. 220-43。

[31] 西塞罗的《法律篇》非常明确地模仿了柏拉图的《法律篇》，尽管它们各自关于法律与共和国、政制的文本间的安排并不相同。

[32] “界墙与檐沟”是一个表达强烈意义的短语，参见：Harries 2006, p. 15。引文见于De Leg. 1.14。

[33] De Leg. 1.20. Zetzel译文，参见Cicero 1999。

[34] De Leg. 1.23.我自己的译文。

[35] Off 1.21.我自己的译文。

[36] Off. 2.73.我自己的译文。

[37] 我自己的译文，拉丁文原文见于Cicero 2002b。

[38] 这一部分的所有译文，除非另有标注都源自于Atkins，参见Cicero 1991。

[39] 该段与我的另外一项研究（Lane 2011）紧密相关。在那里我引用了Anthony A.Long（1995, p. 240）的一句非常生动的话：“《论义务》而非《国家篇》才是西塞罗的《理想国》。”

[40] Cic. 41.3-4，参见Plutarch 1988。

[41] 《君主论》第十六、十八章分别批判了这些观点；作为过渡章节的第十七章批判的不是西塞罗的著作，而是塞涅卡的《论仁慈》（De Clementia）——我将在第八章讨论该文本。

第八章

主权

西塞罗被暗杀前后的数十年内，罗马权力的行使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朱利乌斯·恺撒被暗杀以后，他的追随者与继承人之间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他们首先联合起来对抗暗杀恺撒的旧势力，然后他们之间互相争斗，最终导致了屋大维（朱利乌斯·恺撒的养子）军事权力的巩固，他很快自称“恺撒大将军，神之子”。[1]军事权力与朱利乌斯·恺撒身上的宗教—个人权威的合体使这位年轻的恺撒积聚起了新的政治权力形式，比如公元前32年在没有任何法定权威的情况下，他召集元老院开会，然后又召集起意大利的所有自治地方，要求它们与自己过去的盟友——现在与埃及女王结盟——进行最后一波的战争。[2]

屋大维并没有废除共和国的行政官制度。相反，他以共和国政制的恢复者与捍卫者自居。然而他从元老院那里攫取了一系列新的角色与权力。公元前27年，他被选为执政官，但可以连任数年（违反了共和国每年改选的要求），之后在公元前23年，他被赋予保民官的权力，因此可以主持元老院的会议以及否定任何行政官的行为。与此同时，他还积聚起了其他的权力、地位与头衔。一系列权力前所未有地积聚于一人身上的状况反映在了“第一元老”（pinceps senatus）、“第一公民”（princeps civitatis）的新头衔上。尽管这些头衔由元老院授予，元老院自身在帝国时代仍然存在，同时人民仍然是帝国法律权威的最终来源，但是元老院审议的独立性以及人民的地位与意义大打折扣，它们甚至变得徒有其表。

“第一元老”“第一公民”的头衔表明屋大维不过是平等个体中排名第一的那一个。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他恺撒·奥古斯都的头衔，以此来感谢他在战后放弃手中权力的行为（不过是为了授予他新的权力）。这一举措确认了一个既成的事实，即他现在不再与任何人一样平等了，他的公民同胞中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3]公元前69年元老院建立起了维斯帕西安（Vespasian）的统治，并且制定了“维斯帕西安帝位法”（les de imperio Vespasiani）。至此以后，任何执着于平等的企图与幻想都被彻底抛弃，因为该法律授予新皇帝自行裁决的权力，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任何行为，无需顾忌现实的法律。此举公然违反了共和国“平等自由权”（aequa libertas），或者一律平等守法的基本原则。[4]另外，历史学家把“第一”（princeps）头衔的时代称为“元首制”（principate），或罗马皇帝统治的早期阶段（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此段时期以后，罗马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统治之下开启了“多米那特制”（dominate）——由“多米诺斯”（dominus，即主人）的正式皇帝头衔而来。

尽管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头衔，但是没有哪一个单词或观念能够指代罗马帝国时期的“主权”。（本章的罗马帝国是指皇帝统治时期的罗马，以与罗马人民所享有的帝国相对照。帝国的雏形起源于数世纪前的共和国——正如前章所示。）最为接近的单词可能是帝权（imperium），它的词源意义是发布命令，以及能够强迫人们服从这些命令。它被用来形容共和国时期行政官们被广泛授予的权力。公元前23年，当（尽管）奥古斯都正式辞去执政官一职时，帝权被以一种扩充的形式赋予了他。此后经过元老院投票，它被赋予每一位继任的皇帝。然而帝权的特殊权力（首先在罗马的各个行省；奥古斯都的帝权扩展到了罗马城及整个意大利，它们被视为一个行省）仅仅是皇帝们所享有的众多权力中的一种。皇帝们身上不断增添的头衔表明罗马人试图解释仍然存在的人民与元老院在与这些个人统治者相遭遇时，它们自身的地位与作用所发生的改变。这些个人一旦在理论上被人民接受为统治者，那么他们在实际统治的时候并不需要担负任何责任。本章讨论的“主权”不是哪一特定拉丁单词的翻译，而是不断发展出的皇帝们的一系列权力，它融合、扩展或取代了共和国行政官的最高权力。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来说，本章所讨论的“主权”也包括了一个人的自治，这成为这一时期内让众多作家颇为着迷的问题——或许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影响政治事件的能力正在消退，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自我内部的控制，皇帝的各种权力也没什么意义。为了仔细研究主权外部与内部的双重主题，我们将考察塔西佗、塞涅卡、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与普鲁塔克的个人生活与他们著作的各个方面。

尽管罗马人非常熟悉周围世界以及希腊历史与理论中的各种关于王制的模型，但是他们无法简单地全盘照搬之。相反地，他们必须不断发展出新的方式，以思考新出现的主权者所包含的理想与现实，以及服从于主权者所带来的伦理与政治困境。在罗马法中，权力从理论上来说仍然源于人民，但是主权观念的出现标志着这些权力在实践中已经几乎脱离了人民的控制。就像共和国的观念一样，这种主权观念对我们现代人的冲击是极为猛烈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自身同样也面临着类似的不安困境。没有了人民的控制与问责，这些权力能否受到一定的规制？这些权力支配着普通人民的生命，那么现在他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些都是很多现代人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当主权的新象征在罗马城标榜自己的同时，整个政体的疆域边界及其所属臣民也在经历着变化。我们在本书中不断探究了城墙与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还在第六章观察到了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的某些观点，他们想象了一个不被特定城市的围墙或法律所割裂的世界。那些根据自然友谊而划定疆界的各宇宙图景随着罗马的扩张而出现了新的转机。现在人们可以把罗马等同于一个单一的世界共同体。因此在公元155年，一位希腊演说家在安托尼乌斯·披乌斯（Antoninus Pius）面前宣称罗马使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城邦（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Aelius Aristides］，Or. 26.36）。他不是去构想没有城墙的城邦，而是把防卫罗马疆界的军队比拟为一个无比巨大的城邦的围墙（Or. 26.80-81，鉴于当时变动不居并处于争夺之中的边界状况，无论如何这也是极富想象力的）。[5]在数十年之后的公元212年，整个帝国共享同一法律体系的观念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的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制定颁布了“安东尼努斯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这使得帝国的所有自由居民都享有完全的公民身份（同时也相当便利地使他们受制于自己持续吃紧的税收状况）。

在这些变化过程中，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就不断出现的各主权统治形式的（多种）价值，以及公民在其中应担负的角色展开了争论。真正的政治自治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帝国的很多哲学家转而倾向于培养一种个人主权的自治形式，以此来避免外界社会的伤害。共和国的政治理想与斯多葛学派的哲学理想（以及其他哲学思想流派）被重新挖掘出来，它们既被用以批判主权的观念，又被用以批判它的新概念或其他变种形式。

主权的共和式批判

尽管罗马早期元首制的统治者们试图保留共和国政治的外表，但是很多观察者认为那是彻底抛弃共和国价值的遮羞布。没有谁的分析比历史学家塔西佗（P. Cornelius Tacitus，公元55—118年）更为言辞激烈了。他在其著作中追溯了罗马的历史，从奥古斯都去世的公元14年开始，一直写到图密善（Domitian）被暗杀的公元96年。[6]塔西佗在其他的一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其最具西塞罗式的拉丁风格的著作《关于演说家的对话》（Dialogus de Oratoribus）中，沉痛地反思了共和国的道德习俗与新体制下人民的可能态度之间的差距。[7]我们在波里比阿的《历史》中发现了众多政治观念，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在塔西佗的著作中也能发现它们（其他读者也能发现这一点，特别是在16、17世纪的时候，一些读者因近代早期统治者的傲慢与愚蠢而心生猜忌与敌意，他们在塔西佗的著作中找到了对当时统治者阴郁的政治观的印证）。

塔西佗记述的时间包括了他出生前与幼时的数年时间，他掌握了一系列帝国统治者的一手经验资料。他在图密善皇帝——塔西佗视之为暴君——治下担任过官职，然后在公元97年担任过执政官，当时在位的皇帝是涅尔瓦（Nerva）——涅尔瓦-安敦尼（Nerva-Antonin）王朝时“罗马五贤帝”的第一位贤帝。（这五位贤帝都是被上一位贤帝收为养子而担任元老院元老，然后才成为皇帝继承人的。他们的统治都相当节制，因此得到了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极具影响力与原创性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的称颂。吉本说“罗马五贤帝”时期是“世纪历史上人类最幸福与最繁荣的时期”。[8]）然而尽管塔西佗敏锐地观察到了好皇帝与坏皇帝之间的差别，但他还是暗示说元首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天生具有摧毁自由的倾向。

塔西佗在其《编年史》（Annals）中生动地描述了那些以共和国政治传统而自豪的元老如何被要求对残暴的皇帝俯首帖耳，比如公元14年在奥古斯都·恺撒去世后，提比略（Tiberius）掌握了权力，“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当奴才”（Annals 1.7）。[9]这些人名义上被选出来领导共和国，但实际上受着一位残暴皇帝的奴役，塔西佗表现出了对他们的犀利而尖锐的政治谴责。这与我们讨论过的斯多葛学派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斯多葛学派的观点，没有哪个智慧之人成为事实上的奴隶，即便他被置于锁链之中而成为这个世界所谓的奴隶。罗马的斯多葛哲学家们称赞每一位智慧之人的自由，即便他在法律上是一名奴隶。与此相反，塔西佗谴责他们仍然是帝国暴政下的奴隶，即便这个世界把他们算作卓绝的自由人。

塔西佗在《对话集》中还隐含了一个更大的批评——不只是针对坏主权者，而是针对所有主权者。《对话集》写于公元101年以后，书中包含了公元74年的明确年份。这部对话录探讨了一位罗马作家放弃修辞与法律转而青睐诗剧的决定。这是应对元首政治压力的典范生活，但是塔西佗自己只是时断时续地过这种典范生活（他多次从积极的政治生活中隐退，但多年以来他又一直承担一定的政治角色，同时通过撰写历史与其他著作，构建了另外一种与其政治与社会地位相关联的身份与自主性）。[10]聚在一起对话的人包括了元老院元老与曾经的民选高官们。他们在元首政治的允许下过着全然的政治生活。然而尽管其中一位赞叹他在政治生活中拥有修辞术所带来的各种权力，但是他也把得到皇帝的青睐视为利用修辞术所能获得的最高成就（7.1，8.1-3）。

另外一位对话参与者追溯到修辞术发挥更大效力的共和国时代。尽管共和国被歧见与内部倾轧搞得四分五裂，但当时却是为修辞家们传授给人民的信念真正统治的时期。他略带俏皮地指出一个被真正良好治理的国家根本不需要修辞学家，修辞学家盛行于雅典与罗得岛（Rhodes），而不是斯巴达或克里特岛（40.3）。如果所有决策都由唯一的睿智君主做出，那么修辞术实际上将毫无用处（41.4），而问题的关键是当时的元首是否算得上一位最睿智的君主。如果不是，那么元首政治下修辞术作为阿谀奉承与博取眼球之术的景象看上去就是十分暗淡的了。更有甚者，即便当时的元首是一位睿智君主，在良好治理的借口之下，自由难道不是与修辞术一同被丢弃了吗？这是塔西佗留下的一个悬而未决而又极具煽动色彩的问题。[11]

斯多葛式的主权理想

即便在一位好皇帝的统治之下，自由也可能丧失。当塔西佗沉思于此时，有一位前代的罗马思想家把政治希望寄托在培养出一位好的主权者并使他推行优良的统治上。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尼禄（Nero，公元54—68年在位）的家庭教师，后来成为其政治上的顾问——按照一种哲学而非历史的脉络完成了这一壮举。塞涅卡在哲学上是一位斯多葛主义的信徒，同时他还是一名剧作家与文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完成过一部像《国家篇》这样的政制著作，这跟斯多葛学派的创建者芝诺与克律西波斯（以及之前的柏拉图）都不同。塞涅卡不是去描绘一个理想共和国的政制或法律，反之，他生动而有力地完成了关于理想君主的论述。这表明一个政治体的命运前途已经彻底取决于一个人的善或恶了。

尼禄十六岁即位，此时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为此塞涅卡还专门撰文作了预言，但是很快罪恶抬起了它的头颅。尼禄的罪行罄竹难书，其中他非常享受把基督徒烧死在火柱上，然后让燃烧的火光照亮他花园的过程。另外他还对塞涅卡的政治动机心生猜忌，最终命其自尽而亡。然而当公元54年塞涅卡创作《论仁慈》（De Clementia）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朝一日能够使尼禄为了善而统治。他向君主建议“你的共和国是你的身体，你是它的灵魂”（1.5）。[12]作为使共和国充满生气的灵魂，君主必须奉神灵为自己的楷模：“因为神灵……是君主最好的榜样……君主希望神灵怎么对待他，他就应该怎样对待他的臣民”（1.7）。此处君主被赋予了最崇高的行为规范：共和国，乃至整个宇宙的良好秩序都取决于君主的正直品格与美德。

当然，好君王的观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希腊与罗马，以及周边多个社会之中都存在着多种关于好君王的思想资源。它们都是塞涅卡倚重的对象，尽管他主要的哲学身份是一位斯多葛学者。君主政治的理念从来没有脱离于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之外。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多次论及它们，包括希罗多德的三种基本政制形态之一（第二章），以及马其顿、波斯与其他政体的政治实践；此外亚历山大大帝自己化身为一种新型的统治者；最后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希腊化时期，帝国的各个后继王国的国王仍被视为活着的法律（两者见于第六章）。

另外，君主政治的理念也获得了自己的重大发展。色诺芬——柏拉图的同代人，苏格拉底的朋友——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的个人生活几乎与波里比阿一样充满了冒险精神。他为早年的一位君主即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公元前6世纪在位实施统治——专门撰写了一份教育的颂词。在希腊政治理论的鼎盛时期，他的这部著作表达了王制的政治理想，后来则成为复兴与发展君主政治的新实践借鉴的对象。色诺芬还给塞浦路斯岛的君主尼科克勒斯（Nicocles）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如何统治自己的臣民。

然而，在罗马政治的背景下塞涅卡对这些观念所做的发展仍然是引入注目的。他的著作后来被称为“君王之鉴”（一面具有高度折射功能的镜子，它让君主从某一角度观察到自己）。不管共和国下的国家享有怎样的自主地位，现在的国家脱离了君主就无法思考或自我引导。这使塞涅卡倍感“位高则任重”（noblesse oblige）的压力与责任。然而此举也剥夺了公民——甚至还有像塞涅卡自己那样的高位元老——所拥有的有价值的政治权威。

主权者统治下的政治伦理

上述想法反映在塞涅卡自身居于主权者之下的生活经验所内含的紧张之中。塞涅卡的父亲是一名来自西班牙的显赫罗马公民，与众多富裕与野心勃勃的行省家庭子弟一样，他在罗马接受了修辞学与哲学的教育。塞涅卡以演说家的身份成名，他曾经担任过高级的民选官职与元老院元老，这些都跟西塞罗一样。然而因为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的嫉妒与猜忌，塞涅卡的生活受到威胁，并且遭到放逐；再度获宠后成为尼禄（克劳狄的妻子阿格里皮娜［Agrippina］的儿子，后来被克劳狄收养）的家庭教师与政治顾问，但他后来被怀疑阴谋造反，最终在公元65年受尼禄之命而自尽。如此屈从于一人的专制权力，塞涅卡甚至都没有——像西塞罗那样——争取共和国平等权的机会。这标志着共和国与元首政治下的政治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塞涅卡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样的信念，即祖国（patria）是人类的一种主要的善（Ep.66.36,66.37），以及一个公民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能寄望于理想地展示他的德性（Ep.85.40）。然而祖国——或者说作为主权者的君主——要允许一种可使个人服务于它的政治文化的存在，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才能够服务于自己的祖国。在塞涅卡的时代，这种政治文化存在着深深的弊病。基于这样的理由，塞涅卡把时而表现出来的对公共生活的憎恶与对斯多葛学派的信仰相互协调了起来，因为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说智慧之人“将涉足公共生活，除非受到了什么阻碍”。

塞涅卡更进一步认为芝诺这条命令的实际隐晦意义与看似相反的伊壁鸠鲁主义信条——智慧之人“不到万不得已将不会涉足公共生活”（两条引文都被记录于塞涅卡的《论个人生活》（De Otio）之中，3.2）[13]——是相互一致的。“如果公共领域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境地，如果它已经被邪恶之徒所占据，那么智慧之人将不必做无谓的斗争，也不会做无益的牺牲”（他补充说如果智慧之人同时缺乏足够的健康、权势或力量，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了）（De Otio3.3）。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看似更积极的斯多葛主义信条与寂静主义的伊壁鸠鲁主义信条就合二为一了。在一个腐化堕落的公共领域内，智慧之人的出路是悠闲自在的退隐，而不是积极的介入。[14]

然而，塞涅卡并没有满足于此。悠然自在地退隐于共和国事务之外给智慧之人服务于他所谓的更大的共和国提供了余地。塞涅卡此处借用了斯多葛主义的观念即世界公民。对塞涅卡（以及早期的斯多葛主义者）来说，这个世界公民的共同体并非智慧之人的完美天地。它也不像前面提到的演说家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与罗马的疆界相互重合的。它其实是所有潜在的理性个人的共同体。他在《论个人生活》（4.1-2）中表达了这一观念的隐晦意义：

我们必须明了，我们有两个公共领域，即两个共和国。一个共和国伟大，为所有人真正共同拥有，这就是众神与人同在的国家，它没有边界，太阳照耀的地方都是它的国土。另一个共和国，我们因为自己偶然出生而成为其成员——我指的是雅典、迦太基以及其他城邦，它们不属于所有人，而只属于有限的一些人。有的人要同时服务这两个共和国，也就是这个较大的共和国和那个较小的共和国，而有的人只为其中的一个服务。通过探究什么是德性，我们甚至在隐退之后也能为这个大的共和国服务——实际上，我猜，隐退之后能更好地履行职责……

当罗马从共和国步入帝国时，政治生活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概念，共和国的观念得到了自己的延续，它同时包含了两个维度的含义：任意现实与特殊政治单元的共和国，和众神、人类且与宇宙具有相同空间范围的共和国。人们可能服务于这两个共和国，但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面对传统的存在着政治界限（规模“较小”）的共和国时，人们需要提供积极的政治服务；在面对规模“较大”的共和国时，人们需要在悠闲自在的退隐状态下过一种哲学生活，从世俗事务中隐退，通过哲学沉思来更好地服务于这个更大的共和国。在这种哲学服务的意义上，塞涅卡命令说个人应该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一个公民与卫兵”（Ep. 120.12）。[15]

服务较小的共和国——现实的罗马政治体——的机会相比之下受到了它腐化堕落的价值与个人拥有的机遇的限制。尽管作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而承认人具有社会交往的自然倾向，但塞涅卡对喧嚣的罗马公共集会与竞技场——多种公共生活上演的场所——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这里的生活与角斗士学园毫无二致——彼此为邻就是彼此为敌”（De Ira［《论愤怒》］，2.8）。[16]在腐化堕落的社会条件下，残酷无情的社会与政治斗争为的是个人的升迁，即便是为了生存，这也无法让人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我们公共领域的疯癫使其成为一项艰难的任务；我们相互把对方逼入邪恶之中”（Ep. 41.9）。[17]公共生活成为冲突、腐化堕落与诱惑的源泉。安静地旁观选举要比亲自实践更好（Ep. 118.3）。西塞罗与他的兄弟昆图斯（Quintus）饶有兴致地互通书信讨论如何赢得选举，但塞涅卡选择对它敬而远之，他的表现与西塞罗是如此地不同（Ep. 118.2）。

社会曾经流行着这样一种目标，即众人对地方的公职竞选活动趋之若鹜。比如，古庞贝城有很多色彩鲜亮的选举“海报”被保存了下来，上面写满了数十种声音与意见——其中不乏女性，以此来拥护他们各自所支持的候选人[18]（英文单词“candidate”［候选人］来源于“toga candida”［一种漂成耀眼白色的托加长袍］，供竞选公共职位的人穿着[19]）。然而塞涅卡从哲学反思（尽管他曾经被选为高官）的立场出发，认为追逐公共荣誉可能会导致失望，甚至给自己带来危险。与金钱和身体一样，“公共职位是一件机遇大于权力的事物”，因此它是“奴性的”（Ep. 66.23）。它不适合那些把自由——应该成为所有人的道德目标——作为自己道德目标的人群。自由不再于政治参与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尽管它起初的意义源于政治，现如今它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之中。[20]

个人自主的伦理观

如果道德或伦理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如果它只能被有智慧与有德性的人（斯多葛主义的智者）所拥有，那么一个人如何生活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罗马的所有斯多葛主义学者给出了很多正面的实际建议。实际上，当一个人从公共领域隐退之后，自我塑造——控制自己的身体与欲望而非试图去控制他人——的个人领域就成了伦理实践的理想场所。在公共领域内，个人如果无法摆脱恣意妄为的主权者，那么他可以在自己的行为中成为自己的主宰。[21]

对塞涅卡来说，基本的实践方式就是在夜间对自己白天或善或恶的行为与思想情感进行自我反省（De Clementia 3.36）。他也向君主推荐了类似的实践方式。如此实践的目的是要在个人的灵魂中维持理性的统治，摒弃日常的各种情感，因为它们无法彻底满足理性自觉的需要。通过这样的方法，一个人可以使自己摆脱恐惧，哪怕是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伤害所造成的恐惧（比如在刑架上遭受的痛苦折磨，这是一种常见的罗马刑罚），因此在面对好运与厄运时，他都可以泰然处之。塞涅卡在一封信中问自己：“出席宴会的时候肆意躺卧与遭受痛苦的折磨是一样的吗？”他的意思是说，一个智慧之人会用同样平静的心态看待这两种可能的命运安排吗？他铿锵有力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Ep. 71.21）。

不受规制的非理性的激情打着日常情感的幌子对个人的自治构成了基本的威胁（斯多葛主义者代之以更加理性的反应）。塞涅卡认为愤怒是一种最严峻的挑战（作为一名罗马贵族，从童年起塞涅卡可能就比那些听命于自己优越的主人的人更少受到愤怒的摆布）。为此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愤怒》，当然在他其他的论文与书信中也有所体现，在某种程度上[22]他的目的是为自己和朋友们提供一种摆脱愤怒的方法。塞涅卡的论文并非是独一无二（西塞罗以类似的方式在《图斯库兰谈话集》［Tusculan Disputations］中讨论了情感），却是极具特色的。他提出了关于“如何避免陷入愤怒……如何让我们脱离愤怒……如何让愤怒的人得到控制，让他们平息下来，然后恢复他们清醒的理智”（3.5）的具体实践步骤。

塞涅卡把愤怒比作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必须把它阻止在心智的“城门”之外，不能让它征服与掠取理性的统治地位（1.8）。城邦围墙在这里被内化进个人之中：我们最应该负责的城邦是自己的心智（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借来的意象）。难道是持续不断的愤怒激发了雅典人谋求尊重的社会与政治斗争，而现在又轮到了罗马？早先柏拉图对这种论调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如今按照斯多葛主义的逻辑脉络，塞涅卡不断地宣称愤怒不仅是无用的，而且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即使是在战役或战争中，汲汲于置敌人于死地，那时就会疏忽了自己的防御。真正的勇气乃是知己知彼，控制自己，蓄势待发”（1.11）。

塞涅卡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人们会对他的观点立场提出严苛的责难，指责他的观点是天真而不自然的，甚至是没有人性而恶毒的。为了反驳愤怒是自然的、令人起敬的且适合于统治者的观点，塞涅卡讲述了君主的愤怒导致残忍和愚蠢的自我毁灭的故事。他追溯了亚历山大大帝谋杀一位极少谄媚的朋友的故事（De Ira 3.17）。近而言之，他忆起了罗马皇帝盖尤斯（Gaius）——即著名的卡里古拉（Caligula），于公元37—41年曾短暂在位——的所作所为。这位皇帝的母亲曾经被软禁于一处乡间庄园，为此他下令拆毁了这个庄园以示报复。拆毁庄园的愤怒之举无异于作茧自缚。它只会招致人们对拆毁庄园这一行为，以及那里曾经发生的故事的注意，即他的母亲的丑闻（3.22）。与所有被激情而非理性控制的行为一样，从更为基本的意义而言，塞涅卡认为一切愤怒都是作茧自缚之举。一个人如果被激情所掌控，他就无法获得构成德性的理性自治。他使自己成为一个奴隶，而无法达到一个真正自由人的境地。[23]

当一位曾经的奴隶对上述观点发生应和时，塞涅卡的斯多葛主义立场就更加令人难以抗拒了。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斯多葛主义者爱比克泰德（公元55—135年）。在现在的土耳其，他一出生就是一名奴隶，后来被一个自由人——尼禄的一名大臣——购得。因此与塞涅卡一样，爱比克泰德身处尼禄的罗马宫廷之中。从自己的主人那里获得自由以后，他最终在希腊城市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创建了自己的学园。他的学生阿利安（Arrian）把自己老师的教诲汇编成为一部著作，即《爱比克泰德论说集》（Dissertationes），同时还有一份介绍其哲学思想的《手册》（Enchiridion）。

爱比克泰德重视实践理论时，这是对早期的斯多葛主义信条——伦理学源于物理学——的背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反动。他用宁静（ataraxia）来解释幸福的目标，并且积极地与伊壁鸠鲁主义与怀疑主义竞争。然而，他仍然借用了斯多葛主义关于宇宙秩序的理解来解释一个人获得宁静的最佳方式，即通过哲学来意识到自由仅仅源于想往宙斯神所想往之物。按照充盈着规范的自然而生活，这将带来德性与自由。

如果说塞涅卡主要是与那些喜欢争吵与野心勃勃的谄媚之人作斗争而专注于愤怒所带来的危险，那么爱比克泰德主要是为了调节——可能是因为他身为奴隶时的遭遇——悲伤所带来的危险。根据《爱比克泰德论说集》记述，爱比克泰德严厉责罚了那些只是为了“习得书生式的品性”而加入学园的学生；值得去学习斯多葛主义的理由应该是“试图从个人的生活中摆脱悲痛（‘呜呼哀哉！我真是不幸啊！’），以及不幸与厄运”，因此个人将不再像悲剧中的普里阿摩斯、俄狄浦斯或任何其他国王那样悲怆（“因为悲剧不过是对那些只重外在之物的人的那种悲苦万状、痛苦不堪的情形所作的戏剧化描写”）。[24]他坚持认为根据自己的信仰与渴望，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作出一定的道德抉择来避免“束缚与限制”。即便一个人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他也不必对威胁者俯首帖耳，“不是因为你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你相信做某事比死亡要好”。“你的认识与看法在逼迫你”，正如所有的行动都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这就是感情为什么说到底只是虚假的信念的原因。[25]

爱比克泰德的读者当中包括了一位罗马皇帝，即马可·奥勒留。尽管不是一位纯正的斯多葛主义信徒，马可·奥勒留的哲学思想还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强烈影响，但是他同样对自治的实践活动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即便在他成为罗马皇帝的时日内。[26]马可·奥勒留被视为前面提到的“罗马五贤帝”的最后一位贤帝（先是联合执政，后来在公元161—180年间独掌大权；在位期间他赢得了一系列重要军事战役的胜利，同时他还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庭生活）。利用战争期间的闲暇，他用希腊文写作了一系列吐露一代帝王忧虑心声的《沉思录》（Meditations）。塞涅卡提出要在夜间进行自我反省，马可·奥勒留则在《沉思录》第二卷的开头写下了这样的命令：“一日之始就对自己说：我将遇见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暴虐的人、欺诈的人、嫉妒的人和无情的人”，然而所有这些人都是出于无知，他们都无法伤害你，你也不应该对他们生气（2.1）。[27]（他似乎不是一个自然的早起者。在第五卷中他写道，“大清早当你不情愿起床时……”［5.1］[28]）。

与爱比克泰德一样，这位皇帝也反对人们只追求学究式的品性。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达成真正的宁静：“放弃对书本所抱的渴望吧，以便死时了无遗憾，而能从容不迫从心底里感谢众神”（2.3）。[29]他告诫自己和后来的读者不要害怕死亡，当然他也始终专注于在战斗中如何指挥军队。他坚持认为没有时候不对的死亡，因为当自然打发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这正像一个执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员，现在把他辞退让他离开舞台一样”（12.36）。[30]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命令而出生，而是根据自然的神圣计划而出生；死亡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应该接受它。因此一个人不应该自杀，但也不要抗拒或害怕死亡。这里又一次回荡起了苏格拉底的声音。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柏拉图主义者、斯多葛主义者与伊壁鸠鲁主义者们都坚持认为死亡并不可怕。[31]真正的宁静不在政治体制之内，而是在这样的哲学感悟之中。

至此，像爱比克泰德和塞涅卡这样的斯多葛主义者因为各自不同的理由开始向伊壁鸠鲁主义的观点靠拢，即一个人应该主要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必要的时候也为政治统治者服务，但不要期望这种政治服务能够带来宁静，因为只有一个良好构建的心智才能够带来宁静。马可·奥勒留的身份是特殊的，因为他是罗马皇帝，他对自己的人民承担着必须要履行的义务。然而他的《沉思录》告诉人们对他来说成功地实施自治与统治自己的帝国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自由与习俗

塞涅卡及其斯多葛主义的同伴们都认为一个理性的个人不会害怕死亡，同时人们也不应该被那些容易让人产生奴性的事物，比如金钱、身体与公共职位吸引。这说明他们对自由——个人的一种德性——极为重视。现实世界的法律把奴隶与自由人严格定义在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上，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重申了该学派的教义，即对人们的社会地位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重要的评判标准，它不是社会的或法律的，而是伦理的。法律上的奴隶（比如爱比克泰德自己）可能是伦理上的自由人，换句话说就是，伦理上的自由才是自由一词的真正且唯一的意义。相反地，法律上自己做主的主人与自由人（liber）在伦理上可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奴隶。曾身为奴隶的爱比克泰德（他的希腊文名字是Epiktetos，意思是“获得”，以此来表明他是被一位主人所购得的）与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谋求伦理自由的过程中是平等的。一个人不会因为社会与法律地位低下就被排除于伦理自由之外，同样也不会因为社会与法律地位优越就肯定能获得伦理自由。

就奴隶制来说，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倾向于把上面的逻辑分析以一种清静无为的方式运用到政治之中，这就是说它不会搅乱既成的法律与政治制度安排。比如，他们接受了约定俗成的法律上的奴隶制，尽管他们认为“真正”的奴隶制不受人类约定俗成的社会地位的支配。然而就女性的状况而言，至少有一位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利用自由与德性来强烈抗议当时关于性别的一些社会习俗（我们在第六章已经了解到这一事实，即早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受到犬儒主义者的反约定主义［anticonventionalism］的深刻影响，他们更为普遍地关注女性问题）。他就是穆索尼乌斯·鲁弗斯（Musonius Rufus），与塞涅卡同时代的一位杰出的年轻人，惨遭尼禄驱逐之后幸存了下来，后来成为爱比克泰德的老师，在罗马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名人（公元71年罗马的所有哲学家都被驱逐出城，但他特别得以幸免）。他是罗马斯多葛主义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但同时他的斯多葛主义思想也受到了苏格拉底的深刻影响。

穆索尼乌斯·鲁弗斯认为女性应该从事哲学，他的这一观点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类似。然而他把柏拉图《理想国》中只有特殊的女性与男性才有能力从事哲学的观点普遍化了，也就是说他站在斯多葛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力是自然与普遍的。他在下面的引文中说：

女性与男性一样……从众神那里接受了理性的馈赠……女性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感官，它们是视觉、听觉、嗅觉及其他感官。女性与男性也拥有一样的身体各部分，谁也不比谁多什么。更有甚者，不仅仅是男性，女性也拥有德性的自然倾向，也拥有获取德性的能力……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过去凭什么说男性才是追寻与思考如何过良好生活——确切地说就是学习哲学——的合适对象？凭什么说女性就是不合适的呢？难道说男性适合成为好人，而女性不适合成为好人吗？[32]

穆索尼乌斯·鲁弗斯假定大部分的女性将继续承担她们传统的性别角色，即料理家务（在当时的罗马，这包括以她们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与财产、从事商业活动以及参与各方面的公共生活，尽管大部分的法律事务需要由她们的男性代理人出面）。然而当女性行使她们各自所拥有的神圣的理性能力追求德性时，即“当女性学习哲学”[33]时，她们才能为罗马最好地承担与完成自己的性别角色。鲁弗斯进一步认为婚姻与从事哲学是一致的。伉俪之间的自然亲密关系是人类的社会本性得以发展的基础，同时它也能支持城市的发展，最终将促进种族的繁衍。[34]

现在我们可能把这样的观点称为女权主义的，[35]我们发现一个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如何严厉地批评了芝诺与克律西波斯的“理想国”中的社会习俗。然而我们也发现他只关注于某些特殊的强制与非理性的社会习俗，对其他的一些则默然接受。鲁弗斯支持婚姻的一个理由是它不一定成为从事哲学的障碍，因为照料妻子与孩子（此处他仍然把哲学家想象成一般的男性）的大部分工作可以转移给家中的奴隶们。他假定这种方式将有利于哲学家的哲学活动。[36]自由是一项伦理成就，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主从与上下的差别。在某些语境下，斯多葛主义的伦理规范可以导致激进的立场，比如穆索尼乌斯·鲁弗斯在性别上的看法，但在另外一些语境下比如奴隶制，斯多葛主义的伦理规范也可以容忍与接受现实中的不平等。

回顾共和国

当最后对众多帝国思想家的复杂政治立场进行评断时，我们可以回到马可·奥勒留之前的那个世纪，回到本章开头所着重讨论的塔西佗的时代。我们发现从公元1世纪晚期到2世纪的时候，一位传记作家与哲学家回顾了希腊与罗马（元首政治之前）古典时期的政治家的生活故事，尽管他当时也承认君主政治是一种哲学理想。[37]他就是普鲁塔克，一位来自帝国边陲小城（波奥提亚地区［Boeotia］的喀罗尼亚［Chaeronea］）的希腊人。

普鲁塔克的个人经历融合了我们已经讨论的众多哲学与政治主题。求学于柏拉图在雅典所创办的学园，他在哲学上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他被授予罗马的公民身份，同时还是一位地方的执政官以及德尔斐（靠近他的家乡）的阿波罗神庙的祭司。另外，与一切有教养与活跃于公共生活舞台的希腊人一样，普鲁塔克的生活也经历着罗马霸权下的紧张气氛。在公元100年前后写成的一篇论文中，他建议一位谋求地方公职的朋友说：“你既是臣民也是统治者……你必须让自己身上的斗篷看上去更加谦逊，目光要从你自己的位置望向总督的高台，不要妄自尊大或者太信任你的权力（你要看到罗马士兵的靴子就在你的头顶之上）。”[38]

后代人热切地想了解古希腊和罗马的那些立法者与政治家。幸亏有普鲁塔克，是他把他们的形象与信息传递给了我们，比如他笔下的斯巴达与莱库古。他独一无二地描绘了这位斯巴达的立法者的故事：莱库古禁止斯巴达人用文字记录下他的法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通过社会实践与记忆来把各种价值慢慢灌输给人民。[39]他还特别记述了雅典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领袖们，并且创造了一组典型的对比关系：令人羡慕的政治家与蛊惑人心的危险政客（他记述了这两类人的生活故事）。他认为政客只会谄媚与煽动人民，而政治家会告诉人民需要了解的事物，即便人民自己不想知道。按照这个逻辑，普鲁塔克同意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看法，即修昔底德认为伯里克利依靠第一公民的身份进行统治，一旦他放弃起初的各种政客的手段之后，修昔底德称其为“贵族与国王似的”（Per.14.2）。

与伯里克利一样，很多政治家通过接触哲学而培养起了各自的德性，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获得了实在的知识（此处普鲁塔克与他的老师柏拉图不同），而只在于哲学训练是否使他们变得足够节制与自律。普鲁塔克认为哲学主要为民主政治尤其是共和国政治的德性提供支持，因此是政治自由的支柱。[40]如果说希腊化时期的各学派最终把哲学从政治学中解放了出来——至少在某些方面如此（比如他们关于死亡的看法），那么普鲁塔克把则哲学改造成了政治学的婢女，因此他调和了贯穿于本书的两条经典脉络。

与他今天的很多读者一样，普鲁塔克的生活被政治自由的各种理想所环绕，他在自己的希腊城市中担任公职，还享有罗马公民的各种特权，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在很多关键的方面都受制于其他统治者，他们的行为不受普通公民的控制，同时普鲁塔克也对希腊和罗马过去的政体——包含了更为完整的政治自由与政治参与的经验与实践——了如指掌。罗马帝国的政治状况与被理想化了的希腊和罗马过往的政治状况之间既有延续也有断裂，这其中既包括了过度粉饰的吹捧，也包括了真正的相似性与前后的相互影响。普鲁塔克努力审视着过去的政治理想，并在当时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中揣摩着它们的意义。这是他的读者与本书的读者面对的相同的情况。罗马后期的主权政治观念具有相当激进的特性，而对当今社会来说，它让我们追问当大众的控制越来越不具备真实可能的时候，自治的各种观念与理想可能意味着什么。

注释：

[1] 此处我采取Mackay对屋大维的新头衔的译文，参见：Mackay 2004, p. 165。

[2] 屋大维的关键军事胜利是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Actium）战役中击败了克利奥佩特拉（Cleopatra）与马克·安东尼。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结束标志着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们建立的最后一个王国的覆灭，从此以后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参见：Mackay 2004, pp. 167-8。

[3] Mackay 2004, pp. 183, 185.

[4] Brunt（1977）解释说这最好被理解为一项元老院决议（senatus consultum），尽管它呈现为法律（lex）的形式。

[5] 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的这个名为“献给罗马”的演讲时间约在公元144年至155年之间；关于该演讲重要性的研究，参见：Ando 1999以及Richter 2011。该演讲的拉丁文本参见：Lenz ＆ Behr 1976，英译本参见：Behr 1981, Vol.2。

[6] 《历史》所记述的时间跨度为公元68-96年；《编年史》所记述的时间跨度为公元14-68年，成书于《历史》之后，是《历史》的前篇。两部著作都仅有部分内容流传下来。

[7] 塔西佗还完成了一些对后世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他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描述了当时帝国边疆地区的日耳曼人的风俗，除此之外，他还完成了一部以其岳父之名命名的著作《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他后来成了不列颠的总督。

[8] Gibbon 1837, p. 30（Chapter 3）.吉本的这个赞誉实际上覆盖了更长的时间段：“从图密善之死到君士坦丁继位”。

[9] 译文参见：Tacitus 2003, pp. 6-7。

[10] Sailor 2008, pp. 33-6. 记述了塔西佗时代个人保卫自己的独立性与社会地位的不同方式，其中就包括了塔西佗的独特风格，即把历史编纂与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

[11] 有关《关于演说家的对话》的研究，参见Saxonhouse 1975（关于该主题的一篇论文），以及Kapust 2011, pp. 122-33。

[12] 此处及以下《论仁慈》的译文出自于J. F. Procopé，参见：Seneca 1995。

[13] 此处及以下《论个人生活》的译文（标题通常被译为《论闲暇》［On Leisure］，但该版本为《论个人生活》）出自于J. F. Procopé，参见：Seneca 1995。

[14]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塞涅卡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尽管他曾是一位皇帝的顾问，参见：Cooper ＆ Procopé 1995, p. xxi。

[15] 该处以及其他所有提到的塞涅卡的书信译文出自于Brad Inwood，参见：Seneca 2007。

[16] 此处及以下《论愤怒》的译文出自J. F. Procopé，参见：Seneca 1995。

[17] 塞涅卡的这封信没有被收录于Inwood的书信选编版本之中，此处的引文来自Inwood ＆ Gerson（2008）的译本。

[18] Roberts 2013, pp. 25-8.

[19] Roberts 2013, p. 144.

[20] Inwood 2005, pp. 303,319.

[21] 关于该实践方式的一个有影响的视角，尽管它强调的是“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而非“自治”（self-rule），参见：Focault 2010。

[22] 我之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in part）是为了表明Brad Inwood富有洞见的告诫；他说塞涅卡不仅仅是作为治疗专家或“精神与灵魂导师”的身份进行创作的，他还是一位“文人”（man of letters），参见：Inwood 2007, p. xviii。关于斯多葛主义者与希腊化时期其他的各种治疗方法，参见；Nussbaum 1994。在一般意义上，把古典哲学视为某种生活方式的研究，参见：Hadot 1995（重视精神修炼），以及Cooper 2012（重视哲学的论辩）。

[23] 关于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者对自治与社会的论述的概述研究，参见：ReydamsSchils 2005。

[24] 引文分别见于D 1.4.23，1.4.26，参见：Inwood ＆ Gerson 2008, Text 139（p. 196）。

[25] D 1.17.23（“束缚……”），1.17.24（“不是因为”与“你的认识与看法”，译文见于Text 140［p. 198］），参见Inwood ＆ Gerson 2008。

[26] Gill 2007, p. 175.

[27] 此处及以下引文出自A. S. L. Farquharson（Meditations），与R. B. Rutherford（Letters），参见：Marcus Aurelius 1989。此处见于第十页。

[28] 此处及以下引文出自A. S. L. Farquharson（Meditations），与R. B. Rutherford（Letters），参见：Marcus Aurelius 1989, p. 34.

[29] 此处及以下引文出自A. S. L. Farquharson（Meditations），与R. B. Rutherford（Letters），参见：Marcus Aurelius 1989, p. 11.

[30] 此处及以下引文出自A. S. L. Farquharson（Meditations），与R. B. Rutherford（Letters），参见：Marcus Aurelius 1989, p. 118.

[31] 西罗马帝国最后的几位执政官之一波爱修斯（Boethius,一位基督教徒，在公元510年成为执政官。他的儿子们在公元522年也成为执政官）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强烈影响，在监禁等待被处死之前，他寻求自己在哲学上的慰藉。

[32] Musonius Rufus, Fragment［Lecture］ 3, 译文参见：Lutz 1947, pp. 38-41。

[33] Musonius Rufus, Fragment［Lecture］ 3, 译文参见：Lutz 1947, pp. 38-41。

[34] Fragment［Lecture］ 14的标题为“婚姻是否为追求哲学的障碍？”此处所引译文参见：Lutz 1947, pp. 90-97。

[35] 第一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女权主义的，但第二种观点则取决于现代女权主义在婚姻问题上的看法，而这又是富有争议的。在古希腊、罗马哲学论辩的背景之下，支持婚后女性成为哲学家的观点有悖于禁欲主义的立场，实际上人们不屑于关心女性（妻子）与孩子。

[36] Fragment［Lecture］ 14，引文来源同上。

[37] 这源于一篇希腊文标题的文章残篇，即《论君主制、民主制与寡头制》（Peri Monarchias kai Demokratias kai Oligarchias）的第827BC部分。传统上它在普鲁塔克著作全集中被冠以“单一”（De Unius）字样开头的一个更长的拉丁文标题，因此残篇得以确认。它的真实性存在争论，但可以见于：Plutarch 1949。

[38] Praecepta Gerenda Reipublicae（《政治建议》），813E，Plutarch 1949;此处所引译文见于：Whitmarsh 2005, p. 12。

[39] 关于普鲁塔克的《莱库古传》的研究，参见：Lane 2013c;关于他和犹太柏拉图主义者的对比的研究，参见：Lane 2013b。

[40] 关于普鲁塔克对政治家与政客的论述的讨论借鉴并总结了Lane（2012）的研究内容。

结论

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未来

从希腊与罗马人创造的众多政治观念中，我们选取了八个观念作了深入的研究，为此我们全面探寻了律师的演说，哲学家、曾经的奴隶与热诚的科学家的沉思成果，以及那些伟大的悲喜剧作品。古典时代的一个惊人特点是它给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著述与形象。与其他古代社会留存下来的资料相比，希腊（特别是雅典）与罗马为后人留下了有关他们观念的丰富而详尽的资料证明，同时他们通过实践与思考向后人透露了他们构筑并表达那些观念的方法。

他们的观念是如此鲜活多姿，这是让人倍感兴奋的部分原因。尽管那时他们刚刚学会文字书写，在各自相对不那么专业化的社会中，他们还充当着一系列的社会角色，尤其是希腊人开创或发展出了一大堆的智识学科，同时还急切而热诚地感悟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发展专门学科领域与维持知识和价值的总体理解上，他们恰好处于两者的最佳结合点，这可谓是十足的幸事。阿里斯托芬对哲学做了喜剧化的描绘，柏拉图从数学的角度展现了政治和谐，亚里士多德把人类这种动物置于其他物种的宽广生物机能之中，马可·奥勒留在军事活动之余还有能力进行哲学思考，所有这些都证明政治观念与其他观念、实践活动之间不存在任何割裂，这对现代的读者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触动。

希腊与罗马人拥有探索世界的雄心，这说明政治只不过是他们试图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之一。从悲剧创作与秘密投票机制的发明，到人们在希腊安提凯希拉（Antikythera）发现的观察天文现象的那令人惊叹的机械计算装置（研究者发现该装置与伟大数学家阿基米德存在相关的迹象），古典时代先人们的发明创造只把政治视为众多相互关联的领域中的一部分。政治学与数学、科学、诗学、工程学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对现代的那些好奇者来说，它富有训诫与启发的双重意义。盲目地把政治视为研究或实践的专门的、孤立的领域，这从来就不是一项明智之举：政治属于更大的社会生活，只有在更广泛的背景之中，它才能够被彻底理解。

本书已经说明了希腊人的政治生活尤其充斥着大量的内部多样性。古希腊各城邦为支配权与生存权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从寡头与僭主之间的缠斗，到寡头反抗民主派的政变与反政变，所有斗争都处于波斯、后来是马其顿王权、最终则是罗马霸权的背景之下，它们使希腊的政治思考毫无沾沾自喜之处。正如古希腊科学与逻辑学的发展可能受到了这种政治（最有可能是民主政治）竞争压力的激励，希腊政治思想的深度与严肃性也可能部分地源于他们所感知到的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压力与自己的高风险意识。疆域广袤的罗马也体验着地方人口的多样性，每个地方都有各自关于宗教崇拜的实践形式与语言。尽管帝国边疆的人们接受了一系列法律来规范他们与罗马人，以及他们内部的各种关系，但随之而来的多样性同样也是政治与知识创新的强大力量。

在希腊与罗马，多样性创造出了一系列自然的实验田地，以供详细阐发与检验他们的那些政治观念。这些当时的与留存至今的观念足以证明产生它的土壤的肥沃。这并不是说希腊与罗马人在开始的时候拥有什么秘密的政治资源。而是他们严肃地把政治视为生死攸关的大事，及理解与改变世界的伟大雄心的一部分，因而在我们考察的政治实践与观念上也就惊人的高产。成果中尤为突出的是特定的二元对立关系，它们在古希腊男性公民与非自由人、未成年人、女性、非希腊人以及众神之间构筑起了一种对照。[1]在正义之类的价值与多种政制形态的关照下，尽管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与正义等价值多种政制形态相联的公民身份的建构，但是我们必须要谨记政治与所谓非政治之间的各种界限本身对政治探求与政治论争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名奴隶、女性、“梅迪克”或被帝国征服的臣民，这些身份所蕴含的意义既是希腊与罗马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对一位典型的男性公民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展示这项研究的时候，我的最终目标是要读者得出自己的结论。为此我给出两方面的提示。第一方面的提示源于希腊（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与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即古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与制度机制；第二方面的提示则源于他们的众多哲学家的批评与挑战。

就第一组结论而言，本书试图说明希腊与罗马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即便——或者甚至——我们抛弃一些已经被接受、夸大和过分简化，同时也表现他们的政治特殊性的观念。不是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有资格担当一切公职或自由地去决定一切问题；不是所有或说只有罗马公民在军队服役。强调古今之间被忽略的相似性是一项有意义的纠错工作。古典时期的各个社会至少拥有官僚制、代理制（delegation），甚至代议制（尽管不是在民选立法者的现代意义上）的基本形式。因此与我们一样，他们也十分关注那些使民选（以及抽签）官员担负责任的各种伦理与制度机制。

然而，上述认知只是凸显了一种更为深刻，同时也可能更为重要的古今差异。希腊人——从某些方面来说也包括罗马人——极为关注如何使人民掌握切实的权力。他们不是仅仅严格按照我们通常的想象来行事。他们甚至引入了一些更加引人注目与有趣的机制以实施各式各样的实验，比如创立不受法官约束的人民陪审团与非专业的起诉人制度，运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一些公职，以及专门创立保民官制。他们认识到了人民权力的社会、经济与军事维度上的基本问题，同时也与之作斗争。

然而，围绕着界限划定的问题，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悬而未决的冲突，这在罗马体现得特别明显。对穷人来说，政治自由意味着必须要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社会与经济的保护与供给。古典时代的各政治体一次次地在实践活动中被迫认识到穷人的这种政治自由观念。比如雅典的民主派彻底改造了这种观念，他们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要允许富人拥有切实而不受约束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使富人承担了大量特殊的义务，允许他们享受服务公众所带来的荣耀，但也十分小心而又准确无疑地把他们引导到公共利益的需要上去。

与此同时，雅典人还为穷人的公共服务提供报酬，把这视为集体公民身份与自由权的条件，以此来切实保障他们的权力。他们还调整了移民而来的外邦人的地位，给予他们一定的法律保护，但同时要求他们纳税并服兵役。对罗马人来说，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则更进一步。一个奴隶通过一定的程序获得自由之后，他即被赋予公民身份，最终公民身份被扩展到了帝国的一切自由男性。但在这方面罗马仍然不及雅典。罗马的精英们政治影响力根深蒂固，普通人民所拥有的担当公职、创制，甚至问责与控制政治精英的权力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尽管雅典与罗马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两个政治体的各政治阶层——按土地财富的多寡而定，但土地并非唯一标准——都不约而同地被迫认识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民的看法与宽容的程度。在雅典，一位将军的任期从他当权之日即已开始，但他必须小心提防缺乏耐心或多疑的公众，不至因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而遭到控告或罢免；一位演说家当红的期限也取决于人民是否还愿意忍受他的演说与支持他的政策建议。在罗马，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多么优越，在赢得一系列的选举之前（尽管集体投票、计算选票的方式削弱了人民支持的效力），他都不能跨越仕途的晋级阶梯一跃成为元老院的元老。这意味着政治家必须要时刻关注自己的公众支持率，不能太脱离于人民或妄自尊大。事实上，晚期罗马共和国的一大失误就是把全体选民排除于政治以外，致使共和国的政治支持来源转向了军队控制权与各种暗箱交易。他们地理上的后人们，也就是当今21世纪的希腊与意大利的政治家们，他们与很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一样，历经艰苦终于认识到了不自量力地脱离人民所带来的危险。如果让某一政治阶层或集团自己指定自己来掌握权力——它们可以被视为古典寡头的现代近义词，同时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或问责机制，那么这将是极其危险的。古希腊与罗马人比很多现代政治体都更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

我的第二组结论来源于那些哲学家，他们对各自政治体的实践内容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雅典与罗马是展现民主与共和国政治体的优势与缺陷的生动模型。观察者们轻易就能发现它们在各自鼎盛时期所积累起的财富与权力。作为强盛的政治体，雅典的强权持续了大约两百年，而罗马则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除此以外，观察者们轻易就能发现它们吸引与创造出的灿烂艺术、建筑、文学与科学上的创新成就。然而尤其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来说，他们都批评认为一切权力都被深深地引向了错误的目标。权力被用来满足个人的野心，服务于国家的扩张，而不是去培养伦理上的自我控制与正义，或去追求如何生活的知识。这些哲学家向人们传递了权力之下还有责任的信息。追求权力而又无法明确地认识到权力所带来的好处，这是毫无益处，并且经常是适得其反的，然而搞清楚这一点需要个人把追求善的知识作为一切事物之中最重要的目标。

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书中德性的观念与民主、共和国或任何其他纯粹的政制观念一样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对于那些受上起苏格拉底下讫斯多葛主义者这样一条哲学观念的主脉络深深影响的古典时期的思想家们来说，所有观念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自由意味着自我控制，它不仅仅意味着免遭他人的蛮横控制，还意味着个人在追求最重要事物的过程中免遭困扰心智的各种冲动的干扰。人们不仅对这些哲学家提出的教诲与建议缺乏足够的耐心（从某种程度来说，罗马元老院自身即如此），而且后来随着天主教会在欧洲各政治体中确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人们又长期被要求遵从天主教会的教导，在这种境况下，现代的政治思想家把德性抛弃到了主流的政治观念之外。然而如果说本书所传递的第一个信息是民主与共和国的政治统治是一项事关如何控制统治者的事宜，那么它的第二个信息就是这种对他人的控制最终将是不可能或不可始终的，除非它还包括个人的自我控制。自我控制是任何成功的政治体系的前提条件。对当今社会来说，它同样也是可持续的政治体系的前提条件。定义政治的权力与可能性的光谱始于个人自身。

注释：

[1] Cartledge 2002, p. 4.

致谢

如果没有普林斯顿大学慷慨提供的学术休假与额外休假的机会，我就无法完成此书；感谢萨拉·科特里尔（Sarah Cotterill）、尼尔·汉南（Neil Hannan）为我的研究提供基金上的支持；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在2012年度授予我该奖项；感谢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ASBS，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在2012/3年度授予我该奖项。CASBS为我提供了极为出色的写作空间以及物质上的全面支持，比如特里西娅·索托（Tricia Soto）、阿曼达·托马斯（Amanda Thomas）为我提供了卓越的图书馆服务。在CASBS的帮助下，我有幸就书中的各观点与众多学者进行交流与讨论，比如德博拉·坦嫩（Deborah Tannen），她促使我做出了本书导言中政治的定义；还有马克·韦尔（Mark Vail），他审阅了我为此所完成的初稿。在审阅与评论我的几份早期书稿的过程中，很多学者慷慨地贡献出了自己的智识。在此我对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Malcolm Schofield）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每人都审阅了整部著作（马尔科姆还另外审阅了三章的修改稿）；同时我也对瓦伦丁娜·阿雷纳（Valentina Arena）、欣克·胡克斯特拉（Kinch Hoekstra）、雅各布·利普顿（Jacob Lipton）、哈伊姆·朱利科沃斯基（Chaim Milikowsky）、维多利亚·帕甘（Victoria Pagán）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各自都审阅了相当重要的部分章节。尽管他们的审阅意见对本书的修改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且尼尔·汉南还读了本书的校样，但是我本人对书中的错误承担一切责任。数年来我与众多朋友、同事及学生就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政治观念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他们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与我的代理人乔纳森·康韦（Jonathan Conway）的合作是相当愉快的。企鹅出版社鹈鹕丛书的编辑劳拉·斯蒂科尼（Laura Stickney），她以自己的想象力与热情帮助并激励我完成此书。此外还有唐娜·波比（Donna Poppy），她是一位工作熟练、知识渊博的文稿编辑。我与以上两位的合作同样相当愉快。最后我要感谢我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以及那些家人似的朋友；尤其是安德鲁·洛维特（Andrew Lovett），感谢他与他给我的一切。

术语表

关于古希腊文、拉丁文的注释

本书行文中的注释，希腊与拉丁单词的每一个音节都要发音（因此“公民”的希腊文ho po-li-tēs的发音与英文单词“polite”复数形式的发音并不相同）。

本书正文对希腊文的音译不区分两组希腊文元音，它们有时通过长音节符的有无来表示：

——短音节ε，独自发音类似于eh，比如英文单词中的“evident”，但是

——长音节η，独自发音类似于ey，比如英文单词中的“hey”

——短音节ο，独自发音类似于在英文单词“obvious”中的发音，但是

——长音节ω，独自发音类似于在英文单词“oh”中的发音

这是因为对那些不懂希腊文的读者来说，他们发现这些长音节符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启发意义，反而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而对那些懂希腊文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元音分别的对应，因此也就不需要它们了。尽管如此，本词汇表中的长元音依旧照此标出。

希腊文的名词及其他特定的语法构造的前面会有简短的定冠词。定冠词根据性别、数字与单词的格而递减。本词汇表下面所列的单词省略了定冠词，除非离开定冠词就无法理解该单词所表达的意义。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被置于主词之后（因此ta politika在下文中被表示为politika, ta）。

人名的表示则按照通用的英语习惯，它们通常源于拉丁文，前面的冠词被省略掉了（因此直接表示为Epicurus［伊壁鸠鲁］而非ho Epikouros）。

下面的词语定义与人物传记来源于《在线版的LiddellScott-Jones英希词典》（The Online Liddell-Scott-Jones Greek English Lexicon），以及查尔顿·刘易斯（Charlton Lewis）和查尔斯·肖特（Charles Short）的《拉丁语词典》（A Latin Dictionary）、《牛津古典辞典》（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此外还有《布里尔新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Brill’s New Pauly）。如果想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任一术语或人物，读者可参考这些著述。因为我们下面所列内容有意作了删减，因此可能是有失公允或断章取义的。

主要希腊文［G.］、拉丁文［L.］术语的简短定义

archē，复数形式：archas［G.］：官职（政治语境下）；也有“起源”（origin）的意思

archein［G.］：治理或统治

aretē［G.］：卓越或德性

boulē［G.］：意志、深思熟虑或委员会（在雅典它指500人议事会，即克里斯提尼［见下］所创立的元老院或设置议事日程的机构［见下ekklēsia条］）

civitas［L.］：政治单元，大致可译为“国家”（state）（在古罗马的政治语境下，它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单位）

Constitution Antoniniana［L.］：罗马皇帝卡拉卡拉所颁布的法令；公元212年，该法令授予罗马帝国的绝大部分自由民以公民身份

dēmokratia［G.］：字面的意思为“人民的权力”；英文词“democracy”的起源（在政治语境下，它指由“人民”［dēmos］掌握主要权力的政治体系。古希腊的雅典是该政治体系的最重要代表）

dēmos［G.］：人民（在政治语境下，它通常指“人民”或平民而与贵族相对；它也可以指全体公民）

dikastēria［G.复数形式］：法庭

dikē, dikaiosunē［G.］：正义；dikē也可专指审判、裁决或判决

ekkēsia［G.］：集会或会议（在雅典，它指一般性的政治团体而与500人议事会相对，见上boulē条；在后来的思想中，它既可以指政治团体，也可指宗教团体。因此我们可以把教会成员组成的共同体或所有的基督徒称为ekklēsia）

ergon［G.］：行动或行为；在古希腊的思想与修辞学中，它通常与演讲者的言语（单数形式，logos）相对

gerousia［G.］：元老们组成的委员会（在斯巴达，它指元老院或元老委员会）

honestas［L.］：荣誉、荣耀或名誉，通常与权宜或利益（expediency）相对，见下utilitas条

hubris［G.］：傲慢无礼或肆无忌惮的暴行

imperium［L.］：命令（在后来的政治语境下，它指罗马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

isos［G.］：平等的，有时也译为公正的；与isotēs（平等）相关

Kallipolis［G.］：字面意思为“美仑美奂或美丽的城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它指哲学王的理想城邦）

koinōnia［G.］：宗教社团、协会或合伙

kosmopolitēs［G.］：世界公民（在斯多葛主义的思想中，它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应该正确地把其他一切理性个人视为自己的公民同胞，进而有了这样的观点，即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共同体是世界共同体）

kosmos［G.］：字面意思即“秩序”；通常被用来指世界秩序或宇宙

kurios［G.］：强大或富有权威的，有时译为“主权者”

lex de imperio Vespasiani［L.］：字面意思为“关于维斯帕西安之命令的法律”，它的部分内容被刻于石碑之上而被保存下来。它描述了罗马皇帝的权威如何源于人民的法律授权

libertas［L.］：自由

monarchia［G.］：一人之统治；英文词“monarchy”（君主制）的来源（在政治语境下，它指一王统治的政治体系）

nomos［G.］：法律或习俗（在政治语境下，它通常与自然相对，见下phusis）

officiu［L.］：道德义务

oligarchia［G.］：少数人的统治；英文词“oligarchy”（寡头制）的起源（在政治语境下，它指由少数富裕公民统治的政治体系）

optimates［L.复数形式］：字面意思为“最优秀的人”（指晚期罗马共和国中拥戴精英权力［贵族们，尤其表现为元老院的权威］以对抗平民的政治派系，与populares相对，见下）

phusis［G.］：自然（在政治语境下，它通常与法律与习俗相对，见上nomos条）

polis; 复数形式poleis［G.］：城邦或城市国家（在古希腊政治语境下，它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单位）

politeia; 复数形式politeiai［G.］：公民身份、政制或共和国（在一般的政治语境下，它既可以指一个政治共同体，也可以指它的政府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它也可指代被多数人良好治理的统治形式）

politēs; 复数形式politai［G.］：公民

politika, ta［G.］：政治事务或有关公民的事务

politikos［G.形容词］：有关于公民的

populares［G.］：字面意思为“人民的代言人”（它指罗马共和国晚期支持平民诉求而反对optimates［见上］的政治派系）

princeps, princeps senatus, princeps civitatis［L.］：第一人，元老院的第一人，国家的第一人（打赢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国内战争后，第一任罗马皇帝屋大维［见下］的头衔）

psychē［G.y指代字普西隆，否则音译为u，将在英语中产生另外一个更容易辨认并且表示该意义的词根］：精神或灵魂

res publica或re publica［L.］：公共事务或公共关切；用以表示共和国（commonwealth）

rhētor［G.］：政治体制内的公共发言人

senatus［L.］：英文词“senate”（元老院）的来源；罗马共和国内提出建议并进行审议的组织机构，在帝国时期日趋变为象征性意义的角色

senats consultum ultimum［L.］：字面意思为“元老院的终极法令”；元老院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声明，它赋予行政官们超常规的权力来抗击国家的敌人，包括动用武力

stratēgos; 复数形式stratēgoi［G.］：指挥官、总督或将军suffragio［L.］：投票或公民普遍的参政权

telos［G.］：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它可以指行为、事物或人的目的；“teleogical”［目的论的］一词的来源，该词在古希腊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诸观念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turannos［G.］：暴君或僭主（在政治语境下，一位僭主的统治不仅是绝对专制的，他还无视法律或公共的善）

utilitas［L.］：权宜或利益（expediency），通常与荣誉相对，见上honestas条

Zeus［G.］：众神之神，在罗马通常被等同于朱庇特神

主要人物、事件与地点简介

Aeschylus（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年？—公元前456年）：雅典的悲剧作家，他的著作包括《俄瑞斯忒亚》（Oresteia）、《七将攻忒拜》（Seven Against Thebes）与《乞援人》（Suppliants）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他征服古波斯帝国后进一步控制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与印度北部，因为热病死于古巴比伦；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将领们瓜分了他的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死亡标志着希腊化时代的开始

Antigone（安提戈涅）：索福克勒斯（见下）的同名悲剧作品《安提戈涅》的人物角色；她把自己的义务置于首位，不顾自己叔父克瑞翁——忒拜之王——的命令而埋葬了自己的兄长波吕涅克斯；为此她被判以活埋的极刑，在克瑞翁的减刑通知到来之前，她自杀而亡

Aristophanes（阿里斯托芬，卒于公元前386年）：雅典喜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云》（Clouds）、《骑士》（Knights）与《吕西斯特拉特》（Lysistrata）；他考察了雅典民主实践与社会中的紧张关系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一位来自马其顿的哲学家、柏拉图（见下）的学生。他在雅典创立了自己的吕克昂学园，著述颇丰，其中《政治学》（Politics）与《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在政治思想中占据着尤其重要的地位

Athens（雅典）：阿提卡半岛上的古希腊城邦，因自己的民主政治体制、财富以及众多的哲学流派而闻名遐迩；古波斯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均见下）的主要参与者

Augustus Caesar:见下屋大维（Octavian）条

Brutus, Marcus Junius（马库斯·朱尼厄斯·布鲁图斯，公元前85年？—公元前42年）：罗马贵族与政治领袖，与卡西乌斯（Cassius，见下）一同密谋反抗朱利乌斯·恺撒（见下）；恺撒被刺杀后，他与其他密谋者一同在希腊纠集起了一支军队，但在腓利比（Philippi）一役中战败，之后他自杀而亡；与他同名的一位先祖把罗马的最后一位王赶下了王位，因此开启了罗马政治的共和国时代

Caesar, Julius（朱利乌斯·恺撒，公元前100年—公元前44年）：罗马将军，他征服了高卢（今天的法国），后来与“贵族派”（the optimates），以及以庞贝（Pompey）为首的元老院显赫贵族们打了一场国内战争；他赢得了战争，但他的野心使他疏远了那些元老们，最终在公元前44年“三月十五日”（Ides of March）被暗杀

Cassius（卡西乌斯，公元前80年？—公元前42年）：罗马贵族与政治领袖，与马库斯·朱尼厄斯·布鲁图斯（见上）一同密谋反抗朱利乌斯·恺撒；恺撒被刺杀后，他与其他密谋者一同在希腊纠集起了一支军队，但在腓利比（Philippi）一役中战败，之后他自杀而亡

Chrysippus（克律西波斯，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07年）：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公元前232年成为斯多亚（Stoa）或斯多葛学派的教主；深受基提翁的芝诺（见下）的影响；他著述颇丰，并且发展了斯多葛主义思想

Cicero, Marcus Tullius（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罗马修辞学家、政治家，他既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主要政治人物，也是众多哲学著作的作者；他的作品包括《论演说家》（De Oratore）、《国家篇》（De Re Publica）与《论义务》（De Officii）；作为元老院的重要支持者，西塞罗在朱利乌斯·恺撒（见上）被暗杀后的动荡政局下遭到了放逐，并最终被杀害

Cleisthenes（克里斯提尼，公元前6世纪晚期）：雅典政治家，他推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措施，包括重新把雅典人民编入名为“村社”（demes）的政治组织单位、推行“陶片放逐”，这些措施帮助雅典建立了民主的政治体制

Cleon（克里昂，死于公元前422年）：雅典政治家，来自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并非贵族；他强烈支持与拥戴雅典普通群众的政治权力与诉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见下）期间，他以政治家和将军的双重身份参与了雅典的重要决策；他的方式方法与世界观受到了修昔底德与阿里斯托芬的批评

Diogenes the Cynic（Diogenes of Sinope）（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锡诺普的第欧根尼，公元前412年？—公元前324年）：犬儒主义哲学家，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雅典度过，他致力于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几乎一文不名，大庭广众之下做任何行为都不感到羞耻，包括那些一般属于个人隐私的活动

Diogenes of Oenoanda（奥诺安达的第欧根尼，公元2世纪）：他把一段伊壁鸠鲁主义的文字雕刻在了吕西亚地区的某门廊之上；该段刻文的内容出自伊壁鸠鲁（见下）的著作，同时还包括其他的伊壁鸠鲁主义箴言，当然还有作者自己的话Ephialtes（厄菲阿尔特，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家与改革家，他推行改革以加强人民的权力；他得到了伯里克利（见下）及其他民主派领袖的支持，但是极富争议的政策最终使他惨遭谋杀

Epictetus（爱比克泰德，公元1世纪中期—公元2世纪）：斯多葛主义哲学家，曾经是一名奴隶；师从穆索尼乌斯·鲁弗斯（见下），受到了克律西波斯（见上）思想的深刻影响；他的著作包括《爱比克泰德论说集》（Dissertationes）与《手册》（Manual）。这些著作反过来又影响了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见下）

Epicurus（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年—公元前270年）：伊壁鸠鲁主义的创始人；该学说包括很多信条，但它一般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一切物质都由无限原子排列构造而成、快乐尤其是与朋友在一起享受宁静生活的快乐是生命的适宜目标

Euripides（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06年）：雅典悲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阿尔克斯提斯》（Alcestis）、《美狄亚》（Medea）与《特洛伊妇女》（Trojan Women）；尽管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雅典度过，但他最终离开雅典，在马其顿国王阿克劳斯（Archelaus）的王宫中度过了自己晚年的创作时光

Herodotus（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3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来自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他的著作《历史》完整地记载了古希腊各城邦与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在该著作中，他考察了古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政制差异，还经常把古希腊的自由与波斯的专制主义进行对比

Hesiod（赫西俄德，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希腊早期诗人，他流传下来的著作——包括《神谱》（Theogony）和《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为人们观察希腊早期的神话、文化与价值提供了珍贵的视角

Lycurgus（莱库古，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世纪）：传说中他是斯巴达的创建者与立法者；据说他既创立了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又创立了斯巴达的混合政制，包括两个国王、一个元老委员会（gerousia，见上）以及一个政治会议机构

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公元121年—公元180年）：罗马皇帝，安托尼乌斯·披乌斯的继任者，“罗马五贤帝”的最后一位贤帝；在自己的各位老师，以及爱比克泰德（见上）著作的影响下，他同时按照斯多葛主义与柏拉图式的准则规范而生活，并且创作了自己的哲学著作《沉思录》（Meditations）

Musonius Rufus（穆索尼乌斯·鲁弗斯，公元30年？—公元101年）：斯多葛主义哲学家、罗马骑士、爱比克泰德（见上）的老师；他流传下来的著作大多是简短的语录与对话

Nero（尼禄，公元37年—公元68年）：罗马皇帝以及重要的艺术赞助人；他起初的统治还算良好，但是后来坠入罪恶与无序的深渊之中；他臭名昭著的行径包括谋杀自己母亲，以及下令让自己的政治顾问塞涅卡（见下）自尽。终于他遭到了元老院的反抗，自己最后也自尽而亡

Octavian（屋大维，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朱利乌斯·恺撒（见上）的继承人、罗马的第一任皇帝；在赢得了一系列的国内战争——先是对抗谋杀朱利乌斯·恺撒的势力，然后对抗马克·安东尼——以后，元老院授予他“第一人”（princeps）的称号，以及“奥古斯都”的头衔

Peloponnesian War（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主要在雅典（见上）联盟与斯巴达（见下）联盟之间爆发的战争；雅典拥有海上的军事优势而斯巴达在陆上拥有优势，这使战争曾长时期陷入僵局之中，但战争最终以雅典的战败而结束

Pericles（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29年）：雅典政治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见上）爆发之前，以及战争的早期阶段，他都是雅典的政治领袖；他对民主政治的支持几乎使他在雅典享有政治支配者的地位——尽管如此，他还是因为贪污公款而曾经受到过审判；一直到公元前420年代早期的雅典大瘟疫使他染病而死，他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Persian War（波斯战争，公元前490年、前480—前479年）：波斯帝国在两位皇帝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带领下两次试图征服希腊大陆，但均遭失败；很多古希腊城邦——最著名的是斯巴达（见下）与雅典（见上）——相互联合起来，最终成功地阻止了波斯的入侵

Plato（柏拉图，公元前424年—公元前348年）：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见下）的学生，曾经创建自己的学园；他以对话录的形式进行创作，其中很多都以苏格拉底为主要人物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政治著作包括《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理想国》、《政治家篇》与《法律篇》

Plutarch（普鲁塔克，公元50年？—公元120年）：希腊哲学家与传记作家，他的著作包括了道德论文与修辞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罗马与希腊历史人物组成的系列传记作品

Polybius（波里比阿，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18年）：希腊政治家与历史学家，作为人质从阿哈伊亚同盟被送至罗马；后来与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见下）成为亲密的朋友；为了解释罗马迅速崛起的原因，他写出了《历史》

Rome（罗马）：罗马共和国与后来的罗马帝国的首都，位于意大利的中部，以其尚武与尽忠的文化而闻名；通过自己的军事权力与公民身份的包容体制，罗马控制了地中海周边的广袤土地长达数世纪之久

Scipio Aemilianus（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公元前185年？—公元前129年）：罗马政治家与将军；公元前146年征服迦太基，在当时的罗马政治之下，他是一位拥有支配影响力的保守派人士；他还是波里比阿（见上）的学生与密友；他死后在西塞罗（见上）的著作中被刻画成理想的罗马政治家的形象

Seneca, Lucius Annaeus（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公元元年？—公元65年）：斯多葛主义哲学家，起初是一名教师，后来成为罗马皇帝尼禄的政治顾问，一直到被这位皇帝下令自尽；他的著作既包括了戏剧作品，也包括了体现其斯多葛主义思想的各种伦理学论文

Socrates（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雅典哲学家，他经常向自己的雅典同胞发起挑战，就他们的道德信念与他们辩论；他受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他的思想主要被保存在他的追随者柏拉图（见上）与色诺芬（见下）的著作中

Solon（梭伦，约公元前630年—约公元前560年）：雅典政治家、立法者与诗人；他曾数次推行政治改革，包括债务豁免与重新整合政治职位；这些措施使他被视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创立者，或至少是民主政治雏形的创立者

Sophocles（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年？—公元前406年）：雅典悲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俄狄浦斯王》（Oedipus Turannos）、《安提戈涅》（Antigone）与《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Oedipus at Colonus）；除此以外，他还是雅典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曾担任过多个公共职位

Sparta（斯巴达）：古希腊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上，因其严厉与尚武的古老文化、混合政制，以及对地方奴隶人群的剥削而闻名；它是雅典（见上）长期的竞争对手，伯罗奔尼撒战争（见上）的作战对象

Tacitus,Publius Cornelius（普布利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公元55年？—公元118年）：罗马历史学家，他以一种尖刻的口吻记载了罗马帝国早期的历史，即他的《历史》与《编年史》；他既谴责了帝国早期皇帝们的罪恶，也谴责了元老院在这些罪恶面前表现出来的奴性

Thucydides（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00年）：雅典政治家与历史学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见上）期间，他曾担任过雅典的将军，因此他富有权威地在他的《历史》中记录下了这场战争；在该著作中，他同时还考察了战争的起源与参战双方的行为

Xenophon（色诺芬，公元前430年—公元前354年）：雅典士兵、苏格拉底（见上）的追随者；他在外邦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先是在波斯，后来在斯巴达或斯巴达附近担任一支雇佣军的指挥官；他创作了多部著作，其中《万人远征记》（Anabasis）记录他远征波斯的经历，以及《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y）与《会饮篇》（Symposium）均记录了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及苏格拉底的演讲Zeno of Citium（斯多葛主义者，基提翁的芝诺，公元前355年—公元前263年）：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该哲学流派包括了很多教义，但它一般认为个人应该追求自然的生活、德性是唯一的善、个人应该把自己视为整个世界共同体中的公民

参考文献与缩写

除特别标明或其他特别标明的学术汇编之外，所有希腊和拉丁文均援引自“牛津古典文本丛书”（Oxford Classical Texts）。大量的古代希腊和拉丁原本及其英文译本都可以在“柏修斯数字图书馆”（www.perseus.tufts.edu）的希腊和拉丁文文库在线查询。本书中大写的拉丁原文标题按照英文而非拉丁文的惯例。

本书所引原始文献按照标准希腊和拉丁文编号系统，这与古典文献的大多数编译版本相一致（不同古典作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欧里庇得斯的引用遵从行编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引用分别采取了数字加字母的斯特凡努斯码和贝克码；希罗多德的引用则按照卷、节编号）。一些现代的编辑版本也有它们特定的惯例（West, M. L. 编辑的古代诗歌汇编按照古典作家对诗文残篇进行了编节，但在引用的时候则仅仅标明残篇号码）。

原始文献与古典作家缩写

Alex.　Plutarch, Life of Alexander

AP　Aristotle or his school, Athenaion Politeia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Apophth.　Plutarch, Apophthegmata Laconica (Sayings of Spartans)

B. Civ.　Bellum Civile (Civil War)

(One work of this title written by Appian, another by Julius Caesar)

Cic.　Plutarch, Life of Cicero

D　Epictetus, Dissertationes (Discourses)

DL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De Alex. Fort.　Plutarch, De Alexandri Magni Fortuna aut Virtute (On the Fortune or the Virtue of Alexander)

De Leg.　Cicero, De Legibus (On the Laws)

De Rep.　Cicero, De Re Publica (On the Commonwealth) (Also given as De Republica; contrast Rep. = Plato, Republic)

EN　Aristotle, Ethica Nicomachea (Nicomachean Ethics)

Ep.　Seneca, Epistulae Morales (Moral Letters)

Fin.　Cicero, De Finibus (On Moral Ends)

Grg.　Plato, Gorgias

Lacae.　Plutarch, Lacaenarum Apophthegmata (Sayings of Spartan Women)

Met.　Aristotle, Metaphysica (Metaphysics)

Off.　Cicero, De Officiis (On Duties)

Or.　Aelius Aristides, Orationes (Orationes)

Per.　Plutarch, Life of Pericles

Phoen.　Euripides, Phoenissae (Phoenician Women)

Pol.　Aristotle, Politikon (Politics)

Rep.　Plato, Politeia (Republic)

(English title, from Latin title Respublica; Greek title is Politeia; contrast De Rep. = Cicero, De Re Publica)

WD　Hesiod, Erga kai Hemerai (Works and Days)

当某古典作家的单一著作被广泛引用的时候，本书没有标出著作标题，比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在引用时仅标出其缩写（分别用Hdt.,Thuc., Polyb. 表示）和章节号，或者当该作家著作清晰确定时，仅标出章节号。

原始文献汇编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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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冰川

企鹅经典：

[英]彼得·沃德姆斯/著

李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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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rewell to Ice

Copyright © Peter Wadhams, 2016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ALLEN LANE, an imprint of Penguin Book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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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内容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北极老友

序

第一章 导论：蓝色北极

第二章 冰：奇妙的结晶

第三章 地球冰川简史

第四章 冰期的现代循环

第五章 温室效应

第六章 海冰开始融化

第七章 北极海冰的未来——死亡螺旋

第八章 北极反馈的加速效应

第九章 北极甲烷，正在发生的灾难

第十章 异常的天气

第十一章 大洋烟囱的隐秘世界

第十二章 南极的现状

第十三章 地球的状态

第十四章 行动起来

致谢

1.1970年8月，加拿大科考船“赫德森号”缓缓驶离多年冰遍布的阿拉斯加北海岸。（从科考船的直升机上俯瞰）

2.2014年波弗特海南部一处典型的融化海冰，摄于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破冰船“希利号”的一次考察途中。

3.冬季海冰裂缝中的烟雾状水蒸气，格陵兰海。

4.冬季积雪覆盖下的平缓单年冰的典型景观。冰体厚度在1~1.5米。图中右侧为重新冻结的裂缝，海冰从该处生长成类似其余部分冰盖外观和厚度的样子。北极现在常能见到这种景观。

5.2003年冬季，北冰洋斯瓦尔巴北部叶尔马克高原的一处考察营地。次日清晨冰体出现了裂纹。

6.几个小时之内，裂缝迅速张开并扩大，与原来的帐篷相互对照的裂缝尺度。

7.波弗特海上形成时间为一周的压力脊，2007年4月。

8.小型自助式水下航行器的多波束声呐装置绘制的波弗特海中同一个压力脊的图片。色标以米为单位。红色圆圈区域为潜水员考察过的地方（见小图）。

9.格陵兰海上发现的漂浮搁浅冰山，2012年7月。图中可见的山顶黄色基站用于生成冰山脊的扫描图片。

10.皇家海军舰艇“夜以继日号”上的多波束声呐装置绘制的多年冰压力脊图片，2007年3月。距离和高度以米为单位。

11.罗斯海中的特拉诺瓦湾冰间湖，2014年10月。图中暗处为冰间湖中的开阔水域，其部分区域被重力风从附近的冰架上吹来的白色条状云层覆盖。

12.格陵兰岛和埃尔斯米尔岛之间的北方水塘冰间湖，2015年3月。

13.2005年、2007年、2012年以及2015年北极海冰面积图。红线标出部分为（过去）9月份海冰的长期平均范围。

14.不莱梅大学得出的2012年9月中旬北极冰体覆盖范围及其集中程度，图中显示出冰缘线附近海冰集中程度非常低。

15.西伯利亚北部海域冰架上空的海面温度轮廓线，2007年夏季。

16.“北极死亡螺旋”。图中所示为1979年以来北极冰体容量逐月变化情况，从图中可见，不断减少的冰体容量像螺旋一样朝图中央移动。

17.北极海冰面积的季节性周期变化。灰色带及其中部的均值曲线代表了1979年—2000年间海冰面积的变化范围，之后，海冰的消退变得更加迅速。

18.夏季海冰中的融水池，部分融水池直接形成了北冰洋中的融洞。

19.2012年7月格陵兰冰盖顶部的极端融化事件。卫星检测到的整个蓝色阴影区域都处于融化之中。

20.海冰底部呈扁平化外观的甲烷气泡。背景中依稀可见的海冰厚度为2.2米。

21.声呐装置测得东西伯利亚大陆架70米深处海域中的上升甲烷羽流。

22.全球热盐洋流循环，又称“全球传送带”，图中显示该洋流表层和底层组成部分以及深层海水形成的地方。

23.世界气温异常曲线图，图中显示的是某区域所在纬度气温均值，1999年。欧洲北部和西部的高温异常由墨西哥湾流运输的暖流以及热盐洋流循环的大西洋部分共同造成。

24.奥登冰舌中的饼状冰，格陵兰海中部区域。图中船只正在采集较厚的多年饼状冰。

25.人们用波浪浮标研究较薄且形成时间较短的饼状冰。

26.冬季的奥登冰舌，1997年。红色部分表示来自北冰洋的厚重极地海冰。蓝色和黄色代表该区域形成时间更短的海冰，它们以饼状冰的形式形成于奥登冰舌区域（见小图）。

27.彩色插图24中所示的大洋烟囱的温度截面图，本图也显示了它左侧近处一个更小的大洋烟囱（以分巴为单位的压力线几乎与图中以米为单位的海水深度一致）。

28.格陵兰海域冬季大洋烟囱的温度结构。烟囱顶帽根据-1℃等温线绘制。请注意该烟囱极深的下沉深度（2500米）及其完美的柱状结构。（它径直穿过了温度稍高的暖水层，后者温度为-0.9℃，标记为黄色。）

29.到2100年，欧洲范围的温度上升幅度，欧洲环境署2008年预测图。

30.斯蒂芬·索尔特设想的海上云层增亮喷雾船。它们被用作向云层注射水粒子的基地，其动力由3个弗莱特纳转子提供。

31.北大西洋东部海域（北纬44°~50°，西经5°~15°）航海轨道上的冷凝轨迹。人们认为它们可持续数天时间，这意味着某些海上云层能通过船只播种云层的方式得以加强。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北极老友

比尔·坎贝尔（Bill Campbell）

马克斯·库恩（Max Coon）

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s）

莫伊拉和马克斯·邓巴（Moira and Max Dunbar）

杰夫·哈特斯利-史密斯（Geoff Hattersley-Smith）

沃利·赫伯特（Wally Herbert）

林恩·刘易斯（Lyn Lewis）

雷·劳里（Ray Lowry）

诺布奥·奥诺（Nobuo Ono）

埃尔基·帕洛索（Erkki Palosuo）

戈登·罗宾（Gordon Robin）

桑斯坦·斯特凡森（Unsteinn Stefnsson）

查尔斯·斯威辛班克（Charles Swithinbank）

诺伯特·恩特斯坦纳（Norbert Untersteiner）

托马斯·菲霍夫（Thomas Viehoff）

序

彼得·沃德姆斯从事极地研究工作已47年，在此期间，他观察并测量了极地海冰性质的重要变化。在本书中，他首先简要回顾了地球的历史以及陆地、海洋上冰体的变化过程。接着，他描绘了冰川在自己职业生涯中发生的重大变化。面积800多万平方公里的北极夏季海冰减少了一半以上，沃德姆斯据此估计北极即将迎来无冰的夏季。

海冰的融化并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世界偏远地方发生的奇特现象：它会让地球反射回太空的太阳辐射比例从60%骤减至10%，从而令行星地球的变暖周期加速。自上个冰期以来安然无恙的冰冻海底沉积物现在则开始向大气中释放甲烷羽流——甲烷是十分强有力的温室气体。《最后的冰川》不仅是当今北极状况的权威报告，它也及时地警醒世人北极海冰消失所带来的全球威胁。

沃尔特·芒克

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拉霍亚，加利福尼亚

第一章

导论：蓝色北极

自1970年始，我的身份就是极地研究者。我有幸多年担任剑桥大学的斯科特极地研究所（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主任一职。斯科特极地研究所为纪念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上尉而建，它是各学科极地研究者汇聚的理想乐园，许多研究者都曾长期离开自己供职的研究机构，以便在斯科特研究所无与伦比的图书馆里潜心治学。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整个时期，我每年都会造访极地地区（通常是北极），有的年份甚至数次前往，为的是像我的欧洲、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同事一样致力于理解海冰中发生的基本物理过程以及何种过程决定了它的形成、消融和漂移。研究人员对冰川的实地考察往往困难重重，有时甚至很危险，并且几乎很少有研究者会认为我们投入心血的研究对象——北冰洋——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改变。一开始，人们很难理解北极冰川的变迁机制。但它的确在变化。很幸运，在比较1976年至1987年间来自潜艇部门的冰川厚度调查结果，并发现在此期间冰川平均厚度减少了15%之后，我成为拿出北冰洋冰川变化确凿证据的首批研究者之一。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1990年的《自然》杂志上[1]，它进一步刺激了之后10年间展开的大量工作，这些工作表明，北极冰川变薄不仅确凿无疑，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厚度已减少40%。[2]真正重要之事也在逐渐发生。极地研究人员纷纷从自身的专业研究领域抽身出来，进而开始在更大的图景中考虑此事。他们已成为气候变化方面的专家，事实上也是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先驱，因为全球气候变化在北极表现得最为迅速和剧烈。

我自己于1970年夏天登上首次进行环美洲航行的加拿大海洋考察船“赫德森号”（Hudson）并因此首次进入北极，之后，便对极地海洋产生了兴趣。“赫德森-70号”考察队于1969年寒秋离开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当时它已南下经过了南极半岛、南冰洋、智利峡湾和广阔的太平洋。[3]那时，我们正准备完成之前仅有9艘船实现过的壮举，即穿越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4]这艘船可破冰航行，这也是此次航行的必要条件。在阿拉斯加北部和加拿大西北地区（Northwest Territories）的海岸线上，北冰洋的海冰与陆地相隔很近，留给我们通行的无冰水域仅几英里宽。有时，海冰一直蔓延至海岸，我们就不得不从多年集聚的密集海冰（彩色插图1）中开出一条路来。最终，航行至西北航道中部时，我们不得不求救于政府的重型破冰船“约翰·A.麦克唐纳号”（John A.Macdonald）。在那个年代，人们常常在加拿大北极区域和海冰较量。阿蒙森（Amundsen）曾于1903年至1906年，用了三年时间通过西北航道，第二艘通过这条航道的加拿大皇家骑警（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纵帆船“圣洛奇号”则用了从1942年到1944年的两年时间。

现在，从夏季的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进入北极的船只面对的则是整个大洋的开阔水域。这片蔚蓝的水域一直向北延伸至北极附近。在本书出版之际，有可能——根据许多预测——北极点本身都会在迄今为止的10万年里首次一览无余。如今，西北航道已很容易通行，到2015年年底共计有238艘船通过该航道。与20世纪70年代的800万平方公里相比，2012年9月的北冰洋仅覆盖有340万平方公里的海冰。就整个星球的变化而言，全部归结于海冰覆盖面积的变化可能夸张了。但我们的星球已经改了妆颜。我们都记得“阿波罗8号”上的宇航员为行星地球拍摄的第一张从月球背后升起的美丽照片，宇宙中这颗孤独而美妙的蓝色星球囊括了我们对生命所知的一切。照片上这个球体的两端为白色。如今，从太空往下看，夏天的地球北极看起来则为蓝色，而非白色。这一片我们一手造成的海洋曾覆有冰盖。重塑地球表面是人类的首要成就，这当然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成就，随之而来的则可能是灾难性后果。

情况实际上比表面看起来更糟。我的声纳测量结果显示，1976年至1999年间，北极冰面平均厚度缩减了43%。[5]这也说明了一些别的情况。过去，北极大部分冰体都会存在数年之久，它们又称多年冰（multi-year ice）。这些多年冰形成了崎岖而壮丽的地形，巨大的冰脊阻挡了探险者的道路，并一直延伸至海面以下50米左右（文中插图1.1）。过去10年间，不断变化的洋流系统已迫使多数海冰漂流出北极，单年冰（first-year ice，彩色插图4）则代替了多年冰，这种海冰形成于一个冬季之内，最大厚度仅为1.5米，且仅有少数较浅的冰脊穿破了平坦的冰面。这种在单个冬季形成的较薄海冰会在单个夏季里由于更加温暖的空气和海洋温度而完全消融。不久之后，北极各地海冰在夏季的融化速度将超过其在冬天的形成速度，如此，现存所有的夏季冰盖都将消融。我们将迈入美国气候学家马克·塞勒泽（Mark Serreze）所谓的“北极死亡螺旋”（Arctic death spiral）时代。[6]正如我在第七章所解释的，在不久的将来，北极的九月将再无冰体，而这之后，北极无冰的季节将延长至4到5个月。

图1.1：多年冰中的压力脊，由潜艇中向上扫描的声呐系统所记录。最大深度为30米。

北极夏季海冰消融的后果将会十分严重。其引发的巨大影响有二。首先，一旦夏季海冰从开阔水域退缩，反射率（albedo）——直接反射回太空的太阳辐射比率——将从0.6降至0.1，这将进一步加速北极和整个地球的变暖进程。之前400万平方公里冰面的消失给地球造成的变暖效应相当于过去25年人类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的影响。其次，冰盖的消失也会让北极上空重要的大气调节系统荡然无存。只要部分冰块在夏季也能存在，无论多薄，海面水温也无法升至0℃以上，因为任何较暖的水体都会在融化其上覆冰层时丢失热量。上覆冰层消失后，表层海水的温度会在夏天上升数摄氏度（卫星观测显示为7℃），而浅层大陆架上海风引起的海水混合现象又将这种热量传递至海底。这一过程进而又会令近海海底表层的永久冻土解冻，它们是自上个冰河时期以来便冻结在海底未受干扰的海底沉积物。近海永久冻土的解冻又将引发大量甲烷气体从沉积物中分解的甲烷水合物中释放出来。每个甲烷分子造成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高出23倍。前往东西伯利亚海（East Siberian Sea）的俄-美年度考察队已观察到从海底涌出的甲烷气体，其他考察队则在拉普捷夫海（Laptev）和卡拉海（Kara）等海域观测到了这一现象。如果这种释放过程导致大气中甲烷含量上升，它将直接进一步推动全球变暖进程。我写作此书是为了解释这些戏剧性变化，并说明北极冰川的减少，如何以及为什么对我们所有人都构成了威胁，而并非仅仅是世界遥远角落里正在发生的离奇变化。

自21岁起，我便将自己的整个科学生涯投身于海冰和极地海洋的科学事业。当我准备向这神奇的景观致以私人的告别时，冰川的改变于我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不可遏制地感到，它对地球而言意味着智识上的贫瘠，对人类而言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我们自己的贪婪和愚蠢正在夺走北冰洋海冰的美丽世界，它曾保护我们免受极端气候的影响。如果我们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其灾难性后果，那么是时候采取紧急措施了。

注释：

[1] Wadhams, P. （1990）, Evidence for thinning of the Arctic ice cover north of Greenland. Nature, 345, 795-7.

[2] Rothrock, D. A., Y. Yu and G. A. Maykut（1999）, Thinning of the Arctic sea-ice cover.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6, 3469-72; Wadhams, P. and N. R. Davis（2000）, Further evidence of ice thinning in the Arctic Ocean.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7, 3973-5.

[3] Wadhams, P. （2009）, The Great Ocean of Truth. Ely: Melrose Books.

[4] Headland, R. K. （2016）, Transits of the Northwest Passage to end of the 2013 navigation season. Atlantic Ocean-Arctic Ocean-Pacific Ocean. Il Polo, 71（3）, in press.

[5] Rothrock, et al., Thinning of the Arctic sea-ice cover.

[6] “The ice is in a ‘death spiral’ and may disappear in the summers within a couple ofdecades”, M. Serreze, in National Geographic News, 17 Sept. 2008; “There are claims coming from some communities that the Arctic sea ice is recovering, is getting thicker again. That's simply not the case. It's continuing down in a death spiral”. M. Serreze, Statement to Climate Progress, 9 Sept. 2010.

第二章

冰：奇妙的结晶

冰的晶体结构

为何是冰体在我们所在星球的能量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在任何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都是如此呢？答案在于冰晶的独特结构，而这又源自水分子的独特性质，后者乃生命存在的关键因素。

图2.1：水分子的四面体结构。

单个水分子（H_2O）具有几乎完美的四面体形状，也即一个三角锥体（插图2.1）。水分子内部犹如一个小的太阳系模型，其中通常围绕质子旋转的电子由该质子和氧原子核共享，这一过程产生了所谓的共价键（covalent bond）。水分子中有两个这样的H-O键，它们构成了键角为104.5°的弯曲几何结构（正四面体则为109.5°）。这个四面体由两对来自氧原子的电子对组成，它们仅与那些参与共价键形成的物质偶联。这些自由流动的液态水分子冻结成固态冰体时发生了什么？直到1935年，伟大的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阐明了固体冰的三维结构之后，我们才得以一探究竟。[1]

冰块的基本组成是从自由水分子中承继而来的四面体结构。每个氧原子位于四面体的中心处，且以0.276纳米（nm，10-9米）的间距与各顶部的四个氧原子键合。这些氧原子集中在一系列被称为基面（basal planes）的平行平面上。晶体单位晶胞的主轴或C轴则垂直于基面，整个结构看起来像蜂窝状或蜂巢状，由略显褶皱的六边形层级构成（图2.2）。

图2.2：冰晶的结构，它展示了氧原子和氢原子呈褶皱蜂巢状排列。C轴为对称轴，其他三个轴则组成了晶体结构的基面。

这种结构导致了冰的非均质（anisotropic）属性，即它在不同方向上的性质有所不同。从能量的角度讲，冰晶在水分子的冷冻过程中增长时，新的氧原子加入到已有的蜂巢表面比形成一整个新的基面更为容易，因为前者仅需创造两个而非四个新键。因此，冰晶沿着基面轴生长比沿着C轴更加容易——蜂巢中已有的基面就在与形成一个新基面相比的优先地位中逐渐增大。这些优先生长的方向即是云中蒸汽生长出的雪花晶臂[2]的方向，也造就了新冻结的海洋或湖泊表面的精美冰晶羽翼。对于理解海冰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便是，一大片处于基面优先增长方向上的海冰结晶会因冷冻而逐渐变厚。

窗户玻璃上薄薄的水层冻结并形成精美的冰饰后，我们便能很容易看到这些优先的增长方向。第一个冰晶的形成会以60°夹角在玻璃表面延伸晶臂，然后以类似树枝的新轴线填满剩余的空隙。每次延伸的角度均为60°，晶臂的增长十分迅速——又称枝晶增长（dendritic growth），它来自古希腊语中的单词“树”。

这是地表温度和压力下的冰体结构；而在高压且接近绝对零度（-273.16℃）时，冰体则以更密集的形式存在——实际上有17种科学上已知的所谓多晶型物（polymorphs）。[3]地球表面正常条件下存在的我们熟悉的那一种则称冰-1h（ice 1h）。一些高压形式的冰体则很可能存在于远离太阳的地球内部深处，我们也能在实验室中重新制造它们。其他形式的冰体则存在于接近绝对零度的情况下。它们造成了外太空一些十分特别的现象。例如，冰体构成了大多数彗星的外层物质，并且将太空中的尘埃包裹，这让宇航员即便从地球大气层上方观测星星时也能看见它们的闪烁。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曾提出，生命可能起源于太空中类似的微小颗粒，它们可能形成一个将分子紧密包裹在一起的基底，从而发生了最终导致生命的化学反应。欧洲航天局（ESA）的飞船“菲莱号”（Philae）对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Churyumov-Gerasimenko）的精彩考察表明，随着彗星逐渐接近太阳，冰盖被加热，冰体也气化并以小股喷射的方式射向太空。

氧原子的网络经由氢键共价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氢原子关联两个氧原子。每个氢键都有位于两个氧原子之间的氢原子，但每个氢原子的位置必定离其中一个氧原子更近些，这种偏好的决定则是随机的。每个氧原子附近都有两个氢原子，但每个氢键中只能有一个氢原子。根据这两条量子力学规律，氢原子可以任何方式排列。正是氢键的长度造成了冰晶的开放结构；当冰体融化，一些氢键遭到了破坏，这导致它们崩解为结构无序、杂乱随机的水分子，密度则高于固态冰。这种情况下的水分子十分与众不同，其固态密度比液态密度更低，这一点与金属不同。纯水的密度为1000千克每立方米（kg·m-3）——这是单位千克的最初定义——而纯冰的密度则为917.4千克每立方米。海水的密度高于纯水，通常为1025千克每立方米，因此海洋中的水和冰之间的密度相差约10%。这就是有10%的浮冰或冰山部分会突出于海面以上的原因。

人们会好奇，如果密度差反过来会发生什么，多数情况下，冰会在水中沉没。首先，湖泊、河流甚至大海将几乎全部冻结。一旦开阔水域上形成了任何冰体，比如海面受低温空气影响时，冰体便会径直沉入水体底部并堆积成一个冰层。所有海底生命都会消失，而湖泊底部的冰层则会变厚，直到冬天结束时湖面残留一层尚未冻结的水面，也可能整个湖泊都被冻住，由此，湖泊里所有的生命都会消失。海里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虽然人们并不清楚一整个冬天的时间是否足够在大洋底部形成一层厚度足以填满整个大洋的冰层。自然，冰层的增长会很迅速：在我们的真实世界中，海洋表面会形成一层薄薄的冰层，这可以保护海洋免于进一步的冻结，但在我们假想的这个世界中，海洋则会在整个冬天不受限制地吸收大气中的寒气，并在海床上形成一层逐渐增厚的冰层。我认为没有人曾建模计算如此这般的海洋是否会冻结至海面，但如果的确如此，那么除了一些微生物之外的所有生命都会终结。海洋生命会在免于冻结的赤道大洋区域聚集；在较高的纬度地区，我们将只剩下蔓延至海底的坚固冰体。

其他一些事情也会有所不同。在现实世界里，水在冻结的时候会膨胀，所以，那些位于道路或岩石裂缝中的水会在其冻结的过程中膨胀，并给周围物质造成开裂的霜冻破坏。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在我们假设的世界中。此外，如果冰比水的密度更大，滑冰将变得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冰鞋给冰面造成的巨大压力降低了其融点，只有冰鞋底部的冰会融化并对其起到润滑的作用。如果水的密度比冰小，冰上的压力会提高其融点，滑冰就变得不再可能。

冻结和融化

让我们回到现实世界来看看较低温度的水。我们通常认为液体没有结构，其形态由随机分子彼此旋转和滚动而定。但冷却的液体具备冰体的某种小范围秩序，其中晶体状键合结构每次在分子组群中保持数秒或数分钟，直到被热运动破坏为止。就像繁忙火车站内的一群人试图聚到一起说话，但又不断被涌入的人群分开。这解释了淡水神奇的密度变化，它在4℃的时候密度最大。这意味着如果高纬度地区的河流或湖泊在秋天的寒气中冷却下来后，其表面的水体会变冷并开始下沉（通常暖水比较冷的水密度更低），并被更深更暖的水体取而代之，这被称为对流倾覆（convective overturning）。这一过程会持续到湖中所有的水都冷却至4℃为止。然而，除此之外，当表层水进一步冷却，就会因密度变低而滞留在湖泊表面，于是，对流停止。之后，表层水会快速冷却至0℃并冻结，而湖泊更深处的部分则保持在接近4℃左右的温度。所以湖面会在秋季迅速冻结，但冻结至湖泊底部的时间则长得多，多数时候，冬季结束的时候都没彻底冻上。

而海水则没有这种可达到最大密度的温度；它的密度会随着整个冷却进程增长至冰点。淡水中的盐度超过24.7‰后就成了海水；大多数海水的盐度范围在32‰-35‰之间，仅有少数像波罗的海这样的孤立海域以及靠近北极大河口附近区域的海域盐分低于24.7‰。英语中表示“咸水”（brackish）的模糊语词——适用于有些咸而不像海水那样咸的水——在海洋学中则有严格的定义，因为它适用于盐度低于24.7‰的水，因此也具有会达到最大密度的温度。这意味着一定量的海水在秋季冷却后，对流倾覆会持续下去直到所有的水体都达到冰点。对一般的海水而言，其凝固点本身会因为盐分的存在而降至低于0℃的-1.8℃，而这就是为什么要在结冰的路面上撒盐。海洋表面发生冻结之前，唯一可防止海洋整个变冷的因素则是，海水由不同来源的不同类型的水层组成，这些水层都以不同的速度朝不同的方向流动。每一层海水都会发生迅速的密度变化（pycnocline，称为密度跃层），因此实际上对流倾覆只会影响到表层海水的底部——在北极，这又被称为极地表层水（Polar Surface Water），而它的下层则是大西洋海水，因为后者自大西洋抵达北极。

浮冰在水中漂浮意味着海冰在海面上形成了一个漂浮盖，它允许大洋环流得以在下面继续进行，海洋生命也得以在深海尤其是靠近海冰的地方（甚至就在其中）存在，植物类浮游生物（又称浮游植物，phytoplankton）则能在海冰处获得光合作用所需的阳光。例如，南极海冰的较低层就存在含有浮游生物的微小液体盐水通道，这些海冰每年的生物产量约占整个南极海洋年度生物产量的30%。

冰的另外一个关键特征则是其非常高的融合潜热（latent heat of fusion），具体为80千卡每千克（kcal kg-1）。潜热是指融化一千克冰所需提供的热量，而非将一千克物质的温度升高1℃所需的热量，后者为比热（specific heat）。水的比热仅为1千卡每千克——这是卡路里最初定义的基础，即热量的标准单位，它是将1克水升温1℃所需的热量（所以，水已被用作定义两种主要物理单位，千克和卡路里的基础）。但假设你仅需提供1千卡的热量来为1千克水加热1℃，相应地，你则需要提供80千卡来融化1千克冰（即其潜热），这相当于加热同等质量的冷水至80℃。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如果把两口锅（一个盛有1千克处于熔点的冰块，另一个盛有1千克20℃的水）一起放在室温中的炉子上，并提供同等热量，则一口锅中20℃的水开始沸腾之时，另一口锅中的冰恰好完全融化。

就星球层面而言，水的融合潜热的作用就像一个巨大的热水库，它是气候变化的缓冲器。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夏季的海冰：它会持续融化，但只要不完全融化，它就能保持其表面空气的温度接近0℃（因为温暖的空气会融化更多的冰，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冷却），并且也能让其下的水温保持在0℃左右（较温暖的水会融化更多的冰，并在这一过程中冷却）。只要海冰持续存在，海冰将为夏季海洋提供有效的空气和水的调节系统。

海冰的形成

本书最为关注海冰在海洋中的形成过程。我们就在目前所掌握的冰分子和冰晶的特性的情况下，来考察一下海冰的产生和生长机制。我们首先考虑水在宁静无波浪条件下的冻结情况。由于冷空气会从水面吸收热量，水面的分子会开始冻结。这一过程产生了单独的冰晶层，它们最初为直径2~3毫米的微小圆形或星状冰晶，漂浮在水面。每个圆形或星状冰晶都带有垂直的C轴，圆形冰晶在水面上呈树枝状向外生长（即朝着六个彼此间隔60°的方向向外生长），将其蜂巢层扩展为六度折叠的雪花状。然而，扁平晶体的晶臂非常脆弱，并且很快就会折断，留下的就是圆形冰晶和晶臂的混合物。这些随机形成的晶体阻碍了水面密度的增加，类似白色的泥浆或者“氧化镁”乳剂。这最初形成的冰层被称为碎冰晶（frazil）或凝脂冰（grease ice）。在宁静的环境下，碎冰晶晶体最终会冻结在一起，形成一个连续的薄冰层；在其最初的变化阶段又称为尼罗冰（nilas）。仅当其厚度为几厘米时，它才是透明的（暗色尼罗冰），但随着冰体的变厚，尼罗冰就会变灰，并最终形成肉眼无法看透的白色外观。一旦尼罗冰形成，海洋与大气就从物理上隔绝开了，冰晶也因此开始了另外一种十分不同的生长进程，其中的水分子开始在已经形成的冰层底部冻结，这一过程又称凝结增长（congelation growth）。在进一步的增长之后，单年冰便形成了，它在北极的单季能达到1.5米厚，在南极则为0.5~1米厚。在南极和那些波涛汹涌的水域，尼罗冰生长过程的持续时间则漫长得多，但它的气候作用却很重要（见第十一和第十二章）。

一旦连续的尼罗冰层形成，冰水接触面的单个冰晶便以水分子在其表面冻结的方式向下生长。具备水平C轴的冰晶比具备垂直C轴的冰晶更容易实现这一冻结过程，因为向下生长可以通过扩展已有蜂巢状冰晶层的方式实现。因此，具有水平C轴的冰晶就以牺牲其他角度的冰晶为代价而增长，并且随着冰层变厚，它会以结晶达尔文主义（crystalline Darwinism）的方式将其他冰晶排挤出局。在经历20厘米厚度的生长之后，选择过程便会终结，胜出的冰晶会持续向下生长，并形成由具备水平C轴冰晶组成的、修长垂直柱状冰晶构造。即便用肉眼观察，这种柱状结构也是单年冰的惊人特征。你还能看到，这样的冰层很可能物理上很脆弱，因为它本质上是由一束朝向同一方向的冰晶组成。

那么，海水中的融盐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冰的晶体结构十分开放，但其不开放的一面则表现在其他分子或原子无法轻易地进入其中。因此，当盐水中的盐分增长时，盐分子无法进入到冰晶结构中。然而，盐分子却能以别的方式进入其中。生长中的冰水界面并非平整一片，而是由平行排列的被称为树枝晶（dendrites）的突起构成，其中每一排都代表了一些迅速生长的（即树枝状生长的）蜂巢状冰层，它们之间存在着水填充的狭窄凹槽。不时地，冰桥会在连续的突起之间生长，并以隔离盐囊（brine cell）的形式捕获进入到凹槽中的水分（插图2.3）。[4]很快，盐囊壁被冷冻，盐水会不断侵蚀盐囊壁直到剩下半毫米宽的、一小点不会冻结的高浓度盐水溶液。这些盐水的盐囊带有的盐分让单年冰尝起来仍然偏咸（与海水32‰的含盐量相比，新冰的盐分含量为10‰）。通过盐囊的移动、盐水的排出或者直接重力排水等机制，盐水会在冬季缓慢地从冰块中排出。盐囊也会移动，其原因是每个盐囊的顶部温度略微低于其底部，再加上冬季冰-水界面和冰-空气界面分别存在-1.8℃和超过-30℃这样悬殊的温度梯度。于是，盐囊的顶部会冻结，盐囊中剩余的水含盐量就变得更高，进而盐囊底部就会融化；整个盐囊则会带着盐水在冰层中向下移动。而当温度下降，盐囊行将冻结的时候，盐水排出机制就会发生；压力会在幸存的富含盐分的盐囊中积存并导致其爆炸，进而迫使盐水向下排出。重力排水机制则最为有效，它能起作用是因为冰体从冻结的底层不断生长，现有盐水蜂巢会被提升至水线以上，进而重力会让盐水在相互连通的孔洞中找到路径并从冰体底部排除。这些路径往往会像河流支流一样汇入被称为盐水排放渠的管道（brine drainage channels）中。当夏季来临，海冰顶部的积雪和部分海冰都会融化。淡水聚集在冰体表层的融水池中，这些融水通过冰体起到冲走大部分剩余盐水的作用，这一过程显而易见被称为冲洗机制。如果海冰在夏季得以幸存并进入到又一年的生长过程，它几乎就不含盐分了，尝起来也没有咸味，且更为坚固——这种类型的冰体则称多年冰，对破冰船而言，它往往成为比单年冰更为强大的障碍。

图2.3：海冰中微小的盐囊。盐水层的间隔距离为0.6毫米。

夏季海冰融化的重要性

我们将从气候变化的角度看到，融水池的形成过程十分重要。当新的降雪层在冬季覆盖海冰时，其表面会反射80%~90%的太阳辐射，所以我们说其反射率（反照率）为0.8~0.9。当积雪融化，剩余光秃秃的冰体可能覆盖有冬季积雪中累积的炭黑（black carbon，来自大气中的烟煤）等脏物，此时的反射率就降至0.4~0.7；这一过程发生在6~7月，此时的太阳辐射在24小时的白昼和太阳照射的作用下达到高峰。如果表层光秃秃的冰体和融水池在夏季较早地出现，冰体额外吸收的辐射将会在削减冰体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甚至可能使其整个融化。许多北极科学家认为，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它会加速造成夏季海冰不可逆转的损失。

随着融水池不断变深变宽，它们最终可能从浮冰侧面经由现有的裂缝，或在冰体最薄点以及融水池最深处形成融洞（thaw hole）并排入大海。排出的水会形成一个数米深的低盐度海水层，进而环绕海冰底部并加速其融化。

海冰如何形成裂缝和压力脊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海冰在热工过程（thermal processes）中如何形成和变化，及其在海面的生长和融化过程。然而，北极地区仅有半数体量的冰川以这种方式形成，其余的则经现有冰体的形变而成，即冰体堆积成线状压力脊，这一过程会产生被称为“裂缝”（leads）的开口。其产生过程如下。堆积的冰层因冻结而形成，并且会因其上层表面的风应力摩擦及其底部的水流驱动持续移动。这一过程会导致冰层基于盛行风而漂移的大致模式。例如，北极盆地的北美一侧就存在一个顺时针旋转的洋流系统，又称“波弗特环流”（Beaufort Gyre），而在欧洲北部聚集的海冰则来自西伯利亚海域，它们被北极往南向格陵兰岛的风吹动，其中的洋流又称“穿极漂流”。

驱动这些海冰的风应力在大范围内整合；据估计，紧致堆积的一块海冰对应着400公里范围的风力整合。因此，如果风力在大面积内变化，则会产生所谓的“辐散风场”（divergent wind field），从而导致辐散的应力——这种风力模式会导致冰盖撕裂。由于冰在拉力下几乎没有强度，所以这种辐散的应力可以打开冰体的裂缝，进而导致其扩大形成裂缝（彩色插图6）。在冬季，任何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裂缝都会迅速冻结，因为大气（-30℃）和海洋（-1.8℃）之间的温度差异十分巨大。刚刚开启的裂缝所丢失的热量十分巨大（超过1000瓦特每平方米，Wm-2），以至于裂缝也随着裂缝开口处裸露的水面上的海上蒸汽雾（彩色插图5）一同散发开去。自然地，一个新的冰盖会在数小时内通过生成尼罗冰的方式快速形成并抹平这个开口，进而消除蒸汽。当后续的风应力场变得收敛时——也即它会将浮冰的边缘聚拢在一起——重新冻结的裂缝处的新冰则成为冰盖中最脆弱的部分，并且首当其冲被挤碎并形成了水线上下方的碎冰堆。这种线性形变特征（就像一个长长的炉渣堆）就被称为压力脊（pressure ridge）（彩色插图7），水面以上部分称为帆（sail），而（更大的）水下部分则被称为龙骨脊（keel）。北极地区的龙骨脊可深达水下50米，尽管多数为10~25米深，而每100公里的距离才能看到深度为30米的龙骨脊。龙骨脊的深度一般为帆高的4倍，宽度则为其2到3倍，因此，压力脊附近明显尚未变形的冰块底部则可能带有部分龙骨脊；这是因为冰块克服浮力下沉比克服重力上浮更为容易。

北极的海冰压力脊对整体海冰质量有重要贡献；其平均贡献率为40%，沿海地区则为60%以上。压力脊起源于简单的线性堆积的冰块，但随着冰块冻结在一起后压力脊就变得更坚固，以至于数年之后，压力脊就像伤口的结痂一样坚固得可匹敌甚至超过其周围尚未形变的冰体。正是多年冰厚重坚固的冰脊，让除了少数最重型破冰船之外的任何破冰船都无法通过。然而，单年冰不仅更薄，而且其压力脊也没有时间以上述方式紧致地结合，所以单年冰脆弱得多，且对于加强型船体而言也不算什么障碍。

而南极地区的海冰压力脊则比北极浅得多，通常不到6米。原因在于，南极海冰本身在一年的生长之后所能达到的深度（通常为0.5~1米）比北极的浅（通常为1.5米）。风的应力可直接折弯这些较薄的冰层，而不必首先形成裂缝并将其撕开。因此，压力脊中的冰块厚度通常与其周围的浮冰类似，并且前者也没有通过逐渐破坏重新冻结的裂缝而形成深度压力脊的机会。而南极压力脊对海冰整体质量的贡献似乎也较小，可能仅为30%~40%。对南极海冰的进一步讨论见第十二章。

浅海中的冰

冰块通常在靠近海滩的最浅水域形成，因为此处的大气仅需冷却并冻结薄薄的一层海冰。这种海冰被称为岸冰（landfast ice），或者称为固定冰（fast ice），因为它直接冻结至海底。在离岸超过一个或多个潮汐间隙的远处，海冰则处于静止的漂浮状态，这一点主要源自其本身的搁浅特征。它们通常是被海风吹到近岸浅海中搁浅的浮冰压力脊。新冰会在这些搁浅的压力脊周围形成，这一整片区域被称为固定冰区域，这一冰区会一直延伸至最深的搁浅压力脊同等的深度，通常为25~30米。

然而离岸冰仍会漂移，在其搁浅并完全静止之前，搁浅压力脊的顶部会在海底沉积物中挖出长长的海槽，这一过程叫做海冰冲刷（ice scour）。1970年夏天我乘坐“赫德森”号首次造访北极的时候就发现了海冰冲刷现象。当时，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的一支队伍正用船只拖拽一台侧扫声呐装置，它会发出扇形声束来绘制海底地图，并反映出任何可能的障碍物。我们都预计泥泞的近海区域的地图是平整的——即一大片平整无奇的淤泥带。相反，我们在海底看到了一系列杂乱的狭窄海槽，仿佛一位醉酒农夫的作品。这是一种相互交织的迷人线条模式，有些像钢模一般笔直，其他的则卷曲成圆形或螺旋形，就像倾斜的日本禅意花园。原有的槽线被新的槽线覆盖。我记得自己冲到主要的回声测深仪处时，发现穿过船只轨道的每个冲刷痕迹在海底都呈现出小凹痕状，大约2~4米深。我们立刻意识到，这些冲刷痕迹一定是由嵌入冬季冰盖中的压力脊造成的，并且风力和洋流都会沿着海底拖拽这些浮冰压力脊直到其完全停止。山峰状的压力脊的作用方式就像复式犁（multiple plough）。冲刷痕为北极浅海区域的近海管道及海上探井规划设置了不可预见的危险。

更为彻底的海冰冲刷考察显示，冲刷痕会延伸至超过压力脊能够形成的海水深度，有时甚至达到65米深的水底（正如我说过的，压力脊绝少超过30米）。人们想到的解释便是，它们是上个冰期或稍晚时期的冲刷痕迹，因为海水被冰盖锁住而导致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更低。由于缺乏浮游生物（它们的细小硬壳会大量沉积在海底），北极水域的沉积物堆积速度非常缓慢，这意味着那些古老的冲刷痕迹一直保存至今并仍未被填满。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将侧扫声呐考察活动扩展至更深的海域，他们发现拉布拉多海、巴芬湾、格陵兰岛和南极海域150~300米深处都存在冰山冲刷现象，其中一个漂浮冰山最深的水下山峰也已经划过了海底。令人惊讶的是，这也成为火星曾有地表径流的最初证据。我的朋友兼同事克里斯·伍德沃斯-莱纳斯（Chris Woodworth-Lynas，他在纽芬兰生活和工作）是一位冰山冲刷方面的专家，他在诸如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威廉国王岛（富兰克林的探险队消失的地方）等陆地上也发现了冲刷痕迹。该岛在上个冰期仍位于海底，来自附近冰川的冰山让弧形的冲刷迹象能被追溯到圆石遍布的沉积物中，这些沉积物后来堆积形成了现在岛上的可见地表。克里斯在2003年浏览火星表面照片时，获权使用了“旅行者”号（Voyager）飞船上的“火星轨道相机”，并看到了十分类似的冲刷模式。[5]他与同事雅克·吉涅（Jacques Guigné）合作的论文为火星研究领域带来了突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火星上曾有过水，因而也可能有过生命，但这种观点在2003年仍属异端。冲刷痕迹表明，火星上不仅曾经有过流水，而且这些水还被定期冻结（也许仅在冬季），进而形成了冲刷过古代火星海底的冰山或冰脊。

浅海中的这些进程十分复杂。除了固定冰，静止冰体对快速移动的离岸浮冰的摩擦拖拽降低了后者的速度，并产生了所谓的剪切带（shear zone），该区域内的摩擦和压力能产生较深的压力脊，有时一片巨大的碎冰块杂乱堆砌的区域则被称为瓦砾场。这种过程的神奇产物就是一种巨大的孤立压力脊，以其俄罗斯名字搁浅冰山群（stamukha）而闻名。西伯利亚北部浅水区域发现的搁浅冰山群就很典型，它是一个很深的压力脊，在冬季搁浅并成为固定冰的一部分，但它在春季或夏季并不会脱落漂走，因为它搁浅的程度很牢固。其周围的冰块会破裂漂移，开阔的水域最终空留下一座孤立的圆顶冰岛。这座冰山可能十分脏，因而看起来像真正的岛屿，因为西伯利亚河流的融水会在早春向其排放污泥。它最终会从海底脱落并进入北冰洋，进而成为这些区域中船只和钻井设备的最大障碍。搁浅冰山群在浮冰中十分罕见，我自己有幸在2012年夏季的弗拉姆海峡（Fram Strait，位于挪威斯匹次卑尔根岛和格陵兰岛之间）处找到并查看了一座这样的冰山。彩色插图9显示了搁浅冰山巨大的隆起表面因为混有多年的污垢和藻类而呈赤褐色。我向冰下发射了一艘自主式水下航行器（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并用其搭载的多束声呐装置来描绘该冰山的草图。其28米的吃水深度足以让它在通常的剪切带中搁浅。

冰间湖

最后，极地海岸沿线即便在冬季也可能形成没有固定冰和成群压力脊的无冰水域。这些地区又称冰间湖（一个英语复数形式的俄语名称，polynyas），表“水池”意。它们可以许多方式形成，但比较常见的一种形成原因是盛行的离岸风所致。海风将新冰吹向大海的速度与其形成的速度一样快，剩余一片紧邻海岸的开阔水域，其可能延伸至数百公里之外。冬季，岸边的开放水域蒸发出霜冻烟雾，再远处的碎冰晶逐渐形成冰块，并被海风吹向外海直至撞到更重的离岸浮冰。南极洲的海岸线因为重力风（katabatic winds）的影响而被连续的冰间湖环绕：这种风在向下吹拂南极洲穹顶式冰盖的过程中会不断加速，最终它会以整合的形式吹过海岸高山的间隙进而吹向大海。每个山涧都对应着一座冰川，每座冰川也都会产生自己的冰间湖。冰间湖很常见，通常还有名字。彩色插图11就显示了罗斯海（Ross Sea）中的特拉诺瓦湾冰间湖（Terra Nova Bay polynya），意大利人和现在的韩国人在该地都有基地，斯科特船长的北部探险队就曾被迫在该处的冰洞中度过了一整个冬天。

而北极的冰间湖则不常见，但它们也很重要。白令海的圣劳伦斯岛南侧就有一个冰间湖，因为该地冬季盛行北风，这让当地的因纽特人（Inuit）在整个冬天都能狩猎和捕鱼。而格陵兰岛和埃尔斯米尔岛（Ellesmere Island）之间则有一个著名的冰间湖，名为北方水塘（North Water，彩色插图12）；这种类型的冰间湖则以别的方式形成：因为风力和洋流驱使浮冰南下通过此处两岛之间的狭窄开口，这可能会导致开口堵塞，进而形成一个拱形障碍物，就像卡在漏斗中的湿沙子一样。洋流继续南下，浮冰则被卡在开口处，进而造成了一个冬季的冰间湖。另外一个反复出现的冰间湖则被称为东北水塘（Northeast Water），它被发现于格陵兰岛东北海岸，该处南下的北极浮冰群无法很快地在诺多斯伦丁根（Nordostrundingen）这个向外突出的海角南端“转弯”，这就为海角背风处留出了一块开阔水域。正是在这里，丹麦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古代的木架蒙皮船（一种由皮革制成的敞口船）和一些石器工具，这表明，因纽特人可能千年以前便已经在这种偏远的极北区域（北纬81°26′）建造了狩猎定居点，很可能是因为这里生活着大量的北极熊和海豹。

本章简要总结了海冰的特性及其形成和发展机制。我们将看到，这种吸引人的物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因为许多严重的气候影响都与它的消退有关。但在处理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地表上的另外一种冰体，即冰川和冰盖中的固态纯冰。它们也正在消失，尽管速度比海冰慢。

注释：

[1] Pauling, L. （1935）, The structure and entropy of ice and other crystals with some randomness of atomic arrange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57, 2680-84.

[2] 即基面轴线。——译注

[3] Hobbs, P. V. （1974）, Ice Phys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ee also Petrenko, V. F. and R. W. Whitworth（1999）, Physics of 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lin, M. （2016）, Water structure and sci-ence. www. lsbu. ac. uk/water/ice_phases. html.

[4] Weeks, W. F. and S. F. Ackley（1986）, The growth,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sea ice. In Norbert Untersteiner, ed., The Geophysics of Sea Ice, New York: Plenum, pp. 9-164.

[5] Woodworth-Lynas, C. and J. Y. Guigné（2003）, Ice keel scour marks on Mars: evidence for floating and grounding ice floes in Kasei Valles. Oceanography, 16（4）, 90-97.

第三章

地球冰川简史

冰川初现

我们并不清楚冻结状态的水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初次出现在地球上的。45.4亿年前，地球从太阳星云（solar nebula）中刚凝结成形时还是一个温度极高的年轻行星，这个尘土和气体组成的圆状星体曾在太阳周围不断旋转以积累物质。事实上，地球的表面曾经处于熔化状态，部分在于火山活动，部分则由于现在仍停留在太阳星云中的大量灰尘和岩石的频繁撞击。而彼时的大气则由不含氧气的有毒气体组成。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生命形式都无法在这种不宜居的环境中生存。然而，早在38亿年前（有些科学家认为是41亿年前），某种生命形式的确已经开始出现，尽管看起来地球表面那时已经凝固成形了，并且甚至有了某种液态水，但肯定没有冰。有趣的是，人们在西格陵兰岛发现的距今37.6亿年的某种石墨化石被确定为包含了地球生命的起源信息。当然，该地当时还并非现在的格陵兰岛，而是这些原始生物生活在其泥土层中的液体海洋。

从一开始我们所知的奇妙生命故事的一切都表明，液态水对生命的产生和延续都至关重要。水是活体细胞的主要成分。但是冷却过程中的地球上的第一滴水又来自何处？人们认为它是地球内部的排气作用和主要由冰体组成的彗星和小行星双重影响的结果。

早期的生命形式是微小的单细胞生物，这种生命形式一直延续到约5.8亿年前。因此，地球80%的生命史就是单细胞生物十分缓慢的演化史。随后，多细胞生命突然出现，演化开始加速，现在细胞的组合有无限可能，不同的生命角色有着不同的专长，然后器官和四肢也开始演化。我们无法回头查看这一过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生命的关键步骤非同寻常，也耗时持久，因为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早在2亿年前便已出现——它们能吸收太阳辐射，并借助二氧化碳创造新的身体物质，同时释放氧气。从那时起，地球大气中的含氧量开始升高，对我们熟悉的生命形式也更宜居，比如陆地和海洋中的单细胞植物。

从地球形成到第一批多细胞生物出现的整个时期被古生物学家称为前寒武纪（Pre-Cambrian），它包含了40亿年的地球史。这段时期里，冰又在哪里？

冰雪地球悖论

古气候研究人员将地球的气候史粗暴地划分为“温室地球”（hothouse Earth）和“冰室地球”（icehouse Earth）等时期，前者代表地球气温明显高于现在的时期，后者指的是明显比今天冷的时期。地球有大约75%的时期处于冰室地球状态。然而奇怪的是，似乎寒武纪之前的冰河时代比最近的冰河时期都要寒冷许多。我们所知的第一个冰期被地质学家称为休伦冰期（Huronian glaciation），或者更加难读的马克甘耶尼冰期（Makganyene glaciation），后者根据南非一处冰川沉积遗址而命名。这一时期距今24到23亿年，当时还不存在光合作用，大气中也并不富含氧气，彼时的地球环境对缓慢演化的单细胞生物而言十分恶劣。这个冰期的环境十分严酷，持续时间也远远超过最近的几次冰期，并且一定对地球上的生命造成过严重的负面影响。

正是这个冰期让一些科学家得出如下观点：地球上的海洋和陆地都被冻结，地表的高反射率，让它从空中看去呈白色。这就是所谓的“冰雪地球”（Snowball Earth），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约瑟夫·基尔施文克（Joseph Kirschvink）于1992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时曾备受争议。[1]这一概念现在已牢固地建立了起来，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它。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一冰期何时开始？地球又是如何裸露出来的？地球是一个雪球的时候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人们难以给出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因为这些古代气候进程的证据难以找到，但故事可能以如下方式展开。

休伦冰期的太阳比现在黯淡。我们现在习惯去考虑“太阳常数”（solar constant），即从太阳抵达地球的年均辐射量，并将其作为仅有微小变化的真正常数（尽管如此，根据一些人的研究，这些少量的变化也足以引起气候变化）。但今天的太阳常数是太阳光度缓慢但稳定上升的结果，其光度每10亿年增加6%。由于休伦冰期的太阳比现在黯淡15%，23亿年以前的地球就靠着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比如活跃的火山活动释放的甲烷——而保持着（事实上比现在温暖）温暖状态。如果这些活动骤减，整个地球就很容易会陷入到比现在冷得多的状态。南非发现的冰川沉积遗址（这个冰期也因此得名）是该地还位于地球赤道附近时沉积的，这意味着这个冰期的影响遍布全球，因此，火山活动放缓的概念指的就是这种机制。当然，我们今天在赤道上也能看到冰川（比如在乞力马扎罗山上），但是，休伦冰期的冰川高度很低，这意味着当时的世界完全被冰雪覆盖。

对这一冰河时期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事实上，第一批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已经出现，并开始改变大气成分，也产生了更多的氧气。氧气与甲烷发生反应形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本身就是温室气体，但其温室效力（每分子的温室效力为后者的1/23）比甲烷小很多。因此，一旦这种游离氧出现，大气中大量的甲烷就会因氧化而减少。我们有个类似盖亚（Gaia）的生命事例，甲烷减少带来的降温效应逐渐改变了地球环境，尽管后续产生的冰河时代几乎不能说对生命有利。

冰雪地球上的生命是什么样，冰雪状态下的地球又持续了多久？冰雪地球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持续的。覆盖地表的冰雪让地球反射率增加到0.8左右（目前为0.3），所以，大部分入射的太阳辐射将被反射回太空。结果，据估计，冰雪地球的平均温度可能在-50℃左右，最暖和的赤道地区也是-20℃，这的确不宜居。其中一个未知因素则是大洋上冰层的厚度。很可能其厚度能达1公里，这一厚度与今天的南极浮冰架相当，尽管前者形成于海上而非陆地。赤道地区的冰层则因为更高的温度而没那么厚，因此高纬度地区更厚的冰川就会朝赤道漂移，就像今天的冰川一样。但这是大洋中浮冰盖（而非陆地冰盖）的漂移现象。而人们估计赤道这样的中心位置的冰层厚度的范围在数百米到仅仅1米之间。这中间的差异很明显。如果冰层厚度为1米，则冰层中会有大量的裂缝和开口，海洋和大气之间就能交换气体和热量，更关键的是，海洋生物的光合作用也将继续，从而不断提升地球的含氧水平。并且火山活动也将继续，它能沿大洋中脊的水下喷发并通过热风孔道释放气体，从而将二氧化碳和甲烷重新释放到大气层。通过一两种这类机制释放的温室气体就能让温室效应达到足以消融冰盖的程度，这将把地球重新带回温暖状态。这一过程可能发生得非常快，数百万年的冰雪地球可能仅需2000年就会消融。多种形式的单细胞生命极具适应性，许多物种也都能在长期的寒冷中幸存。

随后的两个冰雪地球

上述第一个雪球的故事并不完整，同时它也是地质学家和气候建模者之间纷争的主题。但似乎地球的这种状态在间隔15亿年之后又重新出现，即7.1亿年之前出现的斯图特冰期（Sturtian glaciation）。二氧化碳被假定为这次冰期形成机制的主导因素。地球一直受到板块构造过程的影响，大陆和海洋的地壳岩石以板块的形式移动，其边缘因彼此倾轧而相互作用，而年轻的地壳则由来自地幔处的上升流体物质形成。恰巧7.1亿年前，冰川携带大陆板块一起移动，并在赤道及其周围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巨型大陆板块，即盘古大陆（Pangea）。这加速了一种名为硅酸盐风化（silicate weathering）的进程，岩石中的硅酸镁与二氧化碳发生反应，进而在溶液中形成碳酸氢盐和硅酸（人们最近提议用这种方法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水平，即把硅酸盐碎成小块撒在海滩上——见第十三章）。裸露出来的温暖的硅酸盐又加速了这一进程。它们也会变得潮湿，因为盘古大陆开始破碎成更小的碎片，随后形成新大陆，产生更多的沿海地形，岩石则被雨水侵蚀，而不那么靠近内陆的地带则往往形成沙漠。这两种效应之间的风化作用似乎会消耗二氧化碳，地球随之冷却，新的雪球又得以形成并持续了约6000万年。

6.35亿年以前，这最后的第三个雪球已经开始形成（马雷诺冰期），它开始于斯图特冰期结束之后不久（这两个冰期都以澳大利亚南部的地点命名）。这个冰期持续了600万至1200万年。人们再次认为二氧化碳和风化作用都曾参与其中，但也涉及许多其他的机制，包括阻止了太阳辐射的大量太空残片星云等天文机制。

冰雪地球的概念十分新奇，人们在这么大的时间跨度之后很难再找到其存在过的证据了，所以这整个想法都可能被证明为不合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前寒武纪时期，我们知道仅有三个大范围长期存在的冰期，即便它们并未造成雪球。这意味着自然状态下的地球在长期的时间跨度内并未冻结，事实上往往比今天还暖和，偶尔的冰期则意味着全球恒温器突然出现故障。自那以后，我们进入了过去600万年中冰期无休止重复的世界，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向天文冰川时代过渡

过去6亿年地球演化的多数时间里，我们的星球都是“温室地球”，而非“冰室地球”。古气候研究是十分年轻的学科，世人仅恰当地检验过了地球过往巨变的少量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过去这段时期里是否存在过可能为期较短的多个冰期。地球历史的图景仍然十分粗糙，但从整体上看，它在过去多数时间里的确都是温暖的。

本书与地质学无关，我们也并不试图查看地球气候变化的整个历史。我的主要关注点是思考冰体及其作用，并了解其影响行将终结时给我们的启示。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确需要考察地球史上二氧化碳水平上升十分迅速的其他时期，并就这种现象对地球意味着什么得出一些教训。气候史上的一个教训是，地球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上升速度比现在快。人类实际上正在进行一场全球性实验，其中包括了对自然系统前所未有的干预。

6500万年以前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自然事件，即著名的K-T小行星撞击墨西哥尤卡坦半岛（Yucatan Peninsula）造成的一场全球性灾难。撞击产生的冲击波和潮汐波（tidal waves）遍及整个地球，大量尘土、岩石和粉尘随着爆炸进入大气，遮蔽了阳光，带来了死亡。这之后肯定出现过连续的寒冷冬天，就像核战争预示的“核冬天”一样。[2]恐龙随即灭绝，因为它们无法调节体温以应对这种迅速变化。但数千年之后，撞击的直接影响已经消退，最终的结果仍是地球在持续变暖。在1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二氧化碳含量水平上升超过百万分之两千（2000ppm），气温上升约7.5℃（前者速率为0.2ppm/年，后者为0.00075℃/年）。在这场大灾难中，受到影响的碳酸岩和页岩以及撞击点燃的丛林火灾和海洋变暖等共计释放了45亿吨（或者说4.5个十亿吨，单位为Gt，等于10^9吨）碳，这造成了大气中碳含量的上升。但当时二氧化碳的增长速率比目前3ppm/年仍低了一个数量级。我们自己目前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速度远超任何已知的自然事件，甚至像小行星撞击这样的极端事件也相形见绌。

图3.1：地球的温度记录。曲线1是5亿年到8000万年以前温暖期的度数记录。曲线2则是测量深海沉积物中同位素比值得出的6亿年前到600万年前的温度记录，它显示出气温从始新世到上新世的稳步下降趋势。曲线3显示出气温向现在的进一步下降，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300万年以前。曲线4展现了交替冰期，曲线5则展现出我们近期的温度从上个冰期的恢复。

一千万年后，西伯利亚地区大规模释放的甲烷气体（我们并不确定其缘由）也推动着气候变暖，结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升至1800ppm，温度上升约5℃。但上述整个变化持续近1万年，因此，二氧化碳的年增长率仅为0.18ppm/年，温度上升速度则为0.0005℃/年。这也是地球史上涉及物种灭绝和环境改变的一次气候事件，但其中的二氧化碳上升速度仍低于我们现在的水平。

在这些十分温暖的插曲之后，地球的温度在5000万年里经历了一系列逐级下降的过程。例如，我们可在大洋深处海域的温度记录中看到这一点（插图3.1，曲线2），这一结论可从沉积在海底的有孔虫（可分泌硬壳的微小海洋生物）硬壳中同位素氧-18与氧-16的比值中推算出来。正常氧-16和具备两个额外中子的同位素氧-18的这种比例会随着有孔虫生长其中的海水温度变化而变化。科学家并不确定这种长期温度下降的原因，因为这一进程除了可能涉及温室气体的增加，还涉及5000万年大陆板块分布的变化，南极洲向高纬度地区漂移和冰盖的持续增长等因素。

这一过程最终将我们带到冰河时期反复出现的“现代”。过去600万年里，地球平均温度一直很低，低到地球绕太阳的轨道形状的微小变化也会在地球表面产生辐射分布的细微变化，地球温度随之发生变化并导致了冰川的定期推进和退缩——即冰河时期。十分奇特的是，直到19世纪后半叶，地质学家才最终承认地球史上曾发生过一次冰河时期，最初称其为“伟大的冰河时期”。这是晚近以来令人尴尬的事件，其持续时长仅为数千年，最终于12000年前结束。现在我们知道，这一事件直接可上溯至600万年之前的冰河时期和温暖间冰期交替循环的最后一个周期序列。在这之前，如上所述，地球太温暖而无法形成冰期，除了我们行星历史的最早时期发生过的少数特殊事件（冰雪地球），这种事件往往一次持续数百万年时间。周期性冰河时期出现的条件在于，足够寒冷的气候造成天文级别的波动并最终导致冰川的推进和退缩，但也不能冷到让我们处于永久冰河时期的程度。因此，地球历史上冰河时期的温度呈锯齿状波动很可能是某种最近数百万年范围内的现代现象；冷暖时期的交替并非大部分地球历史的特征。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通过化石燃料燃烧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足以抑制温度降至下个冰河时期发生的程度，事实上，这一过程很可能足以完全抑制冰期的周期，进而让地球回到我们数百万年之前经历过的永久温暖的状态。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近期主导了我们这个星球且令人瞩目的冰期循环。

注释：

[1] Kirschvink coined the phrase Snowball Earth in a short paper, Kirschvink, J. L. （1992）, Late Proterozoic low-latitude global glaciation: the snowball Earth. In J. W. Schopf and C. Klein, eds., The Proterozoic Biosphere—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1-2. Subsequent strong support for Snowball Earth came from Hoffman, P. F., A. J. Kaufman, G. P. Halverson and D. P. Schrag（1998）, A Neoproterozoic snowball Earth. Science, 281, 1342-6.

[2] Turco, R. P., O. B. Toon, T. P. Ackerman, J. B. Pollack and Carl Sagan（1983）, Nuclear Winter: Global consequences of multiple nuclear explosions. Science, 222（4630）, 1283-92.

第四章

冰期的现代循环

上新世与冰河时期

我们在上新世（Pliocene, 530—260万年之前）开始进入现代气候时期。上新世时期整个世界的平均温度比现代的前工业社会高出2-4℃，海平面则高出25米。这意味着冰盖上冻结的水体较少，尽管南极洲有冰盖存在，但事实上格陵兰岛在这一时期是无冰的。北极也没有海冰。实际上，我们现在改变地球环境时面临的境况与当时很像，尽管我们并不期待短期内如此大幅度的海平面上升。较高的温度带来了极度蒸发和降水等水文循环现象的频繁发生，这孕育了大量的雨林，茂密的热带草原（现在有些已变成沙漠）和小型冰盖（约占目前冰盖区域的三分之二）。早期人类的祖先也生活在这样的地球上，但因为数量甚少而无法影响气候进程。农业则因为极端的倾盆大雨和热浪而无法出现；而我们的祖先在当时的环境中也不会想到去种植种子并盼着它们生长。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便是，气候比之前更冷，但对冰期循环的产生而言还是太热。

但随后，上新世时期的气候却持续变冷。人们直到最近还认为，降温的一个推动因素便是大陆板块的不断漂移，这一过程创造了巴拿马地峡，进而南北美洲不再分离。这种结果又破坏了巨大的赤道大洋环流并阻止了太平洋温暖的洋流流入大西洋，后者因此而逐渐变冷。然而，科罗拉多大学的彼得·莫尔纳（Peter Molnar）最近已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表示，巴拿马地峡在2000万年而非300万年之前便已形成，因此它本身无法成为气候冷却进程的主要原因。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原因，但气候记录的确显示，约在300万年之前上新世行将结束的时候，全球气候已变得足够寒冷，进而冰盖能在格陵兰岛上形成，这一时期已为现代冰期循环准备好了条件。

近期的冰期记录

世界气候在上新世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地球已经历了20亿年缓慢的气候变化进程，且温度一般而言都高于现在，但降温的罕见情况的确已经发生，并产生了一个严酷而漫长的冰河时期，这可能将整个地球冰冻至“冰雪地球”的状态。我们在之前数万年的时期内并不具备气候冷暖周期的选项，但这种选项正开始出现。我们并不知道冰期循环会持续多久——并且我们自己目前的行为可能已经破坏了这种循环。

冰期循环的气候变化证据以冰芯（ice cores）的形式保存在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盖之中，我们对此已有很好的记录。当雪花飘落在现有的冰盖之上，它就会形成一个将被之后年份新的雪花覆盖的冰层，而先前的冰层就会受到挤压。每个单独年份冰层的厚度逐渐减小，并且其密度随着上面新冰层的挤压而变大。新鲜降雪的密度可能仅为300千克/米^3，但当它受到挤压而位于新的冰层之下50米时，其密度便会升至800千克/米^3。压缩会改变其性质，积雪从之前轻薄片状结构的雪花变成更细颗粒的结构，又称粒雪（firn），最后变成冰体本身。雪花受到挤压变成冰体之后的密度通常会变成800千克/米^3。低于这一密度时，粒雪晶体就会与空气和融水分离直到足以在它们之间自由穿梭。密度为800千克/米^3的粒雪晶体会因压力而紧紧相连，粒雪本身也成为了连续体，尽管其中的空气孔道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为封闭的气泡，但它们会随着后续的挤压而逐渐收缩。冰盖底层中会在高压下形成十分微小的气泡。冰盖顶层每一年的冰层厚度都能得到测量，并且人们可清楚地看到垂直的剖面是否形成，就像平顶冰山（tabular iceberg）的侧面一样。再往下，受到压缩的冰层就变得越来越薄，直到无法辨认单独年份的程度，此时，我们就必须根据自己对冰体压缩的知识来计算其年龄。

因此，大自然为我们创造了可追溯至百万年前的冰体分层记录，如果我们钻探冰盖至基岩便能得到它们。这就是我们并不十分确定冰期循环何时开始的原因。我们如何解读这些冰层记录？幸运的是，我们有很好的办法来计算降雪形成冰层时的温度。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那样，氧元素有两种原子类型，即同位素，分别为“正常的”具备8个质子和8个中子的氧-16（O^16），和更为稀有的多出2个中子的“重”氧-18（O^18）。通常O^18仅占2‰。水分从海面蒸发时，较轻的水分子（H^2O^16）比更重的水分子（H^2O^18）更容易蒸发。这种具有更高O^16浓度的水蒸气会在云层中凝结成冰晶，其中又会发生进一步的分馏。雪花形成、落下时的空气温度条件下O^18与O^16在其中的相对比值计算实验也已完成。这种实验是过往气候的完美温度计。科学家也想出了更聪明的办法从冰层中高度压缩的气泡里提取少量空气，并分析其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含量。所以，我们不仅知道过去一百万年的温度变化，而且还知道当时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此外，大气中的尘埃浓度能告诉我们当时气候的干燥程度，以及当时地球上的沙漠面积。最后，大型火山喷发留下了火山灰层，这提示我们火山爆发时可能的气候变化。最近的一项研究确定了过去2000年中的116次火山喷发，最大一次为1257年的神秘喷发，它肯定对之后2~3年的气候产生了影响，我们最后将这次喷发归结为印度尼西亚的萨马拉斯火山（Samalas volcano）。第二大的火山喷发发生在瓦努阿图（Vanuatu）附近，第三大喷发于1815年发生在坦博拉山（Mount Tambora），这最后一次喷发导致7.1万人丧生并造成欧洲1816年的“无夏之年”，随后发生了作物歉收，并加剧了拿破仑失败之后随即产生的巨大社会动荡。[1]

人们首次钻探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获取冰芯的活动始于1950—1960年代，而解读这些冰芯记录的工作也随即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分析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改进，因此一开始，人们仅得出了冰期和间冰期的大致记录，而现在，我们能得出十分详细的温度和气体成分记录，它们显示出大量原因不明的温度偏差以及我们如何进入和走出冰期，以及（更神奇的）过去四个冰期彼此如何相似等方面的超详细记录，就好像地球一直经历着某种正常的气候交替过程。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交替？

冰期的天文理论

解释冰期循环模式关键要归功于1920年的南斯拉夫科学家米卢廷·米兰科维奇（Milutin Milankovitch），尽管同样的评价也可归于詹姆斯·克罗尔（James Croll），后者是苏格兰一位从未受过教育的卓越科学家，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安德森学院及其博物馆）的科学图书馆里担任看管，通过阅读那里的书籍获得了科学知识。他于1867年提出冰期循环解释机制，但世人如今才开始认识到他在冰期理论和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2]

冰期循环模式的想法意味着，尽管一年之内到达地球的辐射总量基本相同（太阳常数），但由于地球轨道的三种波动模式（插图4.1），太阳辐射随季节和纬度的分布相应会有所不同。

图4.1：地球轨道的三种波动模式。

首先，地球绕太阳旋转的椭圆轨道的离心率会发生变化。这个轨道近似圆形。当它接近圆形时，全年落在地球上的太阳辐射都一样多，但当离心率最大时，太阳辐射每年都会有明显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当离心率为0.0167时，地球轨道半长轴的长度为地球太阳平均距离的1.0167倍，而半长轴最小距离则为此平均距离的0.9833倍。地球轨道形状从最大离心率到最小离心率，再从最小离心率到最大离心率的变化周期为10万年。

第二种波动则因地球自转与地球轨道轴线之间的角度造成。当二者角度为23.5度时，太阳垂直照射的纬度达到极值（分别对应北回归线23.5°N的巨蟹宫和南回归线23.5°S的摩羯宫），超过这一纬度的部分地区一年之中至少有一天太阳不会落下或升起（即南北纬66.5°以上的南北极圈内）。这一旋转角度跟陀螺仪类似，它会在21.6°和24.5°之间变化，周期为4.1万年。我们习惯将热带和极地圈视为地球上的不变区域，但并非如此；它们实际上会在270公里的范围内南北移动。

最后，第三种波动发生在一年中地球在其椭圆轨道上离太阳最近的时刻，即近日点（perihelion）。这个日期也有着跨度为2.3万年的周期，目前是在12月。对于北半球的居民而言，深冬时节恰好是地球离太阳最近的时候。

这三种波动中的每一种都会改变太阳辐射的年度和纬度分布。尽管分布差异较小，但它会因地球是一个不均衡的星球而造成一定影响，即大部分陆地在北半球，大部分海洋则位于南半球。陆地和海洋吸收辐射的差异造成了米兰科维奇的辐射差异，全球气候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我们预计地球平均温度会形成一个代表了这三个周期的加总的缓慢变化曲线，波长为数万年。由于米兰科维奇周期的加总而导致的天文气候力量的确变化不大，但与其相应的地球温度变化却并非如此。让我们看看其中的缘由。

冰芯的记录

插图4.2显示了过去40万年左右的气候记录，我们对冰芯的分析能得出温度（O^18~O^16比值）、二氧化碳和甲烷水平（从其中的气泡得出）等信息。其中两个结果让我们很吃惊。首先，冰期变化是有步骤的：间冰期的高温对应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和甲烷，低温则对应低水平的二氧化碳和甲烷。其次，这些记录并不像米兰科维奇理论规定的那般呈平缓的变化曲线，而是呈锯齿状变化。地球曾经历过混乱的冰期，即在1000~2000年内迅速升温10℃从而进入间冰期状态，之后又迅速开始再次冷却，随后，在1万年的缓慢且稳定的降温后最终达到下个冰期的温度极值。值得注意的是，本期40万年的记录所涵盖的4个冰期的持续时间有所不同，但却有十分类似的气温和大气变化史。四个冰期的气温都呈缓慢下降的线性趋势，一直到进入下个冰期的最冷时期，中间也会有微小的摇摆。二氧化碳浓度从280ppm降至180ppm，甲烷则从700ppb（ppb为十亿分之一单位）降至400ppb。而在恢复期，这三个数又会回弹至之前间冰期的数值。我们现在所在的间冰期至少与之前的三次类似。这一切发生的方式和原因又是什么呢？

图4.2：过去40万年冰芯中的气候记录。请注意全球气温和温室气体曲线外形的相似性。

这个惊人的气候记录为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些尚未得到解答。首先，为何二氧化碳和甲烷含量会呈现如此明确的波动状态？当我们考察地球历史早期中的冰期证据时，它们都只是一次性事件，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都导致了一次性的最终状态。因为至少在过去100万年中，我们有着可预测的冰期历史（符合米兰科维奇理论，除了相应的锯齿性质），每个冰期都对应着同样的温度周期和二氧化碳、甲烷浓度水平周期。以此为基础，按照米兰科维奇理论（暂时抛开我们对地球造成的不可逆的影响），我们能预测距离下一个冰期还有多久，它又会持续多久，全球气温将会如何变化，并得知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水平在下个冰期最冷时的值分别是180ppm和400ppb。我们可以从过往冰期的重复中认定，这种循环将持续发生。但毫无疑问，冰期循环有个开端，这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天文驱动的冰期循环何时以什么方式开始的？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冰芯记录让我们干着急地仅往前回溯了100万年，因为最底层紧挨基岩的几厘米冰芯不仅受到极度挤压，而且被地热轻微地融化了，所以我们无法以这种方式回溯至100万年以前。冰芯记录的最底层由于受到极度挤压而不可靠，而且正是最近40万年的记录才最好地证明了期间4次冰期气候波动的规律性（插图4.2），尽管之前的数据显示同样的冰期模式还在延续。

地球气候进入到米兰科维奇周期刚好足以推动世界从冰川期到非冰川期转变（反之亦然）的状态肯定有一个起点。在此之前，气候太热而无法形成冰川，即便达到米兰科维奇理论规定的最小值也不行。似乎现代冰期的起点就是上新世结束的时候，但我们并不清楚当时形成了多少冰川。这100万年的冰芯记录包含6次或7次冰期，所以这一时期可能总计曾有过至多20次冰期，尽管我们无法知晓更早的冰期是否与最近4次的冰期重复历史一致。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曲线为何呈锯齿状变化？我们可从定性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即冰盖的消失比它的形成更容易。由于天文级别力量的影响，大气温度会下降，原先无冰地球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开始累积冬季的降雪，直到过完随后的夏季都不融化。然后，下一个冬天的降雪又堆到上个冬天的积雪之上，永久积雪就此形成，它会逐渐变厚，进而转变为冰川或冰盖。这一过程很缓慢，但它会逐渐造成消极的反射率回馈并让降温效应倍增。冰川世界正慢慢发展。然后则是天文力量的逆转。空气温度逐渐升高。这一点意味着，逐渐形成的冰川表面会很快地融化，但它只能以每年一个冬季雪层的速度生长。冰川增长的速度有着物理上的限制，但冰川融化速度却没有。当冰盖遵循锯齿波动模式时，气候也是如此，因为空气温度受当前冰量的调节，进而空气温度也遵循锯齿波动模式。因此，“锯齿驱动器”就是冰盖体积，或至少是其表面积。

随后一个问题是，为何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水平与气候变暖和变冷同步？难道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驱动因？我们现在习惯了额外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能让气候变暖，从而消融冰盖这种观念。二氧化碳是驱动力，气候变化是对它的反应。然而，比如在冰期-间冰期的循环中，是二氧化碳含量首先升高，随后导致了冰盖融化呢，还是冰盖的融化仅仅是其对空气温度升高的反应，抑或同样因为气温升高而导致植物生长加快，其呼吸作用又导致了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测试气温、二氧化碳和甲烷水平之间的时间延迟，以确定何者驱动了何者的实验也得出了模棱两可的结果：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因素的先后顺序。事实上，情况比我们最初想象的复杂许多。如果植物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多（如果陆基区域变暖，这倒很有可能），那么来自大气层的碳就会被增加的大量生物吸收。如此的年度循环机制会在春天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利用阳光将其转化为糖、木质素和其他长期存在且不会过期的碳基结构。此处的问题在于，植物生长（至少一开始）很可能会吸收或捕获二氧化碳。现在被广泛置信的另一个理论是，温度的轻微变化会导致气体从海洋表面释放出来：温度增加，所以海洋表面开始释放二氧化碳，这反过来又加速了温室效应，进而增加了水蒸气浓度并创造了一个反馈环，气温随后进一步增加。

另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冰川和间冰期的温度，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是否代表了气候系统波动状态的两个自然终点？如果是这样，二氧化碳就有某种“自然”的气候敏感性，这可以通过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量除以冰期到间冰期温度的上升度数计算得出。这种敏感性会告诉我们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地球气候会调整自身并适应我们人类排出的大量额外二氧化碳的窘境吗？如果我们运用冰期-间冰期的敏感性评估得出气候有时间完全适应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时又会发生什么呢？结果是骇人的，我将在后面的一章中处理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蛮可以说，以这种方式计算得出，二氧化碳浓度翻倍的话，其敏感度将不低于7.8℃，而我们目前的二氧化碳浓度足以导致3.6℃的温度增幅。[3]很显然，这种情况尚未出现，但只要时间足够，它很可能会发生。这一高值被称为地球系统灵敏度（Earth System Sensitivity）；这远高于气候对二氧化碳增加的短期敏感性，但它提示出如果我们无法降低高企的二氧化碳排量，地球气候最终或者几百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如何从上个冰期中诞生

随着我们回首过去1.2万年（这只是地球史上的一瞬）这一时期，地球气候中的漫长冰雪历史逐渐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一时期的地球开始从上个冰期中露出端倪，（临时）稳定的气候得以形成，足智多谋到能够发明农业，并因此发展了城市、建筑、货币、数学、军队以及科学的人类也逐渐产生。艺术早至冰川时期便已存在，很可能音乐也是如此；其他的善报（或恶果）最终都源于农业盈余以及保护固定田地免受闯入者的需要。

这一切都出现在稍稍不同于以往的冰期中，即我们似乎又暂时走向了之前从中走来的冰期。引起这种倒退的是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其名字来自一种名为仙女木的高山植物，也是为了与这之前（自然地）名为“旧仙女木”的事件相区别。上个冰期在大约2万年前达到顶峰，随后冰川开始迅速融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了锯齿状的陡峭部分。这一进程在1.28万年前将我们带至接近现代的温度水平，但突然之间，北半球和热带地区的气温又在接下来的1300年里朝着之前的冰川温度下降，之后我们再次迅速地让自己摆脱了这种境地。南极冰芯中并没留下这一事件的记录，因此它显然是北半球独有的现象，当时格陵兰岛的气温就降至比目前低15℃的程度。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个位于现在哈德逊湾名为阿加西斯湖的冰川湖因为冰盖的扩张而没有排入大洋，湖上冰盖从巴芬岛（Baffin Island）一直向下延伸至海中。一定程度上，这个冰盖由于气候从冰期恢复而撤退，冰体大坝不再，大量淡水随之排入大西洋。这些增加的淡水终结了格陵兰岛和拉布拉多海之间的对流，减缓了热盐环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见第十一章），气候随之再次变得寒冷。这是一个不错且合理的故事，但缺乏观察证据。哥伦比亚大学的沃利·布勒克（Wally Broecker）谈到这个倾泻而下的湖水所携带的“冰山舰队”（armada of icebergs）时说，这是一幅吸引人的图景，但并不很可靠。

在新仙女木事件的插曲之后，地球气候在8000年前迅速升温至比今天稍微暖和点的水平，从此变得非常稳定。当然，我们现在意识到自己正处于间冰期，因此气候的稳定印象仅为幻觉。事实上，从公元1000年到工业革命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温度缓慢下降的过程，这体现在著名的曼恩-布拉德利（Mann-Bradley）“曲棍球棒效应”（hockey stick）这一全球温度记录中[4]（插图4.3），其中球棒长长的“手柄”就代表了温度缓慢下降的过程，“叶片”则意味着气温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迅速上升。但是，此时的气候较之前四个间冰期都要稳定和持久，这给曾在上个冰期靠狩猎过活的智人（Homo sapiens）创造了机会学习作物种植，并在固定地点定居静候其生长。为了避免他人侵占别人播种过种子的土地，新出现的农民需要一个能够确认其土地权的组织，相关事宜包括测量土地（因此会发展数学），写出权利契约（因此会发明文字），并在侵略者和入侵者面前保护其权利（因此会发明警察和军队）等。上述事项没有任何一项为冰期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所必须。而那些种植这些农作物的人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无事可做，于是他们可能被组织起来建造纪念碑、巨石寺庙和坟墓，这些建筑代表了为其提供保护的组织。此时的人们也有时间思考艺术和哲学，甚至科学。当人们播下第一批从上一年草丛中采集的种子以提供来年的食物时，我们的现代世界便诞生了。所有的好处与弊端都逐渐显现。我们将整个人类文明归功于间冰期稳定的气候条件。

图4.3：曼恩-布拉德利曲棍球曲线。过去1000年中北半球气温变化曲线。

另外，我们要记住，文明的重大发展由“他”[*]开创这一点并不明显。在狩猎-采集社会（就像现在的因纽特人一样）中，男性从事危险的狩猎活动，女性则收集浆果和其他食用植物。可能正是女性，注意到了可食用的草类总是重复出现在某些地点并且可对其进行人为耕种。

冰期结束以后，海平面迅速上升，海水淹没了早期沿海定居点，相关遗迹也必须在海里寻找。关联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陆地被考古学家称为“多格兰”（Doggerland），它于公元前4200年被淹，北海和英吉利海峡随之形成。海平面上升的过程基本上在5000年前完成，此后，海平面一直保持平稳，直到20世纪才开始再次上升。这意味着整个文明史都发生在海面平稳的时期。我们在地中海沿岸能看到这一点，[5]那里的古代沿海城市依然存在，罗马的石盆捕鱼陷阱置于水中时仍能使用。

而当时的北海则明显比现在温暖；史称“中世纪的温暖时期”。维京人在公元前1000年时殖民了格陵兰岛，当时的气候还让他们能为牲畜种植干草。但从1400年起，气候开始恶化，有时候人们又称其为“小冰期”（Little Ice Age），最终，殖民地消失了；人们将这一切归咎于气候，但我们并不知道其中任何细节。看来，挪威定居者并不想放弃欧洲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并因此继续保留了家畜，而没有复制与其交往的因纽特人靠捕猎海豹为生的生活方式。面对不断变化的情况，搁置熟悉的习惯对他们而言可能是致命的。

下个冰期何时到来？

我们估计，用米兰科维奇理论来预测未来的话，气温会在未来2.3万年的时间里明显下降，地球会因此进入下个冰期。但是，现在我们在地球上造成的大量额外温室气体难道不会延迟，甚至抑制下个冰期的出现吗？直到最近，气候学家还说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但现在，目睹了地球变暖的飞速进展及众多不断起作用的反馈机制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们改变了地球未来整个（包括短期）的状态。未来的冰期很可能就没有了，或者至少被推迟了。一项研究表明，下一个米兰科维奇循环将不会产生冰川，我们在未来50万年里也不会经历另一次冰期。[6]最近一项仔细考察了米兰科维奇理论在北半球夏季如何起作用的研究[7]表明，即便持续、适度的碳排放也会将下个冰期推迟至少10万年。其中一位名为汉斯·约阿希姆·舍尔胡贝尔（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的作者评论说：“这清楚地表明，我们早已进入一个新纪元，而人类本身在人类世（Anthropocene）也已成为某种地质力量。事实上，人们可能引入一个名为‘冰消期’的地质时期。”“人类世”这一术语由诺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于2000年提出，用以表达我们已处于一个崭新（接替全新世）的地质时期，而智人在这一时期里正在对地球性质产生重要而可观测的影响。

这一切都言之有据：260万年前，地球比今天暖和2~4℃，这对米兰科维奇理论规定的冰期而言还是太过温暖。如果这就是“关闭”（或不开启）冰期所需的温度，那么我们正在大踏步向它迈进。如果一切照旧，那我们将会在2100年回到冰期循环的关闭状态。即便在上新世，地球也需要一些额外的冷却以进入到开启米兰科维奇波动的状态。因此，我们所认为的冰期无限循环模式，即冰川生长、漂移，进而地球变暖、冰川融化的模式真的只是某种短暂现象，它依赖于地球达到某种特定的合适温度，且陆地和海洋也要处于特定的位置。而地球在过去200~300万年经历过的一系列冰期本也是它现在即将经历的，但我们对地球的影响将使它远离可以维持周期性冰期的状态。

这是福是祸？我本能地感到，气候的任何人为扰乱都是灾祸。但化石燃料的狂热支持者可能会说，如果能阻止下次冰期的到来，我们燃烧大量碳化石能源的行为应当受到欢迎，因为人类只是在上个冰期之后稳定的温暖期才设法定居下来，发展出农业，并创造出过去数千年来的各种伟大文明。这个论证可能有其道理，但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明显已经过火。正如我在下一章所证明的，我们对气候的人为介入并不会止步于阻止或推迟下个冰期的到来这种良性结果，而是很可能导致地球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加速变暖。

注释：

[*] 即男性。——译注

[1] Stothers, R. B. （1984）, The Great Tambora eruption in 1815 and its aftermath. Science, 224（4654）, 1191-8.

[2] Croll, J. （1875）, Climate and Time in their Geological Relations; a Theory of Secular Changes of theEarth's Climate. Reprinted 2013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ibrary Collection.

[3] Wasdell, D. （2015）, Facing the Harsh Realities of Now. www. apollo-gaia. org.

[4] Mann, M. E., R. S. Bradley and M. K. Hughes（1999）, Northern hemisphere temperatures during the past millennium: inferences, uncertainties and limitation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6, 759-62.

[5] Arenson, S. （1990）, The Encircled Sea. The Mediterranean Maritime Civilisation. London: Constable.

[6] Tzedakis, P. C., J. E. T. Charnell, D. A. Hodell, H. F. Kleinen and L. C. Skinner（2012）, Determining the natural length of the current interglacial. Nature Geoscience, doi:10. 1038/ngeo1358.

[7] Ganopolski, A., R. Winkelmann and H. J. Schellnhuber（2016）, Critical insolation—C02 relation for diagnosing past and future glacial inception. Nature, doi:10. 1038/nature16494.

第五章

温室效应

上一章，我研究了自然的天文周期，它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让我们在冰期（北半球大部分被冰盖覆盖）和间冰期（冰盖又撤退至格陵兰和高山等处）之间往回穿梭。南极洲则一直处于冻结状态。上一个间冰期大约发生在13万年前。当时刚从非洲人科物种演化而来的智人尚未占据充分利用当时环境的龛位。智人能利用其超常的智力满世界扩张，并殖民那些与其故乡十分不同的栖息地。他们是会制作石器的狩猎-采集者，但还是太原始或者数量太少而无法发明农业，进而过上定居的生活。紧接着下一个冰期出现了，智人在高纬度地区需要克服的挑战便是活下去。仅在目前这个间冰期，人类才得以通过技术改变环境，并且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的技术仅在过去200年中才出现。我们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境地。自然，我们对环境的改变远非排放二氧化碳这么简单。别的改变还包括清理土地（这项活动已持续了数千年），破坏森林，利用（和耗尽）水资源以及种植作物。但为我们工作的机器却是相当晚近的发明，这项发明所需能量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最大。我们来看看自己排放的气体如何导致了这种气候变化。但首先，让我们考察产生了我们自己的自然温室效应。

自然温室效应

温室效应基于十分简单的物理学原理。如果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且以目前地日距离绕太阳旋转的球体，我们从一个单独的方程式（基于1884年所知的科学知识）便能推出其均衡温度。然后我们为其添加一个大气层，看看它对温度有什么影响。我们将看到，自然中的大气会让地球变暖——即所谓的“自然温室效应”——而我们现在加入大气中的气体让其变暖更多。

作为开端，让我们将地球想象为没有大气的球体，仅靠来自太阳的辐射加热。随着地球变暖，它也会因为自身的温度而辐射能量。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能告诉我们地球能达到的温度值。假设这一值按照绝对温度（°K）计算为T（即高于绝对零度的温度），它等于摄氏温度值加上273.16。

我们假设太阳以恒定的速率释放辐射。它可以表示为太阳表面温度（其值为6000℃）的函数，此函数值会因为太阳黑子活动效应而随时间轻微变化，但它在数十亿年的时间跨度上则呈缓慢上升趋势。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地球上每平方米的面积在地日距离上接收到的阳光总量是恒定的。这一数值即为太阳常数，每平方米1.37千瓦（kW/m-2）。换句话说，如果在直接面向太阳的卫星上有一个效率为100%的太阳能电池，那么该电池将能够产生每平方米1.37千瓦的电能，这远远高于单片电暖炉的功率。这是太阳能发电能够实现的绝对最大能量密度，这也是收集太阳能需要很大集电极的原因。

所以，每平方米阳光抵达地球时携带的能量为1.37千瓦。那么，地球总共拦截了其中多少能量呢？这一数值为太阳常数乘以地球的横截面积πR^2，R为地球半径。这些能量部分被直接辐射回太空，因为地球在可见的频率下并非一个完全的黑体（黑体会吸收落于其上的所有辐射）。以分数α表示的太阳辐射比例被直接反射回去。α的值为0.3，它表示地球整体上的反射率。因此，πR^2S（1-α）得出的辐射水平便为地球吸收的辐射总量。

地球由这些辐射保持温暖，但随着温度的升高，它自身也会释放辐射。1884年提出的斯蒂芬-玻尔兹曼定律（Stefan-Boltzmann Law，由约瑟夫·斯蒂芬及其学生路德维希·玻尔兹曼这两位杰出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所发现）描述了绝对温度为T的物体每平方米面积所释放的辐射量。他们发现，这一辐射量与T^4（物体绝对温度的4次方）和比例常项σ（用数字表示则为5.67×10-8，其单位则为瓦每平方米°K-4）成正比。据此，较热物体释放出的辐射量远大于较冷物体。德国人威廉·维恩（Wilhelm Wien）则于1893年发现了另外一个定律，它描述了物体辐射在可能的电磁辐射频率范围内的分布情况。太阳温度的峰值处于可见光范围——所以太阳看上去为白色，但实际又白又热——而其较冷的表面仅为红热色，地球的低温环境让我们根本无法看见其辐射，但我们能测量它，进而发现它位于微波范围内。

因此，整个地表便在其现有温度上以σT^4每平方米的总量向外辐射热量（我们假设地球在如此低频的水平上的确是个黑体），地表面积为4πR^2（因子4为地球整个表面积与其拦截太阳光横截面面积之比）。如果我们愿意，也可将其乘以辐射系数ε（值域为0到1）。常温下，地球就像一个“黑体”一样释放出辐射，它就是一个完美的辐射体，但如果保留辐射系数，我们就能看出增加温室气体的影响。

如果地球是太空中孤立的星球，那么这两种能量必然会保持平衡——地球发出的辐射量等于其从太阳处收到的辐射量，因此，地球会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温度T上，即地球的均衡温度。要找到T，我们需要求解如下方程式：

4πR^2εσT^4=πR^2S（1-α）

通项并稍微重排之后，我们便得到：

T^4=S（1-α）/4σε　　（方程式1）

这是我在本书中唯一使用的方程式，但它很重要，因为热量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简单平衡定义了地球的宜居性。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方程式的解为T=255，即-18℃。换句话说，如果地球上没有大气，地表平均温度将会低于冰点。如此，我们就会有一个冰冻、死寂的世界。此外，我们也看到，地表温度也不取决于地球半径，而仅取决于它与太阳的距离。因为离太阳的距离和地球一样且没有大气的月球的平均温度也是-18℃。

但是，地球温度很显然高于-18℃。造成这种情况的事实如下：地球表面附着的大气层含有的气体能部分吸收从地表发出的长波（微波）辐射，并让几乎所有入射的太阳短波（可见的）辐射从中穿过。地球真的就像一个温室，温室的玻璃允许太阳辐射进入并将其加热，但却阻止大部分长波辐射外溢。因此，这些气体的作用就被称为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

如果考察一下发挥这种功能的气体，我们能看到仅有特定种类的气体很重要。插图5.1显示了卫星测得地中海上空的地球辐射。平滑的虚曲线表示温度为7℃时能量的理论分布，根据维恩定律，这大致就是地球向太空辐射能量的大气层温度。然而，实线才是卫星实际观测到的曲线。这两条曲线共同表明，卫星下面的大气就像以7℃的温度水平有效释放能量一般，但在这个光谱的不同区域存在巨大的漏洞，使得这些地方释放的能量远低于维恩定律的预测值。这些漏洞被称为吸收带（absorption bands），它是由分子移动到更高的能量水平而产生，在这一过程中，电子会获得能量，或者分子整体的旋转或振动会改变至更高的水平。根据量子理论，这些改变只能在离散的步骤中发生，分子会在这一过程中吸收特定频率的电磁能量子。因此，在某些固定能量频率或某些频率带（这种影响会因为分子的复杂性而扩大），分子会吸收射向它的一些能量，从而减少继续传播的能量。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从地球向上射出的能量，会发现特定气体会吸收这些频率带中的能量，进而让地球射向太空的能量变少。这种机制就是天然温室效应的基础。那何种气体又会有效地吸收能量呢？事实证明，大气中最常见的氧气和氮气在地球释放能量的频率范围内并没有吸收带。如插图5.1所示，那些吸收能量的气体为水蒸气、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N_2O）和臭氧（O_3）。它们被称为温室气体，尽管占大气组成的很小部分，但它们对地球气温升高到产生液态水进而达至维持生命的程度而言至关重要。

如插图5.1所示，水蒸气在低频和高频能量范围有着较宽的吸收带，而甲烷、一氧化二氮和臭氧则在中频能量范围内有着更窄的吸收带。二氧化碳有着最深的吸收带，且刚好位于能量光谱的峰值处，该处意味着射向太空的能量最大。单就本图的证据而言，我们能预期二氧化碳乃最危险的温室气体，事实的确如此。

那么，所有这些温室气体的总体影响如何？我们从插图5.1能看出，它们降低了地球射向太空的长波辐射。考虑到它们对所有波长能量的影响，则地球释放辐射的速度低于完美的黑体所能达到的水平。因此，地球的有效辐射系数值ε小于1（温室气体越多，这一值越小）。如果再回头看看本书唯一的方程式，我们会发现，其左侧的值在减少，因为地球辐射的能量低于斯蒂芬-玻尔兹曼定律的预测值。但方程式右侧（从太阳处获得的能量）的值则保持不变。因此，方程式两侧保持平衡的唯一方式就是T值增加。等式1表明，T^4随着1/ε而变化，因此，ε值降低则T值增加。地球必须升温以补偿其射向太空的能量。这种天然温室效应便足以将温度T从-18℃提升至15℃，我们十分熟悉且适应这一温度，它就是我们宜居地球的平均温度。[1]

图5.1：卫星在地中海上方测得的大气顶部辐射通量。8-14微米（无云）大体上透明的吸收带，除了9.5-10微米波长范围的臭氧吸收带（“窗口区”）以外。其余则为二氧化碳、水蒸气、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吸收带。重叠部分为温度为7℃、-13℃、-33℃和-53℃的黑体辐射曲线。辐射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每球面度每波长数。

可憎的二氧化碳分子

目前为止，一切正常。天然温室效应让生命的出现成为可能。缺了大气，我们的世界将进入冰冻的死寂。但假如我们改变大气的成分又该如何？特别是，如果我们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进而增加插图5.1所示的15微米波长附近的能量吸收又该如何？首先，我们会进一步降低地球的辐射系数，因此温度T必须进一步增长以维持均衡。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会导致气温升高。我们没法避免这一结论。它是基本的物理规律。否定它就像否定地心引力或者声称地球是平的一样。然而，仍有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否认二氧化碳水平和气温之间的任何关联。所以，我们要强调：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气温上升。二氧化碳增加得越多，气温上升越高。上文的等式绝对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随着工业革命所需的能量超过了水电的供给，以及这种需要导致的煤矿、铁路和蒸汽机燃煤的发展，人类于19世纪首次开始向大气中大量增排二氧化碳。烧煤蒸汽机一直为工业革命提供动力，直到19世纪末石油和电力的出现为止（位于加拿大的世界第一口现代油井晚至1858年才开始钻探）。即便新发展起来的电网也主要由燃烧煤炭的电站供电。随着内燃机和道路车辆的无休止增长（始于1886年第一辆奔驰汽车的出现），燃烧石油才越发重要。这一进程发生于斯蒂芬-玻尔兹曼定律提出的两年之后，该定律让我们认清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正在让地球变暖的事实。

我们本可以预见到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的无知多少也情有可原。回想起来，我们会看到二氧化碳水平于19世纪中叶开始从上个冰期280ppm的水平迅速攀升至300ppm以上（现已超过400ppm，几乎比前工业化时期的水平上升了50%）（插图5.2）。我们仅仅因为现在能够分析冰芯气泡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才知道这一事实，而直到1958年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在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Mauna Loa）建立了二氧化碳监测站之后，人们才开始系统地从事相关研究。

图5.2：大气中二氧化碳和甲烷含量水平（来源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5次评估报告）。

为何我们直到人为的温室效应变得如此明显的20世纪晚期才注意到它？好吧，一开始并不存在将全球气温和温室气体含量关联起来的理论。关键性的斯蒂芬-玻尔兹曼和维恩辐射定律直到1884年和1893年才被发现，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列纽斯（Svante Arrhenius, 1859年—1927年）于1896年依据这一定律提出了首个温室效应与全球变暖的理论。[2]所以我们19世纪都只顾着烧煤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导致温室效应。

其次，我们缺乏全球气温的良好数据。英国气象局由舰队司令菲茨罗伊（FitzRoy，达尔文环球航行时曾担任“小猎犬号”的舰长）于1854年成立，很快，众多类似的国家机构纷纷成立，但其主要任务是天气预报，因此，甚至整合各地气候统计也耗时良久（在英国，乡村牧师以发送手写报告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始于1767年的最古老的连续天气记录保存在牛津拉德克利夫（Radcliffe）气象站，它曾被用于证明2014年1月是牛津自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1月和其他事项。当然，对于降雨和温度而言，我们需要世界各地的数据并根据一般情况得出相关结论，能够胜任此任务的气象网络正在缓慢建设之中。

阿列纽斯并非前无来者，只是其前辈们仅仅提出了温室气体对气候影响的定性想法。法国的约瑟夫·傅立叶（Joseph Fourier, 1768年—1830年）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纪念他发现了傅立叶级数，任何函数都能被它分解为一组谐波（harmonics）。英国的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 1820—1893年）也有类似观点，英国为纪念他而将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最新建立的气候变化研究所命名为廷德尔中心。

与其前辈不同，阿列纽斯用辐射定律从事研究，其得出的预测惊人地准确。他忽略了云层的影响，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们，但他得出了我们的等式1，并从该等式出发对二氧化碳的不同增量导致的气候变暖程度提出了进一步的正确分析：

如果碳酸（二氧化碳）的浓度呈几何级数增长，温度则仅呈算术级增长。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倍增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温度也只会增加N度。如果我们再将其翻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量），温度还是会增加同样的N度。这对我们二氧化碳排放仍在迅速增长的时代多少算是点安慰。二氧化碳倍增导致的气温升高被称为气候敏感性。阿列纽斯估计N为4℃；目前的估计范围则为2℃到4.5℃，尽管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允许温度“赶上”温室气体浓度水平一些人估计的气候敏感性会高得多——高达7.8℃。[3]阿列纽斯认为，二氧化碳增量的六分之五会被海洋吸收（实际为40%），因此，大气浓度的增速将非常缓慢，其翻番的时间则为3000年。现在我们知道，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翻番的时间实际为75~100年。即便阿维纽斯严重低估了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长速度，他仍旧认为这会改善高纬度地区的气候（他并未考虑冰川融化的后果），进而种植更多的作物以养活递增的工业人口。他还认为，全球变暖将延缓下个冰期的到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世人至今仍为这个问题争讼不已。

所以到头来，二氧化碳被认定为气候变化的主因，事实上也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但它会在大气中阴魂不散这种恶劣性质直到不久前才被人们认清。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气体并非会以纯粹惰性的状态保持在大气中。事实上这些气体十分活跃，并且会参与到名为碳循环（carbon cycle）的一组复杂反应中。它们会被绿色植物和海洋浮游植物吸收，并在蒸腾过程中（借助叶绿素）转化为生物质，同时释放赐予生命的氧气。这是允许动物生命存在的反应，所以它简直就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化学反应。碳在进入植物和树木的结构之后会随着它们的死亡、腐烂、砍伐或焚烧而再次释放。二氧化碳会被海洋吸收，但也会随着温度和洋流的改变而重新释放。实际上，从环境中去除二氧化碳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其制成的材料永久埋入地球内部。此类经典例子发生在海底，该处的动物性浮游生物有孔虫死亡后会在海中持续降下小壳雨，进而形成沉积层。这些壳体由方解石这种碳酸钙制成，海洋生物通过食用植物性浮游生物的方式吸收碳化合物制造这种壳体，浮游生物则以吸收海洋中二氧化碳的方式制造生物质。

我们仍不清楚二氧化碳在气候系统中能有效存在多久。如果我们通过燃烧煤或石油来释放一吨二氧化碳，那么这一吨二氧化碳会在多长时间里对气候产生影响，其影响力又会以何种方式随时间而消减？标准的估计曾是100年，但这是由于对碳循环了解不足而得出的值得推敲的模糊数字。考虑到二氧化碳分子从汽车尾气中释放出来之后的所有可能去处，一直到碳原子最后被埋入深海或岩石中的整个过程，人们现在的预计为上千年。但即便采用最低为100年的预测，我们也清楚，自己在不经意间燃烧化石燃料的行为也为子孙后代种下了祸根。他们会经历我们现在正在释放的二氧化碳带来的持续升温效应，正如我们正在承受“一战”时期的工厂和20世纪50年代的高油耗汽车造成的类似过程一样。

甲烷和一氧化二氮

直到最近，二氧化碳都被认为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化石燃料的燃烧、二氧化碳的增加和大气变暖之间有着非常明确的关联。但其他温室气体也有重要贡献，加总之后，它们对目前大气变暖速率的贡献度约为45%。这些气体其中之一便是甲烷。它在大气中的浓度与二氧化碳同步猛增（插图5.2），实际上可能更快，因为其目前为1800ppb（十亿分之一单位）的浓度水平已经超过其前工业化时期浓度的两倍，而二氧化碳浓度仅升高了50%。甲烷复杂而奇特，因为它有众多天然来源。其中包括有机物在湿地中的分解（因此其通用名为沼气），白蚁的活动产生的化学反应以及食草动物的消化过程，任何造访过猪舍的人都可以作证。海中的甲烷水合物（甲烷和水的高压混合物）是大气甲烷的主要来源，它当然也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但其他的来源则可归于人类活动：天然气管道泄漏，煤炭和石油生产的其他方面，比如水力压裂法开采天然气；水稻种植（因为稻田中腐烂的植被）以及农场数量的增长（因为全世界肉类消费量的增加，尤其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垃圾填埋场和废物处理工程也是甲烷源。然而，尽管这些人为甲烷源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大气中甲烷的增长却在2000年左右保持了稳定状态，直到2008年才开始重新上升。我们怀疑这新的上升是由于近期北极近海中甲烷释放（更晚的事件）所致，但我们并不理解上述稳定状态。一种可能是，俄罗斯人对其天然气管道正在进行更多的维护，因为之前曾发生过大规模泄漏事件；另一个可能性则是，天然湿地正在被榨干、抽干或圈占。

尽管甲烷在大气中的浓度比二氧化碳低很多，但它仍构成了气候变化的实质性增量，因为它是一种强大得多的温室气体。以100年计，每一个甲烷分子的变暖效力是一个二氧化碳分子的23倍；这被称为全球变暖潜能值（GWP）。因为甲烷释放之后仅会在大气中持续存在7~10年，它会发生氧化变成二氧化碳并发生其他的化学过程，其在更为有限的时期里（即释放后的数年内）测得的全球变暖潜能值远高于23；人们也曾引用过100~200这一数值。很明显，大量甲烷的突然释放会产生巨大（可能较短暂）影响；我们稍后会在北极近海永久冻土带融化时所发生之事的角度考虑前述情况。

一氧化二氮则是一种浓度较小的温室气体，其在大气中的浓度为很低的300ppb，存在时间约为120年。它主要来自人造肥料的使用。

臭氧和氯氟烃（CFCs）

考察温室气体的气候力量时，我们一定不能忽视臭氧和氯氟烃。臭氧是分子中具有三个而非两个原子且十分活跃的氧气形式；其分子式为O_3。臭氧是一种具备吸收带的温室气体（见插图5.1），但它于1985年却因为别的原因而出名，当时英国南极科考队队员乔·法尔曼（Joe Farman）登上南极高山之后发现了“臭氧层空洞”（ozone hole）。[4]除了吸收一些从地球射向太空的长波辐射外，臭氧十分适合吸收来自太阳的最短波长的辐射。即能导致晒伤和皮肤癌的紫外线（UV）辐射。事实证明，短波辐射仅增加10%，黑色素瘤（melanoma）的发病率就会增加19%，此病是最严重、甚至是致命的皮肤癌。[5]尽管马里奥·莫利纳（Mario Molina）和舍伍德·罗兰（Sherwood Rowland）早就预计氯氟烃会消耗臭氧（他们因为这个发现而和保罗·克鲁岑分享了诺奖）[6]，而法尔曼的测量显示，南极上空臭氧层消耗高达70%，这为那些生活在“臭氧层空洞”下（这一区域可延伸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塔哥尼亚和南非）的人们增加了过多的紫外线辐射。此处的罪魁祸首来自人为引进的化学物质氯氟烃，它被用于空调之中，并作为气溶推进剂使用，它在大气中时会与臭氧分子反应并将其破坏。臭氧层空洞被发现之后，人类旋即采取了迅速的措施，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便规定逐步淘汰氯氟烃并支持危害较少（但并非无害）的替代品含氢氯氟烃（hydrochlorofluorocarbons）。愤世嫉俗者说，这是因为已有替代品可用，但至少，曾经扩展至北半球的臭氧空洞现在正在后撤。尽管含氢氯氟烃成功阻止了臭氧的减少，但它自身也被证明是强有力的温室气体（见插图5.3，图中显示了它对全球变暖的重要影响）。

辐射强迫

为了比较所有这些温室气体与其他因素所造成的气候影响，科学家们提出了辐射强迫（radiative forcing）这种观念。在本书唯一的方程式中，我们考察了地球上整体辐射量的均衡状态——直接来自太阳的辐射由于地球反射率造成的辐射及其表面温度而被抵消。温室气体会减少地球射向太空的长波辐射，因此，我们可通过测量其中每种气体减少的外射辐射量来对其进行比较。再者，我们可以从增加的温室气体量等于它阻止地球发出辐射的常量加上太阳的辐射强度的角度思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辐射强迫与太阳常数进行对比，它会显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扰乱了地球的天然热平衡。如果辐射强迫是阳性的，则意味着它正在让气候变暖。一些人为活动也引起了阴性的辐射强迫，例如将气溶胶注入大气层，它们会反射部分入射的太阳辐射。

图5.3：不同大气成分的辐射强迫水平（来自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

插图5.3显示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2013年）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最佳预测。它显示，总体的人为辐射强度为2.3瓦每平方米，外加来自太阳的地球整体平均辐射量的0.7%。大约55%的辐射强迫均来自二氧化碳，45%的其他所有来源中，甲烷为最重要者。从最近的1980年代以来，辐射强迫量几乎翻了一番（而这又是1960年的两倍），这显示出我们温室气体排放仍然十分迅速且不受控制，尽管近几十年来，政客、气候变化活动者以及著名科学家们都对此进行了呼吁和警示。

气候敏感性

第四章里，我们描述了冰芯里记载的过去40万年里连续的冰期和间冰期中气温和二氧化碳变化曲线之间的惊人相似性。这表明，至少在这个漫长时期里，经历过两次二氧化碳自然水平为180ppm和280ppm的时期，这主要取决于考察的时期为冰期还是间冰期。地球有两套均衡的温度设定，分别对应完全的冰期和完全的间冰期的特征，两套设定之间相差6℃。由此，我们可通过使用温度升高的幅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在冰期和间冰期的变化来计算二氧化碳含量翻番导致的温度变化幅度。计算结果为7.8℃的高值。[7]我们试图将这一数值应用到现代世界，并提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为何将2~4.5℃作为目前的气候敏感性，但根据上述事实，这一敏感性应该高出很多。必须指出，这个“冰期气候敏感性”并未被充分考虑（尽管很简单）的一个原因是，它的确太高了。如果它适用于现代社会，便意味着目前我们排放进大气的二氧化碳量的潜在变暖效应才实现了一小部分，这个想法让人不寒而栗。

很显然，无论我们采用的气候敏感性数值高低如何，地球都尚未达到符合其自身实际敏感性的温暖程度。自1850年以来，全球温度整体上升了0.9℃，而二氧化碳水平则上升了50%，而根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数据，温度应该上升1~2.25℃，而根据冰期/间冰期的比例换算则为3.9℃。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答案在于已经实现的温度增幅（realized temperature rise）这一概念。地球在如此多的辐射强迫中应该比现在温暖许多，如果我们能维持所有温室气体浓度不变，地球温度将持续上升，直到它达到气候敏感性规定的数值。但此刻，地球温度却落后了——它一直没有跟上不断增加的辐射强迫。什么因素让它变慢？主要是因为海洋吸收了热量，进而导致全球空气温度变暖速度的下降，长期而缓慢的热盐洋流过程（thermohaline processes，见第十一章）会让深海逐渐翻转、变暖，但庞大的海水却吸收了大部分额外辐射。地球表面72%覆盖着海洋。因此，好消息是地球变暖速度并不像预计的那样快。坏消息则是，我们终究免不了自食其果——海洋就像巨大的行星飞轮，它将确保地球变暖会持续数十载，即便我们通过一些非凡的努力而迅速停止排放温室气体亦是如此。而气候敏感性的数值的确很重要。如果这一数值为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述的2~4.5℃，则气温并未落后于辐射强迫多少。但如果这一数值为7.8℃，则气温几乎还没有对辐射强迫作出反应，即便我们削减了温室气体排放，气温仍会大幅上升。

地球近期的温度史

全球温度发生的变化自1850年人为变暖进程开始显现以来还有许多细节值得我们考察。插图5.5显示了过去160年的曼恩-布拉德利曲线，其误差比之前1000年更低，因为从160年之前起，我们便有了温度计并且全球气象网络也开始出现。我们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持续迅速升温过程中看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1920—1960年期间气温发生过停滞甚至些许下降，然后又再次攀升。模型研究显示，这种现象可能通过停滞期煤炭用量的快速增长来加以解释，这一过程往大气中释放了大量气溶胶，暂时阻碍了全球变暖进程。

图5.4：根据曼恩-布拉德利曲线得出的最近160年地球变暖趋势。

北极放大效应

如果我们再次查看过去160年的曼恩-布拉德利曲线（插图5.4），并将其与北极气象站记录的温度曲线相比，我们便能看到它们有着相同的形状。插图5.5显示了北纬60°至北纬90°纬度范围内19个气象站测得的年均海水和空气温度值（SAT），我们在图中看到，全球变暖趋势遵循停滞和部分下降，然后再次迅速上升的趋势，北极数据也与此类似。然而，当查看变暖的程度时，我们发现尽管全球温度在过去160年里上升了0.8℃，但北极气温却上升了2.4℃。北极地区的变暖方式与世界其他地方类似，但幅度更大。这被称为北极放大效应（Arctic amplification），其放大系数在插图所示的案例中为3。其他人则预计系数范围在2~4之间。

北极放大效应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全球变暖首先在北极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北极的状况成为地球未来征兆的主要原因。眼下的两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北极放大效应？近期它还在发展吗？

云层的变化，大气中水蒸气的增加，更多来自低纬度地区的热量，海冰的减少等都被认为是北极放大效应的成因。正如插图5.5显示的，这些解释的问题在于，北极放大效应自1900年代便已开始，因此它不可能主要来自近期的影响。然而，詹姆斯·斯克林（James Screen）和伊恩·西蒙兹（Ian Simmonds）2010年在其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海冰的减少是北极放大效应的驱动力。[8]他们的论点是，如果来自低纬度区域的大气热量是升温的主要动力，海面上空应该会升温更多。另一方面，如果积雪和海冰盖的撤退是主因，海面温度的升高会最多。他们证明了，升温的确主要发生在低空大气中，且与海冰撤退强烈相关。问题是，作者仅考虑了1989年以来的时间段，而夏季海冰在这一时期内已经出现了可测量的撤退现象。我们从他们的分析中最多能得出，近年海冰的撤退可能增加了北极放大效应的系数，但这一效应产生的时间比上述时期更早。

图5.5：仅采用北纬60°以北的气象站的数据得出的1900年以来的北极温度数据图。来自19个北极气象站的平均温度值与网格区域平均温度值（CRUTEM 2v）对照展示。

我们会在下一章证明，由于北极放大效应，北极海冰的范围正在迅速撤退，几乎可以肯定，北极大部地区很快将仅剩一片开放的海域。

注释：

[1] Houghton, Sir John（2015）, Global Warming: The Complete Briefing, 5th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Arrhenius, S. （1896）, On the influence of carbonic acid in the air upon the temperature of the ground. Philosophical Magazine and Journal of Science, 41, 237-76.

[3] Wasdell, D. （2014）, Sensitivity and the Carbon Budget: The Ultimate Challenge of Climate Science. www. apollo-gaia. org.

[4] Farman, J. C., B. G. Gardiner and J. D. Shanklin（1985）, Large losses of total ozone in Antarctica reveal seasonal CIOx/NOx interaction. Nature, 315, 207-10.

[5] Norval, M., R. M. Lucas, A. P. Cullen, F. R. de Grulil, J. Longstreth, Y. Takizawa and J. C. van der Leun（2011）, The human health effects of ozone depletion and interactions with climate change. Photochem. Photobiol. Sci., 10（2）, 199-225.

[6] Molina, M. J. and F. S. Rowland（1974）, Stratospheric sink for chlorofluoromethanes: chlorine atom-catalysed destruction of ozone. Nature, 249, 810-12. There is a more complete account in Rowland, F. S. and M. J. Molina（1975）, Chlorofluoromethanes in the environment. Reviews of Geophysics and Space Physics, 13, 1-35.

[7] Wasdell, D. （2015）, Facing the Harsh Realities of Now. www. apollo-gaia. org.

[8] Screen, J. A. and I. Simmonds（2010）, The central role of diminishing sea ice in recent Arctic temperature amplification. Nature, 464, 1334-7.

第六章

海冰开始融化

19世纪的海冰

除了北极附近的土著居民，第一批长期关注北极冰川范围及其变化的旅行者就是在格陵兰海域中捕猎鲸鱼和海豹的人。其中最伟大的当属那唯一将捕鲸技能和科学兴趣结合在一起的约克郡的惠特比人小威廉·斯科斯比（William Scoresby Jr, 1789—1857年）。斯科斯比于1820年写了关于北极大洋环境的第一本著作，[1]该书侧重海冰的变化，到现在仍是极地科学的经典之作。

自然，英国政府因为斯科斯比的职业等因素而并未注意到他，尽管他后来也的确成为了皇家学会的会员。然而，1818年斯科斯比宣称弗拉姆海峡（斯匹次卑尔根和格陵兰岛之间的海峡）北部的冰川正不断敞开时，政府部门都很惊讶并开始关注起此事：

在1817年和1818年的两年中，海洋比最年长渔民所记得的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宽阔；海域面积约等于2000平方里格（square leagues），包括北纬74°和北纬80°之间以往被海冰覆盖的区域也看不到冰块了。

这可能为考察船提供了从较高纬度（北纬80~81°）抵达北极的机会，它们可从格陵兰岛东部的开阔水域抵达。斯科斯比自己则在更早的1806年到达了创纪录的纬度区域：

当我在父亲（他的非凡毅力在格陵兰捕鱼行业中无人不晓）指挥的“惠特比果敢”号上担任大副的时候，我们以惊人的努力面对迫近的危险，最终航行到远至北纬81°30′的地方。

已经在拿破仑战争中获胜的皇家海军（轻而易举地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无事可做，他们有可能因为抵达北极或发现通往东方的通道而获得极高的荣誉。因此，英国政府马不停蹄地开展了海军探险。他们没有重用拥有丰富北极海域经验的斯科斯比，而下令多萝西娅和特伦特地区一个毫无经验的皇家海军上校戴维·巴肯（David Buchan）指挥此次探险。其副手为名叫约翰·富兰克林的年轻中尉，这人注定会迎来漫长且最终被证明是多灾多难的北极事业。他们前往弗拉姆海峡的探险令人沮丧地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发现冰川漂移将其带往南方的速度大于其向北前进的速度。这是斯科斯比自己未曾预料到的情况。

随后这支海军的探索兴趣便转移到了加拿大北极区域和西北航道，敦提（Dundee）的捕鲸者每年都会前往格陵兰海，挪威捕猎海豹的人则会在北纬75°附近奥登冰舌（Odden ice tongue）的冰缘线附近从事捕捞活动，这是东格陵兰冰缘线东部的突起部分，格陵兰海豹会在春天带着自己的幼崽出现在这里（这一区域对海洋对流而言十分关键，第十一章讨论这一问题）。1872年，丹麦气象研究所成立，捕鲸者、捕猎海豹的人和探险者终于有地方呈送自己的观测记录了。这个机构编制的年鉴包含欧洲北极地区逐月记录的海冰范围图，人们现已将其数字化并加以分析了。[2]这些记录并未显示海冰变化的趋势，尽管存在意外的年份，比如1881年时，来自北冰洋的大量冰块进入到大西洋北部，并扩散到远至挪威北部的海岸。

自然，这些数据十分粗糙。从少数鲸鱼和猎豹捕猎者的观察记录和人们关于冰缘线通常所在位置的大量经验中，我们能推断出整个北半球的冰缘线。这种气象学方法甚至在卫星时代仍在使用。我记得自己20世纪80年代就见过丹麦气象研究所发送给船只的每日海冰范围图。唯一可用的卫星会记录可见区域中的海冰分布，因此，无云的气象条件是其起作用的前提条件（现在，我们使用能够洞穿云层和阴影的微波卫星进行观测）。格陵兰海域上方无云天较少，如果遇到阴天，研究所就会直接重复发布之前的海冰范围图。他们的经验法则是，直到新的观察数据出现才移动冰缘线，所以，冰缘线可能会在一周或更长时间里保持稳定而事实上只是被云层遮住了而已。

因而，人们无法轻易地从这些数据中看出海冰范围的变化也不足为奇，并且，人们会假定海冰有着稳定的年度周期，每年只会发生随机波动。这种情况构成海洋科学家们心中重要而未经验证的假设，他们会认为海洋中一切都很稳定，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更加完整地探索海洋的未知部分，进而为海洋地图册添加新数据，这最终会为我们带来海洋的全部图景。当我1969年第一次开始海上航行时，情况依旧如此，而我们的“赫德森号”轮船在南冰洋建立的海洋观测站则已被添加到海洋图集中了。但不久之后，科学家们便开始怀疑海洋面临巨大的变化——它有自己的天气和气候——而世界海洋图集的想法便逐渐遭到摒弃。

海冰的现代研究

二战之后，北极就不再是戏剧般英勇探险的舞台，而开始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的地方。冷战为北极带来了空军基地和远程雷达站点，军人们使用地球仪代替墨卡托地图，他们惊讶地发现，俄美之间飞机和导弹的最短路线会穿过北极。军队和民用飞机开始监测海冰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的世界还没有卫星，但古老的海豹猎手们的观察数据现已得到航空调查的补充，因为美国海军会定期派出飞机沿欧亚冰缘线从事观察活动（即“鸟瞰计划”）。加拿大北极区域当时遍布平民大气环境局的飞机，我也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搭乘他们战时的旧飞机DC-4从事海冰实验。那时候，他们的基地建在纽芬兰的甘德（Gander），飞机上载有过去击剑战士适用的驾驶舱，它被焊在机身顶部，以方便海冰观察者坐在里面随着飞机的飞翔绘制海冰图。甘德唯一的娱乐项目就是名为飞跳俱乐部的跳水表演，他们有个上空装乐队，DC-4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都会在早起飞行任务之前在这里待上一晚。尽管这项科研工作早已结束，但我们绘制的海冰图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正是通过飞机调查，人们开始收到海冰可能正开始消退的第一批证据（插图6.1）。海冰的消退仅在夏天才能看出来；海冰会在其他季节填满整个北极盆地并一直延伸至海岸，而人们尚需多年才可测得秋、冬、春季的海冰从海岸线分离的明显数据。

图6.1：自1990年以来四季中的海冰区域。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夏季海冰的消退得到了新一代微波卫星追踪数据的确认，[3]人们认为其消退速度为每10年3%，这说明海冰还会继续存在很久。海冰观测发展至这个阶段后，我就能够通过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第三维——深度，而作出自己的贡献了。海冰在消退的过程中也在变薄。多年来，我一直在英国核潜艇上测量北冰洋中海冰的厚度，我会用声纳（回声探测仪）查看冰下情况并生成草图（冰体浸入水下深度），测得的海冰的水下厚度不足其整体的10%。受皇家海军之邀，我曾于1976年和1987年分别登上皇家海军潜艇“主权号”和“宏伟号”并随舰在整个北极做了长途航行。每次，我都会组织加拿大和美国飞机的遥感任务以补充海冰表面的数据，并让其与水下海冰数据相匹配。[4]将1987年的数据和1976年的数据（它们都从弗拉姆海峡到北极的一条相似轨道获得）进行比较后，我发现二者有显著差别。潜艇考察范围大致覆盖了整个区域后（插图6.2）得出的结论是，1987年的海冰约比1976年的薄15%。我于1990年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有关这种现象的论文[5]；该文首次提供了证据显示，卫星监测到的海冰消退现象还伴随着海冰变薄的进程。这一领域的科学进展完全依赖于潜艇，因为没有哪种卫星技术可以看穿冰盖并显示海冰厚度，它只能显示其范围。

图6.2：从格陵兰到北极的平均海冰厚度轮廓图，分别为1976年和1987年。

我在英国和其他美国的同事一道，又花费了10年时间分析来自美国潜艇越发频繁的观察任务得出的数据，这些任务通常覆盖了北极的不同地方，比如波弗特海（Beaufort Sea）区域。最后，我们获得了令人惊讶的结果，相对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的海冰已减少43%（据北极地区年度均值计算得出）。华盛顿大学的德鲁·罗斯罗克（Drew Rothrock）及其团队于2000年基于美国的数据撰写的论文[6]以及我和同事们基于新的英国航行数据写作的论文[7]都确认了这一比例，尽管我们的数据得自北极的不同地区（我的数据包含北极的欧洲部分，而罗斯罗克的则包含北极的美国部分）。

这一发现的意义十分重大，尽管当时气候建模者大体上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首先，由于夏季海冰也在减少，这就意味着夏季海冰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丢失了60%的体积，这比人们没考虑海冰厚度时所担心的海冰损失量大很多。按照这个速度，夏季海冰在21世纪早期便会消失。但是，不仅政客和实业家不想面对这一事实，科学建模者也不愿意。所有这些人都在继续使用不切实际的模型，进而预计海冰体积一直到21世纪末都不会有大的变化。英国气象局仍在坚持这些空中楼阁般的预测。大自然很快会证明他们是错的。

过去10年中的冰体崩溃现象

北极冰盖会经历一年一度的周期循环（彩色插图17），它会在2月份达到最大面积，9月中旬则为最小值。冰盖的周期会比太阳辐射周期滞后2~3个月，因为后者需要时间来融化冰块并提升海洋和陆地的温度。过去10年中，人们都转而注意9月冰盖面积的最小值了，因为冰盖在2005年比之前的年份有较大的撤退，而夏季冰盖也头一遭完全脱离了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陆地，尽管格陵兰岛和加拿大群岛海岸附近还都连着（彩色插图13）。尽管加拿大的西北航道仍大体上呈冰封状态，北海航线（此为俄罗斯对东北航道的称呼）则完全没有海冰了。2005年9月的冰盖总体面积仅为530万平方公里，而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当时“季节性均值”刚刚建立，见彩色插图13中红色部分）则为800万平方公里。我曾在2004年又一次搭乘潜艇航行并看到了海冰的持续性变薄进程，因此，我认识到冰体的加速消失只是冰盖对额外的变暖造成的变薄过程的反应，而这正是北极冰盖崩溃的开始。

北极冰盖在2006年部分恢复后，其面积在2007年甚至遭遇了更大的下降（彩色插图13）。这一次，阿拉斯加和东西伯利亚北部的冰盖都被丢失了一大块，相应区域则形成了大面积的蓝色海洋。冰盖面积因此降至410万平方公里。但这一次，海冰的奇特分布导致西北航道完全无冰，而北海航道却在西伯利亚北部的威尔基茨基海峡处遭受冰封。

这种现象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它是冰盖由于融化而进一步变薄和崩溃的结果。但别的动力因素也起了作用。初夏阿拉斯加上空吹过的南风和西风会将仅存的冰块吹过波弗特海，随后又吹向弗拉姆海峡。北极国际浮标项目（IABP）中的浮标也显示了这一点。国际浮标项目是真正的国际合作，每年都会有一系列浮标放入北极海域并将其位置传输给追踪的卫星。2007年北极海冰迅速向东移动，部分浮标被快速移动的海冰浸过并落入海中，剩余的冰块就塞满了弗拉姆海峡。北冰洋出口的情形就像有人高喊“失火了”时挤满了人的电影院入口一样。

这种新的移动模式在21世纪头10年里变得愈加普遍。新的盛行风模式并不像我们在第二章中描述的那样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回旋，它会让海冰从弗拉姆海峡离开而无法实现大洋回路。多年冰已经参与到这个整体的移动之中，它们会从弗拉姆海峡漂出北极，而不会在之前所谓的波弗特环流中循环漂移。因此，每年北极多年冰的比例都会比前一年低，这一趋势会一直持续到多年冰完全消失。新冰也一直在形成，并漂移至弗拉姆海峡进而离开北冰洋，留下少许冰体形成多年冰。多年冰在21世纪头10年里的急剧下降可用微波卫星予以追踪，它能区分单年冰和多年冰。[8]新冰在北极的主导地位本身也是冰块平均厚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尽管气候引起的冰体形成速度下降更为重要。

2007年：个人故事插曲

我的北极经历在2007年这个关键之年显得十分极端。我当时乘坐皇家海军舰艇“夜以继日号”（Tireless）进行环北极航行并测量海冰厚度，但这次使用的多波束声呐为我呈现了海冰下层奇妙的三维立体图（彩色插图10），当时也是这种设备第一次在冰层下部大规模使用。我们穿过了整个北极，从苏格兰的法斯兰起航，进入弗拉姆海峡，然后环游至格陵兰岛北部，最后进入波弗特海。在波弗特海域，我们发现海面上方几乎所有的海冰都是单年冰。我们花了几天时间穿过了华盛顿大学建立的浮冰站的下方区域，该浮冰站名为APLIS（应用物理实验室冰站），一群科学家正在那忙着钻孔测量顶层海冰，并使用电磁方法探测冰层厚度，他们还用配备了激光装置的飞机测量冰体顶层形状。3月20号，潜艇方面和浮冰站双方合作产生的重要数据就要诞生时，一场灾难不期而至。傍晚时分，我正在声纳旁观看海冰，“砰”的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突然传来，随之而来的冲击波和大量棕色烟雾迅速扩散至下层甲板的走廊中，然后又从楼梯弥漫至控制室，舰长飞奔上楼梯并大声喊道：“急救站！大家戴上紧急呼吸系统（EBS）面罩！”

每个人都吓到了。然后，大家都冲向最近的面罩。我跑向舰尾以让出过道，然后又被人召唤进了无线电室，无线电操作员递给我一个面罩并将其接上了氧气。他真的很慌：“太可怕了。我从来没见过这阵仗！”

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碰撞？核事故？我当时估计自己顷刻间就会一命呜呼——潜艇内部的爆炸往往意味着一切都完了——我们都戴上面罩，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但我感到了绝对的平静。我一点也不恐惧，也不惊慌。只是戴上面罩，坐在隔间，等待死亡。我甚至都不觉得心率上升了。这是我在北极区域离死亡最近的时刻，但奇怪的是，它并未让我感到不安。潜艇的灯光始终亮着，并一直在前进。

每个隔间都上报了情况，人们最后发现爆炸发生在潜艇前方的逃生舱内，发生爆炸的则是潜艇员们称之为“蜡烛”的独立制氧机（SCOG）。潜艇会通过电解水的方式为其内部的舰员提供呼吸的氧气，但如果舰上的电解器失效，比如被冻上了，就需要以别的方式更新氧气，比如将一罐氯酸钾放入装有催化剂的装置以产生氧气。其中一个这样的罐子在放入独立制氧机的时候发生了可怕的爆炸。当时舰艇上充满了有毒气体（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以及二氧化碳）和烟雾。

随后的情况因为“起火了！起火了！”的呼喊而变得更糟。这对舰员而言意味着最大的恐惧——在海上失火，更糟糕的是冰下失火，这种情况根本就没办法上浮。火被扑灭了，部分原因在于海水进入到了潜艇受影响的部位，部分也在于舰员的救火行动。被最终扑灭之前，火灾警报又两度重启，自然也伴随着更多“着火了”的呼叫。

当时，我们迫切地想要浮出水面。凭借巨大的好运，我们靠近了一个冰间湖。之前我们在经过每个冰间湖的时候都会将其绘制下来，最后一个经过的冰间湖离我们最近。我们便掉头向其驶去，进而停下来检查每个向上扫描的声纳传感器（舰头、舰身和舰尾处）上方的海冰，一旦将其清除，潜艇就能直接上浮了。由于舰长的驾驶技术，潜艇几乎整个都进到了冰间湖内。经过更多的部署和紧张的等待之后，随着我们向水面上浮，有线广播里传来：“我们已上浮到冰间湖中。准备开舱。”舰舱被打开，通风机将新鲜空气吹进舰艇以清除有毒烟雾。

同时，耳边传来了伤员（们）的谈话，他们正被带往年轻水手诊断区（年轻水手诊疗的地方，也可改造为医务室）接受医生的治疗。乍一听，他们的情况似乎并不严重。但紧接着，可怕的传闻在舰上传开了：“死了两个人！”

一位年轻的水手突然哭着进入无线电室，在无线电台旁哭着叙述了事情经过。他看到了尸体。事后我才知道了完整而可怕的真相。事故的确造成了两个水手的死亡，一人18岁，一人32岁。年长的水手头一天还刚刚庆祝自己参与到了这项任务中来。当时，这两位水手被派去放置“蜡烛”。当他们这样做时，独立制氧装置就发生了爆炸，四散飞溅的金属碎片让他们当场毙命。制氧装置的碎片嵌入到舰艇头部的隔间中，甲板被炸得扭曲了。两位水手当时并无逃走的机会。他们的尸体还挡住了舱口，让消防员难以进入。另外一位伤员的情况并不是很糟糕——他在爆炸发生的时候吸入了许多烟雾，但无大碍。

我们当时已经向应用物理实验冰站发去了紧急呼救信号，在我们浮出水面之后，一群美国人便乘着机动雪橇从营地赶来了，并带来了很多的医疗用品。四处走动的伤员由直升机在没有月光的暗夜直接带往浦鲁杜湾（Prudhoe Bay），随后，在该处等候的C-130运输机便将伤员带往阿拉斯加南部埃尔门多夫（Elmendorf）空军基地进行治疗。而那两具尸体则被抬出并被带往营地。

我曾经习以为常的仪式化的安全世界已吞噬了6艘航行中的潜水艇，恐惧和害怕久久不能散去。过去我每次开启新航程时的恐惧已成为现实，但现在这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时，我却发现自己并不害怕且十分冷静。和我在一起的同事尼克·休斯（Nick Hughes）的感受和我一样。我们在甲板上度过了一整晚直到早晨才被带离。荒谬的是，潜艇官员曾多次告诉我这里有多安全——我所在的舰舱里甚至比水面更安全，因为潜艇反应堆受到很好的防护，而我们所在深度的水域则意味着自己周围的宇宙射线剂量比那些不幸生活在地表的人还低。潜艇中的生活似乎有种误导人的安全感——别人都以为你工作时穿得西装革履，吃得也好，舒服地坐在军官起居室里印花棉布座椅上。但我50次北极实地考察用的都是很不舒服的帐篷、小屋、船只、飞机、直升机、狗拉雪橇和机动雪橇，没有哪次比此次潜艇事故让我离死亡更近。

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让人开心。潜艇上已安排有人定期检查独立制氧设备上的裂纹，因为俄罗斯太空站“米尔号”（Mir）的独立制氧设备就曾因此失火，起因就是燃油泄漏到制氧设备的裂缝中进而生成了爆炸性混合物。潜艇上忠于职守的船员曾多次发回有缺陷的制氧设备，但海军基地只是将它们原样放回到潜艇上，并让舰员们继续使用以节省开支。后来成立的调查委员会于2008年6月12日报道了这一情况。自那以来，再无英国潜艇航行至北极。

令人惊讶的是，鉴于当时的情况，我飞回英国待了一周，然后又飞回应用物理实验室冰站发生此次事故之处附近做另一个实验，即使用自主水下航行器绘制少数压力脊的详细图景。其中一个（彩色插图8）为仅仅形成于7天前的单年压力脊，因此我可以看到新形成的压力脊的模样，冰块在那里松散地像线状炉渣一样堆积起来，它们强度很低或者压根没有强度。现在，这种压力脊在北极比比皆是，而之前对破冰船形成巨大障碍的大型多年压力脊现已几乎消失不见。依靠自主水下航行器进行研究对我是很好的治疗：后来几个月里我曾咳嗽得厉害，但精神气十足。

北极海冰的进一步下降——以2012年为例

尽管北极海冰总量呈不断下降（且还在加速）趋势，但地区之间速度并不一致。随机的天气因素可能加速或延缓夏季海冰的撤退。如果某随机因素让特定年份的海冰得到部分恢复，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就会欢呼这种情况是北极海冰压根没有消退的标志。而次年随之而来更加严重的消退则被无视。

9月海冰范围表（彩色插图13）显示出巨大的波动性，但也显现出强劲的下降趋势（彩色插图17）。在经历了2007年的戏剧性波动之后，海冰面积徘徊在略高于该年最小值的范围，直到2012年夏季降至仅340万平方公里这一破纪录的低值。这一次，所有经度范围的海冰都在消失，即海冰真正的环形后撤，而不再是主导风向引发的缺口型消退。在这种情况下后来人们所谓的大北极旋风风暴又进一步创造了海冰后撤范围的创纪录低值[9]这场风暴于当年8月6日袭击了北极。它是自1979年气象卫星监测开始以来最激烈的夏季风暴。海冰范围已趋近夏季的最低水平，而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克莱尔·帕金森（Claire Parkinson）和乔伊·科米索（Joey Comiso）的研究，[10]这场风暴导致40万平方公里的海冰与主要冰体分离，并在风浪作用下分裂并最终融化。张金伦（音）及其同事[11]（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另外一项建模研究表明，这场风暴还造成额外15万平方公里的海冰消失，但这两项研究都一致表明此次风暴在关键时刻对北极海冰造成了可测量的影响。

夏季海冰的最后光景

2013年夏季的风暴活动较少，而风暴又往往会将冷空气吹向北极，进而在冰上形成新的积雪并减缓了海冰的融化，还提高了它的反射率。2014年的海冰面积也在之前年份值域范围徘徊，甚至还出现了些许恢复。但海冰的脆弱状态却十分清楚。我在当年8月份登上美国海岸警卫队破冰船“希利号”（Healy）出海并到达波弗特海南部冰缘线区域，随后我发现当地的冰盖融化得十分厉害，几近全部融化（彩色插图2）。海冰无休止的下降势表明，这条下降道路上的部分恢复或波动都是其本来特征，我们预计2015年会再次下降，特别2015年会出现局部“厄尔尼诺现象”（El Niño），它会导致太平洋海域中风向和洋流模式的变化，从而有效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并更快地让大气升温。

事实上，我们于2015年9月得到了第四低的海冰面积值（彩色插图13、17），而厄尔尼诺现象来也得更为猛烈，甚至2016年9月的海冰将不复存在。建模者仍然假装说2050年到2080年之间才会出现夏季无海冰的年份，但观察数据表明，这种假定完全是无稽之谈。而早在2016年，的确出现一位预测过夏季海冰会迅速消失的建模者，他就是来自蒙特利（Monterey）海军研究生院的维斯劳·马斯洛夫斯基（Wieslaw Maslowski），[12]他具备两个优势：其模型能表现很小范围内的变化过程（其网格比例尺为2.4-km，这是气候模型的最佳尺度），并且他使用了属于蒙特利海军部门的世界最强电脑。而且，他还看重其他模型忽略或潦草对待的作用机制，特别是上层海洋中的热量在融化海冰及其在所谓混合层海水（即冰水界面下方的浅层海水区）状态改变中的作用。

我们可从海冰撤退最大值时的冰体聚集地图中看到年复一年的随机因素的重要性。彩色插图14显示了2012年9月20日卫星图上的海冰范围，这一天海冰撤退值最大。该地图由不莱梅大学（University of Bremen）使用与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NSIDC，博尔德）不同的技术制作，它显示了海冰在极值范围内的集中程度，而不仅仅是白茫茫一片。我们从该图可知，波弗特海域和俄罗斯北极海域冰缘线有一大片松散的海冰，再有两三天便可融化，而随机天气因素则能很容易让这种情况出现，这又融化掉一大片海冰区域，进而创造出比实际340万平方公里更低的新纪录。

开阔水域的海浪

海浪是随机天气因素之一，这一点对2012年的大风暴而言确凿无疑。随着夏季海冰面积的进一步下降，海浪的作用势必越来越重要，但即便草草看一遍2007年、2012年和2015年的海冰区域地图也能明白，大面积开放水域现已在夏季海冰带周围出现。海冰的大面积撤退不断产生足够的开放水域，这让海风可以在之前受到庇护的海域（比如波弗特海）的冰缘线上产生大量波浪能。这可能足以撕裂海冰并加速其融化，从而让其进一步撤退。换句话说，气候变暖会导致海冰撤退，如此便会造成大片开放水域，这又让波浪得以形成，而波浪与海冰相互作用并导致后者破碎和融化，这又进一步打开了海冰。这是北极海冰反馈机制中最先出现的一种，我将在第八章详细讨论这一点。

研究波浪及其对海冰的影响是相对晚近的事情，我在这项研究的早期便投身其中。事实上，这项研究也是我1973年博士论文的主题。我于1970年以研究生的身份加入到剑桥斯科特极地研究所。导师戈登·罗宾（Gordon Robin）博士曾有冰川和海冰的研究经历，他同意带我参加海冰研究项目。我从事的这个项目在于了解海浪进入海冰区域时会发生什么。当时几乎无人对此有所了解。那时候，很少有海洋学家从事极地问题研究，因此，任何进入该领域的人都有大量尚未得到解释的现象可供选择和研究。罗宾博士曾经乘坐一艘带有波浪记录仪的船只航行至南极，其目的在于测量冰缘线以内不同距离处的波浪能，他还派出一名研究助理从事同样的研究。但这就是全部——两套数据集，而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则付之阙如。

幸运的是，那些日子的一个好风气就是计算机建模几乎还没被发明出来，当时的科研重点则是强调通过实地测量解决科学问题。我多希望现在也这样。戈登·罗宾十分热心地为我寻找开展实地研究的机会。1971年2月我抵达南极才4个月的时候，他便利用自己在海军方面的关系（战时他曾在海军服役）将我送到皇家海军柴油动力型潜艇“奇迹号”上研究海冰中的海浪现象，该潜艇当时正前往格陵兰海域冰缘线附近，它也因此为第一艘驶入北冰洋的英国皇家海军核潜艇“无畏号”护航。

我在“奇迹号”上度过了一段美妙时光。这艘潜艇十分狭窄、肮脏且充满臭味，但很迷人。它整个就是一根管子，没有单独的甲板——控制室、柴油发动机、电池仓以及鱼雷发射管之间相互交织，就像二战电影中的U型船一样。必须强调，舰员们像战时一样，舰员穿着油渍的白色羊毛毛衣，从不换洗，睡在遍布整个潜艇空余角落的铺位上。我自己的铺位则位于军官起居室门外的甲板层下方，我头顶几英寸的上方还有另外一个铺位。军官起居室的管家晚上就睡上面，早晨他的铺位又变成桌子，管家会将厨房的早餐分发到这个桌子上的盘子里。当潜艇在水面翻滚时，早餐也常常会溢出并洒到我的铺位上。意气风发的舰长雨果·怀特（Hugo White，后来的皇家海军上将，舰队总司令）带领我们潜入冰缘线下方，又从绵延数千公里的大片浮冰内部上浮，这对柴油动力型潜艇（需要重复为电池充电）而言真是个大胆的决定。舰长先生还曾在浮冰上举行仪式为舰员颁发长期服役勋章。

就我的科研工作而言，我心中的科学英雄沃尔特·芒克（Walter Munk，他隶属于斯普利克斯海洋研究所）早在我加入的几年前便着手前期工作了，我参与的部分就是在冰缘线之内的海冰下面不同深度往复折返，并使用潜艇向上观测的回声探测仪测量海面范围，从而记录海浪随时间的变化范围，因为潜艇的下潜很深且不会受到海浪运动的影响，这让它就像一个稳定的平台一样。[13]我当时对海冰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优良的数据，[14]这真是第一次准确的实地测量，这些数据显示，海浪的消退与距离呈指数关系。这证明了海浪正在被浮冰反推，其反推的海浪能则不断四散开去，进而减少了涌向海冰并可能将其穿透的海浪强度。我为这一过程提出了名为散射（scattering）的理论，后来又用机载激光装置做了更多的实地研究工作，并在1973年就此写作了博士论文。

几年之后，我在加拿大待了一阵后再次回到剑桥，之后又在蒙特利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做了一年的访问教授，之后我又获得美国海军研究局（ONR）授权研究海冰中海浪急速消退现象，隶属研究项目名为边缘冰区实验（MIZEX）。[15]许久之后（实际上晚至2012年）美国研究局恢复了对海冰中的海浪的兴趣，他们与当时许多海冰科学家一样怀疑夏季开放海域中产生的海浪的确足以打破其与海冰之间的平衡进而导致夏季海冰的消退。现在，我和一大批科学合作伙伴一道使用现代方法研究海浪-海冰现象。我们日前使用基于卫星追踪的海浪浮标记录海冰中的海浪能。一些浮标投放在北冰洋的广大海域，另一些则由阿拉斯加大学破冰船“斯库里雅克号”（Sikuliaq）于2015年10-12月的一次航行中短期投放在北冰洋冰缘线附近。

我们在“斯库里雅克号”上的经验证明了海浪-海冰相互作用的另一个气候面相。我们发现，早秋海水的重新冻结（即冰缘线和往常一样迅速从波弗特海南部扩展至白令海峡并进入白令海）并不会按照教科书所写的那样发生。相反，冰缘线的扩展伴随着新冰由于海浪而形成饼状冰的过程（pancake ice，对这种海冰的详细讨论见第十一章），但随之而来的风暴又会让新冰消失，因为海浪带到表层的水柱里的热量会将其融化。这些热量会在夏季无冰的海域累积。进击的海冰与坚守的海浪之间的战斗必然是海冰最后取胜，但海浪的战斗会拖延战事，其结果正如我（2016年5月）的文章所指出的，海冰面积会创下年度最低值，即2016年9月的海冰面积将会很低。同样重要的信息是，相比往年同期，2016年2月份成为季节调整之后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月份，整整比1950—1980年2月平均气温高出了1.35℃。这种创纪录的现象贯穿了2016年春季的所有月份。

因此，我们发现，海浪-海冰在过去几个月以两种形式相互作用。北冰洋冰缘线周围的大片开阔海域会在炎热的夏季产生海浪进而渗透进海冰内部，然后散射开去，这会将大型浮冰分解为较小的碎片并加速其融化。而在秋季，更大的风暴会导致上层海水相互混合，这就将海水在夏季吸收的热量带到了表层，进而融化正在形成的新冰并阻止了海冰的扩张。

在下一章里，我们会将继续讨论海冰的减少并为其得出最后的结论，即夏季海冰盖的消失。然后我们会在第八章重新讨论海浪-海冰的相互作用机制，并描述海冰撤退对各种全球进程的其他严重影响。

注释：

[1] Scoresby, William Jr（1820）, An Account of the Arctic Regions With 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the Greenland Whale-Fishery. 2 vols. London: Constable（reprinted 1968, David and Charles, Newton Abbot）.

[2] Kelly, P. M. （1979）, An Arctic sea ice data set 1901-1956. Glaciological Data, 5, 101-6, World Data Center for Glaciology, Boulder, Colo.

[3] Parkinson, C. L., J. C. Comiso, H. J. Zwally, D. J. Cavalieri, P. Gloersen and W. J. Campbell（1987）, Arctic Sea Ice, 1973-1976: Satellite Passive-Microwave Observat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SP-489.

[4] Wadhams, P. （1981）, Sea-ice topography of the Arctic Ocean in the region 70°W to 25°E. Phil. Trans. Roy. Soc., London, A302（1464）, 45-85; Comiso, J. C., P. Wadhams, W. B. Krabill, R. N. Swift, J. P. Crawford and W. B. Tucker（1991）, Top/bottom multisensor remote sensing of Arctic sea ice.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96（C2）, 2693-709.

[5] Wadhams, P. （1990）, Evidence for thinning of the Arctic ice cover north of Greenland. Nature, 345, 795-7.

[6] Rothrock, D. A., Y. Yu and G. A. Maykut（1999）, Thinning of the Arctic sea-ice cover.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6, 3469-72.

[7] Wadhams, P. and N. R. Davis（2000）, Further evidence of ice thinning in the Arctic Ocean.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7, 3973-5.

[8] Polyakov, I. V., J. Walsh and R. Kwok（2012）, Recent changes of Arctic multiyear sea-ice coverage and the likely cause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doi:10. 1175/BAMS-D-11-00070. 1.

[9] Morello, S. （2013）, Summer storms bolster Arctic ice. Nature, 500, 512.

[10] Parkinson, C. L. and J. C. Comiso（2013）, On the 2012 record low Arctic sea ice cover. Combined impact of preconditioning and an August storm.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0, 1-6.

[11] Zhang, J., R. Lindsay, A. Schweiger and M. Steele（2013）, The impact of an intense summer cyclone on 2012 Arctic sea ice extent.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0（4）, 720-26.

[12] Maslowski, W., J. C. Kinney, M. Higgins and A. Roberts（2012）, The future of Arctic sea ice. Annual Reviews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40, 625-54.

[13] Macovsky, M. L. and G. Mechlin（1963）, A proposed technique for obtaining directional wave spectra by an array of inverted fathometers. In Ocean Wave Spectra,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at Easton, Maryland, 1-4 May 1961.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pp. 235-45.

[14] Wadhams, P. （1978）, Wave decay in the marginal ice zone measured from a submarine. Deep-Sea Research, 25（1）, 23-40.

[15] MIZEX Group（33 authors, inc. P. Wadhams）（1986）, MIZEX East: The summer marginal ice zone program in the Fram Strait/Greenland Sea. EO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67（23）, 513-17.

第七章

北极海冰的未来——死亡螺旋

海冰接下来会怎样？

聪明而谦逊的地球物理数据分析师安迪·李·罗宾逊（Andy Lee Robinson）提出了一种展现北极海冰体积数据的办法，它清楚地表现了夏季海冰的迅速减少将如何导致其自身消失以及一年中其他月份海冰量下降的情况。我们以插图7.1作为分析的起点，该图显示了夏季海冰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这张图建立在插图6.1显示的海冰下降面积数据之上，同时它还使用了海冰厚度数据。我们用海冰面积乘以其厚度便得到其体积，由于海冰面积和厚度都在下降，因此其下降的相对速率也在增加。图表中的海冰下降趋势最符合线性特征，但2002年以来的数据则能看出下降的趋势在加速。换句话说，由于厚度的影响，海冰的消失速度比我们仅考察其面积数据而得出的结论要快。

插图7.1融合的这两类数据的准确度并不一致。海冰面积数据很准确——它得自卫星图像，这些图像会告诉我们海冰范围（即外部冰缘线以内的海冰区域）和面积（即海冰覆盖的实际区域，其内部可能存在开阔水域）。而插图7.1中使用的海冰厚度数据则不那么准确，它得自某种简单的模型，而该模型并未监测到整个北冰洋的海冰厚度。人们现在已设计出开展这类工作的卫星了。这种卫星就是欧洲航天局（European Space Agency）于2010年发射升空的冷星2号（CryoSat-2，冷星1号在发射之后不久就失效了）卫星，它使用雷达测高仪来测量冰面相对水面的距离，即出水高（freeboard）。从冰面反射回来的雷达波束测得的精确距离会告诉我们海冰相应的出水高。我们会基于所知的海冰和积雪密度得出的换算因子将出水高换算成海冰厚度。这一因子会随着一年中不同的时间段和北极区域以及海冰类型等因素而有所变化，因此不必惊讶于我们会争论何时使用哪种因子。冷星2号的海冰厚度数据已经发布，[1]但其数据仅始于2012年，同时遭到了许多批评。我感兴趣的是自1979年以来海冰变化的整个趋势，所以我更倾向于使用潜艇对北极海冰横截面的研究得出的部分数据，这项工作主要由华盛顿大学的德鲁·罗斯罗克及其同事马克·温思拉汗（Mark Wensnahan）[2]和我本人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分别展开。华盛顿大学一项名为跨北冰洋建模与一体化系统（PIOMAS）的计划采集了海冰的厚度数据并将其用于一个十分简单的模型，它基于潜艇航行得出的部分数据（它会将我们所知的海冰类型的分布范围、年代及其变化动因，比如空气温度等内插值进行相应替换）而计算整个北冰洋的海冰厚度均值。所以，跨北冰洋建模与一体化项目产出的并非纯粹的数据，而是与我们可能面临的现实最接近的东西，建模对这些数据分析的影响被降至最低。在这方面，它与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气候模型得出的结果完全相反。

图7.1：过去30年中夏季海冰体积的下降趋势。

罗宾逊巧妙地将这些结果展现了出来。他将插图7.1包装成一个时钟型演示文稿，其中的起点是位于12点位置的1979年，指针顺时针绕表盘一圈重新回到12点位置则代表了我们现在。时刻与表盘中心的距离就是相应年份特定月份的海冰体积均值。其结果就是由12条曲线组成的集合（彩色插图16），如果北极冰量不发生变化，这一结果就将是一组同心圆。但这些曲线都向中心旋转，9月的曲线几乎已抵达中心区域。看到这种结果后，博尔特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冰川学家马克·塞勒泽称其为“北极死亡螺旋”。

如果我们考察北极死亡螺旋，甚至如果我们查看插图7.1所示的时间序列中的单个冰川体积值就会很清楚，实际上，北极的夏季海冰将无法继续长期存在下去。这种下降的趋势将导致北极夏季海冰体积于2016年夏季的9~10月归零，2017年归零的时间为8~10月，2018年则是7~12月。因此，这条趋势线预计2016年会有两个月的无冰月份，2017年为3个月，2018年则为5个月。而一年中其余几个月份的冰量曲线则滞后于上述趋势，但也都呈加速下降的趋势朝死亡螺旋中心靠近。尽管我们不应该使用这种简单的外推法预测未来北极冬季的情况，因为未来几十年可能有大量因素会改变北极冬季的状态。但我们完全有理由使用外推法获得上述夏季冰量消失的日期，因为我们并未外推多远。一些新的进程总会出现并修正下降的速度，但目前还不存在这种迹象，这种下降的趋势最多再持续几年就会让北极9月的海冰消失。甚至可能在本书出版之前，这种情况便已出现。

我们在第六章的数据中已经看到了这种“波动因素”，即任何一年中，明确而强烈的长期趋势都可能受到海冰生长和撤退过程的关键阶段出现的天气事件等随机因素的干扰。但波动只是暂时的，长期趋势将不可避免。毫无疑问，插图7.1的时间序列呈现出的强大趋势会令夏季海冰很快消失。该趋势指向2016年，当然，波动可能会让夏季海冰消失的日期推后——但不会推迟太多。

科学家用“消失”这一术语表示冰盖主体的消失以及北冰洋随后向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的开放。很明显，一些浮冰会继续存在，尤其是海岸线附近和西北航道等区域，但其面积则仅为100万平方公里左右。但冰盖主体将消失。正如下一章展现的，我们能检测到的每个北极反馈机制都呈阳性，没有任何可以想到的进程会减缓或终止夏季海冰的消失。

让我们回想一下近些年夏季海冰加速下降的原因。多年冰几乎已经消失，即使北极大气环流突然发生变化，北极区域今后一两年中保存的新冰也不会从根本上增加海冰的厚度。而夏季无冰海洋的升温还在继续，这将进一步推迟海冰在秋季的冻结速度，随温暖海水而来的融化和海浪则会加快现有海冰的分解速度。

我们是否已经越过了临界点？

近些年，“临界点”（tipping point）概念甚至在那些与气候无关的领域也变得十分流行，它已变成一个意义十分宽泛的术语。我将采用它的严格定义，临界点出现在系统受到超过一定限度的压力而进入到新状态的时候，即便这种压力消失它也不会回到其初始状态。我们许多人在学校都学过胡克定律。电线或弹簧受砝码拉伸，其拉伸长度与施加的砝码成正比；砝码移除之后电线就会恢复到原有长度。但如果砝码过重进而超出了电线所谓的弹性极限，则同等重量的砝码拉伸的长度就会越大。如此，电线在砝码移除后就无法（且永远不会）恢复到其初始长度，因为金属的晶体结构已经改变。此时，电线便越过了临界点。北极海冰是否已经达到临界点？我认为的确如此，原因如下。

我们知道，北极冬季的多年冰范围正逐年减少。[3]这部分是受到大气压力场的影响，这一因素现在正将海冰从其形成的区域驱赶出北极盆地，而非让其随巨大的波弗特环流长期漂移。如果这种局面继续维持，更大面积的海冰将随时间推移而彻底融化，因为与过去相比，单年冰的生长速度越来越慢，融化速度也更快，进而今后每一年都会有更大区域的温暖海水呈无冰状态。一旦冰盖在某个夏季完全消失，之后的冬季海冰将全部为单年冰，它们又会在来年的夏季再次融化。因此，多年冰基本无法再次形成。进而，夏季海冰融化的速度与其冬季的生长速度之比达到所有的单年冰都在夏季融化的程度时，海冰的临界点就出现了。到那时，单年冰将无法留存到10月（海面冻结开始的时候）并形成多年冰，而北极区域多年冰的比例不仅不会增加而且会一直减少直至完全消失。然后，未来的北极将永远（至少到气候再次变冷之前）仅剩季节性冰盖。

斯蒂芬·蒂奇思（Steffen Tietsche）及其同事2011年的一篇不同结论的文章获得了公众大量的关注，[4]但其文中的论证完全是误导性的。作者提出了去除整个北极冰盖（在一个模型中）的人工程序，并发现冰盖在两年内就恢复到其原有水平。在这个程序中，冰盖持续减少以响应模拟的气候变暖的周期为21年，而冰盖每次都能恢复到其先前的状态。作者得出结论，海冰的撤退是可逆的，我们为了再现北极冰盖而必须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在其消退的时候将碳排放减少至辐射强迫不再起作用的程度。这个结论不合理，原因有二。首先，在计算机模拟中完全去除冰盖的行为是对冰盖的人为改变，这并未改变其他任何条件，因此，冰盖随后自然会回到之前的状态。其次，天然冰消失过程可逆的结论无法解释二氧化碳引发的辐射强迫所导致的时间滞后现象，而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对气候系统造成的持续影响会超过100年。即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减少也不会导致气温持续多年甚至几十年的连续下降，海面温度更是如此。

我们何以知道这一切终将发生？

作为一位实验科学家，我最奇特且沮丧的经历就是人们对数据的态度的变化。毫无疑问，当我年轻时，对各种北极现象的观察和测量都自动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从观察到的趋势外推则被认为是预测将来（至少短期内）发生之事的最佳方式。但此景不再。如果基于观察的预测让那些主要观察模型数据的科学家感到震惊，有些人会无视预测结果，并用可能已经失效的计算机模型得出的预测取而代之。我在2012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当时我为北极海冰迅速下降而向下议院环境审计委员会（House of Commons' 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作证，两周后，英国气象局首席科学家茱莉亚·斯灵戈（Julia Slingo）女士直接驳回了我的证词，她以自己的方式向委员会保证道，模型分析者说海冰还会持续存在很长时间，并以此排除了夏季北极海冰会在未来数年内消失的可能性。2014年，我又一次就北极海冰迅速消失的问题向上议院专家委员会作证，坐在我旁边的建模者再次直接反驳了我的证词，他说模型预计夏季海冰会继续存在至2050年—2080年。离奇的是，甚至外行看了彩色插图16中基于确切数据的曲线后，也能得出夏季海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持续存在那么长时间的结论。然而当这些建模者的建议提交给政策制定者后，后者就会在面对气候灾难面前无动于衷，而这灾难却像高速列车一样向我们驶来。

跨北冰洋建模与一体化项目中的数据给出的趋势有力地告诉我们夏季海冰消失的时间将是2020年。任何想要否认这一日期，并用更晚的日期取而代之的人都必须解释为何海冰量会背离上述趋势。唯有如此，夏季海冰才能长期继续存在而非仅仅眼下一两年，但目前并不存在实现这种结果的机制。如果你不否认这一日期，并将跨北冰洋建模与一体化产生的数据作为最佳预测的基础，那么，这种预测不仅会得出2016年或2017年9月北极无冰的结论，而且还会得出在21世纪20年代之前的某年中的7~11月就会出现海冰消失的结论。这个世界令人忧虑的是，这种趋势的否定者不仅包括正常的怀疑者，比如被误导的政府科学家或者被收买的化石燃料支持者，还包括建立于1992年的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团体，它以科学的姿态警告世人，如果继续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将会发生什么。我指的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其2013年的第五次评估报告并未提出北极海冰会很快消失的警告，而是达成了海冰会在本世纪很晚的时候才消失的“共识”。这一共识故意忽略了观察数据，并支持了已被证明为误的模型。

这是对多数科学家十分尊重的团体的严正指责，但如果我们看看2013年评估报告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的概要，特别是该报告第21页图SPM.7，这种指责就显得合理了。[5]插图7.2显示了该图的（b）部分，其中涉及4种误导方式。首先，2005年的数据中下方有个大黑条。正常人会设想它是黑色曲线，其灰色的误差线位于该黑条左侧，图中标注写道：这代表了9月海冰范围的历史数据。总之，它包含了1950年到2005年这一大体上安全的时期，所有的数据都已囊括在内。但事实上，这是“使用历史重构的力量模拟历史演化”。换句话说，即便数据可用，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还是倾向于使用历史模型，毫无疑问这种模型显示的海冰下降速度比实际和缓。止步于2005年的历史曲线具有严重误导性，因为正是2007年以来发生了最具灾难性的海冰下降趋势，这一点不应该从图表中省略。第五次评估报告应该考虑到2012年以前发表的数据，并且截止这一时期的数据肯定都已发布。但不知何故，该图中的历史终止在了2005年，之前第四次评估报告的过渡数据则发表于2007年。再来看未来预测部分，尽管这些预测始于9年前的2005年，我们看到的仍是两条带有误差线的曲线。一条是未来碳排放“代表浓度路径8.5”（RCP8.5）的情况预测，另外一条则是“代表浓度路径2.6”的情况预测。

图7.2：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中供政策制定者参考的概要部分，图SMP.7（b）

我需要简单解释这种看待温室气体强迫的不必要且复杂的新办法。RCP就是“代表浓度路径”。它后面的数字表示与工业革命前的1750年相比的2100年的总体人为辐射强迫。所以，8.5就是8.5瓦特每平方米，这通常被认为是我们在“一切照旧”的情况下最终达到的状况，即我们不对碳排放水平做任何干预（实际上会达到甚至超过这一数据）。代表浓度路径2.6的预测则显得可耻，因为它预计2100年的辐射强迫为2.6瓦特每平方米，而我们在2030年就会超过这一数值。为什么我们在绝对做不到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变得多善良都不行）还要作出这种预测？人为辐射强迫在2011年达到了2.29瓦特每平方米，相比1950年的0.57和1980年的1.25都有所上升。这一数字翻倍的时间似乎是30年，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把它降至可控范围，以至于到2100年时这一数字仅为2.6。因此，代表浓度路径2.6是完全误导人的数字，似乎在报告中引入这一数字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虚假安全感，读者会感觉到，如果我们努力尝试就能控制气候变暖，于是，让人舒服而非令人不快的预测就会得到广泛支持。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承认，代表浓度路径2.6场景只能用某种尚未发明的方式去掉大气中的碳成分实现，而非仅仅减少碳排放（我们几乎无法做到这一点）就能做到。

我们再看看图SPM.7及其预测。其中的两个预测都高度可疑。代表浓度路径8.5表明，夏季海冰量会稳步下降直到在2050年完全消失（即降至100万平方公里以下）。然而该曲线开始于2005年，我们已经证明了该处曲线避免了与真实数据对比的尴尬局面。事实上，2012年9月海冰范围已降至340万平方公里，而代表浓度路径8.5场景显示直到2030年才会降到这一水平。预测提前成真！那么，为何这个模型压根没包含任何真实数据？而且我们记得，这个模型旨在显示高排放情景。而代表浓度路径2.6中不可思议的低排放量显示，海冰并不会消失，而且会在本世纪晚期逐渐恢复，从而在2100年达到比今天少不了多少的300万平方公里。这种狡猾的说辞从何而来？当这份报告首次出版时，看过它的两位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噢，我看见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海冰会在本世纪恢复。这意味着我们不用做任何事情干预全球变暖，对吗？”这个预测图的起草者肯定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是科学欺诈的精彩实践。

事实上，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中各种势力之间平衡而达成的“共识”并不能回答我在本章之初提出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模型甚至无法解释我们现在的情况，更别提未来的情况了。且这份共识并不能合理地证明即将发生的事情。鉴于现有的数据，否定海冰消失的人们负有举证责任。我们甚至都没有谈到任何一个预防原则，像甲烷排放的情况一样，来采取行动以防万一。此处的情况真实可靠，应该作为采取行动的依据，而不是否定和隐瞒的对象。如果荒谬的“共识”让我们无视正在发生的快速变化及其影响，世人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海冰消退的直接结果——北极航行

很明显，未来北极区域的冰盖面积会大大降低，夏季尤其如此。我们会在下一章说明这对气候系统的重大意义，以及海冰消退引发的反馈机制将带来的潜在的灾难性后果。然而，对航行和石油勘探这两种人类日常商业活动而言，也会受到影响。

海冰越发稀少的北极为该地区的航运业发展带来三种可能：对美国北部西北航道的商业开发；俄罗斯北部北海航道的商业使用；发展从白令海峡到弗拉姆海峡的真正的跨极地航线。

正如我在第一章提到的，人们试图穿越西北航道时总会面临许多海冰。早期探险者在探索西北航道时会同时面临两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调查巴芬湾和白令海峡之间异常复杂的航道网络，而且只能在夏季海冰消退到足以让船只通行的短时间内才能取得一点进展。这两个任务无法同时完成，但皇家海军作出长期努力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最初的一次尝试差点就成功了。1819年，威廉·爱德华·帕里（William Edward Parry）中尉（后来的海军上将）被派往赫克拉和格里珀（Hecla and Griper），因为运气和特别顺利的航行季节，他成功地通过了梅尔维尔子爵海峡（Viscount Melville Sound）并顺利抵达梅尔维尔岛，在该岛度过冬天之后便返回了。这次航行代表着人类几乎彻底通过了西北航道。帕里在后来的探险中再也没能重复这次壮举，其他任何人也都无法与之匹敌，这倒不是因为航海技术不够，而是因为海冰太多。西北航道上的航行每一年的变数都很大，因为海冰有可能在夏季融化成小块，并被海风和洋流带离那些相互关联的通道要塞，船只因此得以通行。帕里面对的几乎是无冰的航道，但在19世纪没人真正遇到该航道无冰的情况，所以风力帆船从来没能通过西北航道。

随着蒸汽动力船只的出现，西北航道的通行就变得更容易了，但首批适合北极探险船只的蒸汽机却动力不足，且因为煤炭消耗过高而只能短时间工作。1845年，海军部门派约翰·富兰克林爵士（Sir John Franklin）考察西北航道，并试图让他一劳永逸地解决该航道的通航问题。他的两艘分别名为“厄瑞博思号”（Erebus）和“特罗尔号”（Terror）的船上都装有火车机头，机头经装饰过的橡胶带与螺丝连接，但仅有25马力，几乎无法让船只在水上航行（最大速度为4节），因此，这两艘船未能拯救富兰克林一行人被困威廉国王岛的绝境。不幸的是，富兰克林死后（很可能是自然死亡），他的副手便抛弃了被困的船只，并带领船员经陆路艰难无望地向南跋涉；结果128人全部遇难。1903—1906年，探险家阿蒙森（Amundsen）终于成功通过西北航道。阿蒙森一如既往地以斯堪的纳维亚人特有的才能和常识解决航行中的问题，他驾驶的是配有热球式发动机（hot-bulb engine，一种较早的汽油发动机）的小型单桅鲱鱼船“约阿号”（Gjøa）。这艘船的主要优点是小巧和吃水浅，能在夏季搁浅残冰和海岸线之间的浅水区航行。而因为船只吃水深，富兰克林只能在中间航道上航行并因此受困。阿蒙森在威廉国王岛上现在被称为约阿港的地方停留了两个冬天，以进行磁性测量，并以各种方式与当地的因纽特人交往，以学习他们的探险、制衣和狩猎技术。这里成了他的北极大学。

阿蒙森之后，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西北航道。尽管已经通航，但很明显，该路线并不具备日常通行的条件。第二艘成功穿过该航道的是1940—1942年间执行巡逻任务的加拿大皇家骑警电机纵帆船“圣洛奇号”，传奇警长亨利·拉森（Henry Larsen）指挥了这次航行。战后，大船终于都开始通过该航道了；此后最早的是1954年通过的军事破冰船，加拿大皇家海军舰艇“拉布拉多号”（我很高兴于1978年搭乘它前往纽芬兰开展海冰研究，不久之后它就报废了）。这之后，巨型油轮“曼哈顿号”出现了，其所有者亨布尔石油公司（Humble Oil Inc.）为其设计的载重是10.5万吨，其任务是将北极地区的石油经阿拉斯加北部海岸的浦鲁杜湾运至东部和欧洲的广大市场。这艘船的船首经过特别加固，但其动力却与其尺寸不匹配。它在航线上被困住过几次，不得不出动加拿大政府强大的破冰船“约翰·A.麦克唐纳号”（John A. Macdonald）进行破冰救援。它还曾因为撞上浮冰而出现泄漏事故，导致其水箱里的淡水逐渐被海冰填满。这艘船的两次航行分别在1969年和1970年，由于航行中的负面经验，跨阿拉斯加输油管道作为十分昂贵的替代方案得以铺设，北坡油田（North Slope）的石油得以经由它通向消费市场。

1970年，轮到我们乘坐的“赫德森号”穿过西北航道了，一道通行的还有赫德森的姐妹船“巴芬号”，我在本书开头介绍“赫德森-70号”的探险时已述。我们的船长选择了经由威尔士亲王海峡进入帕里海峡的直航路线，这是“圣洛奇号”1940年、“拉布拉多号”1954年以及“曼哈顿号”1969年曾走过的航线，但比阿蒙森经由皮尔海峡（Peel Sound）、富兰克林海峡和加冕湾（Coronation Gulf）的路线更靠北。我们很顺利就通过了威尔斯亲王海峡，但航行至北端时，却被位于帕里海峡西端和麦克卢尔海峡（M'Clure Strait）南端无法通过的海冰所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一直阻碍着船只的通行。真正来自北冰洋的极地海冰可经由麦克卢尔海峡向南漂移，并形成多年冰组成的完整屏障。麦克卢尔于1885年驾驶皇家海军舰艇“探索者号”寻找富兰克林时因为这些海冰屏障而沉没，“探索者号”的残骸直到2013年才被加拿大潜水员发现。跟很多先驱者一样，我们也不得不求助于“约翰·A.麦克唐纳号”破冰船救我们于困厄之中，以便能安全及时抵达哈利法克斯（Halifax），并以第一艘环游美洲船只的身份受到正式欢迎。[6]

西北航道中的航行现已司空见惯，但货运航线却没有出现。政府的破冰船开拓了路线，冒险的游艇也偶尔悄悄通过，人们正努力在航道中建立一条游船路线，我在这一过程中也小小地发挥了向导的作用。我的船只是海冰加强型船只“拓荒者号”（Frontier Spirit），一般仅为6000吨级别的小船。1991年，它曾在西北航道上由西往东航行，但未到达比阿拉斯加北部海岸更远的地方。次年，它由东往西航行，这一次顺利地通过了，但还是向加拿大政府的两艘破冰船“特里·福克斯号”（Terry Fox）和“富兰克林号”进行了求助。当时，它刚刚离开威廉国王岛西海岸就被困住了，该地几乎就是1845年富兰克林的船只受困并最终失事的地方。再次强调，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北冰洋中来自麦克卢尔海峡的浮冰往更远的东南方向移动，从而在该海域堆积形成巨大的多年冰。

即便西北航道近年来的冰面状况已经回暖，它也并未自动成为可通行航道。正如我们在表12中的地图中看到的，该航道完全开放于2007年而非2005年。尽管夏季残留的海冰比以前少得多，即便浮冰总会碎解，但这仍无法保证海风和洋流会将碎冰运出航道并留下自由航行的空间。因此，尽管开采巴芬岛上铁矿的矿石运输船已频繁经过航道的东端，但我怀疑货运船还需要几年时间能才通行。在小型游轮“世界号”于2012年成功通过西北航道之后，人们还计划在2016年派遣大型游轮“水晶尚宁号”（Crystal Serenity）通过该航道。

相比之下，俄罗斯北部的北海航线则被证明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这个航道在地理上简单许多；那里的人们要做的事就是静候海冰在夏季向北后撤，进而让出靠近海岸线的空旷通道。如今，该航道主要的海冰堵塞发生在西伯利亚北部的威尔基茨基海峡（Vilkitsky Strait），该处的海岸线向北转弯，新西伯利亚群岛也形成阻碍因素，海冰有时整个夏季都会在这两个地方聚集。我们查看彩色插图13便知，北海通道在2005年而非2007年处于无冰状态。而最近几年，每年夏天这里都没有海冰，胆大的航运公司已开始在整条航线上派出货船和油轮了。2013年，154天的季节中共计有49次通航，运到该航道东西端各处港口中的货物则有1355897吨。[7]2014年，该航道的货运吨数因为一些货运商的退出降至27.4万吨。然而，将北极液化天然气（LNG）运往市场的承运商似乎前景光明；油轮运输石油的前景也是一样；往来于西伯利亚聚居区的货船和各种专业船舶也都是如此。例如，有人建议从阿留申群岛的美国渔民处购买鲑鱼和其他鱼类的日本冷藏船直接经由北海航线抵达欧洲；人们还建议在北海航道上设立一条运输核废料的航线，从而让运输船避免任何海盗的袭击。但奇怪的是，集装箱运输在该区域似乎并不被看好，因为集装箱贸易的模式要求装货点和目的地之间的航线上设立经停站点，而这在北海航道上无法实现。但这并未阻止斯卡帕湾奥克尼群岛（Orkney）和冰岛等地热情的地方当局，他们都热情地提议将各自的城镇设立为大北极区域集装箱码头的站点。上述情形并不新鲜：部分北海航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便已作为运送可怜的政治犯到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最险恶区域的航道，而且仅需部分北海航道，其沿线的港口就能开展强劲的贸易。许多年前，我在剑桥做完讲座之后，一位前英国商船船员走到我跟前说道，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驶往伊加尔卡的木材船上工作过。现在的新情况就是夏季航运更可靠了，因为整条航线无冰的可能性很高。

因此，我们在夏季已经有一条可靠的跨北极航运路线了，另一条也即将出现。而我们最后的目标则是建成真正的跨极地航运线路，并让来自北太平洋的船只经白令海峡直接穿过北极，再从弗拉姆海峡进入大西洋，这取决于海冰进一步消退的情况。这条航道将大量缩短路程：横滨到汉堡经北海航道的距离为6600海里，经苏伊士运河则为11400海里，若经跨北极路线，路程会大大缩短。跨极地航线的其他好处则是该航线大部分航段为深水区，且独立于各国当局，因此不必向他们（尤其是俄罗斯）支付过路费。但安全管理仍属必须，出现意外的时候也需要安排搜索救援（SAR），这些事宜都由北极理事会管辖，它是拥有北极领土的八个国家（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和冰岛）组成的协会。目前，像韩国这样的造船大国正在积极地设计能够在没有破冰船护航的情况下也能运送货物通过单年冰阻碍的海冰加强型船只。这样的船只可能类似于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Norilsk Nickel）的船只，该公司使用船尾经过海冰加固的船只运输北极地区的镍矿，这种船在可360°旋转的吊舱驱动装置协助下可迎着海冰逆行。

海冰后撤的即时影响——石油和海底

海冰消退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北极的石油勘探范围比以往更广。直到最近，多数石油勘探都在北极的浅水区进行。例如，波弗特海域最早的近岸油井位于很浅的水域，即马更些河三角洲（Mackenzie River delta）普拉德霍湾（Prudhoe Bay）几米深的地方，其建造方式则是直接将沙子堆成一个护堤，然后将钻机架在顶部形成一个人造岛。然后再向更深的地方（几十米深）搜索，但这仍然可通过某种底部安装结构加以处理。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在亚马尔半岛（Yamal Peninsula）和库页岛（Sakhalin）近海数十米深的地方，从底部安装的平台处钻井。这些浅水区部分属于海冰会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消失的季节性冰区。

但随后对石油的搜寻以及何处出产石油的想法都会将钻井活动扩展到越来越深的水域。在北极以外的地区，这一过程会导致人们在很深的水域（比如巴西的一些海域）钻井，而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漏油事故就发生在1800米深处的海域。石油行业现已将目光投向了很浅的、界限明确的大陆架范围以外的北极深水海域。但这会涉及产业和政治的磨合。北冰洋的海洋法尚未通过。原则上，海岸线200公里以外的地区属于联合国海底管理局（UN Seabed Authority）管辖的国际海域。如果大陆架延伸得更远（就像北极大陆架那样），则距离最近的沿海国家可将其管辖权扩展至陆架折坡（shelf break）处，但不能比这更远。任何进一步的权利主张都将受到严格的审查。

麻烦在于，北极的一处地方让它可能陷入无限的法律争端，该地名为罗蒙诺索夫海岭（Lomonosov Ridge，插图7.3）。这个海岭从格陵兰-埃尔斯米尔岛边界北部开始，一路穿过北冰洋，经北极点附近延伸至西伯利亚大陆架附近。它从西伯利亚大陆架延伸出来，所以俄罗斯会主张对其的权利。它同时也从加拿大-格陵兰岛边界处延伸出来，因此加拿大和丹麦也都对其主张权利。但其他多数国家都声称它应该国际化。该海岭本身实际上是8000万年前脱离西伯利亚大陆岩体的一个碎片，当时北冰洋中脊开裂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大洋地壳，进而推动这一海岭远离西伯利亚。现在它已经抵达北冰洋中部。事实上它与西伯利亚大陆或者加拿大、格陵兰岛并不相连，因此，所有这三个权利主张理应失效，因为该海岭的末端属于别的岩体而并非这些国家声称的大陆架。该海岭也并非一个大陆架；它曾是大陆架的一部分，但却是与它今天所在区域看上去完全不同的大陆架部分。实际上它应该归联合国管辖，但俄罗斯、加拿大和丹麦却试图提出国家层面的权利主张，为了支持这一主张，俄罗斯曾幼稚地于2007年派潜艇向北极点4200米深处的海域投掷金属旗帜。

图7.3：罗蒙诺索夫海岭，图中所示为俄罗斯主张的海底区域。

海床的所有权一旦确定，石油勘探就能进一步在深水区域展开，而海冰的撤退又加速了这一进程。然而，接下来的钻井作业将由钻井船以动态定位的方式在数十米深的水域完成，夏季海冰会不断侵扰，破冰船则会将海冰打碎成小块以防它们将钻井船撞离平台。如果海冰更薄或者压根没有，钻井作业就更容易展开，钻井周期也能延长并占到全年的多数时候。如果已进入可生产阶段，人们就能用加强型生产平台为海冰加强型油轮输油，就像俄罗斯人在伯朝拉海（Pechora Sea）做的事情一样。气候科学家提出，尚未出产的石油和煤炭应该就地封存，因为我们的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地球大气可接受的碳负荷了，而石油公司和贪图税收的政客会强烈抵制这种观点。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石油业意识到全面停止新的石油资源开采的决策会立即给所有石油公司造成资产损失，进而导致石油公司和脆弱的全球金融系统的崩溃。

石油泄漏及其应对措施

人们普遍认为，海底井喷造成的石油扩散是北极环境的一大威胁。这是我供职的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arch Council）其中一个小组的报告主题。[8]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海底发生井喷，则不存在任何可将泄漏的石油清理干净的办法。泄漏的石油会以气液两相流（oil-gas plume）的方式从海床上升并涌向海冰的底部，之后，这些聚集的油滴会形成光滑的油层。海冰会不断移动，因此，如果发生井喷，浸过油的海冰就会从它原来的地方漂走，而漂来的干净海冰就会受到污染。冬季，新冰会快速在油层下面生长，进而形成“石油三明治”，石油就这样被包裹在里面直到冬天结束。在此期间，海冰可能会漂移1000公里甚至更远，进而抵达一个与其漂来的地方完全不同的北极区域。随后，海冰表面在春天开始融化，而石油则通过盐水排放通道（见第二章）开始上升到海冰表层，这些通道在春季会部分融化并开启，进而提供了通向海冰顶部的通道。突然间，这些通道顶部四周都会出现小块石油斑点，它们通常很小，无法清除或点燃。夏季晚些时候，整块海冰都融化后，石油就会在海水中聚集并成为遍布北极夏季开放水域污染物。这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数以百万计的迁徙海鸟而言尤其危险。

1974—1976年间，我在从事名为波弗特海洋计划的加拿大政府研究项目时就掌握了上述情况。[9]批准石油公司在浮冰水域钻井之前，加拿大政府想了解三明治式油冰造成的威胁性质，因而允许在北极海域大量排放石油，包括持续整个冬天的固定冰下的井喷，来确定会造成什么后果。我记得当时在北冰洋上做的一个近海实验：我们在一处压力脊下面抽油，潜水员在一旁跟进实验进程。我的任务是用手持泵不停将原油喷往海冰下层，油滴有时也溅到我的大衣上，之后我只好将它扔掉，因为上面的恶臭无法祛除。自那时起，这方面的科学进展一直很慢，因为政治正确的法令规定不能在北极区域排放石油，即便为了实验目的也不行，因此，人们对环境的关注阻止了科学家们了解漏油事故对环境的影响。当起草美国2014年的石油泄漏报告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加拿大1974—1976年的项目仍是最佳的数据来源。

我们在2014年作出的结论是，海冰下面大规模的原油喷发事实上比深水地平线漏油事故的影响更具灾难性，因为海冰确保了原油能以低浓度的方式在北冰洋广泛散布开去，这让清理工作变得更困难。我们的结论还包括，阻止井喷的普遍方法是钻减压井，但这会耗费很长时间，因此每个操作者都应该配备一个可用于覆盖井喷的封盖装置以便更快地堵住井喷。这种新观点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2012年的壳牌公司，它建造的封盖装置在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就失败了。壳牌公司仍然坚持自己的计划，并于2015年在楚科奇海（Chukchi Sea）开展钻井作业，不料在当年第一季度就被迫放弃。美国国家科研委希望监管机构能接受我们的结论，以确定如何在北极进行钻井作业。设立这一委员会的动机是人们担心开发商们在海冰撤退的情况下急于开采新油田而忘记保护环境，进而导致北极原油泄漏。但这并未发生。石油公司都很谨慎。可能的原因则是，英国石油公司为深水地平线漏油事故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据估计，罚款、清理和安置费用约为546亿美元），这几乎让它破产。谁污染谁花钱治理。如果北极发生井喷事故，特别是如果发生在美国领海，污染者可能付出的代价则比在墨西哥湾发生的事故高很多。针对这种情况，石油公司也都对此望而却步，并逐渐对水力压裂法趋之若鹜。

行业和监管者对代价高昂的事故的担心导致了一些令人惊讶的决定。近期遭到反驳的加拿大政府总理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并非因为关注环境问题而闻名，他曾大量开除联邦环境科学家，同时推动艾伯塔省油砂的开采，这是浪费最大的化石燃料之一，因为它需要额外的能量“加热”以提取有用的碳氢化合物。然而，在2014年4月2日，我们得知加拿大联邦交通运输部长丽莎·雷特（Lisa Raitt）曾直言不讳地反对经加拿大北部海域运送石油。加拿大在曼尼托巴省赫德森湾有个名为丘吉尔的北极港口，该港口通过铁路与加拿大南部相连。一家名为欧姆尼特拉克斯（Omnitrax）的公司曾计划通过铁路将石油运往丘吉尔港，然后用轮船经西北航道出口至欧洲。部长说：

我可以告诉你：北极哪怕发生一次漏油事故也是你不想看到的事情……此事不仅关乎经济。我不能相信自己作为保守党会说这样的话。但这事真的并不总是经济上的事。你必须从安全和环境等方面平衡考虑即将发生的事情。

马尼托巴省政府一直寻求在赫德森湾的海岸成立保护区，部分原因是这些地方现在是北极熊的避难所，而它们正是因为全球变暖而被迫离开自己习惯了的栖息地，然后在丘吉尔港区域的垃圾桶附近找食吃。部分原因还在于人们想保护那些栖息在海岸附近水域的稀有白鲸。联邦政府支持上述立场实属罕见，但令人振奋。

北极海冰的消退意味着长年的井喷的确会造成悲剧。按照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井喷事故的设想，被海冰夹带并绕北极环流的原油最后会在夏季从冰缘线附近的浮冰中释放出来，进而在夏季海冰的边缘附近留下漂浮的原油。未来，北极夏天的冰缘线将不复存在，因为夏季的海冰都将消失。而含油的海冰则会彻底融化，随后在北冰洋所有开阔的水域扩散开去。这对环境的破坏及其清理代价将是巨大的。

我应该以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作结，海冰的撤退会导致北极海洋生态的变化。如果春季海域的光照水平比以前高，则浮游生物的生长就会越来越早，其产量也越来越多，一些新的渔场可能会随着北极海洋生态环境的这些变化而逐渐出现。人们难以预计北极海洋生态究竟会发生哪些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海冰的撤退会让捕鱼船在地理上和季节上扩大活动范围，从而尽可能地利用海洋生物资源。

海冰可能在本世纪进一步撤退

建模者很难在海冰撤退的世纪大趋势下预测无冰水域出现的季节是如何发生改变的。主要的原因是多数模型在重现北极夏季海冰时令人失望。关于北极在哪一年的9月会变得无冰的争论已经掩盖了其他更重要的问题，即北极海冰全年消失的情况将以多快的速度，什么方式出现等。死亡螺旋已经告诉我们，北极9月的冰盖会在数年之内消失，无冰的季节将扩大至五个月，基本上就是7月到11月。但无冰期会止步于此吗？南极仅有季节性冰盖，并且南冰洋多数区域会连续四到五个月处于无冰状态，其他几个月则被单年冰所覆盖。但这种情况会保持稳定吗？更温暖的气候肯定会导致无冰季节的扩大，因为气温升高必将伴随更多太阳辐射，但即便在无冰的夏季过去之后（其间无冰的海水会升温），接下来的某个时间，或许在12月，当黑夜变长，气温降低，海面储存的热量释放出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会促使海冰重新形成，并一直持续到下一个春天或初夏。

我们很难想象北冰洋全年无冰的情形，尽管死亡螺旋已经预示了这最后的光景——冰量曲线都向内旋转。相比海冰季节性覆盖的时候，无冰的北极即便在仲冬时节也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水循环和热循环。这种情形可能会在一个世纪之内出现，但到那时，我们的星球也会发生更为剧烈的变化，进而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下一章，我将考察北极海冰消退所导致（或与之相关）的变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多数灾害已经发生；西伯利亚大陆架夏季的海冰已经不复存在，而这造成了甲烷大量释放的威胁，正如我将在第九章描述的那样。

注释：

[1] Laxon, S. W. et al. （2013）, CryoSat-2 estimates of Arctic sea ice thickness and volume.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0, 732-7.

[2] Rothrock, D. A., D. B. Percival and M. Wensnahan（2008）, The decline in Arctic sea-ice thickness: separating the spatial, annual and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in a quarter century of submarine data.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 113, C05003.

[3] Kwok, R. （2009）, Outflow of Arctic Ocean sea ice into the Greenland and Barents Seas:1979-2007. Journal of Climate, 22, 2438-57; Polyakov, I. V., J. Walsh and R. Kwok（2012）, Recent changes of Arctic multiyear seaice coverage and the likely cause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doi:10. 1175/BAMS-D-11-00070. 1.

[4] Tietsche, S., D. Notz, J. H. Jungclaus and J. Marotzke（2011）, Recovery mechanisms of Arctic summer sea ice.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8, 1-02707.

[5] IPCC（2013）, Climate Change 2013.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Working Group1 Contribution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1.

[6] Wadhams, P. （2014）, The “Hudson-70” Voyage of Discovery: First Circumnavigation of the Americas. In D. N. Nettleship, D. C. Gordon, C. F. M. Lewis and M. P. Latremouille, Voyage of Discovery, Fifty Years of Marine Research at Canada's Bedfor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Dartmouth: BIO-Oceans Association, pp. 21-8.

[7] Humpert, M. （2014）, Arctic Shipping: an analysis of the 2013 Northern Sea Route season. Arctic Yearbook 2014, Calgary: Arctic Institute of North America. See also Arctic Council（2009）, Arctic Marine Shipping Assessment 2009 Report.

[8]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2014）, Responding to Oil Spills in the U. S. Arctic Marin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9] Wadhams, P. （1976）, Oil and ice in the Beaufort Sea. Polar Record, 18（114）, 237-50.

第八章

北极反馈的加速效应

气候反馈的概念

上一章，我们考察了北极海冰撤退如何对北冰洋的未来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同时这也改变了我们看待海冰撤退的方式。乍一看，北极海冰撤退是北极区域经济上的福音。我们至少可以在夏季将北冰洋视为可能的贸易路线，而非屏障。我们还能将其看作更容易探索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更容易捕获海洋生物的地方。所有这些变化从表面看都很积极，但这一切都仅仅建立在海冰撤退的直接影响上，即它允许人类一年中在北冰洋的活动时间更长。我们并未考虑海冰撤退将如何改变全球气候系统的其他方面。本章将展示，北极海冰撤退造成的间接影响对整个地球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我们可将其视为地球的绝对灾难。

造成正反两种影响差异的原因是，温室气体升温直接引发的正面反馈，即北极海冰撤退的事实，其本身的影响会强化全球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影响，并导致与最初的变化不成比例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反馈和联系存在于整个气候系统之中。正如神秘主义诗人弗朗西斯·汤普森（Francis Thompson）所说：

拈花惹星动。

我们在第六章中已经提到一个可能十分重要的反馈机制，即海浪-海冰反馈，海冰撤退导致波弗特海域会在夏季形成更多的海浪，它们与海冰相互作用，导致更多海冰分解并融化，从而减少了秋季海冰的形成。而我们将在本章考察的其他重要反馈包括：

——冰面反射率反馈

——雪线撤退反馈

——水蒸气反馈

——冰盖消融反馈

——北极河流反馈

——炭黑反馈

——海洋酸化反馈

而最危险的潜在反馈——近海多年冻土融化后的甲烷释放——将独立成章（第九章）。此外，另一个更深的影响最近也越发明显，即北极海冰撤退甚至可能已导致急流（jet stream）位置的改变，进而让北半球农业区域在一年中的关键时期形成新的极端气候模式，全球粮食供应因此受到威胁（见第十章）。

海冰反射率的反馈

我们在第二章指出，开阔水域的反射率（即入射太阳辐射被直接反射回太空的比例）仅为0.1，而海冰反射率则从0.5到0.9不等。落在平滑海冰上的新雪的反射率为0.9，如果你在3月或4月太阳较高白昼较长的时候到达这样的地方，雪面耀眼的反射足以引起雪盲。这是诸多早期探险者（比如斯科特船长及其队员）曾遭受过的痛苦。

一旦海冰上存在任何起伏或其他不平的表面，或者当积雪逐渐风化或被风吹成名为雪脊（sastrugi）的波状圆丘，其反射率就会降至0.8。春天来临，雪面反射率会下降更多：每当气温升高到0℃以上，表层积雪开始融化，雪面颜色就会逐渐暗淡，反射率也随之降低。当积雪大量融化时，冬季沉积的炭黑就会形成污泥，进而被后续的降雪掩盖。最后，冰面表层会千疮百孔并伴以一些融化的雪水坑。这些雪水坑的表面较暗且容易吸收太阳辐射，因此，它们会融化至冰体深处——通常会融化到海冰表面呈蜂窝蛋糕的样子，此时的海冰会变得十分脆弱（彩色插图18）。这一阶段的海冰表面平均反射率为0.5甚至更低，但海冰最后消失时反射率降至0.1才是最大的变化。

人们在夏季测量反射率以及为其建模一直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十分准确地知道新鲜积雪的反射率（0.9），但这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北极的热平衡，因为北极冬季几乎没有太阳辐射。夏季太阳辐射最高时，我们又必须估计融化的污浊冰雪以及融雪坑组成的表面的平均反射率，而这种混合表面会在温度上升或下降的几小时内迅速改变其性质。1971年首次成功为北极进行热力学建模的加里·马伊库特（Gary Maykut）和诺伯特·恩特斯坦纳（Norbert Untersteiner）也曾面临这一难题，[1]他们选取了夏季海冰反射率任意值，但近些年，像美军寒区研究和工程实验室的唐·佩诺维奇（Don Perovich）等人则十分看重细致的实地观测，这会显示反射率变化的范围。[2]

因此，气候变化导致的反射率变化有两层含义。气候温暖时，冰面会在夏季早些时候就开始融化，而反射率从雪面覆盖的0.8或0.9到污泥融雪混合表面反射率为0.5左右的下降过程也随之更早发生，这让海冰在仲夏季节吸收的太阳辐射也更多。但比这更重要的变化是，夏季融雪（无论多脏）覆盖的海冰会消退为空旷的水域。这一过程又让反射率从0.5降至0.1，因此，夏季海冰反射率下降的具体情况并没有更好地获得总体冰面的反射率重要，后者可让我们了解之前多少海冰区域后来被开阔水域取代。我们可从2007年缺口状的开放海域中（彩色插图13）看出总体反射率丢失了多少——反射率的丢失量就是太阳辐射的增量，也即地球热量的上升幅度。

这种反射率的丢失对地球变暖有多严重的影响？克里斯蒂娜·皮斯托内（Kristina Pistone）及其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同事们的一项研究估计，[3]1970年到2012年间，北极夏季海冰面积的损失导致的全球平均反射率的下降，相当于这一时期人为排放入大气二氧化碳总量的1/4给地球造成的升温效果。这一过程因为效果即时而被称为“快速反馈”。地球反射短波辐射量的减少导致全球范围辐射强迫的增加，进而提升了全球气温。这项研究使用的可直接测量反射率的刻瑞斯（CERES）卫星避免了实地测量北极反射率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发现，北极年均反射率在1979年到2011年间从0.52降到了0.48。这一降幅看上去不多，但它相当于北极在这一时期额外吸收了6.4瓦特每平方米的额外辐射，或者整个地球额外吸收了0.21瓦特每平方米的辐射量。

雪线撤退反馈

北极开阔海域的温暖空气也会导致雪线撤退。春季北极海岸线附近积雪因为海冰撤退而融化得更快，很可能是因为无冰海域的暖空气大量飘向海岸区域所致，这一过程会增强冰面反射率反馈。如果我们考察一下6月太阳辐射达到最大值的情况，那么相比于1980年，2012年6月的异常负区（negative area）面积增加了600万平方公里（插图8.1）。这表明，与20世纪晚期相比，北极仲夏雪域面积减少了600万平方公里。同一时期，积雪面积的异常负区与海冰异常负区的数量等级相同，而雪域覆盖的陆地和无雪冻土之间的反射率变化幅度则大致等同于海冰和开放水域之间的反射率变化幅度。尚未有人像皮斯托内及其同事研究冰面反射率反馈那样研究冻土并发布相关计算结果，但前述量级的类似性则意味着雪线和海冰撤退各自分别为全球变暖做出了相同的贡献。因此，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冰/雪整体的反射率反馈直接为全球变暖效应增加了50%（而不仅仅是25%）的热量，这显示出北极何以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驱动因，而不仅仅是被动响应者。

图8.1：北半球6月积雪覆盖面积的变化，1967年—2016年数据。

这一点至关重要，但人们大多对此茫然无知；（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而导致的）北极冰雪撤退造成的整体反馈效应增幅将全球变暖提升了50%后，我们便不应该简单地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正让地球变暖。相反，我们不得不承认，已经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已将地球加热到冰/雪反馈机制自身就把变暖效应提升了50%的地步。我们距离这些反馈机制本身推动气候改变的时刻已为时不远——也就是，我们不用再往大气中排入更多的二氧化碳，气候变暖的进程也仍然会持续。气候变暖的这一阶段被称为“失控的气候变暖”（runaway warming），可能正是它导致金星变成了燥热、死寂的世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演奏吉他时，他能仅用反馈演奏乐章——他的手指不拨琴弦，仅操作电子反馈发声。气候变化搭台唱戏的时刻正飞速来临，而我们只能无助地愣在一旁，任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也无济于事。

水蒸气反馈

水蒸气反馈完全取决于空气温度的变化。大气温度每增加1摄氏度，其中的水蒸气含量就增加了约7%，这反过来又增加了1.5瓦特每平方米的辐射强迫，因为水蒸气也是温室气体。而现在，北极由于其放大效应迅速变暖，而全球气温也在过去十年里缓慢上升，这很可能是因为深海吸收热量的增加所致。因此，北极提供了主要的局部水蒸气反馈，这严重抑制了出射的长波辐射，并将热量锁在紧邻地面（冰面和海面）的区域。如果北极的局部气温上升3℃（这正是近些年的情况），则该地水蒸气浓度会增加20%，这将导致北极盆地上空的辐射强迫增加约4.5瓦每平方米。这个反馈机制主要发生在北极地区，但它因自身的重要性而必须包含在全球变暖的总效应中。

冰盖消融反馈和海平面的上升

如果反射率反馈是我们继续在地球上生存的最大威胁，那么随冰盖消退引发的海平面上升也会让我们在未来几十年里越发坐立不安。

直到20世纪80年代，海平面变化研究者的传统见识仍是，两个同等量级的因素导致了全球海平面上升。第一个因素是海洋变暖。由于大气散发热量的增加和温室气体拦截外射辐射所导致的辐射强迫，海水会变暖、膨胀，海平面因此上升。一开始仅有表面海水升温，但现在已扩展至更深的海水层了。这一过程被称为空间海平面上升（steric sea level rise），其中海水量并未增加。第二个因素则是陆地水源进入海洋导致的海面上升，而极地附近的冰川则是主要的陆地水源——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阿拉斯加、智利和挪威的冰川，甚至一些低纬度地区的高海拔冰川，比如乞力马扎罗山等。我们非常了解这些冰川以多么快的速度消失，因为冰川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间已努力绘制了这些地区冰川的变化图，他们一开始用的是传统方法，比如往冰川里打桩并查看冰面以多快的速度消退，而近期，他们使用了卫星探测的方式测量冰面的海拔。结果，全球几乎所有冰川在20世纪80年代时便已处于消退之中了——我们已看到了阿尔卑斯冰川几近消失的戏剧性图景。我曾于1970年和2008年两次造访洛基山的哥伦比亚冰原（Columbia Ice-field）。1970年时，该冰原朝跨加拿大高速公路沿线突出，但到2008年，我们需要乘大巴走很远的路才能抵达。现在，全球的冰川系统都处于消退状态。插图8.2显示了相关证据。少数在20世纪80年代还在扩张的冰川本身就是全球变暖的产物——挪威沿海的冰川因为更暖的气候和上空更加潮湿的海风而得以扩张。但现在，这些冰川也处于消退之中。

图8.2：全球不同区域的冰川质量均衡（mass balance）变化图。

冰川消退外加大坝和水力发电等因素的部分影响共同构成了海平面变化的原因，淡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入海洋。但现在，超过世界极地冰盖（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容量的径流也加入到海面上升的进程之中。海面上升的威胁真实存在。格陵兰海拔2-3千米深的冰盖位于高海拔地区，除了少数边缘部分以外，其余部分终年不化。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冰盖顶部区域每年夏天都会在短期内出现融水。随着融化区域的扩大，该冰盖每年融化的时间也在不断延长。格陵兰冰盖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融化事件发生在2012年，当年7月1日-11日期间，这一冰盖表面97%的区域均已发生融化（彩色插图19）。即便这样，建模者也并不担心。他们计算得出大部分融水会在夏季结束的时候重新冻结，如此，格陵兰冰盖的冰体损失将会很小，而整个冰盖融化并汇入海洋的时间跨度将持续数千年时间——这会导致海平面上升7.2米。但紧接着，他们未曾料到的现象发生了——冰川蜗穴（moulins）。它们是冰盖表面的巨大排水孔，径直向下穿过冰盖直达3公里之下的基岩。冰盖表面的融水像巨浪一样从这些冰川蜗穴中排出。而融水在向下排出的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累积热量，进而将整个冰盖加热至熔点。到达冰盖底部时，融水会经由冰下通道流向海洋，这又会润滑冰盖底部进而导致冰盖（特别是位于排水口的冰体）更快地流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埃里克·里格诺特（Eric Rignot）通过他们的卫星图像发现，格陵兰许多冰体的流动速度都达到了过去的两倍。[4]这意味着以冰山形式进入海洋的淡水量级翻番。冰体的流失可从冰盖的缩小中看出。现在，我们可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一对名为格雷斯（GRACE，重力恢复和气候实验）的卫星精确测量冰盖总量，这种测量会精确显示下层冰体如何在重力的轻微改变下发生变化。研究人员发现，格陵兰冰盖每年损失的冰体相当于300立方千米的淡水体积（这一速度还在加快），这已经相当于其他所有冰川损失的总和。

海平面上升还涉及其他一些次要因素。一则化石含水层进入到水文循环过程之中。地下水被人们抽出，而这些水体在过去数千年的时间里都难以进入到大气循环之中，而今它们正在被人们使用并流入河流，之后蒸发进入大气并最终进入海洋。这导致了海平面的上升，而其他比如筑坝拦水的人为因素则产生了单纯的逆效应，因为全世界大坝中的水量都在不断增加。

另外一个较小的反馈则与冰帽的高度变化有关。格陵兰冰盖总体海拔正在缓慢下降，其高度越低，冰帽处的表面温度越高（因为海拔越高温度越低），于是，夏季冰盖的融化量就越大。这又会导致冰盖海拔加速下降，进而冰体温度又变得更高，如此往复形成一个反馈循环。目前这种反馈效应可能还不明显，但在冰盖消退的后期阶段可能会变得更加显著，从而加速致其最终消失。

直到最近，南极冰盖仍被假定为大致中性质量均衡的状态，因为它的任何融化都会被降雪抵消，南极海岸线附近山脉上的冰盖尤其如此。但现在，格雷斯卫星也被用于南极观测，人们发现，南极冰盖也明显处于消退之中，尽管速度比不上格陵兰冰川。[5]人们最新的估计是，南极冰盖正以每年84立方千米的速度消失，而格陵兰岛每年消失的冰体至少为300立方千米。值得警惕的是，南极可供融化的冰量大到可让海平面上升60米。此外，冰川学家还计算得出南极半岛西部区域的冰盖比之前预想的更不稳定，大量冰体可能会从冰川底部融化。这些冰体融水本身就足以造成海平面上升数米。

在这些令人忧心的威胁面前，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向来自信满满。事实上，该组织发布2007年的第四份评估报告时尤其如此。因为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难以评估海平面的上升幅度，该报告的作者们仅提到海平面会上升，并预计海平面到本世纪末的2100年仅会上升30厘米。他们指出，这是不包括冰川融化的部分数据，但多数外行和政策制定者并未阅读这种附属细则，并且，一些严重低估海平面上升幅度的评估报告也被某些国家负责防洪的政府机构，比如上海市政府所采信。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13年的第五份评估报告中改正了这种错误，但仍然只是给出了海平面会在世纪末小幅上升的预测（比如代表浓度路径8.5情景下的52-98厘米，即一切照旧的情况），但多数冰川学家认为海平面上升幅度将超过1米，甚至可达2米。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数据基于线性预测模式，他们假设海平面在本世纪都会保持大致不变的上升速度。但我们知道，各种反馈环会导致海面上升的非线性变化。比如，随着海冰消失进程的持续，夏季海冰量会呈指数曲线的加速下降趋势，而非线性下降趋势。二者有很大区别。而决定了海面上升的冰盖响应反馈也是指数过程，或至少呈加速进程趋势，如果我们任由海平面加速上升，则2100年的总上升幅度将远超线性估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科学研究所前主任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预计海平面上升速度翻番的时间跨度约为十年，因此，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自信满满的总体估测可能会在十分短暂的时期内面临严峻的尴尬局面。

我因为一个迄今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于2004年时加入到这场关于海平面上升的论辩之中。这个问题由我心中的科学英雄（而非我自己），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的沃尔特·芒克提出。当时的情况是，海洋学家希德·莱维图斯（Sid Levitus）在格里斯卫星让冰盖计算变得容易之前，提出了一种计算海面升高的巧妙办法。他采用了世界海洋水文普查数据，即世界迄今为止上百万次海洋测量的总体数据，并将其分组在网格化的全球地图之中，进而对所有大洋不同深度的平均盐度在过去50年中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他认为，大洋中的任何盐度变化都必然源自冰川径流，这会稀释海洋并降低平均盐度。其对海平面上升幅度的计算与现有的别的方法得出的数据吻合，所以，一切看起来都没问题。然而，沃尔特以其独有的科学洞见及令人置信的简洁陈述，让我想起自己从1976年起便一直从事的海冰消退测量，即海冰的融化尽管会造成海洋的稀释，却不会造成海平面的上升（这就是阿基米德原理——海冰本已漂浮在海上，就像杜松子酒或药酒中的冰块一样）。我当时测得的海冰融化总量约为每年300平方千米，这与冰川每年消失的总量一致。然而，莱维图斯的方法测得的海洋稀释程度却与不考虑海冰融化影响的观察数据相吻合。为何会这样？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海洋盐度的变化等同于冰川消融对其造成的影响，因此，除了海冰融化，便无额外的淡水注入海洋。沃尔特和我一起就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撰写的论文发表在一份著名刊物上。[6]我们期待收到世界海洋研究共同体的回应或建议——毕竟，芒克乃世界海洋学领域的执牛耳者，这种情况也是亟待解决的异常现象。然而，我们的论文并未收到哪怕一个回应或评论。我甚至在巴黎举办的海平面研究会议上作了相关报告，但并未收到任何评论或质疑。沃尔特温和地说，“这些海平面研究者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如今仍在等待人们对这篇十年前文章的回应，但不管怎样，莱维图斯的测量方法已被格里斯卫星的观测取代。我唯一收到的相关建议则来自一位物理海洋学家（physical oceanographer），即海冰的融水在参与到波弗特环流之前可能会长期停留在北极，因此，莱维图斯的平均测量技术中并未显示出这一点，因为这种技术用在北极高纬度海洋数据中时表现很糟糕。

一定量的海冰消退所致的海平面部分上升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随着海冰的消退，夏季格陵兰冰盖上空的空气的确会变得更加温暖。过去，夏季海冰一直是大气和海洋的空气调节系统。它会让海水温度在夏季保持在0℃的低温——并且，正如我们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这个调节器的消失正在造成灾难性后果。海冰也会让夏季海面气温降至0℃左右。缺乏夏季海冰的适当影响，北冰洋上空的气温会明显高于0℃，这最终会导致北极冰盖的融化。

北极河流反馈

另外一个反馈便是北部流入北冰洋的径流温度变得更高了。随着陆地雪线的撤退，初夏地表反射率会大幅下降。这会导致北部冻土区域获得的热量急剧上升，而以前流过更暖陆地区域的积雪融水径流现在则直接流入海洋大陆架的无冰区域，这会进一步让海水升温并加速海冰消退。这一过程又会反过来让反射率加速下降，从而加剧沿海区域的变暖程度，这会进一步驱使雪线后撤，并加速冻土区域气温变化，最终增加融水径流所携带的热量，如此往复。这种效应可能比我们此处讨论的其他反馈效果都弱，但它却是经过一系列步骤不断自我发展的正面反馈的经典案例。

炭黑反馈

人们近期又明确了一个新的反馈机制，并发现它比以前预想的更为重要——即森林和农业用火，柴油的使用以及工业活动对冰雪反射率及其融化过程造成的炭黑沉积影响。[7]炭黑也称烟灰（soot）。冰川学家以前常常在冰川上看到来自周围山脉的污垢，并发现它们能惊人地创造出一个可自我维持的小型生态系统。初夏聚集在冰川上的一小块污垢会优先吸收太阳辐射，从而比周围的冰体温度更高，当其融化下沉的时候会留下小孔。融水溶解污垢中的盐分从而提供养分，进而细菌便能在小孔深处生存并创造出一片植被。这一过程的产物被称为冰尘（cryoconite），我将其作为示例以说明地球上生生不息的生命何以在最残酷的地方立足。冰尘会让冰川呈现出黑色、绿色甚至粉红色的外貌。

除了冰尘，污垢也会在融化的季节出现在海冰上，积雪融化后，冬季沉积的所有污垢都会出现。但这一过程直到最近仍受到忽视，否则，它也会被加入到夏季海冰反射率的计算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可通过调低估值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试图单独考察炭黑，其导致的全球性效应似乎相当小。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炭黑造成的辐射强迫可能在0.04瓦特每平方米，并且观察研究显示，北极大气中的炭黑浓度似乎自1990年起便呈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大气的头号污染者（比如中国）已经开始清理其污染物了。

海洋酸化反馈

我们知道，海洋的酸性正在增加，这是过量二氧化碳融进海水形成碳酸的结果。其化学反应式为：

CO_2+H_2O⇌H_2CO_3

H_2CO_3⇌H++HCO_3-

HCO_3-⇌H++CO_32-

并且，各种离子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平衡关系。H+代表酸性氢离子。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含量增加的同时，也会部分溶解在海水中，这能有效缓解全球变暖的速度。然而，溶解的二氧化碳会参与上述化学反应，进而让海水的酸度增加，这最终会造成海洋生物壳体（成分为碳酸钙）溶解的严重后果，特别是遍布海洋的有孔虫这种小型单细胞生物的外壳（插图8.3）。死去的有孔虫的外壳会在海洋中形成壳雨降落并沉积在海底，进而形成被称为软泥（ooze）的典型沉积物。实际上，这是我们燃烧化石燃料排入大气中的碳能永久脱离地球系统的少数方式之一。因此，如果我驾驶SUV去商店，排出的二氧化碳（约为41%）会部分溶解进海洋中，其中又有部分会被有孔虫吸收并形成碳酸钙的壳体。有孔虫死后，其壳体会沉入海底，如此，我排放的部分二氧化碳便人畜无害地脱离了地球系统。问题在于，海洋酸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壳体又会在沉入海底的漫长的4000米路程中不断溶解，因为我们从学校学过的化学知识便可得知，粉笔放入酸液中时会发生什么。壳体中的碳会重新释放进海洋并继续在地球系统中循环。更糟糕的是，一些大型壳体类海洋生物（比如翼足类动物）也会失去壳体并成为无定形的小不点，进而容易被捕食。这已经在酸化水的实验室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可能会希望海洋中溶解的二氧化碳比例降低，而事实上，最近的评估认为这一比例在过去30年中从41%降到了40%。这种小幅下降也足以让我们担忧，尤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在不断上升之中。

图8.3：北冰洋中的两种有孔虫类。其壳体很小，仅为0.06~1毫米宽。

这种局面与海冰有何关系？海冰的撤退让海洋面临酸化的风险，因为二氧化碳含量更高的大气与之前并未吸收二氧化碳的海水之间产生了接触，因此，海冰的撤退实际上强化了二氧化碳的沉降。对大气中二氧化碳而言，这就是一个负面反馈，代价就是增加了北极海水的酸度。这是罕见的负面反馈的案例，如果我们考虑到正在进一步酸化的海水以及随之而来碳沉降的减少，这种反馈长期看来可能为正面反馈。

哪些反馈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考虑本章所列的七种反馈，最严重的可能是与海冰和雪线撤退（北极沿海区域雪线撤退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海冰撤退和温暖海风的作用）相关的反射率反馈。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反射率变化加总，再把炭黑加入到反射率的计算中，得出的结果则为皮斯托内等人描述的两倍，即我们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造成的辐射强迫因为反射率反馈而增加了50%。这真的就是“提供两个气候变化分子——免费再得一个”的例子。

格陵兰冰盖的加速融化也与海冰撤退直接相关，这让全球海平面加速上升并在本世纪内升幅超过1米。许多人都认为海面上升1米不足为虑，我们只需要将防洪堤坝增加1米即可。我们英国能做到这一点，荷兰等其他富裕国家也能做到（付出有限代价之后），但孟加拉国却做不到，该国2000万国民大多为贫苦农民，且生活在海拔低于2米的地方。并且，特定地区海面高度的钟形曲线或高斯分布（插图8.4）会让我们得出灾难性的统计结果。假设插图8.4的钟形曲线代表了特定地区的海面高度分布，其中考虑了潮汐、海风等变量。右侧曲线的小块区域表示造成灾难性后果所需达到的高度——海水因风暴潮经堤坝涌入，就像1953年1月袭击英国和荷兰的风暴潮一样（这次风暴潮淹没了我祖父母在蒂尔伯里的房屋）。曲线下面的区域代表受到袭击的概率很低。但当我们将海浪峰值分布向右移动1米，进而得出海平面上升1米的效果。如果我们不提升防洪堤坝的高度，曲线下方代表受灾区域的面积就会大大增加。换句话说，海平面小幅上升导致洪灾的可能性会大幅上升。

图8.4：高斯分布曲线的特征。如果均值少量增加，灾难发生的概率（浅灰色区域）就会大幅度增加。

这些反馈告诉我们北极海冰的撤退达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平时，它就不再仅是气候变化的响应者，而成为其驱动力了。但是，在海冰撤退产生的所有威胁和危险中，近海甲烷的脉冲式喷发（methane pulse）的影响可能最为严重。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注释：

[1] Maykut, G. A. and N. Untersteiner（1971）, Some results from a time-dependent thermodynamic model of Arctic sea ice.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76（6）, 1550-75.

[2] Perovich, D. K. and C. Polashenski（2012）, Albedo evolution of seasonal Arctic sea ice.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9（8）, doi:10. 1029/2012GL051432.

[3] Pistone, K., I. Eisenman and V. Ramanathan（2014）, Observational determination of albedo decrease caused by vanishing Arctic sea i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 3322-6.

[4] Rignot, E. and P. Kanagaratnam（2006）, Changes in the velocity structure of the Greenland ice sheet. Science, 311（5763）, 986-90.

[5] McMillan, M., A. Shepherd, A. Sundal, K. Briggs, A. Muir, A. Ridout, A. Hogg and D. Wingham（2014）, Increased ice losses from Antarctica detected by CryoSat-2.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1, 3899-905.

[6] Wadhams, P. and W. Munk（2004）, Ocean freshening, sea level rising, sea ice melting.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1, L11311, doi:101029/2004GLO20039.

[7] Quinn, P. K., A. Stohl, A. Arneth, T. Berntsen, J. F. Burkhart, J. Christensen, M. Flanner, K. Kupiainen, H. Lihavainen, M. Shepherd, V. Shevchenko, H. Skov and V. Vestreng（Arct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me（AMAP））（2011）, The Impact of Black Carbon on Arctic Climate. Oslo: Arct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me（AMAP）.

第九章

北极甲烷，正在发生的灾难

近海多年冻土和温暖的海水

我即将描述的潜在灾难性反馈后果源自两种现象：海冰的撤退以及北极近海浅层水域中持续存在的永久冻土。

我已经描述了夏季海冰快速撤退，北极大陆架附近大面积海冰随之消失，西伯利亚北部海域尤其如此，那里的水深仅为50~100米。这些刚刚形成的开阔海域中的水体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北冰洋深处的水体结构可分为3层。上层为深约150米的北极表层海水，水温接近或处于冰点。其下的一层海水称为大西洋水层，一直延伸至900米深处且带来了北大西洋温暖海水的热量，这些水体在冰缘线处下沉并从海水中间深度的区域进入北极。这之下则为较冷的底层海水，它一直延伸至海底。因此，如果大陆架仅为50~100米深，则该处仅有北极表层海水存在——更加温暖且更深的大西洋海水则停留在陆架折坡之外。在2005年之前的“旧时代”，北极表层海水甚至在夏季都会被海冰覆盖，这就为海水提供了某种空气调节系统，进而入射的太阳辐射无法加热水体，因为它首先需要融化海冰。类似地，海冰的存在让局部气温保持在0℃左右。自2005年起，随着夏季海冰的彻底消失，太阳辐射便能深入到大陆架所在的海域中并将其加热了。于是，北极表层海水现在就能够在无冰的夏季逐渐升温，而不会因为海冰而保持在0℃左右。而2011年夏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卫星在楚科奇海域测得的表层海水温度为7℃（这与北海冬季温度差不多）。在我最近（2014年8月）参与的航海过程中，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破冰船“希利号”记录到的楚科奇海域表层海水温度则让人十分震惊；在北上前往白令海峡沿途的诺姆（Nome）地区的途中，我们测得的气温高达19℃，海水表层温度则为17℃。

现在，广阔无冰的海域可能会因为海风的作用而形成巨浪，这会导致更暖的海水涌向海底，因此，北极海域数万年以来首次出现了高于冰点的海水涌向海底的情况。

而在海底，更加温暖的海水遇到了本章故事的第二个元素：冻结的沉积物。它们是上个冰期的遗迹，同时也意味着永久冻土向海洋的延伸。其中含有以水合物或包合物形式存在的甲烷。这种十分坚硬的物质看似冰块却能燃烧。它是甲烷气体和水组成的混合物，其开放的晶体结构仅在高压或低温条件下才处于稳定状态。这种物质通常存在于各种深海沉积物中，因为那里的上覆水压很稳定。储藏在整个海底水合沉积物中的甲烷量估计是大气中碳含量的13倍以上，约为10.4万亿吨。而北极大陆架上的海水较浅，甲烷水合物应该不是很稳定，但坚硬的冰冻沉积物提供了足以锁住它们的表面压力。海冰减少导致夏季海水湿度更高，可能会让这些沉积物解冻，如此，这些水合物之上便再无坚硬的外壳保护。这些冰冻的沉积物最初在冰期的陆地上形成，当时的海平面更低，7000~15000年以前这些沉积物就被淹没了，东西伯利亚海的浅滩就在所谓的“全新世海侵”（Holocene transgression）导致的冰盖融化、海面上升的过程中形成。因此，数万年来一直储藏在冰冻沉积物中的甲烷水合物现正随着沉积物的解冻而分解，这一过程会产生纯净的甲烷并以巨大气泡羽流（bubble plumes）的形式涌向海水表层。甲烷在水中会被氧化，因此，如果气泡羽流产生在深海，则这些气泡羽流在到达海水表层之前就会消失，就像我们在斯瓦尔巴德海岸附近400米深的海域中看到的情形一样。[1]但深度仅为50~100米的海底产生的甲烷则没有足够的时间溶解，从而能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地冒出海面并进入大气之中。我们必须记住——可惜的是，许多科学家已将其忘记——北极大陆架仅仅从2005年夏季以来才出现大量开阔水域，因此，我们正处于全新的海底沉积物不断融化的过程之中。

甲烷会像巨大的气泡云一样从海水中升起（彩色插图21），这一过程称为沸腾（ebullition）。这些来自海底各处的气泡可看作一系列单独的羽流，比如来自海底汽-油喷发的羽流（见第七章）。东西伯利亚北极大陆架特别浅——其210万平方公里总面积75%的区域都不到40米深——因此，这一区域的多数甲烷气体都不会在海冰中氧化从而直接进入大气。而人们也发现，该处海面上空大气中的甲烷浓度高出正常大气的4倍。人们普遍认为，北极大陆架不会在冬季海冰覆盖期间释放甲烷。然而，新的观察数据表明，该区域全年都会发生甲烷以沸腾或别的方式释放的现象。人们在欧洲区域的北极冰间湖中发现的甲烷羽流浓度高出海洋平均水平20~200倍，这明显表明甲烷会在冬季释放。人们也观察到甲烷直接在冬季海冰之下富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旦海底冰冻沉积物在夏季融化，甲烷则会全年无休地从海底溢出。

东西伯利亚大陆架夏季冒出的大量气泡羽流最早是由娜塔莉亚·沙霍娃（Natalia Shakhova）和伊戈尔·谢米列托夫（Igor Semiletov）领导的年度美-俄考察队发现和观测到的，[2]他们带回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水下照片（彩色插图20）。并且，他们估计这些沉积物中约包含4000亿吨甲烷气体，按照目前全球变暖的节奏，其中500亿吨会在未来数年中从最上层几十米的沉积物中释放出来。像马尼托巴大学的伊戈尔·谢米列托夫[3]这样的建模者已观测过近海岸10米水深处的沉积物，并估计其中甲烷解冻和释放的速度很慢，慢到以千年计。但海洋正在发生其他变化。

娜塔莉亚·沙霍娃等人[4]则更为关注沉积物中的居间不冻层（taliks）对甲烷释放的促进作用。居间不冻层乃海底永久冻土形成过程中的不规则现象，它们为海底沉积物中的甲烷水合物提供了向上逃逸的路径。沙霍娃发现，人们从东西伯利亚海中观察到的甲烷羽流多数都释放自居间不冻层。冰川蜗穴在格陵兰冰盖中与居间不冻层在海底甲烷释放过程中的作用有些类似——它们都让热过程发生在建模者并未预计到的沉积物内部。居间不冻层为甲烷分子提供了从其水合物牢笼中逃逸的路径，进而避开了永久冻土为其设置的障碍。因此，其释放速率并不依赖于沉积物的逐层解冻过程。

甲烷是一种十分强大的温室气体。正如我在第五章所说，其每个分子的全球变暖潜能是二氧化碳的23到100倍（这取决于你的计算方式）。北极近海甲烷气体的释放可能是2008年以来全球大气甲烷水平再次上升的主要原因，而大气中的甲烷水平曾在2000年左右趋于稳定（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则是水力压裂获取海冰过程中的甲烷泄漏，而这个过程直到最近才刚刚开始）。海底冻土可能释放多少甲烷气体，又会在何时形成规模？这会对气候产生何种影响？随着格陵兰冰盖的加速融化，我们预计这一过程会加速海冰撤退，并减少地球的太阳能反射，从而加快海面上升的速度。但冰盖消失的后果也会在南北极得到体现。

北极甲烷释放的全球影响

我与盖尔·怀特曼（Gail Whiteman）和克里斯·霍普（Chris Hope）两位同事已经模拟了未来10年500亿吨甲烷的释放可能对气候造成的温度和成本方面的影响。[5]我们要记住，尽管这是一个大到不可思议的数字（我们每年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仅为350亿吨），但它仍不及东西伯利亚海甲烷总量的10%。为了量化甲烷脉冲式喷发对全球经济的主要影响，我们使用了佩吉（PAGE）09综合评估模型，它可将海平面、局部温度的变化以及洪水、居民健康、极端天气等不确定因素纳入考虑以追踪额外的甲烷释放情况。[6]佩吉09模型有效计算了从目前到2200年间每多（或少）排放1吨二氧化碳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净现值（NPV）。佩吉09模型是佩吉模型的最新版本，它由剑桥大学法官学院（Judge Institute）的克里斯·霍普（Chris Hope）开发并被英国政府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用来计算气候变化的影响。[7]所有结果都由该模型运行1万次得出，这能为各种风险建立全面的图景以减少不确定性。

我们测试了两个标准排放情景。首先是“一切照旧”的情景，该情景假设世界年复一年继续按照其目前的节奏增加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量而不采取任何干预行动。然后，我们运行了一个“低排放”情景（即英国气象局“2016r5low”情景），其结果是我们有一半的机会保持全球平均气温增幅在2℃以下。我们在每种情况中都叠加了2015年—2025年10年间甲烷脉冲式喷发进入大气造成的影响。我们还测试了其持续影响，以及比这更少的甲烷所造成的影响。

到2040年，甲烷释放造成的额外气温上升值为0.6℃，这是个巨大的增幅（见插图9.1）。这将是人类的灾难，部分在于其造成的气温上升之快。它将加速其他所有全球变暖效应，并且，除了降低海水的温度（比如再造海冰），我们别无他法阻止甲烷从海水中释放，这种办法也超乎想象。如此规模的甲烷脉冲式喷发将导致全球气温均值比前工业时期升高2℃的日期提前15~35年——这一日期按“一切照旧”计算为2035年，按低排放情景计算则为2040年。请注意甲烷产生的气候影响有多快，因为尽管从排放进程开始到气温升高0.6℃的峰值用了25年，但它几年内就可导致气温升高0.3~0.4℃。

图9.1：2015年到2025年间500亿吨甲烷脉冲式喷发给全球平均气温造成的可能变化。

按目前的估价计算，甲烷释放造成的气温增幅按一切照旧情景持续一个世纪，将为人类造成60万亿美元的损失。我们曾预计气候变化会给北极造成巨大的损失，尽管北极附近国家以及某些产业会得到短期经济收益，但相关损失之大仍令人震惊。这一估值为使用同一模型计算同期所有气候变化影响损失400万亿美元总值的15%。按低排放情景，这一损失也达37万亿美元。无论甲烷脉冲式喷发是否会延迟20年（2035年而非2015年）开始，或者延缓二三十年而非10年，代价都是一样的。甲烷脉冲式喷发250亿吨造成的影响几乎为500亿吨喷发量的一半。

佩吉09模型将地球划分为8个区域以模拟何处会发生变化。在上述两种情景中，甲烷释放之额外影响的全球分布密切反映了气候变化的总体影响：按价值计，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较贫穷经济体会承受甲烷释放之额外影响的80%的份额。低洼地区洪水泛滥、极端的热应激、干旱和风暴都因为额外的甲烷释放而加重。因此，全球变暖引发的海冰从北极大陆架消退这种单纯的北极现象，最终会造成全球影响。而且，亘古不变的是，全世界的穷人会遭受最多的苦难。

立即行动

就环境和气候变化而言，人们在可能的威胁面前有两个采取行动与否的标准。预防原则指出，即便我们不清楚威胁是否已经发生，也应该采取行动减轻损害。例如，1992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时，人们尚未获得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气候改变的确凿证据，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的推测强大到足以号召人们采取行动的地步。风险分析可帮助我们量化威胁的程度。从数学上讲，风险可简单地定义为影响发生的可能性与其带来的负面效应的乘积。概率很小但影响可能很大的风险尤其难以评估，比如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风险。但毫无疑问，北极近海甲烷脉冲式喷发的风险是巨大的。首先，根据沙霍娃和谢米列托夫这些最了解情况的人对海底沉积物成分及其稳定性的分析，甲烷脉冲式喷发产生的概率至少高达50%。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便会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单单经济损失就高达60万亿美元，还包括很高的人口死亡率。所以，无论如何定义，北极海底甲烷脉冲式喷发的风险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直接威胁之一。

那么，我们为何对此无动于衷呢？为何气候科学家们大都忽略甲烷脉冲式喷发的风险，而几乎没在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报告中提到它？我担心这是那些有责任讲出事实并倡导行动的人的集体性软弱无能（failure of nerve）。不仅那些试图掩盖北极甲烷威胁的气候变化否定论者对此喜闻乐见，很多北极科学家和所谓的“甲烷专家”也对此默不作声。部分这类专家习惯了北极甲烷的少量渗出现象，并将其作为大气甲烷成分的自然和人为来源之一，这似乎有些道理。但他们并未清醒认识到目前的环境状况是前所未有的：仅从2005年起，俄罗斯北极区域的大部分大陆架水域便已经常性处于大气环境系统之中，这会导致海水升温至远高于熔点的温度。北极科学领域之外的科学家很难认识到目前的全新情况，他们此前的旧观念已经失效。其他一些科学家的确清楚地理解了目前的情况，但从心理上更愿意它消失。例如，在2014年9月22日的皇家学会会议上，甲烷专家加文·施密特（Gavin Schmidt，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所长）就公开嘲讽了大量甲烷会从海底溢出的想法，而当时科学家们正在宣布来自拉普捷夫海的研究结果证明了海底甲烷溢出的大量增加。甚至，实地研究者的完整性和准确度也受到质疑，沙霍娃和谢米列托夫甚至因为俄国人身份和女性身份（其中之一为女性）而遭到人身攻击。这简直刷新了科学界的底线，但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一发现的影响真的很重要。即便我们打算置身事外地等待二氧化碳排量逐渐降低，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500亿吨甲烷进入大气并造成全球气温迅速升高0.6℃的结果。而这只是第一个结果：未来几十年内，海底沉积物中比这多得多的甲烷会随着沉积物的持续融化而不断溢出，而陆地永久冻土（见下一部分）也会在很长的时期内释放更多的甲烷。

我们能做什么？首先，我们需要立即着手研究目前的紧急情况，因为我们对太多事情毫不知情。人们很容易说些正确的废话，要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阻止（比如地球工程）扭转全球变暖进程，那么北极夏季海冰就会重现，而大陆架水域的温度也会重新降至0℃的水平。永久冻土将不再解冻，甲烷也将停止释放。但由于甲烷羽流的不断释放已经造成了辐射强迫，我们已很难看到如何才能竭尽全力降低温度阻止甲烷的进一步释放。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已经克服了甲烷气候变化，而且也没什么可过于担心的了。但情况并非如此，唯一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直接阻止海底沉积物在目前和将来的状况下释放甲烷，但我们却对此束手无策。有人提出建议说用塑料穹顶结构或板材收集甲烷并将其输往中央火炬点，但由于海底整个都在释放甲烷，要做出覆盖东西伯利亚海底的塑料板材根本不可能。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来自石油行业内部，即开发一种在活性沉积物之下水平钻井的水力压裂方法，然后将这些钻井和沉积物底下的通道连接起来。进入这些通道的甲烷被抽出并燃烧。燃烧甲烷是有道理的，因为甲烷分子燃烧之后会产生二氧化碳分子，后者加热地球的力度仅为前者的1/23。但如果甲烷能被捕获和使用，那就太好了。这个解决方案要求建设一个覆盖整个东西伯利亚海的钻井网络。没人计算过这个冒险的行动会耗费多少金钱。但在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紧急研究这个方案，如果切实可行，则应做好准备付诸实施。如果石油行业通过其先进的技术拯救了这个世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但我相信上帝也会微微一笑。

陆地永久冻土融化的威胁

北极近海成了我们最大的直接威胁，但陆地永久冻土的解冻过程释放甲烷和二氧化碳的威胁则真实且无法避免。我们从北极生物学家细致的工作中得知，随着陆地永久冻土的解冻，其表面随之解冻的腐烂植被在一系列化学和生物过程作用下最终会释放出甲烷和二氧化碳。这与北极近海永久冻土情况的区别在于，甲烷在沉积物解冻之前便已形成且等着释放。而陆地永久冻土则要经历更为漫长的化学过程才能最终产生甲烷。

我们来看一些统计数字。陆地永久冻土的面积现在为1900万平方公里，其中包含连续的和不连续（斑块状分布）的冻土区域。这些冻土目前正在解冻；其温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升高了2~3℃。其解冻过程会释放甲烷、二氧化碳和（一些）一氧化二氮（N_2O）组成的混合物，而它们均为温室气体。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估计，陆地永久冻土的碳含量为1.4~1.7万亿吨。人们估计其中大约1100~2300亿吨会在2040年之前进入大气（以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形式），到2100年这一数字为8000~14000亿吨，也就是说，2040年之前陆地冻土年均释放甲烷40~80亿吨，之后便升至每年100~160亿吨。

请记住这些数字。它们意味着到本世纪末，陆地永久冻土解冻过程释放的碳量约为近海甲烷脉冲式喷发500亿吨的30倍之多，而未来10年我们将为后者忧心忡忡。人们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碳多少是以活跃甲烷的方式存在的，但这种可能性很大。因此，甲烷引发的气候升温过程将不可避免——这一过程可能很快发生，因为近海永久冻土会解冻并释放甲烷；它也可能因为陆地永久冻土释放甲烷过程缓慢而变慢；还可能既快又慢，即近海永久冻土中的甲烷脉冲式喷发加上陆地永久冻土缓慢但大量的甲烷释放过程。但我们肯定会在本世纪结束之前遭遇额外的升温过程。

再次强调，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3年评估报告的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引用了这些关于陆地永久冻土层甲烷释放数据，但它并未跟踪气候加速变暖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与近海甲烷释放相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释放区域扩大

继沙霍娃和谢米列托夫等人的发现之后，人们对北极大陆架的研究进展也不断深入，研究人员进而发现了东西伯利亚海之外的大陆架区域的温暖近海也在释放甲烷。

谢米列托夫和沙霍娃将其研究区域扩展至东西伯利亚海之外，他们于2014年夏天搭乘瑞典破冰船“奥登号”（Oden）前往拉普捷夫海开展“SWERUS-C3”科考项目。这个团队发现大量甲烷羽流从大陆架数公里之外200~500米深的水域中释放，此外，他们在近岸60~70米深的水域也发现了100处甲烷释放源，其中包括一个62米深的剧烈甲烷爆发源，船上的首席科学家古斯塔夫松（Gustafsson）称其为“大型甲烷火炬”。该考察队在2014年7月22日发现了这个大规模的甲烷释放源；他们宣布观察到“升高的甲烷释放水平，大约超过周围背景海水中甲烷羽流浓度的10倍”。在大陆架海底沉积物中随便凿个洞就能产生甲烷羽流。[8]

俄罗斯-德国自1990年代起便开展的实地研究项目于2016年1月发布的一份拉普捷夫海洋报告显示，该海域甲烷释放正大量增加。[9]另外，人们于2007年起便锚定在该海域大陆架上40~50米水深处的一个研究站点也一直在测量海面到海底的温度和海冰厚度。测量仪器于2012年的酷热夏季记录到该海域较早的海冰撤退现象，随后中层水域由于勒拿河（Lena River）流出的河水以及进入海水中的太阳辐射而增温。这些因素混合形成的热量向下渗入到海底用了些时间，因此，海底水温直到冬季才升高，到2013年1月（用时两个半月）时升高了0.6℃。海水升温将融化海底沉积物，这与“SWERUS-C3”科考项目观测到的温暖海水和甲烷释放现象都可以建立起联系。模型研究也显示，拉普捷夫海可能成为比东西伯利亚海更大的甲烷释放源。[10]

图9.2：加拿大埃斯米尔岛阿莱尔特上空大气层中测得的甲烷水平，2000年—2016年。

这第二个北极大陆架海域中，甲烷活动强度得出的结论是，甲烷释放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东西伯利亚海域，很可能，整个北极大陆架海域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对甲烷释放水平的估计仍然过低。大气中实地监测到的甲烷水平显示，偶尔出现的峰值远高于背景水平（丹麦和格陵兰地质调查队的詹森·博克斯称之为“龙之呼吸”，因为每个峰值可能都代表了来自单个释放源的异常释放）。它们可能都单独产生于尚未被观测到的广大区域。埃尔斯米尔岛北部阿莱尔特的一处甲烷监测站点的记录显示该地甲烷释放水平在2000年时一直稳定在1852ppb，这一数字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已加速上升至目前的1940ppb。

可能与上述现象有关的情况是，2014年8月西伯利亚冻土地带北部区域出现了三个神秘的带有缓和垂直外墙的坑洞，它们周围都是沉积的土壤物质。地下甲烷爆炸是此种现象的最可能解释，甲烷在融化的永久冻土沉积物顶部聚集，最后的大爆炸将顶部沉积土壤掀翻。

所有这些事件都强烈表明，北极沿海地区甲烷正以之前并未观测到的机制加速释放。重要的是，即便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对其有所忽视，我们也已认识到这种现象对气候造成了威胁。

注释：

[1] Westbrook, G. K. et al. （2009）, Escape of methane gas from the seabed along the West Spitsbergen continental margin.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6（15）, doi:10. 1029/2009GL039191.

[2] Shakhova, N., I. Semiletov, A. Salyk and V. Yusupov, （2010）, Extensive methane venting to the atmosphere from sediments of the East Siberian Arctic Shelf. Science, 327, 1246.

[3] Dmitrenko, I. A., S. A. Kirillov, L. B. Tremblay, H. Kassens, O. A. Anisimov, S. A. Lavrov, S. O. Razumov and M. N. Grigoriev（2011）, Recent changes in shelf hydrography in the Siberian Arctic: Potential for subsea permafrost instability.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6, C10027, doi:10. 1029/2011JC007218.

[4] Shakhova, N., I. Semiletov, I. Leifer, V. Sergienko, A. Salyuk, D. Kosmach, D. Chernykh, C. Stubbs, D. Nicolsky, V. Tumskoy and  Gustafsson（2013）, Ebullition and storm induced methane release from the East Siberian Arctic Shelf. Nature Geoscience, 7, doi:0. 1038/NGE02007; Frederick, J. M. and B. A. Buffett（2014）, Taliks in relict submarine permafrost and methane hydrate deposits: Pathways for gas escape under present and future condition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Earth Surface, 119, 106-22, doi:10. 1002/2013JF002987.

[5] Whiteman, G., C. Hope and P. Wadhams（2013）, Vast costs of Arctic change. Nature, 499, 401-3.

[6] Hope, C. （2013）, Critical issues for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ocial cost of C0_2. why the estimates from PAGE09 are higher than those from PAGE2002. Climatic Change, 117, 531-43.

[7] Stern, Sir Nicholas（2006）,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Lon-don: HM Treasury.

[8] Overduin, P. P., S. Liebner, C. Knoblauch, F. Günther, S. Wetterich, L. Schirrmeister, H. W. Hubberten and M. N. Grigoriev（2015）, Methane oxidation following submarine permafrost degradation: Measure-ments from a central Laptev Sea shelf borehole.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Biogeosciences, 120, 965-78, doi:10. 1002/2014JG002862.

[9] Janout, M., J. Hlemann, B. Juhls, T. Krumpen, B. Rabe, D. Bauch, C. Wegner, H. Kassens and L. Timokhov（2016）, Episodic warming of near bottom waters under the Arctic sea ice on the central Laptev Sea shelf.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January 2016, doi:10. 1002/2015GL066565.

[10] Nicolsky, D. J., V. E. Romanovsky, N. N. Romanovskii, A. L. Kholodov, N. E. Shakhova and I. P. Semiletov（2012）, Modeling sub-sea permafrost in the East Siberian Arctic shelf: The Laptev Sea region.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7, F03028, doi:10. 1029/2012 JF002358.

第十章

异常的天气

美国东部和欧洲西部在2009—2010年的冬天，2010—2011年的冬天，2014年（1月）和2014—2015年的冬天都异常寒冷。美国的玉米收成因此受到严重影响，非洲也因此在应对饥荒时出现粮食储备不足的情况。显而易见，如果这种天气情况长期持续下去，北半球中纬度农业高产区会遭受损失，一些不稳定国家可能因此而发生大规模饥荒和政治动荡。单独一次的冬季极端天气可被认为是不断变化的天气状况发生的纯粹随机波动，但当这种情况连续六年出现而且看起来像是新的气候模式时，人们就会疑心这种天气状况与地球系统中其他观察到的变化有关了。因为这种异常现象正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蔓延，而且这连续的反常天气往往释放出相反的信号（先暖后冷，然后再变暖），其可能的原因则是急流（jet stream）的变化。罗格斯大学的詹妮弗·弗朗西斯（Jennifer Francis）和威斯康星大学的斯蒂芬·瓦夫鲁斯（Stephen Vavrus）率先为异常的天气提出了某种可能的生成机制，[1]这一机制为急流的变化、减弱的带状（北-南）风和北极夏季海冰的减少等现象建立了关联。如果这种解释正确，天气的变化就真的是气候的变化了，中纬度地区经济体会因为恶劣的冬季和春季气候而遭受严重的经济影响，而像2012年“桑迪”飓风这样的极端天气情况发生的频率也会随之增加。

海冰的消退除了影响天气，还可能影响我们为全世界人口提供食物供给的能力：因为高山冰川的消退会减少春季作物产地的供水量。

天气和急流

近年的极端天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仅就2014—2015年冬季而言，旧金山地区首次出现了1月无雨的天气，此间加州整体持续干旱；而新英格兰地区则有大量降雪。

两个大的气团连续而复杂的相互作用驱动着北半球的天气变化，它们分别为集中在北极点附近的北极气团和集中在低纬度地区的热带气团。全球温度不再随纬度而呈渐进、平稳的变化趋势，相反，低纬度和极地气团相接的地方温度变化趋势十分陡峭。这个被称为极地锋面（Polar Front）的大气边界产生于大西洋下沉区的气团碰撞带；这两个气团的位置标识了其运动轨迹。出现在高空大气层中的陡峭压力梯度（岁气团边界而动）导致对流顶层（tropopause，对流顶层是大气层随高度升高不断降温的机制不再起作用的地方，它位于北极区域上空9公里处，该处的气温再次逐渐升高）下方产生非常强劲的高空窄带风，其时速有时候超过200英里。南北半球都有这种被称为急流的窄带风。“极地急流”通常是指北半球的急流，它与大气中的极地锋面有关。锋面温度相差越大，极地急流就越强：因此，冬季月份的急流最强，此时极夜中寒冷的北极和中纬度地区的温差达到最大值。跨大西洋航空乘客比较熟悉这种急流，因为它对美国飞往欧洲航班而言是强大的顺风，而对相反方向的航班则为强大的逆风。

由于锋面两侧气团速度相差很大导致急流很不稳定，因此其运动轨迹便呈现出曲折、蜿蜒的波形。急流速度越慢，其漫游的轨迹圈也越大，其速度也因此越慢。近年来，我们发现急流的漫游轨迹呈扩大趋势，即往更南和更北的区域扩展。这引发了另外一种能量反馈：急流边界热带一侧的北向运动气团将更暖的空气带往北极，而向南吹拂的极地一侧的气团则将更冷的空气带到了比以前纬度更低的区域。因此，急流漫游范围的扩张本身就是中纬度向高纬度的热传递加速器。这一过程反过来又加速了北极变暖，并降低了北极气团和中纬度气团之间的温差，从而缓和了急流并扩大了其漫游范围，最终加强了热交换反馈。因此，弗朗西斯和瓦夫鲁斯明确的机制可被称为急流反馈，因为北极海冰消退对急流位置的影响反过来又加强了海冰消退进程。

除了范围更大，急流向下（向东）涌动也随之变慢很多，这会导致天气模式的持续性，从而加剧了干旱、洪水、热浪和寒潮等气象事件，它们的持续时间是其严重程度的重要参考。

由于气团位置的改变，急流扩大的涌动范围影响的区域能进一步往南延伸。由于北极获得能量的减少（随着北极相对于低纬度区域温度的上升，它们的温差也逐渐下降），大西洋热带区域飓风频率也随之增加。于是，热带地区滞留的更多的热量会加热大西洋热带区域和墨西哥湾的表层海水，而这些区域正是飓风的起源地。

急流的影响是否属实？

弗朗西斯和瓦夫鲁斯提出的机制似乎是合理的，但它并非北极海冰消退可能影响中纬度天气的唯一机制。事实上，西雅图太平洋海洋环境实验室的詹姆斯·奥弗兰（James Overland）曾提出三条理由告诫我们在为北极变暖与低纬度天气模式建立任何直接联系之前应该慎重。[2]

首先，天然的谨慎态度让科学家会在确认了某种反复发生的现象的统计有效性后才将其纳入某种因果链条之中。北极变暖的放大效应得到增强以及海冰的大面积撤退都发生在过去10年里，而不正常天气事件则在过去6年表现突出；6年时间并不足以明确区分北极强迫和我们气候系统中的其他随机事件。大气科学家们还在父母膝下之时就被教导气候（大气长期的行为模式）和天气（多重随机因素导致的局部瞬时效应）之间的区别。最好的天气预报在预测14天之后的天气状况时也仅仅是炫“技”，即仅比随机猜测要好些；这的确就是天气预报的极限，因为第14天的大气运动相对于第一天而言又显得随机了。无论是观察火星表面图像还是观察大气压力图的科学家都被警告要抵制空想性错视（pareidolia），这是我们从一幅随机图像中看出本不存在之模式的天生倾向。火星上的“脸”以及人们从罗氏墨迹测试（Rorschach ink blot test）心理学实验中看出的意义都是空想性错视的例子。我们看到了海冰撤退的模式，我们也看到了极端天气事件的模式，并且我们相信前者引发了后者。

（1994年，我遇到一个无关的北极空想性错视事件，当时我正协助别人开展到威廉国王岛的私人考察活动，目的在于“拜谒”一位英国海军军官为富兰克林修建的墓地。这个军官曾耗费大量时间搜寻该岛西海岸富兰克林的船只曾经受困的地方，正当他的食物即将告罄，马上就准备乘飞机离开的时候，他碰巧发现了一处“墓葬堆”［实际上是一处小冰丘］，他从中看出了完美的墓地形状：双排方石构成了长7英尺宽3英尺的步道。富兰克林1847年过世以来其墓穴就没有被人发现过。这个“墓葬堆”可能是富兰克林之墓吗？我们克服重重困难，耗费巨资才于次年抵达这个地方。眼前的东西看起来就像市政公墓一般坚固，外形也与坟墓颇为类似。我们在石头上的敲击伴有回音，这表明其下层中空的构造。我们兴奋地叫来一位加拿大考古学家，他乘坐双水獭飞机而来，并被允许移动这些石头。他在我们渴望的目光下轻轻抬起了石头……底下竟然是旅鼠地洞！我从未如此失望。多次调查之后，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冰川沉积作用形成的几乎完美的方形沉积岩一直立于冰丘之上，冰冻过程又造成连续的薄片岩石从母岩中脱落进而滑下斜坡，重力和意外事件的作用让它们排成双排形状，看起来就像是完美的人造墓穴。这为旅鼠在其底部打洞提供了便利。）

因此，海冰撤退和极端天气之间关联的论证都是无效的。六个连续冬季出现的极端天气事件碰巧对应着北极海冰的消退趋势，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不可能。如果极端天气继续遵循同样的模式，自然，这种空洞的假设已越发不能成立了。

另外一个十分相似的论证便是，被弗朗西斯和瓦夫鲁斯认为是极端天气事件的直接原因的急流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混乱的气流，它很容易就能产生看似确定的随机影响。

第三，中纬度大气循环还有其他的强制因素。美国国家科学院集合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众多科学家于2013年9月12日至13日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一份全面的报告随之产生。[3]每个科学家都有自己偏爱的解释机制。完全列举这些明显不同的可能机制如下：

——北极持续变暖→中纬度地区温度梯度降低→急流路径更为曲折→天气模式则更加稳定（弗朗西斯和瓦夫鲁斯于2012年最初提出的解释机制）

——北极海冰撤退→高纬度地区秋季积雪覆盖面积增加→秋冬季节西伯利亚高压范围和强度随之增加→向上的行星波（planetary waves）随之增加→平流层突然变暖的频率增加→极地涡旋（polar vortex）减弱，急流则更为蜿蜒曲折（科恩等人，2012年[4]；伽塔克等人，2012[5]）

——北极海冰撤退→区域热量和其他能量通量随之发生变化→不稳定的极地涡旋→寒冷的极地空气移动至中纬度区域（奥弗兰和王［音］，2010年[6]）

——北极海冰消退→急流路径更为蜿蜒，冬季大气循环模式接近于冬季北极振荡的负相位→频繁发生的大气“阻塞”模式（刘［音］等人，2012年[7]）

——北极海冰消退→夏季欧洲上空的急流位置南移→西北欧多云、寒冷和湿润夏季出现的频率增加（斯克林和西蒙兹等人，2013年[8]）

——北极海冰撤退→冬季大气循环的响应则类似于北极振荡的负相位→地中海区域冬季会出现极端降雨天气（格拉西等人，2013年[9]）

——北极海冰消退→三极风（tripole wind）模式进入其负相位→东亚地区冬季降水随之增加，温度则随之降低（吴［音］等人，2013[10]）

鉴于我们一直都在考察的各种显而易见的反馈，事情显然不像它们表现的那般简单。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这些机制，但很明显，前述各种机制都可归因为与北极环境变化相应的中纬度气候事件的开端，尤其是海冰撤退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反馈，尽管仅有弗朗西斯和瓦夫鲁斯解释机制中的反馈最为简单而直接。

人们发现的两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北极变暖和海冰撤退与极端天气事件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第一个证据发现于东亚，该地区的巴伦支海和卡拉海的海冰撤退可能与西伯利亚高压（西伯利亚持续存在的高压区域）的增强有关，这导致冷空气爆发并进入东亚。其次，冷空气渗透进入到美国东南部，这与长波大气风模式的转变有关，它因格陵兰西部较暖的温度而得以加强。

天气事件和粮食生产

人们已经发现，出现在北半球中纬度区域高产农业区域的极端天气已经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与此相应，如果这种影响和北极海冰的撤退之间存在因果关联，我们便能预料这些极端天气事件会变成新的平常现象，即变成调整之后的地球气候周期。北极海冰在未来短期内不会自行恢复，温室气体浓度的持续上升经北极放大效应会让北极在未来几十年里迅速变暖。暴虐的极端天气会对世界上人口仍在迅速增长的区域造成灾难性影响。迟早，不稳定的气候会导致全球粮食需求和我们生产能力之间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饥荒会无可避免地减少世界人口。科学家们多么希望全球变暖和天气模式的这种可能的变化之间毫无关联，这可能就是他们在面临不断增加的相反证据时仍坚持无效假设的原因。

北极环境变化可能影响低纬度天气的想法早已有之，但人们之前从未将其作为一种气候机制而提出。作为世界天气标志的北极是休伯特·威尔金斯爵士（Sir Hubert Wilkins）等极地探险家赖以生活和工作的动力。威尔金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牧羊场，他曾亲眼目睹干旱对农民生计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他在其《飞越北极》（Flying the Arctic, 1928年版）[11]一书中曾描绘了自己从阿拉斯加首次飞越北冰洋抵达斯匹茨卑尔根岛的情形，他如此写道：

众人常常问我为何要去北极地区……气象科学家们能从极地区域以及其他纬度区域多年前采集到的相关气象信息中总结出相关理论，进而让我们比较准确地预测季节变化。近年来，极地考察站的维护工作已证明，北极、南极与世界上一些重要的粮食作物产区的大量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直接关系。

似乎这些“重要的粮食作物产区”正是受到与极地环境变化相关的急流威胁最甚的区域。很明显，一些国家能发现我们西方世界无法观察到的情况并采取自我保护措施。比如，中国一直都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在南美洲和非洲等地）购买或租赁农业用地。他们向这些地区引入机械化农业的做法让当地少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但同时却让其他农民陷入贫困。从长远看，这些行为也会破坏土壤、生物多样性、饮用水以及河流和海洋生境。但中国也在为未来而奋斗，以努力寻找足够的粮食。通过控制其他国家的土地，他们将掌控这些国家的粮食供给。

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可从粮食价格指数（FPI）中看出端倪，它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制定的全球平均粮食价格衡量指标。如果我们将2002年—2004年的价格指数当作值为100的基准线，这一指数从2004年往后迅速攀升并在2011年达到230，此后又下降至150（2016年）。如果将这个指标与政治事件进行对比，我们可看到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后该指数曾大幅上涨，这一事件起因于人们抗议粮食价格及其对城市无业者造成的冲击。情况几乎总是这样，FPI的高值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动荡有关，这些地区的粮食价格往往占据了人们日常支出的很大比例。粮食价格而非其绝对缺乏往往是潜在饥荒的关键肇因。实际上，爱尔兰在1845年马铃薯饥荒的高峰时期曾向英国出口过粮食。而农民挨饿则是因为他们无法以当地市价购买粮食，马铃薯供应量的减少又加剧了这种局面。从绝对值看，当时爱尔兰实际上有足够的粮食养活所有人；人们只是因为无力购买而饿死。

除了类似极端天气事件等“自然”因素（若我们追根溯源，会发现这些因素也属人为）以外，我们还故意将粮食转化为生物燃料，进而让粮食供应形势变得更糟。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便是玉米，它不仅是主食，而且也是美国在非洲饥荒时期向其提供的主要粮食援助品种。布什（George W.Bush）总统曾执著于将玉米转化为生物燃料的想法，现在美国玉米产量的40%便用于此途。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这导致了全球粮食储备的崩溃，因为这些粮食本可用来减轻饥荒。欧盟也曾准备紧跟美国步伐，直到欧盟环境署下属的一个委员会（我也是其中一员）及时提交一份报告阐述了生物燃料甚至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效率都很低[12]，更别提它对人类食物供给的好处了。

总而言之，我们掌握了下述情况：

1.北半球冬春季节的天气模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极端天气情况也更为普遍。

2.这造成了人口迅速增长时期粮食生产的中断，粮食价格指数也随之上涨，进而那些难以养活其人口的国家又面临新一轮的粮食匮乏和内部骚乱。

3.如果这个机制确实与夏季海冰的消退有关，那么，我们便无法指望它自然而然地改善。

供水问题

供水问题往往与人类获取足够粮食的问题相互交织。澳大利亚的干旱天气曾激发威尔金斯前往北极研究极地气候。全球人口不断增加，生活在供水不足区域中的人口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水分胁迫（water stress）。人均年用水量少于1700立方米（包括农业等所有用水）的地区或国家被定义为水分胁迫区。[13]人均年用水量介于1000~1700立方米的区域则被称为“中度缺水”地区，500~1000立方米则为“长期缺水”区域，低于500立方米则为“极度”缺水区。令人惊诧的是，世界69亿人口中的36亿在2010年时仍生活在一定程度的水分胁迫之下——这一数字超过世界人口数量的一半以上。极度缺水人口比例最高的区域分别为北非和中东，前者2.09亿人口中有9400万人极度缺水，后者2.14亿人口中则有7100万极度缺水。随着这两个地区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两地的缺水人口比例到2050年会高出许多（到那时，北非3.29亿人口中有2.16亿处于缺水状态；中东的3.79亿人口则有1.9亿人口缺水）。人均可用水量明显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但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暖往往（但并不总是）导致干燥。其他很多因素也有影响，比如我们肆意地砍伐森林和破坏水域。

冰的存在或缺乏会直接影响水分胁迫。世界某些地区的供水则来自附近高山上的春季融雪和冰川径流，印度北部、玻利维亚高原和西藏等地便是如此。如果这种常规供水因为冰雪量的不足而消失，水分胁迫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仅仅因为全球变暖而产生，而与海冰并无直接关联，但水源和粮食的短缺肯定会成为威胁我们的两大隐患。

注释：

[1] Francis, J. A. and S. J. Vavrus（2012）, Evidence linking Arctic amplification to extreme weather in mid-latitude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9, L06801, doi:. 10. 1029/2012GL051000.

[2] Overland, J. E. （2016）, A difficult Arctic science issue: mid-latitude weather linkages. Polar Science, in press.

[3]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4）, Linkages Between Arctic Warming and Mid-Latitude Weather Patter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4] Cohen, J., J. A. Screen, J. C. Furtado, M. Barlow, D. Whittleston, D. Coumou, J. Francis, K. Dethloff, D. Entekhabi, J. Overland and J. Jones（2014）, Recent Arctic amplification and extreme mid-latitude weather. Nature Geoscience, 7（9）, 627-37, doi:10. 1038/nge02234.

[5] Ghatak, D., A. Frei, G. Gong, J. Stroeve and D. Robinson（2012）, On the emergence of an Arctic amplification signal in terrestrial Arctic snow extent.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5, D24105.

[6] Overland, J. E. and M. Wang（2010）, Large-scale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change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recent loss of Arctic sea ice. Tellus A, 62, 1-9.

[7] Liu, J., C. A. Curry, H. Wang, M. Song and R. M. Horton（2012）, Impact of declining Arctic sea ice on winter snowfal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 4074-9, doi:10. 1073/pnas. 1114910109.

[8] Screen, J. A. and I. Simmonds（2013）, Exploring links between Arctic amplification and mid-latitude weather.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0, 959-64, doi:10. 1002/grl. 50174.

[9] Grassi, B., G. Redaelli and G. Visconti（2013）, Arctic sea-ice reduction and extreme climate events over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Journal of Climate, 26, 10101-10, doi:10. 1175/JCLI-D-12-00697. 1.

[10] wu, B., D. Handorf, K. Dethloff, A. Rinke and A. Hu（2013）, Winter weather patterns over northern Eurasia and Arctic sea ice loss. Monthly Weather Review, 141, 3786-800, doi:10. 1175/MWR-D-13-00046. 1.

[11] Wilkins, Sir Hubert（1928）, Flying the Arctic.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2] Haberl, H., D. Sprinz, M. Bonazountas, P. Cocco, Y. Desaubies, M. Henze, O. Hertel, R. K. Johnson, U. Kastrup, P. Laconte, E. Lange, P. Novak, I. Paavolam, A. Reenberg, S. van den Hove, T. Vermeire, P. Wadhams and T. Searchinger（2012）, Correcting a fundamental error in greenhouse gas accounting related to bioenergy. Energy Policy, 45, 18-23.

[13] Arnell, N. W. and B. Lloyd-Hughes（2014）, The global-scal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water resources and flooding under new climate and socioeconomic scenarios. Climatic Change, 122, 1-2, 127-40, doi:10. 1007/S10584-013-0948-4.

第十一章

大洋烟囱的隐秘世界

格陵兰海域大洋烟囱的故事及其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在科学层面是个美丽的故事，这个故事涉及大气、海洋和冰川的变化，它们相互交织共同造成了我们地球温度的重要变化。大洋烟囱直接影响了我的祖国。

首要的问题是，何谓大洋烟囱？大洋烟囱就是很深的垂直旋转的水柱，它能将大洋表层的冷水转移至深达2500米的海域。这与我们认为的亲切又稳定的大洋形象完全相悖，我们会认为大洋由不同水平层面的水体组成，不同层面的水体因为盐度和温度而彼此分隔，进而密度也有所差异。海洋整体上是稳定的：低密度海水位于高密度海水的上方，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海底。表层水体难道一定无法下沉一英里半进而扰乱这种稳定性？好吧，它可以，但仅限于少数重要水域。其中之一便是格陵兰海域。尽管这种情况应该很不稳定，但却可持续经年。没人知晓其中缘由。

全球热盐环流

我们以热盐环流作为讨论的起点。热盐环流是全球大洋水域缓慢搅动的循环，与大多数被风驱动的洋流不同，它由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差异所致的密度变化驱动。其主要驱动力来自极地海洋，该处表层海水因海冰的形成而获得盐分（正如第二章所描述的，海冰中多数盐分被重新排向海水）并下沉。这一过程吸引了从热带地区缓慢流向极地的携带着热量和盐分的海水。热带的洋流因大陆形状和地转偏向力（Coriolis force）而改变方向，进而在北半球向右流动，在南半球则向左侧流动。

如果观察海水的表层循环（彩色插图22），我们会发现与风力驱动的洋流循环有些类似的缓慢洋流（红色部分），即便无风，它也会一直流动。我们首先看看印度洋北部和太平洋北部两处广阔的上升洋流。这些洋流会把深层海水带到海面，然后缓慢地向南和向西流动。太平洋深处的海水会流经东印度群岛，并在好望角附近流入印度洋，随后它会向北流向热带区域的大西洋海域。这股缓流在墨西哥湾附近会聚集更多水体和热量，之后则会像墨西哥湾流（Gulf Stream）和北大西洋洋流一样穿过北大西洋。接着，它会继续向北流向北冰洋，随后便消失无踪。这意味着它会在某处下沉。接下来，我们能检测到一股深水洋流缓慢向南流经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当其抵达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时候就像走完了一个巨大的传送带——这个旅程持续了大约1000年。拉蒙特-多尔蒂地球天文台的沃利·布洛克（Wally Broecker）称之为伟大的海洋传送带，这是个好名字，只是其他科学家，比如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卡尔·乌恩斯克（Carl Wunsch）会说这股缓流远比以上描述的复杂，而且它还分割成了一系列支流。但彩色插图22给出了基本的轮廓，一股经加热、冷却、蒸发和地球转动驱动的不可阻挡的缓流——这些都是十分基本的驱动力。

传送带需要驱动力。驱动大洋传送带齿轮的则是上升洋流的动力，这一过程将印度洋和太平洋深层海水带往表层，而下沉洋流的动力则让表层海水下沉。我们关注的是极地区域的洋流变化，因此会忽略大范围的上升洋流并转而关注北大西洋海域里更为集中的下沉洋流的驱动力。这些下沉洋流出现在何处，其原因又为何？

科学家们发现下沉洋流仅发生在两个地方，且范围都十分狭小。[1]一处位于拉布拉多海的中心区域，该处表层海水因为冬季吹拂在拉布拉多海和格陵兰岛上空的冷空气而被冷却。整个冬季，冷却的表层海水密度最终增加到足以下沉到深海的程度。下沉的海水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冬季海上的气温，因而每年都会有巨大差异。另一处海水下沉区域因为海冰的参与而更为有趣。该处位于格陵兰海中心（北纬75°，西经0°）的一小片区域，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关键区域，因为这里发生的变化会影响整个世界。

格陵兰海中的对流区

格陵兰海是一片尤为重要的海域，它紧邻欧洲并与欧洲气候关系密切。多亏了低纬度地区的洋流为格陵兰海带来的热量，西欧的温度才比同纬度区域的平均气温高出5~10℃（彩色插图23）。如果这种热量传输消失，英国和西欧的气候则会变得与拉布拉多一样。

格陵兰海的中心区域是深海的窗户。格陵兰海的洋流下沉区不及世界海洋面积的千分之一，但它对海洋环流而言却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下沉（也称“通风”）作用，垂直和水平的大洋环流才能完全地实现，而溶解在表层海水中的温室气体和营养物质也才能循环至深海。溶解在海水中的二氧化碳也通过这种下沉作用被带往深海，这一过程对海洋吸收我们每年额外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能力的强弱影响深远。有人提出，海洋对流过去的变化造成了沉积物和冰芯中检测到的气候快速波动现象，我们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中会看到，预测了格陵兰海域对流现象减弱的气候模式也相应地预测了西欧气候温度的降低。

格陵兰海中的对流区域位于气旋流涡（cyclonic gyre，即北半球逆时针旋转的大气环流）中心处，寒冷的洋流（东格陵兰洋流，EGC）从北极盆地将极地海冰和海水带入了这个环流系统，进而对其西侧产生影响；对该区域东侧产生影响的则是温暖的北向洋流（西斯匹次卑尔根洋流），它是墨西哥湾流的延伸；其南侧则是寒冷的扬马延洋流（Jan Mayen Current），它是东格陵兰洋流的支流，该洋流在北纬72°~73°附近因为海底的扬马延山脉的阻隔而从东格陵兰洋流分离进而朝东流去（彩色插图26）。格陵兰海也是北冰洋与世界其他地区水体和热量交换的主要通道，因为连接格陵兰海与北冰洋的弗拉姆海峡是深海海水进入北冰洋的唯一入口。海冰则从北冰洋向下转移至格陵兰海，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融化，因此就一年中的通常情况而言，格陵兰海域整个就是一片冰水池和淡水源。融化的海冰每年为格陵兰海贡献约3000立方千米的淡水量。

然而，冬季的格陵兰海域本身也能在东向的扬马延寒流经过的地方形成海冰。因为东格陵兰洋流本就让该处水体变得寒冷了。扬马延寒流会在沿着格陵兰岛海岸南下的过程中留下覆于其上的极地冰盖。这导致寒冷无冰的水体暴露于冬季寒冷的大气之中并被进一步冷却，在冬季盛行西风吹过格陵兰冰盖的气候阶段尤其如此。强烈的冷却作用导致新的海冰在这片寒冷的开阔海域逐渐形成。但新的海冰无法形成连续的冰盖，因为冬季格陵兰海域存在大量波浪能。相反，这些海冰遵循经典的“饼状冰周期”，它们一开始会在水体中形成碎冰晶组成的镁乳状悬浮物，然后形成仅为1~5米见方的饼状冰，其边缘在频繁的相互碰撞中不断扩张（彩色插图24-26）。海浪将悬浮的碎冰晶挤压成团块状进而形成饼状冰。这些漂浮的饼状冰及其周围的碎冰晶完全填满了携带寒冷极地水体的扬马延洋流的表层。我们可从卫星图像（彩色插图26）中看出这一点，新冰会形成被称为奥登冰舌的舌状突起，其覆盖面积可达25万平方公里。海豹猎手们于19世纪首次发现这一冰舌并为其命名，因为格陵兰海豹春季会在这些饼状冰上嬉戏并产仔。挪威的海豹猎手会沿着冰舌外缘追踪并猎杀海豹幼崽，从而获取珍贵的白色皮毛，他们将这一区域命名为奥登（即挪威语“海岬”的意思）。早期的捕鲸者也熟知此地，因为奥登冰舌以西有一部分受保护的开阔湾区水域，即诺尔德布克塔湾（Nordbukta，“北部湾区”之意），缓慢游动的北极露脊鲸（bowhead whale）会频繁造访此地。我们在第六章谈到的杰出捕鲸者和科学家小威廉·斯科斯比在其1820年的经典著作《北极历史以及格陵兰鲸鱼业状况简论》（An Account of the Arctic Regions With 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the Greenland Whale-Fishery）中就曾描写过奥登冰舌以及诺尔德布克塔湾。[2]

饼状冰形成过程中令人兴奋的一点是，冻结的海水中包含的盐分并不会进入海冰之中，而是被排回海洋。在我的研究小组的实验中，我们用起重机将饼状冰吊上甲板并对其进行切片处理。我们发现较薄的饼状冰的盐度为10‰（海水为35‰），而较厚的饼状冰的盐度可低至4‰，其盐度较海水已下降近90％。饼状冰中盐水的释放增加了表层海水的密度，同时也让表层海水更加不稳定进而导致其下沉。[3]这一过程中额外释放的盐分造成海水密度的增加远超其对拉布拉多海造成的影响。事实上，饼状冰的迅速生成以及因此导致的表层海水盐度的迅速上升现象对格陵兰海域大部分对流作用而言至关重要，它也因此让大西洋热盐环流得以持续。这就是饼状冰排盐过程让人兴奋的原因；排盐过程因为饼状冰的迅速生长而变得很快，而这一过程恰好发生在其能对海洋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

由于奥登冰舌对斯堪的纳维亚海豹猎手的很重要，其覆盖面积自1855年丹麦气象研究所成立以来几乎每年都会被记录在案，该研究所自那时起还会发布月度冰舌报告。以往，冰舌会在每年冬季的11月形成并一直持续到4月甚至5月，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海水对流在之前这段时期里一直都在发生。但自1990年代起，某些事件影响了对流现象。1994—1995年以及1998年到现在的这两个时间段里，奥登冰舌已无法形成一个整体。这表明格陵兰海域发生了根本性的重要变化。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气候阶段的转变，这导致奥登冰舌上空开始盛行更为温暖的东风（发生在两个大气循环系统之间的转换被称为北大西洋振荡，NAO）。但更严重的是，当北大西洋振荡回转至其先前的相位时，奥登冰舌也并未因此而重现，因为全球变暖使得海面的空气升温从而阻止了冰舌的形成。

大洋烟囱的秘密

上述情况意味着什么？它又如何影响了对流，即表层海水向深海的下沉？为了做出判断，我们必须研究对流的发生机制；人们最终发现了另外一个神奇的被称为大洋烟囱形成的进程，其产生的部分原因尚不明了。1970年，人们在地中海西北部进行一项大型实验（MEDOC，即地中海洋流循环实验）时首次在温暖的利翁湾发现了大洋烟囱。[4]实验人员发现密史脱拉风（mistral，一种凛冽而寒冷的西北风）会在冬季从阿尔卑斯沿海区域呼啸而出，这股冷空气会让表层海水温度降低并下沉，这些海水以小股连续的旋转柱形而非以随机的方式下沉，这种现象因此被命名为大洋烟囱。单个大洋烟囱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仅为数天——因为海水表层的风向会发生改变，它们因此被认为是某种有趣而神奇的现象。随后的20世纪90年代，研究格陵兰海的科学家开始怀疑这就是奥登冰舌下方海水对流形成的原因。我曾主持过一个名为欧洲次级海洋计划（ESOP）的欧盟项目，该项目随后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也由欧盟资助的名为对流的研究计划。多亏了这笔研究资助以及众多拥有船舶的海洋学研究机构的参与（比如位于不莱梅哈芬的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以及位于特罗姆瑟的挪威极地研究所），我们才能在冬季期间进入奥登冰舌的中心区域一窥对流形成的究竟。

我们发现的情况十分惊人（彩色插图27、28）。在仅为2万米宽的海域上，表层海水形成了一个沿顺时针方向转动的紧致水柱（方向与格陵兰海回旋相反），这个水柱将表层水往下输送，其影响可达2500米深处的海域，而该处大洋深度仅为3500米。[5]因海冰的形成以及冷却作用而密度大增的表层海水会一直下沉至与其密度一致的水域为止。这个紧致的水柱在这段下沉的过程中会穿透沿途的一切，包括深海处更为温暖的海水层。彩色插图28中的大洋烟囱的外侧轮廓温度为-1℃（为了看起来像个烟囱，它被恰当地着以红色），它穿过了稍微温暖（0.9℃）的黄色海水层。无论我们以温度、盐度还是密度绘制曲线，都能追踪到大洋烟囱的存在。彩色插图28中的大洋烟囱旁边还有一个小型烟囱，后者下沉的深度不及前者。彩色插图27显示了一系列海洋观测站绘制的两个大洋烟囱的温度横截面，观测站中的探针下沉并测量其温度和盐度时恰好穿过了这两个大洋烟囱的中心区域。

这种旋转水柱如插图11.1所示，显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的“极地号”科考船曾停留在一个大洋烟囱之上并用声学装置（ADCP，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测量其中的水流速度。[6]我们可以看到，水柱内部的水流速度与它离水柱中心的距离呈一定比例——换句话说，水柱就像一个旋转的固体。让我们牢记，此处的顺时针旋转方向（这被称为海洋反气旋现象）与格陵兰海域中洋流一般情况下的逆时针旋转方向完全相反，另外一个让我们感到惊奇的原因就是这种水柱居然能形成并持续下去。

图11.1：格陵兰海域一处大洋烟囱中心区域的水流速度，它显示出固体旋转的特征。上图是向下直视的水面图；下图的横截面显示，固体旋转朝水柱下方延伸（左侧的区域显示水流从纸面流出；右侧显示水流进入纸面的区域）。

总共有多少大洋烟囱？使用小型科考船的问题——我们使用的是便利的挪威船只“兰斯号”（Lance）和“扬·梅恩号”（Jan Mayen）——是发现一处大洋烟囱之后，我们就必须耗费剩下所有的航行时间以对其进行充分测绘。格陵兰海域冬季恶劣的天气经常让我们不得不停止工作并锚定船只——令人难忘的是，“力量12”风暴下半场的暴风雨向我们袭来之前的片刻时间宁静得让人迷惑，当时暴风眼正从我们身边经过，气压降到仅为917毫巴。我们单次考察最多发现过两个大洋烟囱（冬季多数时候我们仅能发现一个，这独一个恰好位于北纬75°,西经0°的位置），那次考察开展于奇迹般寂静的冬季，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考察站离任何可能被探测到的大洋烟囱十分接近。[7]因此，我们怀疑那一年格陵兰海中心区域的确仅有两个大洋烟囱。我们对过去几年的研究重新分析之后得出，该区域过去曾有多个烟囱：来自巴黎皮埃尔·玛丽·居里大学的让·克劳德·加斯卡尔（Jean-Claude Gascard）于1997年在该海域部署了一系列悬浮浮标（它们被增加重量以漂浮于预定的深度），他发现其中4个浮标任何时候都会在240米~530米深处的海域密集地绕圈，我们后来意识到，这一定意味着它们陷入了大洋烟囱之中。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大洋烟囱数量多于21世纪初的数量。毫无悬念，当时的海冰也更多。

研究对流项目期间，我们连续3个冬天（2001—2003年）去到这个回旋中心，而我们在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的同事则在这期间的夏季造访该海域。我们发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情况。烟囱能持续很长时间。第一个冬天发现的开放烟囱在随后的夏季还被人们在同一地点发现，但其上已经因为海冰和冰川的融化而覆盖了一层约50米厚的低密度新鲜海水。这层海水下方，大洋烟囱仍然存在，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细胞。次年冬季，它重新作为对流中心出现在了海面。这一过程在随后的夏季和冬季再次重复，直到我们因为项目结束而无法进一步对其进行跟踪研究。这是人们研究过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大洋烟囱。[8]持续时间如此长的紧致水柱在海洋中的其他地方闻所未闻，海洋中的涡流都会在几天或数周的摩擦和“下沉”作用下失去能量和动量。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因素导致大洋烟囱在压缩状态下如此快速地旋转。它为何不停下来？我们也不知道大洋烟囱为何会如此准确地停留在同一个地方——我们所知的最长的一个大洋烟囱三年里仅仅移动了1万米，尽管海底并不具备将其锚定在一个地方的功能，例如经常发生在大洋涡流中的情况一样。大洋烟囱在许多方面仍是一个谜团。在做出这些关键发现并了解了它们对大气的巨大影响之后，我们曾反复向英国自然环境研究会（NERC）投标希望他们支持相关区域的大洋烟囱研究却屡遭拒绝，我们对此深感失望。

我们所知的情况是，目前这些惊人的对流结构已越来越少，这与奥登冰舌的消退一致，并且格陵兰海域中对流的减少会对全世界海洋气候产生严重影响。模型数据表明，每年需要形成6~12个大洋烟囱才能解释深海水体的形成[*]。这些大洋烟囱如今又在何处？海冰都难以形成，它们还会存在吗？深海水体的形成是减慢了还是停止了？或者这些烟囱是以别的方式继续存在，抑或存在于别的地方？

《后天》中的伟大传送带

2004年上映的电影《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中的情节既太夸张又不准确。在这部电影中，因为极地海域融水引发的大洋中对流现象的减弱导致了气候的变化，纽约因此在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冰雪茫茫的极地沙漠。其中传达的信息就是最好不要扰乱热盐环流。但我们正在对它造成干扰。已有证据表明，高纬度地区对流现象的减弱使得传输至大西洋的热量也相应地减少了。大西洋热盐环流总体强度估计为15~20斯维尔德鲁普（Sverdrups，即百万立方米每秒），其向北输送的热量为1拍瓦每秒（petawatt，即一千万亿瓦）。人们已经观察到，深海水域向南流经法罗群岛的洋流强度已经减弱，这表明部分传送带（将水体从深处运出北极的部分）也慢了下来。人们在一段时期内可能并不会注意到北大西洋表层热盐环流的减弱，因为受风力驱动的墨西哥湾流和北大西洋洋流主导着这部分表层洋流的流动。但最终人们还是会注意到传送带中损失的这部分温暖洋流。

热盐环流的减弱会让气候变冷，或者至少让我们生活其中的欧洲大西洋沿岸气候变冷吗？的确如此，尽管不会像电影中表现的那样剧烈或严重。事实上，这种现象可能意味着我们所在的区域比欧洲大陆升温更慢。彩色插图29就显示了欧洲环境署根据其运行的气候模型做出的预测，其中标准的“一切照旧”情景给出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到2100年时会升温4℃，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可怕情景，这种温度的增幅会让南欧的气候变得跟现在的北非类似。但该模型模拟的情景包含了大西洋热盐环流减弱的情况，这种情况会极大地降低英国、爱尔兰、冰岛和挪威大西洋沿岸、低地国家和法国等地的升温幅度。事实上，英国的升温幅度仅为2℃。自然，作为报偿，低纬度区域滞留的更多热量则意味着大西洋热带区域表层海水升温更快，这可能会导致更强烈的飓风。

2003年，人们在格陵兰岛南端的东部的艾尔明格海（Irminger Sea）发现了新的对流点，这可能与格陵兰海域对流现象的减弱有关。[9]此处的对流比格陵兰海域的浅，多数年份的冬季仅能达到400米，特别寒冷的冬季则为1000米。而该处的对流形式也与格陵兰海域中的对流完全不同——此处没有齐整而神秘的水柱，有的只是占据着相对较大区域的大量散开的凹陷水体，这些水体随后会流向西南方向进而与拉布拉多海水相互作用。这似乎是拉布拉多海对流的某种前身，而海冰并未参与其中。

未来

格陵兰海对气候的直接影响的相关研究已经很清楚了。人们必须调整气候模型进而将对流项目发现的机制纳入考虑范围。但我们必须记住，对流项目仅是一个物理项目，它旨在了解部分海洋（同时也是生命的栖息地）中的物理现象。生物学和化学也需要将这一项目的成果纳入考虑范围。汉堡大学的扬·巴克豪斯（Jan Backhaus）的一项发现表明，冬季每单位海洋面积的大洋烟囱中的浮游生物数量与夏季和春季相同。原因在于大洋烟囱包含的2500米长的水柱的整体密度是一致的，因此，浮游生物可以毫不费劲地上升或下潜以寻找营养物质。即便在黑暗的冬季，同等面积的大洋烟囱也能比其他类似区域的正常海域供养更多的生命。

仍然存在的挑战还包括：继续跟踪格陵兰海域中心区域目前的对流结构的消散以及新结构的形成，进而预测气候和表面风力的变化对水柱和对流水体深度的意义。与气候科学的其他许多领域一样，我们亟须进一步研究大洋烟囱以避免令人不快的慌张，而这些研究项目跟其他很多领域的研究项目一样尚未得到资助。这似乎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一些气候科学家和多数科学基金机构的精神层面的自我审查。近年来，不单单英国如此，格陵兰岛中心区域的许多科研工作建议都被拒绝了。然而，所有人都认为热盐环流是我们气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化或紊乱都将产生重要的全球影响。所以，科学家回到那片海域工作的意义重大。

注释：

[*] 此处的深海水体形成指的就是大洋烟囱导致的表层水对流至深海的过程。——译注

[1] Marshall, J. and F. Schott（1999）, Open-ocean convection: observations, theory and ideas. Reviews of Geophysics, 37, 1-63.

[2] Scoresby, William Jr（1820）, An Account of the Arctic Regions With a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the Greenland Whale-Fishery. 2 vols. London: Constable（reprinted 1968, David and Charles, Newton Abbot）.

[3] Wilkinson, J. P. and P. Wadhams（2003）, A salt flux model for salinity change through ice production in the Greenland Se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winter convection.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08（C5）, 3147, doi:10. 1029/2001JC001099.

[4] MEDOC Group（1970）, Observations of formation of deep-water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1969. Nature, 227, 1037-40.

[5] Wadhams, P., J. Holfort, E. Hansen and J. P. Wilkinson（2002）, A deep convective chimney in the winter Greenland Sea.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9（10）, doi:10. 1029/2001GL014306.

[6] Budéus, G., B. Cisewski, S. Ronski, D. Dietrich and M. Weitere（2004）, Structure and effects of a long lived vortex in the Greenland Sea.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1, L053404, doi:10. 1029/2003 62 017983.

[7] Wadhams, P., G. Budéus, J. P. Wilkinson, T. Loyning and V. Pavlov（2004）, The multi-year development of long-lived convective chimneys in the Greenland Sea.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1, L06306, doi:10. 1029/2003GL019017.

[8] Wadhams, P. （2004）, Convective chimneys in the Greenland Sea: a review of recent observations. Oceanography and Marine Biology. An Annual Review, 42, 1-28.

[9] De Jong, M. F., H. M. Van Aken, K. Vge and R. S. Pickart（2012）, Convective mixing in the central Irminger Sea:2002-2010. Deep-Sea Research, I, 63, 36-51.

第十二章

南极的现状

南极海冰的奇特故事

到目前为止，本书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北极。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北极乃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多数发达工业国家的后院，这里迅速发生的变化会立即对我们产生影响。对英国而言，格陵兰海域的海冰离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s）仅有400英里。对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而言，海冰区域是其领海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南极就显得十分遥远；它甚至远离任何别的大陆板块。将南极洲和南美洲分割开来的南极大陆最狭窄处的德雷克海峡也有1200英里宽。那里发生的事情很重要吗？

的确重要，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冰雪的反射率反馈效应必须将地球作为整体加以计算。我们在前几章讨论过北极海冰是如何迅速消退的。我们知道，这种消退速度大大超过了多数气候模型的预测，这些模型预测的消退速度慢于全球变暖的大致速度。在这方面，北极海冰是个异常现象。但南极海冰的情况则显得更加异常，因为它实际上在不断增长。增长不多，但仍在增长，尽管南极大陆整体上也在变暖。如果南极海冰不断增长，那么，这将有助于抵消北极海冰和雪线撤退引起的全球反射率的损失。其次，南极海冰的增长和北极海冰的迅速消退对全球气候模型构成了同样的挑战——计算机模型预测了南北极区域海冰的缓慢消退，因此，这些模型对这两个地方的预测都错了。根据博尔德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数据，南极海冰面积在2013年9月达到了1947万平方公里的最高纪录。这超出了之前2012年的纪录约3万平方公里，比1981—2010年的平均值也高出2.6％。最近几年，南极海冰面积稍微回落，2015年回落至1883万平方公里，这很可能与南半球厄尔尼诺大气模式有关，[1]但它仍呈缓慢增长态势。

我们从卫星上的被动微波仪器中可知，南极海冰整体上在不断增长。尽管事实上南极至少有部分区域——南极半岛——正在迅速变暖，[2]这种趋势也引发了2002年的一个壮观事件——即南极半岛东部的拉森B号冰架的崩塌——其中面积为3250平方公里、约200米厚的冰架分裂为众多冰山群，随后，这些冰山有记录以来首次漂离了南极半岛海岸线。

那么，为何在气候变暖和冰架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南极海冰却在不断增长？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南极海冰与北极海冰的区别。当然，北极由陆地包围的大洋组成，而南极则由海洋环绕的巨型大陆架组成，就此而言，南北极有所区别。（有趣的是，北冰洋与南极大陆的大小和形状非常相似。）风力模式和海洋洋流往往将南极从全球天气模式中隔绝开来，因此，南极的变化趋势与北极有所不同。

南极为何如此不同？

南极海冰与北极海冰不一样。当然，它们均由海水冻结形成，但与北极海冰相比，南极海冰的形成方式、性质和外观均有所不同。初冬时节，南极海岸近处便开始形成海冰，冰缘线会在冬季朝南冰洋不断延伸并暴露于世界最大大洋的威胁之中。直到初冬冰缘线延伸的时候，一支考察队在浮冰块上从事科考研究后，人们才理解了南极海冰的产生机制。这项研究就是1986年开展的冬季韦德尔海科考项目，研究人员当时使用的是德国科考船“FS极星号”。我与其他50位科学家一起参与了这次值得纪念的考察之旅。我们在穿越冰缘区域时仔细研究了冰面条件及其特征，进而将所谓的碎冰晶-饼状冰循环确定为浮冰块内部多数单年冰的来源。[3]

我们已经看到（见第二章），冰块生长于平静的水面并形成一个最初的薄冰层，之后凝固成名为尼罗冰的透明冰层；水分子会在尼罗冰盖底部冻结，冰块逐渐向下延伸，这一过程中的选择因素会有利于具有水平C轴的晶体，最终，单年冰冰层逐渐形成。南极冰缘线的极端条件无法让海冰以这种方式直接形成连续的尼罗冰盖，因为南冰洋能量很高的波浪场（wave field）和湍流会让新冰以碎冰晶的方式密集地悬浮在海上。由于细小的冰晶会在波场中旋转，这些悬浮的新冰便会经历周期性压缩过程，冰晶会在压缩阶段冻结在一起并形成小而连续的块状雪泥，随着更多碎冰晶的加入以及它们之间的连续冻结过程，这些块状物又会增大并变得坚固。它们被称为饼状冰是因为它们之间相互碰撞会把悬浮的碎冰晶泵到冰缘处，接着，水分流失之后碎冰晶的冰缘便得到延伸，这会让每个块状物都具有煎饼的外观。冰缘处的饼状冰的直径仅为几厘米，但它们会在远离冰缘的过程中不断增加直径和厚度，直到其直径达3~5米、厚度达50~70厘米为止。由于海面不会被海冰彻底封闭以及大量的海洋-大气热通量仍然可能储存潜热，饼状冰四周的碎冰晶会不断增加并为其提供其生长的材料。正如第十一章所描述的，格陵兰海中的奥登冰舌的形成机制与此完全一致，其不同之处则发生在海冰进一步生长的阶段。

现在，由于波浪能的减损，离冰缘线更远的地方则获得了波浪的保护，饼状冰便开始冻结在一起；但在1986年的冬季实验中，我们发现波浪场强大到足以防止饼状冰的整体冻结，除非饼状冰能穿透海浪达270公里的范围。在这个区域，饼状冰会合并成一个巨大的浮冰块并最终形成一个连续的单年冰冰盖。开放水域在这个意义上被饼状冰阻断，后者的生长速度也降到很低的水平（估计每天为0.4厘米[4]），并且单年冰最终达到的厚度仅比合并的饼状冰厚了几厘米。[5]

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单年冰被称为加强型饼状冰（consolidated pancake），其底部形状与北极海冰有所不同。合为一体时的饼状冰会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夹杂其间的碎冰晶则像“胶水”似的将这些乱糟糟的饼状冰冻结在一起。结果，如此冻结在一起的海冰的底部会呈现出粗糙的锯齿状，其中的饼状冰的整体厚度可达正常海冰的两到三倍，而此类海冰顶部突起的饼状冰则构成了我在一篇文章中描述的“乱石场”（stony field）景观，因为这与干石墙（drystone walls）环绕的景观很相似。这种海冰与平静海面形成的海冰之间的对比可见插图12.1，该图呈现了我们在海冰上每隔一米钻孔测得的海冰剖面图。钻孔尽管很费劲，但它却是我们绘制海冰底部形状的最好办法，因为1959年的《南极条约》禁止潜水艇在南极海域活动。

加强型饼状冰的底部让海面的单位面积增大许多，这为藻类的生长提供了极好的基础，也为磷虾提供了庇护所。大量阳光从薄薄的海冰中穿过，浮游植物得以在其底部存活并进行光合作用。结果，一个丰富的冬季海冰生态系统便产生了，据估计，南冰洋生物总量的30%产生于此。

即便《南极条约》签署30年之后，仲冬时节的南极浮冰块上也没有多少考察船。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于1989年开展了一项名为冬季韦德尔海环流研究的科考项目（我也曾参与其中），[6]由于科考船之间的协作和冰上营地（1992年建立的“韦德尔1号”冰站[7]和2004年5月建立的“极星号”冰站[8]）的建立，此后韦德尔的海上实验便越来越多。但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定南极周边所有的海冰都遵循碎冰晶-饼状冰的生长顺序，但如果的确如此，初冬南极饼状冰覆盖的区域则可达600万平方公里，这是地球表面少见但重要的组成部分。离奇的是，这片突起的白色饼状冰景观尽管占据了如此广大的区域，但却鲜为人知。得窥其真容者可能不足千人。

海冰上的积雪

图12.1：间隔1米钻孔测得南极冰盖冬季的整体厚度，图中显示了底部平缓（a）的平静条件下生长的海冰与加强型饼状冰之间的差异，饼状冰以混乱的方式冻结在一起，底部为锯齿状，厚度为正常饼状冰的两到三倍（b）。

南极海冰上空的年降雪量远远高于北极，因为南极洲与南冰洋之间的近距离为南极洲带来了更多的水分和降水，而在沿海区域，下降风（来自南极冰盖顶部的下降风）也会将积雪吹向海冰。从“极星号”考察船1986年7月至9月在东韦德尔海的航行中，我们发现单年冰表面的平均积雪厚度为14~16厘米。由于海冰本身很薄，其上的积雪则足以将海冰表面推至钻孔内海平面之下15%~20%的地方，这种情况会导致海水渗透到表层的积雪之中进而在海冰表面形成潮湿的雪泥层，或者在冻结时让干雪和原初的冰面之间形成“雪-冰”混合层。1989年9~10月间的积雪甚至更厚，我们造访过的韦德尔海西部的多年冰上尤其如此。这种情况几乎每年都足以将冰面推至海平面以下。插图12.2中的（a）（b）部分就显示出这两种类型冰盖之间的对比情况。厚厚的积雪遮挡了海冰，而泥状的湿雪又意味着卫星雷达无法很好地探测海冰厚度，因为湿雪会反射雷达波束。毫无疑问，积雪和海水透进积雪形成的泥状冰（又称“陨冰”，meteoric ice）在南极海冰中会比它在北极海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9]

海冰的年度循环及其变化

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时所说，近年来尴尬的气候模式导致南极海冰面积呈缓慢上涨趋势，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较大。

插图12.3显示了1978年—2011年这些正常年份中的海冰面积年度循环周期。[10]夏季，韦德尔海西部和罗斯海成为仅存的两处主要海冰区，因此，这两个区域可容纳大量多年冰，而北极直到最近还遍布此类海冰。这两个区域海冰面积最小值的年度变化不大。随着冬季的来临，新冰会在冰缘线北部形成，海冰极限会向北挺进直到冬季结束时（8-9月）在南纬55°-南纬66°附近达到最大值，随后便逐渐撤回至其最初的起点。海冰在印度洋中的北部极限为南纬55°，东经15°附近，但其主体则占据了东南极洲南纬60°附近余下的大部分区域，然后海冰会进一步扩张至南纬65°以南的罗斯海。冰缘会稍稍向北移动到南纬62°，西经150°附近，然后海冰会最终从南极半岛往北挺进并在吞并南设德岛和南奥克尼群岛（South Orkney Islands）前再次向南蔓延至南纬66°附近的阿蒙森海海域，循环周期至此结束。因此，我们在南极考察的那个冬季海冰纬度变化的最大值为11°。

图12.2：冬季海冰的剖面厚度显示出韦德尔海西部区域中单年冰（a）和多年冰（b）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说明了厚重的积雪盖会将冰面压低至海面之下，对多年冰而言尤其如此。

南极海冰北向移动的极限位于南极绕极流边缘处，该处水面温度会在极地锋面或南极辐合带的影响下急剧变化。此处其余的一切也都在变化之中——搭船由此往南，你依次会看见冰山、企鹅、信天翁、贼鸥等种类丰富的南极鸟类以及大量浮游生物（比如著名的磷虾）和捕食它们的鲸鱼。海洋逐渐变绿，这里的空气也出现了生命的气息。然而，海洋中的各种现象（风暴和涡流等）和海面温度都会让海冰消散，因此海冰绝少抵达这种自然的海洋边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杰伊·沃利（Jay Zwally）及其同事[11]证明了，冰缘线在冬季的扩张与低于海水冻结温度（-1.8℃）的海面空气温度的推进密切相关，且与空气温度极值的温度线（或等温线）一致。这个年度周期的大小（定义为主要冰缘线南部的海域）可被卫星，特别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被动微波卫星（即SMMR, SSM/I, SSMIS）轻易测量，插图12.3显示了1978年到2011年间马里兰格林贝特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研究小组得出的结果。[12]平均而言，这段时间中海冰面积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850万平方公里和310万平方公里。

如插图12.3所示，南极冬季冰面面积最大值整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每年增加约1.71万平方公里。然而，这种趋势掩盖了大量的区域和季节性变化。罗斯海区域的海冰面积增长最为迅速（1.37万平方公里每年），印度洋海域和韦德尔海海域的海冰面积增长则较缓慢，而南极洲西部的别林斯高晋海（Bellingshausen）或阿蒙森海海冰面积则每年消退8200平方公里。华盛顿大学的埃里克·斯泰格（Eric Steig）发现，太平洋位于南极洲大陆的部分（从南极半岛到罗斯海）的空气温度上升速度是南极大陆其余地区的两倍，[13]而人们分析了伯德科考站（经度为西经120°）的温度记录后得出如下结论：1958年到2010年间，这部分海域温度上升了1.6℃到3.2℃，这是个很大的增幅。[14]南极洲太平洋部分（南极洲西部）的迅速升温也反映在1979年到2010年间海冰覆盖时间（给定地点每年被冰体覆盖的天数）每年减少1到3天的趋势上，[15]而大西洋-印度洋海域的海冰覆盖时间则呈缓慢上涨趋势。冰盖反映的信息很明确：东南极洲的冰盖覆盖面积正在缓慢增长，而西南极洲狭窄的冰盖正以更快的速度减损，其整体效果则是冰盖面积上涨十分缓慢。

图12.3：（a）1978年11月到2006年12月南半球海冰面积月均值。图中显示了平均年度周期。（b）海冰面积的月度波动。

其他更详细的冰盖变化则与局部地形因素相关，这一点在春季或夏季表现得更为明显。12月，东经0°~20°的恩德比地区会形成一个大型海湾并与11月开放的海冰集中程度更低的沿海区域连成一片。这一区域类似冬季某种神奇冰间湖的微缩版本，1974年—1976年期间，人们曾在这一区域的浮冰块中间发现了这种冰间湖，[16]自那以后便再没见过，至少没发现其具有某种完全开放水域的特征。这片位于毛德海隆（Maud Rise，即一处减少了海水深度的海中高原）区域的冰间湖名为韦德尔海冰间湖。“FS极星号”考察船于1986年冬季考察过该海域，人们发现这个区域隶属于南极辐散带（Antarctic Divergence），该处的深层温暖海水会向上翻涌进而让此水域表层在冬季具备足够的热量而无法形成海冰。[17]但1976年以来，这种情况就没再发生，因此，考虑到冬季的冰盖，该区域大致平衡在不稳定的边缘。这一地区1986年冬季的冰盖很集中但很薄。[18]12月的冰盖分布也显示罗斯海不断出现的开放水域形成了所谓的北部带有冰盖的罗斯海冰间湖。11月和12月间，南极洲东部沿海区域就会出现一系列小型沿海冰间湖，它们多数由离岸（下沉）风在海冰形成之时便将其吹离海岸而形成。

海冰正在起什么变化？

冬季大部分浮冰块最初都是很薄的饼状冰。考虑到南极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正在变暖，那么南极冰面范围为何却按照上述区域模式不降反升？

华盛顿大学的张金伦（音）对极地冰盖（即整个南极的冰盖）提出了环极地扩张的简单解释。他认为这是南极大陆附近风力增强的结果。[19]其中的关键则是环极地西风带，也称极地涡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卫星便已经能够测量这些风的强度，而测得的风力强度一直在稳步增加。这里主要盛行西风，平均风力也较大。让我们以一个典型的浮冰块为例。这样一块浮冰会因其表面的风力而往东漂移，但在这一过程中，另外一股力量又会使其往左转向，即让该浮冰块向北移动。这股力就是地球转动产生的地转偏向力：它在北半球的作用方向为右，在南半球为左，在赤道附近则不起作用。它起作用的原因则在于我们总是相对于地球表面某个固定的参考系（比如南-北，东-西轴线）而对移动物体进行测量，但由于地球表面的旋转实际上是一个加速的参考系，因此，其上移动的物体并不走直线而会向左或右偏转。

地转偏向力与物体相对于地表的速度呈正比，因此随着风速的增加，作用在浮冰上的地转偏向力也会增加，浮冰也会更快地向北移动，尽管它主要向东漂移。因此，尽管浮冰块会到达空气温度能让其融化的区域，其向北的速度也会将其带到比这更远的地方。因此，南极浮冰块整个就像风力驱动的旋转木马，它会将海冰向北扔到更为温暖的水域。然而，这种看法可能过于简单。首先，这种机制可能会增加海冰的范围（extent）但不一定会增加其面积（area），因为它仅对已经存在的海冰的动力机制起作用。我们可从海冰在冬季向北漂移进而让空出的开阔水域迅速冻结的角度来解释南极冰面的增加现象。其次，这种机制只会暂时导致冰面增加，全球变暖的大趋势最终会战胜增加的风速，进而海冰将无法抵达纬度更低的水域。然而，这种机制毕竟基于简洁的物理学，而且人们也的确观察到了环极地风速的增加。

我自己的解释则基于前述的碎冰晶-饼状冰循环及其与这些增强的环极地风的相互作用机制。更强的风吹向南极会引起更大更长的海浪。更长的海浪能进一步穿透边缘冰区，并且还能让碎冰晶-饼状冰远离冰缘区。我们知道，碎冰晶-饼状冰的生长速度远快于连续海冰，其原因在于大气与海水之间并未被隔断，因此海洋中的热量能够轻易地散发到大气中进而让海冰更快地生长。难道南极冰面的增加仅仅因为风力更大、海浪更猛的时期出现了海冰生长更迅速、范围更大的碎冰晶-饼状冰区域？

南极对其他地区变化的反应

为了解释海冰变化趋势的区域性质，我们需要一个将其他地区气候强迫纳入考虑的模型，这些强迫会对南极海冰造成局部影响。

尽管其影响是长期的，但已经开始减少的南极冰盖本身（尽管比格陵兰冰盖的减少速度慢很多）就是明显需要被纳入考虑的因素。[20]根据2011年5月于布拉格举办的欧洲航天局宜居星球会议（Living Planet Conference）的估计，目前南极冰量每年净损失840亿吨，而格陵兰地区每年的冰量损失至少为3000亿吨。人们预计，如果南极冰量损失速度增加，菲尔希纳-隆尼（Filchner-Ronne）和罗斯冰架都将解体，南极冰川（比如跨南极山脉上的冰川）将径直流入大海。这会迅速加剧南极冰量损失的速度，全球海平面也会随之加速上升，同时，南极海冰（如果彼时还存在的话）也会受到影响。据估计，这些变化发生的周期并不会持续数个世纪之久，此外，派恩艾兰湾（Pine Island Bay）周围的冰架和东南极洲部分区域的冰架也可能解体，后者被认为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进而可能成为沿海冰川消退的“闸门”。[21]

至于那些决定了目前南极海冰扩张或撤退之局部变化的更直接影响，我们需要寻找低纬度海洋和大气甚至与北半球纬度区域以及北极之间的远程联系（teleconnections）才能确定。可供选择的联系机制有很多。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的雷吉·彼得森（Reg Peterson）和沃伦·怀特（Warren White）[22]的建议是南极环极地海浪，这个南极环极地洋流处的海浪系统会缓慢向东流动（尽管与洋流相比仍然是向西流动），进而可能与赤道地区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系统相互作用。厄尔尼诺现象（圣婴洋流）是厄瓜多尔和秘鲁沿海12月下旬产生的强度可变的温暖大洋洋流，它有时候会导致灾难性天气，但现在整个南太平洋范围内的海风和洋流异常现象都被冠以此名。最近，相关的研究工作则关注南半球环状模式（SAM），[23]这是高纬度大气环流中的另一种复杂变化模式。一些人提出，[24]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年份会导致韦德尔海出现更多海冰，而太平洋海域的海冰则相应减少，拉尼娜气象年则与此相反（La Niña，它指的是南美洲西海岸海洋表面温度的降低现象，其发生周期为4~12年，影响范围包括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天气模式；其表现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反）；但就人们最近在太平洋中部发现的厄尔尼诺事件而言，其内部各种天气现象的联系十分复杂。[25]北极变暖和低纬度极端天气现象可能因急流的紊乱而产生大范围的远程纬度联系，[26]进一步，这种关联还可能与热带和南半球天气模式有关。

对南极和北极海冰不同表现的完整解释也必然建立在北极、南极海冰的根本差异之上。南极变暖的速度一定比北极慢，因为该区域面积更大的海域具备更高的热容量，而南极环极地洋流又将其与北部更暖的海域隔绝开来。南极海冰极限范围也与北极有所不同：夏季，海冰退回南极大陆，剩下大量的冰体就会蜿蜒地形成韦德尔海这样的海湾，而在冬季，海冰的范围则受热力学支配并取决于开放海域的环境。而北极的情况恰恰相反：其冬季的极限范围由周围的大陆决定，而在夏季，海冰会按照热力学和动力学条件撤退至海洋范围内。反射率反馈对南极的重要性也不及北极，因为南极最强日照（太阳辐射）出现的12月底也正是南极海冰几乎退至南极大陆的时候，而北极海冰在太阳辐射最大的时候（6月）仍然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消退至其9月的最小值，因此辐射强迫容易发生变化。

关于变暖速度的最后一点则是，北极快速变暖本身产生的反馈会导致其进一步加速变暖。除了海冰反射率反馈之外，相关反馈还包括陆地雪线后撤造成的反射率反馈以及北极无冰大陆架释放的甲烷可能造成的十分严重的额外变暖效应。[27]雪线和甲烷反馈不可能发生在南极——因为该区域缺乏浅层大陆架和陆地积雪覆盖的固定区域。北极放大效应和更强的北极反馈意味着，无论南极海冰与温带海洋如何相互影响，未来几十年中的情况总是北极比南极更能决定全球变暖的速度。北极被认为是全球变暖竞赛的湮没之路上的老司机，南极则是被动的拖车。

注释：

[1] See website climate. nasa. gov/news/.

[2] Rignot, E., J. L. Bamber, M. R. van den Broeke, C. Davis, Y. Li, W. J. van de Berg and E. van Meijgaard （2008）, Recent Antarctic ice mass loss from radar interferometry and regional climate modelling. Nature Geoscience, 1（2）, 106-10.

[3] Wadhams, P., M. A. Lange and S. F. Ackley （1987）, The ice thickness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Atlantic sector of the Antarctic Ocean in midwinter.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92（C13）, 14535-52; Lange, M. A., S. F. Ackley, P. Wadhams, G. S. Dieckmann and H. Eicken（1989）, Development of sea ice in the Weddell Sea Antarctica. Annals of Glaciology, 12, 92-6.

[4] Wadhams et al. （1987）, The ice thickness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Atlantic sector of the Antarctic Ocean in midwinter.

[5] Wadhams et al. （1987）, The ice thickness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Atlantic sector of the Antarctic Ocean in midwinter.

[6] Wadhams, P. and D. R. Crane（1991）, SPRI participation in the Winter Weddell Gyre Study 1989. Polar Record, 27（160）, 29-38.

[7] Ackley, S. F., V. I. Lytle, B. Elder and D. Bell（1992）, Sea-ice investigations on Ice Station Weddell. I: ice dynamics. Antarctic Journal of the US, 27, 111-13.

[8] Hellmer, H. H., M. Schrder, C. Haas, G. S. Dieckmann and M. Spindler（2008）, Ice Station Polarstern（ISPOL）. Deep-Sea Research II, 55, 8-9.

[9] Massom, R. A., H. Eicken, C. Haas, M. O. Jeffries, M. R. Drinkwater, M. Sturm, A. P. Worby, X. Wu, V. 1. Lytle, S. Ushio, K. Morris, P. A. Reid, S. G. Warren and I. Allison（2001）, Snow on Antarctic sea ice. Reviews of Geophysics, 39, 413-45; Eicken, H., M. A. Lange, H.-W. Hubberten and P. Wadhams（1994）,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snow and meteoric ice in the Weddell Sea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mass balance of sea ice. Annals of Geophysics, 12, 80-93.

[10] Parkinson, C. L. and D. J. Cavalieri（2012）, Antarctic sea ice variability and trends, 1979-2010, The Cryosphere, 6, 871-80, doi:10. 5194/tc-6-871-2012.

[11] Zwally, H. J., J. C. Comiso, C. L. Parkinson, W. J. Campbell, F. D. Carsey and P. Gloersen（1983）, Antarctic Sea Ice 1973-1976: Satellite Passive-Microwave Obsewations. Washington, DC: NASA, Rept. SP-459.

[12] Bromwich, D. H., J. P. Nicolas, A. J. Monaghan, M. A. Lazzara, L. M. Keller, G. A. Weidne and A. B. Wilson（2013）, Central West Antarctica among the most rapidly warming regions on Earth. Southern ocean winter mixed layer. Nature Geoscience , 6, 139-45.

[13] Steig, E. J., D. P. Schneider, S. D. Rutherford, M. E. Mann, J. C. Comiso and D. T. Shindell（2009）, Warming of the Antarctic ice-sheet surface since the 1957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 Nature, 457, 459-62.

[14] Bromwich et al. （2013）, Central West Antarctica among the most rapidly warming regions on Earth.

[15] Maksym, T., S. E. Stammerjohn, S. Ackley and R. Massom（2012）, Antarctic sea ice-a polaropposite? Oceanography, 25, 140-51.

[16] Zwally, H. J. and P. Gloersen（1977）, Passive microwave images of the polar regions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s. Polar Record, 18, 431-50; Steig et al. （2009）, Warming of the Antarctic ice-sheet surface.

[17] Bagriantsev, N. V., A. L. Gordon and B. A. Huber（1989）, Weddell Gyre-temperature maximum stratum.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94, 8331-4; Gordon, A. L. and B. A. Huber（1990）, Southern ocean winter mixed layer.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95, 11655-72.

[18] www. climate. nasa. gov/news/.

[19] Zhang, J. （2014）, Modeling the impact of wind intensification on Antarctic sea ice volume. Journal of Climate, 27, 202-14.

[20] Jacobs, S., A. Jenkins, H. Hellmer, C. Giulivi, F. Nitsche, B. Huber and R. Guerrero（2012）, The Amundsen Sea and the Antarctic ice sheet. Oceanography, 25, 154-63.

[21] Mengel, M. and A. Levemann（2014）, Ice plug prevents irreversible discharge from East Antarctica. Nature Climate Change, 4, 451-5, doi:10. 1038.

[22] Peterson, R. G. and W. B. White（1998）, Slow oceanic teleconnections linking the Antarctic Circumpolar Wave with the tropical ElNino-Southern Oscillation.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03, 24573-83.

[23] Comiso J. C., R. Kwok, S. Martin and A. L. Gordon（2011）, Variability and trends in sea ice extent and ice production in the Ross Sea.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6, C04021, doi:10. 1029/2010JC006391.

[24] Rind, D., M. Chandler, J. Lerner, D. G. Martinson and X. Yuan（2001）, Climate response to basin-specific changes in latitudinal temperature gradi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sea ice variability.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06, 20161-73.

[25] Wilson, A. B., D. H. Bromwich, K. M. Hines and S.-H. Wang（2014）, El Nino flavors and their simulated impacts on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in the high-southern latitudes. Journal of Climate, 27, 8934-55, doi:10. 1175/JCLI-D-14-00296. 1.

[26] Francis, J. A. and S. J. Vavrus（2012）, Evidence linking Arctic amplification to extreme weather in mid-latitude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9, L0680r, doi:. 10. 1029/2012GL051000.

[27] Whiteman, G., C. Hope and P. Wadhams（2013）, Vast costs of Arctic change. Nature, 499, 401-3.

第十三章

地球的状态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在关注极地的环境变化，现在是时候将地球作为整体看待并考虑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了。

首先，温室气体浓度增长速度并未放缓。尽管政客们说了些空洞的好话，一些国家也在努力减少自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中国和印度经济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燃料的压倒性渴求仍会不断推动二氧化碳浓度史无前例地增长。鉴于目前404ppm的二氧化碳浓度水平（2016年年初）已远远超过了可造成破坏性气候变化的程度，这一浓度持续加速上升而没有一丝下降的事实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温室气体浓度甚至并未开始降低。我们应牢记，任何形式的二氧化碳带有潜在的辐射强迫。无论二氧化碳在过去是被海洋还是植物所吸收，但现在已被人们开采出来并排入了气候系统之中，它们现在或将来都可能释放辐射强迫进而让地球升温。正如我们在第九章所见，甲烷则更令人忧心。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气中甲烷水平比较平稳时，人们便放心地认为这是某些自然规律在起作用。但并非如此，甲烷浓度于2008年再度增长，目前已接近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速度了。重要的是，甲烷浓度恢复增长与夏季海冰的大面积撤退同步，并且还与北极大陆架海底的变暖有关；北极近海发生的变化与全球甲烷水平之间的关联已越来越明确，这意味着未来的情况只会更糟糕。

其次，每一项行星指标看起来都是负面的。到2050年，地球人口将从目前的70亿增至97亿，[1]2100年则为112亿。[2]鉴于我们目前已经在经历的影响世界产粮区的大规模气候破坏，很难想象如此规模的人口应该如何养活。气候变暖正在减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耕地面积，而从理论上讲，极端天气事件也让我们无法提高高纬度地区的粮食产量。我们还正在破坏森林。我们也在耗尽水资源。而必须精耕细作、高耗能以养活如此规模人口的农业也对关键的工业原材料很敏感。例如，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就提醒人们注意磷日益短缺的状况，它是生产人造肥料的关键原料。联合国的2100年人口预测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各大洲的差异极大：多数大洲的人口增幅很大但仍能维持其生存，而欧洲人口则呈下降趋势。非洲人口数量则会翻两番，从1.1亿增至4.4亿。以下是相关数据：

表13.1.各大洲目前和预计的人口数（单位：百万人）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5年），《世界人口远景展望》，2015年修订。联合国人口司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既然非洲现在都不能自给自足，尤其在全球变暖会扰乱粮食供应并导致土地荒漠化的情况下，它又养得活其目前四倍规模的人口吗？答案是否定的。世界其他地区将不得不养活非洲人口。鉴于世界其他地区可能陷于自己的问题而无暇他顾的情况，人们可以预见到彼时同情心和援助的缺位；结果，大规模的饥荒将无可避免。世界将对自己自私的证据作何反应？我为人性之恶的程度感到担忧，也对人类设法为自己无所作为寻找借口感到忧虑。

人口问题不仅是粮食问题之一种。每个人都是碳排放者，因此，人口越多，降低碳排放总量的问题就会越困难。人人都需要有人为其栽种所需的粮食，因此，我们亟需更多地植树造林以减少二氧化碳水平时却看到世界上大量森林遭到破坏。人人都要喝水，淡水资源却越来越少，以至于我们可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海水淡化技术，但这本身也是能量密集的碳排放过程。人们难以否认这个等式：更多的人=更多的碳排放。然而，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20世纪70年代全球系统分析师们（比如《增长的极限》［1972年］的作者们）关注的人口爆炸了。[3]这个问题并未消除，也尚未得到解决，除了中国一度激烈的解决方式以外。

经济上，世界摇摇欲坠的金融结构仍需要持续的增长以保持稳定，银行系统则越发明显地寄生在整个社会之上。在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像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在实践的那样），人们还无法容忍一个持续均衡的社会。众人皆知，每件事上的指数式增长都无法持续，其结果只能是灾难，但每个财政部长都设法鼓励经济增长进而让该国摆脱他自己或其前辈造成的财务困境，而从未想过将这种增长引导至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之上。

最悲伤之事则是社会上个体的冷漠。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年轻人团结在一起——反对种族主义和越战——这表明他们真的关心世界的境况。而在目前这种风险更高、需求更急迫的时候，他们却消极被动了。所有年龄段的选民、公司和政府机构都对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缺乏兴趣，而仅关注其自身的财富和安宁。只要我们能消费奢侈品、开车出行，并在未来几年内还可以飞到假日海滩消遣，我们就很愿意对未来确凿无疑的灾难、贫困、战争、犯罪以及最终的食物和资源枯竭熟视无睹，所有这些都与迅速变化的气候系统造成的压力相关。年轻人充耳不闻也不奋起行动，老人也不予以引导或教导。

如果我们咨询米考伯（Micawber）先生[*]，他会说，有些事情最后总能把我们从自己的烂摊子中拯救出来。但那会是什么事呢？以下是一些不太可能的情况：

●上帝可能会决心第二次降临（这是部分美国人严肃支持但与气候变化毫无关系的理由）。

●不明飞行物可能为真，它们自1947年以来对我们的持续兴趣意味着它们可能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接管地球。

●人们发明了可提供无限清洁能源的神奇设备。这可能基于新的物理学，比如冷融合或已被认可的物理学，比如一个可行的热融合系统，人们总认为这在20年后就会实现。

相反：

●我们可能会被一个巨大的小行星击中，所有生命随之消失。

●遥远非洲的森林区域可能滋生横扫地球的新病毒，进而消灭所有或大部分人类。

●我们可能陷入大规模的核战争。

在我看来，等待某事发生的策略可能产生不好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和行动自救。

我们能做什么？

减排

环保机构在过去甚至现在都强调，我们作为个体可以减少自身的碳排放来缓解气候变化。比如，我们可以回收自己的垃圾，开更小的车，多吃蔬菜少吃肉等。所有这些补救措施以及逐渐培养的全球公民美德感，都被认为是与我们自己的欲求相抵触的地球村的需要。但如果英国所有人都将一切可能的节能措施应用于正常的生活，那么，能源使用会减少约20%（正如已有的尝试那样）。这的确有用，但正如英国政府能源与气候首席顾问、教授戴维·麦凯爵士（Sir David MacKay）曾说的那样，“如果每个人都做一点贡献，我们能达到的成就也只是一星半点。”[4]

毫无疑问，为了超越这一点成就，我们必须在能源生产方面做出政治决定，这意味着政府必须表现出政治勇气。当我们考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商议历史时，会发现早期《京都议定书》（1997年）的乐观情绪在哥本哈根（2009年）和德班（2011年）会议中遭遇了严重失败。可悲的是，典型的政客对气候变化危机的第一反应只是引用限于本世纪甚至更低的预测，并假设一旦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图超过了2100年的限度，气候变化就会停止。英国本国的前环境、粮食和农村事务大臣欧文·帕特森（Owen Paterson）就在2013年9月29日很自满地这样说道：

我认为，这份最新报告的安慰人心之处在于，温室气体浓度的上升十分适度。报告中预计的一半已经发生。他们谈到1~2.5℃的升温幅度。[5]

首先，“他们”当然并非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而是指明显依靠一己之见从事无知报道的报纸。1~2.5℃的升温幅度实际上是到2050年的预测值。“报告预计的一半已经发生了”表明，他认为气候变化会在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结束时停止而不会继续下去。当然，“安慰”一词则是真正的赠品；毫无疑问，他觉得自己不采取任何行动就能侥幸得脱。

典型的政客的第二个反应则是，我们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减少碳排放（通常是“到2032年减少30%”或类似的数字），进而防止气候变化的失控。这让目前当政的政客干净地撇清了自己与此事的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开始，已经排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具有飞轮效应——二氧化碳分子在气候系统中存在的时间超过百年，而整个世界还处在已有二氧化碳的潜在变暖的实现过程之中（可能其潜能仅“实现”了一半）。因此，降低我们未来的碳排放远不如降低目前的碳排放有用，而降低目前的碳排放则不及实际降低碳水平有用。最有用的事情则是通过碳捕获、储存或其他有待发明的技术切实地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以及通过完全使用核电的方式停止排放二氧化碳，但大众的观念又让这无法实现；或者使用技术手段阻断变暖进程，即通过地质工程为地球打上补丁，这能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此外别无办法能救我们于严重的后果之中，尽管二氧化碳的减排仍属绝对必须。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绿色”环保组织（比如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反对核能和地球工程的行为则对人类毫无益处。

碳的棘轮效应与人口的棘轮效应十分类似。非常粗浅地说，间冰期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自然”水平为280ppm，而现在的水平为404ppm，人类燃烧化石燃料的行为使其浓度增加超过了120ppm。假设我们突然完全停止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浓度水平会以多快的速度降低？因为加入到地球能源系统中的二氧化碳至少会存在100年，我们可能会期待每年最多有1%的二氧化碳从这一系统中逃逸，因此，二氧化碳水平在其停止排放的第一年仅会降低1.2ppm。而降至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安全”的350ppm则需要45年时间。类似地，世界人口规模若保持在70亿的水平，且平均寿命为70年，若人类完全停止繁衍，人口规模将由于自然衰退而在10年内减少至60亿。因此，如果气候变化导致粮食生产危机进而降低了我们养活10亿人口的能力，那么，仅凭生育控制我们还无法很快适应粮食生产的这种新的低水平状况——大自然就会给我们造成大规模的饥荒。

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目前的道路前进，最终，地球上所有的碳氢化合物都会被提取并用于燃烧，所以，我们必须割舍自己对石油的热爱。但到时候，全球变暖的极端程度会让生活难以忍受，如果不是过不下去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曼哈顿计划来清理我们的大气，这需要全世界人民史无前例的努力才行，因为我们大家同呼吸，共命运。如果没有这种程度的努力，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未来很短的时间内将变得十分明显——20到30年内，世界会变成比现在糟糕许多的迥异世界。人类永远不会再经历2007年经济危机结束的时代了。人们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并努力生活在挪威或加拿大等人口较少、资源丰富的寒冷国家。这会导致严重的问题：现在是否太晚，以至于我们无法以减少或停止碳排放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地球，因为我们已放任机会溜走而无法及时展开行动以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水平碳排放“内置”其中的社会里，我们到底能做什么？仅有两种可能性：使用技术手段来降低变暖的速度，同时允许二氧化碳水平持续增加；或者发展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切实地将二氧化碳排出大气。

皇家学会在其2009年的“地球工程报告”[6]中界定了这两种方法：

——太阳辐射管理法（SRM）试图让地球吸收更少的辐射以抵消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影响。

——二氧化碳清除法（CDR）则通过从大气中除去温室气体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源。

让我们先考察太阳辐射管理，“补丁”法即在持续排放二氧化碳的时候找到办法降低地球变暖的速度。这些办法通常被归类为地球工程。

地球工程

寻找气候危机的永久性解决方案需要技术人员的技能才能让我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人类服务领域从未如此迫切地需要他们的才能。地球工程包括一系列人为降低地面空气温度的技术，无论是直接挡住太阳光线还是增加行星的反射率以改变辐射平衡。对北极而言，太阳辐射管理和二氧化碳清除的目标必须是恢复我们已经失去的海冰，进而阻止离岸永久冻土的损失，并减少甲烷大规模释放的可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不仅需要减缓变暖的速度，而且要扭转这一趋势。让我们继续考察人们对此提出的不同想法以及它们可能达到的效果和政治上面临的困难。

太阳辐射管理就是快速“打补丁”，它能以适中的成本快速实施。这种方法并不影响二氧化碳水平，因此像海洋酸化等主要取决于二氧化碳浓度而非温度高低的现象则会继续快速发展，它会造成珊瑚礁漂白、贝类生存困难等严重后果，事实上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太阳辐射管理法并不会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从而让我们摆脱困境。

目前，人们提出了两种主要的太阳辐射管理办法。1990年，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提议向低空云层注入非常精细的水粒子喷雾进而将其“增白”。[7]这样可以增加云层的反射率，并让它们反射更多的太阳辐射。爱丁堡大学的杰出海洋工程师斯蒂芬·索尔特（Stephen Salter）设计了相应的注射系统。[8]其他人则提议用高空气球或喷气式飞机向云层注射固体颗粒，这样做会形成反射入射辐射的气溶胶。

海洋云层增亮（MCB）则涉及增加较薄较低云层（即覆盖了世界海洋表面1/4范围的层积云）顶部反射回太空的阳光总量并由此产生冷却效果。如果我们能将反射率提高3%，估计相应的冷却作用就会抵消大气中增加的二氧化碳导致的全球变暖效应。我们需要将海水滴液喷洒到云中才能做到这一点。索尔特设想出一种新型喷雾滴液的生产计划，而且还设计了一个无人驾驶的风力驱动船，后者可被远程引导至种云作业（cloud seeding）最有利的地方（彩色插图30）。这种船只可使用更有效的动力技术——弗莱特纳转子（Flettner rotors）。这些安装在甲板上的转动的垂直圆柱体是根据其德国发明者安东·弗莱特纳（Anton Flettner）而命名，它会利用马格努斯效应（Magnus effect），由此，旋转的垂直圆柱体在其两侧之间会形成压力差进而形成一个与风向成直角的力。福莱特纳转子在20世纪20年代被用于船舶，今天它又作为减少海上燃油消耗的方法而被重新使用。转筒风力船装有从顶部喷洒海水水滴到云底的喷洒系统。喷洒和通信所需的电力则来由船体内置的洋流涡轮产生。喷洒系统设计的关键是能产生直径为微米（百万分之一米）的颗粒的精细喷嘴，如此，水滴蒸发到大气中时就会产生直径合适的微小盐粒（一纳米左右）进而增亮云层。这一过程利用了所谓的图米效应（Twomey effect），即大量微小颗粒组成的云层比较大微粒组成的同质量云层明亮。船只上已经观察到了这种效应，高空可见与明亮云层的凝迹同样的云层（彩色插图31）。全世界总共需要几百艘这样的船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其总体成本虽然很高，但与全球变暖给地球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却很少——前者一年耗费几十亿美元，后者为上万亿美元。该计划的一个优势是它的生态友好性，其唯一需要的原材料是海水。卫星测量和计算机模型可以控制冷却量，人们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可关闭系统，数天之内又可恢复正常。

云层增亮系统运行之前，人们需要做许多工作。我们必须完善相关技术，并在一定区域内进行试验以比较我们播种的云层和临近非播种云层的反射率差异。我们还要进行详细的分析以确定是否可能存在严重或有害的气象或气候影响（比如局部缺水地区降水量减少等），如果的确如此，我们必须找到解决办法。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喷洒以实现全球影响，或者，如果特别想达到某种局部效果，我们是否可在特定地点或一年中的特定时间段从事喷洒作业？冷却北极这种急迫的问题也在考虑之列。如果夏季北极大陆架上开阔水域导致了海底永久冻土的升温以及潜在的甲烷释放灾难，那么，我们能够恢复夏季海冰而不必冷却整个地球，进而避免这些灾难吗？

2014年，约翰·莱瑟姆及其同事解决了这类区域性问题。[9]我们发现的确有可能集中冷却北极从而增加海冰范围，特别是波弗特海和楚科奇海中的海冰范围，尽管可能会出现补偿问题，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降雨量的减少等。显然，人们对此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在一项较早的研究中，人们估计喷洒全球海洋云层的70%就能消除二氧化碳倍增导致的变暖效应，同时还能让海冰停止减少。[10]云层增亮基本上减少了海面的辐射，因此，如果针对具体区域，它也能有助于降低飓风的强度（这依赖于海面温度）和珊瑚礁的白化率（这取决于水温和海洋酸度）。最后，南极海冰也可能受到影响：2014年的研究表明，全球种云会增加南极海冰面积，同时还能从源头上冷却目前可能导致思韦茨冰川和派恩艾兰冰川坍塌的底层洋流，这种情况的突然发生则可能导致全球海平面升高3米的灾难性后果。[11]因此，海洋云层增亮不仅能缓解全球变暖进程，而且也能缓解局部威胁，特别是极地地区面临的威胁。

斯蒂芬·索尔特制定的发展计划估计，全面有效运营云层增亮系统将耗资7300万英镑研发费用，这对常规科学预算算是很大一笔钱了，但对紧迫的全球需求而言却是小意思。如果英国认真面对全球变化，这将是它能执其牛耳的领域。

气溶胶注射（Aerosol injection）则是人们提出的又一个大规模地球工程方法。[12]英国政府近期资助的名为平流层微粒注入气候工程（SPICE）的项目就研究了这种方法的一些影响，尽管这项资助实际上在科学家们做出相关系统之前就撤销了。这个想法就是将大量微粒子气溶胶注射在高空平流层中，以便它们能直接将太阳光反射回太空。注射过程必须是连续的，因为气溶胶会逐渐脱离高空大气层。

人们最初是想通过释放所谓的前导气体二氧化硫（SO_2）或者直接释放硫酸（H_2SO_4）的方式在平流层产生硫酸盐气溶胶云层。如果二氧化硫被释放出去，它就会在上层大气中氧化并溶于水中，然后在远离释放点的雨水中形成硫酸。这种办法并不能控制形成微粒的大小，但相关气体的释放却很容易。如果直接释放硫酸，则气溶胶微粒会很快形成，原则上我们可以控制微粒大小以优化气候效应。如果将气溶胶注入较低的平流层，则它保持在空中的时间仅为数周或数月，因为相应区域的空气主要向下沉，所以为了确保更长的使用寿命，我们需要向高空输送气溶胶。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建议的输送系统包括炮弹、高空飞机或高空气球，它们要么是来自地上装有前导气体（precursor gas）的垂直管道，要么自由上升直到爆炸。最便宜的输送系统似乎是现有的空中加油机，比如美国的KC-135或者KC-10军用空中加油机，仅仅9架较大的KC-10飞机每天飞行3次，每年就能运输100万吨二氧化硫。16英寸炮弹的成本与此相仿，大量填充有硫化氢（H_2S，另一种可能的前导气体）的小气球也会被注入氢气以产生浮力，这些气球在到达平流层时会发生爆炸；每年需要3.7万个商业气球。这些输送系统比海洋云层增亮办法更简单，但它涉及的数量很大，化学品也必须悬浮在高空大气中。

我们知道，高空微粒确实会影响气候——例如，1991年皮纳图博火山（Mount Pinatubo）的爆发就在之后的三年内造成了全球范围内明显的降温现象。根据这一想法的早期支持者保罗·克鲁岑的说法，每年250~500亿美元的代价就能完全抵消人类增排的二氧化碳造成的影响。[13]然而，人们已经确定了许多潜在的问题。降雨量会减少，这可能对亚洲和非洲的季风造成严重影响；臭氧破坏的速度可能加快，这会导致臭氧层空洞的再度增长；人们难以预计降温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情况，因此，一些国家温度下降可能不及别的国家，有的则会更加温暖等等。这一切过后，将大量不可否认有毒的化学物质注入高空大气的行为还是会令人不安；两相比较，海洋云层增亮法喷洒的海水微粒听起来真的不错。无论如何，罗格斯大学一位名叫阿兰·罗伯克（Alan Robock）的溶胶注射法的坚决反对者最近改变了他的观点；他于2016年参与撰写的一篇论文显示，[14]气溶胶云不仅可以减少到达地面的直接辐射，而且还会增强散射辐射，这一过程与冷却过程结合就会提高植物光合作用的速率。植物生长的加速本身也会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这是个意想不到的额外好处。

人们也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地球工程技术。一个是空间反射器，它是轨道上很大的镜子或镜子系统，用以将大量的太阳光反射回太空。然而，除了巨大的成本，尚无人提出可在轨道上组装这种装置的可行计划。

碳捕获技术

我已经解释了为何碳排放不太可能降低，至少不会很快降低，但如果碳排放降低得太慢，大气中留下的过量二氧化碳仍会在未来持续推动全球变暖。地球工程可以抵消二氧化碳和甲烷对大气的影响，但代价则是任由二氧化碳继续酸化海水，这最终可能会摧毁我们的海洋生态系统（并因此摧毁全球生态系统，因为海洋占据地球表面积的72%）。我的悲观结论是，到最后（这个最后可能很快到来），如果我们打算战胜全球变暖并拯救文明，就必须找到将二氧化碳从我们的行星系统中排出的办法。我们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整个问题。事实上，这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我们能否从气候变化的失控边缘拯救自身，并为人类保存持续生存的基础？还是我们必须与加速发生的气候变化进行毫无希望的斗争，到头来地球的大部分地区都不再宜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失败一直都最为可耻。在其2013年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识到代表浓度路径2.6对于宜居气候而言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我已经表达过自己的疑虑，“代表浓度路径”对辐射强迫的处理掩盖了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所需的实际条件（见第七章）。但结果却很悖谬，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只是一笔带过地谈到：拯救我们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按照代表浓度路径2.6行事，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式就是切实地清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达到“可接受”的气候变暖极限下二氧化碳的浓度值（421ppm）。十年之内，我们一定会不知不觉地越过这一界限，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此后我们唯一的希望便是将它切实地从大气中清除出去。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知道这一点，但却忽略了我们应该如何清除二氧化碳的问题。清除二氧化碳的进一步重要步骤便是这种办法的大规模应用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我们开始尝试大规模清除二氧化碳之前，国际社会必须研究这一问题；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再次忽略了这个问题。

最近，两种可能的技术被认为很有前景。[15]它们就是具备碳捕获和碳储存功能的生物能源技术（BECCS）和植树造林技术。碳捕获和储存技术涉及的事项包括：种植草木等生物能作物；在发电站燃烧它们；从所得的废气中提取二氧化碳；将这些气体压缩成液体并储存在地下。造林（植树）也依赖光合作用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而储存环节则在木材和土壤中自然而然地发生。如果我们试图将全球温度上升限制在2℃以内，则需要在本世纪末之前清除6000亿吨二氧化碳。若使用碳捕获和储存生物能源技术，我们则需要在4.3亿~5.8亿公顷土地上专门种植那些能清除二氧化碳的作物——这一面积约占目前全球耕地面积的1/3，或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的一半。这显然行不通，除非我们能将农业生产力显著提升至超过迅速增长的全球人口之所需的程度。我们更需要这些耕地养活人口（无论如何，北极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天气影响的加重会让这些土地的生产力降低）。碳捕获和储存生物能技术则必须使用原始森林和天然草地，我们同样无法腾出这些地皮，因为植树造林本身就是去除二氧化碳的可能办法之一。这些野生地区还包含着大量受威胁陆生物种的最后据点，这种做法的损失对继续维持地球生态系统而言可能是灾难性的。另一个根本问题则是，清除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碳捕获和碳储存技术是否会像人们最初设想的那般有效。如此大规模地种植作物释放的温室气体可能超过了它们的清除总量，至少一开始的土地清理、土壤物理干扰（soil disturbance）以及肥料用量的增加等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考虑到这些影响，2100年以前碳捕获和碳储存生物能技术能清除的二氧化碳（按照代表浓度路径2.6的情景计算）最大值则为3910亿吨，这离保持2℃以内的升温幅度所需的清除总量还差了34%。如果人们对种植生物能作物的土地来源并没有乐观的估计，2100年之前的碳捕获净值则会降至1350亿吨。因此，碳捕获和碳储存生物能技术看起来无法单独胜任这个任务。除此之外，我们还可在变化的气候中种植生物能作物：这些作物在更暖的世界中的水量需求又是多少？如果人口过剩真的导致农田竞争，这些生物能作物又如何与粮食生产竞争？以及（与其他技术的情况一样）我们如何捕获又在何处储存二氧化碳？

听起来，植树造林是将二氧化碳排出大气的温和手段，因为我们不必在任何地方处理这些二氧化碳。人人都认为森林覆盖面积的增加是环保的——即便同时我们还为了获取木材、种植大豆或养牛而忙着砍伐亚马逊和东南亚的森林。当全部的压力都指向森林损失的时候，我们又如何种植更多的森林？如果我们用人工管理的单种森林代替自然森林，植树造林也可能损害自然生态系统。对那些在全球生态系统的保存或树皮甲虫这样的严重害虫的防治方面十分关键的森林物种而言，我们的恰当研究才刚刚起步。[16]三分之一的新药物开发自森林植物。人工管理的森林的种植面积会以蒸发和植物蒸腾等方式导致云层、反射率和土壤水平衡的复杂变化。北方的针叶林则会发生不好的变化。林木线会因全球变暖而北移，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好事，不好的情况则是常年覆盖树叶的区域（满是树枝或常绿针叶林）在雪季会比平整的草原或冻土地带颜色更深，从而降低了整体反射率并带来了净升温效应。植树造林的系统性利用包括砍伐长至一定生长阶段的树木（和储存木材），然后重新种植；如果火灾、干旱、有害生物或疾病的增加导致树木在收获前就死亡或倒下，这项工作就没有作用。

人们还提出了很多清除二氧化碳的生物学、地球化学和化学方法。对所有这些方案而言，建模的理论潜力能给出完全不同于将环境影响（更不用说实践性、治理和可接受性等）也纳入考虑的图景。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人们对海洋肥化（ocean fertilization，这是另外一项二氧化碳清除技术）进行讨论、研究和决策制定的长期过程。当粉尘的输入与海洋、海洋生产力以及气候条件等自然变化之间的联系被首次明确以后，人们就很期待海洋肥化可能作为避免人为全球变暖的手段之一的效力抱有很高的期待。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推测，海水中每加入一吨铁粉，数万吨碳（以及之后形成的二氧化碳）就会因为随后浮游植物的爆发而被固定。多年以来的14次小规模实地实验已经调低了这一估值，人们还认识到，这些浮游植物吸收的绝大多数二氧化碳（无论它们是因向海水中增加铁粉或其他营养物，或者以机械手段增强上升流的方式而让浮游植物受刺激而吸收二氧化碳）都会在它们分解时重新释放到大气中。此外，一个地区（比如南冰洋）浮游植物的大幅增加可能会消耗别的营养物质或增加海水的脱氧可能性从而降低其他地区的渔业产量。像“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等机构几乎一致拒绝将海洋肥化作为气候干预的手段。

最近，人们还提出了其他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清除技术，例如培养海藻并让其覆盖全球9%的海洋面积。这种办法的具体环境影响尚未得到评估。然而，这显然会影响并可能替代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现存海洋生态系统，浅水区尤其如此。

回到陆地，其他技术包括提高土壤中的碳含量等，例如在秸秆等有机物中耕种，减少耕作（限制土壤物理干扰）或添加生物炭。生物炭本身的历史就很有趣，因为一群热心支持者努力劝导全世界说这是全球变暖的解决方案。作物残余或农业废物可被高温分解过程消解掉，这一过程会产生液体并留下类似木炭的海绵状物质，据称，它们可添加到土壤之中并为其带来特殊性质。但这些人从未合理地解释这一过程是如何处理二氧化碳的。一些热心者的另一个想法则是增强风化作用，这一过程涉及某些硅酸盐岩石，特别是橄榄石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过程。这些材料必须被碾碎以形成尽可能多的表面积，因此，这就需要在沙滩以及别的东西表面将这些材料铺开成细白沙状。随后，缓慢发生的化学反应会确保这些材料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正如热心的人们所说，这的确是早期地球最初从岩石中释放氧气的化学过程。然而，为了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从目前的400ppm减少50个单位至350ppm，我们每年需要在20~69亿公顷土地上（这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的15%~45%）按照1~5千克每平方米标准使用硅酸盐岩石，主要还应在热带地区使用。开采和加工的岩石数量将超过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煤炭产量，总成本远超地球工程技术，估计在60万亿到6000万亿美元之间。像地球工程一样，这种方法也必须具有持续性，因为一旦化学反应结束，这些岩石就不再有用而必须覆盖上新的岩石层。显然这件事整个都不可行。然而，更多地掌握生物碳储存技术的持久性及其大规模使用时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仍然很重要，因此，大规模研究仍属必须。

因此，所有这些方法都有严重（如果不致命的话）缺陷。我们未讨论的则是尚未发明的空中直接捕碳（DAC）技术，这应该是与曼哈顿计划类似的研究计划的主题。空中直接捕碳法就是通过某种系统抽取空气进而除去二氧化碳并将其液化存储，或者用化学的方法将其转化为其他物质，希望得到的是有用的东西。当我谈到“尚未发明的”东西时，我指的是尚未发明的便宜系统。空中直接捕碳系统原则上可让空气通过含有氢氧基团或碳酸盐基团的阴离子交换树脂的方式进行，这种树脂干燥的时候会吸收二氧化碳，潮湿的时候就会将其释放。接着，吸收的二氧化碳就会被压缩并以液体的形式储存，然后经碳捕获和储存技术放置在地下。空中直接捕碳系统的运营成本与增强风化的估值类似，目前大约超过了每吨碳100美元，尽管最近的技术突破承诺每吨碳成本可降为40美元。这种碳捕获方式也需要土地和水源，它与碳捕获和存储生物能技术一样面临二氧化碳从地质储层中泄漏的风险。但人们可通过将液体二氧化碳储存在海底或使用地球化学转换的方法（这涉及二氧化碳和某些岩石的原位反应）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理论上，将二氧化碳物理冷却（而非化学方式）至液态的办法也可用于去除环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种方法的技术可行性、成本和潜在的环境影响等问题——这可能涉及在南极洲或格陵兰的高原上种植植物——还尚待考察。基于上述推理，我自己的想法则是空中直接捕碳法是让世界长期保持现状的仅存办法，如果以战时曼哈顿计划的规模对此进行严肃研究，我们应该能够让其成本像近年的太阳能光伏技术一样大幅下降。

人们对地球工程或碳消除技术的一个有效批评是，它极少或压根没有鼓励我们做出行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并且我们的迫切行动应该专注于减排而非某种未经检验的“先排放，后清理”策略。但很不幸，全球人民（尤其是西方人）极不愿意放弃生活在化石燃料世界中的舒适和便利。我们最终会选择放弃，因为必须这么做。但我们并不理解为何应该立即放弃。再坐一次瑞安航空公司的飞机，用运动型多功能汽车（SUV）送小孩上学不是很好吗？但即便立刻大幅度地努力减排，我们也需要在2020年就开始启动重要的地球工程和二氧化碳消除作业，如此，我们才能在2100年以前最多消除200亿吨二氧化碳进而让全球温度增幅保持在2℃以内。为了回答下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这一切是否可行。

2015年的《巴黎协定》能否拯救我们？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95个缔约方在巴黎举办的第21次会议（COP21）上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缔约各方同意在2050年至2100年的某个时间段内实现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这一承诺（各国于2016年4月签署）旨在将全球平均气温增幅控制在（与前工业化时期的水平相比）“远低于2℃”范围内——最好是1.5℃。各方平衡后的温室气体预估值（budget）要求工业和农业实现零排放或者必须积极消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除了深入、迅速减排以外）。在多数限制升温2℃以内的模拟场景中，人们每年需要消除数十亿吨二氧化碳并将其安全储存。而对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而言，每年清除的二氧化碳量必须达到数百亿吨。因此，《巴黎协定》的目标与我们本章的讨论息息相关。

协定的条款可概括如下。各缔约国政府同意：

●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增幅控制在远低于2℃范围内；

●旨在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因为这将显著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

●在要求全球排放量尽快达到峰值方面，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需要更长时间；

●随后根据现有最佳科学证据进行快速减排行动。

巴黎会议之前和期间，各国还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INDCs）。这是单个国家减排的国家承诺。这还不足以让全球平均气温增幅保持在2℃范围以内，但《巴黎协定》为跟进这一目标提供了一条途径，因为各国政府同意：

●每隔5年就根据科学研究的要求重新设定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

●向各方和公众报告自己在目标的实施方面做得如何；

●加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跟踪长远目标的进展；

●加强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

●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局面提供持续和强化的国际支持，目标是到2025年以前每年达到1000亿美元。

协定还

●认识到避免、尽量减轻和处理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的损失和损害的重要性；

●认识到为加强理解、行动和支持而开展合作和提供便利的领域包括以下方面：早期预警系统、应急准备和风险保险等。

这些条款是什么意思？其中的积极方面很清楚。这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气候协定。它将美国重新带回到减排进程之中[**]，而且还让印度、中国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参与其中。该协定改变了气候变化的“故事情节”，而非像以前的哥本哈根和德班会议进程那般针锋相对和进程曲折，各国在这两次会议上仅愿意作出最低限度的努力或压根不采取行动，现在各方都很热衷并真诚地致力于一致的关键目标。这是真正的国际合作，而不仅仅是各方互动。因此，根据以往的情况，该协定在很多方面意味着外交和政治的胜利，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巴黎协定》能否拯救我们？我们来看看协定中并未规定的事项。首先，协定的规定与通往安全气候的途径的要求并不一致。协定的目标是让升温幅度保持在2℃以内，但迄今为止，各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即便完全实现也至少会让气温上升2.7℃。除了大规模应用地球工程和碳清除技术，我们并没有别的可能让升温幅度保持在1.5℃左右，仅对各国的碳排放进行规定的《巴黎协定》并未提到这一点。该协定也并未提到航空业这个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该协定没有立即行动的计划表，也并未设定达到碳平衡的具体日期（除了“2050年到2100年之间”这种极其模糊的日期以外），因为更晚的日期意味着我们会在很高水平上实现碳平衡。简而言之，该协定发挥作用的条件非常依赖各国的善意和真诚，尽管对会议的检讨会有所帮助。从根本上讲，气候问题是一个“存量-流量”问题：温度的上升与碳排放随时间的累积（存量）密切相关，但我们只能控制今后的碳排放或者碳清除速度（流量）。我们的星球已经积累了大量温室气体，为了稳定或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目前的排放量必须降低至少90%，这要求实施减排技术。

因此，《巴黎协定》是个巨大的进步，但也只进了一步。它为我们设定了一致的目标，但并未昭告世人如何实现它。我认为，稳定碳排放的目标实际上只能通过地球工程和碳捕获技术等干预措施实现，如果全世界仅仅试图通过减排这种手段将升温幅度限制在1.5~2℃以内，随之而来的则是难堪的失败。目前是时候专注引入这些新技术了，以免各方因减排失败而争吵进而造成协定破裂的局面。《巴黎协定》其实是10年或20年以前就应该迈出的一步，我们早应该真正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严肃事业了。

注释：

[*]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不切实际之人。——译注

[**]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于2017年6月1日在华盛顿宣布将退出该协定。——译注

[1] Ehrlich, P. R. and A. H. Ehrlich（2014）, Collapse: what's happening to our chances? http://mahb. stanford. edu/blog/collapse-whats-happening-to-our-chances?

[2] UN（201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3] Meadows, D. H, D. L. Meadows, J. Randers and W. W. Behrens Ill（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Universe Books.

[4] MacKay, Sir David J. C. （2009）, Sustainable Energy-Without the Hot Air. UI T Cambridge Ltd. Available for download, www. withouthotair. com.

[5] Paterson, Owen. The State of Nature: Environment Question Time. Conservative Party fringe, Manchester, 29 September 2013.

[6] Royal Society（2009）, Geoengineering the Climate: Science, Governance and Uncertainty. London: Royal Society.

[7] Latham, J. （1990）, Control of global warming? Nature, 347, 339-40.

[8] Salter, S., G. Sortino and J. Latham（2008）, Sea-going hardware for the cloud albedo method of reversing global warm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366, 3989-4006.

[9] Latham, J., A. Gadian, J. Fournier, B. Parkes, P. Wadhams and J. Chen（2014）, Marine cloud brightening: regional application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372, 20140053.

[10] Rasch, P., J. Latham and C-C. Chen（2009）, Geoengineering by cloud seeding: influence on sea ice and climate system.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4, 045112, doi:10. 1088/1748-9326/4/4/045112.

[11] Rignot, E., J. Mouginot, M. Morlinghem, H. Senussi and B. Scheuchi（2014）, Widespread, rapid grounding line retreat of Pine Island, Thwaites, Smith and Kohler Glaciers, West Antarctica, from 1992 to 2011.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1, 3502-9, doi:10. 1002/2014GL060140.

[12] Jackson, L. S., J. A. Crook, A. Jarvis, D. Leedal, A. Ridgwell, N. Vaughan and P. M. Forster（2014）, Assessing the controllability of Arctic sea ice extent by sulphate aerosol geoengineering.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2, 1223-31, doi:10. 1002/2014GL062240.

[13] Crutzen, P. J. （2006）, Albedo enhancement by stratospheric sulfur injections: a contribution to resolve a policy dilemma? Climatic Change, 77, 211-20.

[14] Xia, L., A. Robock, S. Tilmes and R. R. Neely III（2016）, Stratospheric sulfate engineering could enhance the terrestrial photosynthesis rate.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16, 1479-89.

[15] Williamson, P. （2016）, Emissions reduction: scrutinize C0_2 removal methods. Nature, 530, 153-5.

[16] Halter, R. （2011）, The Insatiable Bark Beetle. Victoria BC: Rocky Mountain Books.

第十四章

行动起来

2015年的一项发现表明，地球对温室气体的长期气候敏感性非常高，这对人类在面临目前的危机时明确什么应该是自己的优先事项而言至关重要。[1]这个发现显示，大气中现有的二氧化碳水平足以在未来造成不可接受的变暖程度。我们不再有自己开始担心造成巨大气候变化之前继续排放的“碳预算”了。我们用尽了这种预算，而且目前也造成了环境的变化。因此，减少碳排放还远远不够。人们在20或30年前首次认识到全球变暖的严重威胁后，国际社会如果为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而进行真诚且协调一致的努力，并转而采用包括核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便可能让地球在不那么危险的高温环境下实现全球变暖的软着陆。但是，政府和人民都过于短视、无知和贪婪而无法作出必要的改变。而像中国和印度加速使用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则更让人感到无望。现在已为时过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很高，当其升温潜能在未来几十年内逐渐显现之后，最终的温度升幅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我们不仅要实现零排放，还应切实地从大气中消除二氧化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可怕的后果。但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述，这几乎不可能。人们目前建议和发展的技术都很昂贵，每吨碳的清除成本约为100美元，然而我们每年必须清除的碳量超出了我们的排量（350亿吨）。世界需要一个庞大而紧迫的研究项目来开发廉价的办法；人们已经提出了成本为每吨碳40美元的经过改进的催化方法。在鼓励化石燃料使用而建立基础设施的世界中，降低消除碳技术的成本比起要求人们立即停止碳排放而言在心理上也是更合适的做法。这在美国尤其如此，发展新技术去除大气中的碳的重大项目对于欣赏肯干精神的美国人而言也是一项挑战。

在开发和实施这些技术的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地球工程为地球打上补丁。我完全清楚，地球工程与全球变暖的成因之间并无联系，也不会缓解二氧化碳造成的海洋酸化影响，它还可能产生副作用和意想不到的地区影响，并且还需要长期使用。但如果缺了它，气温上升和相关的进一步反馈都会太大而让我们的文明陷于停滞。

我们愚蠢的发展和对技术的滥用已经摧毁了地球的生命保障系统。现在，我们必须认真发展地球工程和碳清除技术来自我救赎。这是人类现在可以参与的最严肃最重要的活动，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改进科学

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全球范围拉回到北极，看看应该如何改进科学，特别是将经济学引入到物理学之中。北极变暖成本的全局性特征清楚地表明，包括北方遥远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该关注北极地区发生的变化。在计算北极大陆架甲烷泄漏的成本时，我们还对其众多环境影响进行了考察。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确定其他北极反馈的经济后果，并明确它们对哪些地方影响最大。北极环境变化造成的全部金融影响可能会大大超出我们最初对甲烷泄漏的估计，后者本身就已经很高了。

首先，我们需要能够更好地整合北极物理变化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经济影响，这种影响尚未被佩吉模型明确地处理。相应的模型应在北极冰面面积和北极平均温度的增幅、全球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之间建立联系。这些模型还应该包括目前的佩吉版本并未具体处理的各种反馈机制，比如炭黑沉积物和苔原永久冻土融化的影响。它们还应该把北极冰面面积和北极平均温度的上升联系起来，然后将经济影响（比如增加的航运或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与北极冰面面积联系起来。这种北极环境变化的经济成本综合模型应将全球影响数据分配到各国和各工业部门之中。这能帮助我们深入认识较小的岛国和纽约这样的沿海城市等特定地区的具体风险。目前的分析并不包含这些反馈链，但未来可将它们纳入其中。

其次，这样的综合分析（以及承担这些风险的人们）需要加入到全球经济讨论之中。例如，世界经济论坛（WEF）于2012年秋季组建了新的北极全球议程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出，世界领导人需要进行非正式对话并认识到北极潜在经济价值（从航运到采矿等领域[2]）以及生态脆弱性方面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在2014年达沃斯会议的一场电视讨论中，“气候变化”仅被提到一次，而且在场的权威人士根本没有讨论这个话题。

在不否认北极地区经济潜力的前提下，我们显然需要严格的经济分析来确定北极环境变化的全球影响和成本。世界经济论坛可以帮助大力投资这种新的综合性系统的经济评估方法——这种评估会考虑像北极的物理变化和生态系统变化等因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论坛还可利用其巨大的号召力要求世界各国领导人考虑环境不断变化的北极带来的全部代价和收益，并将经济重心从航运和采矿等短期经济收益转移至那些可能成为经济和生态定时炸弹的因素上。我们已经看到（第九章），单一的反馈就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造成37-60万亿美元的损失（主要影响贫穷国家），这会为世界经济造成70万亿美元的损失，[3]因此，北极环境变化的代价为我们的全球经济基础造成了巨大的风险。我们可通过把这些成本计入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报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之中来做出改变，[4]目前这两个组织都尚未认识到这些来自北极的潜在经济威胁。

因此，在确定缓解北极气候变化的科学需求时，我们实际上需要开发一种新的科学方法，即北极综合科学。北极综合科学是人类经济上的战略资产，因为北极发生的事件对我们的生物物理学、政治和经济系统都有着重要影响。若不认识到这一点，经济学家和世界领导人还将继续错失大局。

战争阴云

2013年我开始写作此书时，人们纪念了半个世纪前死去的约翰·肯尼迪。这让世人再次关注起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可能近在咫尺的核战争。我记得1962年10月27日，时年14岁正在看BBC新闻的我像父母一样意识到，我们可能都看不到第二天早晨的太阳，而我们在埃塞克斯的半独立宅院连同我们自己以及多数英国人都可能轻易地灰飞烟灭。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美国十分关心古巴这个岛国的行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智慧与克制如今也像在1962年一样备受称赞，但因为古巴的战略地位就故意将世界带到濒临毁灭的边缘却称不上智慧——而是疯狂。今天，我们为冷战结束和这种对抗不再发生而感到庆贺，尽管美俄还手握大量世界末日武器。现在又新出现很多拥核国，其中不仅包括奉行温和政策的大国，而且还包括以色列、朝鲜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动荡国家，它们的宗教或政治痴迷若是遭到挑战，很可能就会报之以核武。核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核战争很可能因为某些双边问题而打响，而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新的压力就可能造成这种问题，从资源和水源的枯竭到粮食生产的崩溃和饥荒的潜在威胁都可能成为导火索。核战争已经出现过了，除非人类的本性发生改变，否则世界将无法彻底摆脱核武器，因为非理性国家跟随理性国家放弃核武器的过程必须存在信任。然而，人性并未改变，如果不是变得更糟的话。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将20世纪描述为“穴居人的世纪”（cave man century），而新的世纪则以我们非法入侵伊拉克为开端，上百万无意义的死难者也几乎不会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如果我们无法在不改变人性的前提下完全摆脱核武器，又无法改变人性，那么最终肯定会有人使用核武。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压力可能会点燃毁灭人类的火花，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另一个关键理由，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协作，而非仅仅是相互对抗的国家集合。避免地球遭受重大破坏的时间已经不多，但一切都还来得及。但如果核战争爆发，留给人类的时间就会瞬间彻底消失。

否认的逆流

20世纪80年代早期，科学家们就认为全球变暖显而易见了，人们普遍认为，一旦向公众和政客们解释了相关事实和机制，各国就会压倒一切地支持必要的国际行动遏制碳排放，并转而采用可再生能源，最终确保地球不会走向全球变化的最严重境地。的确，这个过程似乎正在发生。当时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曾接受过化学领域的专业训练，她很快明白了其中的科学原理，并把处理气候变化所需的国际行动作为其后期首相任期的主要任务。她于1990年在英国气象局成立了哈德利气候研究和预测中心（Hadley Centre for Climate Research and Prediction）并力求采取国际行动。撒切尔首相于1989年向正在南极破冰船上的我发出信息要求出具一份她能在联合国大会上宣读的极地变化声明，这反映出她对极地重要性的认可。这是她在1989年11月8日引述“一位在驶往南冰洋的船上的英国科学家”的话：

“在如今的极地区域，我们看到了可能是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的早期迹象。来自哈雷湾和我搭乘的这艘船上的仪器数据显示，我们目前的臭氧消耗程度与史上最严重时期类似（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这种局面完全扭转了人们在1988年观察到的臭氧恢复情况。这艘船9月记录到的臭氧最低值仅为150多布森单位（Dobson units），相比之下，同样季节的正常年份记录为300多布森单位。这毫无疑问是十分严重的损耗。”

他还报道了海冰变薄的严重程度，他写道，“我们在南极得到的数据证实，形成大部分海冰的单年冰十分单薄，因而很可能无法抵御明显的气候变暖而融化。海洋与大气因海冰而相互隔绝的区域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海冰会反射大部分落于其上的太阳辐射，这有助于冷却地球表面。如果海冰面积减少，地球变暖就会因为海洋吸收的额外辐射而加速。”

他继续写道，“这些极地变化的教训是，人类导致的环境或气候变化可能会呈现出自我持续或‘失控’的特征……并且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以上信息来自目前正在南极科考船上思考这些事情并从事研究的科学家们。

这些可能事态的令人震惊的迹象引导我的团队提出了“世界极地观察”这种有趣观点和其他举措，并以此观察世界气候系统，进而理解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5]

在1992年6月的里约地球峰会上，联合国以条约的形式通过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早在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就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该组织于1990年发布了第一份评估报告。[6]撒切尔夫人在其激动人心的演讲中建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为进一步发布评估报告的长期性组织。但随后，她的政治领导权不再。1990年，正当撒切尔夫人着手就环境问题开展国际合作时，她却因为一些原因退出了英国政坛。她的未受过科学训练的继任者布莱尔、布朗和卡梅伦等在政治上的表现都很软弱，他们嘴上说着引导国际社会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却极少付诸实施。而美国的情况则更为糟糕，两位布什总统作为石油行业的受益者都积极反对任何威胁该行业霸权的措施，而克林顿和奥巴马总统的演讲尽管很激动人心，但实际行动也很少。即便国际社会作出让步取悦美国，它也不愿签署1997年作为减排进程开端的《京都议定书》。比如，这本薄薄的议定书就免除了军用飞行器的排放限制；美国对此很满意，因为它的军事飞行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各方都接受这样一个虚构的说法：军用飞机释放的二氧化碳分子对地球造成的影响小于民用飞机释放的二氧化碳分子。

哥本哈根和德班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峰会”的失败证明了，比国际社会的迟钝和缺乏政治领导更糟糕的则是，一些资金充足的恶毒之人和组织正在煽动和蓄意反对人们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这些组织专注在媒体上讲故事说，即便全球变暖的确在发生，我们也无力负担任何改变，他们以此说服怯懦无知的政客。他们的目标和手法与烟草行业的游说者如出一辙——即在社会上宣传对相关影响的质疑，进而让老百姓感到困惑并甘愿无所作为。他们不必让人们相信气候变化并没有发生——而只是播种疑虑，因为拯救世界的行动需要努力、成本并带来不安，人们也总是受到蛊惑进而相信，我们真的不需要付诸任何行动。一本与这种运动相关的优秀著作的名字叫做：《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7]

根据目前的估计，石油行业和匿名工业家每年对这种否认气候变化的运动的资助达10亿美元，这种运动以两种方式展开。首先，他们会锁定气候变化领域里可能直言不讳的真正专家并恶毒攻击这些人。这些攻击者在2002年取得了第一次重大成功，以至于当时埃克森美孚公司一个名为兰迪·兰多尔（Randy Randol）的人向白宫提交了一份带有诽谤性质的备忘录，于是，布什总统指示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团解除了罗伯特·沃森（Robert Watson）教授的该委员会主席一职，接替他的则是一位温和之人。美国能这么做是因为它是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大资助国。沃森这位活跃而杰出的气候科学家被认为带着危险的情绪行事，特别在1990年代后期，他发布了经过修订的最新版气候模型，该模型改进了原有的碳循环处理方式，其得出的结论表明气候变化的速度比之前人们预想的快三分之一。温和的印度人拉金德拉·K.帕乔里（Rajendra K. Pachauri）后来接替了他的位置，然而，帕乔里也逐渐因为世界面临的严重威胁而变得激进，他最终在2007年带领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与阿尔·戈尔共享这一荣誉）。1990年便成为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作者的我也获得了值得骄傲的“诺贝尔和平奖贡献奖”证书，签发者为帕乔尼和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秘书“R.克莱斯特（R. Christ）”，后者的签名给人的感觉近乎圣洁。我还收到了一枚塑料翻领徽章，其黏性之差甚至我和其他我认识的科学家都从未佩戴过它。

气候变化否定者的第二个攻击目标则是直到最近仍担任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主任的詹姆斯·汉森，他是一位不断公开谈论气候变化危险性大气科学家。此番攻击的策略则是指出汉森曾以官方科学家的身份从事科研的事实，因此他的一切言行都可能被抹黑为不当地耽误了官方的时间成本，而他应该把时间用在科研上。他保住了工作，但受到众人（包括其雇主）的大量骚扰，一本信息量很大且骇人听闻的关于科学审查的著作详细描述了这些情节。[8]

而气候变化否定者在英国的主要执行机构则是英国前财政大臣劳森爵士（Lord Lawson）于2009年建立的险恶组织。该组织名为全球变暖政策基金会，其资金来源不详。该基金会的董事为班尼·派泽（Benny Peiser），该人因以前在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任体育科学讲师时混得了气候领域的专家资格。尽管该组织比较隐秘，成员也缺乏科学信誉，但它仍成功地让英国现政府放弃了成为“史上最环保政府”的主张，进而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描述为“绿色垃圾”。2009年曾出现过“气候门事件”。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部门（该部门也是世界最受尊敬的气候研究中心）的上千封私人邮件被黑客蓄意窃取，接着，这些邮件被俄罗斯境内资金来源不明的专业黑客组织迅速扫描。少数略显尴尬的邮件被寡廉鲜耻的媒体大肆宣传，好像它们发现了重大阴谋似的。黑客攻击这个真正的阴谋却未受到调查和惩罚。

我个人也于2012年开始经历人身攻击。英国广播公司在2012年9月夏季海冰面积达到有史以来最低值的时候做了一个关于夏季海冰撤退的影片，我和其他人都在这部影片中接受了采访，我们还展示了海冰消退的卫星地图。该影片计划于2012年9月5日播出，紧接着还举办了演播室讨论，因为英国广播公司决定支持和反对的“双方”意见都应得到呈现。气候科学家整个团体的代表是新近被任命为绿党主席的娜塔莉·本内特（Natalie Bennett），她本身不偏不倚但却对北极一无所知。而气候变化否定者的小团体则由议员彼得·利利（Peter Lilley，前托尼政府的一名部长）代表，当时他刚刚发布了受劳森基金会赞助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大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干预气候变化并忽略斯特恩的评估。他声称自己是被骗到英国广播公司的，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也属捏造（尽管海冰撤退的卫星图像已作为事实得以呈现），他还声称我是“出了名的杞人忧天之人”，这一诽谤他重复了五次。他还鼓吹自己比我更了解气候变化的情况，因为他引用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的评估报告得出结论说，夏季海冰直到21世纪末才会消失。尽管利利是主要在中亚国家开展业务的克能石油公司（Tethys Petroleum）的副总裁，但他最终还是进入了下议院环境与气候委员会，这一有利位置让他能够左右气候变化的立法。因此，劳森爵士的隐秘基金会在强大的政府委员会中收获了一个代理人。不止利利——还有很多人处于类似位置，美国共和党中尤其如此，但他的确造成了混乱并做了失实陈述，进而导致公众在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面前无动于衷。

现在，劳森的全球变暖政策基金会在极少数论辩场合稍微修改先前矢口否认气候变化的立场。它在不承认人为因素引起了气候变化的前提下同意气候可能在变化，但它会说应对这种变化的办法是适应而非缓解。“缓解”意味着人们试图对气候变化的源头做出一些干预，无论是减排还是找到去除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办法，或者通过地球工程应对太阳辐射。“适应”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由它去，忍着吧”。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坐视不管，地球变暖的幅度（即便按照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保守模型估计，到世纪末会增温4℃）对地球生命的维持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在不干预二氧化碳排放的情况下，气候变暖在2100年之后还将持续并达到更高的水平。

公开陈述气候变化对世界构成威胁这一事实的科学家为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并且引发了社会反响。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首席科学顾问伊恩·博伊德（Ian Boyd）表示，科学家应该避免“暗示政策是对还是错”，并且应该“与嵌入式顾问（比如我自己）一道在公共领域发出理性的声音而非异议”。这种傲慢的说法预设了博伊德的智慧过人以及他自己总会“向权力讲真话”。但这席话仗着英国政府的研究合同而对科学家指手画脚让其态度愈加恶劣。在最近的政治变化之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在压制科学研究方面比英国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量环境科学家遭到开除，这让确定气候引起的环境变化程度的研究根本无法进行。拯救世界于气候变化的关键决策明显应由政府制定。但不幸的是，一些政府更感兴趣在科学研究可能得出不同意见时打压科学研究，而非继续推进研究决策。

罗伯特·P.埃伯利（Robert P. Abele）教授有力地回应了气候变化的否定者们强调的适应观点：

我们对地球的暴虐行为导致它行将陷入死寂，这也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暴力相向和自取灭亡。死寂的星球也会让人类死亡，而一个心理上和/或伦理上对这种人间暴力的后果麻木不仁的民族和/或其领导人也无法长期生存下去。

或者，就像西雅图酋长（Chief Seattle）一个世纪之前痛陈的那样：

万物彼此关联。降临地球之事也会令地球之子承受。

毁灭地球就是毁灭我们自己。我们无处可逃。再无另一个地球。我们不仅会向冰川作别，更会向生命作别。

准备战斗

我会假定本书的大部分读者都是热心且聪明的公民，而不一定是科学家。我们在个人和集体层面能做些什么拯救世界的尝试呢？自然，可做之事很多，但我会挑出少数可能真正改变局面的行动。

首先，我们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所能反对气候变化否定者和那些希望我们无所作为，并期盼所有异议消失的人所鼓吹的卑劣谎言和谣言。但谣言并不会消失。我们还尤其要警惕上至总理在内的所有政客的花言巧语，并注意他们言行间的明显异常。他们在巴黎签署完庄严的国际协议准备大幅削减碳排放，随后便撤销太阳能电力的上网电价补贴（feed-in tariff），也不再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工作，并通过水力压裂法扩大化石燃料的使用，至此，你们就知道他们都是些伪君子了，你可以指出议员是自己选出的，如果他们不恪尽职守就会失去你们的选票。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应该首先站出来发言并准备好学术生涯受到影响和无法获得荣誉的风险。至少科学家们不用再像异教徒一样受到火刑的惩罚，并且，随着气候变化的现实开始让人清醒，有勇气说真话的科学家们就应该受到尊重而非遭受糟糕的对待和威胁。

其次，在你自己的生活中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能源使用，特别是化石燃料。为何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再隔热？这是你为你的房子能做的最有能源效率的事情，而不情愿的政府也会不时为你提供资助。驾驶经济型汽车或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也能有效解决城镇或市区的多数通勤或其他出行任务。即便没有补贴，你也可以在自家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第三，坚持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发电方式。英国在这方面尤为落后。直到2015年，我们所用能源的82%仍来自化石燃料。英国是波浪能和洋流发电的世界级领导者，也有应用这些新观念的海洋环境，比如波涛汹涌的西海岸，奥克尼郡的快速洋流以及塞文孔洞（Severn bore）等。然而，正如我在《水下技术》（Underwater Technology）杂志中指出的那样，政府仅提供少量资金支持开发这些新能源系统的先驱者。[9]直到最近，值得称赞的创新型波浪能公司还因为缺乏支持而关张。[10]英国有大量风力资源但却从未试图制造风力发电机，丹麦因此抢占先机。太阳能光伏发电正变得越来越便宜，该技术不仅适用于家庭以及太阳能农场，甚至对灰蒙蒙的英国也适用。能量储存是这项技术面临的真正问题（晚上没有阳光），但这个问题也快解决了，比如使用容量更大的电池和电流转换系统，这种系统会在外部燃料箱中以化学液体的形式储存能量，它的工作原理类似油箱，后者储存能量的多少仅受其尺寸限制。迈克尔·阿齐兹（Michael Aziz）教授率领的哈佛实验室于2014年成功推出一款使用醌类物质（一种有机化合物）作为流体的电流转换系统。[11]将这些创新方案付诸实施需要政府的全力支持。任何因财政紧缩而哭穷（正如英国一样）的做法都不符合实际，因为可再生能源是——实际上也必须是——未来的能量来源，因此我们必须适应并引领这种改变，如此，我们本国的行业才能发展新技术。

再者，举国上下都不要害怕核电。它实际上是基础能源的强大源头，它能照亮世界却没有碳排放。要警惕英国式畏缩不前的做法，这导致我们从法国（或者中国？）购买了过时而危险的水冷反应堆，其建造时间需要10年。过去40年中发生的所有可怕的核事故——三里岛、切尔诺贝利、福岛——都源于水缓和反应堆（water-moderated reactors）中复杂的冷却系统。还有两个更好的机会摆在我们眼前。一是一家德国财团在20世纪60年代发明的球床反应堆（pebble bed reactor），它大体上就是一个塔，其顶部放置燃料元件融合成惰性球状物。核反应发生在塔内，惰性气体则充当冷却剂，使用过的球从底部排出。这种反应堆很简单而不太可能发生故障，它的建造尺度从大型发电站到小型局部能源系统不等。南非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反应系统，但随后又放弃了，而中国正在继续研发。另一个机会则是以钍-232作为裂变材料的钍反应堆（thorium reactor）。钍在核电发展初期是铀的强大竞争对手。铀反应堆仅仅因为最初以军用潜艇反应堆为基础设计而来才变得普遍，潜艇必须使用铀来获取电力设施的迅速灵活性。[12]钍比铀便宜，其优点在于它的裂变产物没有军事用途，因此，这些反应堆被那些令我们担忧的政权使用也没问题。

正如我所说，国际上极端重要的事则是进行一项关于地球工程和二氧化碳清除的大型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地球工程对逆转全球变暖趋势而言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几乎不可能快速减少碳排放，但我们需要解决科学、工程和治理方面存在的巨大难题才能继续安全地推进这项研究。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建立一些云层增亮系统以及/或者一些气溶胶分配网络并实施它们。比如，斯蒂芬·索尔特就设计了一个敏感度测试用于了解蒸汽喷射系统是否真的具有可观测到的效果。但如果我们对安全的要求更高，那么我们必须在大规模部署之前对地球工程技术的影响进行模拟研究。

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的办法。为拯救地球，这是我们唯一真正能做之事，因此，我们最好在自己仍具备技术能力且自己的文明还能支持的时候就着手此事。我已经论证了人们建议的各种二氧化碳间接清除技术的所有缺点，这些方法涵盖从碎岩法到生物炭，再到植树造林和碳捕获、储存生物能技术等各个方面。而唯一真正能挽救我们的则是用某种设备直接清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种设备一端吸入普通空气，另一端则排出不含有二氧化碳的空气，做到这一点的成本几近天价。这是化学、物理和技术方面的巨大难题，但再难也难不过人们之前按照仅在实验室观察过的单个原子反应就造出威力无比的炸弹。这是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类文明就能延续下去，并且我们也能把精力投入到人口过剩、水资源和粮食短缺以及疾病和战争等其他各种挑战之中。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日子也到头了。一路上，我们会告别冰川，但如果我们让大气和气候处于稳定状态，我们的后人就能看见冰川的回归并因此感到惊讶和喜悦。

注释：

[1] Wasdell, D. （2015）, Facing the Harsh Realities of Now. www. apollogaia. org.

[2] Emmerson, C. and G. Lahn（2012）, Arctic Opening: Opportunity and Risk in the High North. London: ChathamHouse/Lloyd's Risk Report. www. chathamhouse. 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Research/Energy, %20Environment%20and%20Development/0412arctic. pdf.

[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3. New York: IMF.

[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3. New York: IMF.

[5] Full text of speech available on website of 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 www. margaretthatcher. org.

[6] Houghton, J. T., G. J. Jenkins and J. J. Ephraums（eds.）（1990），Climate Change. The IPCC Scientific 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Oreskes, N. and E. M. Conway（2010）, 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8] Bowen, M. （2008）, Censoring Science: Inside the Political Attack on Dr. James Hansen and the Truth of Global Warming. New York: Dutton Books.

[9] Wadhams, P. （2015）, New roles for underwater technology in the fight against catastrophic climate change. Underwater Technology, 33（I）, 1-2.

[10] Merry, S. （2016）, Outlook for the wave and tidal stream industry in the UK. Underwater Technology, 33（3）, 139-40.

[11] Huskinson, B., M. P. Marshak, C. Suh, E. Süleyman, M. R. Gerhardt, C. J. Galvin, X. Chn, A. Asparu-Guzik, R. G. Gordon and M. J. Aziz（2014）, A metal-free organic—inorganic aqueous flow battery. Nature, 505, 195-8; Lin, K. et al. （2015）, Alkaline quinone flow battery. Science, 349, 1529.

[12] Martin, R. （2012）, Superfuel. Thorium, the Green Energy Source for the Fu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致谢

感谢众多带给我真相、想法和灵感的人。他们包括保罗·贝克威斯（Paul Beckwith）、彼得·卡特（Peter Carter）、弗洛伦斯·菲特尔（Florence Fetterer）、马丁·哈里森（Martin Harrison）、克里斯·霍普（Chris Hope）、查尔斯·肯内尔（Charles Kennel）、丹尼尔·基夫（Daniel Kieve）、西利·马丁（Seelye Martin）、沃尔特·芒克（Walter Munk）、乔恩·尼森（Jon Nissen）、吉姆·奥弗兰（Jim Overland）、汉斯·约阿希姆·舍尔胡贝尔（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戴维·瓦斯德尔（David Wasdell）和盖尔·怀特曼（Gail Whiteman）等人。我非常感谢卡尔·温施（Carl Wunsch）、戴维·瓦斯德尔和撒布汉卡·班纳吉（Subhanleer Banerjee）通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增补和修改意见。我还应感谢美国海军研究局长期的科研支持，唯此，本书的写作才得以可能；还应感谢意大利卡斯特·德伊特（位于费尔莫）的格拉费彻·费尔诺尼图文设计室的安德里亚·皮祖蒂（Andrea Pizzwti）对插图绘制的帮助。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担任意大利费尔莫“西尔维奥·扎瓦蒂”北极地理研究所主任的妻子玛丽亚·皮亚·卡萨里尼（Maria Pia Casarini），感谢她永无止境的支持。

我将本书命名为《永别了，冰川》[1]（为此向欧内斯特·海明威致歉），因为它不仅涉及我们的星球目前正在消失的大量海冰，而且其中还夹杂着我长期职业生涯中的个人经历，我希望以此阐明海冰世界的独特性质及其消失的后果。

第十二章介绍了此前发表过的“南极海冰的变化及其影响：年度海冰循环及其变化”，见《气候变化：行星地球上可观察到的影响》，第二版，特雷弗·莱彻（Trevor Letcher）编（阿姆斯特丹，爱思唯尔出版社，2015年）。

注释：

[1] 汉译本最终将书名定为《最后的冰川》。——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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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万物理论：物导向本体论

（美）格拉汉姆·哈曼/著

王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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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言

第一章 新万物理论

第二章 审美是一切哲学的根源

第三章 社会和政治

第四章 间接关系

第五章 物导向本体论及其竞争对手

第六章 物导向本体论的不同路径

第七章 物导向本体论综述

注释

导言

2016年11月8日，也就是本书即将完稿的时候，美国的选民用选票将那个丑闻缠身的商人、真人秀明星唐纳德·特朗普推上了总统的宝座。在此前的选战中，特朗普作了无数富有争议的陈述——其中有多次，特朗普矢口否认说过这样或那样的话，但公开的视频证据都表明恰恰相反。尽管如此，他还是令人惊讶地赢得了总统大选。事实上，这场大选结果的震撼性引发了众多公共知识分子的反思。一如既往，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此所持的立场是最与众不同的，齐泽克在大选前就坚持认为：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赢得选举，那只会进一步导致新自由主义的平庸，而如果像特朗普这样雄心勃勃的政治强人获胜，则至少会促使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治联盟的诞生。1然而，人们对此更寻常的反应则是认为，特朗普的胜利标志着这个世界对于真理已经不再有任何尊重了。在作出这类指责的各方意见中，最有权威性的当属《牛津英语词典》，该词典把“后真理”（post-truth）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并对这个词作了以下定义：“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客观事实在形成公众意见上的影响比不上诉诸情绪和个人信念。”2在此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对那个新崛起的美国政治人物的影射。

如果我们接受《牛津英语词典》的上述定义，那么对于这种后真理状态的最佳疗法就莫过于“客观事实”了。人们通常将把握了客观事实的状态称为知识[1]，而知识也往往意味着人对真理的认识，因此知识和真理两者一般是如影随形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发现通常被视作知识和真理的黄金标准：过去占据这个位置的是宗教的教义，而未来某一天，它也可能被某种当前未知的制度所占据。我们如今生活的社会被知识的生产所支配，这个说法意味着：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的成功已然成了判定何为真理的最终标准，因而它们也可能是对抗唐纳德·特朗普那种“诉诸情绪和个人信念”的做法的关键措施。在这个观点看来，正如“向权力道出真理”这句多年来的左翼格言所表明的那样，只有知识才能让煽动家哑口无言。在这场大选前数月，天体物理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曾发出一条有争议的推特，其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他写道：“地球上需要建立一个虚拟的国家：#理性邦（Rationalia）。这个国家的宪法只需一句话：一切政策都应基于证据。”3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能够将科学方法用于政治领域时，我们才能最终摆脱人类非理性的冲突，从而才有可能在政治领域取得巨大的进步——就如同自科学革命以来的四百年间，我们在把握世界的物理性质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那样。

通过这种方式，真理与知识被视作对相对主义的一剂解毒良方（“相对主义”曾被认为是左翼的特征，但如今在右翼思想中也颇为普遍），这种相对主义认为人们可以按自己的需要随意发明所谓的“替代性事实”（alternative facts）——这个声名狼藉的说法来自特朗普的发言人凯莉安·康韦（Kellyanne Conway）。然而出于某些原因，我们并不总是清楚如何去寻求这些具有神奇疗效的真理与知识。艺术和建筑等领域，由于更多地受到风尚和品味——而非可计算的公式——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在那些领域中，这一点就表现得尤为显著：也正是由于这种区别，在公众的心目中，建筑和艺术等学科的价值比不上那些似乎在生产实际知识的学科，例如理科、工科和医科。此外，尽管泰森呼吁要从理性证据出发，但我们还是不太清楚究竟哪些人才拥有政治知识。例如，我们很难相信可以把（像亚伯拉罕·林肯或穆斯塔法·凯末尔那样）有力非凡的政治人物治国理政的过程归纳成一个公式化的提示列表，从而方便地复制并传承给他们的继任者。我们甚至也不太清楚科学知识究竟应该在何处寻找。在思潮激荡的年月，旧的科学理论往往被新的理论所颠覆和取代。诚然，不乏自称“结构实在论者”（structural realist）的人声称：尽管发生了多次科学革命，但科学中的某种数学核心始终不变，不过这个说法还缺乏说服力4。某个历史学派眼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另一个学派看来无非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虔诚。久负盛名的工程公司犯下低级的计算错误，从而导致数百人死于海难。当然，如果知道在哪里能找到真理和知识的话，我们就能更好地用它们来对抗情绪和信念。然而，尽管西方文明那令人自豪的悠久科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恰恰宣称了知识并不存在。事实上，在柏拉图的对话集中，我们往往可以读到苏格拉底断言自己不是任何人的老师，而他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不知道任何事。甚至苏格拉底为他那个行当所起的响亮名字——哲学（philosophia），其字面意思也仅仅是对知识的爱，而非对知识的占有。这种态度与数学和科学有着根本区别，后者追求的是拥有知识，而不仅仅是爱知识，不过，哲学领域内外的许多人都忽视了这个区别——他们力图使哲学踏上科学那样确定的进路。

本书的主题是“物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后缩写为OOO），这是一个相对新颖的哲学学派，它严格遵循了苏格拉底的上述想法。没有人真正拥有知识或真理，因此它们也就无法保护我们免于政治或任何其他类型的退化堕落。OOO认为，思想上真正危险的并不是相对主义，而恰恰是唯心论（idealism），因而治疗我们痛苦的最佳药方，不是真理/知识这对范畴（详见本书第四章），而是实在（reality）。实在正是那块沉没了无数船只的礁石，因此无论这块礁石是多么地踪迹难寻，我们都应当承认和正视它。正如军事指挥官往往会说：在刚刚接敌的刹那间，一切战斗计划都不管用了；哲学家不应当依靠制定不会出错的规程来克服情绪和信念，他们应当考虑到：在刚刚触及实在的刹那间，一切理论也都不管用了。进一步说，由于实在总是与我们对其的表述大相径庭，而且实在本身从来不是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的东西，因此我们只能以间接的方式接近它。事物对于直接接触的这种退离（withdrawal）或保留（withholding），构成了OOO的核心原则。针对这一原则，通常的反对意见会认为，它带给我们的无非只是关于不可知实在的否定陈述。但这种反对意见假定了只存在两种表达真理的可能：要么是散文式的清晰陈述，要么是诗歌般的模糊暗示。与此相反，我要指出的是：从美学、形而上学、艺术设计，到备受指责的修辞学，甚至是哲学本身，这些领域都清楚地表明，我们大多数的认知并不涉及这两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和这个名单中的所有学科一样，哲学有着巨大的认知价值——即便它并非一种知识的形式。在我们这个视知识为济世良方的时代，哲学成了一股具有潜在干扰性的力量，关于人类的进步，它提出了与科学截然不同的议程。与此同时，要想戳穿政治和其他领域中招摇撞骗的伎俩，宣称自己拥有他人所没有的真理并不是最佳办法，相反，最好的方法是不断地呼吁这些人面对现实（实在）。而如何才能察觉知识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呢？这是本书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

大约十年前，物导向本体论还鲜为人知，但近年来，该学派已经成了最具感召力的哲学理论之一，它的影响力遍及各个人文学科。齐泽克反对这种本体论，认为它的理论模型没有为人类主体留出位置，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们也共同采取了拒斥OOO的立场。5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则对OOO持积极态度，他在新近的一本重要著作中用了“物导向的政治”（object-oriented politics）这个说法来阐述一种存在方式。6《艺术评论》杂志（ArtReview）更是将OOO列为国际艺术界最具影响的百大思潮之一。7不过，目前该理论影响力最大的领域或许当属建筑学了，这个学科向来就以善于吸收哲学新思潮而著称。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建筑学会议宣称，OOO在建筑学领域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此前的法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8此外，耶鲁大学建筑系副主任马克·盖奇（Mark Foster Gage）更是这样写道：“OOO之所以引起……建筑界的广泛讨论，是因为它不仅构成了对德勒兹‘生成优于存在’观点的解毒剂，而且还发展成为对抗那种不靠自身质量取胜，却以诸如设计过程、内部复杂性、周边文脉等关系作为设计理由的建筑作品的解毒剂……”9就连其他领域的名人也感受到了OOO的魅力，例如著名摇滚歌手比约克（Björk）就曾与OOO理论的代表人物蒂莫西·默顿（Timothy Morton）进行过深入的谈话，而电影明星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也曾在2014年认真听了我在伦敦一处私宅中主持的讲座。10

虽然物导向本体论（也称为“物导向的哲学”）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但直到2010年4月在亚特兰大的佐治亚理工学院举行第一届OOO会议之后，该理论才开始具有广泛的影响力。11除了我编著的几本书之外，具有代表性的OOO著作还包括：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的《单元操作》（Unit Operation）和《外星人现象学》（Alien Phenomenology），蒂莫西·默顿的《实在论的魔术》（Realist Magic）和《超级对象》（Hyperobjects），以及列维·布莱恩特（Levi R.Bryant）的《物的民主》（The Democracy of Objects）——但是布莱恩特此后的思想路径发生了改变。鉴于哲学是一门如此古老的学科，OOO的观点不可能都是前人没有提出过的，但该理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把这些观点整合起来，并运用到那些往往被哲学家忽视的论题上去。OOO包括以下几个基本原则（本书接下来的各章将对此展开详述）：（1）我们必须对一切物加以同等的关注，无论它们是人类还是非人类，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2）物有别于物的属性，但物与属性间的关系具有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导致了世界上的一切变化。（3）物只有两种类型：无论是否影响任何其他事物，实在物（real object）都是存在的，相反，感觉物（sensual object）的存在则以与实在物的关系为前提。（4）实在物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它们只能通过感觉物间接地建立关系。（5）物的属性也只有两种类型：实存属性和感觉属性。（6）两种物和两种属性就形成了四种基本组合，根据OOO，它们分别是：时间、空间、本质（essence）以及理形（Eidos）。（7）最后，OOO认为：一般而言，哲学与美学的关系要比它和数学或自然科学的关系更加密切。上述观点中的一部分可能会令人难以接受，甚至看起来不太合理，因此我打算对它们给出尽可能清晰的解释。我希望在看完本书后，读者心中会呈现出一个新的思想图景。

OOO在许多领域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既有正面的，也不乏负面的，这些领域包括：美国黑人研究、考古学、建筑学、舞蹈艺术、设计、生态学、教育学、女性主义、历史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音乐、政治理论、精神分析、社会理论、神学、电子游戏理论、视觉艺术等等，当然还有哲学本身。这状况似曾相识，因为在过去五十年间，来自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各种哲学思潮就曾多次席卷了英美学界。人们往往把这些思潮归为一类，并且不太确切地将其统称为“后现代主义”，或者干脆称为“理论”，在有些领域中，这类思潮甚至被视为徒有华丽辞藻的骗术。伴随这些思潮而来的是一批熟悉的名字，如：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斯拉沃热·齐泽克、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布鲁诺·拉图尔等——其中海德格尔和拉图尔是我最欣赏的。这些思潮中有不少都主张实在是由语言“建构”而成的，相形之下，OOO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实在论哲学。这至少意味着，OOO认为外部世界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虽然这个常识般的观点看上去如此地乏味，但它与一个世纪以来欧陆哲学的趋势截然相反，更令人惊讶的是，它会指向不合常识的方向。

即便是第一次接触OOO的读者，或许也已经对诸如C++或Java这些“object-oriented”[2]的计算机语言有所耳闻了吧。为了避免混淆，我在此要作个澄清，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联系：OOO仅仅是借用了计算机科学中“object-oriented”这个词，它本身并不是由该领域的发展所驱动的。或许某个计算机专家有能力在OOO与面向对象的编程之间做个详细的比较，但至少目前来说，这并非必要的做法，因为OOO无非是从计算机科学中借用了“object-oriented”这几个字，该理论的思路并不是受后者具体意涵的启发而来的。虽然如此，计算机科学和哲学中的“object-oriented”概念，还是有重要的共同点的。用早期计算机语言编写的程序是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实体（entity），也就是说，它的各部分被整合为一个统一体，面向对象的程序则使用了独立的编程“对象”（object），对象之间可以相互作用，而各对象的内部信息对于其他对象则是隐藏的（或者说是“被封装的”）。由于各部分具有独立性，我们无需每次都从头来编写程序，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已经在别处（为其他目的）写好的编程对象，无需变动这些对象的内部结构，只要将其放到新的编程语境中即可；换句话说，我们不再每次从头编写程序，而只需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各个对象，就能为新的目的创造出新的程序集——也就是通过不同的组合来进行再利用，从而创造出新用途。在此要强调一个事实：这些对象不仅对用户不透明，它们对于彼此也是不透明的，之所以要强调这点，是因为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中，这是一个很陌生的观念。千百年来，不少思想家曾主张我们终究无法认知真实的事物：例如康德的“物自体”、海德格尔的“存在”以及拉康的“实在”（Real），它们只是这股思想史潮流中的三个著名例子。OOO之所以有别于这些思潮——却与面向对象的编程相似——就在于它主张：就如同对象不与人的心灵直接接触一样，对象之间也从来没有完全的接触。而大多数指责OOO缺乏原创性的人，恰恰忽略了这个关键论点。由于OOO坚持对象之间“彼此的晦暗状态”（mutual darkness），这使它能够对抗当下的整体主义哲学风潮，后者认为：一切事物都完全由关系所定义，世界无非是由这些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体系。与这些理论相反，OOO主张一切物（object）——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自然的还是人造的，也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相互间都具有自主性，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它们才会彼此建立关系。我们不能一开始就假定这些特殊情形，而是要对其给出解释。用更学术化的说法就是：一切物彼此都是“退离的”（withdrawn），这个词来自海德格尔（1889—1876）。12与惯常的假定相反，物与物之间无法直接接触，它们的接触需以某种第三项或中介为前提。

简述了OOO中“object-oriented”的部分之后，现在让我们看看它名称中的第三个“O”，这个“O”指的是本体论（ontology）。在此，先前的借用关系被倒了过来：虽然哲学从计算机科学那里借用了“面向对象”这个说法，但“本体论”一词则是计算机科学从哲学中借用的。在哲学中，“本体论”与“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两个词是如此近似，以至不少学者（包括我在内）视其为同义词。它们都指研究实在物本身之结构的那部分哲学领域，这是相对于诸如伦理学、政治哲学或艺术哲学这些有着更具体对象的哲学领域而言的。根据目前广泛认定的历史，“形而上学”一词是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著作的古代编者首创的。亚里士多德是为自然科学和哲学奠定基础的伟大思想家，他在《物理学》（Physics）一书中细致地描述了自然界的运作。但在《物理学》之外，亚里士多德还写了另一部作品，它研究的是超出了自然界的哲学问题，例如：个别物（或“实体”[substance]）如何能承载它们变化着的“质”（quality，或“偶性”[accidents]），或者神在宇宙的结构中起着什么作用，等等。据说，当年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者不知道如何为这部分著作命名，就直接把它们编排在了《物理学》的后面，于是这部分著作就被称为“Metaphysics”，字面上就是“《物理学》之后”的意思。而在古希腊语中，“meta-”这个前缀也有“超越”的意思，因此“metaphysics”（形而上学）便被普遍认为是“超越”了物理世界的学科。在海德格尔和德里达（1930—2004）以来的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有着强烈的负面色彩，欧陆的思想家往往用这个词指责他们的对手，认为那些人仍然用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那种典型的幼稚态度探讨问题。至于“本体论”（ontology）一词，尽管有学者不辞辛劳地仔细分析了希腊语中ontos与logos的微妙含义，但至少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可以简单地认为本体论指的就是“对存在的研究”。按这个理解，可以说本体论其实早就在希腊哲学中出现了，它在印度甚至出现得更早。虽然如此，“本体论”这个词本身则直到1613年才被发明出来，在哲学这门源远流长的学科中，这算是很晚近的事。与“形而上学”不同，“本体论”大体上是个正面的词，人们认为它比“形而上学”更严谨一些，并且不具有历史形成的神秘色彩。不过在本书和我的其他著作中，我并不打算遵循对“形而上学”的这种带贬义的用法，因为我认为没有理由因此毁掉一个源于古典哲学的有价值的术语。因此事实上，我在本书中将“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视作同义词而交替使用，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避免多次重复一个词，从而不至于过早地令读者觉得枯燥无味。

当您读完本书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已经尽可能清晰地解释了OOO的基本概念，并且很好地传达了这种哲学风格之所以令人激动的理由。在写作本书时，我心中始终想着的榜样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也就是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维也纳的普通听众所作的系列演讲。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在深入浅出地阐述观点方面，他实在是无可争议的大师，值得我们效仿和学习。在这部文字精炼的入门书籍中，弗洛伊德首先解释了口误现象，接着谈到梦的解释，而后才引入了他的神经官能症理论。我打算在本书中采用类似的方法，我将首先谈谈OOO最简单的方面，而后逐步深入到更复杂的细节。

第一章（“新万物理论”）引入了物的概念，根据OOO，物有且仅有两种类型：实在物与感觉物。我还将谈谈在OOO看来，自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尤其是康德（Kant，1724—1804）以来的近现代哲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尽管在某个方面，康德恰恰是OOO的重要先驱之一。

第二章（“审美是一切哲学的根源”）解释了为什么与通常所认为的不同，哲学与科学的共同点要少于它与艺术的共同点。这一章，我们将谈到隐喻（metaphor）在认知上的关键作用。哲学家往往把那些不着边际的命题式陈述当作理论的范例，例如：“猫在垫子上”、“黄金是黄色的金属”或者“水在100摄氏度会沸腾”等等，但在我看来，隐喻对于哲学是更为重要的。

第三章（“社会与政治”）讨论了OOO在这些领域的一部分理论成果。我对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作了解释，因为虽然OOO在社会理论方面与该理论差异很大，但它也赞同后者在政治上的许多结论。13就社会理论而言，OOO更感兴趣的是事物的内在性质而非它们的行动，OOO认为：一个物在发展、成熟、衰落和死亡的过程中，往往只会遭遇寥寥几个重要的事件。在政治上，OOO则要避免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那种左/右两级分化的政治话语，相反，它关注的是真理政治（truth politics）与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差异，并认为两者都需要被取而代之。此外，该理论也赞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这样一个发现，即：非人的实体在维系人类城邦的稳定上起着重要作用。

在第四章（“间接关系”）里，我说明了为什么日常中似乎最显而易见的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要比看上去的更模糊和反常。虽然对此问题的严肃讨论有着悠久的传统：先是中世纪和近代的阿拉伯及欧洲的偶因论者（Occasionalists），而后是康德与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但他们的论述并不完全清晰。我认为：关于因果关系的运作，这些著名思想家都作了同样一个错误的假定。这个观点把我们带入了物的四重结构的讨论，这种结构正是OOO方法论上的一个支柱。此外，本章还将追问：既然OOO拒绝了字面主义（literalism）以及与实在的直接接触，那么知识还剩下什么？由于我在本书第二章已经表明哲学更接近艺术而非科学，因此有人或许会反对（也许已经提出了反对）说：OOO把哲学“审美化”了，它对任何真正知识的可能性都持怀疑态度。但我要指出的是，OOO并不反对知识本身，而只是反对作为实在本身的直接在场的知识观。

第五章（“物导向本体论及其竞争对手”）对OOO作了进一步厘清。我将指出了OOO的物理论与德里达、福柯理论之间的区别——后两者或许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重量级的两位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和福柯都没能像OOO这样给予物以如此高的重视。

第六章（“物导向本体论的不同路径”）讨论了三位曾经用过或至今仍然在用OOO的语汇开展研究的关键人物：伊恩·博格斯特、列维·布莱恩特以及蒂莫西·默顿。此外还介绍了简·贝内特（Jane Bennett）和特里斯坦·加西亚（Tristan Garcia）这两位同路人14，虽然他们未必完全赞同OOO的前提和方法，但其立场是很接近OOO的。最后，我还将简要谈谈几位青年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令人信服地论述了OOO在建筑学领域的影响，他们是：马克·盖奇、埃里克·盖诺尤（Erik Ghenoiu）、戴维·鲁伊（David Ruy）以及汤姆·韦斯康姆（Tom Wiscombe）。15

第七章（“物导向本体论综述”）作为本书的结尾，总结了这场运动的一些最重要的指导原则。

我希望通过写作本书实现两个目标。其一，我希望每位读者在读完本书后都能对OOO有个大体的理解，即便这种理解未必会像该领域富有经验的专家那样透彻。其二，我希望让阅读本书成为尽可能愉悦的体验。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既然我们能够读的书是如此之多，而除了阅读之外，我们能够做的事也是如此之多，因此作者应当努力使书中的主题显得比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更有趣才对。让家中聚会的客人厌烦无聊，那实在丢面子，同样，既然千千万万的读者们出于信任而在这本书上投入了时间和金钱，我更加不愿使他们觉得枯燥乏味。

最后，我要向企鹅出版社的阿南达·佩尔兰（Ananda Pellerin）和托马斯·佩恩（Thomas Penn）表示感谢，是他们共同说服我开始本书的写作。企鹅出版社的简·伯塞尔（Jane Birdsell）改正了书稿中的数十处错误（这令我惊讶不已），并对行文风格作了润色。在规划本书的篇章结构时，“鹈鹕丛书”中的一些已出版书籍令我获益良多，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罗宾·邓巴（Robin Dunbar）的《人类的演化》（Human Evolution）以及张夏准（Ha-Joon Chang）的《经济学：用户手册》（Economics：The User’s Guide）。本书的图表有助于读者理解内容，它们是由波特兰州立大学的荣休教授迈克尔·弗劳尔（Michael Flower）设计的，弗劳尔教授此前就曾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

第一章　新万物理论

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恐怕没有哪个话题会比物理学中对所谓“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的寻找更吸引公众目光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布赖恩·格林（Brian Greene）是探寻该理论的知名学者之一。格林认为，在现有的理论中，目前被广为接受的“弦理论”（string theory）是解释物质构成和宇宙结构的最佳理论。正如他在一本畅销著作中所言：“如果你……认为我们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追求一种具有无限适用范围的理论，那么弦理论就是唯一的候选者。”1事实上，对于物理学统一理论的追寻，见证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重大的时刻。古代的先哲往往认为，与地上这些败坏堕落的事物相比，永恒的天体遵循着完全不同的物理规律。17世纪初，伽利略推翻了这个观点，并证明宇宙中万事万物都遵循同样的物理规律。在伽利略的基础上，艾萨克·牛顿1687年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更是决定性地宣告了物理学的统一。在这部科学史上的划时代杰作中，牛顿证明了天体的运动与地面的自由落体都受同样一种力的支配：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万有引力。到了19世纪60年代，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成功地统一了先前被认为完全不同的电力和磁力，并进一步推导出光和电磁波以相同的速度传播，使人们有理由认为光也是一类电磁波。20世纪初，量子力学把变化过程视作不连续的跃迁而非连续的增减，从而统一了热、光和原子运动等现象。最终，自然界的力被归结为四种，它们是：引力、电磁力、强核力（维系原子核的力）以及弱核力（导致放射性衰变的力）。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物理学家谢尔顿·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阿卜杜勒·萨拉姆（Abdus Salam）和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以表彰他们提出的“电弱”（electroweak）力统一理论。大约与此同时，量子色动力学（quantum chromodynamics, QCD）则解释了强核力的机制。20世纪70年代中期，物理学界提出了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2012年，位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成功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这标志着标准模型已大体完成。剩下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它尚未把引力与电磁力和强弱核力统一起来。对“量子引力”理论的追寻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发现了迄今难以解释的暗物质和暗能量，量子引力更被视作下一场物理学革命的触发器。

统一理论这个话题是如此激动人心，以至由物理学家撰写的相关科普读物已经俨然成了个小产业。格林的那本《宇宙的琴弦》（The Elegant Universe）就是这类书籍中的佼佼者。格林认为，“我们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追求一种具有无限适用范围的理论”，对此我当然赞同，但我并不认为物理学——甚至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是寻求这种统一理论的正确途径。在当前的学术气氛中，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令人诧异的。在我看来，“具有无限适用范围的理论”只能在哲学中，尤其是在一种被称为“物导向本体论”（OOO）的哲学中找到。由于我不太确定格林是否真的认为物理学的统一理论同时也就是支配其他一切事物的理论（当然，不少物理学家的确常常显露出一种自豪感，认为物理学是凌驾于一切其他学科之上的），因而我在此不妨虚构一位名叫“布里亚娜·布朗”（Brianna Browne）的科学家，这位科学家明确地指出：从原则上说，物理学可以解释一切事物。尽管现代物理学的快速发展不啻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但在我看来，物理学把太多的东西排除在外，因而它无法提供我们关于一切事物的理论。“布朗教授”声称物理学（特别是弦理论）具有无限的适用性，那么让我们首先看看这个主张背后都有哪些假定。

虽然弦理论并不是“万物理论”的唯一候选者，但它仍然是最被广泛接受的，而且在许多人眼中，它是最有希望的理论。弦理论的雏形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但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变得热门起来；1984年，当时正读高中的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超弦”（superstrings）的报道，至今记忆犹新。弦理论认为，物质不是爱因斯坦理论所假定的四维时空，而是由在十个维度上扭曲的、始终振动的一维弦组成。1995年，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提出了称为“M-理论”的修正版弦理论，其中的总维度数更增加到了十一个。弦理论可以推导出许多堪称优美的数学和物理学结论，其中甚至包括对神秘莫测的量子引力的可能描述，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量子力学来解释引力，就如同前者已经成功地解释了电磁力与强、弱核力那样。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针对弦理论的反对观点开始出现，其中以物理学家李·斯莫林（Lee Smolin）和理查德·沃伊特（Richard Woit）为代表，他们那些批评弦理论的著作有着数量可观的读者。2最常见的针对弦理论的指控或许就是：该理论无法被实验所证实，因此它无非是一种与物理没有直接关联的数学推演而已。它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数学上可行的弦理论数量是如此之多，我们没什么理由只选择其中某一种而摒弃其他的——除非是这样一个牵强的理由，即：我们要选取的必定是与已知宇宙的结构相适合的理论，不然我们压根就不可能存在，更别说争论这个问题了。这种推理方式被称为“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许多科学家认为它不值一提，另一些人则视其为关键的理智工具。最后，斯莫林还特别对弦理论在物理学研究生课程中近乎垄断的地位表达了担忧，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整个物理学界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而这个篮子恰恰是缺乏实验基础的。

为什么科学无法提供一种万物理论

让我们暂时把所有这些反对意见搁在一边，假定弦理论通过某些方式一一克服了它们，再假定我们最终找到了合适的理由来选取某种弦理论而排除其他的，进一步假定某个科学家设计出了天才的实验，从而验证了弦理论的真实性。在这个情况下，弦理论就已经凌驾于其他理论之上了，因此那个虚构的科学家布朗认为弦理论是“万物理论的唯一候选者”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不止如此，弦理论还会变成教科书上的科学，就如同化学元素周期表和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那样，它会成为一个基本的科学事实，并被教授给世界各地的学生。但我的看法是，即便在科学上最为乐观的情形中，弦理论仍然无法成为“万物理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布朗声称“弦理论具有无限的适用范围”时，她预设了四个错误的假定。以下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假定：

第一个错误假定：一切存在物必定是物理的。一个成立的弦理论固然会涵盖关于物理事物之结构和运动的一切知识。然而，只有在“一切事物都是物理事物”这个前提下，弦理论才能成为“万物理论”，而许多人恰恰并不认同这个前提。例如，尽管宗教在欧洲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前，但它在美国仍然有可观的号召力，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宗教信徒都信奉着某种非物质性的神或灵魂。此外，即便在不信仰宗教的人群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相信幽灵或灵魂的存在。比如在西方世界的大多数老城镇中，“幽灵之旅”（ghost tours）往往成为当地旅游业的重要支柱。所谓“幽灵之旅”，就是带游客走访那些悬而未破的谋杀案或虐杀案的发生地，并在现场向其讲述耸人听闻的、带有超自然色彩的案件经过。此外，几乎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被认为是闹鬼的独特建筑物：例如在美国特别出名的就是位于俄克拉荷马城的斯科文希尔顿饭店（Skirvin Hilton Hotel），几位NBA篮球选手曾讲述过在那里过夜的恐怖经历。3在更文雅的圈子中，荣格心理学也有类似的特点，这种理论主张所有人类都共享着一种无意识、非物质性的原型（archetype）。4可以想象，我们的布朗教授或许会把所有这些观点视作不讲科学的胡言乱语。她会宣称说：“万物理论”并不需要包括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话语——即便有些易受骗的人认为它们实际存在——万物理论只包括有理性和讲科学的人所知道的实际存在的东西：那就是物理和物质意义上的宇宙。而那些相信宗教、幽灵或荣格原型的人则会反唇相讥，例如他们会说布朗教授思想狭隘，甚至诅咒她下地狱。在这相互指责的论战中，争论双方已经失去了共同讨论的基础。由此可见，人们在精神生活中倾向于聚集成观念近似的小团体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因为正是在这些团体中，人们才有可能通过与同伴的讨论深化自己的想法，而不至于陷入和众多反对者无止尽的争吵。尽管并不信服荣格心理学，但我确实时不时会阅读荣格的一些著作，我觉得他的观点能开阔我的想象力。假如在某个可能世界里，荣格的著作被理性警察审查和销毁，或者受到公众舆论的妖魔化，那么我肯定不愿生活其中。当然，就我的经验而言，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哲学家当初之所以选择了哲学，恰恰主要是因为他们颇为享受消灭他人非理性幻想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本人从来就不太喜欢和这类哲学家相处，而究竟哪些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才是“理性”的，对这一问题我也从未像他们那般独断。

但不妨假设我们赞同布里亚娜·布朗的怀疑态度，并且和她一样不相信任何神、灵魂、幽灵、精气、无意识的原型以及任何被认为是非物质的实体。然而，即便我们几乎全盘接受了布朗的观点，即便我们假定弦理论受到最不容置疑的证据的支持，我还是不认为这个备受赞誉的理论就能成为“万物理论”。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想出许多事物，这些事物虽然不是物理的，但它们几乎肯定是实在的。2016年，我写了一本题为《非物质主义》（Immaterialism）的书，整本书的后半部分用于讨论荷属东印度公司（VOC）。虽然我们往往会假定荷属东印度公司是个物质实体，但如果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向唯物主义立场妥协，而是对其提出一些质疑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很难站得住脚的。首先，物质实体总是存在于某处的，但我们却完全不清楚VOC究竟位于何处。它当然不位于其总部所在的阿姆斯特丹，因为VOC的大多数业务都在东南亚；VOC由长期派驻海外的独立总督负责，必要时可以不用请示荷兰的股东而做出决策。在物理意义上，VOC也不位于其亚洲地区的首府雅加达（当时称“巴塔维亚”[Batavia]），因为在任何时候，VOC都只有一小部分商船和雇员驻扎在那里，而且VOC制定的规则在其领地的各个据点都同样有效力。无论如何，与夸克、电子或振动着的细微弦线不同，荷属东印度公司显然不是位于固定或半固定的某个地方的物质事物。此外，从1602年创立到1795年解散，VOC存在了近两个世纪，没有人（也许也没有任何船只）能够在这么长的时期里作为该公司要素而持续存在。出于上述理由，我们可以认为，无论VOC在形态上多么复杂，它都不是一件物质，而只能被视作一个持存了大约193年的形式，该形式的物质构成是不断变动的。这让我们想起忒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的古老悖论：如果我们逐一（或突然一下子）替换掉一艘船上的所有材料，那么船还会是原来的船吗？而如果我们用船上拆下的旧材料重新组装成另一艘船，结论又会如何？我在此并不打算深入探讨这个悖论和它悠久的历史，我只想强调一点：VOC的例子告诉我们，较大的物无法被还原为组成它的物质成分之总和。荷属东印度公司不仅仅是位于不同时空位置的原子和弦的组合，相反，即便这些微小的要素变动或消失，VOC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能够通过换用其他的要素而持存下来。

第二个错误假定：一切存在物必定是基本和简单的。针对上文的看法，布朗教授会回答说我们完全弄错了要点。诚然，即便替换了组成成分，VOC或忒修斯之船还是可以持存，但倘若我们拿走组成它们的一切物质，它们就完全无法存在了。想象一下，如果VOC只是不断丢掉原子而不从别处获得原子，那么随着时间流逝，VOC所有的船只、货物和雇员有朝一日都会消失不见。于是布朗会说，她从来就没有主张不存在“高阶”（higher-order）物，这些物似乎可在其组成成分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持存。她主张的无非是：这些物总是要由某些物质组成，尽管我们往往不太会追究VOC总督大脑中有哪些氢原子。除此之外，布朗教授还会进一步指出，在VOC存在的近两个世纪中，我们其实只是在很不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同样”的一家公司。由于VOC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因此称它仍然是同一家公司是很不严谨的说法，当然，普通人甚至历史学家往往都会容忍这类不严谨的说法，毕竟他们缺乏自然科学家所具备的那种严格的精确性。我们或许可以在很不清晰的意义上认为VOC的旗帜、规章和口号在其整个生命周期里都是“相同”的，我们或许也能无伤大雅地假定巴塔维亚、万丹（Banten）和马六甲（Malacca）这些港口在1650年和1750年间是“相同”的。但归根结底——布朗教授会接着论证道——唯一不变的只有那些微小、持久且没有内部结构的根本性事物：比如弦理论中的弦。

然而正是在此，布朗陷入了山姆·科尔曼（Sam Cole-man）所说的“微小主义”（smallism）谬误，布朗错误地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组成任何事物的实在要素，都只能是该事物所能被分解成的最小成分。5我们周遭的中等和较大的物（从茶杯、桌子、花朵到摩天大楼和大象）似乎各自有着不同的特征，但在布朗看来，这些较大的物的属性归根结底是由组成它们的成分的属性决定的；毕竟，如果没有那些微小的成分，较大的物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个论证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一种被称为涌现（emergence）的现象，也就是说，伴随着若干较小的物结合成一个新物的过程，可能会出现某些全新的属性。6涌现现象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一年夏天我和高中时的一位朋友注意到，女生走路时通常都是三人一组，而男生则几乎总是一人独行或两人一组。我们对此困惑不解，直到那个朋友忽然顿悟般地说道：“三个男生就成帮派了。”我觉得他这番话的意思是：只要三个男生走到一起，谈话的气氛就会变得不太友善，因此通常情形下人们会微妙地避免出现这种状况。如果这个观察是正确的，那么当三个男生走到一起时，一种模糊的“类帮派威胁”的属性就涌现出来了，这个属性既不出现在两个男生的中间，也不会出现在三个女生中间。再比如，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有450万居民，但安卡拉显然不仅仅是450万人的集合。首先，这座城市需要有一些无生命的实体：如果安卡拉的450万居民只是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这座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其次，安卡拉还有一些涌现出的结构，这些结构属于城市整体而不属于个人，例如婚姻、家庭、俱乐部、职业、政党等等，其中自然也包括在各年龄层人群中通行的土耳其俚语。

科学中也是如此，让我们以有机化学为例：一切有机化合物都含有碳元素，但世界上有数百万种有机化合物，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性质。有时，涌现论的支持者们会走得太远，例如，他们会作出不必要的断言，认为我们“不可能”从碳的特征中“预测出”有机化合物的性质。但是借助量子化学，我们的确可以在实际合成某种高分子之前预测出它会有怎样的性质。不过，可预测性在此并不是重点，因为即便我们可以通过物理成分预测出所有较大实体的性质，这种预测的能力也不会改变一个事实，即：较大的实体实际上拥有涌现属性，这些属性无法在其组成部分中找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也是再清楚不过的。想象一下，一对情侣就要结婚了，但所有的朋友都事先知道他们的婚姻会是一场灾难。假定这对情侣的朋友完全正确，假定他们的婚姻不仅会失败，而且其失败的方式和时机也完全吻合朋友的预测。需要注意的是，对婚姻失败的成功预测并不意味着婚姻就仅仅是两个结婚的既存个体之和。换言之，虽然某个物由若干部分构成（例如一对夫妻），但此物所具有的那种涌现实在性（reality）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可以预测该对象最终如何。涌现并不要求神秘的结果，它所要求的仅仅是：这对夫妻共同具备了某种性质，而如果把他们分开视作两个单独个体，我们就无法找到这些性质。即使他们朋友对婚姻的预测完全错误，即使这对夫妻最终白头偕老，那也不会改变婚姻的涌现实在性：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婚姻作为一种基于两个个体之上的涌现物的存在，与我们可否预测婚姻的成功或失败完全无关。

另一个偏见在哲学史上影响深远，那就是认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真正存在的。博学的德意志哲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严格区分了“实体”（substances）和“积聚物”（aggregates）。实体是简单的、类似灵魂的东西（莱布尼茨称其为“单子”[monads]），一切实体都是在太初由上帝创造的。7相反，积聚物则是诸如机器、粘在一起的钻石，或是手牵手围成一圈的人们之类的东西。莱布尼茨认为，实体只能自然存在而无法人为制造，积聚物则无非是真正实体的可笑替代物而已。OOO反对这个观点，因为如果原子或振动着的弦可以被视作统一的物，那么机器与荷属东印度公司（那正是莱布尼茨所嘲弄的例子）同样也可以是统一的物。简言之，就如同是否微小或者是否简单一样，是否自然形成也不足以作为判定一个事物是不是物的标准。而至于物的真正判定标准，我们将在本章的末尾论及。

第三个错误假定：一切存在物必定是实在的。柯南道尔笔下的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显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虚构人物之一。在构思《福尔摩斯探案集》时，柯南道尔为福尔摩斯安排了一个位于伦敦真实街道上的虚构住址：贝克街221号B。但不承想，后来这条叫作“贝克街”的道路真的延长到了两百多号，于是小说中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的虚构住址就被包括到了真实的住址中。事实上，贝克街上就曾有两栋楼房先后宣称自己是福尔摩斯和华生的“真正”故居。据说，不少福尔摩斯迷纷纷造访当前的贝克街221号B，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是礼品店兼博物馆了，显然这是利用了人们把福尔摩斯当成真实历史人物的误解。听我重述这件事的时候，你们或许会觉得这些游客天真得有些可笑。但他们的无知中也蕴含着些许真理：侦探福尔摩斯这个人物是如此受人喜欢，如此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很容易想象他就在贝克街的家中休息，我们还能想象他处在柯南道尔小说中并未涵盖的场景中（正如在近来的一部电视剧中，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扮演的福尔摩斯就生活在当代的伦敦）。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针对弦理论的第三个反对意见：由于福尔摩斯是虚构的人物，他不可能由弦或任何其他物质构成，因此一个成立的弦理论不可能告诉我们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任何情况，而光凭这一点就足以撤销它“万物理论”的称号了。

我们甚至无需用小说或电影中著名的虚构人物作例子，因为日常生活中就始终充盈着各种虚构物。例如，我们感知到的任何实在的橙子或柠檬，都已然经过了人类大脑和感官的转译，它们只是对世界中那个实在的柑橘类物的某种高度简化。类似地，狗或蚊子所感知的橙子和柠檬，也已经被它们各自的感觉和神经器官转译成了独特的经验类型，而人类的感知并不比狗或蚊子的感知更能把握实在的橙子和柠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经验到的所有物都无非是虚构而已：它们是对那些极为复杂的物的某种简化模型，而无论当我转过头去，还是当我睡着或是死亡之后，那些物都是持续存在的。就像任何物理学基础理论一样，能够成立的弦理论旨在发现真实的物理实体，发现虚构实体则全然不是它的目标。用一套物理学基础理论来解释所有中等或较大的涌现实体（在此我把“实体”作为“物”和“事物”的同义词），这已经够难以想象了，而要让一套弦理论来解释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虚构物则更是难上加难，毕竟，后者是自然科学鲜少涉足的。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因为虚构不仅是人类经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普遍的意义上，它也是动物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前面给出的这些例子之外，我们时常还会为那些从来不会发生或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而忧心忡忡；我们会对自身的能力产生幻觉，于是常常高估或低估自己；我们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夜晚的睡梦中度过的，尽管近年来不乏对精神分析学的批评，但是否可以通过纯粹化学或神经科学的方法来理解梦境，还是相当令人怀疑。此外更不用说我们的娱乐媒介了——不但恶龙、隐身指环和袭击地球的外星人是其中的常客，电影中的角色也只能存在两个小时就彻底从宇宙消失。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贝多芬和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巨匠，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天才，尽管后者讨论的是光、月球这些不可否认的实在物，而前者则致力于创造纯粹的虚构物。因此，如果一个“万物理论”完全否认虚构物的实在性或者对其视而不见的话，那么仅凭这个事实本身，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理论是涵盖万物的。

第四个错误假定：一切存在物都必定能用字面的（literal）命题式语言加以准确陈述。我在下面给出了几个科学陈述，它们是从我房间书架上的三本科学书籍中随机选取的：

1.“有些氢原子能够摆脱地球的引力，逃逸到太空，[而]有些陨石物质则会来到地球（平均每天约44吨）……”8

2.“正如薛定谔所指出的，如果用M表示一只猫，R有两个可能的值……且衰变的事件会触发某个设备杀死这只猫，那么根据通常的解释，在测量引发的反应之后，这只猫就是既不死也不生。”9

3.“对于所有其他这些冷、热、酸、碱和电流等等干涉，[那个铃铛]的反应与其他金属物品并无不同。但我们知道……肌肉的反应则完全不同。它对于所有的外来干涉都只有一种反应发生：那就是收缩。”10

上面这些陈述有着令人赞赏的形式，我们希望它们传达的是真理，但每个科学家都知道，许多陈述当初看似无懈可击，但在新的证据面前，它们不是被大幅修改，就是被完全推翻。而且，这种陈述并非只有科学才会做出。我可以轻易从书架上的其他书中找到这样的句子：“但默啜（Mo-Ch’o）已经年迈，突厥人开始厌恶他的残忍和暴政。不少酋长向中国提出结盟，克鲁伦河上游的拔也固（Bayirku）部落也发动了叛乱。”11又或者：“此时，威尼斯也已经成了意大利的学术中心。”12任何受过中学教育的人都可以清晰地理解这些陈述。当然，即便在与学术无关的场合，我们也常常给出这类陈述。例如，我们很可能会说：“莱斯特城队夺得2016年的英超冠军，震惊体坛。”又或者，我收到了太太发来的短信（她是在大学任教的食品科学家），要我购买几件食品给她在感官分析课上使用，她会说：“要在11点前买好以下这些东西：一袋原味奥利奥饼干、2升饮用水、一箱带果肉的佛罗里达天然原味橙汁。”以上所有这些例子都属于直接传达信息的字面陈述（literal statement）。我们因此很容易做出假定，即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准确的成句的陈述中指称某事物，并在字面意义上表达其属性的话，那么该事物就不可能是实在的。与字面意义陈述相对的，要么是含糊不清的隐喻，要么就是没有信息量的纯粹否定陈述。

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字面主义者（literalist）。丹尼特对品酒这个行为的讥讽使我感到既好笑又震惊。他是这样写的：

加洛兄弟是否能用机器替代人类品酒师呢？……只要把酒样品倒入漏斗，系统就会在几分钟或几小时内分析出酒的化学成分，并且给出这样的评价：“浓郁而丝滑的皮诺葡萄酒，但缺乏持久的回味”——或者类似的话……但显然[注意丹尼特在此的反讽]，无论这个系统变得如何“敏感”或“有辨别力”，它永远不会拥有和享受到我们品尝美酒时的体验：也就是那种有意识经验的感受质（qualia）……如果你也有这种直觉，那么你就会觉得存在这类质素，而那正是我努力要清除掉的。13

总而言之，丹尼特认为“化学成分分析”就足以在字面上充分地表达葡萄酒了，但他给那台假想的机器加上了富有诗意的讽刺评论，为此不惜失去那些不同意此观点的读者。尽管如此，丹尼特也坚持认为：我们对酒并不存在一种独特的有意识经验，能够用比喻的修辞将其称为“浓郁而丝滑的皮诺葡萄酒”。在OOO看来，丹尼特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这不仅是由于人类所体验的酒的味道显然无法用任何字面描述加以精确表达，而且是由于，OOO认为，字面意义的语言永远是一种高度的简化，因为它总是用固定的字面属性来描述事物，而物从来都不仅仅是一束束字面属性（尽管休谟反对这点）。因此，非但化学成分分析无法替代人类品酒时的经验，而且它甚至无法给出酒的物理——化学结构。后面这个论断似乎有些令人惊讶，因为自然科学一般被视作我们时代的最终上诉法庭，就如同教会是中世纪的最终仲裁者一样。但我将会在本书的各章中逐步论述这个反字面主义的主张。这部分论述将以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为基础，在他看来，诗意的语言要优先于字面意义的语言——尽管不得不承认，海德格尔的论述有时不免带着黑森林地区农民的刻奇（kitsch），而且他极端的反科学观点也显得不太必要。14因此，虽然我的论述方式与海德格尔不尽相同，但我很赞同他理论的主旨，那就是：我们无法直接触及事物的实在性，它总是退离（withdrawn）或是被遮蔽，因此任何试图通过直接或字面的语言来把握实在性的努力都不免要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无非是深化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那个古老的主张：个别事物无法被定义，因为事物总是具体的，而定义却由共相（universals）构成。15

对物理主义、微小主义、反虚构主义以及字面主义的反驳

然而，对于万物理论的渴望不是自然科学所独有的。近年来，经济学越来越被视作一门无所不能的社会科学，甚至因此招致了学术界的不少挞伐。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归到经济学名下，经济学家显然也无法用他们的专业来解释恒星的形成或者DNA在微生物演化中的作用。因此经济学家就比物理学家逊色一筹了，后者至少可以坚称（尽管我们此前提到了这种看法的失败）：如果不存在任何物质，那么经济学根本不可能存在。此外，精神分析学家有时也自视为人文科学的大师，因为他们可以解释思想和行为中隐藏不为人知的部分。但是同样，尽管我对弗洛伊德、拉康以及其他许多精神分析学者甚为敬佩，但精神分析学并不能解释人类文化范围之外的许多事物，事实上，它几乎完全没有涉及无生命的自然界。因此，要想从任何人文科学中寻求万物理论，唯一的途径就是主张一种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并试图把自然科学还原到纯粹的社会——语言层面，或者还原为某种权力斗争现象。然而这种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潮已经渐渐消退，而且我们没有理由为它的逝去感到惋惜。

布朗教授主张弦理论能够成为一种万物理论，无论如何，通过分析这个主张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知道了真正的万物理论应当要避免哪些东西。这类理论所面临的四个陷阱分别是：物理主义（physicalism）、微小主义（smallism）、反虚构主义（anti-fictionalism）以及字面主义（literalism）。OOO的主要优势正在于它完美规避了这些思想上的谬误。对于物导向的思想家而言，物理的物只不过是多种物的一类而已，因此我们不应草率地反对或“消除”那些不太符合严格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东西。哲学不是宗教的婢女，同样，它也不是唯物主义的婢女。针对微小主义的观点，物导向的思路主张：物在多个不同的尺度上存在，既包括电子、分子，也包括荷属东印度公司乃至整个银河系。许多事物的确是错综复杂、尺度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实在性就低于其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不应仓促地要消除虚构物的实在性，因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都不可能不给这些物某些肯定性的论述。要知道，我在此所说的“虚构”，并不仅仅指歇洛克·福尔摩斯和爱玛·伍德豪斯这些著名的虚构人物，而是涵盖了像房子和铁锤这类我们似乎天天直接面对的东西。我们无法直接地和实在的房子和铁锤打交道，我们对这些东西的感知只是对它们的一种高度简化。最后，OOO是反对字面主义的，因为任何字面描述、字面感知，或是与事物的字面意义上的因果互动，都不能直接把事物给予我们，它们只是对事物的转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以间接或侧面方式和实在打交道，要比任何试图获取其字面信息的做法都更加明智。

还要再重复一次：我们坚持认为万物理论必须避免陷入物理主义、微小主义和字面主义，同时还需接受虚构物的存在。有人或许要问：这样的话，我们不是恰恰采取了与我们的批评对象一样的自负态度了吗？并非如此。这就如同我们不能说地球仪比平面地图更为“自负”。绘制地图的人固然会为地图的准确、清晰和细致而自豪，但他仍然知道：如果要展示不同的局部地图之间关系的话，地球仪是比地图更好的选择。当然了，由于OOO并不是要给出一个地球仪，而是要给出一个同时适用于真实世界和虚构世界的模型，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比喻扩展一下。用美国哲学家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话说：“抽象地说，哲学的目标就在于：理解尽可能广泛意义上的事物如何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结合起来。”16我们可以暂且接受这个定义，但我有所保留的地方在于，对于OOO而言，哲学更重要的目标是解释，为什么尽可能广泛意义上的事物并不能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为什么尽管事物之间有着各种相互作用，但它们各自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哲学史中的向下还原

我一开始主张OOO是个涵盖一切的理论，但后来又说这种理论必定是关于物的，对此或许有读者已经在心里默默抗议了吧：难道一切事物都是物吗？甚至我亲密的同事、坚定的实在论哲学家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都曾为此提醒说：“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哈曼对于物如此坚持。我不否认物的存在……我只是觉得一个全面的、基于实在论的本体论必须包含物和事件，而一系列的事件则可以称之为过程。”17除了物和事件之间的对立之外，“物”这个词似乎也暗示了一类硬质、坚固而耐久的实体，这显然不是世界上所仅有的东西。另外，海德格尔不是已经表明，“物（object）”这个词指的恰恰就是心灵与技术对于世界的那种不适当的对象化（objectification）吗？而这不正是海德格尔倾向于用“事物”（thing）而非“物”的原因吗？18面对这些诘难，我想恳请读者允许我对OOO为什么坚持用“物”作一番简短的辩护。我打算按倒序逐一反驳上述质疑，并将在中途稍事停顿，以便为物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做出更普遍意义上的辩护。

首先要指出的是，哲学家往往会修改哲学史上流传下来的传统术语的意义。有时他们赋予一个术语比通常更宽泛的意义，有时他们则使术语变得更加具体。例如，前文曾提到，我倾向于把“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视作同义词，因为我认为区分二者并没有带来多少好处，而将其视作同义词却有颇大的助益。海德格尔并不同意这一点。至少在早年的著作中，海德格尔在正面意义上使用“本体论”一词，但他一般而言反对“形而上学”这个词，甚至认为它是西方文明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海德格尔对于“物”和“事物”的使用也与此类似。他用“事物”这个词来指那些超越了自身的任何虚假对象化的、独立的隐藏之物。但他对于“物”的使用则是负面的：当事物被还原到我们的感知或我们对它的使用时，它就成了物。海德格尔这么做当然是他的自由，只是我并不觉得我们就应当效仿他的做法。“物”是个极为清晰而又不乏灵活性的词，因此它应当被保留下来。更重要的是，我关于物的讨论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并不大，我所受的启发主要来自海德格尔之前的几位奥地利和波兰哲学家——例如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卡济梅尔兹·塔多斯基（Kazimierz Twardowski）、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亚历克修斯·迈农（Alexius Meinong）19，他们几乎都在与OOO同样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物”一词。

第二个质疑认为，“物”一词暗示着一类坚硬而耐久的无生命实体，因此这个概念过于狭窄，不能涵盖所有稍纵即逝的东西，例如朝生暮死的昆虫、日出日落，或者那给生活带来独特价值的偶遇。对此我的回答是：OOO中的“物”是在一个非常广的意义上说的，凡是无法被整个还原到自身组成部分或自身在其他事物中的效应的东西，都可被视为物。这个定义的第一个要点——亦即物无法被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在哲学家看来并不新鲜；而它的第二个要点虽然同样重要，但较少被论及。例如，像海德格尔那样的哲学家往往会不假思索地断言说，一柄铁锤无法被向下还原为构成它的原子和分子，但他很可能会主张，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法，把这柄铁锤向上还原为它在那个有意义的装备的整体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比如说在海德格尔看来，一柄铁锤“可用于建造房屋”，而房屋则“可用于遮风挡雨”。20但OOO认为，向上和向下这两种形式的还原都是有害的，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试图打破这种困境的历史，尽管以往的先哲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展缓慢而曲折。

如果有人问我们某件事物究竟是什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归根结底，我们只有两种方式来告诉某人一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你要么告诉他这件东西是由什么组成的，要么告诉他这件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们实际上只能拥有两种关于事物的知识，而考虑到大量知识储备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这似乎完全是件好事。但问题在于，我们人类有时会让自己相信，获得知识是唯一值得追求的认知活动，并因此把（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知识和（关于事物能做什么的）实践技术看得特别有价值，与此同时，我们往往忽视了那些不能被很快转译为字面的、连贯表达的认知活动。在知识一家独大的局面下，艺术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艺术的首要作用并不是要传播关于艺术领域的知识。哲学算是另一个例外，尽管近代以来，人们越来越把哲学视作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表亲。许多人会接受艺术并不传达知识这个看法，但要说哲学不传达知识，同意的人恐怕就要少得多了。而如果哲学并非知识的一种形式，那么它会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在此稍事停顿来谈谈这个问题。

西方的科学与哲学，始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虽然这些思想家在族裔上属于希腊人，但他们生活在当时希腊的殖民地——今天的土耳其西岸、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最南端。当然了，他们当时并不叫“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因为雅典的苏格拉底还没出生。他们真正的名称是physikoi，大致可以翻译为“物理学家”或“研究自然的人”。21他们的理智活动发源于爱琴海边的城邦米利都（Miletus），这座曾经的港口后来因泥沙的淤积而被废弃，其遗址就位于今天土耳其的季季姆（Didim）附近。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博学多才，被认为是第一个预测了日食的人。泰勒斯宣称水是万物的本源，这也是他在哲学和科学上为后世留下的主要思想遗产。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上，泰勒斯是第一个试图用自然物（而非神或神话人物）来解释世界的人。泰勒斯之后，同样是米利都人的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认为，气才是最初始的元素：因为空气比水更加中性，它无味、无臭，对光完全透明。生活年代介于泰勒斯和阿那克西米尼之间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则提出了看似更缜密的观点，他认为万物的始基不可能是某种元素，因为各种物理元素必定都源于某个更深的根源。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这个更深的根源就是apeiron（不定者），英文中并没有与之相应的词，apeiron是不受限的物质，它既没有形态也没有形式，一切更具体的东西都是从中涌现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在数百万年间，世界上所有的对立都会彼此抵消，而后宇宙就会重新回到那中性而没有形式的apeiron之中，正是这个观点启发了在耶拿撰写博士论文的青年马克思。除了以上三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其他思想家也各自提出了关于实在世界的理论，其中包括：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巴门尼德（Parmenides）、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等等。尽管理论各异，这些思想家的倾向主要有两种：或是把一个或多个基础元素视作世界的根源，或是认为只有无形态的apeiron才能解释我们所见的一切纷繁各异的事物。

因此，对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思想家而言，无论是倾向于寻求世界最基本的元素，还是某种关于apeiron的理论，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把中等大小的日常物作了向下还原。这些思想家并不认为，椅子和马匹的实在性能够与他们各自所青睐的世界始基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大多数物由于太过浅显而不具备实在性。用本书的术语说，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思想家们犯了“微小主义”的错误。除此之外，他们还都倾向于认为，终极的事物是永恒的，或者至少是不可摧毁的，直到后来亚里士多德最终接受可毁坏的实体概念之前，这始终是希腊哲学的一个典型偏见。不过，这种对日常对象进行向下还原的做法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前文提到的涌现现象。如果你有和米利都的泰勒斯类似的想法，认为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那么你就无法设想诸如割草机或荷属东印度公司这样的事物如何能够持续存在了，因为按泰勒斯的观点，这些较大的东西都无非是水的深层运动所带来的表面效应而已。而如果你像留基伯（Leucippus）和德谟克利特那样认为世上万物都由原子（atoms，字面意思为“不可分割者”）构成，你也会遇到类似的困难。

故此显而易见的是，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家实际上默认了OOO反对的所有四个基本观念：物理主义、微小主义、反虚构主义以及字面主义。换言之，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就与当代那些试图从物理学中寻求“万物理论”的学者如出一辙。这绝非偶然，考虑到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家恰恰就被称为“物理学家”，他们是西方世界最早的自然科学家，但在我看来（这固然是个小众的观点），他们并不是最早的哲学家。我更愿意把这个光荣的头衔留给苏格拉底，下一节我将给出这么说的理由。正是得益于这些早期思想家的存在，后世的哲学家们才不惮于每每夸口说哲学是科学之母。但正像我说过的，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家是从事向下还原的人（underminer），而自然科学基本上始终就是一项向下还原的事业。因此，我们应当把通常的说法颠倒过来：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家最先带来了科学，而西方哲学则是从苏格拉底后来的那个发现中涌现出来的，这个发现就是：向下还原的方法并不能为我们揭示美德、正义、友谊，乃至其他任何事物的本质。苏格拉底所追寻的不是某种知识，因为他关注的既不是美德、正义或友谊的组成，也不是它们能做什么，尽管后者也往往被人遗忘。这再一次提醒我们：philosophia这个希腊词的原意既不是知识也不是智慧，而是对那永远无法完全达致的智慧的爱。

哲学史中的向上还原

到了近代，尽管向下还原的做法仍然构成了自然科学的核心思想，但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它已渐渐失去了人们的青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对于寻求构成万物的终极实体的兴趣已经减弱，相反，它更多地致力于探求具备最高确定性的知识，也就是说，近代哲学主要关注的是那些最直接地向人的心灵呈现的东西，而非那些潜藏在表象世界背后的东西。这个重要转向带来的后果之一是，近代的哲学家不再认为个别物（individual objects）因为太浅而不可能是真实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些物太深了。作为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所创立的向下还原做法的对立面，我们需要给这种极为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一个专门的名称，为此我生造了向上还原（overmine）这个词。22让我们首先想想勒内·笛卡尔，他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位近代西方哲学家（尽管不乏有人认为更早的思想家，例如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弗朗西斯·培根[Sir Francis Bacon]，甚至著名随笔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才应得这个名号）。23笛卡尔认为世界上只有三种实体：res extensa（物理实体）、res cogitans（思想实体）以及上帝（唯一无限的实体）。这些实体都不是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东西（或许除了上帝之外），它们在原则上都可以用数学化的形式完全把握。于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不再具有神秘和隐藏的性质，而是尺寸、形状、位置以及运动方向等属性的总和。这意味着笛卡尔用向上还原的方式消除了中世纪哲学里那些隐藏的“实体形式”：旧的说法认为这些形式无法从事物中看到，而无论我们是否看见，它们都潜藏在事物内部的深处。这也使笛卡尔同时成了科学史上的革命性人物，因为他的学说标志着亚里士多德式的实体被逐出了物理学领域，从而为物理学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使其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笛卡尔那里的“思想实体”也同样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因为无需多少努力，人就可以查看自己的内心，清楚地知道心中的想法。在笛卡尔看来，自我与世界都可以清晰地被认识，我们要重塑世界的形象，使其符合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这正是现代主义在每个领域中展现出的最典型特征。在笛卡尔之后的近代哲学家中，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清晰：极端的唯心论思想家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63）宣称不存在任何具有自主性的东西，因为一切存在物都无非是上帝或我们自身心灵的影像而已。24更晚近的重要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和布鲁诺·拉图尔（生于1947年）都主张，实体无非只是关系和后果，因此任何关于隐藏在这些后果背后的独立物的观念都是荒谬的。25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也作出过类似的论述，他们认为只有当某个事物使其他事物产生差异时，该事物才是实在的。26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则认为，对象只可能以观察者意识之潜在相关物（correlate）的方式存在，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存在方式都是荒谬的。27在米歇尔·福柯（1926—1984）看来，我们时刻处于权力的社会结构之中，因而完全无法认识该结构背后的独立实在物。28德里达则更加激进地指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尽管他的拥趸们曾极力试图用其他方式来解读这个论断。29

无论如何，上述这些理论都属于向上还原，都把事物还原为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或它们对我们的影响，在此类理论看来，除了这些影响之外，事物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然而，所有向上还原的理论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它们无法解释事物的变化。如果原子、台球、西瓜、监狱或者怀特海教授这些事物都只不过是它们在当下这个瞬间的各种关系和效应的总和，那么它们为什么能在比如五分钟或者两周后处于非常不同的状态呢？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向麦加拉学派的哲学家提出了这个问题，麦加拉学派主张事物只是其当下的所是，别无其他：比如一个建造工如果此时此刻不在建房子，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建造工。30为了解决这个两难，亚里士多德引入了著名的“潜能”说（“潜能”的希腊文为dynamis，也就是“动力”[dynamic]、“炸药”[dynamite]等词的词根），尽管亚氏的潜能说本身也有其问题所在，但他对麦加拉学派的反驳依然是合理的。在当前时代，有些向上还原理论模型的支持者主张事物之所以能够变化，是因为事物之间建立了具有互动效果的双向“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s）。然而这个论证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某个事物具有接受和处理反馈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它已经比自身的当下状态多出了一些东西；由于接受性正属于一种潜能，因此当这些哲学家宣称反驳了亚氏的理论时，他们恰恰是在借用亚氏的理论。因此，事物显然具有某种多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既比事物的各种效应来得深一些，又比事物的各组成部分来得浅一些。与被向下还原的事物一样，被向上还原的事物也不再是它本身。有一种策略既把事物等同于其组成部分，又将其等同于其作为整体的运动和性质，我称这种策略为“双向还原”（duomine）。31例如，自然科学就是一种双向还原，它一方面认为事物由微小的终极成分构成（向下还原），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数学来认识事物（向上还原）。这样一来，那独立的对象本身似乎就成了模糊艰涩、流于表面的东西，从而被逐出了哲学理论的图景。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既是其组成部分，又是其作为整体的运动和性质。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谈谈OOO那非同寻常的物的定义了。在日常语言中，“物”这个词往往意味着某种坚固、耐久、非人的或无生命的、物理意义上的东西。相反，在OOO中，“物”指的是任何无法被向上和向下还原的东西，换句话说，物比其组成部分或其在世界上的效应总和都多出来一些东西，它比前者浅一些，比后者深一些。下面我给出的几个例子或许有所帮助。想象一下，有人问你如何才能知道物真实与否。例如，你如何知道下面这个复合“物”不是真实的：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加上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的侦探小说《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加上一包橡皮糖，再加上五位个子最高的日本护照持有人。事实上，尽管这组集合初看之下似乎不是真实的，但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是否如此。为什么无法知道呢？因为一方面，它看上去像是由不合适的成分组成的被向下还原的组合，无法产生任何统一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好似某个被向上还原了的特设（ad hoc）组合，或许能在特定的故事或笑话中偶然发挥一些效应，然而一旦离开这些笑话与故事，它就无法存在了。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哪些物是实存的，哪些物仅仅是我们向上和向下还原的做法所虚构出的东西。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是否真的存在诸如“刺杀肯尼迪总统的阴谋”、“导致恐龙灭绝的尤卡坦小行星”，或是“尼安德特人与智人结合所生下的第一个婴孩”之类的东西。或许有这样的世界，在其中所有这些物（甚至它们更简单的变体）都是永久存在的，但我们无法直接触及这样的世界，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存在关于任何东西的直接知识。这个陈述并非受了某种怀疑论或仇视理性的情感的驱使，相反，它恰恰源于苏格拉底反复申说的那个断言：他不知道任何事，也不会是任何人的老师。许多人会觉得苏格拉底既然没有知识，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必定完全无知，但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想法，事实上，那正是苏格拉底的那些智术师（Sophists）论敌所持的看法，今天我们通常将此称为“美诺悖论”（Meno’s Paradox）。32

物与事件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我的朋友德兰达的反对意见，他说他“不太清楚为什么哈曼对于物如此坚持”却忽视了事件。就在我们不久前发表的一篇对谈中，33他还部分地重申了这个看法。在当前学界，“事件”这个词指的是十分具体的事情或变故，并且往往隐含着这样的看法，即：事件的组成部分在该事件之外无法独立存在。例如，有人会认为披头士乐队是一个“事件”，因为鉴于披头士成员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的生活因组成乐队而发生的巨大改变，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他们四人在乐队成立之前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了。然而在OOO看来，这个说法是荒谬的。恰恰相反，披头士的每个成员在加入乐队前都是一个物，而该乐队作为整体也构成了一个物（尽管在林戈加入之前，乐队先后失去了至少两位成员，但这个物还是存在下来）。披头士乐队对其成员有着强大的回溯性效力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乐队成员在披头士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就不能存在，然而像凯伦·巴拉德（Karen Balad）这样的OOO反对者并不这么认为，照她的观点，一个关系中的关系项不可能先于该关系而存在。34更普遍地说，OOO认为每个实在的事件都是一个实在的物。事件固然往往由大量成分组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视作物，因为其实每个物也都由大量成分组成：一场飓风固然包含了无数变化，但即便在一粒沙中也有数不清的事情发生。此外，事件也并不必然比物更短暂。许多物理物固然能持存很长时间，例如中子星和花岗岩之类，但也不乏朝生暮死甚至稍纵即逝的物，例如蜉蝣和某些人工合成的超重元素；同理，许多事件持续的时间很短暂，例如百米冲刺或两人四目相对的瞬间，但也有持续时间很长的事件，例如女王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二世在英国的统治，或者宇宙演化史中的恒星纪元（Stelliferous Era）。因此，持续时间的长短并不见得是区分“物”和“事件”的良好标准。

再次强调，OOO界定物的唯一必要标准就是：它在两个方向上都无法还原——物多于其组成部分，且少于其效果。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某个东西的物属性是否符合这个标准。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人们曾纷纷谈论一个被称为“足球妈妈”的人口统计学群体：她们是住在郊区的有孩子的妇女，其所受教育高于平均水准，在社会问题上倾向于自由派，但大多支持强有力的国防。约翰·麦凯恩在总统大选中输给了奥巴马，是不是因为他无法争取到和奥巴马同样多的足球妈妈选票呢？我们能否确定这样一个群体在任何意义上是存在的？对此，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这就如同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确定自己的配偶不是政府雇来监视我们的特工一样——要知道，这样的事情的确曾发生在前东德。不过，我们有足够理由确定某些说法是假的，而且借助一些方法，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将真正的物和虚假的物区分开来：有些方法我们已经再熟悉不过了，而另一些方法则是刚从OOO中派生出来的。

扁平本体论

在结束本章之前，引入“扁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这个概念我想会对后面的讨论有所帮助。前文已经提到，本体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是“实在和实在的事物究竟是什么”这样的终极问题。OOO是在和德兰达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种本体论：它一开始就对所有物一视同仁，而非事先假定不同类型的物对应着完全不同的本体论。需要注意的是，近代哲学（从十七世纪的笛卡尔一直到当代的巴迪欧和齐泽克）恰恰强调它是不平的，因为近代哲学假定人的思维和世界上一切其他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划分。沿着德兰达的思路，列维·布莱恩特运用了扁平本体论概念，并带来了颇为丰硕的成果。35这个术语此前还曾被英国的科学哲学家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在完全相反的意义上使用过。36但无论如何，OOO是在德兰达的意义上把“扁平本体论”作为正面术语来使用的，当然我也应指出：OOO并不认为扁平本体论绝对地无懈可击。简单地说，扁平本体论不失为哲学思考的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但如果作为哲学思考的结果，它就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例如，在本章前面一点的地方，我曾论证说，哲学应当能够谈论任何事物——无论是歇洛克·福尔摩斯、真实的人和动物，还是化学制品和幻觉——它不应否认某些东西的存在，也不应潦草地按照实在性的等级来给万事万物排序。我们很可能出于某种偏见而认为哲学就应该只谈论自然的物而无需理会人造对象，因为后者是非实在的东西。在这种（以及其他许多）情形下，一开始就坚持扁平本体论是很有帮助的，它确保了个人的成见不会影响到我们关于事物实在与否的判断。然而任何哲学如果以扁平本体论作为结论的话，那它就是令人失望的。想象一下：一个思想家对OOO作了五十年的哲学思考，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仅仅是“人、动物、无生命物质和虚构角色都平等地存在”，那么我们显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简言之，我们期待有一种哲学能够告诉我们万物都具有的特征是什么，但同时我们也想要哲学告诉我们不同种类事物之间的差异。在我看来，所有的近代哲学在还没有严格完成第一个任务之前，就都急匆匆地开始要着手第二个任务了。

如前所述，扁平本体论一个主要的益处，就在于防止有人把任何不成熟的分类体系从外面偷偷夹带到哲学里来。中世纪居于支配地位的分类体系，显然是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绝对区分。在那个时代，任何试图遵循“扁平本体论”，从而平等看待上帝、人和动物的的哲学思想都是如履薄冰的，它往往要面临概念上的诘难甚至法律上的制裁。在主张无神论和理性的近代哲学家看来，骑士、僧侣、封建领主和造物/被造二元论所在的黑暗中世纪似乎是很可笑的。但近代哲学却采用了一种同样劣质的二元论（并非所有二元论都是坏的，劣质的二元论才是），因为近代哲学引入的新分类体系同样是不合理的：它把世界分成两边，一边是人的思维，另一边则是一切其他东西。当然了，没有人因为反对这个二元论而受到监禁、折磨或者被活活烧死，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那些敢于质疑近代二元论的人往往会遭受另一些惩罚。如果你觉得人类占据哲学的半壁江山这个状况看起来不太合理（无论你是多么地看重自身），那么你就已经和OOO对近代哲学的批评站在同一阵线了。诚然，人类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生物，我们能够成就植物和其他动物（更不用说非生物）都做不到的非凡事业。我们发射了宇宙飞船、分裂了原子，还破译了基因代码——这些还只是我们最近的成就，此前的数千年间，我们早已发明了轮子和酿酒，推敲出制作玻璃和从事农业的技艺，学会了使用火和驯化动物，此外还发展出最早的外科手术。然而，即便我们假定其他动物完全无法做出同样复杂的成就，即便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显然特别看重自身，所有这些出色的成就也并不必然使人类配得上占据本体论中的五成内容。但是笛卡尔和康德以来的近代哲学却裁定我们理应如此，这些哲学家的观念是：我们既无法离开人来谈论世界，也无法离开世界来谈论人，而只能谈论两者之间的那种原初的关联或关系：这就是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所批评的“关联主义”（correlationism）。37

对于近代哲学这种分类体系最重要的批评或许来自拉图尔，他把现代主义定义为这样一种观点：存在两个永远无法混同的领域，即自然界和文化界，现代性的任务就在于分别净化这两个领域，使其彼此分离。38根据这个模型，自然界是严格的决定性规律主宰的领域，在自然界中，客观的解答原则上总是可能的，文化界则是权力斗争和任意投射个人价值体系的领域，我们万不可混淆这两个相对立的范畴。拉图尔试图用一种扁平的模型来替代他所谓的“现代性宪法”（Modern Constitution），在这扁平的模型中，一切行动者（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都有着相同的基本任务。一切人类和非人类的行动者都试图与其他行动者建立联系，从而使自身变得更强大或更有说服力。这种理论路径被称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该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蓬勃发展，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则往往受到轻视和拒斥，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虽然它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裨益，但却并不像其宣称的那样不偏不倚。39不过，尽管可能出现与实在论相抵触的错误，ANT的研究方法的确有着巨大的潜力，因此OOO的思想家们大多把拉图尔视作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不过，OOO的支持者推崇拉图尔的理由和许多其他人推崇他的理由并不相同。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拉图尔的追随者们往往推崇他主张的自然和文化不可分裂的观点，因为我们的时代就充斥着许许多多由人类实体和非人类实体组成的混合物（hybrids），例如臭氧层空洞，它虽然是人类控制范围之外的自然现象，但其面积却由于人类的活动而迅速增大了。当然，这种对于混合实体的洞见仍是有价值的，但我们必须避免假定一切实体都是自然——文化的混合物，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无异于假定现代主义模型的两个主要成分（自然和文化，或世界和思维）在任何时候都必然同时出现了。实际上，我们应当谈论的不是混合物，而是复合物（compounds），复合物既可以由纯粹的“自然”实体构成（例如二氧化碳分子由碳和氧组成），也可以由纯粹的“文化”实体构成（例如欧洲的文化建立在希腊——犹太文化的基础上）。所谓“万事万物都是混合物”，实际上意味着自然和文化总是彼此混合在一起的——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观念，因为它恰恰保留了拉图尔试图摒弃的那两个术语。

至此，本书开篇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谈谈OOO的一个关键特征，那就是：审美经验在其中所占据的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

第二章　审美是一切哲学的根源

在上一章中，我们对大多数所谓的“万物理论”作了批评，并指出了它们的四大基本缺陷：物理主义、微小主义、反虚构主义，以及字面主义。至此，我希望大多数读者都能认同这一点：万物理论应当能够像解释物理实体（例如铁原子）那样解释非物理实体（例如某支获胜球队的集体精神）。或许大多数人也会同意，我们应当像重视最微小的实体（例如弦理论中的“弦”）那样重视中等或较大体积的实体（例如马、广播电视塔等）。最后，相当一部分读者大概还会赞同：万物理论应当能够对虚构实体（例如歇洛克·福尔摩斯、独角兽）给出说明，而不是一股脑地将其抹杀，代之以谈论它们的基础（例如心灵过程、心灵之流或神经元）。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第四点——OOO对字面主义的批评——对许多读者而言似乎有些难以接受。如果我们不再把语词的字面含义作为通往真理的一条特殊途径的话，那么我们如何明辨许许多多不可证实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断言呢？如果到了那个地步，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像当年伏尔泰酒馆（Cabaret Voltaire）里的达达主义者那样，戴上动物面具，跳起荒诞的悲剧舞蹈呢？这个分界点，就是理性主义者往往要划出底线的地方。我曾在其他地方援引过美国理性主义哲学家阿德里安·约翰斯顿（Adrian Johnston）关于字面语言优先性的论述，这里我要再次援引约翰斯顿的话，因为他的立场清晰明了：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许多后唯心主义者，最终沦为了肤浅神秘主义的鼓吹者，他们的基本逻辑和否定神学是类似的。其中不变的框架模式就是：存在给定的“x”，在范畴、概念、谓述、属性等任何层面上，这个“x”都无法被理性和话语所把握。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约翰斯顿断言：我们如果不能通过字面的范畴、概念、谓述和属性来“把握”事物的话，就只能接受“肤浅神秘主义”和“否定神学”了。后面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宗教论述，它宣称上帝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因此我们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而不能说他是什么。不过，约翰斯顿这种非黑即白的理性主义有不少问题。首先，“肤浅神秘主义”并不是理性主义真正的对立面。尽管两者有显著的不同，但一般说来，神秘主义会和理性主义一样主张我们能够直接通达现实，然而，与理性主义诉诸理智不同，神秘主义通达现实的方式是诉诸灵性的。OOO同时拒斥这两种方法的优先性，因为在我们看来，间接通达现实一般来说才是我们和现实打交道的最佳方式。毋庸置疑，人们对观点的陈述很少是绝对肯定或否定的。许多陈述往往是以肯定的方式来暗指某些东西，我们既不直白地表述它们，也不否认认知本身的可能性。即便是在约翰斯顿极为蔑视的否定神学中，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例子。生活在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的伪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us）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否定神学家之一，之所以被这么称呼，是因为他（或她）的作品最初被误以为是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Areopagite）所写，后者曾出现在《新约》中（《使徒行传》，17：34）。下面这段话中，伪狄奥尼修斯谈到了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在许多批评者看来，这个概念是基督信仰中最薄弱的环节：

房中各盏灯发出的光可以完全地彼此穿透，但每束光又都是不同的。统一中有差异，差异中又有统一。当房中点起许多盏灯时，房中就有了一整束未区分的光，所有的灯光就汇成了一片不可分割的光明。2

虽然我本人并不信仰三位一体，但我觉得上面这段话说得真是好极了。它巧妙地运用了类比来表明，“神圣性质中的三个位格”虽然看上去有明显的矛盾，但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经过清晰思考的。不过在约翰斯顿看来，这样的类比毫无地位，他坚决地认为我们只能用范畴、概念、谓述和属性来解释所有的东西。可以说，普遍意义上的隐喻都被排除在约翰斯顿的理智地图之外，但我们马上就要看到，OOO所做的恰恰相反，它给予隐喻以很高的哲学地位。

我们还能找到许多其他类似的例子，它们都表明：间接的暗指、暗示或暗讽是比直接通达真理更强有力的方式。例如，一个被广泛认识到的现象是，穿得很少往往比一丝不挂更带有性爱意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内衣公司总是挣得盆满钵满，而裸体主义者集会更多地是一种政治宣言，而不是要宣扬泛滥的性爱。情书也是一样，太露骨直白的情话总是会显得无趣而笨拙。用隐晦的方式传达的威胁几乎总是更加有效——想想马龙·白兰度在《教父》中的那句名言：“我会给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如果我们把它换成下面这个直白的字面陈述，效果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如果他不让我朋友当影片的主角，我就要砍下他心爱的赛马的头，再趁他睡着把马头塞进被窝。这样他醒来时就会吓得魂飞魄散了。”虽然影片中实施这个威胁的过程算是相当古怪而骇人，但那还是比不上“他无法拒绝的条件”这句话所带来的那种不祥预感。就在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有传言说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将用化学武器对抗美军。对此，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迪克·切尼（Dick Cheney）据说是这样回应的，他警告萨达姆说：一旦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就会做出坚决、迅速的回应，要让伊拉克花几个世纪才能从中恢复过来”。这番话当然是残酷和不人道的，但它所传达的那种模糊的威胁，显然要比直白的细节描述更加令人害怕。

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直白的字面表述几乎也会毁掉幽默。不妨看看下面这个广为流传的谜语：

提问：“需要几个超现实主义者才能拧上一个灯泡？”

答曰：“鱼。”

上面这样的谜语往往让明白的人会心一笑，但如果我们被要求解释这其中的字面意思——就像听大人们聊天的孩子通常会要求的那样——那么其中的幽默就完全毁掉了。想象一下，我们试图这样向孩子解释：“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常常将对象置于出人意料的语境中，在这里他们又一次这么做了。当有人问需要几个人才能拧上一个灯泡时，还有什么回答比‘鱼’离题更远呢？这种和问题格格不入的回答，正是超现实主义者最典型的写照！”但是说到这个份上，笑点就已经失去了。不可否认，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直白的表述的确能够形成笑点，但这些例外情况恰恰证明了上述的规律，而它们之所以形成笑点，正是因为它们与大多数人对笑话非字面性的预期形成了反差。例如，我小时候流行的一本儿童笑话书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什么东西又红又大，还能吃岩石？”，答案是“又红又大的吃岩石怪”3，下面还配上了一幅完全吻合这个描述的怪兽插图。

不过，隐喻或许才是非字面认知形式最显著的例子。人们早已认识到，我们无法用非诗性的平直语言来完美地翻译一个隐喻——正如同我们无法用二维的地图来完美描绘三维的行星表面一样。文学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令人信服地表明，一首诗的准确字面含义是无法确定的；哲学家麦克斯·布莱克（Max Black）则扩展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单个隐喻的字面含义也是无法确定的。4

隐喻

对OOO而言，更重要的一篇论隐喻的文章来自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5在英语世界，奥尔特加的作品如今不再像以往那样受欢迎了，这或许是因为人们通常把他和萨特等存在主义者归为一类：这些学者在战后的知识界曾红极一时，但随着德里达、福柯等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的崛起，他们的地位就不再那么显赫了。不过，奥尔特加对于西班牙语世界的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位令人目炫的文体家，他曾不止一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奥尔特加早期谈论隐喻的那些文章是他写作过的最重要的东西，尽管这些文章在他的作品中并不算是典型。首先，奥尔特加的这些随笔写在他成熟期的主要作品之前，写作时他只有三十一岁，在哲学上尚未成熟和定型；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体现出的哲学精神恰恰构成了他后来整个学术生涯的对立面。奥尔特加最著名的一句格言或许就是：“我是我自己以及我的周遭。”这句话意味着他试图通过关注自我和世界的相互作用，来反对近代欧洲哲学的唯心主义，后者往往把思想着的心灵视作与世界相疏远和相分离的独立实体。为了反驳唯心主义，奥尔特加宣称心灵和世界总是相互接触的，但这个立场使他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许多事物拥有自主性。因此，奥尔特加虽然提出了一种对人类和非人类一视同仁的扁平本体论，但他却没有进一步推导出更多结论；也正是这样，奥尔特加意外地和近代哲学那个奇怪的假定走到了一起，他们都认为人类这个渺小的物种理应占据本体论的半壁江山。与此相比，在作为1914年诗集序言的那篇谈隐喻的文章中，奥尔特加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理路。6在这篇杰作中，年轻的奥尔特加拾起了那被忽视的哲学实在论传统——人类和非人类事物并不被视作相互关联，而是被认为各自拥有同样丰富而独立的生命。7

康德伦理学中最鼓舞人心的原则之一就是：永远不要把人（包括我们自己）仅仅视作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只能视作目的本身。8奥尔特加在提醒我们这个原则的同时，还给它加上了全新的本体论意涵。奥尔特加注意到（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可以把康德的这个洞见扩展到比伦理学广阔得多的领域。首先，虽然康德反对把某人作为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但他显然不介意把非人类物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这个观点如今受到了一部分人的质疑：哲学家阿方索·林吉斯（Alphonso Lingis）认为，即便是无生命物也需要以特定和适当的方式对待，例如，享用特别昂贵的巧克力时喝可口可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道德的，类似地，当面对京都古刹的优美雪景时，如果你还在用耳机听流行音乐，那么你的做法也同样是不道德的。9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暂时同意康德的观点：伦理学关注的只是我们如何对待其他人，至于我们如何对待非人类的事物，则不在伦理学考虑的范围之内。康德之所以把人视作有道德价值的自由行动者，是因为康德哲学区分了两类东西：我们意识经验的可见现象（phenomena），以及他所谓的本体（noumena）。10现象就是我们通常认为属于现象的东西：它包括人类能遇见、感知、使用和思考的一切。正如康德在其代表作、写于1781年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告诉我们的，人类的现象经验总是发生在时间和空间里，它涉及十二个不同的知性范畴。

与此相反，本体则是我们永远无法直接经验的物自体（things-in-themselves），因为我们总是受到人类经验条件的限制。时间和空间真的可以独立存在吗？上帝、高级的外星种族、海豚、乌鸦、蜜蜂、变形虫……他（它）们的时空经验都是相同的吗？抑或时空只是对人类有限的知性有效呢？康德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永远无法回答的。不过略带反讽意味的是，尽管康德在哲学上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对其哲学的核心观念——亦即那不可把握的本体或物自体——如今能真正接受的哲学家已经为数不多了。在这方面，OOO算是一个显著的例外。无论如何，康德认识到人类既有现象的一面，也有本体的一面。在某个意义上，我们显然属于现象：我们能够见证自己和他人的行动，我们甚至可以对各自的行动给出完整的因果解释，并借此嘲笑任何对自由意志的主张。我或许会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因为我可以做独一无二甚至荒唐乖张的事；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篇详尽的人口统计学分析指出：我所有的政治倾向和生活方式无非反映了一部分49岁已婚美国男性群体的典型态度，这些人和我一样拥有博士学位，来自上中西部地区，并且有着类似的家庭收入背景。这真是振聋发聩啊！然而，伦理的生活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我内心深处还感受到那种本体意义上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使我能够忽然改变主意，并且质疑自己所属群体持有的一些没有根据的成见。

康德伦理学认为，这种“本体”的维度只有对人类才是重要的，因为和细菌或塑料袋的运动不同，我们的行动独一无二地具有道德价值。然而，一旦离开伦理学的领域，我们很快就会一清二楚：实际上一切物都具有本体的一面。就如同我们无法直接通达人类自体（human-beings-in-themselves）一样，我们也无法直接通达塑料袋自体（plastic-bags-in-them-selves）；我们只能通过现象而非本体来与两者打交道。只是在伦理学之外的其他领域中，本体的一面通常都被忽略掉了：毕竟，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谈论所有人都无法感知的物自体呢？而奥尔特加那篇论隐喻的文章的重大创新之处，正在于他表明了物自体对于艺术的极端重要性。这是连康德本人都未曾尝试过的思路，由于康德一心关注的是人类审美趣味的普遍结构，因此他对艺术之物本身的结构并不太感兴趣。11

奥尔特加注意到：大多数时候，我们与物相遇的方式都是来自外部的第三人称感知或描述。借用康德的术语，这些显然是现象经验，它们并没有触及物自体的深度。而用奥尔特加的话说：“只有当事物成为图像、概念或观念时，也就是说，只有当事物不再是其所是，而成为自身的影子或轮廓时，它们才能成为我们认知的对象，才能为我们而存在。”12对此，我们最初的反应或许是要从第三人称经验转到第一人称经验，并试图到内在生活的直接真理中寻求庇护。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内省中，我们同样也把自身还原成了影子和轮廓：毕竟，就像我们无法直接通达本体的房屋、狗和马一样，我们也无法直接通达本体的自我。虽然在目前的心灵哲学领域，关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描述谁更具有优先性的问题仍然处于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之中，但早在1914年，奥尔特加就已经预见到这个争论是无谓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都无法使我们更接近那个超越一切描述的事物真实内向性（inwardness），相反，奥尔特加试图寻求一种脱离了任何观察或内省的事物实在性，我称此为事物的“零人称”（zero-person）视角。13在论证过程中，奥尔特加获得了这样一个洞见：我们每个人之所以是一个个“我”，并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套特别的、名为“意识”的动物学装置，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某件事物（something），而一件事物是永远无法被意识的内省和外部的描述所穷尽的。这意味着，每一个非人类的物也都可以被称为“我”，因为它们都具有那种确定而又永远无法被完全把握的内向性。即便我可以说，“我面前的这个红色皮盒子不是一个‘我’，因为它无非是我心中的一个图像”，但这个盒子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是现象性的东西。14正如奥尔特加在下面这段激进的论述中所言：

就如同其他人描述的疼痛和我自己感觉到的疼痛之间存在区别一样，我所看到的红色和这个红皮盒子是红色之间也有同样的区别。

“是红色”对这个盒子而言，就如同疼痛对我而言一样。就像存在作为约翰·多伊的我一样，也存在作为红色的我、作为水的我，以及作为星星的我。从其自身内部的视角看来，万物都是一个个的“我”。15

然而，如果它仅仅是我们无法通达的本体性的东西，那么万事万物的这种内向的“我”还有什么重要的呢？我们这样不是又一次陷入到约翰斯顿所警示的那种“肤浅神秘主义”和“否定神学”中去了吗？对此，奥尔特加的回答是否定的：

现在让我们想象这样一门语言或表达符号系统的重要性：该语言的功能不是描述事物，而是使事物在执行自身的行动中向我们呈现。艺术正是这样一门语言，这也正是艺术所做的。审美对象是内向性本身——它是每一个作为“我”的东西。16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主张。奥尔特加实际上说的是：康德的本体领域并非不可通达，而艺术恰恰就在于亲身向我们呈现这种本体领域。他还补充了一个重要的限定：“请注意，我并不是说艺术作品向我们揭示了生活和存在的秘密；我真正的意思是：艺术作品使事物的内向性——也就是它们所执行的实在性——看起来像是向我们敞开的，从而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叫作‘审美’的奇特愉悦之感。”17接着，奥尔特加把这种与内向的执行实在性的审美接触和科学话语作了比较，并指出了后者的不足，不过他所针对的主要目标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我们所称的字面主义。

我之所以花费相当的篇幅讨论奥尔特加的这篇文章，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就很有意思，还因为早在我开始阅读更著名的海德格尔著作之前，此文就在我心目中第一次种下了OOO的种子。人的一生中或许总有两三个这样的时刻，在其中我们读到一些东西，它们不仅强有力和引人入胜，而且其中隐藏着至关重要的悖论，一旦解开这悖论中的谜团，我们就能了解许许多多其他东西的秘密。奥尔特加论隐喻的文章是我第一次在哲学中拥有这样的体验，此后我整整花了十八年时间，才完全领会了其中的意蕴。在初步了解为什么奥尔特加认为美学如此重要之后，让我们简略地阐述一下他的理论是如何运作的，不过我觉得奥尔特加在此犯下了一个微妙却又重大的错误。

由于没办法在一本诗集序言的篇幅里给出完整的美学理论，因此奥尔特加选择隐喻作为论述的核心议题：“我认为审美对象和隐喻对象是相同的，换言之，隐喻是基本的审美对象，是美的细胞。”18他援引西班牙诗人洛佩兹·皮科（López Pico）的诗句“柏树就像死去火焰的魂灵”作为隐喻的例子。这句诗里实际上出现了三个隐喻，奥尔特加略过了“魂灵”和“死去”的隐喻，而集中讨论把柏树比作火焰的隐喻。这个隐喻是如何成立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两个对象在形态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而如果我们说“柏树就像一个死去的保险推销员的魂灵”，那么两个比喻项之间就不具备这样的相似性了。奥尔特加认为，隐喻的核心部分的这种必要的相似性，使得许多学者把隐喻错当成了两个事物实在性质上的同化。他正确地指出这种看法是不真实的：“隐喻之所以令人满足，恰恰是因为在其中，我们发现两个事物之间的偶合性要比任何单纯的相似性都更深刻，更具有决定性。”19如果有人说“柏树就像桧树”，那或许会是一则关于两个树种之间相似性的有用的植物学信息，但没人会对这句话有审美上的体验，除非我们把它改成“柏树就像死去桧树的魂灵”，这样一来它又像是个诗句了。隐喻能够成立的条件在于：两个比喻项进行比较的字面基础并不是太重要，否则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字面陈述了，例如“阿姆斯特丹就像威尼斯”，“车前草就像香蕉”或者“野兔就像家兔”之类。奥尔特加所选的例子之所以构成一个隐喻，是因为“柏树和火焰在轮廓上的相似性对两者而言都如此地无关紧要，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其视作一种托词”。20达成这一步之后，我们就“在它们的一些偶然的、非本质方面的同一性的基础上宣称了一种绝对的同一性。这近乎荒诞和不可能”。21最初，两个对象相互排斥，这就使得“作为实际形象的柏树和火焰湮没了。当它们彼此碰撞时，各自坚硬的外壳破裂开来，其中熔化了的内部物质变得像浆液一样柔和，并且已经准备好接受全新的形式和结构了”。22在这个成立的隐喻中，我们能够体验到一个以某种方式结合了柏树和火焰的全新实体。

奥尔特加的教诲

尽管我多年来向不少朋友推荐了奥尔特加的这篇文章，但许多人并未从中看出多少有意思的内容，他们对于我的推荐所表示的感谢大多也只是礼节性的。但对我而言，这篇文章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哲学论述之一，它不仅对于美学至关重要，对于本体论也有关键的意义。那么从这篇写于1914年的富有预见性的文章中，OOO能汲取到怎样的教益呢？首先，奥尔特加把康德的本体概念从哲学的荒野中带了出来，并使其再次焕发了活力。其次，奥尔特加表明我们能够以并非肤浅和否定的方式通达本体。第三，他建立了隐喻的基本机制，也就是一种非本质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能使两个很不相似的实体彼此融合成一个不可能的新实体。不过除了上述教益，奥尔特加在两个关键的点上似乎还有所欠缺；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对奥尔特加有所指摘，因为我并不是奥尔特加的批评者，而是一个沉迷此文多年之后才最终读懂它的读者。第一点是隐喻的非对称性（asymmetry）问题，在这点上奥尔特加完全错了；第二点则是隐喻的戏剧性（theatricality）问题，奥尔特加在这点上虽然方向正确，但走得还不够远。

让我们首先看看非对称性问题。奥尔特加的主要错误，出现在论述柏树和火焰彼此融合的这句话中：“我们从火焰的形象中看到了柏树的形象；我们把它视作火焰，反之亦然。”23为什么要说“反之亦然”呢？奥尔特加在此显得过于草率，他没能仔细权衡这个主张可能带来的逻辑后果。因为假如柏树和火焰在隐喻中真的有“反之亦然”的关系的话，那么颠倒隐喻顺序，应该就不会引起任何改变了。这里原先的隐喻是“柏树就像死去火焰的魂灵”，让我们把它颠倒过来，于是得到这个句子：“火焰就像死去柏树的魂灵”。尽管后面这个句子也可用在诗作中，但其中表达的隐喻显然与前者不同。在前一句中，隐喻的对象是具有火焰性质的柏树；而在后一句中，隐喻的对象则是具有柏树性质的火焰。因此，认为隐喻中存在“反之亦然”的关系是个致命的错误。奥尔特加忽略了柏树和火焰之间的不对称性，这会导致怎样的损失呢？我认为，这使得奥特加错过了OOO的一大理论支柱，亦即物与它自身的性质之间那种深刻的区别或者说张力。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的那样，在不少情况下——尤其是在艺术和哲学中，物与它自身性质之间的差异体现得非常显著。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往往并不太区分物和它自身的性质。例如在科学中就是如此，因为科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用某物的一系列具体而确定的属性来替代诸如“RX J185635-3754”（位于南冕座的一颗真实的中子星）之类的物的专名。要知道，专名是没有多少信息量的。你身为科学家所做的工作越是充分，你就越是能够用这个中子星所拥有的一系列确定的性质来替换它那个模糊的临时名称，这些性质或许包括：距离地球大约400光年，直径4～8公里，表面温度约43.4万摄氏度等等。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对知识的追求是一番字面主义的事业，它把物等同于它所有真正的组成部分以及它真正引发的所有结果；前文也说到，OOO反对字面主义，并且否认艺术和哲学属于知识。当前有不少哲学家试图使哲学成为数学和自然科学那样的字面主义学科，实际上，这个过程贯穿了现代长达四个世纪。例如，尽管休谟对知识持怀疑态度，但他以一种将其化归为与可能知识的关联的方式来定义物：并不存在某个作为“苹果”的事物，有的只是一系列可感受到的属性，例如：红色、坚硬、多汁、味甜、冰冷等等，所有这些属性是如此频繁地一同出现，以至我们会宽泛地把这“一束性质”称为“苹果”，尽管在这些性质之外并不存在苹果。24

在哲学史上，想当然地接受这种物的束理论（bundle-theory）的情况要比预想的更加普遍，直到胡塞尔1900年创立现象学之后25，该理论才第一次遭到了反对。胡塞尔强有力的推理对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这要部分归功于波兰哲学家塔多斯基最初的奠基工作。26胡塞尔的论证表明，意识经验主要涉及的是物而非其内容。如果我翻转手中的苹果，然后把它轻抛起来再接住，那我看到的就是不断变化的一系列不同的性质。但当这些性质每次发生改变时，我从来不会认为自己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同样，我也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束苹果式的性质和我三秒前看到的那束有87%相似，因此我推断这些性质之间的家族相似足以让我把它们宽泛地称为‘同一个苹果’。”事实上，正如现象学已经指出的那样，备受推崇的“性质的束”实际上无非是一束束不断变化的偶然的表象而已。当我翻转和抛接苹果时，那个苹果本身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

在这方面，奥尔特加仅仅是对胡塞尔提出的物和性质的区分表达了赞同——他本人在一些方面就颇为钦佩胡塞尔。不过，奥尔特加和胡塞尔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分歧，而在此问题上，我是站在这位西班牙人一边的。与曾经追随新康德主义达十年之久的奥尔特加不同，胡塞尔完全不认同康德的本体概念。认为可能存在理论上与观察者的意识完全没有关联的物，这个想法在接受过数学训练的胡塞尔看来是非常荒谬的。因此，我前面带着赞赏之情引述的那句话——“就像存在作为约翰·多伊的我一样，也存在作为红色的我、作为水的我，以及作为星星的我。从其自身内部的视角看来，万物都是一个个‘我’”27——和胡塞尔的思想并没有多少关系。在胡塞尔看来，“作为约翰·多伊的我”显然是存在的，但这仅仅是因为约翰·多伊是个思想着的心灵。而至于红色、水和星星，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成为约翰·多伊及其同类的意识的对象，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想法，都难免陷入充满争议的“泛灵论”，也就是认为无生命的物也能感觉和思考。当然，奥尔特加并不是要主张无生命的物也能感觉和思考。恰恰相反，他早已预见到这个质疑，并且事先作出了反驳，他指出：物之所以是“我”，并不是因为它有意识，而仅仅是因为它存在。无论如何，虽然胡塞尔对于物及其性质的区分对休谟的束理论构成了重大打击，但这种区分只是在奥尔特加所谓的形象层面上进行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胡塞尔而言，只要对事物做足够清晰的观察，我们最终就能直接通达该事物的本质特征。这个主张与神秘主义无关，相反它是彻底的理性主义观念，胡塞尔要说的无非是：事物的内向性并非不可穿透的，因为正确的理智态度将直接把这种内向性带给我们。奥尔特加的观点与此恰恰相反，反而和时常被视作他竞争对手的海德格尔比较接近。在奥尔特加看来，无论是观察还是使用事物，都会将其变为自身的影子和轮廓。美学对他而言之所以如此重要，恰恰是因为理论和实践都无法将我们带到事物的内向性当中。简言之，虽然胡塞尔试图完全消除康德意义上被隐藏的本体，但这个概念在奥尔特加和海德格尔那里却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

因此，在关于物及其性质的问题上，奥尔特加和胡塞尔实际上带来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现。奥尔特加在文中曾用专门的术语区分了两个概念：一是事物的形象（image），它可以从外部加以观察和使用；二是事物执行的实在性（executant reality），它独立于我们的观察和使用而存在。不过我想在此改用OOO的一系列术语，它们的意思和奥尔特加的术语大致相同。我们会用实在物（real objects）这个概念来指独立的物本身；但当不谈论物的内向性，而只是说与我们经验相关联意义上的物时，我们就会使用感觉物（sensual objects）这个概念。不妨用雪地摩托车打个比方，胡塞尔那个全新的见解告诉我们，一辆雪地摩托车并非只是一束雪地摩托车式的性质，而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物，这个物不同于它在任何一个时刻（或任何若干个时刻）所呈现的一系列形象或特征。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距离和角度观看这辆雪地摩托车，它可以朝我们驶来，也可以离我们而去，它可以被停放在那里，也可以飞越危险的沟壑……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都把这辆雪地摩托车视作同一件东西，除非有证据表明我们把它和另一辆相似的雪地摩托车弄混了。用OOO的术语说，胡塞尔区分了两者，一是作为感觉物的雪地摩托车，二是这辆雪地摩托车的各种感觉性质，因为前者保持不变，而后者则不断变化。

奥尔特加的观点和胡塞尔不同，却和海德格尔著名的工具分析类似。28奥尔特加认为，胡塞尔意义上作为感觉物的雪地摩托车无非是一个形象和影子而已，它无法把握到作为雪地摩托车的“我”的内向性——注意如前所述，这里的“我”并不意味着车辆具有“意识”。奥尔特加大概会说：胡塞尔没有把握到雪地摩托车真正的内向性，只有审美才能给予我们这种内向性。海德格尔在那篇论艺术的著名文章中也做了类似的论述，只是他的观点不像奥尔特加这般具有理智上的力量。29胡塞尔允许我们在作为感觉物的雪地摩托车和它的感觉性质之间作出区分，与此不同的是，奥尔特加（假如他没有错过隐喻的非对称性的话）在“雪地摩托车”这个实在物和它的感觉性质之间作了区分。在奥尔特加那里，性质之所以仍然是感觉的而非实在的，是因为在隐喻中，“柏树”这个物要比所能罗列出的一切火焰的性质都更加神秘，对于体验到隐喻的人而言，这些火焰的性质绝不是隐藏的。即便无法用语言描述，即便我们难以把它们加在柏树上，但我们知道这些性质是什么。一种方便的做法是：我们将实在、感觉、物、性质（real, sensual, objects, qualities）这四个词缩写为各自的首字母。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胡塞尔发现了SO——SQ间的张力，而奥尔特加和海德格尔则作出了RO——RQ的区分。这个结论是至关重要的，其中的原因有两个。首先，OOO将会表明，时间的意义在于SO——SQ，而空间的意义则在于RO——SQ（详见本书第四章）。其次，SO——RQ以及RO——RQ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名称，我认为需要给它们命名，因为它们虽然不像时间和空间那样声名显赫，但它们在OOO的物理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图1：物的四重性

存在两种物和两种性质：实在物、感觉物、实在性质以及感觉性质。实在物和实在性质可以独立存在，而感觉物和感觉性质则只能作为与其他实在物的关联而存在，无论该实在物是否为人类。由于物无法脱离性质存在，性质也无法脱离物存在，因此我们只有四种可能的组合，如图中圆形之间的四条连线所示。

隐喻的戏剧性

我此前曾指出，奥尔特加完全忽视了隐喻的不对称性，而在隐喻的戏剧性上，他只对了一半。我耗费了十八年弄清了第一点，了解第二点却耗费了我整整二十八年！我们在此要对这一点作简短的讨论，因为戏剧性将是个重要的概念。首先，不妨回顾一下前文曾引述过奥尔特加的这句话：“请注意，我并不是说艺术作品向我们揭示了生活和存在的秘密；我真正的意思是：艺术作品使事物的内向性——也就是它们执行的实在性——看起来像（seem）是向我们敞开的，从而带来了一种叫作‘审美’的特殊愉悦之感。”30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奥尔特加要在此加上“看起来像”这个说法。因为从定义上说，我们完全无法经由事物的内向性而通达这种内向性的本体，奥尔特加这篇文章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物自体的不可把握性。但与此同时，奥尔特加还要主张艺术具有一种触及执行实在性的特殊方式。然而“看起来像”这个说法在此是令人失望的，因为我们可以想到许多其他方式，它们都看起来像是把握了物自体：如果“看起来像”就够了，那么摄影就足以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和奥尔特加一样面临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一方面要保留物自体的不可通达性，另一方面则要捍卫这样的主张，即：艺术能够触及这些事物的执行的内向性——这意味着一种“无接触的接触”。

由于奥尔特加认为，艺术是一种RO——SQ（实在物——感觉性质）之间的张力，因此我们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确切地知道在“柏树就是火焰”这个隐喻中扮演RO（实在物）角色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根据定义，这个隐喻中的柏树并不是我们日常经验中的柏树，而是在其执行的内向性中的柏树：也就是那不可通达的柏树自体（cypress-in-itself）。然而，鉴于OOO认为物和性质总是不可分离的，因此这个隐喻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火焰的性质不仅和某个柏树曾经所在的、不可把握的虚空融合在了一起，它还通过某种方式与一个物融合在了一起。于是我们便只剩下一个选项，而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即便那会导致初看之下非常古怪的结论。因为如果实在的柏树在隐喻中也是缺席的——就如同它在思想和感知中是缺席的——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艺术体验中，只剩下一个实在物是永远不会缺席的：那就是我们自身。是的，在隐喻中代替缺席的柏树出场，并且支撑起它那新被授予的（anointed）火焰性质的，正是我们自身。要知道，与哪怕是最精确的科学陈述相比，真正的审美体验都更加真诚而有力，上面这个结论意味着我们朝着解释这个现象前进了一大步。在真正的审美体验中（简单说，就是不使我们感到枯燥的体验），我们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而是押上了我们的筹码：更确切地说，我们押上了我们自身。奥尔特加已经表明，直白字面的陈述无法深入事物的真正内向性，因为这些陈述是通过把真实的性质归赋给事物而得以运作，但由于事物本身并非一束束性质，因此这个做法永远只会是事物本身的一种肤浅的近似。当然了，我们很希望奥尔特加能够直接宣称隐喻可以完成陈述所无法做到的，但他只是承认隐喻仅仅“看上去像”是可以成功做到这一点。不过这并不算是太大的障碍，因为隐喻并不是要通过深入挖掘的方式来抵达事物本身；恰恰相反，在隐喻中，我们自身作为涵盖了火焰性质的实在物而替代了那不在场的柏树：这不是向下挖掘到更深处的过程，而是向上建构到更高层级的过程。虽然这个说法听起来颇为奇怪，但在一个专业领域中，这状况却是再寻常不过：这个领域就是表演。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著名的表演体系，演员应当努力尽可能近似地成为他（她）所扮演的角色。31而隐喻的这种戏剧结构令人信服地表明：戏剧是其他门类艺术的根源。因此我大胆地推测：最早的艺术品就是面具，当然，（与珠宝和岩画不同）由于面具材料的脆弱性，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多少文物来佐证这个推测。

图2：隐喻

如图所示，我们最初有的是带着感觉性质的感觉物。通过给感觉物指配不太可能但并非绝无可能的新感觉性质（例如“酒暗色的海”[wine-dark sea]这样的隐喻，而非“深蓝色的海”这种字面的说法），最初的感觉对象（例如“海”）就被取消了（图中的SO被画了×），因为该感觉物无法支撑起这些非同寻常的性质。因此我们需要某个神秘的实在物来代替它完成这个工作。然而，由于作为实在物的海从场景中退离到了不可把握的地方（见图中上方RO旁边标注的“！”），因此支撑起这个隐喻的感觉性质的，只能是一个没有从场景中退离的RO，这就是我自身，也就是这个隐喻的实在体验者。

尽管奥尔特加没能进一步扩展他的观点，并从中看出艺术具有戏剧式的核心，但他的确已经很接近这样的一个结论，即：审美中真正重要的实在物不是柏树，而是我们自身。奥尔特加对此作了绝妙的论述：“一切可观的形象，当其进入或离开我们的意识时，都能引发一种主体性的反应——就如同小鸟在停落和离开树梢时引起树枝的颤动，或者接通和切断电流时引发新的电流。”32换言之，尽管我们接触到的每个形象都仅仅带给我们事物本身内向性的影子或轮廓，但我自身完全投入到了所有这些经验之中，这不是作为我自身的影子或轮廓的投入，而是一种内向性的投入。无论我遇到的是怎样的感觉事物，我自身都是一切经验中的唯一实在物，而只有在艺术和极少一些其他情形下，实在与感觉之间的张力才会明确地呈现出来。奥尔特加在文章稍后的地方接着指出：在艺术中，我们发现“形象里那些朝着物的部分从属于其中主体性的部分，后者是被我感觉到的，它们是‘我’的一部分……”33不过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在艺术中，形象里那些朝着物的部分作为一种戏剧式的（thespian）存在，也作为隐喻所产生的全新的物，成了我们的努力的附属。

隐喻的五大特征

虽然隐喻在哲学论述中的地位通常是比较边缘的，但本书关于隐喻的讨论，至此已经花费了颇长的篇幅。那么我们从中能获得哪些结论呢？我归纳出了五个要点：

首先，隐喻的目的并不是要给予我们关于物的思考或感知，因为这些都只是关于物的外部视角。相反，隐喻给予我们的是某种自身独立存在的东西，也就是那声名狼藉的“物自体”。

其次，隐喻不是相互的（non-reciprocal），因为两个项中的一个不可避免地位于主体的位置，而另一个则位于客体的位置（在语法的“主语”和“宾语”的意义上）。对此不妨举个例子。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开篇就写到老渔夫圣地亚哥，他已经四十八天没有打到鱼了。然后我们读到了下面这句关于老人船帆的令人悲伤的描写：“帆上用面粉袋碎布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34但不妨假想一下：我们此时读的不是《老人与海》，而是一篇反乌托邦的小说，小说开头描写的是华盛顿特区被一群无知、残暴、毫无教养的暴民占领之后的忧心场面。进一步想象这篇小说的作者描写了白宫上的旗帜——此时在字面意思上说，星条旗已经是永远失败的标志了——他可能会这样写：“旗上用胶带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窘迫的老渔夫的旗子。”这两个隐喻都能成立，但它们显然并不相同。

第三，隐喻是非对称的，这与前面一点有关，但不完全相同。在前文那个被简化的“柏树就是火焰”的例子中，我们既没有把柏树和火焰都视作物，也没有将其都视作性质。相反，“柏树”在隐喻中扮演着物的角色，而“火焰”则扮演着性质的角色。这一点是十分关键的，因为根据OOO，实在物总是要从直接通达性中退离。这意味着柏树从隐喻中消失了，因而那些脱离了形体的（disembodied）火焰性质似乎就要无根地漂浮在文学空间中，永远没有物可供依附。不过我们并未面临这个局面，这要归功于下面这个特征。

第四，鉴于柏树并不在场，并因此无法用于实现隐喻（尽管表面现象看来正好相反），因此唯一能够实现隐喻的就只剩下作为实在物的我们自身。此时如果我不投身其中，并霎时成为那个具有火焰性质的柏树实体的话，这个隐喻就无法成立了。造成隐喻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隐喻本身的质量不佳、读者的迟钝、厌倦甚至分心等等。就如同笑话，一个隐喻只有当读者或听众真诚地置身其中时才能成立。隐喻并不是矫揉造作的（histrionic），这个词更适用于那些卖弄演技和博取眼球的戏剧表演。舞台上的演员生活在其角色之中是戏剧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隐喻也是戏剧性的。当阅读洛佩兹·皮科的诗句时，我们就成了扮演一棵扮演着火焰的柏树的方法派演员。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隐喻是一门配对的艺术，而非拆解的艺术。也就是说，隐喻的经验并不像知识的经验那么冷酷而疏远。就如同我无法从植物学中直接通达柏树自体一样，我也不能通过隐喻通达柏树自体。我并不是通过深挖自己浅显的日常经验来获得有关柏树的真理，那是向下还原要做的。而隐喻恰恰不是向下还原，因为在隐喻中，我们并不是要消除那些“被心灵附加上去”的视角，从而与柏树保持疏远的距离；正相反，通过隐喻，我们前所未有地把自身附加在了柏树上。不过，虽然我们在此避免了向下还原的危险，但我和柏树之间的这种联系似乎会带来向上还原的弊端。我们不是主张说，由于柏树自身必定不在场，因此我们面对的只是柏树的形象加上我对它的真诚关注吗？这难道不正是梅亚苏所指责的“关联主义”吗？这种哲学沉溺在对人和世界相互作用的思考中，却忽视了人或世界各自的独立存在。不，上面这些质疑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所主张的无非是：隐喻中真正重要的实在物既不是那缺席的柏树——物（我们无法直接通达它），也不是关注该物的人类，而是那个由（扮演柏树——物这个角色的）读者和火焰的性质共同组成的全新的联合实在（amalgamated reality）。读者和火焰性质是柏树——火焰的两个组成部分。这种全新的、弗兰肯斯坦式的实体，与其说是相关物，不如说是复合物（compound）。在此，我们又一次与近代哲学那阴沉的人类中心主义分道扬镳，因为许许多多的复合物无需人的成分就能存在。总而言之，把柏树和火焰放到一起的隐喻并不是关于既有物的知识，而是一种全新物的生产。

在归纳了上面这五点之后（后面还将提到它们），我们接下来要谈谈另一个与之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从美学中的“形式主义”（formalism）概念开始，形式主义一般指这样的观点：艺术具有一种内部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不受社会——政治语境或艺术家个人经验的影响。由于对艺术的非关系性自主性的关注，OOO和形式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性，科勒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曾担心OOO会像许多文学批评那样沦为形式主义的纲领，35她的担忧正是这种亲缘性的体现。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表明：在前面提到的隐喻五大特征中，只有第一个特征和形式主义美学相容，其他四个特征则不会被任何形式主义者所接受。只要OOO仍然坚持这五个特征，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形式主义纲领。

美学中的形式主义

有人或许会质疑，为什么要给予隐喻陈述优先于字面陈述的地位呢？古希腊（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博学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曾告诉我们：创造隐喻的才能是最伟大的天赋。36不过亚里士多德这番话毕竟是在公元前四世纪说的，于是有人大概会反驳说，我们如今的观念可要比那个时代进步多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难道不是取决于真正的知识，而非诗歌这样的装饰性艺术吗？人们曾经用这样的论述来反驳海德格尔，这位二十世纪的大哲学家认为诗性的语言是优先的，因为它有着最高的深刻性，海德格尔还富有争议（也未必正确）地指出：“科学并不思考。”37实际上，任何哲学立场都会在身后留下新的问题，而OOO所带来的问题无疑就是：它能否公允地看待字面知识。我们将在本书第四章讨论这个问题。但在此之前，我们应当先谈谈为什么OOO要采取这个立场。首先，字面主义在审美中不仅满是缺陷，而且陷入了巨大的失败：没有人能指出《哈姆雷特》或埃德加·爱伦·坡那首惊悚诗《尤娜路姆》（‘Ulalume’）的字面含义，这就如同没有人能把曲面上的三维俄罗斯国土完美地转译到二维的俄罗斯地图上去。字面主义认为，关于某个事物的假设性完美描述能够穷尽该事物，这种描述可以是成段叙述，也可以是数学形式的。这个观点意味着，关于某事物的完美描述与该事物本身是“同构”的（isomorphic），也就是说它们有着相同的形式。然而（打个比方），由于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关于鹰的数学模型和真实的鹰是同一个东西，于是字面主义的支持者就不得不诉诸某种“死物质”（dead matter）的概念了。他们会直白或含蓄地表示：数学意义上的鹰与真实的鹰之间的区别无非在于，后者“固定在物质中”，而前者则被抽离了一切物质——即便没有人知道所谓无形式的物质究竟是什么东西。两者都体现出同样一系列性质的集合。但前文已经表明，关于这种把物等同于性质集合的观点，胡塞尔、奥尔特加和海德格尔都给出了质疑它的充分理由。事实上，物与它们的性质之间总是存在着鸿沟，在任何领域中，这个原则都始终是OOO方法论的基石。

换言之，可以认为：物的束理论只看到前景而忽视了背景。字面陈述告诉我们的，不多不少就是它所意谓的东西。这通常被视作清晰的命题语言的一大优势：它避免了语言被真假艺术家们那些含混、不着边际的陈述所污染。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的各个分支都沉迷于如何揭穿闪烁其词的表达中所谓的“无意义”或“模糊不清”的成分，而没有注意到直接或可核实的说法往往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虽然事物的背景往往难以察觉甚至深不可测，但一个悠久的思想传统还是充分注意到了它的重要性，海德格尔或许就是这个传统的巅峰，他对那超越一切可见个别物的存在之意义提出了追问。38亚里士多德本人亦对这个隐晦的传统贡献良多，只是这些贡献往往被他作为西方逻辑学之父的另一面形象所掩盖。前文已经提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一个洞见是：个别事物无法被定义，因为定义总是由可知的共相构成（例如“苍白”、“瘦削”或“动物”等等）。相反，个别事物总是具体的，这意味着它永远无法被诸如“苍白瘦削的动物”这样的描述所穷尽。此外，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也是同样重要的，这部古典时代的杰作如今已经读者寥寥，它地位衰落的一个原因就是，今天的人们往往把修辞学肤浅地理解为“单纯的修辞手段”，就仿佛它是正当的智性追求的对立面。39《修辞学》的核心主题就是所谓的“省略三段论”（enthymeme），它指的是一种可由听者记在心中而无需演说者明确陈述的三段论。人类的交流中，省略三段论其实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那些直接陈述不明智或惹人厌烦的场合，例如前文中马龙·白兰度的那句“他无法拒绝的条件”，或者切尼对伊拉克的凶狠威胁。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某个希腊的演说家说，“这个人拿到过三次桂冠”，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加上“因为他赢得过三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因为任何希腊的听众都会立刻领会那句话的隐含义，再多说只会惹人厌烦。到了二十世纪，（在英国被长期低估的）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代表作《理解媒体》中指出：技术的背景结构要比它们的表层内容更加深刻和重要。他那句著名的宣言“媒介即信息”正体现了这个观念。40我们接下来还将看到，美国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对现代主义绘画的诠释强调的是绘画扁平画布的背景，而有意忽略画的内容，后者对他而言如同“文学轶事”一般可有可无。41

OOO对于字面主义的不信任，其理论后果有可能显著地体现在教育领域。历史在很长一段时期中间往往会出现逆向发展的态势。在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遭到轻视的时代，大学一度为人文学科所支配。而如今的大学却几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工程、医学和各门基础科学占据了学术界的贵族地位，而人文学科则被普遍视作“不够硬”的学科，只适合那些不想用功努力的学生。在职业发展的意义上，选择人文学科无异于进入了死胡同（尽管时不时会有诸如《雇主实际上更青睐哲学研究生》之类的文章出现）。此外，当前的人文学科还总是处于削减预算的边缘，有时一门备受好评的课程一夜之间就被取消了。而如果像OOO所指出的那样，字面主义存在固有的缺陷，那么知识生产便不可能是教育的唯一目标了，它甚至可能连主要目标也算不上。那样的话，对学生的品味教育就会比现在更加重要：这不仅是为了品尝出“浓郁而丝滑的皮诺葡萄酒”，更是为了使他们能够鉴赏出各种情境下的隐含背景而非字面的前景。

还是让我们回到本章的主题吧。奥尔特加主张：与字面的语言不同，隐喻给予我们的不是事物苍白的倒影，它看起来像是把事物本身带给了我们。奥尔特加认为这仅仅是“看起来像”，因为就像我们无法通过科学和日常经验通达火焰自体或柏树自体一样，我们显然也无法通过艺术接触到它们。根据我们的结论，艺术中的真正实在物来自观看者自身对隐喻物（比如柏树）的替代，以及因此和隐喻性质的结合（比如火焰的性质）。由于艺术的观看者必然会成为“方法派演员”，因此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一种以戏剧性为首要属性的艺术概念。但奥尔特加隐喻理论的关键就在于它所坚持的实在论。它寻求的是事物独立于其感知者和言说者的那种实在性。事物的字面意义可以被听者和观看者完全地揭示出来，除了我们明确地看到和听到的内容，它不再剩下任何东西。对字面陈述的渴望，显然是渴望告诉我们关于某事物的一切已知和可知的东西，而不留有任何未加明述的背景，这意味着被认知事物与理想的认知者之间的一种关系。与此相反，隐喻带给我们的似乎是独立于其他相关事物的某事物本身。而就像我们此前说过的那样，有一种艺术思想就主张我们应当把艺术作品视作独立的实在，而与它们的任何条件、关系或后果都无关，这种思想通常被叫作形式主义。42

康德以及后来的形式主义

美学中形式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不过，由于康德只在伦理学中明确使用过这个术语，因而我们应该从伦理学开始说起。康德主要的伦理学观点是：只有当做出某行动是出于该行动自身的原因，而非为了获得某些回报的时候，这个行动才是道德的。43如果我表现诚实的目的是让自己更受欢迎，或者是方便在未来竞选某个政治职位，那么这种诚实就不是道德的，它只是为了实现某些目的的手段。类似地，如果我说真话仅仅是因为害怕死后遭到上帝的惩罚，那么我的这种行为虽然可能对社会有益，但它仍然不能算是道德的，因为它是由我关于灵魂的希望和恐惧所驱动的；而如果我的行动仅仅是出于对人类同伴的温情或对我们福祉的关心，那么它也同样不是道德的。康德甚至还作了一个假想的比较：一个人是上述这样的好人，另一个人则是硬心肠的生意人，他之所以帮助他人，只是因为那样做是对的，他没有从中感到任何愉悦，康德由此得出的结论或许是令人惊讶的：他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加道德。康德曾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述这个道德原则，但最好理解的说法就是：康德认为道德关乎的是义务，而不是偏好（inclination）。根据康德的道德观，行动的后果与判断该行动是否道德无关。从原则上说，即便一个谎言能够拯救十辆车上的难民免于一死，这也无法成为我们撒谎的合理理由。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使人与世界彼此区隔的道德纯净化过程。在伦理学只能适用于人——人们承诺各自的义务，并视他人为目的本身而非手段，除此之外的世界以及其中的物则完全无法产生道德作用。

如前文所述，在其对现代性的批评中，拉图尔指出现代主义总是要把人类与无生命的自然隔离开来，使两者互不接触。对康德伦理学的这一方面展开批判的人物中，最伟大的要数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他在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发展一种非形式的伦理学，在其中，我们对世界中事物的激情起着关键的作用。44此外，舍勒还关注了不同的人所具有的不同道德使命。尽管舍勒认同和赞赏康德伦理学的崇高、空寂和冷峻，但他也指出：对于不同职业、不同国家、甚至不同的个人，我们都需要不同的道德法则。就与我们讨论相关的方面说，舍勒伦理学得出的主要洞见在于：形式主义使伦理学免遭出于私心和奖赏目的的影响，这固然值得肯定，但我们也不应错误地假定伦理学是在隔绝状态下的人类自身中发展出来的。伦理学的基本单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类，而是人的个体加上他（她）所重视的一切；漂浮在虚空中的灵魂既不可能是道德的，也不可能是不道德的。隐喻的结果是形成一个由作为读者的我和火焰的性质所组成的复合实体，这是一种与社会——政治含义无关的自主审美经验；与此类似，道德则是由我以及我所感兴趣的那些实体组成的复合物，这些实体或许包括：法国歌剧、德国唯心主义、汽车引擎、射箭、危险的跳伞、园艺等等。在此，我们仍然可以见到形式主义所强调的那种自主性，因为舍勒认为爱或激情本身就是目的，当然，这种观点也招致了一些批评。不过这种自主性已经不再是完全独立于世界的道德人的自主性；相反，它是属于像人——降落伞或人——汽车这样的复合实在物的自主性。这个观点带来的理论后果是非常深远的，因为这意味着理想的道德人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尽可能不逃避义务的人，而是一个能够充满激情地探索某个领域，并且把热情发挥到极致的人。

不过，我们在此主要关注的是美学中的形式主义，尽管康德在讨论艺术时从未使用“形式主义”这个术语，但这个概念还是可以用来描述康德美学的核心特征。45康德在美学上的论述和他的伦理学观点十分相似。我们不应当混淆美和快适（agreeable）。我喜爱印度菜、甜食、绿色和芝加哥小熊队，我清楚知道其他人未必都有同样的爱好。我还知晓自己先天就没法品尝出香菜的味道，它们对我而言味同嚼蜡，但我从来不会对其他人在我面前吃香菜感到讨厌或恶心。康德认为，美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当某个人完全无法欣赏最杰出的艺术品时，我们会惊讶于他品味上的欠缺。帕莱斯特里纳所作的弥撒吸引的不仅是天主教徒，一切拥有审美品味的人都应当会欣赏它。这些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康德看来，就如同我们都是通过原因和结果而非毫无联系的随机事件经验世界一样，我们所有人也都拥有相同的“先验判断能力”。不过，尽管康德此处强调的是品味的客观性，但他也认为“美与不美，全在观者”。原因和结果只是有限和特殊的人类用于组织世界的方式，它们与世界本身毫无关系，天使或外星人很可能不会有我们的因果观念；与此类似，康德认为美和物本身也毫无关系。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康德形式主义的真正含义。它不仅是自主性的问题，更是人和世界这两个彼此分离的领域的自主性问题。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康德强调的还是“人”这一边，因为根据康德的观点，“世界”的那一边是无法直接通达的，它属于物自体的王国。

在康德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美学中一直延续着强烈的形式主义传统，有时这个传统会占据支配地位。我们可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尤其是美国）的视觉艺术批评中看到这样的例子，当时在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及其曾经的弟子迈克尔·弗里德（Michael Fried）。这两位重要批评家的论述流露出显著的康德美学的痕迹。不过，尽管他们属于康德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虽然他们显然不喜欢这个称呼，但他们主张的是一种逆向的形式主义，在其中，“世界”的那一边要比“思维”的这一边更加重要。例如，康德认为艺术的原则能够从对人类思维结构的考察中直接演绎出来，而格林伯格明确地反对这个观点。46格林伯格甚至站在了和康德针锋相对的休谟的立场，他倾向于接受后者的看法，把人类的集体经验作为评判艺术优劣的依据。但尽管如此，格林伯格仍然遵循着康德的近代哲学分类法，在他看来，万事万物要么属于“世界”一边，要么属于“思维”一边，这两个领域是不可混同的。可以说，格林伯格给出了一个相反的模型，在其中，决定品味的不是人类心灵的普遍结构，而是对艺术品的经验。因此，在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中，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康德美学对热情介入的那种冷漠而轻蔑的态度。此外，格林伯格青睐那种以自足的非人类事物为对象的艺术，他认为艺术不应受到概念上的奇特想法以及人的因素的污染。这解释了格林伯格为什么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后形式主义艺术充满蔑视，他曾揶揄它们为：

一排盒子、一根竿子、一堆杂物、几个庞大的景观建筑项目、一条长达数百英里的笔直壕沟、一扇半开的门、山峦的纵截面、位于真实场所的真实的点之间的假想关系的宣言、一堵空荡荡的墙，等等。47

但艺术还是我行我素地前进，格林伯格反倒被视作过气的人物，没有人试图对他艺术批评的根本观念作出真正的回应和反驳。要想对格林伯格作出充分的回应，我们就必须像舍勒批判康德的伦理学一样，对康德的美学展开批判。因为虽然宇宙中许多事物的存在（例如行星或亚原子粒子的运动）并不需要人的参与，但就像在伦理学中一样，人也是艺术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一点在弗里德的论述中更加显著，弗里德师从格林伯格，在与后者由于未知原因交恶之前，弗里德一直是他的崇拜者。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弗里德对（当时和波普艺术一同引领潮流的）极简主义艺术作了严厉的批评，这番评论与当时主流的格林伯格形式主义原则是针锋相对的。48弗里德指出了极简主义的两个主要问题，他认为这两个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根据OOO，它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个问题是弗里德所谓的极简主义艺术的“字面主义”。当极简主义者把毫无装饰的白色立方体或无用的木竿放置在展厅时，你看到的就是你所得到的。我们面对的是单纯的“物”——弗里德是在和OOO完全相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在OOO中，物比任何关系都更有深度，而对弗里德而言，物无非是一个清晰易读但毫无保留的表面；实际上，弗里德甚至说过，极简主义雕塑在他看来是“空洞的”。简言之，弗里德认为，我们通常对艺术都抱有期待，然而在极简主义中，我们没有感到任何美学上的深度。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提出了针对极简主义艺术的第二个批评。由于极简主义艺术作品只是单纯的物和表面，因此它们真正要做的必然是煽动观看者介入到艺术作品中。弗里德将此称为“戏剧性”，并且认为这标志着艺术的死亡。

前文已经论述了OOO坚持认为艺术具有戏剧性的原因。弗里德反对戏剧性，并将其视作极简主义把艺术还原为字面表层的必然附带产物，而OOO对戏剧性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戏剧性是艺术品终极神秘的直接产物，这种神秘要求人参与进来，并且替代那个永恒地消失在其自身深度中的实在物。如果（和弗里德的观点相反）我们假定极简主义雕塑具有真正的价值，那么这就和隐喻的情况类似：当作为物本身的立方体和竿子消失之际，艺术品的欣赏者成了它们表面特征的新的支撑者。更普遍地说，弗里德混淆了人类在不同情形中所要扮演的两个角色。在一种情形中，我们就如同反实在论的骑士一样仅仅是观察者，因为我们把面对的事物化约成与它们真正的深度格格不入的单纯讽刺画。当奥特加指责我们日常的感知、行动，尤其是字面语言中包含的无非是事物的影子时，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而在第二种情形中，我们是捍卫实在论的骑士，因为在这些场景中，由于柏树、火焰或红盒子等无法被我们或任何其他东西直接把握，因此我们总是唯一的实在物（尽管我们无法直接看到我们自身）。正是在这种情形中，戏剧性成了美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尽管弗里德正确地指出，任何形式的字面主义都应当被排除在这种情形之外。这个观点意味着，我们不能像格林伯格和弗里德那样，仅仅因为戏剧性而指责那些包含了人的参与的视觉艺术作品，尽管就像任何其他艺术类型一样，极简主义视觉艺术也不乏失败的案例。

无论是在伦理学还是在美学中，形式主义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它意识到：道德行动或艺术作品都具有自主的结构，这种结构无法完全由其所在的语境加以解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接受那种现代主义的分类法，并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止人参与到非人类的艺术作品中。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曾拍摄自己和一只郊狼共处的影片，这并不是对艺术自主性的损害：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博伊斯本人还不如一支丙烯颜料有资格成为艺术作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不应当仅仅因为建筑总是离不开功能和目的而将其排除出艺术领域，尽管我们的确可以通过是否涉及相应的功能和目的来区分建筑和艺术。49最后，我们也不能假定艺术作品的诠释能完全脱离社会和政治语境。毕加索著名的反战绘画《格尔尼卡》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如果不提及它所描绘的那个残暴的事件，我们便无法理解这幅画，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的系列版画《战争的灾难》也是一样。在文学领域，类似的例子则是《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小说不仅是对奴隶制罪行的控诉，它本身也构成了引发南北战争并最后终结奴隶制的政治因素之一。50不妨假想在一个平行宇宙中，美国的奴隶制延续到了今天，而《汤姆叔叔的小屋》则是一本纯粹的虚构小说，我们显然不难想象这个平行宇宙中的同名作品与真实世界中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会有多么不同。OOO既不反对从政治——社会角度对艺术进行诠释，也不反对艺术具有社会——政治效应，但我们要坚持的是：某个艺术作品语境中的每个要素未必都与该作品相关，而一件艺术作品对于其周遭环境介入自身的赞同或反对，则都是通过一个颇为严格的选择过程而达成的。有些领域的学者试图把艺术和哲学降格为政治革命的婢女，他们显然误解了艺术的使命，这个使命的确可能包含政治和其他任何东西，但它的前提是：艺术首先将这些东西美学化。

第三章　社会和政治

在前一章里，我们经由对隐喻乃至更一般意义上的美学的分析，引入了一系列概念。我们发现，艺术并不是关于事物之知识的产物，相反，艺术本身就创造着全新的物自体。此外，我们还进一步讨论了非相互和非对称的关系，这两点都源于以下这个洞见：一方面，事物作为物是统一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拥有无数丰富的性质。我由此得出与弗里德完全相反的结论：戏剧性是美学的必然特征。非但如此，艺术并不是通过清除偶然性质来直接通达物，相反，它积极地把欣赏者和审美对象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出全新的复合物。而且应当提醒读者的是，所有这些概念对于理解许多与艺术无关的问题也可能很有帮助。

不过仍然会有人认为，审美只是智识上无关宏旨的休闲活动。对于这些认为哲学就应当追求知识、有时甚至不惜给艺术加上这个残酷脚镣的人，我将在本书的第四章详加讨论。但就眼下而言，我们要谈谈OOO的另一部分反对者，他们认为社会和政治才是哲学中最有价值的主题。在这些人看来，哲学在“这个紧要的时刻”还在自我放纵地探讨美学或本体论这些无用的论题，这无异于在罗马城的熊熊烈火中仍旧歌舞升平。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是由政治组织起来的。既然人们总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的社会即将出现某方面的危机，那么似乎就可以认为：所有的哲学家都应当把他们的全部精力用在这些议题上。出于这个考虑，我打算在这一章暂时放慢脚步，来谈谈OOO在社会和政治理论上的基本看法。而在接下来的第四章，我们将对物与其性质的相互关系问题展开更加广泛和更富技术性的讨论。

如前所述，OOO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扁平本体论”，它反对现代主义那个基本假设，即：人的思维与世界上无数的非人类实体在种类上是完全不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社会和政治理论必须以不同于这些学科通常的方式，把无生命物纳入考虑的范围。因此对于OOO而言，唯一的选择就只有沿着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下简称ANT）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因为该理论对非人类实体给予的关注超过了其他所有的社会理论。ANT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诸如道路、合同、建筑、结婚戒指、指纹技术等等无生命物所发挥的维系稳定的作用，人类社会将长期停滞在猿猴群落的阶段。1尽管许多这类物是由人类设计制造的，但这也无法动摇上面的结论。ANT的这个深刻洞见带给我们的帮助，OOO是难以回报的。2虽然如此，ANT还是有不足之处，例如它忽视了前文所述的隐喻理论。3隐喻要求一种物自体的力量，而ANT恰恰完全忽略了物自体概念，因为在ANT看来，事物此时此地的行动背后并不存在任何“实体”或更多隐秘的东西。对ANT而言，关系既是相互的（因为结果能够向两个方向传递），也是对称的（因为任何物都无法脱离它的性质而存在）。与此相反，OOO坚持认为许多关系或是不相互的，或是不对称的，有的关系则完全不具备相互性和对称性。前文也已经指出，戏剧性在OOO中是十分重要的，但在ANT中则并非如此，因为ANT既不承认物消失的说法，更不会认为介入的欣赏者会取代这个消失的物，并发挥后者的作用。最后，OOO认为伦理学涉及的是主体和对象组成的复合物，而美学涉及的则是我加上火焰性质之类的东西，借助这个策略，OOO成功地绕过了形式主义的障碍，然而ANT却无法采取这一做法。这倒不是因为ANT坚持认为主体和对象应该彼此分离，互不沾染：其实最早揭示出这种纯粹主义错误的，恰恰是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一书中的批评；相反，其中的真正原因是ANT反对这样一个观念，即：复合实体是全新的物自体，而不仅仅是短暂的关系性事件。与ANT不同，OOO关注的是我们面对火焰的方式，或者某个道德使命形成独立存在的新的物的方式，而不仅仅是要考察两个永久分离的实体之间的外在相互作用。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一种和ANT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展开对社会的讨论。

不过在政治方面，OOO的立场与ANT十分接近。这两个理论都不认为政治是一种可以通过科学的证明或熟练的技术加以掌握的知识。诚然，拉图尔式的ANT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976）的权力政治学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紧密，但在拉图尔的整个学术生涯中，这种理论倾向呈现出迅速减弱的趋势。事实上，恰恰在政治领域的论述中，拉图尔最明确地承认了存在超越一切知识的实在物，而拉图尔唯一一次使用“物导向”这个词，也恰恰是在政治领域的论述中。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谈谈社会理论，而后进入关于政治的讨论。

社会

ANT促成了社会理论的一大进步，并为人类学、民族学乃至社会科学各领域数以千计的学者提供了一套基础的理论工具。4它使研究者能够把非人类的实体引入研究之中，与此相比，福柯的理论虽然影响更广，但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福柯主要关注的是各种规训实践对人类主体的塑造。除了扁平本体论以及对无生命物更具综合性的论述之外，ANT还提出了一个有用且好记的格言：追踪行动者（follow the actors）。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想更好地理解一个情境，我们就应当评估其中有哪些有影响的存在者，并且仔细地追踪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假定我们已经事先了解他们是怎样的人。例如，我们不应事先贸然断言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带来医学革命的伟大天才，相反，我们必须追踪巴斯德生涯中所有和他共事过的卫生学者、他发明的所有疫苗和血清、做实验用的所有的鸡等等，同时考察所有这些人和物在促成医学的巴斯德革命上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5我们也不应盲目地附和“科学界”关于亚马逊雨林面积增减的说法，而应当加入真正的科学田野考察，观看科学家们如何通过一系列变换来操纵不同的行动者（通常是单纯的物理对象），观看他们如何用手摊开塑料地图，把土壤样本放在参考色带旁边，再把干叶子放入保存册中……6最后，如果能够集中关注种种不同规模的行动者，我们就有权利质疑那类令人沮丧的说法了——这些说法总是认为我们处在“社会”或“资本”无所不在的压迫之下。我们被迫要对社会作出更加具体的断言。所有这些原则都促成了一个真正活跃的ANT学派，它所表现出的勤勉作风，它的广泛性、包容性、世界主义以及乐观主义等，都是非同寻常的。

不过，正如本章开头指出的那样，我也发现ANT存在一些缺憾——我觉得哪怕是最杰出的思想方法，如果有人在上面花费数十年时间研究的话，发现其中一些缺憾也是很正常的。首先，ANT认为，事物作为行动者，可以被完全界定为它们施加在其他事物上面的结果，但这样一来，ANT就无法在事物本身和它们的结果之间作出区分了。这也使其成为一种向上还原的方法，它与唯物主义理论正好相反，作为一种向下还原的理论，唯物主义混淆的是事物本身和它们的组成。或许有读者要问：为什么这构成了社会理论的问题呢？社会领域的学者主要关心的难道不是事物的结果吗？他们不是对事物在纯粹意义上是什么不感兴趣吗？并非如此。毕竟，历史、政治、艺术、建筑，乃至人类的一切科学或审美学科，都可以归结为它们对于反事实论证（counterfactual argument）的开放性。一个反事实论证必然要假定：无论是巴斯德、斯大林，还是艾米莉·狄金森，他们都超出了各自实际上所成为的东西，因为我们可以假想这些人类物处于许许多多与真实状况不同的情境中。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些历史人物简单地等同于他们所做活动的总和。诚然，ANT非常擅于为已经发生的事赋予生命，因为它可以回溯和唤起过往所有促成某件事的行动者——而且这些行动者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但迄今为止，我尚未看到任何一个成功地将ANT用于反事实分析的例子。这其实并不奇怪：如果巴斯德本身就是由一系列行动组成的行动者，那么把巴斯德从他的真实情境中剥离出来，并想象他处于和真实不同的情境中还能有什么意义呢？与此相反，在OOO看来，巴斯德——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是物而非行动者，这意味着巴斯德既比他的组成部分要多，又比他一切行动之结果的总和要少。这至少意味着我们并不难想象巴斯德处于任何不同于真实状况的情境之中，也就是说，对巴斯德做反事实分析并不困难。而倘若没有OOO方法的帮助，我们就无法想象任何不同于真实历史的状况了。我们把“事件”看的太高，却把“物”看得太低，这会导致对过往之事的宿命论态度。

其次，ANT的事件理论就与它的行动者理论一样扁平，但事件理论的扁平性会带来否定性的后果。在ANT看来，一切发生的事——无论它是多么琐碎或者多么重大——都同样是事件。如果拿破仑在他1807年的生日那天掉了一根头发，那么作为一个行动者，拿破仑就发生了一个微小的变化；当拿破仑在耶拿的那场重大战役中取胜，他也成了和之前不同的行动者。这就意味着，拿破仑掉了一根头发和他在图林根取得改变历史的胜利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对于这个质疑，ANT会回应说，这两个情况当然有区别：与一根头发落在地上相比，耶拿的胜仗所动员的行动者数量及其对行动者地位的改变都要大得多。但ANT仍然坚持一切事件都是平等的，因为只有当任何事物之间发生影响的时候，事件才得以发生，而事件之间的差异都只是程度上的。相反，在OOO看来，这种变化观并不充分，因为它的渐变主义（gradualism）色彩太浓，导致无法在琐碎事件和剧变式（transformative）事件之间作出区分。此前其实早有学者对达尔文式的演化生物学提出过类似的反驳，例如尼尔斯·埃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和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就曾指出：演化是由一系列“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a）组成的，在其中，较短的快速变化期和较长的生物稳定期交替发生。7不过对OOO产生更大影响的，当属已故生物学家琳·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她区分了渐变环节与不同生物间的共生环节，在共生环节中，变化会造就与此前不同的全新生物。8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简单原核细胞向复杂真核细胞的演化，这种演化被认为是细胞吞噬了原先独立存活的细菌，而后者渐渐成为该细胞内部的永久细胞器。这种共生关系所体现的不仅是两个不同行动者之间效应上的互换，而且是两个实体通过吞噬而造成的全面改变。通过这种改变，寄生实体在细胞内部获得了新的住所，宿主细胞每次分裂时，寄生实体也相应地发生分裂。与此同时，宿主则从寄生者那里获得了额外的好处：例如，它由此能更好地代谢大气中的氧——氧会对细胞造成致命损害。此外，OOO对于共生关系还有三点附加的论述。首先，我们应当把共生首先视作一个传记概念（biographical），而非生物学概念（biological）。它不仅意味着细胞与其他实体之间的共生关系，还可以指体制、历史物等比生物个体更大的物之间的共生关系。其次，与马古利斯的理论不同，我们认为共生关系未必是相互的。A物可以与B物形成共生关系，但反过来说或许就不成立了。例如，希腊的独立战争改变了拜伦的诗歌创作，但不能说拜伦的诗歌改变了希腊；越南战争极大改变了参与其中的每个士兵，但不能说单个士兵改变了这场冲突。第三，OOO强调共生关系的本质是非对称的。就像隐喻一样，共生并不是两个物在字面意义上彼此交换共同属性和益处的过程，而是一个物剥去另一个物之性质的过程。

ANT社会理论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它根深蒂固地认为所有的事件都属于同一类，因此ANT无法对历史实体的生命周期给出解释，因为这种周期首先是传记意义上的，而非生物意义上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区分出生与死、成熟与衰败，以及位于中间的共生过程，因为它不仅是生物性物的特征，而且是一切社会性物的特征。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应把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仅仅视作行动者的相互影响，因为那样我们就无法在不同种类的影响之间作出区分。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ANT无法区分物的生命中的主动环节和被动环节，因为在ANT看来，一切关系都具有相互性和对称性。尽管这使ANT得以避免像其他社会理论那样过分沉溺在关于剥削、压迫和主宰的讨论中，但毫无疑问，这些令人不快的关系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我们必须能够对其做出说明。虽然对盐矿里的工人来说，他们有可能真的只需重新安排情境中的各个行动者就能在与跨国矿业集团的对抗中占据上风——ANT在原则上允许这种状况，但我们知道，这类关系在实际上往往非常不具备相互性，而且在概率上往往对处于统治地位的行动者非常有利。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把这种状况称为纠缠（entanglement），这样的概念是ANT所缺乏的。9虽然人际间的压迫关系是左派知识分子的主要议题，但这并非霍德的主要关注点，相反，霍德关心的是人与事物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人与那些经常是非必需的“东西”（例如塑料小饰件）之间形成了社会和经济上的“纠缠”，这种纠缠使人类这个物种的长期生存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南北战争

如前所述，《非物质主义》是我新近的一本关于OOO与社会理论的著作，在那本书中，我把荷属东印度公司作为研究的案例，详细讨论了这个延续了几乎两个世纪的历史物的诞生、成长、衰退和死亡，没有任何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或许也没有任何船只）能够完整地经历所有这些过程。在这一节中，我将以另一种社会实体为例，对OOO理论的运作机制作一番扼要的阐述，这个社会实体就是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我正好对相关领域有较为详细的了解。有人或许会问：战争在什么意义上算是一个物呢？它难道不是一个由许多不同的物组成的“事件”吗？不妨回想一下，根据OOO，物未必就是坚固、简单、无生命、可持存的物理之物；一个事物成为物的唯一条件就是：它既无法被向下还原为各组成部分，又无法被向上还原为各种结果。显而易见，无论我们有着多么丰富的关于南北战争的信息，我们都无法把这场战争还原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美国1787年宪法中的一个妥协之处，它实际上推迟了奴隶制问题的解决：这种“特别制度”（也就是奴隶制的委婉说法）只允许在美国南方存在，而不得用于北方各州。这个条款导致南北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包括各州对奴隶政策的决定权、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墨战争，以及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堪萨斯内战”。还需要了解的是，1859年，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对哈珀斯费里兵工厂发动了袭击，试图借此把奴隶武装起来发动起义，但布朗及其同伴为此被枪杀和绞死。但南北战争显然不能被还原为这些前序事件。因为在那段时期的许多其他事件也有可能导致南北战争。概括地说，我们不可能把某个事物历史中的所有细节都铭刻在该事物上。这个世界会忘却许多东西，世界中的每个物都是一样。

我们同样也无法对南北战争进行相反方向的还原，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通过向上追溯外部结果或可见特征的方式来还原这场战争。一方面，就像一切实在物一样，南北战争必然不同于我们对它的任何诠释和理解。就如同世上任何讨论的议题都不会有最终的定论一样，我们对这场战争的描述可以有好有坏，但它永远不会是唯一确定的。这场战争甚至无法被还原为它对于后世美国所造成的后果的总和，因为后来的美国时常把南北战争最重要的一些教训抛诸脑后；实际上，2016年的美国几乎面临着和南北战争前夕同样严重的两极化状态，如今在政治议题上对垒的南方和北方也和当年的交战双方几乎完全相同。当前一些州甚至重新出现了要求脱离联邦的呼声，尽管这在目前还是很不现实的。

分析任何个别物时，我们首先要做的往往是确定它的时空边界。南北战争在空间上是很好界定的。诚然，这场战争在伦敦和巴黎引发了外交风波，而且南方军舰“阿拉巴马号”的沉没也发生在法国海岸，但南北战争大体上是限于美国各州领土范围之内。相比之下，它时间上的边界就有些曲折了，许多历史物都有这个特点。林肯总统曾宣称美国这种一半自由、一半奴役的分裂状态是无法持久的，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把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作为南北战争的起始点呢？或许我们应当把起点定在林肯当选的一个月之后：当时南卡罗莱纳州在尚未确定是否合宪的情况下就率先宣布脱离联邦。战争起始点的第三个选项或许是把它定在1861年2月美利坚联盟国（CSA）在里士满成立的时刻，其第一任总统是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里士满政府成了华盛顿政府的直接竞争对手。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黑马选项：这就是把林肯于1861年三月就任总统的时刻作为南北战争的起点，因为林肯的就职加剧了南方各州的恐惧感。然而，无论我们选择上述的哪一个作为南北战争的起点，都会给局面带来更多困难。当确定某个物在时间上的起点时，我们事实上应当遵循字面主义原则，正如所有字面意义上的问题一样，该原则意味着这个时间上的起点必须是可知的。这与物的生命中后来发生的共生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共生过程具有非字面的特征，它往往要比起始点更加有趣和重要。此外，我们还应注意的是，我们周遭总是在不断地产生着无数的新的物：无论是新的友谊、新合同，还是新的俱乐部、新的社会趋势等集体物，许多这类物往往是非常短暂和不起眼的。美国南北战争开始这个事实未必就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不少专家都预计这场战争会很快结束，当北方联邦军的谢尔曼将军（William Tecumseh Sherman）正确预测出战争将会伤亡惨重时，许多人甚至认为他说的是疯话。在当时的若干个节点上，这场冲突其实是可以避免的，那样的话，南北战争或许只会在美国历史中留下一个额外的注脚，而不会演变成西半球史上最血腥的战争。那么南北战争究竟是何时开始的呢？由于我们谈论的不是南方州的分离或联盟国的成立，而是战争本身，因此我们只需考察战争的第一枪是何时响起的。众所周知，1861年4月12日，这一声枪响发生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附近的萨姆特堡与叛军的交战中。虽然南北战争在这一刻开始，但它或许会很快偃旗息鼓，虽然实际上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例如，南方各州似乎有可能对萨姆特堡的交火进行赔偿，或者可能用他们俘获的叛军作为和北方谈判的筹码，并借此获得延续南方“生活方式”的保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虽然萨姆斯堡的交火是拉开战争序幕的分水岭，但那个时刻本身的重要性只能取决于冲突后来的演变情况，根据马古利斯的理论，这构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可以说，虽然诞生的物不计其数，但真正能被拣选出来的并不多。

不过，事物的死亡就有些不同了。对于战争之类的物，字面主义能够很好地标示出它们诞生的时刻：例如查尔斯顿萨姆斯堡五十台火炮的轰鸣之类。但某个物如果要持续存在的话，它就需要满足比字面主义更高的标准。要知道，某个物完全有可能在其实体死亡之后，还以名义的方式继续存在；相反，以名义的方式诞生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旦某个物的诞生条件在字面上被满足，这就意味着该物诞生了。在《非物质主义》中，我也提到了英属东印度公司（EIC），这个机构虽然比荷属东印度公司更早成立，但直到克伦威尔时代的改革之后，它才真正繁盛了起来。把EIC开始产生重要影响的时刻视作它的起点是说不通的，因为那就相当于把事物的存在还原为该事物对其他事物影响程度的大小，这是ANT方法论的一大缺陷，也是我们尽力要避免的。可以认为，一旦某事物得以产生并且繁荣发展，字面主义就不足以维系其存在了。即便显赫的家族或秘密会社已经名存实亡了几个世纪，在表面上也可能显得仿佛仍然存在的样子。而即便直到1965年仍有残留的日本战斗人员躲在太平洋小岛上朝着游客和军人射击，这也并不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等到他们全部被消灭才能宣告结束。这些与世隔绝、头发斑白的日本老兵无非只能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人类学家的研究课题。南北战争也具有这种特点：我们应当接受通行的看法，把南北战争结束点定在1865年4月9日的弗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法庭，也就是北弗吉尼亚的罗伯特·李将军向波托马克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投降的场合。在那之后发生的所有事件，包括林肯六天后被刺杀、联盟军的将领约瑟夫·约翰斯顿在总统遇刺三日后的投降，以及一段时间之后联盟军在得克萨斯州的投降，这些都属于南北战争的后果而非战争本身。而假设南方各州的游击队撤退进了阿巴拉契亚山脉，并且在那之后的一百年间继续进行袭击和破坏活动，我们显然会将其视作美国历史新篇章中的偶发事件，而非南北战争本身的延续。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出了美国南北战争那个并不出人意料的诞生和消亡的日期：1861年4月12日至1865年4月9日，用现在的标准看，这场战争是相当短暂的。看到这里，有人或许就要对这个时间段做仔细的考察，并假定其间发生的事件原则上都属于同一类，然后按时间的先后把它们一一罗列出来了。然而，OOO并不通过物——请时刻记住，“事件”是包括在物里的——的影响来评估它。就如同最耸人听闻的头条报道往往缺乏持续的影响力一样，带来最重大变化的事物也往往不是那些外部影响最突出的事物。如前所述，OOO关注的是物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阶段：这些阶段主要不是由物的内部发展引发，而是某种共生变换（symbiotic transformation）的产物。与物的诞生不同，这种互动关系并非共享某些特征的两个项（例如“钢笔就像铅笔”）的字面组合；相反，它如同我们在隐喻中看到的那种近乎失败的组合（例如“柏树是火焰”）。隐喻关系只有当事物间具备一种较弱的相似性时才能成立，反之，当相似性不明显或者过于意义重大时，隐喻关系都是无法成立的。这有点像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所谓的“弱联系的强大之处”。格兰诺维特认为：尽管我们通常从最亲密熟悉的人那里获得强大的情感和经济支持，但给我们生活带来最大变化的那些事件，却往往是由交情不深的朋友或仅有几面之缘的人所开启的。10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标准，它们有助于找到那些为共生关系奠定基础的弱联系。最显著的一个标准就是，虽然最明显的联系往往是共生性的，但我们更应该寻找那些带来变化的不可逆联系，而不仅仅是明显的联系。另一个标准则是，我们应当可以从特定的失败中看出某个联结的弱点，因为当两个物过快且过于轻易地彼此契合时，这种联系往往意味着字面上的联合，而非共生性的联结。

在《非物质主义》一书中，我首先对荷属东印度公司（VOC）早期历史中的共生关系作了界定，然后我论证得出：当所有的共生过程都最终完成的时候，VOC便得以成熟（mature），接下来的阶段就是熟透（ripen）、衰退以及死亡。对美国南北战争而言，更方便的做法应该是先从中间来到结局，而后再回过头来考察起始处的共生关系。在许多情况下，物在抵达成熟期之后很久仍会持续存在：VOC就在度过成熟期后持续经营了一个多世纪。然而，像战争这样的物则是内在地趋向自身的结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自我毁灭或自杀性的物——因此它们在抵达成熟期后往往不会持续很久。那么所谓物的成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根据OOO的社会理论，物的成熟意味着它不再具有继续共生的空间了。在成熟期，此前关于某物终极命运的不确定因素，如今通过与其他物建立不可逆联系的方式得以确定下来，而此前的共生恰恰意味着这种不可逆性。对于某物而言，它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消费环境来从自身已经成为的东西那里获益；该物也随之进入了熟透的阶段。与此相反，衰退意味着某物的共生变得过于字面，以至于它的各种附加物妨碍了其自身在多变环境中生存。具体就VOC而言，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和巧克力的青睐（它们的产地位于英国而非荷兰的殖民地），VOC原先在肉豆蔻和豆蔻皮等香料贸易上的支配地位反倒成了负担。

对美国南北战争来说，它的成熟期——也就是战争形式上的一切阻碍都最终被消除的阶段——发生在北方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和南方的罗伯特·李的决战时刻，两人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指挥官。此前格兰特的活动主要限于西部战区，与此同时，东部战区的屡战屡败迫使林肯总统频频换将。相反，李的军事活动则主要集中在弗吉尼亚以及附近几个中大西洋区的州（马里兰、宾夕法尼亚，以及后来的西弗吉尼亚）。尽管格兰特往往被描绘成土里土气的屠夫，而李被认为是优雅而绅士的战略家，但关于两者才能的这种观点是完全可以颠倒过来的。例如，在一种新的视角看来，格兰特预见到了铁路运输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而李则像是拿破仑更短命的翻版，他虽然取得了许多显赫的胜利，却在长期的消耗战中败下阵来。无论如何，一旦交战双方的指挥官最终来到了同一个舞台上，这场战争的发展就走到了尾声，而它最终如何演变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尽管格兰特和李之间的第一场战斗发生在1864年5月4日，但我认为，从同年3月2日林肯把格兰特提拔为中将和联邦军总指挥官的那一刻起，南北战争就获得了它的成熟形态。虽然真正的战斗直到两个月后才打响，但整个局势已经在那一天达到了最高点。此后的欧弗兰会战中，格兰特率军对联盟军的首都里士满发动总攻，一路上在瓦德尼斯、斯波特瑟伐尼亚、北安纳和冷港等地与李率领的北弗吉尼亚军打了一系列战役，并最终以一种真正属于格兰特的方式攻到了里士满南边的铁路枢纽彼得堡城下。我们可以把这整场会战视作南北战争的熟透阶段，而战争的衰退期则始于联邦军对彼得堡长达九个月的围城，直到来年春季，围城才因李的部队弹尽粮绝而告终，它是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艰困的壕沟战的预演。和OOO相反，ANT并未给我们提供任何理论工具来对这些阶段作出清晰的区分，因为在ANT看来，所有事件都是平等的，即便我们可以认为其中有些事件更重要一些。

南北战争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事实或许就是：格兰特和李的决战在南边还产生了一个镜像，那就是格兰特的前副官、西部战场的继任者谢尔曼将军对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进攻。最初与谢尔曼对阵的是约瑟夫·约翰斯顿将军（不无反讽的是，约翰斯顿在两年前正是被李接替的），后来约翰斯顿的位置由桀骜不羁的得克萨斯人约翰·贝尔·胡德继任。两军交战不下十余次，最后，随着胡德于1864年9月1日撤退，谢尔曼终于在翌日占领了亚特兰大。佐治亚州会战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当时林肯总统正处于竞选连任的关键阶段，他的竞选对手是乔治·麦克莱伦。六月中旬，当格兰特在彼得堡的壕沟战中陷入胶着时，谢尔曼及时占领亚特兰大释放出战事进展的信号，从而确保了林肯连任成功，而假如麦克莱伦在竞选中战胜林肯，他很可能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时就签署和平协议，从而使南北战争以一种反事实的方式“死去”。然而，佐治亚会战所起的作用在更大程度上是否定性的：如果亚特兰大的战役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围城，那么南北战争当然有可能失败，但佐治亚的任何战局，无论是光荣的胜仗还是不光彩的劫掠，都不足以确保联邦军赢得战争。无论谢尔曼向亚特兰大的胜利挺进是多么振奋人心，也无论他后来在向萨凡纳和南、北卡罗莱纳进军时的劫掠是多么过分，整场战争都已然随着1864年6月的彼得堡围城而进入了衰退期。在那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无非是某种扫尾和清剿的工作而已。如前所述，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法庭向格兰特投降就已经标志着南北战争的死亡，尽管联盟军的其他部队当时并未投降。

我早前曾指出，南北战争的诞生和死亡分别是它最具标志性的两个时刻：1861年4月的萨姆特堡，以及1865年4月的阿波马托克斯。它的成熟期的字面性要比这两者都弱一些，因为我们注意到：从格兰特1864年3月2日被任命为联邦军指挥官，到他同年5月4日与李的第一场战斗之间，有六十三天的间隔。从本体论上说，这里涉及的是三件不同的事物。物的诞生通常伴随着某些字面意义上的事件，后者往往有着特定的时空区域，例如对萨姆特堡的炮击。而物的死亡有时则会发生在该物字面意义上的结局之前，因为物通常可以仅在名义上存在。不过无论任何时候，但凡出现共生现象——例如格兰特被任命为联邦军指挥官就是南北战争中的最后一个共生现象——真正的阶段改变与它在某些嘈杂的外部事件中的回响之间就会出现延迟。这方面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上发生的所谓“假战”（Phoney War）：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了波兰，英美联军随即向德国宣战，但在宣战之后的整整八个月时间里，双方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交火。11与军事无关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无论是在恋爱还是在工作中，某个关系进入新阶段往往发生在任何人把这件事明确表达出来之前。黑格尔于1831年11月14日去世，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黄金时代终结的标志，但当时这种终结的征象并不显著，直到后来，随着谢林（F.W.J.Schelling）在柏林的讲座渐渐失去了号召力，人们把热情都投注到恩格斯、克尔凯郭尔和巴枯宁（Mikhail Bakunin）等新一代思想家那里，唯心主义的黄金时代才真正过去了。12

让我们重新回到讨论的主题上来。我们如何评价发生在1864年之前的那些共生关系呢？它们不是促使了南北战争走向成熟吗？对此，我可以给出一个有帮助的思路：共生关系发生在两个既有的物之间，而“事件”则无疑只是这些物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回响。尽管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许多哲学家就致力于用流变的动词替代静止的名词，但这并非OOO要采取的路径，相反，OOO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创新。我们所关注的恰恰是名词，而且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那个老套的教科书准则，即：名词就是人、地点和事物。我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大多数的物——无论它们的规模如何，也无论它们是不是人类——在获得其成熟形式之前，往往要经历大约五到六个共生过程。这意味着平均说来，每个范畴的名词大致都经历过两个共生过程，我们可以借助两个特征来判别这些共生过程：一是它们的不可逆性，二是它们对于物进入新的传记阶段所起的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共生过程未必都需要两个人、两个地点或两件事物。比如，在荷属东印度公司（VOC）的案例中，我就只找到了一个达到共生地位的人，他就是J.P.科恩（J.P.Coen），科恩成功地使VOC走上了充满暴力的垄断之路。此外我还发现，VOC对于巴达维亚、马六甲海峡以及东香料群岛这三个关键地点的占领和征服也具有共生性。最后，具有共生效应的还包括两件“事物”：一件是VOC新设立的总督职位，另一件则是该公司在1625年前后把战略重点转为亚洲内部的贸易和运输。13说了这些之后，让我们看看南北战争涉及了哪些共生关系。

我们不妨从“人物”范畴的考察开始，因为这或许是难度最低的。如前所述，格兰特和李的最后决战构成了南北战争的高潮，这两位将军也是战争中最关键的人物。毫无疑问，林肯是这段历史时期中最伟大的人物，但就南北战争而言，他更多是战争爆发的一个必要原因，而非亲身参与其中的人。尽管林肯的战略构想大体上是合理的，但就如同南方各州的战略会议一样，林肯只属于南北战争的背景，他并未成为战争自身生命的一部分。当然，即便像格兰特和李这样的军事家，他们的才能有时也不免受到质疑。例如有些年轻学者就坚持认为，擅于训练士兵的麦克莱伦要比格兰特更加值得尊敬。而在南方阵营，最杰出将领的竞争者就更多了，其中包括“石墙”杰克逊、后来成为三K党徒的内森·福里斯特，以及年纪轻轻就在纳什维尔战死沙场的爱尔兰裔军官帕特里克·克利伯恩。不过我们注意到，麦克莱伦本来有很多扭转战局的机会，但他都完全没能把握住；而上面这些南方将领更是没有一个具备李那样的战略影响。我在前面曾郑重地提到，重要的物在抵达成功之前总是要经历失败，因为真正独立的物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与环境格格不入，毕竟它不是那种专为提高环境的成效而存在的备用部件。对格兰特将军而言，他在战争前就经历了一系列挫败：他早年因酗酒的传言断送了军旅生涯，后来只能以伊利诺伊州加莱纳一支志愿军领袖的名义入伍参战。格兰特上升到共生地位的关键时刻，可以追溯到他1862年初对亨利堡和多纳尔森堡的突袭，这场胜利使他获得了“无条件受降”的绰号。然而也是在1862年，格兰特在田纳西州的西洛（Shiloh）由于联盟军的突袭而遭到了惨败（我的曾曾祖父斯皮尔·哈曼当时就在格兰特军中，他在这场战斗中挨了两颗子弹）。在1864年的瓦德尼斯战役与李初次交手之后，格兰特在得知自己几乎失去整支部队时更是曾痛哭失声。而不久之后的冷港战役中，格兰特坦承自己决策失误：他的正面进攻策略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这些并不算严重的错误，恰恰体现出格兰特无法完美地融入他所在的语境。一位（像他的几位前任那样）更谨慎的将军固然可以避免这些错误，但他们也缺乏格兰特对战争的那种深刻的理解，林肯显然看到了这一点。

对李而言，鉴于其在战前生涯取得的巨大成功，他的失败主要是限于战争范围之内的。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中，李在西弗吉尼亚和麦克莱伦交战时的表现并不好，此后他担任了驻守海岸的繁重任务，并负责加强大西洋港口的守备。一直等到约翰斯顿在半岛战役中受伤之后，李才被任命为北弗吉尼亚军的指挥官；也直到此时，李才真正成为李。他在战争后半段最严重的失误，显然就是在1863年葛底斯堡战役中命令皮克特向联邦军发动中路冲锋，这个举动导致皮克特军团的全军覆没，尽管它最初的成功往往被后人视作“联盟军所能达到的巅峰”。这些失败丝毫不会减损李的形象，相反，它们往往标志着李的伟大品质还处在尚未融入和尚未掌控周遭环境的阶段——当然，葛底斯堡的失败表明他当时已经无法掌控环境了。

现在让我们从人物转向地点，在此我们对共生的选取似乎会更加令人吃惊。1863年7月3日，葛底斯堡战役以南方的失败而告终，这宣告李对北方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军的结束。在许多人看来，这场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为期三天的战斗标志着南方在整场战争中的失败。而仅仅一天之后，也就是具有标志性的7月4日，格兰特接受了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的投降。虽然维克斯堡战役的知名度远远比不上葛底斯堡战役，但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共生转变的特性。当然，基于ANT的南北战争分析会把葛底斯堡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是南北战争中最旷日持久，也最富戏剧性的一场战斗，它对交战双方显然都非常重要。一方面，假如皮克特的冲锋获得成功，联邦军的中路出现溃败，那么这场战斗就会使联盟军占领北方的土地，这又会使林肯承受更大的压力从而展开停战谈判。另一方面，如果联邦军指挥官乔治·米德下令对李撤退的部队进行更猛烈的追击，并且在他们渡河时发动进攻，那么整支北弗吉尼亚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而米德也有可能成为后来的美国总统，而不至于在军事和政治史上都被格兰特的光芒盖过。但这些重要性与共生并不相干。无论哪一种可能情况——无论是李在葛底斯堡取胜，还是米德全歼了李的部队——它们充其量都只能导致战争的结束，而无法促使战争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反，维克斯堡战役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其中的关键转折点。随着固若金汤的维克斯堡的陷落，北方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整条密西西比河，尽管正式地说，纳撒内尔·班克斯将军（Nathaniel Banks）整整花了一周时间才扫清了路易斯安那州哈德森港的最后一处联盟军据点。随着北方军实现了对密西西比河的完全控制，西部战场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这就使得战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弗吉尼亚州的决战。在维克斯堡战役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通常伴随着共生的那些失败和创新之处。格兰特最初试图直接从河上向维克斯堡发动进攻，但在多次失败之后，他想出了天才的计策。格兰特先是在炮火的掩护下连夜坐船沿河而下，然后切断了自己部队的给养，让士兵们在河边农地自行采集食物；接着他率部队向内陆挺进，并在5月14日攻下了维克斯堡东面50英里处的州首府杰克逊城。随后，格兰特实施了那个堪称经典的军事计策：他沿着铁路南下，切断了维克斯堡的补给，并且从后面包围了这座城市。战役中的另一处创新则体现在对维克斯堡的总攻上，当时格兰特、谢尔曼和麦克弗森三位将领历史上第一次依靠事先对好的怀表指挥了协同攻击。14

OOO认为维克斯堡战役是南北战争的关键一役，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此大概没有异议。但除了维克斯堡这个河畔要塞，战争中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重要地点吗？这个问题或许没有所谓的正统答案。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葛底斯堡并不在选项中，人们之所以对葛底斯堡印象深刻，只是因为它预示着战争的结束，而不是因为它改变了战争的本质特征。出于同样的原因，南北双方距离并不太远的首都——华盛顿和里士满——也不是我们的选项，因为占领首都也无非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此外，格兰特和李1864年在弗吉尼亚州的一系列激烈的战斗也不是我们的选择，因为早在和李决战之前，从格兰特被任命为联邦军指挥官的那一刻起，战争中的一切共生过程都已经完成了。占领新奥尔良固然是联邦海军立下的一个显赫战功，但它并没有改变冲突的性质。而至于亚特兰大，我们已经看到，谢尔曼的胜利或许避免了林肯在在竞选连任时失败，但佐治亚州的会战充其量只是弗吉尼亚中心战场的一个镜像。西洛和安提塔姆固然都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典范战役，但西洛是一场血腥的拉锯战，而安提塔姆则是“穷人版”的葛底斯堡——它是联邦军一次失败的进攻。这样一来，真正的共生关系就只剩下一个选择：这就是发生在1863年11月23日至25日的查塔努加之战。就如同西部维克斯堡的沦陷使得战争集中到东部地区一样，联邦军对查塔努加的占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不再成为战争的中心战场，尽管乔治·托马斯将军此后还需在纳什维尔清剿亚特兰大联盟军的残余势力。格兰特和谢尔曼所领导的北方军在查塔努加的胜利（就在维克斯堡战役几个月之后），为接下来的战争划定了博弈的战场：一方从查塔努加向亚特兰大进军，另一方则由瓦德尼斯向彼得堡进军。此外，格兰特杰出的军事补给策略也在查塔努加体现出来，他在那里开通了所谓的“饼干专线”，给前线饥饿的联邦军士兵送去食品。接着，谢尔曼和胡克将军分别在传教士岭右侧和眺望山取得了胜利。但谢尔曼在右翼的进军随后受到了阻碍，于是格兰特命令托马斯将军向联盟军中路实施干扰。但出乎格兰特意料的是，托马斯的部队不但一路冲上了山坡，而且就这样有些可笑地赢得了战斗。如前所述，共生的重大时刻往往伴随着这样的错误和失败。联盟军被迫逃往佐治亚州，于是当林肯把格兰特委任到东部战场时，横扫和劫掠佐治亚州就成了谢尔曼的宿命。

至此，我们提到了四个共生过程，它们分别是：格兰特、李、维克斯堡，以及查塔努加。奇怪的是，四个共生中的三个都涉及格兰特。我当然不能将其视作全然的巧合，但它也不是绝对必然的，它更像是南北战争这个对象由于时空尺度被压缩而产生的副作用。例如，荷属东印度公司最杰出的人物就是J.P.科恩，但与1860年代的格兰特不同的是，科恩并没有介入到VOC所有空间内的共生过程中。我们可以想象占领维克斯堡和查塔努加的不是格兰特，而是另有其人，但那样的话，这另一个人可能就会像格兰特那样，最终面临和李的决战了。尽管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出色地把战争描绘成超出了任何天才将领掌控的混乱状态，但历史也教导我们：战争属于这样一类事件，在其中，个别领导人物的战略决策要比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都更加重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战时的将领往往被频繁地撤换和擢升，甚至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跃成为伟大的将领，而在和平年代，这样的事情是极罕见的。在这方面，体育竞技队伍的教练和战时的将帅很相似，他们对于事件的发展进程往往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我已经指出了南北战争中的四个带来转变的共生过程，其中有两个是人物，另两个则是地点，现在我打算在这个清单里再加上最后一件“东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参观了南北战争的几个战场，其中就包括马里兰州沙普斯堡附近的安提塔姆会战的战场。负责安排我们行程的骑警向我介绍了安提塔姆会战的情况，他认为那是美国军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天，也是南北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战斗。这样的评价显然是公允的，不过这场战斗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安提塔姆的地理位置有多关键。恰恰相反，安提塔姆会战的重要性在于：联邦军的获胜（或平手）带来了一个有利的契机，促使林肯总统于1863年1月1日颁布了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虽然奴隶制可以视作引发南北战争的根本原因，交战双方最初都不认为提出这个议题会对自身带来直接的好处。当时联盟国各州更倾向于以保卫“州权”、反抗联邦政府暴政的名义提出诉求。的确，“州权”一直是美国右翼的战斗口号之一，不过最近以来，反特朗普的自由派各州也开始重申它们可以独立于联邦移民法令。而在联邦各州看来，以终结奴隶制度的名义开战可能带来战略上的灾难，因为鉴于当时联邦中有四个蓄奴州（密苏里、肯塔基、马里兰和特拉华）并没有反叛，这样做很可能会损害它们对联邦政府的忠诚。《解放奴隶宣言》并不是要从原则上终结奴隶制：那要等到林肯去世八个月之后，《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获得通过才得以实现。相反，《解放奴隶宣言》要解放的仅仅是参与反叛的各州的奴隶，它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给联盟军施加军事上的惩罚。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因为它把废除奴隶制的政治负担加在了分离主义者身上，与此同时，它还合法地使美国大多数奴隶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从而使战后继续维系奴隶制变得不再可能。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当南方主要各州都被以军事手段废除奴隶制之后，奴隶制在密苏里、肯塔基、马里兰和特拉华等州（包括田纳西州的一部分以及路易斯安那州南部）仍然维持合法地位。《解放奴隶宣言》之所以属于共生现象，是因为它通过扩大自身的目标并且揭示其最终后果，从而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尽管后来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从原则上更彻底地摒弃了奴隶制，但那实际上是战争之后的事，只可惜林肯没能活着看到修正案的通过。

对这些问题，我们还能说的更多。如果根据OOO来诠释整个南北战争的话，我们很可能需要花费数百页的篇幅，或许我有一天会尝试这么做。但在此，我只希望读者记住以下这个核心论点，即：事件之间的差异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性质上的。那些动静最大、最夸张的事件并不总是最为关键的。个人的判断和行动往往要比社会科学家所能给出的结构分析更加重要。即便那些最剧烈的冲突，在它们的基础特征成形之前，通常也需要若干个阶段才能逐步展开。

政治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OOO对待社会理论的方式几乎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截然相反。与ANT那里的“行动者”不同，OOO中的物总是要比它们当前或将来的行为更多一些。ANT认为，所有的关系都属于同一类，它们之间仅有数量意义上的尺度和强度之分，而OOO则注意到不同类型的关系之间存在质的差异。共生关系标志着物的生命中一种不可逆的改变，因此它必定不同于那些没有产生任何变化的关系。ANT就不可能作出这个区分，因为在它看来，某事物所参与其中的一切关系都必然会改变该事物。对ANT而言，追问某个行动者的生命周期的确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行动者并不真正地在时间中持存，相反，它们总是在“永恒地消逝着”（借用怀特海的用词），其每一个瞬间都被下一个瞬间所取代。此外，OOO允许非相互关系，这意味着A物可以与B物相关，而B物则未必与A物相关，这是ANT所不能允许的。最后，OOO允许非对称关系，也就是说，它允许A物与B物的性质建立关系，而不与B物直接建立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隐喻成为可能。

不过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在关于实在性剩余（surplus in reality）是否必要的问题上，ANT和OOO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体现在拉图尔对唯物主义的批判中——他的这番批判非常出色，却令人惊讶地鲜有人拜读。15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除了虚空中运动着的微小物理粒子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东西。一切其他事物都能被还原为这些粒子，也因此，一切非物质的东西都遭到了唯物主义无情的蔑视和嘲笑。近些年，唯物主义重新变得时髦起来。不过如今它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微小的物理粒子，而是试图要把形形色色的理智介入都囊括其中。用列维·布莱恩特的话说：“唯物主义俨然成了一个与任何物质都不相干的专门用语。唯物主义如今的意思无非就是：某个东西是历史的，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它与文化实践有关，并且具有偶然性……诸如此类。我们甚至不知道‘唯物主义’到底‘唯物’在哪里。”16尽管拉图尔更关注的是早期唯物主义的缺陷，而非当前唯物主义的问题，但他肯定也会同意布莱恩特的这个看法，在拉图尔看来，传统唯物主义的真正问题在于，它一开始就假定自己知道物质是什么——也就是占据时空某处的坚硬物理对象——然后利用这种假定的知识去消除世界上所有不符合这个物质模型的东西。但问题是，没有人真正知道物质究竟是什么。我们之所以是哲学家，而非某个观念的盲从者，恰恰就在于我们总是不断地在发现着万物究竟为何。ANT一开始就假定自己知道物是什么（它把物等同于行动者，即行为的施行者），因此它对唯物主义的批判就会采取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路径，即主张：归根结底，我们对万物的真正组成是一无所知的。

拉图尔的政治哲学也具有上述特点（事实上它更加鲜明）。尽管拉图尔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但根据其最后的结论，拉图尔认为政治知识是不存在的。这也构成了拉图尔政治哲学的第一个理论支柱，对此我们稍后将详细说明。拉图尔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见解，即：政治并不是主要关于人的，这构成了他政治哲学的第二个支柱。拉图尔和雪莉·斯特拉姆（Shirley Strum）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超越猿猴社会，主要是因为许多无生命物维系着人类社会的稳定。和猿猴不同，我们人类不需要每天为自身的社会地位争斗不休，相反，我们依靠出生证明、驾照、银行账户、工作职称、固定的居住地址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使社会地位稳固下来。虽然这看起来再明显不过，但此前的政治思想家都忽视了它们，他们关注的往往是人的邪恶诡计或人性内在的善。例如，霍布斯（《利维坦》）和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对非人类实体在政治中的作用并没有多少着墨。而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虽然在讨论人性时提到了农业和冶金技术，但无非是将其视作使人性腐化堕落的因素。更普遍地说，保守派和进步派的争论往往在人性是固定的还是可塑的这个问题上倾注了太多注意力，就仿佛人性是政治中最主要的因素。拉图尔认为人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个看法使其与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哲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站在了同一阵线，尽管他并不喜欢卢曼。17关于非人类物的作用，我们在后文还将详细讨论。现在不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拉图尔政治哲学的第一个支柱，也就是政治知识的不可能性。

进入近代以来，政治上最主要的分歧就是左翼和右翼的分野，“左”和“右”的概念最初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大会中位于相反方向的坐席。尽管有些政治人物似乎难以用左/右的标准进行分类，尽管我们有时也渴望出现更合理的政治光谱划分，但左和右的对立仍然继续支配着我们的政治想象：前者强调人性的可塑性，并认为我们能够变得更好；而后者则试图维护脆弱易损的体制，并坚持认为：人最基本的那些激情和缺陷自古以来就未曾改变。在《布鲁诺·拉图尔：重构政治》（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Political）一书中，我指出：左/右区分的背后，是一个近代以来贯穿左右翼的、更深层的分裂，这就是真理政治（Truth Politics）与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对立。真理政治声称自己把握了政治真理，并认为竞争性的不平等（例如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或者人民大众精神上的弱点）阻碍了政治真理的实现。真理政治通常让人首先联想到左翼思想，例如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或者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它在右翼思想家那里也有所体现，施特劳斯学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强调的是人在种类上亘古不变的永恒等级。18施特劳斯的理论会导致一个众所周知的后果，即：哲学家应当佯装成无害而虔诚的爱国者，而绝不能让群氓了解自己“秘传”的真正见解，因为对主流看法而言，真正的哲学著作就像强酸那样具有腐蚀性。

与此相反，权力政治则认为“真理”是由胜利者所决定的。右翼政治思想中有许多权力政治的例子。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多次提到如何通过权力和诡计来战胜敌人，却鲜少提及高贵和卑鄙的行动之间的区别。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告诉我们：国内的和平要求一个有着绝对君主权威的中央政府，无论是宗教和科学都应当服从主权者，而不允许诉诸更高的真理来挑战它。在卡尔·施密特的著作《政治的概念》中（尽管施密特曾是希特勒的座上宾，但他的著作仍然备受推崇），主权者能够决定是否执行“例外状态”，在这种例外状态中，敌友区分被确定下来，于是敌人的观点就不再被考虑了；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消灭敌人（施密特指责自由派意图这样做），但在存在的斗争中，我们必须战胜敌人。然而权力政治也不乏左翼的版本，例如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为真理是相对的，他们只愿意为权利被压迫的边缘群体发声，以便使他们获得权力。尼采的《善恶的彼岸》就是这类思潮的源头之一，尽管尼采本人的观点更接近我们如今所认为的右翼。

尽管真理政治和权力政治有着种种差异，但在一点上它们是相同的，这就是：双方都宣称自己拥有政治知识：对真理政治而言，这种知识就是它们所青睐的政治真理；对权力政治而言，这种知识就是笃定力量是唯一的真理。在这一点上，双方都宣称自己是一门政治“科学”，这与苏格拉底关于正义、美德和友谊之意义的那种永恒的不确定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拉图尔对于政治哲学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他重新提醒我们：政治知识是无法获得的——政治就是结盟，就是对观点被拒斥者的暂时排除。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拉图尔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来到了这个立场。在他哲学生涯的早期，大约直到1991年之前，拉图尔是权力政治的坚定支持者，他早年的著作充满了对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赞赏，而道德家则是最受早年拉图尔蔑视的人物：他们不但自己不去争取强权，还反对他人争取“强权”的“权利”。然而《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标志着拉图尔思想的转折点，在这部已然成为经典的著作的开篇，拉图尔仔细分析了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那本科学社会学的重要著作《利维坦与空气泵》（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这两位作者思考了霍布斯与他同时代人、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关于空气泵的那场争论。空气泵是否像波义耳认为的那样能使我们直接获得关于自然的真理呢？抑或自然的真理就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是从属于主权者政治决策的呢？在对争论双方的观点分别作了非常公允的表述之后，夏平和谢弗得出结论认为霍布斯是正确的，因为所谓好科学的标准是由社会决定的。换作先前，拉图尔显然会同意这个结论，但此时的拉图尔仿佛有了新的灵感，他斩钉截铁地宣称：“霍布斯错了。”19如果连空气泵的科学真理都可以被解构掉，都可以被认为是各个具体行动者（例如科学家、证据、蜡烛、老鼠和气泵）共同运作的产物，那么像“权力”和“力量”这样的政治学概念也同样需要被解构掉。毕竟，还有什么东西会比科学的宣言更加明显、直接而无可质疑呢？

沿着这个突破性的思路，在整个1990年代，拉图尔改变了原先对权力的关注。在1999年出版的《自然的政治》（Politics of Nature）一书中，他甚至认为道德家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作用（这类人此前正是他揶揄的对象）：就如同科学家能够检测到此前没被发现的非人类物（比如全球变暖）那样，道德家也能检测到那些被不公平地排除在当前城邦之外的人（比如未登记在案的移民）。然而，拉图尔政治思想的真正转变，体现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努尔提耶·马尔斯（Noortje Marres）2005年的博士论文《没有议题，就没有公众》（No Issue, No Public）中，拉图尔当时是马尔斯的两位导师之一。马尔斯在论文中回顾了哲学家杜威与当时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之间的那场著名争论——两者都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人。在《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1925）一书中，李普曼质疑了公众只有受教育后才能自我管理的观念，他尖锐地指出：美国的教育体系造就了不少机器式的蠢人，他们对公共政策的细节毫不关心。李普曼认为，长此以往，美国注定会沦为专家委员会统治下的技术国家（technocracy）。杜威在重要著作《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27）中表达了对李普曼这番批判的理解（尽管并不完全认同），并对其作了正面的引申。杜威指出：如果期待公民能完全参与到一切重要政治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就把标准定得太高了；即便像李普曼这样杰出的记者也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不应要求所有公众都参与到每个政治议题的决策中，而应当认为：随着每个政治议题的提出，都会产生出一部分规模较小的公众。例如，乳业补贴、国防政策和移民法等议题，就各自牵涉到不同的利益攸关团体。这正是马尔斯博士论文标题“没有议题，就没有公众”的含义，她的导师拉图尔非常认同这个理念。这个观点促使拉图尔的政治哲学走向成熟，并体现在其代表作《论存在的模式》（An E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中论政治的一章里。政治总是伴随着议题而来，它体现为不同利益攸关者之间的纷争，纷争最终需要通过某种决策加以平息。由于这些决策并不产生知识，因此其中失败的一方便只能暂时被排除在外。政治正是由沿着某个议题的边界产生的联盟所组成的，它的确切属性从来都不曾被确定下来。

这正是拉图尔所说的“物导向的政治”（object-oriented politics），他很正确地从OOO那里借用了这个隐喻，用这个术语来称呼他的政治模型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到目前为止，拉图尔的政治思想仍然大致延续着这个思路。诚然，从他最近关于盖亚（Gaia）和全球变暖的著作看来，他似乎重新走上了早年权力政治的老路，因为他援引了施密特的观点，认为与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争论不休的年代已经过去，如今我们必须击败他们。20此外，拉图尔对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gelin，1901—1985）的兴趣也日益增长。21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表示拉图尔要抛弃那种不基于知识的、物导向的政治模型。相反，拉图尔似乎只是遵循了他自己提出的一个方针：“政治哲学中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反动思想家往往要比进步思想家更加有趣……因为你从马基雅维利和施密特这类思想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卢梭身上学到的更多。”22尽管这些保守的思想家也和进步思想家一样倾向于假定我们可以把握政治真理或权力，但关于人类是否能通过良好意愿来改变现实这一问题，前者的确保持了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怀疑态度。虽然这种态度很容易沦为守旧的宿命论，但它的确具有这样的优势，即：它不假定这个世界和我们所认为的一样——实在论的这个极有价值的核心思想，如今往往被那些一心要追求美好世界的进步派所忽视。

现代政治理论的两个主要特征

现代政治理论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宣称拥有关于政治的知识，尽管这知识的内容可能是没有真理，一切都是残酷的权力斗争。在与霍布斯的思想分道扬镳，并接受了杜威对李普曼的诠释之后，拉图尔用物导向的政治反驳了这个主张。其次，现代政治理论过于关注人类。随着中世纪之后的世俗化以及新大陆“野蛮”部落的发现，文明产生之前“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成了政治理论家热衷的研究对象。一般说来，左翼思想家（比如卢梭）往往把自然状态想象成平等合作的时代，而右翼思想家（比如霍布斯）则认为那是所有人对所有人展开残酷斗争的时代。左翼和右翼的另一个区别是：前者通常认为人性会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而后者则认为自从《圣经》和古希腊的时代以来，人性并未发生多少改变。对于左右两派的观点，拉图尔作了这样的回应：过分关注人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得要领的，因为人只是政治网络里许许多多行动者中的一员。无论你是否认为人性本善，我们都面对着许多比任何个人都更重要的政治行动者，例如出版社、原子弹，以及（我们最近才发现的）两极冰盖融化等等。简言之，拉图尔基于不确定性的政治观反对存在政治知识，他主张一种聚集的政治（politics of agglomeration），在其中，非人类的物在城邦建构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丝毫不逊色于恺撒、丹东或者林肯。政治网络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由于“网络”一词意味着一种拉图尔式的、把一切都还原为关系的哲学，因此我打算用“政治链”（political chain）这个概念来替代它，这是受到了莱布尼茨的启发，他在十八世纪初曾阐述了不同的实体如何彼此联结形成物理对象的过程。23如果说ANT在处理链条或网络的问题上存在一个典型的薄弱环节的话，那么这个环节就是该理论并未明确说出的那个假定（它源于拉图尔早年所接受的权力政治），即：网络规模越大，其所包含的盟友越多，该网络就越强。对此我们不难找到反例，例如，第五个来吃饭的客人往往会导致社会学上著名的“第五个轮子”问题；中等规模的企业通常要比大型企业更灵活、更能盈利；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献词中，卢梭也曾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愿故乡日内瓦变得更大。ANT没能解释多大规模的政治链才是最好的，因为它基本上是想当然地认为越大就越强。同样，格兰诺维特关于弱联系的论述也表明，行动者之间的松驰联系往往要优于强联系：例如，比起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更有可能从不太熟的人那里得到可靠的招聘信息，尽管前者通常更加忠诚，并且能提供更多情感上的支持。

ANT不仅无法思考政治的最佳规模问题，它也无法思考政治拓扑问题，因为它假定了所有的关系都是相互的。对ANT而言，实体A和实体B相关意味着实体B也和实体A相关，这就如同牛顿第三定律所说的：一切力都有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然而霍德（Hodder）已经指出：政治纠缠在许多情况下是单向的。如果我们用“链”来指称单向流动的政治影响的话，那么那种相互的政治影响则可以称为“环”（loop）。由于一个物可以同时处于多个链中，于是这些链就集成了“簇”（cluster）。不过，如果我们把单个物视作若干个环的交点，那么我们就得出了一个像四叶草那样的结构，此时我们就不叫它“簇”了，而是称其为“四叶草”（clover）。24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不同类型的政治链加以描述了，但我不打算深入这方面的细节。不过我们需要记住一点：拉图尔最重要的两个政治洞见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矛盾的。由人类和非人类物共同组成的政治链强调的是行动者建立在关系之上的网络化特征；而与知识无关的、物导向的政治则强调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无法直接通达和把握政治议题。用OOO的术语说，政治链不仅包括感觉物，而且包括实在物。理解这种状况如何可能，对于一种非现代性的政治理论的深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ANT已经勾画出了这个理论的轮廓。

在本章的最后，让我们归纳出有关OOO和政治的一些要点。我们已经指出，物导向的政治反对一切关于掌握政治知识的主张。这带来了一个显著的后果：OOO不会认同大多数激进政治，因为激进政治总是建立在掌握激进知识的前提之上，这些知识足以迅速地摧毁历史遗产。我们所知的激进政治是近现代哲学和唯心主义的产物，因此它大概不会比近现代哲学本身维持得更久。我们还可以看到，OOO也不会认同任何以人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在这些思想看来，政治圈是由人性和（纯然的）人的历史所造就的产物。此外，物导向的政治还意味着非人类物也属于至关重要的政治行动者，而所谓的“自然状态”即便真的曾经存在，它也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这个观点会导致数个不同后果：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如果政治的转变需要根植于现实，那么驱动这种转变的就更可能是环境或技术的变化，而非英勇的示威和抗争。很有意思的是，拉图尔之所以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失败的，不是因为特朗普是个“法西斯主义者”（拉图尔认为，在当下用这个称呼是弄错了年代），而恰恰是因为特朗普是个逃避主义者。也就是说，面对我们时代两大迫在眉睫的危机——全球变暖和难民潮——特朗普却佯装它们是完全可以忽视的。25作为实在论的一种形式，物导向的政治与拉图尔一道对抗环境等议题中一切形式的逃避主义。

第四章　间接关系

在停下来讨论了OOO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影响之后，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本书第二章关于美学的讨论中。我在那里曾指出：一旦物与它的性质之间被打入了楔子，审美现象就产生了。更具体地说，每当实在物从场景中消失（或者被扣留、隐藏、变得不可获得），而它的性质却仍然可见、可获得并且总是显露的时候，审美就产生了。因此，审美者被要求介入并替代那个缺失的实在物，于是我们就有了审美的戏剧模型：当读到荷马史诗中“酒暗色的海”这个隐喻时，读者就如同方法派演员那样替代了缺席的海，并获取了后者那个意图丰富的“酒暗色”的性质。通过这种方式，审美在实在物和（我们所认为的）它们的感觉性质之间为我们划开了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从不会在普通的日常经验中显现。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感觉物和实在性质也是存在的。考虑到两种物和两种性质的所有可能组合，我们可以在物和其性质之间得出四种类型的裂缝。物与事物的这种四重性，正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两大主题之一。另一个主题则是物究竟如何能彼此触碰的问题。由于实在物不仅超出了感知、实践行动，以及一切关于人之理论的把握，而且它也超出了一切种类的直接关系，因此我想知道的是：一个实体究竟如何能对另一个实体产生任何方式的影响。我显然并不怀疑这种影响是存在的，但我不太清楚这背后的机制是怎样的。鉴于实在物本质上就无法彼此触碰，因此我们需要在间接接触中找到一种无触碰的触碰。在OOO中，这个概念被称为“替代性因果关系”（vicarious causation）。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中世纪伊斯兰思想和近代早期的西方思想中的“偶因论”（occasionalism），根据偶因论，任何两个物只有在上帝的中介作用下才能彼此接触。1不过从根本上说，OOO是无法接受偶因论的：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正视哲学史中的宗教思潮，而是因为既然我们已经在原则上否认了实体直接接触的可能性，因此任何实体——无论它多么特殊，无论是上帝、人的心灵还是其他什么东西——也都不应当能够彼此任意地直接接触。接下来让我们依次谈谈这两个主题，不妨从物的四重性上开始。

物的张力

在西方乃至世界的哲学史上，“四”这个数字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但我们不能假定所有的四元结构都是类似的，因为各种四重性通常只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往往是两条各自独立的原则划分的结果。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用东——西界线和与之垂直的南——北界线来划分地图，我们就会得到东北、西北、东南、西南这四个象限。也就是说，四重结构的存在并不算是什么有意思的发现——我们要做的只不过是用两个相关的轴来对某个主题的内容进行划分，并且由此得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结论就可以了。例如，上一章曾指出：现代政治中左派和右派的区别是与真理政治和权力政治的区分彼此交叉的（人们往往忽视这一点）。据此，我们可以归纳出现代政治理论的四个基础但不明显的类型：左翼真理政治（卢梭、马克思）、右翼真理政治（施特劳斯）、左翼权力政治（福柯、巴特勒等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右翼权力政治（马基雅维利、施密特）。2这个分析结论的价值在于表明，所有这四种类型的政治理论都是错的——不仅因为它们都宣称拥有那并不存在的政治知识，还因为它们的政治概念都过于集中在人身上，却忽视了其他所有的东西。无论如何，如果足够耐心的话，我们可以在思想史上找到无数类似的四分法的例子。1949年，海德格尔在题为《观入存在之物》（“Insight Into That Which Is”）的讲座中提出了事物四重结构的概念，不过由于他把这个概念放在一首关于天、地、神和凡人的晦涩诗歌中，以至即便海德格尔最忠实的追随者都很少提及这个概念。3在《四重物，诠释海德格尔》（The Quadruple Object, Heidegger Explained）一书以及其他地方，我曾试图对海德格尔提出的这种四重性作出解释，并借此阐明它与OOO主张的四重性之间的异同。4关于海德格尔哲学中的物的四重性的细节在此就不详加讨论了，我们要重点谈谈OOO版本的物的四重性。

在对隐喻美学的探讨中，我们很熟悉这样一种情形：某个物似乎消失在其表面性质的背后，从而迫使欣赏者（他或她自身也是物）介入其中，并以戏剧的方式替代那个缺失的物。在OOO理论发展的早期，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海德格尔曾是胡塞尔的得意门生，人们期待他能继承胡塞尔现象学的衣钵，但海德格尔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走自己的道路。现象学的基本原则认为：哲学的目标不是去思辨事物背后隐藏的因果机制或神秘的物自体，而应当是尽可能细微地描述那些向我呈现的东西。在胡塞尔看来，一切存在物至少在原则上都是心灵活动的对象，因为否则的话就是很荒谬的。然而在工具分析中，海德格尔凭着一种天才的反叛精神指出了胡塞尔的错误：一般来说，有意识地和事物打交道的情况只是相对少见的、派生性的情形。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对待事物，只有在出了差错时才会注意到它们。例如，无论是我们家中的地板、我们呼吸的空气，还是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着的语法，或者我们生存所依赖的身体器官，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们，这些物都在正常地运作。海德格尔着重分析了我们使用锤子的情况：通常，只有当锤子坏掉的时候，它才突然暴露在了我们有意识的目光之中。海德格尔举的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带屋顶的火车站台，站台不仅是一系列物理材料的组合，而且在下雨时，当我们隐隐地冒出不想被淋湿的念头的时候，车站就从我们的意识中消失了。总而言之，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是由“工具”和“损坏的工具”之间的不断反转组成的，前者不仅指严格意义上的工具，而且包括任何无需我们的意识就可以运作的事物，后者指的则是出于某些原因而被我们明确意识到的任何东西。无论如何，假定海德格尔的锤子总是比我们说到和看到的更加深刻，而且假定无论我们是否使用锤子，它都会存在（不过海德格尔本人对此的看法并不特别明确），那么这个锤子就不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深度的实在物了。

继续讨论海德格尔之前，让我们再看看胡塞尔的观点。海德格尔的工具分析虽然很有力度也令人印象深刻，但他似乎有失公允地忽视了胡塞尔的看法。因为事实上，胡塞尔发现了物的两个特性，而作为他学生的海德格尔却未能把握。但在谈论这两个洞见之前，我们不妨先提及一个更加显著的观点。现象的经验为我们呈现出一系列性质，借助这些性质，我们得以对不同的事物作出区分。我右边的红色球型物体看起来可以吃，而我脚边那个灰色方形的硬东西就不像是食物。当我们听到荷马“酒暗色的海”的隐喻时，“海”这个对象似乎在它那个不太真实的酒暗色性质的压力之下消失不见了，但这性质却仍然保留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经验到的不是空白，而是酒暗色的性质，无论这种性质是多么地难以准确描述。换言之，除了实在物，我们还拥有感觉性质，在此不妨将两者分别简写为RO和SQ。

不过我们还没说到胡塞尔最伟大的那个哲学见解，正是这个见解为现象学奠定了基础。在休谟这样的经验主义者看来，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所谓“物”这种统一的事物是存在的。相反，休谟坚持认为我们所感知到的是“一束束性质”。根据休谟的观点，我们见到的并不是华盛顿那个叫作“白宫”的物，而只是一系列性质：米白色、方形，以及中间的半圆形和柱形等等。由于这些性质似乎能稳定地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每个人似乎都同意这一点，因此我们养成了习惯，把这个统一的物称为“白宫”，尽管所谓的“物”并不会比我们所感知的各种性质的束包含更多东西。胡塞尔天才的地方就在于，他把重点放在物而非性质上，从而将经验主义看待事物的方式完全颠倒了过来。胡塞尔这样做的理由在于：每个物的性质往往会随着阳光，以及我们观看它的距离和角度的变化而随时改变，此外，我们的情绪也影响着对物的感知。例如，我从来不会在两个不同时刻拥有相同的关于白宫的感知，但即便如此，我也从来不会认为这些不同的感知来自两个非常相似但不相同的“白宫”。相反，我会说自己感知到的是同一个白宫，只是它在每个时刻拥有不同的性质：胡塞尔把我们对同一个物的不同感知称为“侧显”（adumbration）。不过，这种在我们的不同感知中都统一、持存的白宫，并不是实在的白宫。在胡塞尔看来，这是个骇人的结论，因为如果我感知的白宫并不等同于实在的白宫，那么两个不同的白宫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胡塞尔之所以否认感觉物之外存在任何实在物（出于历史原因，他把感觉物称为“意象”物），正是出于这个理由。5不过事实显然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所居住的是白宫本身，而不是我对白宫的感知——无论我多么热切地希望这一切都只发生在我的心中。同理，真正燃烧着的是火焰，而不是我对火焰的感知。非但如此，有些经验物显然是不存在的，例如幻觉、梦境，乃至我们无理由焦虑中的那些不存在的物等等。可以说，无论我们是否想到它们，实在物都是存在的，但感觉物（sensual object）却只能作为我们意识行动的相关物而存在。因此除了RO和SQ之外，我们不妨把感觉物缩写为SO。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没有对SO的存在作出清晰的阐述。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场的领域中，性质并不与那个可见的物端（object-pole）形成张力；而胡塞尔那里则并不存在任何实在的王国，因此物就只有一种（即感觉物）。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猜到，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实在性质（real quality，缩写为RQ），因为这是我们四个象限网格中最后剩下的一块。但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随便填充表格，因为RQ的存在根据的是胡塞尔另一个体察入微的洞见。不妨回到白宫的例子，我们已经指出了感觉物和感觉性质的差异。在人们眼中，白宫这座历史建筑总是带着某种特定的白色，它具体的色调取决于照在它上面的阳光或灯光。此外，我们也总是在某个特定的距离上观察白宫，而每次观察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或许都有细微的不同。显然，这些细节都不是白宫经验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在它边上的哪个方位，无论距离是加倍还是减半，也无论是在晴天还是阴雨天，我们通常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白宫。通过改变或在心中剔除这些不重要的经验细节，感觉物与它的感觉性质之间的区别就凸显出来了。我们无法从白宫的经验中剔除白宫的所有性质。对感觉物而言，有些性质是如此地关键，以至一旦把它们剔除，我们经验到的就完全不是该物，而是另一个物了。例如，倘若这座建筑被烧毁（它在1812年战争期间就险些被烧毁），那么显然它就不可能再是白宫了。然而一系列较小的损坏、翻新或历史破坏又如何呢？随着这些破坏的进行，究竟从哪一个时刻开始，白宫才变得不再是白宫，而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呢？通过这种思想实验，我们能够逐步接近现象之为自身所必需的那些实在性质。此外，胡塞尔还指出了感觉性质与实在性质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前者可以经由感觉得知，后者则从不出现在感觉中，只能通过理智来把握。我们关于物的“本质直观”从来都不是感觉直观；感知中不仅有独立的物，而且总是充满了各种意外。OOO反对胡塞尔的观点，因为OOO否认理智直观比感觉直观更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当胡塞尔否认实在物与感觉物间的界限时，他已经犯了理性主义的错误。胡塞尔主张能够通过理智直观把握RQ，我们的反对意见则认为：RQ就像RO本身一样无法直接把握。就与实在物一样，实在性质也只能通过间接的暗示或暗讽才能为我们所知。

事物中的破裂

然而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实在物、实在性质、感觉物和感觉性质这四种孤立的类型，还包括它们彼此的联结和张力。在此，我们同样可以得到四种排列组合，在本书第二章关于审美的讨论中，我提到了其中的第一种张力（RO——SQ），而本章先前对海德格尔工具分析的阐述涉及的也是这种张力。但即便如此，我并不打算把RO——SQ张力叫作“审美”或“工具”，而是称其为空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就像RO——SQ一样，空间涵盖了接近和疏远的状况。一方面，空间中的任何东西都远离我们并位于其自身的私有之地，但与此同时，它们又和我们属于同一个空间舞台，彼此间隔着确定的距离，而要想克服这个距离，我们就需消耗一定的能量。例如，倘若我要从位于美国艾奥瓦州迪比克的家里到香港去，我就要做出相当程度的努力，不过只要我有足够的财力，这在物理上并非不可能。类似地，正如坏锤子的例子所揭示的那样，某个实在物的感觉性质与该物是既联系又分离的。虽然损坏的锤头或锤柄并不能表达整个锤子——后者永远是从我们的视线中退离的——但它们在某种宽泛的意义上都属于锤子。

第二类张力（SO——SQ）构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内容，因为它标志着持存的感觉物不同于瞬息变化着的一系列属性。我们可以把这种张力称为时间，因为我们从中经验到的是时间，而不仅仅是钟表的运动。就如同空间涵盖了接近和疏远一样，时间蕴涵着持续和改变：如果我们面对的都只是每时每刻变幻不定的属性，那么我们经验到的就是某种精神紊乱，而不是时间。相反，我们关于时间的经验，是一种以不变或变化较缓慢的感觉物为背景的、持续而细微的变化。

然而，OOO不仅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二重性，而且指出了它们的四重性。在OOO看来，时间和空间并不是凭空任意地涌现出来的，它们是物和性质之间两种张力的结果，这个观点使得OOO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之外进一步引入两个同样重要的张力。其中一个反映了胡塞尔的这个洞见：感觉物不仅具有一系列不断变化的感觉性质，而且也必然具有实在性质。这就是SO——RQ的张力，我借用古希腊的哲学术语，将其称为理形（eidos），在柏拉图的哲学中，理形指的是一切事物的完美形式——白色、正义、马等等皆有理形，胡塞尔本人也对这个概念颇为青睐。于是我们在此就面临了一个奇怪的事实：感觉物（只能作为我们注意力的相关物存在）也具有实在性质（无论我们意识到与否，它们都存在着）。

最后一种张力就是RO——RQ，虽然张力的两端都不是直接可见的，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这种张力不存在。毕竟，莱布尼茨在单子论中正确地指出：虽然所有的实在物都是单一的，但它们都必须拥有众多性质，否则，实在物就无法彼此区分了。我把RO——RQ的这种张力称为本质（essence），因为它关系到的是属于某个实在事物的实在性质。由于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本质”一词往往被视作具有政治压迫性的概念。然而，只有在反对那些声称拥有事物本质知识的人时，这种指责才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例如，只有当这些人宣称知道中东人的本质就是要实行专制统治，或者宣称知道女性的本质就是要家庭优先于事业的时候，这种指责才是成立的。6我们固然不能忘记，OOO否认我们能够直接知晓任何事物的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事物就没有内在性质——实际上，万事万物并不都是人的意愿和社会建构的产物，它们也具有那种无法完全还原的内在特征。由于本质是唯一一种完全由实在项组成（而不包含感觉项）的张力，因此它也是这四种张力中最难以考察的。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第二章中的那个图表，其中表明了OOO四重性中的四个端点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图1：物的四重性

存在两种物和两种性质：实在物、感觉物、实在性质以及感觉性质。实在物和实在性质可以独立存在，而感觉物和感觉性质则只能作为与其他实在物的关联物而存在，无论该实在物是否为人类。由于物无法脱离性质存在，性质也无法脱离物存在，因此我们只有四种可能的组合，如图中圆形之间的四条连线所示。

这里首先要对本体图（ontography）这个概念做个简要的综述，OOO可以借助“本体图”来考察两种物以及两种性质之间的裂隙。本体图的主要原则就是：世界上一切运动和静止状态都来自同一个根源——这就是物与其性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可以说，对于任何实在论而言，如果它主张可以直接通达实在物或实在性质，那么OOO本身都是反对的。但我们还是可以在OOO的支持者中看到这样的实在论：例如都灵大学的毛里齐奥·费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和波恩大学的马尔库斯·加布里尔（Markus Gabriel）的新实在论。7费拉里斯和加布里尔对整个欧洲哲学中甚嚣尘上的相对主义表达了担忧，因此他们致力于发展出一种能够获得关于实在之知识的实在论。这与OOO截然不同，在OOO看来，知识是双向还原（duomining）的结果，虽然知识对于人类的进步仍然十分重要，但它无可避免地把事物转变成了自身的低劣摹本。

因果关系

看到这里，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我们并没有提到物与性质的其他一些可能组合。例如：性质与性质的相互作用，或者物与物的相互作用。OOO是否认为这些组合毫无用处？显然并非如此，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相互作用会带来有意思的结果（如果我们能避免尴尬的首字母缩写的话）。感觉性质的合取（SQ——SQ）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任何实在物或感觉物都同时受到许多感觉性质的支持：我们每天航行的地中海是波光粼粼、涛声起伏的；荷马诗中那个神秘的酒暗色海也拥有许多感觉性质，启发着读者的体验和遐想。实在性质（RQ——RQ）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一样，它们需要经由某些实在或感觉物的中介。埃菲尔铁塔是个拥有许多实在特征的实在物，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拥有许多实在特征的感觉物，如果没有这些特征，它就不会是我们所看到的埃菲尔铁塔了。RQ——SQ的合取也有同样的特点，它表明：每个物——无论是实在物还是感觉物——都同时拥有实在性质和感觉性质，该物构成了这两种性质的基础。

不过，当我们转向考察物之间的关系时，问题就变得更有意思了。我们发现实在物与感觉物（RO——SO）间的可能联系是唯一无需中介的联系。我本人作为实在物直接面对着感觉物，通过这些物所呈现的各种性质，我得以和水果、树木、人、动物、石块等等东西照面。显而易见，就像如果没有原子，眼前的那艘船就不可能存在一样，如果没有那些感觉性质，我也就无法经验到相应的感觉物。但如果说现象学有任何贡献的话，便在于向我们表明：经验主要是由物组成的，而这些物的性质则只在次要的意义上是经验的一部分。和RO——RO关系不同，另外两种物的关系需要中介。两个感觉物（SO——SO）可以在关于一个实在物的经验中建立联系，就如同我们在关于水果、人、动物和石头等的感觉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物都是在同一时刻被经验到的。然而，鉴于感觉物只能作为经验者的相关物而存在，因此它们建立联系的唯一可能方式就是同时被同一个观察者所经验到。出于同样的原因，两个实在物（RO——RO）也只能在一个感觉物中建立联系。虽然这意味着一种非常古怪的因果理论，但这种理论是OOO很愿意接受的：根据该理论，世界上的两个实在物无法通过碰撞的方式彼此接触，相反，它们实现接触的唯一方式是向彼此呈现出虚构图像（fictional images）。当一块实在的岩石与一块感觉的岩石相撞时，实在的岩石就受到一种回溯式的影响。这正是OOO所说的“替代性因果关系”（vicarious causation）。这个概念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古怪，因为这个思想进路在哲学史上已经存在了超过一千年。

虽然如此，无可否认的是，替代性因果关系仍然尚未成为主流的哲学概念。如果参阅一些关于因果关系的综述类读物，例如斯蒂芬·芒福德（Stephen Mumford）和里尔·安琼（Lill Anjum）的《因果关系：牛津通识读本》（Causatio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我们就会发现两位作者完全没有提出两个事物间是否存在直接影响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也不是近期才出现的。艾什尔里（Abu al-Hasan al-Ash‘ari，874—936）和安萨里（al-Ghazali，1058—1111）等早期伊斯兰思想家就曾主张：神不仅是一切造物的源头，也是所有因果关系的源头——看起来像是火烧掉了棉布，但实际上使棉布燃烧的是神。8这个观点后来往往被和另一些带有宗教守旧色彩的教条放在一起，不过它一开始并没有进入欧洲的哲学传统。直到十七世纪，也就是笛卡尔、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贝克莱的时代，因果关系才最终被归到了上帝的手中。如前所述，人们把这种理论称为“西方偶因论”（West occasionalism），不过这个名称通常被用来特指马勒伯朗士和他同时代一些思想家的学说。

这种哲学思想认为，世上一切事件都受上帝的干预——无论是棉球的燃烧，还是我出于自愿的举手。站在二十一世纪西方文明的立场，我们不免要对偶因论嗤之以鼻，但如果考察当代哲学，我们就会发现不少与之类似的主张。我所说的“当代”，指的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从有哲学家提出的观点可以在字面意义上理解、而不被今天的我们嘲笑的那一刻起，历史就进入了当代。在当今主流的世俗化学术圈里，如果我们还在字面上捍卫笛卡尔那个统一身体和心灵的上帝概念，或者还坚持斯宾诺莎把上帝等同于自然的概念，又或者为莱布尼茨那个先定和谐却并不相互作用的单子论辩护的话，我们恐怕很快就会成为同侪的笑柄。贝克莱认为，万事万物都无非是人或上帝心灵中的图像，这个观点如今固然被认为是应该认真加以反驳的，但如果有人真诚地相信这个观点（而不是在辩论中有意扮演反方时才用到）的话，他或她也很快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哲学思想直到十八世纪之后才逐渐开始免于被我们嘲笑，如今，字面上遵循休谟或康德教诲的学者一般不会被学术界视作笑柄。那种认为上帝是因果关系中介者的偶因论，休谟和康德当然是不会赞同的。但他们和偶因论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两者都宣称因果关系位于某个特别的实体中，休谟和康德认为这个实体就是人的心灵。休谟主张因果关系只能出现在经验的“惯常假设”以及由此形成的习惯之中。康德甚至更热切地告诉我们：因果性并不必然属于人类经验之外的世界，而是人类知性的一种先验结构。无论是偶因论者还是休谟和康德，他们都同意因果关系是个重要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把一个最重要的实体当作所有因果关系的基础结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怀特海勇敢地重新拾起了经典的偶因论传统，他主张任何两个实体间的关系都是经由上帝建立的，只有经由上帝这个“永恒的物”，一切实体才能物化，其他实体才能被转变为可感知形式。不过就我所知，真正坚持所有因果中介之局部性的，目前仅有拉图尔一人，拉图尔不认为因果关系完全来自人的心灵或全能的上帝。在《潘多拉的希望》（Pandora’s Hope）中，他给出了局部中介的一个经典例子：物理学家弗莱德里克·约里奥（Frédéric Joliot）在法国第一次把政治和中子联系在一起。尽管我在《网络君主》（Prince of Networks）中指出了拉图尔模型中的瑕疵，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这位世俗偶因论奠基者的景仰之情——毕竟在这方面，拉图尔开创了西方哲学的先河。而OOO特别重视阐述两个实在物在一个感觉物中介下的相互作用，这使其成为拉图尔进路的一个变体。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还应注意因果性讨论中的另一处人为限制。当代法国思想家甘丹·梅亚苏主张：自然定律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无理由的改变。也就是说，定律的偶然性是体现在时间中的，因此定律可以在没有人察觉的情况下不断改变。这正是我们通常讨论中原因和结果的含义，即：两个实体在时间的中介下（或者说“以历时性的方式”）相遇和相互影响的方式。但在某事物的整体——部分结构中，原因和结果也可以发生在单一时刻（也就是“以共生性的方式”发生）：例如，对一块金子而言，产生金原子的超新星爆炸固然是它的原因，但我们同样也可以说这块金子内部的原子和分子是它的原因。尽管梅亚苏大胆地质疑了自然定律永恒不变（或者即便有改变，也都基于可理解的理由）的假定，但他无法说明最初大量的金原子是会形成几堆黄金还是会形成银子或云朵之类的东西。而在OOO看来，物质组成是因果关系的首要意义，因为OOO认为：分离事物之间的任何关系都能够产生新的复合物。虽然若干个复合物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物的过程是显著的，但对于那些快速形成而又即刻分解的物而言，我们就很难看出它们的效应了。我常用的一个例子是两架空中相撞的飞机，根据OOO的解释，这个过程产生了一个生命非常短暂的新的碰撞物，随即组成它的两个复合物受到了严重的回溯效应的影响，而后这个碰撞物就分解为最初的组成部分。9另一个例子就是情侣的分手，这种关系形成了一个解体的新物，并且对感情双方各自都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

知识

我们在前文中曾指出，OOO与两个基本类型的知识都不相同：它既不是事物的组成，也不是事物的后果。非但如此，我还认为：哲学和艺术虽然不属于知识，但它们构成了认知的形式。在一些读者看来，这是个令人震惊的观点，因为在如今这个时代，知识的生产已经成了社会组织原则的基础，并且知识也支撑着我们对历史进步的那受伤但仍然残存的信心。科学取代了教会，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知识终审法庭。不可否认，科学取得这种支配地位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要选择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那么始于十七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很有可能获选，尽管当今学界也注意到了科学革命的缺陷。如果缺乏知识，人类就有灭亡的危险；如果失去了知识增长这一前提，我们的未来就会是一片无望的黑暗。因此虽然OOO认为，无论是向上还原还是向下还原，知识都无法完美地转译其对象，但我们关于物的把握还是有优劣之分的。如果被提前诊断出癌症，我们当然会想办法到排名最高的肿瘤医院就诊，而不是去向诗人寻求解药；当开车横穿美国的时候，我们当然会使用GPS定位系统，而不会去使用探险家路易斯和克拉克时代的那些不准确的地图。为了积累和精进各自领域的知识，人们通常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OOO无意贬低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因此OOO并不认为知识仅仅是对深藏在事物自身中的不可知本质的转译。知识问题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当追问知识的本质时，我们可以利用此前的讨论来缩小可能答案的范围。首先，OOO坚决反对知识可以直接通达实在；我们甚至不认为物理因果关系需要两个实体的直接接触。因此我们当然也不会认为“心灵”拥有比“身体”更强的能力。此外，我们还知道知识不可能具备隐喻的特征，因为隐喻是美学和哲学发挥作用的中介，与此相反，知识必定要把真实的性质归赋给它所知道的物。我们不应期待艺术能带来知识，同样地，我们也不应期待科学能带来美，尽管不无讽刺意味的是，科学家如今谈到“美”的次数要比艺术家更多。此外，我们也必须排除知识通过“渐近”的方式通达实在的可能性，这种方式意味着知识总是不断趋近实在，却始终无法达到它，海德格尔那里的“揭示”或“去蔽”概念似乎就体现了这种想法。渐近方式的问题在于，它假定如果我们拥有关于实在的知识，我们就会在量上更接近实在，然而OOO在一开始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OOO认为实在物与感觉物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正如OOO所认为的——任何理论与实在之间都隔着不可弭平的间隙，那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会比牛顿的理论“更接近”真理呢？无论良方与劣药之间的差异是怎样的，那都不可能是因为前者描绘出了比后者更准确的实在图像：因为图像与它所描绘的实在之间横亘着绝对意义上的鸿沟。

我还想到了一个替代方案：哲学家往往主张知识意味着“确证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在OOO看来，这个短语中的“真”一词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信心，因为真意味着对实在的直接把握，而这种把握如何可能，仍然是不完全清楚的：例如，仅仅是阐明我感知到的手臂与我真正手臂之间的关系就会带来很多困难。更一般地说，OOO认为任何形式都无法在不同位置之间完美转译，其中包括实在的（关于实在的）知识、思维或感知的转译。不过，或许“确证”这个词是更有帮助的，因此更好的知识就是有着更好“确证”的信念。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献早已汗牛充栋，在此不妨简要谈谈学界关于知识本质的一些基本观点。由于知识不可能是隐喻的（隐喻是美学和哲学的领域），因此知识必定是字面的，也就是说，知识必定在于如何以向上/向下还原的方式表述某物的性质或结果。又因为知识不可能是“真理”，因为真理意味着对世界的直接揭示，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知识就必须与实在建立某种非直接接触——因为我们认为直接接触是不可能的。然而，与美学不同，知识的意义并不在于去经验某个实在物的那种不可知的独一性，而是要对我们已经拥有的某个感觉物之特征加以部分地把握。这意味着：如果说美学牵涉到了实在物，那么知识就必定通过某种方式把实在性质带了进来。

美诺

让我们首先谈谈柏拉图的《美诺篇》，这篇对话通常被视作柏拉图研究者的理想入门读物，不过我认为它比入门读物重要得多：《美诺篇》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省略了对话中的两个有趣的部分，因为它们超出了我们当前关注的主题，这两个地方是：（1）柏拉图试图以未受教育的奴隶孩子为例说明，知识是对前世已知的东西的回忆；（2）通过描写苏格拉底激怒爱国的阿尼图斯（Anytus）的情节，为前者最终的受审以及死亡埋下伏笔。

对话伊始，美诺问苏格拉底美德是否可教。不妨回想一下，“美德”一词的希腊语是arete（ἀρετη），它的含义要比英文中的“virtue”广泛得多，如此一来，这个本就十分有意思的问题就更加有趣了。也就是说，美诺问题可以扩展到一个更普遍的问题：任何东西是否可教？苏格拉底对此的回应要比初看之下更有意思：“如果连什么是美德都不知道，又如何知道它的性质呢？好比说我对美诺一无所知，我能说出他长得是否英俊，是否富裕，他的出身是否高贵吗？你认为有这种可能吗？”10在这篇对话作结之前（或许在它结束之后），“知识”的地位问题都一直是悬而未决的。对我们讨论的主题而言，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苏格拉底区分了事物和事物的性质。常识性的前美学和前哲学经验似乎是依据“性质束”的模型来运作，根据这个模型，事物与事物的特征并无区别。但可惜的是，苏格拉底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把讨论的重点从美德是什么的问题转移到了美诺是谁的知识。不过后面这个问题并不太棘手，因为只要让某人指着美诺，我们就可以知道“美诺是谁”了：而一旦这个人照做了，美诺的许多性质——例如是否英俊——就会一下子呈现在我们面前。不过，美德与其性质的区别是个更有意思的论题，而如果我们问的不仅仅是“美诺是谁”，而是“在最深层的意义上，美诺究竟是什么”，那么美诺本身的问题也会变得和美德问题一样有趣。因为这些问题关注的不仅仅是如何在大街上认出美诺，而是那个从未在其特征中完全表达出来的、从实在中退离的美诺。

美诺无法对美德是什么的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样的失败也曾出现在柏拉图其他对话篇章的对话者身上。美诺一开始仅仅给出了美德的例子，他认为妇女、儿童、老人、自由人和奴隶各有不同的美德：“在人生的每一时刻和每一行为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与之相应的美德，与具体的不同功能相连；同时，我还要说，也存在有一种恶德。”11苏格拉底指出这些例子并不算是定义，而且尽管美德多种多样，但它们至少全都具有某种共同的性质使其成为美德，于是美诺最后试图对美德下个定义。他对此作了两次尝试，但都失败了。首先，美诺提出美德是统治人的能力，但苏格拉底回答说这种美德不适用于“儿童或奴隶”。12显然，美诺在此的意思是公正地统治他人。例如，在今天，让一个未受专业训练的人去进行外科手术或驾驶飞机显然不是美德，尽管这些显然也属于对他人的统治。美诺同意统治必须是公正的，但他给出的第二个美德定义看上去同样很荒谬：“所谓美德，就是有能力欲求和获得美的事物。”13在苏格拉底的敦促下，美诺给出了美的事物的几个例子：健康、金银、荣誉和官职。14然而这个定义至少有两个可能的难题。首先，我们通常不会认为偷窃金银是美德，因此我们只能说公正地获得美的事物才算是美德。即便我们可以设想某个无道德的自恋者会毫不犹豫地用不正义的手段取得他人的财物，我们仍然需要在看起来美的事物和真正美的事物之间做出区分。如果某人认为海洛因是美好的事物，并且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地吸毒，但即便如此，吸毒本身还是会损害他的健康。因此，如果没有智慧来区分真正美的事物和仅仅看起来美的事物，我们就不能算是拥有美德。于是美诺通过性质来定义美德的尝试又一次失败了，他的定义依赖于“正义”和“智慧”等概念，但这些概念本身并不比“美德”更容易定义。我们似乎得出了一个与OOO相矛盾的结论，即：苏格拉底试图定义的那些概念，全都无法用论述或字面的方式加以解释。美诺在对美德的第二个定义中使用了“美”一词，这是个奇特的巧妙做法，因为在康德看来，美永远无法被确切地描述和定义。鉴于在柏拉图的所有对话中，苏格拉底都从未成功地定义过任何东西，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定义的失败是他永不满足的反讽造成的，而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任何能用字面方式加以定义的事物？换言之，我们似乎进一步证实了OOO所主张的哲学和美学之间的紧密联系。

接下来，在本篇最著名的那段对话中，美诺对自己多次定义美德的失败感到既惊诧又困惑。他提出了一个论点，但遭到了苏格拉底的明确反对，我们如今往往将这个论点称为“美诺悖论”，它是这样的：一个人不应去寻求任何东西的定义，因为如果他知道，就没有必要再去探索；而如果他不知道，那么即便找到了定义，他也无法识别出来。15苏格拉底对此作了一番很能打动人心的答复：学识不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东西。我们既有真理，又有谬误，因此，“当人回忆起某种知识的时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学习一种知识的时候——那么没有理由说他不能发现其他所有知识，只要他持之以恒地探索，从不懈怠，因为探索和学习实际上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回忆罢了。”16在此，“回忆”关系到柏拉图关于灵魂的著名论述：在人出生之前，他的灵魂就拥有万物的知识，但在进入肉体之后，灵魂由于种种的欢愉和痛苦而丢掉了知识，不过当受到激发时，灵魂仍然能够回忆起这些知识。即便不同意柏拉图灵魂理论的细节，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这样一种洞见，即：我们对于任何事物既不是完全无知，也不是完全知晓。

在这段对话的结尾处，美诺坚持要苏格拉底回答美德是否可教这个问题。尽管苏格拉底还想追问美德是什么，但在美诺的催促下，他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表示：“如果美德是某种知识，那么它显然可教。”17但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我经常在寻找，想知道有没有美德的教师，尽管我竭尽全力，还有许多人和我一起寻找，我相信这些同伴在这方面是最有经验的，但我仍旧没能找到。”18在一系列提问之后，苏格拉底引导美诺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不存在美德的教师，因为美德并不是知识。19既然美德不是知识，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知识是相对于“真意见”或“正确的意见”而言的。为此，苏格拉底以通往拉利萨的道路为例，给出了那个著名的论述。一个知道拉利萨怎么走的人显然能够把正确的路线告诉其他人，但还存在一种更有意思的情形：“若一个人对该走哪条路有正确的意见，那么尽管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也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不也能正确地带领其他人到达目的地吗？”20

苏格拉底接着指出：就最终结果而言，正确的意见未必比知识差，但美诺并不打算接受这个极端的看法，他回答道：“差别仅在于有知识的人会一直获得成功，而有正确意见的人只在某些时候获得成功。”21对此，苏格拉底聪明地回应说，有正确意见的人也能一直成功，于是美诺表达了他的困惑：为什么知识比正确意见得到更高的奖赏呢？苏格拉底以他宣称的祖先代达罗斯的铜像为例，解释了这个问题：这些雕像是如此栩栩如生，以至如果不捆绑起来，它们就会逃跑。22知识就像被捆绑而无法逃跑的真意见。他还补充说，“我们用理性来捆绑它们”，就如同我们用理由来确定通往拉利萨的真正道路一样。23但苏格拉底后面这句话就有些令人费解了，他说：“我亲爱的美诺，这个过程就是回忆，我们在前面已经对此表示同意了。它们一旦被捆绑住，也就变成知识，成了稳定的东西。”24

不过，这个论点并不周延。首先，把被捆绑的知识等同于回忆是说不通的，因为捆绑的说法此前是作为知识和无知之间的中间状态而引入的，它并不能视作知识的来源。其次，尽管这段对话似乎是在称赞被捆绑的知识，但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并不是知识的鼓吹者，他也对宣称自己拥有知识的教师不以为然。苏格拉底关于知识的主要态度是：（1）他宣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并且从不想做别人的老师；（2）他向来会对任何主张拥有知识的人予以公开的嘲笑。正如十五世纪重要的德意志宗教思想家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所言：哲学不是其他，而恰是始终保持“有学问的无知”（learned ignorance）。25如果要举出知识的典型例子，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数学。诚然，苏格拉底曾通过几何学问题来证明奴隶孩子也具有回忆的能力，而且柏拉图对数学的称颂也是众所周知的，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不太可能把数学和哲学等量齐观，更不会认为数学高于哲学。对此，我们只需回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那个“四分线”的例子：位于最下部分的是影子，影子之上是感官对象，再往上是数学对象，而哲学家所追求的理形则是最高的。26苏格拉底把美德称为正确的意见并不是对后者的贬低，因为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不可教授的“神赐之物”，这与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形容非常相似。27

在继续讨论之前，让我们归纳一下《美诺篇》带给我们的教益。首先，苏格拉底并不把知道某事物等同于知道该事物的性质。无论知识在“philosophia”中的地位最终如何，我们都要注意到：苏格拉底并不赞同物的“性质束”理论。其次，苏格拉底不认为我们对知识的拥有是非黑即白的。他引入知识回忆说的目的就在于表明：就像我们可以用间接的语言谈论某事物而无需直接表述出来一样，我们知道某事物未必意味着完全知道它。与第一点类似，这使我们有理由反对这样的看法，即：把握某物就是对其性质做出字面的阐释。第三，就如同“philosophia”或任何不可教的东西一样，美德不是知识，而是“神赐之物”。我们之所以把哲学称为神赐之物，并不是要把它作为极少数天才精英的专属，相反，我们是要借此表明：就如同美术一样，哲学也无法被还原为一系列规则和标准。

关于确证的真信念的其他观点

在得出知识本质问题的结论之前，让我们先考察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观点。埃德蒙德·盖梯尔（Edmund Gettier）的那篇《确证的真信念是知识吗？》（“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可以说是战后最著名的哲学论文之一。此文有两个特别惊人的地方：一是它的篇幅仅有三页，二是那位著名的作者此后再也没有发表过其他学术论文。盖梯尔注意到：许多哲学家试图把知识定义为确证的真信念，这类观点最古老的源头似乎是柏拉图的《美诺篇》。28在这篇论文中，盖梯尔证明了“确证的真信念”并不是知识的充分条件。盖梯尔文中给出了两个例子，我们主要谈论其中一个。想象一下：史密斯和琼斯同时应聘某公司的同一个职位，史密斯事先从该公司的总裁那里得知琼斯会得到这个职位。出于某个奇怪的原因，史密斯有机会清点并发现琼斯口袋里有十枚硬币。据此，史密斯确证地相信：“会得到职位的那个人口袋里有十枚硬币。”然而史密斯不知道的是，该公司实际上决定聘用史密斯而不是琼斯，此外，史密斯也不知道他自己口袋里其实正好也有十枚硬币。这样一来，当史密斯惊喜地获得了这个职位，并且在自己口袋里找到十枚硬币之后，他就会发现“得到职位的那个人口袋里有十枚硬币”这句话为真。因此史密斯此前的信念既是确证的又是真的——他对此有良好的证据，而且这句话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这句话之所以正确，纯粹是出于运气，因此我们当然不会把它称为知识。盖梯尔的这篇论文激起了学界巨大的反响，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相关的问题仍然被人们所讨论。但我不拟在此谈论这方面的细节，我们关心的是盖梯尔的结论，即：真和确证都不是使信念成为知识的充分条件。

那么，“真”和“确证”是不是知识的必要条件呢？首先让我们看看确证是不是必须的。1992年，克里斯平·萨特韦尔（Crispin Sartwell）在《为什么知识仅仅是真信念》（“Why Knowledge is Merely True Belief”）一文中对此作了回答。由标题可知，萨特韦尔显然不认为确证是必要的，他在文中提出了取消确证的策略，并把知识单纯地定义为“真信念”。萨特韦尔还批评了威廉·莱肯（William Lycan）试图在知识定义中引入优雅性、经济性和演化优势等其他标准的做法，借此预先反驳了那些可能主张“确证信念”的观点。不过，当我们无法达到真时，确证也是可以将就使用的。而如果“为真”意味着信念与实在的符合或者其他什么微妙的类别（例如海德格尔那里的局部“揭示”），那么OOO就不可能像萨特韦尔那样把真作为知识的标准了。用OOO的术语说，知识意味着向上、向下或者双向还原，故而在OOO看来，知识应当被定义为“确证的非真信念”（justified untrue belief），因为通常意义上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对OOO而言，“确证的非真信念”之所以非常值得一提，是因为我们的论述曾表明美学恰恰是相反的——它体现了一种“不确证的真信念”。毕竟，尽管显然没有科学的确证表明海的颜色像酒一样暗，但在戏剧地激活酒暗色的海的那一刻，我们就把握了它。海和酒的相似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写出“钢笔就像铅笔”这类毫无审美的乏味句子了。不过，鉴于美学被视作知识的反转形式（inverted form）——它是“不确证的真信念”，而非确证的非真信念——因此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反转戏剧的隐喻模型，从OOO的立场来理解知识的本质。

不妨先回顾一下前述隐喻运作的方式（一般意义上的审美经验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解释）。荷马的诗句使得海和酒彼此接近，并将两者置于一定的顺序中：我们说“酒暗色的海”而不说“海暗色的酒”。这意味着作为物的海接受了酒的那种暗色的性质——或许还有不节制和迷醉的性质。于是我们手头就有了SO（海）和SQ（酒的性质）。但我们不可能在字面意义上把酒的性质归赋给海，否则我们就会得出“钢笔就像铅笔”这种字面陈述了。因此，尽管酒的性质仍是我们所熟悉的，但那片海却成了神秘之物，而酒的性质则围绕着神秘的海旋转。换言之，在此，作为实在物（RO）的海取代了作为感觉物（SO）的海。因而隐喻的作用应当是把RO（海）和SQ（酒的性质）结合起来。于是我们就来到了隐喻的最后一个阶段：RO（海）不可能参与到隐喻中来，因为在任何关系中，RO都是退离的。这样一来，SQ（酒的性质）就失去了依附，成了飘浮在空中的东西。然而现象学告诉我们：不存在脱离了物的性质束。由于RO（海）已经永远不可获得，因此它会被RO（欣赏者）所替代。作为诗歌的读者，我本人必须通过介入并取代缺席的海的方式来表演（perform，实施）隐喻，否则这个隐喻就无法成立了。可以说，隐喻并不要向下挖掘出海的实在，而是要在酒的感觉性质之上，建构出一种全新的、戏剧的海之实在。酒暗色的海这个信念并不存在“确证”，因为它并不以字面意义上的比拟为基础。然而，这个信念不可能是“非真”的，因为正是在我相信它的行动中，该信念创造出了属于其自身的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学被称为“不确证的真信念”；当然，就如同萨特韦尔的“真信念”论所大胆地宣称的那样，美学并不属于知识。

确证的非真信念

那么知识又是怎么回事呢？它显然是美学的反转，是一种“确证的非真信念”。知识过程与审美过程类似，只不过在知识中被取消和替代的是感觉物。不妨以太阳这个熟悉的感觉物为例，在日常经验中，我们一般并不区分作为物（SO）的太阳和作为其性质（SQ）的太阳；相反，我们会默认采用某种“性质束”理论，把太阳视作其感觉特征的总和。然而，当我们旨在获得关于太阳的知识的时候，它的感觉性质就会被视作不充分的东西而得以取消，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比太阳的表象更深的知识。例如，我们知道太阳显得很小是由于遥远的距离而产生的视觉表象。在这个以及其他情形中，我们想要知道太阳的实在性质，尽管不无反讽，我们在此所关注的仍然是感觉意义上的太阳（SO），而非实在的太阳（RO），因为后者是美学而非科学所关心的。（毕竟，科学怎么会对那种从一切直接通达关系中退离的东西感兴趣呢？）面对这种情形，胡塞尔会让我们忽略自己的感觉，并专注倾听理智告诉我们的东西，因为在他看来，理智应当能带给我们RQ（太阳的性质）而非SQ（太阳的性质）。然而，理智实际上并不比感觉更能把握RQ；胡塞尔关于感觉与理智的对立实际上并不比海德格尔工具分析中的实践和理论之分更加深刻。事实上，正如同RO（海）在隐喻中无法获得一样，我们也永远无法直接通达RQ（太阳的性质）。回想一下，在隐喻场景中，那不可把握的RO（海）戏剧地被RO（欣赏者）所替代。在知识的场景中，我们寻求的是RQ（太阳的性质）的替代者，但由于这个替代者显然应该是性质而非物，因此隐喻中的戏剧解决方案并不适用于知识。

在隐喻的场景中，RO（欣赏者）介入并帮助实现了隐喻，因此我们要问的是：在知识的场景中，发挥这种作用的是哪一个RQ呢？我们无法直接知道RQ（太阳的性质），因为与胡塞尔所持的理智先验能力的观点相反，RQ（太阳的性质）实际上与RO（太阳）一样是退离的。我们也无法在经验里太阳周围的事物中找到所需的RQ，因为这些也只是体现着感觉性质的感觉物而已。于是，欣赏者再一次不得不发挥作用，来促成SO（太阳）与RQ（欣赏者的性质）的结合。需要再次强调，这不同于欣赏者在隐喻中戏剧地使RO（欣赏者）和SQ（酒的性质）结合起来，因为在知识中，我们自身并不像在荷马的隐喻中那样介入并取代那个缺席的海。相反，我们把自身的实在性质以某种方式借给了SO（太阳），这个过程我稍后将作详细说明。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知识并不像审美经验那样需要个人深深投入其中：我可以不带感情地看待知识上的难题，而无需像在审美中那样不断用自身的存在来维系它。一旦我们对某个艺术品感到厌倦，那个艺术品就不再是艺术品，但对知识而言，厌倦从来就不是问题，它完全不会使知识的对象受损。

图3：知识

上图显示了一种与图2类似的作用。我们一开始面对的也是感觉物和它的感觉性质。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观点，事物的显著性质过于浅显，因而无法带给我们真正的知识（见上图的SQ被打了“×”号）。胡塞尔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理智而非感觉来知晓物的实在性质，但OOO则主张实在性质——就如同实在物一样——也会从感觉经验和理智经验中退离：见上图最上方的RQ旁边的惊叹号“！”。出于这个原因，感觉物SO便只能与我自身作为认知者所带入的替补RQ相结合了。

让我们给OOO知识模型所需的这些特征做个归纳。如前所述，我们无法直接揭示出事物（甚至无法揭示事物的一部分），因此知识与其说是“真理”的问题，不如说是与实在间接接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涉及的是实在而非感觉。进一步说，我们也曾指出，与美学不同，在知识中起作用的实在是实在性质而非实在物。毕竟，知识（不同于美学）一方面关注的是感觉物而非实在物，另一方面，知识不是要获得任何感觉性质，而是旨在获得感觉物的实在性质。此外，前文还说到，知识只能是字面的而不可能是隐喻的，因为知识的对象——例如SO（太阳）或其他任何的SO——必定要被还原到它们的性质，从而使它们成为完全由其成分或结果组成的束。在隐喻中，性质以围绕某个神秘物的方式被我们直接经验到；而在知识中，物则以一束神秘之物的方式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最后，知识必定是“确证的非真信念”。说它“非真”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显而易见，知识所面对的不是可直接通达的真理，而是一种隐秘的实在。与此相比，说它“确证”的理由就不那么明显了：首先，知识中所把握的实在性质不可能来自物自身，而必定要来自欣赏者，后者的实在（就和审美的情形一样）是唯一在场而不退离的。

没有真理的知识

现在我们要对此前的术语稍加修改，并在“知识”与“真理”之间作出区分。我们之前认为这两个术语或多或少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也就是说，知识和真理都是“向上还原”的形式，它们旨在把物的实在完全还原为它们对人的意识的直接可通达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赞同苏格拉底关于不存在知识的主张：因为如果存在知识，那么我们就应当能够找到教授知识的人，然而《美诺篇》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诲就是：不存在教师——苏格拉底本人就更不可能是了。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此要把“真理”视作一个贬义词，它指的是那些宣称能直接通达实在的虚假声言，并用“知识”来指称那些毫无疑问存在着的肯定意义上的现象：例如某些历史时期和地方的艺术大师身上体现出的卓越造诣。不瞒大家，我此时是在一家医院里写出这段话的——该医院在某特定专业上处于全美顶尖水平，这也正是我的一位家人选择在此医院而不在其他地方治疗的原因。根据OOO的公理，我们不可能直接通达这家医院的实在，因为否则我自身和医院的卓越造诣之间的关系就等同于卓越造诣本身了：就像碳本身等同于它在二氧化碳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换言之，我们无法获得任何关于这家医院的真理，但这并非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因而它们仅仅取决于我们的意见或者特定文化建构现实的方式。相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医院的实在——就如同一切其他事物的实在那样——始终超越任何可能的意见。我们在此特意决定让“知识”一词与真理分开，并承认了知识的可能性——它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即：尽管知识不可能是其对象的正确字面解释，但有某种造诣总归比没有造诣要好。这家医院的专家拥有知识，我们对这个事实本身也拥有一定的知识。然而，这两种知识都不属于向上还原，因为它们都无法直接通达情境本身的实在。我们之所以感受到医院的卓越造诣，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因为官方的医疗排名，而是因为我们已经默默熟识了一系列声誉良好的医疗机构，尽管这些机构的医疗水平可能比不上该医院；医生诊疗时的方法和态度也会提高我们对医院的信心，尽管我们没法确切地了解它们的程度。非但如此，医生本人的知识也不完全是向上还原，因为无论是她对MRI（核磁共振）结果的解读、对某病例是否实施手术的判断，还是她对高低不等的手术风险的权衡，这些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一门艺术。我们可以用更技术化的方式，将这种状况表述如下。向下还原和向上还原是用感觉成分替代实在物的不同方式：这些感觉成分可以是事物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是事物在其他事物中引发的后果，无论何种情形，还原者都宣称能够直接通达其所要替代的东西，因此它们都宣称拥有了知识。然而，医院的例子并不涉及这些。相反，在面对医院时，我们首先有一个感觉物（某种常见的病症），该物由一些隐秘的实在性质组成，医生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这些性质，但并不宣称能够直接或完全地通达它们。由于这些性质是实在物而非感觉物，这显然表明此处谈论的不是向上、向下或者双向还原的问题。与向上或向下还原不同，物在此并未被混同为它的组成部分或它的后果，因为对医生而言，成分和后果都不足以用于诊断疾病。

让我们看看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该问题源于这样一种主张：疾病这类对象的实在性质并非来自该对象自身——我们无法直接通达它——而是来自作为欣赏者的我所拥有的性质。在《身体的多重》（The Body Multiple）这本颇有影响的著作中，安妮玛丽·摩尔（Annemarie Mol）提出了关于医学对象的极端相对主义观点。从OOO的角度看来，摩尔论述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她的立场毫无疑问是向上还原的：摩尔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名为“动脉粥样硬化”的统一的疾病（这个例子是她自己举的），因为该疾病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在不同的症状中，我们对它的诊断也是不同的，在摩尔看来，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症状背后存在着单个统一的疾病。在许多支持者看来，这个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在医疗实践等领域提出了一个更灵活的真理观。通过主张每个医疗实践都会产生它自己关于某种疾病的真理，摩尔的“身体多重本体论”（Body Multiple Ontology，我并不是在讽刺意义上说的）似乎更想造就一种百花齐放的本体论图景，而不愿意让理性的警察来剔除掉一切杂音。然而，任何一个把本书从头读到这个章节的读者大概都会知道：OOO不仅反对向上还原，而且OOO认为疾病的实在是与任何关于疾病的真理相对立的，无论这种真理有多么完备。除了OOO的实在论与摩尔的非实在论的显著差异之外，摩尔还认为：由于每个诊断实践都给出了动脉粥样硬化的不同定义，而且由于疾病的数量会因此变得无限多，故而在无数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总是可以得出全新的诊断实践。与此相反，OOO虽然倾向于认为每个实在物都能支撑起多种类型的知识，但OOO主张知识的数量并不是无限的。更具体地说，某种疾病的解释方式或许是五六种，类似地，无论是处理政治僵局的方法、翻译《哈姆雷特》的方式、还是我们的新思想与康德哲学相结合的方式等等，它们的数目充其量也就是六七种罢了。后现代主义者往往会从单一真理骤然跳跃到无数多真理，但这么做实际上错失了有限多真理这个更有意思的选项。

回到论证的主要部分：知识的实在性质来自欣赏者而非知识的感觉物本身，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它的否定部分是比较清楚的：当观察太阳并且试图给出关于太阳的理论时，我们无法直接通达属于太阳的真实而实在的性质，因为实在性质和实在物一样是退离的（尽管胡塞尔不这么认为）。相比之下，这个主张的肯定部分更加让人疑惑：欣赏者在什么意义上为感觉物提供了实在性质呢？从实用的角度说，我们所面对的任何感觉物的实在性质，其实出现在那些未被人注意的背景假定中，正是这些假定使得该物对我们可见。这种感觉物由无法加以字面陈述的未知实在性质组成，它并非外部的物的直接产物，而是来自我们自身，我们应当如何称呼这类物呢？我认为我们可以称其为范式（paradigm），这个概念最初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引入科学哲学。库恩试图用“范式转移”的突变取代传统渐进主义的科学进步模型，在范式转移中，科学的整个进程发生了突然的改变：例如生物学中的达尔文、物理学中的牛顿和爱因斯坦，都带来了范式转移。29有时，甚至库恩的论战对手也会无意中流露出类似范式的观点：例如，虽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是库恩的坚定反对者，但我觉得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概念就与库恩的范式概念很相似。30两者都认为，任何科学纲领或计划都有一个坚固的核心，即便遇到矛盾的证据，科学家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核心。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只要一个证伪实验就足以推翻科学理论，但库恩和拉卡托斯都认为这事实上不可能发生。31无论如何，许多人之所以反对库恩，是因为他们觉得库恩主张科学是由新旧范式之间的“非理性”替换组成的，而这种替换则建立在一些“社会学”理由之上，正是它们促使科学家仿佛宗教皈依一样抛弃旧范式，接受新范式。32不过，范式的转移显然未必都是非理性的。我们往往有充分的理由来解释范式转移何以发生，当然，由于新范式无法像旧范式那样广泛和完善，我们时常也需要做出“信仰上的一跃”，才能舍弃旧范式并接受萌芽的新范式。更重要的是，库恩区分了两种历史时期：一种是知识的历史性范式转移期，另一种则是他称之为“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的渐变期。虽然范式是实在的，但它们难以转译成语词，相反，常规科学的难题则总是可以用字面语言表述出来。不过范式的实在性并不是在OOO所谓的缺席的意义上说的，因为范式不仅是实在的，而且它始终以背景媒介（background medium）的方式在场。根据麦克卢汉著名的论述，媒介对我们的影响要比其内容更加深刻：不妨想想他那句口号“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33类似地，库恩那里的范式是关于科学物的一系列未明述的假定，随着它们渐渐地被字面化（literalized），范式在变得可教的同时也进入了衰退期。就如同社会理论的共生关系一样，范式（也就是拉卡托斯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只有在其假定尚未被完全理解时才能发挥作用。在科学发展的“英雄”时期，新理论的大多数关键特征被成功地开启和表露出来，而在科学的稳定时期，人们建立起了字面的正统理论，于是一切不服从的意见就受到了压制。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出现在包括哲学在内的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

库恩的范式理论为OOO知识模型提供了初步的帮助。OOO知识模型并不把知识视作被证实的具体事实的直接呈现，相反，在我们看来，知识是组成科学物的一种潜在的范式或媒介，其基本条件从来无法在字面上加以陈述。我们不能说范式本身是实在的，因为范式是感觉物而非实在物。尽管如此，范式在字面上是由实在性质组成的：这些模糊的、最初未被陈述的背景假定构成了范式的基础。此外，范式也是一种“非真”的信念，因为它并非世界的准确镜像，而且注定要被更好的范式所替代；不过范式的确是确证的信念，因为它那未被陈述的原则能够带来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个标准在拉卡托斯那里更加清晰：当范式使新预测成为可能时，这种范式就是“进步”的；而当它们只能靠特设（ad hoc）假说和预测已发生的事件加以维系时，范式就进入了“退化”阶段。在前文讨论隐喻时，我们提到了戏剧性，在此我们要强调的则是承诺（commitment），因为尽管我们的生活始终是遵循某个范式的，但与隐喻和审美不同，范式在当下的存在并不要求我们个人的关注。如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审美的权威，那么范式的权威就是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他曾敦促世人：我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的证据来确证那些改变自己一生的选择，相反，我们必须根据不完全的证据来做出决定。34

这样一来，读者大概就会了解为什么我认为诉诸真理来反对特朗普并不是个好主意了。在OOO看来，世上并没有真理：这不是因为世上没有实在物，而是因为实在是如此地真实，以至任何试图将其转译成字面词项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我们固然可以诉诸知识来反对特朗普的欺骗和逃避，但只有当我们放弃原先基于可直接掌控的感觉性质的知识定义，并采用一种全新的、结合了实在性质的知识定义时，这种做法才能成功。试想一下：我们有一台能够清晰显示出全球变暖或难民危机状况的设备，然后我们只需指着这台设备的屏幕，就可以表达毋庸置疑的真理，从而促使世人采取相应的紧急对策——但显然，这样的设备是不存在的。相反，我们实际上应该做的，是争取让全世界的特朗普们为他们脱离现实的论述承担责任，这里所说的现实就是：当前气候和难民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纷扰，表明我们应当把这些问题包括到身体政治中来。我认为，就如同医学本体论一样，政治问题也有多种处理方式，但它们的数量终究是有限的。

第五章　物导向本体论及其竞争对手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一直受到两个相互平行又极端不同的传统的支配，那就是英美哲学传统和欧洲大陆哲学传统，我们习惯上简称它们为“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当然，近来不乏学者主张这两种传统的差异“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假象——就仿佛社会现象与现实毫不相干似的——但分析/欧陆哲学间的鸿沟目前显然是存在的。这道鸿沟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两个传统各自的追随者往往不会阅读对方传统中主要哲学家的著作，更有甚者，不少人甚至对另一个传统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全无耳闻。尽管OOO有着显著的跨学科特征，但它最初是从哲学学科发端的，更确切地说，它起源于欧陆哲学的传统。但这也意味着，就如同几乎所有现代欧陆哲学思潮一样，OOO并不在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它不是被完全忽视，就是被认为不值一提。1

不过，作为OOO的发源地，欧陆哲学传统对OOO的态度也不算特别友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在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上，欧陆哲学通常采取的是不可知论的态度，与此相反，OOO则坚定地站在实在论的立场，因此在欧陆哲学读者眼中，OOO就不免带上了几分旧时代哲学的压迫色彩。2此外，尽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法国先锋派哲学家就占据了欧陆哲学大部分最前沿的领域，但OOO近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法国人拉图尔的著作在欧陆哲学界却是读者寥寥，尽管他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有着可观的影响。至于那些没有完全忽视OOO的欧陆哲学主流批评家，他们有时宣称，OOO的见解实际上是从欧陆哲学重要思想家那里获得的舶来品。例如，德里达专家彼得·格拉顿（Peter Gratton）甚至宣称OOO患上了一种源自雅克·德里达本人的“影响焦虑症”！3有鉴于此，本章的目的就在于阐明OOO与德里达和福柯这两位法国思想家在论述上的差异，他们是近三四十年来最有影响的学者。至于巴迪欧、德勒兹和拉康等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与OOO或许有更多共同之处，我在此暂且不拟单独论述了。

雅克·德里达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大概没有几位哲学家会比德里达更富争议性了，他是所谓“后现代”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德里达那离经叛道的写作风格与奇特的个人魅力，使许多观察者得出了错误的印象，甚至认为他是假充内行的学术骗子。这种负面态度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92年，剑桥大学打算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时，这个决定立即招致一些分析哲学家的公开反对，当然德里达最后还是得到了荣誉学位。4虽然我从来不是德里达的拥趸（在OOO阵营中，大概只有蒂莫西·默顿受到了德里达思想的显著影响），但他断然不是假充内行的骗子。诚然，我本人未必觉得德里达的观点非常令人信服，而且它与我们所受的哲学训练也未必特别契合，但德里达的哲学毕竟是有说服力的。然而，近来有些论者试图证明OOO悄悄借用了德里达的思想，前面提到的格拉顿的观点就属于其中比较有敌意的看法。德里达的诋毁者不在少数，但在众多崇拜者眼中，德里达仍然是欧陆哲学传统里最深刻的思想家，对此我显然是无法认同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打算在此阐明物导向的思潮与德里达思想传统之间的主要差异。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德里达就已凭借他的三部代表作在法国和美国学术界声名鹊起了。5其中《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一书迄今仍然是被援引次数最多的德里达著作。“文字学”（grammatology）指的是一种被倡导的“书写科学”，德里达指出，这种科学的建立和影响要比他的著作早得多。在题为《柏拉图的药》（Plato’s Pharmacy）的著名论文中，德里达对柏拉图的《斐德罗篇》这部哲学经典文本所作了非常有意思的诠释。6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和斐德罗谈到了书写的发明。苏格拉底援引古埃及的神话，指出书写是一种“pharmakon”（药，也就是英文“pharmacy”一词的词根），在希腊语中，这个词同时有“毒药”和“解药”的含义。苏格拉底在此要表达的是：虽然书写的发明使得许多原先注定要消逝的信息保留了下来，但人们也因此对书写产生了依赖，从而损害了我们天然的记忆力。作为思想家，苏格拉底最独特的地方就是他从不把自己的哲学付诸文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格拉底担心自己的著作会被后世误解，因为他再也不能当面向读者一一解释。更普遍地说，苏格拉底似乎更倾向于哲学家本人的言说；相反，文字著作则仅仅是从本人的直接言说衍生出的形式。

正是在此，德里达把自己加入了谈话之中。他不认同苏格拉底的本人言语特权论，因为在德里达看来，对在场的崇拜正是整个西方理智传统最大的错误。德里达认为纯粹的在场是不存在的。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给出语词或文本的字面含义，因为对语词和文字的诠释总是伴随着各种可能的语境。苏格拉底担心文字作品会导致“误解”，但对德里达而言，任何书写或言说都无法避免误解；德里达把这种“误解”称为“撒播”（disseminations），它指的是意义不可预测而永不停息的扩散过程。德里达把“在场”和西方形而上学中所谓的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以及阳物逻各斯中心论（phallogocentrism）联系起来。虽然最后这个“阳物逻各斯中心论”概念往往招致不怀好意的嘲讽，但德里达借此想表达的是：与女性外生殖器的“缺乏”相对，男性生殖器往往被当作纯粹在场的终极例子。无论如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在场”的对抗占据了德里达的整个学术生涯。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在于，就“在场”的问题而言，德里达和OOO有着怎样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OOO视作海德格尔哲学的发展，但有意思的是，德里达的思想也被不少人认为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他们这么说并非没有理由）。数年前，我在一本关于海德格尔的导读式著作的开篇写道：“每个杰出的思想家都有一个杰出的思想。对海德格尔而言，这个思想可以表述为：存在不是在场（being is not presence）。”德里达或许可以在这句话中看到自己的身影。我在书中接着写道：“存在不是在场，因为存在是时间……”7这更是体现了德里达的观点，因为德里达往往会把时间作为逃避在场的方式。格拉顿在对OOO的批评中认为，OOO是一门静态的哲学，它无法面对时间性实在的先天之流。8然而所有这些看法都忽略了一个要点：对抗在场的方式至少有两种。而OOO和（正如我指出的）海德格尔所采取的路径正是其中一种，当然，即使海德格尔的解释受到了反驳，OOO采取的路径也还是可以成立的。这条路径就是指出：在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仅仅是对某个缺席的实在物的转译，这个实在物永远是以不同于其实在所是的面貌出现的。例如，即便当锤子损坏或我们盯着锤子看的时候，实在的锤子也不会在场，因为无论是“损坏”还是“盯着看”都免不了要与锤子建立某些关系，而锤子本身是不涉及任何关系的。简言之，OOO通过一种实在论的哲学策略克服了存在基于关系的在场，我们把这种在场称为感觉域（sensual realm）。格拉顿宣称OOO仅仅是对柏拉图哲学的复述，这个看法是毫无根据的：柏拉图的理形是另一个世界中永恒完美之物，而OOO的实在物则是处于这个世界中的、完全可损毁的东西。因此最适合拿来和OOO作比较的不是柏拉图，而是亚里士多德。

与此相反，德里达的思想与哲学实在论并无多少关联，实在论主张实在物独立于人的心灵而存在。当然，近来不乏有德里达专家声称他是个“实在论者”，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个主张，既不是因为他们对德里达思想的研究得出了惊人的发现，也不是为了反驳其他德里达专家的误读，而是因为他们要重新定义“实在论”这个概念，并把它的意思收得很窄，从而不再与德里达思想中那毫无保留的反实在论倾向相抵牾。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恶劣的做法完全无助于推进问题背后的哲学争论，它不像学术研究，却更像是公关炒作。9因为显而易见的是，与OOO不同，德里达对在场的反抗并没有采取实在论的路径——他并未主张存在一种独立于思维、感知、实践行动乃至因果关系的实在物。事实上，德里达反对这种独立的存在和同一性，并认为它们仍然受到西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论的束缚。根据德里达的主张，一切事物之所以都不在场，其真正的理由在于：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说明其具体的语境和特定的含义。为了以德里达的方式克服在场，我们不是像OOO主张的那样竖向地下探到那摆脱了一切关系的物自体王国；相反，我们要不断地横向滑移到无数其他的语境中去，因此事物自身不仅（像OOO中那样）从不会显现，而且永远不曾存在过。在哲学、文学批评、建筑学等深受德里达影响的领域中，这种路径构成了解构方法的根源。回顾前文中关于实在物和感觉物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德里达会在他的哲学中为任何物留出空间的话（他是否会这么做已经很令人怀疑了），那么这些物必定会是感觉物而非实在物。因此在我看来，鉴于德里达像胡塞尔一样坚决反对物自体概念，而海德格尔并未完全采取这个立场，故而德里达与其说是海德格尔的继承者，毋宁说是胡塞尔的继承者。

德里达的思想与OOO的主要差异，或许最显著地体现在《论文字学》对隐喻的论述中。[3]在这部如今已是经典的著作的第一部分末尾，德里达写道：“因此名称，尤其是所谓的专名，始终处于差别系列或差别系统中……隐喻塑造和损害着专名。在差别和隐喻系统之内，字面意义并不存在，它的‘表现’是一种必要功能。”10与OOO的观点相反，在德里达看来，万物都处于差别系列或差别系统中，这个体系构成了一个纯然内在却毫无深度的表面，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自主的实在物。德里达所说的“隐喻”指的是一切个体实在之间的相互污染；反过来，他告诉我们：名称的“字面”（或“真正”）含义本该能够直接带给我们那种不与任何其他东西相纠缠的事物。然而，根据德里达的理论，这恰恰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本体论排除了任何事物孤立存在的可能性。由此，德里达得出结论说：一切名称——甚至一切语词——都是隐喻的而非字面的。而正如本书第二章所示，OOO关于隐喻和字面的论述与德里达截然不同。我们当然同意德里达关于无法直接通达物自体的观点，但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物自体不存在。在我们看来，隐喻和字面之间的区别是：在隐喻的情形中，物与它们的性质之间的联结是被切断的；而在字面的情形中，物则被宽泛地或明确地等同于它们的性质。根据OOO的观点，隐喻恰恰不属于差异体系的表面，这种表面会嘲笑一切主张事物具有隐藏深度的想法；相反，隐喻恰恰为我们指示着事物的深度，尽管我们事实上永远无法直接面对这种深度。德里达完全否认字面语言和隐喻语言之间有任何区别（因为他甚至否认前者的存在），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他没能提供任何考察这种区别的工具。例如，在德里达的立场看来，“酒暗色的海”和“暗紫色的海”这两个短语没有类的区别，而OOO则认为两者的区别是非常显著的。换句话说，可以认为德里达在试图取消OOO四重结构中的一个轴时，却完全忽视了另一个轴（不过，由于德里达已于2004年去世，他很可能从未听说过OOO）。也就是说，一方面，德里达试图用有差异的感觉性质的集合来取消实在物；另一方面，他却完全忽视了作为物和作为性质的事物之间的区别，而正是这种区别才使真正的隐喻得以可能。

贯穿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一书（我不愿矫揉造作地把德里达写的东西都叫作“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多处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欧陆哲学倾向，这就是对实在论极不容忍的态度。例如，他指责路易·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1899—1965）和他的哥本哈根语言学派，认为他们是“幼稚的客观主义”。11这里的“幼稚”，指的无非是这样一种信念：个别的物存在于人的心灵之外，或者至少存在于德里达所谓的“世界的游戏”之外。12因为尽管叶尔姆斯列夫发现了语言中物的体系的“内在性”，从而使语言学获得了“根本性的进步”，但他仍然“受到了科学客观主义的损害，也就是受到了另一种未发觉或未承认的形而上学的损害”。13德里达的这个说法不仅无礼，而且也很不准确。他的无礼表现在“幼稚”这个词上，就仿佛世界上每个实在论者都是先天容易受骗的。实际上德里达不会允许任何不幼稚的客观主义存在。他的不准确则体现在“科学”一词中，因为除了自然科学之外，基于实在论的物论述显然还可以采取其他路径，实际上，我在本书第一章就批评过那种过于“字面”的物论述。在德里达看来，每个存在物都直接指称着其他存在物：“自从意义出现的那一刻起，符号就成了唯一存在的东西。我们只在符号中思考。”14在此，德里达非常草率地把“我们只在符号中思考”等同于“符号是唯一存在的东西”，就仿佛存在和思考处于同一个领域似的。他为此诉诸美国符号学家C.S.皮尔士的权威，因为皮尔士“在我们所说的先验所指的解构方面走得太远……它会彻底结束符号对符号的指称关系。”也就是说，皮尔士不认为当符号的系列最终停止的时候，被符号指称的东西就会直接与我们照面：“因此，并不存在那种对符号或指代者进行还原，从而使所指物最终在其显现的光辉中闪烁的现象性。”15简言之，德里达论证的思路就是：既然我们永远无法获得那在“显现的光辉”中闪烁的最终事物，因此万事万物就都是符号了。在此，德里达完全没考虑OOO提供的那个选项，即：符号的确有最终的所指，但这种所指的本质恰恰就是不在场。猫狗或者树木永远不可能在完全的意义上在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面对的就是世界的表面（感觉上的猫狗、树木和其他东西就在这表面上彼此交织在一起）。相反，在OOO看来，唤起所指的不是特定的属性，而是专名，专名指称着比一切表面属性都更深刻的东西：例如，在《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中，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就认为名称是刚性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而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也有关于“名称行为”（nominal acts）的论述。

某物被符号所指的同时，它自己不必是指向其他东西的符号，但德里达反对这个观点，他甚至不认同个别的物的概念。如前所述，在德里达看来，世界是一个由能指组成的整体网络，“像所有能指那样，这种网络在（不妨说）向所有可能的赋义活动开放的‘完整’（total）系统中，把它与其他书写能指或口头能指联系起来”。16在此，我们要特别留意德里达在“完整”一词上所使用的引号，就如同他在其他场合使用引号的情况一样，德里达的确认为万事万物都隶属于一个完整的感觉系统，因此我们不能允许他通过和自己说过的话做切割的方式来逃避应承担的后果。此外我们同样要留意的是，德里达在此用了“不妨说”（let us say）这个修饰语，就仿佛他只是初步尝试性地认为所有可能的感觉都属于一个整体网络，但实际上，德里达的这个主张是坚定而直率的。德里达不仅反对存在孤立的个别实体，他也反对语词是语言的基本单元。德里达不认为“书写和言说的语词是原子式的统一体”，相反，他将其视作“构造出来”的统一体，这意味着语词并非自然地呈现在世界中。德里达向来认为书写在哲学上比言语更有意思，书写在语音形式上别无选择，而只能“必然运用既有的意指单元以及它尚未介入的结构”。17但这并不意味着德里达认为语词是真正的先在单元：“事物本身或是事物的集合，或是差别的系列……”18

最后，我打算谈谈德里达对海德格尔那个严重的误读，后者的哲学是OOO最初的思想来源之一。19德里达的这种误读在《论文字学》一书的开始部分就体现出来了，他很不准确地写道：“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存在只有通过逻各斯才能形成历史，并且根本不处于逻各斯之外……所有这些清楚地表明，从根本上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脱离能指的运动，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最终都会消亡。”20简单地说，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的想法是：存在仅仅是其在历史过程中向人之存在（此在）所显现的各种方式。诚然，这种诠释的确符合德里达反对“幼稚客观主义”的纲领，但它与海德格尔的本意相去甚远，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恰恰是那绝对要从与人和其他事物的所有关系中退离的东西。总之，德里达对实在论的敌意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他忽视了海德格尔哲学中多处体现出的实在论倾向。此外，德里达还批评了所谓的“专属形而上学”，根据这种形而上学，事物连同其属性独立存在于能指的整体网络之外。为论证起见，不妨假定德里达关于每个语词都没有专属的意义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此每个语词就都纠缠在另一些能指的系列中。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没有其专属的存在，就仿佛实在本身仅仅是一个整体网络似的。OOO的看法与之截然相反：即便我们同意语言是无法自然分解为各部分的连续体，但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认为实在本身具有“熔岩灯”似的结构（借用蒂莫西·默顿的表述）。

现在让我们对德里达与OOO之间的差异作一番小结。德里达是个反实在论的整体主义者，他认为一切语言都是隐喻；OOO则是一种反整体主义的实在论，在OOO看来，字面和隐喻之间的区别是哲学乃至其他一切领域中最关键的对立之一。德里达专家们当然可以如其所愿地赞颂德里达的思想遗产，但他们不能说德里达的思想是OOO的先声，因为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德里达在行文中总是避免清晰陈述自己的立场，并且对此采取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而他的追随者们则加剧了模棱两可的状况，他们往往试图装作德里达同时阐述了某个观点的正反两面，以此来消弭和内化任何批评意见，就好像德里达早已事先考虑到了可能的批评一样。而在我看来，在德里达去世后的二十年间，像齐泽克和巴迪欧这样直言不讳的哲学家之所以能成为欧陆哲学的顶尖人物，与其说是因为人们渴望那种被压制的政治左派的激进立场，毋宁说是因为人们对上述那种不幸局面产生了厌倦。

米歇尔·福柯

无论我们对福柯的著作有怎样的看法，他都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当之无愧的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尽管福柯在60岁时就去世了，但他的思想几乎影响到了所有的人文学科。福柯那些最受欢迎的著作，大都是对现代社会各机构历史演变的案例研究，例如：《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疯癫与文明》（History of Madness）、《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以及未完成的多卷本《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等。除了这类作品，福柯还有一些更概括性、也更技术化的著作，例如《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和《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等。不过我认为，对于初学者来说，了解福柯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福柯的访谈录，与前面那些著作相比，福柯在这些访谈中更清晰地展现了他思想上的机智和敏捷。我最喜欢的是一本题为《实况福柯》（Foucault Live）的访谈录，虽然这本名字滑稽的书厚达500余页，我却可以带着愉悦的心情在一天之内读完它。不过，说起假装自己是纯粹社会科学家的法国哲学家，我偏爱的始终是拉图尔而非福柯，而且我觉得整个思想界在不久的将来都会赞同我的看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拉图尔不仅探讨人的领域，而且远比福柯更有能力处理无生命实在物的问题。虽然福柯往往被视作“唯物主义者”，并且他的新历史主义学派开启了学界关于“物质文化”的研究，但福柯对于非人类实体的研究仅仅是为其真正的思想纲领服务的，这个纲领就是人之主体的历史主义。拉图尔把自己称为“非现代”思想家，而福柯则显然是位现代主义思想家（“后现代”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现代主义）。因此与福柯的著作相比，OOO对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更感兴趣。不过，在深受福柯影响的那些独特的唯物主义者看来，福柯在OOO之前就展开了对非人类世界的讨论。在此，我要表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而且OOO和福柯的思想之间也并没有多少关联。

我们完全可以花费一整本书的篇幅来从OOO的立场讨论福柯思想，不过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此不妨集中谈谈《知识考古学》的第一章。[4]福柯在那里明确提出了他的本体论原则，尽管他表面上的话题是“话语”而非实在。与德里达很相似，福柯对于“统一体”的概念持怀疑态度，这个概念往往体现在最宽泛意义上的物导向的哲学中：例如，它不仅体现在OOO中，而且也体现在莱布尼茨的单子和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中。在提到思想物时，福柯认为“必须首先悬置的统一体就是那些以最直接的方式让人接受的，也就是书籍和作品的统一体”。21尽管书籍似乎是最显而易见的一类统一的物，但福柯反对这种统一体，因为“它们陷入一个参照其他书籍、其他文本和其他句子的系统中——书就是网络中的结”。22一旦其统一性受到了质疑，“它便会失去其自明性，它只有基于复杂的话语范围才会显示自身、建构自身”。23著名作家的作品乃至全集也是一样，例如：“在尼采这名字和尼采青年时代的自传体作品、学校论文、语文学文章、《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瞧，这个人》、书信、以‘狄俄尼索斯’或‘尼采大帝’署名的最后一批明信片、洗衣店账单和格言草稿混杂在一起的无数小本子之间，并没有同样的关联。”24福柯认为这些统一体“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永远是建构的结果，关键要知道建构的规则，并对建构的辩解进行检验……”25

尽管福柯的上述论证使不少人信服，但从OOO的立场看来，他的推理看起来是比较牵强的。为了维护尼采全集的完备性，我们或许会同意把尼采一生中写过的所有东西都收入全集。当然即便如此，福柯还是有理由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全集中所有的作品都享有同样的地位。关于尼采的哪些作品能代表其整个的哲学生涯，哪些作品能代表他的成熟期，诸如此类的分期问题，研究尼采的学者一般会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当然，我们也会有达不成共识的时候。例如，长期以来，许多海德格尔研究者一直不愿严肃看待海德格尔1933年那篇题为《德国大学之自我主张》的亲纳粹演讲，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篇不幸而令人尴尬的政治表态。但德里达却不这么认为，在受人瞩目的《论精神》（Of Spirit）一书中，德里达认为这篇演讲是体现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作品。关于荷马、维吉尔或莎士比亚等作品的最佳版本问题，学界总是聚讼纷纭；而大文豪或大思想家的文集里究竟要收入哪些著作，也一直是纷争不断的问题。由于这些现象无可否认是存在的，故而福柯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这类决定都是“建构”出来的，换言之，它们不是来自研究的物本身，而是人群建构的产物。然而，这个结论给物设置了过高的标准，同时却把人的主体的标准定得太低了。因为一方面，毫无疑问，倘若没有人的劳动，任何书籍就都不可能存在。因此，为了合理地编订柏拉图对话集、莎士比亚戏剧集或者《海德格尔全集》，26我们离不开某种程度的学术劳动和判断。尤其是考虑到柏拉图对话有如此众多的挂名伪托之作，而海德格尔潦草的字迹也成为编订的一大难题，可见这类文集的编纂必定需要相当程度的智力劳动。诚然，一旦我们能够对柏拉图的作品做出适当的选择，那么一件作品出自柏拉图之手的这个事实就不再是最重要的标准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著作不具备统一性。学者们的“建构”既不是任意武断的，也不是全然由他们个人决定的，相反，这种建构是通过对柏拉图真正文本的仔细考察而达成的。我们不可能最终知道哪些文本真正出自柏拉图之手，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著作全集是不存在的，这就如同虽然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个苹果的所有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苹果是由人的习惯所建构起来的。

我批评的这个观点并非无关紧要，相反，它构成了福柯整个思想生涯的基础。在斩钉截铁地宣称“不会深入到这些可疑的统一性内部”之后，福柯又充满热情地指出：通过这种方式，“整个领域就被解放了”。27“这是一个宽广的，然而又是一个可确定的领域：它是由所有实际的（无论它们是口头的还是书写的）陈述的集合构成，发生在这些陈述作为事件的弥散和每种陈述特有的层级之中。”28换言之，福柯给出的并不是物导向本体论，而恰恰是那个呼声最高的OOO替代方案，即：事件导向的本体论。福柯接着写道：“在有把握地接触一门科学或者小说、政治演讲、某作者的作品，甚至是任何一本书之前，我们要探讨的原始中性材料，便是一般话语空间中的众多事件。”29事件绝非不确定的，它总是由一个完全确定的关系集合构成。例如，倘若我们决定把古巴革命视作一个事件而非物，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关注的是其中发生的所有具体的行动，而不是任何被假想为比这些行动更深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福柯敦促我们不要试图“在陈述本身之外去重新发现言说主体的意图、他的意识活动、他要表达的意思，又或者那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说出的东西中或出现在他明显的言语中几乎不可感知的裂缝之中的无意识活动……”30相反，“人们不用在明显的内容下面探寻另一种话语若隐若现的闲言碎语……”31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形下，最天才的方法其实就是仅仅关注实际上做出的陈述和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从而避免对历史事件的真正意图或深层驱动力之类的东西做任何的思辨。就如同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仅仅关注行动）为我们提供了解释万事万物的强有力工具一样（从路易·巴斯德的生涯到巴黎全自动地铁系统项目的失败），32这样的决策也可能会为我们带来强有力的洞见。但方法是知识的一种形式，因此就其本身而言，它们要么是向上还原法（例如福柯和拉图尔），要么是向下还原法（例如丹尼特偏好精确的化学式，而非诗意的品酒）。与此相对，哲学则是反知识和反方法的，就其本身而言，哲学必定反对任何把研究实在的有用方法混同为实在本身的做法。在这一点上，当福柯告诉我们“陈述始终是无论语言还是意义都不能完全使之枯竭的事件”，33他就已经错了。实际情形恰恰与此相反。一旦某个东西被定义成事件，它就已经被定义成不同实体间的一系列非常具体的关系了，因此我们就已经通过将其还原为一系列确定的特征而穷尽了这个事物。历史学家和其他言说者自然可以从无数的视角出发来探索这个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该事件本身是不可穷尽的，因为只有那比一切关系都更深刻的物才是真正不可穷尽的，而OOO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坚持了这个观点。

这并不是说福柯的著作是不重要的。在实践方面，福柯展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天赋，他能揭下表面上的历史统一体的虚假伪装。在他的经典著作《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出色地向人们证明：不存在名为“疯癫”的统一物，因此，“如果我们要发现疯癫的存在本身、隐秘内涵、缄默和自身封闭的真相……那么我们肯定就弄错了”。34福柯不认为物是被事前给予的单位，在他看来，物是由人的话语构成的。无可否认，哲学是通过哲学话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也可以根据社会学的见解来对社会进行重新设计，而精神分析的病人也常常发现自己开始做弗洛伊德式或拉康式的梦。然而福柯的问题在于，他把所有的工作都推到了人的这一边，因为他认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非——同一性”，而且“悬置它们持久性的内在的非连续性”。35福柯甚至宣称动词/名词的区分是“古典语法理论”的人为创造，需要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哲学家看来，“古典”简直可算是最具毁灭性的形容词了。36对于医学、经济学或语法学这样的学科，福柯不认为它们是由“满实的、紧凑的、连续的和地理意义上被充分划分的对象”组成的统一体。37因为“话语完全不同于这样的场合，即之前被创建的对象像纸面上的词语一样逐一堆叠”。38关于语词，福柯谨慎地坚持认为：他并不是要从分析世界退回到分析语言。正如他表明的那样，在“我进行的这种分析中，词与物本身一样都是有意缺席……”39的确，在福柯那里，“事件”比语词要更加广泛，不过事件显然不会比它们始终置身其中的那个关系网络更广泛。福柯对此作了富有诗意的表述：“物不是在未成形的状态中等待那个解放它、使它在一种可见和多言的对象性中得以具体化的秩序……物存在于复杂的关系簇的实证条件之下。”40“保持不变的既不是物，也不是它们形成的领域……而是它们能够在其中出现、被划限、被分析和被规定的诸表面间的关系。”41

上述对于关系、网络和事件（作为统一体的物是从事件中派生出来的）的关注，使得福柯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家有几分相似，后者正致力于一个同样是向上还原的ANT纲领。但如前所述，ANT在一个关键的点上要优于福柯。拉图尔一开始就遵循着“扁平本体论”，从而消弭了近现代哲学所执着的主客体区分。也正是因此，拉图尔才能以非现代思想家自居。回过头来看，怀特海也可以算是非现代思想家，因为他坚决不认为人对树的感知与风与树的互动之间有本质的区别。而在福柯那里，物被弱化到近乎完全消失的地步，“话语构成”则承担了所有的工作。不过我的这个评价并不是太重要，如果有福柯专家为此感到恼怒，我们大可以把这句话拿掉。其实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由于福柯的本体论并不是扁平的，因此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位（在“后现代”的伪装之下的）现代思想家。福柯并不重视物，尤其不注重无生命的物。因此，随着无生命的物在哲学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预计拉图尔有朝一日将会在某些方面取代福柯，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参考与借鉴的标准：也就是说，他的理论会被那些从未读过其著作的人反复引用。

第六章　物导向本体论的不同路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突发奇想，造出了“物导向的哲学”一词来称呼自己的论著，并在1999年9月的一次会议报告上首次使用了这个名称。1此后过了差不多十年，学界才开始陆续使用这个标签，并用类似的术语称呼自己的著述。2009年夏，列维·布莱恩特首先提出了“物导向本体论”（OOO）的说法，并将其作为一个广义概念来泛指各种不同的“物导向”的思想，这些思想往往有着与我不同的特点。最初，OOO仅仅指的是布莱恩特、伊恩·博格斯特以及我本人的论述；次年，原先对OOO持怀疑态度的著名生态作家蒂莫西·默顿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2于是我们四人就构成了物导向本体论最早的核心团体，时至今日，当各个学术领域提及OOO时，我们四人的名字也还是常常被列在一起。在这一章里，我打算对博格斯特、布莱恩特和默顿的思想作一番简要的阐述。接着我还计划谈谈两位“外来者”——美国人简·贝内特和法国人特里斯坦·加西亚，他们虽然不是OOO的核心成员，却各自独立提出了与OOO相符合的观点。最后，我将介绍几位把OOO引入建筑学的关键人物，在哲学之外，建筑学是目前OOO最有影响力的领域。

伊恩·博格斯特

博格斯特（生于1976年）是佐治亚理工学院人文学院的伊凡·艾伦杰出讲席教授，他的专业领域是媒体研究，不过在学术研究之外，博格斯特还是著名的电子游戏设计师和评论家，同时也是《大西洋月刊》的专栏作家。他与OOO相关的主要著作有《单元操作》（Unit Operations）、《规劝式游戏》（Persuasive Games）、《外星人现象学》（Alien Phenomenology），以及最新出版的《一切皆可玩》（Play Anything）。博格斯特精巧典雅的文风展现了他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但在他设计的社交网络游戏“Cow Clicker”（是对流行游戏Farmville的无情恶搞）和他的推特账号@ibogost上，博格斯特则是出了名的机智和毒舌。《单元操作》是博格斯特的处女作，他在此书中对“单元”概念的使用就和我所说的“物”或莱布尼茨的“单子”如出一辙。在那本颇有影响的《规劝式游戏》中，博格斯特集中讨论了“流程式修辞”的概念，这与OOO对一般意义上修辞的关注也是相符的。《外星人现象学》一书的副标题是“成为一个事物是怎样的”（What It’s Like to Be a Thing），这本书探讨了OOO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哲学如何像看待人一样看待非人类实体。不过既然上面这几本书都已经被广泛地讨论过了，因此我在此就主要谈谈博格斯特的新书《一切皆可玩》。

在这本书的开头，博格斯特叙述了他作为父亲所碰到的一件趣味盎然的小事。当时他正急匆匆地拉着四岁的女儿穿过亚特兰大的一个购物中心，忽然他的手臂感受到了方向相反的拉力，因为女儿慢了下来：“我低下头，发现了原因：她正盯着自己的鞋子，调整步伐，好让每一步都踩在白色方形地砖的正中。我所感受到的拉力是由女儿重心的变化导致的，因为当我拉着她一路辗转避开行人的时候，她正试图避免踩到地砖的砖缝。”3从这件不起眼的小事出发，博格斯特用整本书的篇幅建立了一种类似OOO伦理学（或者至少类似OOO生活艺术）的理论。虽然他对当前无所不在的“游戏化”潮流感到失望（从在各个商家打卡签到的手机应用，到不计其数的购物积分卡），但这种把压迫式消费场景当作游戏的做法是引人深思的。4博格斯特把自己的立场与已故小说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观点做了对比，后者告诫我们，面对日常生活中的阴暗和悲惨，要带有共情地看待那些在小事上使我们愤怒的人：“超市的收银台前大排长龙，队伍中的每个人其实都和我一样烦躁和沮丧，……其中有些人的生活或许比我更加艰辛、沉闷和痛苦。”5虽然华莱士的建议充满了善意，但博格斯特认为这样做只能使问题恶化：“针对司空见惯的自私带来的疯狂，华莱士提出的替代方案其实是一种在精神上同样有毁灭性的、漫无边际的假设共情（hypothetical empathy）。他建议我们进一步撤退到自身中，但这使我们更难去真正接受超市收银台的那个女员工或是其他任何人了。”6

至此，我们看到了博格斯特游戏伦理学的主要框架。斯多葛派的哲学认为，我们应当无视不可控的外部世界当中流于表面的东西，而专注于我们自身对世界的态度；与此相反，博格斯特指出：摆脱痛苦乏味状态的方法不是专注自我，而是走出自我。现代哲学的各种流派往往试图净化人的意识，使其与世界分离开来，博格斯特则公然采取了一种非现代的立场（也是典型的OOO立场），更加严肃地对待世界。正如他所言：“我们训练自己把投身（commitments）视作幌子，仅仅以反讽的姿态去追寻这种献身，为的是在无法克服恐惧时可以把投入抛到一边。恰恰是愚蠢预示着你走在了正确的路上。有些事物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它们反复无常、沉闷乏味，有时甚至为我们施加了残酷的限制，然而我们的快乐也恰恰来自我们倾注在这些事物上的注意和关心。”7这种限制也带着一抹谦卑，“因为它迫使我们不再如我所愿地看待事物，而是如其所是地对待它们”。8“对世界的这种无私的、几乎全心全意的投入，使我们感到满足，而在慷慨而非自私之帆的引领下，我们将做出新的发现，并将其作为战利品一一收获。”9这与博格斯特所说的“自私的反讽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认为，“由于世界永远无法满足我，因此我永远不会亲近它。”10这种对万物的反讽态度，正是由近代哲学中思维和世界截然二分的局面所导致的，它没能认识到：我们必然地处于事物中间，而在任何时候，同它们打交道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博格斯特本人并没有使用这个例子，但我认为对这种倾向的一个绝佳讽刺，要算是《洋葱新闻》（The Onion）那篇题为《为什么没人看出我是在反讽地穿正装呢？》的伪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是名为诺亚·弗兰科维奇（Noah Frankovich）的虚构人物，据弗兰科维奇所述：他开始特地穿沉闷的商务正装，还拎了一只公事包去参加聚会，但聚会上的朋友们不但完全没有领会到笑点，还恼怒地说他是个“叛徒”。但弗兰科维奇还是坚持把这种反讽进行到底，为此他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就职，还买了“超没品味的泰格豪雅”奢侈手表，每天和毫不反讽的通勤职工一起坐城际火车上下班。最后，弗兰科维奇的反讽是如此彻底，以至他把整个私生活也献给了反讽：“我甚至娶了一个愚蠢又喜欢购物的康涅狄格州小姑娘，然后反讽地生了两个孩子，他们活脱脱就像从五十年代读本中走出来的迪克和简（Dick and Jane）——我甚至把他们镶着银边的照片挂在了办公室里。但尽管我做了这一切，还是没人看出其中的笑点，除了我自己。”11在某种意义上，博格斯特无非是想让我们避免成为弗兰科维奇这类人。问题不在于自我意识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那显然有价值；相反，问题的关键是，在后现代理论和流行文化的共同作用下，这种间离于自身观点甚至自身生活的反讽态度已经沦为可怜的陈词滥调了：它不再是解放的观念。如今，我们已经被博格斯特说的那种“反讽狂”（ironia，就像paranoia偏执狂）所吞没了，“反讽症”可以定义如下：“如果说偏执狂是对他人的不信任，那么反讽狂就是对事物的不信任……反讽狂只是不断地借由反讽置身事外，不是去直接面对和协调真诚和蔑视之间的冲突，以便和因在两者间摇摆不定而错失的那个世界重新取得联系。”12

博格斯特认为真正的快乐不在我们自己之内，而是在世界之中。13即便是方向盘这样简单的物，都不乏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可能环节，而吉他之类的其他东西就更是如此了。14现代主义把一切的自由都放在了与自然隔绝的、异化了的人类主体这边，而博格斯特的非现代主义路径则把生命的兴趣重又带回到事物本身。《游戏的人》（Homo Ludens）一书的作者、二十世纪重要的荷兰思想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主张：“从宗教、战争到政治，人的一切仪式和文化实践都是以游戏要素为基础的。”15博格斯特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贡献或许就在于，他指出游戏是顺从的而不是颠覆的，因为尽管当前的知识界往往对游戏的颠覆性推崇有加，但游戏其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反讽。16用博格斯特的话说，把游戏视作颠覆就意味着：“把游戏限制在评论或破坏活动的塑料保鲜膜之下，使其失去活力。”17

博格斯特此书最重要的见解出现在第五章：“克制”（re-straint）与“限制”（constraint）的区分。克制意味着以远离物污染的方式拒绝物。在博格斯特看来，克制是另一种形式的反讽，是把自身视作聪明地拒绝外部事物的人：“或许一切克制行为实际上都是反讽行为，它是我们基础性的无聊状态的体现。无论是和某些东西保持距离，还是拒绝它或者丢弃它，这些举动都成了某种虚幻的副本，这些东西仿佛是一个鬼怪，唾弃它成了我们引以自豪的事。‘你看，我一块蛋糕都没有吃哦。’”18与此相反，当我们接受了自身情境中的局限，并试图在局限中做出新的行动时，我们就会采取“限制”的做法：“创造性从来都无法从无拘无束的纯粹自由中产生，这是艺术家和设计师早就知道的道理。没有什么会比空白的画布和纸张更加令人不知所措了。”19在康德那里，伦理学完全是在人类主体性领域之内展开的东西，因此外部物或外在后果都不是理论所要考虑的；而博格斯特的观点则与舍勒更加接近，如前所述，在舍勒看来，伦理学不是主体和世界隔绝的产物，而恰恰是主体带着激情与世界打交道的结果。

列维·布莱恩特

布莱恩特（生于1974年）是柯林学院的教师，该学院位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郊的弗利斯克（Frisco）。他是位多产的网络博客写手，在我看来，布莱恩特那个名为“幼体主题”（Larval Subjects）的博客是迄今为止最严肃讨论哲学的网站。20与此同时，布莱恩特还是《思辨的转向》（The Speculative Turn）一书的策划者和主编，这本书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欧陆哲学论文选集。在加入OOO阵营之前，布莱恩特那本研究德勒兹哲学的处女作《差异和所与性》（Difference and Givenness）就已备受好评了。在他接受物导向本体论思想之后的初期作品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物的民主》（Democracy of Objects）一书。虽然布莱恩特近年来宣称已经与OOO保持距离，并且多次援引了德勒兹的思想，但在他2014年的最新著作《本体论制图学》（Onto-Cartography）中，OOO仍然是最重要的论题。布莱恩特那清晰而富有教育意味的写作风格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此外，他博览群书的习惯也使其能够做出不同领域中的细节论述。

我在此打算集中谈谈《本体论制图学》一书，因为它是布莱恩特最新的著作，与《物的民主》相比，此书中评论的成分要少得多。布莱恩特在书中主张部分地放弃OOO原则，并转而采取他所说的“机器导向的本体论”。在某个意义上，这似乎意味着他又重新回到了德勒兹思想的根源，因为德勒兹和加塔利（Guattari）经常有“欲望机器”等等的说法。21然而布莱恩特对OOO中“物”这个字眼提出了批评，他主要的保留意见在于：物通常是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的，因此“物导向本体论”这个说法必定永远会使人误解。不过我们注意到，布莱恩特在把机器分成六大类的时候，其中四类的名称中都出现了“物”一词。22除此之外，“机器”这个词所背负的历史包袱几乎和“物”一样沉重，布莱恩特在书中不吝花费十几页篇幅来澄清对于“机器”可能的误解，这本身就表明他意识到了这一点。23布莱恩特之所以喜欢“机器”这个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暗示了一种由（可以无穷追溯的）不同层级的“子机器”（sub-machine）构成的复合实体。布莱恩特还颇费了一番心思，澄清了书中的“机器”并不意味着某种可自动实现预计后果的机器人机制（而“物”概念就不会带来这种麻烦）。总而言之，布莱恩特用“机器”这个新术语强调的是行动以及后果。与此相呼应，布莱恩特认为机器做什么比它是什么更加重要，不过在我看来，这个主张像是某种“向上还原”，也就是试图把事物向上还原到它们明确的表象或后果那里。

尽管如此，《本体论制图学》的重要理论工作在于，它区分了六种不同类型的物：暗物、亮物、卫星、微光物（dim objects）、叛逆物（rogue objects）以及黑洞。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某物在不同时候可能扮演的六种角色：“机器可以从模糊物变为亮物。机器A对机器B而言可以是黑洞，但对机器C而言，机器A则可能是卫星。”24在此——正如面对任何类型学一样——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布莱恩特那里的六种物的关系角色整合成一个合理的结构，尽管他在书中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因此我也没有多少要补充的内容。首先，我们可以按照影响力由弱到强的顺序，得到一个连续的机器序列，它们依次是：暗物、微光物、亮物、黑洞。需要指出的是，布莱恩特所说的“黑洞”实际上比亮物更明亮，因为“明亮”这个隐喻是就影响力而非可见度而言的。一个全然的暗物不会给任何其他事物造成影响，也正是因此，拉图尔会对这类物存在与否持怀疑态度。布莱恩特这里所说暗物其实就是我书中提到的“休眠”物，这种物的存在虽然有可能影响其他事物，但它尚未造成任何实际的影响。25关于暗物存在与否的问题，布莱恩特并不急于下判断，“因为即便暗物存在，它们与其他机器也完全无关——更重要的是，它们和我们完全无关——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知道它们究竟是否存在。”26不过，布莱恩特倒是指出了相对暗物的存在，他给出的例子是只有鸟儿才能感知到的磁场，而且死海古卷在被发现之前也是相对意义上的暗物。

微光物指的是那些几乎不会在其他事物上留下痕迹的实体，例如在大多数政治语境中，无家可归者都是人微言轻的，如果不采取措施确保他们的发言权的话，许多残疾人的存在也会被忽视。布莱恩特巧妙地把这些物和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的术语联系了起来：例如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无产阶级或“没有部分的部分”，又如巴迪欧关于物“只是微弱地呈现”的说法。27作为OOO阵营中思想最为左倾的成员，布莱恩特认为：政治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让此前的微光对象能够发声：例如奴隶解放、女性选举权、LGBTQ权利[5]等等。与此相反，亮物是那些非常强有力的事物，它们是如此强大，以至部分甚至整个人类的生活都不得不根据它们进行组织：例如，太阳是一切地球生命的亮物，石油是一切当代人的亮物，父母是孩子的亮物，稻米是亚洲农民的亮物，大学行政部门是教授的亮物，最高法院则通常是美国总统的亮物。卫星是依赖于亮物的东西，布莱恩特用儿童作了生动的类比：“孩子总是被纠缠在家长的欲求、遗憾、神经质、信念、执着、价值、怪癖等所构成的网中。”28比亮物更有影响力的是黑洞，它是亮物中最为悲惨地明亮的，黑洞的引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事物都无法从中逃脱，黑洞的例子有：绝症、事故后的全身瘫痪，或者卡夫卡式法律体系中的监狱。用布莱恩特的话说，“我们只能期盼黑洞是罕见现象。”29

叛逆物是布莱恩特分类清单中的最后一种机器，这些物突然凭空出现，并一下子打乱了现有的世界。如果说布莱恩特的“微弱物”明显体现了朗西埃的政治学思想，那么他的“叛逆物”概念则与巴迪欧的政治理论有着更显著的联系：显然，巴迪欧那里著名的事件概念就属于这种来自外部并彻底颠覆了整个世界的东西。不过布莱恩特正确地指出，由于巴迪欧把事件的类型限制在四种：艺术、政治、爱情和科学，因此巴迪欧有意地把自然灾难、发现新大陆、外星人来临等等都排除在事件之外，因为它们都与人类主体对艺术、政治、爱情和科学中的革命性变故的态度无关。因此，尽管巴迪欧坚持认为：并非所有的人类个体都是主体，同时并非所有主体都是人类个体，但他后面这个观点无非意味着集体的人也可以是一个主体。也就是说，巴迪欧从不认为事件会包括无生命的行动者，由于布莱恩特反对现代主义者贬低人的领域之外一切事物的重要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可以算是OOO阵营的成员。

蒂莫西·默顿

默顿（生于1968年）是伦敦人，目前担任休斯顿莱斯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瑞塔·希亚·古费讲席教授。在加入OOO阵营之前，默顿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公众人物了。默顿最初是研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专家，但他后来的研究旨趣发生了很大改变，并相继写了两本开创性的生态主题著作《无自然的生态学》（Ecology without Nature）和《生态思想》（The Ecological Thought）。在书中，默顿显示出创造新术语的优异才能：无论是“网眼”（mesh）、“奇怪的陌生人”（the strange stranger），还是“超物”（hyperobjects），这些概念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超物”一词是他2013年那本畅销书的书名。这个概念指那种占据着广大时空区域的物，这些物是如此庞大，以至人类无法以任何互动的方式和它们打交道。例如放射性废料、塑料垃圾或全球变暖，这些事物的影响范围之大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同样在2013年，默顿出版了另一本富有争议的著作《实在论的魔术》（Realist Magic），此书引发争议的地方主要在于，默顿主张物理因果关系本身具有形而上学结构，这也是对OOO强有力的辩护。2016年，默顿出版了备受期待的《黑暗生态学》（Dark Ecology）一书，这本书是以他几年前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所作的威莱克系列讲座为基础的。此外，默顿还积极投身于全球各地的访问和演讲活动，因其在生态论题上富有实效性的工作，默顿正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

如前所述，布莱恩特提出了机器对象通过相互关系能够承担的六大类角色，现在让我们看看默顿在其代表作《超物》中的分类法。默顿在此书的第一页就给出了“超物”的定义：

在《生态思想》中，我创造了超物这个概念，用来指那些占据着比人类庞大得多的时空区域的物。超物可以是黑洞，也可以是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可以是地球的生物圈，也可以是整个太阳系；可以是地球上一切核材料的总和，也可以是钚或铀的总和；超物可以是诸如泡沫塑料或塑料袋之类人类长时期生产的直接产物，也可以是正在运转中的资本主义机器的总和。因此，超物的“超级”体现在它们与其他实体的关系上，无论它们是否直接由人类生产。30

在此书的结尾，默顿得出结论说：鉴于我们当前的环境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每个物都是超物。31他这样写道：“非人类的存在物决定着人类历史和思想的下一个时刻……事实上，超物早已经在此了，我们迟早会慢慢领会它们已经对我们所说的。它们已经和我们联络。”32现代主义或是把思想与世界隔离开来，或是通过乏味或是反讽的超越方法，把思想置于世界的上方，默顿和博格斯特一样反对这种现代主义态度。用默顿的话说，“如果不存在元语言，那么这种犬儒主义的距离——也就是在左翼阵营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模式——就会岌岌可危，它将无法适应超物的时代。”33为了适应超物的时代，默顿提出了超物的五个特征：粘性、非局部性、时间性波动，相位，以及物间性（interobjectivity）。他对这些性质作了如下总结：

超物有许多共同属性。它们是有粘性的，这意味着它们能够“粘在”所涉及的存在物上。它们不是局部的，也就是说，某个超物的任何“局部显现”本身都不是超物。超物的时间性比我们熟知的人类尺度的物深刻得多[时间性波动]……超物占据着一个高维的相位空间（phase space），这使其在某些时间段对人类是不可见的[相位]。此外，它们的后果是以物间（interobjective）的方式体现的；也就是说，它们位于由物审美属性间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空间之中。超物并不是我们知识的功能：它们具有超级相对性，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而且也是相对于蠕虫、柠檬、紫外线……等等事物而言的。34

现在让我们逐一对这些特征作个简略的描述，这部分内容占据了默顿那本书的整个第一部分。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就对粘性概念作了一番美妙的哲学论述，他把我们被黏稠的媒体吸收的局面比作“陷入并淹死在果酱里面的黄蜂”。35近代哲学把人视作一种反讽式的先验存在物，构成人的材料与构成人所居于其中的世界的材料并不完全相同，而物的粘性所表明的与此恰恰相反：“我们[并非]永远飘浮在外太空，而是被粘在了自身的现象学情境之中。”36默顿指出：粘性事实上只是其最大可能强度的稀释版本，而这种最大可能强度就是死亡，正如他所言：“某个事物的消解或死亡，意味着该事物的内部与其外部取得完美的一致。当超物足够广大时，一切存在物就都会处于某种形式的死亡之中，也正是因此，“六道轮回”的佛教唐卡才把六道众生都画在了（死亡之神）阎魔那长满獠牙的大口之中。”37看到这里，善于思考的读者或许会反对说：粘性这个概念本身已经被很多人讨论过了，因此默顿和OOO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意。因为明确论述这个主题的除了萨特还大有人在，例如，由于我们的心灵总是镶嵌在世界中，借由这个事实，许多现代哲学家都意识到自我和世界是以粘贴的方式纠缠在一起的。不过，持这种反对意见的人几乎总是忽视了OOO真正的原创之处，这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洞见扩展到非人类实体。在某种意义上，一切物都被困在又黏又湿的东西里，因为即使当它们相互碰撞之时，它们从来也都无法在本体论上穷尽彼此。”38在提及“现象学所谓的纯真（ingeniousness）或真诚（sincerity）的真理性”时，默顿援引了OOO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术语——尽管该术语会招致不少人的蔑视。39和博格斯特一样，在默顿看来，任何人类或非人类行动者的真诚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该行动者无可避免地被它此刻正在做的东西所包裹。这很像那位虚构出的“反讽”律师诺亚·弗兰科维奇，虽然他声称自己在以戏仿的方式工作，但他把一生都花在了做律师这个行当中。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默顿所说的超对象的非局部性。默顿坦承这个观念来自自然科学：“非局部性是量子理论中的技术性术语。阿兰·阿斯佩克特（Alain Aspect）、爱因斯坦的学生戴维·波姆（David Bohm），以及安东·蔡林格（Anton Zeilinger）等已经证明，量子理论中的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EPR]悖论是一个经验事实。”40这意味着两个粒子可以相互“纠缠”，使得当向其中一个粒子发送消息时，另一个粒子会即刻以相反或互补的方式运动——即便当两者相隔十分遥远，甚至彼此无法通讯时也是如此。默顿接着写道：“根据通行的观点，这种状况本不应该发生才对，因为那会意味着信号传播的速度比光更快。[然而]蔡林格不仅用位于维亚纳城两端的纠缠粒子证明了这种非局部性，而且证明：当把纠缠粒子间的距离加大到加那利群岛的两个岛屿之间，甚至两个人造卫星之间时，这种状况仍然成立。”41除非我们想要质疑“光速是信息传递速度的上限”这个爱因斯坦公理，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把非局部性作为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默顿由此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当代科学的范围，他把非局部性与布莱恩特的本体论联系起来：没有一个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经验过这一整个事件，他们经验的只是该事件的“局部显现”（local manifestations）42。默顿把这个见解与他自己在《实在论魔术》中关于一般因果关系（特别是感知）的审美结构的论述相结合，从而指出：“鸟儿[在导航时]感知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堆物质，而是一个审美意义上的形状”，这种形状可以视作地球磁场的局部显现，无论就其本身还是作为整体，它都是不可把握的。43默顿重又回到书中最重要的环保问题，他提醒我们，人类所经验到的地球气候系统也无非是局部显现而已：“当你感觉到雨滴落在头上时，你就在某种程度上经验着气候……但你永远无法直接经验到全球变暖本身。”44用更诗意的话说：“当我寻找作为超物的油时，我是无法找到它的。油永远都只会是一滴滴、一滩滩的油，只会是流动的油、河面上的油……等等。”45

通过时间性波动概念，默顿对非局部性概念做了进一步阐发。因为超物存在的尺度非常大，我们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感知到它们。默顿以荷兰艺术家弗利克斯·赫斯（Felix Hess）的音响艺术作品《气压波动》（Air Pressure Fluctuations）为例，对此作了生动的说明。赫斯在纽约录下了五天里的声音，然后以比正常速度快360倍的高速播放这些声音，从而营造了令人惊诧的效果：“交通噪声听起来像小虫的鸣叫。我们还听到了周期性的嗡嗡声……那是由于大西洋海面空气压力的变化而形成的驻波。我听到了大西洋上空气的声音。”46在此，一种此前无法听到的超物忽然可以被听到了。默顿认为第一个发现超物的人是中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拉齐（al-Razi），因为拉齐正确地指出：当时许多被人视作永恒不朽的东西其实是被造物，因此它们也是会腐朽的。“拉齐写道，黄金、宝石和玻璃都是会解体的，只是它们解体的速度比蔬菜、水果和香料慢得多。”47拉齐的话促使默顿得出了这样的见解，即：对任何东西而言，有限的极大量在某种程度上都比假定的无限量更具威胁性。因为“[超物的]巨大的时间尺度的确令人感到羞愧，它迫使我们意识到自己与大地是多么地接近。相反，无限就要容易处理得多，无限让我们意识到的是自己的认知能力……”在书中的同一页上，默顿接着写道：“设想‘永恒’在某种意义上要比设想有限但非常长的时间容易得多。‘永恒’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而‘十万年’则使你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想象十万个随便什么东西。”48

如前所述，默顿主张“超物占据着一个高维的相位空间，这使其在某些时间段对人类是不可见的”，49借此他引入了相位概念。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大概知道，曼努尔·德兰达在其2002年的《增强的科学与虚拟的哲学》（Intensive Science and Virtual Philosophy）一书中曾对相位空间的哲学作过清晰的阐述。尽管某地气象读数的数据总是能给出离散的气温和气压值，但一些模式（pattern）往往会涌现出来，这些模式表明：所有详细的读数其实都是被某些基础性的“吸引子”所支配的，这些吸引子比任何具体读数都更加深刻。最先发现这个现象的是混沌理论的先驱、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Edward Norton Lorenz），洛伦茨最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蝴蝶效应”——这源于他开玩笑说蝴蝶翅膀的轻微扇动可能最终导致飓风的形成。50说到飓风，默顿作了如下论述：“一个更高维的生物可能把全球变暖本身视作一个静态对象……这样的话，普通人就只能看到这个巨大的高维对象与我们的世界相交所形成的若干短暂片段。那摧毁了新奥尔良基础设施的飓风，就是这些片段之一，那炙烤着俄罗斯平原和美国中西部的干旱，则是其中另一个片段。”51尽管“吸引子”（attractor）最初是个数学概念，但和我一样（而与巴迪欧和梅亚苏相反），默顿认为数学并不足以解释物的相位性：“这并不意味着我要用某种温暖而模糊的东西来取代数学的‘硬道理’……这个数学对象本身就是‘温暖而模糊’的，它位于人之意义的这一边。”52如果人的知性可以把握它，那无非是因为它还不够古怪，还无法充分体现出实在性而已：“超物就像是表现主义绘画中那令人不安的小丑，他占据了整个画作的一切可用表面，无情而不怀好意地看着我们的世界……因此，与描绘相位流的冷酷数学图表相比，表现主义绘画、诗歌和音乐的这种精神病特质是表达超物的更有效方式。”53在书中讨论相位性的章节末尾，默顿得出了一个我们或许最不能认同的哲学结论：他接受了哲学家格拉汉姆·普利斯特（Graham Priest）的主张，即真正的矛盾是的确存在的。这是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打算认同的。54

现在让我们谈谈超物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物间性（interobjectivity）。如前所述，近代哲学始于笛卡尔对思维和物质的两分。多年来，不乏种种“革命性”的思想主张思维和物质一开始就是彼此纠缠的；例如，许多人就认为“身体”概念可以作为近代哲学思维和物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介。然而这些所谓的解决方案之所以一再出错，是因为它们忽视了OOO的核心论点，即：哲学必须也能够刻画没有人的场景中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把这种关系的后果丢给科学去处理。在此，默顿巧妙地改造了哲学上被过度讨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所谓‘主体间性’，只不过是把非人类排除在外的物间性而已。”55默顿还援引了海德格尔的工具分析，从而引入他自己的“网眼”概念。海德格尔通过有意义的工具的体系来表明人总是被事物所萦绕，而默顿则给他的“网眼”加上了“物间”的意涵，使其完全脱离了人的因素，成为纯粹的物——物关系。56物无法被完美转译，这不仅仅（像康德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人的思想是有限的；还因为任何物之间其实也无法完美转译。默顿用他一贯的散文般的笔触写道：“竹林是个巨大的风铃，它把风调制成了竹语（bambooese）。可以说，竹林无情地把风‘竹形化’（bamboo-morphize）了，它把风转译为运动和声响。它是竹——风的深渊。”57

同路人：简·贝内特

贝内特（生于1957年）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巴尔的摩校区的政治科学教授。贝内特对OOO的关注始于她的第四本著作《颤动的物质》（Vibrant Matter）。在这本2010年出版的书中，贝内特强调非人类（包括无生命）物质的作用，从而对近代哲学的精神提出了反对意见。有批评意见认为，贝内特无非是把人的性质“拟人化地”投射到了非人类的实体上面，对此她反驳说：为了对抗那更加泛滥的人类中心主义，一定程度的拟人化有时是必要的。我在为《颤动的物质》写的书评中表示了赞赏，两年后，贝内特也受邀为我和默顿发表在《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杂志的两篇文章撰写评论，该杂志的编辑瑞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也是OOO的支持者。58尽管贝内特对OOO的一些具体论述不乏批评意见，但她对OOO关于非人类事物之生命的关注则是完全支持的。

让我们简要地谈谈贝内特《颤动的物质》一书，以便了解为什么一些OOO的支持者会对贝内特做出激烈的反应。贝内特首先是扁平本体论的支持者，她写道：“我是物质的配置，公园里的鸽子由物质组成，寄生虫、我和鸽子体内的重金属等是物质，神经化学物、飓风、大肠杆菌、地板上的灰等等，也都是物质。”59这种风格的散文体是贝内特论述的一大特征，她的另一个特征则是那发自内心的、对近代哲学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抵抗：“非人类力量作为行动者的作用，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我试图以此来对抗人的语言和思想中那种反射性的自恋情结。”60这也使贝内特得出洞见，为了这些洞见，她从不惧怕与当代最著名的那些政治哲学家正面对抗。例如她指出：“[朗西埃]对于[政治]行动的描述越来越多地从语言角度出发……它是‘对不公正的抗议’，这种不公正就是没有对同样被赋予人类语言能力的存在者一视同仁。”61与这个论述相同步的，是贝内特对那种基于理智的去神秘化方法的失望，因为这种方法“假定一切事件或过程内部，都存在着被非法投射到其中的人类行动者”。62不过尽管贝内特在这些方面与OOO站在同一阵线，但她对OOO的一个观点始终持怀疑态度，这个观点就是：世界充满了各种先行存在的统一实体，在与观察者照面之前，这些实体就已经具有个体的形态了。贝内特的思想与斯宾诺莎、柏格森和德勒兹等哲学家颇为接近，她得出结论：“由固定实体构成的世界……[是]一种扭曲的模型……但它是有用且必要的，因为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把世界当作工具使用。”63这种态度最显著地体现在《颤动的物质》一书的结尾处，贝内特戏谑地提出了新的“尼西亚信经”[6]。她的“信经”表述如下：“我信唯一的物质——能量，天地万物，无论可见与否，都是它所创造。我信多重宇宙，在其中异质性往来穿梭，不断做事（doing things）。”64这个信条中的“唯一”、“物质”和“做事”等用词都表明，贝内特从根本上不认同OOO的观点。因为OOO并不认为世界是破裂为许多个体的统一整体；而或许除了布莱恩特，OOO的理论家一般也完全不用“物质”这个概念；此外，OOO也不认为物的终极作用在于做（布莱恩特在这方面又是个例外），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一种向上还原。

在《系统与事物》中，贝内特首次正面回应了默顿和我的观点，她对我们的哲学持一种既同情又不安的态度，而我们对她的思想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同情的态度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贝内特正确地指出，“默顿、哈曼、我，连同我们的物，是彼此相互竞争的。”65她还特别指出，自己比较喜欢的OOO观点是：“经由彼此接近而产生交流，并且不仅仅包括人身体之间的交流。”66然而贝内特的本体论不够扁平，因此它看上去不太合理。贝内特似乎认为本体论至少必须是关于身体/物体（bodies）的，因此她颇为我“总是把思维物也包括到物范畴中的哲学观点”感到担忧，她似乎认为一切非物理的东西都是不能颤动的。67如前所述，与离散的实体模型相比，贝内特更倾向于流动的液体模型，尽管她也大度地承认默顿关于她“偏袒人体独特的节奏和尺度”的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68我们又一次被带回到某种类似贝内特“尼西亚信经”的东西那里，它主张我们把“‘物’理解为物质、能量和发端的漩涡，它们能够维持足够长的时间而不解体，从而与其他物——连同颤动整体的那种未确定的冲力——相互竞争”。69尽管贝内特这番话的意图是要将物和关系一视同仁，但我们很难看出这如何可能。如果物无非是“发端的漩涡”而已，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它们不像关系那样是单纯的派生物。与此不同，OOO把关系视作独立且不可还原的物，从而为其保留了充足的空间。

同路人：特里斯坦·加西亚

加西亚（生于1981年）目前任教于法国里昂的让·穆兰大学（Université Jean Moulin）。他曾跟随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和昆丁·梅亚苏学习，加西亚最初以小说家的身份为人所熟知，他的小说处女作曾获得2008年度的“花神奖”。702011年，加西亚那本题为《形式与物：论事物》（Form and Object：A Treatise on Things）的大部头体系著作在法国哲学界引起了轰动，此书的英文版已于2014年出版。尽管在写作《形式与对象》之前，加西亚对OOO思想家的论著还比较陌生，但他的思想与OOO有着相当程度的共鸣，以至他在2013年的论文《横穿思考方式》中对自己与我观点的异同做了讨论。加西亚对小说和哲学维持着一种交替性的关注，目前他正在用法文写作一套哲学三部曲，这套书的英文版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和读者见面。71

《形式与物》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它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整全的哲学体系。此书的第一卷题为“形式地”（Formally），其英文版约有150页的篇幅。它对加西亚所谓的事物作了技术化的沉思，加西亚那里的事物含义非常宽泛，它指的是适用于随便什么东西的规则。此书第一卷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加西亚所说的“缩合物”（compact），这个词在英文和法文中的意思相近，即指那种被压缩到自身中的东西。在加西亚看来，事物总是位于它们自身之外的世界中，因此（与OOO不同）他反对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因为物自体不涉及事物之外的任何关系。72在《第三张桌子》（The Third Table）一文中，我主张桌子既不能被还原为它的构件，也不能被还原为它的关系，加西亚则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在他看来，桌子恰恰是其构件和其一切关系之差。但无论如何，在《形式与物》的导言中，加西亚赞同了OOO和德兰达关于“扁平本体论”作为前提的必要性的主张。73实际上《形式与物》正是以“拉图尔连祷”（Latour Litany）的方式开头的——所谓“拉图尔连祷”是博格斯特的用语，指的是列出一长串随机的物清单的做法，因为拉图尔格外擅长此事而得名。加西亚的连祷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由事物组成的世界里，在其中，割一次橡胶树、一段基因、一幅电脑生成的图像、一只可移植的手、一个音乐片段、一个商标名、一场性交易……这些都是有可比性的事物。”74在《形式与物》的第二卷中，加西亚的关注点从事物转到了物，与涵盖了随便什么东西的事物概念不同，根据加西亚的定义，物是被铭刻到特定关系体系中的特定事物。《形式与物》第一卷那抽象和精确的表述难免令部分读者感到吃力；与此相反，此书第二卷的内容丰富而具体，其中连贯的十七个章节也有合理的逻辑关系。我在此不妨罗列出第二卷各章的主题，希望对此感兴趣的读者能够完整阅读加西亚这部神奇的书，这些主题依次是：宇宙、物与事件、时间、生物、动物、人、表征、艺术与规则、文化、历史、物的经济、价值、阶级、性别、生命的阶段、死亡。这些章节还提出了大量具体的洞见，我对其中几个还留有深刻的印象。首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加西亚以扁平本体论的名义对素食主义提出的反驳，当然，作为一个从小奉行素食主义的人，我本人并没有被这番论证所说服。第二个让人难忘的地方，是加西亚主张即便人类消失，艺术品仍然还是艺术品，对此我也持保留态度。第三个地方是加西亚热情满满地宣称友谊和爱情并不是无价的，而说它们无价完全算不上是称赞。第四个令人难忘，同时也更有说服力的地方，就是他美妙地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青春期已然成了我们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年纪。有些读者——尤其是缺乏形式化哲学训练的人——或许会倾向于从第二卷开始阅读《形式与物》这本书。无论如何，加西亚无可争议地是当前全世界最具潜力的青年哲学家，他未来的思想发展也是我们应当高度关注的。对加西亚的论述感兴趣的读者，我高度推荐琼·考格伯恩2017年撰写的《加西亚沉思》（Garcian Meditation）一书，这本书解释了加西亚思想的重要性，并且对他与各位OOO哲学家在观点上的异同作了说明。

物导向本体论与建筑学

如前所述，除了哲学专业之外，在引入OOO理论方面最迅速、也最有热情的领域就是建筑学了（当然，其中也不乏诋毁者），它甚至比视觉艺术对OOO更加热情。造成这种局面有几个可能原因。首先，多年以来，建筑师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理论思潮始终颇为关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或许就是二十世纪末，随着1988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主题展，75德里达思想在建筑界引发了“解构主义”建筑热潮。当时这个思潮还促成了德里达和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的跨界合作（当然也有同样程度的分歧）。76不过德里达对建筑界的影响也并不算特别持久，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对德勒兹的哲学产生兴趣，桑福德·昆特（Sanford Kwinter）是把德勒兹思想引入建筑评论的代表人物，而杰弗里·吉普尼斯（Jeffrey Kipnis）则是建筑界主张德勒兹思想的先驱者之一。77但在某种程度上，德勒兹也是他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因为有太多建筑师匆匆接受了他偏爱生成而非存在的观点，从而在建筑设计中倾向于采用连续渐变和曲线的造型，而不采用边界清晰的转角和开窗，有些时候，建筑师对德勒兹的“折叠”概念作了过分字面的诠释，以至于打算在把真正物理意义上的折叠放到建筑物中。78鉴于上述这些状况，OOO进入建筑学领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因为当时许多建筑师已经对德里达和德勒兹的影响感到厌倦，而OOO在大多数理论问题上恰恰站在了德里达和德勒兹的反面。

南加州建筑学院（SCI-Arc）的戴维·鲁伊（David Ruy）是把OOO引入建筑学界的重要功臣。在鲁伊看来，OOO似乎是对抗那个他本人并不喜欢的建筑理论趋势的一种可能手段，他曾这样写道：“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建筑学开始越来越急速地从关于建筑对象的话语转变为关于建筑领域的话语。”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学失去了自身的专门性，并把自己视作“社会——文化场域的副产品、技术官僚体制和网络的有条件组成部分，甚至是对字面或建构环境内部的各种可测量参数的临时计算过程”。79同样来自南加州建筑学院的埃里克·盖诺尤（Erik Ghenoiu）同意鲁伊对于这种趋势的担忧，他认为：“对于各种关系的操控有利于一种分心技术（distraction technique），它使得建成场所就像是由设计者无法掌控的各种力量和思考所产生的结果。”80导致这种转变的一部分压力来自对建筑物“碳足迹”的日益重视，人们认为建筑处在大自然整体之网中间，而大自然正受到全球变暖的威胁。但OOO对这种整体主义自然观提出了质疑，在OOO看来，世界是个部分不交流的体系，只有其中一部分特定的关系才会导致危险的正反馈循环。鲁伊认为：“物导向本体论对任何理性模型的存在都提出了质疑。尽管网络和场域作为知性的模型或许仍然有用，但它们的本体论是错误的。”81鲁伊在此所指的正是这一点。虽然当前建筑界的专业意见已经开始反对所谓的“明星建筑师”，而倾向于集体和共享的设计方法（例如，近年来普利兹克奖——号称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强调的往往是建筑的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而非戏剧化的设计风格），但鲁伊仍然正确地注意到OOO为个人的卓越留出了更大的空间：“精湛的手工艺大师具备某种东西，作为物，这些东西既无法复制，也无法还原为性质的集合。”82

在前面简短的讨论中，我已经提到了三位来自SCI-Arc的学者：吉普尼斯、鲁伊和盖诺尤。而从2016年起，我本人也受SCI-Arc的聘用，在那里开展OOO的教学，由此可见OOO的潮流在SCI-Arc是方兴未艾的。不过说到这里，我们都还没有提到OOO在建筑学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建筑师汤姆·韦斯康姆（Tom Wiscombe），韦斯康姆也在SCI-Arc任教，他在这方面作了最为具体的尝试，力图把OOO引入建筑设计策略的讨论之中。83韦斯康姆特别关注的是OOO的“扁平本体论”所开启的全新的设计可能性，因为OOO对所有的物都一视同仁，无论尺度大小，无论是不是人类，也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尽管韦斯康姆也坦承，把哲学引入建筑设计有时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他认为，由于扁平本体论允许对部分——整体关系在建筑构成中的作用进行重新的概念化，因此“扁平本体论的理论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存在于建筑内部了”。简言之，“扁平本体论无需诉诸弭平一边或分割另一边的方法，就可以处理建筑彻底去层次化（de-stratifying）的可能性所带来的问题”。84由于在扁平本体论中，万物都同时即是整体又是部分，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看待它们的视角是向上还是向下，因此扁平本体论破坏了整体与部分的竖向等级。“在[OOO扁平本体论的]模型中，万物都被并置在一起，就像摊在桌上展示的一件件财宝。”85

韦斯康姆很快由此得出了一系列颇有前景的推论。正如他所言：“推动这个项目前进的是三种模型的意象，它们分别是：袋中形体、暗指的外壳，以及超级组件。”86“袋中形体”源于特里斯坦·加西亚，韦斯康姆在文章的开篇就援引了加西亚的论述。87用韦斯康姆的话说，建筑中“袋子”的作用就是“向我们提示其中的内容，然而这种内容永远不会被完全揭示。内在的物向外的推力就如同打在橡胶板上的拳头，它在袋中创造出内部和外部剪影的奇特同时性”。88“暗指的外壳”关注的是“部分次级围合的空间效果，这种围合虽然包裹着内部之物，却并未完全遮蔽它”，89在韦斯康姆看来，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的某些作品已经预示了这种“暗指的外壳”。如果说“袋中形体”模型带来的意象是半遮半露的物轻轻撞进了建筑表皮内部，那么“超级组件”模型的意象就恰恰相反：“物从外部被挤压到围合空间里面。先是像压塑玩具般（vacuformed）被挤在一起，随即又被放开。不同的物可以彼此安置（nestle），它们并没有融合成铁板一块，却可以暗指着一个融贯的新的物。”90在文章的结尾处，韦斯康姆还指出了受扁平本体论启发而得出的另外两种设计策略。第一种策略是：建筑师对建筑体量与基地的关系重新进行思考，这种关系往往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建筑体量不[应当]与基地融合或消失在基地中，而应当维持它与基地的差异。”91实现这种策略的方法有“盘旋”、“安置”，以及韦斯康姆所说的“基地物”——也就是“对建筑物下方土地的完全物化。基地不再是表面，而是被重新浇铸成了体量”。92如果我们设置台基和底座，那么支撑建筑物的基础本身就成了一个离开土地的新表面，但韦斯康姆反对这种做法，相反，他想象出“一种强有力的基地物……它是以对地景的破坏所界定的，[它]显得千疮百孔、凌乱不堪，从而积极地强调了建筑的体量”。93韦斯康姆在文章最后提出了“表面刺青”的想法，“它在建筑上的主要作用在于造就横切（cross-grain）式的神秘形式效应，这种效应可以强调也可以隐藏其被镌刻在其中的那些物的离散性”。94这听起来并不太像是随意的表面装饰，韦斯康姆指出：它并不是纯粹的视觉问题，而是一种表达全新建造技术的方式，因为“基于砖块、杆件和板材的建构表达方式已经成为过去了”。95

除了南加州建筑学院的这些学者，OOO的主要捍卫者还包括耶鲁大学建筑学院的副院长马克·盖奇（Mark Foster Gage）。盖奇曾与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的建筑师帕特里克·舒马赫（Patrik Schumacher）进行过一场重要和批判性的对话，在对话中，盖奇从OOO的立场出发，对舒马赫在其两卷本宣言中主张的“参数化”设计哲学作了反驳。96此外，盖奇还在一篇题为《杀死简洁性》（Killing Simplicity）的文章中对建筑领域的OOO思想作了清晰的论述，此文的篇名直接点出了盖奇自己的建筑设计风格。97在此文末尾，盖奇告诉我们：“建筑需要在哲学上把它那些基础性的假定推倒重来——它需要的不是新的形态或风格，而是对当前这门专业的本质进行深刻和有意义的追问：它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更重要的：哪些东西值得做，以及为什么值得做。”98虽然这样的呼吁本身并没有错，但这或许会误导读者，使他们觉得盖奇在此并不是在倡导某种与OOO的观念相关的新风格，而是要对建筑学的未来进行某种“元建筑”的讨论。但事实上，盖奇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极端有个性而令人难忘的风格，这充分体现在他的曼哈顿西区摩天楼设计方案中：在其中，整座建筑都被带羽毛的翅膀、齿轮状的结构，以及长长的黄铜和青铜装饰条所覆盖。著名设计资讯网站DeZeen对此写道：“[盖奇的]方案设计了四个巨大的悬挑露台，支撑露台的是从建筑主结构向外伸展的、用混凝土刻出的翅膀。”99这显然不是极简的现代主义建筑，在盖奇看来，那些建筑“只不过是覆盖了选好的玻璃幕墙成品的方盒子而已”。然而，这个设计也不属于那种混用历史建筑形式的所谓“后现代”建筑，恰恰相反，它给观看者带来的那种惊奇，就如同洛夫克拉夫特（H.P.Lovecraft）一篇恐怖小说中，沉闷的博物馆里的一个奇特冠状头饰把主人公搅得心神不安那样：

我看到的所有其他物，要么属于某些已知种族或民族的传承，要么是现代人对每一种已知传承的背离。但这个冠状头饰两者都不是。它显然是一种已定型的、达到无限成熟和完美的技术的产物，但这种技术与我所知和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大相径庭。100

盖奇用更理论化的方式指出：OOO“是很有潜力的，它有可能导致十九、二十世纪大多数建筑运动所基于的那个理论基础被重新构造”。101在他看来，OOO最有前景的特征就在于它区分了实在物和感觉物，这“意味着建筑师要设计的是一系列性质，这些性质包裹并暗指着那个隐藏在可感知表面之下的深层实在……这个奇怪的说法表示我们正在远离现当代建筑的理论基础，该基础源于启蒙价值，启蒙价值特别强调发现以及那种可知的绝对物，并将其与感觉和推测对立起来。”102根据盖奇的构想，我们应当以主张复杂实在性的方式来对感觉性质进行设计。103关于“带壳的性质”（encrusted quality，在OOO中，这是感觉性质的同义词），盖奇建议道：“设计带壳的性质时，我们的目标是用感觉去推测，而不是试图用孤立、单一的概念来达成真理”。104这意味着“想象一种建筑……它暗示着对于实在的替代性观点或更深刻的看法”，这种建筑完全不同于“用还原性的图表来对巨大单一的观念进行简化”，在盖奇眼中，那种还原性的实践正是当前建筑界的毒瘤。105

第七章　物导向本体论综述

本书是第一本面向大众的OOO综述读本，至此我们已经来到了它的尾声。即便您目前还没完全掌握书中提出的所有这些想法，我们也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您对这个话题的了解已经超过了OOO的大多数批评者。根据不同读者在兴趣点上的差异，对OOO的历史意义也有几种不同的理解。其中一种理解，就是认为OOO复兴了那股物导向的隐秘趋势，在哲学史上，作为对泛滥的向上和向下还原法的抵抗，这股趋势曾时断时续地出现过，其中的一些关键理论环节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莱布尼茨的单子、康德的物自体、怀特海和拉图尔关于实体/行动者的扁平本体论，以及胡塞尔（意向性物）和海德格尔（“物”）思想中物导向的成分。另一种对OOO历史意义的理解，则是认为它与（以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各自代表着康德所开启的那两条理论路线之一。德国唯心主义一方面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另一方面却继承了康德的那个偏见，认为哲学应当主要讨论思维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因此它把人类之外的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留给了基于数学的自然科学。与此相反，OOO坚持了康德的物自体概念，它追问的是：康德为什么把物自体视作人类唯一的悲剧性负担，而不将其视作一切关系中（包括火和棉花的关系，或者雨滴和柏油路面的关系）那无法把握的项。对OOO的第三种理解关注的是它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成功之处，这种成功使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有着广泛适用性的方法论，由于OOO拯救了所有物当中那个非关系性的内核，因此它为一种审美的事物观铺平了道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我可以同意以上所有的观点，我建议读者您也不妨采取这样的态度。

在本书的结尾，我打算对此前讨论过的几条OOO主要原则做一番综述。其中的一些原则最初源于其他学者的论述，对此我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注明。

扁平本体论（第一章）。扁平本体论认为，为了能够谈论所有事物，哲学一开始就必须尽可能把一切东西都包括进来。扁平本体论的主要对手是一种分类学的偏见，这种分类学事先假定了世界上的实体能够被区分为数量不多且彼此非常不同的若干类型。上帝与世上其他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了中世纪哲学的核心论题。近代哲学无非是把人的思维放在了原先上帝的位置，它并没有放弃中世纪的思路，即认为世上有一样东西极为重要，并且它与其他所有事物都截然不同，因此这样的东西配得上占据本体论的半壁江山。时至今日，这种近代的分类法仍然体现在不少著名欧陆哲学家的论述中，例如齐泽克、巴迪欧和梅亚苏。也正是因此，OOO（用拉图尔的话说）才自称为“非现代”哲学，我们不愿像前现代时期那样，把思维与世界、人与非人的差异作为根本的区别，从而错误地将世界切为两半。虽然OOO使用“扁平本体论”一词是受到德兰达的启发，但这个说法所描绘的那种倾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中都可以见到，例如亚里士多德就主张：虽然人、动物和植物并不相同，但人之为人的程度并不比植物之为植物的程度更深，也就是说，它们作为实体的地位是平等的。

反还原（Anti-mining）（第一章）。物不能被还原为两种基本的知识，事实上，物是任何既无法被还原为其组成，又无法被还原为其后果的东西。而西方有太多的哲学家或是把物等同于它的组成，或是将其等同于它的后果，甚至不乏有人认为物既是组成又是后果。换言之，OOO强烈地主张一种反字面主义（anti-literalist）的对象观，在字面主义看来，我们可以对物进行解释，就仿佛物完全等同于其性质或后果的总和，此外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似的。用当代哲学的术语来说，OOO认为：（亨利·柏格森和简·贝内特那里）作为产生瞬时物的动态整体的那种漩涡模型属于一种向下还原，因为在这种模型看来，每个实体就和构成其基础的那种统一体一样浅。另一方面，OOO也不能认同关于行动或事件的哲学，因为这些哲学无非是对物的向上还原。这种批评以不同的方式也适用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福柯关于话语事件先于物的见解，以及德里达关于无物与自身（又称“自我在场”）同一，而万物都存在于撒播中的观点。几天前，我碰巧在网友的评论上看到了一个类似的理论，这位不知名的网友对OOO持批评态度，而对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和多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论述赞赏有加，因为她们为“无关系项的关系”作了辩护。1虽然巴拉德和哈拉维的论著是很有价值的，但我并没有看出那种能够凭空产生关系项的关系如何可能，这就好像在说：婚姻关系不是改变两个人并使他们结合，而是凭空产生了一对配偶。我们很难想象比这更加严重的向上还原了，如前所述，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用它来解释变化。

OOO不是一种唯物主义（第一章）。任何一个新理论通常都会导致各种不同的误解。在目前看来，对OOO最普遍的误解就是把它当成了一种“唯物主义”。事实上，OOO连对“物质”概念都没有任何特别的兴趣，更不要说唯物主义了。“唯物主义”中的“物质”，指的是一种本身无形式，却可以承载形式的物理材料，这种物质概念不仅在经验上没有基础，而且在理论上也毫无帮助。马、想象中的马和独角兽三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前者“固有”物质，而后两者不固有物质；恰恰相反，三者的差异其实在于：真实的马所具有的形式和想象的马乃至独角兽都不相同。这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无法从事物中“提取”出形式，并用数学或其他直接可知的用语将其表述出来；相反，一旦试图这么做，我们就把这种形式变成了其他东西。任何转译都会损失能量，因此完美把握任何事物都是不可能的。

物不仅对人的接近有所保留，而且对其他物的接近也有所保留（第一章）。这是OOO与康德以及作为康德重要继承人的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区别。大多数后康德时代的哲学都接受了某种版本的德国唯心主义康德批判：我们不可能在思维之外思考某个事物，因此那种超越思维的物自体概念是不融贯的。与此相反，OOO完全接受了康德那里的物自体，只是否认物自体仅仅对人的思维造成困扰。虽然火和棉花并不像人或动物那样“有意识”，但它们对彼此也同样是不透明的。不妨想想那两位伪装成社会学家的当代大哲学家（拉图尔和卢曼）的论述，我们会发现交流并不像拉图尔所认为的那样简单。关系是在事物生命中偶然形成的，它们并不是组成事物的材料；此外，并非所有的关系都会在其中的关系项上留下永久的痕迹。反过来说，交流也并不像卢曼所认为的那么困难。人类能够与社会和政治体系进行相互作用并对它们施加影响，尽管和之前的情形一样，并非所有这些相互作用都会留下永久的痕迹。物之间的交流既非轻而易举，也并非全然不可能，它虽然困难，却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事物中的破裂（第二章）。大多数关于实在论的争议往往都执着于实在与实在的表征之间的那道鸿沟。OOO一方面拓宽了这个问题，从而使思想着的人不再是产生这些表征的唯一处所；另一方面，OOO还给这个问题带来了新的意义。在OOO看来，事物的内部也存在鸿沟，我们称之为物/性质裂缝。感觉物和实在物都不仅仅是性质的束，相反，虽然物无法脱离性质存在，但物优先于它的性质。这两个独立的世界之轴（退离/在场之轴、物/性质之轴）的结合产生了一个四元结构（见本书图1），无论在任何的相关领域中，这个结构都是OOO方法论的基础。

审美作为第一哲学（第二章）。作为非字面地通达物的一种形式，审美经验对于OOO是至关重要的。当感觉性质不再属于通常相应的感觉物，而是被转移到某个必然无法通达的、退离的实在物中的时候，审美经验就发生了。在审美中，欣赏者本人替代了那消失的实在物，从而成为支撑着感觉性质的全新实在物。因此可以认为，审美经验必然是戏剧的，尽管艺术评论家迈克尔·弗里德对戏剧提出了言辞激烈的指责。

物行动是因为它们存在，而不能说物存在是因为它们行动（第三章）。社会理论必须以物的实在性而非物的行动为基础，因为后者只是物自身的向上还原。在事物整个生命所涉及的无数关系中，只有一小部分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把这些关键的关系称为“共生关系”。共生关系往往不具备相互性，这意味着事物A与事物B有共生关系，但反过来就可能不成立。此外，如同隐喻一样。所有共生关系也都是不对称的：“酒暗色的海”不等同于“海暗色的酒”。

不存在政治知识（第三章）。政治理论无法建立在知识的主张之上：无论是对于最好政策的知识主张，还是单纯愤世嫉俗地宣称一切政治都是权力斗争。除了需要承认自身并非知识，政治理论还必须允许非人类实体发挥比此前更大的作用。

OOO仍然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理论思潮，因此我们当然希望它能继续地给我们带来新的发现。我对本书有一个期待，我希望它能成功地向读者展现出一幅生动的图景，好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思想流派业已取得的长足进步。

注释

注释中所标注文献的详细出版信息，都可以在扩展阅读书目中查到。

导言

1 SlavojŽižek，‘The Hillary Clinton Consensus Is Damaging Democracy’.

2 ‘post-truth'dictionary entry, https：//en. 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post-truth

3 http：//www. attn.com/stories/9613/neil-degrasse-tysons-latest-politi-cal-tweet-backfires

4 James Ladyman&Don Ross，Every ThingMust Go.

5 Slavoj Žižek，‘Afterword：Objects, Objects Everywhere’.

6 Bruno Latour，An E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pp. 327，337.

7 https：//artreview. com/power_100/graham_harman/

8 我亲耳所闻，其中一位是雪城大学的建筑系主任迈克尔·斯皮克斯（Mi-chael Speaks），时间是2014年；另一位是德克萨斯大学的迈克尔·本尼迪克特（Michael Benedikt），时间是2016年。

9 Mark Foster Gage，‘Counterpoint：A Hospice for Parametricism'.

10 Timothy Morton and Björk Guðmundsóttir，This Huge Sunlit Abyss from the Future Right There Next To You.

11 严格地说，我在1997年开始在自己的论著中使用“物导向的哲学”这个说法，并且在1999年一场题为“物导向的哲学”的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这个术语，报告的内容后来收入在我的《迈向思辨实在论》（Towards Speculative Realism）一书中。2009年，布莱恩特创造了“物导向本体论”这个概念，这个术语比较宽泛，它既包括我的理论，也涵盖了多种不同于我的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物导向本体论”这个短语已经被哲学家阿登·埃文斯（Aden Evens）用作论文的标题了（2006年）。不过埃文斯的文章讨论的是计算机编程对哲学的影响，而非OOO运动所构想的那种哲学本体论。

12 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

13 Graham Harman，Immaterialism：Objects and Social Theory and 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Political.

14 Jane Bennett，Vibrant Matter；Tristan Garcia, Form and Object.

15 Mark Foster Gage，‘Counterpoint：A Hospice for Parametricism'；Erik Ghe-noiu，‘The World Is Not Enough'；David Ruy，‘Returning to（Strange）Objects'；Tom Wiscombe，‘Discreteness, or Towards a Flat Ontology of Architecture'.

第一章

1 Brian Greene，The Elegant Universe，p.211.

2 Lee Smolin，The Trouble with Physics；Richard Woit, Not Even Wrong.

3 John Branch，‘Fright Nights in the NBA'.

4 C. G.Jung，The Archte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5 Sam Coleman，‘Mind Under Matter'.

6 Manuel DeLanda，‘Emergence, Causality and Realism'.

7 G. W.Leibniz，‘The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or, the Monadology'.莱布尼茨单子（monad）概念的一个主要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单子被认为是完全封闭自足的，用莱布尼茨的比方说，它是没有“窗”的。一个单子无法与任何其他事物直接交流，只有当上帝允许时，交流才可能发生。但另一方面，莱布尼茨认为上帝从宇宙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让每个单子内部充满了与其他单子的各种关系。不妨用那个著名的凯撒的例子，凯撒率军跨越卢比孔河，从而实质上向罗马共和国宣战，但根据单子论，这并不是凯撒自由意志的偶然决定，相反，这个决定从太初之时就已经包含在凯撒的单子中了，数十亿年之后，这个单子以人类婴儿的形式，被凯撒的母亲所生。这显然为莱布尼茨对自由意志的刻画带来了问题，虽然我非常推崇莱布尼茨的思想，但我也认为他在这方面的解释充满了细节上的矛盾。

8 Tim Lenton，Earth System Science，p. 15.

9 Jeffrey Bub，Interpreting the Quantum World，p. 34.

10 Jakob von Uexküll，A Foray into the Worlds of Humans and Animals，p.47.

11 René Grousset，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p.110.

12 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p. 412.

13 Daniel Dennett，‘Quining Qualia'，p. 384.

14 Martin Heidegger，What Is Called Thinking?，p.8.

15 Aristotle，The Metaphysics，Book VII.

16 Wilfrid Sellars，In the Space of Reasons，p. 369.

17 Manuel DeLanda in conversation with Christoph Cox，‘Possibility Spaces'，p. 93.

18 Martin Heidegger，‘Insight Into That Which Is'，inBremen and Freiburg Lectures.

19 Franz Brentano，Psychology from an Empirical Standpoint；Kazimierz Twardows-ki，On the Content and Object of Presentations；Edmund Husserl，‘Intentional Objects'；Alexius Meinong，On Assumptions.

20 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关于海德格尔对自己锤子思想实验的解释，不乏批评意见，详情可参阅：Graham Harman，Tool-Being.

21 关于前苏格拉底时期各类哲学言论的简便好用的集中论述，参阅Carl Levenson&Jonathan Westphal（eds.），Reality，第二章。

22 Graham Harman，‘On the Undermining of Objects'.

23 René Descartes，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24 George Berkeley，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25 Alfred North 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Bruno Latour，‘Irreductions'.

26 William James，Pragmatism；Charles Sanders Peirce，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27 Edmund Husserl，Logical Investigations.

28 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29 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p. 158.德里达的追随者很喜欢在这句话的翻译上玩弄双关语，严格来说，他们把“il n’y a pas de hors-texte”翻译成“没有外在——文本”并不算错。但在我看来，这两个英文翻译同样意味着反实在论，因此我选择了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那个经典翻译。

30 Aristotle，The Metaphysics.

31 Graham Harman，‘Undermining, Overmining, and Duomining'.

32 Plato，Meno.

33 Manuel DeLanda&Graham Harman，The Rise of Realism，p.58.

34 Karen Barad，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35 Levi R. Bryant，The Democracy of Objects.

36 Roy Bhaska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对巴斯卡而言，“扁平本体论”指的是那种主张一切事物都是人的经验，从而把万物都变得扁平的理论。这种理论会导致巴斯卡所反对的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因为他感兴趣的是实在的因果机制，这种机制从不会在经验中显现，而是世界本身的深层维度。

37 Quentin Meillassoux，After Finitude.

38 Bruno Latour，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39 Graham Harman，Prince of Networks.

第二章

1 Adrian Johnston，‘Points of Forced Freedom'，p. 93.

2 Pseudo-Dionysius，Pseudo-Dionysius： The Complete Works，p.30.

3 Bennett Cerf，Book of Riddles.

4 Cleanth Brooks，The Well Wrought Urn；Max Black，‘Metaphor’.

5 José Ortega y Gasset，‘An Essay in Esthetics by Way of a Preface’.

6 这本诗集是José Moreno Villa，El pasajero（ The Traveller）.

7 需要指出的是，奥尔特加的文章也夹杂着一些厌恶女性和厌恶英美的内容，对此我并不认同。

8 Immanuel Kant，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9 Alphonso Lingis，The Imperative.

10 Immanuel Kant，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11 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Judgment.

12 Ortega，‘An Essay in Esthetics by Way of a Preface'，p. 136.

13 Graham Harman，‘Zero-Person and the Psyche'.

14 Ortega，‘An Essay in Esthetics by Way of a Preface'，p. 133.

15 Ibid.，p. 134.

16 Ibid.，pp. 138-9.

17 Ibid.，p. 139.

18 Ibid.，p. 140.

19 Ibid.，p. 141.

20 Ibid.

21 Ibid.，p. 142.

22 Ibid.，p. 143.

23 Ibid.，p. 145.

24 David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Book I, Chapter IV.

25 Edmund Husserl，Logical Investigations.

26 Kazimierz Twardowski，On the Content and Object of Presentations.

27 Ortega，‘An Essay in Esthetics by Way of a Preface'，p. 134.

28 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Graham Harman, Tool-Being.

29 Martin Heidegger，‘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inOff the Beaten Track.

30 Ortega，‘An Essay in Esthetics by Way of a Preface'，p. 139.

31 Konstantin Stanislavski，An Actor's Work.

32 Ortega，‘An Essay in Esthetics by Way of a Preface'，p. 144.

33 Ibid.，p. 148.

34 Ernest Hemingway，The Old Man and the Sea.

35 Claire Colebrook，‘Not Kant, Not Now：Another Sublime'，p. 145.

36 Aristotle，Poetics.

37 Martin Heidegger，What is Called Thinking?，p.8.

38 Heidegger，Being and Time.

39 Aristotle，The Art of Rhetoric.

40 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

41 Clement Greenberg，Art and Culture.

42 关于这个论题的完整论述，参阅：Graham Harman，Dante’s Broken Hammer.

43 Immanuel Kant，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44 Max Scheler，‘Ordo Amoris'andFormalism in Ethics and a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s.

45 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Judgment.

46 Clement Greenberg，Homemade Esthetics，pp. 28-9.

47 Clement Greenberg，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Vol.4，p.293为表述清晰，用词有改动。

48 Michael Fried，‘Art and Objecthood'.

49 Mark Linder，Nothing Less Than Literal.

50 Harriet Beecher Stowe，Uncle Tom's Cabin.

第三章

1 S. S.Strum&Bruno Latour，‘Redefining the Social Link：From Baboons to Humans’.

2 Graham Harman，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Political.

3 Graham Harman，Immaterialism：Objects and Social Theory.

4 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

5 Bruno Latour，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6 Bruno Latour，Pandora'sHope.

7 Niles Eldredge&Stephen Jay Gould，‘Punctuated Equilibria：An Alternativeto Phyletic Gradualism'.

8 Lynn Margulis，Symbiotic Planet.

9 Ian Hodder，Entangled；Graham Harman，‘Entanglement and Relation'.

10 Mark S.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11 Winston S. Churchill，The Gathering Storm.

12 Terry Pinkard，German Philosophy1760-1860.

13 Harman，Immaterialism，p. 107.

14 这个故事是谢尔比·福特（Shelby Foote）在他那部极佳的三卷本南北战争史中叙述的，摘自The Beleaguered City。

15 Bruno Latour，‘Can We Get Our Materialism Back, Please?'

16 Levi R. Bryant，Onto-Cartography，p.2.

17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参阅Hans-Georg Moeller’sThe Radical Luhmann.卢曼在自己书中的举例，参阅Social Systems。

18 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19 Bruno Latour，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p. 27.

20 参阅Bruno Latour，Facing Gaia.

21 Eric Vogelin，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22 Bruno Latour, Graham Harman&Peter Erdélyi，The Prince and theWolf, p.96.

23 G. W.Leibniz，‘From the Letters to Des Bosses（1712-16）'.

24 关于物之间关系的拓扑学问题，一本重要的著作是马歇尔和埃里克·麦克卢汉（Marshall&Eric McLuhan）的《媒体定律》（Laws of Media），此书是在马歇尔去世之后出版的。

25 Bruno Latour，‘Two Bubbles of Unrealism'.

第四章

1 Graham Harman，‘On Vicarious Causation'；Steven Nadler，Occasionalism.

2 参阅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以及前面提到的其他作者的著作。

3 Martin Heidegger，‘Insight Into That Which Is'，inBremen and Freiburg Lectures.

4 See also Graham Harman，‘Dwelling with the Fourfold'.

5 Edmund Husserl，‘Intentional Objects'.

6 我在2014年一篇题为“物与东方主义”（Objects and Orientalism）的文章中对中东人给出了详细的论述。

7 Maurizio Ferraris，Manifesto of New Realism；Markus Gabriel, Fields of Sense.

8 关于这个论题的详情，参阅Majid Fakhry，Islamic Occasionalism and its Cri-tique by Averroes and Aquinas，对于懂德语的读者，还可参阅Dominik Perler&Ulrich Rudolph’sOccasionalismus。

9 Graham Harman，‘Time, Space, Essence, and Eidos'.

10 Plato，Meno，71b.我引用的是格鲁布翻译，Hackett出版社的版本。

11 Ibid.，71e-72a.

12 Ibid.，73d.

13 Ibid.，77b.

14 Ibid.，78c.

15 Ibid.，80d-81a.

16 Ibid.，81d.

17 Ibid.，87c.

18 Ibid.，89e.

19 Ibid.，96 a-d.

20 Ibid.，97b.

21 Ibid.，97c.

22 Ibid.，97e.

23 Ibid.，98a.

24 Ibid.，81e.

25 Nicholas of Cusa，Selected Spiritual Writings.

26 Plato，The Republic，Book VI，509d-511d.

27 Plato，Meno，99e.

28 Edmund Gettier，‘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p.121.关于柏拉图的参考文献，已经列在此文同一页的脚注1中了。

29 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30 Imre Lakatos，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31 Karl 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32 For one critique along these lines, see Manuel DeLanda，Philosophical Chemistry.

33 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Part I, Chapter 1.

34 Søren Kierkegaard，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第五章

1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琼·考格伯恩（Jon Cogburn），他在2012年开设了最早的OOO讨论课，考格伯恩在他杰出的新书《加西亚的沉思》（Garcian Meditations）中，对于沟通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区隔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

2 对欧陆哲学的反实在论或许是最为公允的评述，参阅：Lee Braver，A Thing of This World.

3 Peter Gratton，Speculative Realism，p. 5.

4 Barry Smith&Jeffrey Sims，‘Revisiting the Derrida Affair with Barry Smith'.

5 德里达1967年的三部主要著作分别是《论文字学》、评论胡塞尔的重要著作《语音与现象》（Voice and Phenomenon），以及杰出的论文集《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

6 Plato，Phaedrus；Derrida，‘Plato's Pharmacy'.

7 Graham Harman，Heidegger Explained，p. 1.

8 娴熟的德里达学者如何使用“时间”概念的另一个例子，参阅：Martin Hägglund，Radical Atheism.

9 例如，参阅John D.Caputo，‘For Love of the Things Themselves’.

10 Derrida，Of Grammatology，p. 89.

11 Ibid.，p. 61.

12 Ibid.，p. 50.

13 Ibid.，p. 61.

14 Ibid.，p. 50.后现代法国哲学往往强调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区别，这主要是受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启发，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在法国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索绪尔主张，任何给定的能指和它的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例如，不同的语言对“狗”有着不同的称呼，尽管被指的狗是同一只。此外，拉康和德里达等法国思想家喜欢强调这样的观念，即：能指指向的仅仅是其他能指，语言游戏本身之外并不存在任何根本意义上的所指。需要指出：这显然是一种反实在论的策略，因为实在论要求语言之外的存在物，虽然这个主张听起来非常合乎常识，但拉康和德里达都直率地反对它。

15 Derrida，Of Grammatology，p. 49.

16 Ibid.，p. 45.

17 Ibid.，p. 31.

18 Ibid.，p. 90.

19 关于这个话题的更多情况，参阅：Graham Harman，Guerrilla Metaphysics，pp. 110-16.

20 Derrida，Of Grammatology，pp. 22-3.

21 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23.

22 Ibid.

23 Ibid.

24 Ibid.，p. 24.

25 Ibid.，p. 25.

26 对《海德格尔全集》问题的一种尖刻意见，参阅：Theodor Kisiel，‘Heideg-ger’sGesamtausgabe：An International Scandal of Scholarship’.

27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26.

28 Ibid.，pp. 26-7.

29 Ibid.，p. 27（italics added）.

30 Ibid.

31 Ibid.，p. 28.

32 关于前者，参阅Bruno Latour，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关于后者，参阅Bruno Latour, Aramis.

33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28.

34 Ibid.，p. 32.

35 Ibid.，p. 33.

36 Ibid.，p. 34.

37 Ibid.，p. 37.

38 Ibid.，pp. 42-3.

39 Ibid.，p. 48.

40 Ibid.，p. 45.

41 Ibid.，p. 47.

第六章

1 Graham Harman，‘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inTowards Speculative Realism.

2 参阅：Morton’s remarks in Peter Gratton，‘Interviews：Graham Harman, Jane-Bennett, Tim Morton, Ian Bogost, Levi Bryant and Paul Ennis’.

3 Ian Bogost，Play Anything，pp. 1-2.

4 Ian Bogost，‘Why Gamification Is Bullshit’.

5 David Foster Wallace，This is Water，p.84；cited at Bogost，Play Anything，p.8.

6 Bogost，Play Anything，p. 9.

7 Ibid.，p. 13.

8 Ibid.，p. 14.

9 Ibid.，p. 20.

10 Ibid.，p. 22.

11 Noah Frankovitch，‘Why Can't Anyone Tell I'm Wearing This Business Suit Ironically?'

12 Bogost，Play Anything，p. 42.

13 Ibid.，p. 58.

14 Ibid.，p. 95.

15 Ibid.，p. 99.

16 Ibid.，pp. 104-7.

17 Ibid.，p. 106.

18 Ibid.，p. 133.

19 Ibid.，p. 146.

20 Levi R. Bryant, Larval Subjects blog, https：//larvalsubjects.wordpress.com/

21 Gilles Deleuze&Félix Guattari，Anti-Oedipus.

22 Levi R. Bryant，Onto-Cartography，pp.198 ff.

23 Ibid.，pp. 15-25.

24 Ibid.，p. 198.

25 Graham Harman，‘Time, Space, Essence, andEidos'.

26 Bryant，Onto-Cartography，p. 199.

27 Ibid.，p. 205，citing Alain Badiou，Logics of Worlds.

28 Ibid.，p. 203.

29 Ibid.，p. 208.

30 Timothy Morton，Hyperobjects，p. 1.

31 Ibid.，p. 201.

32 Ibid.

33 Ibid.，p. 6.

34 Ibid.，pp. 1-2.

35 Jean-Paul Sartre，Being and Nothingness，p. 609，cited Timothy Morton，Hyper-objects，p.30.

36 Morton，Hyperobjects，p. 36.

37 Ibid.，p. 31.

38 Ibid.，p. 36（italics added）.

39 Ibid.，p. 35.

40 Ibid.，pp. 41-2.

41 Ibid.，p. 42.这里指的是和蔡林格共同写作的文章‘Distributing Entangle-ment and Single Photons through an Intra-City, FreeSpace Quantum Channel’.

42 Ibid.，p. 49.

43 Ibid.，p. 45.

44 Ibid.，p. 48.

45 Ibid.，p. 54.

46 Ibid.，p. 56.

47 Ibid.，p. 66.

48 Ibid.，p. 60.

49 Ibid.，p. 1.

50 Mark Buchanan，Ubiquity.

51 Morton，Hyperobjects，pp. 71-2.

52 Ibid.，pp. 71-5.

53 Ibid.，p. 76.

54 Graham Priest，Beyond the Limits of Thought.

55 Morton，Hyperobjects，pp. 81-2.

56 Ibid.，p. 83.

57 Ibid.，p. 81.

58 Graham Harman，‘Autonomous Objects'；Jane Bennett‘Systems and Things'.

59 Jane Bennett，Vibrant Matter，p. 112.

60 Ibid.，p. xvi.

61 Ibid.，p. 106.

62 Ibid.，p. xiv.

63 Ibid.，p. 128.

64 Ibid.，p. 122.

65 Bennett，‘Systems and Things'，p. 232.

66 Ibid.，p. 228.

67 Ibid.

68 Ibid.，p. 229.

69 Ibid.，p. 227.

70 Tristan Garcia，Hate：A Romance.

71 加西亚三部曲其中的两部的法文版分别是La Vieintense和Nous。

72 我已经在我的两篇论加西亚思想的文章中谈到这个问题，参阅：‘Object-Oriented France’以及‘Tristan Garcia and the Thing-In-Itself’.

73 Tristan Garcia，Form and Object，p. 4.

74 Ibid.，p. 1.

75 Philip Johnson&Mark Wigley，Deconstructivist Architecture.

76 ‘Appendix：Letter from Jacques Derrida to Peter Eisenman'，pp. 160-68，in Peter Eisenman，Written into the Void：Selected Writings，1990-2004.

77 Sanford Kwinter，Far from Equilibrium；Jeffrey Kipnis, A Question of Qualities.

78 Gilles Deleuze，The Fold.

79 David Ruy，‘Returning to（Strange）Objects'，p. 38.

80 Erik Ghenoiu，‘The World is Not Enough'，p. 6.

81 Ruy，‘Returning to（Strange）Objects'，pp. 40-41.

82 Ibid.，p. 42.

83 Tom Wiscombe，‘Discreteness, or Towards a Flat Ontology of Architecture'.

84 Wiscombe，‘Discreteness'，p. 43.

85 Ibid.，p. 35.

86 Ibid.，p. 39.

87 Ibid.，p. 35.

88 Ibid.，p. 39.

89 Ibid.

90 Ibid.

91 Ibid.

92 Ibid.，p. 41.

93 Ibid.

94 Ibid.，p. 43.

95 Ibid.

96 Patrik Schumacher，The Autopoiesis of Architecture，2 vols.

97 Mark Foster Gage，‘Killing Simplicity'.

98 Ibid.，p. 106.

99 Emma Tucker，‘Mark Foster Gage Proposes Elaborate Gargoyle-Covered Sky-scraper for New York'.

100 H. P.Lovecraft，‘The Shadow over Innsmouth'，p.595，in Tales.

101 Gage，‘Killing Simplicity'，p. 100.

102 Ibid.，p. 103.

103 Ibid.，p. 104.

104 Ibid.，p. 105.

105 Ibid.，p. 106.

第七章

1 Karen Barad，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Donna Haraway，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1]原著中斜体字，本书均用楷体表示。——编者注

[2]计算机科学中译为“面向对象”。——编者注

[3]本书中《论文字学》引文的翻译，主要参考汪堂家教授的译文，略有改动。《论文字学》，[法]雅克·德里达著，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译注

[4]本书出现的《知识考古学》引文的翻译，主要参考董树宝的译本，略有改动。《知识考古学》，[法]米歇尔·福柯著，董树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4版。——译注

[5]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跨性别者（Transgender），以及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Queer, Questioning），“LGBTQ”一词除了狭义地指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族群，也可泛指所有非异性恋者。——译者

[6]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是传统基督宗教三大信经之一，得名于公元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该经是尼西亚大公会议有关基督宗教信仰的一项基本议决。这个议决主张圣子是“出于真天主而为真天主，被生而非受造，与天主父本质相同”，从而确定了圣父、圣子、圣神为三位一体的天主，本质相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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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①基… Ⅱ. ①盖… ②陈… Ⅲ. ①政治经济学－研究 Ⅳ. ①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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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正文内容

引言

第一章 基本收入的意义与历史起源

第二章 以基本收入实现社会正义

第三章 基本收入与自由的关系

第四章 基本收入改善贫困、不平等与不安全感问题

第五章 支持基本收入的经济理由

第六章 反对基本收入的标准意见

第七章 基本收入的财政负担能力问题

第八章 基本收入对工作与劳动的意义

第九章 基本收入的替代方案

第十章 基本收入与经济发展

第十一章 基本收入创议与试点计划

第十二章 政治挑战——如何从这里到那里

附录 如何实施基本收入试点计划

BIEN相关机构清单

致谢

引言

至少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1516年完成《乌托邦》（Utopia）后，很多思想家就常常不经意地提起“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概念。所谓基本收入是指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领取一笔固定金额的收入的权利。某些人认为这个概念极端厚颜无耻，并因此敬而远之；某些人把它看成笑话一则，认为它是会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空想，不过，他们也认为这个威胁极不可能发生；某些人将这个概念藏在内心深处，认为是痴心妄想；某些人虽一开始对这个概念怀抱热情，但随后日益消减。总之，世人对这个概念的想法与反应一直都相当两极化。

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终于有人成立一个国际网络来促进以这个议题为中心的辩论。在一小群西欧经济学家、哲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奔走下，基本收入欧洲网络（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简称BIEN）终于在1986年9月正式成立，并于比利时的新鲁汶（Louvain-la-Neuve）集会。这个集会地点极具象征意义——有史以来率先阐述“社会以公共财源来支应基本收入”愿景的《乌托邦》一书，最初就是在鲁汶（Louvain，即佛兰德语的Leuven）发表。我是这个网络的创始成员，它的名称也是我取的。BIEN除了代表这个网络的缩写名称，以法语来说，它也代表“好”（well），暗示我们相信基本收入将带来“幸福”（well-being）。

渐渐地，随着愈来愈多欧洲以外的人士加入，这个组织的名称似乎也到了该修改的时候了。2004年，BIEN中的“E”由原来的代表“European”，转为代表“Earth”（地球）。然而，直到这几年，无论是主流评论家、学术界人士或政治人物，都还是不怎么重视“应该将基本收入列为一种权利，对所有人发放”的理念。不过，这些圈子里有几个可敬的例外，包括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主教（Desmond Tutu），他们都曾在BIEN大会上发表演说。到了2007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崩溃威胁到世界经济，世人对基本收入的兴趣才明显上升，直至今日。

不过，请容我先感谢当年在它还不受重视时，所有不遗余力地通过BIEN的活动提倡相关理念的人，以及通过研究与写作来形塑相关思想并填补政策缺口的人。打从一开始，我们就力求在考量性别平等、种族平等以及打破自由与民主社会等限制的前提下，让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人都有参与这个组织的机会。

事实上，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和更追求平等主义的人之间关系向来都有点紧张；而将基本收入视为某种“独立”政策的人和认为它隶属某种进步主义政治策略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从未彻底消除。不过，这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正是BIEN成功的关键，因为这样的氛围让我们得以发展必要的知识基础，并进而随着时机的日趋成熟，自信地宣告“这一理念的时代已经来临”。

基本收入愈来愈受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一般人渐渐意识到，当前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已导致不平等与不公正的情况严重恶化，并随时可能令社会分崩离析。随着全球化以惊人速度席卷整个世界、“新自由”经济学影响力扩大，以及科技革命促使劳动市场转型等，20世纪的收入分配系统已经崩溃。而这个收入分配系统崩溃的结果之一，就是危产阶级（precariat）愈来愈庞大。所谓危产阶级是指面临不稳定且缺乏保障的劳动条件、缺乏职业认同、实质薪酬降低且起伏不定、失去津贴，与长期受慢性债务所苦的人，据估计，危产阶级的人数高达数百万。

在过去，国民收入流向“资本”和“劳动”的百分比大致上相当稳定，但这一旧秩序已不复存在。我们目前正处于第二个镀金时代（Second Gilded Age），愈来愈高比率的收入正流向少数“食利者”（rentiers），也就是纯粹靠着财产所有权——实体资产、金融资产与“智力”资产——的收益为生的人。无论是就道德或经济层面来说，这样的现象都不合理。而随着当前不平等的程度呈倍数增长，民怨当然也加速沸腾。社会上的忧虑、混乱、疏离和愤怒等情绪交杂，正酝酿成一场“完美风暴”，而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也从中得到操弄恐惧的大好机会，他们顺势引诱民众支持诸多曾在第一个镀金时代后造成许多遗毒的危险主张。

除非我们能建构一套全新的收入分配系统，或至少在这个层面上跨出坚定的第一步，否则这个世界朝极右派倾斜的力量将会更加强大（已造成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通过，以及特朗普的当选）。我敢说，基本收入作为一个更倾向平等主义与更解放的制度的支柱，已成为当今一项迫切的政治要务，而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理由之一。

本书的目的是要引导读者了解支持与反对将基本收入列为一种权利(亦即对不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工作状况与工作经历的所有人发放现金或等价物）的论述。本书沿引了过去三十年间许多人的研究、主张和社会积极行动的成果，尤其是BIEN的成长轨迹——它的十六次国际大会（最近一次是2016年7月在首尔举办）与上百篇在这些大会上发表的研究报告等。我尽可能注明了参考来源，让有兴趣的读者能找到更详尽的资料，以便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然而，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介绍基本收入，并提供某种引导读者深思这个议题的指南。所以，接下来我会解释什么是基本收入，并讨论三个被用来证明基本收入有实施必要的主要观点——正义、自由与安全感，另外，我也会说明相关的经济基本理论。我还会讨论几个反对基本收入的意见，尤其是财政负担能力以及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另外，我也会探讨落实基本收入的实务挑战和政治挑战。

我希望本书能对政治人物、政策制定者和有时被某些自命不凡的人贬抑为“外行读者”的人有帮助。“对每个人发放基本收入”的诉求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相关的议题很复杂，很多人常在缺乏证据与未深思熟虑的状况下，针对这个理念提出强烈的意见，所以，我迫切希望读者尽可能以开放的心胸来读这本书。

身为BIEN的创始成员暨该组织目前的荣誉联合主席之一，我当然是基本收入的坚定支持者。然而，我一直努力做到“持平而论”（好吧，假装是这样），好让读者能自行衡量各种不同的论述的合理性。我的真正目的是要鼓励大家展开没有偏见的对话（理当如此），不要老是各说各话。当然，要不要将这场对话推展为实际行动，则要看政治人物的决定。

要如何促使本来就倾向于支持基本收入的政治人物勇敢发声，为推动基本收入而努力？很多主要政治人物私下频频表示他们支持基本收入，只是不知如何“站出来”支持它；但这样的说法已让人们（包括我本人）愈来愈不耐烦。我希望本书提出的论述与近年的种种事件，能够让这些政治人物挺直腰杆，勇敢地站出来为基本收入发声。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

首先我们必须定义什么是“基本收入”。虽然基本收入的定义众说纷纭、版本繁多（将在后面讨论），但我们可以将之界定为：定期（例如每个月）无条件向个人支付的一笔适当金额。通常它被称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因为它的目标是要支付给所有人。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定义却还是需要加以解析。

“基本”两字容易让人混淆，但就最低程度来说，它代表一笔能让某人在极端状态下，在他所属的社会中存活下来的金额。当然，这笔金额也可以高一些。然而，它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基本而非全面、充裕的经济安全感。毕竟社会无法给予所有人全面的安全感，那种程度的慷慨也不是世人所乐见。

判断基本安全感应该涵盖哪些要素是一项挑战，不过，直觉上它必须是容易理解的。如果一个社会提供的基本安全感是让所有人民皆能平等取得足够的食物与一个栖身之所、能获得学习的机会，以及能取得医疗照护，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另外，基本收入的多数倡议者相信，基本收入必须是一种无法随意撤销的“权利”。这个议题将在第三章进一步讨论。

有些人主张，基本收入必须足以确保“社会参与”。这样的定义似乎没有必要，而且太过笼统。不过，这个定义反映出一个值得称颂的愿望——根据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说法，那就是指所有公民都能拥有足够资源，并得以在平等的前提下在社会上立足。不过，一种较务实合理的立场是：基本收入的发放金额必须足够让人得以朝那个方向前进，换言之，我们应该把这个愿望当成长远目标，而非马上就要实现的成果。

那么，基本收入究竟应该要多高才够？有些倡议者认为，尽可能将基本收入设定在能持续支付的前提下的最高水平，而且最好是将它设在“贫困线以上”的水平。这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观点（将在第三章讨论），通常他们也主张一旦发放这种水平的基本收入，就能取代所有政府补贴与福利服务。

另外也有些人——包括我在内——认为基本收入一开始应该从低设定，接着再根据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置的基金的规模以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化等逐步提高。然而，不管将基本收入设定在什么水平，它都不必然——也不应该——是一个摧毁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手段。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我们可能希望让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基本收入保障。不过，这里的“全民”（universal）所代表的意义是，基本收入将对经常性居住在特定区域、省或国家的每一个人发放。严格来说，基本收入不会是某些人所指的一种“公民收入”（citizenship income），因为未居住在境内的公民没有资格领取。相反地，移入人口必须在成为法定居民（或者以外国人来说，取得永久居留权身份）一定期间过后，才得以领取基本收入。这些相关的资格设定属于政治事务，应该以民主手段来决定。

基本收入将发放给每一个独立的个人，无论他的婚姻、家庭（family）或家户（household）状况如何。所以，不管一个家户的组成是什么形态，都不会获得优惠或遭到歧视。另外，不同于根据“家庭状况”（family status）发放的补贴，基本收入不会假定同一家户内的收入会被自动分享，更别说平等分享，因为以实际情况来说，家庭收入通常不会被平等分享给每一个成员。

基本收入也应该是均一的，换言之，发给每一个成人的金额应相等，无论各人的环境如何。目前某些政府补贴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发放，这种政策是假设家庭内部存在规模经济，所以大家庭平均每个成员所获得的补贴金额比小家庭低。但基本收入就不做这种假设，所以能够避免非蓄意的歧视。

多数（但非全部）基本收入支持者也倡议对孩童发放较低的金额，而且通常指定应把孩童的基本收入交给母亲或母亲的代理人。很多人也提议应加发补助金额给退休人士、孱弱老人和伤残者，理由是这些人的生活成本较高，赚取额外收入的可能性也相对低。所以，所谓的“平等”可解释为基本生活水平的“平等”。

“政府应该无条件（unconditionally）发放基本收入”的这个重要主张有三个面向。首先，不设定收入条件，换言之，不进行财力调查。人们无需证明自己的收入是否低于特定金额，也无需证明低收入并非他们的“过错”或“责任”，因为那类调查其实比一般人所想象得更加武断且不公正。

第二个面向是，不设定支出条件；政府发放基本收入时，不会指示或限制领取人一定要把钱花在什么用途、什么时间花用，或如何花用。这让基本收入和实物补贴、补助金券或现金卡显得很不一样，因为实物补贴、补助金券和现金卡都只能花用在特定的项目，因而隐含温和专制主义（paternalistic，又称家长作风主义）倾向。相对地，基本收入允许人们自己决定要优先把钱花在什么用途。

第三个面向是，基本收入不会设定任何行为条件，它不会规定人们必须表现出什么特定的行为模式，例如要求人们接受一个就业机会或从事特定形态的职务，也不会要求人们为了获得领取基本收入的资格而甘愿去做那些事。以上三个面向就是基本收入的倡议者或批评者把基本收入通常称为“无条件”支付的意涵。

基本收入每隔一段固定时间发放，通常建议每个月发放一次，不过，发放频率可以高一点，也可以低一点。重要的是，每次支付的金额接近，而且是自动发放，无需填写申请表格、排队领取等。可预期性（predictability）是基本安全感的关键要素之一，基本收入和其他多数形态的政府补贴不同，是事前就获得保证而且已知的。

另外，基本收入也是不可撤销的（non-withdrawable），换言之，基本收入必须类似其他基本权利（如自由权），除非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否则不能剥夺。（某些基本收入倡议者提议应暂停发放基本收入给受刑人，不过，也有些人主张利用基本收入来支付监狱的维护成本、将基本收入发给受刑人的另一个家人，或甚至将受刑人的基本收入存起来，等到他出狱时再发给他，让他出狱后更容易重新融入社会。）另外，基本收入也必须是不可转偿还的（non-repayable），有些人称之为不可查封（non-foreclosable），用以说明基本收入不可因为领取人的未偿还债务而被扣押。总之，它必须是一种确保基本收入保障的经济权利。

因此，稳定且可预期的基本收入（风雨无阻）和最低收入保障（minimum income guarantee）是不同的，最低收入保障是将低收入者的收入拉高到某个特定的水平，通常需要进行复杂的财力调查。另外，基本收入也和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或税额抵减（tax credit）不同，因为这些福利会随着领取人收入的上升而被撤销。

然而，上述不同形式的福利或津贴经常被认作基本收入，的确，如果就“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某种基本收入保障”的概念来说，这些形式的福利和津贴与基本收入确实有着共同点。尽管本书所谓的“基本收入”是专指符合这一章一开始所定义的那种计划，但读者必须知道（而且必须小心），很多评论家经常会为上述各种多元的方法贴上“基本收入”的标签，其中某些人可能是有点恶意为之，但多数人常是因为不够了解这个主题所致。

我们必须厘清基本收入（定期发放，金额适中）和基本资本补助金（basic capital grants，单笔支付，金额较大）的差异。基本资本补助金的目的是要创造“立足点平等的资本主义”，它允许由市场驱动的不平等；相对地，基本收入的目的则是要创造“有收入维持底线（baseline income maintenance）的资本主义”。[1]

倡议发放基本资本补助金的人通常是设想对每一个年满特定年龄（如21岁）的人发放一笔一次性的款项。艾克曼（Bruce Ackerman）与艾斯托特（Anne Alstott）两位当代主要倡议者，称之为“利害关系人补助金”（stakeholder grant）[2]，而我则称之为“成年补助金”（coming-of-age grant，以下简称COAG）。[3]

另一所谓“宝贝债券”（baby bond）的形式，是由英国的新工党政府提出——政府在每个孩童出生时，发放250英镑以上的补助金券给父母亲，让他们把这笔钱投资到一个待孩子满18岁时会支付相关款项的信托基金。但那个计划后来在第一批领取人都尚未成年时，就遭到2010年至2015年执政的联合政府废除，所以无从评估废除这项计划的决定究竟造成了什么影响。

对于一次性的资本补助金，最主要的批评是“意志力薄弱”效应。当你一次领到一大笔钱，尤其是在18岁或21岁那种年纪，你可能会禁不起诱惑，把这些钱拿去从事高风险投资，甚至可能直接把钱挥霍掉，到头来一分也不剩。另外还有时机的问题，因为某个年龄层的人可能在投资价值正在上升的阶段收到这笔补助金，某个年龄层的人则可能正好在投资机会短缺或甚至风险极高的阶段收到补助金。在某个时机，专家的建议（或是政府委任顾问的“怂恿”）有可能导致某个人承受很不好的后果，但如果换一个时间点，则可能对另一个人产生理想的结果。实际上，资本补助金造成了过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领取这种一次性补助金的人基于某种理由而在事后陷入困境，当局就会很难拒绝再帮助他们。不过，这也将制造某种道德风险，因为如果补助金领取人预期一旦这笔补助金亏掉了，还会获得进一步的财务支持，那他们在做决定时就比较容易流于莽撞。相反地，以定期支付适度金额的方式发放的基本收入，就不会产生“鼓励过度承担风险”的后果，而且，这个方法还能产生额外的利益——让原本没有能力好好管理金钱的人有时间慢慢学习如何处理金钱。

最早提出“政府应该对所有公民发放一笔基本收入”概念的人，有可能是以下几位：首先，托马斯·莫尔爵士通过他在1516年以拉丁文发行的《乌托邦》（字面之意是“不存在之地”）一书提出的构想，被公认为史上第一份描绘基本收入社会的文献。

然而，也有人认为这个概念的起源可追溯到更早的伯里克利（Pericles）和厄菲阿尔特（Ephialtes），他们在公元前461年打败其他对手，成为古代雅典的“平民”（plebeians）领袖。事实上，厄菲阿尔特是史上第一个发起付费请公民提供陪审服务等相关民主改革的人。不过他不久后便被政治对手暗杀，于是由他的副手伯里克利接班。所以，虽然对基本收入来说可能不是个好兆头，我们还是可以说厄菲阿尔特是基本收入的真正发起人，或者至少他是“公民收入”版基本收入的发起人。

古希腊民主的精髓是，国家期待公民能参与城邦的政治事务。伯里克利创立了某种基本收入补助金，作为对花时间参与城邦事务的公民的一种奖励，而且，他的用意是希望让下层阶级（plebs）——也就是当时的危产阶级——也有机会参与国家事务。这项补助金没有针对实际的参与内容设定条件，所谓的参与被视为某种道德义务。遗憾的是，这个开明且思虑周到的民主制度——以基本收入来实现——在公元前411年被一场寡头政治支持者政变推翻。就这样，这条道路被阻断了非常久的时间。

接着，从划时代的《森林宪章》（Charter of the Forest）则可找到基本收入在中世纪的起源。《森林宪章》是公元1217年与《大宪章》（Magna Carta）同步发表（虽然公元1215年6月的原始《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常被指为《大宪章》，但其实一直到《自由宪章》的某些条款于1217年被转移到《森林宪章》，并在当中得到详细阐述后，缩减后的《自由宪章》才被改称《大宪章》）。《森林宪章》声明一般人的维生权利以及当时所谓的“estovars”——在公有地的维生手段。13世纪时，每个教会都被要求每年必须对信众朗读这个宪章四次。修正后《大宪章》所增补的重大要点之一是，它让寡妇有权利获得“合理的公有地维生手段”；每一位寡妇都有权获得基本收入，这种基本收入是以从公有地获取食物、燃料与居家耗材等的权利体现。

然而，历史上最先详细描绘设置基本收入的社会图景的人还是托马斯·莫尔。根据他的观点，若要减少窃盗的发生，基本收入的效果比绞刑（当时常用的惩罚手段）更好，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辩护方式，现代也有不少人提出类似的观点。[4]他书中的一个人物说：

如果偷窃是取得食物的唯一渠道，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刑罚能够阻止人民偷窃……与其处以这些骇人的惩罚，对每一个人提供一些谋生手段会更有意义，这么一来，就没有人必须走上如此可怕的必由之路——先是成为小偷，然后被处死。

十年后，一名西班牙—佛兰德斯学者乔汉尼斯·威夫斯（Johannes Vives，他是莫尔的朋友）向布鲁日（Bruges）的市长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提案——对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发放能维持最低生计的收入；这个提案促使伊普尔镇（Ypres）针对这个理念进行了一个短暂的试验。也因如此，某些人遂认定威夫斯是史上第一个提出基本收入相关创议的人。不过，根据威夫斯的模型，他的救助（食物）只锁定穷人发放，另外，威夫斯也是“劳动福利计划”（workfare）的倡议者，他主张穷人必须以劳动力来换取这种福利。尽管如此，莫尔、威夫斯和其他人的贡献，让这种以公共财源资助且由公家发放穷人救济金的观念得以合法化，而非完全仰赖教会或有钱人的慈善捐助来支应。

莫尔之后的几个世纪，还有其他几个思想家追随他的脚步，例如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1748年的《论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Laws）中声明：“政府必须对所有公民负起保障其生存、食物与合身衣物的责任，并确保其生活方式不会危及他们的健康。”后来，当时的开明人士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不过，他在1794年被送上断头台，象征了这一理念再次半途而废。

然而，早期最有影响力的倡议者或许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他是伟大的共和主义者，也是《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一书作者。他广为流传的宣传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 1776），催生了美国独立战争，据说当时每个美国家庭都有一本。不过他最重要的主张并不是通过这本小册，而是通过他影响深远的论文《土地正义》（Agrarian Justice，1795）[5]提出的；建议发放所谓“成年”资本补助金及老人基本收入，在他那个时代，都是极引人注目的创新提案。

潘恩并不孤单，在同一个时代，英格兰有一个激进人士也和他志同道合，那便是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斯宾塞也主张将基本收入视同一种自然权利，并认为这是一种确保公平正义的做法。他设想将原本存入教区基金的部分土地租金用来发放某种“社会红利”（social dividend），并主张每一季将这些红利平均分配给所有常住的居民。

19世纪时，也有几名作家非正式地谈论基本收入的一些主张。以欧陆来说，法国、荷兰与比利时的某些思想家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基本收入倡议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夏立尔（Joseph Charlier）与惠特（François Huet）等社会学家，其中，惠特在1853年倡议以遗赠相关税收，对所有年轻成年人发放无条件的移转金（transfer）。不过，随着共产主义热情的爆发，加上社会民主制度的温和专制主义盛行，这些人逐渐被边缘化。

在大西洋的对岸，为这一理念贡献心力的人物包括光芒四射的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他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销量达数百万册，由此可见他的影响力传播之广之久远。另一份极具影响力的出版物是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小说《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 1888），当中详细描述了美国在公元2000年对所有公民发放一笔平等收入的景象。

而在英国，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激进的未来主义风小说《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他写这本书一部分是为了呼应贝拉米的书），则设想英格兰将在1956年成为以工艺为主的合作社会。虽然这本小说迫切地想被视为伟大的文学，但莫里斯在描绘那个由政府发放基本收入，人们因而将工作当成一种创造性活动而不是一种只为老板付出劳力的苦差事的社会时，终究还是捕捉到了某些特别的想法。不过，20世纪初那几十年间，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那种执拗的“劳工主义”（labourism）盛行，使收入和福利都很仰赖工作，这份颇有远见的作品遂迅速被这一股洪流吞噬。

第二波支持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浮上台面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玛贝尔与丹尼斯·米尔纳（Mabel and Dennis Milner）、伯特兰姆·皮卡德（Bertram Pickard）、柯尔（G.D.H.Cole）以及亨利·乔治的门徒等，都在各自著作中提到这个概念。[6]瓦尔特·凡·特莱尔（Walter van Trier）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博士论文，推举米尔纳夫妇为主张“将基本收入（他们称之为‘政府红利’）纳入实用政策”的先驱者。[7]在他们之后不久，20世纪20年代的相关著作有英国工程师道格拉斯（C.H.Douglas）的作品。道格拉斯是“社会信贷”（social credit）运动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个受“技术变迁导致经济产出与工人收入/购买力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的前景启发的倡议者。21世纪有很多思想家也抱有和他一样的想法。

罗素将之作为一项普遍原则，清楚阐述了基本收入的目标：

实质上，我们目前倡议的计划可归结为：应保证对每一个人（不管有没有工作）发放一笔特定金额且足以支应必需品的小额收入，所以应该也让愿意从事某种被社区视为有用工作的人获得较高收入——可能应该根据他们生产的总商品量，尽可能多发放额外的收入给他们……任何人完成教育时，都不应该强迫他们去工作，选择不工作的人应该能够领取足以维持其基本生计的收入，并保有全然的自由。[8]

罗素生活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社会环境里，当时的经济状况因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的残酷杀戮（有十分之一的欧洲工业劳动阶级遭到屠杀）而陷入悲惨境地，所以，那时怀抱类似诉求的人非常多。不过，1920年在党员年度大会中讨论基本收入与政府红利等理念的工党，却在来年正式否决了这些提议。一个促进不同形态社会的机会就此又被错过。

接下来，美国也传出少数孤独的声音，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休伊·朗（Huey Long）参议员。在英国，和打造福利国家有关的辩论也连带提到了各种不同的相关提案，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建议出现在1943年米德（James Meade）与茱莉叶·莱斯-威廉斯（Juliet Rhys-Williams）的一本早期著作中；莱斯-威廉斯之子布兰登成为保守党的下议院议员后，进一步推动相关构想。可惜当时“劳工主义者”版本的福利国家占优势，主张收入及各种津贴的发放应取决于支薪劳工的表现，于是，基本收入目标再次遭到放弃。

法兰克福学派的心理分析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他1955年出版的名著《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及后续一篇名为“保证收入的心理面貌”的文章中，倡议一种“全民生存保障”（universal subsistence guarantee）。不过，当时劳工主义者倡议的福利国家制度占主流地位，因此几乎没有人理睬他和其他类似的呼声。

堪称第三波的浪潮在20世纪60年代展开，主要势力是在美国，形成这股浪潮的主因是当时世人愈来愈忧虑“结构性”与“技术性”失业问题。一般人认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在1972年提出的家庭救助计划（Family Assistance Plan）和这个问题有关，不过，他的计划其实属于某种负所得税。他拒绝采用“保证年度收入”的字眼，所以若只因尼克松提出这个提案，而认定他改变信念转向支持基本收入运动，实在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说穿了，他虽认同应支持“贫困的劳动阶级”——从事低薪职业的人，却漠视从事许多种无报酬工作的人。

尽管如此，这个提案对基本收入的发展来说终究是个进展。可惜这个获得公共意见调查压倒性支持的计划虽在众议院通过，却遭到参议院否决。讽刺的是，这项改革是被民主党人扼杀的，而其中某些人扼杀它的理由，竟然是认为尼克松建议的金额不够高。这个理由虽冠冕堂皇，却使迈向基本收入目标的道路再次被阻断。取而代之地，税额抵减的时代来临。

在稍早的1968年，有高达150所大学的经济学家共同签署了一份支持负所得税的请愿书，签署人数高达1200名，令人震惊。另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遭到暗杀前不久，也于1967年写了以下意见（尽管这些意见早已被遗忘）：

现在我确信事实将证明，最简单的方法将是最有效率的。解决贫困的方法，就是采用目前广泛受到讨论的对策：直接以保证收入来消灭贫困……我们必须为无法找到传统工作的人创造一些足以提升社会福祉的新形态工作……广泛的经济安全感势必将带来非常多正面的心理变化……当一个人有能力掌控和自身的生活有关的决策、当他确信自身的收入将是稳定且确定的，且当他知道他拥有寻求自我改善（self-improvement）的财力时，就能拥有光芒耀眼的个人尊严。[9]

那段期间还有很多其他倡议者，不过他们支持的似乎多半都是某种财力调查式的保证最低收入。这些人包括多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米德（James Meade）、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丁伯根（Jan Tinbergen）、托宾（James Tobin）、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与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另外，诸如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等其他重要的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个设想，部分社会学家亦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虽然他是民主党人，尼克松提出的家庭救助计划却受他影响甚深。[10]

第四波浪潮应该是从基本收入欧洲（目前为“地球”）网络在1986年成立后低调地展开。这吸引到一群从善如流的支持者，并在2007年至2008年金融崩溃后，蓄积了真正强大的动能；从那时开始，来自各方的经济学家与评论家纷纷挺身而出，公开支持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而他们愿意为此发声的理由，通常与技术性失业、贫富差距恶化、高失业率等忧虑有关。

第四波浪潮的支持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与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学术界人士托尼·阿特金斯（Tony Atkinson）、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与曾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担任劳工部部长的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杰出的经济媒体工作者萨姆·布里坦（Sam Brittan）与马丁·沃夫（Martin Wolf），以及BIEN运动中的几位领导人物，如德国的社会学家克劳斯·欧费（Claus Offe）以及比利时的哲学家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

后来，硅谷的几名杰出人士与创业资本家也纷纷接受这个概念，一如我们所见，其中某些人还基于这个宗旨而拨出资金。他们包括热布卡公司（Zipcar）的联合创办人罗宾·蔡斯（Robin Chase），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的老板萨姆·阿特曼（Sam Altman），杰出的创业资本家阿尔伯特·温格（Albert Wenger），脸书（Facebook）的联合创办人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太阳城（SolarCity）、特斯拉（Tesla）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创办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软件营销部队公司（Salesforce）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易趣（eBay）创办人皮耶·欧米迪亚（Pierre Omidyar），以及谷歌（Google）母公司“字母表”（Alphabet）的执行董事长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有些人基于相当粗鲁的论述而拒绝接受基本收入概念——他们认为就是因为上述人士的支持，所以基本收入必然是错的！无论如何，以眼前的阶段来说，由于基本收入获得政治领域、企业高管、工会领袖乃至社会活动家及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人士的广泛支持，基本收入运动的动能已蓄积到前所未见的强大水平。

回顾这四波倡议基本收入的浪潮，第一波可以说是对工业资本主义之兴起所产生的种种反应，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引发很多矛盾与冲突；当时的倡议者设想了一个期许社会继续保有共同体形态并重视“工作”价值的方法，以反制当时促进无产阶级劳动的浪潮。第二波浪潮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正义的诉求——这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误与大量劳动阶级悲惨死去的必要修复。不过，由于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与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全面性劳工主义的力量完全无可抗拒，所以这一波浪潮最终也彻底被瓦解。

第三波浪潮表现出世人对技术性失业的恐惧，而当那恐惧渐渐消退，那一波浪潮也逐渐式微。第四波浪潮是受到不安全感的大规模发生与贫富差距恶化的驱动，当然，人类劳工遭到机器人、自动化设备与人工智能取代的忧虑，也是促成第四波浪潮的因素之一。随着左派人士领悟到劳工主义的气数已尽、右派人士意识到长期不安全感与贫富差距等问题已导致市场经济体系愈来愈不稳定且无法持续，基本收入似乎更深地嵌入公共辩论中了。

几个世纪以来，世人以很多不同名称来指称这个根本概念，不过，不同名称分别具有独特的涵义。

基本收入（basic income）。这个名称的优点是简单与平易近人。它和“最低收入”（minimum income）不同，“最低收入”通常用来表示以财力调查为依据的计划，政府表面上保证每一个能证明自己确实贫困且在某方面“理应”获得某种收入的穷人可以领取某些收入。基本收入也和“保证年度收入”（guaranteed annual income）不同，后者主要常见于加拿大与美国的辩论，它似乎代表某种财力调查式的收入保障，是某种形态的负所得税。基本收入也和“最低薪资”（minimum wage）不同，所谓最低薪资是指雇主依法必须支付给任职员工的一笔法定金额，通常以时薪费率计算。

基本收入补助金（basic income grant，简称BIG）。BIG是非洲南部（southern Africa）用来形容基本收入的常用语言。而在美国，USBIG代表美国基本收入保证网络（US Basic Income Guarantee Network）。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这个用语在北美和欧洲广泛使用，它传达平等地对每个个人——不考量家庭或财务状况——发放基本收入的概念。

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某些从事基本收入运动的人为基本收入附加了“无条件”字眼，目的是要清楚表达不能针对支付资格设定支出、收入或行为条件的诉求。然而，“完全不设任何形式的条件”似乎又不太正确。它最显而易见的瑕疵是，要符合领取基本收入的资格，某人必须是特定基本收入计划所涵盖的社区或国家的（合法）居民。所以，“无条件”字眼可能无法达到澄清效果，反而令人更混淆。

公民收入或公民权收入（citizen's income或citizenship income）。这个名称堪称第三常用的名称，它意味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有权领取基本收入，而且唯有公民才有资格领取。但那样的定义会导致问题变得加倍复杂；几乎所有基本收入提案都将居住在海外的公民排除在外，而且多数提案也都将尚不具公民身份但已长期居住的合法居民纳入在内。所以，即使这个用语确实传达了基本收入作为一种公民权利的概念，但就文字上的意义来说，这个用语并不准确。最新常用的版本为“公民基本收入”（citizen's basic income）。

参与收入/补助金（participation income/grant）。稍后将更详细讨论这个概念，这个名称和它长期以来的倡议者托尼·阿特金斯的关系最为密切。它和基本收入有几个共同特质：全民，定期以现金形式发放给个人；但和基本收入不同的是，参与收入要求领取人必须从事某种经济活动，以交换领取此一收入的资格。不过，这种设定行为条件的做法，导致它在某个关键的层面上不符合基本收入的定义。

社会红利或全民红利（social dividend或dividends-for-all）。我偏好“社会红利”，这个用语来自一个高尚的词源，而且能充分体现支持发放基本收入的某个关键正当理由——也就是说，基本收入代表其主事者将整个社会通过投资活动与财富积累活动所衍生的报酬返还给人们（见第二章）。

政府红利（state bonus）。这个用语获得米尔纳与皮卡德等人采用，它在20世纪初那几十年间颇为盛行。它的吸引力在于它让人联想到这种收入是由政府发放的某种社会支付。

人民补助金（demogrant）。这个用语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美国成为主流，民主党参议员乔治·麦高文（George McGovern）在最后没成功的总统竞选期间曾短暂采用这个用语。虽然他后来没有再使用它，不过直到今天，它还是一个吸引人的名称，因为它令人联想到“民主”与“补助金”。

自由补助金（freedom grant）。这是曼德拉（Nelson Mandela）成为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的第一任总统后，我针对南非当地倡议的基本收入补助金（BIG）所提议的名称。[11]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当时的南非财政部长反对实施BIG，从那时开始，贫富差距与长期的不安全感问题便如影随形且愈来愈严重。

稳定补助金（stabilization grant）。这个用语是我提议的另一个名称，它是指某种随着经济周期变动的基本收入（或基本收入的某个要素），换言之，在经济衰退时期，这种补助金会为了鼓励支出而提高，而在景气好转后，便会调降。我将在第五章进一步讨论这个概念。

利害关系人补助金（stakeholder grant）。这个名称是“资本补助金”概念的新名称，它牵涉到对成年后的个人发放的一笔大额补助。资本补助金与收入补助金之间的根本差异是先前提到的意志薄弱问题。不过，资本补助金和基本收入之间有几个共同的原则，比如支付必须是全民、无条件、发给个人且不可撤销的。

上述和这个重要概念有关的众多名称当中，我最偏好的两个是“基本收入”和“社会红利”。这两个名称各有另一名称所欠缺的优点，个中意义将在后续章节陆续阐述。

在接着讨论前，我们要再次强调，实施基本收入并不意味要自动或绝对废除所有或多数其他现有的政府津贴，这个立场和某些评论家所声称的完全相反。[12]相对地，不管基本收入是否取代其他政府津贴，我们都应该将它视为一个新收入分配制度的理想最低收入，因为基本收入并非“福利”的另一个名称，它是收入。

注释：

[1].J.Cunliffe and G.Erreygers (eds.) (2004), The Origins of Universal Grants: An Anthology of Historical Writings on Basic Capital and Basic Incom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xi.

[2].B.Ackerman and A.Alstott (1999), The Stakeholder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Ackerman and A.Alstott (2006), ‘Why stakeholding?’, in E.O.Wright (ed.),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Basic Income and Stakeholder Grants as Cornerstones for an Egalitarian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p.43-65.

[3].G.Standing (2006), ‘CIG, COAG and COG: A comment on a debate’, in Wright (ed.),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pp.175-95.

[4].L.Bershidsky (2016), ‘Letting the hungry steal food is no solution’, Bloomberg, 4 May.

[5].T.Paine (［1795］ 2005), ‘Agrarian justice’, in Common Sens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pp.321-45.

[6].B.Russell (1920), Roads to Freedom: Socialism,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E.M.Milner and D.Milner (1918), Scheme for a State Bonus.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 Co. B.Pickard (1919), A Reasonable Revolution. Being a Discussion of the State Bonus Scheme-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Minimum Income. London: Allen & Unwin. G.D.H.Cole (1929), The Next Ten Years in British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7].W.van Trier (1995), ‘Every One a King’, PhD dissertation. Leuven: Departement de Sociologie,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8].Russell, Roads to Freedom, pp.80-81, 127.

[9].M.L.King (1967),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0].For a selection of statements and analyses, see J.E.Meade (1972), ‘Poverty in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4(3), pp.289-326. J.E.Meade (1989), Agathotopia: The Economics of Partnership. Aberdeen: 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 J.Tobin (1966), ‘The case for an income guarantee’, Public Interest, 4 (Summer), pp.31-41.

[11].M.Samson and G.Standing (eds.) (2003), A Basic Income Grant for South Africa. Cape Tow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Press.

[12].For example, A.Beattie (2016), ‘A simple basic income delivers little benefit to complex lives’, Financial Times, 3 June.

“从享用过度的人手里夺下一点来，让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吧。”

——莎士比亚，《李尔王》

从道德或哲学层面来看，支持发放基本收入的正当理由是什么？一种最根本的主张是：基本收入是一种实现社会正义的手段，这里的社会正义本质上指的是，社会的财富是社会性或集体性的。我个人的观点则是，社会正义是推动基本收入成为某种经济权利的最重要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补充了另外两个实施基本收入的理由——分别是自由与经济安全感。

遗憾的是，很多与基本收入有关的公开辩论的焦点，都误把它当成现有社会保障政策的替代方案之一，因此，很多讨论都只聚焦在所谓的“后果”层面，例如它对劳动与工作的可能影响。但支持实施基本收入的真正理由并不是那些影响，最重要的理由便是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观点和这一直觉上看起来合理的主张有关，亦即社会的财富是集体性的；我们今日的收入和财富，主要来自前人的努力和成就，和我们本身的关系反而不那么密切。让我们看看托马斯·潘恩的《土地正义》（1795年冬天完成，并在1796年寄给法兰西共和国的督政府）中经常被引用的语句：

天然且未经开垦状态的地球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这观点没有任何辩驳余地，过去如此，未来也将是如此……属于个人的财产仅限于改良的价值——而非地球本身……因此，每一片经开垦之土地的所有权人，都因他持有的那一片土地而欠整个社会一笔地租（我想不出更好的用语来表达这个概念），而这些地租便可用来支应这个计划所提议发放的基金。[1]

潘恩是在美国撰写这份小册子的，当时法国与美国境内的社会与政治情势相当动荡，考量到那样的背景，他通过这个理论而归纳出来的计划可说非常清晰和激进。他的提案是：

借由引入土地财产系统来建立一笔全国基金（National Fund），并用这笔基金向每个年满21岁的人发放15英镑，以部分弥补他们损失的大自然遗产。另外，对每一个50岁以上的在世者以及未来将年满50岁的人终生给予每年10英镑的金额。[2]

潘恩也建议“视障与肢障者”应获得和老年人相等的定期款项。潘恩所说的其实是一种非经常资本补助金，而非定期发放的基本收入，不过，我们不该因此怪罪于他，因为根据当时的行政结构，基本收入理当是不可行的。另外，他也进一步针对他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诉求提出辩护：

我建议这些款项……要不分贫富地给予每一个人。为了防止衍生令人反感的差别待遇，最好是发放给每一个人。这么做也无可厚非，因为它代替了自然遗产，自然遗产属于每一个人，那是在他可能创造的财产或继承而来的财产以外的一种权利。而选择不接受这笔款项的人可以将它转存到共同的基金。[3]

从中可见，就核心意义来说，“社会红利”和基本收入很接近，另外，潘恩也在数页篇幅之后，以值得所有当代政治人物与评论家细细品味的文字，强力主张：“我恳求的并不是施舍，而是一种权利，不是恩惠，而是正义……只要没有人因它而遭受苦难，我不在乎某些人可能会有多么富裕。”[4]

所以，基本收入可视为一种以“人类祖先所创造并维护下来的集体社会财富”来发放的社会红利，另外，也可将它视为属于所有人的共同财富及自然资源所衍生之报酬的一种分享。这个论述是以社会正义的角度支持基本收入，而不是基于它是一种应对贫困的方法，而且，它和19世纪与20世纪因社会保险计划而兴起的以直接提拨款为基础的应得权益（entitle-ments）制度大不相同。

当代与社会正义有关的哲学文献，主要和“右派”与“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之间的辩论有关。这两派人士的基本论述都主张，每一个个人都拥有或应该拥有“自我拥有权”（self-ownership），所以除非出于自愿行为，否则每一个人都没有义务为其他人做什么。然而，这两派人士对大自然——“自然资源”与“财产”——的态度却大不相同。

右派的观点是以一个假想为出发点：首先，他们认为大自然、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不属任何人，所以第一个主动声称他对某项资源拥有权利的人，可以私下占用那些资源，无须事先取得社会上其他成员的同意，也无须因此付钱给社会上的其他成员来作为补偿。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观点则是从下述前提出发：自然状态下的大自然是属于所有人类的“共同财产”，所以除非经过民主途径取得大众的同意，并让大众获得补偿，否则私下占用就是不正当的行为。

自19世纪末在美国崭露头角以来，亨利·乔治一直都是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最著名的书籍《进步与贫困》在1879年出版后，就立即售出三百多万本，而他在纽约一场选举活动上因中风而过世后，更有超过十万人到他的墓前致哀。[5]

乔治主张土地是属于所有人的共同遗产，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分享自己通过土地取得的租金收入。他建议对所有私人土地课征某种土地租税，并主张将相关的结余款直接分配给大众，他表示，这种“单一税”（single tax）可取代其他所有税赋，包括对劳工与生产活动课征的税赋。从那时开始，很多人就引用他的论述，呼吁利用土地相关税金来发放基本收入。虽然乔治的“土地集体所有权”观点是秉持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立场，但他的方法特别合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意，因为仰赖土地税而非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的做法，和右派讲求的自由概念不谋而合。

乔治也体察到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庞大的财富来自经济租（economic rents），经济租不仅是来自土地所有权，也来自其他天然资源和诸如专利等“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乔治认为专利权是不合理的。近几十年来，这类其他来源的租金收入暴增。[6]诚如我们将在第七章进一步讨论的，若将乔治的论述加以引申，针对所有形式的租金征税，将有助于筹措基本收入的财源。

我们可以用米德尔斯堡（Middleslorough）的例子来阐述社会正义这个理论基础的意义。米德尔斯堡是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没落工业城镇[7]，19世纪20年代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但附近发现铁矿砂后不到十年，米德尔斯堡和周遭的提赛德（Teesside）地区就成为工业革命乃至大英帝国的中心。它是这个国家第一个制铁业重镇，后来又延伸发展出炼钢业与化学业。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就是以米德尔斯堡的钢铁建造，悉尼的港湾大桥也是，印度的多数铁路系统也是采用此地的钢铁建造。米德尔斯堡的一个城门上挂着刻有“由铁而生，以钢制成”字样的图腾装饰。

尽管曾经风光一时，如今米德尔斯堡的旧城镇公署大楼孤独地矗立在一座山丘上，周遭尽是杂草丛生的荒野。特雷西·席尔德瑞克（Tracy Shildrick）和他同事曾对当地的废弃住宅房地产进行研究，那里到处都是荒废的房屋，原本的窗户全堵上了砖块。[8]目前还有大约十四万人继续住在这个小镇，很多人不愿离乡背井，但也因此必须承受历史的残酷折磨。

当今英国其他较富裕地区的居民的财富，多半是靠着19世纪与20世纪提赛德地区的工人努力打拼而来。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远比最先为这个国家创造财富与实力的那些工人的后代更舒适，并享受更多保障？

想想米德尔斯堡和其他工业社会的类似地方，应该会让人不禁想起潘恩的论述。很多社区创造了让其他人也能连带受惠的财富，但它们后续有可能因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与陷入贫困而受苦；相反地，因这些社区的生产成果而获益的人，却可能继续享受繁荣，通常是通过继承来的财富和特权。所以，基本收入可视为某种财富转移——将我们集体继承的遗产部分转移给较少享受到特权的社区。让所有人分享那些钢铁业工人及其后继者一手创造的继承财富，堪称一种代际（inter-generational）社会正义。

反对根据社会红利的理论基础来发放基本收入的标准意见是，没有任何个人有权利享受前人传承下来的社会财富，因为他们先前没有付出，所以不应得到那些财富。而若根据这个逻辑，私人继承权也应该废除才对。如果私人继承权被允许存在，那么，社会继承权的原理也应该被接受。

我们继承的财富不仅包含土地及有形资产，还包括金融资产与“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也能衍生因天然或非天然稀少性而来的经济租，所以，拥有无形资产的企业与个人一样能单纯通过这种所有权而获得收入；就知识产权的案例来说，政府创造并强制执行一些规定和法律，让某些人得以通过专利、版权和品牌等取得庞大的租金收入。

1813年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观念”（ideas）应归属为某种自然公共财产（natural public goods），因为将一个观念传达给别人，并不会对观念的发想人造成剥夺。他还补充，专利权“为社会带来的困窘大于为社会带来的利益”。然而，现代的国家却不断强化专利权保护，允许极少数人得以享受长达二十年的独占收入，而版权更可以延续九十五年之久。[9]不仅如此，这种租金收入还因巨额的政府补贴——主要是以所得税宽减的形式——而进一步扩大，而且政府也未要求取得这种收入的人负起回馈社会的义务。

追本溯源，很多专利发明其实来自获得公共资源补贴的研究。既然如此，个人或单一企业有什么权利独享相关的所有收入？基本收入是一种将利益分享给整个社会的手段。毕竟先有社会才会有收入，而且知识产权制造的潜在风险其实大多是大众在共同承担。让现代情势变得更不公不义的是，全球化经济体系让有钱人或有钱企业能轻易将他们通过本国社会的慷慨大度而赚来的收入转移到海外，从而逃漏相关的税赋。

就上述脉络来说，让我们看看微软公司（Microsoft）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那惊人的财富，以及从中衍生的可累积收入。他在世界首富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2016年年底的总财产高达八百亿美元以上。不可讳言，他个人的科技贡献确实非常大，但那些贡献其实是建立于旁人的一系列发明与想法之上，而他却成为那些发明与想法（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发明与想法）所衍生的收入的最大受益者。不仅如此，那些收入来自他通过微软公司的软件与其他产品所享受到的长期垄断地位——这都要“感谢”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在1995年大幅强化专利与版权等规定。所以说，拜政府与国际法规所赐，盖茨才得以累积那么可观的财富，换言之，他并不单是靠着一己的努力赚到那些钱。他的收入主要并非来自“功劳”或“努力工作”，而是来自一些让他拥有能赚取巨额收入的特有权利，而这些特有权利受到人为规定的保障。

通常个人的财富来自运气、法律、继承或幸运时机的成分高于来自个人的才华。除了通过犯罪行为取得的财富，很多人致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用各种商业手段来掠夺属于其他所有人的共同财产，要不然就是通过公共服务与设施商业化及民营化所衍生的租金来累积财富。这个事实是支持对租金收入课税，以便对每一个人发放社会红利的另一个正当理由，换言之，发放社会红利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分享社会所创造的财富。

菲利普·范·帕雷斯已提出另一个版本的食利者论述。他主张，在一个高失业经济体系里拥有一份工作是一种特权，所以，课征“就业租”（employment rent，一种税赋）来作为对所有人发放基本收入的财源，是一种正当的做法。[10]但这样的主张似乎有流于笼统概括之嫌，因为很多（甚至大多数）就业机会绝对称不上什么特权。然而，特定就业机会和职业——尤其是有进入限制的——确实堪称取得租金收入的渠道，这让主张基于正义而对那类收入课税的说法更站得住脚。

我们可以把“分享来自资产所有权（包括所谓知识产权）的租金收入”，视为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支持发放基本收入（作为社会红利来发放）的理由，而这样的理由实属正当。[11]归结来说，这个观点主张让每个人适当分享那类收入是符合社会正义的。

罗尔斯（John Rawls）在他极具影响力的巨著《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中，阐述了如何判断一个社会政策是否牵涉到社会正义原则。[12]他的“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明确指出，除非一项政策改善了最弱势者的处境，否则就不算达到正义的要求。我个人以另一个名称——“保障差别原则”（Security Difference Principle）来表达这个概念，根据这个名称，一项社会政策或制度变革只有能加强保障社会上最没有安全感的群体，才能被视为具社会正义的政策。

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保障”的整体攸关性。不过，如果一般人能接受保障差别原则的概念，那么，基本收入当然满足这个原则的要求。若发放基本收入，导致某些人在经济安全层面暂时变糟——例如基本收入取代了某种明确锁定最穷困者的计划——那么，对因此而发生损失的人加发某种补贴，并让所有群体都不会成为输家，将是符合社会正义的。

罗尔斯倡议“正义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他主张“最合理的正义原则就是每个站在公平立场的人都能接受且认同的原则”。所以，看待正义原则的另一个方法，就是询问人们认为“怎样才叫公平”。在罗尔斯和一向批判他不遗余力的海萨尼（John Harsanyi，他以为多数人一定会选择能让平均收入最大化的功利主义做法）之间的漫长辩论后，心理学家秉持所谓的“实验伦理”，想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法——直接询问人们的看法；后来这个方法也经常被复制。

在最初于加拿大、波兰和美国进行的一系列重要实验中，实验者要求来自不同背景、怀抱不同价值观的群体，针对四个可能的规定，选出一个最优先的收入分配原则，这些人是在“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后做选择，换言之，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收入分配的光谱上属于哪个区域。[13]这些规定分别是：

将最低限制收入最大化，其文字表达方式是：“最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将社会上的最低收入限制最大化”。

将平均收入最大化。

将平均收入最大化，并对最低收入设限。

将平均收入最大化，并对区间设限。

实际上，为简化复杂的分析，研究人员先谨慎向受访者解释上述每个选项的意义，接着再询问他们最偏好哪个选项。在所有状况下，绝大多数人都选择设有最低收入限制（实质上就是基本收入）的那两个选项。

接着，实施小组讨论后，这些实验又变得更有意思。经过几个小时的这种“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程序，选择最低“基本收入”的人数比例大幅上升，换言之，它成为所有群体压倒性偏好的正义选项。

我本人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指导的一个大规模研究计划，也通过许多发展中国家与中欧及东欧几个“转型”国家的多项调查（被调查人高达数千），给予被调查者相同的选项。[14]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或“不确定”每一个收入规定。最后的结果显示，每个国家的受访者最支持的选项，都是有设定最低收入的原则，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强烈认同这个选项。

因此，各种实证方法加强了基本收入合乎“正义”的事实。虽然这种实证方法并非绝对可靠，至少显示这是一个值得采行的路径。

典型的自由派人士立场是，社会上的税制与津贴结构应该力求“公平”。在实务上，一般人对于“公平”的意义或有歧见，但若处于“无知之幕”之后（意即他们本身也参与了社会成果的分配），多数人都认同低收入者被课征的税不应该比高收入者高。

不过在所有国家，这个“正义即公平”的要求却遭到滥用。原因之一是，各国政府已将社会保障制度改为财力调查式的社会救助。在英国、德国及多数其他工业国家，原本领取微薄政府津贴的人一旦转而从事低薪工作（这种工作可能是他们能找到的唯一就业机会），便可能面临超过80%的边际“税”率，因为他们原本领取的津贴会因此被撤销，而这样的税率远比中高薪资收入者的税率高。对照之下，如果一个制度的最低社会保障是不课税（且不可撤销）的基本收入，而且所有高于最低收入标准的收入都只课征一个标准税率（或许对较高收入级距的群体设定较高税率），那才堪称符合租税正义。

租税不公的另一个原因是现行的税制针对不同来源的收入课征不同的税率，而这个税制对较富裕的群体比较有利。如果所有来源的收入都以类似的标准来课税，当然较符合社会正义。其中，劳动薪资收入的税率尤其不应该高于财产或投资收入的税率。然而实际上，多数社会的财产与利润税收却远低于薪资税收。

基本收入制度应该有助于矫正这种矛盾现象。一旦实施基本收入制度，劳工的边际与平均所得税率将降低，而且还留下提高非薪资所得税的空间，从而让各种来源收入的税率趋于平等。那些税收将可作为基本收入的部分财源，让国家更有能力负担基本收入的发放。

基本收入是否将促进男性与女性之间、所有年龄群体之间，以及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被以残疾者对待的失能或受伤者而言的社会正义？和这些议题有关的文献非常丰富，我不打算在此归纳那些文献的结论。不过，这个问题有一个简短的答案：“基本收入本身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特别是与反歧视措施与机制相结合，加强弱势群体与个人的声音。

第一个理由是，基本收入是对个人发放，不会只发给被指定或自我指定的“家长”或“户长”，也不会以家庭或家户为单位发放，因为家人与家人之间的权力关系鲜少是平等的。对个人发放的基本收入当然不可能消弭家户或家庭内部的所有结构性不平等，但至少能降低家庭成员之间的财务依赖度，并让每个成员得以检视家庭内的货币资源是否公平分配，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自己理当领到多少钱。

第二个理由是，基本收入是全民且均一的（家庭里的每个成员或每个成年成员都会领到同等的金额）；相反地，以财力调查式津贴来说，高于贫困线的家庭里没有财务自主能力的女性被排除在领取资格之外。相同的道理也适用（甚至常常更强烈适用）于伤残的家庭成员，以及需依赖旁人照顾的年迈家庭成员。因此，对个人发放的全民支付将较公平。

第三个理由是，基本收入是无条件的，行为条件限制（behavioural conditionality）不仅在道德上引发质疑，它在设计上也对某些人造成麻烦（对另一些人却不会），所以是不公平的。观察某些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便可清楚了解这个情况，这类计划在拉丁美洲等地获得广泛采用：计划本身通常规定，只要低收入妇女的子女正常上学并接受健康检查，她们就会获得计划所发放的补助金。这类计划很受“自由至上主义温和专制派人士”支持，而这些人的“推动”议程（‘nudge’ agenda）对政策的制定很有影响力，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见第三章）。不过，这些条件限制几乎不约而同地强加义务在为人母的女性身上，而未强制男性同步履行。尽管理论上可能不是如此，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却明显可见，所以，这对那些低收入妇女构成了一些不公平的负担，包括多花费时间与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等。

因此，以人际正义的角度来说，不管反对或赞成者的意见如何，基本收入都将是有利的。

人类和地球因气候变迁的威胁而面临一触即发的生态浩劫。一如我们所见，目前已有很多物种逐渐消失，另外，冰川不断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沙漠面积持续扩大，极端雨量与干旱现象以及具备空前破坏力量的异常风暴、气旋与飓风等也屡见不鲜。其他很多形式的环境污染也处处可见，这些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直接相关的污染，导致人类健康与福祉变得岌岌可危。如果我们真心重视代际正义，也想爱护这个世界的大自然奇景，就必须赶紧采取行动来避免浩劫发生。

这和基本收入有什么关系？或许最显而易见的是，基本收入将鼓励一般人把一部分时间从消耗资源的劳动活动转移到保护资源的“再生产”（reproductive）活动，如看护或义工工作。我们将在第八章和工作与劳动有关的主题上，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无论如何，这些事全都牵涉到正义议题。

环境污染是一种具累退税效果的现象，因为有钱人能设法让自己不受脏空气与用水、绿色空间减少等问题伤害。此外，很多污染其实是肇因于让较有钱的人受益的生产与活动，最显著的例子包括航空运输、车辆所有权、空调的使用，以及各式各样的消费品等。所以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说，某种程度上，基本收入可解释为对被莫名被迫背负污染成本的人的一种局部补贴。

相反来看，对于因各项环保对策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来说，基本收入也可当成对他们的一种补贴。如果能实施基本收入，各国政府就比较容易针对可能影响到生计或会产生累退税效应的污染活动课征税赋，因为那种税赋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导致低收入家户的购物成本上升，而基本收入的发放就能给予那些受创的低收入家庭一些补贴。举个例子，沉重的碳税能抑制化石燃料的使用，所以一旦实施，将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舒缓气候变迁后遗症，同时减轻空气污染程度；而就政治层面来说，如果课征到的碳税税收能用来发放基本收入，补偿低收入者、矿工与其他因此失去赚取薪资收入机会的人，那么导入碳税的政治阻力就会比较低。

谈到废除石化燃料补贴相关的议题，支持基本收入的论点尤其强有力。放眼世界各地，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的政府都长期使用补贴——压低燃料价格——来作为改善贫困的方法之一。但这么做等于变相鼓励消费化石燃料，甚至鼓励浪费。此外，燃料补贴会产生累退税的效果，因为有钱人消费的燃料比穷人多，通过那类补贴获得的利益当然也较多。不过，各国政府因担心选票流失，一向不愿意降低或废除相关补贴。事实上，许多国家曾尝试降低燃料补贴，但在愤怒群众的示威活动威吓下又纷纷改弦易辙。

由伊朗的例子就可看出基本收入能打破这个僵局（见第十章）。如果废除化石燃料的补贴，燃料价格势必会上涨。然而，政府从此就能把原本耗费在那种有害补贴的巨额资金，重新导向筹资“绿色红利”（green dividends）平等发放给每一个人。绿色红利的补偿能产生累进税（progressive）效果，换言之，使用较多化石燃料的人必须付出较多代价，而对低收入者来说，这项红利的价值将相对高于他们的化石燃料支出与收入。如果除了废除补贴，还为了弥补“外部性”（externalitie，即未被反映到市场价格的成本，例如因空气与水污染而生病或死亡的代价）而针对化石燃料课税，相关税金也可重新导往增补绿色红利的方向。通过这种双重做法，低收入国民的经济状况将会好转，届时所有人也都能因化石燃料用量的减少而受惠，因为污染减少、健康状况改善，且地球未来的生态也将改善。

某些倡议者，如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主张应将碳税收入百分之百用来发放均等的绿色红利。[15]其他人则建议利用部分碳税收入补贴以化石燃料来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至少在这些企业转采其他能源以前的特定期间内给予补贴。不管怎么做，碳税都可作为支应基本收入的财源之一，它是建立基本收入财源的重要财务基础，而且在社会正义原则上站得住脚。

以上所述进一步证明基本收入制度确实是对抗环境恶化的宝贵武器，也是一种争取代际正义的有效手段。不过，支持基本收入更重要的生态论点是——基本收入能让人们产生某种温和的诱因，去从事有助于再生产与改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工作，这种形态的工作更有价值。基本收入将让相对贫困的人得以参与社会，并促成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他的《肮脏的地球》（Pig Earth）一书中所言的“以生存为目的的文化”（the culture of survival），而非不断消费与累积财富的“以进步为目的的文化”（the culture of progress）。

作为一种源自社会集体财富的普遍权利，基本收入能强化共同公民权的意识。这可以联结到某些基本收入的共同社群（communitarian）案例。基本收入体现了我们身为人类对彼此的一种道德义务，所以有助于凝聚整个社会。

社群主义的先行者阿米泰·伊兹欧尼（Amitai Etzioni）曾主张，人们愈自视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分子，就会愈偏好财富重分配。全民基本收入将能强化那种共同体意识。

另外还有一个更广义的论述。当一个社会是由社会地位大致平等的人组成，这个社会倾向于更民主，容忍度也较高，而基本收入制度就是那种平等的展现，它能促进社会上休戚与共的连带感及共同公民意识。

我们能否找到支持基本收入的宗教理由？为基本收入辩护的宗教论述应与社会政策的“宗教化”（religification）对照。所有宗教都重视慈善捐助，但通常宗教领袖也非常讲究道德教化，对于“应得的”与“不应得的”各有定见；而且很多宗教人士强调，穷人有义务为接受慈善捐助而付出他们的劳动力。幸好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宗教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后“第一波”支持基本收入的人当中，最重要的倡议者是一群年轻的“贵格教派人士”（Quakers，如第一章提到的米尔诺与皮卡德）。他们信守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有平等权利可享有“生命的根本需要”。

马尔科姆·托瑞（Malcolm Torry）与托尔斯坦·梅瑞斯（Torsten Meireis）则曾简洁表达基督教徒支持基本收入的理论基础——他们秉持路德教派（Lutheran）的观点，认为基本收入让人民得以追求自己的“天职”（calling）。[16]基督教的观点是，为忠实遵守耶稣宣扬的教义，每一个基督教徒都应该努力将社会打造成理想中的上帝的国的样貌，让人能透过那些社会样貌，产生“上帝的国即将到来”的印象。

根据此脉络，基本收入就象征着上帝的恩惠，而上帝的恩惠本就遍及全民。托瑞将基本收入类比为献血，在英国和许多国家，献血者并不求取任何报酬，献血人和被捐血人互不相识。它是一种不要求互惠的赠礼，双方之间也不会去算计它的价值高低。基督教的观点也主张，所有财富都是上帝的赠礼，所以本来就应该将之视为公共财产，上帝赠礼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少数人致富、多数人无法享受。而由于意识到实际上，这项上帝赠礼并没有依照上帝期待的方式来分配，所以，基督教认为借由基本收入的发放，便可达到绝大多数人共享财富的目的。[17]

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在2015年的《教宗通谕》（Encyclical Letter）中写道：“地球实质上是一项共享遗产，地球的果实是要让每一个人受益。”[18]他又接着拥护代际平等原则，主张“每一个社群都能通过地球的慷慨博爱，取得生存所需的所有物资，不过，它也有义务保护地球，以确保地球能创造可供未来世代子孙享用的丰硕果实”。

基督教支持基本收入的论述和阶级导向的观点恰好相反，支持阶级导向观点的立场最为鲜明的人之一，是2013年担任伦敦市长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他以摇晃早餐玉米片包装来做比喻——在摇晃的过程中，最好的玉米片会跑到上层，主张如果某人的遗传天赋优于一般人，他就有权利获得较大的经济报酬。自然，任何基督徒听到这样的说法，应该都会迅速反驳，由于那种天赋是上帝给予的赠礼，而且上帝不是赠与每个人平等的天赋，所以，受到上帝最多眷顾的人理应被课征最多税，而受到最少眷顾的人应该有权获得补偿。（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提出类似的论点，他们将遗传的天赋视为理应重新分配的“天然资源”）。

其他宗教也各用不同的方式，将慈善捐助解读为一种正义。以犹太教来说，常被用来代表捐献的“tzedakah”一词，其实是指从事正确与正义之举的宗教责任；伊斯兰教的五功（five pillars of Islam）之一的“天课”（Zakat），则要求追随者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社会；另外，韩国人也有一种无条件送东西给别人的信诺。中国的孔子思想、佛教思想与道教思想，也都支持“众生理应获得平等的尊重与照料”的信念。

因此，宗教可能可以证明基本收入是合理的。不过，宗教信仰不应该被用来作为激励、奖赏或惩罚个人的工具，也不应该区别谁“理当”贫穷或谁“不理当”贫穷，因为若是如此，宗教一定会失去它的道德指南地位。幸好很多神学家都察觉到这个风险，并因此聚焦在宗教的慈悲与人道层面。

根据所谓“激进民主”观点，每个人都应该获得一份基本收入，这个权利是他们作为政治实体的平等成员（而非仰赖政府抚养的贫困团体的成员）的一种宣示。每个公民都有权分享一部分经济余裕，那等于是对愿意依从目前实行之经济生活法则的公民的一种酬谢，因为这些法则一定会让某些群体享受到比其他群体更多的特权。

基本收入实施与否，也和国家利他主义（altruism）有关。利他主义能促进因利他主义而受惠的人的利他之心，而政府以我们的名义而采取的卑劣行为，也会助长公民的卑劣行为。整体来说，我们希望公平，所以，若政府能采取公平正义的行动，通常就能引导其公民采取类似的行动。

这并不是天真的想象。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以利他主义来回报自己因利他主义而获得的利益。不过，道德劝说堪称所有致力于追求社会正义的良性社会的软实力。那些以财力调查、行为调查、惩罚与侵入性窥探等为基础建构福利制度的国家，将利他主义意识视为过时的骑士精神，是不应该的。那些国家的做法与态度并没有创造任何良好结果，还导致不公不义情况更加恶化。

注释：

[1].T.Paine (［1795］ 2005), ‘Agrarian justice’, in Common Sens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p.332.

[2].Ibid., p.334.

[3].Ibid., p.335.

[4].Ibid., p.339.

[5].H.George (1879),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Schalkenbach Foundation.

[6].G.Standing (2016),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London: Biteback.

[7].Outlined in G.Standing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8].T.Shildrick, R.MacDonald, C.Webster and K.Garthwaite (2012), Poverty and Insecurity: Life in Low-Pay, No-Pay Britain. Bristol: Policy Press.

[9].Standing,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10].P.van Parijs (1995),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 (If Anything) Can Justif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1].Besides the writer's arguments for this approach, see P.Barnes (2014), With Liberty and Dividends for All: How to Save Our Middle Class When Jobs Don't Pay Enough.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12].J.Rawls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N.Frohlich and J.A.Oppenheimer (1992), Choosing Justice: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Ethic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4].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4), Economic Security for a Better World. Geneva: ILO.

[15].Citizens' Climate Lobby (2016), ‘Carbon fee and dividend policy’. http://citizensclimatelobby.org/carbon-fee-and-dividend/.

[16].T.Meireis (2004), ‘“Calling”: A Christian argument for basic income’, in G.Standing (ed.), Promoting Income Security as a Right. London: Anthem Press, pp.147-64. M.Torry (2016), Citizen's Basic Income: A Christian Social Policy.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7].C.M.A.Clark (2006), ‘Wealth as abundance and scarcity: Perspectives from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and economic theory’, in H.Alford, C.M.A.Clark, S.A.Cortright and M.J.Naughton (eds.), Rediscovering Abundanc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pp.28-56.

[18].Pope Francis (2015), ‘Encyclical letter Laudato Si of the Holy Father Francis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Vatican, 24 May.

政府的实际功能是要在维护生活条件之余，创造一个有道德的环境，而道德包含自愿承担各种义务的无私表现，但家长式政府竭尽所能地缩小它自愿承担各种义务与发挥无私动机的空间，从而导致政府的实际功能无法发挥。

——托马斯·希尔·格林（T.H.Green），

1879年

几乎每一个倡议基本收入的人都主张基本收入将会强化自由，并促使自由得以存在。这是主张发放基本收入的第二大正当理由。不过，到底什么是自由？作为本章的开场白，我们可以说，20世纪的政治左派人士太不关注如何强化个人自由的问题，而政治右派人士眼中的自由又过度朝自由至上主义倾斜，这严重违反某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传统——即“共和主义式”自由。

标准的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观点是，自由权牵涉到免于约束的自由（消极自由权），以及采取行动的自由（积极自由权）。这个观点常被联系到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也就是支配近年来中间偏右与偏左派政治策略的主要看法。功利主义的目的是要促进绝大多数人的幸福（通常被统称为“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这个目的明显可能导致政治人物过度忽略“导致少数人陷入悲惨”的事。[1]

长期以来，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格林是新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各式各样的温和专制主义，尤其反对所谓国家温和专制主义（state paternalism），但与孩童或精神疾患者有关的事务除外。不过，现代政治人物向来缺乏思想连贯性（intellectual consistency）的美德，左派或右派皆然；很多人毫不避讳或暗地拥抱某种可称为“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危险混合体，这个立场主张“领导”或“助推”民众“做出正确的选择”。如今，它对自由的威胁可能已经比露骨的独裁主义更加严重，因为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实在太令人反感且操纵欲太强。我们将在这一章的稍后篇幅探讨相关的意涵。

基本收入可视为某种基本经济权利，是自由主义所秉持之自由观的一个必要条件。基本收入是所谓基本自由权之一，是其他基本自由权——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与结社自由的基础。不过，基本收入在自由至上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的自由概念中，则是两回事。

自由至上主义者支持“小政府”，他们的理由是：政府会破坏个人的自由权。就希望政府“消亡”这件事来说，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是一致的。在他们眼中，政府必然是具侵入性的，而且一定会征税，而侵入与征税都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因此，很多自由至上主义者拥护政府发放基本收入的现象看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不过，他们针对这种立场所提出的辩解是，这是促使政府全面从社会政策领域撤退的次优选择，而且他们也经常沮丧地承认，自由至上主义者心目中的“乌托邦”，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那类自由至上主义者包括政治右派的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与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以及自称拥护“真正的自由至上主义”（real libertarianism）的范·帕雷斯，还有左派的卡尔·维德奎斯特（Karl Widerquist）等。[2]

范·帕雷斯主张，基本收入能让人民选择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过这个观点遭到批判，原因是，它没有将几种最主要的自由列为优先考量，未能体察到某些人比别人更难以将收入转化为自由，而且鼓吹不负责任的自由。[3]维德奎斯特的论点则是，基本收入提供“有效控制自我拥有权的自由”——也就是接纳或拒绝与其他有意愿者合作的有效力量。

右派自由至上主义传统阵营中，近来发言支持发放基本收入的人包括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迈克尔·坦纳（Michael Tanner），以及利用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的著作进一步发挥的马特·佐林斯基（Matt Zwolinski）。[4]不过，这个阵营中最杰出的倡议者向来是默里，他在2014年将他名义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的论点归纳如下：

这个社会太过富裕，所以我们不能事不关己地摆出一副“我们将不会为贫困人民做任何事”的姿态。我了解那个事实、认同那个事实，也抱持那样的同理心。但我希望左派和右派人士能协调出一个宏观折中方案。我们这些右派人士主张，以政府支出金额来衡量，我们会给你们一个巨大的政府，而就“不让政府有能力把人民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的层面来说，就采用你们主张的小政府。所以，综合双方的主张，就是采用以下制度：每个月存一张支票到每一个年满21岁以上的人的电子银行账户，他们可以把这笔钱花到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用途。每个人也都可以选择要不要和其他人联合起来，集合大家的资源。不过，人们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让人们得以自行决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关于这一切，我的真正目标是复兴文明社会。我的意思是，根据这个制度，某个人每一个月都能领到一张支票。不过，若这个人自甘堕落地把这笔钱挥霍在饮酒作乐上，结果，离下一张支票入账的时间还有十天，他就把钱全部花光，这时，他变成穷光蛋，连活下去都有问题。于是，他必须去找朋友、亲戚、邻居或救世军之类的人帮忙，向他们坦诚“我真的需要活下去”。他一定会得到帮助。而由于这是一个保证基本收入制度，所以他不能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管多么努力都无济于事的无助受害者。所以说，这个制度能形成以下的回馈循环：别人（在帮他以前）会说：“好，我们不会让你饿死在街上，但你自己也应该一起努力才行。不要说你做不到，因为我们知道你几天后即将收到另一张支票。”[5]

不过，默里另外还主张“福利国家会自我毁灭”[6]。他向来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而且很多政治左派人士因他对种族与文化等方面缺乏道德的观点而嫌恶他。不过，他的上述论述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他错在不该利用不负责任的酒鬼或赌徒给人的刻板印象来主张废除所有的福利计划，再以基本收入取而代之。

如果默里只锁定对个人自由妥协的福利计划，那他的意见确实会对那类计划构成比较大的挑战。因为无疑地，很多现代福利计划确实侵犯到自由，而且通常是相当蓄意地侵犯。不采用那类计划当然有助于强化自由，但很多公共服务也具备强化自由的功能。举个例子，公共医疗服务就能让某个生病或遭受意外伤害的人恢复自由行动的能力。相似地，对伤残者的津贴与服务，以及公共礼仪的要求等，都有助于打造让每个人享有平等自由的社会。

在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眼中，“如果我们能废除现行所有福利计划”[7]，基本收入就是完美的，这个观点相当讨他们喜欢，部分原因是，这么做有助于促成较低的税赋。关于这个立论，典型的例子是新墨西哥州前州长加里·约翰逊（Gary Johnson，他曾是自由至上主义阵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他在2016年年中出面支持基本收入，并表示基本收入能节省“官僚成本”。[8]

如果沿着这个理论基础继续前进，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应该会发现他们最终必须在“基本收入的发放水准”和“其他福利计划应废除的程度”之间做一个取舍。不过，某些人的厄运或弱势并无法归因于他们的“自由选择”，所以，基本收入不能取代寻求矫正或补偿那种厄运或弱势者的福利计划。我们不能因一个人伤残而怪他产生额外的生活成本或需求。所以，根据特定需求而加发的增额补贴——以货币津贴或公共服务等形式提供——应该永远保留。

另一位公开支持基本收入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佐林斯基一向倡议采用他所谓的基本收入保证（BIG），他提到美国联邦福利计划一年要花费超过6680亿美元的成本到至少126个非常分散的计划上。这还不含2840亿美元的州与地方福利支出，所以说，美国每年发给每个穷人两万美元以上，总额几乎达一万亿美元。[9]与此同时，补贴递减之类的规定（不同计划的规定各有差异）意味着原本以领津贴度日的人开始尝试去做低薪工作后，就必须承受非常高的边际税率。

佐林斯基表示：“没有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会希望BIG成为现有福利国家制度以外的额外福利。”这样的说法对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或许不公平，却精准彰显出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主张基本收入将是替代由政府驱动且极具侵入性的福利国家相关制度的方案之一，而且是一种可强化自由的替代方案。

非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政治左派阵营对自由至上主义者的理论基础向来极端反感，很多人甚至完全拒绝接受基本收入的可能性，他们选择将基本收入视为摧毁福利国家的某种阴谋。虽然很多自由至上主义者确实怀抱那样的目标，但非自由至上主义者左派阵营这种憎恶基本收入的态度，主要是来自情绪上的反应，一点也不理性，因为其实基本收入的多数当代倡议者也认同公共社会服务与以资助穷困者为主的福利补贴。

尽管如此，许多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提议以基本收入直接取代所有公共福利的事实，已在BIEN社群内部引发一场猛烈的辩论，最后甚至促使我们在首尔举办的第十六届国际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声明基本收入的支付不该危及福利国家制度。通过这项决议的理由是，我们体察到政治圈将基本收入视为万灵丹的潜在危险。

但也有某些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基本收入，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如果要达到取代所有福利计划、满足个人多数基本需求，同时保护弱势者的自由等目标，基本收入的发放金额势必会高得吓人，到时候就不得不以远高于目前的税赋来支应，而他们认为提高税赋将会侵犯到纳税公民的自由。

佐林斯基在捍卫他所谓的基本收入“结果论”自由至上主义的（'consequential' libertarian）论述时，坦承了这个取舍的困难：

我们要强调的观点是，基本收入有助于保护特定弱势人群的自由。不过，我承认，广大到足以实现那个目的的基本收入，可能必须借由会侵犯到其他人之自由的税赋来支应。所以，那等于是牺牲一些人的自由来谋取另一些人的自由。[10]

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反驳这个立论，其中最简单的反驳方式是：除非国家保护它最弱势国民的基本自由，否则那些弱势者会为了反击导致他们变得更弱势的那些人，而不惜侵犯那些人的自由。如果自由至上主义者成功打造出一个让弱势者感到了无希望的最小政府（minimalist social state），那么到最后，弱势者的积怨将导致惩罚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的事态发生。

很多自由至上主义者表现得比道德保守主义者更道德保守主义。也因如此，默里才会将基本收入视为一种鼓励“更良善”行为和复兴“公民文化”的工具。这其实是家长式的论述，和自由无关。不过，他至少不像新一代的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者那么直言不讳；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者以“行为经济学”（behavioural economics）和“助推理论”（nudge theory），为他们的主张——赋予政府操纵或温和促使人民做出“正确选择”的重要角色——进行辩护。一直以来，这些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者都相当有影响力，以致这个主题的畅销书《助推》（Nudge）的作者之一，还成为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的重要监管官员，另一位作者也成为英国首相的顾问。[11]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的主要模式之一，自称自由主义者（liberals，如参与联合政府时期的英国自由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保守派人士都倡议且落实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这个主义的“正确”与“错误”观，源自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其中，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著作是他们的重要理论依据，而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更是源于边沁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构想，那种监狱的设计是为了让狱监能随时监看受刑人的行为。边沁的想法是要给予受刑人明显的自由选择，但同时也让他们知道一旦自己做出“错误”的选择就会被惩罚。

《助推》一书的作者依样画葫芦地直接引用边沁的文字，但又只字未提到他的名字和圆形监狱。他们无疑是用心良苦的，事实上，多数家长主义者的出发点都是良善的，问题是，当今的政府比过往任何时代的政府更仰赖潜意识手段或其他工具（包括激励、惩罚和时间障碍）来诱使人们采用或摒弃某种行为方法。当然，在侵入性家长式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的推波助澜下，政府的力量变得愈来愈强大，而那样的结果当然极受独裁主义者的欢迎，而这正是支持发放基本收入的另一个重大的新理由。

自由和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是不相容的。只要看看众多反对意见里的一个就能理解这一点：如果人们在被操纵的情况下，最后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不管是个人或整体的错误选择），那该怎么办？到时候，谁该为相关的成本负责，尤其如果这个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根本是被动做出选择的？

从很多国家的退休金计划便可看出那种做法最后可能出什么乱子，这些计划都是很典型的实例。举最近一个例子来说，2016年，智利人民因退休金制度民营化而发动愤怒的抗争，因为人们可领取的退休金与其最终薪资的典型比率[12]，从原本预期的70%降为35%。这个政策大转弯的根本原因有几个：一、最初设定的提拨率过低；二、基金经理人收取的费用高得离谱；三、很多人因育儿责任、失业或从事非正式工作而多年未提拨退休金。这个退休制度改革对津贴金额仅足糊口的退休老人来说用处并不大。

所有形式的自由至上主义都带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达尔文主义气质，而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也未能克服这一点。最终来说，自由至上主义并不尊重弱势与脆弱群体的自由，问题是，多数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可能成为那样的弱势与脆弱群体。自由至上主义或许有支持发放基本收入的理论基础，但他们不能将基本收入合理化为一种抛弃基于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tic）原则而设置的公共社会服务的借口。

目前盛行的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观点将自由和不受干预（non-interference）画上等号。“共和主义”的版本则是，自由必须等于不受控制（non-domination）。共和主义式自由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它要求自由必须是能免于受人、制度或莫名其妙的程序的潜在控制和实际控制。[13]换言之，如果权威人物或机构能够随心所欲地“专横干预”一个人的行动或思想（或发展）能力，就代表共和主义式自由已遭到损害。[14]很多人认为这个观点和“财产所有权的存在有可能摧毁或损害这种自由”的论述有关（这个论述部分来自卢梭的哲学），毕竟在土地遭到少数家族把持的情况下，硬要说每个人都拥有自由，其实是相当荒唐的。

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回避或免于受无谓干预的影响，且在合理程度上无需畏惧这种干预，那么，这个社会就拥有健全的共和主义式自由。一个人必须能不受他人的意志影响，那才叫自由，换言之，如果我合理且理性地担心冒犯某人就会失去自由，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

自由至上主义将所有政府视为对自由的一种妥协，相反地，共和主义式自由则需要政府，而且仰赖政府。不过，那个政府必须是民主且负责的政府，而且必须努力促进充分的自由，所谓充分自由的定义，主要是指连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都拥有避免受控制的能力。共和主义式自由也要求政府必须确保强势群体的选择不能妨碍其他人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如果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以竞争和“竞争力”为基础，那么自由就自然而然会受到限制，因为在竞争的情境下，势必会有输家，而且是很多输家。所以，如果一个社会对个人的奖励完全取决于他的竞争力，实难想象那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就共和主义者的观点来说，人们必须拥有能让他们进行合理选择的充足资源——不管他们的偏好和其他人的意见如何——才算拥有自由。而要达到充分的自由，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这项自由的存在，并因此不能以怜悯或鄙视的高姿态看轻某人。自由必须意味对个人决策的中立性，它不是某种经谨慎建构且用以引诱人（不管出发点有多么仁慈）做出“符合规范”之行为的黑箱策略结构。这清楚证明发放基本收入是有道理的，相反地，它反对将人们丑化为叫花子——被污名化的祈求者——的恶性概念[15]。

共和主义者的部分传统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亚里士多德有关，另外，共和主义者也接纳结社自由（associational freedom）的概念，所谓结社自由是指有机会以和谐群体模式采取行动的能力。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国家基于“社团”可能被描绘为反市场动力及扭曲市场动力等单纯理由，而无情挞伐结社自由。但唯有团体里的每一个伙伴都同等自信且都免于生存恐惧，共和政体才可能存在。这是德国左翼党（Die Linke）的重要国会议员之一卡特娅·基平（Katja Kipping）的立场。[16]

根据共和主义者的传统，一群人共同和谐展开商议并采取行动，就是自由的展现，而要达到和谐商议及行动，有极大程度取决于每个人参与时是否有尊严，地位是否平等。托克维尔以著名的手法，将之描述为早期美国民主制度的精髓（遗憾的是，目前已不复存在）。

传统的自由主义主张，本质上来说自由是取决于个人的。它代表消费者在不同选项之间选择的自由权，像是买A产品而不买B产品、接受A工作而不接受B工作、选择支持A政治偶像而不选择另一个政治偶像等。但共和主义式自由已超越这个层次，它主张由于我们能在政治上共同采取行动，所以我们是自由的。这是对抗自由至上主义（尤其是它的现代版本——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种种不节制的好论点。[17]

共和主义与结社自由还有另一个向来不怎么受关注的面向：限制权威者的权力与影响力也是必要的。如果一个富豪或精英分子能借由他们一手掌控的操纵工具——包括媒体——来形塑公共议论甚至决策，那么自由就会遭到危害。

不管信仰哪一种版本的自由，基本收入都能强化这些自由。根据自由主义的传统，若要达到满足基本需求的标准，基本收入是必要且充足的。但根据共和主义传统，基本收入虽是必要的，却不能充足，需要适当增补其他制度与政策来共同促进自由。

基本收入将能强化以下林林总总的日常自由：

·拒绝从事繁重、枯燥乏味、低薪或纯属肮脏的工作的自由。

·接受以上工作除外的其他所有工作的自由（若纯粹考量财务需要，你可能不愿意接受那些工作，但有了基本收入后，你变得愿意接受那些工作）。

·即使薪资比以前少或财务安全感降低，却继续从事同一工作的自由。

·开创小规模事业（虽然高风险，但报酬潜力大）的自由。

·长时间为亲友从事照护工作的自由，或为社区从事义工活动的自由（若基于财务需要而必须长时间投入有薪的劳动工作，可能就无法自由从事这类工作）。

·从事各式各样创意工作与活动的自由。

·冒险学习新技术或职能的自由。

·免受官僚干预、窥探与胁迫的自由。

·建立关系及与某人成立“家庭”的自由——当今很多人因财务缺乏安全感而无法做到。

·脱离恶化关系或虐待关系的自由。

·养育小孩的自由。

·偶尔偷懒的自由，我们稍后将回头讨论这项重要的自由。

各种替代的社会政策能给予我们以上任何自由吗？就最低限度来说，一个社会保障政策不应对行为自由产生任何影响，不能讲求道德主义、命令、胁迫或惩罚性。所以，目前世界各地采用财力调查式津贴的趋势，已违背所有自由概念，而基本收入则相反。

任何一个社会政策都必须适用两个普遍原则，尤其是宣称能取代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政策。第一个原则是：

家长主义检验原则（the Paternalism Test Principle）。如果一个社会政策强行控制某些群体，但社会上最自由的团体不受那些控制，那么，这个社会政策就是不公不义的。

命令一个人可以做什么或指导民众采取某种行为模式（而非其他〔合法〕行为方式）的政策，显然都违反这个原则。很多政治人物一方面宣称自己信仰自由，一方面却支持一些命令“穷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政策。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的基本理论（不民主地被内嵌在社会政策的现代结构中）主张，蓄意怂恿或操纵民众去接受某些选项而非其他选项，是“为民众好”或对民众最有利的做法。

但这么做不符合道德意识，因为那些“推手”虽把话说得冠冕堂皇，却没有说话算话。如果他们说他们指导民众选择的某个决定对民众最有利，那一旦结果不如预期，他们理当为那个结果负起责任，而不是那些被指导的民众要负责，换言之，国家理当要补偿那些领取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个以自由与社会正义为诉求的普遍原则就稍微复杂一点：

权利而非慈善捐助原则（the Rights-not-Charity Principle）。唯有能促进领取人或被锁定的人群的权利或自由，而非助长提供者的裁决权或权力的社会政策，才是符合公义的社会政策。

基本收入能通过这种考验，而任何要求实际或潜在领取人必须符合特定行为条件的社会补贴计划，则无法通过。政治人物或公务员设想的资格条件限制多少都流于武断，而且多数那种条件都会导致相关人士产生很多不同的解读。而且裁决的权力经常都掌握在地方层级的官僚手上，贫困的人无疑会沦落为“祈求者”。

“如果你相信你是个世界公民，那么你哪里的公民也不是。”

——特蕾莎·梅（Theresa May），英国首相，

2016年10月

谁拥有享受权利的权利？公民的传统定义是“拥有权利的人”，而且这可能适用于各个层级的社群。1948年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及1966年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永久规定，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享有权利。所以特蕾莎·梅那一句挖苦的话是大错特错；身为世界公民的我们全都拥有人权。

然而，权利可分为很多层次，有些是世界性的，有些则是国家设定的，而且只在国内适用，有些只在特定地区内适用，有些甚至只是社团赋予其成员的权利和特权。以国家层面来说，最名副其实的权利就是人民有要求国家保障其生命的权利。还有很多权利一开始是以“主张权”（claim rights）的形式存在，那是要求社会应该朝实现某些目标的方向前进（而非反其道而行）的一种权利。基本收入就是其中一种主张权。

实际的疑问是：谁应该拥有领取基本收入的权利？这个问题一部分属于道德疑问，一部分属于实际的务实疑问。在一个理想的未来乌托邦，我们可能会很愉悦地说每个人不管身在何处都应该拥有基本收入领取权。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必须聚焦在国家层面，尤其是目前还在打造与施行社会政策的民族国家。

典型的出发点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领取基本收入的权利。不过，这项权利是否应该扩大适用到在海外生活与工作的公民？多数倡议者将相关的资格规定调整为：每个经常定居在本国的公民。那么，“经常”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必须针对这个用语设定一个明确的切实规定，例如公民必须将国家视为永久的居住地，或每年至少在本国居住六个月等。但无论如何，没有一个规定是完美的，每个规定多多少少都会有流于武断的可能。

比较困难的是经常居住在国内的非公民的资格规定。将合法居民排除在外是不公平的，但在设定权利的定义时，还是必须实际明确，例如，一旦某人合法居住在某个国家至少两年或取得永久居留权，他就应该符合资格规定。

就理想状况来说，基本收入应该是永久的，应该将之订立为宪法权利的一种。不过，主张这项权利确立后永远也不可撤销的立场，有可能阻碍政界对基本收入的接受度，而那将会导致政府打消进行基本收入实验的念头，或不愿意实施暂时性或分批导入型（取决于资格权利的变化、基本收入的水准或其他规定等）的基本收入。一开始就排除以民主决策方式来设定政策并不明智，导入短期（如五年）基本收入的做法甚至更蠢。因为喜欢在文字上做文章的人可能会出言反对，并主张短期基本收入称不上一种“权利”。不过，在特定期间内，它理当拥有相当于“权利”的地位，因为在那段期间，所有人的基本收入都不能被任意撤销。尽管如此，国家原则上还是应该将基本收入确立为某种终生的承诺，就算要调整，也必须经过民主程序。

权利的另一项特征是“不可撤销”，换言之，未经适当的法律流程不能撤销。基本收入的某个层面鲜少被强调：基本收入不能被扣押作为偿债用途。这是基本收入和某些财力调查式补贴的区别所在——财力调查式补贴可用来抵偿对国家的债务。

“毫厘之差足以改变整个世界。”

——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2010~2013年间，我参与了印度中央邦（Madhya Pradesh）的一个大规模基本收入试点计划，这项计划对九个村庄的全部（6000个）居民发放一笔小额基本收入。[18]其他相似的村庄则被选为评估该试点计划成效的对照组成员。很快我们就发现，基本收入所衍生的正面影响远远超过基本收入本身的金额所能让人想象到的成效。根本的理由是，对那些社群与家庭来说，金钱本身就是一种稀有商品。

如果人们需要的某种商品很稀少或很难取得，它的价格通常会上涨。举个例子，可用收入或储蓄非常少的人通常会被迫举借短期性的贷款来支应日常需要或意料之外的成本（例如医疗费用），而且这种短期贷款的利率通常非常高，这些人一定也经常必须牺牲某些保障来换取金钱。另外，他们无法把钱存在较高报酬的长期储蓄上，因为他们必须随时把仅有的稀少资源摆在身边，用以支应日常需要与突发性的事件。

在这些情境下，对所有家庭成员与邻居发放的基本收入就像是某种“不会违约”的保证，它让人们得以用更低廉的代价向专业放款人或邻居借钱；相对地，商品或服务补贴（目前印度对穷人的主要资助形式就是这类补贴）、财力调查式或行为调查式有条件补贴等就不是如此，因为在定义上，那些补贴有可能被拒绝或撤销，而且并不是每个人能获得平等对待。基本收入具有确定性（或几乎确定），故能降低领取人和领取社群的生活成本，因为在个人面临压力的时期，它让群体有了集体行动的空间。所以，就相似的金额来说，以基本收入的名义发放的钱，比财力调查式补贴发放的钱更有价值。

在印度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中，领取基本收入的人缩减债务的可能性高于其他人，也因此他们较可能储蓄，某些人甚至在还没还清债务前就开始储蓄，因为他们了解到货币流动（monetary liquidity）的价值。[19]货币流动也让个人和家庭能更策略性地制定决策，让某些人以更低利率借到资金，进而在需要时购买小型设备、种子和肥料。

基本收入的解放价值不仅止于此。地主与放款人（通常是同一群人）一向善于利用货币经常短缺的状况来牟取利益，从而使低收入的村民陷入被债务奴役的深渊——由于无力偿还长期累积的债务，所以地主任何时刻都可以要求借钱的村民提供劳动力，作为还债的方法之一。一旦碰上收成期间，这样的状况常会导致小自耕农处理自家农务的宝贵时间遭到债主剥夺，贫穷的小自耕农也因此变得更加贫穷。所以，如果那类遭到债务奴役的人及他们的亲友能通过自身的基本收入，逐渐累积足够资金来换取自由，那会是相当令人乐见的。

解放价值不仅止于财务层面。在实施试点计划的某个村庄，所有年轻女性原本都戴着面纱，所以，她们必须在禁止男人进入的小茅房里拍摄办理身份证（领取基本收入必须使用身份证）所需的照片。不过，基本收入发放几个月后，我和研究团队的一名同事再去拜访那个村庄，发现当地所有年轻女性都不再戴面纱。我们问她们为何会有那样的转变，其中一名年轻女性解释，以前她们是遵从长辈的交代而戴面纱，但现在既然她们自己有钱了，就能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领取基本收入后，她们终于得以反制某种形式的文化支配力量，变得更有胆识，最后，她们的文化权也获得提升。这些年轻女性毅然决定卸下面纱后，得以更自由地参与村庄的生活，不再受制于他人的目光，更敢于正视他人，不再屈从于他人的意志。这一点对共和主义式自由非常重要。

诚如先前提到的，若要实现共和主义式自由，基本收入的发放是必要条件之一，但并非充分条件。它能产生解放效果，但也非万灵丹。代言人（即代理人）的必要性依旧存在。长期以来，我一向认为最重要的两项保障是基本收入保障和代言人保障；若没有经济能力取得为个人与集体发声的资源，一个人就算有基本收入，一样可能容易受不合理的控制，丧失共和主义式自由。不过，在实施代言人保障时，也应对富豪与精英分子的势力加以限制，那是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基本保障的必要因素。

根据这个脉络，20世纪有关基本收入的辩论中，最奇怪的面向之一是工会领袖竟是最激烈反对基本收入的一个群体。虽然某些重要工会思想家事后也站出来支持基本收入，但到目前为止，这种习惯性的反抗行为并未消失。至少从表面上来说，某些反对立场导因于以下信念：基本收入将使雇主降低薪资支付金额。

我将在后续的另一个章节再度回头探讨这个论述。不过，重要工会领袖持反对立场的另一个原因更让人坐立难安——他们私下表示那个原因和以下观点有关：如果工人有基本收入，就没有理由加入工会。这个观点反映出工会领袖的缺乏自信。事实上，诚如很多心理学研究显示的，拥有基本保障的人其实反而比较可能（而非较不可能）加入能代表其利害关系的团体。

最后，基本收入是一种民主化工具，因为所有公民都需要能够取得有助于他们实现自身权利的资源。[20]基本收入将有助于实现个人自治（self-government）并建立均等的自尊心。早期的民主倡议者将民主化视为自由、平等与独立的普及化，其中，“独立”是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阐述的“自然自由”（natural freedom）原则为基础。这个原则主张，除了为害他人，一个人必须能够在无须请求同意且无须担忧遭到惩罚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才算拥有自由。

这种独立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一种解放，当然，如果未能享有生存权利，就没有独立可言。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曾在1788年如此形容：“控制一个人的生存的权力等于控制其意志的权力。”

虽然基本收入能促进实质的自由，但共和主义者式自由——即充分自由——的保证需要代理机构来实现。唯有通过能为集体与个别发声的制度与机制，才能实现所谓的充分自由，尤其是在个人处于脆弱与苦难之际。不过，即使基本收入可能不足以让我们获得充分的自由，却是获得充分自由的必要途径。

注释：

[1].G.Standing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R.Nozick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C.Murray (2006), In Our Hands: A Plan to Replace the Welfare State.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C.Murray (2012), Guaranteed Income as a Replacement for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The Foundation for Law, Justice and Society. P.van Parijs (1995),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 (If Anything) Can Justif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Widerquist (2006), ‘Property and the Power to Say No: A Freedom-Based Argument for Basic Income’, PhD disser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3].E.Anderson (2001), ‘Optional freedoms’, in P.van Parijs (ed.), What's Wrong With a Free Lunch? Boston: Beacon Press, pp.75-9.

[4].M.Tanner (2015), The Pros and Cons of a Guaranteed National Income.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M.Zwolinski (2015), ‘Property rights, coerc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libertarian case for a basic income for all’, Independent Review, 19(4). J.Buchanan (1997), ‘Can democracy 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4(2), pp.165-79.

[5].C.Murray (2014), ‘Libertarian Charles Murray: The welfare state has denuded our civic culture’, PBS Newshour, 10 April.

[6].Murray, Guaranteed Income.

[7].B.Linley (2016), ‘Gary Johnson is open to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d that's not bad’, Libertarian Republic, 20 July.

[8].T.Prochazka (2016), ‘US libertari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open” to basic income’, Basic Income News, 18 July.

[9].Zwolinski, ‘Property rights, coerc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10].Cited in interview, T.Prochazka (2016), ‘Zwolinski: Basic income helps “protect freedom” ’, Basic Income News, 24 August.

[11].R.H.Thaler and C.R.Sunstein (2008),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2]即所谓的收入替代率。——译注

[13].P.Pettit (1997), 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ettit (2007), ‘A republican right to basic income?’, Basic Income Studies, 2(2), pp.1-8. P.Pettit (2014), Just Freedom: A Moral Compass for a Complex World. New York: Norton. D.Ravientos and D.Casassas (2005), ‘Republicanism and basic income: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from the repoliticization of the private sphere’, in G.Standing (ed.), Promoting Income Security as a Right. London: Anthem Press, pp.231-54.

[14].D.Casassas (2016), ‘Basic income and social emancipation: A new road to social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6th BIEN Congress, Seoul, 7-9 July 2016.

[15]即财力调查式津贴。——译注

[16].K.Kipping (2016),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as affixed rate of democracy: Safeguarding the social freedom and economic power of all peop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6th BIEN Congress, Seoul, 7-9 July.

[17].For elaboration of this, see G.Standing(2009), Work after Globalization: Building Occupational Citizenship. Cheltenham: Elgar, Chapter 9.

[18].S.Davala, R.Jhabvala, S.K.Mehta and G.Standing (2015), Basic Income: A Transformative Policy for India. London and New Delhi: Bloomsbury.

[19].G.Standing (2015), ‘Why basic income's emancipatory value exceeds its monetary value’, Basic Income Studies, 10(2), pp.1-31.

[20].C.Pateman (2006), ‘Democratizing citizenship: Some advantages of a basic income’, in E.O.Wright (ed.),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p.101-19.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本人及家人之健康与福祉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宅、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因失业、疾病、伤残、鳏寡、衰老或其他无法控制的情况而丧失谋生能力时，亦有权享受保障。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四条

支持基本收入最常见的主张是：基本收入是改善贫困的最有效方法。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最直接与最透明的方法，且行政成本相对较低。另一个主张和上述说法有关，但不全然相同：基本收入是一种提供基本经济安全感的好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今日这种市场导向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经济上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是造成不安全感的主要导因，而且，不确定性和风险不同，无法以传统形式的保险来应对。

但首先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个设计不良或未能彻底落实的基本收入制度，有可能导致人们的经济状况变得比在现有社会保障计划下更糟。不过，这绝对不是基本收入的固有特质。

虽然很多人认为世界各地绝对贫困状况的减轻（因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生活水准逐渐提高）和全球化息息相关，但很多国家的贫困率（即生活在贫困状态的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却在上升。此外，全球化与2007~2008年金融崩溃后广泛被采用的财政紧缩政策，已使得工业国家数千万人口陷入绝对贫困状态。

在堪称世界最富裕国家的美国，竟有大约一百五十万个家庭——包括三百万名孩童——一天的人均现金收入（per capita cash incomes）不到两美元。[1]另外，诚如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与安·凯斯（Anne Case）所阐述，美国“因绝望而死”（deaths of despair）的潮流（自杀、服用过量处方药与非法药品、酗酒等）正愈演愈烈。[2]欧洲和日本的情况虽然稍微好一点，也相去不远。

尽管以全世界的整体收入来看，目前这个世界已达到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状态，但从目前的趋势观察，短期或中期内，收入匮乏的情况并没有消失的迹象。进入21世纪后，名义上的富裕国家的绝对与相对贫困状况其实是恶化的，而非改善，而且无家可归的人数也创下历史新高。这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控诉。

全球化与市场弹性政策和因全球化而起（或与全球化有关）的科技革命结合在一起，还制造了一个愈来愈庞大的危产阶级，这个阶级分布在世界各地，人数高达数百万，他们生活长期缺乏安全感且逐渐失去所有形式的权利。[3]未来就算经济增长率将持续上升（看似不可能），这些危产阶级也无法获得任何经济利益。

这个世纪开始后的二十年间，危产阶级当然也没有获得任何经济利益。以相对观点来看，危产阶级几乎百分之百会成为经济增长的输家，因为当前这种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利益，不成比例（甚至全部）地流向富豪、精英分子与白领阶层的口袋。[4]

雪上加霜的是，创造就业机会这个老药方——“工作是脱离贫困的最佳途径”——愈来愈行不通，甚至产生反效果。为了提升劳动市场的弹性，各国政府或许可借由撤销劳动保障规定来提升职缺数量，但这么做的同时，却会让更多人变得更没有经济安全感。而且，让更多人变得愤怒，随时准备把坚持这种做法的政治人物扫地出门。

渐渐地，世界各地多数国家（包括所有富裕的工业国家）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不再是帮助人们脱离贫困的可靠路线。就实质层面来说，若考量价格通货膨胀，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已停滞超过三十年，而且，未来预期应该会继续长期停滞。对危产阶级来说，实质工资甚至是降低的，而且起伏程度愈来愈大；一次不幸事件、一个失误或意外，都可能导致他们进一步沦落为真正的贫困阶级。

愈来愈多处于相对贫困与经济不安全感状态下的人没有能力脱离那样的窘境，就算再怎么努力工作也无济于事，而就算是持续提高的税额抵减与法定最低薪资，也未能抑制这个趋势。总之，收入分配系统已彻底瓦解。

基本收入和多数替代方案不同，它是一种能改善贫困又不会污名化领取人的方法，换言之，它不会导致领取人成为乞丐或祈求者。诚如许多研究所显示，因申请目标锁定型的财力调查式福利而可能背负的污名，导致很多真正有需要的人出于自尊心、恐惧感或无知而不去申请。尽管上述固有缺陷已人尽皆知，但政治人物却还是持续支持那类计划，实在可耻。

加拿大在曼尼托巴省多芬镇（Dauphin, Manitoba）进行的“Mincome”实验（详见第十一章，这是一个全民型计划）的结果，和上述污名化福利计划的结果呈现明显对比。[5]很多低收入者——包括失业者——出于污名的考量而未申请标准的“福利”，但他们欣然接受这种让低工资工人、失业者和社会救助领取人之间的差异变模糊的无条件最低收入支付。

接受这个实验相关问卷调查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欣然接受Mincome支付的原因是，这种支付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独立的、能够去工作，又无须忍受财力调查式福利那种侵入式且令人感到耻辱的申请程序。有一个人就说，那类侵入式福利导致“家庭背负了恶劣的形象”。另一个人则说Mincome“信任加拿大人，并让众人保有自尊”。

因为基本收入是全民且无条件的支付，所以它也避免采用一些用来区隔哪些穷人“理应领取”，哪些穷人又“理应不能领取”的标准功利主义“标签”，那种武断、不公平且应用成本高得荒谬的标签，是道德主义政治人物惯常采用的手段。

我们应该将“消除社会污名”列为较优先的理想目标，万万不该蓄意借由“污名”来阻碍穷人申请政府津贴，从而达到降低政府津贴成本的目的。另外，社会政策制定者也应该停止为人们贴上“理应领取”或“理应不能领取”等标签的不光彩作为。

基本收入是最能有效改善贫困的方法，理由之一是它能克服“贫困陷阱”，且将改善“飘零陷阱”（Precarity Trap）。举个例子，英国某些已领取微薄政府津贴的人一旦从领取津贴的状态转而从事低薪工作，就会面临实质上高达80%以上的边际税率。这还只是官方计算的数字，如果把运输、保姆等因去工作而产生的成本纳入计算，税率会更高。

在丹麦、芬兰与德国等许多欧陆国家，这项边际税率甚至更高。如果中产阶级面临那么高的边际税率，早就发生暴动了！一般人多半都认同40%以上的税率会促使高薪资收入者想方设法地避税或逃税。相形之下，评论家却以“乞丐”甚至更难听的字眼来形容那些“继续领津贴”和为了不想支付80%税率而不接受低薪工作的穷人。

不管是左派或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都承认，由于基本收入的发放不考虑工作地位高低或其他收入的多寡，所以将能移除隐含在现有福利计划中的固有贫困陷阱。而在移除贫困陷阱的同时，基本收入也能增加人们接受相对低薪的工作或从事高风险个体户经济活动的诱因。

除了贫困陷阱，津贴发放的拖延也成了阻碍他们接受短期或非正式工作的因素之一，我称之为“飘零陷阱”。现代各种财力调查式津贴与有条件津贴的错综复杂，意味当一个人开始有权领取某项津贴后，也鲜少马上获得支付。此外，很多人可能不太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有权获得救助——申请人可能要耗费非常多时间和精力填写冗长的表格，并回答许多侵入式的疑问，但到头来还是不太确定自己能否通过审核。而就算通过审核，为了能继续领取那些津贴，领取人还必须持续汇报实际情况来证明自己符合某些有损人格的条件。

这些陷阱、污名和阻碍，导致津贴领取率（take-up rates）偏低，某些捍卫这种制度的人热切且一厢情愿地将这样的现象，解读为“不去申请津贴的人就不需要或理当不应领取津贴”。而对最后终于领到津贴的人来说，担心再失去领取资格与害怕从头申请的那种恐惧，则导致他们不愿意接受非正式的短期低薪工作。

让我们以一个领取伤残津贴的英国人为例子来证明这个现象：

很多年前，我的健康状况自然好转。我一半的理智催促我勇敢面对，尽快走出家门并投入职场；但我另一半的理智却被这个制度特有的官僚障碍吓得不敢轻举妄动；那些障碍逼得我只能选择两条路：一是放弃这一笔对我攸关重大的津贴，指望靠一己之力赚钱来代替；二是对就业与国民年金事务部（Department of Work and Pensions）说谎，以便继续领取这笔津贴。后来，我的确外出工作了一小段时间，但当时我必须非常努力工作才能赚回失去的津贴，于是，最后，我再度堕落地去申请津贴，且从此没有再投入职场。[6]

作为一种权利发放的基本收入能排除最糟糕的贫困陷阱和这种飘零陷阱。它能减轻现有社会救助计划所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人们不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例如去找一份工作）。基本收入也能降低人们进入灰色经济（即地下经济）体系的不道德风险（immoral hazard），因为实施基本收入后，进入合法纳税经济体系的障碍就不是那么高。

尽管如此，我们能将基本收入宣传为一种根除贫困的方法吗？如果这么做，将会引来以下反击：实际上最初发放的金额将无法达到根除贫困的目的；而如果将基本收入的最初发放金额设定在足以根除贫困的水准，财政压力将会大到让基本收入难以获得大众与政治人物的青睐。

然而，如果设计得当，基本收入应该能降低贫困的发生率，减少生活在相对贫困状态的人数，同时改善处于或接近贫困线的人们的贫困程度。基本收入将无法根除贫困，事实上，没有任何政策能达到这个目的。不过，基本收入应该能降低贫困对生活在仅略高于贫困线的人们的威胁。

举个例子，英国智库金巴斯集团（Compass）计算过，假定一个保留目前多数福利津贴的过渡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每周发给每个成人71英镑、每个退休老人51英镑（不含基本的政府退休金），以及每个孩童59英镑。以2015~2016年来说，这个制度一旦实施，落在收入分布最底层五分之一的人口，有60%将多获得五分之一以上的支付，届时儿童贫困率将降低一半。[7]当然，这些数字都仅属说明性质，不过，从这些数字却可看出，即使只发放相当节制的基本收入金额，都能显著改善贫困。

反对发放基本收入的意见之一是，低收入的人会把基本收入挥霍在“私人恶习”（private bads）上，有时是出于无知，有时是出于意志薄弱（他们因为不良习惯或成瘾而无法抗拒这么做），有时则是因为“不良性格”。某些批判者更过火，他们暗示所有需要政府津贴的人可能都具备上述所有特质，但事实正好相反。

过去的几个现金转移计划与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经验显示，相关支付款项多半被领取人花在“私人良善用途”（private goods），例如子女的食物、医疗保健与就学费用等。不仅如此，多项研究更显示，由于领到基本收入或现金移转，领取人用来缓解困境或绝望状况的所谓“治疗公害”（又称为“补偿性公害”）——毒品、酒精与香烟等——的支出反而降低了，这些研究结果和一般人的成见恰恰相反。

相关情境有四个例子值得提出来探讨。利比亚当局从贫民区聘请了一群酒精成瘾者、毒瘾者和轻刑犯，每人无条件发给约等于两百美元的金额。三年后，相关单位访问这些人，以便了解他们把钱花到什么用途。答案主要是食物、衣物与医药。其中一个研究人员纳闷，如果连这种人都没有随便挥霍基本收入补助，那还有哪些人会这么做？[8]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则报道了另一份在伦敦西堤区所做的研究。在当地，每到黄昏就会有一大群“神秘的无家可归者大军”出没。[9]一个名为百老汇（Broadway）的慈善机构找出其中338个人，这些人多数已成为游民一年以上，并进一步针对最资深的游民——在街头游荡超过四年——询问他们需要什么东西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那些东西。相关的平均支出为794英镑。在参与这个活动的十三个人当中，有十一个人在一年内就脱离游民生活。而这些游民被问到自己“需要什么东西才能改变生活”时，没有人回答想要钱来买酒、毒品或用来赌博。有几个人告诉研究人员，他们愿意合作的原因是，这么做让他们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机会，不需要再被迫住进青年旅舍。更值得一提的是，相关的成本仅约为每年估计花费到每个无家可归者的医疗、治安及监禁成本——26000英镑——的极低百分比。

第三份研究是在美国进行，这份研究发现，相较于广受推崇的早期学前教育计划——如美国的启蒙计划（Head Start），直接发放给家庭的现金移转，对孩童教育的正面影响更大。[10]财务安全感很重要，它能减轻压力，并让双亲得以花更多时间陪伴小孩、读书给他们听，带他们去博物馆等场所。

最后一份研究来自犹他州，那是美国最保守的地区之一，当局实施一项鼓舞人心的政策，给予无家可归者永久性的住所，而不是沿用长久以来的做法——仅给予暂时居所。最初的成本看似非常高，但最后其实省下更多钱。原因是，这个做法所带来的确定感，让那些游民得以重新融入社会，主管当局因此省下更多各式各样的支出，像是毒瘾戒除、抑郁症治疗等。后来，美国有数百个城市也如法炮制采行这项政策。诚如全美无家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lessness）执行长所言：“某种程度来说，这个结果凭直觉就能得知。一旦获得安定感，任何人都能表现得更好。”[11]

观察家和评论人员经常预设穷人是“愚蠢”的、不理性的或没有能力做出理性决策。但某些发人深省的实验显示，穷人只不过是拥有的资源比较少罢了。无疑地，“信任”的结果有时难免会令人失望，但信任仍是引导社会政策的良好原则。此外，每一个人都需要拥有做出坏决策的自由（虽然最好不要产生悲惨的结局），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那些坏决策里实验并学到教训。如果人们没有犯错的自由，就无法学习如何成功掌控自身生活。

整体收入及财富的分配不均对社会、经济体系有害，最重要的是对收入与财富最微薄的那一群人有害。近几十年间，多数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恶化，而且很多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都达到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严重水平。另外，也有强烈的证据显示，若贫富严重不均且持续恶化，将阻碍经济增长（这不尽然是坏事，不过一般人都把它当成坏事）并损害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

全民基本收入是否倾向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就某个意义来说，它确实可以。如果政府支付每个人一笔相等金额，那么对低收入者来说，那笔金额占他们整体收入的比率会比较高。不过，有一点必须特别留意：基本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将取决它的导入方式与相关财源的取得方式。

但也有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主张，基本收入会导致贫富差距状况恶化而非改善，让我们看看曾担任美国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杰森·弗曼（Jason Furman）的说法：

以UBI取代我国现行的扶贫计划，不仅无法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反而会让情况更加恶化，不管它的设计有多么实在。我们的税赋与转移制度多半锁定位于收入分配下半部的人群，那代表这个制度能有效改善贫困与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若以全民现金补助——也就是对所有美国人发放，不管他的收入有多高——来部分或彻底取代那个系统，这个系统可用以聚焦协助最底层人口的资源将相对减少，因此，这么做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均恶化，而非改善。[12]

弗曼是根据某些偏颇的假设而提出上述说法。首先，基本收入不需要“取代”扶贫计划。基本收入的多数支持者并不提倡废除所有或多数扶贫计划，尤其是以解决某些特殊需求为目的的扶贫计划，像是对伤残者、病患与病弱者的补助。第二，即使我们接受现有计划“多半已明确锁定特定有需要的人”的说法（但这个说法令人质疑），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没被纳入补助对象，连弗曼本人都承认这一点。第三，通过财力调查与行为调查来锁定明确补助对象的做法，会产生众所周知的恶劣影响，引诱或迫使人们采取与其最大利益相悖的行动，例如不去做真正值得做的事，而去上一些没有用的训练课程，或参加无济于事的求职计划。

无论如何，美国的社会政策支出的目标锁定成效并不比任何其他国家好。与此同时，花费在所得税减免和其形式补贴的支出，反而主要流入有钱人的口袋。很难理解为何这个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未能体察到以某种基本收入来“取代”上述某些补贴的好处，无论如何，弗曼的论点实在很站不住脚。

要处理贫富差距的问题，较理想的方式是先承认一个事实：由于21世纪的收入分配系统已然瓦解，故基本收入有实施的必要。目前国民收入流向劳动的比例明显下降，而且未来极不可能再度上升。而由于全球化与技术变革，愈来愈高比例的职位不再能提供足以让人摆脱贫困或借由社会流动来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工资或收入。因此，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收入分配系统，而基本收入必须在这个系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根据以上脉络，让我们来看看以下说法：

饼虽然愈来愈大，但如果我们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没有人敢保证所有人都将分到一口饼。事实上，我们认为若放任市场自由发展，并非每个人都能受惠。因此，我们必须研拟一套新的收入重新分配制度，再拟定一些新政策，把收入从受益于市场体系较多的人手上，重新分配到较少受这个市场体系“照顾”的人，以作为对后者的一种支持。发放全民最低收入就是收入重新分配的方法之一。事实上，我本人就非常支持这个方法，只要在实施这个方法的同时，知道如何防止处于市场体系较低阶层的人因这种收入的发放而失去工作的诱因即可。[13]

这是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爵士提出的理论说明，他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只对他的主张中使用“重新分配”而非“分配”字眼，以及他提出的最后一点略有微词。真正导致劳工因贫困陷阱与飘零陷阱的缘故而失去工作诱因的，是现有的财力调查式补贴，不是基本收入，基本收入反而能提高劳工的工作诱因。

当一个具备某种特质的人因直接或间接差别待遇而一贯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时，就会发生不平等的情况。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因身份因素而衍生的不平等可以说已多少有所改善，但矛盾的是，收入与财富上的不平等却在恶化。法规与社会态度的改变已使得伤残、种族与种族划分、性别与性取向及多元关系与伴侣关系等歧视获得改善。不过要确保上述所有层面的平等，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个以基本收入为基础的系统将非常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对每一个人发放等额的基本收入，最后创造出来的价值，绝对高于只补助缺少赚取额外收入机会的人。不过，建立多层式系统是合理的，这样就能（也应该）通过这个系统，对必须负担额外生活成本或是确实较缺乏机会赚取额外收入的人多提供一些金钱补贴，而这实质上就等于是补偿市场所造成的不平等。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互补的方式来看待基本收入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目前这个世界上的不平等不仅是金钱收入的不平等，取得攸关良好生活的其他资产——安全感（包括物质与经济上的安全感）、优质时间、优质空间、教育和知识以及财务资本等资产——的渠道一样不平等。[14]

安全感是最枢纽的关键资产，但安全感的分配甚至比传统定义与衡量标准中的收入和财富更不均。有钱人可以购买物质安全感，而且他们几乎拥有全然的经济安全感。但危产阶级或低收入与收入不稳定的人则全然没有安全感。基本收入能矫正这种慢性不平等的问题。

相似地，长期下来，控制权的不平等已变得非常巨大。收入与财富较高的阶层能彻底控制他们的时间，能付钱请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相反地，危产阶级则不太有能力（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时间。即使无法达到全然或充分，基本收入还是能让人更有能力控制时间的分配，举个例子，财务压力的降低，将使人无须长时间工作或在非社交时间工作，以致牺牲与家人及社群相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对每一个人非常重要且真实存在的不平等。

“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子

支持基本收入的另一个强烈理论基础是，基本收入将能提供基本的安全感，而且是连续的安全感，这是其他所有替代方案所不能及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一句名言：唯有不安的人才是自由的。不过，若没有基本的安全感，人们就无法理性发挥他们的能力，任何人都不该期待缺乏基本安全感的人能理性发挥其能力。当然，如果太有安全感，人也会流于漫不经心与怠惰。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内心显然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安。

除此之外，显然以“经济安全感的需要”来为基本收入辩护，会比用“根除贫困的期望”来为它辩护更好。马丁·路德·金在他1967年的书《今后我们该怎么做？》（Where Do We Go from Here?）里，相当精准地传达了和这一点有关的几个面向。

雨露均沾的经济安全感必然将促使人们产生许多正面的心理变化。当一个人掌握了和自身生命有关的决策，当他确信自己的收入很稳定且确定，以及当他知道自己有寻求自我提升的工具时，他将会感觉非常有尊严。当我们摒弃以金钱这种不公平的指标来衡量人类的价值，丈夫、妻子和孩子之间的个人冲突一定会逐渐减少。[15]

20世纪的福利国家试图以提拨型保险计划来降低特定不安全感的风险。在一个工业经济体，所谓“概率事件风险”——例如生病、公安意外、失业与伤残——的概率，确实有可能通过保险统计来估计，所以，当然可根据“对多数人适度合用”的原则来建构一个社会保险系统。

但在一个明显属于“第三纪”（tertiary）的经济体，从事与退出暂时性兼职与非正式就业机会的人较多，而且很多人在非固定的上班时间与地点从事很多无酬无职但和职缺有关的工作，前述这条提供基本安全感的路线已经瓦解。目前提拨的基础已经遭到侵蚀，受保障的人变少了，而为了取得或继续取得津贴而隐匿收入或经济状况的固有“不道德风险”，也促使各国政府以侵入与惩罚的方式，来回应“津贴遭到滥用”的观感，从而削弱这个制度的合法性。

然而，社会保险模型趋于式微的最重要原因是，今日的经济不安全感和20世纪中叶常见的那种经济不安全感完全不同，至少结构上不同。如今的慢性不安全感主要特色是不确定性。诚如经济学家所了解，不确定性和风险不同，和“未知的未知”有关。

不确定性会伤害最根本的恢复能力——也就是应对冲击（意料外的负面事件）与偶发事件（会衍生成本与风险的常见生命周期事件，例如结婚、生小孩或死亡）并设法补偿与复原的能力。没有人能确定和理解各种冲击与偶发事件的影响，更不知道如果负面后果成真，应该怎么做最好，或许那是因为没有所谓的“最好”。风险可以用保险来应对（因为风险可量化），不确定性则无法。而基本收入能提供或多或少的事前保障，减轻不确定性造成的压力，并降低个人或家庭因区区一场冲击或偶发事件而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的调查，除非向别人开口借钱或出售物品，否则几乎一半的美国家户没有能力随手拿出400美元，其中有些人根本一毛钱都拿不出来。[16]让我们通过以下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所代表的真正意义：

换轮胎对我来说似乎是轻而易举，只要到最近的轮胎店去修理就好。不过，杰琳是个月光族，连110美元都没有。而因为车子的轮胎破了，她没办法去上班，所以老板要她卷舖盖走路。失业后她付不起房租，所以很快就沦为游民，一切只因为她在真正需要的时候，连（修理轮胎的）110美元都凑不出来。杰琳是在我担任食物布施志愿者时向我述说她的故事。她的经验是促使我支持基本收入概念的最后一根稻草。[17]

基本收入能提供比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18]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式社会保险计划更全面的安全感，因为那类计划未能普及到更多处于或濒临危产阶级的人们，因为这个群体的人无法累积充足的提拨纪录，而且他们的收入不确定且起伏不定。基本收入将比现有的财力调查式计划更有效改善安全感，因为财力调查式津贴计划只锁定穷人。这种津贴计划并未能提供事前的保障，因为计划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大规模的尊严剥夺、低津贴领取率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污名等，都促使人们不敢去申请他们有权获得的补贴。

如今，经济不安全感的现象更全面化，情况远比福利国家全盛时期更严重，因为福利国家的运作是局限在封闭的经济体系，而且当时的技术变革与工业就业状况都很稳定。相对地，生活在一个开放式全球化经济体系下的我们，则要处理许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不可预测、超乎我们掌控但又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决策，包括会直接影响邻里就业与生产状况的决策。更糟的是，这些决策的影响还因破坏力强大的技术变革，及蓄意牺牲劳动保障以换取雇主经营灵活度的劳动市场政策而变得更加严重。

结果，上升的风险以及负面结果的成本全被转嫁给劳工与公民。此外，普遍低工资的现象意味人们变得比以前更可能活在无力偿债的边缘，这当然也导致他们应对负面冲击或偶发事件的能力减弱，从中恢复的能力也降低，因为持续变迁的劳动市场、全球化与技术的影响等已导致社会流动的通道遭到阻断。过去二十年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非但没有让不安全感获得改善，还导致不确定性升高、人们恢复力进一步受挫。财力调查、行为调查、惩罚与津贴的延迟发放等，让人们承受更大的不确定性。很少人敢肯定地说自己是否有权接受或能否继续接受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获得的津贴和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方向。

全民、无条件限制且受制度保障的基本收入，能提供财力调查式津贴、行为调查式津贴或非全民津贴系统所无法提供的一种心理安全感。心理安全感有助于维持精神稳定，父母亲的精神稳定能感染到孩子，而孩子又能进一步将那种稳定感染给他们的朋友。

新自由主义者与自由至上主义者并不怎么重视政府提供的基本安全感。不过，基本安全感是一种人性需求。最近一份研究显示，缺乏基本安全感不仅会伤害心理健康，也会伤害生理健康，进而引发各种不同的心理失序，并使短期的智力——也就是心智频宽（mental bandwidth）——降低。[19]当人们缺乏（或担心将缺乏）金钱或食物等必需品时，心智能量就会先被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烦恼给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会降低，当然也会做出更糟的决定。缺乏安全感也会导致自尊心受创，对自己与周围人的期望也会下降。[20]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到，长期缺乏安全感的人可能经常会做出很不明智的行为，或者至少不会做出合理或最适当的决定，尤其是和策略性或长期规划有关的决定。所以，坚持“唯有行为负责且表现良好的人应该领取社会津贴与救助”的主张，只会让社会问题变得更严重。

基本收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包括所谓的“关系效应”（relational effects），如一旦财务压力降低，人际关系将更平衡且更放松。一份针对切罗基（Cherokee）部落家庭的孩童所做的研究发现，定期领取以该保护区赌场盈余支应的部落家庭，父母较少发生争吵（主要是因为他们比较不会为了钱吵架），而孩子也较少见焦虑与行为失序等状况，在学校的表现改善了，而且比较不可能犯罪。[21]

基本收入也能强化个人的恢复能力。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发展出“反脆弱”（anti-fragility）概念，这个概念和应对罕见事件（也就是他所谓的“黑天鹅事件”）的冲击有关。[22]他认为过度努力回避冲击是错误的，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系需要有适度的波动性与崩溃（或许来自技术变革），当然也需要能让人做好应对冲击准备的机制。

举个例子，某个看似拥有铁饭碗的大企业职员可能很容易会产生某种依赖感，所以，一旦他突然失去那份工作，就会形同遭遇一场大冲击，对他的心理与财务造成灾难。相反地，如果一个人的就业保障比较低，那么他可能看似矛盾地较不容易受到类似冲击的伤害。因此，适度的不安全感的确能让人做好应对冲击的准备，一旦冲击发生，他们就会更有能力应对且复原。不过，这个概念的关键字是“适度”。基本的安全感能提高复原力。

所以，心理学家对基本收入的看法，证明了拥有基本安全感对心理健康与理性决策是有益的。

给予人们安全感也非常有助于提高人们采取集体行动的意愿。[23]举个例子，拥有基本安全感且参加工会的人将不那么害怕恐吓威胁。[24]这听起来很合理。如果基本收入真的能强化真正的工会团结，应该就会对工资产生正面的影响。尽管这可能让政治右派人士坐立难安，不过，好处是有经济安全感的人能成为更理性的交涉对手。

“强烈的个人主体感（sense of personal agency）”的实现与“基本收入保障”的实现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缺一不可，但如今很多人都缺乏。

如果一个社会上存在权力、地位与财产所有权的整体分配不均，但又假装它拥有形式上的平等，激进的愤恨种子就会开始萌芽。匮乏、屈辱、嫉妒、疏离与社会缺乏法纪等感受，将会酝酿不健康的政治冲动，促使人民支持最敢大声承诺要“翻转现状”的政治人物。这个时代的经济赢家向来支持稳步强化财产权、支持国家提高有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补贴，同时支持对资本、利润与食利者减税的政权，所以，这类经济赢家不该对上述的可能政治发展感到意外。

在上述脉络下，基本收入——即使只是推动基本收入的承诺——能让人合理预见到贫穷、不安全感与分配不均等可能得到改善的前景。基本收入代表着“赢家通吃”的心理与制度皆已至穷途末路。

但期待基本收入能根除贫困，就有过度期待之嫌。基本收入确实非常有助于朝那个目标前进，但距离那个目标还非常遥远。不过，在审慎看待根除贫困的目标之余，我们也可怀抱更有野心的态度：如果设计和实施得当，基本收入确实有助于改善贫困与分配不均问题，尤其若能搭配其他社会政策，包括对诸如伤残者或面临结构性额外生活成本的人加发补贴等，基本收入的效果会更好。

基本收入也不可能解除所有形式的经济不安全感。然而，它能让更多人拥有基本安全感，并让他们对自己的社群产生归属感。这些是每一个社会都想具备且可视为“良善”的特质。

不管根除贫穷有多么重要，基本收入最终不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基本收入的目的是要实现其他重要的目标：包括社会正义、自由与安全感。不管发放多少金额，基本收入都有助于接近这些目标，只不过金额愈高效果当然就愈大。

建构基本收入制度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改变思维，这个制度必须赋予安全感，能让我们在“为自己、家人和社群创造良善生活”与“保护大自然的永续生存及美景”等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安全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如果真心想要建构良善社会，而不是一个让蓄意借由他人的不安全感来获取利益的特权精英群体得以扩展势力范围的社会，就应该将“安全感”列为目标之一。“希望让他人也拥有你想要的东西”需要勇气，而这就是基本收入的真义。

注释：

[1].K.J.Edin and H.L.Schaefer (2015), 2.00 a Day: Living on Almost Nothing in Americ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A.Case and A.Deaton (2015), ‘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Hispanic Americans in the 21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 112(49), pp.15078-83.

[3].G.Standing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4].G.Standing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Bloomsbury. G.Standing (2016),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London: Biteback.

[5].D.Calnitsky (2016), ‘“More normal than welfare”: The Mincome experiment, stigma, and community experience’,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3(1), pp.26-71.

[6].E.Martinson (2016), ‘View from a Reg reader: My take on the basic income’, Register, 29 December.

[7].H.Reed and S.Lansley (2016),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London: Compass.

[8].C.Blattman and P.Niehaus (2014), ‘Show them the money: Why giving cash helps alleviate povert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show-them-money.

[9].The Economist (2010), ‘Homelessness: Cutting out the middle men’, The Economist, 4 November.

[10].G.J.Whitehurst (2016), ‘Family support or school readiness? Contrasting models of public spending on children's early care and learning’, Economic Studies at Brookings, Evidence Speaks Reports, 1(16), 28 April.

[11].J.Surowiecki (2014), ‘Home free’, New Yorker, 22 September.

[12].J.Furman (2016), ‘Is this time different?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marks by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at AI Now: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in the Near Term, New York University, 7 July.

[13].Remarks by Christopher Pissarides at the 2016 World Economic Forum meeting in Davos, January 20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nNs2MYVQoE.

[14].Standing, A Precariat Charter.

[15].M.L.King (1967),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Boston: Beacon Press.

[16].N.Gabler (2016), ‘The secret shame of middle-class Americans’, The Atlantic, May.

[17].G.Tsipursky (2016), ‘Free money is not so funny anymore: Confessions of a (former) skeptic of basic income’, Salon, 21 August.

[18]福利国家理论建构者之一。——译注

[19].S.Mullainathan and E.Shafir (2013),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London: Allen Lane.

[20].World Bank (2015),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Mind, Society and Behaviou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1].M.Velasquez-Manoff (2014), ‘What happens when the poor receive a stipend’, New York Times, 18 January.

[22].N.N.Taleb (2012), Antifragile: How to Live in a World We Don't Understa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3].M.Abu Sharkh and I.Stepanikova (2005), Ready to Mobilize? How Economic Security Fosters Pro-Activism Attitudes Instead of Apathy. Socio-Economic Security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4].G.Herman (2016), ‘Unions are changing and that should give us cause for hope’, Union Solidarity International, 2016. https://usilive.org/opinions/36811/.

虽然我认为支持基本收入的主要理由是社会正义、自由与安全感，但基本收入制度也将带来几个经济上的利益，包括较高、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让经济周期更趋稳定，而且能保护经济体系免于受因破坏性技术变革而导致的大规模失业潮伤害。

基本收入的发放对经济增长将有何意义？虽然我们不尽然能将经济增长本身视为全然有益的，但全民基本收入体系应该能带来几个正面的经济影响：流入经济体系的额外资金将能提高总体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当然，前提是经济体系不存在严重的供给限制。就算基本收入的发放只是代替了其他公共支出，它还是能提振需求，因为基本收入将使低收入者的购买力上升，而相较于手头较阔绰的人，低收入者更倾向会花费领到的钱。

基于相同的理由，基本收入也能减轻因“振兴总体需求”而起的国际收支失衡。相较于低收入者，较高收入者倾向于购买较多进口商品（以及诸如海外旅游等进口服务）。因此，基本收入所刺激的经济成长，将较不可能导致本来就无以为继的国际收支赤字恶化，因为额外的支出多半将流向本地商品与服务，而非“奢侈”的进口品或服务。

不过，有一个反对的论述主张，如果基本收入是额外的货币，就会制造通货膨胀压力。我会在下一章更详细回应这个反对意见，不过，我现在就可以说，这个论述是一种“单方面”的经济推论。原因是，额外货币所衍生的新增需求可能会促使商品与劳务供给增加，这进一步将制造更多工作机会，并通过“乘数效果”（multiplier effect）使收入、消费能力与生产进一步增加。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提升消费能力”已成为各个工业国家忧心的问题之一，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不再能跟上生产产能的扩张速度。在过去，当生产力上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工资就会上升，并进一步刺激总体需求（消费）。但如今这样的模式早已不复存在，生产力的上升并未使平均工资同步上升，而这也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1]

各国政府可以尝试继续沿用老旧的收入政策，与劳工集体协商调整工资。不过，相较于20世纪60年代，这种政策在如今这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下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即使是在广泛试验这个政策的20世纪60年代，最后成果顶多也是好坏参半。取而代之地，陷入工资停滞或降低窘境的家户，将不得不诉诸更多的信用和债务，最后导致经济体系愈来愈容易受债务泡沫破灭伤害。2007~2008年的大崩溃就是债务泡沫破灭造成的，而那样的状况随时可能重演。所以，基本收入制度将是维持高总体需求并让经济体系不那么脆弱的一种方法。

在考虑基本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一般人鲜少注意到基本收入对小型企业与创业者的影响。[2]基本收入对他们绝对有帮助：拥有经济安全感的人会更愿意承担创业风险，因为他们知道就算投资失利，最后还是有基本收入可依靠。以发展中国家来说，事实证明基本收入与现金转移能对创业精神产生正面影响。[3]在印度中央邦，基本收入的发放和新创业活动息息相关。[4]而在工业化国家，基本收入能为愈来愈多非自愿自雇者、独立合约型工作者以及怀抱创业雄心的人提供根本的安全感。更广泛来说，基本收入能鼓励人们积极寻找与自身技能和动机相符的受训与就业机会，而不只是为了糊口而屈就。这样的状况有助于促进人才的有效重新配置，同时提高工作投入度，从而使经济体系变得更有生产力。举个例子，在美国，员工不够敬业的问题使生产力降低，据估计，相关成本大约五千亿美元。[5]

基本收入制度也能鼓励人从有薪“劳动”转向无薪“工作”——照顾孩童与老人，从事更多义工工作、社区工作，并花更多时间在个人发展上。另外，基本收入也能降低政府为提振就业状况而不得不创造就业机会（包括消耗资源与制造污染的产业）的压力。通过上述两个渠道，基本收入将促使各项活动朝保护生态与社会更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传统的凯恩斯学派论述偏好以福利国家——尤其是社会保险制度——来担纲经济循环过程中的稳定因子。当经济一片繁荣，通货膨胀压力日益上升，福利津贴相关的公共支出就倾向于降低，因为此时需要救助的失业人口较少。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失业与其他津贴的支出则倾向于上升，这是为了刺激需求与就业。

但现有福利制度扮演总体经济自动稳定因子的能力已明显降低，因为这些制度不断朝财力调查与有条件救助的方向倾斜，使得社会保险的保障程度遭到侵蚀。另外，隐藏在财政紧缩计划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思维——目标是平衡预算与缩减公共债务——也促使各国政府蓄意在经济衰退时期缩减公共支出。

单纯的基本收入将能扮演某种形式的经济自动稳定因子，因为它能让经济衰退时期的购买力提高。然而，我在一些场合提议建立多层式（multi-tiered）的制度，就是在适当金额的固定基本收入之外，增加一个“稳定化”补助金。[6]这个稳定化补助金的金额（基本上将随着经济的状况而起伏）可以由一个超然独立的基本收入政策委员会（沿袭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模式）来设定。

稳定补助金本质上将是公平的。当就业机会充沛时，人们有更多机会赚取更高的薪资收入，故此时发放较低金额的基本收入是合理的。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发放较高的稳定补助金，将能补偿整体“机会收入”（opportunity incomes）的降低。

相反地，现有的社会救助制度要求失业者努力去追逐就业机会，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就业机会供给量本来就比较短缺。津贴计划要求领取人证明自己确实已持续不断地勤奋寻找工作机会，实质上会降低领取人的收入，因为找工作需要花费时间、金钱与信心成本，在一个没有工作机会的环境，那样的计划等于是迫使人去从事潜在报酬极低的活动。

未设定求职证据条件限制的稳定补助金制度有三重优点：它扮演经济体系的自动稳定因子、对领取人来说较不具侵入性、较不武断，以及节省公共支出——无需设置审核与惩罚弱势群体的官僚机构。

有趣的是，澳洲政府为响应2007~2008年金融危机，对退休人士、低收入家庭的照顾者与孩童等发放一千澳元以上的一次性补助金，作为刺激家户消费的策略之一。结果，这个对策奏效了，澳洲是少数及早摆脱经济衰退的工业国家之一。虽然那些补助金并非基本收入——因为只发给特定群体——这个计划却经由对数百万人发放额外可供消费的现金，而展现了提振经济的效率。[7]

在2007~2008年金融崩溃后，最早从日本开始实施（后来有更多国家实施）的反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导致各国错失了分阶段导入基本收入计划的机会，连短期的基本收入计划都未实现。美联储、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与欧洲央行等，通过所谓的“量化宽松”（QE），投入了数百亿甚至千亿美元、日元、英镑和欧元到金融市场，期许能刺激经济增长，但多半没有成功。

如果当初各国政府把上述QE金额的某个适中比率拨作基本收入的财源，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应该会更高，造成的累退税效果也会比较低，而且，那显然是财政上较负担得起的。其实，当时有几个经济学家提议这么做。[8]美联储实施的45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足够对美国的每个家户发放56000美元。相似地，如果英国把花在量化宽松的3750亿英镑用来发放基本收入，每个合法的英国居民理当可连续两年每周领取50英镑。但取而代之地，那些量化宽松政策只肥了金融家，导致收入分配不均恶化，并使得原本已迫在眉睫的退休金财源不足危机变得一触即发。[9]

直接发钱给民众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概念，最初是弗里德曼在196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里提出，他以“直升机撒钱给大众”的比喻来阐述这个概念。[10]另外，美国债券投资人比尔·葛洛斯（Bill Gross）以及经济学新闻工作者马丁·沃夫等人也一向建议采用“直升机撒钱”的做法——也就是印钞票分配给民众。

但“直升机撒钱”这个用语有一个缺点，它令人联想到一个不堪画面：很多人争先恐后去抢夺从天而降的钱，而动作最快且最强壮的人将抢到最多。自由至上主义者可能自然而然会将它视为一种类达尔文主义观点，不过，其他人可能不会这么想。基于平等权而定期发放适当金额的系统化基本收入，将是比较公平、有效率的。

菲利普·范·帕雷斯在一份和基本收入有关的创新提案中，提议借由征收20%的增值税作为财源，[11]每个月平均发给每个欧盟居民（当然是指合法居民）两百欧元，这个提案吸引了欧盟各国的广泛兴趣。这个提案的总发放金额将约等于欧盟GDP的10%。

欧元红利将有助于提供欧盟目前所欠缺但美国（与其他国家）在某种程度已存在的两个缓冲机制。第一个是劳工为应对不均等经济发展而跨州迁移的容易度。目前欧盟的跨国境移民随着其会员国增加而上升，不过，移民依旧受到语言及其他障碍的限制，这个现象和某些政治人物与媒体权威的夸大说法呈现极大反差。第二个缓冲机制是半自动跨州转移；当某一州的经济衰退，联邦对该州的转移金额就会上升，它对联邦政府的税捐也会降低，这可充当一种稳定政策。

欧元红利将提供一种稳定机制，有助于防止低收入区域的人向外迁移。另外，欧元红利也象征着欧洲整合的一种利益，它传达一项重要的讯息：欧洲联盟绝对不仅是单一的市场和官僚监理机关。

近年来基本收入的话题性转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很多人认为在硅谷革命不久后，自动化与机器人将大量取代人类劳工，进而衍生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我们很难说这个观点对或错（或者对错参半）。马丁·福特（Martin Ford）、尼克·瑟尼赛克（Nick Srnicek）、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以及保罗·梅森（Paul Mason）等人在一些极具影响力的书里主张，“失业未来”（jobless future）使得基本收入变得不可或缺。[12]相同的疑虑也促使硅谷及其他地方的科技巨擘纷纷加入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行列。

明星债券投资人比尔·葛洛斯也挺身而出支持基本收入，因为他认为机器人的盛行将导致“工作的终结”。[13]2016年7月，白宫甚至举办了一场以自动化与基本收入为题的脸书直播圆桌论坛，只不过，那年12月，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发表的一篇报告断然否决了这个想法，那篇报告的立论似乎是以该委员会的主席在此前六个月发表的关键评论为基础，我们已在第四章剖析过他的评论。[14]

美国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以下简称SEIU）前主席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是改变信念并认同技术性失业观点的一位重要人士，也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基本收入的重要工会人士。[15]斯特恩在2016年的一本美国畅销书里声称，在追求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的社会风气下，最终将有58%的就业机会转为自动化。他向美国媒体集团彭博社（Bloomberg）表示：“这和汽车与钢铁产业的没落不一样，那两个产业的没落只打击到国家的某个部门。但自动化的影响将会非常广泛。届时人们将了解到，那将不只是一场风暴，而是一场海啸。”[16]

然而，我们有很多理由对“失业未来”或甚至“工作的终结”等未来预期抱持怀疑的态度。最新版本的“劳动合成误谬”（lump of labour fallacy）概念主张，需要完成的劳动和工作量是固定的，所以，如果更多的工作或劳动可被自动化或通过智能机器人完成，人类劳工就会成为累赘。但无论如何，鲜少的工作可彻底自动化。有一份经常被引用的研究提到[17]，美国接近一半的工作有可能因自动化而消失，但这样的说法遭到OECD等机构的质疑，根据OECD的数据，“岌岌可危”的就业机会仅相当于工业国家总就业机会数的9%。[18]

话虽如此，未来就业机会的本质一定会改变，甚至可能会快速改变，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我本人并不相信“失业未来”（更遑论“零工作的未来”）会发生，但技术革命确实导致贫富差距严重恶化，它对收入的分配产生极深远的累退税效应，因为绝大多数的利润都进了势力强大的企业和企业老板的口袋。这正是我们主张应建构一套新收入分配制度的进一步理由，而且我们主张应该以基本收入来作为这个制度的支柱。我们将在第十二章回头讨论相关的论述。

所谓“第四次技术革命”的破坏性特质，看起来也比先前几次大变化来得更加广泛，那几次变化的确重创了低技术人力就业机会，[19]但目前不仅是低技术层次，所有层次的就业机会与职业都受到影响，因这些影响而起的经济不确定性势必会导致不安全感更加弥漫；这一切证明“实施基本收入是重建经济安全感的唯一可行途径”的呼声是正确的，因为基本收入的实施等于是以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来限制那种经济不确定性。

《经济学人》曾主张，尽管基本收入或许是解决大规模技术性失业的好办法，但目前为止还没有推行基本收入的必要，它的说法是：“基本收入是一个解决某个尚未发生的问题的答案。”[20]然而，这样的说法等于假设唯有发生技术性失业，基本收入的推行才有理论依据可言；而一如本书第一章试图解释的，基本收入的多数倡议者其实是基于另一个非常不同的理由来为基本收入辩护——他们主张，发放基本收入是解决经济不安全感、社会不正义与不自由的唯一可行方式。

尽管我们无法肯定地预测技术变迁绝对会导致人类劳工遭到大规模取代，但那样的可能性终究是无法排除的，而且，这样的忧虑与想法可能会渐渐形成一个约定成俗的观点。另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变化会继续导致贫富差距恶化，并通过不可预测的方式产生严重的破坏力，让很多无辜者遭受这种非战之罪的打击。在这些情况下，现在就导入基本收入制度，应该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合理做法，也是应对目前已显现的破坏与贫富差距的公平方法。

美国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公司总裁山姆·阿特曼针对他将部分资金分配给某个基本收入试点计划（详见第十一章）的做法提出辩护，他的理由是，我们有必要知道如果“失业未来”成真，基本收入也开始实施，人们会有何响应。他向彭博社表示：“我相当有把握，到未来的某个时点，随着技术继续淘汰传统的就业机会与大量新财富被创造出来，某种全国性的此类计划（基本收入）一定会实施。”[21]他还在另一场访问中表示，那个时间点将落在“至少十年后”但“不超过一百年”。[22]

然而，眼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收入分配，而不是人类就业机会突然消失。确实，这可能是史上第一场将创造更多工作的技术革命（尽管它的确导致支薪劳工陷入混乱并遭取代）。[23]不过，这场革命也将导致收入分配不均恶化。万维网（World Wide Web）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表示，他支持以基本收入作为一种工具来修正因技术变革而起的大规模贫富差距，[24]备受推崇的物理学家暨宇宙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也是。[25]连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深经济学家都归纳出一个结论：因技术革命而恶化的贫富差距，代表“以征收资本税（capital taxation）来作为基本收入财源的好处变得愈发显而易见”。[26]基本收入将是一种方法，确保所有人都能受惠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另外，基本收入制度的经济回馈效应有可能庞大到促使实施基本收入的净成本降低。举个例子，现金转移计划和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证据显示，现金支付能改善营养与健康状况，尤其是婴儿和孩童的状况，另外，向来在家庭预算的优先考虑上屈居弱势的病弱与伤残者的营养及健康状况也改善了。在加拿大，一份针对老年人保证年度收入所做的七年期研究发现，食品不安全（food insecurity，又译为“食品缺乏保障”）的现象大幅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自然也改善。[27]一份追踪母亲退休计划（这是美国政府赞助的第一个福利计划，期间自1911年至1935年）申请者子女的研究发现，申请成功者的子女的寿命较长，也接受较多学校教育，而且不太会有体重过轻的问题，另外，这些孩子成年后的收入也比母亲被驳回申请的子女高。[28]

另外，还有强烈的证据显示领取人心理健康得到了改善。加拿大一个近似基本收入的知名实验（将在第十一章讨论）使医院许可入院的精神病患数减少，因意外与受伤住院的人数也降低。[29]而诚如第四章讨论过的，领取基本收入的切罗基部落家庭孩童较少出现情绪与行为失序问题，且根据这些家庭的双亲所提报的数据，他们的伴侣的毒品与酒精服用量都降低了。[30]这种种好处都倾向于使其他公共支出降低，包括公共医疗、犯罪司法系统以及社会支持服务等支出。

贫富差距与经济不安全感对精神和生理健康的影响至为巨大，但这些问题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而这些不良影响对公共部门与个人来说，成本都非常高。基本收入制度虽无法大幅度降低那些成本，却绝对有帮助。

注释：

[1].G.Standing (2016),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London: Biteback. G.Crocker (2015), The Economic Necessity of Basic Income. Mimeo.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62941/1/MPRA_paper_62941.pdf.

[2].B.Nooteboom (1987), ‘Basic income as a basis for smal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5(3), pp.10-18.

[3].M.Bianchi and M.Bobba (2013), ‘Liquidity, risk, and occupational choic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0(2), pp.491-511. C.Blattman (2013), ‘Can entrepreneurship transform the lives of the poor (and how)?’, chrisblattman.com, 30 May.

[4].S.Davala, R.Jhabvala, S.K.Mehta and G.Standing (2015), Basic Income: A Transformative Policy for India. London and New Delhi: Bloomsbury.

[5].S.Sorenson and K.Garman (2013), ‘How to tackle U.S.employees' stagnating engagement’. Gallup, 11 June.

[6].G.Standing (2011), ‘Responding to the crisis: Economic stabilization grants’, Policy & Politics, 39(1), pp.9-25.

[7].T.McDonald and S.Morling (2011), ‘The Australian economy and the global downturn. Part 1: Reasons for resilience’, Economic Roundup Issue 2. Canberra: Treasury, Australian Government.

[8].Standing, ‘Responding to the crisis’. A.Kaletsky (2012), ‘How about quantitative easing for the people?’, Reuters, 1 August. G.Standing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Bloomsbury. M.Blyth and E.Lonergan (2014), ‘Print less but transfer more: Why central banks should give money directly to the peopl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V.Chick et al. (2015), ‘Better ways to boost eurozone economy and employment’, letter to Financial Times, 27 March. A.Turner (2015), 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 Money, Credit, and Fixing Global Fin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9].On the latter, see J.Authers and R.Wigglesworth (2016), ‘Pensions: Low yields, high stress’, Financial Times, 22 August. On the general failings of QE, see Standing,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Chapter 3.

[10]. M.Friedman (1969),‘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in 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Aldine, pp.1-50.

[11].P.van Parijs (2013),‘The Euro-Dividend’, Social Europe, 3 July. https://www.socialeurope.eu/2013/07/the-euro-dividend.

[12].M.Ford (2015), 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N.Srnicek and A.Williams (2015), 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London: Verso. P.Mason (2015),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London: Allen Lane.

[13].B.Gross (2016),‘Culture clash’, Investment Outlook, Janus Capital Group, 4 May.

[14].N.Hines (2016), ‘Robots could make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 necessity’, Inverse, 11 August. J.Furman (2016), ‘Is this time different?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marks by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at AI Now: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in the Near Term, New York University, 7 July.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2016),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and the Economy.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December.

[15].A.Stern (2016), 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6].Cited in N.Lee (2016),‘How will you survive when the robots take your job?’, Engadget, 19 August.

[17].C.B.Frey and M.A.Osborne (2013),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http://www.oxfordmartin.ox.ac.uk/downloads/academic/The_Future_of_Employment.pdf.

[18].M.Arntz, T.Gregory and U.Zierahn (2016), ‘The risk of automation for jobs in OEC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 189.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K.Schwab (2016),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20].The Economist (2016), ‘Basically flawed’ and ‘Sighing for paradise to come’, The Economist, 4 June, pp.12, 21-24.

[21].Cited in Lee, ‘How will you survive?’

[22].C.Weller (2016), ‘The inside story of one man's mission to give Americans unconditional free money’, Business Insider UK, 27 June.

[23].Standing,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24].T.Berners-Lee, interviewed by The Economist (2016), ‘The Economist asks: Can the open web survive?’, Economist podcast, 27 May.

[25].A.C.Kaufman (2015), ‘Stephen Hawking says we should really be scared of capitalism, not robots’, Huffington Post, 8 October.

[26].A.Berg, E.F.Buffie and L.-F.Zanna (2016), ‘Robots, growth, and inequality’, Finance & Development, 53(3).

[27].N.Yeretsian (2016), ‘New academic research shows that basic income improves health’, Basic Income News, 11 November.

[28].A.Aizer, S.Eli, J.Ferrie and A.Lleras-Muney (2016), ‘The long-run impact of cash transfers to poor famil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4), pp.935-71.

[29].E.L.Forget (2011), ‘The town with no poverty: Using health administration data to revisit outcomes of a Canadian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field experiment’. Winnipeg: University of Manitoba. https://public.econ.duke.edu~erw/197/forget-cea%20(2).pdf.

[30].R.Akee, E.Simeonova, E.J.Costello and W.Copeland (2015), ‘How does household income affect chil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behavior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562.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21562.

“这是一个彻底疯狂的制度。”

——约翰·凯伊（John Key），新西兰总理，

2015年2月

“这是长久以来我听过最彻底荒谬的想法之一。”

——布亚尼·本尼迪克森（Bjarni Benediktsson），

冰岛财政部长，2016年9月

多年来，持续有很多人针对基本收入概念提出反对意见，尽管赞同阵营提出不少反驳论述和证据，反对者还是像跳针的唱片一样，反复不断提出同样的反对意见。财政负担能力将在下一章讨论，第八章则将讨论与劳动力供给及工作有关的反对意见，而这一章要先讨论的是其他反对意见，而以下各项反对意见的排列顺序不代表重要性高低。

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n）在他的《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一书中指出，任何伟大的新颖社会政策概念——或在提出时被视为新颖的概念——最初一定会被冠上“轻浮无益”（不会产生作用）、“堕落”（将产生非蓄意的负面后果）与“危险”（将会危及其他目标的实现）的恶名，饱受攻击。[1]

早在20世纪初，这些抨击性论述就曾被用来反对失业津贴相关的提案，在20世纪30年代也被用来反对家庭津贴以及后来的美国社会安全计划（老年退休金）等提案。不过，等到上述政策推行后几年，这三大批判便不见踪影，取而代之地，世人改以某种意味“必然性”与“常识”的修辞来描述那些政策。有鉴于此，我们至少应该质疑，以下这些反对基本收入的意见是否和那些批判一样站不住脚。

基本收入的批评者强调，由于到目前为止，基本收入从未在任何地方实施，所以这个制度势必“隐含根本的缺陷”——这是《经济学人》某一篇文章里的说法。综观历史，所有新政策都曾遭遇这样的批评。反对者基于这个理由反对基本收入毫无道理可言。

以基本收入来说，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反驳这项批判意见：首先，时间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已尝试过其他所有能为人民提供经济安全感的政策，但结果显示那些政策仍有不足；第二，今日的社会已经拥有落实基本收入的制度性与技术性工具，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这是最常见的反对意见，而且，这个意见衍生了非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确实值得我们在下一章详细讨论。如果政府真的无力负担基本收入的成本，这个话题将就此打住。不过，太多批评者都犯了草率论断的毛病，含蓄地暗示基本收入支持者很蠢，连简单的数学都不会算。

但我们要反问那些质疑者：“如果政府在合理范围内看起来有能力负担某种基本收入，你是否会支持发放基本收入？”换言之，宣称政府无力负担基本收入的那些人，有没有可能是基于其他较不具说服力的理由而反对发放基本收入？

这是政治左派评论家以及温和专制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捍卫者常提出的批判。我们必须再次声明，不管某些支持基本收入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倡议什么样的理念，基本收入的实施并不代表公共服务的废除，它也不会取代所有其他福利津贴。相对地，应该将基本收入视为某个新收入分配制度的“地板”，与其他必要的公共服务及津贴并存。

在我撰写这一章的草稿时，公民收入信托（Citizen's Income Trust）的成员之一向某个角逐伦敦自治市市长的工党候选人提问，希望了解他对基本收入有何想法。这个候选人轻蔑地回答：

UBI，这是个有趣的想法，不过，基本上它是保守党设计出来消灭福利国家行政机关的，它一旦实施，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将被削减。问题是，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能促进经济体系的需求。我也担心基本收入将引发通货膨胀，最后导致穷人待在原地，却让已拥有就业保障的人获得额外的收入。[2]

我们稍后将讨论“基本收入会引发通货膨胀”的说法有什么问题。在此，我们要先厘清这个市长候选人念兹在兹的“公共部门就业机会”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职位？想必他是指负责审核各项津贴的低薪官僚职位——也就是为了判断申请人是否“理应”领取财力调查式津贴而窥探申请人生活的低阶公务员，或是某种有条件支付制度下，负责以有损人格的约见方式厘清申请人（只要申请人迟到五分钟就会加以惩罚）的行为是否符合既定条件的公务员。这些官僚难道找不到（或不能被安排去从事）其他更能善用其时间、精力与“技术”的工作吗？实质上来说，那个政治人物以及他的很多同路人反对为平民百姓提供基本安全感的原因，说穿了就是为了保护那些试图否决对人们发放津贴的公务员的就业机会！

讽刺的是，以基本收入会摧毁福利国家为由而反对基本收入的人，却倾向于支持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险，而我们应该提醒这些反对者，当年最先导入社会保险的俾斯麦以激烈的手段来压制的，正是这些反对者意图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他禁止人们信奉社会主义，并将他们的领导人物逐出普鲁士的各大城市。所以，逻辑上来说，基于“基本收入倡议者乃社会主义的死敌”这个错误观点而反对基本收入的那一群人，应该也要反对老牌福利国家的根本基础[3]才对。

但无论如何，诚如第四章提到的，贝弗里奇和俾斯麦的社会保险模式在一个充斥着愈来愈多危产阶级的开放式弹性经济体系根本行不通。然而，这里要强调的重点是，我们不能基于自己不喜欢的人支持或反对某一项政策而支持或反对一项政策。

确实很多人像赫希曼所分析的那样，为基本收入扣上“危险”的大帽子，对这样的观点，有几个方式可加以反驳。首先，我们已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个世界还有实现其他进步主义政策的压力吗？目前贫富差距的恶化程度与水平几乎前所未见，经济不安全感弥漫，充分就业被重新定义为大约5%的失业率，这还不包括遭到不适用的劳动统计数据蓄意掩盖的许多“未充分就业”人口，最重要的是，主流政治势力迄今还是不重视日益庞大的危产阶级。

第二，为什么要把“充分就业”视为一种进步主义政策？尽可能将最多人塞进各种从属于不同“老板”的“就业机会”，究竟有什么好值得高兴的？事实上，很多（甚至大多数）就业机会都很乏味、让人变蠢、有损人格、令人孤立或甚至危险。基本收入至少有助于改善就业机会的本质，因为它让更多人有能力拒绝自己不喜欢的就业机会，或可以就投入特定工作而要求更高的薪资。

第三，有什么理由说基本收入会导致我们偏离其他进步主义政策？为什么不说基本收入能成为那类政策的必要基础？发放基本收入有可能强化人们积极采取行动的决心，所以反而更可能促进其他进步主义政策。此外，一如“充分就业”，某些长久以来被视为有助于促进进步的政策经更严格的检验后，证明一点也无法达到目标。我们将在第九章讨论较受欢迎的基本收入替代方案，不过，没有理由假设基本收入会阻碍我们追求其他目标。

批评者通常主张基本收入倡议者把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以为只要给穷人更多钱就能有效解决穷人的所有问题。其中一个类似的批评主张：

进步论者（progressives）与自由至上主义者不愿承认很多穷人和失业者缺少的不只是现金；这些穷人和失业者或因毒品、酒精成瘾，或因心理健康问题而受苦，或有犯罪前科，或者难以在一个复杂社会里与人正常相处。换言之，他们或许很需要金钱，但金钱本身并无法解决上述种种病害。[4]

当然，金钱确实无法解决那些病害，通情达理的基本收入拥护者当然也相信现金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基本收入并非解决社会所有病害的万灵丹，而且，以这个基础来评断基本收入也不公平，毕竟那些批评者并没有依据相同的标准来评断其他社会政策。诚如第四章提到的，基本收入可能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对金钱的焦虑常是直接因素，尤其是孩童。不过，要解决社会病害与脆弱，应该使用量身打造的公共社会服务措施，而非社会保障政策，因为我们必须体认到，所有人——不是只有“穷人”——都可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需要支援。

反对基本收入的标准本能反应之一是：为什么要发钱给不需要钱的人？诚如某个批评者所写：“如果要改善贫富差距，发较多钱给较没有钱的人（而不是发相同金额），效果会比较好。”[5]批评者常根据这类主张提出补充意见：自动发放基本收入给每一个人，相关成本将会过高，后果令人难以想象。关于这样的批评，以下是三个反驳意见：

首先，如果基本收入被视为某种“社会红利”，就应该把整体社会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公共粮食和财富作为一种属于全民的权利，并将它分配给每一个人或公民。权利必须是全民皆享有的，否则就称不上权利。对每个人发放均等金额的效果，绝对比只发放相对较高金额给低收入者的效果更好。

第二，就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对每个人发放基本收入再借由向较富有的人课税（见下一章的“一位教授的脑筋急转弯题”短文）以取得基本收入财源的做法，成本较低也较容易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设计与实施（并借由向较富有的人讨回发放出去的钱，一如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家庭免税额相关做法）可以很简单，而且能摆脱和津贴领取资格有关的武断复杂规定——这种规定造成的成本非常高，而且经常令人感到非常痛苦。

财力调查几乎都非常复杂、相关管理成本高，而且倾向于发生统计学上严重的“第一型错误”（Type 1 error，没有帮到想要帮助的人）与“第二型错误”（Type 2 error，发给某些根据规定不应该有资格领取的人）。每个财力调查计划都因污名化、无知或恐惧等，而有低领取率的现象，同时不可避免地衍生了贫困与飘零陷阱。

第三，目标锁定型的制度不会自动使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改善。那些问题的改善与否，取决于津贴领取率、产生的累进税效果（progressiveness）与行政效率。事实上，很多人曾主张，目标锁定型的制度反而比较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恶化，而非改善。[6]基于国际上各种目标锁定型计划的失败率非常高，所以，我们不得不假设，继续拥护那类计划的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想减少领取津贴的人数。

多数从事政治游说的道德主义者不断提出这个反对意见，不过，在21世纪头几年，最力倡这个反对观点的是“第三条道路”（Third Way）[7]阵营的政治人物与学术界人士。第三条道路和“互惠主义”（reciprocity）见解密不可分，它主张没有贡献就不能享受权利、未能证明已承担“责任”就不能享受权利。所以，这个阵营的人主张，应该要求领取政府补贴的人表现出“互惠”的姿态，换言之，领取人应该配合相关规定，不断找工作或甚至参与劳动福利计划，才符合领取标准。

以“不劳而获”为借口而反对基本收入的人最常提出的批评是，社会给予很多人太多不劳而获的东西。问题是，任何基于“不劳而获”理由而反对基本收入的人，应该也要反对所有财富继承收入以及其他所有非经由生产活动取得的各种收入才对。

他们应该也要反对国际版权制度，因为那个制度让握有版权的后代子孙可在原著作者过世后最多到七十年内都可继续获得版权收入；他们也应该反对所有选择性的所得税减免与补贴计划，因为那类减免与补贴的主要受惠者，多半是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这些好处的有钱人；他们应该反对各种避税工具，因为这些工具让有钱人能在不贡献公共服务成本的情况下就使用这些服务；另外，他们也应该反对很多其他只因坐拥资产而取得的各种“食利者”收入。[8]除非基本收入的批评者也拥护（而且身体力行）无避税、无补贴与无继承等，否则这种“不劳而获”的反对意见就是伪善，在逻辑理论基础上站不住脚。

很多人常主张，发放现金给穷人反而容易导致他们误入歧途，因为领取人将会把这些钱花在酒精、香烟和其他“公害”上，而不是花在子女与诸如粮食、衣物及热能等必需品上。所以取而代之地，他们主张应该以限制支出用途（经核准的用途）的补助金券（例如食物券）或卡片等形式来帮助穷人。

显然这是彻底温和专制式的攻击说词。要怎么在所谓“公益”与“公害”之间画出一条区隔线？为什么有钱人有自由购买并消费被政府官僚视为“公害”的任何东西，而穷人却没有那样的自由？何况政府真的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有益或有害吗？原本被视为有益的东西，事后可能会被宣称为有害，反之亦然。法律和规范应该对每个人一视同仁，这是根本原则。

更广泛来说，有一个道德上的推断认定穷人——尤其是领取津贴的人——不该把钱花在必需品以外的任何事物上，换言之，它主张就算是能让生活变得稍微不那么悲惨的最渺小“奢华”，穷人也不能享受。诚如马克思在1844年指出的，“工人的每一项享受似乎都应受谴责，所有超出最基础需求的事物似乎都被视为一种奢侈享受”。[9]

选择性地对低收入者或其他需要政府救助的群体实施温和专制主义，可能比全面性的温和专制主义更糟糕，因为政府不让弱势群体有机会以民主手段来推翻这项规定，而不受影响的绝大多数人或许会因为预期自己能受惠于较低税赋而不关心弱势群体，或是支持拒绝赋予弱势群体自由。

有时候，某些人也宣称纳税人有“权利”决定“他们”贡献的税赋应该怎么花。不过，这个世界实际上通常并不是如此。举个例子，很多英国人不喜欢为核武器买单，也有很高分贝的汽车游说活动，主张汽车燃料税必须全部用在道路相关支出上。所以，纳税人有什么理由认定自己应该在社会保障政策上有特权，甚至认为他们该被咨询？

无论如何，事实证据显示，基于这个理由而反对基本收入的意见都站不住脚。已实施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和现金转移计划显示，领取人其实是把绝大多数的钱用在私人的“良性用途”。以印度与纳米比亚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来说，领取基本收入的人比较倾向于不把钱花在所谓的“公害”上。非洲的现金转移计划也可发现相似的结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肯尼亚。[10]虽然个中原因纯属猜测，但从印度中央邦试点计划可探究出相关的原因：领取基本收入后，较多男性留在家附近的农田工作，无需到外地城镇找有薪劳动机会，而到外地的男性较可能买酒和饮酒。[11]

这也是反对基本收入的常见说法，我们将在第八章详细加以探讨。不过，我们在此可以先说，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说法属实，而且，相关的影响远比一般想象的更复杂。当然，我们还是要问所有倾向根据这个理由否定基本收入的人一个问题：如果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和实验证据显示基本收入不会降低工作的吸引力，那么你会不会支持基本收入？

基本收入会对工资产生任何冲击吗？如果会，是什么样的冲击？有些批评者——尤其是工会人士——宣称基本收入会促使雇主主张既然人们已领了基本收入，雇主就无需支付那么多酬劳给劳工，而这样的态度将会导致工资降低。然而，基本收入的拥护者则强调相反的观点：基本收入将让人们较有能力拒绝明显带有剥削色彩的工资条件，并更有信心与雇主协商较高的工资。换言之，基本收入能让较容易受伤的人们有能力在面临紧急关头时勇于说“不！”。

主张基本收入将被用来作为对工资的一种补贴并使工资降低的人，应该也同样要反对和就业有关的税额抵减才对，因为那类税额抵减实际上正是对工资的一种补贴。关键差异在于从事低工资劳动工作的领取人才能享受较高的税额抵减，从美国薪资所得税抵减（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以下简称EITC）制度与英国、加拿大及其他相当的制度便可见一斑。税额抵减的存在会导致工人不愿积极争取较高工资，因为增加的工资多半会因较低的税额抵减而失去效益。

相反地，基本收入将发放给每个人，无论一个人是否受雇、工资低或高，而且，基本收入不能因工资上涨而撤销。这将让工人拥有较大的协商力量，较有空间考虑接受或拒绝雇主提出的工资条件。而且这么一来，需要找人来做枯燥职务的雇主，就有义务提供较优渥的酬劳与其他条件，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吸引应征者上门（要不然就得投资较多自动化设备——如果可行的话）。至少就最低限度来说，人们将因领取基本收入而拥有较大的自由来决定是否乐意接受低酬劳或甚至无酬劳的工作。

这个论述主张，如果每个人都领到一笔基本收入，就会有很多钱被推向经济体系，进而导致物价飙涨，到时候，通货膨胀将大幅上升，反而导致人们变得比以前更无余裕。这种假想的通货膨胀影响是明斯基（Hal Minsky）反对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提案时的核心批评，在他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提出。[12]

诚如第五章提到的，这是“单方面”的经济学，因为它忽略了额外的购买力对商品与劳务供给的影响。以发展中国家及较富裕国家的低收入社群来说，这种供给效应实际上甚至可能促使基本商品及服务的价格降低。举个例子，在印度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见第十章），村民因领取基本收入而新增的购买力，促使本地农民种植更多稻米与小麦，使用更多肥料，并耕种更多的土地。[13]他们的盈余因此增加，但他们供应的粮食的单位价格却下降。相同的状况也可见于衣物，因为很多女性发现购买缝纫机与材料是值得的。[14]就这样，一个过去不存在的市场从此被创造出来。如果一个社群想赚更多钱，或者人们想取得更多商品与服务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准，理当也会出现类似的反应。

因基本收入制度而受惠最多的是低收入者，而这个现象也得以扭转总需求的结构，让具有高“供给弹性”（以增加数量而非价格的方式来回应上升的需求）的基本商品与服务的占比得以提高。这也代表本地商品与服务的需求将增加，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与就业机会。延伸来说，通过较高收入者缴纳较高税收来支应基本收入，将加重需求结构的扭转，甚至促使物价下跌，同时创造更加永续的经济增长。

如果基本收入的财源是借由改变公共支出而非额外支出的方式取得，所谓的通货膨胀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诚如杰夫·克洛克（Geoff Crocker）说明的，唯有总购买力高于GDP，才会产生所谓的通货膨胀冲击。[15]所以唯有在处于或接近“充分就业”的经济体系，“基本收入将推升通货膨胀”的说法才会成立，但目前没有一个现代经济体系接近“充分就业”状态。另外，目前的劳动市场远比过去开放，所以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可能引来更多新加入的劳动力，或促使就业机会相对外移（这个状况比较可能发生），进而产生抑制工资的效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与政府正极度努力克服物价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并希望设法提高通货膨胀。他们的种种努力付出很高的代价、没有效率，是退步的，最终也纷纷宣告失败。所以，只要因基本收入而新增的需求维持在一个能使物价稳定或温和上涨的范围内，基本收入就是有益的。

移民大幅增加与欧洲近来的难民危机，使得某些人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将诱发低收入国家大量人口向高收入国家迁移的移民潮。这些看法又因成见颇深的政治修辞如“福利观光”（welfare tourism）等用语而变得更有影响力。

基本收入的反对者（包括瑞士政府）利用这个论述，在“瑞士应否导入基本收入”的公投活动（将在第十一章讨论）中诱发人民的恐惧感，某些观察家认为那是导致瑞士2016年6月的基本收入公投未能通过的诱因。

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可反驳这项批评。最重要的是，现有的社会救助制度已产生社会摩擦（social friction）。津贴与社会住宅的提供是根据需要与否，不是基于权利。所以，老公民一定会感觉相对新加入的公民是在“插队”——因为新公民通常是最贫穷的一群人。很多人确实经由长年的努力，对社群或甚至后代子孙尽了他们应尽的义务，所以就算其中某些老公民对于“被插队”一事感到愤慨，我们也应该抱持理解的态度。从一个发人深省的研究可看出东伦敦当地因现有社会救助制度而产生的社会摩擦与反移民情绪。[16]

不过，基本收入不仅不会导致这个局面变得更糟，还能改善整个局面。我们可以设计一套着重实效且让多数人感觉公平的规定。举个例子，可以将“持续居住在社区的时间”作为判断居民是否享有应得权益的优先条件。另外，提供充分资讯让潜在移民了解自己必须取得永久居民的资格或等待特定期限（例如最少两年）后，才能取得领取基本收入的资格（但若有需要，应让还没有资格的移民仍可取得剩余的社会救助）。事实上，基本收入有可能成为一种阻止迁移的公平方法，但它也提供某种促使移民合法入境并融入社会的诱因。因此，相较于现有的财力调查式救助制度，基本收入制度反而倾向于降低反移民情绪。

有一位评论家只因为自己认为基本收入将“抑制移民前往美国”而站出来反对基本收入，真是一件讽刺的事。[17]然而，如果能设计一套与现行长期永久居留权或公民权取得规定相容的基本收入计划，这项计划将会比目前的所有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公平。何况给予较大的经济安全感，人们就不太可能把经济体系视为一个和移民竞夺资源的零和竞争（zero-sum competition），而且能促进人们更大的容忍度与利他主义态度。

这个反对意见很有趣。这个说法的意思是，如果政府设定了全民基本收入办法，那么掌权的党派就能在大选前不久提高基本收入的发放水准，以达到对选民贿选的目的，就算不是贿选，至少能让选民感觉经济状况还不错。这样的状况确实可能发生，但对一个符合常理的政策来说，这并非不可克服的障碍。

回应这个疑问的方式之一可参考安迪·斯特恩的建议——根据国民收入的变化，自动调整基本收入的发放水准。[18]先前讨论过的我的提案之一则是建议成立一个类似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基本收入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Basic Income Committee，以下简称IBIC），由议会指派该委员会的委员，并将任期设定为五年。[19]当局可以授权IBIC在其职权范围内，根据国民收入的变化甚至经济状况，调整基本收入的发放水准。关于多层式基本收入的概念，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再次讨论。在此，我要强调的重点是，要克服基于“基本收入容易受民粹主义者操弄”而反对基本收入的意见，应该相对简单。

无疑地，不管在任何时刻，还是会有很多人提出其他各种反对意见。不过，以上十三个反对意见肯定是最常见的。读者必须客观研判以上各个反对意见是否可信，并进而判断这些意见是否足以否定基本收入的正当性。在判断任何一个政策的价值时，都应该详细且客观地考虑它的优点和缺点。基本收入的倡议者主张，促进社会正义与自由以及改善贫富差距与不安全感等，比一味批评重要，因为多数批评禁不起更严密的检验。然而，我们还是必须更深入探讨两个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基本收入的财政负担能力以及它对劳动和工作的冲击。

注释：

[1].A.Hirschmann (1991),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Private communication (2016).

[3]即社会保险。——译注

[4].I.V.Sawhill (2016), ‘Money for nothing: Why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s a step too far’, Brookings, 15 June.

[5].V.Navarro (2016), ‘Is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welfare state dead? A critique of Varoufakis’, Social Europe, 4 August.

[6].W.Korpi and J.Palme (1998), ‘The paradox of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egies of equality: Welfare state institutions,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5), pp.661-87.

[7]又称“新中间路线”。——译注

[8].G.Standing (2016),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London: Biteback.

[9].K.Marx (［1844］ 1970),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149.

[10].Kenya CT-OBC Evaluation Team (2012), ‘The impact of the Kenya Cash Transfer Program for Orphans and Vulnerable Children on household spend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4(1), pp.38-49.

[11].S.Davala, R.Jhabvala, S.K.Mehta and G.Standing (2015), Basic Income: A Transformative Policy for India. London and New Delhi: Bloomsbury, pp.96-7.

[12].M.Friedman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L Minsky (1969), ‘The macroeconomics of a negative income tax’, in H.L.Minsky (2013), Ending Poverty: Jobs, Not Welfare. Annandale-on-Hudson, 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Bard College.

[13].Davala et al., Basic Income.

[14]无形中增加了衣物的供应量，促使价格降低。——译注

[15].G.Crocker (2015), The Economic Necessity of Basic Income. Mimeo.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62941/1/MPRA_paper_62941.pdf.

[16].G.Dench, K.Gavron and M.Young (2006), The New East End: Kinship, Race and Conflict. London: Profile Books.

[17].T.Cowen (2016), ‘My second thoughts about universal basic income’, Bloomberg, 27 October.

[18].A.Stern (2016), 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G.Standing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Bloomsbury.

最常见的基本收入反对意见就是——国家没有能力负担。这一章将试着说明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思考时需要尽可能客观公平，另外，我们也必须牢记，不应事前就轻率决定要发放怎样金额的基本收入才符合理想，也不宜事先设定基本收入目标水准；基本收入可以分阶段导入，支应基本收入的财源也可以来自很多不同的可能渠道。

主张国家无力负担基本收入的常见论点，是将基本收入设定在收入中位数（median income）的50%~60%，再将这个数字乘以人口规模，最后算出基本收入的总成本，再将这项总成本和当前的福利支出总额进行比较。举个例子，蒂姆·哈佛德（Tim Harford）在《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里暗示，英国的基本收入可设定为每天十英镑。“以6400万英国居民计算，如果发放此金额，每年的成本将是2340亿英镑，所以这些费用大部分可以通过废除所有社会保障支出的方式来支应——这些支出共2170亿英镑。”[1]

约翰·凯（John Kay）在他的《金融时报》专栏中强调：

利用简单的算术便可厘清为何这些计划行不通。先判断基本收入应该约为每人平均收入的多少比率是适当的。30%看起来太小气；50%可能比较合理？你写下的数字就代表了国民收入将被用在基本收入相关公共支出的百分比……如果要了解那代表平均税率会是多少，把其他公共部门活动——教育、医疗、国防和运输——耗用掉的国民收入百分比加总就知道了。除非把基本收入设定得不可思议的低，否则花费在基本收入的支出将不可思议的高。[2]

约翰·凯补充，基本收入的多数倡议者并没有“认真且实地详细分析相关数字”，他的说法对很多详细分析数字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他根本不晓得别人下了多少工夫研究，就妄下这种不公允的断言。

这类计算是可以被批判的。举个例子，约翰·凯的《金融时报》同僚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就曾指出，在选择决定基本收入发放水准的适当“平均收入”标准时，不该采用“国民收入”（GDP）数字，因为国民收入是经济体系内生产的所有商品与劳务，而该用“可支配收入”——即人们在扣除税金与转移金后可花用的剩余资金。[3]可支配收入还不到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因此，约翰·凯基于挑衅目的而提出的高估计值——即基本收入将占用50%国民收入——就会降到33%。

《经济学人》用一个可供所有OECD国家使用的互动式基本收入计算法，归纳出更复杂的“保守”估计值。[4]它的目的是要说明，在税收与其他公共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若将非医疗性质的额度转作基本收入，将有多少钱可供发放。有趣的是，即使是以这个非常局限的基础计算，七个西欧国家早已有能力支付每人每年一万欧元的基本收入。

美国有能力发放6300美元，英国则有能力发5800美元。但显然对多数国家来说，用这种租税中立（tax-neutral)[5]的福利转移作业来支应基本收入财源的空间并不是太大，尤其是排名垫底的国家如韩国（2200美元）和墨西哥（只有900美元），主要是这两个国家目前的税收与福利支出较低。

《经济学人》这个互动式计算法的另一个目标，也是为了计算若要发放特定金额的基本收入，将需要提高多少税收。以英国来说，这个计算法估计，若要发放约当平均每人GDP的三分之一的基本收入，税收金额需要增加15%。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质疑它的计算条件，然而这类粗略计算作业都隐含几个更根本的缺陷。

第一，这些计算并没有考虑到以税赋手段从较高薪资收入者方面收回基本收入的影响；在实际上，只要调整税率和免税额，让额外的税收金额等于发放出去的基本收入总额就好，而且这并不会对有钱人或财政造成净成本。

第二，这些计算也未将废除财力调查式津贴与行为条件津贴后所节省的行政支出纳入考量。行政费用占了英国就业与国民年金事务部2013~2014年1720亿英镑预算中的八十亿英镑，其中多数是用来支付地方就业中心的支薪职员薪水，而那些职员的工作是监督与惩罚津贴领取人。这还不包括政府支付给协助执行伤残者“工作能力鉴定”测试作业的民间合约承包商的数亿英镑开销（这类鉴定导致社会上某些最脆弱的人的津贴领取资格遭到否决。）

第三，这些计算拿基本收入的成本和现有的福利预算做比较，并假设所有其他领域的公共支出将维持不变。然而，各国政府随时都可能选择重新排列各项支出的优先顺序。英国政府只要取消更换三叉戟核导弹系统（目前估计，在它的寿命存续期间，相关成本已超过两千亿英镑），就足以省下数十亿英镑。另外，只要停止发放主要流向企业与有钱人的多项补贴，也能进一步省下数十亿英镑。

英国的“企业福利”（corporate welfare）估计一年高达930亿英镑以上。[6]而根据右翼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统计，美国政府为补贴企业成本而支出的联邦补助金，也达到每年一千亿美元。[7]此外，农业补助金多半进了大地主的口袋，而化石燃料补助金则危害气候——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多数补助金会产生累退税的效果，在道德上没有正当理由且无关经济增长。[8]虽然我们不可能准确算出可被重新分配的金额，还是能将来自各式各样补贴的潜在节省金额列入考虑。重点是，即使财政支出保持不变，只要调整支出比例就能作为基本收入的另一个资金来源。

典型的批评战术并未聚焦在代价高昂且会造成累退税效果的那些补贴，而是拿基本收入的可能支出和大众公共服务的支出做比较。例如，《卫报》曾有一篇社论问道：“把这些钱花在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下简称NHS）、教育或儿童照顾用途会不会比较好？”[9]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个议题容易引起偏见，它蓄意暗示基本收入将剥夺这些重要公共服务的资源，但这是错误的推论。

第四，保守的计算忽略了现代财政制度琳琅满目的特有租税减免和免税额的存在。英国个人所得税免税额一年导致国库折损接近一千亿英镑的税收（2016年时，11000英镑以下的收入免税）。某些薪资收入者的国家保险自负额减免的成本，又另外让国库减少五百亿英镑。这两项免除额加起来，共接近GDP的10%，而且它们会产生强烈的累退税效果。[10]

虽然当局美其名曰地表示，提高个人免税额是帮助低收入者的对策之一，但这项措施的最大受惠者其实是高收入者，因为他们因此得以避免被课税的收入较多，而且，税率愈高，适用收入水准级距也愈大。在此同时，原本收入已低于课税门槛的低收入者更是一点免税额利益也没享受到。

其他也值得一提的是，提高免税额的另一个影响是缴纳所得税的人数减少。几乎有一半的英国成年人没有缴纳所得税；几乎也有一半的美国家庭没有缴纳联邦所得税。研究也显示，未纳税的人的政治参与度较低，所以不太可能去投票。[11]这是缩减免税额并利用省下来的钱来作为基本收入财源的另一个重要理由。

以英国政府认可的其他选择性租税减免来说，一年的总成本已上升到1170亿英镑以上，超过花在国民医疗保健制度上的成本。[12]另外还有218种租税减免的成本则未经估算，政府也没有分析这些减免是否真的影响了当初设立减免规定时所要促进的行为。美国也有超过二百种选择性的租税减免，成本最高前十名的减免导致联邦国库在2013年少掉9千亿美元以上的税收，约当GDP的6%。前三大减免——州与地方税减免、不动产抵押贷款利息减免与慈善捐款减免——每年共造成1850亿美元的成本。[13]这些租税减免的金额加起来非常可观，足够用来发放金额适当的基本收入，而就算只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放基本收入，也能产生相当显著的效果。

暂时不谈其他支出计划与财源应该在什么时间点重新分配，我们接下来将聚焦于英国最近的几项研究，这些研究详细检视英国的财政负担各种不同基本收入制度与发放金额的能力。这些研究几乎都沿用马尔柯姆·托瑞所谓的“严格的收入中立性”（strict revenue neutrality）假设，换言之，这些研究假设基本收入完全是以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免税额及当前福利支出等所省下的钱来支应。长久以来，这是估算基本收入成本的标准方法，包括米米·帕克（Mimi Parker）等人早期的许多努力。[14]帕克是个保守主义者，她和她的赞助人下议院议员布雷登·莱斯-威廉姆斯（Brandon Rhys-Williams）密切合作。莱斯-威廉姆斯继承了他母亲茱莉叶的基本收入研究，并持续奋斗到20世纪80年代。

除了检视基本收入的可能成本金额，以下提及的这些研究也试图计算基本收入对不同形态与收入水准的家庭的影响。根据保守估算值而提出的一种常见批评是，将现有福利计划雨露均沾地分配给所有人口，将会导致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境况变得更糟，因为他们从基本收入制度获得的金额，将比从现行提拨式制度与财力调查式津贴（包括税额抵减）领取的金额少。理论上来说，这个议题可用两种方式来处理：设计一个让低收入者损失最小化的基本收入制度，或是导入一套混合式计划，作为过渡时期的应对方式，也就是说，在发放基本收入之余，加发现有的津贴。在解读这些研究的成果以前，我们必须牢记一个前提：所有模型都假设目前各种津贴的领取人都完全领取了他们应得的津贴，但事实并不然，财力调查式津贴与行为调查式津贴和这些人实际应得的相去甚远。

政治智库金巴斯集团做了一个模拟，计算了某个混合式过渡计划的成本，这项计划将在继续发放目前几乎所有津贴（包括退休金与住宅津贴，但不包括孩童津贴，孩童津贴将被废除）之外，加发相当大方的基本收入（年满25岁的成人每周61英镑，年纪较轻的成人、孩童和退休人士发放的金额稍微低一些）。[15]在评定财力调查式津贴的资格时，也会将基本收入列入考虑，这么一来，前述津贴的成本将降低，仰赖这些津贴的家庭数也会减少。这项模拟显示，只要废除所得税个人免税额、终结高收入者偏低的国民保险拨费，并将每个所得税课税级距的税率提高3%，便能筹集到这个计划的完整财源，而且只会导致每年高达七千亿英镑的国库支出增加相当微小的净成本。一旦实施，基本级距的所得税加上国民保险自负额的总税率将上升到35%（2016年为32%），较高级距为55%（原为42%），以及最高级距的60%（原为47%）。

诚如马丁·桑德布提到的，虽然上述制度将使纳税额最高的五分之一纳税人的缴税金额大幅增加，但他们也能因基本收入的发放而获得部分补偿。[16]何况在现有的制度下，低薪资收入者会因税额抵减及其他财力调查式津贴的撤销，而面临高达80%甚至更高的边际“税”率，而且，以薪资收入稍高的人来说，一旦收入超过会失去育儿津贴和个人免税额的水准后，也会面临超过60%的边际税率。

金巴斯集团还计算了一套更大方的混合计划的成本，这个计划将每周额外发放十英镑给所有人。如果实行这个计划，将会使每个收入级距的税率进一步上升2%，并增加额外80亿英镑的成本。这两个过渡计划都能改善贫富差距的问题，且对贫困的改善产生显著的影响，以第一个案例来说，孩童贫困状况估计可改善38%，第二个案例则能改善45%。落在收入分配最低五分之一的群体里，有60%的人能因第二个计划（更大方）而多获得20%的利益，而这些重新分配的财富来自收入排名前五分之一的群体。在收入最低的两成家庭中，只有不到3%的家庭会损失超过5%。

公民收入信托的董事马尔柯姆·托瑞利用一个稍微不同的家庭租税与转移模型（以2012~2013年的数值为基础），估计一个较中庸的混合计划的成本，这项计划将每周发放50英镑的“公民收入”给25岁至64岁的人，青年（16~24岁）的公民收入是每星期40英镑，年满65岁以上的人则可领取每周30英镑的公民退休金。[17]

当然，这是在多数现有津贴以外加发的钱，只不过，所有财力调查将会把公民收入列入考量。托瑞发现，如果采用和上述金巴斯协会那个模拟一样的收入及国民保险结构组合，他的计划将让国库每年节省近30亿英镑。（他也计算了只对某个年龄层〔16岁〕导入基本收入的创新概念的成本，后续再逐步把基本收入的发放扩大到所有年龄层。）

根据托瑞的计划，在刚实施时，收入最低五分之二的家户中，也有3%的家庭的境况会比原来差5%，1.5%的家庭境况恶化超过10%。然而，国库省下的28亿英镑，足以为这些家庭提供特别补偿，毕竟那将只是一个过渡计划。另外，较高收入水准的人里将有更高百分比的人产生损失，对一个追求重新分配资源及改善贫富差距的计划来说，这是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不过，对这些人来说，相关的损失将是可控制的（见图7.1）。

与此同时，根据托瑞的说法，孩童贫困将改善三分之一，这个计划“将能确实以可管理且有用的方式，将富人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其中，常被称为‘被挤压的中产阶级’（squeezed middle）的家庭尤其受惠于这个过渡计划”。

皇家文艺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以下简称RSA）利用托瑞的模型，自行计算一套全面性基本收入计划的成本，这个计划打算发给25~64岁成年人每周约当71英镑的款项，65岁以上发放143英镑，0~5岁的头胎子女每周发给82.5英镑，第二胎以后发放65英镑，而5~24岁的孩童与青年人发放56英镑。[18]这些金额（将取代多数现有的津贴）大约等于现有的求职者津贴（Jobseeker's Allowance）、政府退休金与孩童津贴，及低收入家庭可领取的其他子女资助的总金额。伤残救助与住宅津贴并未被纳入计算，不过，RSA也建议针对财力调查式住宅津贴展开个别的改革。

图7.1

托瑞的混合式基本收入计划的重新分配效果

资料来源：M.Torry (2016), ‘An evaluation of a strictly revenue neutral Citizen's Income scheme.’ Euromod Working Paper Series EM 5/16

个人免税额和国民保险下限将被废除，所有高于基本收入的收入都会被课税，边际税率最低32%（20%的基本税率加上12%的国民保险自负额，与现行规定相同），接着逐步上升，收入超过15万英镑者的最高税率为52%。从图7.2可得知这项计划和RSA所谓“喜马拉雅山”式税赋曲线（2012~2013年）的比较结果。在偏离“严格收入中立性”的背景下，退休金提拨款的税赋减免率将被限制在最低标准，这释放出了100亿英镑作为基本收入的财源。据估计，这项基本收入计划的净额外成本将介于98亿英镑至164亿英镑之间。

这份RSA报告的主笔安东尼·佩因特（Anthony Painter）表示：

我们估计我们所做的变革将产生比现有模型（包含个人免税额的取消）多约等于1%GDP的成本。这个金额听起来很庞大，然而，它并不比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担任工党政府的财政部长时实施的税额抵减变革所衍生的成本更高，而且远低于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2010~2016年间担任财政部长）当初不顾经济紧缩而推动的个人免税额、增值税、遗产税与企业所得税等变革所衍生的总成本。[19]

图7.2

RSA基本收入模型之边际税率与2012年~2013年实际税率比较

2012年~2013年税赋制度

RSA

资料来源：皇家文艺学会

RSA也检视2016年开始实施的国民维生工资（National Living Wage）[20]及新的全民福利救济金（Universal Credit）对向特定样本家庭发放的基本收入制度的运作有何影响。它发现维生工资的支付（假设人们领到这些钱，而且工时未被缩短）很快就让低收入家庭脱离因领取基本收入而发生损失的范围，这让基本收入制度的推动显得更有吸引力。

RSA的这个计划会对所有定居的公民发放全民基本收入。在英国居住与工作的欧盟国家国民和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国家国民，都能在取得永久居留权资格五年后（这是在英国脱欧公投前的规定）领到这笔基本收入，而其他移民将没有权利领取。所有年满18岁以上的公民都必须进行选民登记，才能取得基本收入的领取权，这是一种强化公民参与的手段。

除了计算上述混合式基本收入计划的成本，金巴斯也计算了一项将取代多数财力调查式福利津贴的基本收入计划的成本。[21]发放基本收入、增税以及削减现有津贴等组合做法的净成本或净节省金额介于一年多花430亿英镑至一年节省530亿英镑之间，金额视基本收入的发放金额而定。两项成本计算都是以下述假设为基础：成年人每周发放基本收入73.1英镑，65岁以上151.2英镑，18岁以下孩童44.3英镑。第二个案例省下很多钱，那是废除个人免税额所致（第一个案例保留个人免税额）。经金巴斯计算，所得税的最低税率必须提高到30%，单一最高税率需提高到50%。尽管如此，这些税率并没有高于（或甚至远低于）撒切尔政府（包括保守党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一连串所得税削减预算前所征收的税率。

然而，金巴斯的这个计划将会导致很多低收入者遭受损失，主要是因为孩童相关支付弥补不了其他津贴的流失。这些作者认为，就政治层面来说，目前不可能在英国导入意在彻底或几乎消除30%~40%最贫困人口的全面性基本收入计划，因为这么做的成本是150~200亿英镑，约等于GDP的1%，而且需要实施更高的税率。

相反地，RSA的目的是希望借由将资源重新分配到有学龄前孩童的家庭，将低收入者人数最小化，不过，它也体察到某些家庭的景况可能恶化——主要是有学龄小孩的单亲家庭。然而，金巴斯的作者还是将混合式计划视为未来推行全面性基本收入制度的一个务实阶段性做法。

我们应该把以上所有模拟当成说明性质的示例。但无论如何，这些模拟让我们体察到，当局可根据可行且能够负担的原则采用基本收入制度。即使接受“严格的收入中立性”限制——也就是基本收入必须以个人所得税支应并用福利预算省下的钱来弥补，税率的增加也能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且较低收入群体人数能最小化或获得补偿。在此同时，位于收入分配底层两成里的大多人将能获益，届时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也能获得适当的改善。

尽管如此，如果能部分以削减非福利支出计划的方式（包括削减会产生累退税效果的补助金以及特定所得税减免）作为基本收入的部分财源，税率有可能不需要大幅提高，甚至无须提高。而且这还未计入潜在的新财源，例如主权基金、碳税或金融交易税等。

多数和英国基本收入有关的计算都设想到了伤残者的贫困增额补贴，但这些研究都不情愿地归纳出一个结论：住宅成本理当分开处理，一如当前社会保险制度的做法。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在他1942年发行的福利国家蓝图中坦承，他在设定雇主全额提拨型津贴水准时，无法解决“租赁问题”；若住宅津贴的发放采用统一比率，住在昂贵地段的人将支付不了租金，而住在低价地段的人则会有多余的津贴。个人住宅成本的支付将让人有动力在退休后（这时才有资格领取政府退休金）搬迁到比较昂贵的住处。最后，战后的英国政府决定协助支付实际的住宅成本，但只补助财力不足且其增额补贴需求金额比国民保险津贴金额（依据提拨纪录发放）高的申领人。

如今，上述“租赁问题”变得严重许多。在福利国家施行初期，60%的人口居住在受严格租金管制的民间出租型设施，而且政府也积极推动大规模的福利房（council house）兴建计划。但如今，租金与房价的地段差异变得非常大，民间部分的租金也暴涨，政府打折出售福利房与社会住宅，更导致人们有能力负担的住宅大幅短缺。目前财力调查式住宅津贴的成本已暴增到每年250亿英镑。

虽然要解决英国目前的住宅危机，需要以增加人们负担得起的住宅的供给量等紧急对策来应对，但这个议题对英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却造成一个困难。以上所述的基本收入成本计算都假设，目前的财力调查式住宅津贴将大体上沿用现行模式，至少目前会沿用。这个假设稍稍可取之处是，如果进行财力调查时也将基本收入纳入考虑，未来仰赖住宅津贴计划（复杂、高行政成本且高扣除率〔tapered〕[22]）资助的人数将会减少。

RSA已提议（但没有估算成本）三个可能可以解决“租赁问题”且和基本收入原则不矛盾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限制扣除率，让领取住宅津贴的人在赚到额外收入时，无需以被削减津贴与负担较高税负的方式“支付”高于最高边际税率的税赋。第二个解决方法是将所有住宅相关支出全数移交给地方主管机关处理，让它们根据本地的环境来修订有关兴建、租金与津贴等政策。第三个解决方案是对每一个租屋者（而非房地产所有人）发放“基本租金收入”，而这项支出将以地价税专款支应。

当然，英国的住宅状况并非独一无二，其他国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其中最常见的通病就是大城市缺乏人们负担得起的住宅，以及住宅成本存在严重的区域与城乡差异等。然而，许多欧洲国家如德国、瑞典和法国，选择采用更慷慨的薪资收入相关社会保险津贴，让多数人们有能力负担自身的租金。一份比较研究显示，英国人的住宅津贴、失业津贴与收入补贴（income support）约当平均收入的百分比，在十个国家中排名第九。[23]看起来在其他国家，“租赁问题”对基本收入计划的设计来说，或许不那么令人头痛。

早在1985年，荷兰政府政策科学研究所（Dutch 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 Policy）就提出一个部分的基本收入计划，是该国的政府财政足以负担的。另外，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西班牙和南非，也都针对基本收入的导入，估算了相关的财政成本。新西兰的加瑞斯·摩根（Gareth Morgan）与苏珊·戈斯瑞（Susan Guthrie）归纳了一个结论，30%的平头税（flat tax）[24]就足以支付每个成年人每年11000新西兰元以及每个18~20岁青年每年8500新西兰元的基本收入。[25]

美国的安迪·斯特恩建议应该每个月发放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给每个美国成年人（2.34亿人），1000美元大约就是联邦贫困线水准。他估计这么做的总成本约每年2.7兆美元，约等于GDP的15%。根据他的建议，相关的财源将来自废除现行扶贫计划所省下的1万亿美元，包括食物券（760亿美元）、住宅救助金（490亿美元）以及薪资所得税额抵减（820亿美元）。[26]他也建议缩减军事支出及分阶段废除多数所得税减免，那些成本大约是每年1.2万亿美元。他也支持征收联邦销售税、金融交易税（目前已有十个欧盟会员国实施这项税赋）甚至富人税（wealth tax）。

实质上，财政负担能力问题可归结为两组选择——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应该多高？以及社会的财政优先考量是什么？现有的租税制度绝非神圣不可侵犯，而且，相关税制过度复杂，还产生严重的累退税效果，何况这还没有把政府因民间企业与个人避税与逃税而衍生的巨额税损算进去。

诚如一个评论家指出的，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显示，美国应该有能力负担基本收入，因为这些文件揭露了美国有钱人避税的程度有多么严重。[27]税收正义网络（Tax Justice Network）估计，全球各地的精英分子隐匿了21~32万亿美元的财富在免税或低税赋的司法管辖区，各国因此遭到剥夺的税收高达1900~2800亿美元。[28]在此同时，这些有钱人还享受了高额的“不劳而获”利益，因为他们通过公共基础建设与公共服务、政府与国际监理机关授予他们的财产权等，获得巨大的利益。另外，国际货币基金也计算，各国人士将利润转移到避税天堂的做法，已导致各国政府一年减损六千亿美元的税收。

以下是哈佛经济学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提出的有趣脑筋急转弯题。这篇帖文的标题是“全民基本收入速写”（A Quick Note on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29]

让我们看看一个平均收入五万美元但收入分配严重分配不均的经济体。为了提供一套社会安全网，有人提议实施以下两个可行的政策，你偏好哪一个？

每人一万美元的全民转移支付，相关财源将以20%的单一所得税支应。

一万美元的财力调查式转移支付，只有零收入的人能领取全额。接着，这项转移支付将分阶段降低：每赚一美元的收入就损失其中二十美分。这些转移支付的财源将来自对五万美元以上的收入课征20%的税赋。

我听到很多聪明人争辩：A政策很疯狂。比尔·盖茨凭什么领取政府转移支付？他根本不需要那些钱，而且到时候我们还需要征更多税来支付这些开销。B政策比较进步，因为它只对真正需要的人发放转移支付，为支应这些转移支付所需的增税幅度也较小，而且它只对收入高于平均值的人增税。

但这就是需要脑筋急转弯的地方。这两个政策的花费其实是相同的。若计算净付款金额（税收减去转移支付），这两个计划的净付款金额其实一模一样，只是框架不同。

在逻辑上，这位教授的论述没有破绽可言，只不过，在实务上这两个政策并不相同。财力调查绝对会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也会让申请人的个人成本增加，从而导致所有支付的实际价值低于其名义价值。再者，财力调查式津贴既不确定也不稳定，因为裁定津贴领取资格时所依据的薪资收入本身也不确定、不稳定。所以，虽然这两个政策的财政成本或许相等，领取人实际获得的价值却不相等。这使得我们更有理由推动非财力调查式的全民支付，再借由税制向较高薪资收入者增税，以取得相关财源。

粗略计算作业与模拟模型的共同根本缺点是：这些方法本质上是静态的，忽略了基本收入对经济活动的动态影响。举个例子，诚如先前提到的，基本收入将消除贫困与飘零陷阱等会导致人们不愿从事低工资工作、增加有薪劳动时数或主动争取更高薪资等的障碍。这种“道德风险”（阻碍人们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会衍生巨额的三重成本：继续仰赖微薄的政府津贴、平白浪费创造更多经济产出的机会，以及税收与国民（社会）保险自负额（乃至国库）的折损。

目前的财力调查式制度也制造了严重的不道德风险，它引诱处于或贴近危产阶级的人转入地下经济体系，从而彻底规避所有纳税与国民保险自负额义务。而以基本收入来说，由于人们不会因就业而失去领取基本收入的资格，所以，隐匿额外薪资收入的诱因就会降低，而这将进一步创造额外的税收。经济活动增温与较高税收（因较低薪资收入者的隐含边际税率剧烈降低，使得他们愿意去从事有薪劳动或不隐匿薪资收入，从而使薪资所得税收增加）而产生的经济利益，预期将超过较高薪资收入者税赋温和增加所衍生的负面冲击（实际上不见得会有冲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绩效中心（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的一份研究提出以下结论：“理论与事实双双证明，高薪员工的工作量或工作意愿几乎不受税率变化的影响。”[30]

诚如第五章提到的，这还会产生其他回馈效应。基本收入有助于促进心理与生理健康，降低人们对医疗与社会服务的需求，这应该也能产生节省相关成本的效果，释放出更多资金供基本收入或提升公共服务品质等用途使用。

通过碳税（意在阻止导致气候变迁的温室气体排放）[31]的收入来筹措基本收入的部分财源，是一种极具吸引力且广获认同的想法。气候变迁公民游说团（Citizens' Climate Lobby）针对美国所进行的计算显示，若课征每吨15美元的碳税，一年就可筹集1170亿美元的税金，经过各种不同的调整，这笔金额就足以对每个家庭发放每年811美元的红利（每人323美元）。[32]绝大多数的家庭将获益（这项红利的价值将高于因碳税实施而造成的物价上涨影响），而且它会产生相当强烈的累进税效应，换言之，比例上低收入家庭的获益程度更甚于高收入家庭。

平均来说，高收入家庭将产生损失，但这些损失相对其收入而言，可谓无足轻重。一个更传统的提案是以地价税来筹措基本收入财源。托马斯·潘恩针对他提出的计划，设算相关财源将来自对房地产所有人课征“地租”（ground rent）。亨利·乔治则鼓吹课征土地租税来支应基本收入。土地税将是累进税，因为土地所有权的分布大致上和收入与财富的分布一致，而且原则上这种税赋能筹到较高总额的资金。根据《经济学人》引用的几个估计值，对美国所有土地课征5%的地价税，就能筹集到1万亿美元以上的财源，足够应付对每个美国人发放每年3500美元的相关成本。[33]这是个吸引人的想法，尤其因为多数国家的房地产税制乱七八糟，经常产生累退税的效果，迫切需要改革。只不过，要导入这种税赋，政治难度将会非常高。

先前曾提及的富人税、遗产税、金融交易税以及机器人税等，都是基本收入的可能财源。另一个建议是要求谷歌、脸书和其他企业为它们目前免费使用用户数据付费，毕竟那些企业通过这些数据资料的使用而获得庞大的利润，届时它们支付的数据资料使用费将可用来作为基本收入的部分财源。[34]

丹麦创投资本家索伦·艾凯兰德（Soren Ekelund）经营的社会思想智库（SamfundsTanken）建议采用一套独创的财源筹措机制。[35]这个机制可称为“社会创投基金”法。如果企业接受和本地议会之间协调好的利润共享条件，议会就愿意以基本收入的名义来支付部分员工工资（但非就业者也能领取基本收入）。这将提振企业获利（因为企业必须发放的工资减少了），而利润分享协议也会让议会取得支应基本收入的资金。这是一个复杂的计划，但也体现了形塑一个全新制度的智慧。

笔者本身偏好的财源筹措选项是利用主权基金的建立（沿用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或挪威养老基金〔Norwegian Pension Fund〕的模式）来作为基本收入的财源。这个选项是引用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的《阿加莎乌托邦》（Agathatopia）一书中说明的做法，它允许一个国家用许多年的时间慢慢累积这个基金，并随着基金的持续壮大，缓步提高以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名义发放的金额。[36]社会红利法被视为将社会集体财富依正当的比例分配给每一个人的好方法，所以它在政治上具有吸引力，因为这个方法不需要废除现有的福利制度，也无须提高薪资收入相关税赋。

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是杰伊·哈蒙德（Jay Hammond）在1974年当选美国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州长后创立。该基金在1976年成立后，接收八分之一的阿拉斯加州石油生产收入。这个基金直到1982年才终于开始对所有合法的阿拉斯加居民发放全民“红利”。长期以来，这个模型一直相当吸引BIEN社群的基本收入倡议者，它堪称一个专为支付基本资本补助金或基本收入而成立的新生基金。[37]

其他偏好主权基金法的人还包括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es），他建议根据阿拉斯加基金的模型，成立一个“天空信托”（Sky Trust），并建议向使用“全民资产”的企业收取费用来作为这个信托的财源。所谓全民资产包括天然资产（空气、水、矿物和其他资源）以及社会建构的资产，例如知识产权体系和法律及金融基础建设等。巴恩斯估计，针对全民资产的使用而收取的费用——包括污染税、天然资源开采税、电磁波频谱使用费、金融交易税以及知识产权版税及权利金等，将足够每年发放5000美元红利给每个美国人。[38]

英国的斯图尔特·兰斯利（Stewart Lansley）则建议利用“社会财富基金”（social wealth fund）来发放基本收入，这个基金的财源将来自对股份所有权收取的税费。[39]根据他的计算，若针对英国股市挂牌交易的前一百大企业的股份所有权课征每年0.5%的税，将能募集到80亿英镑，如果征收1%的税，则将筹集到两倍的金额。其中有一半以上的金额将来自海外持股人。[40]笔者曾提议针对各式财产——实体、金融与知识产权——的民间所有权的租金收入及开采权课税，这些税收也可用来成立社会财富基金。[41]

不过，这个基金必须采纳民主的治理结构，而且必须根据道德原则来管理，唯有如此，它才能在各种收入来源逐渐被耗损后保有可持续性，进而确保代际平等。英国政府在2016年提出成立页岩财富基金（Shale Wealth Fund）的提案，更凸显出道德治理（挪威养老基金为具体的明证）的重要性。[42]至多有10%的页岩气压裂（水力断裂）收入将成为这个基金的收入，以25年的期间推估，相关收入可能高达10亿美元。这些钱将发给设置压裂站点的社区，而这些社区能决定要把钱用在地方建设，还是以现金方式分配给当地的家庭。我们很难防止外界联想这是一种对当地的贿赂，以确保当地主管机构准许从事可能危及环境的压裂作业，毕竟大众相当反对这种作业，除此之外，这还牵涉到平等与否的诸多问题。为什么只有恰好住在有页岩气地区的人才能受益？外界会如何看待收受这些钱的社区？这些款项只会发给压裂作业展开时住在指定社区的人吗？他们收到的是一笔总额款项，还是定期发放的款项？如果是定期发放，会发放多久？有没有考虑到后代子孙将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些现金支付足以弥补压裂作业对空气、水、景观和生计的潜在破坏吗？

上述所有疑问让人不得不质疑所有选择性发放计划的平等与道德。这些疑问凸显出两个必要性：一、在开始建立这类财富基金并以这些基金发放红利以前，必须先确立各项原则；二、必须建立一个能独立于政府与企业界的治理结构。不过，事实已证明，只要满足这些条件，这条路线是协助筹措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财源的可行方法。不发展主权基金或是利用主权基金来达到投机与会产生累退税效果的政治目的，则是不适当的做法。

有关财政负担能力的批判，肤浅地吸引着所有有意反对基本收入的人。不过，最终来说，这是一个政治议题。目前工业国家的税率处于相对历史低档，没有理由认为目前的税率是适当的。何况各种选择性的所得税减免额以及各式各样具累退税效果的政府补贴与超国家（supra-national）实体补贴，不仅金额至为庞大，且多数不公平、不道德，或不符合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现有的福利制度太错综复杂、缺乏效率、引发道德疑虑，且成本非常高。目前很多国家的贫困人口持续增加，贫富差距的状况也快速恶化，精英分子、财阀与财阀型企业的租金收入则大幅增长。[43]以整个社会为发放目标的基本收入的多数（甚至全部）财源可以简单通过向庞大的租金收入（来自能产生收益的各式各样财产的所有权）课税等方式取得。宣称唯有政府大幅减少社会服务或激烈提高所得税税率才有能力负担基本收入计划的人，有刻意误导或无知之嫌。

最终来说，财务负担能力议题可归结为社会愿意赋予社会正义、共和主义式自由与经济安全感多么优先的地位。从这些面向来看，我们不仅负担得起基本收入，并且负担不起不发放基本收入的代价。

注释：

[1].T.Harford (2016), ‘Could an income for all provide the ultimate safety net?’, Financial Times, 29 April.

[2].J.Kay (2016), ‘With a basic income, the numbers just do not add up’, Financial Times, 31 May.

[3].M.Sandbu (2016), ‘Free lunch: An affordable utopia’, Financial Times, 7 June.

[4].The Economist (2016), ‘Daily chart: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n the OECD’, The Economist, 3 June.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graphicdetail/2016/06/daily-chart-1.

[5]不影响税制。——译注

[6].K.Farnsworth (2015), ‘The British corporate welfare state: Public provision for private businesses’, SPERI Paper No. 24. Sheffield: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7].T.DeHaven (2012), ‘Corporate welfare in the federal budget’, Policy Analysis No. 703.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8].G.Standing (2016),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London: Biteback.

[9].Guardian (2017), ‘The Guardian view on basic income: A worthwhile debate, not yet a policy’, Guardian, 1 February.

[10].Sandbu, ‘Free lunch’.

[11].Non-taxpayers with incomes below the tax threshold would be relatively likely to vote for ‘left’ parties. J.Gingrich (2014), ‘Structuring the vote: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value-based vote choices’, in S.Kumlin and I.Stadelmann-Steffen (eds.), How Welfare States Shape the Democratic Public: Policy Feedback, Participation, Voting and Attitudes. Cheltenham: Elgar, p.109.

[12].V.Houlder (2016), ‘Cost of UK tax breaks rises to ￡117bn’, Financial Times, 10 January.

[13].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13), ‘The distribution of major tax expenditures in the individual income tax system’,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9 May. A.Holt (2016), ‘Critics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just don't understand how the policy would actually work’, Quartz, 6 June.

[14].H.Parker (1989), Instead of the Dole: An Enquiry into Integration of the Tax and Benefit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15].H.Reed and S.Lansley (2016),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London: Compass.

[16].Sandbu, ‘Free lunch’.

[17].M.Torry (2015), ‘Two Feasible Ways to Implement a Revenue Neutral Citizen's Income scheme’, ISER Working Paper EM6/15. Colchester: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Essex, April. www.iser.essex.ac.uk/researc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euromod/em6-15. M.Torry (2016), ‘An Evaluation of a Strictly Revenue Neutral Citizen's Income Scheme’, ISER Working Paper EM5/16. Colchester: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Essex, June. https://www.iser.essex.ac.uk/researc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euromod/em5-16.

[18].A.Painter and C.Thoung (2015), Creative Citizen, Creative State-The Principled and Pragmatic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London: Royal Society of Arts.

[19].A.Painter (2015), ‘In support of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Introducing the RSA basic income model’, Royal Society of Arts blog, 16 December.

[20]即最低基本工资。——译注

[21].Reed and Lansley, Universal Basic Income.

[22]租屋者收入高于最高住宅津贴的部分，必须从住宅津贴中扣除的百分比。——译注

[23].J.Birch (2012), ‘The problem of rent: Why Beveridge failed to tackle the cost of housing’, Guardian, 22 November.

[24]又译为单一税。——译注

[25].G.Morgan and S.Guthrie (2011), The Big Kahuna: Turning Tax and Welfare in New Zealand on Its Head. Auckland, New Zealand: Public Interest Publishing.

[26].A.Stern (2016), 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7].C.Holtz (2016), ‘The Panama Papers prove it: America can afford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Guardian, 8 April.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apr/07/panama-papers-taxes-universal-basicincome-public-services.

[28].J.S.Henry (2012), The Price of Offshore Revisited. Chesham, UK: Tax Justice Network.

[29].G.Mankiw (2016), ‘A quick note on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Greg Mankiw's Blog, 12 July. http://gregmankiw.blogspot.ch/2016/07/a-quicknote-on-universal-basic-income.html

[30].A.Manning (2015), ‘Top rate of income tax’,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Paper EA029.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ttp://cep.lse.ac.uk/pubs/download/EA029.pdf.

[31].See, for example, J.Burke Murphy (2016), ‘Basic incom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the “degrowth” movement’, Basic Income News, 13 August.

[32].K.Ummel (2016), ‘Impact of CCL's proposed carbon fee and dividend policy: A high-resolution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 effect on U.S.households’, Working Paper v1. 4. Coronado, CA: Citizens' Climate Lobby, April. https://citizensclimatelobby.org/wp-content/uploads/2016/05/Ummel-Impact-of-CCL-CFD-Policy-v1_4.pdf.

[33].The Economist (2016), ‘Sighing for paradise to come’, The Economist, 4 June, p.24.

[34].C.Rhodes (2017), ‘Funding basic income through data mining’, Basic Income News, 29 January.

[35].SamfundsTanken (2016), ‘UBInow: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implementation in Denmark’, SamfundsTanken.dk. http://samfundstanken.dk/ubinow.pdf.

[36].J.E.Meade (1989), Agathotopia: The Economics of Partnership. Aberdeen: 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

[37].K.Widerquist and M.Howard (ed.) (2012), Alaska's Permanent Fund Dividend: Examining Its Suitability as a Model. New York an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K.Widerquist and M.Howard (ed.) (2012), Exporting the Alaska Model: Adopting the Permanent Fund Dividend for Reform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an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38].P.Barnes (2014), Liberty and Dividends for All: How to Save Our Middle Class When Jobs Don't Pay Enough. Oakland, CA: Berrett-Koehler.

[39].S.Lansley (2015), ‘Tackling the power of capital: The role of social wealth funds’, Compass Thinkpiece No. 81. London: Compass.

[40].S.Lansley (2016), A Sharing Economy. How Social Wealth Funds Can Tackle Inequality and Balance the Books. Bristol: Policy Press, Chapter 2.

[41].Standing,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42].UK Treasury (2016), Shale Wealth Fund: Consultation. London: HM Treasury.

[43].Standing,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很显然地，任何提供收入的计划，只要与工作不相关，都会降低某种程度的工作的意愿。”

——麦可·坦纳，卡托研究所，2015年[1]

真的那么“显然”吗？每每谈到工作或写到工作相关的内容，很多评论家和社会科学家都会失去他们的常识。虽然自古以来，每个时代都会很武断地区分什么是工作、什么又算不上工作，但我们这个时代对工作的定义最失当。

只有在20世纪，多数非支薪劳动才不被视为工作。到目前为止，劳动相关的统计还是坚持这个滑稽的做法，在市场上，唯有为了酬劳而劳动才叫“工作”。一个世纪以前，庇古（Pigou）曾说一段名言，他指出，如果他聘请一位女管家，国民收入就会上升，经济增长也会加速，就业人口将增加，失业人口将相对减少。如果他接下来和那位女管家结婚，而她继续从事与婚前完全相同的活动，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却会降低，就业人口将会减少，失业人口则相对增加，这实在非常荒谬（而且明显带有性别歧视）。

这样的荒唐观念到今天还是没有改变。一个母亲或父亲照顾自己子女时所做的事，和一个受雇照料他人子女的支薪保姆所做的“工作”其实一样多（说不定前者的“生产力”更高）。而随着我们的经济体系愈来愈“零工化”（'gig' economy），还有其他更多活动因支付酬劳与否而遭到差别对待。举个例子，狗主人可以利用“出借狗狗”（Borrow My Doggy）之类的软件，聘请某人来帮忙遛狗，或是把狗交给狗保姆照料。基于统计的目的，这个原本纯属消遣性质的活动——遛狗（帮别人遛狗）——成了一种“工作”。这使得国民收入与就业人口增加，也让政府很开心。但如果你遛自家的狗（或照顾自己的子女），却反而是在伤害经济！

在此同时，还有其他非常多实实在在但未支薪的工作，这类工作还在不断增加。以英国来说（其他国家也很类似），根据估计，无偿经济体系（照顾孩童和老人、家务劳动、社区义工等等）的价值远超过货币经济体系规模的一半。[2]

但就算是这些估计值，都没有计入每个人处理政府往来事务（申报所得税鲜少会被视为“休闲”〔leisure〕吧？）、身为消费者（自助结账）时所做的“工作”，以及我所谓“为取得劳动职缺而做的工作”（work-for-labour）[3]、与现职有关但无薪的工作（这类工作的范围随着“一直在线”的文化而扩大），或求职期间必须做的工作。危产阶级尤其必须做很多不被视为“工作”的工作（在他们眼中是工作）或不被给予酬劳，例如寻找就业机会、应付复杂又旷日废时的漫长招募流程、等待派遣工作机会、为申请某种贫困津贴而排队或填写各种表格等“工作”。

在评估基本收入对工作与劳动的实际与潜在影响时，这些概念攸关重大。一般人常主张，发放基本收入将使人变懒惰，而且会使劳动力供给减少（这两者并不相同）。就这一脉络来说，一直有人争辩是否应该发放基本收入给“懒惰”的人——所谓懒人的典型形象是在马里布（Malibu）冲浪的年轻人。这看起来会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哲学辩论。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这类年轻人真的有办法靠一笔不太大的基本收入，过着那种长年冲浪的美好生活吗？

多数人总是希望尽可能多赚一点钱。就算少数人选择成天冲浪，只靠着基本收入过活，这些人选择那样生活而对政府造成的成本，也不会比政府特地派人整天盯着他们、逼着他们做某种“工作”的成本高。此外，很多伟人和最伟大的艺术家年轻时也都“无所事事”，其中有些人是因为继承了有钱双亲所提供的“基本收入”，才得以“无所事事”地活着。如果他们当初被迫去申请劳动福利（workfare）或从事某些沉闷的职业，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见识到并享受他们的创意天分。

我的论点是，基本收入将能增加“工作”的数量与生产力，而且能提高“休闲”品质，我所谓休闲是指古希腊文的“schole”。“Schole”一词是英文“school”（学校）的起源，意思是指免于劳动的必要性，亚里士多德主张这是全面参与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姑且不谈这一点，从社会、经济与生态的角度来看，就算某些人利用基本收入来减少劳动与（或）工作量又如何？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长时数的劳动并不总是对生产力、产出或服务品质以及决策制定有帮助；事实上，很多证据显示，长时间的工作反会对生产力产生不良影响，同时会危害健康。[4]我宁愿我的牙医或外科医师获得充分的休息并带着饱满的精神来照顾我的身体。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更一般的活动。

此外，就算基本收入真的会导致劳动力供给降低，最可能选择不劳动的那些人，通常也是潜在生产力与赚钱能力相对较低的那一群人。因此，这些人降低劳动力供给对经济所造成的损失就会比较小，甚至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另外，我们也应该从第五章讨论的“零工作”未来的角度来辩论——无论技术悲观主义者的预测是否夸大，这类预测都将使“基本收入可能导致劳动力供给产生变化”的问题显得没那么严重。

我们已逐渐脱离“农业时代”的社会与生产体系，在农业时代，劳动与工作的形态受季节、气候与阳光支配，而在“工业时代”，劳动受时钟支配，而且是以时段来衡量。在“工业时代”的环境下，将劳动视为一种牵涉打卡计时的活动（一天八至九小时、一周五天或六天、一生四十年以上，接着幸运的话可以长期处于退休状态），确实合情合理。

但21世纪将受所谓的“第三纪时代”（Tertiary Time）支配，在这个时代，“工作”与“劳动”这两种活动之间的界限愈来愈模糊——这些活动皆不一定得在工作场所，也不一定得在指定的工作时间内完成。这样的模糊状态使劳动和工资水准测量变得愈来愈武断且具误导性。企业、雇用代理人或劳动中介付薪水给我们，但我们获得的酬劳和实际上完成的工作根本不成正比。未来多数人的工作（无薪）相对劳动（有薪）比率都可能会上升，而受惠于这种无薪工作的人，实质上等于通过一个更广大的剥削形式来获得租金收入。

这是实施基本收入的另一个正当理由——基本收入对每一个人发放，用以奖励他们从事性质上属社会工作的工作，而基本收入的财源将来自向受益于这类社会工作的个人与企业收租。那些受益的个人与企业原本或许并无意通过这个方式来图利；一切只因我们真的无法衡量所有因第三纪时代而产生的所有“为取得劳动职缺而做的工作”的适当酬劳是多少，也不可能给予从事那种工作的人适当补偿。

在谈论实验证据以前，首先我们必须说，目前以财力调查与行为调查来决定政府津贴领取资格的做法，已制造出一种促使人们不愿意接受低工资就业机会的强烈诱因。然而，宣称基本收入将降低“工作”（他们所谓的工作是指有薪的劳动）诱因的批评者，却鲜少承认现行种种计划对降低工作诱因的影响。

不过，直觉上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个人有把握能保住收入的68%（即实施基本收入后的可能状况），而不是只收到20%（英国目前的状况，尤其那20%会轻易被额外成本吞噬——如通勤、子女的保姆、合适的衣物等等成本），那他一定比较愿意去就业。何况如果一个人是为了保住20%的工资收入而不得不工作，他应该会以敷衍或愤恨的态度来应付这个就业机会。

如果诱因很重要，基本收入当然是提高诱因的较好路线。基本收入能克服因财力调查式津贴遭到取消而可能衍生的贫困陷阱和飘零陷阱（部分导因于担心无法在需要时重新获得津贴领取资格）。所以，基本收入将鼓励技术层次较低的人群进入劳动市场，而且是合法的劳动市场，而非地下经济体系。基本收入也让人们无须担忧会因接受兼职的就业机会而失去津贴，这对负担照护责任的人或无力承担全职工作的伤残者来说尤其有帮助。

我们回过来谈谈实验证据。很多批评者的论述基础是，根据美国六个州在1968~1980年间进行的一系列本地实验，以及20世纪70年代在加拿大进行的著名Mincome实验，基本收入将降低“工作”诱因。事实上，那些实验都是对低收入人们发放某种接近基本收入的补助金的负所得税实验。实验人员只收集标准的劳动力数据，而这些数据促使加里·伯特莱斯（Gary Burtless）等经济学家认定基本收入会温和降低工作诱因。[5]

然而，这些数据（有非常大量的经济分析以这些数据为主题）只和有薪就业人口或求职者有关，和很多其他形式的工作无关。如果一个人为了照顾子女或年迈的亲人而在他的职业上工作较少时数，就会自动被判定为“工作”量减少。此外，诚如伯特莱斯承认的，负所得税本来就有鼓励少报劳动与薪资收入的倾向，因为申报的薪资收入数字愈低，获得的收入补贴就愈高。这种“不道德风险”意味着一般观感中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可能是个假命题。

姑且不谈这些分析的概念缺陷，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测出的影响很小。卡尔·维德奎斯特主笔的一篇杰出评论检视了其中数百份研究报告，最后他归纳的结论是，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多半不具统计重要性，换言之，相关的影响小到不值得政策制定者关切。[6]可惜还是有很多人执意引用那些研究来证明工作诱因的降低。[7]

充其量来说，这些研究只能证明基本收入导致某些群体的有薪劳动量小幅降低，而那些群体主要是家里有幼童的妈妈，还有就学中的青少年。在加拿大的Mincome实验中，“家里有新生儿的妈妈停止工作的原因，是想多待在家照顾婴儿，而青少年减少工作的原因是，发放基本收入后，他们抚养家庭的压力减小，而这最终使更多青少年得以完成学业。”[8]

相似地，美国的那些实验也发现，一般人会借此把握改善生活的机会，包括为了取得学位以及提升职场位阶而继续升学。新泽西、西雅图和丹佛的高中毕业率呈现两位数的增长。[9]诚如长年倡议基本收入的麦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言：“一般人从劳动市场撤离，但那种劳动市场撤离是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10]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由劳动转变为工作。这听起来像是工作量减少吗？这不仅不是一个不好的结果，甚至可说是个好结果。

当中两个实验的主要明显变化是，某些人处于失业状态的时间稍微拉长。然而，我们不该将之解读为“懒惰”：失业时间拉长有可能会产生有利的长期影响，因为那让他们得以找到更适合自己需求与能力的就业机会。

其他主张基本收入会降低工作诱因的人，则是纯粹基于直觉和（或）秉持道德观点（即不劳而获论述）而作此论断。诚如其中一个评论家所言：“就经济、社会与道德观点而言，对某人发放某种物质报酬却不要求他制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来交换，是一种令人质疑的做法。”[11]不过，这样的说法等于假设市场上只有有薪劳动是有价值的，这明显荒谬。所有形式的“工作”都有价值，即使某些工作的具体价值很难或根本无法以数字来评估。

有些批判者更步步紧逼，主张基本收入不止可能降低劳动与工作意愿。在法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者高伯瑞（Pascal-Emmanuel Gobry）的想象中，基本收入将促使数百万人“处于对社会有害的无所事事状态”，“而这种生产力流失的后果将影响社会的各个层面，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就业人口也可能减少”[12]，从而使这个世界的未来呈现出一个反乌托邦的景象。问题是，没有证据能证明那类断言是正确的，这样的观点对人类的素质是一种侮辱，因为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没有人想过最低忍耐限度的生活。

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是另一个宣称让生活达到“舒适”水准的基本收入将导致“工作诱因降低”的人。她也主张劳动力供给降低将使税收减少，导致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并因此进一步压抑从事有薪工作的意愿。[13]当然，也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这个观点属实。

许多国家的意见调查发现，当受访者被问及如果能领取基本收入，他们的工作与劳动意愿是否会降低，绝大多数的人回答“不会”。然而，当被问到别人会不会因为领了基本收入而减少工作与劳动，多数受访人却倾向于回答“会”。换言之，每个人都认定别人是懒鬼，而自己不是！另外，批判者也假设，低收入者将因领取基本收入而降低劳动与工作意愿，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假设较富裕的人不会那么做。毕竟尽管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马克·扎克伯格等富豪肯定不需要收入，他们到现在还是继续在工作。

姑且不谈亿万富豪，1999年一份针对乐透彩得主所做的调查显示，所有得主都继续（或希望继续）从事某种工作，然而，只有极少数的人继续留在原先的职位。取而代之，多数得主转而投入自己真心喜爱的工作，包括有薪与无薪的。另外，在一系列询问“如果你赢了乐透彩，打算做什么”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人表示自己将继续工作，但不尽然会留在原职。[14]另外，毫不意外地，被问到是否偏好继续从事原本赖以维生的职业时，受访者认为，在不考虑原职务赚多少钱的情况下，答案取决于他们有多喜欢那个职务。专业领域人士和“有薪阶级”回答将继续留在原职或相同行业的比例高于社会阶级较低的人，想当然尔，后者的工作有可能比较枯燥或令人厌恶，所以工作满足感较低，也较想转职。

2016年6月瑞士举办基本收入公投前的一份民调询问受访人：如果基本收入通过公投并开始发放，你是否会停止原本的经济活动？[15]在暗示每人发放2500瑞士法郎基本收入的前提下，只有2%的人回答“会”停止——尽管那是多数人认为能让生活达到“舒适”水准的金额。然而，却有三分之一的人回答别人“会”停止原本的经济活动！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如果能获得基本收入，就会趁这个机会去受训，另外，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表示自己将试着独立。有40%的人表示将做一些或做更多义工工作，还有53%的人说自己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基本收入的目的不是要让人有钱得以无所事事，而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可做自己希望做且有能力做的事。

另外，我们不该忘记，即使某些人因领取基本收入而减少自己的劳动力供给，预期还是有其他人会增加劳动力供给。但一般人总是倾向于完全聚焦在一些未经证实的负面影响。这使基本收入的倡议者提出较少被思考的论述：基本收入将倾向于增加工作量并提高工作品质，一个跨国的心理学证据能证明这个观点属实。[16]一系列实验的结果发现，拥有基本保障的人倾向于做更多工作，而非更少。他们也比较愿意与人合作，那意味其所属工作群组将会更有生产力。拥有基本安全感的人会比较有信心，比较有活力，也比较信任其他人，因此，他们会做比较多工作，工作品质也比较高。

这类效应在低收入社群可能尤其强大。所以，在稍后将讨论的纳米比亚基本收入试点计划中，当地的整体经济活动确实在基本收入开始发放后上升。[17]在印度中央邦进行的几个更大型的试点计划，成年人的工作与劳动量也增加，尤其是女性成年人；那多半是因为很多基本收入领取人开始从事次级经济活动——多半以个体户的方式进行。[18]学龄孩童是劳动量降低的唯一群体，因为有些人开始专心上学，有些人则一边上学一边在自家农田或事业帮忙，这两种工作对学习的干扰，比先前的临时有薪劳动工作小。只关心富裕工业化国家发放基本收入后的情况的人，或许会对这些研究结果嗤之以鼻。不过，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人们的行为回应方式有可能很相似。一般人通常会想过比目前更好的生活。如果你都抱持这样的想法了，又怎么期待别人不会这么想呢？

基本收入相关辩论的重要主题之一是：20世纪收入分配制度的瓦解。这个制度将收入与政府津贴和劳工表现挂钩，而且国民收入流向劳动与资本的比重大致稳定。但如今，有愈来愈多人无法通过自己被要求或被期待去做的工作与劳动获得适足的收入，不管他们工作有多么辛苦，工时有多么长。[19]全球化、技术变革与“弹性”劳动市场等，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工业国家的平均实质工资将停滞，很多处于危产阶级的人将因此永久被困在低薪酬和津贴的纠葛关系里。

某些批判基本收入的人争辩，国民收入流向劳动的百分比降低的情况，只发生在工会势力较弱的国家，所以他们宣称，如果那些国家的工会变强大，其工资和工人生活水准就会上升。[20]这种论述的问题在于，即使是在工会与集体协商制度迄今仍相对强大的国家，如奥地利，劳动于全民收入中的占比也见降低。

基本收入将成为危产阶级的总收入里的重要基础，它也让低收入阶级得以用微薄的酬劳水准来为其他低收入者做点零工。目前劳动的潜在供给人无法从事小零工，第一个原因是收入太低，尤其是他们可能因此而损失财力调查式津贴；第二个原因是，潜在客户[21]则负担不起以现行薪资水准支付工人的酬劳。所以，基本收入将促进低收入者之间的交易，并有助于引导他们走出地下经济体系。

基本收入的受争议层面之一是它对男性与女性的工作形态的影响。诸如英格丽·罗贝恩斯（Ingrid Robeyns）等评论家主张，基本收入将强化传统二元论（dualism）——即女性被“贬黜”到只能做家庭里的工作。[22]不过，没有理由抱持这样的思维。如果女性也领取属于自己的基本收入，她们就会有更大的经济安全感，进而更有条件自主决定自己的无薪工作与有薪劳动组成。因此，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才会主张基本收入反而将降低劳工的性别分工（sexual division）程度，其他人如艾莉莎·麦凯（Ailsa McKay）、安·艾斯托特（Anne Alstott）、凯西·威克斯（Kathi Weeks）等也抱持相同的观点。[23]

我们不能假设个别发放给女性和男性的个人基本收入，绝对能克服家庭内部的许多性别不平等状况。不过，它绝对有助于改善那些问题。目前所有国家在评估社会保障的需要时，都是以家庭而非个人状况来评估需要给予多少社会保障，这样的做法忽略了家庭内部可能导致女性无法取得金钱的性别不平等状态，就算家庭财务状况表面上已因领取津贴而变得富裕许多。

女性必须能独立使用金钱，这是一种基本保障，无关乎她们的双亲有多富裕；过去四十年间，反家庭暴力与反家庭掠夺运动不断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美国的负所得税实验所归纳出来的最重要研究发现之一是，相关的津贴让某些妇女有了终结受虐关系并展开独立生活的工具。（讽刺的是，以这两个实验来说，婚姻破裂案例大幅度增加，成为美国政治圈放弃支持保证收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后来的事实显示那是统计误差。）

政府以家庭为对象来评估津贴领取资格的做法，有高度干预人民个人生活之嫌。在英国，20世纪70年代积极参与维权者协会（claimants unions）的妇女成员，要求应该以个人为对象发给福利（她们也呼吁发放基本收入），但这些呼声都未能阻止政府“以翻箱倒柜般的手法调查人民的财力”。[24]

发放给每一个人的基本收入将让平常担任照顾者的人——多半是女性——得以依照其意愿，决定是否放弃有薪工作，另一方面也让平常仰赖亲人无酬付出的“被照顾者”，有能力购买照护劳工所提供的服务。巴西的家庭津贴（bolsa família）现金转移计划已提升了妇女在家庭以外的经济活动，因为这项计划帮助支付孩童照护的支出以及公共运输费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基本收入也将让妇女更有能力主张平等的医疗优先权，以前“养家糊口者”优先的倾向得以改变。较好的医疗将让妇女得以做更多工作，而且只要愿意，她们也能从事更多有薪劳动，因为较好的医疗将让她们变得较不容易生病。这是基本收入不会“明显”导致工作诱因降低的另一个实例。

基本收入只可能会导致一种形式的劳工降低工作的诱因，那就是性服务工作。非法交易和强迫卖淫当然必须加以惩处，不过，剥夺性服务工作的权利或加以惩罚，不仅流于偏执而且容易适得其反，而宣告从事性交易的任何一方犯罪，也只会导致非法剥削的情况恶化，并驱使这类活动地下化。然而，基本收入能强化性工作者的交涉地位，对想要逃脱这类工作的人来说，基本收入确实是一帖解放良方。

最后，有人说基本收入完全无视“互惠主义”，让人不劳而获，面对这种批评，一名女权主义者的回应应该会是：传统上男性总是免费享受多半由女性所完成的无薪家务工作，若以补贴这类工作的薪酬的角度来说，基本收入的发放绝对合情合理。[25]当然，这个结构性不公平反映出一个事实：世人武断地认定有薪劳动比无薪工作更有优先性。基本收入将有助于矫正上述不互惠状况，尤其若能针对工资收入课征些微的税，作为补贴那类无薪工作酬劳的财源，矫正效果会更好。

长期以来，很多人争辩人民有“工作权”。世界上真有这种权利吗？就算有，基本收入会对这种权利造成怎样的影响？回答这些疑问的第一步，是先厘清“工作权”的意义。所谓“权利”和促进与捍卫人类自由有关，所以就定义来说，“权利”是全民皆享有且不可剥夺的。而若某件事情是权利，那一定会有一项以维护该权利或以达成那个目标为目的的对应义务（通常是政府的义务）存在。由此可知，一项“权利”必须是可以实现的，至少原则上能实现。

提倡“工作权”的人认为这项权利应该实现什么？他们所谓的“工作”，通常是指从属型就业人口的有薪就业机会。不过，在一个雇主眼中，劳动“权”鲜少能提高自由度，它反而比较像一种义务。除非将工作权解读为一种发展个人创造力、生产力与“再生产”能力的自由的权利，否则工作权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且，除非一个人拥有取得基本收入的优先权利（prior right），否则上述意义的工作权也无法实践，因为唯有基本收入才能赋予每个人自由发展其天赋、随心所欲规划有薪及无薪工作组合的自由与安全感。

工作权定义的演变非常发人深省。19世纪初，乌托邦社会学家傅立叶主张维护“工作权”，但他的观点随后遭到马克思驳斥，马克思批评，在资本主义架构下，工作权是“一种荒谬、悲惨且无法实现的愿望”。后来，教宗利奥十三世（Pope Leo ⅩⅢ）在他著名的1891年《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中讨论工作权，促使它从此成为某种“神主牌”。这份通谕是在欧洲各地工人不满持续扩大，国际上的社会主义也同步兴起的局势下发表，对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所衍生的种种弊病来说（资本主义以工人对雇主的一系列义务来抗衡“工作权”概念），这份通谕堪称一种温和专制式的回应。

进入20世纪后，“工作权”概念很快就和某些人声称的“劳工的义务”纠缠在一起。苏联将这个现象予以神化，而西方世界的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也呼应这个状况——他在1941年发表一项没有意义的声明，表示劳动既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每个人的义务。直到今日，“权利”与“义务”之间纠缠不清的状况都没有改善，很多论述主张“不负责任就不能享受权利”以及“互惠”等，意思就是指接受津贴的人有义务付出劳动力作为回报。但这样的状况让“权利”的概念遭到抹杀，因为权利的享受不该附加互惠条件。

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订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在第二十三条宣言中，将这项“权利”正式定义如下：“每个人都有工作权、有自由选择就业的权利、有享受公正且有利工作条件的权利，以及拥有失业保障的权利。”这个信诺正好和各国政府突然自认有能力及义务创造“充分就业”（实际的意思是男性的充分就业）的信念同步出现。

国际劳工组织在一九六四年的《第122号就业政策公约》（Employment Policy Convention No.122）中又向前跨进一步。虽然这个公约并未将政府承诺保障“工作权”的义务落实为该公约里的文字，后来外界还是如此解读这项公约。1983年，国际劳工组织的就业委员会表示：“1964年《就业政策公约与建议》促进充分、有生产力且可自由选择之就业机会的宗旨，应该被视为一种在实际上实现工作权的工具。”

因此，国际上最高层级人士把就业与工作视为同义词，坚持每个人都有劳动义务的严格教条的苏联、坚信劳动价值的社会民主政党或劳工政党，以及用温和专制方法来应对贫困的天主教教会等，也都没有察觉这个差异。

1965年开始，随着整个世界对凯恩斯学派的总体经济工具与社会民主社会政策的信心崩溃，世人终于倾向以较慎重的态度来看待“工作权”。联合国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比1948年的宣言更详细且微妙地声明：“本公约缔约国确认人人有工作之权利，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或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保障此一权利。”

后来，天主教教会也修正了它的公告。1981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发表了《论人的工作通谕》（Laborem Exercens），他在当中重申教宗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ⅩⅩⅢ）在1963年那令人混淆的主张——人类享有就业的“自然权利”；然而，1991年为庆祝《新事通谕》一百年而写的《百年通谕》（Centesimus Annus）中，就已察觉到将就业和工作混为一谈所造成的混乱。

虽然《百年通谕》支持利用劳动市场政策来减少失业，却不支持提倡就业权，它的结论是：“一个政府无法直接确保它的所有公民的工作权，除非控制了经济生活的每个层面，并限制个人的自由主动权。”而如果政府无法保障工作权，那又有谁或什么机构有这个能力？这份通谕公允地对“民间雇主应有提供就业机会的义务”的荒唐想法表达了犹豫的态度。

2004年，一个包括联合国数个重要实体的代表（还包括我本人）的国际团体，起草了《新兴人权宪章》（Charter of Emerging Human Rights）[26]，这份宪章接受了各式各样工作的概念，也否定了“劳动是一种义务”的见解。这份宪章宣示支持在保有尊严条件下的生存权，包括生命保障、个人尊严、基本收入、医疗、教育、死得其所以及工作等权利，所谓工作权的定义为：

工作——包括所有形式的工作、有酬或无酬——的权利涵盖“执行一个能保障生活品质且值得从事的活动”的权利。在尊重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所有人都有权享受自身活动所产生的成果，有权享受知识产权。

“工作权”在这个定义下才有意义，每个人——无论性别、种族、社会地位、宗教或性取向——都应该有权从事自己选择的“值得从事的活动”，且不应因任何武断的壁垒阻碍（例如繁杂且不必要的授权规定）而无法实践他们有资格去做且想要做的事。[27]某些人声称基本收入和工作权彼此矛盾，但事实上不仅并非如此，基本收入还是工作权的必要支柱。基本收入不仅给予人们发展自身能力的工具，还让人们得以拒绝自己不想要的就业机会。最终来说，工作权必须包含某种不工作权，而一个缺乏安全感且绝望的人不可能拥有“不工作权”。

自从贫困与基本收入相关的辩论展开后，某些人便主张收入援助只能有条件发放给“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刚逝世的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长年提倡“参与收入”（Par-ticipation Income）[28]，安德里·戈尔兹（André Gorz）在更早之前就已提出类似的概念。[29]阿特金森在他最近的遗作中，提议每个人都应该领取一笔基本收入，但也应该至少每周做三十五个小时“经认可”的工作活动来作为回报。

这项义务看起来可能很公平，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个条件可能不会影响到目前已在从事全职工作且获得优渥薪资收入的人，但对只能从事（或只能找到）辛苦劳动力工作或低薪工作的人来说，却是一项艰苦的义务，这项义务难以长久履行，代价也很高。这个条件也会扭曲劳动市场，导致低薪族的工资更加降低，因为它会让劳动力供给增加，进而导致原本无需做任何事就“理应得到”这笔收入的人变得更贫困，而那也将是不公平的。

监督这类计划的行政成本也将会非常庞大，除非只是单纯将它当作一种为了争取大众赞同而摆出的姿态，而不强制执行。而且，这类计划将产生许多令人望而却步的疑问，包括哪些活动才算“经认可”的工作，以及要如何计算时数等。照顾体弱多病的祖母算不算“经认可”的工作？如果是，官僚体系的官员要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在照顾祖母，还是窝在家里欣赏足球赛电视转播？难道要规定被照顾者出具担保书吗？

如果这个制度真的实施，有心人将有非常大的空间上下其手，官僚体系进行裁决性判断的空间也会非常大。即使把“经认可”的工作活动限定在社会义工类的工作，主观判断的状况一定还是处处可见。一个督察员会不会为了离间义工之间的关系，而要他们密报有哪些人只工作二十五小时而非三十五小时？实际上，参与收入计划将造成多重的卑劣偏私行为。而且，诚如先前提到的，如果一项权利被设下“互惠”的条件，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互惠，那项权利就称不上一种权利了。

皇家文艺协会所建议的基本收入计划中，也提议和18~25岁的领取人签订“贡献合约”（contribution contract）。[30]根据这个与朋友、家人和社区签订的非强制性合约，签署人同意做出某种贡献，作为领取基本收入的一种回报。政府不会监督他们是否履行合约，而且就算未履行合约也不会受到惩罚。这类合约或许无伤大雅，且可能有助于确立基本收入的政治合法性。不过，很多人可能会抱怨自己的侄子或邻居没有履行合约，甚至在没有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径自污蔑对方。所以，最好别继续在这个想法里打转了。

“我今天原本真心要做我的工作，

岂料一只棕色鸟儿飞到苹果树上歌唱，

一只蝴蝶在田野中飞舞，

所有树叶更声声呼唤着我。”

——《我今天原本真心要做我的工作》，

理查·嘉利安尼（Richard le Gallienne），

1866~1947年

些许的闲散本身并没有错，这个观点和执拗的劳动主义者一向严守的训诫恰恰背道而驰。各个时代的伟大哲学家都曾以不同的论述，赞同些许的懒散是好的。其中，亚里士多德更直言不讳地承认闲散对沉思的必要性。罗素也写过一篇远近驰名的小品文《闲散颂》（n Praise of Idleness）。另外，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则写了一本名为《懒惰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Lazy）的书，这本书颠覆性十足，备受共产主义者憎恨，因为书中的论点反对强迫每个人更密集劳动。然而，如今诸如“闲散”和“懒惰”等字眼，却带有明显的贬义，被用来传达不积极、浪费时间与随波逐流。

闲散有什么不对？尤其是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更加需要放慢脚步，回头深思加图（Cato）的至理名言：“一个人最活跃的，莫过于他什么也不做的时刻。”现代人正面临失去反省、慎思、冥想甚至沟通与真正学习的能力的风险。

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人，很多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文明贡献之所以那么显赫，都是因为就传统的经济意义来说，他们都“无所事事”。[31]达尔文（Charles Darwin）就承认，他之所以会登上小猎犬号并展开那史诗般的航程，都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让他“无需为了养活自己而工作，还能拥有非常丰富的安逸生活”。笛卡儿（René Descartes）也说，他对西方哲学与数学贡献革命性突破的唯一可能原因是，“感谢上帝，我的环境让我不会感觉到自己有义务为了纾解我的财务状况而把科学当成我的专业。”当然，他们所做的事都应该称为“工作”，不过，我们的劳工统计却会将他们付出的那种无偿努力视为赋闲。

以多数案例来说，当初应该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些“赋闲的绅士们”后来会创造那么大的贡献。这个事实证明，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选择要不要赋闲的自由。因为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活力和天赋，后续的贡献将更大；就算没有，他们对社会和经济体系造成的损失也将非常微小。

举个例子，很多人是基于好玩和消遣的心态而运动，而某些人却因从事相同的活动而获得非常优渥的薪酬，一切只因为他们“擅长”运动。外界对他们的技能有需求，而且有一个市场供他们发挥。然而，如果把公共的资金交给某些特别挑选出的人去做他们未来可能会“擅长”的事，完全无视于其他很多拥有未知潜力的人，似乎不公平。尽管如此，英国政府还是动用国家乐透公司的资金，赞助有奥运冠军潜力的运动员。实质上来说，英国政府等于支付基本收入给那些运动员，让他们得以尽可能把时间花在自己选择的运动项目上。[32]

既然如此，为什么政府不同时赞助其他人（不管有没有成为冠军的潜力）？为什么其他人不能也拥有发展自身能力（不管是什么样的能力）的财务安全感？奥运资金赞助政策体察到人民需要基本安全感才能好好发展他们的天赋、潜力和才能，这一点非常可取，不过，这项德政应该一体适用到每一个人才对，而这就是基本收入将实现的目标。

但以上关于懒惰的简短反思应该附加一个警语。如果基本收入的提倡者认为基本收入将让每个人获得“偷懒的权利”——意味着不积极的懒惰生活，那他就犯了一个政治与智识上的错误。取而代之地，将基本收入视为一种促使人们放慢脚步（慢活运动）并更善加掌控自身时间（就算有一些无所事事的时段也不会被羞辱、定罪或惩罚）的工具会比较好一点。

基本收入将允许更多人追求自己热爱的目标，不仅是经济宽裕者。这不仅能达到个人层次的满足，还能通过鼓励创业、有创意的努力，以及对整个社会有益的各种事务，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红利。诚如约翰·欧菲瑞尔（John O' Farrell）曾写的：

任何曾经创造任何事物的人，都是在拥有些许财务安全感的状况下创造的。也因如此，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才会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一年五百英镑”。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只善加利用了非常少数英国人的潜力；剩下的人都没有力量开创或发现自己的真正天赋何在。[33]

我们的社会需要人能拥有更多闲暇，这不仅是为了让人可以有一点暂时停止工作的时间，也是为了让人得以强化他和家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同时参与公民与政治事务。从经营亲师协会到探访老人等，无薪工作实质上是为了让社区的功能运作变得更加顺畅且蓬勃发展。然而，如今世人投入各种义工组织的情况已不如过往热烈，以美国来说，那多半（但非全部）是女性劳动力参与的提升所致，因为女性原本是美国义工实体的主要驱动力量。[34]基本收入也将让人得以花时间参与政治活动和辩论，协助重建目前在多数国家已不复见的“协商式民主”。

我们预期人们转而从事诸如照料亲人或社区工作等“再生产”工作的趋势，将产生有利的环境影响，因为那代表人们将转向保护资源的活动，脱离损耗资源的活动。在职工作时数的缩短和生态足迹的缩小息息相关。[35]另外，基本收入将允许人们拒绝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谓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指令人痛恨或无意义的工作），或减少从事那些工作的时间。[36]

诚如第二章提到的，基本收入也将使政府更容易实施碳税与其他用以抑制污染及减缓气候变迁的环保对策，理由是，基本收入能补贴因环保对策的实施而徒增额外食物与服务成本、失去谋生渠道或原有的谋生方法遭到扰乱的人。“去增长”（degrowth）运动的某些支持者将基本收入视为重整经济秩序的一个必要环节，与提倡“零增长繁荣”（至少以传统方式衡量的成长）的各种政策一并执行。[37]基本收入让人们通过就业取得的收入占比降低，从而鼓励人们质疑“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就业的欲望”的意义，同时促使人重新思考就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将这个主题留到最后讨论的原因是，尽管这类行为性的“工作”调查从头到尾都很愚蠢，但如今这类调查在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愈来愈重要。各国政府目前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很多人因“伤残”或“无法恢复健康”而难以或完全无法工作或从事劳动，或得付出极大的代价。然而，锁定“理应领取的穷人”的各种目标锁定型政府津贴，会促使政治人物运用“工作能力”调查，试图减少有资格领取伤残津贴的人数。这些调查不可避免会流于武断与歧视，也容易引来大众对伤残者的怀疑与恶意对待，从英国缩紧相关规定后，很多伤残者遭遇令人发指的肢体攻击行为便可见一斑。[38]

欧洲与北美很多其他国家还推行了更严谨且更排他性的规定。美国最高法院的规定，让伤残者更难证明自己是否真的无力工作，这已导致符合申请伤残津贴的人数减少。其他地方实施的工作调查，也对偶发性伤残（如背痛或严重沮丧）者造成严重打击。运气够“好”的话，他们可能被判定有能力就业，只不过，接在那个“好”运之后有可能遭遇“厄”运。

工作能力调查也制造了某种荒谬的道德风险。如果一个非常努力克服伤残限制的人被判定“有能力工作”，他可能会失去津贴，但他可能还是因实际身体状况不允许而找不到就业机会。相反地，如果他们不那么努力克服伤残限制，反而比较不可能失去津贴。换言之，这种调查会导致努力试图克服伤残的人反而遭到惩罚。

这项政策污名化并惩罚已处于弱势状态的人群。所以，从道德和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打破收入保障与任何种类行为之间的联结，同时根据额外生活成本估计值与较低职场收入的可能性，为伤残者提供特殊伤残津贴会比较好一点。这对一个努力通过劳动来赚取收入的伤残者来说，将产生适当奖励的效果。放弃“工作能力”调查并建立一个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将增强人们发展自身工作能力的诱因。

医疗鉴定应该用来判断与特定类型的伤残有关的额外生活成本，以及那些伤残对薪资的可能影响。接着考量伤残者的额外成本与较低的可能薪资，计算除了基本收入外还要额外补贴多少钱给他们，这样就能减轻领取人被污名化的感受，同时协助伤残者获得符合社会正义的补偿。

适当水准的基本收入最不可能阻碍工作与劳动意愿，相反地，它还可能增加工作数量与提高工作品质。基本收入也让“工作权”变得有意义。我们必须区隔“工作”和“劳动”，以及“娱乐”和“闲暇”的差异。所有人都必须体察到这些活动的必要性——人生不是只有劳动和娱乐。也因如此，我才会把“重新定义‘工作’”列为我建议的《危产阶级宪章》（Precariat Charter）的二十九款条文中的第一款。[39]

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对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在做的重要非劳动工作强加了三重惩罚：首先，我们并未因为做那些工作而获得酬劳；第二，我们可用来从事有薪劳动的时间遭到剥夺；第三，现行的提拨制社会津贴领取权利来自一个人劳动与否，而非来自其他多数形式的工作。如果基本收入有助于将我们的焦点从就业与劳动转向我们更重视的其他形式工作，并更重视具有培育、鼓舞及（或）政治性质的闲暇，那将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成就。

遗憾的是，主流政治路线一直被工作相关的偏见左右。英国就业部长达米安·辛兹（Damian Hinds）在2016年9月英国下议院一场有关基本收入的辩论中表示：“即使是最节制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都会导致税率不得不提高……在此同时，它将使得公民的工作动机大幅降低，对全国经济体系的后果难以估量。”

他还补充，基本收入将会“抑制工作的诱因”，和政府预定实施的全民福利救济金（Universal Credit Scheme）的影响相反。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说，那份声明都是错误的：在全民福利救济金计划的架构下，边际薪资“税”率有可能超过80%，相较之下，基本收入架构下为32%（以当前的税率与国民保险费率计算）。这位部长也未能体察到还有其他工作是非在职劳动型的工作。

基本收入将促使个人更有动力和机会去做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工作，更好的是，基本收入还可能促使人更有意愿和能力，以“schole”精神中那种更深思熟虑的懒惰，好好地享受更多有生产力的闲暇时光。活在一个以不断劳动为基础与消费主义盛行的经济体系，我们真的需要放慢脚步，而基本收入正可以鼓励我们朝这个方向前进。

注释：

[1].M.Tanner (2015), The Pros and Cons of a Guaranteed National Income.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p.19.

[2].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6), ‘Changes in the value and division of unpaid care work in the UK: 2000 to 2015’, ONS, 10 November.

[3]例如接受性向测验与能力检定等。——译注

[4].S.Green Carmichael (2015), ‘The research is clear: Long hours backfire for people and for compani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 August.

[5].G.Burtless (1986), ‘The work response to a guaranteed income: A survey of experimental evidence’, in A.H.Munnell (ed.), Lessons from the Income Maintenance Experiments, Conference Series 30. Boston, M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an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p.22-59.

[6].K.Widerquist (2005), ‘What (if anything) can we learn from the Negative Income Tax experiments?’,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4(1), pp.49-81.

[7].For example, Tanner, Pros and Cons.

[8].S.Kennedy (2016), ‘Are basic income proposals crazy?’,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8 September. http://inequality.org/basic-income-proposals-crazy/.

[9].E.A.Hanushek (1987), ‘Non-labor-supply responses to the income maintenance experiments’, in Munnell (ed.), Lessons from the Income Maintenance Experiments, pp.106-30.

[10].N.Hines (2016), ‘Robots could make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 necessity’, Inverse, 11 August.

[11].M.Naim (2016), ‘As robots take our jobs, guaranteed income might ease the pain’, HuffPost, 18 July.

[12].P.-E.Gobry (2014), ‘ “Progressives” hot new poverty-fighting idea has just one basic problem: Science’, The Week, 21 July.

[13].B.R.Bergmann (2006), ‘A Swedish-style welfare state or basic income: Which should have priority?’, in E.O.Wright (ed.), 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Basic Income and Stakeholder Grants as Cornerstones for an Egalitarian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p.130-42.

[14].R.Paulsen (2008), ‘Economically forced to work: A critical reconsideration of the lottery question’, Basic Income Studies, 3(2), pp.1-20.

[15].FERinfos (2016), ‘Revenu de base inconditionnel: Les Suisses continueraient de travailler’, FERinfos, February, p.9.

[16].Among others, N.Frohlich and J.A.Oppenheimer (1992), Choosing Justice: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Ethic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7].C.Haarmann, et al. (2008), Towards a Basic Income Grant for All: Basic Income Pilot Project Assessment Report. Windhoek: Basic Income Grant Coalition and Namibia NGO Forum.

[18].S.Davala, R.Jhabvala, S.K.Mehta and G.Standing (2015), Basic Income: A Transformative Policy for India. London and New Delhi: Blooms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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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Ibid, Article 1.

为解决今日的经济不安全感、贫富差距与贫困等问题，主要还有哪些其他的基本收入替代方案被提出或实施？这一章会讨论全民最低工资（national minimum wage）与它的另一个版本“维生工资”（living wage）、提拨型社会保险（如英国的国民保险）、财力调查式社会救助、粮食与其他基本物资补贴——包括各种补助金券与食物券、劳动福利计划与工作训练福利计划、所得税税额抵减——包括英国目前推行的“全民福利救济金”（虽然它不该如此命名）等。每一个替代方案的倡议者都宣称这些方案比基本收入好，而且实际上全球各地发达国家目前也分别施行了这些方案。

要比较各个方案，就必须根据相同的条件才能公平评断。所以，我们必须针对各个案例提出以下问题：这项政策是否改善第二章所讨论的社会正义？它能否提供某种宣扬第三章所定义的共和主义式自由的管道，或者反而妨碍到那种自由？它能否改善第四章所强调的那种广义贫富差距，或者反而让贫富差距恶化？它能否提供广泛的社会经济安全感，或反而使不安全感的情况恶化？它能否大幅改善贫困状况？我们必须在全球化、技术革命，以及形塑了目前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新自由经济政策框架的脉络下，逐一考量这些问题的答案。

先前几章所描绘的社会正义原则，在评估任何政策价值时十分有用，这些原则如下：

保障差别原则（The Security Difference Principle）——唯有能改善社会上没有安全感群体的受保障程度，才是符合社会正义的政策。

温和专制主义检验原则（The Paternalism Test Principle）——如果一项政策对特定群体施加某些未同步对社会上最自由的群体施加的控制，这项政策就不符合社会正义。

“权利而非慈善捐助”原则（The Rights-not-Charity Principle）——唯有强化津贴或服务领取人的权利，并对津贴或服务提供者的裁决权设限的政策，才符合社会正义。

另外还有两项原则：[1]

生态约束原则（The Ecological Constraint Principle）——唯有不使社会或直接受影响者的生态成本增加的政策才符合社会正义。

尊严工作原则（The Dignified Work Principle）——唯有不阻碍人有尊严地工作，且不使最没有安全感的群体在这个层面上陷入不利处境的政策，才符合社会正义。

每一项政策都应该根据上述原则加以衡量。当然，某些状况难免牵涉到利弊得失的取舍，不过，应该对任何明显违反这些原则的政策抱持谨慎的态度。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削减了集体协商的空间，并设法压抑工会的力量，这是营造更有弹性劳动市场的做法之一。而多数国家在这么做的同时，也实施了最低工资规定，例如英国实施的国民法定最低工资（德国最近也开始实施），或是像美国，更着重现行的最低工资立法审议等。问题是，各国还是允许工资的实质价值降低。

矛盾的是，在全职就业机会向来稳定的工业劳动市场，法定最低工资的施行成效最好，而在工作与劳动通常较难以（甚至无法）衡量的高弹性第三纪劳动体系，法定最低工资的成效最差，甚至无法运作。最低工资通常以时薪标准设定，但在一个第三纪经济体系，一般人不再是在固定的工作场所打卡上班，而是有愈来愈多时间在不同地方从事零散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衡量“一个小时的工作”是多少？何况最低工资和基本收入不同，前者不会改变工人的协商地位。如果你知道自己有某种后盾，就比较有胆量拒绝一个有意剥削劳工的老板开出的工资，不管他开出的薪资高于或低于最低工资；如果你不甘愿接受某个雇主开出的工资，又没有基本收入可作后盾，那么雇主就可能会摆出“不接受就拉倒”的态度。

最低工资的监督与强制执行也很复杂，而且相关成本很高。自英国的国民最低工资法在1998年实施后，有成百上千家雇主违反这项法律，但其中只有九个雇主因没有支付最低工资而被提起公诉。就算雇主“被列入违法雇主名单”却仍未采取必要改善措施，也要等待法院系统的漫长诉讼程序后才可能被惩处。此外，最低工资只照顾到受雇的员工，忽略了没有就业以及各工业国愈来愈多的自雇型人士与所谓的独立合约型工作者。另外，最低工资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也非常没有效率，因为至少在英国，多数只领最低工资的人并不是生活于最贫困的家庭。

反对最低工资的人（他们总认为最低工资“过高”）通常宣称它会导致企业为了节省薪资成本而减少雇用工人。事实上，各项证据显示，最低工资对失业状况的冲击非常小，不过雇主若采用了其他方法节省成本，则可能使工人的财务只比以前略微好转或甚至变糟。

举个例子，假定以最低工资每小时10英镑计算，一家提供清洁服务的企业聘请100名员工，每名员工一周工作30小时。如果最低工资被提高到12英镑，该公司必须把有偿工时减少到25小时，薪资成本才能维持不变，而一旦雇主选择这么做，工人的财务就无法因最低工资的提高而好转（或许还会变糟，因为他们可能必须以更少的时数来完成原本的工作量，或是增加无薪工时）。

英国政府在2015年实施国民维生工资（National Living Wage）后，就发生了同样的状况。[2]其中一个案例是，某个为政府税务机关（HMRC）提供清洁服务的企业，将清洁工的每周工时缩减到30小时以下，该公司的工人于是陷入冷酷的贫困陷阱；除了有薪工时减少导致时薪提高的效果遭到抹杀，工人还失去应得的薪资所得税税额抵减权利，因为这项权利只有每周至少工作30小时的人才能享受。结果，该公司清洁工的财务状况反而变差了，甚至有人煽动某些工人，干脆放弃就业去申请全额津贴，因为这样最后得到的金钱还比去清洁公司工作多。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更显示，复杂的社会救助计划反而造成伤害：一名先前失去所得税税额抵减资格的女性被迫继续就业，而不选择申请社会救助津贴，因为如果她去申请那种津贴，势必会失去她的房子——虽然她的子女已经长大离家，她却还是继续住在原本的三房住宅，而所谓的“卧房税”（bedroom tax，如果某人家里的卧房数被认定为超过法定最低供直系亲属使用的卧房数，那她可以领取的住宅津贴将会减少）有可能会导致她无力负担租金，最后不得不搬到较小的居所。不意外地，她后来很快就因压力引起的高血压而住进医院。

就社会正义原则来说，最低工资并无法满足保障差别原则，因为最低工资并未对社会上最没有安全感的群体提供较多保障，尤其是在目前这种“弹性”劳动市场。虽然就温和专制主义检验原则与“权利而非慈善捐助”原则来评断，最低工资的表现还不错，但它对自由的促进毫无助益，只是让某些员工的财务状况好一点。另外，充其量来说，若根据生态约束原则，最低工资的影响也只能算是中性，而且它较提倡消耗资源的劳动，对保护资源的劳动与“再生产”型工作则较不支持。最低工资的时代已经过去，它不再是有用的主流社会与劳动政策工具。

在20世纪多数时间，以贝弗里奇与俾斯麦模型为依据的社会保险原则被各国用来作为福利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的本质是共同责任，换言之，它借由交叉补贴的方式，让较不会发生某项投保风险的人补贴较可能发生的人。这些被保险的风险称为“或有风险”（contingency risks），像是失业、生病、意外、伤残与怀孕等。每一种或有风险都能借由相关事件发生的统计概率来精算其保费和津贴。

但实际上，社会保险制度从来都不像这些制度的捍卫者所宣称的，那么能让人们产生社会连带感（休戚与共的感受），它的保障也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全民化，尤其是对弱势的妇女而言。不过，只要提拨群体确定且广泛，有足够的人提拨相关款项并领取相关的提拨款，且人们最担心或对人们影响最大的风险有获得保障，这些制度的运作成效还算不错，而且能获得广泛的民主支持。

但进入21世纪后，上述状况不如以往适用了。由于愈来愈多人陷入不稳定的就业状态，提拨群体遂渐渐缩减，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利用一般性收入来增补社会保险所需的基金。相同地，现在一般人也愈来愈没有能力累积足以让自己有权领取保险津贴的适足提拨纪录，于是，一旦陷入艰苦时期，人们就不得不仰赖财力调查式救助。另外，有更多人暴露在保险不太有保障或完全没保障的风险里。

与此同时，承担较低或有风险的较高薪资收入者，也变得愈来愈不愿意交叉补贴上述高风险群体（这个群体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样的态度侵蚀了社会保险津贴的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支持力量，并引发缩减津贴与降低提拨比率的呼声。

最重要的是，诚如第四章说明的，经济不安全感的本质已经转变。危产阶级的薪资收入愈来愈起伏不定，而他们的不安全感本身就构成一种不确定性，尤其不确定性是社会保险无力解决的。要让社会保险发挥充分的功能，经济体系必须拥有大致稳定的工业全职就业人口，但这种情况已经距今非常遥远了，未来的情况也改善不了多少。

在一个有弹性的第三纪经济体系，社会保险无法通过保障差别原则的要求，不过，它相当符合温和专制主义检验原则和“权利而非慈善捐助”原则。只是社会保险一点也不符合生态约束原则，相关原因和最低工资不符合该原则的原因相同，因为社会保险主要也是对有薪的“劳动”计酬，而未对无薪的“工作”计酬。所以，总括而言，社会保险对最受剥夺且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助益非常有限，而且未能促进社会正义或共和主义式自由。

对社会保险失去信心后，基本收入的主要核心替代方案就剩下财力调查式救助——也就是只“锁定”被认定为“贫困”者的救助方案。这种方案会被视为“核心”替代方案的原因是，一旦采纳，就必须推行许多以该方案为中心的许多其他支持性政策。

20世纪建构福利国家的过程中，很多人认同理查德·提特穆斯（Richard Titmuss）有关政府津贴的一番著名箴言：只发放给穷人的政府津贴必定是一种糟糕的津贴，因为社会上的其他人没有兴趣捍卫这种津贴。然而，随着福利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承受巨大压力，各式各样的政府纷纷改弦易辙，建构宏伟的财力调查式社会救济计划，并以“这是经济窘迫时期‘捍卫’福利国家体制的必要对策”，来为这样的政策转向辩解。

表面上看起来，财力调查式津贴的概念非常简单：将有限的钱花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且因这样的支出较少，所以租税得以降低，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与此同时，在一般大众眼中，财力调查式津贴让福利支出得以合法化，因为政治人物可以因此宣称钱是花在最贫穷的人身上。然而，很多研究证明这个制度存在惊人的瑕疵，并暗示财力调查的真正动机并不是要帮助穷人。以下是这种制度的十个瑕疵：

第一，收入的衡量非常复杂，而且牵涉到一些武断且便宜行事的规则。将储蓄和“财富”列入计算，有鼓励人不要储蓄的意思，这会使人一旦陷入困境就难以快速复原。

第二，财力调查的应用会衍生高成本，包括行政成本与申请人必须承担的成本，因为申请人必须往返审核津贴的单位、等待、排队、填写冗长的表格、准备其他证明文件等，这些都很花时间，而且经常要花钱。

第三，财力调查一定会问到很多侵入性的问题，包括请领人的个人亲密关系，甚至可能进行家庭访问等，目的是为了检核申请人的同居人是否确实没有薪资收入。这是一种窥探、侵犯隐私的方法，而且流于有罪推断而非无辜推断，对审查人员和请领人的人格都有所损害。

第四，由于以上因素，这个过程和最后的结果都会产生污名化的效果，而这通常是为了吓阻请领人而蓄意设计的手段，终极目的是为了降低福利支出成本。诚如英国与美国政府的一名顾问最近所言，应该卑鄙对待请领人并鼓励他们把个人面临的艰难处境归咎给自己。[3]这种说法令人发指，即便你不是基督徒，应该也会认同马尔柯姆·托瑞的敏锐回应：“将请领人污名化的财力调查式津贴，完全没有体认到上帝是以他的形象来塑造我们的身份，也没有体认到我们拥有仅次于上帝的尊严。”[4]

这造成第五个瑕疵：低津贴领取率。在每个国家，几乎所有和财力调查式计划有关的证据都显示，很多有权领取津贴的人最后并没有领那些钱。原因包括：他们出于恐惧、感到羞耻或无知等而不愿去申领津贴、申领失败（原因可能是误解某个问题，或是回答了“错误”的答案）以及基于某些琐碎的理由（例如与审核人员见面时迟到）被基层官僚拒绝发放津贴，而那些基层官僚会那么做，部分是出于自以为是，部分则是认为否决那些人的申领，对他们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有利。

在英国，财力调查式失业津贴——后来更名为求职者津贴（Jobseeker's Allowance，简称JSA）——的领取率持续降低，到目前为止，估计原本有权领取的人当中，只有一半申领成功。[5]在2014~2015财务年度，JSA的未领取金额为24亿英镑，相当于每个有资格领取但未领取的家庭可各领3000英镑。另一项低领取率的津贴是保证年金（Pension Credit），这种津贴理当发放给以前国民保险保费缴纳不足，以致现在没有资格领取全额政府退休金的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女性，或者是没有其他收入可增补政府退休金的人。2014~2015年间，十个有权领取保证年金的退休人士中，就有四个未领取，未领取总额达30亿英镑，相当于每个有权领取但未领取的家庭可各领2000英镑。

在美国，只有四分之一有权领取财力调查式住宅补助的人真正领到这项补贴，而且通常是苦等多年后，才终于领到住宅补助金券（这种补助金券一年的发行数量有限）。[6]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贫困家庭获得困难家庭临时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简称TANF）计划的帮助，不过，受救助的家庭数已经比以前增加。[7]

第六，财力调查会伤害社会的休戚与共感，导致群体之间壁垒分明：某一群自食其力的人认为政府要他们缴税来援助另一群人——也就是他们眼中的乞丐。这种功利主义观点是当今社会上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而且，这个观点还日益强化，因为如今的社会流动逐渐降低，且较富裕的人有能力通过民间保险与累积资产等方式，保护自己免于受各种实际上的风险伤害。愈来愈浅薄的社会连带感是鼓励政治人物放任实质政府津贴规模降低，并且不断设法让可申领这类津贴的人数减少的因素之一。

第七个瑕疵是最著名的缺失，就是恶名昭彰的贫困陷阱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飘零陷阱（在第四章提过，在其他篇章也有着墨）。[8]以美国来说，因财力调查而产生的贫困陷阱，意味有35个州的津贴领取人一旦接受最低工资的工作，就反而会亏钱（“税”率超过100%）。[9]某些评论家因此提议，当失业者找到工作以后，应该减缓撤销津贴的速度，唯有如此，才能降低人排斥低工资就业机会的倾向。不过，这个做法对从事相同低工资工作且先前不符合津贴请领资格的其他人来说又不公平。

这造成了第八个瑕疵——朝劳动福利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稍后将更详细探讨劳动福利制度。财力调查式津贴导致放弃微薄津贴并接受低工资就业机会的人，马上就得面临80%或更高的边际税率，因此，财力调查无形中制造了一种阻止人放弃津贴并从事低薪工作的诱因。而在那些情境下，政府除了以强迫手段逼人们去从事低工资劳动，几乎无计可施。

第九个瑕疵是财力调查式社会救助会导致人们不愿意稳定组成家庭。因为各种津贴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支付，不是依照人头，所以，以每人可分得的金额来说，单人家庭的每人津贴，势必高于由一对夫妇组成的家庭。既然组成家庭会导致亏钱，那还有什么理由成家（就算是实验性的成家）？相反地，由于基本收入是按照人头发放，而且发放金额相等，所以将鼓励有意愿成家的人组成家庭。就人与人的关系与家庭的建立来说，基本收入将是非常中性的，那正是平等考量所要求的。

第十个瑕疵和收入调查式求职者津贴有关，求职者津贴是根据家庭收入来决定。如果一对夫妻中有一人失业，而若他的另一半原本是从事小额的有薪劳动工作，他将会发生财务上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若另一半（通常是太太或女同居人）停止原来的劳动工作，反而会得到好处。这就是英国家庭近几年渐渐被区分为劳动富裕家庭（两个人赚钱）和劳动贫困家庭（没有人赚钱）的原因之一。[10]

通过财力调查以及不可避免的行为调查来决定是否发放社会救助，不符合所有社会正义和共和主义式自由原则。再重申一次，只对穷人设定的政策必定会是非常糟糕的政策。

各国政府（尤其是新兴国家）常采用的一种政策，是提供粮食补贴和其他以“穷人”为协助目标的补贴。印度的公共配给制度是这类计划中最大规模的一个，不过，还有其他很多类似的计划。补助券计划如美国的食物券计划——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SNAP）的目标也大致相同。实施这两种计划的理由是，由于穷人缺乏基本物资，所以政府应该提供基本物资或让穷人拥有取得那些物资的工具，而且仅限那些物资。新兴国家则常用另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何要实施这类计划——他们主张粮食补贴能保护穷人免于受食物价格波动伤害。[11]

反对这类政策的意见非常多元。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这些计划都带有温和专制主义色彩，这些计划都假设政府比人们更知道“穷人”需要什么。更糟的是，他们企图支配“穷人”可以拥有什么。举个例子，美国的食物券不仅限制人们只能买食物，通常也只能用在特定被视为“有益健康”的食物或饮品。

补助金券计划和类似救助的实施，等于含蓄甚至公然假设领现金的人们倾向于将现金花在非必需品，尤其是诸如酒精、毒品或赌博等“公害”上。事实上，很多研究都显示，领取现金补贴的人并不会增加对“公害”的支出。[12]不过，就算这些带有偏见的推论是正确的，这些计划也无法让领取人变得更自由。我们凭什么禁止穷人把多余的收入花在他们真正喜爱的事物上？而且无论如何，如果某人真的想把钱花在“对个人有害的事”（我们这些“好人”判定那是“公害”），他们大可以利用因领到补助金券或粮食补贴而多出的钱来消费那些事物，何况他们也可以（用折价出售的方式）把补助券卖掉，换取现金。[13]以美国来说，尽管违法，但出售食物券的情况迄今仍屡见不鲜，因为那些领取人需要现金来购买其他食物券未涵盖的必需品，如尿布等。

第二，提供补助金券或补贴项目的成本非常高，且行政与监督成本也很高，因为这种计划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执行。举例来说，在印度的公共配给制度下，每提供价值一卢比的食物，政府就得花费3.65卢比的成本。[14]印度或许是个极端的案例，但提供食物援助的成本过高是个事实，这正是联合国辖下各人道组织逐步改用现金救助的原因之一。有一份研究比较了食物、补助券和现金援助的成效，它发现提供食物援助计划的成本高达现金救助计划的四倍。[15]

第三，对受益人来说，补助金券的价值低于相当金额的现金，原因很简单，现金可在任何地方使用，而补助金券只有特定地方才被接受，或者除非店家愿意接受，否则无法使用。这导致店家较不会为了吸引补助金券的持有人上门光顾而彼此竞争，换言之，接受补助金券的店家还可能因此有了涨价的余地。所以，补助金券实际上能买到的东西比等额的现金还少；一份研究发现，黎巴嫩的商店老板接受当局发给叙利亚难民的补助金券，并通过较高的售价来牟利，据估计，光是在2014年，商店老板就通过这个方式赚了估计一百万美元的利润。[16]而且，补助金券或食物援助之类的计划会导致领取人的成本增加，例如他们必须到指定商店消费，这可能需要等待。[17]

第四，这些项目牵涉到财力调查，所以，这个方法也隐含和财力调查式津贴相同的所有瑕疵。以行政机关体系理当相对有效率的美国来说，四分之一真正处于收入贫困线以下的人没有领到目标锁定型的食物券。此外，实际上领到那种食物券的人当中，有三分之一还需要寻求食物银行的资助，其他有些人则偶尔有三餐不继的状况，因为一个月的食物券只够支应大约三个星期的食物。[18]

第五，补助金券或类似的援助计划会导致领取人遭污名化，包括蓄意或无意的，同时导致他们身为乞求者的地位与心理变得更无所遁形。第六，补助金券与相关援助计划鼓励劣质食物与服务的提供，且容易导致被授权管理或提供食物或服务的人鄙视请领人。以美国来说，一般人认为贫困者愈来愈集中在贫穷街区的情况，和住宅补助金券的发放有关，因为那些地区的地主比较愿意接受以补助金券缴付租金。[19]

第七，特殊利益团体可能利用这些计划贪污或（与）从事竞租行为（rent seeking）。以美国来说，鼓吹食物券最力的人是来自农业州的共和党人。在印度，政府为其公共配给系统购买的食物，只有不到10%真正进到穷人手里；几乎一半的食物神秘消失在仓库与配给站，剩下的则多半被放在政府仓储中，任其腐烂。[20]改用直接发放现金给目标受益人的基本收入计划，就能一次铲除中间的层层剥削及潜在的疏通行为。

由于食物与其他补贴是以社会上最缺乏保障的人为目标，所以这些补贴看起来可能符合保障差别原则，问题是，某些最容易受伤害的人实际上却被这些计划排除在外。当然，这类补贴并不符合温和专制主义检验原则，以及“权利而非慈善捐助”原则。何况这类补助的管理成本也很高，同时缺乏效率，也容易流于贪污与竞租行为。厄瓜多尔的一个实验同步试行现金救助、食物券和实际食物援助，最后实验者发现，不到10%的现金领取者偏好其他形式的救助，而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其他补贴领取人则想换成领取现金。[21]根据评估，领取现金的人能把现金用在其他必需用途，包括储蓄。很多研究都发现，人们偏好现金的程度较高，而官僚自以为是地认为人们会想要与需要的东西则较不受青睐，上述研究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有些人主张“就业保证”比基本收入更好，因为这些人相信就业机会能带来收入以外的某种内含价值（intrinsic value，例如自我认同感〔sense of identity〕、社会贡献、更结构化的时间、与同事互动等等），让人变得比较快乐。“就业保证”的提倡者包括英国的理查·拉亚德爵士（Lord Richard Layard），他是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幸福沙皇”（happiness czar）[22]，另外还有美国的哈维（Harvey）与奎格列（Quigley），这两人是继“就业保证”概念的早期拥护者明斯基之后的提倡者。[23]

反对“就业保证”的意见认为就业保证是一个骗局，想想，什么样的就业机会将获得保证？那种就业保证的薪酬会是多少？将特定就业机会贬抑为受“保证”的就业机会的后果会是什么？由于保证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适合他们、能让他们发挥所长且薪资优渥的就业机会是彻底不切实际的，所以，实际上来说，这种被保证的就业机会将是低级别、低薪酬、短期性且非必要的职位，最多就是一些低生产力的劳动工作，像是清道夫、超市货架员等，这类卑微活动不可能是迈向幸福的途径。主张实施保证就业政策的人当然也不会希望自己或子女从事那类工作。

支持保证就业的人所持理由之一是，很多调查显示，失业者比就业中的人更不幸福。这样的调查结果不足为奇。如果你是非自愿失业，尤其当失业津贴非常微薄、难以取得和保有、污名化且不确定，那你肯定不会感到幸福。但拥有收入保障且不会被污名化的自愿不就业，就非常不同了。举个例子，退休人士当中不会有不成比例的一大群人感到不幸福。诚如凯特·麦克法兰（Kate McFarland）曾以文字形容的：“我们的文化重视就业，并不是因为就业在本质上能让我们感到幸福；而是因为在一个重视就业的文化背景下，一旦被雇用，我们就会比较快乐一点。”[24]尽管如此，盖洛普民调还是一贯发现，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受雇者对自己的职务很“投入”（感到热情且愿意勇于承担），尤其是千禧一代、低社会地位或从事例行性工作的人，就整个世界来说更是不到五分之一。

举个例子，以扩大就业为目标的提案都建议借由缩短工时来逐步达到保证就业的目标。社会市场基金会（Social Market Foundation）董事艾姆兰·米恩（Emran Mian）就主张劳动再分配，“即使那有可能降低经济效益，也不要直接发放现金。”[25]新经济学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也表示，每周工时减少将使失业人口降低。[26]不过，我们真的很难厘清要如何通过监管工具来达成这样的愿景，因为即使法国通过了每周35个工时的立法程序，法国人也没有达到减少失业的目的。如果没有基本收入的支撑，以法令来降低工时，只会让很多低工资群体变得更贫穷，对创造额外就业机会不太有助益。

多数提倡“就业保证”的人也漠视一个事实：市场经济体系需要某种程度的失业才能正常运作。菲利普斯（A.W.Phillips）针对这一点，在1958年发表了一篇铿锵有力的文章，断定失业水准与通货膨胀率呈现反向关系。虽然从那时起，很多人对于这个关系的本质激辩不休，多数经济学家还是认同某个“自然”失业率（这通常被称为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简称NAIRU〕）能让通货膨胀大致维持稳定。因此，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没有一个政府能对每个想要就业机会的人保证就业。

只要保证就业实际上可行，它或许符合保证差异原则，但前提是，它必须能优先为伤残者或其他伤病者提供适合的就业机会。问题是，那是绝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就业机会倾向于被分配给年轻人，推想那是为了防止年轻人被“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这个情况下，这项政策当然不符合共和主义式自由与社会正义条件，因为它要求某些群体尽义务，却未对最自由的群体这么做，而且它将“慈善捐助而非权利”奉为圭臬。每个人真的都会获得自己喜欢或甚至符合自身能力的保证就业机会吗？实在很难想象。

劳动福利计划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展开朝福利国家方向改革的一种自然进展。诚如笔者很久以前就预测的[27]，一旦各国政府选择恢复以财力调查来作为福利制度的核心环节，就不可避免会实施劳动福利计划。

如果社会救助是以明确锁定“穷人”为出发点，那么，社会上很快就会开始区分哪些人不是因为自身过错而沦落为穷人，哪些人又是自己“选择”成为穷人（即因自身过错与缺失而变穷的人）。在社会政策与“慈善捐助”历史上，这种令人厌烦的二分法从来没有消失过。不过，一旦政策制定者选择这条途径，就必须做出下一个武断的二分法——唯有接受政府安排的就业机会并因此获得津贴的人，才“理应领取”那项津贴，否则就必须加以“处罚”。

现代的劳动福利计划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威斯康星州开始推行的——当地的共和党人推动一项规定，要求想要领取津贴的福利请领人必须接受某个就业机会——当然是低薪的机会。不意外地，申请津贴的人数因此减少，于是有心人士还趁机主张，这样的状况显示过去很多请领人涉嫌诈欺，或者不是真的需要政府津贴。

国会的共和党人很快就为这项对策背书，起草克林顿总统1996年的划时代福利改革计划，这项计划兑现了他在竞选时提出的誓言“终结我们所知道的福利”。《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调节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针对人们可请领福利的时间设限，还强制施行更严格的资格条件，同时授权实施就业和与就业相关的规定。“劳动福利方案”后来成为各地“新中间路线”政治人物与政党的座右铭，而所有工业国家也纷纷施行劳动福利相关的协定。

虽然本书不太适合用来详细分析这项经验，但我们还是要说，有很多证据显示，美国的劳动福利计划促使福利申请人数下降，很多家庭因此陷入更万劫不复的贫困深渊。[28]其他地方的劳动福利计划也一样，把人推向低薪就业机会，或是对拒绝或不愿接受那种工作机会的人撤销津贴。不过，就算不考虑这些证据，劳动福利计划还是一种恶性政策。

这项政策牵涉到以高压手段逼迫津贴请领人承担某种未强制其他人承担的“劳动义务”。不仅如此，它也流于温和专制主义，它暗示政府知道什么东西对个人和社会才是最好的。当局宣称劳动福利计划能促进技能发展和“工作习性”，但从很多失业者被迫去从事的那类职缺的本质看来，当局的说法显得极端矛盾。另外，宣称劳动福利能促进社会整合，因为没有就业的人会被社会边缘化或“排挤”，这种说法也一样矛盾。

逼迫人接受没有前途的短期就业机会，将干扰到他们自己的谋职、求学或受训节奏，甚至可能导致他们更没有能力摆脱贫困与解除经济不安全感。甚至有证据显示，参与劳动福利计划会使终生薪资收入降低，因为参与这些计划的人的履历上，会留下他曾从事低阶且与其资格条件或经验不符的临时职位等不良记录，不利于后续求职的薪资协商。[29]

劳动福利计划也会衍生劳动市场机能不全与扭曲等影响。它经由供应廉价劳工的方式，对工资造成压抑效果，因为这类计划所供应的廉价劳工将在公开劳动市场上，和目前从事类似工作的人竞争，而那些人原本就是最容易受伤害与最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他们甚至可能因劳动福利计划参与者的取代，而失去原有的就业机会。

推动劳动福利计划的主要政治理由并不是要让人们“幸福”。事实上，推动劳动福利计划的真正诉求，是想要减轻政府对弱势者的义务，而且，各国政府采用财力调查式社会救助计划的经验是，人们常为了保住津贴而没有强烈的财务诱因接受低工资的就业机会，而政府也缺乏胁迫人民接受低薪就业机会的替代方案。这一系列推论起源于一个设计有缺陷的起点。劳动福利计划不符合保障差别原则，它其实会伤害到最缺乏保障的人，而且，它也违反温和专制主义检验原则。另外，这种政策也和促进自由与社会正义的愿景背道而驰。

全球化与“弹性”劳动市场导致工资降低的压力明显上升后，税额抵减成为各工业国的社会民主式政府趋之若鹜的选项。税额抵减增补了低工资的缺憾，但薪资收入达到特定门槛以上，就不能享受税额抵减。可想而知，这种计划一定很复杂，而且经常是根据有点武断的资格权利规定来运作。

美国的税额抵减最初是以薪资所得税额抵减（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简称EITC）的名目，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一开始的规模相当节制。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相关数字便大幅扩增，最后他的税额抵减计划成了世界上最昂贵的福利计划，一年的成本接近800亿美元。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拥有税额抵减的资格，而且在2015课税年度，有2600多万人获得税额抵减，平均一个有小孩的家庭能获得大约3200美元的抵减。没有小孩的成年人则大多被排除在这个计划之外。

英国的税额抵减是从1999年开始实施，一开始也很节制。但自2003年起，英国为低收入父母提供就业税额抵减（Working Tax Credits）和子女税额抵减（Child Tax Credits），而这两项补助也成为新工党的社会与劳动市场政策改革里的重要诉求。到2013~2014年，相关成本暴增到每年300亿英镑，约当所有福利支出的14%，而依赖税额抵减维生的人口，则从十年前的200多万人，增加到330万人以上。若再纳入住宅与地方政府的就业者税额津贴，政府为补贴低工资而花费的支出上升到一年760亿英镑，约等于总福利支出的三分之一，也是退休金以外的最大福利支出。[30]

目前英国的税额抵减已并入全新的全民福利救济金计划，这个计划将某些津贴统一化，不过，它还是有着和就业税额抵减及其他财力调查式救助相同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缺点是悲惨的贫困陷阱，因为相关的薪资边际“税”率最高一样达80%以上。以美国来说，与英国相仿或甚至更高的边际“税”率，也是让人们不愿让自己的薪资收入达到会导致税额抵减资格遭撤销水平的关键。当然，不管是在美国或英国，这样的制度也导致有税额抵减的家庭里的次要薪资收入者——多半是已婚女性——减少有薪劳动的时数，或索性退出劳动市场。[31]

税额抵减也衍生很多误解和小规模的欺诈行为。根据美国国税局的统计，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税额抵减属于不当核发，这导致大众一年付出了140亿美元的公帑。[32]虽然某些恶意批评福利制度的人将这些情况指为欺诈，但其中某些（甚至大多数）不当核发案例，很可能是由于计划本身过于复杂而导致民众犯错或误解。以英国来说，税额抵减领取人必须向税务海关总署（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简称HMRC）提供自身的薪资估计值，但在薪资与工时起伏不定的情况下，一般人真的很难（甚至无法）推算出所谓的薪资估计值。如果最后实领的薪资比向HMRC提交的估计值高，领取人（就定义来说必然是低收入者）就必须将政府多付给他们的税额抵减退回，而这又会导致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贫困，债务更为沉重。[33]

不管税额抵减对贫困与工薪阶层收入的影响为何，它说穿了其实是对资本的一种补贴。美国的一个估计值显示，每花1美元在薪资所得税抵减，低工资工人能获得73美分的利益，但雇主也能因支付的工资较低，而获得27美分的利益。[34]英国也有相似的观察发现，研究人员推断，大约只有四分之三的税额抵减金额流向员工，剩余的则成为雇主的利益。[35]

税额抵减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缺失是，这种计划只帮到有就业的人，几乎没有例外。无法找到就业机会或基于任何原因而未就业的人，则被这种制度排除在外。另外，税额抵减也是技能发展的绊脚石，原因是它虽让劳动成本变得更便宜，却使成本压力减轻的雇主缺乏动力去进行以提升生产力为目标的创新。另外，税额抵减也不符合社会正义和自由原则，而且会衍生邪恶的劳动市场与经济效应。

在2017年年初本书撰写之际，历经异常漫长的过程与昂贵的代价，英国政府尚未完成所谓“全民福利救济金”（Universal Credit）分阶段导入流程。这项计划是在2010年宣布的，经过严重的延宕与重重阻碍，到2013年才开始非常小规模地实施，目前官方目标是计划在2022年全面实施。虽然它是英国特有的计划，却体现了全球各地社会政策改革的很多要素。

全民福利救济金计划既不“全民”，也不是“救济金”。这个意图将六种不同的财力调查式津贴与税额抵减整合在一起的计划，绝对称不上“全民”计划，因为它只为低收入者设计，所以称之为“全民”并不合理。另外，这项方案也牵涉到非常广泛的行为条件限制，这让“全民”一词更加沦为笑柄。

根据这个计划，个人或家庭将领到一种逐月发放的收入转移支付，作为他们上个月领到的（工资）金额的差额保障，这个转移支付额是在某个特定日期计算。问题是，这个做法未能体察到很多低收入家庭每月与每周的收入起伏不定的事实；举个例子，他们的收入会随着工时的变动而变化。[36]美国的一份研究发现，薪资收入最低20%的人口当中，有四分之三的人经历过逐月收入变动超过30%的情形。[37]而由于全民救济金是事后才支付的款项，所以并不符合“救济金”的定义，更别说它的金额无法事先确知了。而且，这种津贴是根据上个月的状况来核发，所以无法如实反映当前的状况并应付眼前的需要。

另外，严重的贫困陷阱仍然不会因此而获得改善，因为全民福利救济金必须适用63%的扣除率。若将支付租税、国民保险缴付款项，以及失去财力调查式地方政府税赋福利补助（Council Tax Support，未被纳入全民福利救济金）等因素的影响列入计算，领取人有可能面临薪资收入必须付出80%以上边际税率的窘境。另外，首次发放需等待四十二天的规定（包括流程延误，最久可能长达六十天），势必导致飘零陷阱恶化，而这不可避免将使得很多申请人举债度日、延迟缴租，并向食物银行求援。

全民福利救济金的条件限制甚至比它未来将取代的各项津贴更多，惩罚也较严格，因为它强行加入一个“申领人义务”（claimant commitment）规定，不只是打算寻找或接受就业机会的失业者必须遵守这项义务，积极寻求增加工作时数与薪资的兼职者也要遵守。如果审查者判断某个领取人不是那么难找到全职就业机会，他的津贴最多可能会被取消三年。而且，相较于过去，这个计划还把相关的条件限制延伸适用到更多人，包括已就业者的另一半。

“工作教练”和“发展协助顾问”会在工作时间或下班后监督申领人，确认他们是否切实遵守各种条件限制。可想而知，这个工作教练团的成本一定很高，就算不高，也会因其设计而自动失败。政策制定者可能自欺欺人地认为这种奥威尔主义式（Orwellian）概念[38]是有帮助的，但它其实带有明显的温和专制主义色彩，具侵入性、污名化与每日不断的羞辱等问题，最后，这些问题很可能促使某些申领人受不了侮辱而主动退出这项计划，更令人遗憾的是，有迹象显示，他们的退出实际上是符合当局期待的。

虽然官员们将“申领人义务”比喻为某种就业合约，但实际上这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它只强制申领人单方面遵守，而官僚却可在不进行合法诉讼程序的情况下惩罚申领人，导致他们变得更加穷困。

此外，由于全民福利救济金的财力调查是以家庭的收入为审核依据，所以它倾向于鼓励人成立或维持只以单一薪资收入者组成的家庭。更堕落的是，由于夫妇中的第二个人领到的救济金金额会比第一人低，所以它有鼓励夫妇决裂的倾向。而且从2016年起，它不再支付第三胎以后的子女，只有前两名子女会获得支付。因此，全民福利救济金会产生教训与惩罚大家庭（通常大家庭比较需要救济金）的效果。

全民福利救济金最糟糕的特质是它仰赖威胁和惩罚来维持，而非劳动诱因，也因如此，它倾向于对整体工资造成下降压力，并使劳动市场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虽然政府信誓旦旦地宣称“全民福利救济金能将低工资、高福利的社会转变为较高工资、较低福利的社会”，但我们实在不宜太轻信这样的说辞。[39]这个计划不可能鼓励工资上涨，而且不像基本收入，它也明显偏好有薪劳动，忽略其他可能较有价值的工作形式。

全民福利救济金隐含众多惊人的缺陷，这让人不由得对政治人物与社会科学家在该计划开始推行后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感到讶异，甚至替他们感到羞愧。任何关心自由与正义的人，都应该对一个可能在未经合法程序的情况下导致人们变得更贫穷、设置窥探系统来追查弱势群体，利用财力调查与行为调查的结果来达到排外、低领取率与污名化等目的的体制抱持批判的态度。全民福利救济金可能会导致更多人不得不将就低阶的工作，但这势必会导致危产阶级的整体工资水准降低。

诚如下议院议员弗兰克·菲尔德（Frank Field）和他的同事安德鲁·弗赛（Andrew Forsey）所做的结论：“政治史学家可能会很想知道，为何这么一个充满风险且可能衍生如此巨额成本的计划，最后竟会在几乎没有经过公共辩论甚至内阁辩论的情况下，成为这个联合政府最重要的福利改革政策。”[40]

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提案（多半令人联想到弗里德曼）经常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基本收入，而弗里德曼本身也倾向于用它来代表基本收入，从他寄给BIEN的一则讯息便明显可见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强调这两者的关键差异。负所得税是和家庭收入或薪资收入挂钩，而且是以事后追溯的方式支付给低收入的薪资收入者，也就是在课税年度结束之后才支付（和美国的税额抵减类似）。所以，它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财力调查式计划，因此也隐含和财力调查式计划相同的所有瑕疵。

上述第二个面向意味着支付金额不可能事先得知，所以人们几乎肯定不可能在有急需时马上获得这笔款项。负所得税将更类似某种意外之财（或是非经常性的年度资本补助金），和稳定的基本收入保障较不相同。

虽然负所得税将是对抗贫困的有用工具之一，它对促进共和主义式自由与提供经济安全感的贡献并不大，也不会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工具，因为负所得税不可能适用于没有就业的人或是收入过低以致无须缴税的人。以美国来说，大约有两千万个家庭没有申报联邦所得税，推想那是因为他们的收入过低，所以，这些家庭将不受负所得税制度保障，更遑论成为它的主要救助目标。

除此之外，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所做的负所得税实验发现，一般人为了获得负所得税补助金而有少报劳动与薪资收入的诱因。相较之下，基本收入就不会衍生这类不道德风险。总之，就社会正义原则而言，负所得税的成效将不如基本收入。

最后，有些人主张政府应该废除各式各样的福利，把照顾穷人的事务全交给个人和“慈善机构”处理。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的理想是完全仰赖慈善机构，但他们又不敢做出这样的建议，因为社会上需要慷慨捐助的金额过大，实难期待民间提供所有资源。不过，我们反对提高对慈善机构与团体的依赖，较根本的原因如下：

慈善机构的基础是“怜悯”之心，而诚如哲学家大卫·休谟指出的，怜悯和轻蔑可谓系出同源，两者仅一线之隔。由民间慈善机构担纲社会政策的核心要角，或许符合自由至上主义者的理想，却严重违反共和主义式自由的核心概念——也就是“不受控制”。仰赖别人的好意过活并不等于完全的自由。相反地，它在受施者乃至施予者的自由上做了妥协。

慈善的普及多半反映了财力调查式救助的众多缺失、条件限制的不公平、对弱势群体的蓄意惩罚，以及普遍的经济不安全感等。举个例子，以英国来说，有超过40%被推荐去求助于大型慈善机构特拉塞尔信托（Trussell Trust）所经营的食物银行的人，都是因为津贴延迟发放和遭受相关惩罚而被推荐。[41]

现代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寻求食物银行和避难所救助的事实，彰显出各地社会政策的失败。但民间慈善机构应该再次被边缘化，因为就打造社会形态与个人、群体及社区福祉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民主的方法。

基本收入的多数替代方案在多数社会正义原则上都隐含严重的缺失，详见表9.1的汇总。某些替代方案看起来或许在某些层面上还算是有点模棱两可，但从这些替代方案对生态的意义来看，它们相对基本收入而言应属无效。举个例子，就业导向的计划倾向于着重短期就业机会的创造，忽视环境相关考量。然而，关键还是在于所有替代方案的成效都不像基本收入那么好。

现有福利计划的捍卫者应该要解释为何在相关福利支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目前的贫困率还是纹丝不动地停留在极高水准，且社会流动似乎也在降低。以美国来说，贫困率在20世纪60年代至1979年左右的期间内大幅降低，但随后便停止进一步缩减。虽然美国的财力调查式津贴、税额抵减、劳动福利、食物券和其他126种林林总总的专家指望的扶贫计划支出持续扩大，却没有带来明显的改善。[42]显而易见地，这代表我们有必要寻找一条新道路。

表9.1 不同福利计划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情况

注释：

[1].G.Standing (2016),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London: Biteback.

[2].F.Lawrence (2016), ‘Beyond parody: HMRC cleaners left worse off after introduction of the national living wage’, Guardian, 28 July.

[3].L.M.Mead (1986), Beyond Entitlement: The Social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New York: Free Press.

[4].M.Torry (2016), Citizen's Basic Income: A Christian Social Policy.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p.44.

[5].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16), ‘Income-related benefits: Estimates of take-up’, DWP, 28 June.

[6].D.Matthews (2014), ‘76 percent of people who qualify for housing aid don't get it’, Vox, 31 May. http://www.vox.com/2014/5/31/5764262/76-percent-ofpeople-who-qualify-for-housing-aid-dont-get-it.

[7].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2016), ‘Chart book: TANF at 20’, cbbb.org, 5 August.

[8].G.Standing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London: Bloomsbury.

[9].M.Tanner and C.Hughes (2013), ‘The work versus welfare trade-off: 2013’, Cato Institute White Paper, cato.org, 19 August. http://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the_work_versus_welfare_trade-off_2013_wp.pdf.

[10].R.Berthoud (2007), Work-Rich and Work-Poor: Three Decades of Change.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11].J.Dreze and A.Sen (2014), An Uncertain Glory: India and Its Contradic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is argument can be dealt with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food buffer stocks, which could be released when prices rise due to temporary shortages. The danger is that they act as disincentives to local farm production.

[12].D.K.Evans and A.Popova (2014), Cash Transfers and Temptation Goods: A Review of the Global Evide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PS688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3].S.Bailey and S.Pongracz (2015), Humanitarian Cash Transfers: Cost, Value for Money and Economic Impact.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14].S.S.Bhalla (2014), ‘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Livemint, 11 June.

[15].M.Hidrobo et al. (2014), ‘Cash, food, or voucher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in northern Ecuad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7, March, pp.144-56.

[16].Bailey and Pongracz, Humanitarian Cash Transfers.

[17].Hidrobo et al., ‘Cash, food, or vouchers?’.

[18].S.Santens (2016), ‘The progressive case for replacing the welfare state with basic income’, TechCrunch, 9 September.

[19].S.Mathema (2013), ‘Undue concentration of housing choice voucher holders: A literature review’. Poverty and Race Research Action Council (PRRAC). http://www.prrac.org/pdf/Undue_Concentration_of_Vouchers_-_lit_review_6-13.pdf.

[20].Bhalla, ‘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21].Hidrobo et al., ‘Cash, food, or vouchers?’.

[22].P.Gregg and R.Layard (2009), A Job Guarantee.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Working Pape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http://cep.lse.ac.uk/textonly/_new/staff/layard/pdf/001JGProposal-16-03-09.pdf.

[23].P.Harvey (2005), ‘The right to work and basic income guarantees: Competing or complementary goals?’, Rutgers Journal of Law and Urban Policy, 2(1), pp.8-59. P.Harvey (2013), ‘More for less: The job guarantee strategy’, Basic Income Studies, 7(2), pp.3-18. W.Quigley (2003), Ending Poverty as We Know It: Guaranteeing a Right to a Job at a Living Wage.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H.L.Minsky (1969), ‘The macroeconomics of a Negative Income Tax’, in H.L.Minsky (2013), Ending Poverty: Jobs, Not Welfare. Annandale-on-Hudson, N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Bard College.

[24].K.McFarland (2016), ‘Basic income, job guarantees and the non-monetary value of jobs: Response to Davenport and Kirby’, Basic Income News, 5 September.

[25].E.Mian (2016), ‘Basic income is a terrible, inequitable solution to technological disruption’, TheLong+Short, 21 July.

[26].A.Coote and J.Franklin (eds.) (2013), Time on Our Side: Why We All Need a Shorter Working Week.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7].G.Standing (1990), ‘The road to workfare: Alternative to welfare or threat to occupa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29(6), pp.677-91. This is elaborated in Standing, A Precariat Charter, Article 20.

[28].The Economist (2016), ‘Welfare reform: A patchy record at 20’, The Economist, 20 August, pp.11-12.

[29].J.L.Collins (2008), ‘The specter of slavery: Workfare and the economic citizenship of poor women’, in J.L.Collins, M.di Leonardo and B.Williams (eds.), New Landscapes of Inequality: Neoliberalism and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Santa Fe, NM: SAR Press, pp.131-52.

[30].J.Ferguson (2015), ‘Prepare for tax hikes’, MoneyWeek, 11 March.

[31].A.Nichols and J.Rothstein (2016),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 in R.A.Moffitt (ed.), Economics of Means-Tested Income Transfers.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p.137-218. M.Brewer and J.Browne (2006), The Effect of the 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 on Labour Market Participation, Briefing Note No. 69. London: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32].M.Tanner (2015), The Pros and Cons of a Guaranteed National Income.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p.17.

[33].K.Rawlinson (2014), ‘Thousands chased by HMRC debt collectors due to overpaid tax credits’, Guardian, 30 May.

[34].J.Rothstein (2009), Is the EITC Equivalent to an NIT? Conditional Transfers and Tax Incid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4966, May.

[35].The Economist (2015), ‘Credit where taxes are due’, The Economist, 4 July.

[36].For an excellent critique, see J.Millar and F.Bennett (2016), ‘Universal credit: Assumptions, contradictions and virtual reality’,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online 10 May. DOI: 10.1017/S1474746416000154.

[37].Cited in A.Painter (2016), ‘The age of insecurity is not coming. It's already here’. Royal Society of Arts blog, 2 May.

[38]对自由开放社会有害的政府政策或行为。——译注

[39].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15), Universal Credit at Work. London: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https://www.gov.uk/ 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83029/universal-credit-at-work-december-2015.pdf.

[40].F.Field and A.Forsey (2016), Fixing Broken Britain? An Audit of Working-Age Welfare Reform Since 2010. London: Civitas, p.73.

[41].P.Harrison-Evans (2016),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What would it mean for charities?’, New Philanthropy Capital, 16 August. http://www.thinknpc.org/blog/a-universal-basic-income-what-would-itmean-for-charities/.

[42].Tanner, Pros and Cons, p.14.

“关于我们是否应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问题，答案理当是‘应该，但必须在特定条件下实施’。”

——亚文德·苏布拉曼尼恩（Arvind Subramanian），

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2016年9月

21世纪初时，国际开发援助主要还是以富裕国家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货币转移或技术建议，以及国际各开发机构或非政府组织（简称NGO）对各国政府的资金流形式进行。似乎鲜少人认为直接把钱交给穷人是个好点子，所以对人民的直接现金转移金额向来都不大。

然而，后来几年，发展中国家内部却涌现一股“有条件现金转移”（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简称CCT）计划潮，其中很多现金转移的财源是以多边援助及名义上的“无条件现金转移（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简称UCT）”计划来支应，后者主要是锁定贫困家庭的老年人和（或）孩童。外国政府和捐款人也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收入”试点（实验）计划提供支援，不过，其他计划则是以联合国、其他国际机构、NGO或慈善捐款人支应的资金来进行。

世界银行估计，2014年各式各样的现金转移计划，让130个发展中国家的7.2亿人民受益。[1]在非洲接受调查的48个国家中，有40个正在实施UCT，是2010年的两倍。看来这个世界似乎终于觉察到“解决收入匮乏的最佳方法就是给人更多收入”的非凡概念的正确性。而且，各种证据也驱散了“给穷人钱是一种浪费，对经济增长与发展没有帮助”这个由来已久的成见。

目前主要以“穷人”为救助目标的现金转移计划，确实有可能是实现基本收入制度的垫脚石。[2]不过，到目前为止，有四个因素阻碍了这个转型的历程——坚持“目标锁定”（坚持只有穷人应该领取现金）、“选择性”（主张某些群体理当拥有优先权）、“条件限制”（领取人应该依规定采取特定步骤或表现出特定行为模式）以及“随机化”（唯有经过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简称RCT〕[3]测试，或经评估并显得其成效“有证据可资证明”后，才能实施相关的政策）。

这一章将简单调查和基本收入最攸关的几项现金转移计划的研究结果，接着再探讨“正牌”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成果。不过，第四个因素必须先处理，因为过度迷信某个风险评估方法，反而有失焦的风险，忽略了最至关重要的事项，最后导致政策执行进度落后。

在现金转移的随机对照实验中，某些人领到现金，某些人则没有，实验者对这两个群体的结果进行长期追踪比对。这个方法论撷取自医疗实验；在医疗实验中，某些病患接受治疗，某些没有接受治疗，还有某些则只是被供应安慰剂。然而，就定义来说，随机分配转移支付的做法，无法测试一项全民津贴对整个社区的影响。而且，虽然RCT可用来测试诸如改善学校出席率等简单的假设，但若用在较抽象的假设如强化自由或社会正义等假设，它还是不够健全，也不够“科学”。另外，RCT也无法解决因选择性、目标锁定与条件限制等而衍生的众多道德议题。

姑且不谈上述相当强烈的警告，因评估现金转移（很多牵涉到RCT）计划而提出的大量文献令人信服地显示，现金转移能使贫困状况改善，并实现政策制定者想要达成的很多目标，例如改善学校注册与出席率、改善营养状况、改善健康状况，并促使人从事更多以赚钱为目的的活动等。另外，尽管“随机主义者”（randomistas）[4]倾向于宣称只有RCT能为循证（evidence-based）[5]型的政策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其他评估形式也能达到类似且一样有效的结论。

目标锁定的形式有几种——家庭财力调查、准财力调查（proxy means testing）、地理区域目标锁定、社区目标锁定，以及所谓的“自我目标锁定”，但所有方案的目标，都是要焦点明确地利用一个概念上的贫困线，将现金转移给“穷人”。然而，“贫困线”的认定既武断又主观。很多处于或接近贫困状态的人，经常有收入起伏不定的情况，所以，他们有可能某个星期的收入高于贫困线，下个星期又低于贫困线。以印度来说，申请与审核的相关程序非常繁冗，所以，判断一个家庭是否“贫困”的流程通常很漫长，申请几年后才正式获得领取津贴的资格权利的情况可说是司空见惯。[6]

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目标锁定型方案（包括仅止于概念或已实施的）都因申领人无知、恐惧、错误以及官僚事不关己的态度和裁决式的决策模式而失误丛生。财力调查向来都牵涉到严重的排除型失误（即真正有权领取津贴的人反未能受惠）与涵盖型失误（没有资格领取的人反而受益）。试图利用某项与收入匮乏有关的指标——如屋顶是以茅草而非锡制搭建的——来判断哪些人有资格享有相关福利的准财力调查也好不了多少。[7]

以印度来说，大约一半的贫困家庭没有获得“低于贫困线卡”（below-poverty-line card，以下简称BPL卡），但有大约三分之一不贫穷的人（以各项规定而言不算穷人）拥有这张卡。[8]印度卡纳塔克邦的一份研究发现，质疑别人没有资格拥有BPL卡（例如拥有抽水泵的人）的人当中，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拥有这张卡，而真正有资格拥有这张卡的人中，却有六分之一没有它。[9]针对古吉拉特邦（Gujarat）、德里（Delhi）和中央邦所做的研究也显示，迫切需要BLP卡的人当中，有非常高比例的人没有这张卡，或基于某些似是而非的理由而被否决持有这张卡的权利。[10]总之，通常最穷的人反而最不可能拥有这张卡。

目标锁定型方案也会造成贫困陷阱及随之而来的道德与不道德风险。如果唯有被分类为贫困家庭的才能获得津贴，那么，选择继续维持贫困会让这些家庭“值回票价”。举个例子，如果某个贫困的家庭的收入正好增加到贫困线之上，他们的损失就会超过新增的收入，这势必会抑制这类家庭赚取额外收入的诱因。这种道德风险也会衍生不道德风险，例如某些人会掩盖自己多赚到一点点收入的事实，以免失去津贴。

此外，财力调查的行政管理成本向来很高。[11]在衡量一项福利津贴计划的成本时，各种评估报告应该要考虑到，被耗用在各种行政管理事务的资金，理当可用来发放更多钱给津贴领取人。另外，目标锁定型计划只能解决过去的贫困，而非未来的贫困，换言之，它的目标在于协助已落入贫困状态的人，而非有陷入贫困危险的人。然而，改善贫困的最有效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因为预防贫困的成本比协助人脱离贫困低。

有几份研究尝试厘清在改善贫困方面，目标锁定型和全民型计划哪一个较有效率。由于排除型失误的缘故，目标锁定型计划的表现当然较差。在四大拉丁美洲国家中，目标锁定型计划平均只让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中的半数人受益。巴西的家庭津贴与墨西哥的机会计划（Oportunidades）也出现相同的缺失。[12]另外，中国采用偏向目标锁定型计划的城市，在改善贫困方面的成效也比较差。[13]全民型计划改善贫困与贫富差距的效率，比起表面上号称只锁定穷人的计划更好。

目前有超过60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实施有条件限制的现金转移计划，1997年只有两个。[14]多数国家的这类计划都只锁定穷人，其中很多计划还设定了多重的条件限制，不过，多数常见的计划规定，只要为人母者确保子女规律上学，并带他们进行健康检查与免疫预防，就会支付津贴给她们。有超过两倍的国家采用无条件现金转移计划，不过这些计划通常只选择性地发放转移金给某个群体——例如老人退休金或孩童的补助金——所以，最终来说，它们多半还是锁定穷人。

另一个常引起争辩的议题是：相关的行为条件是否正当或有必要。这些条件限制的目标是要促进某种行动，所以流于温和专制主义，它假设政策制定者最知道穷人需要什么。不过，即使这种计划真的以原本的条件成功达到目的——换言之，领取人最后真的表现出计划本身要促进的行为——条件限制终究在“自由”上做了妥协，而且，就道德基础来说，这种计划鲜少是正当的。实际上，条件限制的适用通常很武断，而且若执行者严谨看待这些条件，未达条件规定的领取人最终可能会遭受某种惩罚。

乍看之下，条件限制看起来可能很合理，不过，规定为人母者要确保其子女有85%的时间在校，等于是让那些妇女多了额外的负担，并制造了无谓的压力，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项条件限制，她们的津贴将会被取消，而这令人徒增心理压力。条件限制的实施不仅流于温和专制，甚至可能很不公平，因为最弱势、教育程度最低以及住在距离学校与诊所最远的人，最可能因相关规定而受苦。

有一份评论检视了8份直接比较CCT与UCT的研究报告，它发现，CCT对教育、健康和营养结果的影响比UCT大。[15]然而，这篇评论也提到，这不尽然是条件限制使然；“通过沟通，清晰地让领取人知道使用各项服务与相关支援的重要性”也一样重要。摩洛哥的一份研究发现，只要单纯将一份无条件转移贴上教育补助金的标签，就会促使人们更可能表现出朝那个目标前进的行为。[16]

另一份评论检视了35个计划，不意外地，它发现明确的条件限制且强制执行的CCT，对学校注册率与出席率的影响，大于无条件限制的计划在这些方面的成效。[17]不过，UCT也促使学校注册率及出席率上升，这显示即使没有人鞭策，家庭还是希望送小孩去上学，何况无条件转移的其他利益也可能很显著。

举个例子，马拉维对青春期少女实施的有条件限制与无条件现金转移，双双促使高中出席率上升，只不过，有条件限制型转移在这个衡量指标上的表现比较好。[18]然而，以青春期女性怀孕与结婚比率的降低程度来说，无条件限制型现金转移者的降低程度比前者大非常多，这几乎完全来自中途辍学的青春期女性的影响。所以，有谁敢断言这两种转移当中，何者的长期正面影响会比较大？

现金转移计划和基本收入有几个不同：现金转移计划通常锁定“穷人”，所以并非普及全民；很多这类计划会设定行为条件限制；很多是支付给家庭或家庭里的某个人，而不是每一个个人；另外，很多（但非全部）都只是短期的实验。然而，我们可以从现金转移计划的成果，了解到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会实现怎样的成果。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目前有压倒性的证据显示，直接现金转移促使贫困明显改善。[19]那看起来或许显而易见，但新兴国家将钱直接发给人们的做法，长久以来被视为一种浪费，因为那些钱有可能被领取人花在“私人有害物品”上，也可能推高基本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最后导致穷人的境况没有任何改善。

但所有研究都显示，领取现金转移的人并未把那些钱花在酒精、香烟或毒品等，而是拿这些钱来改善家庭的福利，鲜少有例外。[20]现金转移也使犯罪与家庭虐待案例减少。[21]

通货膨胀方面的证据也令人士气大振，举个例子，一份研究墨西哥农村直接粮食援助与直接现金转移的报告发现，提供免费的粮食倾向于促使粮食价格降低，而这会进而导致当地农民不愿种植更多粮食作物，他们的收入也因此受到压抑。然而，直接现金转移对物价并没有影响，推估那应该是由于额外的需求让生产者有动力供应更多粮食和其他商品到本地市场。[22]

以某些案例来说，现金转移可能带来短期的物价通货膨胀，如果市场开发程度低或转移金额以本地生活水准而言偏高，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在那些情境下，可能必须实施补强政策，包括让商品与服务的潜在提供者得知将发放现金转移，让他们提早做好准备，应对需求的升高。无论如何，这些挑战都是可克服的。

很多研究现金转移计划之效应的研究报告都显示领取人的福利获得改善。举个例子，多数计划使孩童营养状况改善。以哥伦比亚来说，一项CCT使孩童的同龄平均身高增加。[23]墨西哥的一项CCT减轻了婴儿发育不良的程度，其中女婴改善39%，男婴改善19%。斯里兰卡的萨姆鲁迪（Samruddhi）现金转移计划也使孩童的营养状况改善。[24]更广泛来说，马拉维的农村现金转移计划，对粮食安全与粮食多样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5]

包括印度，在很多地方，一般认为CCT和新生儿或临盆前胎儿死亡率的降低有关。也有证据（主要是拉丁美洲）显示，CCT让预防医疗服务的使用率上升，和健康检查频率上升有关。[26]相同的影响也在印度发生。[27]姑且不论条件限制的缺陷，在多数开发中国家，CCT确确实实让人较有能力负担医疗服务使用费（与/或往返医疗院所的交通成本）。[28]而当人有钱负担医疗服务的支出，公共与民间医疗服务提供者就有改善品质与表现的压力。

不过，以CCT来说，我们通常难以厘清它的影响有多少来自它的条件限制，又有多少来自现金。幸好无条件转移似乎也产生类似的正面影响。[29]举个例子，很多事实显示，无条件转移促成饮食的多样化，这样的发展直接和孩童营养的改善息息相关。[30]另外，在这一章稍后篇幅将讨论的纳米比亚基本收入实验中，人们在没有外力敦促的情况下使用了更多医疗服务，因为额外的收入让他们更有能力负担到本地医疗院所看病的费用。

以学校注册率与出席率的标准来看，现金转移对孩童学校教育的正面影响非常广泛。[31]在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不管是有条件限制与无条件限制型的计划，都和学校出席率的上升息息相关。墨西哥推行机会计划（最初称为“进步计划”〔Progresa〕）后，国中的学校注册率上升三分之一，辍学率则降低20%。相似地，马拉维的现金转移计划使青春期女性的注册率上升、退学率降低。[32]以南非来说，相关计划对幼童的影响尤其大[33]，国际上的证据也显示，这类计划对孟加拉、柬埔寨和拉丁美洲的女孩注册率的影响非常强大。[34]

当然，我们还是很难区别出席率与注册率上升究竟是现金的影响还是条件限制的影响。然而，马拉维方面针对青春期女性所做的那一份研究显示，光是现金就已对教育产生正面影响，而且相关的成本效益较高。其实这个研究发现纯属偶然，由于一个疏忽，某个地区的领取人未被告知相关的条件限制，所以后来这些条件限制也没有强制执行。这份评估报告的结论是，“每个月对家庭发放的5美元无条件现金转移，对学校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和每个月15美元的有条件现金转移对学校出席率的影响相同。”[35]

不过，更规律的学校出席率不尽然能改善以考试分数来衡量的教育表现，这有可能是因为实施现金转移计划的那些地区性学校，素质本来就比较低。[36]不过，这些计划似乎对认知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

与此同时。证据也明确否定了现金转移计划的批判者的以下说法：他们宣称这类计划会产生阻碍“工作”的诱因，并鼓励妇女生更多小孩，以便申请额外津贴（富裕国家的现金转移计划也遭受同样的批评）。但事实并非如此，取而代之地，现金转移计划让妇女有力量作出自己的选择，所以使结婚年龄延后、生育率降低，而且也降低有害的性活动。[37]

研究也显示，工作的诱因上升而非降低，若将次级活动纳入，情况更加明显。[38]领取人利用这些现金转移来成立小规模的营利事业，具体来说，人们因此得以投资诸如缝纫机与工具等设备。在某些案例中，人们减少临时工的劳动工作，花更多时间在自己的农田，因为现金转移让他们得以购买使自家农田变得更有生产力的肥料、种子或家畜。

墨西哥农村的一项现金转移计划发现，平均每1美元的转移，能产生2美元的额外收入；小农户每领到1美元的转移，就能创造3美元的收入，所以，这项计划改善了贫富差距的程度[39]；墨西哥另一项现金转移计划中，四分之一的现金转移被投资在能创造收入的活动[40]；而在辛巴威，领到现金转移的家庭的支出增加金额，比他们领取的转移支付多出60%，那是因为现金转移让他们的农田与非农田生产相关收入增加。[41]

人们获得的更多购买力，将通过“乘数”效果，产生提振本地经济的正面影响，即使通货膨胀可能会因此上升。虽然小规模的现金转移计划或“对分布于广大区域里的零星个人发放的现金转移计划”的影响有可能非常难以衡量，但一份评估七个转移计划的报告发现，每转移1美元，本地经济体系的收入就会上升1.10~1.85美元（调整过通货膨胀的影响）。另外，没有资格领取转移的人一样也可能直接经由领取人的馈赠或放款等行为而获益。[42]再一次，这显示基本收入的群体效应有可能大于它对个别领取人所产生的个别效应的总和。

汇总各开发中国家众多条件限制型与无条件限制的现金转移计划的研究结果，便可归纳出一个结论；这些计划对改善收入匮乏、提高粮食支出与改善营养状况、降低学校缺席率、改善认知发展、提高医疗服务使用率、提高以投资为最终目的的储蓄活动（尤其是投资家畜与农业资产）等的影响，确实具统计显著性，而且能温和提升本地经济成长。

除了目标锁定、具选择性与条件限制的现金转移计划之外，有两个地方为了测试第一章所定义的“正牌”基本收入而设计并实施试点计划，不过，这两个试点计划都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它们都属暂时或短期性的实验，而非长期或“永久”实施。

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是2008~2009年间在纳米比亚的奥奇韦罗-欧米塔拉（Otjivero-Omitara）小村落实施，该计划涵盖了大约一千个人。[43]这项研究是由纳米比亚基本收入补助联盟（Namibian Basic Income Grant Coalition）主办，资金来自向不同基金会募集的款项以及个人捐款。村庄的每个居民——包括孩童，但排除60岁以上已领取社会退休金的人——每个月都能领取一笔100纳米比亚币（当时约等于12美元，是贫困线的三分之一）的小额收入，研究人员比较了发放前和发放后的情况，结果显示，营养状况改善——尤其是孩童，健康状况改善以及本地初级医疗中心的使用率提高，学校出席率上升，经济活动增加，以及妇女地位提升。[44]

对于偏好当时正逐渐成为时尚的随机对照实验的人，这个方法论可能不见得能满足他们，因为当时这个实验单位并未在这个国家或经济体系内，选择一个允许外部因素影响的对照组村庄，原因是主导这个试点计划的人员认为，以长期调查的形式强制向没收到基本收入补助金的人提出各种要求是不道德的。然而，在这个试点计划实施期间，我们并未听闻该国政策有任何变动，也没有任何外部干预，所以，根据观察到的行为与领取人在后续调查时表达的意见，我们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这个实验的结果是有意义的。

学校出席率大幅上升，不过，父母亲并没有承受必须送小孩去上学校的任何压力，换言之，实验单位并未强制要求他们送小孩去上学，这样的改变发人深省。虽然小学是公立学校，但依规定，每送一个小孩去上学，父母亲还是必须付出一小笔费用。在试点计划实施以前，学校注册率与出席率都很低，学校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应基本开销，这导致学校变得更难以吸引学生，教师的士气也江河日下，形成恶性循环。但随着现金转移开始实施，家长们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学校相关的费用，老师开始有钱购买纸、笔、书本、海报、颜料和画笔，这让学校变得更吸引家长和孩童，老师的士气也获得提升，甚至在教学能力上大有精进。另外，小型经济犯罪明显减少，如偷窃蔬菜与为了食物而宰杀别人饲养的小型家畜等行为。这些受到鼓舞的村庄种植了更多蔬菜，购买了更多肥料，并饲养了更多家畜。传统的评估作业往往会忽视这类生气勃勃的社区维度经济影响，而且如果当初这个计划只对被随机选上的个人或家庭发放现金，并以随机对照试验的方式来评估相关的结果，这种影响常常不会被察觉。

另一个意外的结果是，村民自动成立了一个由当地小学教师和村庄的护士主导的基本收入顾问委员会（Basic Income Advisory Committee），就村民领取的基本收入的支出及储蓄方式提供建议。像这样，全民基本收入激发了集体的行动，无疑地，这种社群积极行动主义也提高了基本收入的效益。

这个试点计划结束后，当地还是继续发放小额的补助金，虽然金额较低，但一样产生了类似的结果，而且，事实证明，这个实验对该国内部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力，只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当地的代表还是持续对基本收入抱持反对态度。这个实验后来继续得到支持的原因是，热情支持这项试点计划的纳米比亚基本收入补助联盟前主席杰法尼亚·坎密塔主教（Bishop Zephania Kameeta）在2015年获聘为根除贫困与社会福利部部长。

2015年12月，纳米比亚总统哈格·根哥布（Hage Geingob）宣布将基本收入补助金纳为他的扶贫政策里的一环。不过，2016年时，政府开始实施一项食物银行计划，基本收入看起来从此遭到搁置。这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半途而废的例子？

2009~2013年间，印度实施了三个基本收入试点计划，这些计划是由妇女工人工会之一的自雇妇女协会（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简称SEWA）居中协调。[45]相关的基金来自不同的单位，最先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提供，接下来大部分是由联合国的儿童基金（UNICF）提供。

第一个试点计划的规模最小，它让西德里某个区域里持有低于贫困线卡的数百个家庭，选择要配合官方的公共配给系统（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简称PDS），继续领取补贴的稻米、小麦、糖和煤油等实物配给，或是要每个月领取相当金额的基本收入，前后共领取一年。大约有一半的人选择现金选项，不意外地，确实很多人不愿意从原本熟悉的制度改用不熟悉的制度。

然而，经过几个月后，很多选择继续领取配给的人，纷纷向研究团队询问是否可改变先前的选择，改领基本收入。由于中途改变选项会混淆实验结果，所以，研究人员不允许他们改变领取方式。然而，这个现象显示，人们通过和社区里的其他人聊天，得知了领取现金款项的好处。相反地，在选择领取基本收入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表达想恢复领取配给。一年后，领取基本收入者的营养状况和饮食习惯有了非常亮眼的改善，但继续领取补贴配给者的状况则没有显著改变。

第二个试点计划在中央邦实施，它的规模较大，涵盖八个村庄的大约六千个男男女女和孩童，每人每月可领取一笔基本收入，前后共领取18个月，这笔金额能让低收入的五人家庭多出额外的30%收入。研究人员拿这些人最后发生的状况和过往情形以及另外十二个类似村庄（人口数稍微多一些）的状况进行比较，以评估实验的成果。

第三个试点计划是对某个部落村庄的所有居民发放一笔基本收入，并以他们领取该收入十二个月后的状况，和另一个相似的部落村庄所有居民的情况进行比较。

第二个试点计划有一个独特的特质——代言人测试，这是假设如果弱势群体能获得某个愿意捍卫与促进其利益的组织协助，基本收入的正面影响将会比较大。为了测试这个假设，实验者在其中四个“基本收入”村庄设置“代言”机构，也就是SEWA，这个机构原本就已代表个人或家庭，另外四个“基本收入”村庄则未设置。相似地，六个对照村庄已有运作中的SEWA，而其他六个没有这类机构。

最后的结果强烈证明，村民在和开立银行账户与处理金钱有关的建议和协助上，获得了SEWA最大的助益。然而，不管有没有SEWA，所有村庄都能感受到基本收入的正面影响。

在实施后三个月间，基本收入是以直接对本人交付现金的方式发放。接下来，基本收入被汇入村民专为这个目的开立的银行账户（对原本没有银行账户的领取人而言）。（在部落村庄实施的第三个试点计划中，基本收入全部直接交付给本人。）每个人都会收到自己的基本收入，另外，这个计划也通过母亲或代理母亲的银行账户，对每个孩童发放约等于成人基本收入的半数金额。这个计划和先前提到的现金转移计划不同，相关款项都是无条件对全民发放——一开始就住在社区的每个人都会领到基本收入。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汇总观察中央邦试点计划的主要结果。[46]首先，就公共卫生、孩童与成人营养及健康状况与医疗的改善，还有学校出席率与教育表现的提升等方面来说，这项福利的影响可说是一边倒地好。大致上，人们花费这笔钱的方式相当明智；他们花费在酒精和香烟的支出反而减少，这和当时的执政党国大党（Congress Party）党魁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等人的预测正好相反。

后来村民被问到为何如此时，最常听到的回答是：男性有了更多工作要做。此外，发放给家庭个别成员的现金转移，可能会被视为本质上属于福利与生产性用途（一种含蓄的“标签效应”〔labelling effect〕），因而不会被领取人视为可用于“诱惑商品”（temptation goods）的金钱。

第二，社会平等改善。伤残者获得的利益尤其显著，妇女的受益程度大于男性，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与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家庭的受益程度大于较高等级的种姓[47]。这些结构性弱势的群体都能够直接领取他们自己的收入，其中很多人是第一次领取，另外，为人母者也得以照顾女儿的需要。女孩的学校注册率与出席纪录大幅改善，虽然男孩的状况也有改善，但女孩更为显著。另外，虽然先前小女孩的体重多半比同龄的男孩轻，但到几个试点计划结束时，小女孩的体重增加幅度更甚于小男孩。无疑地，性别平等也改善了。

第三个方面和很多评论所预测的相反，除了原本投入工作或从事劳动活动但后来去上学的孩童，基本收入与工作和劳动的增加（而非减少）息息相关。到这个试点计划结束时，妇女次级经济活动（如制作衣服或手镯等）增加的情况尤其明显，聚焦在“主要活动”变化的传统研究，通常很容易忽略这类现象。总体来说，发放基本收入的村庄的经济活动增加，从而使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改善，而且就很多方面也促进了社区的发展，例如建设一个合作鱼池，以及拟定一个以改善村庄排水为目的的集体创议等。

第四个方面是意料之外的结果，也最令人士气大振。基本收入具有解放的效果，它让个人更能掌控自己的生命。某些人因此得以减少债务，某些人则得以逃脱祖先世世代代从事的劳动，还有些人开始有能力存钱或向家人、邻居借钱，减少对高利贷业者的依赖。很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钱可做自己想要的决定，并对社会规范提出质疑。例如第三章提及的，某个村庄的年轻女性终于领悟到自己不需要服从长辈，到公开场所时不再披着面纱。

就这样，尽管基本收入的金额并不多，它的解放价值却超过货币价值。[48]一如其他所有日用商品，这些村庄在货币方面的匮乏，导致货币的取得成本高得吓人，也让放贷者总是狮子大开口，动辄要求50%的贷款利率，并对贷款人设下严苛的条件，例如要求贷款人在必要时到他们的田里工作。基本收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流动性（liquidity），促使货币的价格降低，并让村民稍微得以控制自身的财务，尤其是在面临个人危机时。

福利、公平、经济增长和解放——四个影响的结合，促使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做出一个合理结论：基本收入对这些村庄来说是个具改造力的政策，一旦普及实施到全国，也可能如此。

人们通常假设低收入国家无力负担基本收入的发放。然而，基本收入水准的设定显然一定会参考可用资源，而且可采用渐进的方式缓步提高。诚如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所示，即使是非常小额的基本收入，只要保证定期发放，就足以改造穷人的生活。

很多发展中国家实施老年人的全民与近全民退休金，包括玻利维亚、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和南非。但其实这些退休金常被用来充当一整个家庭（含孙子女）的基本收入，最后产生营养状况与学校出席率改善等连带效益。以纳米比亚来说，有超过70%的退休金收入被用来分摊粮食与孙子女的教育费用。诸如阿根廷与蒙古等国家也发放全民母子津贴。所以，只要有政治决心，政府自然能找到资源。发展中国家可利用下列四种可能的方式来筹措基本收入财源：

第一个方法是利用提高租税。多数发展中国家向来因租税制度不足与不成熟而恶名昭彰，也因如此，政府征收到的税金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当低，尤其是所得税。所以，相较于拥有相对成熟的租税制度和行政机关的已开发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用租税渠道来筹措相关财源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然而，巴西已借由金融交易相关税赋来筹措资金。

第二，可以借由调整公共支出。很多发展中国家除了花费庞大的军事费用，或把钱浪费在一些打肿脸充胖子的无用专案外，还实施成本高昂且极容易产生累退税效果的食物与燃料补贴计划。2013年时，IMF计算了几个国家的化石燃料补贴约占政府收入的比例，其中伊朗的相关支出高达政府收入的一半，孟加拉占43%，巴基斯坦也占了31%。[49]更早之前，IMF估计最富裕的20%家庭从燃料补贴所获得的利益，大约是最贫穷的20%家庭的六倍之多，原因很简单，因为富裕家庭通过汽车、空调等使用的燃料较多。[50]

以印度来说，中央与各邦对社会上的富裕群体（未针对穷人实施）的补贴，可能高达国民生产总值（GDP）的9%，另外，因税收减免（多数针对企业）而少收的收入，大约占GDP的6%。[51]如果对每一个印度人发放约当官方贫困线的四分之三金额的基本收入，相关开销将大约等于GDP的10%（未考量发放后对经济成长的影响）。而且，即使只发放相当于贫困线一半的金额，都足以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出现巨大差异。

只要放弃采用会产生累退税效果的补贴，就能避免税率大幅提高的问题（不过，若多数发展中国家能扩大目前狭隘的税基，也能有效筹集到更多税收）。其中最先应逐步取消的是扭曲本地市场的补贴和侵犯平民百姓自由的补贴。但以印度的案例来说（其他地方可能也一样），没有必要将基本收入作为替代现有社会计划的方案。

第三个方法是通过第七章提到的主权基金与社会红利渠道。这个方法非常适合拥有丰富原油、其他矿产或森林等宝贵原材料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过去那些资源的收入多半流向经营竞租活动的精英分子。很多这类国家都已成立主权基金，但他们主要只是把这些基金用来作为协助稳定政府未来财政的工具。在印度，果阿（Goa）的哥恩齐马提运动党（Goenchi Mati Movement）正积极施压，希望当局能利用当地的铁矿砂采矿收入，成立一个类似阿拉斯加永久基金那样的永久性基金，届时便可用来支应居民的红利。而玻利维亚、赞比亚和蒙古也已开始利用天然资源税来支应社福津贴所需资金。

然而，主权基金不尽然一定要通过天然资源来筹措。中国澳门的主要资产是当地的赌场，澳门的所有居民每年都能领到一笔年度政府红利，这些红利的财源主要就是博彩收入，近几年，这笔红利的金额已超过约当一千美元的水准。这个所谓“现金分享计划”（Wealth Partaking Scheme）是从2008年起实施，搭配一笔相当1250美元且只对22岁居民发放的一次性资本补助金，相关资金直接拨入合格者的公积金账户。[52]至于中国最令人感兴趣的例子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内的“城市中的村庄”——槐底。这个村庄利用土地补偿金和土地开发权所衍生的房地产收入，作为对所有居民发放基本收入以及各式各样类似津贴与公共服务的财源。[53]

第四个方法牵涉到捐款人的资金援助。将更多现有的双边与多边援助重新导向基本收入计划，将能筹措到非常多财源，而且还可能继续增加，诚如第十一章将提到的，目前民间慈善机构为相关实验与试点计划提供财源的意愿非常高。

虽然实施基本收入的主要动力应该是为了改善贫困、经济不安全感、营养不良与健康不佳等状况，但放眼世界各地的社会，贫困移民与其他形式的人口迁移现象，是实施基本收入的另一个因素。若能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低收入社区实施基本收入，必然能鼓励更多人留在原先的社区，并着手（或重新）建设自己的社区。

埃及、印度、印尼和泰国等几个国家已开始试着减少粮食与燃料补贴，并以目标锁定式现金转移计划来作为补偿（这通常是因国际金融机构的施压所致）。这些做法的成果好坏参半，然而伊朗已非常接近正式实施基本收入的状态。

2010年12月，伊朗政府将粮食与能源价格提高，最高到原本的20倍，希望借此缩减估计500~600亿美元的高昂补贴费用，并遏止能源使用的浪费。在此同时，政府也向家庭定期发放现金补助，以补贴他们因此而增加的生活成本。这是一项全民且无条件的补助金，只有一项附带条款：原本要缴纳所得税的人必须提交纳税申报书。基于这个理由，很多较有钱的居民宁可不申请这项“基本收入”的领取资格，而这也使得总成本因此降低。[54]

多年来，伊朗三分之二的成年人都会收到一笔政府发放的款项，该国人获补助的比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高，而其中有90%以上的款项会直接被汇入人们的银行账户。[55]受惠于能源价格补贴最少的穷人所获得的补助金，足以补偿他们因能源价格上涨而产生的所有损失，而且还绰绰有余，所以，这项补助金对改善贫困与贫富差距的效果非常好，尤其是对乡村地区。[56]

有些评论家最初批判这项计划会推高通货膨胀，的确，计划开始实施时，通货膨胀确实骤升，但政府采用几项暂时性对策后，通货膨胀便获得控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这项补助金计划的成本大约只有原本的燃料补贴成本的一半，但因政府财政赤字日益恶化，导致伊朗政府在2016年导入一个财力调查制度，使能领取这笔款项的人数预期将减少一半。

过去十年左右，以现金转移来帮助难民与自然或人为灾难幸存者的情况愈来愈普遍。在那类灾难刚发生后，粮食、水、避难所与医药是明显需要优先援助的。不过，一旦过了初期阶段，若要让人们拥有复原能力、恢复经济活动并重建原有的社区，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予他们自救工具。

2004年12月的印度洋海啸导致二十三万人死亡，并使得十四个国家的海岸社区变得一片荒芜。海啸发生后，整个世界慷慨解囊，各地动员了巨额的资金来提供援助，另外还有很多NGO派遣团队提供协助。我当时正好在处理斯里兰卡的几个专案，不仅目睹了海啸的肆虐，更亲眼见到众多NGO竞相提供救助的感人画面。那些行为与善意都是出于一片真心，但相关的救助通常并非受灾社区真正想要或需要的。如果当初援助者能稍微调整援助的形式，改为对受海啸影响社区的每一个人发放基本收入现金转移，而不是发一大堆他们不想要或没有长期用途的物资，他们一定会更有办法选择要如何继续走下去。[57]

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如果“国际社会”能发放为期数年（如三年）的保证基本收入，说不定能避免后来的很多混乱与流血事件，让伊拉克人有机会参与本国社会的重建，并协助建立更不容易受极端主义魅惑的社区。另外，若美国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后也能实施基本收入，说不定也有帮助，因为那等于是为人民提供一个支持政治变革的具体理由。

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World Food Programme，简称WFP）比较了四个国家的“粮食与现金”（food versus cash）计划后发现，四个国家中，有三个国家——厄瓜多、乌干达和内战前的叶门的现金转移计划，成功以更低的成本改善了人们的营养状况，那代表若以相同的支出来说，将有更多人们会获得援助（第四个国家尼日尔有严重的季节性粮食短缺的问题，使非现金救助通过改善饮食多元化效率比现金高）。[58]这个结果促使WFP更重视现金转移。但如今，WFP在全球提供的援助中，还是只有略高于四分之一是采用现金模式。

联合国难民总署（UN Refugee Agency，简称UNHCR）决定在接受超过一百万名叙利亚难民的黎巴嫩，利用它有限的“过冬准备”基金，对居住于海拔高度500米以上的弱势家庭发放现金转移。这些现金转移没有条件限制，不过领取人会被告知这笔现金转移是要让他们用于购买供热用品。研究人员针对领取家庭和住在海拔高度正好略低于500米的对照组家庭进行比较。

研究人员发现，现金救助确实使燃料补给的开销增加，不过，这项救助也推升了学校注册率，使童工减少，粮食保障也获得提升。[59]最引人注目的研究结果之一是，基本收入倾向于提升受益者与社区其他人之间共同支援的情况，并降低了领取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而这些难民与接纳他们的社区之间的关系也获得改善。总之，现金援助产生了非常显著的乘数效果，每1美元的现金援助，就对黎巴嫩经济体系产生了超过2美元的利益，且其中多数都是花用在本地。

2016年10月，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说：

现金救助的采用，彻底改变了我们协助难民的模式，如今我们已决定要将它列为一个世界性的政策，只要可能，我们要将之扩大应用到所有业务……难民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更广泛采用现金救助，代表会有更多难民有能力决定要如何管理自家的预算。这将帮助他们更有尊严地朝正常的生活迈进。[60]

这类政策还有另一项实用利益：它有助于降低贫苦与绝望人们的迁移压力。另外，它的成本相较于其他形式的外国援助的固有成本低，而且效率更高。

很多拥有天然资源且拥有高收入潜力的国家常陷入内战的窘境，因为各派系竞相争夺经常由专制领导人一手把持的大自然恩泽；对这些受上天眷顾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讽刺。要解除政治冲突的威胁，我们建议的可行方式之一是将资源财富分享给全国各地——常用的做法是将部分盈余转移到地方政府，尤其是开采天然资源（不管是石油、钻石或其他矿产）的地区。根据某些案例的发展来看，若转移的金额够大，这种财政权下放的做法，确实有效抑制了冲突的发生。然而，某些案例的发展却显示，现金转移反而让地方异议分子有了支付叛乱成本的工具，故反而会引发冲突。[61]到最后，我们发现解除或防范潜在冲突的最适当做法，就是直接对每一个个人发放现金，这么一来，分离主义运动或地方政治党派就比较难以擅自占用这项资源。

这些“直接红利”款项——实质上就是基本收入的一种——也将有助于克服“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或“荷兰病”（Dutch disease）——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当年荷兰海域发现天然气后，导致汇率大幅升值、出口折损，而本地制造活动遂因出口的折损及大量较廉价的海外制造品流入而被扼杀。诚如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石油换现金创议”（oil-to-cash initiative）主张的，这种红利借由促进国民对政府支出的监督，能促进民间消费与公共财产的提供。[62]这将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从而进一步降低冲突的风险。

2016年年底，墨西哥市政府依循该年稍早时候联合国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鼓励各成员国研究采纳基本收入保证之可行性的建议，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市政法规，法规中包括一项将在大首都区域导入基本收入的承诺。墨西哥市的这项市政法规可能成为拉丁美洲各地甚至其他地方仿效的先例。它将经济权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而这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一种新常态。

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财政厅长在2017年1月的预算报告中，宣布他有意逐步导入一项基本收入；这项基本收入或许是一个目标锁定型计划，但他的根本论述非常简单明了。[63]另外，印度联邦政府也正审慎考虑实施一项全国性的基本收入，它在2017年1月底和预算一同发表的年度《经济报告》，包含了一个讨论基本收入优缺点的特殊章节。[64]或许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的中央政府正考虑是否实施基本收入的事实，是基本收入的确具正当性的一个新证明。在那不久后，印度财政部长也表示他预计一年内将有更多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将展开。

矛盾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导入基本收入制度，可能会比在富裕国家简单。在发展中国家，相关的转型成本可能低很多，因为发展中国家可能不需要清理庞大又复杂的现有福利制度（通常富裕国家的福利制度都涵盖了数十甚至数百种选择性、目标锁定型的类全民计划）。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废除根深蒂固的补贴计划不会产生不良后果。不过，由于这类计划明显扭曲，且易产生累退税的效果，所以捍卫这些计划的人在道德和社会立场上较站不住脚。伊朗之所以能让大众广泛接受它降低粮食与能源补贴的决定，原因在于它也同步实施补偿性的现金补助，同时利用公关活动不断强调现有补贴机制的缺点和不公平。

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援助社群改用现金援助的趋势已非常明显，而现金转移与基本收入也被合法化为主流发展政策。所有迹象都显示，如果有更多资源可被导入这类计划，且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能对基本收入更有信心，经济不安全感与贫困等状况将快速获得改善，经济的发展也将更加有持续性。

注释：

[1].World Bank (2015), The State of Social Safety Nets 201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G.Standing (2008), ‘How cash transfers promote the case for basic income’, Basic Income Studies, 3(1), pp.1-30.

[3]亦译为随机控制实验。——译注

[4]坚信随机化评估能适切解答各种经济与社会发展解决提案的困难疑问的人。——译注

[5]以证据作为政策施行与否的依据。——译注

[6].R.Jhabvala and G.Standing (2010), ‘Targeting to the “poor”: Clogged pipes and bureaucratic blinker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5(26-7), 26 June, pp.239-46.

[7].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1), Targeting the Poorest: An Assessment of the Proxy Means Test Methodology. Canberra: AusAID,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8].P.Bardhan (2016), ‘Universal basic income for India’, Livemint, 12 October.

[9].P.Niehaus, A.Atanassova, M.Bertrand and S.Mullainathan (2013), ‘Targeting with agen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5(1), pp.206-38.

[10].G.Standing, J.Unni, R.Jhabvala and U.Rani (2010), Social Income and Insecurity: A Study in Gujarat. New Delhi: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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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Lindert, E.Skoufias and J.Shapiro (2006), ‘Redistributing income to the poor and the rich: Public transfer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060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Institute. F.V.Soares, R.P.Ribas and R.G.Osorio (2007),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Brazil's Bolsa Familia: Cash transfer programm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PC Evaluation Note No.1. Brasilia: 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r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3].M.Ravallion (2007), ‘How relevant is targeting to the success of an anti-poverty programm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438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4].World Bank, The State of Social Safety Nets 2015.

[15].J.Hagen-Zanker, F.Bastagli, L.Harman, V.Barca, G.Sturge and T.Schmidt (2016),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Cash Transfers: The Evidence, ODI Briefing.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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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S.Baird, F.H.G.Ferreira, B.Ozler and M.Woolcock (2014), ‘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cash transfer programmes on schooling outcom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6(1), pp.1-43.

[18].S.Baird, C.McIntosh and B.Ozler (2011), ‘Cash or condition? Evidence from a cash transfer experi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4), pp.1709-53.

[19].F.Bastagli, J.Hagen-Zanker, L.Harman, G.Sturge, V.Barca, T.Schmidt and L.Pellerano (2016), Cash Transfers: What Does the Evidence Say?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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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A number of countries operate targeted full or partial fee waiver schemes. For a review, see R.Bitran and U.Giedion (2003), ‘Waivers and exemptions for health servi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30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9].J.M.Aguero, M.R.Carter and I.Woolard (2007), The Impact of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on Nutrition: The South African Child Support Grant. Brasilia: 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re.

[30].M.Adato and L.Bassett (2009), ‘Social protection to support vulnerablechildren and families: The potential of cash transfers to protect education, health and nutrition’, AIDS Care: Psychological and Socio-Medical Aspects of HIV-AIDS, 21(1), Supplement 1, pp.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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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Hagen-Zanker et al. (2016),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Cash Transfers. Baird et al., ‘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37].Hagen-Zanker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Cash Transfers.

[38].See, for example, ibid. A.V.Banerjee, R.Hanna, G.Kreindler and B.A.Olken (2015), ‘Debunking the stereotype of the lazy welfare recipient: Evidence from cash transfer programs worldwide’. HKS Working Paper No. 076. Cambridge, MA: Harvard Kennedy School.

[39].A.de Janvry, E.Sadoulet and B.Davis (2011), ‘Cash transfer programs with income multipliers: Procampa in Mexico’, World Development, 29(6), pp.1043-56.

[40].P.J.Gertler, S.W.Martinez and M.Rubio-Codina (2012), ‘Investing cash transfers to raise long-term living standard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etrics, 4(1), pp.164-92.

[41].S.Handa, L.Natali, D.Seidenfeld, G.Tembo and B.Davis (2016), ‘Can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lead to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two government-led programmes in Zambia’. Innocenti Working Papers No. IWP_2016_21. Florence, Italy: UNICEF Office of Research-Innocenti.

[42].M.Angelucci and G.De Giorgi (2009), ‘Indirect effects of an aid program: How do cash transfers affect ineligibles' consum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1), pp.486-508.

[43].笔者曾协助设计第一个试点计划的调查，并协助撰写第一份学术分析。

[44].Haarmann et al., Towards a Basic Income Grant for All.

[45].笔者和SEWA在这些试点计划的所有阶段都密切合作，包括学术分析阶段。

[46].S.Davala, R.Jhabvala, S.K.Mehta and G.Standing (2015), Basic Income: A Transformative Policy for India. London and New Delhi: Bloomsbury.

[47]表列种姓/部落相当于种姓制度未废除前的贱民等级。——编按

[48].G.Standing (2015), ‘Why basic income's emancipatory value exceeds its monetary value’, Basic Income Studies, 10(2), pp.193-223.

[49].IMF (2013), Energy Subsidy Reform: Lesson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50].IMF (2010), The Unequal Benefits of Fuel Subsidies: A Review of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51].Bardhan, ‘Universal basic income for India’.

[52].F.Cheng (2016), ‘China: Macao gives an annual state bonus to all citizens’, Basic Income News, 31 August.

[53].F.Cheng (2016), ‘Cooperative society and basic income: A case from China’, Basic Income News, 10 November.

[54].H.Tabatabai (2011), ‘The basic income road to reforming Iran's price subsidies’, Basic Income Studies, 6(1), pp.1-23. H.Tabatabai (2012), ‘Iran: A bumpy road towards basic income’, in R.K.Caputo (ed.), Basic Income Guarantee an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28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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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A.Enami, N.Lustig and A.Taqdiri (2016), ‘The role of fiscal policy in fighting poverty and reducing inequality in Iran: An application of the Commitment to Equity (CEQ) Framework’. ERF Working Paper No. 1020. Giza, Egypt: Economic Research Forum.

[57].G.Standing (2005), ‘Tsunami recovery gran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0(6), 5 February, pp.510-14.

[58].J.Hoddinott, D.Gilligan, M.Hidrobo, A.Margolies, S.Roy, S.Sandstrom, B.Schwab and J.Upton (2013), Enhancing WFP's Capacity and Experience to Design, Implement, Monitor, and Evaluate Vouchers and Cash Transfer Programmes: Study Summary.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59].C.Lehmann and D.T.R.Masterson (2014), Emergency Economies: The Impact of Cash Assistance in Lebanon. Beirut: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60].UNHCR (2016), ‘UNHCR to double funds for cash-based assistance to refugees by 2020’. Press Release, 31 October.

[61].T.Cordella and H.Onder (2016), Sharing Oil Rent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86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62].S.Devarajan and M.Giugale (2013), The Case for Direct Transfers of Resource Revenues in Africa. Working Paper 333.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T.Moss, C.Lambert and S.Majerowicz (2015), Oil-to-Cash: Fighting the Resource Curse through Cash Transfer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63].A.R.Mishra (2017), ‘Jammu and Kashmir commits to idea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Livemint, 12 January.

[64].Ministry of Finance (2017), Economic Survey 2016-17.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January, Chapter 9.

“我……省思人类战斗与战败的理由，以及他们想要争夺的东西如何总在他们战败那一刻出现；但当它终于出现，却发现不是他们想要的，因而后继者又必须以另一个名义为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战。”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86年

过去几年，有极大量的基本收入创议与试点计划，在收入水平落差甚大的不同国家和社区被提出。这些创议的主要目标是要提高大众对基本收入的认识、对政治人物与政策制定者施压，以及鼓励人们加入这场“运动”。而那些试点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要试验基本收入计划的各种替代性设计，并评估这些试点计划的实际成果和计划倡议者及批评者的说法有何落差，如基本收入对“公害”消费的实际影响，或是对劳动市场参与率的实际影响等。

这一章将先检视最近几个公民创议，接着再探讨各试点计划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概要检视过去完成的几个试点计划，以及在我撰写本书之际还处于规划阶段的试点计划。

“基本收入地球网络”的前身“基本收入欧洲网络”（BIEN），是在1986年九月于比利时新鲁汶举办的一场会议中正式成立。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最早也是在1516年于鲁汶发表，不过，这只是巧合而非刻意筹划；2016年庆祝《乌托邦》发行五百周年的大会，正好也和BIEN的成立十三周年庆同时在新鲁汶举行。

目前BIEN的会员已遍布世界，他们针对“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领取基本收入”的简单概念所导引出的众多议题，提出了非常大量的研究和著作。BIEN利用会员订阅费用的资金，每两年举办一场国际大会，第一场是1988年在安特卫普举办，而2016年的大会在首尔举办。

2017年年初，有三十四个位于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芬兰、法国、德国、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魁北克（加拿大）、苏格兰（英国）、斯洛维尼亚、韩国、非洲南部几个国家、西班牙、瑞典、瑞士、中国台湾、英国（有两个网络，包括公民收入信托与英国基本收入协会）以及美国等相关的网络在提倡基本收入，BIEN敢大声地说，尽管在某些时期政治圈对这个概念相当不屑，但我们还是继续维持相关辩论的热度，试图借由各方的议论来消除各项理智论述的缺陷、应对反对意见、鼓励进行成本计算，并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最初，不同国家提报了当地多种语言的相关时事通讯，目前这些讯息都已张贴在网络的《基本收入新闻》（Basic Income News）上，另外，BIEN也发行同侪评鉴期刊《基本收入研究》（Basic Income Studies）。

然而，到目前为止，BIEN最主要的活动还是两年一度的会员大会。1986年在鲁汶举办成立大会后，我们便在西欧的几个大城市轮流举办大会，1988年于安特卫普，接着在佛罗伦萨、巴黎、阿姆斯特丹、维也纳、柏林、日内瓦和2004年的巴塞罗那举办。巴塞罗那那一场是在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的赞助下举办，吸引了当时正在参加其他活动的数百名额外参与者来共襄盛举。

巴塞罗那大会闭幕时，会员们以压倒性的票数，投票通过将BIEN转型为一个全球网络，并正式同意往后的大会采取一年在欧洲、一年在欧洲以外举办的轮替模式。于是，后续的大会分别在开普敦、都柏林、圣保罗、慕尼黑和蒙特利尔举办。然而，2016年的首尔大会（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让这个不成文的规定默默被搁置。外界愈来愈热烈的关注以及超过三十个国家网络成立的事实，促使首尔大会做出分别将在2017年9月于里斯本与2018年年中在芬兰坦佩雷举办大会的决定。

数百篇分析基本收入的各层面研究报告在这些大会上被提出与讨论。虽然我们是一开始就参与每一场大会的“元老”，但还是陆续从这些大会中吸收到很多新知。虽然只有极小部分的研究报告公开发表，但有历史观的学者应该都能从中找到很多瑰宝。[1]BIEN打从一开始就抱持开放心态，并鼓励各方勇于表达和基本收入有关的各式观点，而正是这样的精神让这个网络得以继续蓬勃发展。

瑞士在2016年6月针对基本收入所举办的公投，引来国际上激烈且广泛的辩论和媒体关注。表面上这场公投失败了，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场公投最后还是发扬了原本的宗旨。这场公投最初是由区区几名热情的支持者发起，他们没有资金或组织，但最后这些零星的力量，却像滚雪球般地转变为一系列令人欣喜的行动，这些行动对于未来的基本收入运动而言，绝对是非常好的基础。

瑞士独特的“直接民主”形式，让不同群体的公民得以针对特定的政策发起全国性公投。只要在创议提出后一年内收集到10万个支持提案的瑞士公民有效签名连署，就能举办公投。虽然基本收入的发起人缺乏任何历史悠久政党的资金援助或支持，他们还是顺利在瑞士各地争取到141000个人的签名连署，其中129000个是有效签名。

由于资金稀少且没有政党援助，那些发起人根本没有能力在电视、广播节目或报纸上公开宣传。为解决这样的不利处境，他们诉诸某些机智的手法，成功获得非常可观的大众关注，包括来自瑞士与世界各地。其中一项了不起的作为是，在瑞士银行业者拒绝合作的情况下，这场活动还是成功募集到800万个金色五分钱硬币——每一个硬币代表一个瑞士居民；活动人员将这些硬币从瑞士国家银行（Swiss National Bank）一路撒到国家议会大厦外，记录下此景象的影片获得广泛的浏览。

另外，他们用一幅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巨型海报来吸引世人的目光，这份海报几乎覆满了日内瓦最大的广场，海报上以夸张的文字提问：“如果有人照顾你的收入，你会做什么？”这张海报的航拍照后来成了这场公投的象征。而在诉求这场公投的各色街头游行队伍中，很多孩子打扮成机器人的模样。活动发起人甚至安排在某一天早晨，利用他们原已非常有限的资金，在苏黎世车站发送10瑞士法郎的钞票给往来通勤者，也有效制造了一些新闻。

不过，这些小花招的效果好坏参半。首先，这些花招虽达到了吸引大众目光的主要目标，却也导致竞选活动失焦，因为那些花招似乎暗示基本收入将让人无需工作，也让人以为活动人士相信机器人即将取代人类在各种就业机会上的角色。另外，这些花招也多半聚焦在城市相关的议题，问题是，当初他们在农村的选情处于一边倒的不利状态。

然而，关键的失误并不是出在竞选活动的种种作为。关键的失误在于竞选团队提出的瑞士宪法修正文字中，没有提及基本收入的具体金额；他们原本是打算把这个数字留给议会决定。不过，在竞选活动刚展开时，有两个人写了一本小书，倡议发放每个月2500瑞士法郎（大约1700英镑或2500美元）的基本收入。虽然这个数字并非竞选阵营授权提出，却被公投反对者拿来大做文章，他们宣称竞选阵营打算发放高得不切实际且财政无力负担的基本收入。很快地，国际媒体也开始报道这场公投的目的是要“每个月发给每个瑞士人2500瑞士法郎，换算英镑为一年两万英镑以上”。另外，尽管根据公投提案，移民领取基本收入的资格条件限制将由议会决定，但反对阵营却利用恐吓战术，宣称基本收入将导致瑞士的移民暴增。

竞选阵营提议的瑞士宪法修正文字如下：

第一一〇条（a）无条件限制之基本收入

本邦联应确保实施无条件限制之基本收入。

基本收入应能让全体居民在保有人类尊严的状态下生活，且能参与公共生活。

法律应特别规范基本收入之财源及基本收入水准之设定。

到最后，接近四分之一（23%）的投票者支持这项创议，投票率为46.4%。虽然这个结果被海外形容为瑞士人彻底拒绝接受以基本收入作为社会政策，但竞选团队的领导人物却认为选举结果代表他们是成功的。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合情合理，原因是这个竞选团队已在瑞士各地的媒体、咖啡馆和家庭内部引爆了一场严肃的对话。有更多人了解到基本收入的意义。而且，这一场辩论与公投的结果被报道到世界各地，以瑞士的公投来说这是相当罕见的状况，毕竟公投在瑞士可说是司空见惯。

虽然农村地区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投票者支持这项创议，但主要城镇与大城市的状况却全然不同。以日内瓦来说，这个提案获得35%选民的支持，在苏黎世更是获得54%的支持。在公投结束后一个星期所做的一份意见调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投票代表与实施基本收入有关的长期对话的开端，连很多投票反对这项创议的人都表示，未来应该重新考虑这个创议。所以，基本收入的中期展望显然比以前改善。诚如早就预见到公投会失败的某个竞选团队领导人物所言：“瑞士的辩论就像是某个主要活动的电影预告片，而电影预告片的结语通常是：即将上映，敬请期待……”[2]

现在论断瑞士的公投是个失败（指的是导致这个目标倒退）还是最终实施基本收入的垫脚石，或许有点言之过早。不过，瑞士有句俗话：所有重大改革都不是靠一次公投就能搞定，通常要两次。

大约就在瑞士公投竞选活动如火如荼展开且动能逐渐加温之际，一群来自欧洲各地的基本收入热情支持者——其中很多人是BIEN的会员——决定发起欧盟的“人民创议”（people's initiative）。2014年欧洲无条件基本收入运动（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Europe，简称UBIE）的目的是要在一年内争取到100万名欧盟公民的签名连署，一旦成功，欧洲议会就有义务检视在欧盟实施某种基本收入的可行性。

虽然这个活动一样没有资金来源，最初也缺乏有效的组织结构，但最终还是成功动员了数千个来自27个欧盟国家的维权主义者，促成几个国家基本收入网络的成立与其他多项成果。最后，这个活动共取得超过30万个连署，为下一场活动奠定了一个坚固的基础，估计下一场活动很可能在短期内展开，或许就在2018年。

与此同时，UBIE与BIEN目前也正积极提倡年度国际基本收入周（International Basic Income Week）活动，2016年已是第九届的这项活动，提供了一个和基本收入有关的公开辩论与简报平台，目的是希望为支持者补充能量，并让外界认识并更广泛了解基本收入。

我们在第十章检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现金转移与基本收入试点计划。不过，各工业国家也早已常态实施不同种类的现金转移（包括目标锁定型，如社会救助、退休金，以及全民现金转移，如很多国家实施的儿童补助金），所以，这一节将完全聚焦在北美两个与基本收入具体相关的实验。

曼尼托巴省基本年度收入实验（Manitoba Basic Annual Income Experiment，简称Mincome）和温尼伯市的一项试点计划同时实施，前者尽管其实是一个负所得税计划，而非全面性的基本收入计划，还是基本收入支持者心目中的传奇。这个实验的资金是由联邦与省政府共同负担，于1975~1977年间，在曼尼托巴省的多芬镇（Dauphin, Manitoba）实施，当时的执政党为自由党（Liberals），不过，保守党上台后，并没有等待数据评估结果出炉，就径自暂时中止这项计划。几近四十年后，研究人员在加拿大的国家档案馆里翻出了1800个布满灰尘的硬纸箱，里面装着相关的原始档案，伊芙琳·弗杰特（Evelyn Forget）与其他几个人煞费苦心地将这些资料整理好，并进行了局部分析。[3]

Mincome是某些人所谓“全民普同主义下的目标锁定计划”（targeting within universalism）[4]，因为所有镇民都可选择要不要领取Mincome款项，这项收入是全民且无条件限制的。任何人都能登记参加这个计划，如果登记者的家庭收入基于任何原因低于指定的门槛，他就有资格领取这笔收入。没有劳动收入的人可取得全额保证付款，发放金额仅略低于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半。而有劳动收入的人，每赚一加元的薪资可领取的Mincome金额就降低50分，当薪资达到39000加元（约等于当时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就不能领取Mincome。

有超过二千人——大约是多芬人口的五分之一——在那三年实验中的某个时点领到这项津贴。虽然Mincome的用意是要测试“保证年度收入”会对就业产生什么影响，相关的数据也让研究人员得以观察它对各种福利对策的影响。领取Mincome的家庭在住院治疗、发生意外与受伤（包括家庭暴力所致的伤害）等方面的纪录降低，且严重精神失常的发生率也低于未领取这项津贴的类似家庭。青少年从高中辍学的概率降低，尤其是少男。在此同时，已有全职工作的人的工作时数并没有明显变化，但学生和有幼儿的妈妈从事有薪职务的时数则减少，换言之，这项津贴这让他们得以花更多时间在功课上或照顾小孩。[5]

多芬是Mincome实验的“足量供应点”（saturation site），也就是当地所有居民原则上都有资格领取这笔款项，所以当地的状况也适合观察群体效应。继续去上学的少年会选择继续求学，部分要归功于同侪的影响力。领取这项额外收入的家庭的学生原本是最可能中途辍学的群体，但领取这项收入后，他们离开学校去找工作的压力就小了。不过，未领取该项收入的家庭的学生，也比较容易因为领取该收入的家庭的同学继续求学而不中途辍学，这是全民型津贴会产生同侪影响力的例子之一。

此外，Mincome不像现有的福利计划，一般认为它产生污名化效果的程度没那么高，而且这似乎也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社群互动；Mincome领取人比领取福利的人更能适应社会生活，他们使用时间的方式和其他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非参与者的方式类似，所以，比起福利领取人，Mincome领取人不太会感到困窘，也不至于无法和没有领取Mincome或福利的人自在相处。[6]

1933年，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展开“大烟山青少年研究”（The Great Smoky Mountains Study of Youth），这项研究是为了追踪1420个低收入家庭学龄孩童的心理健康而设计。研究展开四年后，东切罗基印第安人在他们的保护区内开了一家赌场，部落领袖决定将每年的一半赌场利润平均分配给所有部落成员。在这项研究进行期间，这笔款项大约达到每人每年4000美元，这使得家庭收入平均提高近五分之一（这项统计不包括对孩童的支付，对孩童的支付是直接存到银行，等到他们年满18岁再交付）。

这项无条件发放的“基本收入”，事后偶然成为某个独特的纵贯性试点计划（longitudinal pilot）的基础。研究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孩童是部落成员，所以，有长达十年的时间，研究人员得以比较那些部落孩童的发展和整个研究中的其他孩童有何不同。最后的结果非常引人注目。基本收入领取家庭的子女（使其他要素不变）在学校的表现较好，而且青少年犯罪案率“戏剧性减少”。他们的行为与情绪失常发生率降低，“认真负责”与“平易近人”评分都上升，而事实也证明，具备这两项特质的人在长期保有特定职务与维护个人关系方面，都有较正面的长期人生结果。[7]“认真负责”是做事有条理、负责任且努力工作的倾向，而“平易近人”是合作且不自私的行为倾向。

孩童似乎也受惠于双亲之间更良性的关系（部分是因为财务压力降低，父母亲为了金钱而争吵的状况也改善），而双亲关系的改善也使亲子关系得以改善，另外，父母亲的毒品与酒精服用量也减少。最令人振奋的是，一开始最受剥夺且最没安全感的孩子们的变化最显而易见。总之，基本收入让最需要它的人获得最多帮助。

诚如上一章讨论的，纳米比亚与印度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提供了一套令人信服的记录。虽然将随机对照实验奉为圭臬的纯粹主义者可能不见得满意相关的方法论，但这些试点计划结合了量化与质化的数据，让人得以更充分解读向全体社群发放某种基本收入的影响。另外，这些试点计划的设计和“正牌”的基本收入非常接近，而且就短期试点计划来说，它们的设计非常可行。发放的款项相当基本，且每个月对每一个个人无条件发放现金。所以，这些试点计划不仅让人得以观察到个人、家庭所受到的影响，还能感受到群体效应。

各方的一系列宣示让2017年仿佛成了“试点计划年”，这个现象最初在基本收入支持者之间制造了某种陶醉感。然而不久后，陶醉便转为失望。因为在别有用心的动机影响下，胆怯与便宜行事的态度开始占上风。试点计划的目标理当是要厘清基本收入是否会产生倡议者所宣称的那些效果，包括改善贫富分配不均与经济不安全感，以及促进个人自由与社群凝聚力等，这代表试点计划必须实验真正的基本收入原则，包括全民、无条件限制、定期发放给社群每一个个人。遗憾的是，基于各种不同原因，多数预定推行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并不是采用这样的设计。以下是2017年年初时的发展情况。

2015年，刚当选的芬兰总理尤哈·席比拉（Juha Sipilä）宣布，将在所谓的“实验治理”（experimental governance）中实行一项基本收入试点计划。他分配两千万欧元的专款供这项专案使用。2016年3月，负责这项试点计划的国家保险局KELA将它的目标归纳如下：

这个基本收入实验是考虑到工作生活的变迁而针对芬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设计的对策之一，目的是要让更多人愿意参与诱因式的社会保障、降低官僚编制，同时简化目前的繁复津贴制度，以追求更有持续性的整体政府财政未来。

在这个试点计划的设计定案前，KELA发表了一篇涵盖各种不同选项的评论报告，并归纳出该试点计划在2017~2018年实施前必须克服的立法与法律挑战。[8]这些挑战包括芬兰宪法与欧盟法律中禁止群体福利分配差别待遇的规定。

他们很快就排除全面性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理由是成本过高。取而代之地，2017年1月开始，它对一个由两千名登记失业、年龄介于25~58岁，且领取KELA失业相关津贴的人组成的随机样本，发放每人每月560欧元（约620美元）的免税收入。除了这560欧元，他们将可以继续领取现有的所有津贴，例如住宅补助金等，这是为了确保这些人的财务不会比领取基本收入以前差。被选上的参与者被强制参加实验，而研究人员会在两年的实验后，比较这个群体和另外随机选择的两千名失业人士的行为决策与事后发展。

和失业津贴相反的是，就算失业者在这两年实验期间找到工作，这笔基本收入也不会被取消。不过，这个实验目前设计的目的本质上只是要测试无条件支付对就业诱因的影响。所以，社会事务与健康部（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才会声明：“这个基本收入实验的主要目标和促进就业有关。”[9]拟定这项计划的KELA工作团队领导人也向媒体表示：“它将鼓励担心失去失业津贴或其他津贴的人接受一些短期的就业机会。”

这种形式的支付将变成某种具累退税效果的工资补贴金。领取这笔款项并找到工作的人，财务状况不仅会比继续失业的人好，也会比做相同工作的人好。而若领取人因领取这项基本收入而打算接受较低的工资，或许还会产生取代效果，换言之，他们会取代目前在做这些工作的人，或导致那些人承受工资降低的压力。

就政治可行性来说，当局其实可以推行更有野心的计划，因为根据芬兰的民意调查，有接近70%的芬兰人支持基本收入的概念，而且支持比原先设定金额更高的基本收入。根据这个试点计划的推算，如果对所有人口发放基本收入，总金额比现有的政府社会津贴支出还低，这凸显出财政当局有多么畏首畏尾。根据非常粗略的推算，就算每个月发给每个芬兰人560欧元，一年的成本也大约只要360亿欧元，而芬兰政府目前光是花在现金津贴的资金，就要大约420亿欧元。

基本收入不是（也不该是）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意指国家几乎明目张胆地意图引诱人民做出国家认为理所应该的行为）的一种手段。如果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既定目标是要诱使失业者接受低薪的短期工作，而相关的支付实际上并没有促使更多失业者接受那类工作，那么“基本收入”会不会被判定“失败”？

基本收入倡议者真心的愿望之一是：人们能因领取基本收入而更能掌控自己的时间，并依循每个人自身的意愿，选择是否转向非“劳动”的“工作”——那或许包括无薪的照护工作、社区义工、重新接受训练或教育等。我们无法用上述试点计划提议来评估这些宝贵的可能结果。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芬兰政府为这个实验而提拨的多数资金都被保留下来，供将在2018年展开的一个试点计划使用，可喜的是，这个计划更有内容且可能更符合基本收入原则。

2016年，世界各地对推行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兴趣愈来愈高昂，以荷兰来说，很多自治市寻求利用一项刚颁布的法律来争取利益，这项新法律让地方主管机关有机会实验创新的社会政策。这项2015年的《参与法案》（Participation Act）提高了领取福利援助金的劳动福利条件门槛，它要求领取人必须去应征（并接受）工作、登记加入“返回工作职场”计划，并从事义务性的“自愿”工作。这项法案也赋予管理社会救助的地方议会设定其具体条件限制（例如从事志工或照护工作以换取津贴）的权利，同时也允许地方议会进行实验。

到2016年下半年，许多荷兰自治市——以乌得勒支（Utrecht）、格罗宁根（Groningen）、蒂尔堡（Tilburg）和瓦赫宁恩（Wageningen）等为首——都拟定了各种形式的基本收入实验计划。然而，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取得中央政府的许可，毕竟右翼的自由民主人民党（People's Party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简称VVD，为联合政府的元老级成员）过去一向对基本收入的概念敬谢不敏。2016年9月，政府表示最多共只会允许二十五个自治市——共22000个福利申领人——从2017年1月起展开试点计划。另外，它还针对这些两年期试点计划的实施方式，设定非常严格的条件限制。这导致很多原本相当热情的地方主管机关纷纷打退堂鼓。所以，到2017年年初，只有八个自治市还在规划试点计划，其他自治市则在等待2017年3月的大选结果出炉。

最初，这些试点计划的支持者是希望观察一旦通过支付无条件限制的津贴，让领取人能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获得额外的收入，使行为限制条件取消且贫困陷阱移除后，将会出现什么状况。他们的主要假设是，针对领取津贴的资格权利而设定的“劳动福利”条件，以及针对未能达到条件限制的案例实施惩罚等都是不必要的，因为那都是破坏个人自由的作为，而且会衍生不安全感与恶意。一般来说，人都想借由赚取收入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又不希望是被迫的。

然而，预定在2017年实施的试点计划，却不会实验任何和基本收入相近的内容。中央政府并没有放手让地方主管机关进行实验，而是决定强制采用它本身的设计，这个设计大致上是依循原本为乌得勒支拟定的一个繁复提案——也就是所谓的“Weten Wat Werkt”（知道什么才是行得通的）。[10]这个提案将未来领取人样本分成六个群组，目的是要测试不同程度的条件限制对接受工作机会与退出福利名单的诱因的影响。

第一个群组将领到正常的津贴（即单身者973欧元，夫妻为1390欧元），就算领取人不寻找就业机会，也不会遭到正式惩罚。第二个群组将受制于额外的义务与检核，目的是要“让他们重新融入劳动市场”。第三个群组获准将薪资超过福利收入的部分保留一半下来，单身者最多一个月可保留199欧元，已婚者的夫妻则各保留142欧元。第四个群组是前述三组的某种混合体，而最后两个群组是对照组，其中一个群组住在自治市，另一组不是，他们还是沿用现有的福利体制。计划的参与采取自愿制，不过一旦参加便不能退出。

即使是以这个提案自身的条件来说，光是它的繁复内容，就已对评估作业构成极端严峻的挑战。更糟的是，荷兰政府还进一步破坏这些实验的价值，因为它规定该自治市必须在实验展开六个月后，检核第一组的人是否自愿努力寻找就业机会。如果官僚们研判某人不够努力找工作，那个人就会被排除在实验以外，并恢复适用一般的“劳动福利”条件限制。所以，惩罚不仅没有取消，还成为一个很大的威胁。可以想见，这个大杂烩般的设计引来非常多的批评。格罗宁根、蒂尔堡、乌得勒支和瓦赫宁恩等地四所合作大学的社会科学家写信给荷兰议会，表达他们根本无法进行任何科学评估，诚如卢德·马菲尔斯（Ruud Muffels）教授指出的：

被深入研究的是惩罚的效果，我实在不知道你们想要找出什么种类的资讯。另外，试点计划结果的解读也将会非常复杂。如果自由会衍生后果——参与者可能因为他不“够积极”寻找有薪就业机会而在一年后被禁止参与实验，这种形式的研究方法根本就不能试验。[11]

另一个批判者也哀叹：

我们想要一个建立在信任而非镇压之上的单纯试点计划。我们想要让津贴的申领人拥有更多自由、更多选择、更大的购买力。现在这套规定非常复杂，状况令人迷惑，导致我们难以形成相关的实验，更难以了解最后的结果。

所以说，荷兰的几个实验既不是基本收入计划，更和自由价值观矛盾，那些实验比较像社会工程领域的某种温和专制主义演习。此外，相关的限制导致原本兴致勃勃的多数地方主管机关打消参与念头或暂停参与。一个主要的难处是，这项试点计划要求某个被实验的群组遵守比现有制度更严厉的就业相关条件限制，这样的规定容易导致人们不愿参与，因为没有人能事先知道自己将被分配到哪一个群组。

长期以来，加拿大似乎很可能成为第一个实施基本收入的国家。早在1971年，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就建议通过负所得税的方式，实施“保证最低收入”（guaranteed minimum income），1985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即麦克唐纳委员会〔Macdonald Commission〕）也提出同样的建议。2015~2016年间，几个加拿大省份的政治人物暗示他们有意愿支持基本收入实验，包括艾伯塔省（Alberta）、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与魁北克省。2016年赢得大选的自由党也在它后续的一场政党大会中通过一项动议，支持“最低保证收入”（minimum guaranteed income）。

安大略省的进度是最快的，省政府已专案提拨大约2500万加元，计划打造一个为期三年的基本收入试点专案，该省政府表示，这个专案的目标是要“测试‘基本收入有助于更有效率实现收入援助目标，同时改善安大略人的健康、就业与住宅成果’这个愈来愈普遍的观点”。长期以来倡议基本收入不遗余力的前保守党参议员休·席格尔（Hugh Segal）获邀研拟一份探讨各种选项的审议报告[12]，这份报告后来被作为2016年年底一份政府咨询文件的基础。[13]某种形态的试点计划预期将在2017年年中开始实施。

诚如席格尔在他的报告中承认的，如果是想要借由这次试验来厘清怎样的基本收入计划才是适当的，那么，这个试点计划不可能满足那个目标的所有条件，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比荷兰与芬兰的实验更大有可为。这个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要测试各种不同版本的基本收入，而前述咨询文件已建议了三种设计：一个以取代目前根据安大略省劳动计划（Ontario Works）与安大略省伤残援助计划（Ontario Disability Support Program）而实施的主要社会津贴为目的的基本收入；一种作为负所得税的基本收入；以及一种对工作年龄（18~64岁）的个人发放且对额外薪资设限的基本收入。此外，政府希望测试两种津贴水准，并对所有薪资收入应用两种退税率。所有评估都会以一个随机对照实验与三个“足量供应点”研究为依据，以便测试基本收入对社区层次的影响。

如果这个试点计划采纳以上所有原则，显然就有过度复杂的风险，尤其它和更早之前的Mincome实验类似，将只会让收入低于某个水准的人获得增额收入。此外，限定只有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才拥有领取资格的规定，将导致两个最没有收入的群体被排除在外——老年人和孩童，这是非常重大的缺点，毕竟每五名加拿大孩童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状态，这个比率是OECD国家最高的。另外，根据限制，居住至少一年者才算是合格的领取人，但以试点计划来说，这项限制还算合理。

虽然有上述缺点，但到目前为止，在有意于2017年实施的试点计划中，安大略省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是看起来最大有可为的一个。该试点计划没有行为条件限制，而且基本收入将发放给个人（虽然还不知道这笔基本收入是会一一发给每一个个人，还是根据家庭人数计算并一起发放），并对伤残与被指名的照料者发放增额收入。席格尔建议采用每人每月1320加元的收入保证，那个金额大约是该省贫困线的75%，另外，它还增额发放500加元给伤残者，预定最少发放三年。

2016年，新创企业孵化器Y Combinator宣布要在加州的奥克兰实施一个小规模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它提拨了两千万美元，另外可能还有其他捐助者会共襄盛举，为这笔基金添加更多活水。2016年9月，它先展开一项“先导试点计划”，用以测试后勤业务与研究设计，另外，一个为期3~4年的试点计划将在2017年年中展开。[14]

年轻创业投资家山姆·阿特曼是Y Combinator的总裁，他说，由于人工智能有可能消灭传统的就业机会，并使贫富差距的程度恶化，所以，他想赞助一笔基金来研究基本收入的可行性。他主要并不是想研究基本收入对就业的影响，因为他本来就假设未来的就业机会不多。相对地，他想要厘清一般人在基本需求受到充分照料的情况下会选择做些什么事。“一般人会成天坐着玩电子游戏吗？还是会去创造新事务？……当一般人不再害怕没有能力糊口时，他们会实现更大的成就并让整个社会获得更多利益吗？”[15]

在撰写本书之际，这个专案的设计与计划发放的基本收入金额还有待精密设定。最初的概念是要为奥克兰当地一百个随机被选中的贫困区家庭提供为期五年的无条件基本收入。不过，以这些前提为基础的试点计划，将无法展现出潜在的群体效应。所以，后来专案团队决定改行两个社区型试点计划，根据这两个计划，每一个成年人都会领到为期2~3年的基本收入，这样的设计就比较像正规的基本收入试验。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这个试点计划的基本收入金额应该设在什么水准？如果发放金额远高于全州或全国等普及型计划可能会发放的水准，一般人就会认为基本收入在财政上行不通。相对地，发放金额即使较低，一样可能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不会被视为不切实际的空想。虽然该专案团队决定在试点计划实施期间不对外公开，我们未来在解读这个可能有效且有用的实验的最终结果时，还是必须牢记这些要素。

加州群众集资慈善机构GiveDirectly因它在东非进行的多项活动广为人知，例如在当地为低收入者提供大额的一次性资助或逐月的无条件现金转移。它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论来评估这些活动的成果，最后发现了和其他现金转移研究类似的结果：领取人表示自己的生活水准提高、投资较多生财资产、粮食安全改善，“心理安康”也获得改善。[16]人们变得比较快乐，对生活比较满意，压力减轻，也较不沮丧。

2017年初，GiveDirectly决定动用3000万美元来推行它号称的“史上最大基本收入实验”。它将沿用RCT方法论，将肯尼亚两个郡的村庄分成三个群组：有40个村庄的所有成年居民会在为期12年间，每个月领到一笔基本收入；80个村庄的所有成年居民会在两年期间内，每个月领到和上一组相同金额的基本收入；另外80个村庄的所有成年居民会一次领到一整笔相当于两年期基本收入的金额。总体来说，大约有26000人将领到一天大约价值75美元的现金转移。另外，他们也将从代表对照组的一百个类似村庄收集数据。

GiveDirectly声明它的主要目标是要消灭“极端贫困”，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并非实施基本收入制度的主要理由。在本书撰写之际，计划要测试的几个假设尚未定案，不过，这项研究计划还有其他目标，其中之一是要检视长期的基本收入对风险承担（如开创新事业）的影响，另一个则是要观察基本收入对整个村庄的经济影响。

由于这几个预定实施的实验规模非常大，所以可能会扭曲实验地区的社会与经济背景，并进而产生反效果。目前这项专案已遭遇到一个问题：某个郡的参与率过低，当地的居民拒绝这种没有附带条件的援助，他们认为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处一定和异端邪说或邪恶崇拜有关。尽管如此，这项实验和欧洲方面倡议的几个试点计划不同，它将能借由对社区内所有个人发放无条件全民基本收入的方式，来测试“正牌”基本收入的成效。所以，我们必须期待相关研究人员（其顾问是由美国信誉卓著大学的知名经济学家担任）能真正对症下药，找出关键的答案。

此外，另一个设于比利时的群众集资慈善机构Eight，也即将在2017年1月于乌干达展开一个小型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这个计划将对波尔托堡（Fort Portal）一个村庄的所有居民发放一个月大约18美元（孩童发放9美元）的无条件现金转移，为期两年，当地大约有五十个家户。计划实施者将就最后的结果和一份事先完成的背景调查进行比较。Eight（取这个名称，是因为每周8欧元就能为乌干达的一个成年人和两名孩童提供基本收入）表示，它将观察基本收入对女孩与妇女的教育参与率、居民获得医疗照护的状况、参与民主机构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等的影响。它还希望后续能将之扩大实施到更多村庄。

非营利组织Cashrelief也计划在印度进行一个类似的实验，它希望能对某个贫困村的所有居民发放为期两年的基本收入。它将监控这个实验对领取人的收入、资产和健康及教育支出的影响，同时也将观察是否产生群体效应。

2008~2014年间，巴西本地一家非营利机构ReCivitas协会，便每个月对圣保罗州（São Paulo state）的小型贫困村瓜丁加维荷（Quatinga Velho）的一百个居民发放大约9美元的基本收入，相关的财源是由民间捐助人提供。2016年1月，它发起另一个以捐赠基金支应的基本收入启动专案（Basic Income Startup），该专案将对个人发放一笔“终身”基本收入，而且只要捐款每增加一千美元，就会额外发给另一个人这项终身基本收入。ReCivitas期待这个概念能被复制到巴西其他地方乃至世界各地。[17]

虽然瓜丁加维荷村显然受惠于这项基本收入，但严格来说，这项实验并非一个试点计划，因为该协会并不打算进行任何事后评估。发起人表示，他们早已相信基本收入的效用，所以实施重于一切。在时任参议员的爱德华多·苏普利席（Eduardo Suplicy）等人不屈不挠的游说下，巴西总统卢拉（Lula）终于在2004年签署了一项承诺巴西将导入基本收入的法律。

近年来各方发起多项群众募资计划，默默地为某些经过挑选的个人提供基本收入，作为某种形式的示范。德国的“我的基本收入”（Mein Grundeinkommen）专案在2014年成立，它以抽签的方式，无条件对超过五十个人发放12000欧元，供其一年间花用；以荷兰来说，经济与社区创新协会（Society for Innovations in Economics and Community，简称MIES）在2015年基于某个男人在社区从事的无薪工作─一项被称为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著名自治农业专案，而对他发放它的第一笔基本收入。除了从事广告文案工作相关的收入，这个男人还领到约一千美元。有人问他拿到这笔基本收入后买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他回答：“我买了时间。”

在美国，基本收入倡议者斯科特·桑坦斯（Scott Santens）通过群众募资平台Patreon取得了他自己的基本收入，这个平台的目标是一些艺术家、音乐家、博客作者、摄影师与其他创作者，它共吸引到143个出资者，包括创投资本家、脸书工程师和女权主义活动家等。桑坦斯每个月可领到一千美元的基本收入，这让他得以成为为所有人争取基本收入的全职维权主义者和工作者。

另一个和基本收入有关的创议是大硬币基金会（Grantcoin Foundation）的数字货币补助金。2016年，有数百个来自七十个国家的申请人领到可通过电子模式交易的补助金，虽然目前为止金额还算是微不足道。那种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计划还处于非常初期阶段，所以要评断这些计划是否可作为次级基本收入计划的主角，实言之过早。不过，我们应该密切观察这类计划的发展。

2016年年底，有几个国家的政党与运动也提议实施基本收入试点计划。以英国来说，杰里米·柯宾（Jeremy Corbyn）连任工党党魁后，影子财政大臣（Shadow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在2016年的政党大会中，宣布工党将考虑在2020年大选的宣言中倡议基本收入，第一步将是先提出一份试点计划提案。在苏格兰，执政的苏格兰民族党（National Party）通过一项支持基本收入的动议，法夫（Fife）和格拉斯哥（Glasgow）的参议员也在讨论是否推行地方试点计划。

在新西兰，在野党工党也表态支持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市议会已通过一项呼吁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实施试点计划的动议，而旧金山目前也在研究一项试点计划，倡议者还组成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基本收入国民运动（National Campaign for Basic Income），以支持地方、州和全国层级的创议。2016年12月时，一群美国企业家、学术界人士、维权主义者等共同发起了经济安全感专案（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宣示要达成“将概念性讨论转化为实质行动”的目标；在中国台湾，新政党台湾共和党（Taiwan Republican Party）正努力提倡基本收入；而在韩国，几个显赫的自由派政治人物，包括总统候选人暨城南市市长李在明（Lee Jae-myung）都支持基本收入。

在冰岛，近来突然崛起的海盗党（Pirate Party，该党在2016年10月的大选获得第三高票）基于现有制度下的严重贫困陷阱而支持举办试点计划；德国海盗党（Pirate Party，在2013年联邦选举中获得2%的选票）虽属边缘政党，它也支持基本收入，而新政党基本收入联盟（Bündnis Grundeinkommen）也在2016年9月成立，它的唯一目标就是导入无条件基本收入。

瑞士洛桑市在2016年4月通过一项要求议会实施某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动议，在法国，参议院建议进行试验，而且目前也有人推动在阿基坦区（Aquitaine region）进行一项基本收入实验。

2016年年底，由反体制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执政的意大利港口城市利沃诺（Livorno），展开了一个小规模基本收入实验，这项实验每个月无条件发放500欧元给该市最贫困的一百个家庭，它还计划在2017年扩大至更多家庭。据报道，另外两个由五星运动执政的城市西西里的拉古萨（Ragusa in Sicily）与那不勒斯（Naples）也正考虑实施类似的计划。

基本收入试点计划主要是要测试有关基本收入之行为影响的种种说法，以及驳斥这些说法的主张，并协助将基本收入合法化为一项可行的政策。不过，就定义来说，试点计划只是一种短期的变革，而这引发两个疑问：如果实施一个长期的“永久性”变革计划，它产生的影响会不会和短期试点计划的影响不同？试点计划结束后，它的影响会不会逐渐消失或甚至被逆转？

目前可解答上述疑问的实验性文件相对稀少，何况若投注资源来追踪这些研究，最后反而可能会导致理想的变革行动遭到延宕。尽管如此，还是有某些暂时性的证据显示，即使是短期性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都可能在计划结束后产生延续性的影响。相关的延续影响包括：打破禁忌——一旦禁忌被打破就不容易恢复；让某些人得以摆脱财务钳制，例如处于被债务奴役或受虐关系的人；让某些人有勇气承担经济或社会风险，并鼓励他们勇往直前。

以第十章提到的印度试点计划来说，试点计划结束后六个月所做的一份“延续影响调查”发现，某些变化还是继续发酵，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计划在解放年轻女性方面的影响。也有几个现金转移计划发现，正面的经济效应事后仍有延续，部分是因为一般人利用这些转移支付来购买工具和设备或家畜，以增加赚钱的机会，但也因为这些计划让人们愿意开放心胸，对未来怀抱期望，并接受新的可能性。[18]斯里兰卡的一份研究发现，在接受转移支付五年后，男性的年度收入增加64%至94%。[19]另一个针对乌干达试点计划所做的调查发现，领取一次性补助金四年后，领取补助金的青年的平均收入比未领取者高41%。[20]

这个现象激发了一个想法：如果短期试点计划真的能产生正面的效应，而且如果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只领取18个月的基本收入，也能产生延续性的效应，那何不在各地轮流施行一系列的本地计划？也就是说，在一至两个区域实施基本收入后，接着转移到其他随机挑选的区域实施，依此类推，直到整个国家的每个地区都实施过基本收入为止。无疑地，某些政治人物会对这样的计划抱持犹豫态度，但至少就财政考量来说，这个方法比较容易落实。

并非每一份研究都显示基本收入停止发放后，还会继续呈现有利的发展。只不过，在评估长期的结果时，还是必须将转移金额和发放期间的长短列入考量。某些批评者辩称，短期的现金转移试点计划并未达到它宣称的“打破代际贫困循环”的目标。但这样的评估目标未免也太高、太难实现了。

试点计划无法测试与评估推行基本收入的根本正当理由——社会正义、自由和经济安全感——正因如此，某些基本收入支持者认为试点计划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毕竟我们不能以可观察行为（observable behaviours）的经验性试验（empirical test）来厘清基本收入是否应实施。因为如果我们将基本收入视为一种权利，那么，质疑它是否能“产生效用”，就毫无意义可言，这和质疑奴隶制度是否应该废除一样没意义。尽管如此，设计良善的试点计划还是能达到以下几个有用的目的：评估与基本收入有关的各种主张和批评、争取政界的接受度，以及找出实施基本收入后可能衍生的潜在问题等。

就理想状态来说，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应该由州或地方政府执行，且应该以货币的形式支付，不应该由慈善团体或以人民不熟悉且不合法的通货发放，因为那种通货和现实状况格格不入。然而，尽管试点计划受到重重限制，但目前为止已完成的试点计划证明，基本收入在许多方面都会衍生正面的效应。只要不把试点计划用来作为政治不作为的借口，那么，试点计划就应该是一股良性动力，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试点计划看出哪些干预行动能让基本收入获得最成功的结果。目前真正的挑战还是在于政治决心是否足够。

在基本收入试点计划的这个易变阶段，最大的危险或许在于试点计划有可能会演变成社会工程，被用来测试某些源自于行为经济学的道德可疑战术（morally dubious tactics）。一旦将试点计划的目标设定为测试“工作诱因”，而且还对它设下各式各样的条件限制，那么“基本收入”一词就可能成为被用来包装某种劳动福利计划的华丽外衣。

所有“基本收入”实验都必须和基本收入的严格意义一致，才能达到正确试验的目的；基本收入的支付必须是全民、无条件且对个人发放的（见附录）。一开始就被用来作为某种诱因的计划，很可能被轻易降格为一个隐含各式各样惩罚与权利剥夺工具的计划。相似地，抽签和群众募资计划有可能引来旁人的嫉妒和怨恨，最后导致外界被转移焦点，不再关注堪称基本收入主要特点的群体效应。

实施试点计划的动机应该是要强化自由、社会正义和经济安全感，而若要测试行为层面，可能需要进行其他干预。如果一个试点计划在自由方面让步，而且侵犯到社会正义与经济安全感原则，就应该拒绝实施。

注释：

[1].For a set of th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Geneva Congress of 2002, see G.Standing (ed.) (2004), Promoting Income Security as a Right: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London: Anthem Press. Other papers can be found on the BIEN website: http://basicincome.org/research/.

[2].J.Thornhill and R.Atkins (2016),‘Universal basic income: Money for nothing’, Financial Times, 26 May.

[3].E.Forget (2011), ‘The town with no poverty: The health effects of a Canadian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field experiment’, Canadian Public Policy, 37(3), pp.283-305. D.Calnitsky (2016), ‘“More normal than welfare”: The Mincome experiment, stigma, and community experience’,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53(1), pp.26-71.

[4].T.Skocpol (1991), ‘Targeting within universalism: Politically viable policies to combat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Jencks and P.E.Peterson (eds.), The Urban Underclas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p.411-36.

[5].Forget, ‘The town with no poverty’.

[6].Calnitsky, ‘“More normal than welfare” ’.

[7].R.Akee, E.Simeonova, E.J.Costello and W.Copeland (2015), ‘How does household income affect chil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behaviors?’. NBER Working Paper 21562.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21562.

[8].L.Kalliomaa-Puha, A.-K.Tuovinen and O.Kangas (2016), ‘The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in Finland’,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Law, 23(2), pp.75-91.

[9].O.Kangas (2016), From Idea to Experiment: Report on Universal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in Finland. KELA Working Paper 106. Helsinki: KELA.

[10].L.Groot and T.Verlaat (2016),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Utrecht andWagenengen experiments’. Utrecht: Utrecht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ugust.

[11].Cited in F.Barnhoorn (2016), ‘Netherlands: Design of BI experiments proposed’, Basic Income News, 26 October.

[12].H.D.Segal (2016), Finding a Better Way: A Basic Income Pilot Project for Ontario-A Discussion Paper. https://www.ontario.ca/page/findingbetter-way-basic-income-pilot-project-ontario.

[13].Government of Ontario (2016), Consultation Guide for the Basic Income Pilot Project. https://www.ontario.ca/page/consultation-guide-basic-incomepilot-project.

[14].笔者曾因这个专案而获邀加入国际顾问委员会（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15].S.Altman (2016), ‘Basic income’, Y Combinator blog, 27 January. https://blog.ycombinator.com/basic-income/.

[16].J.Haushofer and J.Shapiro (2016), ‘The short-term impact of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to the poor: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Keny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uly.

[17].K.McFarland (2016), ‘Brazil: Basic income startup gives “lifetime basic incomes” to villagers’, Basic Income News, 23 December.

[18].The Economist (2012), ‘Free exchange: Hope springs a trap’, The Economist, 12 May.

[19].S.De Mel, D.McKenzie and C.Woodruff (2012), ‘One-time transfers of cash or capital have long-lasting effects on microenterprises in Sri Lanka’, Science, 24 February.

[20].C.Blattman, N.Fiala and S.Martinez (2013),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turns to cash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a Ugandan aid program’. CEGA Working Paper. Berkeley: Centre for Effective Global A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pril. http://cega.berkeley.edu/assets/cega_events/53/WGAPE_Sp2013_Blattman.pdf.

“我们的基本功能是要发展现有政策的各种替代方案，接着保持那些方案的活力和有效性，直到政治不可能变成政治必然为止。”

——米尔顿·弗里德曼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Franklin D.Roosevelt）有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州议会代表团带着一份政策提案到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他听完简报后说：“好，我已经被你们说服。现在你们可以回去开始施压，敦促我实施这个政策。”如果没有长期不断的政治压力，根本的社会变迁鲜少会发生。在众多政治人物当中，有智慧的领袖少之又少，政策领袖也不多，只不过，他们总是会等到某些政策开始运行后，再用尽全力将一切功劳归给自己。总之，政治人物当中鲜少人有勇气出面带头。

压力至关重要。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错失了一个促进基本收入的大好机会，而那次事件的一个教诲是——大众的压力在某个关键时刻爆发，促使民主党内较保守的势力得以扼杀那个创议。

如今实施基本收入制度的主要障碍和政治考量有关，而非经济或哲学考量。然而，这样的状况正快速改变。很多新政党已将基本收入列入它们的宣言，某些历史悠久的政党也纷纷努力将基本收入纳入其政党平台，或者承诺将实施试点计划。这些政党包括英国与新西兰的工党、苏格兰的民族党，多数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捷克共和国、芬兰、爱尔兰、日本、荷兰、挪威和美国）的绿党，以及各国的海盗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冰岛的海盗党。

以英国来说，保守党对此还是显得兴趣缺乏，工党领袖杰里米·柯宾和工党的影子财政部长约翰·麦克唐纳则支持试行这个概念，而柯宾之前的工党主席艾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亦然；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已将基本收入纳入其政策平台，还有几个省的省长挺身支持基本收入；诚如先前提到的，芬兰总理已专案提拨一笔资金作为试点计划的财源，在法国，资深政治人物的言谈之间也支持基本收入，包括前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另外，社会主义党也推选了基本收入倡议者贝诺瓦·阿蒙（Benoît Hamon）担任该党在2017年4月总统大选中的总统候选人；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的某些派系要求必须实施基本收入；另外，丹麦的另选党（Alternativet）与波兰的协力党（Razem）亦然。总之，各地人民组成了代表危产阶级的新政党。这一切反映出一种认同基本收入合法性的全新意念，因此，我们不能再将基本收入视为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乌托邦思想。

与此同时，随着政治对话变得愈来愈开放，多项意见调查显示有愈来愈多人知道基本收入的意义。2016年，位于柏林的达利亚研究公司（Dalia Research）所进行的一份跨欧盟意见调查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支持基本收入，只有24%的受访者反对，剩下的则不置可否。

最重要的是，各种主张实施基本收入的提案开始被纳入政治议程，因为其他理当能提供社会保障的政策几经试验后，多半因其各自的问题而失败，而且迟迟无法解决愈来愈严重的贫富差距及经济不安全感等问题。非但如此，这些政策还涉及愈来愈卑鄙的政府干预，一如各式各样电视节目与肯·洛奇（Ken Loach）执导的《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等惊悚电影所揭露的状况。财力调查、惩罚、将弱势者妖魔化为“懒虫”（或更难听的字眼）等社会保障政策并没有成功，相反地，那种政策让所有人蒙羞。

当初提倡这类偏执政策的政党多半对基本收入抱持防备态度，不过，由于他们提出的政策处方不断失败，而且充其量只能解决20世纪的问题，完全无法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所以，他们最后当然也落得名誉扫地，不再受信任。

他们可以用愈来愈严格的惩罚、不走合法诉讼程序、“轻推”政策以及劳动福利计划等来逃避他们应负的政治使命，因为以前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只有极少数的“其他人”是这类计划锁定的救助目标。不过，当那极少数“其他人”成为一大群人——换言之，有更多人靠近那个群体的标准或快变得和他们一样，救助政策的不足与不公平就变得一览无遗。

因此，随着捍卫现有政策的力量和这些政策所展现出来的趋势，因负面证据与事态的累积而逐渐式微，基本收入概念的合法性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刻都更强大。这是进步的两项必要条件，不过，只有这两个条件并不保证必然能实现进步。

“如果我要到那里，我不会从这里开始。”

——爱尔兰笑话

要迈向以基本收入作为收入分配新制度支柱的未来，必须先找到一个方法解决现有制度过于错综复杂的问题（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制度的结果显得特别徒劳无功）。举个例子，美国政府共管理一百二十六个联邦福利计划，而这些计划对于资格权利、条件限制、发放期间或撤销规定等，都没有通用的规定，另外，美国的五十个州还各自有额外的计划。而以英国来说，苏格兰民族党议员罗尼·考恩（Ronnie Cowan）在2016年9月一场有关基本收入的下议院辩论中，贴切形容了现有制度：

如果有人给我们每人一张纸，要求每个人设计一套福利制度，没有人——真的是没有人——会设计出我们现行的制度。现有的那些制度需要成千上万张纸才设计得出来，而且最后的结果将会成为一盘由众多堕落专案、执行成效不彰且不认真的概念，以及极端复杂的制度所组成的大杂烩，最后导致最需要它的人大失所望。[1]

要解决这个乱象，需要一个积极追求可持续性策略、能承受必然挫折且政治决心坚强的政府。时运不济的英国前就业及退休保障部部长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尝试将多项财力调查津贴简化并合并为单一全民福利救济金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阵痛，或许可作为某种殷鉴，供世人了解怎样推动基本收入才是最好（或最不好）的。

尤金·德·威斯佩拉尔（Jurgen De Wispelaere）与乔什·安东尼奥·诺古尔拉（José Antonio Noguera）将相关的政治障碍区分成三个重叠的挑战，这样的分析很有帮助。[2]首先是取得政治可行性的挑战。一定要建立支持基本收入的政治联盟，而且这些联盟的势力必须非常强大，不能只是基于一时权宜的心态而组成的乌合之众。支持基本收入的人必须将基本收入纳为自身意识形态或策略议程中的一环，而政治联盟的成员必须拥有参与可持续性政治运动的能量，有时甚至得暂时放下彼此对基本收入的分歧，如对设计特色或分阶段改革时间表等方面。我们建议自由至上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或说平等主义者——在面对基本收入议题时，都应该强调彼此都支持的概念，同时设法淡化双方的分歧。

第二个挑战是阐述制度可行性的挑战。如果一般认为实施基本收入有造成行政混乱的风险，不想走出舒适圈的官僚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让整个改革失去合法性。所以，改革者一定要设法防止那种情况发生。

第三个挑战是实现心理可行性的挑战。政策制定者必须取得广泛大众对基本收入的社会接受度，或者至少要让大众有意愿公平试验这种改革。这势必代表政策当局必须展开一场有智慧的游说活动，解释相关改革的价值与其原则。改革者必须能够先排除反对者势必将针对缺乏“互惠”、财政负担能力、诱发懒惰、“不劳而获”以及发钱给没资格领取或不贫穷的人等问题而提出的嘲弄。

就这个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改革者必须勇敢正视以下问题：一般公民的税赋可能因基本收入的发放而加重，换言之，一般人将因帮某些依赖他们维生的人买单而被牺牲。右翼媒体可能会刊登穷人因基本收入而恣意享受生活的报道，并进而将那类报道用来作为“基本收入鼓励穷人利用‘纳税人’血汗钱从事放荡行为”的证据。悲哀的是，统计证据将不足以抑制那种偏激报章杂志的行为。我们可以在势必会发生那类偶发事件的学习过程中，纳入某种先发制人的策略，借以防杜那种情况。不过，更好的做法是说明基本收入的财源来自“资本”或各种形式的租金，而非增税，因为这么一来，媒体就无法将基本收入污名化为政府为了帮某甲买单而对某乙课税的政策。

这些挑战透露了一件事：将基本收入打造为某种社会红利与争取社会正义、自由与基本安全感的较好工具（而非解决贫困问题的工具），在政治上会比较站得住脚。另外，我们可以用另一个修辞学上的正当理由来支持基本收入：它是应对科技进展对职业与就业市场的潜在大规模破坏的策略性防范准备（strategic preparedness）；这种策略性准备和军事防御政策、灾难防范准备以及减缓气候变迁的对策等类似。历史上充斥着政治人物反应过慢的案例，而这是提早采取合理行动的好机会。

若要引领政治辩论向前推进，也必须辨识出哪些群体最可能支持基本收入，哪些又最可能反对。当局必须说服前者将基本收入列为其大众运动的优先事项，并说服他们与其他支持者合作。当今这些支持群体包括代表伤残者、性别平权主义者、游民、各种生态利害团体的非政府组织、某些工会、学生与青年、艺术家甚至医疗机构。

反对者包括很多社会民主主义者、改革社会主义者以及传统的工会主义者，他们到现在还是相信，若要创造更好的社会，就必须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全职的工作。他们对所有通过舍弃无用劳动来让人民拥有更多自由的政策抱持猜疑态度，也怀疑基本收入的倡议者居心不良，认为这些倡议者打算摧毁福利国家或福利国家仅剩的资源。不管自由至上主义阵营的基本收入支持者怀抱什么愿望，我们还是必须尊重反对者的这种心境，只不过，也要坚定地加以反驳。

一种回应这些疑虑的方式，是向他们证明上述的担忧心理没有根据。诚如心理学实验所示，如果基本安全感能鼓励人们变得更讲求利他主义以及社会连带主义（彼此间更休戚与共），基本收入制度应该就能强化全体大众的决心，努力捍卫具有社会连带效果的社会政策。当然，光是那个影响并不足够。独立于基本收入之外，我们也必须为特定公共服务或津贴的优点辩护。没有理由假设获得基本收入保障的人就不会想要捍卫公共服务。

以美国来说，2016年6月全国基本收入运动（National Campaign for Basic Income，简称NCBI）创始后，公共辩论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NCBI补强了现有的美国基本收入保证网络（US Basic Income Guarantee Network，简称USBIG，该网络主要是促进研究与资讯传递），它是根据美国税法成立的“527”机构，这类机构可以为了达到影响选举与政策制定的目标而成立政治联盟，并参与直接的政治行动。[3]

前美国工会领袖安迪·斯特恩也若有所思地说，倡议基本收入的相关势力有可能积蓄和20世纪30年代汤森社（Townsend Clubs）动员支持社会安全制度相当的政治压力。[4]他希望某些市长和和州长能要求取得筹办试点计划的联邦豁免权。代表美国一万九千个城市和城镇的国家城市联盟（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的一份报告也建议各个城市研究基本收入。[5]

与此同时，一个初具影响力的运动——珍惜黑人生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由超过五十个组织联盟而成）——在2016年8月发表了一个“官方平台”，提出多项要求，包括全民基本收入（UBI）的实施。它也主张应发放额外的金额（某种增额UBI）给美国的黑人，作为对殖民主义、奴隶制与现代大众监狱大量监禁年轻黑人现象的伤害赔偿。虽然该平台并未为这个具体的要求背书（因为实务上非常难以公平管理），但它终究要求当局赔偿过去的种种不公不义，这和第二章提到的米德尔斯堡故事大致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欧洲，来自大众的压力较大，而这股压力因新政党、持续迎接新成员的全国性网络与诸如年度基本收入周活动等新创议的兴起而变得更强大。工会和危产群体也开始发声，要求发放基本收入。2016年6月，英国的总工会实体——工会大会（Trades Union Congress，简称TUC）投票支持以下为基本收入原则背书的动议：

本大会相信TUC应该支持一个以对个人支付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为基础并与现行各式公共服务和儿童保育规定互补的进步制度，相较愈来愈有惩罚性且惯于污名化津贴申请者的现行制度，新制度更易于管理和让人们依循。惩罚性的管理使人因琐碎的原因而陷入贫困。大会认识到需要补充津贴来帮助低收入且高住房花费的人群解决住房危机，并且伤残者将一直需要补充津贴。将现有制度转型为任何纳入上述原则的新制度，应当要让较低收入人群的日子变得更好过。

这则获投票通过的动议或许不算是一个完全的背书，但它指出了一个位居领导地位的“劳动主义”实体如何小心翼翼地往基本收入的目标前进，并正确理解保留其他公共服务与补充收入之必要性。TUC的力量与影响力或许大不如前，但它的这个转变对英国境内倡议或支持基本收入原则的众多实体来说，实在是一股令人欣喜的助力。

我呼吁所有支持基本收入的实体都加入这样一个施压团体。荷兰的所谓“基础团队”（Basisteams）或许堪称一个大有可为的模型，该国的地方团体承诺向它们所处的社区宣扬基本收入的相关信息。眼前的问题绝非我们对基本收入的认识不足。就目前的状况来说，最重大的挑战是如何从前面篇幅的众多理论基础中，找出实施基本收入的最佳正当理由，而另一个挑战则是要如何行使必要的大众压力，就这方面来说，过去从未成为王牌的某个理论基础目前有可能开始发挥它的影响力。

世界上最强大的莫过于一个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状态的概念。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犯罪史》（The History of A Crime）

有史以来第一次，基本收入相关政策终于成了迫切的政治要务。这样的政策有可能减轻经济与社会不安全感的慢性病症——这种病症是导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民粹造反运动，以及欧洲及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者与极右派运动兴起的根本因素。不过，众人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本土文化保护者民粹主义并没有有效方法可解决缺乏安全感的问题。限制移民与设置贸易障碍，最后反将伤害民粹主义者声称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人。

这样的状况可能为基本收入开启全新的政治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新中间路线阵营的胆怯让他们不愿思考基本收入的可行性。举个例子，败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演说时表示，她还没做好“朝基本收入迈进”的准备。相反地，在民主党提名阶段被她击败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则表示，他对这个概念怀抱“绝对的认同感”。

在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承诺让就业机会回流美国并阻止美国企业将就业机会转移到海外，使他赢得总统选举。然而，保护主义对策的实施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自动化进程因而将加速，下一个替罪羊将是“让美国工人失去美国就业机会”的机器人。到时候，或许基本收入的概念又会默默地成为政策选项之一。

虽然有很多理由对所谓“科技反乌托邦”之类的预测抱持怀疑的态度（这样的预测已促使很多高科技财阀出面支持基本收入），但这样的预测可能是一个策动大众压力与政治行动的强烈要素。不管就业机会是否将减少，机器人大军无疑会导致缺乏安全感与贫富差距的情况变得雪上加霜。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制度至少将能部分矫正那个问题，目前也有愈来愈多的评论家认同这个观点。[6]举个例子，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与执行董事长暨《第四次工业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作者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表示，以基本收入来作为应对劳动市场崩裂的对策，“表面上说得通”。[7]

奥巴马总统曾在他总统任期结束前不久的一场访问中表示，全民基本收入将成为“未来十至二十年间最众所周知的一个辩论主题”，他提到：“毋庸置疑……随着AI（人工职能）的整合度进一步提升，社会可能变得更加富裕，生产与分配之间、工作量与收入高低之间的联结会变得愈来愈薄弱。”[8]

基本收入在道德与哲学上的正当理由一向广受肯定——即社会正义、自由与经济安全感，这三者是所有文明社会启蒙价值的根本要素，它们明显息息相关，而且最终来说，这些都来自人类的“共情情操”。“共情”这种情操能够区别进步心灵与退步心灵，是来自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的一种强烈的信仰。它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而且它认同只要不蓄意或粗心伤害他人，每个人都有权依照自身的愿望生活。在当前独裁主义与温和专制主义当道的情况下，捍卫这些价值观或许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必须体认到，这也代表对强大的“食利者资本主义”（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占有主流地位的政策和基本意识形态而兴起）的一种根本改革。

在那样的背景之下，进行任何重大社会改革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厘清要如何找出一个能大幅改变现有局面的可行方法。的确，我们需要发挥非常大的想象力，才有办法假想出一个更好的未来，因此，当局可以不负责任地把转型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障碍宣传为无法突破的。但相信不用多久，危产阶级与他们周遭的人愈来愈高涨的政治愤怒，有可能让基本收入成为所有积极寻求连任的政府不得不履行的迫切政治要务。某些人或许会希望政治人物能怀抱更高尚的动机来推动基本收入，但事实将证明，抱持权宜心态的成分可能非常明显。

所以，如何才能顺利脱离今日这种复杂、主要以财力调查为基础且设下众多行为条件限制的制度，改用一个以基本收入为支柱的社会保障制度？[9]我们唯一确切知道的是，没有任何理想或最佳方法可达成这个目标。不管是在哪一个社会，这个方法部分取决于经济体系的结构与旧福利制度的结构。我们建议的方法包括：为每一个人建立“部分基本收入”，最初先从某个低基础开始，或者先针对某些精选的群体实施基本收入，再渐进式地扩大适用到其他人。

有人为南非详细研拟了第二个策略。[10]悲哀的是，那些建议并没有获得遵行。不过，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现金转移计划应该也是依据上述循序渐进的默契在执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巴西通过它的“家庭津贴”实施的计划（目前这个计划的领取人数超过八千万人），另外还有墨西哥的“机会计划”。这些计划促进了非提拨型现金转移的转汇，且使得支付现金（而不是采用较温和专制主义型的补贴）的做法得以合法化。

更广泛来说，主要的选项要不是完全取代现有的社会保障（某些人这么建议，尤其是美国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就是得在现有的社会保障计划之外，建立一个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制度，再逐步将这两者融合成为一个多面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基本收入是最低保障。[11]以工业国家来说，第二个做法的未来发展性相对较乐观。

到时候，财力调查与行为调查式津贴计划将随着时间而分阶段退场，而原本分配到这些计划的资金，就可用来作为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的基金。换言之，目前领取津贴的人一定不会过得比领取津贴以前差；财力调查式津贴将继续发放（不过，若将社会红利计入，未来仰赖这类津贴的家庭数将稳定减少），直到红利发放金额达到这些津贴可被取代的水平为止。

以英国及其他住宅市场遭到扭曲的其他国家来说，财力调查式住宅相关补贴可能必须继续发放，换言之，应该个别解决房市的问题。然而，失业者行为调查以及伤残者工作能力调查则应该迅速废除。应该考量伤残者较高的生活成本与较少的赚钱机会，发给补充津贴。

政治人物可以引用托马斯·潘恩的论述，来说明为什么要实施社会红利制度（开办初期的发放金额必须相当节制）：这等于是将整个社会与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返还给我们——包括来自私人所有权或因开发有形、金融与知识产权而产生的租金收入。

就第二层补贴来说，可以在社会红利之外，加发一种“稳定补助金”（stabilization grant），这种补助金可以随着经济现状起伏，在经济衰退期发放多一点，而在景气繁荣期少发一点，一如第五章所描述。

社会红利和加发稳定补助金的部分，可以根据国民收入与经济成长率的变化进行调整，相关金额的高低由独立的基本收入委员会或社会红利委员会来设定。这种委员会的成员可以聘请各个议会里的中间派议员来担任，这样社会红利政策就能免于受党派政治的影响，同时降低该政策被用来达成政党政治目的的风险。

第三层津贴将是“社会保险”津贴，用以应对诸如生病、非自愿失业与怀孕等或有风险。然而，和现有提拨制度不同的是，这类津贴支付将和过往的保险金提拨纪录无关。取而代之地，为了重新建立社会连带主义的休戚与共风气，收入高于基本收入水平（或另行制定高一点的最低水平）的每一个人，都将缴纳特定百分比的收入来作为社会保险的提拨款。

这些提拨款可以依据现行方式，拨入某个社会保险基金，也可以纳入总税收，但在税收报表上以一个独立项目加以列示。通过这个方式，较不可能使用那类津贴的人，将会交叉补贴可能较需要的人，换言之，这和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始概念相同。最后，在这层津贴之上，还可以再纳入一些民间自愿性计划，包括企业退休金计划等，供想要获得额外保险的人使用。

面临快速、深刻且连续的技术变革冲击，21世纪的开放市场经济体系无论是在经济、社会或政治上都饱受威胁，而上述制度将是一个首尾一贯的实用制度，它不会太过基进，也不会太过笨重，有助于对抗21世纪开放市场经济体系必然产生的经济不安全感问题。

将基本收入概念塑造为社会红利可能是未来政治上较可行的路线，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是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第二个理由是，要克服外界对财政负担能力及基本收入对工作与劳动的影响的成见，可以说极度困难。若能导入初期发放金额较低（该金额无法满足多数人的物质需求）的全民社会红利制度，它就不太会因经济不可行等理由而被驳回，而且让政治人物有时间慢慢凝聚共识，并进一步支持更积极的方案。

和财力调查式津贴不同的是，基本收入的普及性本身有可能吸引到广泛的政治支持。它的目标相当符合“激进”（radical）这个词的优良本意——它希望改善贫富差距、缺乏正义与经济不安全感等问题，并以各种极端不同的哲学传统出身的思想家都能认同的方法来促进共和主义式自由。另外，它不考虑众人不同的最终目标（目标不同乃因政治与意识形态差异而起），所以应该也很务实。而且，它将能回避长期以来不断反驳却依旧无法平息的标准反对意见——最显而易见的是“财政无法负担基本收入，而且将降低劳动与工作的诱因”。

改革者可以先表明他们带领社会走向尽可能消弭经济不安全感的长期理想，并补充接下来必须等待新的民选代表来完成这项计划。借由这个手段，就能反制批评基本收入鲁莽且不可信的保守或反动声浪。

成立民主主权基金或资本基金——有点像将资本部分社会化——可以让这条社会红利路线变得更加稳固，只不过，我们可以找出另一个能避免升高意识形态怒气的用语，例如共享资本存托（Commons Capital Depository）[12]。这个基金可以通过向食利者的收入课税（或共享）的方式建立，另外可以再借由碳税、金融交易税和其他“绿色”财政政策等来扩大基金的规模。除了这两个结构性改革，还可以向每个公民与有资格的合法居民发放一种“社会红利卡”。到那个时点，我们可能就能向威廉·莫里斯的遗志眨眨眼，以另一个名义达成目标。

政治人物必须找出一个或几个适用于不同群体的基本收入框架建构方法，用以迎战媒体与当权者的迂回批评（其中多数人打从一出生所获得的财富就超过基本收入的相当金额）。反对者一定会继续使用互惠主义之类的诡辩——当然，所有人都不该怀抱不劳而获的想法，问题是，他们有针对继承而来的财富提出这样的要求吗？

他们当然还是会继续描绘基本收入领取人懒惰、依赖、向人乞讨等之类的形象，同时愉悦地报道懒惰富人们的狂欢聚会。另外，如果有任何政策制定者或政治人物提议由富人缴纳更多税金，或放弃某些租税特权来筹集基本收入的财源，他们就会马上不平地跳脚，但若政策当局为了帮有钱人减税而降低社会津贴与公共服务等支出，他们又闷不吭声。

这种双重标准和先前对社会进步（social progressive）概念的批评相互呼应。不过，基本收入的倡议者应该更有信心接受挑战。我们必须强调这是演化，而非“革命”。此外，几乎所有人都开始体认到，20世纪的收入分配制度已经瓦解，所以，除非进行根本的变革，否则将会有愈来愈多人承受慢性的社会与经济不安全感的折磨，而这一切都暗示着政治的不稳定以及朝极端偏移的趋势。

支持基本收入的除了以上几个有益的理由，另外还有几个令人悸动的理由：基本收入有促进全面自由及社会正义的潜力，也可能促使人更重视工作与休闲的价值，克服劳动与消费的支配力量。

“这是变革的时代（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鲍勃·迪伦（Bob Dylan）如此唱着。的确，时间会改变成功的概率。诚如托马斯·潘恩在他1776年的划时代著作《常识》的引言中所表达的名句：“时间比说理更能令人回心转意。”实施基本收入或社会红利的时候已然来临。

注释：

[1].Hansard, 14 September 2016.

[2].J.De Wispelaere and J.A.Noguera (2012), ‘On the political feasibility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An analytic framework’, in R.Caputo (ed.), Basic Income Guarantee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Viability of Income Guarantee.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p.17-38.

[3].Those interesting in joining can email: contact@nc4bi.org.

[4].A.Stern (2016), 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5].N.DuPuis, B.Rainwater and E.Stahl (2016), The Future of Work in Citi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 Center for City Solutions and Applied Research.

[6].M.Bittman (2015), ‘Why not Utopia?’, New York Times, Sunday Review, 20 March.

[7].H.Koch and J.Quoos (2017), ‘Schwab: “Gewinner mussen mit Verlierern solidarisch sein” ’, Hamburger Abendblatt, 9 January.

[8].S.Dadich (2016), ‘Barack Obama, neural nets, self-driving cars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Wired, October. https://www.wired.com/2016/10/president-obama-mit-joi-ito-interview/.

[9].The best general treatment is Caputo, Basic Income Guarantee and Politics.

[10].V.Taylor et al. (2002),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Social Security. Cape Town: Depart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South Africa. M.Samson and G.Standing (eds.) (2003), A Basic Income Grant for South Africa. Cape Tow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Press.

[11].英国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已提议用发放给所有达到特定条件的个人税额抵减来逐步取代个人免税额，那将和财力调查式的统一福利救济金并行。虽然费边社尚未替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背书，却也承认这是实施基本收入的可能路线。A.Harrop (2016), For Us All: Redesigning Social Security for the 2020s. London: Fabian Society.

[12].Y.Varoufakis (2016), ‘The universal right to capital income’, Project Syndicate, 31 October.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print/basic-income-funded-by-capital-income-by-yanis-varoufakis-2016-10.

虽然某些基本收入倡议者如菲利普·范·帕雷斯认为没必要实施试点计划，但从很多方面来说，试点计划可能是有用的，它的好处包括评估：

a.实施的流程

b.对态度的影响

c.对行为的影响

d.其他能强化正面效应并减弱或避免潜在负面效应的制度或政策变革

要求实施一项政策前必须先有实证结果实属公允，但设计、管理每一个实验及分析实验所产生的数据的人，都必须怀抱谦卑的心。每一个试点计划都各有缺点，没有一个试点计划是完美的，也不可能完美。而且，试点计划的瑕疵不该成为改革的障碍。试点计划比较适合用来揭露某个干预行动如何与为何无法产生作用，而非是否能产生作用。[1]

以下这个显而易见的历史实例可清楚阐明上述的危险。在19世纪奴隶制时代即将被终结的那段日子，某些辩解者主张没有证据可证明解放奴隶将为经济、生产或奴隶本身带来可持续的利益。黑人和废奴主义者对此的答复是：自由应先来到，因此应该提供可用的资源让解放运动产生效用。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判断每一个试点计划是否有助于证实或否定各种假说、成见和直觉。而如果要扩大实施试点计划，就应该尽可能遵守客观原则，以下是客观原则的汇总：

要测试“正牌”基本收入的成效，试点计划的支付金额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色：

·支付金额必须是基本的，对领取人而言必须称得上有意义，够充足，但又不能高到足以提供全面的安全感。

·这笔收入必须以现金或能轻易转换成现金的形式支付，例如通过银行账户、智慧卡或手机等形式支付。这项支付必须是定期、可预测且稳定的，最好是每个月支付，且延续一段时间。这项支付不应该整笔发放，主要的原因是这么做会产生“意志力薄弱”效应。

·基本收入应该是全民的，发放给所有一开始就经常性居住在试点计划社区的人。全民发放的好处是能观察到群体效应，包括非经济性效应，另外，基本收入也必须是不可撤销的。

·因此，基本收入不应该是目标锁定型的支付。基本收入不该只发放给被视为“穷人”的人，不管穷人的定义为何。基本收入的目的是要作为一种权利，而权利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此外，财力调查不公平且倾向于发生谬误，而目标锁定则会制造贫困陷阱。

·因此，基本收入的发放不能有选择性。若只发放给某个“理应得到”的群体而不发给另一个群体，可能会让被选上的群体承受要和其他群体分享的压力，结果导致基本收入的效应遭到稀释。只发放给为人母者的收入可能会使家庭内部的关系趋于紧张。

·基本收入必须是无条件限制的，不能要求领取人从事某些事先具体设定的行为。

·基本收入必须发放给个人，而且平均支付给每一个男性或女性。基本收入保障是一种个人权利，所以不应该适用“家庭”或“家户”概念，因为家庭或家户的规模与组成模式，有可能受这项政策本身的影响。对孩童或因为伤残或缺陷的缘故而没有谋生能力的成年人发放的基本收入，可以指定某个代理人（surrogate，如孩童由妈妈代领）来代表他们领取。

·试点计划展开或实施期间，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其他政策变革，唯有如此，才能公正评估该试点计划的影响。

如果某个基本收入试点计划基于资源限制或其他因素，只采用上述部分条件来测试某些特质的有效性，或许是可接受的，但研究人员在评估结果时，必须体认到该试点计划的设计和全面或正式的基本收入设计有所差异。

试点计划的设计一定要清晰，且必须具备能可持续实施的特质，这是必要的条件，但也很容易被忽略——这是某个设计会被采纳，而其他替代的可行设计却未被采纳的原因。上述第一个原则提到的所有层面都应该适用这个原则，尤其是基本收入的金额以及试点计划的延续期间。试点计划开始设计后，就必须详细记录该设计的所有特质。为了确保可持续性，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工作计划与适当的预算规划。

一旦一个试点计划开始实施，除非必要，否则不应该随意更改它的设计。

如果试点计划的规模非常大，就不可能合理地善加管理，但如果规模过小，又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基本收入实验。行为与态度变化有可能是趋势性的，某些人改变，某些人会犹豫，某些人则不改变。假设效果（hypothetical effects）通常只对选择样本（青少年、伤残人士等）中的某些人有意义。所以，试点计划必须涵盖具备各种潜在利害特质的足够人数，统计人员才有办法有效推估计划本身的影响（或没有影响）。样本规模应该要至少涵盖一千人，样本更大会更好，这是一个普遍准则。

显然试点计划的持续期间不能太过短暂，否则它会变得像一次性的资本补助金。基本收入的影响会随着人们的学习与适应而逐渐浮现，这需要时间慢慢酝酿。不过，刚开始领取补助金时，或许会产生某种冲击效应（impact effect），而随着个人开始习惯领取基本收入后，又会产生同化效应（assimilation effect）。另外还可能在某些层面分别产生渐退效应（wearing off effect），还有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基于上述种种理由，试点计划的持续期间应该超过一年，两年堪称合理，不过，某些人可能会主张应实施更久。

专案疲劳（project fatigue）要素是务实的考量之一，这个要素很容易因最初的满腔热忱而被忽略。然而，所有试点计划都牵涉到定期的评估，所以必须建立并维护一整个研究人员和现场调查人员团队。另外还会有受访者疲劳（respondent fatigue）问题，因为在评估试点计划的成果时，必须询问受访者很多问题，或以某种方式观察这些受访人，因此难免产生受访者疲劳现象。就这个层面与其他几个层面来说，求好心切的态度反而有可能会坏了大事。

试点计划的设计必须是可复制且可扩大实施的，换言之，类似的试点计划必须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实施，而且原则上应该要可以将试点计划扩大实施到一个较大的社区，甚至普遍在全国各地实施。

要判断基本收入的影响，就必须针对各项结果进行比较，包括比较领取基本收入前后（也就是“治疗”开始的前后）的行为与态度是否有差异，同时也要和“对照组”比较，所谓对照组就是没有获得这项“治疗”或处于政策实施范围以外的类似群体。进行对照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各项结果导因于基本收入的发放，而非外部变化所造成。

虽然目前随机对照试验成为时尚，但用于评估基本收入的成效时，这种试验还是无法突破一些极限。顾名思义，随机对照试验的根本原则是，获得“治疗”的人应该以“随机”的方式，从较广大的人口中挑选，且对照组里的人也应该“随机”选出。这通常代表要列出某个区域的家庭，并从中撷取出一个样本，让某个家庭（或某个家庭里的个人）获得领取基本收入的机会，而邻居则未必能获得这个机会。

这么做除了有衍生社区内与家庭内部紧张关系的风险，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家庭与家庭之间还有家庭成员之间，有可能以非随机的方式分享基本收入。这样的发展将否定基本收入的普及性，稀释它的影响，同时导致结果更难以有效评估。以印度中央邦的试点计划来说，实验者在某个广大区域内随机选择20个类似的村庄，其中8个村庄的每个居民都领到基本收入，而剩下的12个村庄则没有任何居民领取基本收入。唯有这样的做法才让实验者得以探讨各种不同的影响，包括个体层面以及群体层面——包括态度与行为的改变。

为达到正确评估的目的，必须先进行社区背景人口普查或调查，才能就试点计划将要评估的所有层面，取得潜在受访者的详细资讯。（如果预定选择的样本很大，人口普查就不可行。）另一份以收集社区结构性特质的数据为目的的社区背景调查（人口结构、基础建设、与学校和医疗院所的距离等），可补足上述背景调查的不足。这两种调查的目的都是要找出基本收入的影响产生前就已存在的条件限制、行为和态度。

在收集背景调查的数据时，最好不要向现金转移的目标领取人说明相关的计划，虽然如果他们知道这些计划，在接受调查时可能会比较合作。

由于评估者事先不会知道基本收入将产生什么样的效应，而且无法肯定地预见到所有的可能影响，所以背景调查必须收集非常丰富的数据。应该在第一笔补助金发放前一个月就先进行背景调查，这样才能掌握试点计划实施时既有的普遍形态。

和背景人口普查有关的关键之一是受访者的选择。不同受访者对某些议题的回应可能会有差异，例如访问“一家之主”收入到的回应，有可能不同于另一个家庭成员的回应。所以，我们必须牢记，由于基本收入本质上是对个人发放，故受访者的回答有可能因性别、年龄和其他个人因素而不同。

就理想状态来说，最好是分别针对家庭与每个家庭成员收集背景真实数据。但这么做可能不切实际，而且就现场调查与数据处理的角度来说，成本可能会过高。然而，被选为受访者的女性人数必须要和男性相等。中央邦试点计划就分别针对每个家庭访问了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受访者。

完成背景调查后，我们建议进行一个公开的资讯宣导活动，透过这个活动来解释试点计划实施过程中将会有什么事发生，以便克服人们的疑虑，并确保受访者了解自己将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包括将定期领到一笔收入，且不会被设定支出或行为条件等。

试点计划的目的是要测试各种效应，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计划当中纳入一系列调查项目，首先是背景调查。另一份调查应该是在试点计划展开后约六个月进行，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侦测试点计划对人们行为与态度的影响，接着，每隔六个月左右（取决于试点计划的时间长短）再进行进一步的期中调查。在试点计划结束后，最好是在最后一笔现金转移发放后一个月内，针对当初接受背景调查的那些人和家庭，再进行一次期末评估调查。每一份调查的问卷都应该尽可能采用与背景调查类似的内容，参考期间也应该相似。

虽然评估流程应该以领取基本收入的个人为焦点，但最好也让关键情报提供者参与。应该向地方主管机关、本地的教师、医疗院所人员以及其他了解社区的人收集额外的资讯，请他们提供无法向受访者取得的资讯，以及基本收入对行为的可能影响等。优质的试点计划评估报告，必须以一份结构清晰且以中立方式向关键情报提供者提问的问卷为基础。另外，如果试点计划涵盖好几个社区，这些被选上的区域必须具备类似的结构，尤其考虑到评估作业必须比较基本收入发放区域与对照区域之间的状况，所以，这些区域的结构必须相似，比较才有意义。不过，评估作业的设计应该也要考虑到试点计划实施期间的可能外部变化，例如新学校的兴建或诸如灌溉等计划的导入等，因为这些变化有可能导致一个社区出现结构性转变，导致它和其他社区不再相似。基于这个理由，最好是在每个评估时点进行一份简单的社区调查，以检视是否发生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的结构性转变。

试点计划应该要纳入能衡量与评估它对个人、家庭以及社区之影响（例如经济乘数效果）的适当技术。只观察试点计划对个人的影响，可能会产生误导效果（最显著的例子是只观察对受益者的影响但不考虑无谓影响〔deadweight effects，若某人没有获得补贴，他可能已找到了一份工作〕与替代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s，一个受补贴的人可能替代一个非受补贴的人〕的劳动补贴计划）。

某些最丰富的影响或许是在社区层面，如果不同时加以研究，评估报告有可能会做出以下结论：“由于对个人层面的影响为好（或坏），所以基本收入为好（或坏）。”问题是，基本收入有可能会对个人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群体层面的回馈效应，其中，基本收入倡议者的主张之一是，基本收入将能促进社区内的利他主义和社会责任。

照理说，基本收入会影响行为、生理与情绪上的“幸福感”和态度。所以，一个试点计划的目标不仅是要观察可直接衡量的行为影响，还要纳入额外的疑问，而且要尽可能以中立的方式提问。为了顺利完成量化评估，应该要求受访者在李克特式量表（likert scale）的五个可能的答案中进行选择（例如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不置可否；4.同意；5.非常同意）。

在试点计划开始实施以及背景调查完成前，应该先列出未来将要试验的详细假设清单。以过去很多案例来说，相关单位通常只凭着几个模糊的期待就展开试点计划，那或许导因于他们是在“赶鸭子上架”的情况下实施试点计划，但也或许是因众多彼此矛盾的正面与反面论述所造成的结果。另一个较少被提出的问题是，很多试点计划开始实施时，只有一两个假设等待试验，随机对照试验通常是如此。

让我们看看几个标准的假设：

a.基本收入能让家庭为子女提供更多食物，从而使营养状况及健康状况改善。

b.基本收入能纾解家庭责成孩童从事劳动的压力，从而使孩童上学的概率上升。

c.基本收入让家庭得以偿还债务。

这些假设需要使用到来自背景调查与社区背景调查的基准数据（benchmarkdata）。

接着再看看另一组假设：

d.支付给某甲的基本收入，会促使某乙减少投注在赚取收入的活动的时间，且（或）促使某乙改变他（她）的消费。

e.基本收入计划实施后，以建议领取人如何花费这笔收入为目的的地方团体将会成立。

f.基本收入会促使社群对领取人施压，迫使领取人和社群以外的非领取人分享。

要得知这些间接与外部效应，可能需要领取人、家庭以及家庭以外的人提供资讯。虽然这对家庭背景调查的设计来说隐含许多寓意，它也需要社区层面的基准和监测调查（monitoring survey），而且必须结合试点计划实施期间内所做的家庭与社区评估调查。

接着是和本地经济与本地社区所受影响有关的假设，例如：

g.基本收入计划能使收入分配状况改善，纾解贫富差距问题，而且不仅是通过单纯增加现金转移的方式达到这些目的。

h.基本收入促使本地金融机构成立，从而促进金融中介机构的成长。

i.基本收入计划促进了地方商业发展，从而使社区的就业机会增加。

举个例子，假设g是适当评估一套基本收入制度是否有价值的关键。如果试点计划的设计无法评估它本身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就无法评估基本收入的某个关键价值。然而，如果社区里只有少数人能领取基本收入，就完全不可能试验这个关键的假设。所以，基本收入一定要对所有居民发放。

在试点计划展开时制定务实的成本估算是很重要的。要达到正确评估的目的，需要良好的财源筹措与技术专长。而且，除了计算基本收入本身、管理和评估作业等的成本，还另外应针对偶然事件提存一些资金。只要是牵涉到调查作业的实证研究，唯一可确定的规则就是：“错误一定会发生”，那不尽然是因为试点计划的设计或实施产生谬误，而是因为整个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件与逆境。

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有一个必要但非常难以维护的原则：样本必须尽可能维持固定不变。

不管社会拒绝发放基本收入给新移民会多么令人感到遗憾，所有在试点计划开始实施时未被纳入的人，都不应该在后来获得领取的资格，除了新生儿之外。在试点计划开始后才进入社区的移民或海外归国者，不能纳入领取人范围。然而，最好还是将他们纳入调查，因为他们的存在可能会对态度与行为产生应纳入考量的影响。

外移人口是另一个议题，解决方案取决于要测试的假设是什么。以中央邦的试点计划来说，搬走的人不再能领取基本收入。然而，计划在肯尼亚实施的GiveDirectly试点计划，则打算继续发放基本收入给一开始住在基本收入村庄但之后外移的人口，因为该计划要测试的假设之一是“基本收入能鼓励人们搬迁，以寻找有薪工作”。显然在为期较长的试点计划中，势必会有一些人身变故，所以维持样本固定不变的原则鲜少贯彻，不过，重点是要尽可能维持固定不变。

发展中国家所有现金转移计划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缺乏熟练的金融机构，以及人们对银行业务普遍无知。现金转移势必牵涉到某种学习功能，而公共机构方面的失败可能会扭曲基本收入对行为与态度的影响（例如，如果领取人很难将被汇入银行账户的现金提出）。

发放现金的方法有几个，但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重要的议题在于确保领取人能在不经由中介机构（人）参与的情况下直接领到这笔钱。然而，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试点计划必须具备“可复制”与“可扩大实施”等特质，所以另一个问题是，以成本、透明度和使用者友善度来说，哪一个发放现金的方法是能扩大且复制到全国的最理想选项？[2]

虽然现金发放方法的选择将取决于本地情况，但多数试点计划将需要预先在发放成本和发放时间等方面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帮助领取人顺利领到这笔钱，相关的方法包括协助领取人开立银行账户、提供生物辨识智能卡或甚至行动电话，同时设法确保那笔钱能快速且轻易在本地提领等。然而，以监督的目的来说，所有交易都应该通过银行体系进行，而且可能应该通过法律来规范这个要求。

所有通情达理的基本收入倡议者都不认为基本收入将是万灵丹。很多获得基本收入的弱势群体还是难以摆脱弱势状态，一样容易被欺压或剥削。要对抗那种弱势状态，那些弱势群体需要代言人，而这些代言人必须有能力为他们挺身而出，并有效地“发声”。笔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除非基本收入的领取人拥有个别的代言人以及某种形态的集体代言人代为捍卫他们的利益，否则基本收入的效用难以最大化。

社会政策试点计划专案绝对必须将代言人效应列入考虑。代言人可能在实验展开前就已存在，也可能是在实验期间因干预而产生的结果。以纳米比亚的基本收入试点计划来说，在实施后几个月内，村民就自主组成一个委员会，由该委员会针对资金的良善用途提供建议，同时保护较弱势的人，让想占他们便宜的人难以得逞。那对最后的结果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评估团队对相关的正面影响有着强烈的印象，但可惜他们无法明确说明这个影响究竟有多重要。

其他现金转移试点计划也获得了正面的代言人效应：尼加拉瓜的一份研究发现，在拥有相对高比重的“社区领袖”的地区，有条件现金转移的影响比较强大。[3]那类代言人只是可在试点计划中测量的代言人之一，在选择采样区域以及设计评估工具时，还应该将其他类型的代言人列入考量。

注释：

[1].安格斯·迪顿在一篇随机对照试验的评论中强烈阐述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吉姆·赫克曼（Jim Heckman）也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A.Deaton (2008), ‘Instruments of development: Randomization in the tropics, and the search for the elusive key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eynes Lecture, British Academy, 9 October. J.J.Heckman and J.A.Smith (1995), ‘Assessing the case for soci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2), pp.85-115.

[2].For a discussion of the technical issues, see D.Johnson (2008), ‘Case study of the use of smartcards to deliver government benefits in Andra Pradesh, India’. Sri City, Andhra Pradesh, India: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Micro Finance.

[3].K.Macours and R.Vakis (2009), Changing Households’ Investments and Aspirations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ansfer Program.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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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尽管有可能冒昧遗漏曾经影响过我的贵人，我还是要在此感谢长期以来和我并肩为基本收入奋战的几个人，依据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大卫·卡塞萨斯（David Casassas）、萨拉特·达瓦拉（Sarath Davala）、安德莉雅·弗马加利（Andrea Fumagalli）、露易丝·海格（Louise Haagh）、让·希利（Seán Healy）、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瑞娜娜·贾哈瓦拉（Renana Jhabvala）、比尔·乔丹（Bill Jordan）、安妮·米勒（Annie Miller）、英格丽·范·尼柯尔克（Ingrid van Niekerk）、克劳斯·奥弗（Claus Offe）、菲利普·范·派瑞斯（Philippe van Parijs）、布里吉徳·雷诺兹（Brigid Reynolds）、亚历山大·德·鲁（Alexander de Roo）、英诺·施密特（Enno Schmidt，感谢他不辞辛劳地在瑞士公投上所投注的努力）、爱德华多·萨普利希（Eduardo Suplicy，我不只感谢他多次演奏《随风飘摇》〔Blowin' in the Wind〕）、马尔科姆·托瑞（Malcolm Torry）、沃尔特·范·特里尔（Walter van Trier）、扬尼克·范德布鲁特（Yannick Vanderborght）、罗伯特·范德温（Robert van der Veen）、卡尔·魏德奎斯特（Karl Widerquist）、弗朗西斯·威廉姆斯（Frances Williams）、约尔根·德·韦斯普莱尔（Jurgen De Wispelaere）以及山森彻（Toru Yamam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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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在黑暗中

第二章 醒来

第三章 遛狗

第四章 早餐

第五章 在办公室

第六章 家里的问题

第七章 做梦

第八章 度过夜晚

第九章 明天

注释

彩插

缅怀雷格·格林菲尔德（1915—2011）

“你无法用黄油做的刀来切黄油。”

前言

我父亲热衷于将他周围的一切事物拆解开来，研究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像是他的汽车、电视、喷气式发动机，或人的身体和大脑。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会心怀敬畏地思考电的本质、人类的本性、信仰以及那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他的思考不带任何固有的假设，而正是因为没有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父亲才会沉醉于这种智力挑战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正如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曾经说过：“知道一些问题要比知道所有的答案更好。”我认为我肯定很早就沾染上了这种探究并与他人分享问题的单纯的快乐，我此后的学术选择无疑是受此影响而做出的。科学被描述成一系列已知的事物，没有给进一步的思考留下空间：变形虫一分为二；说到蒸馏水就会让人想到按照模版绘制的实验仪器，包括靠笔直的试管连接起来的锥形瓶，却从未有人解释这二者的关系，练习本上只要求把图画得干净整洁，仅此而已；时间和空间的物理现象被浓缩在纸带机中——机器不断打出白色的纸条，纸条上每隔一定间距被打上小圆点。尽管教育在数字时代里发生了变化，但我想，在科学教学中依然有可能向学生展示比那些稀松平常的原理更遥远和不确定的地平线。就我个人而言，一些重大的问题困扰着我们所有人（但可能对于青少年来说更是如此），如发动战争的原因、爱情的本质、自由意志、命运，以及最重要的，自身个体性的本质。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似乎可以在古代世界的历史和文学中找到更好的答案。因此，一沉醉于拉丁文、希腊语、古代历史和数学等维多利亚式的“旧学”，我就怀着巨大的宽慰放弃了科学。

古希腊世界尤其给人提供了探索人类境况中重大问题的机会，而这样做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哲学更普遍的兴趣。然而，我在牛津大学读大一时，被教导对语言要强调所谓的修辞分析。我依然能回忆起，在一个周六的早晨，我坐在博德利图书馆中，一边费力地研读着一整章有关定冠词“the”的内容，一边怀疑自己选错了专业。正因如此，我之后转而学习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心理学专业，并且越来越喜爱偏生理的研究方向。我头一次对一门科学感到着迷，它不只有着单一答案，而且可以用基于经验的研究结论，来回答我还是一个中学女生的时候曾提出过的问题。令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感到惊讶的是，我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神经科学家，这多亏了我之后的导师简·梅兰比（Jane Mellanby）博士以及药理学主任威廉·佩顿（William Paton）教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这便是我异常大脑机制（尤其是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研究生涯的开端。

但早年那种对心灵的痴迷从未消失过，与之相伴的还有对于人类意识那一直悬而未决的困惑：意识是什么？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两个问题或许可以归结为同一个问题。然而，如果某人声称他能回答这一问题，那我应该期待他展示给我什么呢？一只会表演的老鼠？一幅大脑扫描图？或者一个公式？即便是最具猜想性和远见性的情形，也都无法抓住意识的本质，或者说意识最精髓的部分——主观性。因此，除了完成日常的实验工作外，我还经常与哲学家交流，具体来说是现在已故的苏珊·赫尔利（Susan Hurley）。我和苏珊一起组织了一系列在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之间的广泛讨论，并且于1987年出版了这一系列讨论的成果，题为《头脑波纹》（Mindwaves）。这些内容广泛的讨论常常持续到晚上，它对我的吸引力在于，我得知了，某些两个学科共有的话题，如记忆，显然可以通过一系列完全不同的议程、关注重点和视角来探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可能会忽视现象学这个至关重要的主观性，是它让人们给神经科学对意识的探索贴上了“职业局限”（CLM, Career Limiting Move）的标签。

正是对“心灵”和“意识”的主观性的不断反思，促成我之后分别于1995年和2000年创作了《通往心灵中心之旅》（Journey to the Centres of the Mind）和《大脑的隐秘生活》（Tee Private Life of the Brain）两本书。人们可以在“失去理智”的同时保持神志清醒，这使我着迷于以下两个想法：一、“心灵”和“意识”两个词绝不是同义词；二、弄清这两个概念是如何在神经科学的意义上相互关联的可能会使人们取得一些进展。因此，《大脑的隐秘生活》一书主要是一种理论尝试（尽管基于一系列的实证数据），这一理论既包括探索大脑在生理上是如何产生“心灵”和“意识”的，也包括我们如何才能通过将不同的客观事件与其对应的主观性相连接，发展出一套系统来研究这些时而存在关联、时而相互独立的现象。我最后得出结论，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于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一种双语参考系）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如同用生理学术语一样，清晰地用现象学术语来描述它们。

最佳的研究对象既不是宏观层面的某个脑区，也不是微观层面的突触集合，而是一种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人们发现的、在中间水平上的“介观尺度”（meso-scale）大脑活动进程：神经元集合。这种集合有点像将石头扔进水中所产生的涟漪，一旦触发，大量（百万级）的神经元会同时在亚秒级时间水平上产生一连串的活动。这种毫秒级的快速活动意味着我们无法用经典的脑成像技术探查到神经元集合，这使得我们必须依赖诸如血流等间接的测量手段，因此通常只能得到秒级分辨率的数据。然而，随着人们开创性地将电压敏感显像剂引入脑成像领域，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神经元的活动，这使得人们最终可以实时观测到这些脑细胞极其短暂的关联活动。

当我创作《大脑的隐秘生活》一书时，对神经元集合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我无法准确说出它们如何为发展出意识的神经连接理论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事实上，当我回顾这本书的最新版本时，我感到有些困惑，虽然我在书中提到了这一术语，但“集合”一词甚至都没有在索引中被强调。但我现在渴望能从理论走向现实，并在我自己的实验室中开展对神经元集合的监测。通常来讲，阻碍研究进行的困难是无法找到正确的人，当然，还要找到资金。幸运的是，在这项研究中，这些困难并没有我预想的那样严峻。我组内一位名叫艾德·曼（Ed Mann）的才华横溢的研究生，在2001年的夏天主动远赴日本学习光学成像技术，并在市川（Ichikawa）博士的实验室中受到了慷慨的招待，因此当他回到牛津大学后，我们便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研究系统。同样重要的是对高度专业化的设备和之后的实验提供资金支持。这部分资金最初来自辉瑞公司，后续的经费则分别由邓普顿基金、心智科学基金会以及欧洲麻醉学会提供。曾经一度看似不可能的梦想如今变成了现实，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们对许多曾经仅仅是假设的想法进行了检验。正因如此，本书才得以与世人相见。

尽管本书在一些适当的地方，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物理学的新近研究成果或相关内容，但它绝不仅仅是对意识研究领域所做的一个详尽的综述。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加入了更多真实的实验，相比《大脑的隐秘生活》，本书不可避免地有些偏技术性。当然，为了尽可能地帮助一般读者顺畅地阅读本书，我将专业读者可能希望读到的这类内容放在了注释中。

本书的主旨在于倡导一种对意识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的核心假设是，神经元集合可以提供一种描述框架，这种描述框架应该能够让我们将现象学术语和生理学术语对应起来。因此，关于不同主观心理状态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似乎不是某些人认为的实验情境，而是那些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事物：典型的一天中的不同阶段。我们的计划是通过经历生活中一个个“跌宕起伏”的事件——醒来、吃饭、工作、玩耍、遭遇困难以及做梦等——来看一下我们何以可能在大脑中（更确切地说是在神经元集合中），将特定的主观状态与一种截然相异的对客观事件的量化描述建立联系。

由于《大脑的一天》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来自我们正在编写或已经发表的，使用了光学成像技术的文章，因此我想在此感谢那些在这个项目上工作了数年的小组成员，以及我们所引用的出版物的联合作者。此外，我想特别感谢一位新近的研究者斯科特·巴丹（Scott Badin），他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神经元集合研究的精确度，他的工作成果在本书中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也想特别感谢弗朗西斯科·法玛尼（Francesco Fermani）博士，他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我们三人以酒会友，共同度过了许多个愉快的夜晚。法玛尼博士试图在经验数据之上建立数学模型，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对此进行描述。最后，我想特别感谢伊恩·德文希尔（Ian Devonshire）博士，他开发出活体大脑光学成像，让我们不再仅仅是从切片中观察大脑，而且他对本书的成书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参与了本书的事实查证和编辑，以及确保参考文献具有时效性和一定的代表性。

本书得以成书，还多亏了企鹅出版社编辑们的鼎力相助。史蒂芬·麦格拉斯（Stefan McGrath）最初委托我创作这本书，劳拉·斯蒂克尼（Laura Stickney）则不辞辛劳地阅读了一版又一版的草稿，最终由萨拉·戴（Sarah Day）出色地完成了编辑工作。最后，我要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经纪人卡罗琳·米歇尔（Caroline Michel），感谢她一贯的热情和友善。有些人来不及具体说明，但同样功不可没，我也要感谢他们对本书所做的贡献：约翰·施坦因（John Stein）教授、克莱夫·科恩（Clive Coen）教授以及查理·摩根（Charlie Morgan）先生，他们提供了无尽的智力挑战和严厉的爱。我的母亲朵蕾丝（Dorice）现在自己也是一名作者，她在我身上更是倾注了无条件的爱。最后，让我们回到我父亲这里，是他给了我和我弟弟真正的好奇心和勇气来探索这些重大的问题。无论父亲在哪里，我相信他一定知道我有多么感念他。

苏珊·格林菲尔德

牛津，2016年3月27日

第一章　在黑暗中

一、迄今为止的故事

现在是清晨，外面的世界依旧漆黑一片。你的心率降至每秒跳动一下，血压也降到此后15个小时中的最低点。你的呼吸减缓为每分钟12次，血糖也跌至低谷。你的膀胱和肠道在逐渐充盈，但还不足以鼓胀到干扰睡眠。尽管你所有器官精巧的生理功能在无休止地工作着，但很显然，你还处于睡梦中。在这种状态下，你的大脑甚至全身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暂时封闭的，处于一个私密的内部世界中，这个内部世界正是当今科学界最大的挑战之一。但在那随时可能嗡嗡作响的闹钟响起之前，这片特殊的领地将完完全全地属于你一个人。无论你与他人多么亲近，无论你的表达多么清晰、充满诗意、悦耳动听抑或富有同情心，你都无法将自己最直接的主观体验与他人分享。而就在此刻，以及此后一段时间内，你如同死去一般沉睡，对世界毫无知觉。

如果没有意识，活着便与死去毫无二致。正是意识状态让生活值得一过。但什么是意识？这种无形无质的内在之物究竟是什么？意识对于我们来说既难以理解又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每天都将其视为理所应当。几百年来，我们的先辈一直试图定义意识并理解如何才能最好地掌控意识。在过去的四五十年中，随着神经科学的崛起以及人们对大脑认识的急剧增长，这一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在事实与洞见的大量积累下，一个日益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在你的大脑中，个人主观体验是如何转变为喷薄而出的化学物质和电信号的？以及相反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当谈到诸如时空穿梭或永动机等其他雄心勃勃的科学探索时，想最终实现这些可能性或许要违反物理定律，但至少在假设上如果有某个天才发明家将解决方案摆在你面前，你马上能认出它来。那么对于我们称之为意识的主观体验，什么东西能切实向你证明，一些科学家、哲学家甚至科幻小说家提出的是完整可靠的洞见呢？

刚刚得到这个发现的人，会挥舞着一张大脑扫描图，或是对着一个数学公式拍手叫好吗？这些所谓的解答无论多么精巧，都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它们无法解释我们客观观察到的事件如何转变为对独特个人经历的第一手感觉。然而，一种主观的视角以某种方式在大脑和身体中产生了，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用魔法召唤来的”，但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对这种显而易见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答案，有的只是假设。这一问题不仅对于科学家来说是最深刻的奥秘、最持久的难题，对于每一个思考它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你家卧室窗外的茫茫黑夜，相比知识领域内使意识概念进入无解死胡同的昏昧不明，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哲学家苏珊·赫尔利和我想到一个不错的主意，邀请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在牛津大学举办系列研讨会，从不同方面探讨心灵和大脑。不出所料，我们在理解哪些大脑过程可能代表意识本身这一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1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无论神经科学还是哲学，对于应该从哪里着手没有明确的共识；两门学科没有共同的开放性假设。尽管如此，研讨会却着实提出了一个让两门学科都感到十分头疼的问题：如何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探索主观现象。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围绕更审慎、更具体的问题可以产生富有成果的跨学科辩论，例如机器是否会有意识，意识进化的动力是什么，以及语言对思维有何影响。

即便如此，通过展示大脑由于物理损伤产生的变化是如何与个体主观体验的变化相匹配或相关联的，神经科学已经开始向古老过时的大脑——心灵二元论、精神——身体二元论发起挑战。用一位与会哲学家保罗·希布莱特（Paul Seabright）的话来讲：“记忆是不亚于分子的物理实体，是物理世界中的一部分，但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学以外的名称识别它们。”

自从伟大的哲学家笛卡尔于17世纪首次将具有意识的心灵和生物性大脑相区别以来，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冲突似乎就变得不可调和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以第一人称视角获得对现实的瞬时体验，而科学实验研究的特点则是以第三人称视角获取信息。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概念上的鸿沟是难以跨越的。当我们将人类或其他动物描述为具有“知觉体验”或“意识状态”时，我们所谈论的是那些将生物和非生物区别开来的最基本的特征。一块石头并不“关于”其他的事物，石头本身也没有主观属性，但某个人的知觉则“关于”他看到的（或体验到的）事物，因此具有主观属性，就好比我们是如何看见红色的。当我们以第一人称视角来观察世界时，这些特点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当我们站在客观科学的角度以第三人称视角来看待它们时，我们会发现这其中存在一些困难。当我们谈到大脑的状态时，我们可以将其简化为神经元放电和脉冲式地释放强效的神经递质，但我们却很难知道这些剧烈的神经生物活动是如何与那些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体验到的、习以为常的意识特征相联系的，例如品尝巧克力在你口中慢慢融化，感受阳光照耀在你的脸上，听海浪的咆哮声。本书将带你踏上一段探索大脑内部生理活动的神奇之旅，在这段旅途中，你将看到当我们品尝食物时，小酌后微醺时，做梦时，出门散步时，又或是在办公室坐了一整天时，我们的大脑中会发生哪些生理活动。

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段里，多种多样的因素会不断地使大脑进入一系列不同的状态，这是大量的脑细胞在极短的时间里共同工作发挥的作用。“神经元集合”是强有力的大脑进程，然而这种进程目前仍是相对未知的，对其研究不足。我们将一起看一看这些短暂而规模庞大的神经连接——神经元集合——是如何与我们对不同水平和不同状态的意识所产生的体验相对应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像罗塞塔石碑一样起作用的（古埃及人在罗塞塔石碑上分别用三种文字刻了一部法典，因此这一著名的历史遗物就给了我们揭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钥匙）。神经元集合通过将这些头脑中的新奇事件与不同种类的意识状态进行匹配，来达到一个一致的目的——让我们能够把一种“语言”（主观个人体验）转译成另一种“语言”（客观神经科学），反之亦然。毕竟，毫无疑问，任何对意识的所谓“科学的”解释都必须同等重视个人的主观体验。

科学家团体并不那么乐于接受主观性是对意识的理解的核心这一基本假设，因为实证研究方法是极度客观和中立的。有人曾一度将对意识的研究描绘为一种阻碍职业生涯的行为，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对于大多数因循守旧的人来说，对“非科学”的恐惧阻碍了他们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探索。“科学的”这一形容词，经常为各种各样的词语打上受人追捧的认证标签，尤其是“证据”一词，却很少能有人对其给出定义。我只想说，最重要的是科学家通常只报告研究结果中的客观发现——两名或多名研究者用同样的方法，在同样的条件下分别进行测量，并最终得出一致的结果。然而，这恰恰是我们用常规的科学方法对意识进行研究时往往会感到非常棘手的原因，因为那些自诩为研究者的人必须首先承认，意识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主观性。即使是那些敢于在这一领域进行工作的神经科学家——令人高兴的是，这个群体虽然目前人数很少，但在不断增长——也常常忽视个体主观状态的差异。我们反而将关注点放在我们早已熟悉的脑功能，以及那些我们便于测量的、早已明确的过程和效果之上，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二、梳理不同的术语

即使还没从衣架上取下你的实验服，你已经开始为如何定义“意识”的问题而发愁了。我们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用诸如“觉醒”、“认识”等显而易见的同义词进行替换并不能帮我们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备选项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令人满意，因为它们强调的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更加普遍而被动的反应，而我们更典型的状态是对外界具有不断变化的体验，以及对这种体验所产生的个体化的、独一无二的领会。想要澄清我们的意思，难点在于我们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策略来对事物进行定义。例如你可以说“飞翔就是我们在对抗重力”，但严格来说，意识到底是指我们在做什么呢？你不必做任何事，可以仅仅闭着眼睛安静地平躺着，然而此时你依然保持着清醒的意识。此类操作性定义是毫无用处的。我们也可以利用更高的种类或更宽广的范畴进行定义。例如：桌子是一件家具；爱情是一种情感；而意识是一种……一种什么呢？比意识更高、更宽的范畴是什么呢？答案是没有。

由于我们无法正式地给出意识的定义，剩下能做的就是，我们至少可以去厘清那些能够被弄清的混淆，它们是时常混迹于意识的同义词之列的术语，而事实上这些术语的概念也有其独特的内涵。举例来说，在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潜意识（subconscious）这一概念，意味着即使当你完全清醒时，你头脑中仍有一部分内容是你没有觉察到的。潜意识可能是最终意识状态中的一项必要而非充分的成分，与失去意识相对，后者指深度睡眠或昏迷状态中意识的彻底消失。还有就是自我意识，这是每个人将自己感受为独一无二的个体的一种感觉，当这种感觉过度强烈时则可能导致个体产生不安甚至焦虑的感觉。自我意识以一种温和的方式仅仅让我们每天都能意识到我们与他人是不同的，这必定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一般的意识——否则为什么还需要两个术语呢？让我们想一下非人类的生物吧：一只猫或一只狗，在其主人看来，显然都无可辩驳地是有意识的。然而同样地，如果说宠物能够充分认识到它们分别作为狗和猫的身份，貌似也不那么现实。毕竟，就连人类的婴儿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尽管我们假定他们是有意识的。

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专注于研究那些所谓“更高的”状态或是元表征（metarepresentation），希望以此来理解意识——他们探究了在诸如其他灵长类动物等非人类生物身上自我意识萌芽的程度。2但存在一种主观的意识状态并无法保证自我意识会自动出现。举例来说，如果你处在一种放纵的状态中，比如沉醉于醇酒美人和靡靡之音，或当下与之相应的毒品、性和摇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可能还保有自我意识（反过来说也成立——每一个不情愿跳舞的人勉强上台时都知道这点）。然而，尽管自我意识的问题可能令人着迷、令人不安且偶尔令人尴尬，它却并没有触及最根本问题的核心，在神经科学术语中，它只意味着感到自己是有知觉的。摇着尾巴的小狗、发出咕噜声的小猫，还有那咯咯笑的婴儿都具有某种主观体验，但事实上他们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尽管他们表现得好像对所有的目的和意图都有意识，而我们也是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和它们互动的。我们应当首先理清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感觉的纯粹主观性。最重要的第一步不是在镜子中认出你自己，不是知道你自己的名字，也不是对你至今为止的生活感到满意，而应该是更基本的内容——体验那些最原始的内在状态。

但在“意识”（consciousness）和“心智”（mind）两个词交替使用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最容易对此产生混淆乃至误解。这里所说的“心智”当以一种良好的功能秩序运作时，是某种高度个人化的东西，因此可以有这样的表述：“我意已决”（my mind’s made up），或“在我看来”（to my mind），或“改变我的心意”（change my mind）。但当你失去意识时，比如睡着了或者被麻醉了，没人会说你是失去了心智。正如人们在睡觉这一“失去”意识的过程中是可能保留有“心智”的；反之亦然：在极度的愉悦中，你可以“失去”心智但保留有意识——你陶醉于美酒、美女以及优美的歌剧时，虽然“失去”了心智，却依然保持意识清醒，这通常被称为“心醉神迷”（ecstatically），这个词在希腊语里表示“立于自身之外”。然而，即使当你经历着极端的情感状态，你所体验的依然是一种极其主观的、有意识的状态。因此无论心智是什么，它都必须是一种你随时可以进入的状态，但你却并不一定每时每刻都处在这种状态中。当你“放飞自我”时，心智可以被视为某种独立于意识之外的东西，但它同时必须可以用来描述你头脑中所包含的专属于你自己的个人特征，这些使你独一无二的特征，反过来也构成了你许多（但非全部）意识状态的瞬间。

虽然理清了这些术语中的一部分令人迷惑的相关性，我们依然面临着原始意识难以捉摸这一现实。可能在下定义方面，我们最好的做法是采用一种至少在脑科学家看来最实际的方式（当然这可能会让哲学家皱眉）说：“瞧，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说的意识是什么意思。”它是人们睡觉时消失的东西，它是人们被麻醉时隐藏的东西，它正是你现在所体验着的、一种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分享的内在主观状态。因此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是现在就放弃（因为我们无法明确给出一个正式定义），还是继续使用这种不正式的，诉诸常识的表达？如果，就像我们正要做的这样，采取了这种更加实际的立场，我们便可以看到神经科学家在尝试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种神秘的主观性在大脑和身体中是如何运作的——这条路上可以走多远。

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从实际的物理的大脑入手，尝试从任何我们观察到的生理过程中推导出一些有关意识的理论或模型。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第二种方法，以另一种方式开始。首先，我们构建一种有关意识的理论或模型，然后我们检验这些模型是否能解释真实的大脑。下面让我们依次尝试一下这两种策略：由实验到理论，以及由理论到实验。

三、由实验到理论

当我们从大脑本身出发看待意识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是解释意识如何从分子、细胞和电信号这些纠缠在一起的看似无助于我们理解的生物学信息中产生。换句话说，我们要弄清楚科学家所说的意识的神经关联（NCC, neural correlate of consciousness），亦即大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特征，我们可以确信它与个人的直接主观经验相匹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可能的NCC可以产生于多种不同的维度，大到主流脑区和磁共振显示的神经回路，小到单个细胞以及细胞中的微小元素。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基本原则：所有的意识神经连接最初都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大脑特征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些特征被认为是尤为特别的。之后则是在标准的实验和临床研究方案的监督下，尝试将这些特别的大脑特征与意识建立联系。例如，通过确定某些东西是否可见，或被试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都曾试图通过这种方法解决意识之谜，其中最知名的可能要数已故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了。他最著名的贡献是于1953年破解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在那之后的几十年中，他将研究兴趣转向了意识的生物学。克里克的目标是弄清当人们看到某件事物时，与没有注意到这一事物相比，大脑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他的理由是我们应该可以根据人们关于他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某件事的报告，推断出大脑中的变化。当个体确认某件事物确实可见时，根据直接的逻辑推理，此时我们所观察到的大脑中发生的任何新的过程，都应是意识在生理上的相关物。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克里克尤其专注于研究视觉体验，一个原因是它们更容易进行实验操作——毕竟视觉实验只要让被试睁着眼就可以了。

将人类意识的复杂性简化至仅剩核心成分，其背后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仅仅关注五种感觉之一的视觉，克里克和他的同事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能将问题尽可能地简化。他们的想法是将意识的核心脑机制解释为“对意识对象某一特定层面所产生的最小神经事件集合”。换句话说，他们的目标是找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大脑过程，此过程能容纳意识体验且可被测量到。3

之后，这些最小神经事件进一步在视觉系统中被确定为“与物体和事件相关的”一组特殊神经元，这些神经元本身的功能是不变的且是预先确定的——这是中枢神经系统中一种固定的特征。这种设定立刻呈现出了一个问题：大脑细胞预先组织好的机制如何反映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识瞬间？克里克和科赫的答案是：“为了进入意识，这一特征的某些神经活动必须超过阈值。”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关键的神经活动从未被具体确认。除此之外，如果想让这些严格固定的细胞网络完成任何超出其自身能力的事情，唯一的方法是让它们变得更加活跃且释放更多电信号（动作电位）。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意识来说非常重要的特殊大脑属性的可能性将受到严重的限制，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细胞活动的增加。是什么使得这种转变如此重要，好似神经元的卢比孔河[1]？我们不清楚这一“阈值”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同样也不知道，为什么神经元集体活动的量的改变能以如此显著的方式引发心理状态的质的改变。

但我们真的可以通过将意识简化为某种单一的感官感觉，来对某种意识状态作出很好的理解吗？我们能将它与其他意识状态区分开吗？在精确控制情境变量的实验室里，几乎可以想象，被试注视一段很短的、固定时间的单纯视觉刺激，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能听到主试的声音，依然能感觉到他们所坐的椅子面是坚硬还是柔软，依然可能闻到些许皮革或光滑木材的味道。换句话说，被试是用单一的意识进行多感官的整体感知，而不是将意识划分为五种类型，分别对应五种不同的感官。

此外，克里克和科赫煞费苦心地强调，为了试图将意识（或者说其生理相关物）保持在最低水平，他们将“诸如感情和自我意识等一些更加困难的内容搁置”。然而，我们的感受和情感可能恰恰是意识以其最基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全部精髓，发出咕噜声的小猫和咯咯笑的婴儿就是有力的证明。如果要将意识完全简化到最低限度，那么也应该是将其分解为反应大脑整体状况的原始情感——尖叫、哭泣或傻笑，而不是单一、孤立的视觉，随意、单独地漂浮于其他所有事物之上。

然而，抛开这一点异议不谈，仅仅通过比较当你看到某些事物时的情境和你没有看到那些事物时的情境，也能让我们有所收获。现在，我们将探索脑损伤患者的特殊意识状态，即他们在不同情况下对呈现出的刺激所做的反应。通过比较某种特定脑损伤患者所做出的反应与正常人反应之间的差异，科学家可以推断哪些脑区对意识的影响最大。例如，连接大脑两半球的纤维束损伤的患者会表现为著名的“裂脑”（split-brain），正如这一名称的字面意思，大脑两半球彼此割裂且无法直接传递信息。例如，给患者右侧大脑半球展示一个苹果（通过将物体放在左侧），患者则无法说出这一物体的名字。这是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参与语言功能的脑区大都在左侧大脑半球，因此患者即使能看到苹果，也无法准确地说出它是什么。而当把苹果放在患者右侧时，苹果的图像被投射到左侧大脑半球，患者这次便能说出其正确的名称。4

另一类被神经科学家广泛关注的神经疾病是“盲视”。这种疾病的症状是患者在其视野中有一片盲区，因而对放置于盲区内的物体“视而不见”。5有时盲区扩大至整个视野，会导致患者完全失明。但奇怪的是，心理学测验却显示患者的大脑已然对这些位于盲区中物体的视觉信息进行了记录和加工处理。例如，那些患有“盲视”的患者即使主观上并不能觉察自己看到了飞来的球或扔球的人，但经常能接住扔向他们的球，就像装了自动驾驶仪一样。

然而这里有一个大大的“但是”。研究脑损伤患者的问题在于，尽管对这些病症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某个特定患者所经验的某种奇异的意识状态，包括其性质或内容，但我们仍然无从得知这些意识最初是如何产生的。毕竟，被试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都保持着意识清醒。

那么我们再一次回来研究健康被试，而这次我们仅仅是要观察意识的转变。一些神经科学家居然把意识视为注意的同义词6，但二者并不相同。例如，你可以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注意到了某些事物。7当一张照片快速而出人意料地闪过时，即使人们没有时间记住其中的细节，但他们依然可以大概说出照片的内容。8事实上，在不去注意画面所包含的具体细节的情况下，要抓住一幅画面的“主旨”似乎只需要千分之三十秒（三十毫秒）。同样地，你也可能在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对某些事物有了意识。即使某人正在关注一些其他目标，他们仍然能够分辨出周围场景的特征，如场景中是否包含了一只动物或一辆汽车9，又如一张面孔是男人还是女人10。

这些发现本身是有趣的，也可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它们仍不能阐明这一基本的问题：如何理解从无意识状态（麻醉或睡眠）真正转变到具有那令人着迷的主观内在体验的意识状态。可以确定的是，裂脑和盲视患者（或是正常志愿者在实验条件下被有效地诱导出这些症状时）确实是保持着连续的意识。但我们希望探索的是潜藏在表象之下的问题核心，而这问题的关键却依然在嘲笑着我们的无知。要记住，不及物动词短语“具有意识”和及物动词短语“意识到某物”，二者不可互相替换。

然而，对比被试看到物体的瞬间与没看到时分别所对应的脑内事件，这一策略依然是科学家们用来研究意识的普遍方法，健康个体和脑损伤患者都是他们的实验对象，毕竟扫描脑成像技术已经成为主流。比如说，只有在对特定物体进行“有意识的”视觉体验时，大脑视觉通路后段才会在脑成像中凸显出来。11但归根结底，当知道了某个特定脑区与某种特殊的意识体验相对应并在脑成像中凸显出来时，我们又能真正从中推导出多少内容呢？毕竟，一个相关的东西可能是原因，也可能是结果，也可能二者都不是。大脑活动的脑区和主观体验之间真实的关系仍远没有明确，并且依旧无法解释。

任何人不经意间望进肉店的窗户，都能看到不同哺乳动物的大脑在大小、形状以及外观上存在差异，但用肉眼就能很容易看出，它们由不同的区域组成并且有着相同的基本解剖结构。那么这些分明的脑区中，是否有哪个脑区就是意识本身在大脑中的“中枢”呢？毕竟，我们很乐于认为大脑由负责不同功能的、独立的“中枢”组成，因为如果是这样，那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就容易多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9世纪初期，颅相学（phrenology，这个词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心灵的研究”）这门“科学”才会盛极一时。白色瓷制头盖骨上布满黑线画出的矩形区域，内有精确标签，写着诸如“爱祖国”和“爱儿童”——这提供了一种模板，通过对个体大脑的凸起进行评估，以此了解个体某种人格特质的强弱。

现如今，神经科学家很清楚这只不过是一种诱人的简单化概念，事实上任何心理功能都没有这样的“核心”区域，更不用说意识了。有两个充足的理由来驳斥这种观点。首先，如果说大脑是由互相独立的迷你大脑组成，这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常读一本名为《麻脑壳》（Tee Numskulls）的连环画，12它讲的是一群名叫“麻脑壳”的小人儿生活在一个人脑袋中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工作。比如说，有负责清理鼻子的部门，也有某种类似司令部的部门，负责管理的“麻脑壳”在里面打电话给他的下属发布命令。我现在依旧能回忆起，卡通大脑中不同“麻脑壳”的房间都由墙严格地分隔开，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门也都关闭着。在某种意义上讲，当某些人谈论大脑中的“中枢”时，他们对意识进行的定义可能不经意间和这本简单的漫画如出一辙。试想一下：如果大脑确实以这种方式工作，那我们又必须知道在“麻脑壳”的脑袋里有着什么。“麻脑壳”的脑袋里可能住着“小麻脑壳”吗？而在“小麻脑壳”的脑袋里又住着“微麻脑壳”吗？以此类推。当然，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仅仅是让问题变得越来越“小”，而不是解决它。

无论怎样，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脑不是那样工作的。拿视觉来说，至少有30个不同的脑区参与视觉体验。13这有点像管弦乐队中不同的乐器，或是一种包含有非常复杂的配料的高级食谱。每个脑区确实有其自身特殊的功能，但每个脑区都参与整体的功能。整体的功能大于每个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这个整体就是那一瞬间的意识体验。

即便如此，人们仍有一种执念，认为意识肯定以某种方式与位于大脑表层的大脑皮层（以拉丁文中的“树皮”命名）有所关联。之所以有这种执念，是因为在进化中，这部分脑区是最后才演变出来的，并且在智力日益复杂的物种中，该脑区在大脑中也更加明显。此外，似乎单是大脑皮层的失活便足以导致意识丧失。14因此如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那我们可以简单地说，维持意识状态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联系其他脑区进行运作的完好的大脑皮层。这种观点太模糊了，因此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帮助，毕竟最重要的不是大脑皮层本身，而是大脑必须同时保持完整。

不把解决意识问题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大脑皮层上，另一原因来自一项约70年前进行的研究。加拿大神经外科先驱维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eld）认为大脑皮层对于意识体验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一另类的提议以对750名在清醒状态下接受大脑皮层部分切除术的患者所进行的观察为基础，结果发现750名患者意识的连续性并未受损。15此外，最近又有一种观点得到了研究的支持，即对于意识来说大脑皮层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是针对先天无脑畸形或积水性无脑患儿所进行的——这些患儿在出生时就有着包括大脑皮层在内的大部分脑区的阙如。对患有此类病症的儿童，在其生长和发育期间使用标准神经测验进行评估，结果发现他们依然可以表现出觉醒和意识的迹象。16最后，即使大脑皮层完好，癫痫患者在“失神”发作时依然会表现出意识丧失。17换句话说，大脑皮层不可能是意识的所在地。

当我们观看监测麻醉效果的脑成像数据时，就会发现任何试图将意识定位在某个特定脑区的研究项目都存在另一个明显的瑕疵，即在任一时刻，个体的第一手体验都涉及许多脑区。假设确实有一个单一且独立的意识中枢，那么便可以预见，如果我们要麻醉某个人，使其丧失意识，那我们仅仅需要使“意识中枢”这一特定脑区显著失活便可。但事实并非如此，针对人类志愿者的脑成像研究显示，当某人经历麻醉过程时，没有哪个特定脑区单独停止活动，而是全脑普遍停止活动。18在手术中，随着麻醉剂开始起效，全部脑区都会被麻醉。

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对真实大脑本身进行更加直接的侵入性检查得以可能，这必然会使颅骨突起和微妙的心理特性之间本就不太可能的颅相学联系变得更不可信。然而，这种过于简单的颅相学推论依然能在其后的临床解释中产生一些影响。随着医学的发展，临床医生越来越擅长使患者存活，即使是那些遭受了严重脑损伤的患者，如枪伤、脑外伤、脑中风。不幸的是，这导致特殊神经综合征在当下依旧很常见。但某些错误的颅相学观点依然会不时地溜进我们脑中，将缺失的“功能”与损伤的脑区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对科学家依然很有诱惑力。五十多年前一位心理学家强调过这一推论方式的缺陷：如果你从一部无线电接收机（当时这样称呼，亦称收音机）上拿掉一个电子管之后，这个设备便开始鸣叫，那么你也不会说这个电子管的功能是抑制呜叫。19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关注的脑区出现了问题——就像这个老旧的电子管出现问题会导致无线电接收机整个系统受损——我们不能单纯从结果中反推出这个电子管或特定脑区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20

尽管对该问题的理解取得了上述进展，但在神经科学研究中，人们对研究不同脑区潜在意义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我们现在认识到，三十多年前有关功能损伤的早期研究提供了一条线索，让人们把不同的脑区与特定的功能问题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非侵入性脑成像技术上的巨大飞跃，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运用健康志愿者进行研究，以此明确人们在做出某些特定行为时，哪些脑区正在进行工作。如今，当我们观看一张脑扫描图时，我们或许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片灰色大脑的背景下某些大脑区域有明亮的斑点，或可能是五颜六色的阵列，其中一个亮点是白色的，阴影则可能是黄色、橙色、红色或表示低激活程度的紫色。面对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美丽图案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图片虽然为我们敞开了一扇观看工作中大脑的窗口，但是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延迟，并且缺失了大量有关大脑活动的重要信息。真正的问题源自对图像的解释。脑扫描技术的时间分辨率通常是秒级，而动作电位（活跃脑细胞的通用电信号）则有一千倍以上的速度。因此，我们可以把脑扫描技术比作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暗色照片，这些照片可以精确地记录下静态、无生命的建筑物，但不能同时记录下任何人类或动物，因为对于捕捉其画面所需的漫长曝光时间来讲，他们移动得太快了。诚然，这些建筑物是真实存在的，正如脑扫描中一个处于稳定状态的肿瘤，或是中风后遗留下的永久性病灶也是真实存在的，但实际上它们只构成了整个图像的一小部分。

一些锲而不舍的科学家21在其研究中声称，如果在整个大脑皮层范围内关注刺激应答的空间模式，那么“破译”脑成像所包含的信息是可能的。然而，“破译”这一词语恰恰是一种误导。从本质上说，一种密码是一种格式，它总是需要被翻译回原本的内容，并且为了使密码的存在有意义，密码与其原本内容必然具有非常大的差异。比如说，除非你知道摩尔斯电码的规则，否则那些点和划的组合便毫无意义——只有当你知道其中的规律，才能将其解译成原本的内容。相反，即使主观心理状态确实与摩尔斯电码那些点与划相似，它们也无法转换成空间分布式的脑活动，反之亦然。事实上，主观心理状态只是这些脑活动的关联物。在脑科学中，甚至连一个因果关系的框架都没有，更不用说能破译二者之间转换关系的密码规则手册了。22仅仅知道事情可能在哪里发生，并不意味着你就知道了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尤其是当这个事情非常不明确，而捕获到它的时间窗比实际时间慢两到三个数量级。

哪个脑区才是心理特性的“中心”？这一最麻烦的问题就像“中心”这一术语本身一样基础。“中心”意味着所有事情都在其中开始或结束，可是没有哪个脑区以这样的方式工作。相反，所有的脑区（即使神经元相距很远）都通过神经纤维束互相连接在一起，这使得全脑范围内可以不间断地通话，就像电话交换机一样。俄罗斯套娃每个都在另一个里面，与此不同，个体脑内的指令并没有层次分级。不知何故，每个脑区都像是一个中继站——一个连接点，或是一个转折点——但绝不会是终点。

当我们谈到脑扫描时，另一个困难是我们通常不会用定量的方式思考诸如机智或善良这样的心理属性——我们多久表现出一次这样的属性，或是我们有多少这样的属性——而是将其视为某个人碰巧有或没有的性质，这些性质组成了个体人格的一部分。如此精妙、如此复杂的特征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产生于全脑许多不同要素的谋划和相互作用，小到单个突触和蛋白的水平，大到神经网络广泛而复杂的活动。因此，对这些特征难以进行简单的操作性定义，如果没有定量化的技巧，这些特征在脑扫描过程中也难以突显——与记忆容量（memory capacity）不同，机智和善良这类抽象的现象是不容易进行测量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通过运用这些扫描技术在脑功能方面取得新的重大发现，只是我们不应妄下结论。让我们来看看一项以伦敦注册出租车司机为被试的著名研究，这些出租车司机必须通过一项考查他们对英国首都的街道和单行线系统了解程度的口头考试。脑成像结果显示，由于工作记忆需要承受巨大负担，这些司机脑中与记忆相关的海马体显著增大。23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出海马体是该任务的唯一“核心”这一结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记忆有着复杂且多层面的处理过程。记忆包括对多种不同的新技能、新事实、新事件的记录以及随后的检索。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记忆，以及它们随着时间流逝而经历的不同阶段，都涉及许多脑区和脑机制。24

因此，近来对于寻找作为意识的生物学基础的大脑关键特性的尝试，已经从探索特定脑区转向尝试从脑区间的连接中获得启发。许多研究将视线集中在位于大脑外层的皮质和位于大脑深层的丘脑（丘脑的作用是作为不同感官感觉的中继站）之间的连接回路，即丘脑皮层回路。脑中的这一回路为何如此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在处于如昏迷等持续性植物状态的患者身上，丘脑皮层回路功能缺失，提示其可能对意识具有关键作用（尽管也有一些案例中，处在相同状态的患者的这一系列脑区也存在微弱的活动）。第二，与清醒状态相比，丘脑和皮层处的神经细胞在睡眠的早期阶段活动更少。第三，研究者发现，直接应用一种具有唤起作用的化学物质（尼古丁）可以恢复意识，这种化学物质模拟了丘脑皮层回路中化学信使的作用。25相反，丘脑的损伤会导致意识的缺失。26最后，麻醉消除意识的原理是通过阻断丘脑和皮层间的连接回路，进而使丘脑细胞不再被来自于皮层的反馈所驱动。27尽管知道了这些，我们依然不清楚为什么丘脑-皮层-丘脑回路是意识存在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能将这一脑回路与其他连接区分开的、意识中那一特殊而关键的过程究竟发生在哪里？究竟是什么？

为了满足从意识向无意识转变的要求，一项更有帮助的可能方案是去看一下我们所研究的细胞的真实活动状态。在睡眠期间，大脑皮层会经历短暂爆发式的兴奋周期，它们与较安静的活动交替出现。正是这种丘脑皮层网络的周期性起伏活动，与意识向无意识的转变相联系。当丘脑细胞处于静止状态时，这就意味着皮层的靶细胞恢复到某种无负载的默认模式：无意识状态下特有的慢脑波。28

之后的研究计划关注更加复杂的机制，而不是“简单地”监控在特定背景下哪个脑区处于激活状态，这种机制平行于意识，且更具有说服力，也更准确，它说明脑区在何时何处以一种大规模混响震荡的方式相互作用。这些广泛震荡中的一部分与放松和睡眠有关，并且取决于丘脑和皮层间的长程相互作用。与此同时，其他的频率似乎产生于丘脑或皮层的特殊区域之内，且这些频率被与包括知觉在内的高级认知功能关联了起来。29如果神经元集合临时性地同步工作，该过程在功能上或许会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各种可能性——结果证明，40赫兹这个特殊的频率是这一热门关联的特别有希望的候选者。30

然而，最近的研究显示，这种神经元间的同步活动事实上可能正是大脑的一种常规模式，而不是特殊现象，31并且也没有理由将某种特殊的频率视为意识出现的充分、神秘的特异条件。此外，失去意识可能伴随着复杂的大脑前额叶同步性的增加。32最后，许多意识体验并不能与大脑的同步活动相联系，而有些高度同步的活动（像是癫痫发作期间出现的那种活动）事实上与意识丧失有关。33

所有这些不同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丘脑和皮层之间强大的解剖联系，这种联系带来的最好结果是提供了一种意识的必要而非充分的基础，带来的最坏结果是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在寻找那难以理解却非常重要的意识的神经关联（NCC）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反复出现，即许多科学家都倾向于研究他们最了解的神经（“N”），而在意识（“C”）的研究上只花很少的时间。就目前情况来看，丘脑皮层回路碰巧是所有哺乳动物脑内的标准配置，由丘脑皮层回路组成的意识的神经关联不能解释意识的任何现象学特征，例如情绪调节药物的效果以及物种间的差异，更不用说在人类个体的意识间存在的细微差异，以及我们事实上必须找到一个独特的神经元等价物，它相当于我们在清醒时每一个渐进时刻的体验。许多研究都强调了各个脑区的必要性，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它们在意识的形成和保持上有特别的作用，而不仅是脑区间复杂互动的一部分。

另一种研究角度不把重点放在大脑的空间和空间结构上，而是将时间方面的研究作为推进的方向。34似乎只有当神经活动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几百毫秒）后，意识才可能出现。区分“看见”和“没看见”某事件，关键临界点看上去是在270毫秒到500毫秒（千分之一秒）之间。35富有创新精神的神经科学家本杰明·里贝特（Benjamin Libet）提出，尽管对某事件最早的反应早在25毫秒时就已经被记录在大脑中，但对于以某种方式建立该事件的意识，270毫秒到500毫秒的时长是必不可少的。36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关键的因素并非时间本身，而是那个将长时间框架作为其手段的目的。这种目的将会是创建一个恰当的窗口允许“重返”，“重返”是一种在特殊脑区之间进行输入和输出的持续性反应。37该理论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不要将“重返”与单纯的反馈相混淆，因为反馈作为初始效应的结果，是对某种特定存在的状态进行调节。显然，只有当猴子的脑电波显示一种反应此类神经元激活（重返）的特征性模式时，猴子才会回应它们“看到”某个实验对象。38这种神经元激活同样也会在人类被试中出现。39然而，尽管这种说法看似非常合理，它却不能向我们解释为什么“重返”（在两个脑区之间建立持续交流）如此重要。

那么，让我们再换一个话题。在追寻意识与某种特定大脑性能之间令人信服的联系时，我们也可以从相反的方向进行——通过解剖学上的缩减，以及不再关注脑区间的联系，而是关注它们最小的组成部分，即单个脑细胞。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监测正在进行脑部手术的人脑中的单个神经元。尽管这听上去有点血腥，但事实上脑内并没有痛觉感受器，所以从20世纪中叶起，让患者在进行脑部手术的过程中保持完全清醒是切实可行的。正如我们所见，加拿大外科医生维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做了惊人的工作。40他一生治疗过五百多名患者，他可以刺激到正在进行手术的重度癫痫患者暴露出来的大脑表面（颞叶）。尽管通常情况下，这一过程并不会引发什么特别的事件，但令人惊讶的是，患者有时会自发地报告，在被刺激后，他们体验到了生动但似梦的“记忆”。刺激附近的位点也可以引发相同的“记忆”，而在相同位点，不同时间的刺激可能会引发不同的主观体验。这些发现表明彭菲尔德正在触及到多样化且互相重叠的神经网络，在这些神经网络中，同一个神经元位点可能是多个网络的组成部分，而不同的神经元位点可能是同一个神经网络的组成部分。

尽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神经元不能单独工作，但直到最近，人们才发明了一种更精细的、用于记录单个脑细胞活动的技术，该技术应用在清醒的人类患者身上（而非全身麻醉患者）时，结果令人震惊。在一项起初显得有些古怪的研究中，一位进行神经手术的患者的单个脑细胞被多达7张不同的詹妮弗·安妮斯顿[2]的照片所激活，但该细胞对多达80张的其他照片却没有反应，这其中包括那些可与安妮斯顿相提并论的当代电影明星，如茱莉亚·罗伯茨的照片，甚至包括安妮斯顿和布拉德·皮特的合影。有这样一些特定的脑细胞，只有当被试观看特定明星的照片时，这些脑细胞才会通过增加活性的方式做出反应。在另一个例子中，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测试的细胞中有三分之一（137个细胞中的44个）表现出相同的高度选择性。他们在这一案例中使用的是哈莉·贝瑞的照片，因此这种特殊的脑细胞被称为哈莉·贝瑞神经元。41令科学家惊讶的是，即使展示给被试的是同一个体或物体具有明显差异的照片，这些神经细胞依然做出一致的反应，这种现象被称为“不变性”。这些研究表明，认知过程发生在单个神经元的水平上。但是单独一个脑细胞真的可以作为某种独立的实体和决策者（换句话说，作为神经元的最高控制者）发挥作用吗？让我们进一步探索一下这令人费解的现象……

在20世纪中叶，思考大脑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它想象成一种等级结构，就像是老板位于类似金字塔形状的结构的顶端，发布一连串的指令。这一概念十分符合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发现。而二十年后，两位心理学家大卫·休伯尔（David Hubel）和托斯坦·维泽尔（Torsten Wiesel）凭借一个突破性的发现赢得了诺贝尔奖。42休伯尔和维泽尔正在研究视觉系统并检测多个脑区中单个脑细胞的活动，这些脑区负责处理来自视网膜的信息，并将处理的信息传送进入大脑内部。其中不同寻常的发现是，随着对大脑内部更深处的探索，距离视网膜对信息的初始加工越远，这些细胞似乎就变得越具有选择性。

某个老旧斑点只会让神经元序列中较低等级的神经元激活，而如果要激活视觉系统指挥链中更高等级的神经元，视觉刺激可能得是一条线，比这更高级的刺激则必须是某个特定方向上的一条线，比这再高级的则必须是一条特定方向上的线只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移动。因此在处理视觉信息时，似乎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层次。来自视网膜的信息经过几个阶段的处理后深入大脑内部，因而我们所研究的细胞位置越深，就会变得普遍性更低，特异性更高。单个脑细胞就有如此个体化的特征，这是一项十分惊人的发现。但这也产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推论，这些推论超越了大脑中更明确的、有关物理特性的层级结构的合理概念，转而成为一种关于认知和意识层级的，有些牵强的观点。

随着其位置在大脑层级结构中不断上升，大脑细胞变得选择性越来越强，最终，最高层级的细胞只对精心挑选的、非常复杂的图片做出反应，例如一张面孔，甚至是一张特殊的面孔。当时，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祖母细胞”假设，顾名思义，这些细胞只会在你看到你的祖母时产生反应，这便是脑内结构层次的最高层级，也是信息处理的最终层次。43然而，单个的“祖母细胞”本身就能有效地成为一个具有辨别力的微型大脑这样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简单一想就能明白，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拥有足够的脑细胞来代表“所有可能的概念及其变体”。44还有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来反驳它：如果你根本没有祖母，那将会有一个细胞多余出来浪费掉；或者如果你确有一个祖母，但你脑中的“祖母细胞”死了（人类每天都有许多神经元死亡），那你就再也不认识你的祖母了！

对这些看似独特的单个神经元有一种更具吸引力、也更复杂的解释：在大脑外侧皮层（视觉皮层）所进行的视觉后期处理能够将不同的视觉信息转化为一种统一、通用的格式（视觉内容不变），以此来存储在不同情况下观看到的同一面孔或物体的不同角度所对应的不同记忆。45然而，大脑的这个神奇技能并不能解释一切。事实证明，患者脑内的某些细胞不仅可以被某人的面孔图片所激活，也会对这个人的名字产生反应。46因此，我们所观察到的这种“不变性”是基于与记忆有关的神经连接，而不仅仅是对视觉信息的处理。

如果重温一下在2005年给出哈莉·贝瑞神经元这一概念的那项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最好不要将这个神经元（或另一个同样复杂的神经元）想成是独一无二的，或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如果哈莉·贝瑞以某种方式经由大脑中横跨大片皮层的神经细胞网络（正如很久之前彭菲尔德的成果所表明的那样）而呈现，那么关于最高控制者的问题将会被绕过，而为细胞被非图像刺激激活的现象提供解释也将成为可能。然而，尽管这些研究深刻地洞察了大脑是如何变得个性化的，以及它是如何适应个体经验的，但这些研究仍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意识本身。对意识的相关物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单个细胞层面，它在更小的规模上仍有可能存在（这种规模要小得多）。

大约15年前，数学家罗杰·潘洛斯（Roger Penrose）和麻醉师斯图尔特·哈梅洛夫（Stuart Hameroff）想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47他们的理论逻辑是，由于人们尚未以任何逐步计算（算法）的方式对意识进行令人满意的描述，因此我们需要设想某种新颖的、非算法的脑过程。就像在新兴的量子物理学（一门研究非常小的尺度的科学）中，事物并不像牛顿最初提出的宏观物理学所预测的那样进行运作。这些发现既不涉及脑区，也不涉及脑区间的连接，甚至不涉及单个脑细胞——潘洛斯和哈梅洛夫的理论解释从“微管”开始，微管是每个细胞内部都有的一种微小、坚硬的空心管道。这些微管不停地改变着它们的结构——形成，解体，再形成。正如人们头脑中想法的产生，消失，再产生，微管可变的结构很好地对应了系统作为整体的可能状态（根据量子力学中公认的原则）。一旦募集的神经元数量足够大，一种尚未得到认可的新量子物理学规律便会起到主导作用，并引发向某种特定物理状态的突然转变，这被称为“量子相干性”（quantum coherence），这种突然的转变以某种方式并出于某种原因与脑内意识的某个瞬间相对应。48

潘洛斯和哈梅洛夫的方案有一个基本的争议点。驱动着“新物理学”的微管事实上在每个细胞中都存在，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才被认为是神经元内与意识相关的量子事件发挥作用的场所。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大脑中何种额外而特殊的约束功能，使它们以如此特别的方式运作着？而更基础的是，这套理论在解答前面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49。其中至少有这样一种简单的推理，即虽然大脑不完全服从算法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套提供了非算法过程的理论就一定能解释意识的过程。50

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尽管人们提出了多种有关意识的神经关联（NCC）的理论来对意识进行解释，但其中没有一套理论被证明可以完整地解释意识——没有特殊的脑区、脑回路或细胞群被隔离到培养皿中，可以独立地作为意识出现的充要条件。我们用基于神经科学的方法对意识的神经关联进行研究，或许不可避免地会过度关注神经元而忽视了意识的方面。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套备选方案：不再从物理上的大脑开始，试图找出其某种奇特或有趣的特性，这种特性要足够新颖以作为驱动意识产生的力量，我们可以从一种相反的方向解决这一问题。用这种新方法，我们首先需要从理论上构建出解释意识的“概念”或“模型”，然后我们要用神经科学的方法确定这套“概念”或“模型”是否经得起考验，是否能够令人信服。

四、由理论到实验

在第一批描述意识的理论模型中，有一个模型对意识的描述是基于脑内“黑板”这样的概念，即一种“全局工作空间”。51该理论最初由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Staneslas Dehaene）及其同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在该理论中，意识的功能被假定为在多种输入的信息之间进行协调和处理，这些每时每刻输入的信息被送入某种短暂而共同的神经元“论坛”或神经元“平台”。上述这种情形是一种整体状态，即在某一时刻下这种状态占据了大脑的主导地位，以至于它的存在阻止了其他任何状态的形成，因此便产生了单一的意识状态。

这种脑内单一主导状态具有明显的特征，该特征能与意识相吻合，这启发了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被他称为“多重草稿模型”的理论，由此可以确定哪些状态将占据主导地位，即成为某一时刻意识的内容。他提出了一种竞争机制（或者称为优胜劣汰），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是最重要的东西，即脑中最有“名望”的状态。52然而，无论意识体验的内容是否如此强大、如此广泛又如此重要，以至于战胜了其他所有的竞争者，但它的范围一定是有其界限的，才能被我们认识。但这个界限在哪儿？我们又该如何发现它？正如我们之前从哈莉·贝瑞神经元那里认识到，不存在高于一切的神经元控制器。这种“全局工作空间”和“多重草稿模型”对于理解意识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帮助，除了不像之前的理论认为意识产生于某个固定的场所或某种预先设定的脑特性之外，该理论也只是引进了一种“民主”元素，即一种非特异性的占多数席位的神经元细胞通过控制一个又一个瞬间而占据统治地位。

其实我们也可以不把意识当作一种过程、一个动词，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名词、一个实体。这一想法看起来似乎愚蠢透顶。然而，自从法国医生兼哲学家朱利安·奥费鲁瓦·德·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于1747年提出“大脑产生思想就如同肝脏分泌胆汁”，某些思想家就一直在争论是否意识本身就是一个“物”——这是泛心论者（Panpsychics）所持有的立场。泛心论是哲学的一个流派，认为意识就是一个实体，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是宇宙的一种不可化约的属性，而大脑则类似于某种卫星天线接收着精神上的信号。53因此，正如时间和空间虽然独立于大脑但能被大脑所感知一样，意识同样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当大脑碰巧在其附近时，意识有可能被侦测到，也有可能不被侦测到。不过，在这里进行进一步的论证或反对这一观点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因为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对解答问题并没有帮助，从中我们也无法取得明显的进展。

然而最近，神经科学家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提出了另一种更加抽象的概念，54他发展出一套名为“综合信息理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的模型。在该模型中，“综合信息”是指减少系统内变量状态之不确定性，而意识则成比例地对应于可以被去除的其他状态的数量。55然而，正如之前提到的“重返”概念一样，很难看出减少可能性这一概念能对我们理解意识及其与物理大脑的联系有多少帮助。虽然综合信息理论确实有其超越之前那些“定量”理论的优势，即人们更容易在电脑上对其进行更准确的模拟，但关于物理大脑这杯“水”是如何转变成主观经验这杯“酒”的，56它依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信息，甚至连二者之间“最小限度的”的关联都没有说明。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可以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任何一种或几种大脑特性上：广泛但不明确的大脑“活动”，57或是几个竞争进程中最大的“影响力”58，或是可供选择的时间框架，59或是迭代“重返”的神经元沟通60，或是此处提到的综合信息。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这些特性都可以通过单纯的“量”加以区分，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陷阱——这些定量的特性必须要在某个水平上转变成主观意识体验中那如此难以捉摸却又如此特殊的“质”。为什么在跨越了“量”的卢比孔河后会产生一种独特的“质”的内在状态？这种转变又是如何产生的？

在细胞水平上，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作为意识功能所在地的脑区，与那些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被单独选出来的脑区并无差异，所以一定是这一从中浮现的复杂性本身导致了二者间显著的差异。的确有些人，如技术专家兼未来主义者雷·科兹维尔（Ray Kurzweil）把他所有的钱都用于研究这种独立于任何生物学的复杂性。2012年科兹维尔声称，到2029年左右，人工智能将达到人类水平，在那之后，到2045年，我们的智力（到那时就是我们文明制造的人类生物机械的智力）将增加一百万倍。61

在科兹维尔的设想中，意识是否仍是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很吸引人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话，那随着被建造出来的机械越来越复杂，意识早晚有一天会像魔术师帽子里的兔子一样，自然而然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计算机中。62如果“复杂性”是意识出现的唯一且充分的前提条件，那么意识将不再是生物体所独有的特性，而可以出现在任何事物中，只要这件事物足够“复杂”，正如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曾经开玩笑道：即使是一个老旧的啤酒罐也能有意识。材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其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

然而，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不考虑其构成材料、只是用复杂和（或）计算的系统进行处理的方法是不完整的。在神经系统中，有大量变幻莫测且功能强大的化合物的传输，以不同的组合，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窗中工作着，产生的效果有高度的环境依赖性和易变性。每个神经元并不像一个啤酒罐，事实上，每个神经元都处在高度活跃的状态，如果你将构成你大脑的1000亿神经元想象成固定元件——一旦插入它们所在的位置就独立于周围环境而持续工作，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此外，每个神经元在构造和形状方面不断发生着解剖学改变，对它们这种功能的动态性进行着调节，这种调节有助于使进入这些细胞的信号每时每刻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所根据的，是这些特殊的脑细胞周围各种不同的、质量可辨的“调节性”化合物的可得性。63这种在神经化学成分和神经元结构之间发生的强烈而不断变化的互动，与计算机设备那种僵化的回路完全不同。

此外有一个完整的转运体，负责持续不断地给大脑带来反馈信息，并将信息从大脑传递出去。大约20年前，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指出了那些负责在大脑和身体其他部位进行来回反馈的化学信号的重要性，他将这些化学信号称为“躯体标记”。64我们不应该忽视躯体三大控制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毕竟，如果没有它们之间的互动，生物机能就会出现紊乱，我们也就不会面对那广为人知而又令人迷惑的安慰剂效应[3]。中枢神经系统多种多样的神经化学成分（当然还有身体的其他部分），都作为一种生物意义上的质在运作着，这种在质的水平上的运作方式不能仅仅被简化为抽象的量或某种算法。或者即使可以，这种“模型”也应该以比现在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被讨论和评判，而不是被当作一种科学信条整个地抛向大众。一般来说，对意识的解释越是抽象，越是理论化，那这种解释可能越不符合真实的大脑活动。对于一套解释意识的理论，人们越是期望它做出更好的预测，它就越是应该着手探究意识实际上是什么，至少应该比假设走得更远。65我们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回避问题本质的“模型”，也不是一套假设已然明白了意识是什么的理论。这两者都不会好过发现了一种可能的意识的神经关联理论，提出我们碰巧在实验室里发现了这种关联物——它是大脑的一种出人意料的离奇特征。不要去寻找某种孤立的意识的神经关联，或是某种缺乏主观体验证实的抽象模型，是时候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探索之路了。

五、前进之路？

我们真的需要认真考虑一下所有问题中最基本的、被称为“困难问题”66的问题，即客观大脑事件这杯“水”是如何转变成主观经验这杯“酒”的。67但我们现在确实难以看出到目前为止所用的这些方法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从实验到理论的路径，还是从理论到实验的路径。我们应该摒弃那些过于简单的研究——它们可能必要，却总是不能充分地揭示出意识的神经关联（NCC），也要摒弃那些不接地气的理论模型，而应该转向去揭示客观生理学和主观现象学二者之间那更加真实、更加具体的关系。不过我们现在还远远不清楚如何才能更好地了解二者的关系。

问题在于，心理的本质与神经科学研究方法中那些物理过程的本质似乎是截然不同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意识的第一人称视角和大脑物理状态的第三人称视角，二者如何才能描述一种完全相同的过程？这种过程应该如何用一种“双语”的方式进行表达？笛卡尔的观点认为，心灵和大脑事实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但这种将二者彻底分裂的观点似乎不再站得住脚了。显然主观和客观至少是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我们则需要判断这种密切的关联是什么。挑战在于去理解意识的精神属性和大脑的物理属性之间的关联，因为生理学（客观视角）和现象学（主体性）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不断地互为对方的参照。

如果我们能确定意识在不同瞬间的精确的神经关联（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神经关联可能不止一个），那么即便我们仍不能理解现象学与生理学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当然，就展现特定意识瞬间可以与大脑和身体中各个不同且尤为客观的情境分别建立连接而言，这将是一个真正的进步，这种连接的建立是通过某种神经活动或是化学物质的释放。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对客观和主观事件给予同等重视的新方法，这是一种共同的“第三语言”，客观和主观可以通过这种语言进行同等简便的表达和互动。本书此处提到的这种不同的方法将会以现实生活的现象学为出发点，以其为线索来研究这种“第三语言”（类似于“通用货币”）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对日常意识的任何描述需要些什么，而不是立刻钻进大脑中盯着脑细胞和化学物质，希望我们能想出“唯一答案”。

所以，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需要的是一份根据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而产生的“购物清单”，而不是在人造的实验室环境中编制的清单。因为在后者的环境中，那些非常重要的元素可能被标准化，被减到最低，甚至被完全忽视。我们不应像实验室中发生的那样把这类简化的现象学硬塞进脑中，而应该看一看它在物质层面是如何与那些多种多样的、源自每天生活的经验相匹配的。之后我们便可以寻找线索，来解释物理大脑是如何应对这些以不同主观经验为特征的各种事件的，并看一下有没有一般性的原理浮现出来。

为了理解意识，我们必须解释大脑中的哪些不同的特征和难题？这里有一张列表，虽然不够详尽，却抓住了某些更加重要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闹钟会叫醒你？这看上去可能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但它确实是意识不可否认的基本特征之一。第二，人类的意识和非人类的意识之间有什么差别？同样地，自我意识和婴儿的意识之间又有什么差别？第三，为什么携带图像和声音的输入信息，能让每个个体在视觉和听觉上获得非常不同的主观体验？第四，环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意识的？第五，诸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的精神症状，以及一些精神活性物质如毒品和酒精，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意识的？第六，一场梦的主观体验与清醒状态的主观体验有何不同？最后，为什么我们对于时间流逝的意识如此不同？

我们要首先研究这些问题，第二步才是神经科学研究——确定我们需要测量哪些脑内指标。这样我们就能用源自每天生活经验的“购物清单”来指导我们的研究，而不是像之前那样选择一个单一的特征（无论是丘脑皮层“重返”还是量子相干的微管）。通过依次考虑上述列表中的每个项目，我们便能探索大脑是如何传递解释这些现象学所需的东西的。结果表明，每条项目恰巧符合“典型”一天的不同阶段，因此“你”将成为我们的向导。并且，在我们追踪“你的”一天的过程中，我们将不断在物理学和现象学、客观和主观之间进行切换。

外面的天空渐渐亮了起来，不能再浪费时间了，闹钟已经开始嘀嘀叫了。

第二章　醒来

闹钟刺耳的铃声像要刺穿你的脑袋。由于外界的干扰越来越强烈，把你和外界隔绝开的雾蒙蒙般舒适的感觉逐渐消逝了。你笨拙地伸出一只胳膊，摸索着寻找把你吵醒的物体——终于可以消停了，你的周围恢复了宁静。但是这个像小恶魔一样的东西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你醒了。然而在这一刻，你还远没有真正达到“头脑清醒”的状态。你依然闭着眼睛，只是渐渐地要有浅浅的意识了……

一、睡眠

意识原来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点地增加，也许当你发现这一点时并不感到特别惊讶——我们都了解从一场格外深的睡眠中清醒过来是什么感觉，生物学家早就知道睡眠的无意识程度随着睡眠的“深度”而不断变化。其实在前一夜，你会经历无意识的五个周期，由浅入深、起起伏伏地不断重复着。在最初的五到十分钟，当你开始有点意识模糊的时候，你仍会保持相对警觉，处于清醒和迷糊的过渡阶段。如果有人试着叫醒你，你甚至可能会说自己刚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的睡着了。这就是第一个阶段，是睡眠周期的开始，也是你逐渐陷入无意识的开始。偶尔，你会在这段时间里体验到奇怪的、极其生动的感觉，好像在坠落或者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有时候，你的身体也会做出一种被你妻子笑称为“一脚踏入梦境”的反应。这种反射的学名是“肌抽跃”，你的腿不由自主地抽动，似乎毫无来由。在整个第一阶段，如果把电极放在你的头皮上，脑电图（EEG, electroencephalogeam）会记录下一种微小而快速的特定脑电波模式（θ波）。1

当你更加放松的时候，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你的大脑开始产生更复杂的电波信号（8赫兹至15赫兹的“睡眠锭”[4]），每个连续波的振幅忽大忽小，到达顶峰又降下来，这就是第二阶段。你的体温现在正在下降，心率开始减缓。正是从这里开始，你从浅睡眠进入了深睡眠，也就是第三阶段。现在脑电图显示你的脑电波变得更加缓慢，每秒从容不迫地走两到四个周期。一旦这种“∆波”进一步减缓到0.5赫兹至2赫兹时，你便进入了最深的睡眠阶段，即第四阶段。

大约三十分钟后，你的大脑重新回到第三阶段，之后又回到第二阶段。这是为什么呢？对于无意识来说，当然是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最容易。有一种可能性是，睡眠深度的周期性循环，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防止大脑陷入最不敏感的状态。在长时间间隔内，一种深度的昏迷状态会对机体内部功能的维持产生负面效果，也会使人或动物对可能的外界危险（诸如虎视眈眈的、放长线钓大鱼的捕食者）的反应变弱。无论如何，睡眠深度周期循环有一个有趣的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期本身的时长也会发生变化，可能这一整夜的过程中，大脑的需求也在变化……到了深夜的某个时候，第四阶段完全消失了，而一个新阶段的第一轮周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是第五阶段，最初仅持续约十分钟，之后最长几乎能持续一小时。2

第五阶段是最为人知的睡眠特征之一，也被称为“快速眼动睡眠”（Rapid Eye Movement，简称REM），因为你的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来回转动。同时，你的呼吸频率增加，脑电图呈现一种快速的、不规则的波形，代表心理加工能力的增强，与清醒时的状态相似。梦（我们之后会对其详细探索）在这段时间登场了，而且不仅有梦。尽管做梦时你的大脑在忙碌地工作，但肌肉却终于变得更松弛了，并最终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快速眼动睡眠也被称为异相睡眠，因为这时你可能有某种内在的、有意识的体验，但同时你却动弹不得。试想我们做噩梦时经常出现的情况——我们试着逃离威胁生命安全的危险，但又诡异地感觉自己一动都不能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眼动睡眠，你的身体通常返回到浅度睡眠即第一阶段，然后整个晚上再经历大约四至五个周期。3那么这些周期是如何被控制的呢？

长期以来，脑科学家已经知道五个睡眠阶段的基础是大脑内一系列特定的化学信使即神经递质在涌动，清醒时也是如此。神经递质作为中介，在一个细胞和另一个细胞之间的狭窄间隙（突触）中扩散，从而增加或降低靶细胞的活跃水平，使其“兴奋”或“被抑制”。在神经科学的语言中，抑制是指一个神经元产生动作电位（电信号）的可能性减小；兴奋则与之相反，指可能性增加。这个关键的电信号持续约千分之一秒（1毫秒），也是大脑细胞活跃并向下一个细胞发出信号的一种指示，是普遍的、全或无的。兴奋的神经元会产生高速的动作电位齐射，而抑制的神经元可以是完全沉寂的。

我们睡觉、清醒或做梦时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组胺和5-羟色胺）在分子结构上是“近亲”，同时还有第五个（乙酰胆碱）距离稍远些的“远方表亲”，这些可能是大脑中有记录的神经递质中最为人所知，也是最多被记录的。4但真正有趣的是它们特有的分布和定位方式：它们不仅能环绕在大脑中固定回路上的单一突触周围，完成自己的传统工作，也能够像喷涌而出的喷泉一样组织起来。每一个由大量脑细胞形成的网络都包含各自的化学“同胞”，聚集在脊柱上方最原始的大脑枢纽（脑干）附近。从这里，枢纽细胞能够将长程信号发送到“更高级”的脑区，建立一种长距离的、弥散性的联系：强效的神经递质被向上、向外释放到大片精细复杂的脑区，特别是大脑皮层。事实证明，这个化学家族的每位成员在清醒和睡眠状态都各自发挥着关键作用。去甲肾上腺素和它的“化学家长”多巴胺，以及它们的“兄弟姐妹”5-羟色胺和组胺在清醒的时候是最充足的，在正常睡眠过程中数量逐渐下降，到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就几乎消失了。5与此同时，乙酰胆碱在我们做梦的时候仍然涌动着。6那么这些各式各样的神经递质究竟在做什么呢？

原来，这些分子（即我们熟悉的神经递质）具有双重作用，当它们合在一起时，便成为一种调节物质。7调节物质并非在突触上传递某个单一信息，就立刻引发兴奋或抑制，与之相反，它将影响脑细胞如何在未来某个时间内对输入的信息做出反应，而非在当时当地就发挥作用。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过程，想象办公室里有传言说要涨工资了。我们知道，电话不响时，没有人会去接电话（传言本身不会改变人的外在行为）。但是，当电话铃响起时（标准输入），与之前不知道传言相比，员工可能会更乐意接起电话。调节物质有点像例子中的传言，本身是无效的，但是它可以放大随后发生的事件。8

神经调节的概念（其实也是事实）表明，许多神经科学家依旧受到这样的误导：神经递质对兴奋或抑制起决定性的作用，仿佛神经递质本身的结构已经预先设置并锁定了这种功能。然而，一切都取决于时机，以及神经递质工作时大脑内部的微观情况。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根据调节物质存在与否，某个神经元对输入刺激（另一种神经递质）的反应有所不同。或者当另一种神经递质从来没出现时，反应也不同。我们谈到的时机，也就是偶然出现调节物质和二次输入时，是最重要的。因此，某个原本前后一致的刺激现在被转换成了一种可变的刺激，调节的重大意义便在于为大脑运转提供一定的时间范围，而期间不可能只有简单且一次性的神经递质传递。

与此同时，你还在睡梦中（确切地说现在是半睡半醒），这些关键的调节物质遍布大脑各处，总量水平随时间变化在不断上下浮动，时高时低。它们使大量的脑细胞倾向于一种更活跃或更安静的趋势，是支撑不同睡眠阶段的基础。据此，我们极有可能推测，这些“化学喷泉”对意识和无意识状态以及两者间的交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别忘了：毕竟意识似乎不是一个开关。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入睡和清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调节物质可能并非像电灯开关一样完全消除或触发意识，而更像一种亮度调节器。

二、麻醉

睡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麻醉作为另外一种我们熟悉的无意识状态也有不同的深度，便不足为奇了。“麻醉之父”亨利·希克曼（Henry Hickman）于19世纪20年代首次报告了二氧化碳引起的意识剥夺效应。然而，直到1937年，美国医生亚瑟·欧内斯特·古德拉（Arthur Ernest Guedel）才详细描述了麻醉的四个阶段，现在我们还在参考这个框架。920世纪中叶，吸入式麻醉剂远不及现在有效，因此诱导麻醉的过程较为缓慢，但是正是这个缺点帮助我们了解古德拉描述的逐渐失去意识的过程包含哪几个可被识别的阶段。现在，静脉注射能够快速诱发麻醉状态，阶段化虽然变得不太明显了，但仍然会按照这些步骤展开，只是速度更快。

在第一阶段，你会感受到“止痛”（Analgesia，来自希腊语“痛觉缺失”），这可以通过丧失退缩反应进行确认——比如在你手臂的皮肤上扎一针，而你没有直觉地缩回手臂。在这个阶段，所有你之前能感觉到的疼痛都会缓解，你甚至都不太会注意到自己不觉得疼了，虽然可能你嘴上还在喊疼……接下来当你失去意识，就进入了麻醉的第二阶段，身体会表现出兴奋和谵妄的迹象：瞳孔扩张，呼吸不规律，心律不齐，还可能出现不受控制的不随意运动，甚至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还会呕吐。当你进入第三阶段即“手术麻醉期”，相应的迹象有：肌肉放松，呼吸放慢，最初转动的眼球开始逐渐不动了，失去了角膜反射（碰到眼睛时会眨眼）以及光刺激产生的瞳孔收缩反应，同时呼吸变得更浅。最终，你处于深度无意识状态，可以准备做手术了。10

所以麻醉就像睡眠一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现在依旧可以用大约二十年前的方法分析病人的脑电图，来展示手术前缓慢、逐步地失去意识的过程。该程序试图给出一个可读数据，即脑电双频指数（BIS, Bispectral Index），作为衡量手术麻醉过程中意识（或者说无意识）水平的标准。我们观测脑电双频指数的变化是为了避免一些噩梦般的场景出现，比如过多麻醉导致病人死亡，或者麻醉不足（导致病人仍然有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病人还是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但由于肌松药造成的瘫痪阻碍了言语功能，他们完全无法报告事实。11我们在这里提到脑电双频指数的原因是，虽然目前的做法并不完美，但我们确实能在某些情况下量化地研究无意识，而不只是单纯的全或无的状态。

然而，脑电双频指数的问题是它不能对所有麻醉剂给出同样灵敏的数据。因此，为了能够真正了解其中的脑机制，我们需要正视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不同的麻醉剂必须通过不同的神经元过程起作用，也就是大脑不同的部分；另一方面，所有麻醉剂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意识丧失。在麻醉师看来，有两个相互冲突的理论试图解开这个谜。其一，在意识丧失的背后归根结底有一个共同途径。其二，大脑有许多不同的状态，只是表现出的外部特征大体相同。到底两个理论哪个更贴近真相？其实困扰我们、使我们无法做出判断的主要问题在于，比较麻醉剂的技术各不相同，因此很难以公正的方式对（麻醉）结果进行比较。12尽管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发现无意识的任何普遍机制，但在这里，最直接的结论是：无意识本身确实在深度上是可变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三、作为变量的意识

如果无意识有不同的程度，在睡眠和麻醉中都是这样，那么意识本身是否也有不同的程度，并且在不断变化？如果意识确实是可变的，很多谜团就更好解开了。例如，胎儿有意识吗？

在孕期的第四周快结束时，人类胚胎的大脑已经有了三个不同的部分（分别是前脑、中脑和后脑），在第五周之内开始运作。13那么这个小家伙有意识吗？如果有，是从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开始的呢？我们暂且假设胚胎没有意识。但是之后，什么时候事情发生了改变呢？也许是当婴儿最终被挤出产道时。假如是这样，那么如果你碰巧是剖腹产，就会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你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有意识了。因此，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是在足月生产的时候，也就是第四十周到来。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早产儿的父母指着自己的孩子说：“看，九个月到了，孩子昨天还没有意识，但今天就会有了。这下终于值得去医院了。”显而易见，这些场景都太疯狂了，不仅不合常理，而且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大脑其实一点儿都不在乎孩子是从脐带还是自己的鼻子接收氧气。所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胎儿是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有意识的？毕竟在发育过程中没有明确的界限，大脑在子宫中的发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脑生理学来看，并没有突然发生某件事或产生某个变化，并且意识肯定不是在出生时才突然产生的。

所以，我们认为更科学也更现实的方式是完全否定“胎儿从来没有过意识”的观点。据此，我们也可以摒弃“意识是某种为大脑定性的灵丹妙药”这一颇为令人不安的观点。与之相反，让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调光器开关的画面，把意识看作大脑发育过程中，脑容量和密度在数量上不断增长的结果。换句话说，无论在子宫中，还是在进化过程中，随着生物大脑的成长，意识也在不断发展。14

如果意识确实是不断变化的，那就意味着作为成年人的你，意识水平可能随时变得更高或更低。当我们谈到要“提高”或“深化”自己的意识，其实意识水平提升或下降都没关系，实际上我们已经默默假定了意识有不同的程度，或者不同的量。这样做为什么很有帮助呢？因为我们现在终于能做一些让科学家感到安心的事了，不管结果如何，至少我们能够测量一些东西，能够把一个公认尚未确认的脑现象，由定性转换成定量的东西。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可能最终能够在脑内测量到它。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某个程度不确定、处于不断变化中而至今未知的过程呢？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可能会用一种更有建设性的方式，去发现某个更有价值，有意义的关联物。所以现在，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些东西，虽然还很模糊，但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列在“购物清单”上，让大脑来运送。以此为起点，我们该如何识别出这里的“一些东西”是什么？

很明显，脑科学家可以从某些宏观尺度的脑区入手，例如前额叶、丘脑或海马体。毕竟，这些区域最容易用肉眼看到。现在通过彩色的脑扫描图，我们也对它们活动的变化模式很熟悉了。据此，当意识发生时，多个脑区变得活跃起来，15这些脑区被扫描图精细地记录了下来，结果可能并不意外——活跃的区域遍布整个大脑。16这里立刻出现了一个绊脚石，即麻醉剂对特定脑区的抑制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无意识。17因此，我们必然得出的推论是，一组关键的脑区总体需要共同停止激活，才能最终导致意识丧失。显然，无意识乃至意识，更多依赖于不同脑区之间的关系。18支持这一观点的是，研究表明：在深度睡眠中有一个关键的变化，即脑区之间连接中断时，不同脑区之间的交流变得不那么有效了。19显而易见，指出脑区之间的连接极其重要是一回事，要找到关键的、最小的脑电回路或过程可能是什么以及位置在哪里却是另一回事，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见。此外，连接与断开连接的“全或无”标准没有给我们“购物清单”上的第一项打勾，即睡眠和麻醉的无意识水平是分级的，而在这些状态下运行的关键过程可能也必然地是相应分级的。

我们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找到一个不断变化的分级过程？唯一的答案是，无意识的基础不是位于大脑关键区域（如大脑皮层或丘脑）内部或之间的某种大脑开关，而是一种过程，神经解剖学的教材尚未对此过程给出明确定义，不能用全或无的电信号来描述它。

在我最初开始学习神经科学时，试图解释脑过程的常见做法是勾画出不同的脑区（像整齐排放的盒子一样），用来来回回的箭头代表脑区之间的沟通交流，在每个箭头旁标明“+”或“-”，代表一种简单的激发或抑制网络。但是，我们已经了解到，大量的神经元之间的沟通都是“调节”式的，也就是说，细胞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细胞群内或细胞群之间，任何最终出现的抑制或兴奋都取决于从这一刻到下一刻细胞的情况。这意味着，我们要找到另一种脑机制，这种脑机制可以在超越了单个神经元的水平上运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单个神经元并不作为自主单元发挥作用。总之，无论这个新颖的脑过程是什么，它都类似于这样一种东西——一种时刻不断地变化着的东西。

四、神经元集合

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是这一领域的先驱。早在1949年，他就提出了一种彻底革命性的理念，即神经元能够适应之前发生的事件，或者说，神经元会学习。他发现，相邻的神经元往往是同步的，这意味着它们会像一个紧密相连的团体一样，突然一起活跃起来。当它们处于这种状态时，便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功能网络，能够在被触发后很长一段时间仍持续运作。20赫布还认为，如果它们是像这样集体活跃的，那么这些神经元网络有可能诱发突触发生更长期的改变，反过来会延长和加强该网络内脑细胞之间的沟通交流，我们称之为“赫布突触”（Hebbian synapses）。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突破性进展呢？

因为这一远见卓识首次解释了大脑如何适应输入的信息，也就是如何适应环境。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可塑性（plasticity，来源于希腊语plastikos，意为能够被改变）。21不同物种受本能禁锢的程度不同，因而大脑的可塑性也有所差异，但现在我们普遍认为，可塑性是大脑的一个基本特征。对于比较简单的动物（例如金鱼），行为与基因的关系更密切，它们的大脑从开始就只有较少的神经元连接，因此相比那些个体经验确实能给大脑留下印记的物种，环境对它们的影响更小。在动物界，我们人类拥有最强的适应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比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占据更多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s）——从丛林到北极，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生活繁衍。可以说，我们大脑的可塑性也意味着，在所有物种中，我们拥有最大的潜力，通过个体经验能够成为真正独一无二的个体，这都要归功于具有适应性的“赫布突触”。

几十年后，赫布的理论构想终于获得了实证支持。神经科学家表明，确实存在一个持久且相对缓慢的细胞适应机制，而且高度局限在个别突触上。22它们极大地帮助我们解释了神经科学和心理学中的各种现象，特别是学习和记忆。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有无数发表过的论文、论著成功地研究并运用了这一范式，但我们仍然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像赫布那样，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从细胞、突触和神经递质的微观层面探索大脑；抑或用一种与之相反的“自上而下”的策略，集中探索终端的脑功能和宏观层面的脑区。但如何从一个层面过渡到另一个层面呢？

这些微小的、局部的神经元网络，仍然需要用某种方式反过来影响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此产生诸如记忆的认知过程，并解释我们如何成为不同的个体。换言之，在宏观层面（自上而下）和微观层面（自下而上）之间需要架起一座桥梁。如果相邻的神经元同时活跃，那么它们之间的连接将会增强。但是赫布想知道我们能否走得更远。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也许这一随之而来的局部活跃，最终将把更多神经元凝聚起来，引发一种整体的活动和功能。23

多年来，我们一直无法在现实中发现或形象化这种假设的、更大规模的神经元集合体。传统电生理学一次只能记录几个神经元的活动，因此不能监测如此广泛的活动。而且它们也从来没有在典型的脑电图中出现过，因此我们推测，它们的活动可能不太持久。要知道，脑成像的时间分辨率，比神经元沟通发生的速率慢了一千多倍，就像第一章中提到的那些维多利亚时代旧照片一样，由于曝光速度太慢，所以只能拍静态的物体和建筑。而我们用常规的fMRI[5]，只可能看到当前几秒之内的活动，这种活动可能有助于及时诊断大脑功能障碍。或者，为了放慢被试的行为以符合时间表的要求，你可以让被试完成一项持续重复的任务，而通过这种活动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与局部“固定”的微观层面的突触或宏观层面的脑区不同，如果我们假设的这些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中等层级）的集合体确实存在，那么它们出现的时间又太短暂了，无法通过传统的成像技术记录。

那么，科学家如何才能知道赫布推断出的设想是否正确呢？解决这一问题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一种方法，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连接起来。但是，神经科学目前仅有的技术，便是自上而下的标准解剖和成像技术，以及自下而上的对单个细胞中几个电极的研究。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包括以色列威茨曼研究所的阿米拉姆·格林瓦德（Amiram Grinvald）在内的一些天才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电压敏感染料成像（voltage-sensitive dye imaging, VSDI）。24有了这种技术，我们突然能够识别一些用传统的、无创的脑成像技术无法探测到的现象。25顾名思义，VSDI能够让研究者读出穿过细胞膜的电压，因此能够用来监测持续的神经元活动。由于染料是实实在在嵌入到细胞膜中的，所以可以在小于1秒的瞬间内直接读出数据。运用这种技术，我们首次可以看到，介于细胞和突触的操作水平和解剖学可辨别的脑区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繁忙的中尺度水平的大脑处理过程——借此，神经元在非常小的时间尺度上形成大规模联合，犹如一个紧密联结的整体一样工作，与大脑中实时发生的事件相对应。

图1：一个“集合体”的可视化图。在大鼠脑切片中，在刺激的初始脉冲持续十分之一微秒之后，运用电压敏感染料探测，毫秒序列成像，显示出广泛的激活。最活跃的区域在中心位置，向四周逐渐减弱，有点像往水潭里扔石块激起的层层涟漪。（Badin&Greenfield，未出版）（彩色扫描图请见彩插1。）

上图来自我自己在牛津的研究团队的工作，当时我们用VSDI技术研究大鼠的脑切片。在短暂的电刺激后，我们把产生的脑活动用颜色编码，红色代表高度活跃，紫色则代表不那么活跃。与单个细胞相比，几毫米的尺度已经很大了；然而与解剖学层面定义的脑区相比，它又确实很小。因此，这是一种真正的“介观尺度”。要特别注意它具有极高的时间分辨率：在8毫秒内，集合体的活动开始达到峰值，在这个例子中，再过约20毫秒，一切都结束了。传统的脑扫描根本无法探测到这一现象。

由于这些极度短暂的大规模神经元集合还是一种相对陌生的现象，对其严谨的定义尚未达成明确共识，因此它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在我们的研究团队里，它被称为“神经元集合”，我们给出的定义是：可变的、高度瞬态（亚秒级）的宏观尺度的脑细胞组（例如约1000万或者更多），解剖学层面的脑区或系统无法定义或限定它。26

当我们在工作日早上的“清醒之旅”中行进时，意识状态如潮起潮落般不断变化着。而我认为，唯一能够令大脑适应这种变化的方式，发生在介于宏观脑区和微观单个神经元之间的层面：这是瞬间的、集体的脑细胞活动形成的一个中层组织，为了适应各种意识深度，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扩大或缩小。因此，如果意识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它可能与大脑中我们将称之为“集合”的物理现象相关。

尽管脑切片成像能够显示神经元集合的具体内容，但只有研究完整的活体动物大脑（术语称为“活体内”），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大脑到底如何工作以及工作内容有哪些。在这类实验中，初始触发刺激可以更自然一点，比如说一束光，27或只是触碰一下大鼠的胡须（见图2）。

图2：触发刺激是偏转被麻醉的大鼠的胡须。3D图像显示了每隔5毫秒，在被麻醉大鼠无损的感觉皮层上产生的一个神经元集合。请注意，集合的直径比背景噪音高出约6-7毫秒。28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次看到，这个时间窗（40毫秒）对于传统脑成像来说太快了，运用常规的电生理技术完全无法记录详细的空间模式。（彩色扫描图请见彩插2）

然而，在大脑切片和麻醉的大脑中，我们看到的神经元集合有点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水潭里之后产生的层层涟漪。一块石头比它激起的涟漪要小得多，与此类似，即使是对一个短暂的光刺激做出反应，由此产生的神经元集合的活动也将会暂时蔓延到更大的区域，29其范围远大于皮层细胞千篇一律的固定回路排列。30

但是，当你用光学成像观察麻醉动物的大脑时，还会看到一些通常在脑切片中看不到的东西。你会发现，即使没有任何明显的刺激，大脑也会保持活跃。整个大脑中活跃着如脉动一般大规模的振荡。我们知道用神经科学的术语来说，它们的出现是因为不同细胞具有不同的特性，因此神经元像一个个具有不同延迟程度的振荡器一样组合了起来。31如果一组神经元聚集了正确的特性，这种振荡便可以无限持续下去，为一次性刺激或事件产生的任何其他现象提供一种背景。32

显然，大脑不是个百分百机械式的组织结构，并不像电脑一样由各种线把不同功能区连接起来，具有特定节点和二进制开/关功能状态。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大脑局部层面上存在这种连接，但这远非大脑的全貌。换句话说，大脑不是一栋固化僵硬的建筑。相反，我们更应该把它看作绵延起伏的大海，时而平静，时而碧波荡漾，时而波涛汹涌，甚至惊涛骇浪。在所有这些神经元的振荡之上，叠加了一次性的刺激——大脑内部驱力或外部感官刺激，它们将造成一次偶发的神经元集合。33

为了对意识及其相关现象给出恰当的描述，一个神经元集合就可以符合“购物清单”上提出的要求吗？如果可以，它也应该能被消除意识的媒介所修改，例如麻醉剂。此前我们看到，关于麻醉剂存在着一个基本悖论，即我们还没有发现能够解释它们如何起作用的任何单一过程。然而，也许正是在这里，在“介观尺度”的神经元集合上，我们最终能发现不同麻醉剂之间的某种共性，正是这种共性最终导致意识丧失这个单一的共同结果。毕竟，这些强劲的药物形状大小各异，而在实际结构上，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内容能够将它们定义为一组，以和其他精神科药物区别开来，甚至是那些可以在临床上发挥补充剂作用的药物，例如止痛药（止痛剂）。在这两种情况下，从传统自下而上的单个细胞层面上来看，麻醉剂和止痛剂都可以产生相似的效果：降低活性，也就是抑制。那么，对比消除疼痛和消除意识的药物，它们最重要的功能差异在哪里呢？

在一项实验中，我们研究了与止痛药相比，不同化学成分的麻醉剂是否对神经元集合的动力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结果表明，止痛药对脑切片中的神经元集合没有影响，但与之相对的惊人结果是，两种麻醉剂确实有影响。它们虽然是两种不同的麻醉药物，却有相同的净效应，都能够通过延长集合的持续时间来修改集合。34因此，对于麻醉剂来说，无论它们在微观层面对大脑内部有哪些不同的作用，重要的是它们对介观尺度的神经元集合有着相似的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确定的，单个孤立的脑区与意识没有一对一的关系。然而，这个发现告诉我们，神经元集合以某种方式与最终的意识或无意识状态相关，这使得它们会受到那些意识阻断剂的特殊影响，而像止痛药一样仅仅能改变意识内容的物质对神经元集合则没有影响，当使用止痛药时，你只是感觉不到疼了，却依然保持着清醒。只有被定义为具有剥夺意识的能力的麻醉剂，才能在不同情况下延长集合持续的时间。临床医生已经意识到，持续的癫痫发作会阻断意识。35因此，持续的集合激活也可能最终导致相似的结果。然而，我们这里所用的脑切片无法从有意识逐渐变得无意识，因为它们从最开始就是没有意识的。这看起来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我们确实需要在理想情况下，让脑切片准备就绪，然后用某种方法模拟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

有一种可能性是利用一个违反直觉但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当大脑暴露在极高的气压下（在实验过程中）时，持续麻醉产生的意识剥夺现象会出现令人惊讶的逆转：实验中的被试（通常是蝌蚪或小鼠）苏醒过来了。36如果直接环境发生类似的改变，令完好的机体恢复意识，那么这种改变对脑切片中神经元集合的各个方面有影响吗？

令我们吃惊的是，在极高的气压（32个大气压）下，当麻醉状态被逆转时，脑切片中的集合变大了很多（见图3），表明更大量的神经元集体活跃起来。37这些结果也证明了，高压条件确实会对特殊的脑现象（集合）有实质影响。相应地，它也是某种意识的神经元关联的合适候选：极大地修改意识状态的实验条件，也会极大地修改特定脑区的集合。38，39下一阶段的任务，是在更自然的设置中测试麻醉剂的效果。

图3：在正常气压（上图）和高压（下图）下，运用光学成像，得到大鼠脑切片海马区产生的集合的荧光图。信号振幅代表活跃程度。在高压条件下，集合范围更大。在不同气压条件下，一个小范围组织随时间变化的反应如右侧图所示。40（彩色扫描图请见彩插3）

于是，我们研究了麻醉剂对活体大鼠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我们记录的是对大脑整体的影响——实际上是对整只动物的影响。由于光学成像的侵入性特质，显然，在全部实验过程中，要对动物进行外科麻醉。但是，多亏了麻醉效果的分级特性，我们能够比较浅层和深度外科麻醉的效果。结果表明，在浅层麻醉条件下，鼠脑产生的集合比深度麻醉条件下的面积更大。41随着麻醉程度的加深，皮层上集合的尺寸变小了。

图4：在浅层（A）和深度（B）麻醉条件下，刺激大鼠胡须引发的集合。45注意，浅层麻醉时，强烈激活后出现了反弹性的抑制。但深度麻醉时，降低激活后并不会产生这种效应。右上角显示了刺激开始后的时间，注意第二行和第三行中时间间隔的变化。比例尺：500微米（彩色扫描图请见彩插4）

此外，浅层麻醉下产生的集合很快被抑制了活性的反弹窗口所限制（图4），也许为了确保集合在清晰的背景下仍然能作为更清晰的信号出现。一旦麻醉程度加深，这种效应就不见了，很可能是因为它需要大脑整体的相互连接才能起作用。

最终，或许可以预见的是，在浅层麻醉条件下，产生集合的速度更快。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一种持续的效应，正如我们在切片实验中看到的一样。在深度麻醉时，偏转大鼠胡须产生的集合现在能保持更长时间了，再次和切片实验中的结果一致。但是这次是在完好的皮层上，我们看到麻醉似乎延长了集合的时间，令它的持续时间明显变长，这可能会阻碍进一步形成其他的集合。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神经元集合以某种方式，与意识及意识丧失相联系。理由如下：首先，麻醉剂比止痛药对它们的影响大；42其次，它们都对高压这一条件敏感，而高压能够逆转麻醉；43最后，它们反映了不同深度的麻醉状态。44试图把这三个不同的实验结果拼凑起来解释麻醉剂的作用，似乎有点太早了。让我们等到这一天结束，收集更多观察结果，再看是否能得出一些全面的理论吧。但是就目前而言，我们至少能看到在不同条件下，集合的工作情况。这是一种真实存在、自然发生的现象。同时，鉴于它们快速而短暂的时间范围、广阔的空间范围、持续多变的性质，以及对改变意识的处理的敏感性，都可以在我们的“购物清单”上打勾了。话说回来，当然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大脑信息处理的水平确实可以作为衡量意识程度的一个好的指标。

集合的动力学特性与麻醉剂的影响可能相关，但是要说二者的联系决定了我们是否有意识，还远远不够。尽管如此，麻醉师布莱恩·波拉德（Brain Pollard）及其在曼彻斯特大学的团队46已经自主研发了一种技术，能够进一步验证集合与意识之间的联系，这种技术叫作“诱发反应的功能性电阻抗断层成像”（Functional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by Evoke Response，简称fEITER）。用电刺激大脑，然后监测穿过头骨的结果（电阻），时间分辨率是VSDI的两倍，也就是约500微秒！47我们无法将电压敏感染料的光学成像直接用在意识清醒的人身上——甚至用在失去意识的人身上也不行，而波拉德的方法打开了人类神经元集合可视化的新可能。

还有一点要弄清楚：我认为在大脑中，大规模神经元集合的瞬时结构，与每时每刻不同程度的意识有关。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对集合的监控和操作将会提供一种宝贵的途径，帮助我们对此前难以研究的心理现实进行探索。我们最终能通过研究集合中神经元之间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相关性，首次做到还原真实的脑内情况。

意识的程度有点像把石头扔进水潭时产生的层层涟漪。试想一下，尽管阵阵微风吹过，水面已经波浪起伏，你还是把石头扔进去了，石头激起了各种清晰的波纹图案。石头本身是恒常或准恒常的物质，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一个确定不变的物体。它不大，但激起的涟漪大小却远远超出它本身。石头是准恒常的物体，但涟漪却是稍纵即逝的。

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的是，涟漪的扩散范围，也就是说某一时刻集合的范围以及意识的程度，都是由一系列不同的独立因素决定的。例如，产生集合（涟漪）的大小从这一刻到下一刻会有所不同，一方面因为触发刺激的强度不同（比如说闹钟），另一方面也因为神经元同步的难易程度不同，而这一点又取决于促进“调节性”的化学物质的利用率，这些物质主要与唤醒水平及睡眠——觉醒周期有关。然而，我们也并非仅凭原始感觉所驱动的意识过一辈子，某个瞬间产生的一个集合的最终范围，也会由其他因素决定。

最重要的是，石头本身是存在的，投掷石头的外力和石头的大小都是具有可变性的。投掷石头的外力就是心理物理刺激的强度，而石头的大小可以被视为一种内部的、预先存在的固有网络的范围，这种固有网络会被最先激活。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个由功能上相互连接的细胞所组成的局部枢纽是神经科学的标准模式：事实上，这最初是由唐纳德·赫布在上世纪中叶提出的，后来又被“长时程增强”[6]现象所证实，即同时活跃的细胞形成局部的、持久的固有连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种连接想象成一种神经元石头。不过，就其本身而言，这种连接脑细胞的枢纽太过局部化，太过固定，形成时间也太慢了，无法满足我们组成意识的“购物清单”的要求。

然而，“石头”需要有不同的大小，正是这种局部且持久的连接满足了这个要求，正如传入刺激（比如闹钟响的声音）对连接的激活需要符合激活连接的要求。那么接下来，什么才能在现象学上等价于或大或小的石头，即广泛或适中的固有枢纽呢？当我们追踪研究你的一天时，便开始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了。窗外，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该起床咯。

第三章　遛狗

当你睁开眼睛，环视着你的卧室，你脑中立刻出现的想法就是你起床之后应该做什么。至少到现在你已经完全清醒了，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哪儿，自己昨天做了什么，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不止接下来的十二小时，甚至整个一周，你独特的生活结构将从此刻开始令人安心地展开，进入一个轮廓清晰、井然有序的图景当中。从期望在羽绒被下依偎更长时间的简单而被动的意识，发展到如此专注地指向内心，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大脑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你当下所处的卧室正在被一个充满事务和会议的嘈杂的假想世界所替代，而你作为一个个体也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毫无疑问，你的意识在此前的几分钟以某种方式“深化”或“成熟”了。因此现在肯定有一些额外的因素参与进来，为这个更有意义、更加个体化的世界的形成提供了帮助，这些因素将你从单纯地沉浸此时此刻带进这个更加个人化的“认知”图景中。

你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胡乱穿上几件衣服，跌跌撞撞地下了楼。你发现在这大清早，你养的边境牧羊犬波波早已迫不及待而又欣喜若狂地等着你了，他嘴里叼着遛狗的绳子，不停地冲你摇着尾巴。现在已经没时间喝咖啡了，更别说吃早饭了，要是现在不立刻带着波波去遛弯儿，可就没法得到安宁了。但也许新鲜的空气和有节奏的步伐（机械地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将使你在这段时间里能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和思考。正如尼采曾宣称：“所有真正伟大的想法都产生于行走中。”

这种观点似乎与我们通常的直觉是相反的：由于大脑的资源肯定是有限的，那么当两项任务同时进行时（比如说散步和思考），其中一项任务的表现就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事实上，这一点最近已经被证明：高强度的数字媒体多任务处理与某些大脑区域的连接减少有关。1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与彼此相似并竞争着相同神经资源的并行屏幕活动不同，人们有多个心智资源池，每个资源池都对应着不同的任务。当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彼此完全相异时，活动之间甚至可能存在协同作用。事实证明，真实情况很可能就是如此。在自然环境中散步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好处是可以改善注意力。因此，当人们做着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这种完全不同于思考的行为时，认知表现确实得到了提高。同时研究表明，当被试按照自己选择的步速行走时，他们的工作记忆也显著改善。2

此外，当谈到如何运用你的大脑时，你所生活的是自然环境还是城市环境有着很大的区别。密歇根州安娜堡市的研究者们选用了两种测量方式来评估大脑能力。3首先，在评估注意力的任务中，被试首先听取一段长度为三到九个数字的数字串，然后以倒序的方式复述出来。此时，任务的表现取决于你的直接注意能力，因为你需要将这些数字移入和移出你的关注焦点。这是短时记忆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一项基于计算机的任务对三种类型的注意进行了测量：警觉注意、定向注意和执行注意，其中执行注意需要最大的控制。

在确定运用这些心理能力的测试后，接下来便是分别测量被试在安娜堡市植物园（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充满了树木、可以随意行走的地方）步行50分钟、行走将近3英里前后的各项指标。这些环境带来的影响被拿来与被试在安娜堡市中心的生活体验进行对比——显然，后者暴露在一个繁忙、吵闹且交通拥堵的环境中。更有意思的是，仅仅看了十分钟城市或自然环境照片的一组被试，在观看照片之前和之后也接受了相同的注意力测试。之所以将使用照片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是为了对看上去受益于自然环境变量的关键因素增加一个控制组，以此避免研究所得的效应产生于自然环境带来的不同寻常的安静与平和，而非自然环境本身。令人惊讶的是，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自然环境中漫步的体验，还是仅仅在很短的时间里观看照片，二者都会对大脑产生显著的影响。4那些在植物园中散步或是仅仅观看自然环境照片的被试，其执行注意的测试分数显著改善；但是那些在市中心步行或观看市中心场景照片的被试却并没有表现出相同的改善。似乎仅仅暴露在二维的乡村环境中，仅仅通过图片触发对美好环境的联想，也可以促进认知能力——大脑在任意时间点能保留下来的信息总量。

研究者通过对比主动注意和被动反应性注意来解释这些发现。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大多数人日常工作生活的城市环境，充斥着纷杂的刺激，吸引着我们的注意。这类环境因此占据着我们注意过程中更偏反应性的成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诸如车祸之类的事情发生。与之相反，自然环境让我们免于这种永无止息的，对外界环境的反应性注意，而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将我们的意识塑造得更为主动、积极。在某一时刻，是你自己做出决定，是要更近距离地观察一盆植物，还是要远眺广袤的地平线，然后或许斜靠在一棵树下。这种由内在动力驱使的一系列事件将会带来一些额外的好处，包括恢复控制感，以及让你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和深化你的思想。

一个有关自然影响力的更加极端的实验，涉及一项在缅因州、科罗拉多州或阿拉斯加进行为期四天的徒步旅行所产生的效应的研究，研究的不只是对认知方面的影响，还包括对至今仍然难以捉摸的创造力现象的影响。5徒步过程中，不允许使用任何电子设备。徒步参与者接受了一项远距离联想测验（Remote Associates Test），这是一种客观地评估被试创造力的方法：通常情况下被试要回答三十到四十个问题，每个问题中都包含三个日常用语，这三个词汇初看起来并无关联，被试的任务是想出第四个词语，使其能分别与前面三个词语相关联。例如，前三个常见词语是“易碎的”“清晰的”以及“眼睛”，那第四个词就可以是“玻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经过四天的徒步旅行后，参与者的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分数比其徒步旅行前所测的分数高出50%。然而，由于干预条件是极端且没有限制的自然环境，因此很难在这些不受控制的因素中找出究竟哪个影响最大。是参与者进行的锻炼？是参与者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参与者没有了电子设备？还是仅仅由于参与者有了更好的睡眠、新鲜的空气以及更多的社交互动？

不管怎样，这种环境与你现在所处的户外环境是相同的，此时你正踉踉跄跄地被狗拽着往前走。外部世界的刺激不断提醒着你它们的存在，但至少现在，你不必急迫地对那些进入你意识的、碎片化的、令你分心的事物做出反应。相反，你有足够的时间来慢慢消化这些输入的感觉信息，将它们整合到一起，甚至可以以一种新颖而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在头脑中把它们联系起来。无论如何，你都已经开始深深地呼吸着外界的空气，不仅关注外在世界，同时也开始关注内在世界——开始进行思考。

归根结底，一种感觉仅仅包括对此时此地的体验。这不取决于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也不取决于任何以往的背景和未来的计划：大笑和尖叫都是自发的、原始的反应。因此，摇着尾巴的狗和咯咯笑着的婴儿分别产生了最原始意识类型的进化（系统发生）和发展（个体发生）的表现，这种最原始的意识类型是一种由原始的感觉和反应所支配的意识。与之相对，你现在所能想到的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思想——记忆、幻想、逻辑论证或商业计划，这些都有着一项原始感受和情感所不具备的必要基本特征。对于一个想法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当然还是时间框架：它有着开始、中间和结尾，这样无论从哪里出发，你都将到达一个不同的地方。而你又该如何到达这个新的地方，获得新的结论、新的关键点或新的解决方法？通过一系列的步骤，以一种明确、线性的方式从一步走到下一步，我们甚至将其称为“直线型思维”。

有趣的是，开发出目前仍用于运动障碍疾病帕金森病的治疗方案的著名神经学家欧勒·霍尼克维兹（Oleh Hornykiewicz）沿着同一条“线”（这里我有意使用了双关语），将思维定义为“局限于大脑中的运动”。因此，如果思维是不同于情感的一系列步骤，那它将会是一种运动：旅程越长，思维越“深入”。此外，走路的实际生理行为可能会放大并因此强化这种内部过程：通过将大脑内部正在发生的内容反映在外部运动中，通过在每一步之间建立明确的因果联系，伴随着心理过程被身体过程所强化，重复性的肌肉收缩能帮助心灵的“漫步”不致偏离轨道。

而遛狗这一活动可能会更进一步强化这一过程……正如时政记者艾德·斯托顿（Ed Stourton）在他有趣的《遛狗日记》（Diary of a Dog Walker）中记录的那样：“遛狗就像读一本小说或是观看一场戏剧。在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里，‘怀疑’这项功能被暂停，我们获得了暂时逃离日常生活的许可证。狗生命中那些丰富的幻想和非常平凡的时刻反而奇迹般地成为了我们欢笑甚至担忧的源泉。”6

大概任何遛狗的人都会坚持认为他们的狗是有意识的，否则为何要在你的宠物身上浪费如此之多的时间和金钱呢？正如斯托顿所写的，“尽管我们知道一只狗不过就是一只狗，然而我们依然会将我们的狗视为朋友一样谈论和思考它们，将它们视为对我们有情感需求的个体”。但狗的意识体验究竟是怎样的呢？狗的主观体验与我们人的主观体验又有哪些不同呢？

一、非人类意识

事实上，这和我们在讨论胎儿意识时突然出现的那个基本问题并无二致：意识之光是何时全部进入到这个新近成形的人类大脑中的？这两个由胎儿和动物提出的像孪生兄弟一样的问题，可能给了我们一条线索。那么，就像我们在前一章中思考胎儿意识的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一样，现在让我们来多思考一下非人类和人类意识之间的对比。正如意识可能随着个体的成长而成长（个体发生），在进化（系统发生）的层面上难道不是以相同的过程进行的吗？换句话说，意识的发展能否与进化同步进行？

人类的大脑与老鼠、松鼠、兔子、骆驼、猫、猴子等动物的大脑是不同的，正如这些动物的大脑彼此之间也互不相同。在动物界，每一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大脑结构，并有着自身特殊的变异，其中某些解剖区域的发达是以其他区域的减退为代价的。某些动物的大脑在形状上可能非常夸张，而大脑的总体大小也是千差万别的，但基本结构模型是相同的。没有清晰的解剖分界线，没有一条“卢比孔河”等待着你去跨越，以此让你可以信心十足地说：“这一物种是有意识的，而那个物种只不过是毫无理性的机器。”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下面这个由海洋生物学家托比·科林斯（Toby Collins）提出的例子。科林斯被神经科学所吸引，并在后来加入了我的实验室工作。他从早年的专业学习中建立了独特的视角，于是提出了一些关于章鱼的非常有趣的问题。在全世界的许多国家，政府立法强制管控那些在有生命的动物（尤其是脊椎动物）身上所进行的实验研究，以此保证实验过程尽可能地人道和无痛。有趣的是，至少在英国，以这种方式接受保护的动物名单还包括一种无脊椎动物——普通的章鱼。科学家被禁止在不麻醉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诸如手术等侵入性操作，并且应该假定这类动物可以感觉到疼痛。然而，一种非常近似章鱼的物种——麝香章鱼却不受这类立法的保护，因此便不会受到上述这些优待。但二者的区别在哪呢？其实在这两类章鱼之间并没有真正解剖学意义上的差异，然而悖谬的是，其中一类受到立法保护而另一类却没有。显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宣称某种动物具有内在的主观状态，而另一种动物仅仅是某种具有八只触手的机器。

还记得2010年世界杯吗？当时明星章鱼保罗似乎表现出了如此明显的“意识”，它能够预测即将进行的比赛的结果。尽管如此，与其近似物种比起来，像保罗这样的头足类动物却从未真正地接受过关于它们“智力”的正式评估。不过，这些章鱼长久以来一直被用于记忆方面的实验，这多亏了一位青年天才海洋生物学家J.Z.扬（J.Z.Young）对它们的关注。他曾于20世纪20年代在那不勒斯工作，并为这些章鱼的解剖结构所深深吸引。扬首先向人们展示了章鱼确实能够进行有效的认知。举例来说，它们能够根据大小、形状和颜色区分不同的物体。7此外，章鱼区分不同形状物体所采用的方法，被证明与诸如金鱼和老鼠等脊椎动物所采用的方法相同。8

最近，章鱼已经通过多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记忆技巧和问题解决能力，如通过学习在一个有机玻璃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通路以获取奖励，又如从一个用瓶塞封口的透明玻璃瓶中取出一个物体。9更广泛地说，作为一个群体，头足类动物表现出强大的行为适应能力。与此同时，外显学习[7]的个案报告表明，它们具有高度发达的记忆力和注意能力。而且在让章鱼挑战带有障碍物的迷宫的各类实验中，科学家取得了长足进展，甚至有的科学家认为章鱼在行动前会先“考虑”一下迷宫的布局。10这些明显具有智慧的头足类动物甚至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解决问题，并且他们不只是模仿，而是以一种能显示出其确实有记忆技巧的方式。11

这些无脊椎动物令人惊讶的智力水平证明了：无论是章鱼这一种特殊的物种，还是头足类动物这一大类物种，都应该和动物界的其他物种一样具备意识。然而，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又将面临一个真正有趣的谜题，即章鱼的大脑和哺乳动物的大脑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诸如大脑皮层和丘脑皮层回路等被认为是意识存在基础的解剖区域，在章鱼大脑中连任何可以与之类比的形式都不存在。

成年章鱼的大脑由一亿七千万个细胞组成，其中大部分是神经元。12虽然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大脑至少有八百四十亿个脑细胞。13尽管如此，包括章鱼在内的头足类动物具有复杂的感觉接收器和神经系统，其复杂程度足以与某些脊椎动物如鸟类的神经系统相比。然而，尽管头足类动物的大脑可能没有精细复杂的丘脑皮层回路，但它依然有更为基础的机制，包括神经元和突触，以及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等神经递质。14所以，虽然还没有被直接证明，但我们仍可以说具有意识的章鱼有足够的神经复杂程度来产生集合。我们早已明确，应该从宏观解剖区域的僵化框架中解放思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关键”脑区这一概念本质上都无法对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提供真正有用的解释。相反，非哺乳动物大脑的差异再次证明神经元集合将为发现意识的神经关联提供一个更有帮助的出发点。毕竟，这些介观尺度的现象对某些类型的动物大脑，在解剖和生理层面的要求没有那么多。此外，神经元集合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因此其更为灵活，其大小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发展阶段，甚至不同的物种间可以连续地扩大或缩小（因此其具有产生不同意识的潜在可能）。

像章鱼这样“简单”的动物很可能是具有意识的，但这种意识并不同于大鼠这类动物的意识。而老鼠也是具有意识的，但其意识又与狗或猫的意识不同。而狗和猫同样是具有意识的，但又与灵长类动物的意识不同。正如我们看到的，胎儿是有意识的，但其意识与儿童的意识不同；儿童所具有的意识，又与成人的意识不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意识的层次这一方面，最重要的量变的界限在哪里？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对于章鱼来说，形成暂时性的、大规模的神经元联合的基本潜能正如前一章中的胎儿之谜一样，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神经元集合的净尺寸。现在让我们重温一下那些不同的参数，这些参数将会最终决定如何评估意识的深度，正如将石头扔进水中产生涟漪的广度。这个比喻在我们探索的过程中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它来依次分析导致最终结果的不同因素。因为石头的大小不同，投掷的力量也不同，随之而来的涟漪会有很大的变化。这种类比在探索大脑过程时也适用。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购物清单，终于可以开始访问大脑，并探索神经元之“石”和相当于“扔”这个动作的大脑过程是什么样子了。

二、制造涟漪：石头的尺寸以及投掷的力度

无论你是谁，是年轻还是年长，无论你有着怎样的大脑，甚至无论你是人类还是其他物种，只要你不是一个聋子，那闹钟最终都会把你叫醒。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一种不同寻常的巨大噪音立刻就能把你推进意识之中？

在神经科学的意义上，你可以把闹钟想象成扔出去的一块石头。如果扔得足够用力，那即使是很小的一块石头也能产生至关重要的涟漪。如果这个噪音（投掷）足够响，便可以通过正常的感觉通路激活一个联结紧密、与听觉相关的脑细胞枢纽（石头），这一过程如此有力，以至于会产生一种更加广泛的细胞联合，也就是短暂产生一个集合（涟漪）。任何具有功能正常的听觉系统的动物，无论在任何的年龄段或任何文化背景下，都会被巨大的噪音从睡梦中拽出来，推进某种意识之中。随之产生的意识类型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目前要考虑的内容，此处关键的因素仅仅是这个触发——石头的大小以及投掷的力度将最终决定涟漪的广度。

如果说投掷石头的力度（闹钟的响度）由外部因素所决定，那石头的大小则取决于我们所研究的个体大脑的内部结构。在任何物种中（特别是在更为复杂的动物身上，如我们自己），个体脑细胞固有枢纽的结构和连接可能是决定下一个重要变量（对应于“石头大小”的神经系统）的关键。随着我们大脑的发展，这种连接将被我们对外界世界的体验所塑造。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你的体验近乎在字面意义上在你脑中留下印记的现象被称为“可塑性”。

在所有物种的大脑中，都会有神经元被传入的感觉信息不同强度地激活（投掷石头时所用力气的不同）。但固有枢纽中的神经元数量（石头的大小），却根据这种动物大脑中神经元特殊的结构和联系而独立变换着。这就意味着相同的声音或景象以相同的强度作用于感觉器官，将会在不同的大脑中产生不同的效果，这是因为石头的大小各不相同，即在固有枢纽中能被激活的神经元细胞数不同。而反过来，固有枢纽的广度也将取决于另一个关键因素：个体早年与所处环境的互动。我们所讨论的物种越复杂，其自身经历在大脑中留下印刻的能力越强，而石头大小的可变性也越大。那么让我们再来想一下那个被扔进水中的石头吧：不必像野蛮的闹钟一样那么用力地投掷，相反，宽广涟漪的产生可能仅仅是因为扔进水中的石头很大。用神经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通过持久、稳定的联系，脑细胞枢纽逐渐扩大，这一过程反过来也被开拓大脑可塑性的个体经验所驱使着。

这种在体验驱动下脑内细胞联系的增长（也就是石头的变大），同样可以发生在非人类物种中，只是增长的程度要小得多。以成年老鼠为例，一只老鼠的母亲对这只老鼠来说可能不会有什么持久的个体意义，但其对周围环境所产生的特殊体验一般都将会在这只老鼠的大脑中留下印记。如果在实验室中检验这种效果，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创建一个所谓的“富足的环境”。对老鼠来说，“富足”并不意味着要让它们从镶满珠宝的储料器中吃进口的食物，或是住在金笼子里。这里的“富足”意味着环境要尽可能多地刺激老鼠的大脑。因此，如果你想给予老鼠最大的刺激，所要做的就是确保它有机会对各种不同的新奇对象进行高度探索性的体验（见图5）。

尽管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虚构中，老鼠普遍被妖魔化，但事实上老鼠是一种充满好奇心且很有智慧的生物，并且即使只有一半的可能性，它们也会对它们所处的环境进行探索。相应地，它们的大脑也反映了这种生活方式。这种在丰富的环境中依赖于经验的可塑性在20世纪40年代被首次研究证实。当时，前文中提到的唐纳德·赫布将实验室中的大鼠带回了家，让它们可以体验一种全新的交互式环境，这与它们在实验室中所待的笼子完全不同。数周后，与那些不幸地依然生活在普通笼子里的控制组大鼠相比，赫布家中这些“放养”的大鼠表现出了卓越的问题解决能力。

图5：一个为大鼠准备的典型的“丰富”环境（来自Devonshire, Dommett和Greenfield，未发表）。

然而，神经元回路在接受刺激后会发生真实的生理改变，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直到几十年后才被直接证实。15事实上，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找出不同族群的老鼠在行为和问题解决方面的差异背后潜在的神经机制，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丰富体验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正如你能想象到的，环境丰富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是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关注的焦点。我们现在知道了，丰富的环境对多种生物，对各个年龄段的生物都有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富足的”动物的研究都表明，这些动物所表现出的明确的解剖学变化都是积极的。16年轻和年老的动物都在空间记忆测试中表现出了优势，而且当人们用经过一定程度基因修饰的小鼠种系作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动物模型时发现，即使是短时间的丰富环境也可以拯救成年老鼠的记忆缺陷。17此外，这种刺激可以引起神经发生（产生新的脑细胞）以及记忆改善。18

即使在老鼠身上，丰富的环境也能更有效地帮助延缓或减轻脑损伤。例如，单基因遗传病亨廷顿氏病会出现进展性神经退行性病变，目前尚未发现治疗方法。在“转基因”（基因修饰）小鼠身上建立一系列与人类疾病相似的神经退行性病变症状，主要表现为逐步增加的运动困难，利用这样的小鼠进行研究。将这些小鼠从小就暴露在充满刺激的丰富环境中，有助于阻止脑组织的丢失，延缓运动障碍的发病19以及弥补脑损伤。20

这里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丰富体验的持续时间。例如，一项实验分别将小鼠暴露在丰富环境中一周、四周和八周，以此来研究持续不同时长的丰富体验如何影响小鼠的行为，具体来说是其运动行为。一周丰富环境的生活并没有对小鼠起到什么效果，但四周丰富环境生活所产生的行为效果持续了两个月，而八周的效果则持续了六个月。显然，要看到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丰富环境体验期有一个最短持续时间，而产生的结果所持续的时间可以超过体验期的时长，并且效果所持续的时长与最开始丰富环境持续的时长直接相关。21

所有这些研究都说明了一个基本关键因素的重要性：动物与一个充满刺激的环境所进行的互动，无论是何种动物，也无论其认知能力如何。相似的环境诱发的变化同样也可以在小鼠、沙鼠、松鼠、猫、猴子，甚至鸟、鱼、果蝇和蜘蛛身上发现。简而言之，“从苍蝇到哲学家”22，所有动物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改变。重要的不是被动地暴露在一个新奇的场景中，而是我们所谈论的主体，更具体地说是那个特定的大脑，如何对这个新奇的场景进行反应。

与环境的互动非常重要，因为这使得脑细胞更加努力地工作，只有这样脑细胞才会不断生长，就像锻炼肌肉一样。然而，如果观察在丰富环境中的动物的脑细胞，并与那些关在实验室常规旧笼子里的动物脑细胞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脑细胞回应刺激的方式与肌肉细胞并不相同。脑细胞并不会像肌肉细胞一样变大，反而会长出更多被称为树突的分支。23尽管啮齿类动物是最常被用来进行测试的动物，但灵长类动物也一样，环境会导致包括神经元树突增加在内的结构上和化学上的强化改变。24那么为什么说这一点特别有趣或特别重要呢？因为通过增加分支，脑细胞可以增加其表面积，这意味着可以建立更多的细胞间联系。

显然，这些高度可控的、环境丰富的实验范式只能在非人类生物中进行系统性研究，很难想象让人们生存于某种类似的、经过控制的环境中。但这种依赖于体验而增加的脑细胞连接对我们这个物种依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动物世界中，随着大脑变得越来越复杂，对脑内神经元结构的独特塑形来说，个性化神经元连接的意义将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给予了个体在世间的独特性。25我们都知道，人类大脑在生命早期的成长不只是脑细胞数量的增加，更多是脑细胞间联系的增长。

在人类大脑皮层中，突触（神经元间的连接）的数量在胎儿期迅速增加，并在产后一个较短的时间里继续增长。此后，突触的数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缓慢下降，这段时间大约是从六个月开始持续到青春期，并在成年期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26在一项对年龄在四岁到二十岁之间的人类被试进行的脑成像研究中，27研究人员发现，在大脑发育期间，皮层的体积不断增加，这一过程在男孩约十岁到十一岁时停止，女孩八岁到九岁时停止。之后皮层体积的减少是突触进行“修剪”的结果。据此，大脑变得不再对任何可能性无条件地开放，而是更具针对性地满足个体的需要。28

成人中有很多人类大脑可塑性的例子，其中神经元连接依然不断地被环境所塑造，这在多种不同的情境下反复说明了：大脑内的结构变化显然不只是伴随着新技能的学习，也反映着日常生活本身。有两种应用广泛的、以人类为被试的研究方法可以显示出我们大脑这种惊人的天赋。

第一类是“快照研究”，这类似于我们之前看过的伦敦出租车司机研究。29这种方法要求被试实施某种高强度、持续时间较长的特殊行为。通过一次性的观察便会发现，在与外行或不够专注的人进行对比时，专业人士或专家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以数学家为例，因为他们花较长时间解决数学问题，他们大脑皮层中与算术或视觉处理相关区域（顶叶）的细胞密度便增加了。还有一些音乐家，他们的大脑结构与非音乐家相比明显不同。对专业键盘手、业余爱好者以及从不演奏音乐者的脑扫描显示，专业键盘手在运动、听觉、视觉空间等一系列脑区都表现出灰质增加。此外，音乐家的能力和他们练习的强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表明这些解剖学上的差异与学习过程本身有关，而不是与某些音乐天赋有关。30

尤其是大量的钢琴练习，对特定脑区的神经连接（白质）在各个年龄段的发展都有明确的效果——无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或许正如你所料，儿童发育中的大脑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可塑性。而其他年龄组也持续表现出练习带来的效果，当然对他们来说，这种效果只局限在大脑皮层。很明显，特殊时间窗（关键期）对中枢神经系统特定区域的局部可塑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1

鉴于生活中的技能种类如此广泛多样，如驾驶出租车、演奏乐器以及解决数学问题等，其他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可以在大脑中留下自己的印记，这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以高尔夫为例，一项研究对熟练的高尔夫选手、技巧较差的高尔夫选手和不玩高尔夫的人进行了大脑扫描，结果发现只有熟练的高尔夫选手出现特定大脑结构的灰质体积增大的现象。32而且作为一项运动，高尔夫球在大脑适应性方面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在篮球运动员的大脑中也可以检测到依赖于体验的可塑性，在篮球运动员身上增大的是被称为“自动驾驶仪”的脑区（小脑），这片脑区与感觉——运动互动紧密相关，并且恰好是在专业运动员身上可以见到的那种复杂运动表现。33

此外，还有另一类实验。除了对那些杰出专家的大脑进行一次性的“快照”，并与正常人进行对比研究之外，另一种研究人类大脑可塑性的方法是进行纵向研究。在该研究中，被试要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多次测试，这样就可以在同一个“普通”被试身上看到特定体验的前后效果：被试都是普通人，并且在研究开始时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但在实验过程中他们会学习到某种特殊的活动或某些专业知识。

举例来说，研究证明学习一种语言可以促进大脑的可塑性，增加灰质的密度，而且观察到的变化与语言技能水平相一致。在另一项研究中，大脑语言系统的可塑性与第二语言熟练度的增加有关。母语是英语的交换生在瑞士学习了五个月的德语作为第二语言，结果表明大脑结构的改变（左侧额下回）和语言熟练度的增加同步。这再一次证明了学习过程的确是起到了作用，并反映在大脑结构的改变上。34

在一项非常不同的项目中，被试要学习三球杂耍任务。在这项任务中，要对接下来的行为做出正确的决定，知觉和预期是至关重要的。志愿者被试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每日训练，在被试尚未接受训练前进行一次脑扫描，在被试接受了三个月的训练后进行一次脑扫描，然后被试在第三个月到第六个月的时间里不再进行这项活动，并在第六个月结束时再次进行脑扫描。经过三个月的杂耍训练，大脑皮质中某一特定部位的体积增大了。然而这种改变维持的时间很短。在第六个月结束时被试的杂耍表现变差了很多，而且脑区结构的改变也恢复到了基线水平。一项后续研究表明，大脑的适应在开始训练的第七天就已经出现了。由于这样的转变在学习过程的早期阶段是最迅速的，而此时被试的行为表现水平还很低，似乎对于改变大脑结构最重要的不是对某种已经学会的事物进行反复的练习，而是获取某种新任务这一实际行动。35

但不只是常规学习和身体活动会对大脑的神经连接产生影响。对大脑可塑性最令人着迷的一项研究是基于弹奏钢琴产生的效应。在仅仅为期五天的课程中，被试每天花两小时的时间学习单手五指演奏，脑成像研究显示大脑皮层中定位为管理手部肌肉的脑区扩大了，且其激发阈值也有所降低。而控制组被试则每天只将琴谱中的音与琴键对应，但完全不去进行练习，他们的脑成像结果则没有显示出变化。36这些发现与先前提到的钢琴研究的结果类似，但这项调查更深入了一步。最令人惊讶的是，另一组被试被要求在头脑中想象着进行练习，而并不真的去弹琴，研究者在这些只进行“心理”练习的被试的大脑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改变。这样的结果无疑表明，我们不能再把“心理”当作“身体”的对立面来看待了。过时的二分法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并且它对于提出并回答关于心智和意识的那些重大问题也已经没有什么帮助了。

这项研究另一个令人兴奋的意义在于，就大脑功能而言，对于可塑性最重要的不是肌肉实际的收缩，而是让肌肉收缩的想法。霍尼克维兹的观察结果——“思维是局限于大脑内的运动”，正是这些脑扫描展示出来的结果。

从这些对大脑可塑性的探索中，我们可以得出许多结论，但可能最重要的两项是：第一，心理活动和身体活动一样会在大脑中留下自己的印记；第二，大脑的可塑性不止局限在某些特殊的神经元，这种可塑性更像是发生在整个大脑的一种普遍现象。所有物种的大脑，都或多或少可以根据经验进行适应，即使是海参这样的生物，37但我们人类在这方面的表现要胜过其他所有物种。我们现在熟知的先天和后天之间的紧密联系，是生物学的一大特征，当我们说到人类心理功能和个体心智的发展时，它的天平便会朝向环境一端发生强烈的倾斜。38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在人类这一物种存在的这大约十万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与你的大脑完全相同的大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心智，当然将来的人也不可能再拥有。

随着人类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少地生活在这种状态中：每个意识瞬间都被纯感觉刺激所激发，而这些纯感觉刺激需要即刻的，通常更为刻板的反应。随着我们每个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一种认知体验，这种认知体验超越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与各种事物、人和事件互动的表面价值。结果，我们从纯粹的原始感官知觉中解放出来，能用一种更有意义、更加个人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而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三、发展心智

被认为是美国心理学之父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说过，你作为一个婴儿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进入了“繁荣、嘈杂的混乱之中”。但慢慢地，随着你的年龄从几周到几个月再到几岁，过去那些抽象的颜色、形状、纹理和味道汇聚成某种东西，比如说母亲的脸。随着母亲的特征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她对你来说变得“具有意义”，而这种意义产生的基础是越来越多联系的建立。正如之前那些可塑性的例子中提到的，你的大脑将通过建立某种脑细胞连接的独特结构来进行适应：母亲对你来说将会有一种完全独特的“意义”，甚至与你的兄弟姐妹都不同。正是通过这些高度个性化的连接，你才得以从这种原始感觉的压力中逃脱出来，进入到一种更具认知性的状态，在真正意义上“看到了表面之下的东西”。

慢慢地，你从单向接受来自外界的感觉轰炸，发展为你的大脑和外界之间的双向对话。现在，你不再总是处于抽象的颜色和声音带来的混乱中，传入的刺激无论是一个人、一个物体还是一个事件，对你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你将根据现有的神经连接对其进行评估。与此同时，你这样做所获得的经验也将进一步更新神经元连接的状态。现在，你可以凭借脑中特定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认出妈妈了，这对你和你的大脑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再举一个例子，婴儿最初会对一枚结婚戒指感兴趣，可能仅仅是因为这枚戒指具有某些感觉特性——金光闪闪、中央有个孔洞、表面光滑圆润以及可以沿着表面滚动。但随着与这枚戒指有关的脑神经连接逐渐建立，这个物体慢慢获得了其作为某种特殊类型的对象所需要的意义，进而最终被定义为你只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才会戴在特定手指上的物体。然后，如果你最终获得了一枚属于自己的结婚戒指，这个特殊的物体将会具备超出其经济价值的特殊意义，拥有其他任何相似的戒指都不会有的某种联系，而这多亏了个性化的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独一无二的神经元连接，而它们只在你大脑中运作。正是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为这枚特殊的戒指赋予了深刻且“特别”的意义，而不是物理对象本身所具备的固有特性，因为单从感官的角度来说，这枚戒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枚特殊的结婚戒指可能是或曾经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它与其他任何旧结婚戒指之间的差异则完全存在于你的头脑中。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前的单行线现在变得可以双向通行了。你当下每时每刻所经历的全部事情都是通过已经建立的神经连接进行解读的。但与此同时，你当前正在经历的体验也在更新着神经连接，并永远地改变着它们。随着你的成长，大脑与外界世界之间的对话变得日益激烈且独特，而“心智”便会以此为特征不断发展。

人类“心智”并非平淡乏味的物理大脑的某种虚幻且带有异国情调的替代品。与之相对，神经元连接独一无二的结构产生于个体独特的经验，而通过这种结构我们可以将“心智”视为大脑的个性化特征。39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哈莉·贝瑞神经元可以被某些与女演员非视觉、纯认知的联系所激活，这一神经元可能是固有枢纽的一部分。你的大脑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你有独一无二的神经元连接，而这些神经元网络则反映了你的个人经历。因此，你所经历的事情将决定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你如何根据先前建立的神经网络评价你周围的一切事物，而且当下正在经历的体验将不断地更新那个神经连接，二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将一直持续下去。

这种联系紧密的神经元连接背后有着被称为“长时程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和“长时程抑制（long-term depression, LTD）”的实际的神经元机制，这一机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神经科学家们一步一步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40然而，人们对这种确立已久的生物化学事件所进行的谨慎探索过于缓慢，持续的时间过长且过于局限，以至于还不能适应于意识的一个瞬间，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神经元集合。

然而，“心智”并不是意识的同义词，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推断的那样，意识和“心智”是可以相互分离的，因为二者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也可以独立运作。例如，没有人会说一个睡着的人失去了心智，而且事实上个体化的神经连接是一直存在的。而在“失去心智”的情况下，你依然是具有意识的，只是对当下环境或行为的处理已经不是由全部的神经连接进行的了。在多数情况下，对于成人每天的主观体验来说，这种心智虽然和意识不同，但依然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而“石头”实际的大小，将是决定最后一圈涟漪扩散距离（瞬间的意识程度）的重要因素。

总结：投掷的力量（即激发的程度，用现象学术语来讲，是原始感官刺激）和石头的大小（即局部神经元固有连接，用现象学术语来讲，是个性化的“意义”），将二者结合便可以决定向水中投掷石头所能产生的总体效果，即涟漪的程度（或者称为神经元集合的大小，用现象学术语来讲，是意识在任意瞬间的程度）。这套理论如图6所示，尽管大脑、心智和意识是不同的实体，但它们都与作为核心过程的神经元集合相互联系在一起。

图6：“心智”、“大脑”和“意识”：“心智”是通过适应性、可塑性的脑细胞（见“大脑”）间局部而持久的连接使大脑个性化。然而，这种连接也可以用与事实、事件和人物相关的现象学术语来表达。然而在大脑内部，相应的“固有”枢纽（如果被激发，同时伴有强有力的调制器）接下来会触发一个更普遍而暂时存在的神经元集合，触发程度将与不同程度的意识有关（见“意识”）。反过来，意识的程度将与外部感官输入以及内部认知有关。婴儿和动物都具有的这种最基本的意识是由感官驱动的，而最复杂的意识是一种完全由内部驱动的认知状态，只在诸如冥想之类的纯人类行为中体现出来。

四、从心智到意识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某个人看到了他的母亲，母亲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熟悉且有重要意义的人，母亲的样子会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引发大量的联系（一个广阔的连接网络）。而当这些联系进行时（也就是将石头扔进水中的那个动作），视觉系统便会开始运作。不一会儿，这个“与生俱来的”局部而持续的细胞连接中枢便开始忙碌起来。但现在，我们面临着那个大问题：这个枢纽，也就是这个刚刚被扔出去的神经元之石，是如何将其他远处的、通常不是固有的细胞招募到一起，产生一个更加广泛而短暂的神经元集合的？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棘手，是因为我们需要从熟悉的神经科学可塑性机制（扔进水潭中石头的大小）过渡到找出涟漪所隐喻的事物是如何产生的，从而与不同程度的意识本身联系起来。

答案就在于强有力的化学调节物出现的那个特殊瞬间，个体所处的状态：分子家族中的不同成员根据不同的唤醒水平播散在广阔的大脑中，无论当下何种化学物质发挥作用，都会使周围细胞对被激发的、“固有”枢纽（石头）的反应变得敏感，或对其进行某种调节，从而参与到神经元集合中（创造涟漪）。反过来，所有这些更多的细胞被短时间地招募到一起参与工作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喷薄而出的化学物质家族（用现象学术语来说，即任何时刻下占优势的唤醒水平和心境），这是另一种产生神经元集合的因素。这些调节因子的可变有效性将类比于水潭中水的可变黏度（即浓度），也就是说，如果水潭中有密集的藻类，那这种水相比于新鲜的雨水，作为涟漪扩散的介质效果要更差。

任意时刻下意识的程度，也就是涟漪的范围，将取决于以下内容：其一，由外部驱动的原始感觉的激发（投掷石头的力度）；其二，由内部产生的个性化的意义（石头的大小），进一步反映在“固有”长程神经元连接的程度；其三，一般唤醒水平，即喷涌出的特定调节物质的有效性（水坑中水的黏度）。如果真实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便可以分别操纵这三个因子中任意一个因子所控制的内容。

让我们来看一下石头相对较小的情况。和闹铃声一样的原始感官刺激便足以招募一个神经元集合，尽管这个神经元集合可能也相对较小。举个例子，想象在伊维萨岛的一个俱乐部中，你在闪烁的灯光下和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在如此“美妙”的体验下，你精心构建的个人化连接将变得既不相关、也不必要。另一种瓦解个人神经连接的方式是服用精神活性药物，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让你体验到狂喜。药物会损害“与生俱来的”中枢的突触效率，以至于使其在功能上变得不那么有效。

对许多人来说，饮酒可以让他们快速得到愉悦感，因此这同时也会减小神经元集合。由于酒精是一种高度脂溶性的物质，因此它可以轻松地穿透细胞间紧密的连接（血脑屏障），血脑屏障可以将大脑从循环系统中隔离出来，但酒精却可以快速地进入大脑。在大脑中，酒精所起的作用与一类我们尚未提到的特殊神经递质相同：γ-氨基丁酸（GABA）。41GABA将会引发带负电荷的氯离子流入神经元内，相应地使得细胞内的负电位更强（超极化），这意味着细胞更难产生动作电位——它们受到了抑制。因此，GABA能大幅度地减小神经元集合可能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42

第三种情况是，如果涌入你大脑的刺激信息是极度惊险刺激的，你便会产生一种类似“惊心动魄”体验的感受。这些惊险刺激的活动，如木筏漂流、跳伞以及滑雪，它们有着相似的影响，但也稍有不同。尽管这些刺激并不是极度耀眼或过于吵闹，但接连不断的惊险刺激，意味着互相竞争的神经元集合快速地同时出现，这将阻碍任何其他信息的输入，直到大脑最大程度地处理和理解这些神经元集合。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石头虽小，但投掷有力。特别有趣的是，尽管这些活动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有着一个关键的共同因素：“脱离”心智的感觉。你现在回到了作为一个小孩儿的体验中，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无条件的、无自我意识的感觉接受者活在当下。如果这与婴儿和非人类生物所拥有的当下的意识是同种类型的意识，那么我们便可以将这种快速形成的小型神经元集合与完全以“纯”情绪为特征的主观体验进行关联，而婴儿和非人类生物很容易就会表现出这种主观体验。由惊险刺激的运动、音乐和其他事物产生的大部分体验，都是人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活动，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些活动都是可以使人愉悦的。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大脑的化学特征并关注某个熟悉的神经递质——多巴胺，来扩展这种想法，进而以一种更精确的方式将愉悦和非常小的神经元集合联系起来。到目前为止，多巴胺仅仅被认为是大脑中一个集合的一部分，是一个“源泉”，因为它与其他的神经递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但现在，多巴胺本身就值得我们仔细地去研究一下了。

尤其是多巴胺的释放，一直以来都与愉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项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如果将一根电极植入老鼠大脑中释放多巴胺的区域，那么老鼠很乐意按动压杆来电击自己大脑，即使这么做并不会得到食物。43此外，所有的娱乐消遣性药物最终都会对大脑产生一种相同的作用：释放多巴胺。它的作用就像大脑中的一个“源泉”，通过它可以进入范围更加广阔的“高级”中枢。多巴胺水平的升高与唤醒和兴奋水平的升高有关，只要看看安非他命的刺激作用就可以明白了，这种药物会引发多巴胺这种强力化学分子的激增。

因此，如果多巴胺与愉悦感有关，并且如果小型神经元集合的出现也是愉悦体验的一个共同特征，那么我们便可以认为多巴胺会减小神经元集合。这正是我们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先导试验所发现的。阿扑吗啡，一种作为脑内多巴胺替代物的药物，有着降低小鼠大脑皮层切片中神经元集合大小和持续时间的明确作用（见图7）。44

图7：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鼠大脑切片（皮层）中产生了一个神经元集合。注意当使用了多巴胺替代物阿扑吗啡（下图）后，神经元集合的强度减低且持续时间显著缩短（Badin&Greenfield，未出版）。45（彩色扫描版，见彩插5）

但是高水平的多巴胺并非一定预示着愉悦感，它同样也在恐惧的体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精神分裂症为例，这是一种复杂的障碍，有许多症状表现，而该病的患者体内多巴胺功能水平过高。没人会说患精神分裂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一般而言，狂野和放纵的快乐往往会变成恐惧。躲猫猫游戏可能会吓到儿童，而在坐过山车的时候，尖叫更是不可避免。这一正一负的两种极端对立的体验为何能如此简单地相互转变？

在愉悦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娱乐活动都是“惊心动魄的”。然而，通常情况下，相互独立的同种类型的瞬间冲击会接踵而至：乐曲的鼓点和节奏，情人间不断的爱抚以及一口接一口品尝食物是同种类型的美妙体验。与之完全相反的是当我们谈到恐惧时。长久以来，心理学家们已经承认，当我们谈论恐惧的定义时，它可能与任何一种极为新奇的事物相关，并且我们完全无法预测恐惧何时会发生。46也许当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愉悦就转而变成了恐惧，每一个时刻都变得支离破碎且完全无法预测。事实上这种从愉悦向恐惧的转变可以归结为多巴胺水平的不同，并且不同水平的多巴胺会对神经元是否参与神经元集合产生相反的作用。47

然而，愉悦及与其相关的小型神经元集合不单单依赖于将这种神经化学物质维持在中等水平上。我们之前提到过，能产生意识剥夺作用的麻醉剂同样也会减小神经元集合，而麻醉产生意识剥夺是分阶段进行的，其中一个阶段通常被归类为躁狂。这种“谵妄”会发生在麻醉剂刚刚起效，并因此导致神经元集合减小时。显然，麻醉剂的剂量太低，因而个体不能进入通常会引起愉悦感的无意识状态。过去人们所熟悉的醚类麻醉剂，会对那些不想失去意识而是想改变意识状态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被称为“醚游戏”的公众集会便会让参与者吸入乙醚，从而显露出该类物质所具有的那种致幻作用。与之类似的是，麻醉剂氧化亚氮曾一度在19世纪的“笑气”聚会上作为一种娱乐性毒品使用，一部分参与这类聚会的人会变得精神恍惚、安静，而另一部分人则会体验到欣快感并不断发出阵阵傻笑。碰巧的是，氧化亚氮现在作为一种合法的娱乐消遣性药物在英国卷土重来，人们通常会从装满氧化亚氮的黑色气球中吸食，当局对此非常关注也就可以理解了。48无论是由哪种化学物质激发产生，对于纯粹愉悦的美妙体验似乎最终都会一致地与高度情感化、低认知水平的小型神经元集合对应起来。

如果美妙体验中的决定因素是下一口酒，是乐曲的下一小节，那可能这一问题也同样可以被应用于其他类型的链条中，如在剧烈运动时重复的动作。在这种情况下，锻炼是非常剧烈的，并且伴有强烈的感官刺激，我们知道这会引发人体内生理性吗啡样物质（内啡肽）的释放，并导致广为人知的“慢跑者快感”现象。这些生理性鸦片类物质会对神经元活动产生一系列的抑制作用，并因此在神经元水平上减小神经元集合。49但是，在更加全面的水平上，剧烈的运动同样也会对大脑产生另一种作用。

事实证明，即使是快步行走也可以带动新神经元的产生（神经元生发），50即干细胞（通过分化产生机体其他多种细胞的原始细胞）将会最大限度地将其自身转变为神经元细胞，同时刺激化学物质的释放，进而帮助新生的神经元细胞生长，并且它不会就此停止。在剧烈的体育锻炼增加了大脑干细胞从而产生新神经元的同时，源自丰富环境的附加刺激将会增加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并加强这些连接的稳定性。51

我们现在可以再前进一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环境可以改变一个大脑正常且健康的个体的思维，那么反过来，思维这种心理活动是否可以改变物理大脑本身呢？还记得吗？“仅仅”是在脑中想象练习演奏钢琴这样的心理活动都可以对物理大脑产生可测量的影响。科学家们甚至在老鼠身上观察到思维产生的相似的结果。在一项实验中，加利福尼亚索尔克研究所遗传学实验室教授弗雷德·“拉斯蒂”·盖奇（Fred‘Rusty’Gage）已经证明，如果想要通过锻炼促进产生新的大脑细胞（神经元生发），那这种锻炼必须是自愿进行的。52老鼠必须主动参与跑轮练习，而不是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迫在跑步机上不断跑步。53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心理带动生理的过程究竟是什么？

非常有趣的是，只有当老鼠自愿地参与体力活动时，重要的生理因子才开始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自愿参与的老鼠表现出更低的焦虑水平，54这表明主动参与活动是没有压力的，而较低的压力意味着所有潜在相关的破坏性激素的减少，如皮质醇。55研究确实发现，定期自愿锻炼可以预防大鼠和小鼠产生健康和认知方面的应激损伤。56尽管我们现在仍无法通过追踪任何有意义的细节，来明确一类化学物质的减少如何让大脑进入一种对神经发生来说至关重要的状态之中。然而，一项更吸引人的线索是，这种情况发生时还伴随着一种特定的脑电波模式（θ节律的脑电信号特征），57人类大脑的这种脑电模式意味着大脑正在注意某件事情。58

因此，如果可塑性和注意之间有某种联系，并且当你完全失去意识的时候是无法注意到事物的，那么可塑性和意识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联系是否由某种恰当的神经元集合构成？正如我们看到的，大脑的可塑性在丰富环境的刺激下产生了大量的神经元分支，并以此促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我们开始研究神经元集合构成的动态变化是否能反映出这种长期的可塑性变化，这种可塑性变化是动物暴露在“丰富的”环境中几周的时间里产生的。答案是：可以。

当老鼠被暴露在丰富的、可互动的环境中三个星期后，59与被放在不那么有趣的环境（只有几个塑料盒子的、丰富度最低的环境）中的控制组相比，它们在行为上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那些通过与梯子、转轮互动，攀爬小秋千和树枝并从中获益的老鼠，与没有这些机会的老鼠相比，测得的压力水平更低。那些生活在最丰富环境中的老鼠表现得更加平静，而通过将其与那些刺激最少的老鼠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它们在进食新奇食物前表现出更短的等待时间，并且这种变化伴随着增强的电生理反应，这种电生理反应代表着大规模的神经元激活，60即一种强化的神经元集合。61

现在，这一观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环境的丰富性可以增加大脑的可塑性并且可能增加神经元集合的大小，那么将这一过程反过来，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吗？通过建立短暂的大规模神经元集合，可以使你的大脑具有更高的可塑性吗？换句话说，这能使建立更加长期的、局部的、“固有的”神经连接变得更容易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将有助于我们从进化学的角度理解意识的生存价值。毕竟，为什么我们不能仅仅像自动的机器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繁衍和行动？为什么要有意识？这一问题的答案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

让我们转变一下这个问题。这一次，我们不考虑意识和它的生存价值，而是只考虑神经元集合。神经元集合由脑内大量的细胞网络组成，并且以大规模集团的方式共同工作，神经元集合会导致广泛的神经激活，这是它们的一个最典型特征。这进而会使更多、更广泛的适应性在脑内产生，而不仅仅是某些局部的反应——这种局部的反应通常发生在没有神经元集合（因此也没有意识）运作的脑区。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如果神经元集合确实与意识相关，那么，具有意识的你就有着一个更加广泛适应环境的大脑。因此，神经元集合的功能（以及因此附带紧随其后的主观意识的关联物的功能）就是促进并协调个体对环境进行更加广泛的适应。这也就意味着动物的意识水平越“深”，它们的适应性越强。这给了我们一种直观感觉：看看我们人类自身，我们是这个星球上适应性最强的物种，当然，我们也是所有物种中意识水平最“深”的。

五、锻炼、愉悦、神经发生，以及神经元集合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甚至比意识的进化价值还要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大脑中神经元集合的存在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可塑性、神经发生、锻炼以及有意识的思维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之上启动这些在脑内的改变？其中有意识的思维是最重要同时也是最神秘的因素，它似乎是心理活动所必需的。为了探索这一问题，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两个场景，这两个场景都与剧烈运动有关，却涉及大小非常不同的神经元集合。

场景一是由外界事物驱动的。例如音乐中响亮的节拍，滑雪时急剧下降的滑雪跑道，冲浪时起伏的海浪，这些都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唤醒，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们与生理学的关联在于多巴胺的释放。由多巴胺引发的高度唤醒，在快速变化的感觉环境中剧烈运动所产生的兴奋，以及随之而来的内啡肽（人体产生的天然吗啡）的释放，都会减小神经元集合，进而与当下的愉悦体验产生现象学上的关联。62来自外界的“惊心动魄”刺激越大、速度越快，并且神经元集合越小，那么就会有越多的意识状态变得被动、无自我意识，仅仅对连续快速出现的刺激做出反应，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反应会近似于恐惧。神经元集合会变得很小。

与之相对，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另一种方案：场景二。这一次运动的动力是认知，它是主动从内部产生的。例如你有一个特定的想法——决定去慢跑。正如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种自愿的决定，这种积极的思考，将会为神经发生（产生更多的神经元）提供必不可少的关键条件。你拥有的神经元越多，它们之间产生连接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大脑的可塑性就越多样化。我们同样已经看到了，相同的刺激，如驱动可塑性的“丰富的”环境也将驱使产生更大的神经元集合，进而加深意识。但反过来也同样成立：更大的神经元集合促使局部突触更容易形成可塑性，而局部突触的可塑性所能保持的时间远比广泛的神经元集合本身要长得多。

如果说神经元集合确实是意识的神经关联（前提是你不能单独具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那么我们便能明白为什么有意识的思维对于由运动引导的神经发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了，同时也能明白为什么诸如想象演奏钢琴这样的“思想”，能够像我们在实验中观察到的那样，增强大脑的可塑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化了的可塑性将让你具有获得更大的“石头”以及更深的意识的潜力。其中调节唤醒的化学物质并没有那么重要，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更多地取决于大脑内部的过程，而不是环境中的外部触发因素，就像是在演奏钢琴实验中那样。神经元集合会变得更大。

这种由运动（例如慢跑）引发的沉思或反思作为另一种可能的选择，与“无意识参与”的活动（如随意的跳舞）相比，前者或许可以为当下流行的“正念”（mindfulness）现象提供神经科学的基础。正念被定义为“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需要通过关注当下的知觉，同时平静地承认和接纳自己的感受、思想和躯体感觉来获得”。记住：从今天早晨散步开始，我们便看到城市环境给你带来了认知方面的影响，迫使你分散注意力，对外界事物做出反应。而乡村环境则为你提供了一种机会，使你可以积极主动地做出“自愿的”行为和思考。

你外出“探险”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你与波波散步时所进行的轻度锻炼让你的内部心理过程可以自由地活动，不需要应对心跳加速和快速变换的景色所带来的干扰。斯托顿说的遛狗可以使你“逃离日常生活”真是太对了。但可悲的是，现在，日常生活正在不断地接近你。你上班就要迟到了，剩下的时间只够你吃一顿简单的早餐了。

第四章　早餐

你只能快速地吃一碗麦片粥，喝一杯热咖啡，以充分利用这有限的时间独自吃完早餐。在接下来二十分钟左右的进食时间里，伴随着莫扎特悠扬的乐曲，你的耳朵、眼睛、舌头、手指和鼻子会被激活，这强有力的激活占据着你的意识。当然，有些情况下，在你意识清晰的时候，你的感官并没有被外界的刺激明显激活，如当你冥想时，或是专注于某些深刻的思考时，但这是那些能在任何情况下完全脱离周围环境影响的人才能偶尔享有的特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我们之中大部分人来说，意识从一个瞬间到下一个瞬间，都被我们周围即刻发生的事情所驱使着，因为我们的五种感官不断地将它们接收到的刺激传入大脑，而大脑也时刻等待着接收这些刺激。这些感官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清醒的时刻增添色彩，它们使我们与外界保持着联系，使我们能适应外部世界的生活。我们再次回到将石头扔进水潭的比喻，这里我们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扔石头的力度，单纯而简单的感官感觉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意识的？但我们立刻就遇到了两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一个是空间方面的，而另一个是时间方面的……

一、五感：脑的空间特征

大脑的空间问题是一个神经解剖学问题：大脑相应的部位会对不同的感觉进行不同的处理。可能这听上去很简单，你要么是看到某些东西，要么是听到、感觉到、尝到或是闻到某些东西。我们有五种自身清晰可辨而又互不相同的感觉。就大脑而言，即使在最基本的水平上，处理不同感觉的神经区域的划分也并没有那么明确和具体。即使在成年人脑中，不同感觉系统也可以互相跨过公认的解剖边界。例如，当盲人用手指阅读盲文时，他们的视觉皮层可以被触觉激活。1此外，众所周知，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一种感官功能，那么这个人其他的感官会得到强化。神经科学家海伦·奈维尔（Helen Neville）已经证明了耳聋是如何提高视力的，2即耳聋人的听觉脑区会被用来处理视觉和触觉信息。3同样，与非盲人控制组相比，盲人可以更好地辨别音高，4而且他们也更擅长判断声音的位置。5视觉受损的人在进行非视觉任务时也表现得更加出色，如语音感知6和声音识别7。此外，动物感觉剥夺实验表明，这种功能的增强可以很快出现，例如老鼠被关在黑暗中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就会表现出听力的提高。8

然而，即使个体并没有缺失感觉，大脑依然可以对不同形式的处理过程进行欺骗。尽管非常罕见，但通感（字面上来说，是“将感觉汇聚到一起”）现象在几个世纪前就被承认是存在的。在这种令人着迷的状态中，个体可以以两种不同形式的感官经验同一个输入信号，大多数人则只能从某个单一感觉通道接收到它。例如，通过听声音，可以“看到”颜色和运动。

在大脑中，通感的存在明确地证明了大脑具有惊人的灵活性，某一部分神经区域可以被移植用于处理不同的感觉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是某一片脑区被另一片脑区入侵，而应该是脑区间的连接特别丰富，9结果导致一片区域的激活同样会直接引发另一片区域的激活，例如识别字母的脑区激活同时会引发识别颜色的脑区激活。另一种情况是，可能在大脑皮层不同部分之间预先存在某种闭锁机制，在通常情况下确保反馈有明确的分隔，防止产生混淆，然而这坚不可摧的屏障在通感过程中被打破了。如果正常反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被阻止，那么任何来自多感觉处理晚期阶段的信号反馈都可能对早期单通道阶段产生不适当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说话声音可以引发视觉。在一些临床疾病中也能见到这种去抑制现象，如颞叶癫痫、头部外伤、中风和脑肿瘤。10

在任何情况下，通感这无可辩驳的事实，以及广为人们接受的失明和失聪患者的过度补偿，导致了不可避免却也十分迷人的悖论：尽管主观上每种感官的体验是非常不同并且完全可以互相区分的，但是从客观上说，调节这些不同体验的神经机制却是标准化的，并且是可以互换的。一旦外界某种信号通过诸如耳蜗或视网膜转变为一系列动作电位，这些电信号便会进入不同的脑区，并终止于各自在大脑皮层的投射区，然而这些投射区在组织结构上是同质化、模块化的。这表明它们的结构和连接具有共性，有点像制作饼干用的模具。11

那么，主观体验令人吃惊的质的差异是在何时何地起作用的呢？听和看的主观差异又是在哪里如何出现的呢？尽管不同感觉的生理加工机制都大体相同，但不知怎么，大脑还是让体验间出现明确的分隔成为可能。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一悖论，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水是如何变成酒的，以及客观和主观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二、五感：脑的时间特征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脑的时间问题：不同感觉在大脑中被加工处理的速度是不同的，但人们会将其体验为相同的。当某人拍手时，你会同时看到拍手的动作并听到拍手的声音，主观上你会觉得它们是同时发生的，然而事实上声音的加工过程要比视觉加工过程更快。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同时触摸自己的脚趾和鼻子，假定因为触碰鼻子产生的信号所需传递的距离要近得多，所以它会先进入大脑，尽管如此，你感受到的却是多模式的单一意识瞬间。这意味着一定存在许多横跨每一个看似单一的意识瞬间的时间窗（即时期）：每个时期都是时间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些窗口，加工速度不同的感觉能达到同步化，进一步被整合进我们熟悉的多感觉整体，我们将其称为意识的“瞬间”。你的大脑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让这些感官同步化，需要由一段恰当的时间延迟来包含以不同速度到达的全部感觉形式，而不可避免的是，传递速度最慢的那种感觉信号将决定整体的步伐。

事实证明，这些时期会持续几百毫秒。“我们所意识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当下的那个瞬间，而总是会晚那么一点点”，大约半个世纪前，富有独创精神的心理学家里贝特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当时他正在当地医院里研究那些进行过神经外科手术的患者，他们的颅骨上留着手术中为了暴露大脑皮层而钻的孔。12在一项实验中，里贝特通过这个孔洞用电极棒刺激这一部分的大脑，这会引起身体很多部位的轻微刺痛感。令人惊讶的是，被试在被刺激500毫秒后才报告说感受到了刺痛，这可是足足半秒钟呢，要知道一个动作电位的跨度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秒，在大脑的时间维度中这半秒钟就像永恒一样。里贝特的研究还发现，当刺激作用在距离大脑更远的身体部位，如作用在脚上，并在大脑中进行信号记录时，那么在大脑接收到传入的刺激信号和被试意识到这一刺激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延迟。这不仅仅是让大脑在时间窗里登记一个输入的信号，以此确保即使是加工过程最慢的感觉也能到达，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对意识的觉察似乎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研究表明，当要求被试判断随机出现的图片是动物还是交通工具时，尽管大脑很早就记录到差异，但有意识的决定却出现得较晚（峰值出现在250毫秒左右）。13这些至少持续数百毫秒的意识时期所提供的时间，刚好够神经元集合形成和解散。因此，对神经元集合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大脑中发生了什么。

这里有来自我们自己实验室的一系列图像，这些图片展示了在十一个不同的实验中，大脑皮层不同部位的神经元集合被激活后300毫秒时的样子。在视觉区，最高的活动最后大多会终结于深部皮层，而在听觉区则完全相反。研究表明，听觉和视觉的处理过程是有差异的，我们不能轻易地将其还原为传统的突触活动，而要将其看作一种大规模神经元集合的动力的涌现。如果没有神经元集合的光学成像技术，我们便无法探测到这个过程。

显然，在意识出现之前必然要经过250毫秒到300毫秒的时间，而在与主观体验建立联系时，是什么让这“量变”的时间产生如此“质变”的差异呢？如果这段时间对于意识来说是必须的话，那么神经元集合本身的特性可能包含解决问题的线索。神经元集合中单个神经元的工作方式并非孤立的、远距离通话式的，它们不仅仅依靠向大脑中某个遥远的神经元传递单一的信息来进行沟通。与此相反，神经元集合在其形成的几百毫秒中，本身是具有组织的，并且也是自给自足的。神经元集合的组装活动只在局部进行，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像涟漪一样传播得很缓慢。重要的是，随后产生的涟漪（意识的程度）也将在一个时间窗，或时期中汇集到一起，因此意识的出现需要花费半秒钟的时间也就不奇怪了。14

图8：在十一项不同的实验中，光学图像显示了视觉和听觉系统神经元集合之间的差异。15按照时间框架，特殊位置的荧光信号最终下降到最大值（300毫秒）的20%以下。要注意的是，这一活动在视觉皮层中集中在深部，而在听觉皮层中则集中于浅表（彩色扫描图请见彩插6）。

但这样仍然存在空间上的问题——大脑皮层那饼干模具样的客观排布是如何与听觉和视觉的主观差异相对应的？如果每种感官所具有的独特感觉体验都以某种方式与大脑不同感觉区中神经元集合的特性有关，且神经元集合只有在几百毫秒后才能变得明显，那我们现在便可以用相同的客观生理学量尺来区分视觉和听觉现象。即便如此，这把对应着听觉和视觉两种主观感觉的简单的量尺是什么呢？又在哪里呢？如果你必须要用某种通用单位或参照系向一个火星人描述听觉和视觉主观体验上的差异的话，你会说些什么呢？

在我们能找到答案之前，想在我们客观监测的大脑中对现象学的内容进行定位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我有一个建议：从生理学上讲，视觉主要（但不仅限于）探测空间边缘的差异，而听觉则主要（但不仅限于）探测时间差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鉴于神经元集合的空间特性在特定的时间窗里具有如此大的变化，这种空间特性可以帮助我们设计某种新的神经科学工具。最终理想的结果是建立某种单一的时空标尺，某种能够被应用于主观意识的某个时期的描述性数学方程式。

三、多感觉意识

那么意识究竟是什么呢？是某种单一的感觉，还是五种感觉的结合？每个人都同意感觉有五种不同的类型，因此人们想当然地推断意识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工作，大脑肯定具有某种平行处理系统，永远都分成五种不同的感觉，这些感觉最后转变成各自独特的主观意识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看似简单的推理，是由已故的克里克和他的同事科赫提出的，他们致力于找出意识中针对“视觉意识”的神经连接，因为视觉意识明显不同于其他感觉，并可以独立于其他感觉单独运作。16

尽管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一种感觉，那会是什么样子，但在课堂上，我们将感觉是独立运作的这一假设展现了出来。追溯到1978年，一种基于这个前提的学习方法问世了。当时的观点是大脑可以被区分为三种“学习风格”：视觉（V），听觉（A）以及运动觉（K），即“VAK”。VAK最早是由美国教育学家丽塔·邓恩（Rita Dunn）和肯尼斯·邓恩（Kenneth Dunn）于三十多年前提出的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既能解释儿童学习能力的个体差异，又能提供一种促进儿童学习的方法。17老师们报告说，他们的学生们都根据所学的科目改变了自己对感觉的关注点。例如在艺术课上，学生们被要求将重点放在视觉注意上，而在音乐课上学生们被允许闭上眼睛。邓恩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提出，某些个体本质上就是“视觉”学习者，某些则是“听觉”学习者，还有一些是“运动觉”学习者——他们更喜欢运用触觉。18

独立研究没有发现任何源自于VAK的学习改善，而这种方法唯一的优势貌似是调动了老师的积极性。那为什么还有人认为VAK范式在教育学方面产生的差异是吸引人的，或至少是令人信服的呢？再一次，这种理论源自大脑自主结构这一具有欺骗性的概念，或者源自存在那些被简单地称为“模块”的、具有独立功能的脑区的观念。可以确定的是，几百万年来，大脑进化出了许多看上去具有特殊作用的结构，现代人运用这些结构和特性中的多个部分来完成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事情。然而，否定整个VAK理论的依据是，这些功能模块只有在互相连接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它们不能单独运作。

认知神经科学家德阿纳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这项例证所阐释出的东西比VAK更加复杂，且更具有互动性。19他要求被试在大脑扫描的同时进行一项重复性的数学计算，麻醉师经常会在患者逐渐失去意识的过程中让患者进行这种计算，具体来讲就是让被试从一百开始进行连续减七的运算。想象一下你躺在那里，实验人员要求你自己告诉自己“一百减七，九十三减七，八十六减七”等等。那些接受手术的患者通常不会做到这个计算的最后，但这项测验是通过记录被试最快需要多少时间完成这个任务，来测试其完全清醒状态下的思维敏捷性。这一连串的减七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很简单的过程，但当德阿纳用脑成像技术寻找在进行第一步计算时哪些脑区被激活时，结果发现仅仅第一步计算就会引起十到十二个不同脑区的激活。换句话说，这是另一项证明大脑是以整体方式进行运作的例子。

相互连接性包含一种强有力的连接间的互动，这些进入大脑的连接来自我们的感觉器官。根据VAK的理论，如果观察一下作为灵长类的我们的大脑就会发现，视觉过程是大脑中最主要的过程，它占大脑的百分之三十，与之相对的触觉和听觉分别占大脑的百分之八和百分之三。20我们会利用输入大脑的视觉信息来构建这个世界的空间“地图”，以此来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即使对于先天失明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构建着这样的地图。显然，盲人并非通过视觉获取最初的信息，而是通过触觉和听觉来获取信息的，但他们也像视力正常的人一样来处理这些信息。盲人会通过构建这个世界的地图来理解事物实际的位置和在概念上的位置。21因此存在一种多感觉、“跨通道”的信息处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信息是来自触觉、听觉还是视觉，都会互相关联，最后成为一个信息包。这种跨通道的信息加工过程是已经确定的脑功能的基本特征之一。

我们每个人对于辨别事物是否同时发生都非常熟悉，如看到电视上新闻播报员嘴唇的运动就能判断它和听到的声音是否同步。在一项研究中，刺激分为看到的嘴唇运动与听到的声音同步和不同步两种情况，研究者对比了被试在两种情况下的大脑活动。22结果发现，当二者同步时，视觉皮层和听觉皮层的部分脑区表现出累加效应，而当二者不同步时，这些脑区则表现出减法效应。由于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之间联系密切，因此这种辨别差异的能力在进化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黑暗中，你需要能对突如其来的声音进行定位，毕竟，预料之外的噪声可能是你的下一顿美餐，或是把不幸的你变成美餐的捕食者。

此外，能读懂唇语可以帮助我们在强噪音的环境下进行倾听。23对于潜藏在这一效应背后的大脑真实过程的揭示，是通过对清醒的猴子观看或倾听自然视听刺激进行记录所获得的。研究人员发现，当接收多感官刺激时，来自单个脑细胞的反应模式变得更加可靠。与之相反，当视觉刺激与声音不匹配时，这种多感觉的强化则会被大大减弱。因此，即使在那些传统意义上只对单通道感觉进行简单的初级加工的脑区（初级皮层），多感觉的影响也会强化这些皮层脑区的信息加工。24

已故的教育心理学家约翰·吉克（John Geake）曾进行过一项简单的实验来证明感官间的网络连接。25研究中，他让一群儿童观看两组物体，但两组物体所包含的物体数量远大于限定时间内可以精确地数出的数量。即便如此，当要求被试说出哪一组包含更多的物体时，即使年仅五岁的被试也能给出相当准确的答案。然而，当其中一组物体被换成一连串快速的声音时（当然，这一连串声音也因为太快而无法计数），就有了关键性的发现。有趣的是，在对视觉和听觉输入刺激间进行比较的情况下，儿童表现出的准确性没有发生改变：他们依然可以判断出声音和物体的数量哪个更多。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传递信息的特殊感觉通道间是互不相关的。大脑会通过“更高”水平的脑运作来加工输入的信息，并将其“抽象化”。因此重要的是信息的内容而非媒介。

尽管我们可以意识到五种不同的感觉，但我们的大脑在进行意识体验时通常不需要对其进行剖析和分隔。学习（涉及所有类型的思考，因此也涉及意识本身）包括一个抽象的过程：无论我们从哪个感觉通道接收到信息，我们在对其做出某种反应前，都先要提取出其最基本的意义，并据此决定我们将采取的行动。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历史课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关于国家宪法和里程碑事件的事情，我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方法获得这些知识，可以是阅读书籍，或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又或是观看一部纪录片。但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了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大部分会被我们逐渐遗忘，因为事实上这些事情是无关紧要的。再举一个关于“抽象”过程的例子：春天里的某个清晨，你漫步在树林中，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看到明亮的绿叶，等等，这些最终会让你产生幸福的感觉。你并没有感到需要对其中不同的感觉加以区分。意识的瞬间是包含多种感觉的，多感觉这一整体比五种不同输入信息的简单叠加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

当我们谈论主观意识的那个瞬间时，如果要说有什么的话，那便是不同的感官会相互加强。当你此时此刻正在边吃早饭边喝咖啡时，这种感官的协同作用尤为明显。患过重感冒的人都知道，堵塞的鼻子会让食物变得无味。舌头上的感受器可能接收到了很多味觉信息，但如果你的鼻子不能工作了，那你就完全无法体验到任何味道。有另一种简单的方法证明鼻子和舌头通常是一起工作的：如果你把一颗夹心糖豆含在嘴里，同时捏住鼻子，那你会感受到甜味但却没有味道。然而，一旦你释放你的鼻腔，味道就会涌入你的意识。26味道的重要性可能或多或少取决于不同物质的特性，例如当鼻子堵塞时，人们不能辨认出咖啡、巧克力和大蒜，但却可以辨别出威士忌、葡萄酒和醋。27此外，不同的气味可以改变最终的味觉体验。28

鼻子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咀嚼所释放的能量分子通过口腔后部到达位于鼻腔通道上的感受器。我们可以闻到的气味的种类要比可以尝到的口味更加多样化。人类的舌头只有五种不同的感受器：甜、酸、咸、苦、鲜。鲜（umami）为日语词汇，其意思是“美味”，这个词由化学家池田菊苗（Kikunae Ikeda）于1908年首创。他研究发现鲜味中最重要的成分是谷氨酸盐，并对著名的增味剂谷氨酸钠（俗称味精）申请了专利。鼻腔中有数百种气味接收器，与那看似无限的气味种类相比，这五种有限的味觉不值一提。这意味着，味道和气味进行匹配和混合的可能几乎是无限多的，这便产生了我们主观上描述为各种各样味道的感觉。

然而，我们都知道，尽管气味和口味可以被共同体验为味道，但它们也同样可以被单独感受为口味和气味。我们通过鼻子闻气味和通过喉咙后部品尝味道在神经学上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如果嗅觉和味觉信号同时到达大脑，那气味和口味会被整合成某种味道的体验。当你只是闻食物的气味或看到食物而不去品尝时，两种感觉的融合则不会出现。然而，即使你无法闻到将要吃的东西的气味，视觉本身也会对味觉产生巨大的影响。

最近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视觉和味觉之间一种有趣的协同作用。研究者发现，单单是杯子的颜色，就可以影响人们对杯子里的热巧克力产生的口感：与白色或红色的杯子相比，用橘色或奶油色杯子盛的热巧克力喝起来更有巧克力味。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感觉会受食物容器特征的影响，改变我们对食物的感知。29即使是食物发生了简单的、物理形状上的改变，也能起到作用。如果一块奶酪有一个尖头而不是圆角，那它尝起来味道更浓郁。30颜色间的反差越不强烈，食物尝起来越甜，其中的原因尚不明确。因此，用白勺子喝白酸奶要比用白勺子喝粉酸奶尝起来更甜。31

如果视觉能在其他的感觉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那听觉对味觉体验也有很大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一个安静的环境会增加咸味儿，而环境中嘈杂的噪声会降低咸味儿；喧闹的环境会减弱甜味儿，但却会增加食物的脆感。许多人可能都已经发现，磨咖啡的声音会增加咖啡的口感，嚼碎薯片的嘎吱声（适当的声响）也会使薯片变得更加好吃，而不恰当的声响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这种现象甚至扩展到更加一般的文化背景中。一项研究发现，在贩卖法国红酒时，以手风琴音乐为背景要比以德国啤酒屋常用的音乐为背景卖出更多的法国红酒，前者卖出的量是后者的三倍以上。32

触觉也可以提升味觉的整体主观体验。毕竟，我们是通过与食物进行身体接触来体验并区分它们的。比如说，脂肪尤其给人一种“满口”都是黄油和冰激凌的滑腻感，以及沙拉酱调料的那种油性和粘度。因此，大脑中有一片脑区包含着针对口中脂肪的质地做出反应的神经元。这些脑细胞不仅会被口中的脂肪油（如植物油）以及富含脂肪的食物（如冰激凌和巧克力）所激活，同时也会被具有类似油性质地的非食用物质所激活。汽水的味道也很大程度上受触觉的影响，尽管影响的方式不同。一瓶跑了气的啤酒和一瓶还在冒着二氧化碳气泡的啤酒相比，二者的口感是非常不同的。更普遍地说，不同食物或饮料的泡沫、黏度和顺滑度都会影响食用时的体验。33甚至就连吃东西时用的不同餐具的触感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用一把很轻的塑料勺子吃酸奶比用银勺子吃口感更丰富，而且感觉酸奶更浓稠。34

与触觉有着密切联系的另一种感觉是温度觉，并且它也深度参与了食用或饮用的整体意识状态的形成。例如，非常冷的冰激凌是没有什么味道的，温度的提高会增加食用者感知到的甜味。位于舌头上的味蕾在感知甜味、苦味和鲜味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分子加工过程也在味蕾上进行，此外味蕾还负责调节对温度的敏感性。将食物的温度提高至十五摄氏度到三十五摄氏度之间可以增加对甜味的神经反应。在人群中大约有一半个体，仅仅通过加热或冷却舌头本身便足以引发味觉：使舌头升温会引发甜味儿，而降低舌头的温度则会导致酸味或咸味。35此外，触觉和温度觉二者密切相关，共同发挥作用。嘴唇和手的触觉所对应的脑区在“躯体感觉”皮层中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而这两部分正是人们啜饮热水时所涉及的躯体部位。所以，想象一下，当你啜饮双手捧着的那杯热巧克力时，大量的刺激涌入你的大脑——投掷石头的过程中加入了一种额外的力量。

一个有趣的设想是五种不同的感觉涉及不同数量的“意识”，36其中视觉得分最高，其次分别是味觉、触觉、听觉，而排最后的是嗅觉。但这里“意识”这一术语的使用方法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意识不仅涉及直接感觉体验的程度，还包括个人意义的贡献。正如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如此精妙地总结道：“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37尽管我们多次谈论过以不同力度投掷石头的特殊因素，但当我们说到原始感觉时，石头的大小（刺激的认知和环境关联）将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每种感觉依赖的特殊环境和意义的多少来重新审视感觉的排序，而不是根据“意识”的数量。

以视觉为例，视觉无疑是最特殊以及最不抽象的感觉。我们周围的世界是由边缘、图案以及光影组成，而这些有颜色的形状通常具有某种“意义”，如成为某种可识别的物体或人。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所讨论的，你所看到的事物必定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而这种意义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除非你看到的是一个纯色的、均匀的颜料板（这本身就非常罕见），否则总会存在一个环境，某个非常特别的、独一无二的、明确的场景。当你看一张桌子的时候，你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观看一张特定的桌子。当你环视四周时，你可以看到普通的颜色和形状，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时间也可以看到相同的颜色和形状，但你所看到的不仅如此，你现在所接触到的，是专属你自己的，与你生命中某个特定时刻的连接：当石头被抛出去时，它将变得相当巨大。

其次是味觉。由于味觉是一种非常基础的感觉，因此其在最具个性化的感觉中排名第二不免让人惊讶。但另一方面，它的前后关联是被高度定义的：你正在品尝一种特定的食物或饮品。决定味觉的因素之一是一种体验与另一种体验之间的时间关系。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被要求品尝一种柠檬汁样品，然后判断它是酸的还是甜的。然后研究者又让被试喝了一种添加了柠檬酸的柠檬汁样品。当被试喝第三杯饮料时，他们认为这是三种样品中最甜的，但事实上第三杯饮料就是最初的那种柠檬汁样品。3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品尝食物时的前后关联可以对味觉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味觉不仅受到嗅觉的巨大影响，同样也会受到其他感觉的影响，如杯子的颜色，环境中的手风琴音乐声，口中的泡沫和奶油。并且，由于味觉是其他感觉的产物，同时也受其他感觉的制约，那么这些感觉的组合必将定义一种特殊的环境，因此这种特殊的环境取决于感觉的联系。再一次地，由此产生一块更大的石头。

视觉和味觉分别被界定为大约有90%或80%是“可意识到的”，但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取决于前后关联的”。真实的百分比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与其他感觉相比时它们的相对位置。例如，触觉的排名要低得多，占比也不超过50%。39此时如果我们再一次用“环境”这个词来替代“意识”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下，人们都可以体验到天鹅绒、丝绸、树皮或裸露皮肤的触感。当你可以“意识”到你所触摸的物体时，物体所在环境中的其余事物就变得毫不相关了。现在更强调的是，你的身体（最有可能是你敏感的指尖）与物体表面的互动所产生的直接感觉：石头可以变得更小，而现在重要的是要增加多少力度来投掷它。

接下来是听觉，占比30%。时刻记住，不要过分强调这个百分比本身，它的价值在于与其他感觉百分比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听力排名第四，因此它缺乏占优势的环境成分。毕竟，与视觉、味觉和触觉相比，听觉是一种被动感觉。你可以随意睁开或闭上眼睛，可以主动地转动你的头，将食物放进嘴里并咀嚼，或是伸出手去触摸某个物体，但你不能打开或关上你的听力。在任何情况下声音都能找到你，反过来却并不成立。听力所需要的网络连接更少，石头也更小。所以如果听力是最“被动的”感觉，那么在麻醉降低了神经元集合的构成和规模的状态下，人们将更容易体验到听觉。听觉是在麻醉中最后消失的感觉，同时也是当患者苏醒后最先恢复的感觉。40这可能是因为听觉（处理速度最快的感觉41）可以根据自身采取行动，就像把石头扔进水潭：投掷力度的范围是无限大的。

最后是嗅觉，只有大约15%的嗅觉是“可意识到的”，它是所有感觉中最不依赖环境的。值得注意的是，嗅觉的丧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最早的指征之一，42因为连接鼻子和大脑的神经通路直接进入“边缘系统”。边缘系统是一簇广泛且互相连接的大脑结构，它与记忆加工的早期阶段有关，最重要的是它也与情绪有关。因此，嗅觉作为最原始的感觉，能引起如此强烈且即刻的感受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其他动物相比，嗅觉在我们这一物种的感觉中似乎只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例如，与狗和老鼠相比，我们人类的嗅觉接收细胞和嗅觉相关基因要少得多。毫无疑问，嗅觉是一种强有力的原始感觉，它让动物能立刻判断食物是否腐烂，是否有其他生物受伤，雌性是否进入了发情期，让动物可以远距离追踪猎物。但对人类来说，这些即刻且原始的反应受到了知识和思想的调节，也难怪其他的感觉占据了优势地位。然而，有人曾提出，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大脑中与嗅觉感知相关的脑区可能更大。43因此，人类并不像狗一样对原始嗅觉刺激进行有力而精确的处理，而是将大量的嗅觉加工（我们正在进行相关研究）更频繁地应用于记忆过程，因为相比于其他物种，人类的这一后继大脑机制更加发达。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即使是在我们人类身上，嗅觉产生的“潜意识”的情感作用也不应被低估。

以信息素为例。所有生物（至少是非人类的动物）都会在不同的情况下释放这类隐蔽的化学物质，从标记领土、谋求生存，到发出报警信号，再到吸引配偶进行繁殖。而对于人类来说，信息素通常出现在社交行为和性行为之前。尽管信息素发挥作用的机制目前仍存在争议，但有证据表明，这些化学物质的确以某种极为精确的方式影响着我们。44例如，仅仅通过嗅觉，人类被试就可以分辨出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在一项研究中，被试并没有见过提供受测气味的个体，但他们可以正确地将母亲和她的孩子进行配对，却不能根据气味对夫妻进行正确的配对。45母亲可以根据体味辨认出她的亲生孩子，却不能辨认出她的养子。青春期前的孩子可以通过嗅觉辨认出他们的亲生兄弟姐妹，却不能辨认出只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也不能辨认出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父母的养子或再婚家庭的孩子）。这一现象或许可以解释如何避免乱伦的发生。46婴儿可以根据嗅觉认出他们的母亲，反过来，母亲和其他亲属也可以根据气味辨认出自家婴儿。47这种血缘关系间原始的认知并非取决于认知因素，毕竟婴儿不可能有发达的记忆，但这一现象的确反映出某种更加原始的联结。在这种情况下，石头是很小的，那么它所产生的效果并非取决于与先前经验的个性化连接，而是单纯取决于投掷力量——嗅觉的原始激活本身。

那么关于意识，所有的这一切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不同感官的激活等同于投掷石头时不同的“力度”，再加上石头不同的“尺寸”。由于高度依赖环境，视觉是一块大石头，却不一定会被强有力地扔出，而嗅觉则在相反的极端——它是一种强有力的原始感觉，不伴有即刻且明显的环境因素，是一块较小的石头。但一块小石头如果用很大的力气投掷，也能产生广阔的涟漪。也许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音乐……

四、音乐和大脑

音乐被定义为一部字典，在这部字典中，“歌声或乐器产生的声音（或两者都有）以某种方式进行组合，以产生形式的优美、和谐以及情感的抒发”。然而这一定义并不能真的帮助我们理解音乐对于我们这一物种的巨大意义，这种意义如此之大，以至于音乐产业在经济规模上实际比制药业还大。48在“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这个由来已久的争论中，有人提出，受过特殊训练的灵长类动物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符号语言这项技能的，但却从未有人认为大猩猩或其他与人类在DNA上只有百分之一差异的近亲，有能力创作和欣赏音乐。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祖先创作并欣赏音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年前。

在斯洛文尼亚发现的一只骨笛，据估计已经有四万三千年到八万两千年的历史。49笛子是一种相当复杂的乐器，而在今天的狩猎采集社会中，更基本、更常见的乐器有拨浪鼓、筛鼓和手鼓。50因此，如果我们假设这些简单乐器的出现要早于笛子，那也就是说音乐活动早在笛子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便已存在。古生物学家认为，歌唱的出现时间要比任何形式的构造乐器早一半。如果是这样，那么音乐的创作可以追溯到十五万年前甚至更早，而科学家估计智人出现于十万年前，音乐的出现远早于此。有趣的是，斯洛文尼亚的骨笛是在尼安德特人的遗址中发现的，因此音乐活动很可能首先出现于二十五万年前，而且并非始于我们这一人种，而是出现于整个人属。

对我们的生活来说，音乐显然是一种固有的存在。但这是否意味着音乐作为人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具有真正的进化价值？又或是音乐仅仅是进化的副产品？51是听觉上的芝士蛋糕，可有可无？52就像心理学家斯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曾不屑地说道：“音乐令人愉快，但绝非进化的基本要素。”我们不可否认，音乐是一项令人愉悦的活动，但这可能仅仅意味着，音乐活动像娱乐性毒品一样抢占了大脑奖赏系统，从而进入预先存在的“愉悦通道”，而这一通道最初是为其他与生存有关的方面进化出来的，比如进食和性。

一种观点认为音乐的基础既不是生物学，也不是进化意义，有两种不同的论点支持这一观点。第一个论点是，即使音乐从我们这一物种身上消失了，人类其他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53第二个论点强调，音乐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点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它对于每一种文化来讲都必然是一种人工产品，因此音乐并非“自然”产生的。我们似乎无法保证，所有形式的音乐都包含着某种从音乐诞生起就一成不变的可辨别的共性。54

另一方面，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音乐教授戴维·休伦（David Huron）的话来说，我们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已知的人类文化中，没有哪种文化不曾从事过音乐活动”。55因此，无论音乐是不是人类心理过程的某种一般特性，如果想要理解音乐是如何影响人类意识的，我们需要首先解决为什么音乐是一种如此“具有普遍性的行为”这一谜题。56毕竟一方面音乐没有明显的生存价值，另一方面音乐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方式又是那么的不同。

让我们首先从在进化上毫无意义的“芝士蛋糕”这个可能性开始。与这一观点相反，对于音乐为什么可能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生存下来这一问题，答案有很多。达尔文本人就曾提出，音乐的产生可能与求偶过程中的性选择有关。并且，在择偶过程之外，音乐的产生还可能与社会凝聚力、团体努力、知觉发展以及运动技能发展有关。57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将音乐和舞蹈与宗教和故事放在同一个范畴中，它们都是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活动。这些行为共同改善着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拥有更高的自我意识和理解力，以及形成社会团体保护我们抵御潜在掠食者的能力。58然而，有人提出，其他物种在不需要音乐的情况下也可以习得社会技能。对这一明显反例的回应是，动物据此产生的社会凝聚力在范围和复杂性方面远不如人类，我们人类可以应对更加复杂的社会互动，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天赋受到音乐的辅助和支持。那么，也许音乐的意义源自于那些人类所特有的活动，如在篝火晚会上载歌载舞。这些共同的经历强化了合作生存策略59以及代际间的交流，而在其他物种身上却不曾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这些活动对智人的生存来讲至关重要，如果他们确实可以捕捉到某些生物学上“普遍的”共同属性，那我们便可以开始理解潜藏在这些“共性”背后的大脑机制，进一步洞察音乐最终是如何影响意识的。

反对音乐是人类本质组成部分的第二个原因是：作为一种基本特征，音乐在各文化间的差异未免有些太大了。然而，剑桥大学的音乐学者伊恩·克罗斯（Ian Cross）则认为，所有类型的音乐中都确有一个共同的要素，即“在某种水平上存在着规律性、周期性的时间组织”。60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用来打节拍的乐器如拨浪鼓、筛鼓和手鼓成为最先出现的乐器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但为什么体验重复性的节奏如此重要呢？这么做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能回答这一问题，这将帮助我们理解音乐对于人类大脑来说，是否必不可少，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将音乐视为一种诱发特殊意识的方式。

一种观点认为，大脑在发育早期需要周期性的时间机制来建立一种“运动节律层次”。61在照料者——婴儿互动中，节律的价值在于：婴儿对照料者周期性的声音和动作进行对应的跟随和回应，这在普通的对话中是无法实现的。一位母亲哼着没有什么含义的儿歌（或是半唱着，或是吟诵着），抓着婴儿的小手随着儿歌的节奏上下晃动，同时让婴儿在自己的膝盖上蹦蹦跳跳，这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景象了。此外，这些无法用语言描述的重复性动作，参与并加强了新生儿大脑中那些重要的特殊神经元连接的可塑性。随着这种基本的感觉运动协调训练，新生儿也将得到人际互动和交流技巧的经验。总体来说，音乐是“人类从婴儿期开始进行社会文化学习的一种自然动力”。62

似乎每个人都同意对音乐的体验必然要牵涉运动。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如果说“思维是大脑的运动”，那么音乐驱使着这种运动从大脑中解放出来进入身体。尼采说过，“我们用肌肉聆听音乐”，可以想象在令人陶醉的音乐声中，人们即便没有站起身来翩翩起舞，至少也会用脚趾打着节拍或随着音乐轻轻地摇晃身体。最根本的一点是，对音乐的接触和体验使年轻人的大脑获得的发育，是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完全无法复制的。

那么如果音乐如此重要，它在大脑和心灵中留下了什么印记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看一下不同情况的脑损伤对音乐欣赏能力的影响。例如，一位患者在特定的脑区（这一案例中是左侧杏仁核）受损后，对自己最喜爱的音乐失去了情感反应。63同样的，杏仁核受损的患者在听到一段通常会引起强烈负性反应的音乐时表现出更少的“恐惧”。64在另一项使用成像技术的研究中，被试被要求听一首音乐，他们知道这首音乐会让他们“爽到发抖”，尽管这一词汇有些奇怪，但被试确实被特定的乐章激发出了明显带有愉悦的颤栗。65虽然听上去不那么科学，但这种主观感受却伴随着可测量的客观变化，如心率、呼吸和其他唤醒指标。66另一方面，这项研究允许被试自己选择让他们产生强烈情感的音乐，那在这样一项研究中，为了满足主观性就不可避免地会因为个体化的联系和记忆而无法达到标准化。一言以蔽之，随着这些主观上“爽到发抖”程度的增加，许多大脑区域被激活了（杏仁核、前额叶等），这些脑区分别与奖励、动机、情绪和唤醒以及其他产生愉悦感的功能相关联。67

总体来说，这些发现表明音乐可能模拟了生物性奖励刺激，因为音乐可以在腹侧纹状体等区域激活相似的神经回路。众所周知，腹侧纹状体与诸如吃巧克力68或吸食可卡因等毒品时69所产生的愉悦性体验有关。70然而，杏仁核活动的减少表明正性感受的产生同样也可能是基本恐惧反应被阻断所致。有趣的是，音乐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能减少该脑区活动的正性唤醒刺激之一。71因此，音乐产生的“愉悦”可能来自于一对相反的作用：一方面来自于奖励相关脑区和神经回路的正性唤醒，另一方面则同时来自于对与恐惧和其他负性情感相关的神经网络的抑制。

在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活动中，有如此之多的脑区被激活，这不足为奇。没有人真的期望发现一片仅仅被音乐选择性激活的特定脑区。因此，大脑中音乐处理的秘密可能在于它所招募的相关大脑结构的特定组合，以及对恐惧脑区的抑制。凭借着“一致的”节拍、音调或和声，音乐开启一种重复、稳定的期待和愉悦的循环。现在，我们也可以在音乐相关脑区的那个长长的名单中加入小脑（位于大脑后面的菜花样结构）。小脑似乎是半独立的迷你大脑，它是所有脊椎动物大脑的明显特征，并且由于它与最自动化的那类感觉运动协调相联系，因此被赋予了“自动驾驶仪”的头衔。如果你无意识地随着音乐的节奏敲击脚趾，那么非常有可能是你的小脑让你做出了这样的动作。

一项引人注意的发现与该效应相关，即音乐能帮助减轻帕金森病的主要表现——运动功能障碍。这种作用虽然是暂时的，但其效果非常显著。72为什么会这样？帕金森病患者大脑中与内部“自发”运动相关的核心脑区发生了退行性改变，但小脑得以从这种神经元损坏中幸免于难。因此，众所周知，如果我们让帕金森病患者进行在外部刺激驱动下的运动，比如说把脚放在地板上的标记处或纸上，近乎奇迹般地，他们似乎可以正常行走了。73音乐可以与这些纸片起到相同的作用，74尽管是通过听觉而不是视觉。在连续的外部听觉刺激流的帮助下，患者的动作会被锁定并做出对应的反应。另一种可能性是，音乐引发的愉悦感可能会增加帕金森病患所缺乏的关键化学物质——多巴胺的供应，这种可能与之前的解释并不矛盾。

不用说，如果音乐可以引发情感，尤其是可以引发愉悦感，而多巴胺这个特别勤奋且十分受欢迎的神经递质却没有参与其中的话，那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多伦多罗特曼研究所的瓦莱丽·萨林普（Valorie Salimpoor）博士和她的团队认为，如果音乐可以唤醒欣快感和与渴望物质奖励相似的渴求（涉及多巴胺能系统），那么聆听音乐将会引发大脑释放多巴胺。她的团队随后发现，当被试聆听音乐并达到情感唤醒的顶峰时，内源性多巴胺便会在纹状体处释放。他们还发现，对音乐产生的强烈愉悦感会涉及对奖励物的期待，这会导致多巴胺在另一条解剖通路中释放，这一通路与和快感巅峰相关的解剖通路有着明显的区别。75

早在1956年，身兼作家、作曲家和哲学家三个头衔的里奥纳德·迈耶（Leonard Meyer）认为，这种“张力”——逐步累积期待，最后得到正面的结果——是情感体验的根源。此外，作为对这一想法的延伸，从不和谐的和弦到流畅动听的音乐的转变，可以解释古典音乐的乐趣所在。76随着每一个节拍，音乐提供了一种无威胁的期待感，随后则是一种可预料的、重复的反应。在之前的章节中我曾经提到，愉悦和恐惧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决定某种体验最终导致愉悦还是恐惧的差异在于，连续刺激在类型上的连续程度和可预测程度。音乐比其他任何令人感到愉悦的刺激都更能满足这些要求。

不过，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规律进食以及连续品尝食物可能是令人愉悦的，但仅仅对一系列声音进行重复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就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了。音乐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使其成为人类独有的活动？我们人类又是为什么会花费如此之多的时间聆听、演奏音乐，或在音乐中翩翩起舞？我敢说，音乐是可以直接与语言相媲美的，而如果将音乐视为与口语平等且相对的事物，那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音乐给人类带来的独特快乐及其生存价值。

一直以来，人们都将大脑右半球的活动与情绪联系在一起，而右侧大脑对音乐敏感这一事实让许多音乐理论家、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将音调与情感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是很合理的，因为音乐中的声调可以被视为人类语言中声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人类语言中声调的作用是用来表达情感内容和韵律的。音乐中的声调可能仅仅是人类普通口语音调的夸大。77音乐和语言其他的相似之处更为明显：两项活动都是人类所独有的，此外，二者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等因素中都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多样性，这比二者间任何明显的共同特征都更为显而易见。二者在表达上都有明确的、依赖于文化的规则和框架，因此它们需要在儿童出生后大脑尚处于年轻状态时习得，因为二者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年龄阶段中产生的。但如果音乐与口语如此接近，我们为什么还要保留音乐呢？

在这两种人类必不可少的交流方式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这表明二者之间互相补充，而非单纯的复制。口语最初是为了让少数个体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而发展出来的，但音乐的产生则是为了在更大范围的群体中传递信息。此外，口语会话是不可预测且完全独一无二的，但音乐却是可以重复的。并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音乐有可以预期的循环，这使人感到安心。然而最重要的是，音乐不像语言那样被限制于只能描述高度具体的事实和观点。而且，音乐更可能在不唤醒特定记忆的情况下产生情感。我们之前说过，听觉在背景依赖中的排序相对较低。正如已故的神经科医师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曾十分雄辩地说道：“音乐没有概念，也不产生命题。它没有图像、符号以及和语言相关的东西。它没有再现的力量。它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关联。”78休伦甚至更简练地总结道：“音乐永远无法像语言一样具有明确的指涉性，而语言也没有音乐那绝对的模糊性。”

以这种方式表达和交流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而语言和音乐分别是表达和交流这枚独特硬币的两面，它们扮演着同样重要而又互不相同的角色，且二者间完全互补。音乐将我们正在经历的体验过程放大、例示或强化。和语言不同，音乐提供了一种停留在此时此地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当涉及那些我们不能通过感官直接感受到的事物时。但另一方面，不像激流泛舟那样直接，音乐是不需加以反应的，音乐中没有预料之外的刺激，让你必须立刻做出行动。即便有什么需要你做出反应，那这种反应也不是报复性的，而是放大你所听到的内容，或是对听到的内容做出反应。你可能会用脚打着节拍，随着音乐一边晃动着身体，一边轻声哼唱。

如果音乐是当下的，并且其互动性还与高山滑雪这类运动不同，那么这种正在经历的体验在多大程度上是“感觉的”，又有多大程度是“认知的”？换句话说，接下来的意识程度有多深——水潭中的涟漪有多广阔？诚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音乐类型，而不同的社会和不同年代的人也会对此做出不同的反应。例如，没有歌词的古典音乐相对缺少明确的背景，而是纯粹只强调聆听，正如我们之前谈过的一种情景，这种情景本身就是注入情感和潜意识的，从特定的、文字的情境中独立出来。它是一块强有力的石头，但不一定是一块很大的石头。石头虽然很小但投掷的力量很大，并且之后更多的小石头接连不断地被投掷出去，正如音乐的节拍和节奏不断重复，这可能引发特殊且脆弱的联系。

但你没有注意到这些神经元全部的诡计。现在你正开着车，莫扎特的旋律冲入你的耳朵并在你的大脑中盘旋，变幻出一连串半思维、半感觉的愉快而不合逻辑的感受，而与此同时你的眼睛、手和脚自动地驾驶着，有效地带你穿梭在车流中。突然间，面前的某些事情侵入了你的意识，当你看到办公大楼的那一刻，你用音乐营造出的珍贵的内部世界消融了。

第五章　在办公室

在私人世界里享受音乐和各种感官愉悦的美妙时光告一段落了。现在你要转身出门，拥抱外面的世界，走进这座在上世纪中叶流行庞大玻璃建筑风格时修建的写字楼。当你踏入这座大厦时，你的灵魂如自由落体般下坠。为何身处这个由玻璃混凝土构成的空间让你感到如此痛苦？你走向自己在办公室的座位，环顾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办公桌并在一起，组成长长的一排，而自己的那张与两旁的桌子别无二致。你坐下来，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幕，感觉接下来这一天的时间漫长得像永远都过不完一样。

我们每天平均工作超过八小时，1所以想要检验环境对人类专属精神状态的影响，办公室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自然光教室学习的学生比在人工照明教室的学生表现得更好，医院房间的设计会影响病人康复的速度。或许大家对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感到惊讶。但是，虽然有这些来自直觉的深刻洞察，我们却并不真正了解其中的缘由，以及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会带来这些影响。尽管鼓励神经科学与建筑学的交叉研究似乎是常识，但几乎没什么研究尝试用足够严谨的方式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2

然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明亮的光芒、巨大的声响等直接的感官刺激，对于推动大脑状态从一个时刻到另一时刻的变化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对输入刺激的个性化认知因素也同样重要（即石头的大小和扔石头的力量）。如果说石头的大小相当于长期、局部的神经元连接，而这些连接又是由长期持续的环境驱动的，那么你每天八小时中所处的生活环境对于你的意识塑造便至关重要。如果把头脑简单的大鼠和小鼠转到一个“丰富”的环境中，这种环境都能够在大脑中的神经元和化学物质、复杂的脑回路以及行为等各个层面滋养它们，那么你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类个体，日常工作环境又会怎样影响你的大脑呢？

如果我们思考复杂的日常环境对人大脑的影响，会发现环境无疑是多方面、多感官的。对于实验中的大鼠来说，用这种单一的、全或无的方式来看待它们完全没问题，但是无法和人类环境中所谓的“丰富”相提并论。我们很容易创造环境丰富性的范式，把它作为实验室动物的一种实验装置。可对于人类来说，情况就极其复杂了，因为在任何关于丰富性的研究中，都不可能设计出一种“有差异”的控制情境。即使是对于非常愿意做被试的志愿者，把他们长时间关在一个接受人为刺激的环境里，都是不符合伦理的。而且，要让他们与那些环境不丰富的被试产生显著差异，需要的时间太长了，不可能做到。

令人遗憾的是，最接近这种用极端环境修改人类大脑的事件，发生在残酷的齐奥塞斯库政权时期罗马尼亚孤儿院里悲惨的受害者身上。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由于禁止堕胎和避孕而导致的出生率攀升，许多儿童被遗弃在孤儿院，其中也有许多残疾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这些孩子遭受了制度化的忽视和虐待，这种可怕的剥夺显然影响了他们的大脑和身心发展。3许多人在小肌肉群控制、语言和社会情感功能方面出现了显著的发育迟缓。4在一项对两岁到四岁多的罗马尼亚孤儿进行的调查中，所有人都表现出心理过程上的缺陷，令人惊讶的是，这与入院时间长短、入院年龄及出生体重均无关。环境本身带来的巨大恐惧似乎压倒了其他更微妙的变量。5

研究这些孤儿的医生观察到，他们大脑中白质和灰质减少了，而且大片脑区都无法充分利用葡萄糖（神经元活跃度低的指征之一）。他们还发现了脑功能一个关键方面的异常，即神经元连接。6

孩子们最擅长的是社交互动，因为这是孤儿院唯一允许他们进行的一项活动。此外，剥夺带来的某些最糟糕的影响在寄养后得到了改善，7再次证明大脑拥有不断适应环境的能力，它反映出个体每时每刻的经历，并且通常会在输入刺激的影响下茁壮成长。

当然，大部分人类经验很难直接归类到丰富或贫乏两种极端条件中。即使在极端情况下，勉强有口饭吃或者露宿街头一类所谓穷困潦倒的生活，可能也包含许多刺激人际互动的元素，以及难忘且有意义的经验，无论好坏。更主观的因素显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对特定事件的个性化反应和独特的诠释，同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议题和动机。此外，个体可能会发现，最能够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是最具多样性的那一类环境。多伦多康复研究所的戴安娜·弗拉斯卡（Diana Frasca）博士评论道：“因此，丰富一方面反映了环境的复杂性（有机会加入不同的运动、俱乐部或社交圈，并从事脑力的活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个体与环境互动的愿望和实际互动的频率。”8

在研究环境对人类和大鼠的影响时，另外一个不太明显但重要的差异是，我们会用单一的尺度来测量啮齿类动物的实验结果，无论是化学物质水平的上升或增加，还是神经元和神经元连接的增多，抑或是实验组在某种测试中表现出比控制组更擅长的行为。人类不能这样，不仅每个人会以高度个性化的方式对环境做出反应，而且如何评估环境带来的独特效果也尚未有清晰的答案。例如，当测试焦虑程度时，看大鼠是否愿意吃新奇的食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我们很难想象用这种方法能够可靠地评估人类，更别说人类行为中存在相反的模式，即由压力引起的暴食。

探索环境对人类意识的复杂影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工作场所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毕竟，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比较标准化的生活方式。同时，因其明确的目标、规则、层次和日程，可以说也是一个稍微简化版本的真实世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把目光放长远，超越环境的物理性质，通过人与环境互动的方式以及在开放空间中的行动来考虑问题。在塑造集合与意识方面，每个个体的主观反应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工作场所创造了一个巧妙的机会，帮助我们探索人类思维中所特有的复杂深奥的内容——身份认同和自我意识。那么我们从哪里入手呢？或许最明显的是你周围客观存在的物理性质，其中最为无所不在的便是颜色，即便在办公室里。

一、物理特性：颜色

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能辨认出高达二百三十万种颜色，9而我们已经在生理学上对大脑处理颜色的过程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记录。10尽管如此，当个体看到颜色时究竟有怎样的主观体验，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未解之谜。比如我们只能通过对苹果、血等红色事物的比较，来描述对红色的知觉。因此，看见红色的体验也经常作为一种“感受性的”、质感难以描述的主观意识体验加以引用，这种体验是其他人无法分享，也无法亲身感受的。11颜色如此频繁地被当作描述“感质”（qualia）的例子，也许是因为颜色是意识体验中最基本的成分。

然而，倘若你眼前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一整片均匀单一的颜色，在这种不太可能出现的假想情况下，简单的体验依然有可能在最原始的层面上，在神经元集合的产生，也就是意识的产生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那就是纯粹的兴奋。回想那个决定神经元集合最终大小的重要因素——唤醒水平，它反过来受到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其他化学物质的调控。事实证明，单是不同颜色的波长就可以直接且有差异地影响人们的唤醒水平，而这仅仅取决于不同颜色的物体相似程度如何（相应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波长各不相同）。

两百年前，歌德把蓝色描述为一种“消退”的颜色，与之相对的红色则是“穿透器官”的颜色。黄色的波长相对较长，给人的基本感受是令人兴奋。多项心理研究表明，黄色的刺激可以引起人们的情绪反应并因此能振奋精神。与之相对，绿色激活位于视网膜中央的感光细胞（视锥细胞）的中波段光谱。12因此，一些科学家认为，由于绿色光位于光谱的中央，所以看到绿色光时眼睛不需要进行额外的调节，据此可以推论绿色光更容易让眼睛休息和放松。

此外，当一种颜色与另一种颜色形成对比时，也会影响唤醒水平。红光的波长要比蓝光长，人们认为当涂有红色和蓝色的方格相邻放置时，由于两种颜色波长的差异，会使这两个方格看起来距离不同。13因此，颜色本身就可以因其物理特性（以一种最抽象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意识，而不是因为在日后生活中可能产生的任何心理上的“认知”关联。

在神经元水平上，可能正发生着什么呢？不同的颜色通过直接对唤醒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改变大脑中心那些不同化学物质的释放水平。因此，这些遍布全身的化学物质最终通过改变“水潭的黏度”，对神经元集合形成的难易度进行调节。水潭中的水是否很容易就能产生涟漪是一个关键因素。相比于纯净、清澈的水，浓稠、污浊的液体作为传导介质其效率较低，会减缓涟漪扩散的速度。因此，产生于大脑中心，且具有调节作用的化学物质家族能够决定神经元集合招募的难易程度，所有这些都取决于某个颜色所引发的兴奋或抑制的程度。

接下来是投掷石头的力度。波长固定的某种颜色依然可以在亮度上发生变化。尽管同样是红色，浅红色斑块所产生的刺激却无法比拟明亮耀眼的红色所产生的刺激。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颜色可以通过自身的心理物理特性，以两种方式激活意识：第一种方式是由波长通过不同的化学调节物质（水潭中水的黏度）决定唤醒水平，而第二种方式是颜色的明度（投掷石头的力度）。现在让我们一起看一下是什么决定了石头的大小，即颜色的特殊意义？

毫不意外的是，人类对颜色的反应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反应完全不可能在关于“丰富环境”的动物研究中得到检验。举例来说，正如脑成像技术显示的那样，光的光谱特性能调节人类大脑的情绪反应。研究者将被试置于能引发情感的声音刺激中，在持续四十秒的蓝绿光交替照射条件下，对被试进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14当被试接受绿光照射时，其大脑中与情感体验相关的脑区（杏仁核与下丘脑）表现出功能连接的增强，而在蓝光的照射下，另一片区域（海马体）则出现更强的反应。由于海马体对记忆的形成至关重要，因此研究人员认为蓝光促进情绪增强和记忆加工，以此促进大脑对情绪挑战的快速反应，进而帮助机体适应环境。这样一种解释有过于简化之嫌，毕竟我们已经知道不同的脑区并不是独立的微型大脑，但这项研究至少表明，不同的颜色能凭借其各自的认知作用，分别影响大脑对环境刺激所产生的反应。

事实上，在实验室环境之外的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提取出这种由纯色直接产生的效果（即投掷石头的力度和水潭中水的黏度）。从深层关联来看，每种特定的颜色都会影响神经元之石的大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后天神经元连接，将是决定最终意识程度的重要因素。颜色的许多作用将由颜色和个人环境间通过学习建立起来的关联进行中介。例如，如果人们普遍认为红色能提高人们的注意力，那是因为红色与人们看到交通信号灯后猛踩刹车之间有关联，或是它与其他禁止进入的标识以及各种危险情况或危险物有关。然而，如果人们最初选择红色作为警示信号，恰恰是因为红色对脉搏、心率等产生的直接生理影响，那么想把感觉从认知中区分出来便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调节物质提高了唤醒水平，所产生的效应与特定颜色关联又相互影响，二者是互相强化的关系。

在红色这个例子中，在颜色确实可以提高人们的注意力这一前提假设下（不论这种提高是由于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学习因素），红色产生的总体效应是提高了人们在涉及对细节进行注意（集中性注意）的认知任务中的表现。然而，与此同时，个体可能会表现出更加警觉、紧张以及风险厌恶倾向，并因此表现出更低的积极性。个体在任务中的表现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毕竟，我们不仅注意那些令我们感兴趣或能带来潜在好处的刺激，我们同时也会注意那些可能伤害我们的刺激；当这些威胁出现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应对风险，而不是积极地主动出击。与此同时，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中包含有大量的绿色，它代表着我们在森林中最原始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暗示着水的存在。从最原始的层面上讲，我们在看到绿色时会感到安心。此外，一种更负面的表达是，绿色可以传递乏味的感觉，因为绿色是自然界中最普遍的颜色。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很容易把蓝色与海洋和天空联系在一起，因此蓝色唤起了人们开放、和平以及宁静的感觉。

众所周知，颜色也会通过这种认知关联影响消费者的行为。15在大公司的标志上，最常见的颜色是蓝色，例如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的图标，这种颜色相应地与可靠和能力相联系。16由于蓝色与水相关，因此它最适用于那些功能性产品；而红色则与地位相关，是像跑车这样的奢侈商品常选用的颜色。17英国医生哈维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在《红色心理学》（1900）一文中写道：“在所有的颜色中，毫无疑问，红色拥有最强烈的情感基调。”此后，红色这种单一的颜色成了迄今为止人们研究的最为深入的颜色。从包含了诸多生死含义的血液，到泄露了愤怒或尴尬之情的面红耳赤，再到水果成熟后的颜色，红色比其他大多数颜色都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因此也可能具有更多的神经元连接）。18

但颜色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可能其更令人着迷的特征并非颜色是如何进入人们的意识的，而是颜色随后导致的某类反应。例如，如果手头的任务需要个体保持高度警觉的注意，如记住某些重要的信息或是理解某种新药的副作用，那么红色是更合适的选择，因为红色会激活某种回避反应，这种反应可能特别适合情境。19但如果你是要在家里或办公室努力营造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以促进有创造力的行为表现，那选择红色就不合适了。

一项在温哥华尚德商学院开展的实验中，20为了研究颜色对人类创造力的潜在影响，研究者设计了一系列不同的测试来评估不同的心理属性。其中一个简单的词语再现测试是在不同颜色的背景屏幕上显示词语，在红色背景上展示词语能促使被试在展示之后回忆起更多的词语。一项校对测试要求被试对比几段文本并指出它们是否相同。结果再次表明：在电脑中红色背景下显示的文本可以使被试在正确率上有更好的表现。然后，更重要的是，被试接受了一项测试，这项测试要求被试对一些日常用品尽可能多地列出用途，而主试会根据被试列出用途的数量和创新性对其进行打分：这是对创造力的评估。结果显示，测试中的背景色并不影响被试列举出物品用途的数量，却能提高所列举用途的新颖程度，即被试所提供答案的“创新性”。这次是蓝色背景让被试产生了更有想象力的答案。

在远距离联想测验（在第三章中首次出现）中，首先给出三个词语，被试要写出第四个词，这个词必须和前三个词都产生关联。例如“架子”、“阅读”和“挡板”都与“书”有关。非常有趣的是，被试在蓝色背景下做出的回答又一次比在红色背景下的答案更具有创造性。正如这些研究所表明的，如果要完成一项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任务，如设计某项物品、提出有关新产品的创意，或是进行一场头脑风暴，那你需要寻找一个蓝色的房间；另一方面，红色的环境最适于对事物的细节进行回忆和注意。21

在颜色光谱上，蓝色与绿色接近，因此蓝色也可能是通过为个体的心灵提供在绿树和蓝天的环境中“自由漫步”的机会来提高创造力。在一项卓有成效的研究中，科学家们用不同的方法比较了绿色、红色、灰色和白色对创造力的影响。22该研究要求被试进行多种不同的任务：首先是列出日常用品具有创造性的使用方式；然后进行被称为柏林智力结构的测试，在这项测试中，被试被要求根据某个几何图形，尽可能多地画出不同的物体；最后是实例任务，在这项测试中，被试被要求在固定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举出四类不同种类的符合某描述的物体（如“圆的东西”）的例子。研究人员发现，相比于红、白、灰三种颜色，绿色对非创造性的分析任务并没有促进作用，却能让被试在创造性测试中表现得更好。研究人员总结道：蓝色不是唯一具有创造性的颜色。他们认为三基色的亮度、饱和度或其他相互作用才是影响最终结果的真正原因。23

这些结论可能看上去都显得有些牵强或简单。但如果特定的颜色确实与特定的反应相关联，可能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三种独特而相互作用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决定了最终的意识水平——水潭中涟漪的广度。首先，石头的大小（预先存在的神经联系的程度）；其次，投掷石头的力度（颜色的亮度和鲜艳度）；以及再次，产生涟漪的难易程度，即水的黏度（调节因子是否可用及其数量，这与一般唤醒水平相关联）。

二、相互作用：开放的空间

除了颜色之外，还有一项环境特征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单独将其提出来谈论似乎是件愚蠢的事情，这个特征就是空的空间。虽然对颜色的感知可能是一种被动、单向的体验，但仅仅看到特定的颜色就能使我们变得更加警觉或更有创造力。我们周围的空间不只是让我们做出反应，而是与我们进行互动：身体在环境中有着四处移动的可能性。在确定的空间中四处移动的体验会相应地反馈进入我们的大脑，改变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并因此改变石头的大小，进而改变神经元集合的大小，并最终改变你的主导意识。那么，这个被称为办公室的特殊空间究竟是什么呢？

从罗马时代起，有关“办公室”（office）的松散概念便已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官方的”行政业务通过个人或团体开展实施）。然而，这个词最初强调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职位，而不是其所在的地方（如部长是一个“职位”）。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社会不再受复杂官僚政府的控制和管理。直到18世纪，像东印度贸易公司这样的组织才恢复了“办公室”（office）的概念，但这一次指的是实际需要的物理空间。通过对当时多种技术发明的结合，真正意义上的办公室在二十世纪初出现了：全新电灯照明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是煤气灯照明和再多的窗户也无法比拟的；打字机和计算器提高了信息处理的速度；电话和电报的出现为自成一体的办公大楼提供了可靠的远程通信线路；最后，随着电梯和钢架建筑结构的发明，高层建筑占领城市天际线这一人们熟悉的画面也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办公室建筑学也自然而然地逐渐产生并成为设计实验的焦点。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起来的高层建筑中的隔断式办公场所，近来被认为增强了员工的疏离感，并使他们缺乏灵活性。

从本世纪初开始，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重新思考如何安排实际空间来满足人类的社交需求，希望以此促进新型工作方式的产生。杰里米·迈尔森（Jeremy Myerson）和菲利普·洛斯（Philip Ross）在《21世纪办公室》（Tee 21st-century Office，2003）一书中指出，办公室的设计应当取决于四个关键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叙事性。与老式办公室的单调外观形成鲜明的对比，现代空间的设计应该能给人们讲述出一家公司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以果汁公司Innocent在伦敦的总部为例，其较低的楼层覆盖着人工草皮，中间的楼层有美式餐厅错落其间，甚至还有一个标志性的老式红色电话亭。第二个要素是节点。新型办公空间通常包含着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满足着公司和员工各种各样的需要，像灵活的会议空间、公共休息区等。第三个要素是睦邻友好。办公室应该是一种能促进员工间互动的环境。而第四个要素是灵活性。办公室不再必须是一个固定的场所，工作也不再需要在特定的时间里完成，数字技术使得工作方式更具有灵活性。25这些要素的总体思路，是使员工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更自由的感觉。但这种新的方法是否能实现其预定的目标呢？

开放式办公室会对员工表现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针对这一设计所进行的研究得出了差异巨大且相互矛盾的结论。一方认为由于隐私的丧失，开放的办公空间会破坏幸福感。而与之完全对立的另一方则声称，开放的办公空间可以提高工作满意度，提升员工的士气，增进信息的交流以及提高生产力。当然，财务因素也是要考虑在内的因素之一，开放式空间设计通常与财务压力有关——通过将更多的员工安排在更小的空间中来应对租金的不断增长。很有趣的是，即使在谷歌（常常被认为是“引领其他组织远离传统的灯塔”），26开放式、休闲式的办公室也仅限于那些以创新为主要目标的部门。那么，是不是只有当公司的意图是开拓员工的思路，进而使其变得更有创造力时，运用开放式空间才是最合适的呢？

两项有关公司试图利用办公空间提高员工创造性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些启示。27第一项研究在瑞典养老金经纪人的总部进行，整个组织从一个传统的小办公室中搬到了一个空间利用率更高的场所中，这一场所采用“办公桌轮用制”，每个工作位置不属于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时使用。近来，英国广播公司也采用了“办公桌轮用制”，据报道，这在员工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28

在瑞典的这项案例研究中，所有的员工都在开放式办公场所中工作，包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总经理。每层楼都配备了舒适的厨房，厨房中有沙发和现代化家用电器。正如一位经理乐观地总结道：“当员工们共同坐在一个共享的空间里时，他们正处在信息流的中心。他们不断地接触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可以更加自由地相互交谈。”

然而，从访谈和客观观察中人们发现，自发交流互动、创造力和学习并非新型开放式空间设计必然导致的结果。虽然员工承认这样的方式确实让你更容易见到你想要与之交谈的人，但环境中大声的讨论着实令人分心。很快，会议室就被预订一空。开放式办公场所不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雇员感到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其他同事和管理者的监督之下，由于缺乏隐私，一些员工认为他们不得不用虚假的工作身份伪装自己。最终，许多员工会利用弹性工作的机会，更多地在家里工作。开放式办公场所想要促进的“自发交流互动和创造性”也就到此为止了。

第二项研究在英国电话服务中心开展，他们将员工集中在一个绰号为“圆顶”的开放式设施中，并立志要将“休闲、创造性和活力”结合在一起。这一设计将活动室纳入其中，以体育为主题的房间内摆放着弹球台、桌上足球等，当然还配备了“地中海”咖啡。缺乏固定的边界是空间设计的关键。尽管鼓励办公桌轮用制，但在实践中这一模式却并不常见，这是因为互相竞争的团队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团队成员聚拢在一起，甚至会通过将空间变得具有个性化以及移动家具来更加清晰地标记出他们的领地。一些员工为了寻找工作场所而“疲惫不堪”，并且反对只拥有如此之小的个人空间。其他人则感到这样的方式使组织变得更加支离破碎，组织内部集团间的界限和差异甚至比他们曾工作过的其他组织更加明显。

这两项研究表明，开放式办公空间这一设计通常会让员工感受到更多的监管和被控制的感觉。这种设计最终导致了一种自动监管，即员工自我约束，并通过多种方式挫败自发式交流活动、娱乐和学习，而不是促进。这一设计没有使员工感到更有创造力、更灵活，而是使员工变得更局促不安了。

开放空间不单单意味着没有杂乱，其本身的空旷可能会令人感到恐惧：一个评估老鼠焦虑水平的成熟模型，就是要看看在一个开放式的空间里老鼠们会有多乐意来回走动。29当然，老鼠不会担忧自己的工作表现如何，但有一项更加基本的元素可能在人类和啮齿类动物身上都很常见：无遮蔽的空间会使这两个物种感到容易受到伤害。对于在办公室中的人类来说，这种容易受到伤害的脆弱性可能转变为对监管的恐惧以及隐私的丧失感——这两者都与个体的身份相关。毕竟，隐私概念中固有的含义是封闭，即拉上了内心的窗帘，将其他人关在外面。一旦你在心中树立起这道防火墙，作为个体的你就以一种方式被保护了起来；而当你可以无限地接受他人的思想和感受时，是不会出现这种方式的。如果这些来自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是构成你是谁（即你的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开放式办公环境中产生的隐私性缺乏，则可能会削弱你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因此，这样的办公室并没有带来“做真实的自己”的自由，反而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反作用。当我们思考周围的空间和环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意识时，我们需要探索的内容已不只是空间环境的物理特性，而更多的是其心理特性。

早在1927年，位于芝加哥的西方电器公司进行了一项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调查。这项调查在他们的一间工厂中进行，研究了改善照明对两万名员工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影响。30在更加明亮的工作场所进行工作的实验组，其生产效率提高了，这或许不足为奇，但有趣且令人困惑的发现是，对照组在与之前照明水平相同的条件下工作，他们的表现同样有所改善。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在于，对照组被告知他们正在参与一项心理学研究，由于知道自己处在主试的监督之下，他们工作得更加努力了。这项研究表明，与其说员工是被他们所处的物理条件或经济因素所激励，倒不如说他们是被“情感”因素所激励，如感到有参与感或感到自己被倾听。

基于这些能使个体幸福感最大化的无形的“心理因素”的环境，又有着哪些潜能呢？一项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建筑与环境设计学院的调查，聚焦于一群在工作中需要非常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不同大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31也许毫无疑问的是，当科学家有机会更加自由地移动，能够进行面对面的磋商时，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进行交流，这种互动进而迸发出更多富有想象力的思考和创意。总体来说，这种让科学家离得更近的设计使他们更容易被找到，或是“更有可能互相碰面”，这提高了整体的创新能力。同样，在另一项研究中，人们惊讶地发现80%的“磋商”（定义为面对面的谈话）发生于没有事先计划的会谈，此类会谈可能发生于计划外的办公室造访或是偶然的碰面，而通常人们更加偏爱这类交流方式。32

与同事的谈话可以满足人们多种层次的需求：人类通过眼神接触产生的简单的快乐；当你从他人鼓励性的肢体语言中获得“你说的话很有价值”这样的反馈时，所感受到的欣快感；更重要的是，同事在你脑海中种下的新观点，将使你产生更加独到和新颖的思考。此外，当你在实时对话中坚持自我，意识到自我，并重申自己的观点时，你独特的身份认同也得到了强化。这些影响没有一个是可以轻易测量的，但它们进一步突出了工作环境的“心理特性”，工作环境只能以间接的方式进行设置，理想的空间设计仅仅能够增加会谈的可能性。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开放式办公空间会损害员工的创造力和幸福感。那么，理想的设计方案似乎是营造一种环境，这种环境既要保障个人隐私和安全，同时也要提供当个体愿意时能进入共享空间与他人邂逅的机会。33不同于动物的丰富环境范式，工作场所对员工的影响是双向的：尽管老鼠可以直截了当、毫无心理负担地面对出现在它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事物，但人类却有着相当大的、属于个人的精神包袱。主观性和感情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最初的预期和随之而来的反应中，产生个体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既然环境（特别是工作环境）在如此之多的层面上有着这么清晰的作用，例如唤醒、感知、记忆、幸福，那么下一步就是要看一下环境中这些不同的因素如何能集中于个体的意识上，更具体地说，集中在个体对“我是谁”的自我意识和主观感受上。

三、主观反应

外部世界几乎在字面意义上在动物善于接受信息的大脑上无条件地留下了记号，因此与研究环境对动物产生的影响不同，研究环境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会带来一个更加难以理解的概念，这一概念既通过人们的周围环境得到表达，又受到人们周围环境的威胁，它就是：身份。

我认为要拥有一个独特且个人化的身份，需要满足五个标准：34第一，有意识；第二，有理智，以及与之并行的价值观系统；第三，在特定的环境中践行那些价值观；第四，践行价值观的行为能引发他人的反应；第五，把特定情境下出现的行动——反应模式运用到更加广泛、更具普遍性的生活情境中。下面让我们更详细地来看看每个具体步骤。

第一点非常明显，只有当你能够有意识的时候，你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所以你需要保持清醒的意识状态，这意味着你既不是在睡觉，也不是在麻醉的情况下。第二点，你的“理智”必须充分运作，换句话说，你既不是处在药物和酒精作用下的“迷失”状态，也不是正在被某种持续的、快速的、绝妙的体验所分心，像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种“放任自流”，你需要能够对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做出个性化的解释。你独特的理智（你的个性化的联结）将不仅使你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感知，而且能使源自你独特记忆的价值观和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普遍化，这将会影响你对每个生活瞬间的体验。换句话说，你不但要有意识，还要有自我意识。在我们检查获得完整身份所需的购物清单上的其他条目之前，让我们暂停一下，仔细想想是什么让我们能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许多神经科学研究一直致力于研究组成自我意识的“更高级”状态，35以及这种状态在动物（包括人类）身上发展到了何种水平。36虽然人们不需要始终保持完整的自我意识，但人们对自己行为的意识似乎对于决定接下来的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意识（即有意识的知识，conscious knowledge），首先可以通过一项类似于赌博的任务，用实验的方法把它从潜意识中分离出来。参与研究的被试需要识别呈现给他们的单个字母，每个字母只呈现五到十毫秒。结果被试回答的错误率比随机猜测的错误率还要高。这肯定意味着，个体在潜意识层面对呈现的刺激进行了加工。然而，当呈现的时长超过十五毫秒时，正确率会提高，这可能是由于“意识”参与了进来。在刺激呈现时长较短的情况下，我们向被试提供了对他们刚才的判断压低或提高赌注额度的机会，被试普遍拒绝进行高额赌博，即使在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情况下。只有当他们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时，他们才愿意冒险。37

然而，这项操作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定义自我意识。我们已经看到，“感觉起来像什么”的主观体验取决于个人的联想、记忆以及独特的情感状态。然而，你不一定必须意识到是你自己在感受这些。换句话说，你并不需要一直保持自我意识，即对自己的意识。因此我们依然需要弄清楚的是，这种自我意识与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婴儿的宝宝们的主观意识有什么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自我意识有别于其他普通的大脑状态，因为它“让主体了解自己的内部状态”。然而，这一理论无疑犯了假定大脑中有一个观察者的读取谬误（Readout Fallacy）。38这个“主体”如果不是大脑内部“状态”本身，那它又是什么？因此，这一假设对于理解大脑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另一项不那么模糊的理论是根源可塑论（Radical Plasticity Thesis）。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说，学习过程本身让我们变得具有意识——大脑不仅对外部世界加以了解，同时也以某种方式对其自身产生了表征，这被称为元表征。该理论与两种计算式意识理论相联系。第一个理论认为，意识源自“大脑中的名望”，我们在第一章中简要提到过，39在任何时间点上，无论是何种状态支配着信息的处理，这种状态都将成为我们意识的本质。第二个理论认为，你是否具有意识这一关键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元表征的参与。40

然而，我们依然不清楚，为什么大脑中“更高级的”加工和自我意识，与普通的意识是那么不同。正如根源可塑论的作者依据这一理论总结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有意识的，因此基于这一事实，我们说这个人是有意识的！”这种说法并不能帮助我们获得十分有益的洞见，此外，它也忽视了非人类生物的一些实例，这些实例有时也会出现在人类这一物种身上，特别是在婴儿身上。在这些实例中，生命体被认为是有意识的，但是没有自我意识。即使这些定义和描述对于在语义层面区分意识和自我意识是有帮助的，但也很难机械地想象出它们在大脑生理层面的区别。

一种可能性是，这种区别不在于性质，而在于数量。有可能在大脑发育的过程中，神经元集合需要跨过一条“卢比孔河”，只有当这些神经元集合具有足够的规模后，才使自我意识的出现成为可能。然而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无法解决：既然两种神经元集合的差异只体现在规模大小这一数量特征上，为什么更大的神经元集合能获得另一种性质的功能（元表征）？这个问题只有在我们走完一天的旅程，在本书的最后做出总结时，才能真正地解答。即使如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必须产生足够大的神经元集合的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动物（除了复杂的灵长类动物）以及人类婴儿都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此外，大小不断变化的神经元集合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着非常小的神经元集合的成年人偶尔会失去自我意识。其他自我意识理论不能解释这种灵活性。

从大脑层面去理解身份则更加困难。毕竟，即使你被冲到一个孤岛上，你依旧有着完好的思维并能保持自我意识，但你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被他人识别的身份就不那么清晰了。因此，要区分自我意识和这些至关重要的身份认同感，就必须要有额外的条件，这就带来了第三个标准。当你表达你的身份时，你将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进行表述，这不仅取决于你的信念和经验以及你的自我意识，还取决于特定时刻占据优势的环境信息，取决于你在家庭中、在体育队中以及在工作场合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当然，你的这种表达可以是你想象出来的，而不一定总是你在现实世界中所实施的。

其结果是，你的行为会引起其他人做出反应，而这反过来又会改变你的记忆以及下一次遇到特定情境时你做出的反应，这就是第四步的内容。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五步。你当前意识中这些“行为——反应”的瞬间，将被纳入到一个广阔的记忆叙事当中，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过去——现在——将来”的统一体，是你独一无二的生命轨迹。正是这种在任意特定时刻、在某一特殊背景中对你独特生命轨迹的主观觉察，构成了你对自己身份最直接的“感受”。

我们已经反复看到，失去理智这一状态的典型特征是缺乏自我意识。因此，如果仅仅是要获得自我意识，那只需要有一个功能良好的大脑就可以了。然而，为了享受某种高度特异的身份认同感，必须额外添加一些其他东西。你需要把你自己放在一个背景中（第三步），引出反应（第四步），并将这些行为和反应纳入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第五步）。从大脑层面来看，我们不仅需要理解这些广阔的神经连接是如何产生前两步的，即产生意识和产生自我意识，同时还需要理解它们是如何产生前面提到的第三、四、五步的，即我们创造独特身份认同的方式。

除了一个功能良好、具有自我意识的“头脑”之外，你现在还需要进入一个特定的情境，这个情境可以是在乐队中演奏，在合唱团歌唱，和家人共进晚餐或是在工作中进行讨论。在这些情境中，你正扮演着某种角色。在这些情境中，你的言语和行为会引起周围人的反应，而这反过来又会决定你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它们甚至可能在更深远的方面影响你，如改变你的观点和信仰。此外，就像成语“聚沙成塔”所说的一样，这种特殊的一次性体验无论以一种多么微不足道的方式，最终都会将其自身融入你复杂的生命轨迹之中，而后者给了你最重要的身份认同感。这些反复的过程，描绘了你是如何将特定的环境和角色融入你所感受到的那个复杂的自己之中的，而这一过程将基于更加复杂的神经网络连接。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块更加巨大的石头，以及水潭中更加宽广的涟漪，它们对应一种愈发深刻的意识，伴随着你在一个独特的环境中获得的强烈独特感。

得到强烈身份认同感的结果之一，就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创造来表达这种身份。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培养一个人的个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一个个体才能产生新的想法。”因此，让我们回到办公室的环境中，试想一下这些环境如何能培养一种较强的个体身份的感觉，什么才能帮助人们变得真正有创造力。创造力和创造性思维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中都非常重要。然而，这些能力既不能直接下载或购买，也无法以任何方式提供保证。因此，也难怪雇主们都非常热衷于确保这些最有价值的商品至少能有机会在工作场所被充分利用。由于稳定的身份认同对获取幸福来说十分重要，41同时由于我们已经看到，在日常工作环境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这些不同类型的环境要么阻碍我们表达自己，要么帮助我们表达自己，因此无怪乎人们提出了那么多有关如何设计工作环境的想法，试图让员工能“做他们自己”。

如果说创造力是独立个体的终极目标，那么工作环境是如何提升创造力的呢？某些人从出生起就比其他人更有创造力，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虽然对创造力加以规定看似不太现实，但心理学家易维德·马廷森（Øyvind Martinsen）近来通过对比市场营销专业和艺术专业的学生以及创意成分较少产业的经理，列出了一份创造性特质的清单，42以及产生创造性思维的七个基本素质。

第一种基本素质是联想取向。研究表明，有创造力的个体通常是富有想象力的、喜爱玩耍的，并且充满新的想法。第二，创意需要。个体必须抵制规则和惯例，他们要有反抗的生活态度，因为他们想要做别人都不做的事情。第三，积极性。他们渴望表现，而且有创新的姿态和解决难题的毅力。第四，雄心。创造性人格的标志之一是需要有影响力，需要吸引他人的注意和认可。第五，灵活性。充满创意的人有能力看到问题的不同方面，并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第六，较低的情绪稳定性。也许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有创造力的人更容易体验负性情绪，情绪和情感状态更易发生较大波动，并且常常不够自信。第七，低社交性。创造型人才不考虑他人，常常会挑剔他人的想法和人格。决定创造力的最后一个因素可能是文化多样性。研究表明，那些曾经在国外学习或生活过的人，以及那些有着丰富的外国文化体验的人，比那些没有这些经历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43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更容易理解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44

但是，一些组织不满足于让员工只发挥出按照其自然倾向和才能所产生的创造力，而是希望能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创造力，因而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试图通过塑造工作环境来促进员工上述这些自然倾向的提高。提供一个开阔空间本身并不重要，事实上反而会适得其反。重要因素或许不是实际的环境，而是如何利用环境去“游戏”。最近，开放式办公室这一设计见证了设计方案朝促进“娱乐”、“自主性”和“创造性”方向的发展。45游戏已经被定义为“对可能的探索”。46此外，美国宇航局和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招聘人员发现，最优秀和最有创新能力的候选人，一般都是那些年轻的时候喜欢“修修补补”的人。换句话说，是那些充满好奇，想把东西拆开看看它们是如何工作的人。

办公室里工作和游戏之间的传统界限早在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变得模糊。目前担任卡斯商学院商业和社会学教授的心理学家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曾指出，这一潮流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是多么不同寻常。他在澳大利亚的一家电话中心进行过一项实地研究，该研究发现娱乐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企业精神之中，大约半数的员工对公司的新举措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冷漠和怀疑，而且也并没有考虑过娱乐文化是否关系到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提高。47因此，不仅没有证据表明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游戏”会导致任何类型的创造性结果，而且这种明显具有吸引力的机会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尽管更为深入的研究会有助于推进该领域的进展，但另一种方法可能更明确：从字面上探索日常运用的隐喻（例如“跳出盒子思考”）中所蕴含的创造性解决问题和认知的能力。48心理学家已经确认存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聚合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和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聚合思维涉及的是寻找单一最优解的智力活动。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下评估了被试的聚合思维能力。让被试坐在一个五英尺见方的盒子里，或是坐在盒子外面，或是坐在一个没有盒子的房间里。在三种情况下都让被试进行远程联想测验。结果表明，被试的聚合思维能力在第一和第三种情况下没有发生改变，但当被试坐在盒子外面时，这种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善。这可能是因为当他们没有被困在一个能看到的盒子里时，会感到没有那么受拘束。

相反，发散思维则是想出一个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方法，其特点是流畅性（想法的总数）和灵活性（不同种类的想法）。在一项针对这种更具创造性的思维方式的研究测试中，被试参与了涂鸦测试和乐高测试。在涂鸦测试中，被试的任务是给两幅内容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涂鸦画加标题，在被试自己加标题前，每一幅画都会给出一个示例标题。这项测试测量的结果，是被试给出的新标题和给出的示例标题之间的差异程度。在乐高测试中，向被试展示几个乐高模型，被试要根据这些模型写出八个这些模型所代表的物体。这项实验测试的是答案的独创性，把参与者的答案作为整体来研究时，看看某些想法的罕见性。

与摆放一个实体的盒子不同，这次研究者在测试对发散思维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时，是通过比较坐立、按矩形路线行走以及自由行走三种情况进行的。涂鸦测试和乐高测试的结果都表明，与坐立和按照矩形线路行走这两个小组的被试相比，自由行走小组中的被试可以提出更具独创性的答案，而前两种情况下给出的答案没有差异。

因此，当一个被试真的坐在一个盒子外面时，其问题解决能力（聚合思维）得到了改善。此外，与坐立相比，一段时间的行走提高了独创性（发散思维），并且这种行走是自由行走，而不是按照一个大盒子状的长方形行走。研究人员推断，处在盒子之外这种条件可能“有助于消除限制创造性认知的无意识心理障碍”，并且“象征着创造性的隐喻的出现有助于激发创造力”。

促进创造力的最后一个因素可能会很让人惊讶，那就是：无聊。无聊真的能让人变得更有创造力吗？最近，在一次英国心理学会的会议演讲中，发言人之一的桑迪·曼恩（Sandi Mann）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这个观点挑战了人们大肆鼓吹的人际关系刺激和丰富性对创造力的重要程度。49他开展了两项实验：第一项实验首先让被试从电话号码簿中阅读和誊录号码，然后让他们参与一项任务来评估其创造力，这项任务是为塑料杯设计不同的用途。控制组则直接进行创造力测验，而不做前面的一项活动。非常有趣的是，誊录过电话号码的被试在创造性测验中表现得更好。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抄写任务让被试可以进行思维漫步和胡思乱想，继而对创造力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为了更直接地探索这种想法，第二项实验让那些倒霉的被试只从电话号码簿中阅读号码。这样做的理由是，一种更加被动和单调的任务可能会促使被试产生更多的胡思乱想。然后将这个小组的被试与那些誊录数字的小组被试进行比较，同样地，控制组没有进行任何无聊的任务。这一次，结果表明阅读号码的被试比誊录号码的被试表现出更好的创造力，而誊录号码的被试又比控制组被试表现出更好的创造力。这项令人眼前一亮的发现确实表明：能促进创造性思维过程的活动，既不是那些需要快速反应的活动，也不是那些令人兴奋或有刺激性的活动，反而是那些让人们可以神游天外的活动。

四、创造性理论

有趣的是，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分心确实有助于进行创造。50也许，让思维在无要求的自然环境中“漫步”确实可以促进创造性。毕竟，在洗澡的时候能想出最好的创意这一说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然而日常生活通常只是在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让你能有机会使思想不那么聚焦。有关室外活动还有一点很明显：室外通常不会有很多人，甚至可能除了你之外一个人都没有。正如我们看到的，隐私是身份的另一面，如爱因斯坦所说，隐私对创造性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让我们假设你对自己独特的身份有着强烈的感受，而你又被放在一个没有时空边界和限制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性是如何产生的呢？

总体来说，通过你的神经连接，进而运用你的思维，你便可以超越感觉的表面价值来欣赏这个世界。记得那枚对寡妇有着重要意义而对孩子来说仅仅是一个金色闪亮圆环的结婚戒指吗？正如我们说过的，神经连接让你能领会含义和象征，让你看到一个东西后能想到这个东西代表着某些永远无法从物体本身的感觉特征推断出的意义。有时候我们会做出不恰当的或过度的联想，这种联想让我们对某件事物或某种经验进行过度解读，进而从中看到某些在他人看来既不现实也不准确、甚至有些疯狂的含义。例如在云层中看到人的面孔，又或是认为某个物体可以“带来好运”，这些是日常生活中怪异而没什么价值的联想。类似地，将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这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愚昧的迷信，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却是非常重要的“征兆”或预示。

神经连接不仅能赋予你所经历的事物、人物以及他们的行动以你自己的个性化意义，还使你能理解并驾驭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想象一个人打扮成幽灵的样子出现在你眼前，由于你所建立的神经连接可以互相平衡，你可以理解你所看到的事物，而不会只看到表面上的这个怪异的幽灵。而缺乏这些神经连接的人，像是小孩子或是痴呆症患者，将会被当下的感觉体验本身所控制，任由其摆布。结果，当他们看到他们不能“理解”的事物时，便可能会感到害怕、困惑以及不知所措。由于这些个性化的神经连接是我们个体性的生理基础，而如果个体性是创造力的先决条件，那么这便可能帮助我们发展出一套理论，即个体如何获得这种终极的表达和成就。我们可以将创新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下面将从神经连接层面分别对这三个阶段加以叙述。

让我们把第一阶段称为解构。创造力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挑战教条，或是鼻子在脸上的位置（参见毕加索），或是引擎应该放在汽车的哪个部分（参见迷你车的设计），抑或是为什么溃疡并非一定和压力有关（参见巴里·马歇尔的开创性理论）。51从身体层面来说，这样的过程涉及对脑细胞间先前就存在的神经连接进行抑制或撤销，解除先前的理解，这些理解有些时候被视为偏见、成见或是教条。

第二阶段是新的连接。所有的创造性工作，不论是艺术、科学，还是一项对日常事务简单而新颖的洞察，都涉及把新的元素聚在一起，如用新颖的方式将文字组合在一起，以创新的形式展现颜色或形状，或是将之前相互独立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进而产生新的观点。然而，尽管这一阶段是必备的，但还不够充分。想一下孩子画的画，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写的诗，52这些也是将形状或文字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组合，但这些却不能被视为真正的创新性或独创性的例子。

第三阶段即最后一阶段也非常重要，而且必不可少。这里的关键是，要让那个最重要的连接（即新的联系）能以物理形状、乐音或科学理论的形式产生意义并被人们理解。不仅是要在神经元间建立新的联系，而且应该激发新的联系和连接为这件作品赋予意义。这种新的连接能驱动的联系范围越广，其含义就越深：表现为更强烈的“啊哈！”时刻。

那么，什么样的环境最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中的这几个步骤？以上这三个阶段都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自信心。随着自信心而来的是一种幸福感，你不必对他人做出回应，而只是无条件地享受做自己的感觉。淋浴就是这种环境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但除了淋浴之外，给人带来灵感的理想空间是什么样的呢？当然，如果我们要为个人思想提供一个空间，不同人所需的空间大小也都不尽相同。但毋庸置疑的是，环境会对大脑，尤其是对人类大脑产生影响。在设计工作场所的环境时，为了尽最大可能促进个体的思维过程，多样而广泛的环境种类至关重要。显然，物理空间本身的特性是关键所在，如特定的颜色和相片，或是可以看到室外的窗户，如果透过窗户看到的是自然景色那便再好不过了（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的，景观可以促进思维，提高创造性）。此外，还需要有一些功能来满足个体与环境以不同方式进行的互动，如自发会谈的可能性，散步的机会，以及公共区域和个人或隐私区域的划分。最后，还有一项功能同样重要，就是满足个体对空间主观反应的需要，要使他们能感受到来自于公司品牌以及个人身份的强烈独特性。只有当一个人对其独特的身份具有足够的自信心时，他们才能拥有独特的思想，进而才能变得更有创造力。

对人类来说，物理环境的作用仅次于社交互动，而后者又与身份认同相关，即你在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色彩丰富且能让人产生移情作用的空间可能会引起幸福感，但事实上它们的功能是作为发生在你大脑中事物的背景，如同神经元连接无休止地组成和重组成不同的联合（神经元集合）。工作场所并不是能让你意乱神迷或享受时光的地方，因为你几乎需要一直保持自我意识。所以，它可能是你建立和打磨个人身份认同的最佳场所。

因此，激发意识的那块石头在任何时刻都不会被有力地投掷出去，而且也不会被频繁地、接连不断地投掷出去。相反，投掷石头的效果将取决于其较大的尺寸，即有大量的神经元连接正在依次处理你自觉的行为、其他人对它的反应，以及你对这些反应的回应。你的唤醒水平不会过高，但同时你也不会昏昏欲睡，因为调节分子将十分有效地起到它们应有的作用。这枚石头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其他石头可以与其竞争，而即使以柔和的力度投掷它，也将产生广阔的涟漪：你的意识将会深化。在理想的情况下，温和的感官输入与内在认知过程之间的平衡，即使不足以让你产生新的观点，至少能让你遵循富有成效的思路，就像你现在拥有的这个一样。

你在思想中迷失了多久？你环顾四周空白而单调的墙壁，朝向停车场的窗户，平淡无奇的米黄色地毯，最后你看向立在那里的电脑，而它的屏幕对你没有任何要求。但你今天没有什么创造力，更不用说高效率地工作了。这当然不是你，你不是一个仅仅做出反应而从来不主动发起行动的人。花费一天的时间在不同环境里漫步会让你变得更有效、更幸福吗？可能会。你的目光看向那张普通的家庭合影：妻子、儿子和岳母冻结在时间里，努力显出快活的样子，但不知为何却有些勉强和不自然。也许他们在等你回家，也许他们没有。无论如何，你依然还是会回家的。

第六章　家里的问题

现在到了一天的结束，但这并不是真的结束，与家人共度的夜晚正在召唤着你。你的妻子、儿子以及岳母正在家里等着你，而你却想到回家就心情复杂。老实说，你一点儿也不想回去，家里的状况不是很好。

一段时间以来，你十四岁的儿子杰克的性格表现出一些反常，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快乐、热情、充满好奇心，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现在，他一从学校回来就立马躲进自己的房间。当他不得不和家人待在一起时，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他似乎对身边的谈话漠不关心，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自己的手机里。当他从外面回来时，你总能闻到他衣服上的烟味，对此你感到非常担心。此外，由于他经常不在家，你开始怀疑他可能会去喝酒，甚至吸毒。为什么他变得像他的许多朋友一样难以相处？

一、青少年

青春期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和生理发生剧变的时期。个人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重要，青少年开始渴望有趣且令人兴奋的体验。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包括社会交往增加，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寻求关注，追求冒险，情绪不稳定，冲动，以及鲁莽。1关于青少年喜欢冒险行为有一套有趣的理论，即“模糊痕迹理论”。这套理论认为，与长期以来的观点相反，青少年在认知过程方面没有任何缺陷，事实上他们可以比成年人做出更准确的风险收益分析。2关键的区别在于，无论有着怎样的即刻、短期收益，成年人都倾向于将整体的绝对风险降至最低。更加成熟的人能看到更大的格局，有更长远的眼光，而不仅仅是对眼前的现状和即刻的奖励做出反应。

青少年容易产生痛苦情绪或喜怒无常，这可能同样驱使他们寻求更直接、更强烈的感官刺激。与其他年龄段相比，青少年对快乐的重视程度更高；对情绪的内省或缺乏对情绪的内省，可能同样部分解释了青少年如何、何时以及为何难以控制他们的行为。举例来说，人们在一项赌博测试中发现，只有年龄更大的青少年才能像成年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他们在测试中的表现。随着外表变得更加成熟，青少年的情绪也趋于稳定，这种转变与唤醒水平降低有关。3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控制冲动的大脑机制才逐渐占据优势地位。

青少年时期这些认知和情感过程的转变可能反映出前额叶功能的逐步增强，我们曾在第三章简要谈过这一脑区。4顾名思义，大脑皮层的这部分脑区位于大脑的前部，它构成了大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功能区。前额叶是体现人类进化阶段（系统发育）在个体发展（个体发育）不同阶段表现的一个特殊例证。因此，这种有价值的神经元只在灵长类动物大脑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人类大脑中占比33%，而在黑猩猩大脑中占比17%），5而只有在十八九岁或二十出头时，人类大脑中的这些神经元才能在大脑处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6

此外，由于前额叶通过与所有其他脑区广阔的网络连接发挥作用（可以说比其他任何脑区都多），7它增强了大脑的凝聚力。随着青少年的成熟，额叶和深部脑区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加，这一过程在二十出头时直接与表现控制能力的提高有关。针对青少年的大脑，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是，通常在他们的脑成像中能看到广泛的活动，并且与任何具体的任务无关，就好像大脑中不断活跃着间断而随机的想法。这种自发的、非定向的举动随着成年期的接近而逐渐减弱，这意味着随着我们越来越成熟，我们的大脑运行的网络集合也变得也来越有组织，从而使大脑加工过程更加高效。研究确实发现，在发育过程中，静息态活动转变为更加综合的、可以延伸到更远脑区的网络活动模式。跨脑区的长程同步活动是共同激活的，这种活动也随着个体的成熟而增加。随着青少年时期临近结束，这种转变也描绘了随着成年的进程，不同脑区间交流改善的画面。8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大脑不同部分的成熟速度并不相同，这便能解释青少年虽然社交能力发展了，但仍然欠缺行为约束能力这一常见现象。皮层下的深部脑区比像前额叶这种更为复杂的处理中心更早地全面发挥作用。9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不均匀的平衡，使行为更倾向于即刻的奖励和风险：前额叶还不够活跃，不能运用预先准备的刹车来预防由更原始脑区释放出的即刻“去做”信号。此外，正是在这个阶段，脑内多巴胺的活性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10这会更加抑制本来就不够活跃的前额叶皮层。11

青少年脑内化学现象的另一个特点是催产素的激增，催产素是一种与情感联结密切相关的激素，同时也被称为“感觉良好因子”。12多巴胺和催产素这两种神经化学物质的混合会导致处在青春期的个体表现出寻求感官刺激和冒险。13多巴胺和催产素的过度分泌，再加上前额叶皮层活动不足的推动，使青少年更容易被锚定在此时此地，即一种超越认知和思考的游戏状态。总体来说，整个场景被当下、即刻的感官推动力所主导，而不是把这个瞬间刻嵌到一种“富有意义”的过去——现在——将来的叙事中。

有时，这种状况可以持续到成年期，如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大脑的特定方面永远无法变得成熟起来。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复杂而难以理解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与大多数人所感受到的“现实”有着惊人的差距，因此被视为精神疾病。本书不会冒险深入到对这一令人着迷的状态的探索中，但它确实值得我们简要探讨一下。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特点包括更短的注意持续时间、逻辑混乱、妄想、无法理解谚语、不寻常的说话方式，以及过度的注意力涣散。14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于“正常”成年人，会更重视来自外部感官世界的任何侵扰，甚至会感到自己暴露于外部环境中，而其他人能看到或听到他们的想法。精神分裂症患者需要让人安心的、可靠而熟悉的感觉，像防火墙一样来把他们的大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意识，与野火一样不断侵入的外界刺激隔离开来。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在人类从童年发展到成年期的过程中，感官世界被一个更加“认知”的世界取代，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这种转变则远远不够。感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他们个性化的联想和对世界的解释，其“意义”都是那么的脆弱和怪异。

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很容易被当下外部环境中发生的事件所驱使。所有父母都知道，当一个孩子正在为从婴儿车上掉下去的冰激凌哭泣时，如果家长让他们抬头看鸟群或一架飞过的飞机，他们立刻会转而露出微笑。同样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反应表明，这种易受干扰的情况在儿童期之后一直存在。在一项实验中，患者组被试和健康控制组被试被要求完成一项区分字母和数字的简单认知任务，并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要忽略掉背景中的声音刺激。与控制组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分心，因此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任务。15如果外部世界过度苛求，那也难怪年轻人会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无法长时间地保持注意力集中。16

二者另一个显著相似的特点是，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无法理解谚语。如果让他们解释“住在玻璃房子的人不应该互相扔石头”[8]这句话，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给出的典型答案可能是“如果你住在一个玻璃房子里，而我朝着房子扔石头，那你的房子就坏了”。类似地，孩子也会从字面意思理解，依照其感觉的表面价值来理解这个世界。当一个小男孩或小女孩被告诫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为不可挽回之事后悔）”时，他们可能会惊讶而不解地环顾四周，寻找那个并不存在的、被打翻的杯子。核心焦点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儿童都难以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然而，对于儿童来说，支持认知概念框架所必须的完备的脑神经连接尚未出现，但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同样的结果则可能是由不同的原因引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正常人有着许多大脑差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特征17之一是具有调节功能的化学物质多巴胺的过度分泌。18因此，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有效的高水平多巴胺将会抑制大脑的连接，在前额叶尤为明显。多巴胺在前额叶起抑制作用，19从而削弱了内部认知过程的稳固性，因而也过分增强了传入感觉所起的作用。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前额叶皮层只有到十八九岁时才会完全发育成熟，20而另一种最有可能与不活跃的前额叶皮层有关的倾向是，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都要比一般成年人更鲁莽。21神经科学家早就知道，不活跃的前额叶皮层与更具冒险倾向有关。早在19世纪，一个名叫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铁路工人在用一根粗棍子夯实炸药时不小心提前引爆了炸药，爆炸使这根棍子贯穿了他的前额叶皮层。结果菲尼亚斯变得易怒、孩子气，更加情绪化，以及更加鲁莽，这便是现在被称为“额叶综合征”的原型案例。

此外，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会让人想到一种活在此刻的感觉，会对来自原始感觉的刺激做出瞬间的反应，而不是以一种积极主动、深思熟虑的“认知”方式呈现生活。儿童不成熟的大脑状态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状态都对应着不活跃的前额叶皮层，但造成前额叶皮层不够活跃的原因却不同。对于儿童来说，是因为这个区域成熟得较晚；而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则是因为功能性多巴胺的过量，呈现出无序22和该区域细胞群受抑制的特点。23

有趣的是，还有一类完全出乎预料的群体，他们的前额叶同样不够活跃，同时也表现出鲁莽的特点。24他们是那些有着高体重指数（BMI）的人（体重相对于身高来说太重了），也就是肥胖的人。25他们如同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儿童一样，常常让当下的感觉战胜长远的结果。对那些特别肥胖的人，此时此地环境的压力异乎寻常地重要。毕竟，任何人在吃奶油蛋糕或其他高脂肪、高糖的食物时，都能清楚地意识到这可能带来腰围增粗的结果。然而，当下的味觉快感战胜了一切。最后，让我们看一下那些强迫性赌徒。我们再一次看到，那些活着就是为了体验瞬间激动的赌徒们，他们的前额叶活动也是减低的，这些瞬间的激动包括轮盘赌中轮盘转动的时候，掷出骰子的时候，或是你选择的赛马开始超过另一匹马的时候。26

因此，在上述这些情况中，与不够活跃的前额叶皮层相伴的，是受感觉驱使而不考虑后果。这可能意味着相对而言，活动正常、完全成熟的前额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将过去和未来与现在进行联系，并产生一个更广阔的认知图景。另一个指向这一观点的线索是：前额叶的破坏将导致“来源遗忘”，即记忆本身完好无损，但记忆涉及的特定情境或情节被遗忘，记忆变得更加一般化。27患者不再以固定的顺序对特定事件进行连续性叙述，而是在不清晰的、朦胧的、由一般性记忆所提供的信息流中漂浮。

但这是否意味着前额叶皮层是某种控制开关，让我们可以从此刻的压力中解放出来？答案很简单：不是。我们不应把这片脑区想象成一个老板，它更像是一个促进者，更好的描述是一个最高的网络连接者。我们刚才提到过，前额叶皮层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对其他皮层区的输入比大脑皮层的任何其他区域都要多，并因此扮演着让大脑统一运作的关键角色。28因此，如果这个关键的通信交换处不够活跃（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大脑整体的运作功能会大幅降低，而大脑整体功能通常会为了存取记忆和预先计划而进行协调。这一机制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意识的呢？

让我们再次回到石头扔进水潭的这个比喻。石头的大小是固有神经元连接程度（认知因素）；投掷的力度是引发瞬间意识的刺激强度（感官因素）；水潭中水的黏度是多种调节因子的有效性和浓度；投掷石头的频率，每块石头的大小，以及投掷石头的力度将决定各种情况下涟漪的广度，也就是神经元集合的大小，亦即任一时刻意识的程度。

因此，石头扔进水潭的模型有可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针对正常成年人类意识的基础替代模型，这也是一个包括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肥胖症患者和强迫性赌徒的共有特征模型。强烈的、原始的、感官的（因此也是“无意义的”）刺激将不会依赖于特异的个性化连接：石头将会很小。投掷的力度将会不成比例地过于强大：吵闹的音乐、明亮的颜色、食物的浓烈气味，以及轮盘旋转的速度。然后，来自随之而来的石头的竞争会非常激烈，快速变化的环境将意味着，没有哪个新生的神经元集合能得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最后，这一竞争将被过度分泌的多巴胺所强化（改变水潭的黏度），这将使得新神经元集合的招募过于容易，以及前额叶皮层受到抑制，进而使宏观层面的大脑连接碎片化。因此，这种替代状态是异常小的神经元集合中的一种，它与一种现象学有关，其中感官的冲击比其他力量强大得多。这种结构是以牺牲认知为代价的。这两种基本模式概括如下，见表一。29

表一

然而，曾经在理智缺失和意义之间建立的平衡现在似乎变得不那么平衡了。我们目前被屏幕统治的环境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两个维度和仅有的两种感觉：听觉和视觉。对于年轻的“数字原生代”（可以定义为1990年之后出生的人）而言，尤其如此。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在十三岁到十八岁这一年龄组中的个体，每日使用媒体的时长为十一个半小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把同时做多件事考虑进去后，这一数字激增到十八个小时以上。30随之而来的是，如果环境以这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转变为一种快节奏、高互动的二维空间，那么大脑相应地也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此加以适应，我们无法得知这种结果是好是坏。31

然而，对于当前目的来说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电子游戏32以及社交网站33增强了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这种神经学特征与从毒瘾者身上观察到的特征相似，并且与前额叶皮层的异常有关。34屏幕活动似乎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如此流行，这甚至进一步倾斜并夸大了理智缺失和意义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另一方面，游戏带来的兴奋、冲动以及纯粹的愉悦提高了大脑的多巴胺水平，而屏幕则展现了对感官而非认知模式产生的吸引力。这种快节奏、字面意义上的刺激将使小神经元集合模型更有可能成为数字原生代脑中意识的默认状态，而其程度之深，是之前的世代未曾经历过的。35也难怪杰克变成现在这样……

二、抑郁

如果说杰克过于沉溺于外部世界（虽然是网络世界），那么你的妻子简则有着完全相反的问题：你是多么渴望她能与外界有更多的接触。出于某些原因，最近她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对于所有你认为能让她高兴起来的事情，她似乎都无精打采，提不起兴趣。她不再去健身房锻炼了，尽管这段日子里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但她似乎总是很疲惫。大多数情况下，她都懒得去吃一顿像样的饭，也不愿意梳洗打扮，而且即便是很小的刺激也会让她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所有的事情对她来讲似乎都太过于费力了，她有时会蜷缩在羽绒被下，毫无缘由地悄悄哭泣。没有什么能让她再开心起来。

临床抑郁这一疾病的症状之一就是快感缺失，从字面意义上讲就是缺乏快乐。患有抑郁的个体对于像日落这样美好的事物麻木且无动于衷。他们感到自己会被任何事情淹没，没有能力应对，他们从复杂而苛刻的日常生活中逃离。进而，外面的世界似乎那么遥远，那么灰暗，那么苍白。究竟是感到远离外部世界导致了感官刺激不足，还是感受系统功能不足促进了被隔绝、被孤立的感受，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大脑研究人员。事实上，这两种情况并不互相排斥。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意味着将自己锁在内心世界里，不受感官冲击的影响，不为其所动。抑郁是反复出现的一连串强烈的思维，甚至也可能是一幅顽固且持续存在的画面。

在抑郁患者身上，大脑整体的化学状态发生了改变，即再一次地，包括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在内的氨基类神经递质失去了平衡，而上述神经递质负责调控个体的唤醒水平。在水潭的比喻中，这些神经递质和水潭的黏度有关。因此，医生可能会给抑郁症患者开像百忧解这样的药物，这种药物通常被称为“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即一种（主要）提高5-羟色胺有效性的药物。为什么5-羟色胺（及其化学类似物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增加可以减轻情绪低落，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抗抑郁治疗的故事有其自身的根源，正如很多科学发现一样，抗抑郁疗法也是在偶然的观察中发现的……

在20世纪50年代，医生们用于治疗高血压的是一种被称为“利血平”的药物。36其原理是：人们推测，如果去甲肾上腺素和与其关系密切的肾上腺素会通过增加心率和血压来激活身体的“战斗和逃跑”机制，那么降低去甲肾上腺素有效性的药物就应该可以在逆转这些影响方面对高血压患者起到治疗作用。利血平确实有效地减少了体内去甲肾上腺素的储备，因此它确实有降低血压和心率的理想且恰当的结果。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它有一项危害很大的副作用：目前公认的是，利血平会让那些本来平静的患者变得抑郁，甚至产生自杀的倾向。37

与此同时，在20世纪中叶，肺结核是最常见也最致命的疾病之一。当时治疗肺结核的药物被称为异丙嗪，该药物被证明可以有效抑制该疾病特有的有毒菌株。38异丙嗪可以阻断对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起分解作用的酶（单胺氧化酶），凭借此机制，异丙嗪可以提高上述神经递质的有效性，因此它作为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而广为人知。然而，该药物同样有人们未曾预料到的副作用：结核患者变得异常兴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一种严重的疾病中康复，还有药物的直接作用。39

当这两个偶然的发现结合在一起时，便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如果像利血平这类消耗体内胺类物质的药物会使人产生抑郁，同时如果像异丙嗪这类提高相同胺类物质有效性的药物会使人兴奋，那么显然，情绪与胺类物质通过某种方式产生关联。因此，抑郁的胺理论认为，决定情绪（情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大脑中胺类物质的功能水平。如果有效性水平高，那将会产生随之而来的情绪；如果其有效性水平异常低，在现象学上的必然结果就是临床抑郁症。40

然而，除了打开和关闭胺类物质的阀门外，还有其他有关抑郁的内容。例如，我们知道从最初服药到看到疗效之间大约有十天左右的“治疗延迟”。41因此问题不仅仅是提高5-羟色胺水平，而更多地是理解5-羟色胺和其他胺类物质的增加会对相关的神经元产生怎样的远期影响。一种观点认为，5-羟色胺的靶受体需要时间重新调整它们对提高到新水平的递质的反应。另一种可能是，药物引发的胺类物质水平的提高，触发了某种独立的、长期的修复性脑机制，例如长效生长因子的释放以及可能的炎症因子的降低。这两种可能并不互相矛盾。因此，不只是“自下而上的”化学和突触因素发挥着作用，还有更偏认知方面的“自上而下的”因素也同样发挥着作用。治疗干预引发抑郁症患者大脑中的化学物质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延时且持久的神经元可塑性将通过对这种状态的适应而发挥作用。

然而，也可以在不借助任何外界药物的作用下，通过利用大脑天然的可塑性对情绪进行调节。例如，近几年已经证明，心理治疗中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CBT）对抑郁症的治疗是非常成功的。42顾名思义，CBT中不使用任何药物，治疗师通过对话帮助抑郁患者用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从神经科学角度对CBT的一种解释，是将其视为人为改变可塑性发挥作用的一种特别有效的形式，通过帮助患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这种方法重塑了患者的神经连接，亦即塑造了一块新的石头。

我们与环境的互动越多，脑细胞连接就会产生越多的改变。数十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抑郁的人表现出从外部世界退缩，避免与其互动的倾向，尤其回避体育锻炼。因此，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让自己的心率加快，因而与高唤醒相伴的去甲肾上腺素等胺类物质在他们体内的水平也不会很高。最近一项有趣的发现是，抑郁患者的脑细胞新生也表现出下降——丰富的自然环境和自愿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神经发生（第三章），并且会进一步提高神经可塑性。43接受新的刺激和体验，经历更强的唤醒，提高胺类物质的水平，从而改善情绪，这些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相反的情形是，伴随着与外界世界的疏离，神经发生下降，体验到更少的兴奋，由此产生抑郁情绪。而在此时的恶性循环中，由于锻炼和幸福感的相互作用，以及刺激不足和疏离感的相互作用，很难确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抑郁患者大脑中的神经元集合会有什么变化呢？试想一下，一个人从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逃离，更不会参加剧烈运动，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羽绒被下度过，或至少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与外界互动。他们的体验会更加匮乏，他们的神经连接也不太可能改变，由于他们的生活中不太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也不太会有新的刺激进入大脑。毫无疑问，这会使得现有的神经连接继续存在并不断加强。此外，大脑将无法产生恰当水平的多巴胺及其衍生物，因此也就无法帮助形成新的神经元集合或原有神经元集合的转变。这意味着，以前那块异常大的石头将会比之前更有机会在水潭中激起涟漪——最终的神经元集合，而没有其他事情可以与之抗衡：转变越缓慢，神经元集合的覆盖范围会变得越广阔。最重要的是，如果抑郁的焦点是持久的、反复出现的，那么会形成更多的神经连接，而焦点的那块石头会变得越来越大，同时神经元集合覆盖的范围也会变得更加广阔。那么，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临床抑郁和异常巨大的神经元集合有关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大脑“理智缺失”状态下的小神经元集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则是截然相反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例如之前提到的，以前额叶激活不足为特征的“理智缺失”状态下较小的神经元集合，在抑郁中则主要表现为前额叶的过度激活，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44此外，在惊心动魄的体验中，异常小的神经元集合会产生高水平的多巴胺，而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胺类物质及其化学衍生物在抑郁症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最后，小神经元集合大脑状态产生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与外部世界的强烈互动，许多新的神经元集合等待着建立，这些神经元集合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抑郁状态则与之截然相反，抑郁的个体回避与外部现实的互动。

如果抑郁与异常大的神经元集合有关，这将会帮助我们理解那个长久以来的谜——电痉挛休克疗法（ECT）为何会有效。在这种疗法中，电流通过连接大脑表面的电极，直接通过重度抑郁患者的大脑。45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电休克治疗是简单且非特异性的，但当其他所有药物治疗都失败时，电休克治疗仍然有效。那么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或许是电流扰乱了固有的神经连接网络（事实上，电休克疗法常见的副作用之一是丧失记忆），从而促进新的网络和不同的网络得以建立。这是一种强制的可塑性：通过击碎那些大的、原始的、一直存在的石头，使新的、常规大小的石头更容易形成。

抑郁与异常大的神经元集合有关这一观点，将同样可以解决另一个临床难题：锂类药物可以有效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这类疾病的患者会体验到极大的情感波动，从深度抑郁（这时是大的神经元集合）到高度兴奋或躁狂，表现出许多小神经元集合的特征。46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在元素周期表上锂和钠相邻，这意味着锂更容易在大脑中作为钠离子的化学替代物发挥其作用。神经元之间交流的基础是钠离子涌入神经元，这会引起至关重要的电脉冲的初始触发，即让细胞产生活动的动作电位。碰巧的是，锂会与钠竞争钠离子通道，并穿过这条特殊的通道进入神经元内部，47但锂离子进入神经元内却无法完成钠离子的工作，此时动作电位则无法产生。

为什么这样一个常见的，平平无奇的活动，能如此有效地抑制像躁狂这样一个复杂且难以理解的认知问题？由于患者在两种极端的情感状态间摆动，因而躁郁症被恰当地称为“双相情感障碍”。躁狂阶段与抑郁的麻木和怠惰是完全相反的，其特点是过度活跃和冲动行为，思维局限在当下，因外部世界感到心烦意乱并做出过度反应。简言之，像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的小神经元集合模式。与此相一致的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更加鲁莽，并且其前额叶功能水平减低，48就像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49所以，如果双相情感障碍的躁狂阶段可以用非常小的神经元集合来解释，而如果锂的核心作用是阻碍神经元活动的基本机制，那么或许锂的疗效就在于，阻断了神经元集合太过容易地一个接一个形成这一过程。这种巨大的转变可能标志着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及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躁狂阶段的精神状态。总之，锂类药物通过运用化学刹车的手段起到了稳定神经元集合产生的作用。

但一个恼人的问题是，这种化学刹车只适用于躁狂，锂类药物对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抑郁阶段并不起效，对于标准的抑郁症也无效。为什么会这样？关键的线索在于：事实证明，只要在负性情绪控制患者之前给药，那锂药对抑郁的治疗也是有效的。50尽管这只是一种假设，但一种可能性是，锂的关键作用在于将神经活动稳定在基线标准附近。因此，这对于神经元集合本来就很稳定的正常人没有任何效果，而在抑郁症患者身上，其神经元集合早已变得非常巨大且持续了很久，因此锂对于这种已经建立的神经元集合同样没有作用。与之相对，当神经元集合正在建立（如躁狂）或是正在扩展（如抑郁阶段的开始）时，也就是当神经元正在进行传导（即活动提高）时，也许是锂药发挥作用最关键、最有效的阶段。

三、疼痛

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对疼痛的敏感性，这与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完全相反。精神分裂症患者51和躁狂症患者52有着较高的痛觉阈限（即他们更少感受到疼痛），但抑郁症患者却对疼痛有着比正常人更低的阈限，会更大程度上感受到疼痛，这被称为痛觉过敏。53所以，如果抑郁和异常大的神经元集合有关，并且如果大脑的这种状态与更容易感知到痛觉有关，那么是否对所有人来说，较大的神经元集合与主观痛觉程度的升高一般性地联系起来？有几项原因可以对这个有趣的可能性进行解释。

一种原因是，疼痛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像是刺痛、灼烧痛，这些表现形式取决于广阔的神经元连接。54一天中不同的时刻疼痛阈值也不同。例如在一项针对健康志愿者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对被试的牙齿进行电击，结果发现人们在中午最容易感受到疼痛。55这种疼痛阈值的波动可能是由于一天之中胺类神经递质的分泌存在节律性。疼痛感知的另一个方面是：对疼痛预期越多，痛感就越强，56这可能是因为延长的时间范围增加了神经元集合建立的机会。

另一个表明异常大的神经元集合发挥作用的原因与“幻肢疼痛”（phantom-limb pain）有关，57在这种病症中，被截肢的人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失去的肢体。生理学家罗纳德·梅扎克（Ronald Melzack）和帕特里克·沃尔（Patrick Wall）很久之前发展出“疼痛矩阵”（pain matrix）的概念（可以说，这一概念可以与神经元集合相媲美），认为如果你没有从肢体接收到正确的反馈（因为那个肢体已经不存在了），神经元将会过度激活并产生大的神经元集合，因此会有更强烈的疼痛感。58此外，吗啡是一类强大的止痛药，会产生“梦幻般的”欣快感。患者报告当他们服用吗啡时，他们依然会感到疼痛，但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59我们知道，吗啡对生理性鸦片（内啡肽）靶受体起阻断作用，在大脑中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神经元集合变小。60最后，大脑状态以小神经元集合为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很高的疼痛阈值。61

此外，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由于麻醉药的化学结构及自下而上的细胞活动都具有多样性，因此我们无法对其做出单一的一般性解释。但最重要的是，麻醉药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会在大脑运作的中等尺度上减小神经元集合的大小，从而发挥其关键作用。这意味着，当麻醉剂发挥作用时，可能会出现一个有趣且违反人们直觉的悖论。如果麻醉剂起效缓慢（因为它会减弱你产生小神经元集合的能力），那就意味着在失去意识之前，你会体验到一种欣快感，是充满情感色彩的小神经元集合状态所持有的。当然，这种观点有些奇怪，但它似乎是正确的。从前，在麻醉剂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有效之前，那些将要接受手术的患者会经历躁狂和兴奋的阶段，事实上，人们会沉迷于“乙醚嬉戏”62或吸入作为消遣性毒品的笑气63——他们现在又开始这样做了。64此外，小剂量的麻醉剂氯胺酮也经常作为消遣性毒品使用。65

通过比较大、小神经元集合可能的主观现象学特征，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原理。记住，抑郁患者报告的是他们在情感上“麻木”，与其说他们感到悲伤，倒不如说他们压根什么都感觉不到。同样地，儿童、躁狂症患者、吸毒的人以及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体验着强烈的情绪，这些情绪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可以进行以下合乎逻辑的假设：第一，神经元集合范围越广阔，原始情绪就越少；第二，情绪因此必然是意识最基本的形式。我们只要想一下狗摇尾巴，或是婴儿咯咯地笑，就会发现第二个假设没什么好惊讶的。

透过神经科学的透镜，我们现在可以将临床抑郁症解释为异常大的神经元集合（石头会很大），因为广泛而高度个性化的神经元连接将发挥作用。此外，过度激活的前额叶会增强这种遍布整个大脑的连接：不会有竞争者或其他来自外部世界的干扰，不会有其他的石头被强有力地投掷，事实上，感官感觉会被减弱——外部世界会变得单调而无法引起感情。神经元集合缓慢的转变将会不受阻地增长。唤醒水平会变得很低，因而胺类物质的水平也会变低，水潭会变得很浓稠，进而阻碍任何现存的竞争者。此外，正如不活跃和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是抑郁的标志（投掷石头的力度小），抑郁可能是由于不活跃和缺乏接触造成的。

在老年人中，抑郁和缺乏与外部世界的生理接触之间的关系特别明显。66在一项以智力正常的老年人为被试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对比了在社区生活的老年人和在收容机构生活的老年人之间的认知功能差异，结果发现生活在社区的老年人在认知测验中的表现比生活在收容机构的老年人更好。67测试不同类型的生活方式对健康老年人的影响的一种方法，是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认知储备”之间的关系。认知储备这一概念的定义，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大脑能够创造和使用概念网络的程度。越多参与智力活动和社会活动，就越不容易产生认知损害，这并不奇怪，它证明了“用进废退”的魔咒。一种精神活跃的生活方式可以通过增加脑细胞间突触的密度保护个体免于精神衰退，从而提高来自完整神经元的信号传导的效率。68

人们已经证明，记忆力训练对老年人的大脑有好处。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被试进行了为期八周的强化记忆训练，并在训练的前后对被试进行脑部扫描。69他们发现，进行过记忆训练的这组被试的表现得到改善，大脑皮层的厚度也有所增加，从而进一步提供了非常可靠的证据，证明大脑的可塑性一直持续到老年。通过持续的适应性，越多的经验在大脑中留下了它们的记号，反映老年人智慧的“理解力”（从不同层面看待一件事情的能力）就越强。

然而，现在想象一下我们在第二章中设想的那个场景：一个成熟的、精心设计的人类大脑，其中充满了神经连接，这些连接对从未有其他人经历过、将来也不会有人经历的独特体验做出过反应，而且它被这些独特的体验所激活、加强、塑造，这便形成了一个人独一无二的个体心智。接下来，想象一下那些高度个性化的连接正在被慢慢拆除，因为树枝（树突）枯萎了。那块本来要被扔进水潭中的石头被磨成了一块鹅卵石。个体将再次变得像孩子一样，他们不再具备成年人思维的制衡能力，不再能评估正在经历的体验，他们一生中仔细积累起来的对人和对物的那些高度个体化的意义也将不复存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阿尔茨海默病（一种痴呆症）患者那悲惨和不幸的症状，在这种疾病中，病人真正意义上“失去了心智”。

四、痴呆

你的岳母黛茜现在和你们住在一起，不幸的是她正处在痴呆的早期阶段。正如你所知道的，这些症状波及的范围及其破坏性都非常大。你可以将它们分成三大类，将记忆困难、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减弱以及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受损列入认知症状中。黛茜开始记不清名字和地点，曾迷路走失过一两次。她偶尔会忘记自己把东西放在哪里，或是把东西放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她还表现出判断能力下降、缺乏危险意识，或着装不当，像是在大雨天不穿雨衣就出门。由于在词汇方面出现了问题，阅读、书写或是与他人对话这些活动对她来说越来越困难。有一次她把雨说成“许多水从天上掉下来”，因为她忘记了“雨”这个词；另一次她把房车说成“带轮子的房子”，因为她不能立刻说出“房车”这个词。

还有情绪上的症状，像是易怒和社交困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容易在小事上过于激动或表现得有些偏执，这令患者对其他人感到怀疑，并不恰当地指责他人做了坏事。他们表现出的另一个缺乏正常神经制衡功能的迹象是，他们会在谈话中表现得过于亲昵或是在性方面口无遮拦。痴呆患者常常对他人表现得不耐烦，例如当他们需要排队时就会这样。他们表达的情感可能脱离当时的环境，如毫无缘由的攻击性或是不合时宜的大笑或哭泣。最后，还有一些更明显的生理症状，主要表现在难以完成普通的日常活动，像是做饭、洗衣、穿衣、收拾院落等。

世界上每隔七秒钟就有一个人被诊断为痴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疾病变得越来越普遍，只有2%的患者在六十五岁之前得到诊断。一经发现，症状最长可在五年内维持稳定，而患病者平均可以生存十年，这个时长取决于诊断时患者的年龄。目前英国有八十万患者遭受着阿尔茨海默病的折磨，到本世纪中叶，这一数字将上升至两百万。令人感到不幸的是，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到2040年全世界将有八千万患者。痴呆不是衰老的自然结果，但它确实是一种发生于老年群体的疾病。70一般来说，70%的痴呆明确是由阿尔茨海默病造成的，只有在尸检时通过找到大脑中可以被染色的特定标记物才能对此加以证实。无论是由于阿尔茨海默病还是其他疾病（如额颞叶痴呆或是路易小体痴呆）造成的痴呆，这一疾病的关键特征是个性化神经连接的丧失，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正是这些神经连接使每个人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

如果你无法获得个性化神经元连接的制衡，如果你周围的物体和人都不再具有意义，那么逐渐地，你将只能从表面上看待这个世界。你又回到了婴儿时那种“轰鸣、嘈杂的混乱世界”中。有时，当你在度假地的宾馆中醒来时，在你的“心智”（你对世界的个性化认知）开始工作之前，你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意识到你在哪里，以及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当你长大成人后，你能够将此时此地的意识融入到你那生活的叙事当中，并将你那独一无二的生活故事视为理所当然，但痴呆患者却没这么幸运。他们的意识将永远只能是一个小的神经元集合，而且注定会越变越小。事实上，黛茜似乎正在发展一种更加反应性的、像孩子一样的、当下性的精神状态。

如果痴呆患者的意识状态可以用一种更小的神经元集合来描绘，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当前的治疗方法在稳定患者神经元集合大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呢？目前所使用的药物安理申可以暂时帮助服药者中50%到60%的人持续受益六个月的时间。在最好的情况下，患者的症状可以切实得到改善，在最差的情况下，患者至少维持在同等水平。如果患者坚持药物治疗一年以上，便可以减缓记忆症状恶化的速度，同时可以改善人们完成日常活动的能力，如洗衣服、穿衣和做饭。

安理申通过提高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可用性发挥作用，乙酰胆碱是促进神经元集合形成的重要神经递质中的一种。安理申在配体和受体（螺母和螺栓）的水平上阻断了一种通常破坏乙酰胆碱的酶，由于分泌乙酰胆碱的细胞消失了，该神经递质的分泌量也逐渐减少。因此，安理申通过延长这一珍贵的化学物质发挥作用的时间，来对抗其分泌量减少这一状况。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意味着其作用仅仅是暂时的，因为药物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在理想的状况下，药物一开始便可以阻止释放乙酰胆碱的细胞死亡。

但我们现在又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在大脑的原始部分中形成中枢的细胞群，它们释放出的化学调节物质至关重要。脑细胞逐渐丧失这个无休止循环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特征，而为什么这并不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普遍特征，长久以来一直是个谜。71只有特定的细胞群具有易感性，即中枢细胞在症状显现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已经开始退化了。临床医生都熟知的一个有价值的见解是，阿尔茨海默病经常并发另一种以退行性病变为主的疾病——帕金森病。72尽管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认知损害，而帕金森病是一种运动功能障碍，尽管两种疾病都是某一类神经元死亡所产生的直接结果，但首先，在特征性且持续性的细胞死亡循环背后，两种疾病可能有着某种基本的、单一的共同机制。在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中都出现细胞消亡的中枢细胞，最初来自胚胎中一个特殊的部分，因此它们与其他所有的脑细胞相比，在本质上有着某些不同的特征。用这些特性解释为什么中枢细胞主要以及特别容易受到神经退行性病变的侵袭，这一思路很有吸引力。结果表明，中枢细胞本身就保持了从发展到成长再到成熟的机制。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背后的这些过程，可能因此成为一种被异常激活了的的发展形式。73

那么，从神经元集合动力学的层面上讲，这一过程对大脑会有什么影响呢？如果这些关键细胞选择性地开始凋亡，那么对正常大小神经元集合起促进作用的胺类家族成员的释放将会越来越少。相应地，神经元集合会越来越小，最后慢慢地变回婴儿时的状态——这是痴呆症的一个悲剧性的特征。然而，区分痴呆患者大脑和处于发展状态的大脑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处于发展状态的婴儿大脑中产生的小神经元集合，是由于在“高级”脑区中不同的目标神经元网络的适度连接而产生的，其多巴胺分泌功能是正常的，甚至是过度的。相反，在退行性病变的大脑中，尽管之前存在的神经元连接可以暂时保持良好的状态，但神经递质的分泌是干涸的。显而易见的是，痴呆症状可能要在退化过程开始十到二十年后才会出现。换句话说，儿童神经元集合较小是因为石头较小，而痴呆患者神经元集合较小是因为涟漪很难扩散。

然而，随着石头本身的削减，随着贯穿大脑的神经网络中局部连接的拆除，神经元集合最终变得越来越小。因此，如果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让石头变大，那么神经元集合可能依然可以维持较大的状态，以此来弥补涟漪的低效。从现象学层面来看，这可能正是不同种类的非药物疗法在痴呆症治疗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例如，“回忆疗法”被证明在减轻阿尔茨海默病最坏的影响方面是有效的。74尽管患者可能无法记住最近发生的事情，但他们却能很好地回忆起他们在战争中的经历，就像是谈论昨天发生的事情。回忆疗法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部分痴呆患者对过去发生的事保持着生动的记忆，这些记忆可以用来改善情绪和幸福感，并改善患者与家人、照料者和其他照看他们的专业人士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过去的记忆更加稳固。

我们都知道，记忆的稳固需要两年的时间。一个著名的重度癫痫案例（研究者在其生前只知道他叫“H.M.”，当他于2008年去世后人们才知道他叫“亨利·莫莱森”[Henry Molaison]）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时间间隔。亨利为治疗癫痫接受了手术，彻底切除了大脑中与记忆处理有关的部分脑区。结果他不止记不住手术之后发生的事情，连手术前两年发生的事情也都不记得了。

通过向痴呆患者展示诸如相片、电影、视频、相簿、音乐等事物（事实上，任何能引起记忆或引发对熟悉的话题进行讨论的事物都可以），人们试图激发更多的神经连接，而不是让患者保持现状。例如，在伦敦的一所老人之家中，有一个“20世纪40年代房间”，里面有电木收音机和那个年代的杂志。

另一种尽可能确保神经元集合维持最大体积的方法，是运用不同的感官刺激，例如用音乐。75一首最受欢迎的音乐，或是一段有着特殊意义的音乐（如婚礼上演奏过的歌曲），或是在第一次约会时流行的歌曲，这些都会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产生显著的影响。即使记忆衰退，音乐依然可以产生强大且有益的影响。音乐治疗使用旋律、节奏、乐器和歌声来提升患者的幸福感。显然，音乐对我们的思想和感受有着强有力的影响。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音乐是人类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与语言对等，是在人类的表达和交流这枚硬币另一面的补充形式。痴呆患者在失去诸如注意、记忆等其他心理过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依然可以感知到音乐，甚至当疾病发展到患者在其他时间里都已经难以理解事物的程度时，音乐唤起这些感受的力量仍可以被用来与之沟通。

神经科学家萨克斯在他的《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Musicophilia）一书中讲述了八十岁高龄的贝西·T（Bessie T.）的故事。贝西是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前蓝调歌手，疾病使她变得如此健忘，以至于任何事物在她脑海中都无法保持超过一分钟。当她在为她居住的护理之家准备才艺表演时，她和音乐治疗师一起练习了一些歌曲。那天贝西表现得非常出色，她自己感觉也很好。更令人惊讶的是，她记住了所有的歌词。然而过了一会儿，在她离开麦克风之后，她甚至不曾记得自己唱过歌。76

除了可以利用视觉和听觉促进更多神经元连接的激活，让石头尽可能保持最大，还可以用嗅觉和味觉。如果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最喜欢的食物或饮料刺激他们，并与他们讨论曾经品尝这些食物时的地点、事件和在场的人物，患者们会发现他们更容易记住事物。最后，在过去穿过的衣物、戴过的首饰的刺激下，再配合珍贵的珠宝以及心爱之人的奖牌，触觉也可以加以利用。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对化学物质（水潭的黏度）和神经元连接（石头的大小）的调节都是次优选择，还有一个可以增强的特征是投掷石头的力度。77

现在什么样的神经元集合正在你的大脑中不断地形成和分解呢？当你把钥匙插进锁眼中时，房间里静悄悄的。让你的内疚得以缓解的是，每个人出于各自的原因，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杰克正和他的手机聊得不亦乐乎，而越来越像个小孩的黛茜在几个小时前就睡下了，简会盯着天花板，对你的到来视而不见。甚至连波波也瘫在它的篮子里，鼻子搁在两只分开的爪子之间，看上去筋疲力尽。在这空荡的房间中，孤独的苦涩和甜蜜是你唯一的感受。

第七章　做梦

你踉踉跄跄地爬上楼梯，走进自己狭小而单调的房间，脱掉衣服钻进羽绒被里，仰躺在床上，怔怔地盯着墙上的影子。这一天简直飞驰而过，你还清楚地记得你躺在床上努力驱赶睡意、催促自己赶紧起床的画面。但是现在，你正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在你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昏睡过去，落入梦乡……

不同物种平均每晚的睡眠时间差异巨大，驴每天睡三小时，而犰狳每天睡二十小时。这种差异似乎反映了不同非人类物种具有不同的生态需求，类似早期人类在进食所需的时间和被吃掉的风险之间所建构的某种付出——回报平衡。1然而，在漫长的昏睡过程中，毋庸置疑，你还会在零零星星的时间里进入一种意识形式，这是一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像白天的状态，但又与白天有许多古怪的差异，这就是做梦。“做梦”这一术语原本被认为与另一个更学术性的词“快速眼动睡眠”（REM）同义，二者可以交替使用。“快速眼动睡眠”是一个独特的睡眠阶段，其特点是眼球在紧闭的眼皮下快速转动。非快速眼动睡眠（NREM）与快速眼动睡眠阶段的差异同样适用于整个动物界。

然而，神经科学家最近发现，做梦的状态也会在没有这些标志性特征的情况下独立出现。研究表明，虽然被试常常都是在从快速眼动睡眠中被叫醒后表示做了梦，但这并非铁律。在一项研究中，当被试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时醒来，研究人员不问他们是否做梦，只是简单询问刚才他们头脑里一闪而过的念头是什么，2大约一半的被试描述了他们在睡眠的各个阶段所做的某种形式的梦。

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间的夜间癫痫发作中（其通常特点是做噩梦），做梦的主观体验与快速眼动睡眠这一特定生理阶段属性之间的区分更加明确。此外，不同脑区损伤造成的影响也表明，快速眼动睡眠不能完全等同于做梦，反之亦然。原始脑干受损能够消除快速眼动睡眠的明显迹象，但人还是会做梦；而更高级的脑区受损消除了梦，却保留了快速眼动睡眠。3综上所述，当我们探讨梦时，必须谨记这一要点：虽然做梦有时被称为“快速眼动睡眠”，但这种令人着迷的意识形式并非完全与特定的睡眠阶段相关。

一、梦的目的

对于做梦的人来说，梦在当时似乎与日常意识诡异地相似，但醒来以后再回想，却觉得有明显的不同：碎片化的叙事，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例如飞翔、突然从一个人变形成另一个人等等，这一切在白昼的寒光中都显得荒唐可笑，甚至令人尴尬。那么，这个神出鬼没又以某种方式与现实联系的时隐时现的意识，到底服务于什么目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制定了一个标准的计划，研究当人被剥夺了做梦的机会时会发生什么。考虑到梦在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都会出现，因此我们不可能在剥夺被试做梦的同时又允许他们自然经历所有的睡眠阶段。不过，人们就睡眠剥夺对一般心理功能影响的记录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4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不足为奇的结论：总体来看，睡眠，尤其是做梦，对于我们迎接新一天的变化明显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研究表明三十六小时的睡眠剥夺会导致记忆任务表现的严重退步，即使倒霉的志愿者服用大量咖啡因来抵御睡意也于事无补。5以实验方式诱发失眠的另一个影响是，刻意保持清醒的被试会处于一种情绪高涨的状态，6而影像学研究表明，与情绪反应（杏仁核）相关的脑区的活跃度会提高60%。7特别地，快速眼动睡眠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将第二天体验到的情绪刺激的强度减弱到前一天晚上的情绪刺激水平的关键——同时减少杏仁核的相应活动。8此外，睡眠剥夺引起的过度反应性情绪障碍与致幻剂（LSD）类毒品引起的各种精神疾病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平行关系，这些疾病的特点往往是不良的睡眠模式。9

人们认为睡眠这一行为在整体上会起到某种巩固的作用，有助于人们应对清醒时的生活，而做梦的影响尤为显著，这个观点并不新颖。然而，观察极端的、人为的睡眠剥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一回事，推断正常做梦时大脑中可能发生的事，甚至理解我们为什么做梦，又是另外一回事。睡眠专家艾伦·霍布森（Allan Hobson）和同事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从一个无可辩驳的假设入手探索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梦为你营造了一个私密的、似乎是从内部建构起来的世界，无需额外负担外界给大脑输入的感官信息。10不过话又说回来，你的眼耳口鼻所传递的不仅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多余附加信息，而很有可能为梦境的生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第一步。霍布森和弗里斯顿的想法是，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早前你清醒时的感觉信息加工；11而与此对应的是，只有大脑“下线”时，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感官所带来的全部影响。所以，做梦的大脑被称为“虚拟现实发生器”，会让做梦的人一旦再次醒来便能确认、预测并充分利用现实生活环境，虽然有时这种影响只存在于潜意识中。

乍一看，这套解释似乎非常合理：在梦中，由控制眼部肌肉的信息输入激发虚拟视觉搜索，做梦的人试图为此寻找一个解释，于是通过快速眼动，从而引发神经元连接的重组，而这个幻想世界被适度简化了。如果没有梦所提供的这种周期性修复（“修剪”），神经元网络会变得过于复杂，出现功能失调。12正如水管工修水管时要关水，或许正在巩固或修复神经元网络时，大脑需要暂时阻止感觉信息的输入。

但是，为什么这个过程不会在没有梦的主观体验的普通睡眠过程中发生呢？虽然我们最初对睡眠功能的认识主要基于一些准备性情境，例如补充脑内化学物质储备，或是对恰当的反应行为的排演。但依然存在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梦中新蛋白质的合成同清醒时一样低，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可能会出现有限的合成，但大部分蛋白质产生于无梦状态。13同时，排演行为也可能没有太大意义，或者至少不太有效，因为醒后对梦的回忆往往是不确定的，没法保证你会记住自己在梦中“所学”的东西。

然而，这种离线处理过往事件和经历的方式，对于表现出高水平快速眼动睡眠的复杂动物大脑来说可能尤为珍贵，这也意味着梦是记忆巩固与情绪合理化的核心。14科学家们采集了八十三个物种的数据，发现大脑体积与自身体型之比较大的动物所需快速眼动睡眠比例明显更高，15这表明做梦可能确实会促进智力和认知功能的发展。但也有些学者认为，快速眼动睡眠的数据与大脑的大小或复杂程度并不匹配，许多具有中等认知能力的动物仍显示出大量的快速眼动睡眠，而许多大脑复杂的动物则很少或几乎没有。因此，与快速眼动相关的梦似乎并非人类认知“工具箱”中一个复杂的附加组件，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它是任何形态和大小的大脑都具备的一种基本默认配置。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便难以想象更简单的大脑（特别是人类胎儿的新生大脑）到底梦到了什么，以及这些梦境与他们清醒时的现实有何不同。可以这么说，与梦和心理能力的分离相一致的是：众所周知，做梦在胎儿和婴儿的睡眠中占主导地位，在成年人中比例则有所下降，而成年人的认知功能和解决日常问题的能力肯定是高于胎儿和婴儿的。

睡眠研究中心负责人杰里·西格尔（Jerry Siegel）及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提出了另一个做梦的理由。他们指出，高水平快速眼动睡眠与哺乳动物的“晚熟”（即与“早熟”相对意义上的“晚熟”）密切相关。16与马和豚鼠等从小能自我照顾的早熟类动物相比，猫、老鼠和人类等晚熟类动物出生时很无助，无法照顾自己。更容易独立的动物从出生起快速眼动睡眠便较少，且终其一生几乎没有变化，但需要照料的动物则有更多快速眼动睡眠，之后随着生物成熟而减少。因此，出生时的不成熟程度，似乎是预测特定物种快速眼动睡眠时间的最佳指标。

二、梦的个体发育与系统发育

人类胎儿在子宫内发育到七个月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睡觉上，17其中每二十到四十分钟进行一次快速眼动睡眠，甚至在之后的新生儿期，这种模式也至少占总睡眠时间的一半。18胎儿期这种过量的、明确的做梦周期一直持续到出生后，大约是成人的两倍，成人的快速眼动睡眠仅占总睡眠时间的约四分之一。19因此，对大脑状态而言，无论梦和快速眼动睡眠意味着什么，它们从极早阶段开始就发挥着一些非常基本的作用，在早期个体的发展（个体发育）和进化（系统发育）的层面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人类胎儿和更简单的动物群体都是如此。毫无疑问，认为做梦是为了巩固复杂认知的观点20与在胎儿阶段快速眼动睡眠量不成比例的高相矛盾。毕竟在非常局限的子宫环境中，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生活问题。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快速眼动睡眠在作为巩固白天记忆和认知积累的候选生物机制方面并不理想，不然便很难解释，为什么对巩固记忆需求较少的相对简单的大脑却有着大量的快速眼动睡眠。21

三、梦的神经科学

为了把握梦的关键，我们需要回到基本议题上，也就是大脑本身。我们需要试着确定，白天清醒和夜间做梦这两种非常相似，同时又有许多有趣差异的意识类型，在潜在的大脑加工过程上有哪些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个体大脑的内部世界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大脑是如何让做梦的人暂时脱离他们当下的物理环境的呢？

做梦时，肌肉处于瘫痪状态，这就解释了一种常见的噩梦类型，即想要疯狂逃跑的同时，却莫名其妙地固定在原点跑不了。而且，在清醒时也会出现一种极为罕见的情况，当异乎寻常的强烈刺激出现时，比如在爆笑或性高潮时，有些人会突然间完全陷入睡梦中！22当我们醒着的时候，这种机制有时会以一种更为温和的形式出现。当我们处于极度兴奋或恐惧时，因为腿部肌肉放松，你可能会感到无法移动，因此会“两腿发软”。23

在诸如恐惧等极端情绪的影响下，不只有人类会丧失行动力，僵住完全可能是一种适应性反应，通过限制行动来保护自己不被吃掉，比如当老鼠闻到猫的气味时就会僵在原地。不知何故，当你处于一种强烈而高度紧张的情绪状态时，本能直觉认为你最好别动，这也与极端情况下的做梦相关联，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反过来的：做梦会导致无法移动，也就是无法逃避即将到来的危险。可能性之一是，在极端危险或激动的情境下，人无法采取适当的行动，因此在他们能够做出恰当反应或至少能评估处境之前，最好什么都别做。然而我们需要记住，既然没有足够认知能力来思考这种问题的原始动物也会这样行动，那么这种机制很可能最开始就是存在的，之后随着进化逐渐适应了人类更复杂的需要。但这个机制是什么呢？

有一种理论认为，睡着时，前额叶脑区使运动系统失灵。由于阻断了这条通路，大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被转移到刺激与感知有关的后部脑区，但此时并没有正常的感觉输入。24可话又说回来，我们依旧不明白为何这种“转向大脑后部的活动”不能在无梦睡眠中发生。所以，除非还存在另一个尚未被确认的、具有限制性并仅仅针对梦的开关，否则这一理论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到底是什么让梦成为一种如此特殊的过程。

另一种解释是，丘脑作为感觉传入的主要中转站，在睡眠中像神经元闸门一样猛地关上了，使感觉信号无法通过。然而我们都知道，刺耳的闹钟声完全能穿透任何可能存在的障碍。因此，不能用大脑暂时地把感觉完全排除出去的现象定义做梦。或许归根结底，对于已经活跃的意识来说，感觉信息只是额外可供选择的部分……

纽约大学神经生理学家鲁道夫·理奈斯（Rodolfo Llinás）和同事丹尼斯·帕尔（Denis Paré）所提出的正是这一反其道而行的观点。他们提出，对于正常脑功能来说，感觉输入只是一种附加的奢侈品，恰巧在人清醒时被迫投入使用，但与做梦无关。25理奈斯和帕尔继续道，在所有其他方面，清醒和做梦本质上是等同的大脑状态，他们极有可能是基于同一个特定的神经回路，即常被使用、广受欢迎的丘脑皮质环路。他们想出了一个更详细的版本，认为实际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环路：一个具备非特异性的激励或唤醒功能，而另一个负责修饰某些具体的内容，其中包括感觉信息。因此，基本的意识从来都不是外部驱动的，而是大脑的一个基础的内在特征，只是偶尔会受到感官及其输送的外界信息的调节。理奈斯和帕尔也进一步提出疑问，为什么在至关重要的丘脑皮层系统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环路连通性与直接感觉信息输入的转换有关？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没有理由认为丘脑皮层环路是意识的关键。26将做梦状态视作意识的默认设置的想法确实很有趣，但作为其基础的神经理论基本构造并不成立。首先，意识不太可能仅仅由一套丘脑皮层环路支撑，两套也远远不够。毕竟，一小片没有实体的丘脑皮层环路几乎不可能有主观、内在的体验。其次，唤醒本身绝不等同于有意识，脑死亡的病人也可以产生唤醒节律。27

或许我们不应直接比较理奈斯和帕尔，以及霍布森和弗里斯顿的这两套大相径庭的理论，这不太公平，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前者对做梦的状态进行了神经生理学的描述，而后者提出了更多功能性的、抽象的解释。但是，这两种理论都不是完全具有说服力的，因为两种场景都没能真正解释梦的所有方面。比如为何在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谱系中，做梦在进化出晚熟特质的物种中更为显著？又比如，除去丘脑皮层环路这一看起来并非核心机制的区域外，是否有其他脑区在做梦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例如，另一个候选脑区是大脑皮层上顶叶、枕叶和颞叶三个脑区在解剖学上的交叉处（POT），28这片脑区位于大脑后部，与心理意象的产生相关。29若大脑皮层的主要区域受损，比如与视觉有关的区域，这会导致梦中视觉意象的内容减少，但若是在功能复杂的交叉脑区出现一点点损害，梦可能就会完全被消除。然而，只是简单知道事情可能在哪里发生，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如何或为什么发生。脑区之间简单的抑制或激活就可以充当一个万能开关，切断所有外界输入的信息，让大脑独自工作，这似乎不太合理。毕竟，不可否认的一个难题是，做梦者的生活和经验反映在他的内在世界中，提供了一种与真实的、清醒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主观体验。

四、梦反映的是现实生活，还是内在幻想？

那么梦中的大脑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物理变化？为什么梦与清醒时的经验有着不同的主观感受？怎样产生了这种感受？它究竟是过去的回声，反映我们此前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的事物，还是一个纯粹来自内部的新的幻想世界，并因此独立于外部世界？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这种内外的对立可以改头换面，变为这样一个问题：梦是一种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神经元过程，与原初知觉的神经元机制密切相关，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反映一种复杂想象的现象。

在这里，科学观点出现了分歧。在其中一个阵营里，睡眠专家霍布森认为，这种现象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是由于乙酰胆碱能在较高的中心释放，不受同一化学家族中其他调节剂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梦是知觉的一种基本的，甚至有些扭曲和简化的形式。这种观点在许多方面似乎都很正确，梦确实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知觉体验。例如，有面部知觉障碍的患者不会梦到面孔。30同理，七岁后失明的人在梦中仍然能唤起视觉表象，31就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早期的视觉经验影响了之后对环境的表征，因此仍然具有产生视觉表象的潜力。同时，那些在很年幼时失明的人“看”不到他们的梦，32再次表明做梦者可以看到的内容与他们清醒时的生活方式和经历显著相关，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那么，我们的大脑中又有什么样的时间延迟机制，能让我们梦到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或者遇到某些人很久之后又梦到他们？也许，虽然这些记忆不是最近的，但它们可能与近期发生的事情（比如可能刚好就在昨天）表现出相同的思维模式。

不管怎样，为了更彻底地探查这一自下而上的情境，京都的研究者试图“解码”梦的视觉内容。每当被试的脑电图（EEG）显示出特定轮廓时，他们都会被唤醒，并报告刚才睡着时的视觉体验。研究者用这种方式收集了两百多份梦境报告，每位被试总共参加了三十到四十五个小时的实验。虽然有一些梦异常炫酷，比如梦里见到名人，但大多数时候，被试报告的梦与日常生活有关。33

但是，梦的内容现实与否其实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些频繁出现的关键概念。我们的策略是寻找报告中频繁出现的术语，例如“女性”、“男性”、“汽车”和“电脑”。然后，研究者在被试清醒时给他们展示相应物体的照片，通过这种方法给每个物体形成一种相应的大脑扫描的特征，可以与被试被唤醒之前的脑扫描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梦中每个特定的视觉体验，都与日常刺激知觉形成的脑扫描活动模式相关。真实清醒生活中的成像模式与梦中相应地一一匹配，并且能够足够准确地预测做梦者会报告什么。因此，这项研究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做梦和日常感知可能在更高的视觉区域共享“神经表征”，即神经元网络。看起来，梦的内容确实反映了个体自下而上的脑细胞网络，而起因来自个体此前的感官体验。

然而也有一种相反的观点。众所周知，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时代起，便有人认为梦其实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源于大脑中更复杂精巧的脑区，这些脑区负责我们最奇异和个性化的内部思维过程。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基于他把人的心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本我（原始本能的生殖和破坏冲动的来源）、自我（将上述冲动诠释为具体、合理的信息）以及超我（附加的、起约束作用的道德过滤器）。弗洛伊德认为，梦揭开了本我的面纱，给这股隐蔽驱力提供了一个呈现的空间。然而，这些欲望可能太让人不安了，心灵只能将这些让人不舒服的内容转化为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象征形式，结果便是出现了各种古怪而难以理解的梦境。此外，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的记忆如此不可靠的原因是，超我一直在保护意识的心智免受自身潜意识残酷现实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梦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源于心灵内部复杂的心理机制，而不是一个简单直接地加工乏味的外部世界的过程。

我们发现，儿童做梦和清醒状态的复杂程度与成人相比有明显的反差。有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的梦没有情感或社会互动，它们是静态的普通场景，例如马在吃东西，孩子不参与其中，而只是观察。34但如果幼儿的梦直接被感知驱动，那么这些梦应该是活泼生动的，与他们在清醒生活中的认知水平一致。这一研究结果显然支持梦的自上而下理论。

另外一个证明梦境和清醒这两种意识之间可能没有直接联系的证据来自临床神经科学本身，在某些情况下，脑损伤似乎会让人彻底停止做梦，而在所有此类报告的案例中，损伤都位于前脑。因此，如果关键在于大脑皮层，这就意味着梦并非直接与自下而上的过程，即与接收到的感知体验有关，而是由“更高级”的中枢，例如前额叶，以及之前提到的三皮质交界即POT引发的。因此，最可能负责做梦机制运行的解剖学部位是在前额叶与POT间的相互作用。35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我们还发现大脑皮层的另外一个区域也与此相关。

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彭菲尔德（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率先在癫痫患者清醒时运用了直接的脑刺激技术。36他的工作之所以在这里尤其重要，是因为他发现，当另一个皮层区（内侧颞叶）暴露出来的脑表面被刺激时，病人偶尔会报告这个过程触发了记忆，但他们的表述是“像一个梦”。与清醒的日常生活中的记忆不同，没有哪个特殊的时空坐标系，能够让个体将这些片段放到他们生活中的一天、一月或一年的情境下。相反，它们更像是在梦中出现那样，缺乏抽象的思考、计算和对未来的计划，而非真实清醒生活中出现的一般性事件。

众所周知，“像梦一般”的体验是混合了各种特点的、破碎且不合逻辑的叙事，同时与环境脱节。假如是这样的话，一点也不奇怪，梦和清醒生活之间自然会存在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我们能很清晰确定地回忆起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而对梦的记忆通常是苍白无力的。然而，这种心理模式也正是临床精神疾病的特征，例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处于一种近乎谵妄的状态，与周围平常、“接地气”的叙事完全脱节，并且与之相分离。做梦者也会有这种体验。在梦和精神分裂症中，逻辑和推理都严重受损，个体失去对现实的把握。在这两种情况下，微弱的注意力在人、物体或相互没有联系的事件间兜转，缺乏洞察力和自我意识的视角，且常见幻觉和妄想。

一项用来评估个体意识的心理状态测试显示，我们很难区分梦的记录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记录，37关键的区别只在于，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之一是偏执，但在梦中偏执很少见。不过虽然在梦的世界里没有复杂的背景和清晰的叙事，你也不会坚持认为有某个人正在密谋加害于你，但确实经常会有一种不祥的不安感，感觉危险潜伏在某处，或是一个不怀好意的敌人要冲出来伤害你。

梦的特征是伴有强烈的情绪，但只限于特别活跃的一类情绪，例如愤怒、恐惧和喜悦，不会出现那些更依赖价值观和预设的更为平淡，消极的情绪，例如悲伤、羞愧和悔恨等。那么关键的区别是什么？一种可能性是这些“活跃的”情绪并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预先存在的语境，即一个在大脑中已经建立的神经元网络：一个小孩，甚至是一只动物，都会对眼前的情况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反应。在精神分裂症的案例中，情况也类似，即语境和背景不够突出、有力，因此他们的话语中缺乏逻辑，无法解释许多具有精神分裂症思维特征的胡话，只是对正在发生的事做出反应。面对孩子时，也会有相似的情况。相比之下，只有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人可以体验到更多依赖于上下文才能“凸显”的情绪，因为只有当大脑足够复杂，才能提供必要的神经元基础设施（即连通性），给背景赋予预先存在的“意义”来传递这些情绪的特殊重要性。

所以，梦和现实世界的基本区别是，在做梦时，感觉和适合这些感觉产生的背景之间是脱节的。在现实世界的葬礼上大笑是不恰当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觉得。而与之相对，在梦中，规范（也就是背景）由做梦者独自设定，只有在醒来回顾梦境时才会感觉是有些疯狂错乱的。其实梦并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准确再现，而是一种强有力的想象形式，它与做梦者清醒时的状态有一种间接松散的联系。因此，再强调一下，做梦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脑的固有连接，但梦中人不是像一个完全清醒的个体那样，对外部世界有一种普通的持续体验。

要解释这种差异，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观点似乎同样无益，尤其是因为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是正确的。然而，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协调以下两方面内容的过程：既能够反映每天清醒生活的明显的、固有的个体大脑网络，又能容纳个体在梦的体验中像各种精神分裂症状一样的内容。

精神分裂症本身与过高水平的功能性多巴胺有关，38所以释放多巴胺的通路受损会导致梦的丧失，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增加多巴胺的释放则会增加梦出现的频率和生动性，39尽管快速眼动睡眠本身没有任何变化。相反，给精神分裂症患者开的抗精神病药物，可以作为多巴胺阻断剂，也能减少过度活跃的梦。40这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呢？前脑，特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前额叶皮层，是大脑皮层中唯一能够从更深层脑区中获得大量多巴胺的部位。因此，如果多巴胺过量（我们知道这样会抑制前额叶皮层），那么大脑的基本状态将与精神分裂症相似，处于一种生动又情绪化的世界中，并呈现出逻辑推理的减少。41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多巴胺抑制了前额叶皮层，42而这正是一种与做梦相关联的情形。43但是等一下，我们之前才提到，前额叶皮层的损伤会导致梦的丧失，与这里的结论恰恰相反。44为什么同一脑区的活动减少却增加了梦？显然，前额叶皮层活细胞被多巴胺主动抑制的状态应该与细胞完全死亡的情况很不同。45

然而，与梦相关的化学物质可远远不止多巴胺。这里有一条有趣的线索，通往更广阔的神经化学领域：通常疼痛在我们做梦时是被抑制的，46这解释了服用止痛药吗啡（以古希腊的睡眠之神命名）后产生的“像梦一般”的状态。吗啡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止痛药，因为它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传递系统：阿片类药物[9]。它们又要如何融入这个理论构想呢？

正如我们在这典型的一天里，通过各种不同的例子反复看到的，神经元集合就像是罗塞塔石碑一样，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线索，帮助我们把客观的生理学与主观的体验联系起来。在上一章中我们曾提到，个体感受到的主观疼痛感的级别可能与异常大的神经元集合有关，同时阿片类药物的抑制作用能够缓解疼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用吗啡缓解疼痛是通过缩小神经元集合的尺寸来实现的，那么与之相对，随之而来的“像梦一般”的主观体验，也意味着真实梦境的类似体验可能与小的神经元集合有关。特别有趣的是，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明显与梦类似的、且也是一种小神经元集合的状态，也呈现出更高的疼痛阈值。47

五、做梦是小神经元集合的结果吗？

儿童48和精神分裂症患者49之间存在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大脑在工作时多巴胺水平高，而前额叶皮层功能较低。我们已经看到，过量多巴胺和不活跃的前额叶皮层可能与小神经元集合相关，因此毫无疑问，不管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什么机制，都很容易应用于梦中。

我们称之为梦的现象学体验的基本生理学关联，会不会是那些异常小的神经元集合之一呢？为了检验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看看，现在是否可以用“石头扔进水潭”这一类比来说明各种事实，并协调在关于睡眠和梦的不同理论中早已出现的许多解释不清的现象和异状。

第一，“石头扔进水潭”集合模型或许解释了嗅觉为何没有在梦中出现。50正如我们此前看到的，嗅觉相比视觉和听觉等其他所有感官感觉，更不依赖于残留的内部活动，而完全由“投掷石头的力量”，即外部输入的力量起作用。因此，这种由外部所驱动的感觉，在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第二，人类胎儿和其他物种中无需立刻投身外界活动的幼崽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做梦上。对于困在子宫中仅有最低限度感官输入的胎儿来说，51唤醒将维持在适度的水平：“水潭”的黏性会阻碍涟漪，而石头投掷的力量将会比较弱，“石头”本身又比较小，因为神经元连接不足。此时，做梦，也就是小神经元集合，很可能是默认模式。与那些幼年便成熟的物种相比，对于不用一出生就要处理外界信息并实现高效互动的物种而言，“石头”投掷的力量也不会太强，即神经元集合相对较小，完全清醒的意识也不是特别必要。

第三，睡眠剥夺是有害的，阻止梦境产生也没有好处。倒不是说因为这会导致大脑无法储备大量的关键化学物质（正如我们所见，这一过程在做梦时也没有发生），而是因为大脑不应长期处于完全有意识和清醒的状态（也就是说，持续接受外界的信息）。保持觉醒需要连续不断地将“石头”扔到“水潭”里，由于持续的竞争，持久的神经元连接的塑造又颇为费时，这种更大的“石头”将很难形成。最终，“石头”会变小，增加了随后的神经元集合变小的可能性。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状态的特征是强烈的情绪及逻辑的缺乏，甚至可能是精神疾病。

第四，回顾之前的研究，快速眼动睡眠与梦可以彼此独立发生，即使没有大脑损伤，人们也能体验做梦，而不表现出典型的眼球快速运动。那么，对于大脑而言，这两种类型的梦（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有什么共同之处，将它们仍然归为个体主观的梦境体验，而不是完全清醒的状态？共同特点可能是定量而非定性的，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神经元集合都比清醒时要小得多。但是神经元集合是持续变化的，不是非有即无，因此可以作为一种移动的标尺，用来进一步区分非快速眼动睡眠梦和快速眼动睡眠梦。如果快速眼动睡眠状态源于脑干调节乙酰胆碱的随意释放，那么它将进入大脑皮层的所有区域，使范围相对广泛的神经元集合的产生成为可能。相反，如果这个系统不被激活，也就是像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梦中那样，那么我们知道，依然在释放的多巴胺仅能作用于更小、更有选择性的目标，即前额叶皮层。无论其他因素如何决定关键神经元集合的形成方式及位置，如果没有额外的调节器（如乙酰胆碱），这些神经元集合就很可能会更小。做梦还是有可能的，但更罕见。

第五，每个睡眠阶段的实际长短是通过观察整晚快速眼动睡眠的变化来确定的。来自德州农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比尔·克莱姆（Bill Klemm）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看法，他说“大脑在充足的睡眠后利用快速眼动帮助自己醒来”。52他的想法无疑得到了明确的事实支持。在整晚中，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随着清晨的临近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这就好像我们在整个夜晚试图通过快速眼动来唤醒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快速眼动睡眠期逐渐延长，我们也就越来越清醒（参见第二章）。最终，快速眼动睡眠会发展到足以把我们完全从睡眠中拉出来的程度。

相关的解剖学证据能够支持这一理论，当大脑皮层将信息反馈给原始的脑干，脑干反过来会释放递质乙酰胆碱53来调节快速眼动运动。因此，如果快速眼动睡眠在夜间持续增加，同时相比非快速眼动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一般伴随着相对较大的神经元集合，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们所触及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广泛，那么随着夜晚渐渐消逝，快速眼动睡眠或梦的神经元集合与最初清醒时的小神经元集合之间的界限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如果神经元集合大小的功能是一个连续谱，那么不仅非快速眼动睡眠梦在神经元集合的数量上和集合的大小上会区别于快速眼动睡眠梦，而且快速眼动睡眠梦会通过与此相似的步骤（伴随着神经元集合的增加）逐步进入清醒状态也是合理的。任何一个时刻“石头”的大小，即此刻的脑连通性，将会决定梦境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日常生活的内容，变得更缺乏逻辑并有奇异场景，还是更多地反映着现实生活。

这一思路也能解释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人们便发现的一种状态，即所谓的“清醒”梦。54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声称：“一个人睡着的时候，常常能感觉到意识中有某种东西在告诉他，此时所见的只是一个梦。”大体上来说，就是做梦者意识到他们在做梦。此时，主观意识发生在正常的梦和清醒之间的连续谱上。可以说，这种更复杂精巧、更有自我意识的内容暗示着，当人经历清醒梦时，神经元集合仍然是较大的，于是进一步提高了醒过来的可能性。

与该假设一致的是“清醒入眠法”现象，做梦者从正常的清醒状态直接落入梦境，没有明显的意识消退，也就是说，沉睡的人似乎直接从清醒状态，带着完好的自我意识，进入快速眼动睡眠。55如果作为快速眼动睡眠基础的神经元集合比非快速眼动睡眠的大，而清醒梦的集合则更大，这就意味着它们可能更接近清醒状态时神经元集合的特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集合与不同程度的意识直接相关，其中也包括不同程度的梦。梦中的集合越大，人就越接近清醒，就越有可能梦见在清醒时所体验到的外部世界的事物和现实。所以，在任何类型的梦中，神经元集合都比清醒时小，但是这里存在着一系列连续谱，囊括自上而下的内部世界幻想和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体验，两个过程的具体比例取决于“石头”的大小，即神经元连接激活的程度。

神经元集合是一种模拟性的、无穷无尽的动态，是每时每刻不同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它们可以把微观层面的细胞和突触与宏观层面的脑区联系起来，从而为理解梦的现象提供一个框架，在框架中探讨梦的内容如何变化，以及梦与清醒世界的关系。但是现在，你已经离熟悉的世界越来越远，进入了更深的、无梦的睡眠……不经意间，暗夜正徐徐展开。

第八章　度过夜晚

这真是漫长的一天，不过终于快要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用两种语言来描述这一天中你所经历的一系列心理状态——客观生理学的术语和与之对应的主观现象学语言。神经元活动的程度与感官的冲击这两方面相互匹配。我们可以客观地谈谈你大脑中“预先存在的联系”，用更主观的语言来说，就是你个人化的“意义”。我们还要把多巴胺等调节因子的可用性考虑进去，它是一种生理上与唤醒的主观感觉相对应的物质。然而，另一个客观特征是互相竞争的神经元集合的形成，根据神经元集合形成的水平不同，有着相应的主观视角、分心和表现。同时，时间的流逝，也就是表现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叙事，可能与复杂的前额叶皮层的活动程度有关。

在上述这些不同的例子中，主观和客观的配对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意味着，现在我们能够在神经元集合的神经科学特征与主观现象学之间来回切换，同时持续地互为参照。我们可以从生理学开始，看看各种生理因素的不同组合，如神经元连接缺乏、多巴胺水平过高或是快节奏的刺激，如何产生相似的结果，即异常小的神经元集合。然后，我们可以同时向另一个方向探索并解释某些日常活动，解释我们已经很熟悉的某类精神状态和某类意识状态，例如童年期意识或精神分裂症，我们还可以将它们依次对应于特定形态的神经元集合的动力学。

最重要的是，在一整天的旅途中，我们已经看到神经元集合作为客观和主观状态之间的中介，如何解释各种难题：人类与非人类的意识，不同程度的麻醉，闹钟的效果，听觉和视觉之间的区别，梦的本质，甚至在环境丰富程度的影响下，意识本身在人类进化和生存方面的价值。

一、神经元集合：连接生理学与现象学的罗塞塔石碑

因此，我们现在能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测（见表二），例如：这些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状态可能是如何彼此联系的，它们的共同因素是净集合大小这块罗塞塔碑。在表中，最上面一行是多种不同的因素，用客观生理学术语表达，彼此相互独立，如刺激、神经元连通性或化学调节因子；最下面一行则是同样的因素用主观现象学语言来表达。

这样的表有什么用呢？来让我们看其中一个例子。抑郁和焦虑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抑郁有一个连续的主题或情景，如一种无法改变的情况，像配偶的死亡，或者一种一般性的、持久的化学状态，即整体情绪状态持续处于低潮当中。相反，焦虑会产生多个、快速、想象出的可怕后果，就像它们发生在现实世界中一样。例如，对抵押贷款的焦虑可能会让人产生遭到起诉、失去家庭、失去配偶等一系列的联想。

因此，尽管抑郁和焦虑都是基于内在化的、广泛的神经元回路（一块巨大的石头），但随之而来的唤醒水平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所不同。抑郁者的调节因子释放水平较低，而处于焦虑情绪中的人调节因子释放水平较高，如同恐惧的情形。但话说回来，焦虑不同于恐惧，因为恐惧依赖于强烈的外部刺激，需要的是一块小石头被大力地扔出去。因此对于焦虑来说，神经元集合的生成率虽然与恐惧时一样高，但焦虑主要是由内部因素驱动的，这方面与抑郁一样。因此，三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可以通过各个不同因素的不同贡献区分开来，它们推动产生了最终的神经元集合，进而产生了意识。1

尽管看起来像异端邪说，但这里的关键点并不在于表中预测的集合尺寸是否正确，而在于这种预测或许最终是可检验的。神经科学的贡献并不是给出多少答案，而是提出可以通过实证来研究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卡尔·波普尔的著名术语“可证伪假说”。2然而，神经元集合在处理所有来自整个大脑的难以捉摸的主观现象学时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是验证这种作用，我们需要人类被试。

表二

在第二章，我们看到曼彻斯特大学的波拉德教授的研究，他开发了一种用于研究大脑的fEITER技术。这项技术使他的团队不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尺度内观察大脑，而且可以以一种非侵入性的方式观察大脑，这为在人类被试身上进行测试提供了机会。3虽然同样非侵入性的技术如fMRI是相对无痛且实用的，但它只能监控间接参数，如血流量的变化，而fEITER能够读出对大脑状态变化的直接测量，即神经元的电阻变化。4这意味着，我们首次拥有了实时监控人脑的潜在机会。当波拉德教授在媒体中谈到，他目前已有的数据，似乎能够支持我们实验室研究“意识本质”的方法，你可以想象我们有多开心。5运用fEITER技术，最终我们有可能测试出表中所示的各种预测。这些研究将为深入了解各种主观心理状态下的神经机制提供强有力的见解。

但是即使能够捕捉和分析神经元集合的轮廓，它充其量也只是意识程度的索引，而不是对现象本身的证明。不要忘了，不管多么精确，神经元集合只能提供神经元事件与意识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因果关系。那么，在神经元集合形成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二、身体中的大脑

我们迄今为止很容易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脑位于身体之内，它不是像哲学家有时喜欢想象的那样，漂浮在某种超现实的大缸中。6相反，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之间存在持续而密切的相互作用，否则就会出现生物学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此外，诸如安慰剂对疾病的影响，抑郁情绪对健康的影响，或荷尔蒙（如催产素）等激素对你依恋或亲近某个人的影响等等，这些尚且无法解释。任何基于神经元关联的现实意识理论，都必须考虑到大脑和身体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短暂而脆弱的、由数以百万计的单个神经元组成的联盟，如何能够将一种非常融贯的信息传递给有机体的其他部分及其各个控制系统。换句话说，某个特定的神经元集合如何向其他那些眉毛以下的器官报告，反过来又如何受它们之间多样机制的影响？

无论从大脑发送到身体其他部位的信号是哪一种，它要传达的都不仅仅是上述问题中集合的大小，还包括它的内在活跃程度、时间窗的长短，以及产生它们的特定脑区的信息。神经元集合有应对这一挑战的潜能，因为它们能够提供可读出的数据，包括各种高度可变的因素；正因为对这些因素可以进行差异化的操纵（参考表二），所以会有不同的净读出数据，反映每个神经元集合从这一刻到下一刻的情况。

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每一个不同的定量和定性因素都不可能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被二次复制。这是因为，与特定的解剖脑区和/或其电活动信号不同，每一个神经元集合，无论它何时在大脑的何处产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种一次性的特点，使神经元集合相比其他可能的意识相关神经结构（见第一章），都更适合与每一个独特的意识瞬间相对应。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方法来传递这种定性和定量信息的组合包，这种方法也要能对非神经系统和身体的外围器官（比如肠道）以及其他的重要控制系统（如自主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产生影响。必须存在某种通用的系统交互接口，使外围器官和身体过程与大脑保持密切的往来通信。7

幸运的是确实存在完美的媒介——肽分子。肽与蛋白质是由相同的成分（氨基酸）组成的，但与蛋白质的大小不同，肽可以非常非常小。该术语本身来源于希腊语的“消化”，因为很早之前人们就认为这些化合物与肠道相关，虽然我们也即将看到，它们也可以成为大脑中强有力的神经递质。事实上，肠道与大脑似乎处于密切的对话中，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发自肺腑的感觉”（gut feelings，直译为“肠子的感觉”）这个短语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8在这种情况下，肠内细胞分泌的肽发挥着激素的作用。肽激素不仅会相应地影响所在区域的消化，还对周围神经和在脊髓里的神经产生作用。因此，它们会对支撑记忆和情绪的大脑反应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广泛的大脑区域参与了这种脑——肠道互动。9但是，不只有肠道（像在体内遥控一样）能够通过这些热情而多才多艺的使者与大脑对话。例如，一种引发血压升高的肽，即血管紧张素，是由肾脏产生的，但也会影响诸如学习之类的复杂的大脑功能。

很早以前，生物学家就知道，关键而急迫的身体信息如体温、血糖和胰岛素水平是直奔关键脑区的，而血压和心率的读数会通过动脉、心脏和特定自主神经的各种机制进入大脑。10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想法是，所有这些不同的输入信号最终整合为一个共同、单一的“享乐主义”11的幸福状态。虽然这个有趣的概念仍然含糊不清，令人沮丧，但我们不难想象其他调节因子，例如肽激素，以主观的方式，转化为某种倾向或情绪。但是，这种特殊的意识状态又是如何从大脑反馈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以确保中枢神经系统与重要器官、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能够持续对话的呢？

也许身体重要的控制系统之间紧密协作、相互影响最著名的例子是压力的运作过程。这种我们都很熟悉的体验是由一种特定激素（促肾上腺皮质释放激素）和去甲肾上腺素递质（它的功能之一是克服组织损伤引起的炎症）引发的。12同时，该系统涉及更持久的心理状态，例如长期激活它可以使人抑郁等。当三大系统（内分泌、免疫和中枢神经系统）构成的组织出问题时，人体会产生各种紊乱，从诸如风湿性关节炎等炎症性疾病，到更难定义的心理问题。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但我们能肯定的是这三大系统间的互动一定包含其中。例如，抑郁症通过对免疫系统的损害增加了人体患病的概率。在对两千多名美国中年男性进行的一项持续二十年的研究中显示，不考虑其他相关因素，如吸烟史或家族病史，那些表现出抑郁倾向的男性在之后患致命癌症的风险是控制组的两倍。13同样，挪威的一项调查表明，即使在控制了年龄、医疗条件和身体状况等变量后，患有严重抑郁症者因大多数主要死亡原因而死的风险都更高；14抑郁同时也增加了冠心病的发病风险。15

研究表明，免疫系统在大脑中的调节机制，与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著名的狗的实验中大脑的运行机制是一样的。动物最终一听到之前与食物相关的铃声响起，就开始分泌唾液。在一项对大鼠的实验中，即便最后只有食物刺激本身，食物的甜味也会产生与免疫抑制药物相同的作用。最终，并不是药物抑制了大鼠的免疫系统，而仅仅是药物和甜味之间建立起的联系就能发挥作用：这使得甜味本身产生了与有毒药物相同的作用，并最终杀死了大鼠。16

一种特殊的习得性关联（例如甜味），会引发化学物质（例如多肽）的分泌，继而对大脑和免疫系统产生影响，这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最大的难题仍然存在：这种互动是如何统筹协调的？局部的化学物质杂乱无章地涌入不同的脑回路中，随意地起起伏伏，而不管机体整体的状态，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身体将冒着接受洪水般混杂信息涌入的危险。大脑整体输出的情境呈现出“抑郁”，甚至更模糊的“享乐状态”，简言之，即其所呈现的某种心理状态，一定有相应的物理表征。虽然我们还不能以精确的、基于实证的细节来描述这样一个过程，但神经元集合很好地符合了与自上而下的意识密切相关的大脑组织所要求的恰当水平，同时构成了各种自下而上的脑机制和过程共同涌现出的性能。然而，神经元集合的形成会让大脑给身体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当然不可能只是简单的电信号（神经元网络的通行证），因为这时信息要穿越相当长的距离和不同种类的非神经性生物组织。这些信息必须是化学状态，也就意味着信号肽……

除了在大脑之外的身体部位执行一系列功能外，肽在大脑中也能作为神经递质发挥作用。例如，自然产生的脑啡肽类似于吗啡，在大脑中起到减轻痛觉的作用。中枢神经系统（CNS）中几乎所有的肽都有一种迷人的共同点，它们经常与一种熟悉的、常规的神经递质共同存在于单个神经元中。17例如，多巴胺细胞中也可能含有脑啡肽。18如果两种不同的神经递质基本功能相同，大自然为什么要把它们过载于一个神经元中呢？

我们先假设情况并非如此，常规神经递质和肽并非做同样的工作。我们现在知道，与自身释放递质不同，肽在不同的条件下选择性地从不同的子空间中排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从神经元中释放出来，其释放条件是细胞必须更加活跃且活跃更长时间。因为大脑中成百上千个肽在释放量上会有所差别（定量因素），19同时，基于它们自身具备不同的化学特性（定性因素），大脑有了任其所用的强大附加工具。现在我们可以将一个单一的数字参数，动作电位的“全或无”发射率，巧妙地转换成一个模拟参数，其中只有当活跃度以较高的速率持续一段时间时，额外的肽递质才会释放。释放的肽量，连同其本身的定性特征，将会反映出某个具体的神经元在某个确切的位置以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激活的程度。因此，也许自然界把两种类型的神经递质分子分配给一个神经元并不是一种浪费。其中一个是经典的神经递质，它在一个局部的、短期的水平上工作，另一个是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上发挥作用的肽。

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神经元集合，甚至包括那些相对小或弱的集合，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是它们的持续时间很长，通常是单个动作电位的几百倍。因此，神经元集合的形成过程将为肽的释放提供完美的环境。大脑内的这种释放可以与其他神经元群，甚至是身体其他部位交流，形成一个重要的集合，而不是孤立的某个或某两个突触活跃着。此外，这些信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开关。相反，额外的定性因素，即刚才讨论的肽的化学特性，可以对某个特定的集合进行高度个性化的一次性读出，根据：一，特定的不同化学物质的释放水平；二，释放持续的时间；三，多肽的特殊组合，这将为其空间大小甚至解剖来源提供线索，因为不同的脑区具有不同的肽特征。反过来，这些集合的特征将不同于自下而上的细胞活动层面或自上而下的宏观解剖学层面的解读，它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反映并读出各种各样的功能信息，包括唤醒、可塑性（记忆）、感觉输入和身体内部状态（饥饿、疼痛等）。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在活跃的脑细胞形成神经元集合的过程中，不同的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决定集合最终的大小（涟漪的范围），而这又是由感官刺激的程度（投掷石头的力度）、认知关联的程度（石头）、调节因子的可用性（水潭的黏性）以及与之竞争的新集合周转率（随后投掷石头的次数）所决定的。正如我们在一天中的许多不同场景中反复看到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时刻定义某个独特集合的范围。

如图9所示，大脑和身体随后可以通过神经元集合进行交互，这种交互行为的简单化方案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更多的问题。

但是，就目前而言，想象肽在身体其他部位循环和作用也是有可能的。在独特的多肽特征大脑中产生的读取和输出之间的来回迭代，指示出某种特殊神经元集合的存在及其状况，这种神经元集合与特定条件下来源于其他身体系统的反击性肽相结合，就会以某种方式转化为瞬间的意识。但是这种转化是如何发生的？意识的内在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都尚未解答……当你睡醒时，伴随明天而来的会是什么？

图9：形成意识的一种可能机制。这两组同心圆代表了拥有上千万脑细胞的瞬时神经元集合。其中最大的集合将主宰大脑中的某一时刻，并决定那个时刻的意识。召集细胞的程度以及产生意识的程度取决于各种因素，例如感官输入的活跃度、预先存在的关系（连接）和竞争程度（分心物），这些都表现为开始形成较小的神经元集合。典型化学物质，如多肽，将从瞬时集合中释放出来。因此，这些化学物质的类型、数量和浓度将构成大脑中一种独特的、一次性的突出的神经元集合特性，然后通过循环将信息传递给身体的其他部分。相反的，从免疫系统和重要器官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会改变神经元的工作过程，其他化学物质如激素和与唤醒有关的胺也会随之改变。因此，意识依赖于整个身体的协调工作。20

第九章　明天

醒来时，你不知道自己失去了多长时间的意识，很可能感觉只是打了个盹儿，或者觉得昏睡了几小时。这种熟悉的迷惑感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睡眠既包括感官刺激的缺乏，又包括时间流逝感的降低，这是否意味着两者有某种联系？1

一、时间的流逝

时间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特征。然而，对时间的本质和它的流逝思考得越多，你就会感到越迷惑。即使思考最基本的时间单位（就简单的1秒钟），也会带来困难。我们可以用客观但同时也令人困惑的专业术语定义什么是1秒钟，即9192631770个辐射期的持续时间，对应铯-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之间的跃迁。但这一定义，也不过是某种武断的定义。2

另一方面，时间流逝的体验是毋庸置疑的，对所有人来说，时间的流逝都令人感到遗憾。时间这个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如箭头般单向前行的自然事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3社会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曾意味深长地总结道：“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住在那里的人们以不同于我们的方式体验着时间，这样的仙境是不存在的。”4虽然艾萨克·牛顿相信，时间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现象，以其独特的规则5存在着，但当代物理学家们认为时间与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空间更容易被感受为某种单纯“存在在那里”的事物，时间却并非如此。当你从睡眠或麻醉中醒来时，你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无意识状态中所经历的时间。而且，即便你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时间流逝的感觉也会有很大的变化，有时感到“时光飞逝”，有时又感到“度日如年”，这取决于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以及你是否享受这个过程。时间感是主观的，因此它是意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每个人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内在世界一样，我们也构建了自己的时间感。

当然，时间感所具有的典型主观性有助于它被人们进一步了解。一方面，存在一种人们熟悉的记忆过程，其跨度从几秒到几个月不等，6人们对时间的体验并不受到当前意识的监控，而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对其进行回顾。在这种回顾性的时间区间内，记忆中某一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与其实际的时间顺序是存在差异的。另一方面，存在一种对时间流逝的直接感知，7这种即刻觉察的时间段在亚秒和秒之间。20世纪初哲学家、心理学家E.罗伯特·凯利（E.Robert Kelly）将其描绘为“似是而非的现在”，8是一种被描绘为延长的“当下”的幻觉：

我们将它命名为“似是而非的现在”，将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往事称为明晰的过往。对听众来说，一首歌的每一个音符似乎只关乎现在。对观看者来说，一颗流星的位置变化也只关乎现在。在这些序列终止的瞬间所测量到的时间，似乎没有一个部分是过去的。如果从人类理解力的角度来看，那么时间包括四个部分，即：明晰的过去，似是而非的现在，真正的现在以及未来。排除似是而非的现在，时间便包括三种……虚无缥缈——过去，并不存在，未来，也不存在，而位于它们交界之处的是现在；驱使时间不断推进的力量，也存在于我们杜撰的这种似是而非的现在中。

二、时间知觉

神经科学家如何才能从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中找到立足点呢？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在大脑中是如何实现的呢？毫无疑问，最简单的策略是，看看我们的神经网络中是否有某个产生时间感知的特殊区域。但是，鉴于我们一直不断地被提醒，我们永远不应该用一个单独的脑区来解释某种复杂的功能，因此，要说与时间知觉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类型的认知过程是许多脑区联合作用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例如，小脑——大脑后部菜花状的结构——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候选者。别忘了，小脑可被称为脑的“自动驾驶仪”，它能够按照时间锁定顺序协调感觉输入和运动输出。接下来还有“基底神经节”，它是起到内部驱动运动作用的关键脑回路，同样，它也具有高度的时间敏感性。另一个可能参与时间感知的脑区是顶叶皮层，这是一个复杂的脑区，在该脑区中，感觉和运动步调一致。通过脑成像、脑电图以及神经心理学研究，神经科学家们早已发现，顶叶皮层的损伤会导致人们在空间作业和时间辨别上出现问题，9更何况，这一区域对处理听觉和视觉刺激的时效性也很重要。10因此，顶叶皮层如同额叶皮层那样，扮演着某种类似于执行功能的角色，同时也与更加复杂的时间感知有关。11下面这项发现同样不足为奇：额叶的损伤会导致“来源遗忘”，来源遗忘本身并非记忆的丢失，而是在对过去的经历按照情节、时间或空间进行区分时存在困难。

然而任何将功能与结构联系起来的操作，都直接取决于我们具体要讨论的是何种功能的哪个方面。如果将老鼠的大脑皮层完全切除，这种具有非凡恢复能力的生物不仅可以存活下来，可以活动，还能依然成功地估计出40秒的时间间隔。12因此，从大脑层面来说，时间感知的某些方面要明显比其他方面更为复杂。13然而，列举不同脑解剖结构单元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间感知是如何变得可能的。相反，我们不要把大脑区域看作一个个独立的迷你大脑，而要发现它们的集体交互作用。

像视觉等大多数复杂的心理过程一样，时间知觉的运作过程并不简单。正如可以把视觉划分在30多个不同的脑区（分别关注颜色、形状和运动处理等）中，神经科学家可以把时间知觉拆分为不同的因素，共同作用于最终产生的整体体验。例如，持续时间以及传入刺激的同步性和顺序，都会影响我们感知时间的方式。因此，正如视觉的最终体验是由不同的、无缝协同工作的元素所组成，时间流逝的体验也是如此，14这就引出了我们所谓的如何“协同工作”的问题……

研究时间知觉的神经科学的人都同意一个观点，即大脑中并不存在中心时钟。美国神经科学家戴维·伊戈尔曼（David Eagleman）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指出时间并非单一现象，并通过三个能消解“时间是一个事物”这一观念的例子来说明。15第一个例子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客观上相同的时间间隔中，我们对时间的主观感觉不同。16我们都知道，同样是一个小时，在候车室里无聊等待和在喜欢的小酒馆里待着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个例子，如果我们在一系列相同的重复刺激中间，听到一个很不同寻常的、“古怪”的声音（与前后的其他声音都不同），我们会感觉在古怪声音和下一个（或上一个）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更长。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感知时间的扩展——比如听觉音调的音高或闪烁刺激的频率——并不会随之改变。这一观察再次表明，时间知觉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而是由独立的神经元操作组成的。这一过程通常在潜意识状态下运作，但在实际实验条件下可以明显地区别开来。17

第三个例子来自一个巧妙又独特的实验，通过让志愿者身处看似有生命危险的情境中，故意设计让时间在这个实验中“变慢”。我们大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都体验过时间似乎突然凝固的感受，也就是时间膨胀了，比如当身体处于极度危险的情况中，或收到特别坏的消息时。如果对时间的感知归根结底是“同一个事物”，那么这些被拉长的时刻会导向一段更为敏锐的时间体验，就像观看慢镜头视频一样，你会注意到更多细节。但是这项特殊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实验要求被试从50米高的塔向后跌进下方的安全网。18正如预测的一样，这些莽撞的志愿者在回顾时报告，他们觉得坠落的时间似乎更长，36%的被试报告说，他们自己坠落的时间比观察到其他被试坠落的时间更长。但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被试在坠落过程中对时间有更扩展、更详细的体验，他们无法报告当时周围世界的任何其他方面。而相比之下，似是而非的现在，也就是当你正在经历“此时此地”的时间流逝时，反倒会有更多细节，比如现在很流行的正念训练。19

通过观察坠落的被试，伊戈尔曼得出结论，由于记忆是用于回顾性时间知觉的，那么更多记忆或联想会被填入这段感到恐惧的时间里，反过来又会扩大主观的时间知觉。换句话说，你对事件的记忆或联想越多，便会认为它的持续时间越长。由于对同一情况的时间知觉会因为它是正在进行（似是而非的现在），还是掺杂了回忆而有所不同，因此它不可能是“同一个事物”。

另一种可能性是，用伊戈尔曼的话说，时间的推移可以“在不断变化的神经元网络活动模式中编码”。20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神经元网络的成长（比如通过增强突触）将有效地“编码”这个时间段本身。但是，这种情况只会把重点从外部客观事件转移到大脑中发生的客观事件上，而时间知觉的主观性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21

依我看，这种基于编码概念的方法，无论在大脑功能的哪个层面上，总是会出现同样的难题。如果某事物被编码，之后为了沿着这条线行进，那么它无论如何都会再次被解码，以此来获得某种价值或意义：这就是代码的意义所在。如果意识是时间知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解码的概念都会使我们正好陷入到关于接收端的“人”或“事物”的读取谬误（见第一章和第四章）当中。相反，一种更富有成效的方法可能是降低我们的期望，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只是寻找时间知觉在大脑中的关联物，看看我们是否能辨别出一些潜在的原则。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不同情况下，都会出现时间膨胀（将时间估计得比实际更长），但是这些不同的情况可能在大脑中有共同的潜在的神经机制。首先，对刺激的关注会使时间看起来好像持续了更久，例如在正念训练或者“古怪声音”的实验中，处理不正常刺激22或者在人为制造的“危险”情况下23似乎需要更长时间。

其次，事实上，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与刺激强度的大小成正比。更多、更大且更明亮的刺激，延长了对时间持续的主观感受。24第三个因素是强烈的情绪。25例如，当生气的面孔出现，或者当你在现实生活中沉浸在一段紧张的关系或活动中时，你都会认为时间更长。两者的共同线索是一种潜在的高度唤醒。出事故时我们肯定会有恐惧的情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常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人会感觉时间“凝固”了。

第四个非常不同的例子是童年时代，我们普遍认为人在这个时期，会有一种拥有全世界所有时间的感觉。孩子们活在“当下”，也就是现在。例如，有报道称十一岁的孩子将一天的长短大约体验为生命的四千分之一，但是五十五岁的老人觉得是两万分之一，因此对孩子来说，普通的一天要比成人长得多。对于患有注意力障碍的孩子来说，时间过得特别慢。26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也是一样，27时间不再是平滑的事件之流动，28而是由碎片化的事件组成，在这些事件中所有感觉都在增强，而每件事都需要更充分的注意力。提高兴奋水平的兴奋剂也会导致对时间长短的高估，29而抑制兴奋的药物则有相反的效果。30

这些不同的发现表明，各个与高估时间流逝有关的因素之间有明显的重叠：唤醒、情绪、刺激物和多动症，所有这些因素都与多巴胺系统的过度活动有关。31反过来，多巴胺过量会导致前额叶皮层的抑制，32我们已经看到，这时会出现一种类似于儿童状态的现象，而有时前额叶皮层更有可能与外界发生更有力的互动，进而导致更直接的信息处理，33就像在事故中一样。

我们对时间的主观感受也受运动34和事件复杂性35的影响。因此，有一种观点是，大脑单纯根据事件的数量，即进入大脑的有效输入量，来估计时间的流逝。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能解释完全相反的情况了，当有效输入根本不存在时，例如在睡眠或麻醉状态下，时间似乎一瞬间就过去了。这并不是说当时间变慢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欣赏似是而非的现实中的一切，恰恰相反，当你处理比平时更多的输入信息时，作为结果变量的时间似乎会慢下来，但只有在回忆一件事时的回顾性状态中才会如此。积累的信息量驱动你的时间知觉，而非时间知觉驱动你的信息积累。

每个输入的刺激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坐标，两者不可能分开。有趣的是，孩子们经常混淆时间和空间，36例如无法理解龟兔赛跑的故事，他们不太能理解更快和更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物理世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时空流形”，即三维空间与第四维的时间相结合。37也许，当大脑处理重要的输入信息时，会对随后的时间流逝感知设定速度，而相关刺激的时空关系仍保持不变。因此，就大脑而言，时间知觉可能不是一个明确的参数，也不是某种简单的“神经元时间”，而是一种基于空间和时间共同作用的变化模式。

这个想法一点儿都不新鲜。早在1915年，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就将空间和时间认定为“包含所有思想的坚实框架”。而1953年，神经学家麦克唐纳·克里奇利（Macdonald Critchley）38指出“纯粹的时间定向障碍……是一种与空间障碍无关的罕见现象，虽然通常来说两者是一起出现的”。1975年，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声称“并没有时间知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知觉和运动”。这一观点甚至导致神经科学家文森特·沃尔什（Vincent Walsh）提出在大脑中，“时间、空间和数字是按照某个共同的标准来计算的”。39

一项调查能够直接说明这种令人着迷的可能性，40被试在观察不同空间环境时判断时间的流逝。在每个实验中，有三种不同的模型，分别是铁路成比例模型、客厅模型和抽象模型，每个模型都有大和小两种型号。当实际物体的尺寸小于模型时，被试会把它与压缩主观时间相关联。再重复一次，似乎所处理信息的密度不同也会影响时间知觉，而这次我们看到，在不同空间大小中也是如此。在一个对照实验中，41被试在观察不同比例空间的过程中，时间体验也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令人惊讶的是，空间比例越大，时间似乎越长。

如果时间和空间是相通的，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便会有耐人寻味的涵义。身处湖泊和山脉之类的大型空间中，可能会让人感知到时间比实际上更多。例如，沉浸在自然或宏大（如教堂）的环境中，可能是一种让时间慢下来的方式，因为这些地方会给人带来敬畏和平静的感觉，这就与时间知觉的扩大相关。42因此，为了理解我们是如何感知时间的，我们需要运用某种脑内的时空机制……

三、时间与空间中的神经元集合

我们再次强调，神经元集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它视为罗塞塔石碑，把生理学和现象学联系起来，看时间知觉是否能与“往水潭中扔石头”相类比。我们刚刚看到，对时间流逝的感知是由传入刺激的程度所驱动的，而非与之相反。神经元集合会迎合这种单向现象，因为它们从来都不是预先就存在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的一次性动力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因素决定的，每一个因素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都有不同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缓慢流逝，设想一个高周转率的神经元集合，因为感觉信息一个接一个地输入，所以集合仍然很小，在事故、儿童、精神分裂症患者、兴奋剂使用者等案例中会发现这种现象。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列表中添加一个看似矛盾的状态，即无聊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时间过得很慢，因为刺激没有显著或强大到足以产生更大的神经元集合。当然，在与之相反的时间飞逝的情况下，也就是当我们从事一项要求集中全部注意力的活动时，就像读一本精彩的小说一样，神经元集合的周转率变得很慢。然而，最极端的例子，便是我们最开始产生时间知觉时，也就是当我们从睡眠或麻醉状态中清醒过来时，这期间根本没有感觉的输入，也就完全没有时间流逝的感觉：一下子天就亮了。

我们在被试坠落的实验中看到，43时间知觉的膨胀并不能增强大脑的感觉输入，因此对时间主观的、回溯性的时间知觉并非特定神经元集合的简单净产物，因为它们已经生成了，所以无法进一步被修正。我们再想想“往水潭里扔石头”的比喻，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除了刺激强度（投掷的力量）、意义（石头的大小），唤醒（水潭的黏度），我们还可以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增加神经元集合的周转率。参与贡献的神经元集合的周转是确定一个公认假设性总体场景的特征的关键，该场景将产生的经验与任何特定的意识时刻联系起来。

经过几百毫秒之后，单一神经元集合的活动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会衰变，而这恰恰是里贝特等人发现意识出现的关键阈值。44因此，没有一个单独的神经元集合可以直接与正在进行的意识本身相关联。但是，如果某一特定神经元集合在每种情况下的明显衰变，都是随后触发更重要、更广泛事件的重要因素，那会如何呢？这种“其他事件”将是一种包含空间和时间整体性的单一实体，它可以解释似是而非的现在，即意识本身。因此，让我们来探讨如何实现“其他事件”这样一个普遍的、假设性的实体。相比在实验室高度人为的环境下研究麻醉大鼠或脑切片，在现实生活中更可能的情况是，多个神经元集合在大脑各处产生，而不知何故，它们在同一时间段内叠加和协同工作。

我们永远无法利用现有工具在三维活体大脑中发现这种整体效果，特别是当我们还没有明确到底要寻找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被实际的实验研究所限制，用一种更不受约束的方式探究，理论科学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设想出一个更准确、更新颖的画面，看到整个大脑会发生什么现象来与意识时刻产生关联。让我们简单看一下如何设计神经元集合的假设模型，接下来就可以进一步研究在设定的时间框架内，多个神经元集合是如何相互作用交流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确认构成一个可能的单一神经元集合的螺丝和螺母会是什么。

四、走进神经元集合

我们传统上认为大脑运行的基本构件是单个的神经元突触。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个合理的假设开始，即神经元集合动力学最终会由我们所熟悉的突触传递过程决定。但假设神经元集合只是一堆突触的纯粹集聚，我们就会遇到问题——我们目前所见的现象，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无法解释。

就空间而言，根据经典模式突触传递的支配法则进行预测，神经元集合的体积应当比实际情况小得多。与典型的理论预测值相比，实际的神经元集合的延伸范围要大三至十倍（见图2）。45就时间而言，我们知道神经元集合活动从最大强度衰减到20%的强度46需要约300毫秒，完全消失需要的时间则更长。47然而传统突触活动的时间量程最大仅为20毫秒。48

神经元集合必然有一个额外的运作机制，而突触传导和这个额外机制之间存在明显对照，可参见图10中的时间框。须注意，尽管根据经典突触传递理论，一个信号从丘脑传递至脑皮层速度极快，仅需5毫秒便可以完成一两毫米的行程，然而神经元集合在丘脑中完成全面传递却额外需要20毫秒的时间。49这很可能是额外机制作用的结果。

图表10：利用电压敏感染料成像的实验鼠大脑切片中的神经元集合（Fermani, Badin&Greenfield，待出版）。一般情况下，突触信号从丘脑传递至脑皮层，5毫秒可达到最远2毫米的距离（见图中5毫秒后的脑活动情况）。然而接下来神经元集合信号扩散到0.5毫米的半径范围却花了四倍的时间（见20毫秒处的脑活动情况）（本图的彩色扫描版见彩插7）

有两种重要的大脑通信方式可能与此有关，尽管这两种方式并不太为人所熟悉。一种是比突触传递在更广泛的尺度上运作的容积传递，另一种是相对非常微小的间隙连接。下面我们来简要看一下这两种方式。

前者之所以称为容积传递，是因为它使得神经元之间的互动作用以一种不太特异，以及极为缓慢的速度进行，但好处是同时参与的细胞数量要多得多。这个曾一度被视为革命性的理论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得到了非常全面的研究。如今，容积传递已经被公认为一种神经通信的替代形式，其重要性等同于“联网”的经典突触传递理论。50

事实上，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就已经知道，部分形似树枝状的神经元（树突）可以释放多巴胺等经典传递介质及其他生物活性分子。树突还有着非常不同的功能，人们通常认为树突是神经元的接收区，成为其他神经元发送信号的目标（突触轴突末梢）。但是现在人们发现，树突可以独立于细胞体产生的电信号，自行释放物质，这已经成为一条普遍的原则。不仅如此，树突释放物质的现象发生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而且非常分散，意味着它是一个与经典突触传导完全不同的调节过程（在突触传递中，动作电位发放、脉冲传播皆围绕轴突进行，并且突触中轴突末梢发出的传递介质都是有明确指向的）。51

但我们仍然要面对一个问题：突触传递的发生范围太小、速度太快，但容积传递对于神经元集合的增长来说又太慢了。52这里很可能还存在第三种神经元通信方式，它完美地补充了快速的、区域性的突触传递和需要更长时间的、缓慢的容积传递的不足。

这第三种通信过程不涉及任何神经化学物质，而是通过“间隙连接”，即细胞间的直接接触，在现有的传播过程中实现。53有趣的是，在神经元网络中，神经活动的快速振动（200赫兹）不是通过突触而是通过这些间隙连接实现的。54因此，如果我们目前观察到的神经元集合的持续性活动背后，是这些快速振动在发生作用，55那么，尽管它们达到最大强度需要更长时间，但一旦启动，56神经元活动的范围将远超过突触信号所能传递的范围。这种扩大了的神经活动便会与各类神经元集合设置的规模相同。如此一来，神经元集合便可以提供充分符合意识运作时空要求的神经关联。因为与小范围的神经回路不同，这样的神经元集合不太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决定着任何一个神经元集合的形成、持续时间和衰减的这三种通信过程，并不是独立运作的，57而是共同起作用的。但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当一个神经元集合启动并触发了某个意识时刻之后，会发生什么？线索可能存在于触发时机中。

五、一种元集合？

正如我们刚才所见，意识的基础不可能仅仅由单一神经元集合组成，因为到了300毫秒这个关键节点，一个神经元集合的信号将大幅衰减至其巅峰程度的20%。58但也许这正是关键所在：如果在单一神经元集合局部中的300毫秒处观察到20%的时间衰减，其本身就标志着大范围、持续性、整体性的神经关联的触发，而这种关联与意识的产生密切相关……设想如下情况：大脑各处的单一神经元集合独立运作的时间达到了约300毫秒，但就在它们衰减的同时，它们的活动或者说能量被转移到某种集合的能量池中。

我们姑且将这种集合池称为“元集合”，元集合可能相当于一次整体性的大脑活动，也就是一个意识时刻。原因如下：第一，神经活动只有在持续进行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意识状态，59这个时间窗等同于一个神经元集合的衰减时间，即刺激因子从“可见”到“不可见”的过程中大脑记录的电位保持不变的时间，分界点出现在270毫秒后。60第二，通过麻醉阻断意识可以大幅延长单一神经元集合的持续时间。61第三，在对感觉形态进行主观区分的过程中，接近这个长度的时间窗划分了神经元集合不同模式之间空间性差别出现的最早时间。62第四，能量需要以某种化学、电子或热量形式进行存储。如果它以热量形式存储，那么压力就会增加，反之亦然。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增加压力及热能，会使处于麻醉状态下的实验动物触发意识63，同时其神经元集合的体积也会激增。64

无论能量以何种形式存在，这种大规模的能量转移都将对大脑的背景活动产生更广泛的影响。65波动起伏的脑活动会敏锐察觉到单次能量转移带来的短暂干扰，进而激起整体性、全局性的涟漪效应，很可能正是后者为意识时刻的产生提供了真正的、最终的神经关联。因此，任何一个实际上产生了的神经元集合，连同在大脑各处同时产生的其他神经元集合（同时性在此很重要），成为一个关键的触发因素，就像是将一块石头扔进了一个远超其本身体积的池塘——这个池塘就是一个一次性的元集合。

那么，这个元集合要如何探查，在哪里探查呢？至于测量，就是一个更远的问题了。谨记：它不大可能出现在某个解剖学意义上的单一的位置。我们需要设想的是某种联动形式，它能将大范围、广泛分布的神经元组织联合起来，这一切发生于几百毫秒的时间窗中，换句话说，处于某种神经“时空流形”。“流形”是一个数学概念，它将时间和空间结合在同一个连续体中。如果将时间列为第四个维度，那么最终对任何一个神经元的元集合进行描述，都很可能成为理论物理学家而不是神经学家的工作。毕竟，涉及时空在单一流形中实现结合的问题，物理学家们已经发展出一套基本原则，并能用统一的方式描述大至超星系、小至亚原子层面上的各种物质问题。66

然而，如果说意识时刻的出现的确最终可以在任何时刻与元集合相关联，并进而表现为某种大脑时空流形，那么我们便不必再纠结于如何将意识的产生归因于某个解剖学意义的大脑特定结构。这项工作本身既违背我们的直觉，又不符合我们的理性判断，并且如我们在第一章谈到的那样，它耗费甚多，可是收获的结论却不值一提。另外，如果时间成为和空间一样关键的因素，那么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所讨论的内容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补充和解释，即听觉和视觉的区分、时空的细微矛盾点以及时间的主观过程等问题，这些或许都与神经元集合的变动有关。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中，随环境而变化的化学、电子以及热能将以某种方式转化成一个意识时刻。这个“某种方式”当然是其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也是目前阻碍我们前进的难点。就算我们能利用繁复而精确的数学工具模拟出不仅是我们见到的神经元集合，还有那些对意识产生起到了最终关键作用的不可见的、理论上的元集合，即便那样我们依旧很难继续往下推进，很难在客观物理现象和主观个人意识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并进行密切、准确的跟踪观察。这确实是一个大难题。

但我们真的应该停在此处吗？当然，除非我们能够建构或表述一种令自己满意的解决方案，否则哪怕是用最抽象的数学方式也不可能得出一个答案，来跨越从“相关性”到“因果性”之间的鸿沟。很多人大概会像我已逝的父亲那样，持有一个不无幽默的观点（这本书就是献给我父亲的）：“你不可能用黄油做的刀去切黄油。”意思是，人的大脑是不可能解构它自身的。为什么不就此放弃，去做一些更实际的、能立即投入应用的研究呢？更别说，那些研究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在真正开始全面探索这个问题之前，就缴械投降，我们应该将自己推向自我的认知极限。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我们需要暂时将点石成金的难题搁置在一旁，神经科学研究依然很可能产生巨大的价值，这些价值能够，也理应为哲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提供补充和支持。如果我们能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并肩合作，将想象力延伸到极限，那么或许理解人类直接体验这一奇迹的可能性将一点一点增加……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注释

第一章　在黑暗中

1　Blakemore, C.&Greenfield, S. A.Mindwaves：Teoughts on Intelligence, Identity and Consciousness（1987）.

2　Smith, J. D.，Shields, W.E.&Washburn, D.A.‘The comparative psychology of uncertainty monitoring and metacognition'.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6，317-39；discussion 340-73（2003）；另请参阅 Haynes, J.-D.&Rees, G.‘Decod-ing mental states from brain activity in human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7，523-34（2006）.

3　Crick, F.&Koch, G.‘A framework for consciousness'.Nature Neuroscience，6，119-26（2003）.

4　Gazzaniga, M. S.‘Forty-five years of split-brain research and still going strong'.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6，653-9（2005）.

5　Weiskrantz, L.‘Blindsight revisited'.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6，215-20（1996）.

6　Chun, M. M.&Wolfe, J.M.‘Visual attention'inBlackwell Handbook of Per-ception（2000）；另请参阅 O’Regan, J.K.&Noë，A.‘A sensorimotor account of vision and visual consciousnes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4，939-73；discussion 973-1031（2001）.

7　无意识注意力的例子：研究者设计了一种盲视实验，在这个实验里，主试者使用了一种高度人为的基于实验室的手段，心理学家称之为掩蔽（mask-ing）。主试者给被试一个视觉刺激——“掩蔽刺激”，随即（后掩蔽）或之前（前掩蔽）给一个简短的视觉目标刺激，其持续时间小于千分之五十秒。结果表明，无论哪种模式，被试都没有意识到目标刺激，然而，在临床盲视上，他们仍然可以把刺激纳入潜意识。也就是说，在由于“后掩蔽”效应而导致“看不见”时，被试仍可以准备好词语（can be primed for words），但只有注意的时候才能做到。同样，在另一个实验中，男性或女性的裸体图片甚至在被试都没有意识到时就已经吸引了被试的注意，由于一种叫“掩蔽抑制”（suppression-by-masking）的现象，这些图像对被试来说是“不可见的”。Naccache, L.，Blandin, E.&Dehaene, S.‘Uncon-scious masked priming depends on temporal attention’.Psycho-logical Science，13，416-24（2002）.Jiang, Y.et al.‘A gender and sexual-orientation-dependent spatial attentional effect of invisible imag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3，17048-52（2006）.

8　Mack, A.&Rock, I.‘Inattentional blindness'. MIT Press Cambridge，12，180-4（1998）.

9　Li, F. F.et al.‘Rapid natural scene categorization in the near absence of atten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9，9596-601（2002）.

10　Reddy, L.，Reddy, L.&Koch, C.‘Face identification in the near-absence of focal attention'.Vision Research，46，2336-43（2006）.

11　Rees, G.&Frith, C. D.‘Methodologies for identifying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inTe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Consciousness，551-66（2007）.当一个人首先意识到某事物，随后又意识到其他事物时，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促成这种体验最简单的方法是“双眼竞争”（binocular rivalry），即把一张图片呈现给一只眼睛，而给另一只眼睛呈现完全不同的图：两张图片相互竞争，因此每隔几秒钟，其中一张图片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准确地理解大脑中正在发生的事，可以用猴子进行类似的实验，同时记录单个脑细胞的活动。在一项研究中，给被试动物在不同方向上呈现不同的光栅图像，因此意识在水平光栅和垂直光栅之间的不停“交替”。记录大脑活动的结果表明，大脑皮层外层一个特定区域（皮质），特别是头部一侧（颞叶）的神经元，只对占主导地位的刺激进行反应：由于大脑的这个区域是一个复杂精巧的、不平凡的、进行后期处理部分，从视觉输入的直接和最初处理中释放出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产生意识必然涉及这部分神经元。同时，视觉处理更基本和最主要的区域可能与注意力联系在一起，而非意识。我们观察到，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pvs）因此没有意识的病人，仍然能在最主要区域产生诱发活动，这一事实证实了这个观点。我们应该能在大脑感官处理的后期或“更高级”的阶段，找到意识物质基础的线索。Blake, R.&Logothetis, N.K.‘Visual competition’.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3，13-21（2002）.Sheinberg, D.L.&Logothetis, N.K.‘The role of temporal cortical areas in perceptual organiza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4，3408-13（1997）.Lee, S-H.，Blake, R.&Heeger, D.J.‘Hierarchy of cortical responses underlying binocular rivalry’.Nature Neuroscience，10，1048-54（2007）.Laureys, S.et al.‘Cortical processing of noxious somatosensory stimuli in the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Neuroimage17，732-41（2002）.

12　最初见于英国喜剧《比泽》（Tee Beezer），后见于连环画《比诺》（Tee Beano）和《丹迪》（Tee Dandy），均由D.C.Thomson&Co.出品。

13　Felleman, D. J.&Van Essen, D.C.‘Distributed hierarchical processing in the primate cerebral cortex.Cerebral Cortex，1，1-47（1991）.

14　Velly, L. J.et al.‘Differential dynamic of action on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structures of anesthetic agents during induction of anesthesia'.Anesthesiology，107，202-12（2007）.

15　Penfield, W.&Jasper, H.Epilepsy and the Functional Anatomy of the Human Brain.（Little, Brown&Co.，1954）.

16　Merker, B.‘Consciousness without a cerebral cortex：a challenge for neuro-science and medicine'.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30，63-81；discussion 81-134（2007）；另请参阅Panksepp, J.&Biven, L.Archaeology of Mind：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s.（W.W.Norton，2012）.

17　Penfield&Jasper，1954；另请参阅Blumenfeld, H.‘Consciousness and epilepsy：why are patients with absence seizures absent?’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150，271-86（2005）.

18　最近，安东尼·胡代茨（Anthony Hudetz）发表了一篇综述，强调在全麻状态下大脑新陈代谢的整体减缓。他评论说确实存在区域异质性，但这种异质性的差异取决于使用哪种麻醉剂，这表明没有共同的、特定的大脑区域对此负责。大脑网络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他说：“由麻醉引起的意识丧失并非由某一块皮层进行信息传递，而是破坏高级皮层的信息集成。主要负责前脑功能网络的脑区对维持意识状态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些脑区主要基于后顶叶楔前叶区域、非特异性丘脑及扣带回。”Hudetz, A.G.‘Gen-eral anesthesia and human brain connectivity’.Brain Connectivity，2，291-302（2012）.

19　虽然这一观点被广泛引用，但唯一可以找到的出处来源为一本教科书《医学心理学》（Psychology in Medicine），出版于1992年（现已绝版），作者为克里斯·麦克玛纳斯（I.Chris McManus）。在第23章中，他写道：“还记得那则趣闻吗？把收音机电子管卸下来，同时听到设备开始鸣叫，便错误地假定电子管的功能是抑制啸叫。想要解释病理功能，首先要基于对正常功能充分理解。”http：//www.ucl.ac.uk/medical-education/publications/psychology-in-medicine

20　然而，直到最近，关于意识有其特殊脑区的观点又一次浮现出来。穆罕默德·库贝西（Mohamad Koubeissi）及其同事记录了一位严重癫痫患者的大脑，也正因为这个疾病，他已经进行了侵入性神经外科手术。纯属偶然，他们发现刺激一个特定区域（屏状核），能够可逆性地使病人失去意识，一旦刺激结束，个体又一次恢复反应性。如果我们不说意识的“中心”，这是否意味着科学家们至少发现最初由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出的意识的控制中心？不出所料，答案是否定的，这份报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这一发现很难建立在一个合适的样本大小上，而仅仅基于一个病人。另外，这是一个大脑异常的病人，缺少与记忆有关的脑区（海马体）；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都必须来自数量更多的一组被试。此外，由于我们无法用完全健康的个体做侵入性脑外科手术，因此脑损伤的程度必须在这批人中保持一致，这样我们得出的所有结论都会受到限制，即脑损伤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二类问题是过度诠释的危险。我们知道刺激屏状核会导致无意识，这可能是目前我们唯一记录下来的区域。那么我们如何能确定地说这是一个排他性影响？难道直到在类似条件下去刺激所有其他大脑区域？事实上，神经科学家们几年前就知道，刺激完全不同的多个脑区（内侧苍白球和麦纳尔基底核之间的位点），可以快速恢复本来已被麻醉的患者的意识。那么是什么让屏状核成为一个独特的脑区？最重要的是，撇开所有的技术保留，当然，我们能说得最好的是，它与许多其他大脑区域相连，这也是克里克最初喜欢它的原因。刺激该脑区以及类似苍白球等脑区，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全球脑状态的改变。第三类问题主要围绕我们如何运用操作策略来定义意识。结果表明，库贝西研究中病人的无意识状态，与麻醉或睡着时的无意识有所不同。相反，刺激导致“对意志行为和反应的完全抑制”，也许更像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病人在临床意义上真的是无意识的，或者说可以保证他们没有主观体验？奇怪的是，来自萨塞克斯大学的阿尼尔·赛斯（Anil Seth）试图从区分意识和清醒来解释这一现象。很显然，病人醒了，但没意识！然而，字典却“有效”地把二者等同起来，将意识定义为“像清醒时的状态，头脑与感官的全面活跃”。赛斯所定义的这种细微差别，除非更详尽地阐述和论证，否则无疑会违背所有常识。第四类问题涉及为了理解数据而过分依赖隐喻。克里克想要通过该报告验证，屏状核像“管弦乐队的指挥”，协调所有其他脑区。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屏状核像个老板？如果仅仅因为这个大脑区域位于解剖学中的十字路口，那为什么它也应该有自动执行功能，而不是仅仅是某种协调器（在最好的情况下）或者是一个通路（在最坏的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库贝西都选择了与克里克完全不同的隐喻，他很喜欢把刺激屏状核比喻为一个开关（车的点火开关），能够开启或关闭意识。当然，开关和管弦乐队指挥有着非常不同的功能。此外，即使在同一份报告中，“开关”看起来也比简单地打开——关上更有比喻性，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简单普通的开关，报告中这样描述：“……渐渐地，她[病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静，动作越来越少，直到陷入昏迷状态。”因此，我们需要质疑“研究者观察的是无意识的诱发”这一假设，同时也要质疑意识只是简单地被开启或关闭的“开关”这一想法。Koubeissi, M.Z.et al.‘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a small brain area reversibly disrupts consciousness’.Epilepsy and Behavior，37，32-5（2014）.Stevens, C.F.‘Consciousness：Crick and the claustrum’.Nature，435，1040-1（2005）.Bagary, M.‘Epilepsy, consciousness and neurostimulation’.Behavioural Neurology，24，75-81（2011）.

21　Haynes, J.&Rees, G.‘Decoding mental states from brain activity in human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7，523-34（2006）.

22　Blakemore, C.&Greenfield, S. A.，Hacker Peter eds.，Ch.31 inMind-waves：Teoughts on Intelligence, Identity and Consciousness，485-505（1987）.

23　Maguire, E. A.et al.‘Navigation-relate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hippocampi of taxi driver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7，4398-403（2000）.

24　García-Lázaro, H.G.et al.‘Neuroanatomy of episodic and semantic memory in humans：a brief review of neuroimaging studies’.Neurology India，60，613-17；另请参阅Squire, L.R.‘Memory and brain systems：1969-2009’.Journal of Neuroscience，29，12711-16（2009）.

25　Alkire, M. T.et al.‘Thalamic microinjection of nicotine reverses sevoflurane-in-duced loss of righting reflex in the rat'.Anesthesiology，107，264-72（2007）.

26　Posner, J. B.&Plum, F.Plum and Posner's Diagnosis of Stupor and Com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另请参阅Miller, J.W.&Ferrendelli, J.A.‘The central medial nucleus：thalamic site of seizure regulation’.Brain Research，508，297-300（1990）；以及Miller, J.W.&Ferrendelli, J.A.‘Characterization of GABAergic seizure regulation in the midline thalamus’.Neuropharmacology，29，649-55（1990）.

27　Alkire, M. T.，Haier, R.J.&Fallon, J.H.‘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narcosis：brain imaging evidence for a thalamocortical switch as the neurophysiologic basis of anesthetic-induced unconsciousness'.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9，370-86（2000）.

28　Tononi, G.‘A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 of consciousness'.BMC Neuro-science，5，42-64（2004）；另请参阅Massimini, M.et al.‘Triggering sleep slow waves by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4，8496-501（2007）.

29　伽马振荡看起来尤其依赖于兴奋性神经元和剩余抑制性脑细胞之间的反复连接，它们能迅速放电，主要来自兴奋性神经元的主要部分（细胞体）附近的突触。这种设置的全部要义是，在伽马活动期间，每一个兴奋性细胞只需要一小部分周期的动作电位，但每一个周期的总贡献为抑制性神经元提供足够的兴奋性驱动，使它们在每一个周期中产生动力。这是一种神经元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学说中，每个个体断断续续地工作，却能确保集体性的持续产出。Mann, E.O.et al.‘Perisomatic feedback inhibition un-derlies cholinergically induced fast network oscillations in the rat hippocampus in vitro’.Neuron，45，105-17（2005）.Fisahn, A.et al.‘Cholinergic induction of network oscillations at 40Hz in the hippocampus in vitro’.Nature，394，186-9（1998）.

30　Singer, W.‘Neuronal synchrony：a versatile code for the definition of relations?'Neuron，24，49-65，111-25（1999）；另请参阅Singer, W.&Gray, C.M.‘Visual feature integration and the temporal correlation hypothesis’.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18，555-86（1995）；以及 Tononi, G.，Sporns, O.&Edelman, G.M.‘Re-entry and the problem of integrating multiple cortical areas：simulation of dynamic integration in the visual system’.Cerebral Cortex，2，310-35（1992）.

31　Wu, J. Y.et al.‘Spatiotemporal properties of an evoked population activity in rat sensory cortical slices'.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86，2461-74（2001）.

32　Koubeissi et al.，2014.

33　Tononi, G.&Koch, C.‘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an update'.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124，239-61（2008）.

34　Bachmann, T. Microgenetic Approach to the Conscious Mind.（John Benjamins，2000）.

35　Sergent, C.，Baillet, S.&Dehaene, S.‘Timing of the brain events underlying access to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attentional blink'.Nature Neuroscience，8，1391-400（2005）.

36　Libet, B. Mind Time：Tee Temporal Factor in Consciousn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37　Edelman, G. M.The Remembered Present：A Biologic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Basic Books，1989）.

38　Rossi, A. F.，Desimone, R.&Ungerleider, L.G.‘Contextual modulation in primary visual cortex of macaques'.Journal of Neuroscience，21，1698-709（2001）.

39　Pascual-Leone, A.&Walsh, V.‘Fast back projections from the motion to the primary visual area necessary for visual awareness'.Science，292，510-12（2001）.

40　Todman, D.，Wilder Penfield（1891-1976）'.Journal of Neurology，255，1104-5（2008）.

41　Quiroga, R. et al.‘Invariant visual representation by single neurons in the human brain'.Nature，435，1102-7（2005）.

42　Kandel, E. R.‘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David Hubel and Torsten Wiesel'.Journal of Physiology，587，2733-41（2009）.

43　Gross, C. G.‘Genealogy of the“grandmother cell”'.Neuroscientist，8，512-18（2002）；另请参阅Jagadeesh, B.‘Recognizing grandmother’.Nature Neuroscience，12，1083-5（2009）.

44　Quiroga, R. Q.，Fried, I.&Koch, C.‘Brain cells for grandmother.'Scientific American，308，30-5（2013）.

45　Biederman, I.‘Recognition-by-components：a theory of human image understanding'.Psychological Review，94，115-47（1987）；另请参阅Marr, D.&Nishihara, H.K.‘Represent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shapes’.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Biological Sciences，200，269-94（1978）；以及Booth, M.C.A.&Rolls, E.T.‘View-invariant representations of familiar objects by neurons in the inferior temporal visual cor-tex’.Cerebral Cortex，8，510-23（1998）；以及Bulthoff, H.H.，Edelman, S.Y.&Tarr, M.J.‘How are three-dimensional objects represented in the brain?’Cerebral Cortex，5，247-60（1995）；以及Vetter, T.，Hurlbert, A.&Poggio, T.‘View-based models of 3D object recognition：invariance to imaging transformations’.Cerebral Cortex，5，261-9（1995）；以及Logothetis, N.K.&Pauls, J.‘Psychophysical and physiological evidence for viewer-centered object representations in the primate’.Cerebral Cortex，5，270-88（1995）.

46　Connor, C. E.‘Neuroscience：friends and grandmothers'.Nature，435，1036-7（2005）.

47　他们的想法是，量子理论的原理（一门研究非常小的尺度的物理学）可以为意识的产生提供一种替代的过程，把包括各种假设的可能性，通过实证观察还原为单一的确定性概念（波函数塌缩）。在一个版本的量子理论中（哥本哈根解释，试图调和量子力学的理论公式与实验数据），观察行为本身导致系统被观察，最终导致形成早期可能性状态（主观还原）的其中一种结果，因为我们必须有观察者。但在大脑中，由于没有外部观察者，量子事件必须在没有任何人观察的情况下自发地“崩溃”，也就是说，是更客观地进行。Cramer, J.‘The transa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Review of Modern Physics，58，647-87（1986）.

48　Hameroff, S.&Penrose, R.‘Consciousness in the universe：a review of the“Orch OR”theory'.Physics of Life Reviews，11，39-78（2014）.

49　不可避免的是，这个高度原创的设想引发了许多不确定性和问题。最直接的是，大脑对于量子事件的发生来说太热了，因为它们的相干性需要310°开的环境温度，而这将被自然热的大脑热能所干扰。另一方面，物理学家赫伯特·弗利希（Herbert Fröhlich）认为，大脑可能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外，与外部世界的发生的事很不同，细胞内化学反应所提供的能量能够产生和维持脑内的相干性。他估计微管蛋白分子可以在10-12到10-9秒之间以相干的方式被激发，也就是1纳秒。而如果正如里贝特的研究所得出的（2004年），意识的一个瞬间是500毫秒，那么将需要约109微管蛋白分子，即在100到100000个神经元内才能找到这么多微管蛋白分子。但是这个数字太少了，无法达到有意义的量子相干性。即使是简单而短暂的闪光，也会激活一只猫大脑中大约107个神经元。然而，最近，通过引用一些观察数据，哈梅洛夫和潘洛斯对此的回应似乎打破了量子事件与脑热的不相容性。这些观察表明，某些现象（量子自旋转移）在越来越高的温度下会增强，同时指出植物在光合作用适宜的环境温度中使用量子事件。温暖的量子效应也出现在鸟类大脑导航、离子通道（通过该通道，细胞膜中的孔允许离子，如钠和钾，从外部进入内部，反之亦然）、气味和蛋白质折叠（经由这一过程中，蛋白质链获得了三维结构）中。建立在量子理论之上的修改版意识描述发表于2013年，如今其理论基础是微管的“拍频”，据说对应如40Hz的脑波振荡频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说法作为一种意识和神经系统之间联系的证明，享有持久的声望。但我们也看到，这种集体的同步性远未被公认为一条金科玉律。事实上，很可能的情况是，稳态振荡是大脑的默认模式，背景“噪音”是意识体验中非常重要的“信号”，是叠加上去的。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个理论，在一个特定的生化反应中发现了细胞的能量供应（鸟苷三磷酸水解为鸟苷二磷酸）。至少一部分由这种故障提供的能量能够激发振动，从而归因于微管动力学，是通过细胞能量供应站（线粒体）的电磁场驱动。Bernroider, G.&Roy, S.‘Quantum entanglement of K+ions, multiple channel states and the role of noise in the brain’.SPI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luctuations and Noise（eds.Stocks, N.G.，Abbott, D.&Morse, R.P.），205-14（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s and Photonics，2005）.Engel, G.S.et al.2005）.Engel, G.S.et al.‘Evidence for wavelike energy transfer through quantum coherence in photosynthetic systems’.Nature，446，782-6（2007）.Fröhlich, H.‘The extraordinary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biological materials and the action of enzymes’.Proceedings of the Natur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72，4211-15（1975）.Grinvald, A.et al.‘Cortical point-spread function and long-range lateral interactions revealed by real-time optical imaging of macaque monkey primary visu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science，14，2545-68（1994）.Gauger, E.M.et al.‘Sustained quantum coherence and entanglement in the avian compass’.Physical Review Letters，106，040503（2011）.Hildner, R.et al.‘Quantum coherent energy transfer over varying pathways in single light-harvesting complexes’.Science，340，1448-51（2013）.Libet, B.，Wright, E.W.&Gleason, C.A.‘Preparation-or intention-to-act in relation to pre-event potentials recorded at the vertex’.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56，367-72（1983）.Ouyang, M.&Awschalom, D.D.‘Coherent spin transfer between molecularly bridged quantum dots’.Science，301，1074-8（2003）.Pokorný，J.‘Excitation of vibrations in microtubules in living cells’.Bio-electrochemistry，63，321-6（2004）.Turin, L.‘A spectroscopic mechanism for primary olfactory reception’.Chemical Senses，21，773-91（1996）.

50　哈梅洛夫和潘洛斯强调，神经元内聚性可以通过“缝隙连接”的传播活动达成（低电阻连接，一个细胞与另一个细胞相连续）。但是调谐客观还原理论（Orch OR）框架需要满足众所周知的化学多样性，可以通过各种精神活性物质强有力地修改意识。无论如何，现在还没有理由放弃经典的突触信号假设。神经学家南希·沃尔夫（Nancy Woolf）建议，有一种方法可以确保更多的神经元参与，即大脑微管的行为不同，特定的化学信使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她认为，在微管内微管蛋白能重新配置，以便产生适量的量子波之前，某种特定的蛋白质（微管相关蛋白MAP2）必须停止活动。这种化学物质有点像胶水，使微管保持在一个独立的、局部的模式中。有趣的是，MAP2不是对所有细胞通用，甚至在大脑皮层仅位于15%的细胞中。此外，它只能通过与受体结合的某些化学信使激活。这正是神经科学家在不同脑区、不同药物敏感性等方面解开意识谜团的要求。当神经递质与其靶分子（受体）结合，会抑制MAP2，使微管聚合成均匀平行排列的一排，达到量子洪流“消相干”和意识时刻的平行。一旦神经递质动作完成，微管将重新配置成一个新的模式。大脑将永远改变，意识的那一刻再也不会回来了。这种设想在将量子理论与宏观事件结合起来时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细胞NCC内部的问题（无论是哈梅洛夫和盘洛夫e的原始版本、修改版本抑或这里提到的混合变异的设想）在于，它依赖于许多假设，只不过是物理学的一个新应用而已，目前也还没有任何实证经验验证。Woolf, N.J.‘A possible role for cholinergic neurons of the basal forebrain and pontomesencephalon in consciousness’.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6，574-96（1997）.

51　Dehaene, S.，Kerszberg, M.&Changeux, J. P.‘A neuronal model of a global workspace in effortful cognitive tasks'.Proceedings of the Natur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5，14529-34（1998）；另请参阅Barrs, B.J.ACognitive Teeory of Consciousne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52　Dennett, D. C.‘Are we explaining consciousness yet?'Cognition，79，221-37（2001）；另请参阅Dennett, D.C.Consciousness Explained.（Basic Books，1991）.

53　泛心论是指万事万物（pan）都有心灵（psyche）。对于这一古老的思想的现代描述，请参阅David Chalmers的作品，例如http：//consc.net/papers/panpsychism.pdf

54　Tononi，2004.另请参阅E.Tononi，‘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of con-sciousness：an updated account’.Archives Italiennes Biologie，150，290-326（2012）.

55　Tononi把术语“phi”（φ）作为衡量集成信息的方法，在关键脑区的局部神经元集合，将在十至几百毫秒的时间窗内最大化φ。因此，他认为具有所有交互复杂性表现的丘脑——皮层系统是“高”φ的一个案例。

56　McGinn, C.Tee Mysterious Flame：Conscious Minds in a Material World.（Basic Books，1999）.

57　Crick, F.&Koch，（2003）

58　Dennett，1991.

59　Libet, Wright&Gleason，1983.

60　Tononi, Sporns&Edelman，1992.

61　Kurzweil, R.How to Create a Mind：Tee Secret of Human Teought Revealed.（Vi-king，2012）.

62　https：//gigaom. com/2014/06/25/googles-ray-kurzweil-on-the-moment-when-computers-will-become-conscious/

63　Bergquist, F.&Ludwig, M.‘Dendritic transmitter release：a comparison of two model systems'.Journal of Neuroendocrinology，20，677-86（2008）.

64　Damasio, A.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Body, Emotion and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Harcourt Brace，2000）.

65　来自瑟赛克斯大学的赛斯区分了NCCs和一般“理论”上意识模型的不同。他认为，关键的区别在于模型本身就提供了神经活动和意识之间的“解释性联系”。然而，尽管他认为所喜欢的模型的关键区别在于“机械化的实现”，但迄今为止很少有模型是真正基于新的神经元机制，因为不仅要是必要的，还需要这些机制足够能解释意识现象。与Seth的定义相反，我认为，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模型的关键特征无疑是提取并再现了系统中显著的特征，而牺牲了无关的特征。例如，如果你想模拟飞行，关键的特征是抵抗地心引力，因此你不用考虑喙和羽毛。但是，当你想要“模拟”意识时，你如何事先知道什么是其突出的特征？当然，如果你确实已经知道了，那么就无需首先建构一个模型出来了。Seth, A.‘Models of consciousness’.Scholarpedia，2，1328（2007）.

66　McGinn, C.Tee Mysterious Flame：Conscious Minds in a Material World.（Basic Books，1999）.

67　Chalmers, D. J.‘The puzzle of conscious experience'.Scientific American，273，80-6（1995）；另请参阅 Chalmers, D.J.‘Facing up to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2，200-19（1995）.

第二章　醒来

1　θ波的特点是振幅为10微伏，频率为4到8每秒赫兹。Lancel, M.‘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EEG in relation to sleep-wake behavior in mammalian species’.Neuropsychobiology，28（3），154-9（1993）.Bas ̧ar E.&Güntekin B.‘Review of delta, theta, alpha, beta and gamma response oscillations in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Supplements to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62，303-41（2013）.

2　REM睡眠的持续时间，从第一个周期的10分钟，增加到最后一个周期的50分钟。请参阅28章和图表28.7 A in Purves, D.et al.（eds.）Neuroscience.（Sinauer，2012）.

3　同上。

4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组胺、5-羟色胺和乙酰胆碱是典型的脑细胞过程（轴突终末）释放出来的“经典”递质，它们通过窄间隙（突触）进入下一个靶细胞。然后，神经递质进入一个分子，与其中“量身定制”的蛋白质（一种受体）结合，从而在靶细胞中产生新的动作电位。更详细的记录请参阅Kandel, E.，Schwartz, James H.&Jessell, T.，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5th edn（Elsevier，2012）.

5　Aston-Jones, G.&Bloom, F. E.‘Activity of norepinephrine-containing locus coeruleus neurons in behaving rats anticipates fluctuations in the sleep-waking cycle'.Journal of Neuroscience，1，876-86（1981）；另请参阅Kocsis, B.et al.‘Serotonergic neuron diversity：identification of raphe neurons with discharges time-locked to the hippocampal theta rhythm’.Proceedings of the Natur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3，1059-64（2006）；以及Steininger, T.L.et al.‘Sleep-waking discharge of neurons in the posterior lateral hypothalamus of the albino rat’.Brain Research，840，138-47（1999）；以及Takahashi, K.，Lin, J.-S.&Sakai, K.‘Neuronal activity of histaminergic tuberomammillary neurons during wake-sleep states in the mouse’.Journal of Neuroscience，26，10292-8（2006）；以及Takahashi, K.et al.‘Locus coeruleus neuronal activity during the sleep-waking cycle in mice’.Neuroscience，169，1115-26（2010）；以及Jacobs, B.L.&Fornal, C.A.‘Activity of brain seroto-nergic neurons in the behaving animal’.Pharmacological Reviews，43，563-78（1991）.

6　Hobson, J. A.‘Sleep and dreaming：induction and mediation of REM sleep by cholinergic mechanisms'.Opinion in Neurobiology，2，6，759-63（Dec.1992）.

7　Lee, S. H.&Dan, Y.‘Neuromodulation of brain states'.Neuron，76，109-222（2012）.

8　Greenfield, S. A.Tee Private Life of the Brain（Penguin，2000）.通过乙酰胆碱调节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见：Cole, A.E.&Nicoll, R.A.‘Acetylcholine mediates a slow synaptic potential in hippocampal pyramidal cells’.Science，221，1299-301（1983）；以及McCormick, D.A.&Prince, D.A.‘Mechanisms of action of acetylcholine in the guinea-pig cerebral cortex in vitro’.Journal of Physiology，375，169-94（1986）.

9　Guedel, A. E.Inhalational Anesthesia：A Fundamental Guide.（Macmillan，1937）.

10　同时，可能的第四个阶段（只是一种理论设想）是在如此多的麻醉过程中，脊髓上方的大脑原始区域（即脑干）的脑细胞仍然存活，但停止了重要的动作电位。由于这些细胞控制呼吸和心率，因此你会停止呼吸，血压会降到危及生命的程度，损害重要器官的运转。换句话说，你会死亡。但这并非让人最担心的，因为Guedel把“这些危险”的原因描述为缺氧和低血压的结合，实际上是由大脑的高剂量麻醉效果引起的，现在这些危险已经减轻了，而且是潜在可逆转的。

11　BIS监测测量麻醉对脑电信号大小和/或协调的影响，输出结果用一个单一的数字代表。为此，BIS传达的真正价值和信息实际上充满争议。所有医生都承认BIS测量的一个缺点是，不能同时反映所有麻醉作用，对某些引起神志不清的药物（如氧化亚氮、氯胺酮和氙）不敏感。对于这种受限的敏感性，有一种理论解释是以BIS脑电图为基础的监测，只能跟踪特殊的脑变化，这种脑变化是由特定麻醉剂主要通过某些化学系统引起的，而不是其他路径。Pandit, J.J.&Cook, T.M.‘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 guidance on measuring depth of anaesthesia：limitations of EEG-based technology’.British Journal of Anaesthesia，112，385-6（2014）.

12　有时，结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计解释，这些解释并非不言自明，需要大量的努力和培训来复制。例如，李恩哲（UnCheol Lee）及其团队报告，氯胺酮确实对异丙酚和七氟醚产生的脑电图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他们不得不使用复杂的数学和统计算法，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其他使用同样复杂数据分析的研究基本都产生了相反的结果。Barrett, A.B.et al.‘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of steady-state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signals during propofol-induced anaesthesia’.PLoS One，7（2012）.Cruse, D.et al.‘Detecting awareness in the vegetative state：electroencephalo-graphic evidence for attempted movements to command’.PLoS One，7，e49933（2012）.Goldfine, A.M.et al.‘Reanalysis of“Bedside detection of awareness in the vegetative state：a cohort study”’.Lancet，381，289-91（2013）.Lee, U.et al.‘Disruption of frontal-parietal communication by ketamine, propofol and sevoflurane’.Anesthesiology，118，1264-75（2013）.Mashour, G.A.&Avidan, M.S.‘Capturing covert consciousness’.Lancet，381，271-2（2013）.Menon, R.&Kim, S.‘Spatial and temporal limits in cognitive neuroimaging with fMRI’.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3，207-16（1999）.Nicolaou, N.，Hourris, S.，Alexan-drou, P.&Georgiou, J.‘EEG-based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of“awake”versus“anesthetized”state in general anesthesia using Granger causality’.PLoS One，7，e33869（2012）.最近新的尝试是一个研究团队使用复杂的脑电图分析认为，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的病人很可能是有意识的，但其他团队对同一数据重新分析的结果否认了这一提议。事实上，另一个医疗结构甚至声称：“意识状态的解释完全是基于神经生理学的数据，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计模型。”与此同时，另一种脑成像方法远非理想。功能磁共振成像和其他扫描技术能读出大脑内部的血液流动，而不是神经元活动的直接信息。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测量大脑事件的时间窗与实时效果并不相称。因此，运用这些方法难以评估不同麻醉剂的差异，也因此更难解释一个单一、共同及最终的大脑过程。

对主要的假定备选受体/通道的麻醉作用的概述

图例：

GABA-A，γ-氨基丁酸A型；nACh，烟碱乙酰胆碱；5HT3，5-羟色胺（血清素）3型；AMPA，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丙酸；NMDA, N-甲基-D-天冬氨酸；TASK-1，TWIK（二孔弱内向整流钾）-相关，酸敏感钾通道I型；HCN1，超极化激活阳离子通道1型。

改编自Rudolph, U.&Antkowiak, B.‘Molecular and neuronal substrates for general anaesthetic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809-20（2004）

13　Stiles, J.&Jernigan, T. L.‘The basics of brain development'.Neuropsychology Review，20，327-48（2010）.

14　Greenfield, S. A.Journey to the Centres of the Mind.（W.H.Freeman，1995）；Greenfield, S.A.Tee Private Life of the Brain：Emotions, Consciousness and the Secret of the Self.（Wiley，2000）.Koch, C.&Greenfield, Susan.‘How does con-sciousness happen?’Scientific American，297，76-83（2007）.

15　Tononi, G.&Koch, C.‘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an update'.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124，239-61（2008）.

16　例如（使用氟烷麻醉时），额叶、颞叶、顶叶、枕叶、前扣带回、基底神经节、丘脑、海马、中脑和小脑都在麻醉过程中表现出葡萄糖代谢的减少。Alkire, M.T.et al.‘Functional brain imaging during anesthesia in humans：effects of halothane on global and regional cerebral glucose metabolism’.Anes-thesiology，90，701-9（1999）.

17　Alkire, M. T.，Hudetz, A.G.&Tononi, G.‘Consciousness and anesthesia'.Science，322，876-80（2008）.

18　Lewis, L. D.et al.‘Rapid fragmentation of neuronal networks at the onset of propofol-induced unconsciousness'.Proceedings of the Natur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9，E3377-86（2012）.

19　Massimini, M. et al.‘Triggering sleep slow waves by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ur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4，8496-501（2007）.

20　Hebb, D. O.Te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A Neuropsychological Teeory.（Wiley，1949）.

21　Spatz, H. C.‘Hebb's concept of synaptic plasticity and neuronal cell assem-blies'.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78，3-7（1996）.

22　Kandel, E. R.&Schwartz, J.H.‘Molecular biology of learning：modulation of transmitter release'.Science，218，433-43（1982）.

23　Hebb，1949.

24　二十年来，电压敏感染料成像（VSDI）已经从一种新颖的纯技术，发展为一个非常成功和广泛用于再现神经活动的方式。1968年，塔萨基（Ta-saki）等人率先使用VSDI测量乌贼巨轴突的电活动。该技术主要是由艾伦·瓦格纳（Alan Waggoner）开发（Waggoner, A.S.Journal of Membrane Biology，27，317-34，他合成并筛选了大量各种类型的染料。在我们所用染料的作用起源于电致变色，通常称为斯塔克（Stark）效应，它是磁塞曼（Zeeman）效应的电等价物。染料被归类为电致变色需要三个标准，虽然这还不够：首先，电致变色发生在亚纳秒级，因为它们不依赖于分子运动。其次，吸收光谱或激发光谱的一阶导数，应该与不同光谱有相同的斜率，因为∆ε是∂ε/∂λ比例（ε=“有效”消光）。再次，生色团是不对称的。虽然一些早期的染料如部花青素和菁染料等不符合标准，但di-4-ANEPPS和一些其他的新型染料确实符合标准。这些染料都含有氨基苯乙烯基吡啶生色团。根据这一理论，光激发导致正电荷从分子的嘧啶端转移到氨基端。生色团锚定在膜中，使这个移位的矢量垂直于膜平面，从而平行于电场。根据测算，这种转移的命令为0.3纳米（1纳米为十亿分之一米。）据信，电场因而阻碍了正电荷的分子内重新定位，从而能够让我们测量电压敏感光学效应的大小。对于di-4-ANEPPS来说，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其机制。由场诱导所致的“溶解”，将带电萘团向膜表面移动，并扭曲了分子，从而导致较弱的荧光光谱蓝移、量子产率的降低和光谱的展宽。Grinvald, A.et al.‘Cortical point-spread function and long-range lateral interactions revealed by real-time optical imaging of macaque monkey primary visu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science，14，2545-68（1994）.Cohen, L.B.et al.‘Changes in axon fluorescence during activity：molecular probes of membrane potential’.Journal of Membrane Biology，19，1-36（1974）.Waggoner, A.S.&Grinvald, A.‘Mechanisms of rapid optical changes of potential sensitive dyes’.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303，217-41（1977）.Waggoner, A.S.‘The use of cyanine dye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membrane potentials in cells, organelles and vesicles’.Methods in Enzymology，55，689-95（1979）.Fluhler, E.，Burnham, V.G.&Loew, L.M.‘Spectra, membrane binding and potentiomet-ric responses of new charge shift probes’.Biochemistry，24，5749-55（1985）.Ebner, T.J.&Chen, G.‘Use of voltage-sensitive dyes and optical recordings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Progress in Neurobiology，46，463-506（1995）.Fromherz, P.&Lambacher, A.‘Spectra of voltage-sensitive fluorescence of styryl-dye in neuron membrane’.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1068，149-56（1991）.

25　然而，VSDI本身不能检测单个动作电位，它的空间分辨率约100x100x100微米，其中包括大约50至100个神经元的细胞体以及它们的关联过程，还有其他数百个神经元。因此，阿米拉姆·格林瓦尔德（Amiram Grin-vald）及其团队率先迈出了量化和验证这些极其短暂结合体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他们表明单个神经元的自发放电，与其结合的神经元集合的活动有关。VSDI技术虽然在自下而上方面需要补充性的技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项技术非常适合揭示中等层面上脑组织的情况。另请参阅Grinvald, A.et al.‘Cortical point-spread function and long-range lateral interactions re-vealed by real-time optical imaging of macaque monkey primary visu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science，14，2545-68（1994）.Arieli, A.&Grinvald, A.‘Optical imaging combined with targeted electrical recordings, microstimulation or trac-er injections’.Journal of Neuroscientific Methods，116，15-28（2002）.Tominaga, T.et al.‘Quantification of optical signals with electrophysiological signals in neural activities of di-4-ANEPPS stained rat hippocampal slices’.Journal of Neuroscientific Methods，102，11-23（2000）.

26　我们并没有普遍采用这种神经元集合的定义，而是用这个术语描述某种很不同的现象。例如，皮质柱的同义词是“解剖学层面对神经元网络的比较好的定义”，而睡眠仅仅是先前活动状态的产物，反过来又依赖于传统的传输。Krueger J.M.et al.‘Sleep as a fundamental property of neuronal assemblies’.Nation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9（12）：910-19（2008）.

27　Grinvald et al. 1994.

28　Devonshire, I. M.et al.‘Effects of urethane anaesthesia on sensory processing in the rat barrel cortex revealed by combined optical imaging and electrophysiology'.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32，786-97（2010）.

29　Grinvald et al.，1994.

30　如果你认为一个脑细胞的平均直径约为40微米（约1/40000米），同时浸泡着这些细胞的液体占据了5%至10%的脑容量，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最大的活动性约10毫秒，那么这大约是1265个神经元的直径，如果活动性呈现为一个完美的球体，那么相当于10亿6000万个神经元。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一个二维切面的实验中假设三维形状，即使可能，我们也没理由假设这种结合体是球形的。但关键的是，你能明白这里面包含了大量的神经元。VSDI的缺点是无法用于人类大脑，因为它是侵入性的，并且带有潜在毒性的染料会直接作用于活体细胞。然而，用于人脑成像的非侵入性技术只能提供非常间接的大脑活动测量，即更活跃的脑细胞所需的血液供应会增加。因此，总是会有延迟，所以反应平均在几秒钟内。尽管目前正在开发实时无创成像技术，但分辨率仍比动作电位高几个数量级。Stoeckel, L.E.et al.‘Optimizing real-time fMRI neurofeedback for therapeutic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NeuroImage：Clinical，5，245-55（2014）.因此，例如图2中使用VSDI记录的事件序列可能还是会全部缺失。但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完好的感觉皮层上引发的神经元集合比在活体外实验中更大，至少达到2.5毫米而非1毫米。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整个事件都更“接近真实生活”，因为现实中会自然地出现更多调节器、更高的连接性以及有更多工作输入进入大脑。Devonshire et al.，2010.

31　Llinás, R.&Sasaki, K.‘The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olivocerebellar system as examined by multiple purkinje cell recordings.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1，587-602（1989）.

32　吴（Wu）进一步提出了非强制性波传播的四种机制。第一，单个振荡器因不同的时间延迟而兴奋；第二，从一个神经元到另一个神经元的直接兴奋产生了“传播脉冲”；第三，一个耦合引线振荡器；或第四，多重刺激。他的团队把这些现象比作数以百万计的神经元集体产生的“群体智能”或“运动波”。它们要么可以自发地发生，要么可以由“石头扔入水潭”诱发，或者更可能是两者结合，每时每刻产生丰富且高度可变的一次性脑状态。Wu, J.-Y.，Xiaoying Huang&Chuan Zhang.‘Propagating waves of activity in the neocortex：what they are, what they do’.Neuroscientist，14，487-502（2008）.

33　Greenfield, S. A.&Collins, T.F.T.‘A neuroscientifc approach to consciousness'.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150，11-23（2005）.

34　Collins, T. F.T.et al.‘Dynamics of neuronal assemblies are modulated by an-aesthetics but not analgesics'.European Journal of Anaesthesiology，24，609-14（2007）.

35　Blumenfeld, H.‘Consciousness and epilepsy：why are patients with absence seizures absent?'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150，271-86（2005）；另请参阅Pen-feld, W.&Jasper, H.Epilepsy and the Functional Anatomy of the Human Brain（Little, Brown&Co.，1954）.

36　Davies, D. L.&Alkana, R.L.‘Benzodiazepine agonist and inverse agonist coupling in GABAA receptors antagonized by increased atmospheric pressure'.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469，37-45（2003）；另请参阅Johnson, F.H.&Flagler, E.A.‘Hydrostatic pressure reversal of narcosis in tadpoles’.Science，112，91-2（1950）；以及Johnson, F.H.&Flagler, E.A.‘Activity of narcotized amphibian larvae under hydrostatic pressure’.Journal of Cellular Physiology，37，15-25（1951）.

37　Wlodarczyk, A.，McMillan, P. F.&Greenfield, S.A.‘High pressure effects in anaesthesia and narcosis'.Chemical Society Reviews，35，890-8（2006）.

38　高压也可能在单细胞水平上逆转麻醉。原来的一些压力逆转的工作是由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David White和G.H.Hulands用单细胞做的。White, D.C.&Halsey, M.J.‘Effects of changes in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during ex-perimental anaesthesia’.British Journal of Anaesthesia，46，196-201（1974）.

39　由于意识没有特定的脑区，同时传统脑成像麻醉后大脑整体活动减少，因此海马至今一直是大脑能够观察的神经元集合的代表部分。尽管如此，当研究人员搜寻相关的候选脑区时，它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解剖学层面最小的部分。与此相反，丘脑-皮层环路就是这样的电路，即使我们还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它如何或为什么在意识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从探索孤立的脑区扩展到相互连接的脑区来看，它确实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大脑回路。Alkire et al.，1999.

40　Wlodarczyk, McMillan&Greenfield，2006.

41　Devonshire et al.，2010.

42　Collins et al.，2007.

43　Wlodarczyk, McMillan&Greenfield，2006.

44　Devonshire et al.，2010.

45　同上。

46　Bryan, A. et al.‘Functional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by evoked response：a new devic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brain function during anaesthesia'.Proceedings of the Anaesthetic Research Society Meeting，428-9（2010）.

47　同上。

48　Blundon, J. A.&Zakharenko, S.S.‘Dissecting the components of long-term potentiation'.Neuroscientist，14，598-608（2008）.

第三章　遛狗

1　Loh, K. K.&Kanai, R.‘Higher media multi-tasking activity is associated with smaller gray-matter density in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PLoS One，9，e106698（2014）.

2　Schaefer, S. et al.‘Cognitive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while walking：differences in cognitive-sensorimotor couplings between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7，371-89（2010）.

3　Berman, M. G.，Jonides, J.&Kaplan, S.‘The cognitive benefts of interacting with nature'.Psychological Science，19，1207-12（2008）.

4　同上。

5　Atchley, R. A.，Strayer, D.L.&Atchley, P.‘Creativity in the wild：improving creative reasoning through immersion in natural settings'.PLoS One，7，e51474（2012）.

6　Stourton, E.Diary of a Dog Walker：Time Spent Following a Lead.（Doubleday，2011）.

7　Wells, M. J.&Young, J.Z.‘The effect of splitting part of the brain or removal of the median inferior frontal lobe on touch learning in octopu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50，515-26（1969）；另请参阅Wells, M.J.&Young, J.Z.‘The median inferior frontal lobe and touch learning in the octopu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56，381-402（1972）.

8　Sutherland, N. S.‘Shape discrimination in rat, octopus and goldfsh：a comparative study'.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67，160-76（1969）.

9　Fiorito, G.，Agnisola, C.，d'Addio, M.，Valanzano, A.&Calamdrei, G.‘Scopol-amine impairs memory recall in Octopus vulgaris'.Neuroscience Letters，253，87-90（1998）.

10　Moriyama, T.&Gunji, Y.-P.‘Autonomous learning in maze solution by octopus'.Ethology，103，499-513（1997）.

11　Fiorito, G.&Scotto, P.‘Observational learning in Octopus vulgaris'.Science，256，545-7（1992）.

12　Giuditta, A. et al.‘Nuclear counts in the brain lobes of Octopus vulgaris as a function of body size'.Brain Research，25，55-62（1971）.

13　Herculano-Houzel, S.‘The human brain in numbers：a linearly scaled-up primate brain'.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3，31（2009）.

14　Juorio, A. V.‘Catecholamines and 5-hydroxytryptamine in nervous tissue of cephalopods'.Journal of Physiology，216，213-26（1971）.

15　Diamond, M. C.，Krech, D.&Rosenzweig, M.R.‘The effects of an enriched environment on the histology of the rat cerebral cortex'.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123，111-20（1964）.

16　环境丰富的好处包括神经元的胞体大小增加、大脑整体重量增加、皮层厚度增加、树“突棘”（细胞分支上允许高度特异性链接的一系列微小凸起）数量增加、突触连接尺寸增加因此连接也增加以及神经胶质细胞增加（确保作为主力的神经元拥有一个良好的微环境，承担类似管家的职责）。

17　Valero, J. et al.，‘Short-term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rescues adult neurogene-sis and memory defcits in APPSw, Ind transgenic mice'.PLoS One，6，2（2011）.

18　Speisman, R. B.et al.‘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restores neurogenesis and rapid acquisition in aged rats'.Neurobiology of Aging，34，263-74（2013）.

19　Van Dellen, A. et al.‘Delaying the onset of Huntington's in mice'.Nature，404，721-2（2000）.

20　Young, D. et al.‘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inhibits spontaneous apoptosis, prevents seizures and is neuroprotective'.Nature Medicine，5，448-53（1999）；另请参阅Johansson, B.B.‘Functional outcome in rats transferred to an enriched environment 15 days after focal brain ischemia’.Stroke，27，324-6（1996）.

21　Amaral, O. B.et al.‘Duration of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influences the magnitude and persistence of its behavioral effects on mice'.Physiology&Behavior，93，388-94（2008）.

22　似乎环境的丰富也可能有更微妙的影响。无论给予的物体是令人厌恶的、奖励性的还是中性的，生活在环境贫乏笼子里的水貂花更多时间与新颖的物体交往。也就是新近有了这些特权的水貂比之前就在丰富环境笼子里待着的水貂更快与这些物体建立关系。从这项观察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在贫乏环境中长大的动物明显更“无聊”。我们确实需要小心，不要过度解释这些结果，不然会听到这样的警告：每当我们使用最适合人类行为方式的术语时，谨慎的做法是不要过于随便地使用这个术语。水貂不是人类，我们也不能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把诸如无聊这样复杂的心理状态强加给它们。可以说，丰富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它让单个成分的“新颖性”相形见绌，而且与之前的生活方式相比，经常接触新事物的动物也体现出了更大的差异性。然而，浅尝一下丰富的感觉可能还不如完全没有丰富的环境。由于无法参与积极的行为，有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表现出刻板行为：某种重复而毫无目的的动作，通常代表压力很大。对这些动物来说，丰富能够减少这些动作，但是当它们被安置在一个丰富的环境中时，比那些一直放在贫乏环境中的动物表现出更严重的刻板行为。Meagher, R.K.&Mason, G.J.‘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reduces signs of boredom in caged mink’.PLoS One，7，e49180（2012）.另请参阅 Latham, N.&Mason, G.‘Frustration and perseveration in stereotypic captive animals：is a taste of enrichment worse than none at all?’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211，96-104（2010）.

23　Mora, F.，Segovia, G.&del Arco, A.‘Aging, plasticity and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structural changes and neurotransmitter dynamics in several areas of the brain'.Brain Research Review，55，78-88（2007）. Kozorovitskiy, Y.et al.‘Ex

perience induces structural and biochemical changes in the adult primate brai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2，17478-82（2005）.

24　Kolb, B. Brain，Plasticity and Behaviour，ch 1.Laurence Erlbaum Assoc（1995）.

25　Greenfield, S. A.Mind Change：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Leaving Teeir Mark on Our Brains.（Random House，2014）.

26　另外，在妊娠第28周和70周（即婴儿出生后第30周）之间，突触密度增加，并在8个月大时达到峰值，为6亿个，在10岁时趋于稳定，达到3亿个。Huttenlocher, P.et al.‘Synaptogenesis in human visual cortex-evidence for synapse elimination during normal development’.Neuroscience Letters，33，247-52（1982）.

27　Gogtay, N. et al.‘Dynamic mapping of human cortical development during childhood through early adulthood'.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1，8174-9（2004）.

28　同时，在“交汇关联”区域的细胞（那些皮层区域主要不是参与感觉或运动加工），例如前额叶皮层，会比诸如感觉皮层经历更长期的衰退。在感觉皮层，成长和衰退阶段的敏锐性被认为是感觉模式“关键时期”的基础，该术语表明，时间框架对于建立正确的通路是至关重要的。有趣的是，“白质”（也就是连接纤维）的体积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增加，这是由于髓鞘化（myelination）的增加——这种绝缘能改善神经传导，并解释多发性硬化症（一种破坏性的疾病）恶化时所造成的损害。

29　Maguire, E. A.et al.‘Navigation-relate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hippocampi of taxi driver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7，4398-403（2000）.

30　Gaser, C.&Schlaug, G.‘Brain structures differ between musicians and non-musicians'.Journal of Neuroscience，23，9240-5（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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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Greenfield，2014；另请参阅 Greenfield, S.A.You and Me：Tee Neuroscience of Identity.（Notting Hill Edition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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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eidda, G.，Bozarth, I. F.&Cancedda, L.‘Modulation of GABAergic transmission in development and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investigating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to gain therapeutic perspectives'.Frontiers in Cellular Neuroscience，8，11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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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多巴胺对前额叶皮层有抑制作用。请参阅Ferron, A.et al.‘Inhibitory infuence of the mesocortical dopaminergic system on spontaneous activity or excitatory response induced from the thalamic mediodorsal nucleus in the ra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Brain Research，302，257-65（1984）.Gao, W.-J.，Wang, Y.&Goldman-Rakic, P.S.‘Dopamine modulation of perisomatic and peridendritic inhibition in prefront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science，23，1622-30（2003）.Cole, M.W.&Schneider, W.‘The cognitive control network：integrated cortical regions with dissociable functions’.Neuroimage，37，343-60（2007）.Cole, M.W.，Pathak, S.&Schneider, W.‘Identifying the brain’s most globally connected regions’.NeuroImage，49，3132-48（2010）.Cools, R.&d’Esposito, M.‘Inverted-U-shaped dopamine actions on human working memory and cognitive control’.Biological Psychiatry，69，e113-25（2011）.多亏了这一抑制作用，多巴胺能够在三个不同水平上限制神经元集合的大小。第一，在单个神经元水平上，通过一种直接的调节作用，在特定的大脑区域即前额叶皮层上，对神经元产生有效的抑制。第二，通过全脑间接解剖系统：前额叶皮层所连接的脑区比其他任何区域都要多。因此，如果多巴胺抑制这一关键的脑区，尤其以人类大脑为例，那么大脑的整体组织功能将变得碎片化，因此大脑会不太可能形成任何超越正常解剖划分的神经元集合。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在间接的行为水平上，多巴胺可能会使神经元集合的大小减小。众所周知，释放脑内多巴胺的苯丙胺类药物，对大脑整体具有刺激和兴奋的作用，导致过度亢奋。在这种状态下，当多巴胺水平很高时，有一种可能性会增加，过于活跃兴奋的人有更多机会即刻直接感知到周围的环境，而不会对某物或某人有长期沉思的“认知”过程。在前一个石头还没来得及激起全部的水波纹时，就寻求一种新的刺激，把一块新石头扔进水潭。正如我们所见，这将是一个高速竞争的世界，由于周转率高，因而神经元集合的大小会减小。

45　与多巴胺类似效果的讨论请参阅Susanta Bandyopadhyay and John J.Hablitz（2007），‘Dopaminergic Modulation of Local Network Activity in Rat Prefront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4120-28.

46　Brown, R. T.&Wagner, A.R.‘Resistance to punishment and extinction following training with shock or nonreinforcement'.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68，503-7（1964）；另请参阅Gray, J.A.‘Fear, panic and anxiety：what’s in a name.Psychological Inquiry，2，72-96（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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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http：//www. channel4.com/news/laughing-gas-nitrous-oxide-legal-high-police-drugs-brick-lane-festivals

49　阿片类药物本来是抑制性的，但是通常作用于抑制性通路，产生去抑制的作用。然而，这种兴奋作用会类似地通过去同步化，产生一种小神经元集合的状态。Charles, A.C.&Hales, T.G.‘From inhibition to excitation：func-tional effec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opioid receptors’.Life Sciences，76，479-85（2004）.

50　Yau, S. et al.‘Physical exercise-induced adult neurogenesis：a good strategy to prevent cognitive decline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Biomedic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14，40312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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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Cakır, B.et al.‘Stress-induced multiple organ damage in rats is ameliorated by the antioxidant and anxiolytic effects of regular exercise’.Cell Biochemistry and Function，28，469-79（2010）.Schoenfeld等人，于2013年，在正在奔跑的动物的海马体中发现了新的兴奋性和抑制性细胞；此外，奔跑中的动物在接触到压力源后，会经历更短的压力发作期：“奔跑动物的海马体与久立不动的动物大不相同，它们不仅有更多兴奋性神经元和突触，而且更容易激活抑制性神经元，可能是处于应激状态时，更容易抑制兴奋性神经元。”Schoenfeld T.J.et al.‘Physical exercise prevents stress-induced activation of granule neurons and enhances local inhibitory mechanisms in the dentate gyrus’.Journal of Neuroscience，33（18）：7770-7（2013）.另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适度运动和安静休息有助于缓解未来的压力（Smith，2013）。虽然这两种方法都在短期内减轻了压力，但看情绪图片时，安静休息组被试比运动组更有压力。Smith, J.C.‘Effects of emotional exposure on state anxiety after acute exercise’.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45（2）：372-8（2013）；以及Nakajima, S.et al.‘Regular voluntary exercise cures stress-induced impair-ment of cognitive function and cell proliferation accompanied by increases in cerebral IGF-1 and GST activity in mice’.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211，178-84（2010）

57　Nokia, M. et al.‘Learning to learn：theta oscillations predict new learning, which enhances related learning and neurogenesis'.PLoS One，7，e31375（2012）.

58　Begley，2009.

59　Devonshire, I. M.et al.‘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differentially modifes specifc components of sensory-evoked activity in rat barrel cortex as revealed by simultaneous electrophysiological recordings and optical imaging in vivo'.Neuroscience，170，662-9（2010）.

60　同上。

61　相较麻醉大鼠，清醒大鼠的神经元集合的振幅更大，同时在空间范围上也更要大得多。Ferezou I, Bolea S.&Petersen C.C.‘Visualizing the cortical representation of whisker touch：voltage-sensitive dye imaging in freely moving mice’.Neuron，50，617-29（2006）.

62　Greenfield，2011.

第四章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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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ville, H. J.&Lawson, D.‘Attention to central and peripheral visual space in a movement detection task：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and behavioral study.II.Congenitally deaf adults'.Brain Research，405，268-83（1987）.

3　Karns, C. M.，Dow, M.W.&Neville, H.J.‘Altered cross-modal processing in the primary auditory cortex of congenitally deaf adults：a visual-somatosensory fMRI study with a double-flash illusion'.Journal of Neuroscience，32，9626-38（2012）.

4　Gougoux, F. et al.‘Neuropsychology：pitch discrimination in the early blind'.Nature，430，309（2004）.

5　Lessard, N. et al.‘Early-blind human subjects localize sound sources better than sighted subjects'.Nature，395，278-80（1998）.

6　Röder, B.et al.‘Semantic and morpho-syntactic priming in auditory word rec-ognition in congenitally blind adults’.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18，1-20（2003）.

7　Bull, R.，Rathborn, H.&Clifford, B. R.‘The voice-recognition accuracy of blind listeners'.Perception，12，223-6（1983）.

8　Petrus, E. et al.‘Crossmodal induction of thalamocortical potentiation leads to enhanc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the auditory cortex'.Neuron，81，664-73（2014）.

9　Terhune, D. B.et al.‘Enhanced cortical excitability in grapheme-color synesthe-sia and its modulation'.Current Biology，21，2006-9（2011）.

10　Liotta, A. et al.‘Partial disinhibition is required for transition of stimulus-induced sharp wave-ripple complexes into recurrent epileptiform discharges in rat hippocampal slices'.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105，172-87（2011）.

11　Rockel, A. J.，Hiorns, R.W.&Powell, T.P.‘The basic uniformity in structure of the neocortex'.Brain，103，221-44（1980）.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认为，皮层类似饼干模具的细胞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用视觉和听觉通路的各种解剖学差异来说明。从成像数据来看，输入听觉信息时形成的分布模式可能与视觉皮层非常不同。例如，听觉皮层通常接收两只耳朵的信息输入，从皮层之下的脑区传入进来，而视觉皮层只接收两个视觉半区的信息输入。此外，从皮层下中继站（丘脑）到视皮层的主要输入，通常终止于皮层中的某一层（第四层），而在听觉皮层，一些丘脑输入分布更广（延伸到第三层），而另一些则在其他地方终止（第一层）。LeVay, S.&Gilbert, C.D.‘Laminar patterns of geniculocortical projection in the cat’.Brain Research，113（1），1-19（1976）.Smith, P.H.&Populin, L.C.‘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alamocortical recipient layers of the cat auditory and visual cortic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436（4），508-19（2001）.Huang, C.L.&Winer, J.A.‘Auditory thalamocortical projections in the cat：laminar and areal patterns of input’.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427（2），302-31（2000）.

12　Libet, B.Mind Time：Tee Temporal Factor in Consciousn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13　VanRullen, R.&Thorpe, S. J.‘The time course of visual processing：from early perception to decision-making'.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13，454-61（2001）.

14　Libet，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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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Grady, D.‘The vision thing：mainly in the brain'. Discover（http：//discover-magazine.com/1993/jun/thevisionthingma227）.相似地，参见Nikos Logo-thetis的网站：http：//www.kyb.tuebingen.mpg.de/research/dep/lo/visual-per-ception.html

21　Jones, B.‘Spatial perception in the blind'.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66，461-72（1975）.

22　Calvert, G. A.，Campbell, R.&Brammer, M.J.‘Evidence from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crossmodal binding in the human heteromodal cortex'.Current Biology，10，649-57（2000）.

23　Risberg, A.&Lubker, J.‘Prosody and speech-reading'inSTL Quarterly Progress and Status Report，4，1-16（1978）.这种实验感官协同作用表现地更明显，在对猴子的一项侵入性研究中，感官统合的过程无需归于经典的“皮质组织”（更“高级”的脑区与特定的感觉模式不直接相关）。相反，早期的多感官影响能够增强神经元负载的信息。虽然五官信息仍然是可识别的，但它们会相互作用，让事情更加复杂化，根据相关神经元如何相互连接，可能产生不同的净效应。

24　Kayser, C.，Petkov, C. I.&Logothetis, N.K.‘Multisensory interactions in primate auditory cortex：fMRI and electrophysiology'.Hearing Research，258，80-8（2009）.

25　Geake, J. Ch.2，pp.10-17 inCompanion to Gifted Education（eds.Balchin, T.&Hymer, B.）（Routledge，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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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Harrar, V.&Spence, C.‘The taste of cutlery：how the taste of food is affected by the weight, size, shape and colour of the cutlery used to eat it'.Flavour，2，2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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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同上。

54　Molino, J.‘Toward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music and language'inTee Origins of Music（eds.Wallin, N.，Merker, B.&Brown, S.），165-76（MIT Press，2000）.

55　Huron，2001.在伊斯兰教传统中，一种普遍的观点是音乐可能会让人分心，干扰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更糟糕的情况是会导致放荡的行为。然而，自由欧洲电台的记者约翰·贝利（John Baily）指出，“其实说塔利班禁止音乐是不对的。他们禁止了乐器以及所有需要用乐器制作的音乐，而很可能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架子鼓——因为圣训说，先知穆罕默德赞成或允许在婚礼等庆祝仪式上用架子鼓演奏。”Baily, J.，British Journal of Ethnomusicology：‘It isn’t actually correct to say Taliban have banned music’.Radio Liberty，22 June 2009.

56　Merriam, A. P.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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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McNeill, W. H.Keeping Together in Tim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60　Cross，2001.

61　Trevarthen, C.‘Musicality and the intrinsic motive pulse：evidence from human psychobiology and infant communication'.Musicae Scientiae，155-215（2000）.

62　Cross，2001.

63　杏仁核得名于拉丁语中的“像杏仁一样的形状”，位于颞叶深处，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与多个脑区相连。因此，它与一系列情绪与记忆功能相关。请参阅两篇近期的综述研究：LaLumiere, R.T.‘Optogenetic dissection of amygdala functioning’.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8，107（2014）以及 Fernando, A.B.P.，Murray, J.E.&Milton, A.L.‘The amygdala：securing pleasure and avoiding pain’.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7，190（2013）.

64　Gosselin, N. et al.‘Impaired recognition of scary music following unilateral temporal lobe excision'.Brain，128，628-40（2005）.另外，如需了解音乐相关的部分，请参阅Griffths, T.D.et al.‘“When the feeling’s gone”：a selective loss of musical emotion’.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Psychiatry，75，344-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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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Burton, A. C.，Nakamura, K.&Roesch, M.R.‘From ventral-medial to dorsal-lateral striatum：neural correlates of reward-guided decisionmaking'.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117，51-9（2014）.

71　Zald, D. H.&Zatorre, Robert J.，C.19，‘Music'，pp.405-28 inNeurobiology of Sensation and Reward（ed.Gottfried, J.A.）（CRC Press，2011）.

72　Benoit, C.-É.et al.‘Musically cued gait-training improves both perceptual and motor timing in Parkinson’s disease’.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8，494（2014）；另请参阅Nombela, C.et al.‘Into the groove：can rhythm influence Parkinson’s disease?’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37，2564-70（2013）；以及Pacchetti, C.et al.‘Active music therapy in Parkinson’s disease：an integrative method for motor and emotional rehabilitation’.Psychosomatic Medicine，62，386-9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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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Lim, I. et al.‘Effects of external rhythmical cueing on gait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a systematic review'.Clinical Rehabilitation，19，695-713（2005）.然而，尽管有证据表明，相比外部线索，疾病确实尤其会影响内部线索。在实验条件下成功的干预措施，通常在实验室外（即病人家里）没有带来改善。

75　在任何情况下，一旦发现在音乐体验中多巴胺释放激增，萨利姆普尔（Salimpoor）及其团队便运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这一更快但非化学特定的扫描技术，来监测关键区域的多巴胺释放过程。他们发现了一种功能性的分离：一个脑区（尾状核）更多地参与了预期音乐力量的过程，而另一个脑区（伏隔核）则与音乐带来的情绪峰值体验更相关，这两个事件相隔约10至15秒。

76　Meyer, L.Emotion and Meaning in Music.（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77　Blood, A. J.&Zatorre, R.J.‘Intensely pleasurable responses to music correlate with activity in brain regions implicated in reward and emo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98，11818-23（2001）.

78　Sacks, O.Musicophilia：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Random House，2007）.

第五章　在办公室

1　http：//www. bls.gov/tus/charts/

2　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针对的是特定的医院设计可能产生的治疗效果，其中包括了102项研究和38项元分析。然而，朴茨茅斯大学的第一作者艾米·德拉霍塔（Amy Drahota）博士总结说：“虽然很显然，病人康复期间所在的病区会影响他们的康复过程，但仍需要研究证据来帮助我们在医院设计中做决定。然而，我们的研究中有85项与在医院中使用音乐有关。我们对医院环境设计的各个方面都有兴趣，但许多领域都没有高质量的研究。例如，我们各发现了一项符合我们标准的照明和装修方面的研究，在运用艺术和寻找辅助工具方面没有找到任何质量足够高的研究。同时，我们甚至对找到的一些研究也有许多保留意见，因为研究质量还是不尽如人意。因此，虽然这篇综述研究中包含了大量信息，我们依旧呼吁更多高质量的研究，针对医院设计的不同部分，帮助我们在设计和翻新未来医院等方面做出更明智的决策。”http：//www.news-medical.net/news/20120315/Hospital-environments-could-influence-patient-recovery.aspx.Drahota, A.et al.‘Sensory environment on health-related outcomes of hospital patients’.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3，CD005315（2012）.另请参阅Kaler, S.R.&Free-man, B.J.‘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cognitiv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omanian orphans’.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35，769-81（1994）.Eluvathingal, T.J.et al.‘Abnormal brain connectivity in children after early severe socioemotional deprivation：a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study’.Pediatrics，117（6），2093-100（June 2006）.Prut, L.&Belzung, C.‘The open field as a paradigm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drugs on anxiety-like behaviors：a review’.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463（1-3），3-33（28 Feb.2003）；另请参阅 Eberhard, J.P.‘Applying neuroscience to architecture’.Neuron，62，753-6（2009）.文章中引用了关于人类对建筑的反应的现有定义和特定假设，认为人类对建筑的反应仅仅在于等待学生和研究人员去研究，Eberhard对此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声称有70至80个这样的假设，并在自己所著的《大脑风景》（Brain Landscapes，Oxford University，2009）一书中详述了这些假设，例如，大脑天生就能够对基于黄金分割为比例而做出反应，同时大脑中有一个网络负责敬畏感。为了解决以往研究的不足，也为了提出如医院、学校、教堂及实验室等建筑的功能性要求，建筑神经科学学会（ANFA）于2003年创立，该学会的创立意味着虽然尚未完全实现，但神经科学应用于建筑有着巨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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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urves, D. et al.Neuroscience.（Sinauer Press，2012）.

13　这种现象称为“色彩实体视觉”（chromostereopsis）。例如，红色的色块看起来比蓝色的要近。可以说，如果一个红色物体更靠近，需要更多注意力，因此拥有产生直接生理效应的机会，即刺激和提高心率。与此相反，蓝色物体看起来不会像相邻的红色物体那样靠近我们，因此会相对缓和，从而有助于集中注意力。Cauquil, A.S.et al.‘Neural correlates of chromostereopsis：an evoked potential study’.Neuropsychologia，47，2677-81（2009）.Dreiskaemper, D.et al.‘Infuence of red jersey color on physical parameters in combat sports’.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35，44-9（2013）.Farrelly, D.et al.‘Competitors who choose to be red have higher testosterone levels’.Psychological Science，24，2122-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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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对于“红色效应”的延伸回顾和讨论见 Elliot, A.J.&Maier, M.A.‘Color psychology：effects of perceiving color on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in human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65，95-120（2014）.

19　Mehta, R.&Zhu, R. J.‘Blue or red?Exploring the effect of color on cognitive task performances'.Science，323，1226-9（2009）；另请参阅Elliot&Mai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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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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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拥有一个特定的身份（知道自己是谁），不应该与仅仅具有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是有意识的，从元表征上看是指更高阶的表征）相混淆。出于同样的原因，元表征的缺失有时会与自闭症（autism）相混淆。然而，仅仅因为自闭症儿童不能理解其他人可能会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信念，并不意味着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是有意识的，即他们是有自我意识的，也就是有元表征的。Von Eckardt, B.inMIT Encyclopedia of Cognitive Science（eds.Wilson, R.&Keil, F.）（MIT Press，1999）.Leslie, A.M.‘The theory of mind impairment in autism.Evidence for a modular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inNatural Teeories of Mind：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Simulation of Everyday Mindreading（ed.Whiten, A.）（Blackwell，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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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Maddox等人（2010）的研究不能控制各种混杂因素。例如，现有的对旅行的热情可以突出内在的好奇心和特定的智力，或许也可以预测创造性任务中的表现。这项研究的重点似乎是把在国外学习与学习一项运动形成对比，以此表明在国外学习（回忆经验）可以提高创造力。

45　Thanem, Varlander&Cumming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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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家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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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urman&Moghaddam，2011.

4　Fuster, J.Tee Prefrontal Cortex.（Academic Press，2008）.

5　众所周知，前额叶皮层约占人类大脑的30%，而在我们最接近的近亲黑猩猩中却只有17%。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大量的分布式网络对人类所具有的独立能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支持先前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人类大脑前额叶皮层中含有更多的白质：Barton, R.A.&Venditti, C.‘Human frontal lobes are not relatively larg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10（22），9001-6（2013）.Schoenemann, P.T.，Sheehan, M.J.&Glotzer, L.D.‘Prefrontal white matter volume is disproportionately larger in humans than in other primates’.Nature Neuroscience，8（2），242-52（2005）.McBride, T.，Arnold, S.E.&Gur, R.C.‘A comparative volumetric analysis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 human and baboon MRI’.Brain, Behavior and Evolution，54（3），159-6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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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lvarez, J. A.&Emory, E.‘Executive function and the frontal lobes：a meta-an-alytic review'.Neuropsychological Review，16，17-42（2006）.

8　Sturman&Moghaddam，2011.

9　Casey, B. J.，Getz, S.&Galvan, A.‘The adolescent brain'.Developmental Review，28，62-77（2008）.

10　Chambers, R. A.，Taylor, J.R.&Potenza, M.N.‘Developmental neurocircuitry of motivation in adolescence：a critical period of addiction vulnerability'.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60，1041-52（2003）.

11　Ferron, A. et al.‘Inhibitory influence of the mesocortical dopaminergic system on spontaneous activity or excitatory response induced from the thalamic mediodorsal nucleus in the ra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Brain Research，302，257-65（1984）；另请参阅Gao, W.-J.，Wang, Y.&Goldman-Rakic, P.S.‘Dopamine modulation of perisomatic and peridendritic inhibition in prefront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science，23，1622-30（2003）.

12　Knobloch, H. S.&Grinevich, V.‘Evolution of oxytocin pathways in the brain of vertebrates'.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8，31（2014）.

13　Steinberg, L.‘A social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on adolescent risk-taking'.Developmental Review，28，78-10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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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Strange, P. G.Brain Biochemistry and Brain Disord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Sturman&Moghaddam，2011.

18　支持这一长久以来的想法的证据非常明确：神经兴奋性药物，如苯丙胺，能增强大脑中多巴胺的释放，模拟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相反，抗精神病性药物会阻断多巴胺的活动，起到安神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不二选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就精神分裂症本身而言，多巴胺的过度影响并不像字面意义上所讲的，是因为产生了大量的神经递质分子，而是由于数量正常的多巴胺通过异常地作用于目标受体或通过其他一些大脑的异常处理而导致了多巴胺效应的放大。无论如何，诸如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所表现出的症状，这样一系列复杂的感觉和认知障碍，绝非用一个信号系统就可以简单地解释。然而，关键的一点是，大脑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的靶点以及神经元回路重组之间有着微妙的相互影响，而多巴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不是唯一的角色），这最终构成了一个人的“心智”。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如果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理解”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某个事物的话，那么缺乏联系将会缺乏理解，特别是当涉及谚语中所体现的那些抽象概念时更是如此。此外，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儿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似乎都缺乏逻辑性，而他们的思维过程通常以破碎且怪异的理由为特点。这些看似不合理且令人感到诧异的联系，在广泛的自我表达载体中会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奇怪表现在儿童绘画中便是不切实际的色彩组合，如将羊涂成紫色，或是胡乱堆砌出“单词沙拉”这种抽象的视觉模式，难以理解的词或短语的混合，这些在儿童的艺术作品或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诗歌中十分常见。Brisch, R.et al.‘The role of dopamine in schizophrenia from a neurobi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old-fashioned, but still in vogue’.Frontiers in Psychiatry，5，47（2014）.Kasanin, J.S.Language and Teought in Schizophre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4）.Mujica-Parodi, L.R.，Malaspina, D.&Sackeim, H.A.‘Logical processing, affect and delusional thought in schizophrenia’.Harvard Review of Psychiatry，8，73-83.Caplan, R.et al.‘Formal thought disorder in childhood onset schizophrenia and 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31，1103-14（1990）.

19　Gao, Wang&Goldman-Rakic，2003.

20　Tsujimoto，2008；另请参阅Welsh, M.C.&Pennington, B.F.‘Assessing frontal lobe functioning in children：views from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Developmental Neuropsychology，4，199-230（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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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The table is adapted from one in Greenfield, S. A.Mind Change：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Leaving Teeir Mark on Our Brains.（Random House，2014）.

30　Rosen, L. D.et al.‘Media and technology use predicts ill-being among children, preteens and teenagers independent of the negative health impacts of exercise and eating habits'.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35，364-75（2014）.

31　来自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迈克尔·梅泽尼希（Michael Merzenich）教授是一位经验诱发大脑可塑性方面的专家，他给出了相对应的典型的神经科学视角。他警告说：“生于数字时代的[数字原住民]，他们在生活中的大脑可塑性与早年出生的普通人群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差异，而且毫无疑问，现代人大脑的运作特征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诸如此类的变化以及影响下一代可能的思考和感受方式的证据不断积累，现在已经被证实：可以说，这种向网络环境的彻底转变通常会从整体上产生更敏捷的心理加工过程，而同样也会产生不恰当的鲁莽，缺乏共情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自恋的倾向，进取心不足以及脆弱的认同感，与上述损失并存的益处是，这种转变可能提升感觉运动协调能力，改善智商测验中的表现和反应时间以及工作记忆。Bavelier, D.et al.‘Brains on video games’.Nation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12，763-8（2011）.Greenfield, S.A.，2014.

32　Koepp, M. J.et al.‘Evidence for striatal dopamine release during a video game'.Nature，393，266-8（1998）；另请参阅 Weinstein, A.M.‘Computer and video game addiction-a comparison between game users and non-game users’.American Journal of Drug and Alcohol Abuse，36，268-76（2010）.

33　Greenfield, S. A.，2014.

34　Yuan, K. et al.‘Microstructure abnormalities in adolescents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PLoS One，6，e20708（2011）.

35　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话题，更充分的讨论参见：Greenfield, S.A.，2014.

36　Freis, E. D.&Ari, R.‘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effects of reserpine in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59，45-53（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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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Healy, D.Tee Antidepressant Er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40　不用说，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开发出了药理学上更复杂同时具有选择性的药物。例如，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s）的原型被证明有不良的副作用，例如“奶酪反应”，即任何服用药物的患者都不能食用诸如奶酪、酵母、巧克力或红葡萄酒等富含酪胺的食物：在药物的保护下，无法分解的酪胺（去甲肾上腺素的类似物）便会不断积累，达到某种水平后，便会导致血压的升高和心率的加快，并会增加发生高血压危象的危险性。因此，人们开发出一类新型三环类药物（之所以被称为三环类药物是因为其具有三个环状的化学结构），该类药物仅仅通过更具有选择性地靶向胺类递质就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新型药物通过阻止神经元对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再摄取而发挥作用，这使它们可以在不同的靶点上有较长的作用：食品中的酪胺现在不会再有影响，而服用三环类药物的患者可以再次品尝奶酪和葡萄酒了。最近，抗抑郁药物变得更加精炼，第三代抗抑郁药如百忧解变得更具有选择性，其主要作用于5-羟色胺。

41　Fitzgerald, P. J.‘Forbearance for fluoxetine：do monoaminergic antidepressants require a number of years to reach maximum therapeutic effect in huma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uroscience，124，467-7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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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Ren, J. et al.‘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versus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for major depression：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Biological Psychiatry，51，181-9（2014）.

46　锂的治疗作用由澳大利亚医生约翰·凯德（John Cade）于1948年首次报道。再一次，意外的发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凯德将精神病患者的尿液注射到豚鼠的腹腔中，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探索精神疾病可能的生物化学基础。这些豚鼠比注射了健康人尿液的豚鼠死的更快：因此凯德将这一现象归结为精神病患者的尿液中含有更多的尿酸。就在那时，命运发挥了作用：正当凯德试图通过在溶液中加入尿酸锂来提高尿酸的水溶性时，他意外地发现在注射了含有尿酸锂溶液的豚鼠身上，精神病人尿液的毒性大大降低。然而，更有趣的发现是，锂本身对动物具有镇静作用。这是为什么呢？锂强大的治疗作用，尤其是对于躁郁症（与稳态单向抑郁相反）的疗效，已经被证明是个谜。不用说，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试图对此加以解释，其中就包括了谷氨酰胺的作用，其本身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和/或一种对血清素有增强作用的调节物质。另一个对象是气体一氧化氮，它在所有的神经递质中体积最小，它的作用涉及神经可塑性。其他的想法还包括，锂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重置生物钟，以此来调节代谢、体温和睡眠（在双向障碍中发生紊乱），或是抑制肌醇单磷酸酶，否则这种酶会分解肌醇发生畸变，导致出现记忆问题和抑郁。然而，所有这些可能的复杂机制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在通常情况下，正常人体内所含有的锂并没有影响精神状态的作用，此外，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无机盐。如此基本的物质为何会对那么复杂的精神疾病产生这样选择性的复杂影响呢？Yoshimura, R.et al.‘Comparison of lithium, aripiprazole and olanzapine as augmentation to paroxetine for in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Therapeutic Advances in Psychopharmacology，4，123-9（2014）.De Sousa, R.T.et al.‘Lithium increases nitric oxide levels in subjec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during depressive episodes’.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55，96-100（2014）.Welsh, D.K.&Moore-Ede, M.C.‘Lithium lengthens circadian period in a diurnal primate, Saimiri sciureus’.Biological Psychiatry，28，117-26（1990）.Brown, K.M.&Tracy, D.K.‘Lithium：the pharmacodynamic actions of the amazing ion’.Teerapeutic Advances in Psychopharmacology，3，163-76（2013）.Buigues, C.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frailty syndrome：a systematic review’.Aging&Mental Health，1-11（16 Oc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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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不过话又说回来，Jasper和Penfield发现，从切除各种癫痫患者相当大一部分大脑皮层（包括不同的区域）并不能使他们不再感受到疼痛。Penfield, W.&Jasper, H.‘Epilepsy and the functional anatomy of the human brain’.（Little, Brown&Co.，1954）.

55　Hall, K. R.&Stride, E.‘The varying response to pain in psychiatric disorders：a study in abnormal psychology'.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27，48-60（1954）；另请参阅 Pöllmann, L.&Harris, P.H.‘Rhythmic changes in pain sen-sitivity in teet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ronobiology，5，459-64（1978）.

56　Koyama, T. et al.‘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pain：where expectations become realit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2，12950-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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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Bergman, N. A.‘Michael Faraday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anesthesia'.Anesthesiology，77，812-16（1992）.

64　http：//www. 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377857/Nitrous-oxide-Laughing-gas-known-hippy-crack-2nd-popular-legal-high-drug-young-people.html

65　最近的新闻报道：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feb/27/raver-drug-ketamine-control-plan-at-un-condemned-as-potential-disaster

66　Buigues, C. 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frailty syndrome：a systematic review'.Aging&Mental Health，1-11（2014）.

67　Winocur, G.&Moscovitch, M.‘A comparison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 community-dwelling and institutionalized old people of normal intelligence'.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44，435-44（1990）.

68　Scarmeas, N.&Stern, Y.‘Cognitive reserve and lifestyle'.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Neuropsychology，25，625-33（2003）.

69　Engvig, A. et al.‘Effects of memory training on cortical thickness in the elderly'.NeuroImage，52，1667-76（2010）.

70　Small, G. W.&Greenfield, S.‘Current and future treatments for Alzheimer dis-ease'.American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23，1101-5（2015）.

71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真正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神经元破坏的化学元凶是一种异常形成的物质，在希腊语中被称为“淀粉”（starch）：淀粉样物质，这是目前进行更有效的新型药物研究的中心。然而，迄今为止，对抗淀粉样物质的药物在过去几十年的临床研究中始终令人感到失望。似乎这些大脑中的异常沉淀可能只是一种附属因素，但再一次，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对之前健康的大脑进行实体解剖时也可以发现淀粉样物质，因此，这类物质的出现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必要而非充分因素。目前，另一个正在进行研究的目标是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发现的另一种组织学异常：“缠结（tangles）”，一种细胞内微管错误的排列，我们曾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目前还没有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阿尔茨海默病中淀粉样物质斑块或蛋白缠结是导致细胞死亡的始动因素，以及因此出现的神经元集合萎缩。此外，斑块和缠结对所有细胞都有非特异性的杀伤作用：参阅Small&Green-field，同上。与此相反，阿尔茨海默病的罪魁祸首肯定与此不同，并且更具有选择性，因为在该病患者的大脑中，只有特定的神经元群更容易发生退行性病变。Greenfield, S.A.&Vaux, D.J.‘Parkinson’s disease, Alzheimer’s disease and motor neurone disease.Identifying a common mechanism’.Neuro-science，113，485-92（2002）.

72　Aarsland, D. et al.‘Frequency of dementia in Parkinson disease'.Archives of Neurology，53，538-42（1996）；另请参阅Calne, D.B.et al.‘Alzheimer’s disease, Parkinson’s disease and motorneurone disease：abiotrophic interaction between ageing and environment?’Lancet，2，1067-70（1986）；以及Horvath, J.et al.‘Neuropathology of Parkinsonism in patients with pure Alzheimer’s disease’.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39，115-20（2014）.

73　当大脑的大部分细胞因为中风或头部撞击等因素而受损时，通常脑功能的恢复会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然而，如果损伤发生在“中枢”细胞上，便会触发依然存在的发育机制：释放特定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通常只在发育中的大脑发挥作用。然而，在成熟的大脑中情况则有所不同：这种发育性的物质现在却变成了有毒物质。因此，最初作为补救受损细胞而释放的化学物质现在则会产生更多的损害，从而导致更多有毒化学物质的释放。这就是我们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所看到的细胞死亡循环。Greenfield, S.‘Discovering and targeting the basic mechanism of neurodegeneration：the role of peptides from the C-terminus of acetylcholinesterase：non-hydrolytic effects of ache：the actions of peptides derived from the C-terminal and their relevance to neurodegeneration’.Chemico-biological Interactions，203，543-6（2013）.

74　Woods, B. et al.‘Reminiscence therapy for dementia'.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CD001120（2005）.

75　Atkins, S.First Steps：Living with Dementia.（Lion，2013）.

76　Sacks, O.Musicophilia：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Random House，2007）.

77　另一种抵消相互制衡下降，从而沉浸在“隆隆声、嗡嗡声的混乱中”的方法是为患者做现实定向疗法（reality orientation therapy）。这种疗法目的是减少痴呆症患者的混乱。其原理是让患者了解并适应他们目前所处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周围每个人的名字、身份和照料职责。简言之，这种方法试图让患者们知道他们和周围的人分别都是谁，以及他们在哪里，以此减少患者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举几个这种方法的例子：准备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上星期几、日期、下一顿饭吃什么以及天气；在墙上挂一个大的日历钟；在每个房间的房门上贴上房间名，并在每个患者的卧室门上用标签贴上他们自己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说，原本通常由内部神经连接提供的日常生活中时间和空间的正常背景，现在要由外部环境来提供。这种方法的一个问题是，对于现实情况加以纠正实际上会使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感觉更糟。例如，当我们告诉某人她不能回家找她的丈夫了，因为她丈夫已经在十年前去世了，这对于已经忘记丈夫死亡的她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们对此做出的反应会和他们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时的反应一样。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让专人对患者进行人际互动的指导，从某种意义上以此来决定“现实”。没有哪个不够正直的成年人会告诉一个小孩子，圣诞老人其实不存在；相反，他们会进入儿童的叙事中，尊重孩子对现实有限的理解，而面对成年人则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观点。这是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于2008年在《卫报》中所描述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一位名叫彭妮·加纳（Penny Garner）的女儿为了治疗她妈妈多萝西·约翰逊（Dorothy Johnson）的痴呆症而开发出来的：加纳的主意是在照顾她那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时发展出来的。一天，她们正坐在医生的等候室中，突然妈妈多萝西说道：“我们的航班被叫过了吗？”女儿加纳感到非常困惑。她妈妈焦虑地环顾四周说道：“我们可别错过了航班，我们的行李箱在哪？”加纳突然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她母亲一直很喜欢乘飞机旅行，因此多萝西把现在这种拥挤的等待状况理解为她们正在候机大厅中。当加纳回答说：“我们所有的行李都去托运了，我们刚刚拿到我们的手提包。”她妈妈明显地放松了下来。这里我们看到，既不是试图增加额外连接的石头，也不是给予能帮助改善水潭粘度的化学物质，而是操纵外部环境、谈话和互动，从而使现有的内部神经元连接能够与之融洽。Atkins，2013.Spector, A.et al.‘Reality orientation for dementia’.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CD001119（2000）.

第七章　做梦

1　Capellini, I. et al.‘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the ecology and evolution of mam-malian sleep'.Evolution，62，1764-6（2008）.

2　Foulkes, D.‘Dreaming and REM sleep'.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2，199-202（1993）.

3　Nir, Y.&Tononi, G.‘Dreaming and the brain：from phenomenology to neuro-physiology'.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14，88-100（2010）.

4　Morris, G. O.，Williams, H.L.&Lubin, A.‘Misperception and disorientation during sleep deprivation'.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2，247-54（1960）.

5　Harrison, Y.&Horne, J. A.‘Sleep loss and temporal memory'.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A.，53，271-9（2000）.

6　Zohar, D. et al.‘The effects of sleep loss on medical residents'emotional reactions to work events：a cognitive-energy model'.Sleep，28，47-54（2005）.

7　Yoo, S.-S. et al.‘The human emotional brain without sleep-a prefrontal amyg-dala disconnect'.Current Biology，17，R877-8（2007）.

8　van der Helm, E. et al.‘REM sleep depotentiates amygdala activity to previous emotional experiences'.Current Biology，21，2029-32（2011）.

9　Walker, M. P.‘Why we sleep?'inBrain.org Gulbenkian Health Forum（2012）.

10　Hobson, J. A.&Friston, K.J.‘Waking and dreaming consciousness：neuro-bi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Progress in Neurobiology，98，82-98（2012）.

11　目前还不清楚从感官输入的概念是否包括味觉和嗅觉，后二者在梦中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12　Hobson&Friston，2012.

13　Mignot, E.‘Why we sleep：the temporal organization of recovery'.PLoS Biology，6，e106（2008）.

14　Hobson&Friston，2012.

15　Marchant, J.‘Why brainy animals need more REM sleep after all'.New Scientist（19 June 2008）.

16　Siegel, J. M.‘The evolution of REM sleep'inHandbook of Behavioral State Control（eds.Lydic, R.&Baghdoyan, H.A.）（CRC Press，1999）.

17　Hobson, J. A.‘REM sleep and dreaming：towards a theory of protoconsciousness'.Nation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10，803-13（2009）.

18　Davis, K. F.，Parker, K.P.&Montgomery, G.L.‘Sleep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part one：normal sleep'.Journal of Pediatric Health Care，18，65-71（2004）.

19　http：//www. babble.com/baby/baby-sleep-tips/baby-sleep-tips-1/www.babble.com/baby/baby-sleep/

20　Hobson&Friston，2012.

21　虽然NREM（非快速眼动）睡眠在记忆的巩固中可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O’Neill J.et al.‘Play it again：reactivation of waking experience and memory’.Trends in Neuroscience，33（5），220-9（2010）.

22　Kumar, S.&Sagili, H.‘Etiopathogenesis and neurobiology of narcolepsy：a review'.Journal of Clinical and Diagnostic Research，8，190-5（2014）.

23　Morrison, A. R.‘A window on the sleeping brain'inThe Workings of the Brain：Development, Memory and Perception（ed.Llinas, R.R.），133-148（W.H.Free-man，1990）.

24　Nir&Tononi，2010.

25　Llinás, R.R.&Paré，D.‘Of dreaming and wakefulness’.Neuroscience，44，521-35（1991）.

26　理奈斯和帕尔的实验设计中依旧存在许多谜团，例如如何解释跨物种间和胎儿所表现出意识水平的巨大差异等。然而，从简单的丘脑皮层动力学上看，不同物种间普遍存在的这些广泛差异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一些旨在改变意识状态的精神药物对个人意识水平带来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顺带一提，最近的热门理论：在由托诺尼和科赫一起提出的丘脑皮层回路理论中，二人认为丘脑皮层网络中存在一种“双稳态”（bistability），暗示意识是一种非全即无的状态，并且因此是由某种神经元开关加以控制的——这种理论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Tononi, G.&Koch, C.‘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sciousness：an update’.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124，239-61（2008）.

27　Plum, F. in‘Coma and related disturbances of the human conscious state'.Cerebral Cortex Vol.9：Normal and Altered States and Function（eds.Peters, A.&Jones, E.G.）359-426（Plenum Press，1991）；另请参阅 Young, G.B.，Ropper, A.H.&Bolton, C.E.Coma and Impaired Consciousness：A Clinical Perspective.（McGraw Hill，1998）.

28　顶叶——枕叶——颞部交叉区包含了一部分顶叶，一部分颞叶和一部分枕叶，该区域作为听觉、视觉和身体感觉输入的整合区，同时将信息输出到包括边缘区和前额叶在内的其他广泛的区域中去。另请参阅：Maquet, P.et al.‘Functional neuroanatomy of human rapid-eye-movement sleep and dreaming’.Nature，383，163-6（1996）.

29　Epstein, A. W.‘Effect of certain cerebral hemispheric diseases on dreaming'.Biological Psychiatry，14，77-93（1979）；另请参阅Maquet, P.‘Functional neu-roimaging of normal human sleep by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9，207-31（2000）；以及Jakobson, A.J.，Fitzgerald, P.B.&Conduit, R.‘Induction of visual dream reports after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during Stage 2 sleep’.Journal of Sleep Research，21，369-79（2012）.

30　Solms, M.‘Dreaming and REM sleep are controlled by different brain mecha-nism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3，843-50；discussion 904-1121（2000）.

31　Büchel, C.et al.‘Different activation patterns in the visual cortex of late and congenitally blind subjects’.Brain，121，Pt 3，409-19（1998）.

32　同上。

33　Horikawa, T. et al.‘Neural decoding of visual imagery during sleep'.Science，340，639-42（2013）.

34　Nir&Tononi，2010.

35　同上。

36　Penfield, W.&Perot, P.‘The brain's record of auditory and visual experience. A final summary and discussion'.Brain，86，595-696（1963）.

37　Hobson, J. A.The Chemistry of Conscious States：How the Brain Changes Its Mind.（Little, Brown&Co.，1994）；另请参阅Scarone, S.et al.‘The dream as a model for psychosis：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using bizarreness as a cognitive marker’.Schizophrenia Bulletin，34，515-22（2008）；以及Limosani, I.et al.‘The dreaming brain/mind, consciousness and psychosis’.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20，987-92（2011）.

38　Brisch, R. et al.‘The role of dopamine in schizophrenia from a neurobi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old-fashioned, but still in vogue'.Frontiers in Psychiatry，5，47（2014）.

39　Solms, M.&Turnbull, O.Tee Brain and the Inner World.（Other Press，2002）.

40　Monti, J. M.&Monti, D.‘The involvement of dopamine in the modulation of sleep and waking'.Sleep Medicine Reviews，11，113-33（2007）.

41　通常情况下，多巴胺的分泌受到一种与快速眼动睡眠密切相关的神经递质的调节，这种神经递质被称为乙酰胆碱（ACh），它在大脑和脑干深部发挥着作用：然而，当乙酰胆碱系统不能运作时，多巴胺也可以独立地在皮层上发挥作用，就像在独立于快速眼动睡眠的梦境中所表现的那样。此时，多巴胺在指令链中的位置进一步上升，超过了产生快速眼动睡眠的脑干机制，更直接地作用于前额叶皮层的最终过程，而这些过程与实际的梦其本身有关。那么是什么导致多巴胺在这种情况下被释放的呢？什么也不是。事实证明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甚至连感觉输入都不需要。在听觉和视觉等感官都缺失的情况下，以及当乙酰胆碱不发挥作用时，正如在非快速眼动睡眠的梦境中那样，脑干中的多巴胺细胞表现出一种“自动节律性”：一个兴奋性不断变化的持续周期，在这个周期中，兴奋性的不断变化导致周期性的动作电位爆发，进而导致多巴胺在“高级”目标脑区释放。Grace, A.A.&Bunney, B.S.‘The control of firing pattern in nigral dopamine neurons：burst firing’.Journal of Neuroscience，4，2877-90（1984）.Grace, A.A.&Bunney, B.S.‘The control of firing pattern in nigral dopamine neurons：single spike firing’.Journal of Neuroscience，4，2866-76（1984）.

42　Ferron, A. et al.‘Inhibitory influence of the mesocortical dopaminergic system on spontaneous activity or excitatory response induced from the thalamic me-diodorsal nucleus in the ra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Brain Research，302，257-65（1984）；另请参阅Gao, W.-J.，Wang, Y.&Goldman-Rakic, P.S.‘Dopamine modulation of perisomatic and peridendritic inhibition in prefrontal cortex’.Journal of Neuroscience，23，1622-30（2003）.

43　Nir&Tononi，2010；另请参阅 Dang-Vu, T.T.et al.‘Functional neuroimaging insights into the physiology of human sleep’.Sleep，33，1589-603（2010）.

44　Solms，2000.

45　首先，在神经元的不同部位上，多巴胺可能会对更细微的局部电流产生其他的影响，因此也可能对动作电位不起任何作用，因而不适用于这里所使用的记录方法。其次，在前额叶中，多巴胺的零星释放所引起的抑制作用会对局部环路中的连接细胞产生产生解除抑制的净效应：这一活动随之将以一种在完全没有活动的情况下并不会出现的方式改变前额叶皮层自身最终的输出结果。第三，前额叶的大范围实验性损伤会导致所有细胞无差别地被破坏，然而在正常完整的大脑中，多巴胺选择性的天然靶向性将不可避免地无法对所有前额叶细胞产生同样的影响。Lambert, R.C.et al.‘The many faces of T-type calcium channels’.Pflügers Archiv.European Journal of Physiology，466，415-23（2014）.Holthoff, K.，Kovalchuk, Y.&Konnerth, A.‘Dendritic spikes and activity-dependent synaptic plasticity’.Cell Tissue Research，326，369-77（2006）.

46　Nielsen, T. A.et al.‘Pain in dreams'.Sleep，16，490-8（1993）.

47　Lautenbacher, S.&Krieg, J. C.‘Pain perception in psychiatric disorder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28，109-22（1994）；另请参阅Guieu, R.，Samuélian, J.C.&Coulouvrat, H.‘Objective evaluation of pain perception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164，253-5（1994）.

48　Casey, B. J.，Getz, S.&Galvan, A.‘The adolescent brain'.Developmental Review，28，62-77（2008）；另请参阅Sturman, D.A.&Moghaddam, B.‘The neurobiology of adolescence：changes in brain architecture, functional dynamics and behavioral tendencies’.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35，1704-12（2011）.

49　Toda, M.&Abi-Dargham, A.‘Dopamine hypothesis of schizophrenia：making sense of it all'.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9，329-36（2007）.

50　Zadra, A. L.，Nielsen, T.A.&Donderi, D.C.‘Prevalence of auditory, olfactory and gustatory experiences in home dreams'.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87，819-26（1998）.

51　脑脊液（大脑和脊髓浸泡于其中的液体）中的多巴胺（或者是其代谢产物，高香草酸[HVA]）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跟着逐渐增加，然而5-羟色胺的代谢产物5-羟吲哚乙酸（5-HT）并没有任何变化（对比早产儿和足月新生儿）。

52　Klemm, W. R.‘Why does REM sleep occur?A wake-up hypothesis'.Frontiers in Systems Neuroscience，5，73（2011）.

53　Aserinsky, E.&Kleitman, N.‘Regularly occurring periods of eye motility, and concomitant phenomena, during sleep'.Science，118，273-4（1953）.

54　Mavromatis, A. Hypnogogia：Tee Unique State of Consciousness between Wake-fulness and Sleep.（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1987）.

55　LaBerge, S.&Levitan, L.‘Validity established of DreamLight cues for eliciting lucid dreaming'.Dreaming，5，159-168（1995）.

第八章　度过夜晚

1　Greenfield, S. A.Tee Private Life of the Brain：Emotions, Consciousness and the Secret of the Self.（Wiley，2000）.

2　Popper, K.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3）.

3　Bryan, A. et al.‘Functional Electrical Impedance Tomography by Evoked Response：a new devic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brain function during anaesthe-sia'.Proceedings of the Anaesthetic Research Society Meeting，428-9（2010）.

4　在fEITER中，一个小的高频电流流过安装在头部周围的一系列电极，然后通过一系列散置的参照系来测量所产生的电压。所测量出的电阻被用于构建脑内电阻抗的横断面图像，从而反映出不同区域的电活动。fEITER的反应（小于十个毫秒）要远比常规脑成像快得多，当大脑的不同区域对外部声音、光线或触觉做出反应时，该技术可以迅速、连续地捕捉到这些被诱发出的反应，从而追踪大脑是如何以及在何处对传入的刺激加以处理。

5　de Lange, C.‘3D movie reveals how brain loses consciousness'.New Scientist，14 June（2011）.

6　Damasio, A.Descartes'Error：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Penguin，2005）.

7　同上。

8　Mayer, E. A.‘Gut feelings：the emerging biology of gut-brain communication'.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12，453-66（2011）.

9　大脑岛叶、前扣带回、眶额叶皮层以及杏仁核以及某些深部脑区，如下丘脑和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

10　但是，这些来自于大脑之外，由身体不同部分释放的重要生物活性肽本身是如何能够渗透进入大脑内部腔室，进而对神经元集合的动力性发挥作用的呢？结果发现血液循环系统中的化学物质可以通过与大脑特殊区域（例如大脑后区）的相互作用直接对大脑产生影响，这些特殊区域位于隔膜的连接处，是大脑中充满液体的腔室（脑室），它们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自然形成。另外，许多生物活性物质可以通过穿透血脑屏障更直接的进入大脑：血脑屏障，顾名思义，是一面由特殊细胞紧密结合而成的墙壁，通常血脑屏障保证只有小分子或高脂溶性分子可以轻易地从血液进入大脑。另一种可能性是化合物可以通过大脑的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从外围进入大脑，因为这类细胞可以感知身体环境中的任何扰动。Critchley, H.D.&Harrison, N.A.‘Visceral influences on brain and behavior’.Neuron，77，624-38（2013）.

11　Ramirez, J. M.&Cabanac, M.‘Pleasure, the common currency of emotions'.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000，293-5（2003）.

12　Leonard, B. E.‘The immune system, depression and the action of antidepres-sants'.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25，767-80（2001）.

13　Martin, P.Tee Sickening Mind：Brain, Behaviour, Immunity and Disease.（Harp-erCollins，1997）.

14　Mykletun, A. et al.‘Level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 predictors of mortality：the HUNT study'.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195，118-25（2009）.

15　Wulsin, L. R.&Singal, B.M.‘Do depressive symptoms increase the risk for the onset of coronary disease?A systematic quantitative review'.Psychosomatic Medicine，65，201-10（2003）.

16　Ader, R.&Cohen, N.‘Behaviorally conditioned immunosuppression and murine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cience，215，1534-6（1982）；另请参阅 Maier, S.F.，Watkins, L.R.&Fleshner, M.‘Psychoneuroimmunology.The interface between behavior, brain and immunity’.American Psychologist，49，1004-17（1994）.

17　Hökfelt, T.et al.‘Coexistence of peptides and putative transmitters in neurons’.Advances in Biochemical Psychopharmacology，22，1-23（1980）.

18　Hökfelt, T.et al.Neuropeptides-an overview.Neuropharmacology，39，1337-56（2000）；另请参阅 Hökfelt, T.et al.‘Some aspects on the anatomy and function of central cholecystokinin systems’.BMC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91，382-6（2002）；以及 Hökfelt, T.，Bartfai, T.&Bloom, F.‘Neuropeptides：opportunities for drug discovery’.Lancet Neurology，2，463-72（2003）；以及 Hökfelt, T.，Pernow, B.&Wahren, J.‘Substance P：a pioneer amongst neuro-peptides’.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249，27-40（2001）.

19　大多数文章对于给出确切的数字都非常犹豫。近期比较好的综述包括 Leng, G.&Ludwig, M.‘Neurotransmitters and peptides：whispered secrets and public announcements’.Journal of Physiology，586，5625-32（2008）.Van den Pol, A.N.‘Neuropeptide transmission in brain circuits’.Neuron，76，98-115（2012）.

20　Greenfield, S. A.&Collins, T.F.T.‘A neuroscientific approach to consciousness'.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150，11-23（2005）.

第九章　明天

1　尽管通常情况下人们在睡眠中不会有对时间的回顾性感知，但似乎在梦里也存在时间知觉（对时间持续的感知）。威廉·德门特（William Dement）用两项研究来证明睡梦中的时间与真实的时间是相似的。因为当人们做梦时，他们的眼睛会在眼皮下非常快速地运动着，德门特能够通过观察睡眠者的快速眼动来监测他们的睡眠并记录他们做梦的时长。在记录了这些数据后，德门特会叫醒睡眠者并让他们写下对最后一个梦的描述。他提出的假设是，与那些较短的梦相比，长时间的梦需要更多地词汇来描述。当对每个梦的报告中所包含的单词数与这个梦所持续的分钟数进行比较时，他发现梦越长，做梦者用来描述它的单词越多。在一个关联实验中，德门特叫醒那些正在做梦的人，询问他们感觉做的最后一个梦持续了多长时间。做梦者对于他们的梦持续了较长时间还是较短时间的感知，其正确率是83%。通过这些实验，德门特得出了睡梦中的时间与清醒状态下的时间几乎是相同的这一结论。在清醒梦中，时间感知似乎也是相同的。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这里所测量的、时间在实际的流逝中所产生的时间感，与我们熟悉的、在入睡和觉醒之间所缺席的那种回顾性时间感是不同的。Dement, W.C.‘History of sleep medicine’.Neurologic Clinics，23，945-65，v（2005）.Bolz, B.‘How time passes in dreams.（2009）.http：//indianapublicme-dia.org/amomentofscience/time-passes-dreams/.Erlacher, D.et al.‘Time for actions in lucid dreams：effects of task modality, length and complexity’.Frontiers in Psychology，4，1013（2013）.

2　Taylor, B. N.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SI）.（NIST，2001）.

3　Hughes, D. O.&Tautman, T.R.Time：Histories and Ethnologies.（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95）.

4　Gell, A.The Anthropology of Time：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Temporal Maps and Images（Berg，1992）.

5　Trigg, G.Encyclopedia of Applied Physics.（Wiley，2004）.

6　Grondin, S.‘Timing and time perception：a review of recent behavioral and neuroscience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directions'.Atten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72，561-82（2010）.

7　Tulving, E.‘Episodic memory：from mind to brain'.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53，1-25（2002）.

8　最初匿名出版于The Alternative：A Study in Psychology.（London：Macmillan and Co.，1882）.

9　Alexander, I.，Cowey, A.&Walsh, V.‘The right parietal cortex and time perception：back to Critchley and the Zeitraffer phenomenon'.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22，306-15（2005）；另请参阅 Koch, G.et al.‘Underestimation of time perception after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Neurology，60，1844-6（2003）；以及Danckert, J.et al.‘Neglected time：impaired temporal perception of multisecond intervals in unilateral neglect’.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19，1706-20（2007）.

10　Walsh, V.‘A theory of magnitude：common cortical metrics of time, space and quantity'.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7，483-8（2003）；另请参阅Bueti, D.，Bahrami, B.&Walsh, V.‘Sensory and association cortex in time perception’.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20，1054-62（2008）.

11　Tregellas, J. R.et al.‘Effect of task difficulty on the functional anatomy of temporal processing'.NeuroImage，32，307-15（2006）；另请参阅Lewis, P.A.&Miall, R.C.‘A right hemispheric prefrontal system for cognitive time measurement’.Behavioural Processes，71，226-34（2006）；以及Penney, T.B.&Vait-lingham, L.‘Imaging time’inPsychology of Time（ed.Grondin, S.）261-94（Binglet UK Emerald Group，2008）；以及Macar, F.&Vidal, F.‘Timing processes：an outline of behavioural and neural indices not systematically considered in timing models’.Cana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63，227-39（2009）.

12　Mackintosh, N. J.Animal Learning and Cognition.（Academic Press，1994）；另请参阅 Jaldow, E.J.，Oakley, D.A.&Davey, G.C.L.‘Performance of de-corticated rats on fixed interval and fixed time schedules’.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1，461-70（1989）.

13　在墨西哥神经生物学研究所的雨果·麦钱特（Hugo Merchant），德博拉·哈灵顿（Deborah Harrington）以及沃伦·梅克（Warren Meck）已经通过猴子的单细胞记录研究识别出时间知觉所涉及的复杂的神经网络，并且强调一个关键的神经回路与皮层——丘脑——基底神经节相关联。他们认为这种带有分布式网络的“时间中枢”可以解释间隔调整（interval tuning）的抽象特征，以及时间幻觉和内部时间感，并且这种建立在大脑核心时间机制中的互相连接，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保护性的冗余，以此来对抗损伤、疾病或衰老。Merchant, H.，Harrington, D.L.&Meck, W.H.‘Neural basis of the perception and estimation of time’.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36，313-36（2013）.

14　Grondin，2010；see also Eagleman, D. M.‘Human time perception and its illusions'.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18，131-6（2008）.

15　Eagleman，2008.

16　Morrone, M. C.，Ross, J.&Burr, D.‘Saccadic eye movements cause compression of time as well as space'.Nature and Neuroscience，8，950-4（2005）.

17　New, J. J.&Scholl, B.J.‘Subjective time dilation：spatially local, object-based, or a global visual experience?'Journal of Vision，9，4，1-11（2009）.

18　Stetson, C.，Fiesta, M. P.&Eagleman, D.M.‘Does time really slow down during a frightening event?'PLoS One，2，e1295（2007）.

19　Tang, Y.-Y.，Hölzel, B.K.&Posner, M.I.‘The neuroscience of mindfulness meditation’.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16，213-25（2015）.

20　Eagleman，2008.

21　一种答案是发生了某种低水平的适应：例如，对闪烁刺激的适应会导致个体对随后出现的刺激时长的估计发生扭曲，但这一现象只在刺激呈现于较小的局部空间中时才会发生。由于这一效应如此具有局限性，这意味着在更基础、更早期的视觉区域中存在某些定时的神经元机制。由于这种效果范围极小，因此暗示出，在更为基本、更为早期的视觉区域中，存在着某些用于计时的神经机制。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是，在大脑处理时间度量的另一个极端上，持续的时间是神经元所消耗的净能量数的一个指标。而这些都是需要加以鉴别的物理的、客观的事件……但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又通过什么方法进行呢？Johnston, A.，Arnold, D.H.&Nishida, S.‘Spatially localized distortions of event time’.Current Biology，16，472-9（2006）.Pariyadath, V.&Eagleman, D.‘The effect of predictability on subjective duration’.PLoS One，2，e1264（2007）.

22　New&Scholl，2009.

23　Stetson, Fiesta&Eagleman，2007.

24　Matthews, W. J.，Stewart, N.&Wearden, J.H.‘Stimulus intensity and the perception of dur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37，303-13（2011）.

25　Droit-Volet, S.，Fayolle, S. L.&Gil, S.‘Emotion and time perception：effects of flm-induced mood'.Frontiers in Integrated Neuroscience，5，33（2011）.

26　Levy, F.&Swanson, J. M.‘Timing, space and ADHD：the dopamine theory revisited'.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35，504-11（2001）.

27　Parsons, B. D.et al.‘Lengthened temporal integration in schizophrenia'.Neu-ropsychologia，51，372-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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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Wittmann, M. et al.‘Impaired time perception and motor timing in stimu-lant-dependent subjects'.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90，183-92（2007）；另请参阅Cheng, R.-K.，MacDonald, C.J.&Meck, W.H.‘Differential effects of cocaine and ketamine on time estimation：implications for neurobiological models of interval timing’.Pharmacology, Biochemistry and Behavior，85，114-22（2006）.

30　Tinklenberg, J. R.，Roth, W.T.&Kopell, B.S.‘Marijuana and ethanol：differential effects on time perception, heart rate and subjective response.Psychophar-macology（Berl），49，275-9（1976）.

31　Arzy, S.，Molnar-Szakacs, I.&Blanke, O.‘Self in time：imagined self-location influences neural activity related to mental time travel'.Journal of Neuroscience，28，6502-7（2008）.

32　Kolb, B. et al.‘Experience and the developing prefrontal cortex'.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109（suppl.），17186-93（2012）.

33　Cooper, B. B.‘The science of time perception：stop it slipping away by doing new things'.Buffer Blog（2013）.

34　Brown, J.‘Motion expands perceived time. On time perception in visual move-ment fields'.Psychologische Forschung，14，233-48（1931）.

35　Eagleman，2008；see also Schiffman, H. R.&Bobko, D.J.‘Effects of stimulus complexity on the perception of brief temporal interval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03，156-9（1974）.

36　Lucentini, J.‘It's neuron time'.Science，17，32-3（Nov. 2003）.

37　时空流形是一种数学模型，它可以从小到亚原子，大到超星系的尺度上将时间和空间描述为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其中时间作为第四个维度，被称为闵可夫斯基空间（Minkowski space），作为我们所熟知的三维空间的补充。这种流形可以是“非定位的”，因为它完全无法用空间坐标进行定义。

38　Critchley, M.The Parietal Lobes.（Edwin Arnold，1953）.

39　Walsh，2003.

40　Mitchell, C. T.&Davis, R.‘The perception of time in scale model environments'.Perception，16，5-16（1987）.

41　DeLong, A. J.‘Phenomenological space-time：toward an experiential relativity'.Science，213，681-3（1981）.

42　Rudd, M.，Vohs, K. D.&Aaker, J.‘Awe expands people's perception of time, alters decision making and enhances well-being'.Psychological Science，23，1130-6（2012）.

43　Stetson, Fiesta&Eagleman，2007.

44　Sergent, C.，Baillet, S.&Dehaene, S.‘Timing of the brain events underlying access to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attentional blink'.Nature and Neuroscience，8，1391-1400（2005）；另请参阅Libet, B.Mind Time：The Temporal Factor in Consciousn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45　哺乳动物大脑皮层中的突触连接会在50微米到200微米之间的衰变，不会被任何单个刺激的参数差异所影响。Petreanu, L.et al.‘The subcellular organization of neocortical excitatory connections’.Nature，457，1142-5（2009）.Romand, S.et al.‘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ick-tufted layer v pyramidal cells in the rat somatosensory cortex’.Frontiers in Neuroanatomy，5，5（2011）.Perin, R.，Berger, T.K.&Markram, H.‘A synaptic organizing principle for cortical neuronal group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8，5419-24（2011）.Boudkkazi, S.，Fronzaroli-Molinieres, L.&Debanne, D.‘Presynaptic action potential waveform deter-mines cortical synaptic latency’.Journal of Physiology，589，1117-31（2011）.

46　Chakraborty, S.，Sandberg, A.&Greenfield, S. A.‘Differential dynamics of transient neuronal assemblies in visual compared to auditory cortex'.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182，491-8（2007）.

47　然而，神经元集合内活动的传播速度很缓慢，有时候需要几百毫秒，这一现象仅仅通过大量突触连接所产生的叠加效应便可以解释，借此，这种神经传递的复杂过程将极大地减低信号的速度。从神经递质被释放出来，进行扩散，直到在其受体处发挥作用大约需要0.75毫秒，这种潜在的冗长时间框架难道还不足以代表成百上千个连续突触连接的总和吗？答案是并不能：即使一个缓慢的兴奋性电位可以先于或源自于传统的突触活动，其时间尺度最大也只能持续20毫秒。这将意味着：在神经元集合中心的原始刺激初始位点很有可能在最初的100毫秒左右就发生了衰减，并且在这之前，神经元集合在其周界上有最大的活动强度：事实上，对立的空间模式始终能够观察到，即最强的活动总是出现在中心。

48　Hestrin, S.，Sah, P.&Nicoll, R. A.‘Mechanisms generating the time course of dual component excitatory synaptic currents recorded in hippocampal slices'.Neuron，5，247-53（1990）.Salin, P.A.&Prince, D.A.‘Spontaneous GAB-AA receptor-mediated inhibitory currents in adult rat somatosensory cortex'.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75，1573-88（1996）.Katz, B.&Miledi, R.‘The measurement of synaptic delay, and the time course of acetylcholine release at the neuromuscular junction'.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Biological Sciences，161，483-95（1965）.Sayer, R.J.，Friedlander, M.J.&Redman, S.J.‘The time course and amplitude of EPSPs evoked at synapses between pairs of CA3/CA1 neurons in the hippocampal slice'.Journal of Neuroscience，10，826-36（1990）.

49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个事实，即皮层内回路的传导速度仅为正常速度的四分之一，但也有证据表明，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会提高到正常速度的十倍。Salami, M.et al.‘Change of conduction velocity by regional myelination yields constant latency irrespective of distance between thalamus and cortex’.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00，6174-9（2003）.

50　Taber, K. H.&Hurley, R.A.‘Volume transmission in the brain：beyond the synapse'.Journal of Neuro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26，iv，1-4（2014）；另请参阅Agnati, L.F.et al.‘Information handling by the brain：proposal of a new“paradigm”involving the roamer type of volume transmission and the tunneling nanotube type of wiring transmission’.Journal of Neural Transmission（2014）.

51　Cheramy, A.，Leviel, V.&Glowinski, J.‘Dendritic release of dopamine in the substantia nigra'.Nature，289，537-42（1981）. Greenfield, S.et al.‘In vivorelease of acetylcholinesterase in cat substantia nigra and caudate nucleus'.Nature，284，355-7（1980）.Greenfield, S.A.‘The signifcance of dendritic release of transmitter and protein in the substantia nigra'.Neurochemistry International，7，887-901（1985）.Nedergaard, S.，Bolam, J.P.&Greenfield, S.A.‘Facilitation of a dendritic calcium conductance by 5-hydroxytryptamine in the substantia nigra'.Nature，333，174-7（1988）.Chen, B.T.et al.‘Differential calcium dependence of axonal versus somatodendritic dopamine releas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in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Frontiers in Systems Neuroscience，5，39（2011）.Mercer, L.，del Fiacco, M.&Cuello, A.C.‘The smooth endoplasmic reticulum as a possible storage site for dendritic dopamine in substantia nigra neurones’.Experientia，35，101-3（1979）.

52　在哺乳动物中，大脑皮层的传导速度在0.1到0.5米/秒之间；也就是说，动作电位沿着轴突（axon）传递的速度是100到500毫米/秒（0.1到0.5毫米/毫秒）。与这一速度一致的是，当刺激从其来源发出后（例如，丘脑，一个突触，间距有2.5毫米），大脑皮层中神经元集合形成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5毫秒的时候（图10）。但随后，一旦出现了两个区域之间的突触传递，神经元集合需要额外花费15至20毫秒来达到最大速度，这一速度慢的惊人，以至于突触无法靠其自身进行传递，当然对于被动扩散来说这一速度还是太快了。González-Burgos, G.，Barrionuevo, G.&Lewis, D.A.‘Horizontal synaptic connections in monkey prefrontal cortex：anin vitroelec-trophysiological study’.Cerebral Cortex，10，82-92（2000）.Stuart, G.，Schiller, J.&Sakmann, B.‘Action potential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in rat neocortical pyramidal neurons’.Journal of Physiology，505（Pt 3）617-32（1997）.

53　两个并列的细胞分别形成一个半通道共同组成了间隙连接，这两个半通道由蛋白质（连接类蛋白）构成。

54　Draguhn, A. et al.‘Electrical coupling underlies high-frequency oscillations in the hippocampusin vitro'.Nature，394，189-92（1998）.

55　纯粹就“高速的”神经活动而言，200Hz震荡与神经元集合中的信号强度有多大的可比性呢？这一速度的频率意味着动作电位通常每5毫秒产生一次，因此，在一个神经元集合时间窗口中大约有60次动作电位：我们目前的计算能够解释这种活动水平，该活动可以通过电磁机制在荧光信号中，以周期性超极化的形式显现出来，因为自体波（self-substance wave）震荡的快慢没有限制。Huang H.et al.‘Remote control of ion channels and neurones through magnetic-feld heating of nanoparticles’，Nature Nanotechnology，5，602（2011）.Anastassiou C.A.et al.‘The effect of spatially inhomo-geneous extracellular electric fields on neurones’.Journal of Neuroscience，30，1925（2010）.

56　Masson, G. S.&Ilg, U.W.Dynamics of Visual Motion Processing：Neuronal, Behavioral and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Springer，2010）.

57　例如，视网膜中缝隙连接的表达与神经递质多巴胺的可用性成反比，此外人们认为电信号连接和化学突触通常作为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共同发挥作用。He, S.，Weiler, R.&Vaney, D.I.‘Endogenous dopaminergic regulation of horizontal cell coupling in the mammalian ret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418，33-40（2000）.Pereda, A.E.‘Electrical synapses and their functional interactions with chemical synapse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15，250-63（2014）.

58　Chakraborty, Sandberg&Greenfield，2007.

59　Bachmann, T.Microgenetic Approach to the Conscious Mind.（John Benja-mins，2000）.

60　Vogel, E. K.，Luck, S.J.&Shapiro, K.L.‘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for a postperceptual locus of suppression during the attentional blink'.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24，1656-74（1998）；另请参阅 Sergent, Baillet&Dehaene，2005.

61　Collins, T. F.T.et al.‘Dynamics of neuronal assemblies are modulated by anaesthetics but not analgesics'.European Journal of Anaesthesiology，24，609-14（2007）.

62　Chakraborty, Sandberg&Greenfield，2007.

63　Kendig, J. J.，Grossman, Y.&MacIver, M.B.‘Pressure reversal of anaesthesia：a synaptic mechanism'.British Journal of Anaesthesia，60，806-16（1988）.

64　Wlodarczyk, A.，McMillan, P. F.&Greenfield, S.A.‘High pressure effects in anaesthesia and narcosis'.Chemical Society Reviews，35，890-8（2006）.

65　Wu, J.-Y.，Xiaoying Huang&Chuan Zhang.‘Propagating waves of activity in the neocortex：what they are, what they do'. Neuroscientist，14，487-502（2008）；另请参阅Muller, L.&Destexhe, A.‘Propagating waves in thalamus, cortex and the thalamocortical system：experiments and models’.Journal of Physiology-Paris，106，222-38（2012）.

66　Ferreira, P. G.The State of the Universe.（Phoenix，2007）.

图片版权

Fig.3（Plate 3）from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35, 897（2006）, reprin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Fig.4（Plate 4）modified from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2, 793（2010）, with the permission of John Wiley and Sons;

Fig.8 from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182, 495（2007）, reprin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Springer;

Fig.9 modified from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150，12（2005）, with the permission of Elsevier; Table on P.299 modified from Nature Reviews of Neuroscience, 5, 713, Box 2（2004）, with the permission of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1]卢比孔河（Rubicon）是一条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河流，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曾为恺撒和庞培各自统治地区的分界线。“Crossing the Rubicon”是西方的一句经典谚语，意为“破釜沉舟”。卢比孔河可以理解为一旦跨越就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分界线。（本书脚注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詹妮弗·安妮斯顿及后文中的茱莉亚·罗伯茨、布拉德·皮特、哈利·贝瑞等均为美国演员。

[3]安慰剂效应是一种心理学现象，指受试者或病人虽然接受的是没有治疗效果的干预或药物，但因为受试者或病人“相信”或“认为”干预或药物有效，从而表现出某些症状的缓解，这种缓解不仅是受试者或病人主观感受的减轻，甚至在客观检测指标上也会发生改变。

[4]睡眠锭（sleep spindle）是一种频率较高（12～16周期/秒）、波幅较大的纺锤形脑电波。在非快速眼动睡眠的第二个阶段偶尔会插入波幅较大、频率较高的睡眠锭，在连续的脑电波中像一个纺锤。睡眠锭的出现是睡眠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

[5]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是一种新兴的神经影像学技术，其原理是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来测量神经元活动所引发的局部血液氧饱和度的改变，进而反映神经元活动程度的改变。

[6]长时程增强，又称长期增益效应（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是发生在两个神经元信号传输中的一种持久的增强现象，能够同步地刺激两个神经元。这是与突触可塑性——突触改变强度的能力相关的几种现象之一。由于记忆被认为是由突触强度的改变来编码的，LTP被普遍视为构成学习与记忆基础的主要分子机制之一。

[7]外显学习是有意搜寻或把规则应用于刺激物的学习。在外显学习的过程中，生物的学习行为受意识的控制，有明确目的，能分配注意资源。

[8]原文为“People who live in glass houses shouldn’t throw stones”，英语谚语，指当自己也有某种缺点时，就不要指摘别人的这种缺点了。可以意译为“自身有短，勿批他人”。

[9]阿片类药物是从阿片（罂粟）中提取的生物碱及体内外的衍生物，与中枢特异性受体相互作用，能缓解疼痛，产生幸福感。大剂量可导致木僵、昏迷和呼吸抑制。阿片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中到重度疼痛，例如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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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英]马修·恩格尔克/著

陶安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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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熟悉与陌生

第一章 文化

第二章 文明

第三章 价值观

第四章 价值

第五章 血统

第六章 身份认同

第七章 权威

第八章 理性

第九章 自然

结论：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扩展阅读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献给

丽贝卡

导论：熟悉与陌生

1879年夏天，弗兰克·汉密尔顿·库欣（Frank Hamilton Cushing）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工作中抽身出来，前往新墨西哥州做三个月的研究。在美国联邦民族志管理局（Federal Bureau of Ethnology）的资助下，他的任务是尽可能地搜集“有关某个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典型部落”的一切。1

库欣最后在祖尼人（Zuni）那儿安顿了下来。他们是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一支。库欣被祖尼人的耕作和灌溉方法、畜牧养殖技术、制陶手艺以及精心编排的仪式舞蹈深深吸引。他在那里待的时间比预期的三个月要久，而且久得多，他待了将近五年。1884年返回华盛顿时，他已经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当地语言，能够做像样的陶器，还获得了“美国民族学助理研究员”以外的新头衔——“祖尼首席战争首领”。

在调查祖尼人部落期间，库欣发表了数篇论文。其中一个系列的文章标题相当平淡，就叫《祖尼人的面包》（Zuni breadstuffs）。但实际上，祖尼人对食物和种植作物的态度，与无聊和乏味完全不沾边。库欣的这些论文不仅让我们了解到祖尼人如何种地和烤玉米面包，在这系列的文章里，库欣还强调了“地主之谊”（hospitality）在当地文化中的重要意义，描述了祖尼人的祖父母辈如何向孙辈灌输耐心、尊重和辛勤工作等价值观，同时还诠释了“卡卡”（Kâ’-Kâ）庆典中的丰富象征意义如何突出了入赘婚姻（指丈夫婚后住在妻子家宅的土地上）2这一习俗的重要性。透过这些围绕祖尼人有关食物的风俗展开的文章，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一整个文化，以及一个社会是如何通过社群纽带和互助互惠在长期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保持繁荣。“耐心的读者，请原谅我在祖尼人的玉米地上啰嗦了这么久，”他写道，“无论我们多么仔细地观察这些玉米由绿色渐渐成熟，变得金黄，对那些晒得黝黑的种植者的规则和实践，我们瞥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3

2000年，凯特琳·扎罗姆（Caitlin Zaloom）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发，前往伦敦研究期货贸易。1998年，扎罗姆曾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里做过六个月的传价员（runner）。传价员的价值通过了时间的检验：正如这个名称的字面意思，他们要在交易大厅的各层之间奔跑穿梭，把记满了从电话那头传来的客户指示的小纸条送到准确的地方。芝加哥交易所就是“一场金融业大混战”，她这样写道，“传价员们经常在路上互相推搡，用手肘开路”“环境嘈杂，震耳欲聋”。4但真正困扰这些野心勃勃的资本家们的并不是楼层里的混乱，而是电子时代的来临。交易电子化即将在几年内改变整个行业的工作内容。像在芝加哥时一样，扎罗姆在伦敦也是天一亮就起床去金融城里上班，但她再也不用披上交易员的大外套，和她的同僚们在交易大厅里推来挤去了。“我每天花九个小时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始终轻轻地放在鼠标上，随时准备好在获利机会可能出现的那一秒钟点下去。”5

以德国国家债券期货为对象，可能比研究祖尼人的玉米地更适合探寻权力的运作机制，然而它也算不上是什么令人着迷的题目。但对扎罗姆来说，期货交易是一扇通向更广阔的市场、道德体系和各种关于理性的设想的窗口，它展现了全球化进程，自身又被新技术、市场体系和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交易系统所塑造。电子交易让她格外感兴趣，因为它承诺提供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基于电子系统的理性和脱离了实体的交易模式，淘汰了人与人之间笨拙的操作。脱离了实体的交易大厅，电子交易系统给你的承诺就好像你可以走出自身所在的文化，你把自己从偏见和背景因素等可能妨害利润的因素里解放了出来。但扎罗姆清楚地阐明了，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文化，因此也不可能在不受文化影响的环境下进行期货交易。

库欣对祖尼人的研究，以及扎罗姆在伦敦的研究，就是人类学。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对人类的文化表达、习俗（institutions）以及信仰的好奇，驱动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有什么是为一切人类所共有的，又有什么是得自社会和历史环境中的传承？种种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例如玉米的文化意义或电脑的运用，能告诉我们哪些关于自身的知识？

人类学始终在自然与文化、普遍与特殊、模式与多元、相似与差异的交叉处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具体的开展方式已随着时间变化。在库欣做研究的那个时代，以查尔斯·达尔文的生物学发现为范本的社会进化理论，主导了当时新兴的人类学学科看待文化多样性的方式。那时，祖尼人被认为处于人类发展的一个不同的，更为早期的阶段。今天，扎罗姆这样的人类学家则更可能会认为，应该把小型社会中的物物交换行为和如今网络空间里的电子交易放在同样的框架中考察。当然其他的一些方法也曾占据主流，甚至在今天仍然存在几个泾渭分明的阵营：有认知人类学家，也有后现代人类学家；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而大多数——包括我在内——会倾向于不给自己贴标签，而是从自身独特的观察和研究出发，但是文化的牵系又将他们联结在一起。

本书主要讨论的，就是库欣和扎罗姆所做的这类工作，即通常被称为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这也是我所从事的那一类人类学研究，因而我会对其有所侧重。然而不是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或是社区里研究活着的、会呼吸的人类。在有些国家的研究传统里，人类的生物和演化特性，与文化特征同样被视为研究对象。考古学和语言学也常常是人类学的重要部分。换句话说，有些人类学家关注牙齿和髋骨；有些通过关注史前人类选取定居点的规律来探究农业和冶炼钢铁技术的出现，以及国家的形成；还有一些研究班图人（Bantu）的名词分类和音韵学（对语言中声音用法体系的研究）。考古学和语言学两者同文化的联系非常显著：归根结底，考古学关心的是我们常称为“物质文化”的东西，而语言和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绝大多数语言人类学家研究语言的实际用法，而不是它抽象的正式规则，这意味着他们研究的是在一个个具体的时刻，具体的环境中的语言使用，这一点和文化人类学家的工作很像。）然而，即使是对专注于骨骼和演化研究的人类学家来说，文化的各个构成要素仍然是他们的核心兴趣之一。生物人类学家通过研究人类大脑的容量、牙齿的组成和股骨的硬度来告诉我们关于语言起源、工具使用和直立行走的信息。总而言之，他们想要研究的是文化。

初次接触：一场个人经历

我清楚地记得我读过的第一篇人类学文章。当时我大学一年级，在芝加哥一个寒冷的夜晚蜷缩在图书馆里。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它让我大为震惊。它挑战了我观察世界的方式。你可以认为它引发了一次小型文化冲击。这篇文章题为《原初丰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作者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是人类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这篇文章中，萨林斯详细描述了那些现代西方人对经济理性和行为的看法（例如经济学教材所阐述的那些）背后的前提和预设。在论述中，他揭示了人们对史前狩猎—采集族群的偏见和误解。这些族群具体来说就是在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刚果森林和澳大利亚或其他地方过着流动生活的部落，他们的财产极少，也几无精致的物质文化可言。他们猎捕野生动物、采集浆果，随时准备按需要迁徙。

萨林斯称，以往的教科书预设这些人是生活悲惨、常常饿肚子，每日挣扎求生。看看吧：他们最多就只有一条裹腰布穿，没有固定的居所，也几乎没有财产。这种对“匮乏”的预设来自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预设：比起已经拥有的，人类总是想要得更多；希望用有限的手段，去满足无限的欲望。根据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必然会推导出狩猎者和采集者处境惨淡，他们如此生活是迫不得已，而非出于选择。在西方人的眼里，狩猎—采集者“装备着中产阶级的欲望和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因此“我们预先断定了他的绝望处境”。6然而，通过一系列的人类学研究，萨林斯表明在狩猎—采集者看待生活的方式里，“欲望”的成分非常少。比如澳洲和非洲的许多这样的群体中，成年人平均每天为了满足生活所需而工作的时间不超过三到五小时。人类学家研究这些社群后意识到，这些人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但他们并不想这么做。他们没有中产阶级的欲望，他们的价值观与我们不同。“这个世界上最原始的族群拥有非常少的东西，”萨林斯总结道，“但他们并不贫穷……贫穷是一种社会地位，它本身是文明的产物。”7

读了萨林斯之后，我再也无法用以前的方式来谈论“丰裕”。我无法再想当然地继续持有自己之前关于它意味着什么的预设，因为我的预设常常危险地披上了“常识”的伪装。我从萨林斯那里第一次意识到，对于某些词语的用法和意涵，我只是自以为了解。这种情况后来又出现过很多次。作为一名学生，我很快认识到人类学非常善于质疑概念，质疑“常识”。这个学科里有一句为人熟知的老话：我们“让熟悉的变得陌生，让陌生的变得熟悉”。这句话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但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种质疑和颠覆的过程是人类学的恒久价值之一。

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从萨林斯那里，从每一位优秀的人类学家的工作里撷取内容，以此为出发点开始探讨和质疑一系列概念。它们不是专业术语，都是一些你非常熟悉的词。事实上，我着意选择了一些日常词汇。通常来说，日常事物正是人类学家的兴趣所在。我会从人类学的根本关切——“文化”出发，接着再考察另外一些概念：文明、价值观、价值、血缘、身份认同、权威、理性和自然。这只是一个最粗略的列表，我非常清楚其中遗漏了什么。“社会”呢？还有“权力”呢？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做到面面俱到，总会有别的术语可以添加进来。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是一幅指导性的地图，它的目的是为探索更广阔的疆域——我们生活的疆域——提供指引。对他人生活的认识事关重大，我们自己的生活始终是由此才得到界定。

人类学并不只是提出批判，不只是指出我们对“丰裕”“文明”以及“血缘”的理解是因文化而异的，或甚至被常识中的盲区所遮蔽。人类学还给出解释。尤其是，它解释了何谓文化以及它如何成为人之为人的关键。我们不是机器，我们并非被强烈的“人类本性”所控制，也并不单纯是基因的产物。我们可以做选择。狩猎采集者同样可以做选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经常做出选择，去培养平等主义的价值取向，同时弱化财产的重要性，以此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居无定所的狩猎和采集生活要靠两个要素来维系：资源共享，但不鼓励社会分层和物质积累（毕竟，东西太多只会拖慢你的步伐）。比如，住在坦桑尼亚的哈扎人（Hadza）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在从事狩猎采集活动，并选择不去采取附近放牧者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选择”当然常常被限制。环境和文化传统（我们不能凭空将它们制造出来）限制着我们，同样，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趋势也在起作用。萨林斯发表《原初丰裕社会》是在1972年。在那个时候，人们选择居无定所的流动生活的能力就已经严重受限了。殖民扩张常常使得游居群体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占领或是被重新分配。萨林斯发现，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些狩猎—采集者过着贫穷的生活，但更应该将其视为“殖民胁迫”的结果，也就是说，将他们强行拖入“文明”轨道的结果。8这就是他所说的“贫穷是文明的产物”。直到今天，这种胁迫仍在继续，但更多的是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进行的。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哈扎人失去了90%曾用于狩猎活动的土地。9类似的故事在世界各地都在上演，从纳米比亚的卡拉哈里沙漠到马来西亚的森林，如今的狩猎—采集者不再有那么多选择了。我从《原初丰裕社会》里学到的另一件事是：没有一种文化是孤立存在的。没有一种文化是真正“原生”的；我们可以说，每一种文化都在迁徙和传播的进程中。

作为学科的人类学

在进行具体问题的集中讨论之前，提供一些人类学的学科背景可能会帮助理解。这本书不是要叙述人类学的历史，但我将重点介绍一些学科史上的关键人物、发展轨迹和趋势，因为人类学产生和发展的故事可以使我们对现代各个学科整体获得更深入的理解。介绍一些人类学的发展背景，还会对了解人类学的分支领域——社会和文化人类学起到重要作用。它们并不像考古学和生物人类学那么广为人知。我是一位文化人类学家，但直到今天，有些亲戚仍以为我的工作是在野外挖掘陶罐碎片和测量头骨。而且，对社会—文化人类学传统略知一二的人可能会觉得，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是祖尼人，而不是伦敦——伦敦是一个西方的“现代”城市，因此是社会学家的领地。的确，传统上人类学家倾向于研究非西方世界，但早已有例外情况出现。比如，早在1951年就出现过关于好莱坞的优秀的人类学研究。10人类学绝非仅限于雨林或手鼓。

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学只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人类学会成立于1848年。1951年，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一位来自纽约上州的律师，出版了《易洛魁联盟》（League of the Iroquois），随后接着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美洲原住民亲属制度的开创性研究论文。在法国，人类学教授职位的首次出现是在1855年巴黎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11（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在现代谱系里，这是有据可循的最早的源头。将一些更早的人物称作人类学研究的先驱，这在人类学界并不罕见：例如备受推崇的蒙田（1533——1592）和希罗多徳（公元前484——426）。这两位都因为拥有“人类学的敏锐感知力”而著称。希罗多德曾去遥远的地方旅行，并为希腊人带回了对“他者”的详尽描述。蒙田没做过这样的旅行，但在他的重要文章《关于食人族》（Of Cannibals）中，他曾努力与图皮南巴族印第安人（[Tupinambá Indians]，今属巴西）对话。他们被带到法国和蒙田在鲁昂见面。在这篇文章中，他恳求他的读者不要急于评判图皮南巴族印第安人所谓的野蛮和残暴（有传言称图皮南巴人吃了他们的葡萄牙人俘虏），而是期待我们用整体性的视角，在更全面的图景中理解他们的日常实践和生活方式。

无论是在这些早期案例，还是在我此前简单提到的成熟的人类学案例之中，我们都能发现两个显著的关键特征：一是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二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不了解这两个特征，就不可能理解人类学。

田野调查一直是人类学家成长之路中最重要的“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虽然有些学科奠基人更适合被称为“安乐椅人类学家”（因为他们的工作主要依赖别人的实地工作和报告）；尽管在某些地方（例如法国），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之间素来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劳动分工，但在大多数时候，除非你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中间生活过一年或更久，否则你的研究根本不会被认真对待。有些人类学家在田野中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但后来不常回去，或者就再也没回去过，转而以更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方式来继续人类学研究。实际上，一些最重要的人类学思想者并非田野调查的忠实拥趸，但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他们都是通过田野调查来开启研究，并证明自己作为优秀研究者的素质的。

田野调查的核心是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它的确切含义在不同的情景下有所不同。如果你在祖尼人或是印度切蒂斯格尔邦（Chhattisgarh）的小村子里，这就意味着你要完全沉浸在当地的环境里。你应该和当地人一起吃、住，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尽可能多的活动。简而言之，用非学术的语言来形容，就是你应该四处闲荡和做这做那。如果你在伦敦，完全沉浸在环境中可能会有点挑战。显然，并非所有的期货交易员都住在像普韦布洛人的泥砖房那样的地方，而且他们可能并不会定期邀请你去他们家里共进晚餐。这并不是说英国人不好客，只是他们不像1879年的祖尼人那样，将尽地主之谊当成头等大事。就像扎罗姆所做的那样，你应该彻底深入到你所研究的工作里（或是教会里、赌场里，总之是任何碰巧成为你田野调查对象的事物），你自已也应该像其他交易员一样追逐利润，因为你需要学会理解的是这些你正在研究的对象的想法、行为和生活方式。我总是告诉我的博士生一件事，一名田野调查者就好像学校里那个总是想和每个人一起玩的孩子。“嗨，最近怎么样？我能加入么？”这就是人类学家在田野点的状态。

在参与式观察和“成为本地人”（going native）之间有一条细微的界限。人类学家不应“成为本地人”[1]，因为这会让你失去做出分析所需的批判的距离（critical distance），它同样也会导致伦理问题。在库欣的田野工作中，有几个时刻他进入得太深了（事实上，他越界了）：开枪打纳瓦霍人（Navajo）的马（他声称这些马被错误地带进了祖尼人的领地），带领了一场对盗马贼的突袭（造成两人死亡），甚至曾剥下过阿帕奇人（Apache）的头皮作为战利品。库欣被当地人任命为战争首领，而剥头皮是他这个地位的男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库欣曾让一位美国参议员暴怒，因为他揭露了这位参议员的女婿欺诈土地的行为。这导致库欣被民族志管理局召回。“如果一个文明的白人通过购买仅能获得160英亩的土地做家宅，而一个印第安人获得超过1000英亩的土地却一分钱也不用花，”这位愤怒的参议员写道，“那白人不是最好学库欣的样儿，去做一个祖尼印第安人么？”12

库欣也许成功地在大搞暗箱操作的政治精英面前捍卫了祖尼人的名誉，但我们不能忘记他受雇于美国政府，并且是在最残酷、血腥的美国西进运动后不久来到祖尼人的地界的。1994年，祖尼艺术家菲尔·豪特（Phil Hughte）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库欣的漫画，这组漫画准确地捕捉了人类学家的矛盾之处。一些漫画赞美了库欣与祖尼人社群的深厚情谊；另一些漫画传达的感情则更加矛盾，甚至是愤怒，它们所描绘的是库欣被豪特和许多其他祖尼人视为背叛和欺凌的行为——包括回到华盛顿后为他的同事们重现祖尼人的秘密仪式。豪特书中的最后一篇漫画描绘了库欣之死，1900年的一次晚餐中，他被鱼骨卡住喉咙身亡。当时他正在佛罗里达主持一场考古挖掘。这幅漫画题为《最后的晚餐》。豪特告诉我们：“作这幅画让我感到愉快。”13

豪特的幸灾乐祸并不难理解。人类学常被视为殖民主义的帮凶。在某些方面，它的确曾经服务于、并且现在依然可以服务于殖民主义——表现为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形式。在美国，这已经从19世纪的“印第安人事务”，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开展的一系列有争议的特别行动和镇压叛乱计划。2006年到2014年，美国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了另一项有争议的镇压叛乱的行动。这项行动很大程度上由一位人类学家策划，并由许多人类学家参与执行。14在殖民帝国的全盛期，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的人类学家要么为政府工作，要么也与殖民官员走得很近，大英帝国的许多殖民地军官本身就是接受人类学训练的研究者。

但是即使在早期，对人类学本身的承诺和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间的情感纽带，也曾压倒殖民议程的需求，甚至与其目标背道而驰。在许多意义上，库欣都展现了人类学家能做的最好的和最坏的事。而我们不该忘记最坏的那些。不过在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许多人类学家都积极捍卫他们研究的社群的利益（而且不是通过剥下敌对者的头皮）。他们宣扬群体权利，公开批评有害的或是适得其反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项目，抗议采矿公司和木材加工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亚马孙热带雨林的攫取。保罗·法默（Paul Farmer）是一名医生兼医学人类学家，也是一家名为“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的医学非政府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在海地参与建立了公理暨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Democ-racy）。在英国，许多人类学家是庇护法庭的专家证人，提供他们关于案件相关国家如阿富汗、斯里兰卡、津巴布韦或是其他地区的专业知识。

如果说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标志性的研究方法，那么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就是其标志性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一切人类学都以此为基础。简单来说，文化相对主义就是一种重要的自我觉察：我们用以分析、理解和判断事物的方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并非理所当然。但这种简单解释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起效，文化相对主义是人类学中最容易被误读的理念之一，甚至可以说，许多人类学家自己也错误地理解了它。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人类学家都是文化相对论者，但他们都会借助文化相对主义来完成工作。

解释文化相对主义不是什么，常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它的真正内涵。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论文《反—反相对主义》（Anti Anti-relativism），是关于这一主题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他是一位天才的写作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直接地正面讨论这样一个微妙的话题。

文化相对主义并不是让你全盘接受其他人所做的、你可能觉得不正义或是错误的事情。文化相对主义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有坚定的价值观，它甚至也不意味着作为一名学者（或是诗人、教士、法官），你不能就整个人类的境况，或是在跨文化的框架内，做出真确的，或仅仅是总括性的论断。文化相对主义并不要求你谴责统计数据，嘲弄《世界人权宣言》，接受切除女性阴蒂习俗的存在，或是声称自己为无神论者。这些都是常见的对“相对主义者”的指控——他们否认存在确凿的数据，没有道德底线甚至道德标准。这些都与人类学家利用相对主义开展研究并理解人类境况的实际方式没有关系。

换一种说法就是，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影响着整个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敏感性（sensibility）。它是一条路径，一种风格。它帮助人类学家避免陷入这样一种陷阱，即假定他们自己的某些常识，甚或是建立在广博知识之上的理解，是不证自明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关于正义、丰裕、父权或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观念。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能够去理解在地居民关于正义、丰裕、父权和宗教的地方性看法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时常对这些术语感到迷惑。艺术？那是什么？宗教？啊？俄狄浦斯？谁在乎？自由？在我们看来，这可算不上自由。我们已经从萨林斯对原初丰裕社会的讨论中获得了一些线索。从根本上讲，文化相对主义应该提供一种途径，以帮助我们理解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谓的“土著（na-tive）的观点，他与生活的联系”；其目标是“理解他眼中的他的世界”。15下面我们就将谈到马林诺夫斯基其人。

学科的诞生

人类学从最初的业余爱好，或曰“绅士”的知识追求发展为一个专业化的学科花了几代人的时间。库欣做祖尼人研究的时候，美国的大学里还没有人类学系；社会科学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现代大学体系，当时还未完全成型。库欣进入了康奈尔大学，但并未获得学位。在英国，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最终得以在牛津大学获得一个教授讲席，但他却从未上大学。他能够成为一名人类学家，部分是因为他的父母是中产阶级贵格会教徒，有财力将自幼多病的他送去加勒比地区，期待那边的气候对他的身体有益。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真正的绅士探险家亨利·克里斯蒂（Henry Christy），他们一起前往墨西哥，其间泰勒尝试动笔创作维多利亚时期的流行文学体裁：异域冒险故事。他以拉丁美洲旅行经历为题材的作品获得了成功，并促使他进行更系统、更大胆的研究，也就是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第一次大型的“人类学”远行探险则是1898年由剑桥大学组织的，参与者是一些受过精神病学、生物学和医学训练的男性。

早期的学科代表人物为使人类学进入现代大学体系做出了诸多努力。马林诺夫斯基常被视为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尽管他和他的许多学生都不是英国人）。他曾言辞激烈地批评过业余主义（amateurism），也曾就“方法论的法则和秩序”写过一篇宣言。马林诺夫斯基对维多利亚时期那类英国“绅士探险家”不屑一顾，对善心的殖民地长官和传教士们也毫无兴趣，因为这些人的观察，“令一个追求客观、科学视野的头脑感到极度厌恶”。16他定下了一个规矩，要像三十年前库欣做过的那样，进行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他的经典著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2）就是基于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两年的田野调查工作写成的。马林诺夫斯基大部分时候把他的帐篷扎在努阿加斯海滩上，住在当地居民中间，因为他可不想跟殖民地官邸那些气派的檐廊产生什么关系。20世纪20至30年代，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培养，或是影响了几乎所有人类学界的后起之秀，比如E.E.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和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他们都是地道的英国人），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一个新西兰人），艾萨克·沙佩拉（Isaac Schapera）和迈耶·福蒂斯（Meyer Fortes，这两位是南非人）。弗斯和沙佩拉后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做研究，埃文思—普里查德去了牛津，利奇和福蒂斯去了剑桥。在所有这些大学里，人类学都开始作为重要学科发展壮大。

在美国，德国流亡学者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建树，与马林诺夫斯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成就不相上下，而他做出这些工作用了更久的时间，从1896年到1942年。他的学生包括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罗伯特·路威（Robert Lowie）和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这些人中的几位，特别是米德，后来变得家喻户晓，作品广为流传。其他人接着又建立了新的人类学研究中心，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系。克鲁伯在伯克利教学超过四十年，路威也超过了三十年，赫斯科维茨在西北大学也有着类似的长期职业生涯。[2]

在初期的这几代学者中，特别是在美国，“抢救民族志”（salvage ethnography）的任务常常是他们最大的驱动力：记录那些将被现代性的扩张逻辑摧毁或同化的、正在消失的族群的生活方式。克鲁伯的一项重要研究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他与一个叫伊希（Ishi）的人密切合作。伊希是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亚希人（Yahi）族群唯一的幸存者。克鲁伯和他在伯克利的同事们竭尽全力记录下这最后一位“野人”当时可以记起的全部信息。博厄斯本人也因他所记录的浩如烟海的卷宗而闻名。人类学学科发展史的爱好者可能会津津乐道于博厄斯的“五尺架”，指的是他一生中写下的、足足可以摆满一个五英尺高书架的珍贵著作和论文。其中有些是关于西北海岸美洲原住民交换系统的经典研究，还有一些是他们制作蓝莓松饼的食谱。虽然博厄斯在类似的论题上缺乏库欣的耀眼天赋，但他却进入了人类学的正典。这不仅是因为许多学科初期的人类学家都是在他手下接受训练的，还因为他塑造了我们至今仍在遵循，或者说试图克服的人类学范式。

货物售出，概不退换！

给人类学撰写导论并不容易——你无法面面俱到。所以，读者需要意识到，你面前的这本书并未涵盖关于人类学的一切。我已经强调过，我将在本书中重点关注社会和文化人类学，而非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另外如上文所述，我将重点探讨从英国和美国发展出来的人类学传统。不过，在此之前有几点内容需要事先提醒读者注意。

首先，虽然英国和美国的人类学分支在最开始时，的确各自形成了相当明确的传统，但随着时间推移，两者都发生了变化和拓展。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都是个性极强的人。他们建立了实力雄厚的学术派系，影响广泛而深远。他们的作品至今仍有读者，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虽然博厄斯的学术遗产可能影响更为深远）。但他们两位并不是人类学领域仅有的重要人物。鉴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视野逐渐打开的方式，如今不太可能出现像过去那样封闭一贯的传统了。我们现在仍然会认为“美国文化人类学”和“英国社会人类学”在很多方面有所区别，但有不少美国人在英国教书，也有英国人在美国教书。在顶尖的人类学系攻读博士的研究生接受的完全是多国别和世界性的训练（远远超越了英美世界）。当然还要记住，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是波兰人，而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建立者是个德国人。

这就引出了第二点：人类学研究中，始终存在大量国家间的交流。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英国人A.R.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某种程度上他可以算是马林诺夫斯基在英国的传人（尽管马林诺夫斯基本人绝不会这么说），20世纪30年代他因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而在美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芝加哥大学也从那时开始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领军力量，而且总是能从美国的学术传统之外招揽到知名学者加入。拉德克利夫—布朗也在澳大利亚和南非任教过。另一个具有很强的人类学传统的国家——法国，也和英美两国有着联系。特别是因为战时流亡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法国与美国的关系更为密切。20世纪40年代他居住在纽约。他能够完成对结构主义的重大开创性研究，部分要归功于博厄斯及其学生在案例研究中所提供的丰富民族志材料。尽管他们从事的人类学研究截然不同，但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却别具意义，令人无法企及。1942年博厄斯去世时，列维—斯特劳斯正与他共进午餐。根据那位法国人的描述，博厄斯是在他的怀里停止呼吸的。不过，许多年后，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成了列维—斯特劳斯学术成果在英文世界的主要倡导者和拥护者，而另一位重要的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也深深得益于他开创的结构主义研究。

最后，其他地区的人类学传统也十分值得一提，比如巴西、荷兰、比利时、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印度和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事实上，斯堪的纳维亚人数十年来一直在做出与其体量相较更大的贡献）。实际上，巴西当代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是当下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我们将在之后了解他的一些观点。如今的人类学领域有更多层次的身份认同和关联，比如知名的德国人类学家在荷兰的大学执教，或是英国人、美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同时领导着声名远扬的、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s）。另一位当今著名的人类学家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出生于沙特阿拉伯，成长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英国受教育，在美国成名。简单来说，你在读过这篇序言之后，就不会想当然地认为，人类学在当今这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中的定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了。

人类学也不止于学院里的研究。我们已经从前文许多案例的简述中看到了这一点，从剥头皮（再一次重申，我们不推荐这样做）到在海地成立非政府组织。大体上说，我们称之为“应用人类学”的活动，出现在各个行业和不同层级的实践中。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有些人类学家会受雇于美国军方；有一些人会成为职业咨询顾问，或干脆自立门户，为客户的各种问题提供“民族志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帮助住房互助协会识别房客中家庭暴力的迹象，或是为法国化妆品公司制定适于约旦市场的营销方案出谋划策。在哥本哈根大学，你甚至可以去攻读“商业和组织人类学”的硕士学位，然后或许进入一家名为ReD的丹麦人类学咨询公司工作。ReD懂得文化的重要性，也明白可以以此获利。他们发表了一些发人深思的文章，比如《为何文化对制药业战略至关重要》。ReD的客户关系主管克里斯蒂安·迈兹杰格（Christian Madsbjerg），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一次线上访谈中说到，他认为许多企业耗资巨大的营销活动（他告诉我们，这是一门年消耗一亿五千万美元的产业）都有一个问题，即企业常常不清楚如何“在文化语境中、在日常情境下”理解其产品。而这就是“人类学入门第一课”会告诉你的。17

在这篇序言的最后，我还要提一提那些离开了学院的人。许多著名的、蜚声其他领域的人物，都有人类学的学术背景。人类学是个很小的学科，我们需要尽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为它做宣传。查尔斯王子拥有一个人类学学位，著名记者、英国《金融时报》的编辑吉莉安·泰德（Gillian Tett），是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电影导演简·坎皮恩（Jane Campion）也曾研习人类学。巴拉克·奥巴马的母亲安·邓纳姆（Ann Dunham）是研究印度尼西亚的人类学家。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英国前副首相和自由民主党领袖，持有人类学学位。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被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项目踢出来了，但这可能才是最好的结果，因为虽然有许多人类学研究成果改变了世界，但文学史册里多了《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和《猫的摇篮》（Cat’s Cradle）这样的作品也不错。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肯尼亚独立后的首位总统，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除了政治上的贡献，他还呈上了一项经典的关于基库尤人（Kikuyu）的人类学研究《面朝肯尼亚山》（Facing Mount Kenya）（所以他很早就是位“本土人类学家”了）。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阿富汗总统，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还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

人类学是一门表面看起来几乎没有实践和职业价值的学科。这意味着其价值在当今的学术氛围中变得越来越需要被解释和被澄清，甚至偶尔会带来关于学科存废的恐慌。但是，人类学为思考现代社会提供了极为有益的路径。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吉莉安·泰德说她进入财经新闻领域得益于她所受的人类学训练。当时正是2008年经济危机后不久。“我认为人类学正是从事金融业所需的教育背景，”她说，“首先你被训练要从整体的视角，观察各种社会和文化如何运作，你会去观察各部分之间如何联动。而在金融界，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另一方面，如果你有人类学教育背景，你会试着把金融放到文化语境下。银行家们倾向于认为，金钱和牟利就如地心引力一般无处不在，认为这是一个既定事实，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但事情并非如此，金融领域中的一切行为都与文化和交流相关。”18

延续着马歇尔·萨林斯的经典风格，再加上一点让人想到凯瑟琳·扎罗姆语体更通俗的著作的语气，泰德正在努力倡导的，是一种人类学的感受力（anthropological sensibility）。无论你是关注伦敦的金融市场，或是其他让你感兴趣的事情——比如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传统生活方式，或者是印度教的仪式，或是为什么有些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失败了而有些成功了，或是如何在香港卖汉堡，又或是如何理解土耳其人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如何找到和帮助那些住在社会福利住房里的家庭暴力受害者。选择整体性的思考方式，试着理解其中的文化动力学，都会让你受益匪浅。

第一章　文化

文化是人类学最重要，也最难概括的概念。我无法为其提供一个精炼的定义，但请让我退而求其次，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田野调查故事，来试着传达一些关于应该如何理解文化的信息。

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在津巴布韦，当时我是一名本科交换生。尽管我的研究主要在城市里进行，但我仍在奇文希（Chiweshe）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奇文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位于从首都哈拉雷（Harare）向北开车大约一小时的距离。它因起伏的群山和陡峭的岩石而闻名，其间点缀着一些茅草搭建的棚屋，每一个棚屋都是一个家户（在本地人使用的绍纳语[Shaona]中被称为“musha”）。交换期间，我在奇文希的一个家户里住了一周，并很快就和寄宿兄弟菲利普交上了朋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曾多次重访他们的“musha”。

当时对于菲利普一家并非繁忙的农耕时节，因此我们度过了一段闲暇的时光。我们几次登上他家的后山，纵览低处的原野，还能看见成群的狒狒懒洋洋地在周围游荡。他的英语不太流利，我的绍纳语在那时比他的英文还蹩脚，所以我们的交流非常简单。我们就像两个来自截然不同的地方的人常做的那样，互相介绍各自的家乡。他想知道美国是什么样的，而我想了解津巴布韦的乡村生活。

在这种简单的、由文化差异推动的谈话中，有一次菲利普问我是否喜欢板球（cricket）。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问话：“你喜欢板球么？”作为一名认真学习了殖民与后殖民历史，并且非常清楚板球运动在津巴布韦是多么流行的学生，我脑中立刻出现了一幅画面：一群男人穿着白色运动服站在一处，其中一人手里拿着类似于棒球棍的东西，另一个人则将球投出去（我现在知道了，正确的术语是“抛出”）。但当时我对这项运动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跟它比起来，就连棒球都会显得节奏紧凑，惊心动魄（我还有个模糊印象是板球比赛会因为天气阴沉而暂停，而且一场比赛经常要持续好几天）。但就像任何一个初到异国他乡参加交换项目，并且识大体、明事理的学生那样，我客套而礼貌地对菲利普小声说：“喜欢。”为什么不呢？

他立刻跳起来说：“太棒了！”然后示意我跟着他下山回到家里。我想我可能会拿到一根球棒或是一只球（如果不是一件白色运动衫的话），然后我们两个随便打一打。到家后，他立刻钻进了厨房棚屋。他的妈妈和祖母似乎永无停歇地在里面为全家准备一轮又一轮的餐点。当时我对厨房这个地点没想太多，因为许多美国人也会把运动器械放在厨房附近，或者放在屋子后面。但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手里既没拿球棒也没有球。他拿着一只金属小碗，里面是（我绝没有看错）一只蟋蟀（cricket）[3]。它已经被油炸了。菲利普脸上露出微笑。

我彻底懵了，完全搞错了事情的分类。在世界任何地方，好客都是一种常见的风俗。因此如果在其他场合，我被奉上一只蟋蟀，我很可能也会接受。当然，现在回头想想这非常合理。我知道毛虫是当地的珍馐——蟋蟀有什么理由不是呢？蟋蟀甚至是种更珍稀的美食，因为它特别难抓。我得到的是贵宾的待遇。

当我把这个小东西捡起来举到嘴边，过去一年半里学过的人类学课程涌入我的脑海：食物是文化建构的产物。你知道有些人吃狗肉、马肉甚至猴脑。你可以的，你主修的可是人类学。

再多的书本知识也无法抵消二十年的生活经验。在我把蟋蟀放进嘴里，咀嚼（它太大了，没办法一口咽下去）后再吞下去的全程中，我的身体在颤抖，胸腔在收缩，大概过了三秒钟后，蟋蟀和我的早餐一起被吐了出来。

这并不是文化的定义，而是它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触及了对这个术语的人类学理解中最重要的部分。文化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种思考方式。文化是一种理解和制造意义的方式。文化是让一些人完全想不到蟋蟀能被归类为“食物”的原因。文化也是在以特定方式思考的过程中充斥于我们的头脑的东西：殖民历史的细节、英国殖民历史（不是法国，也不是葡萄牙）的细节，或是在农事周期的不同阶段里非洲农民的具体劳作目的。

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事物。或者说它不是单独的一个事物，而是一系列事物，而且经常具有特定的类型：房屋、窑炉、绘画、诗集、旗帜、玉米饼、英式早餐茶、武士刀、板球棒，是的，甚至还有蟋蟀。文化具有物质性。它体现于具体的事物之中，被具体的人所演练。吃蟋蟀后我呕吐了，但我并不是因为感染了某种胃部病毒而呕吐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或“生理”反应。我呕吐是因为我的身体是文化的，或者说它被文化教化了。在我的文化里，我们不吃蟋蟀。

关于人类学如何理解文化，我认为这些就是你在入门阶段需要知道的全部知识了。我敢肯定，这些内容并没有一项令你震惊，或是你需要绞尽脑汁地思索。从堪萨斯城到加尔各答，这些想法以某种方式互相组合，贯穿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理解中。我们常把文化视为一种观点，或是在事物之中被客体化的东西，甚至是将它与自然力量之下的本能反应联系在一起。

但人类学家并不会止步于此。文化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它是人类学术语库中最常用但又最具争议的术语。

文化的眼镜

一、针对观点的观点（Points of view on points of view）

存在时间最长的人类学研究路径将文化视为一种感知方式。对马林诺夫斯基来说，人类学的全部意义在于捕捉“土著的观点，他与生活的联系……他眼中的他的世界。”这里所说的持有一种“观点”（point of view）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有一种“看法”，不是指土著偏爱芋头多过番薯，或是偏爱敞篷汽车，又或是忠于工党。在这个语境里，“持有一种观点”包含了更多的东西，反映了我们选择将什么视为常识，认为怎样才是事物的正确秩序。比如不将蟋蟀视为一种食物。

在文化理论这一领域的发展中居功至伟的人物是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他出生并成长于德国，在美国开始人类学学术生涯。博厄斯受学生爱戴，常被他们称为“弗朗茨老爹”（Papa Franz），但他似乎又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对他的工作感兴趣的记者来说。约瑟夫·米切尔（Joseph Mitchell）是纽约20世纪中期优秀的记者和时代记录者，有幸于30年代末博厄斯退休后采访了他。米切尔描述博厄斯是一个“眼神锐利，白发稀疏蓬乱”的男人，“采访他很不容易”。尽管如此，当被问到他对某些鼓吹纳粹的言论的看法时，他嘟囔着一口德语口音很重的英语，重复着诸如“废话”或是“荒谬”之类的词，这让记者感到很高兴。1

博厄斯最早在德国的基尔大学（Kiel University）修读物理学。但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线非常不明显。在广泛的阅读之后，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现代早期文化理论领域的奠基人，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19世纪早期的德国思想中，“文化”（Kultur）一词已经在那些反对过度启蒙话语的人中间成为极其重要的概念。这一反传统对用普世、唯一的视角去阐释理性和历史持批判态度。洪堡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人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应依据其自身的特性而被尊重和理解。洪堡，或者像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这样的人认为，“文化”成了一个组织性概念，用于表达对特性（particularity）的认同和追求。洪堡还是一名出色的语言学家，这并非巧合。他研究巴斯克语（Basque），几种美洲原住民语言，梵文和古爪哇语（Kawi，爪哇的一种文学语言），这些都表现和塑造出他对于人类多样性的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认识到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他写道：“语言是族群特征（genius of peoples）的外部表现。”2

1881年，博厄斯在基尔大学完成了关于光线经海水提纯所表现出的特性的论文。1883年，为了进一步研究，他前往巴芬（Baffin）岛。在那里他发现，与极地的海水相比，他对当地的因纽特人更感兴趣。这标志着他的兴趣转向了当时还是个新兴学科的人类学。

就像马林诺夫斯基在努阿加斯海滩上扎帐篷一样，博厄斯在北极的顿悟包含两个关键要素。第一是田野调查的重要性，离开实验室去探究事物究竟是如何运转的。用博厄斯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的话说：“来到人类经验中真实存在的环境里。”3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一点并不单纯是一种方法论。它告诉了我们人类学关键的分析性概念的本质。在人类学专业化的初期，田野调查的方法常常被用来强调“在那里”（being there）的重要性，文化应该在当地（in situ）被观察，文化和地点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二个要素与第一个紧密相关，那就是感知能力，或者说视野的重要性。博厄斯并不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富有写作才能，也没能普及许多他特有的学科表达。他只是为马林诺夫斯基所追求的“要捕捉土著的观点”奉上了相对平平无奇和松散的呈现。博厄斯从未真正提出能让人记住或是有影响力的文化定义（尽管马林诺夫斯基也没有），他对于文化的理解是从那著名的五尺架里的材料中自然浮现出来的，也表现为他无数学生的研究的精华。即使他的作品冗长散漫，重点却非常清晰，即我们都戴着他所说的“Kulturbrille”——文化的眼镜。我们是透过文化的眼镜来理解这个世界，并为之赋予秩序的。在博厄斯的表述中，文化关乎意义。感知（percep-tion）总是用在地（localized）的话语来架构世界。你不只是单纯地看见这个世界，你是作为一个来自所罗门群岛的年轻女性而看见这个世界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位属于圣公会教会，来自马里卡岛（Marika）的年轻女性。

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最常见的表述形式仍是这样：人类学家会写到夸扣特尔（Kwakiutl）文化，巴厘（Balinese）文化和多布（Dobuan）文化。他们有时也会使用涵盖更广的概括性概念，如地中海文化、美拉尼西亚文化、伊斯兰文化，甚至“原始文化”。不难理解，这样一些本来更具各自特色的文化被笼统地归在一起，意味着它们其实有着相似的文化眼镜。你也可以说它们被给予了相似的“处方”（prescriptions）。以地中海文化为例，当时任何一位合格的人类学学生都会关注对其中荣誉（honour）和耻辱（shame）的讨论，因为这两者被视为地中海文化的组织性价值。

博厄斯有数十位学生，其中许多人都在各自的领域极具影响力。不过由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文化这一概念，所以下一位最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是克利福德·格尔茨。

格尔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于1973年出版的论文集是其学术生涯的分水岭。格尔茨有一句名言：文化就是人类学家越过本地人的肩膀所读到的文本（text）。从这句话中你会发现，人类学家也将文化视为一种客体。我们将很快再谈到这一点。总而言之，在他的隐喻中，最重要的是感知，因为我们（本地人也一样）对文本所能做的事情是阐释（interpret）它们。格尔茨称自己理解文化的路径为符号学的（semiotic），他认为人类学“不是一门探究法则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究意义的阐释科学”。4

和同时期的许多人相比，格尔茨和博厄斯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直接，但他们在思想和分析路径上继承了一些相同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格尔茨和博厄斯来说，如果你想了解文化的“意义”，如果你想了解这种文化将什么视作重要的，是什么让它运作，是什么令它有意义并且（尽可能地）有序，你就必须关注个别，而非整体。

此种理解文化的路径至今仍然体现在许多当下的人类学工作之中。而人类学家特别热衷强调的，也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例如，在医学人类学领域，不少研究关注文化因素如何影响特定症状和疾病的患病率，以及对其的诊断、治疗，甚至表述。例如，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发现，在中国受抑郁症影响的人更常出现身体疼痛而非心理的症状。而且在中国人眼里，这种病症的表现更像是一种“厌倦”而非“忧郁”。5但它甚至一开始都未必会被视作如此。在中国，“抑郁”这个表达的流行程度和在美国完全不同。中文里的“抑郁”一词主要限于在医学语境中使用。那么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差异会给移民带来困扰。比如一位赴美的中国移民，可能会发现美国医生所作出的关于抑郁的诊断，之于他“毫无经验意义上的价值”。“文化影响了症状的体验、诊断的措辞、治疗方案的选择、医患关系、出现例如自杀等后果的可能性，以及从业者的医疗实践等等，”凯博文解释道，“因此我们说，有些病状是具有普遍性的，有些则有明显的文化印记，但它们的意义都需要被放在特定语境下去理解。”6

二、文化的客体

长久以来，文化都与人类学研究中的物品紧密相连。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一词几乎与“文化”本身一样常见。尽管在这里“物质的”（material）可被视作一个用来修饰名词的形容词，但把这两个词当作共生（symbiotic）词汇会更易于理解，而且这个短语也的确经常被这样理解。

人类学家作为观察者，不可能不去思考文化的物质性。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对文化的对象化（无论是直白的，还是比喻性质的）不扮演重要的角色。人类利用物质文化或其他东西（比如树木、岩石和海洋）去理解、表达并总结他们自身。我最喜欢的一个案例是一项对魁北克（Québécois）民族主义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独立运动的鼎盛时期，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培育对独特的魁北克文化的认同和连结至关重要。想要实现这点，方法之一是树立一种民族传承（le patrimoine）的理念，列出一份长长的，由人民所有，而且能够表达他们身份的“文化财产”的清单。在这张清单里，“古老的东西”被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无论是知名的历史建筑，还是一件简简单单的古董椅或旧式犁。但这个表单里还包括了动物——加拿大马（血统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的马厩）——以及语言。“如同我们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人民一样，”一位民族主义者写道，“我们的建筑、家具、工具、艺术品、歌谣和传说……语言也是我们民族遗产的一部分，是我们魁北克人的共同财富。”7我们甚至将某些词语变成了实体。在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中，人们试图通过固定某些特定单词和词组的意思来将语言客体化，也在仪式中将语言客体化，尤其是通过不断地重复许多陈述（这会产生一种社会效果，即让我们感到这些陈述看起来比它们本来“更真实”）。

当然，你不必做一个民族主义者，也能感受到将文化客体化这一行为的力量。比方说，你可能是一位喜欢斯蒂尔顿奶酪（Stilton）的英格兰人（或者大不列颠人），并且认为爱吃这种咸而易碎的美味奶酪透露了你的一些人格特质。在格鲁吉亚，一位人类学家甚至发现在苏联解体后，东正教的教堂建造运动遭到了当地人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认为一座教堂如果是庄严得体的，那么它必须得非常古老。8这些特质非常重要。

非常明确的是，意义（或者说价值）是串联起文化以上两个方面的纽带。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甚至可以断言，文化的物质性是我们之前所讨论的文化眼镜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没有当地居民的特定视角，你就很难感受到魁北克市场货摊上的一把古董椅所代表的民族传承。

但这并不是人类学文化理论解释事物的唯一方式，关于文化的物质性，还有更多更简单的表现。考古学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在强调物质文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核心地位这方面，考古学家比绝大多数人类学家做得都要多。

一位学科中的领军人物曾将考古学描述为，“基于过去人们的遗留物和他们在地球上留下印记的方式来研究过去的人群的一门学科”。9用他的话说，这个学科研究“被遗忘了的小东西”：炊具的残骸、房屋地基、陶土管道、道路、水井、坟堆甚至是垃圾场（对研究古代人的饮食特别有帮助）。把它们挖出来，刷干净，如果可能甚至要复原成最初的整体——这些通常都由一小队晒得黝黑的田野工作者完成（考古学者也可以声称，他们所从事的是字面意义上的“田野工作”）。无论是用民间的或方言的语汇描述某些“东西”，还是清晰精准地使用学术语言记录“物质文化”或“手工制品”，其意义都非常清晰：这项工作很重要。对于发掘过去，考古学能提供无价的资源。

考古学家对物质文化的关注帮助我们追踪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从过去小规模游居迁徙、以打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到农业和定居点的出现，考古学家通过研究有雕刻痕迹的骨头（它们成堆出现，可以证明游居群体的季节性聚集）或者木炭的沉积分布（对判断一个时期的人口密度十分有用），来帮助阐明史前文明的发展轨迹。他们采用的方法也不止考古挖掘一种。比如，菲奥娜·科沃德（Fiona Coward）在黎凡特（Levant）的研究采用了另一种路径。她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下简称GIS）建模技术去计算旧石器时代末期、中石器时代初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网络的影响范围。利用GIS，她追踪了某个区域内相似的物质文化元素出现的频率。她的早期发现显示，这些社会网络的范围并不一定与社会群体的规模正相关；再一次，狩猎—采集者打破了现代人所认为的“文明”比“原始”群落有着更广阔的视野这一所谓的常识。10

考古学家的聚焦和发现包含了重要的一课。物质文化并不只是意义的承载物，可以被魁北克民族主义者那样的人用来操纵情感，以推行自己的主张。文化本身（成为土著或是持有任何一种观点的能力）无法脱离物质基础而存在。实体的东西（stuff）为意义存在的可能性创造了条件，是意义制造过程的一部分。

在博厄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时代之前，人类学研究往往和对长时间跨度的历史（以及史前史）的关注紧密相连。考古学帮助满足了这种旨趣。但还有一脉重要的早期人类学理论是由物质文化引导的，即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ism）。

社会进化论是早期人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受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思想启发。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对当时新兴的人类学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很多人认为，达尔文研究藤壶和飞蛾的思路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社会历史和自然历史十分相似。祖尼人和英国人都可以放在达尔文“生命之树”（tree of life）的理论框架内来理解，这种理解不止于生理学和解剖学范畴，还涉及亲属系统、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技术发展等方面。文化同生物体一样，被认为是遵循普遍法则，并且可以在一个普遍适用的分类系统中得到归类。[4]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人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爱德华·伯内特·泰勒逐渐成为人类学社会进化论学派具有突出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当时许多涌现于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两个新兴领域的学者也都是进化论者。进化论代表了整个19世纪晚期的学术风潮。正是这些学者将这一范式发扬光大，并强调了对自然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的关注同等重要。在这些所谓的“唯物主义者”（materialist）中（这是一个能说明很多问题的称呼），斯宾塞尤其热心地弘扬这个理论。他关于社会进化的研究里充斥着生物学类比。他可以在一句话里轻松地从肝细胞、表皮脱落、孢子、细菌和骨骼，谈到政治体系、族群认同、宗教仪式和人口密度。一切最终都可以归结到自然母亲（Mother Nature）身上。

泰勒是进化论学者中对文化最为关注的，他用进化的框架来概述他所说的“文化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可以根据其物质文化水平来分类和理解。泰勒和其他一些学者会用野蛮（savagery）、未开化（barbarism）和文明（civi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进行粗略的标识，例如：缠腰布、木制工具、居无定所或是居住在土坯房里，这些都是野蛮的表现。高顶礼帽、蒸汽机或排屋（townhouse），这些则代表了文明。在这种研究方法里，每种文化的各个部分都是一个个等待计数的豆子。

社会进化论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严重缺陷，这个我们之后再讨论）。与达尔文的理论不同，在这些社会科学家的作品中，进化论成了一种目的论。进化遵循某种蓝图，朝向固定的目的，并带有强烈的道德意味。因为一位戴着高顶礼帽的男士并不只是在文化上比赤裸的野蛮人进化程度更高，他也不仅仅是一个更“复杂的有机体”。他就是比野蛮人更优（better）。社会进化论实际上是伪装成科学的道德哲学。达尔文从未因为藤壶不是蓝鲸就看不起它。

从这方面来说，泰勒等学者引入了另一个非常重要并且沿用至今的文化的定义。泰勒的同时代人，诗人兼散文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将这个定义表述为“在当前世界的任何地方，曾被想出来并说出来的那些最好的东西”。11这个定义常被称作文化的“歌剧院”式定义。当我们将一个人评价为“有文化的”，或是“比其他人更富文化修养”的时候，使用的就是文化的这种定义。用一种带有刻板印象的说法就是，文化在这一定义下，指的是莫扎特，而非麦当娜。如果非要给后者一个定义，她应该属于“流行文化”（pop cul-ture）。泰勒等学者都热爱音乐，但是“文化”在泰勒更宽泛的定义里，是指“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和其他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综合体”。12

博厄斯无疑是社会进化论的坚定批判者。20世纪20年代，社会进化论已经退居人类学学术界的边缘位置。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进化论观念仍然留存了下来，并偶尔会隐晦地暗含在一些作品中。但当时那些公开的说教以及热切的坚持，认为一名法国人和一只双壳软体动物能够（could）在同种意义上被理解的信念，已经烟消云散。

社会进化论从未失去其全部支持者。比如借由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研究，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经历了一次复兴。虽然怀特和斯图尔德的思想有着明确分歧，但他们都未曾脱离从泰勒、摩尔根以及其他19世纪研究者那里发展而来的基本风格。他们都认为在博厄斯之后，人类学过分沉溺于文化的繁复细节，研究者们不厌其烦地记录所有那些松饼的食谱……对怀特和斯图尔德来说，“科学”依旧带有权威的光环，而博厄斯的大多数学生都更具人文主义的感性。可以注意到，社会进化论者与考古学的关系更密切，他们对考古记录很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博厄斯学派已经对漫长的时间尺度失去了兴趣。至于考古学本身，社会进化论仍然是其背景板的一部分：一些学者比如英国人戈登·柴尔德（V.Gordon Childe）、美国人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尽管他们没有像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一样充满优越感，但他们仍然在进化论的观念框架下工作，并树立了该领域中的重要讨论和兴趣所在。

三、文化和自然/文化作为自然

有几种方式可以从整体上把我们对文化的不同面向的考虑结合起来。主要从“文化眼镜”的角度去思考并不是要完全否认文化的物质面向，反之亦然。但是不同文化理论之间再次出现了张力。如我所说，博厄斯对泰勒的思想和更广泛的社会进化论持强烈的保留意见。社会进化论者莱斯利·怀特经常严厉批判博厄斯，他认为博厄斯是一位糟糕的理论家（因为博厄斯太过关心个案），也不是一名优秀的田野工作者（怀特质疑博厄斯的民族志研究，认为它们不配得到现在这么高的评价。不过他的攻击恐怕带有一点个人偏见）。

应该关注制陶活动的象征意义还是具体的陶罐本身，这并不是文化理论之间产生分歧的最重要原因，也非争论产生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你的整体方法取向与我所辨认出来的“文化理论的第三条脉络”之间的关系。它涉及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即：我们是自然的产物还是教化的产物？那塑造了我们的，是生物驱动、固有的心智构造、基因编码吗？抑或是抚养方式、生活环境和社会主流价值观？

生物和自然在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中几乎始终扮演着次要角色。即使是怀特，那个总想要谈论卡路里和需求满足（他认为需求包括了“物质的”和“精神的”）的人，也会强调文化的首要地位。“人类的生物学特质并不能解释文化阐释的种种问题，比如文化间的多样性，”他写道，“以及大到文化变迁的整体趋势，小到某种特定文化的演化历程。”13

一门致力于探究文化，以及人类多样的历史传统和社会表达之重要性的学科，会有如此的研究倾向，是毫不让人感到意外的。但仍要强调的是，不是所有的文化理论都将文化看得那么重要。博厄斯学派传统仍然是文化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这个传统里，最著名的论断是由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提出的。在《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一书里，她对生物决定论（有的人甚至会说，对生物学）展开了全方位的攻击。通过援引一系列丰富的案例研究，以及有意识地将她的言论不仅与民族志记录、并且跟当时美国的现状相联系，本尼迪克特得以将所有的文化都放入同一个框架里，摆脱了“我们—他们”（us-them）的区分，以及她的一些人类学前辈所采用的那种“培养皿研究路径”。“一个人在生物上的具体构造，并不能确保他必然会做出任何特定类型的行为。”14

本尼迪克特针对的直接目标是种族主义。博厄斯和他的几名学生在学术界和社会事务中都积极地抨击种族主义（早在博厄斯指责纳粹行径荒谬之前，他就已经在美国驳斥种族主义者和优生论者了）。在美国，就像在其他地区一样，人类学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学科，曾或多或少地被用来为种族差异的合法化提供科学依据。我们从丹尼尔·布林顿（Daniel Brinton）的工作里就可以明显地发现这一点。他是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19世纪90年代在一些学术团体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另外还有卡尔顿·库恩（Carleton S.Coon），哈佛大学体质人类学教授，他在20世纪60年代接受了种族隔离的内在逻辑。博厄斯抨击了上述二人的作品和观点，并且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圈子和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之间发挥了关键的桥梁作用。博厄斯还身兼数职，比如和布克·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以及杜波依斯（W.E.B.Du Bois）一起工作。正如人类学家李·贝克（Lee D.Baker）所说，博厄斯的影响通常不是直接或即时生效的，但是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他在学术界和政治界的活动，和他所建立的联盟推动了美国社会进程的两次转折、学术界内部的范式转变和司法界关于种族分类态度的转变。15

当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并不是所有重视自然的文化理论都转向了种族研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可能是所有文化理论学者中最不强调文化的一位，他也和博厄斯一样，是坚定的反种族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作为结构人类学之父，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有些矛盾之处。一方面，如果把文化视为特林吉特人（Tlingit）神话的每一个微小细节，库纳人（Kuna）的萨满教仪式，甚或是技术能力和技术成就等等，他对这些都有着非常强烈的兴趣。他对博厄斯及其学生的工作大加赞赏，正是因为他们研究中包含的百科全书般的细节。但另一方面，所有的文化细节和文化特殊性，对他来说归根结底都是些数据，目的是用于探讨他真正的兴趣所在，也就是人类心智的普遍结构。

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恰当的分析对象并不是某个土著人的观点，而应该是土著人的思想状态。在一个核心层面，这种思想状态是不变而且普世的。文化理论的这一传统并不会将识别差异本身作为终极目标，不会一识别出差异就认定任务完成，而是致力于揭示将所有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思维结构。“野蛮人的思维和我们的思维是在同样的意义和方式上合乎逻辑的。”他这样写道。16在另一个文本里，他利用物质文化的意象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这彻底颠覆了19世纪进化论者评判高下的标准。想象一把石斧和一把铁斧，我们可以说两者中铁斧要更坚固一些，因此铁斧在这个意义上“更优”。但人类学的任务并不是关注其材质是什么，而更关注它们是如何被造出来的。而且他认为，如果你观察得足够仔细，你会发现它们实质上是一样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理论中一部分更倾向自然主义的研究者，开始对人类的大脑而非身体感兴趣。这些研究中有很多被归为认知人类学。它从很多学科那里汲取营养，或与这些学科产生了交互：结构主义、心理学的多个分支、语言学，甚至哲学。但总的来说，认知和文化这两条路径的主要分歧在于，它们争论人类心智的运作究竟能在何等程度上塑造文化表达、价值观和文化概念。我们天生是二元论者吗？换言之，所有人都必然是用对立、二元或成对的形式来思考吗？除此之外，在人类的感知和概念化过程中，还存在其他的普世元素吗，比如对颜色的指称，或对亲属关系的理解？文化技术又是如何被传播的？

丹耶·吕尔曼（Tanya Luhrmann）的研究就属于这一理论脉络，也就是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交叉领域。在其研究生涯中，她研究了从英格兰的女巫，到心理学家自身的一系列人群，以探讨他们所受的训练如何反映和强化了对心灵的某种特定理解。她的最新著作着眼于美国的新五旬节派（Neo-Pentecostal），在书中她运用一系列类似于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方法，去研究祈祷实践如何影响这些基督徒对上帝的经验，将对人类心智的关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超过120个人参与了她的研究。吕尔曼给他们每人一个iPod音乐播放器，里面装有圣依纳爵式（Ignatian-style）灵修的祷告，并配上悦耳的背景音乐。她发现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增强了参与者们对上帝在场（presence）的描述的生动性，这个过程她称之为“专注”（absorption）（这个说法借用自一位心理学家的著名论述）。“认为大脑中的想象比自己所熟知的那个世界更为真实，这一能力正是上帝经验的核心。”17实际上，这其中最让吕尔曼感兴趣的，是这些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科学的权威，以及有关事实与虚构、真实与虚假的世俗逻辑。

认知人类学对我这类学者提出了重大挑战。我们是在本尼迪克特的思想脉络中，在强调文化的力量和首要地位的观点中受训并成长起来的。很长时间以来，人类学家的发现和研究路径在认知科学界至多不过是被忽视，最糟糕的情况下还会被否定。这种情况在一些领域已经开始发生转变。许多认知人类学家希望我们能将文化史与自然史联系得更紧密一些，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摆脱文化。最好的认知人类学家仍然是人类学家；他们始终认可长期研究所获得的质性数据的价值，并坚定地相信在某个具体的地方与特定人群长期交流的价值（即使他们并不亲自去做田野调查）。他们并不满足于待在实验室里或者进行孤立的实验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依旧和他们的前辈一样，站在文化这一边。

文化的局限性

“文化”不是一个有魔力的词语。它不是一个可以用来解答一切社会或历史问题的概念。它模糊和混淆事物的能力，和它揭示事物真相的能力几乎旗鼓相当。那些频繁使用这一概念并积极推广它的人类学家对这一点始终了然于胸。也有很多人强烈抵制文化概念，但更多人的态度则是漠不关心。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判盛行的背景下，人们一度致力于彻底清除这一概念。在这一风潮开始十年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教授总结了整整十四种认为文化这一概念存在缺陷的理由。18我在这里无意将这些理由一一列出，但这个清单上的项目可以被归纳为三类主要的关切，每一类都存在了很长时间。

首先，不能将文化和地点之间的联系看得太过死板和绝对，这一点十分重要。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文化”这个词的词源，根据《牛津英语词典》，“文化”最初指的是耕种土地；它的“（词）根”（roots，一个双关）的含义从耕作、农业、园艺（cultivation, agriculture, horticulture）这类词汇中便可窥见一二。对19世纪的德意志文化理论家来说，这构成了“文化”概念的一个迷人之处：一种在地点和时间上的根植（grounding），无疑挑战了启蒙思想中的许多普遍化和抽象化逻辑。而这种与地点的关联也是人类学理念的核心。持有某种特定的视角需要你置身某处，介入某地。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都坚持认为，要想了解某种文化，你必须在“那里”。

问题是，想要知道“那里”的边界在何处结束，“另一个地方”又从何处开始，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整本书中，马林诺夫斯基谈到许多族群时，都把它们称为一个个不同的“文化”（cultures），就好像它们之间完全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与此同时，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其中对库拉圈（Kula Ring）的研究，这是一种跨越数个岛屿、辐射方圆数百英里的交换系统。这也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至少是存在一定接触的，它们相互借用、相互渗透。有时这些借用和渗透不禁让我们思考，我们是否应该使用复数的“文化”一词来指代它们？想象一下，20世纪初，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居民的生活部分地被库拉圈所塑造，族群之间存在一些“跨文化”的传递，有一些流动性和模糊性，但这种文化间的传递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已经截然不同了——不论是互联网时代、无线电时代，还是通过飞机、火车或是汽车进行沟通交流的时代。21世纪初的新加坡是一个“文化”吗？伦敦呢？如果我们要进行更具体的讨论呢？存在“伦敦文化”这种东西么？还是说我们需要使用一些更精确的分类，例如说“居住在伦敦陶尔哈姆莱茨区（Tower Hamlets）的第三代孟加拉裔英国人”，或是“2005年移居伦敦伊灵区（Ealing）的波兰人”？抑或是“始终”住在伦敦卡特福德区（Catford）的史密斯一家？更进一步，我们真的需要因为某人的祖父母于20世纪70年代从孟加拉的锡莱特（Sylhet）来到了东伦敦，就称其为“第三代孟加拉裔英国人”么？如果他们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祖籍和血统呢？如果他们自认为是伦敦“土著”呢？这些都是针对“文化”概念的使用提出的，合理的好问题。

所以，文化并不是与某一地域绑定的，这是它所面临的第一类批评。由此就自然地衍生出了第二类批评：文化并非固定不变。文化是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但确实许多人类学家，特别是浪漫主义的一派（和他们许多才识卓越的前辈一样），往往无法正确认识这一点。一位当代文化理论家评论说，人类学家仍然不断在这一点上犯错。19

这种浪漫主义在殖民时期产生了尤为恶劣的影响。以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经典研究为例。他是历代人类学家中我很喜爱的一位（因为他博览群书，拥有出色的写作技巧和层出不穷的新鲜观点）。20世纪50年代初，特纳和他的妻子伊迪斯一起，对那时北罗得西亚（Northern Rhodesia）[5]的恩登布人（Ndembu）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许多人类学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仪式研究成果。恩登布人被描述成一副原始质朴的模样，似乎巨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和挑战从未在此发生。从特纳夫妇的研究里，我们读到的是脱离了时代背景的原住民。实际上，特纳夫妇在众多经典研究中几乎没有提到殖民的背景。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考虑到北罗得西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成了人类学家的实验室，众多的人类学家在此地研究新兴城市中心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变化——尤其是在铜带省（Copperbelt），矿藏的发现吸引了整个北罗得西亚区域的大量劳工。另外，以曼彻斯特大学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教授为核心，许多人类学家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组织。格拉克曼教授甚至促成了曼彻斯特学派的兴起。该学派沿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比当时其他的英国学派都更关注社会变迁和冲突。确实有许多曼彻斯特学派关于殖民主义和现代化的研究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优秀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特纳夫妇的作品才是被最多人类学学生所阅读、具有最广泛影响力的。而在特纳夫妇所呈现的图景中，他们并未真实地描绘恩登布人所经历的宏观层面的政治变动。

第三类主要的批评，针对的是文化的整全性。所有这些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流动、变迁和分裂，指向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即文化被假设为一个有秩序的整体，特别是当它被表述为某种“观念”或“看待世界的视角”的时候。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在谈及某个具体文化中人们的信仰、感觉或思想时，使用的都是非常笼统的概括性语言。如今这些推论和声言变得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并不仅仅是出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因为，它假设“文化”是整全的、无所不包的。即使是在一个从未受到过外界影响的、遥远的岛屿社群里，我们也不应该假设，并且未必会找到这种一致性和相似性。有时候，人类学家写出来的某种文化的官方版本与当地实际发生的事情截然不同。询问别人的“文化”是什么，或是问他的“信仰”是什么，或者问他如何“思考”，或是某样事物（如某个仪式、作为父亲的身份，或是奥姆卡拉[Omkara][6]）的意义是什么，都不是什么好主意。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很可能真的会给你一个答案。但这很可能是他们编造的，或是随口一说的想法。在某些案例中，有些土著人甚至会通过引用某位四十年前在当地村庄做研究的人类学家的著作来回答另一个人类学家的问题。这就会产生一个过于简洁和有条理的回答——简而言之，一个糟糕的回答。

把以上的三点批评和担忧归纳一下——不将文化与具体地域绑定，不将文化视为稳定不变的，不应对任何文化做出太过简洁有条理的概括。将这三点整合到一起就是本质主义：“一种认为事物具备某种真正、纯粹的本质的信念，认为对于任何既定实体，都存在一种确定的‘它所是的东西’（whatness），并且它可以通过一些不变的、稳定的特性加以定义。”20

本质主义可以变得非常危险，而文化本质主义经常是危险的。在后面的几章中，我们将会有机会考量在讨论中使用“文化”概念的危险之处。它会诱导，甚至是要求我们用固定化的眼光看待事物，倡导刻板印象，甚至是不加掩饰的偏见。至少当“文化”话语超越了象牙塔的界限，进入更广阔的公众领域中时，这种情况就会经常发生。至少有一种被强烈谴责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是一则典型的案例：种族隔离。在施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文化”成为民族主义者用以倡导种族隔绝的重要口号：保持非洲各文化的纯粹完整！他们需要自己的家园，我们白人也同样需要自己的活动空间。这是一个极大的，令人感到痛苦的反讽。博厄斯过世后尚且不到十年（这位人类学家殚精竭虑，致力于阐明一种明确反对种族主义的文化概念），南非国民党派的建立者们就谋求用“文化”，把非洲人限制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

在上文中我曾提到，这些批评和担忧在20世纪80年代格外引人注目。正是那个时候，许多著名人类学家从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后现代主义和某些社会学传统中汲取灵感，开始脱离甚至否定文化的概念。这通常与该概念的某种本质主义风险有关。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成了富有影响力的替代品。福柯对权力和主体性的关注，以及他将“话语”（discourse）作为一种启发性的框架装置来使用的做法，与这些新出现的方法论路径十分契合。同样，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体现在他对术语“惯习”（habitus）的使用之中，这个概念在许多方面和“文化”很像，但是被认为更灵活和流动。在布尔迪厄的描述中，惯习是一种倾向（disposition）：人类在这个结构的语境中思考、行动、计划、感觉、言说和感知，但又不完全被这个结构所决定。在一段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表述中，他把惯习定义为“被结构的结构，已被预定作为具有结构化功能的结构来发挥作用”（structured structures predisposed to function as structuring structures）。换句话说，我们被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所形塑，但并不总被习俗和习惯所束缚。如布尔迪厄所说，我们的行为，既不是一种“机械反应”，也不是“创造性自由意志”的产物。21

并不是所有开始在研究中纳入更多对权力的明显关注的，或是开始讨论“惯习”的人类学家都停止了使用文化这个概念。实际上，即使是一些最受尊敬的“文化”概念的批评者，仍然会在一个较弱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也就是说，不将其作为一个主要的分析性术语，而是在描述性文字或有语境的行文中使用它。比如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就是这一领域的资深学者。他主要研究印度，提出要警惕“文化”概念的僵化性和客体性。而这些内容都被写在一本关于“全球化的文化维度”的书中（这也是该书的副标题）22。里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是另一位重要学者。她是研究埃及、性别与媒介的专家，主要的学术兴趣是“文化形式与权力的关系”。23但她于1991年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的论文，论文标题非常直接：《反对文化的写作》（“Writing against Culture”）。它凝聚了福柯、布尔迪厄和其他许多我这一代的学者的思想结晶。24阿帕杜莱和阿布——卢赫德真正所做的，是让我们更多地将文化用作形容词而非名词。这种对类事物的（thing-like）、客观的概念的背离，使得上述这些理论路径充满生机。

这些文化概念的争论，许多都发生在北美学界。在英国，至少作为一个清晰的、分析性的工具的“文化”，已经很久没有人使用过了。如我上文所强调的，马林诺夫斯基为文化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自从他20世纪30年代末期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往耶鲁大学执教，并不久于纽黑文去世之后，至少在人类学领域，英国学界对文化理论的兴趣也差不多随他而去了。然而，它却在别的领域兴起了，特别是在一些文学和社会批评家的工作中，比如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之后的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这项工作被称为“文化研究”，但它的践行者们并不会去拜访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他们探讨种族、阶级、性别、性向和青年是如何塑造当代西方社会的，并反抗当权者和议程设置者的要求和期待。他们的研究大多援引马克思和意大利社会批评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及后来福柯的作品。

马林诺夫斯基前往美国后，拉德克利夫—布朗开始在英国声名鹊起。他在一系列为他奠定名望的文章中，用“社会”代替“文化”作为分析的核心术语和研究对象。他十分讨厌文化概念，称其为模糊的抽象概念（vague abstraction）。25事实上，从这时起，英国人类学——还记得吗，它经常被称作社会人类学——从来没有操心过该如何构建关于“文化”的理论的问题，即使它的使用者们从未彻底抛弃这一概念；简单翻阅一下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经典英国社会人类学研究就会发现，其中频繁地出现“文化”和“文化的”字眼。同时，战后一些英国人类学家觉得他们的美国同行似乎有些过度地纠缠这一模糊的抽象概念，以及在格尔茨的研究之后，他们又开始痴迷于它所要求关注的比喻式语言、象征和符号学。英国人类学更多地关心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谓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组织，也就是亲属关系（如何对待某人的岳母；父亲与孩子之间纽带的独特性质），政治结构和角色（无国家社会中平民和领袖之间关系的动力学），宗教实践（禁忌的维护、献祭的功能）和其他扎根（grounded）的事物。

总而言之，大部分在英国接受训练的人类学家不会费心去批评文化，他们只是延续他们的使命，将从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期欧洲大陆的社会思想家们（埃米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其理论上的渊源。早在1951年，马林诺夫斯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继任者，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就委婉地责备过他“毫无必要地吹毛求疵”的同行，即“一群用文化概念来定义他们的材料和主要理论框架的人类学家”。26对弗思来说，“社会”和“文化”明显是一组关键要素相互融合的概念。这种想法非常明智。

文化的结语

1988年，思想史家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做出了一段对于人类学思想最精当的评论：“文化是个有着很大缺陷的概念，但我还没法抛弃它”。27而在我看来，鉴于许多当代作品和研究所显示的状况，这个学科也还没法抛弃，而且也不应该抛弃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只要不全盘接受，就得完全舍弃”的概念吗？当然不是。我所有的同行都接受它吗？也并非如此。也有些人至今仍基于它进行研究工作。进入21世纪之后，大部分曾经致力于推翻这一概念的人都开始转向了其他议程，还有些人觉得它已经死透了，所以他们停止了攻击。但依然有人不声不响地继续研究文化，或某种类似文化的东西，就好像它在他们的脑海中始终未曾远离，即使他们并不会把它挂在嘴边，或让这个词高频出现在文章里。（无论何时，一旦哪个人类学家不小心用了“意大利文化”或是“伊斯兰文化”这样的说法，他们脸上都会微微现出羞赧的表情。这种说法让人感觉过于简单，甚至是幼稚的。当记者问我们关于这些的问题，我们会在心里嘲笑他们，但当我们的同僚们这样做时，我们则会原谅。）

这本书余下的部分，旨在向读者展示文化是什么，它的全部意涵，包括它的所有瑕疵。我同意阿帕杜莱和阿布——卢赫德的观点，他们提醒我们注意文化的客体化倾向。但我也同意马林诺夫斯基，他在1926年谈到：“人类文化的现实不是一个连贯的逻辑体系，而是一个沸腾涌动的、各种冲突原则的混合体”。28罗伯特·路威（Robert Lowie），博厄斯最早的学生之一，在1935年直言不讳地表示：“就像没有绝对纯种的种族一样，也没有绝对纯粹的文化……数千年来，土著人从各种地方借用文化。试图孤立某种文化，认为它是纯粹本土的，无疑是一种愚蠢的想法。”29我清楚地记得，根据当时两位美国著名的人类学系主任的观点，在1952年，学界的主流风潮是去发现（1）各种文化形式的相互关系；（2）多变性与个体。30

简单说，除了“文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概念能够涵括人类学历史中所有的成果和教训，以及在其中展示出来的、多种多样的方法和观点。我接下来将要讨论的人类学家中，并非所有人都会赞成我的观点，远非如此。而且，并非所有的争论、分析和兴趣点都起源于，或是围绕着“文化理论”。但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分享同一个使命：他们关注，而且是密切地关注人类的社会历史；并警惕那些诉诸常识、人类本性和理性的观点和呼吁。这几个概念，甚至比文化概念本身还要令人恼火。这并不总是因为它们不合时宜，或因为它们是些西方人有口无心的陈词滥调，或它们因为愚蠢而危险，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民族志证据表明，这些概念的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社会历史。

有必要再三强调和解释文化概念的一个原因是，其他学科把它对于人类生活的中心地位看得要么太重，要么太轻了。在一个极端上，政治科学学者将文化当作是原初的、不变的。阅读某些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会把人类学家气疯。他们认为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被完全地定义，并且坚如磐石。而在另一个极端上，心理学家们只在一小群人里做实验，然后便宣称自己由此推论出了全人类的认知方式，或人类的本性。但当你再仔细审视他们的工作，你会发现他们研究的那一小群人也许恰好就是他们所执教的学校里的大学生。对于任何有自尊心的人类学家来说，一个问题都会立刻浮现出来：我们真的能从一群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身上推论出整个人类么？为了提出这个质疑，人类学家们诉诸文化概念。而这是一件好事。

第二章　文明

在人类学思想中，文化和文明的关系曾经非常紧密。你不可能只知道其中一个而不知另一个。对爱德华·伯内特·泰勒来说，这两个概念是一个意思。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这两者至少一定是彼此相关的。事实上，那个时候的人类学家对文明的兴趣要超过对文化的兴趣。

为什么不呢？谁会对文明不感兴趣？

当我们想到文明，我们想到的是一些宏伟的纪念碑（古代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在古亚历山大和当代伦敦）、大学、法庭、医院、路灯和平坦的公路。做一个文明的人意味着道德上的正直——坚信那些图书馆、法庭和医院背后的价值观：自由的思想、公正和关怀。再者，如果你是文明的，那你应该有很好的餐桌礼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这些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把这些文明的标志和道德进步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有许多例子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事情的另一面；有些人不得不去建造这些宏伟的纪念碑，而且他们无法从这些成就中获益。（即使是刚上学的孩子都知道，金字塔并不是法老们自己推动巨石建造起来的。）平坦的道路上往往会发生交通阻塞。所以有些极具感召力的人物促使我们去质疑文明表面的虚饰和官方宣传的故事情节。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就是其中一位，他退隐到了幽静的瓦尔登湖畔。另外我们还读到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那部有力的作品《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这部小说抨击了殖民主义的残暴行径，而同时期的“安乐椅人类学家”们则还在通过殖民代理人搜集研究材料。

1899年康拉德发表《黑暗的心》之时，文明的吸引力非常强大。这本书的出版也未能阻挡这种趋势。但同康拉德一样，当时也有一小部分人类学家，特别是博厄斯，开始质疑“文明”是否应该继续被当作一个为人类学注入生命力的概念。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想彻底回归瓦尔登湖畔的隐居生活。[7]但是他们开始意识到，人类学的工作可能无法借助“文明”这个概念来完成。和本书中将要提及的其他任何概念相比，“文明”一词中暗藏的、无法被忽视的道德意味都要更强烈，这种道德色彩使人类学感到颇为困扰。

感到困扰，是因为它始终未曾消失。可以确定的是，除了考古学家这个显著的反例（我将在本章的结尾回到这个话题），你几乎无法找到任何当代人类学家明确地使用“文明”这套术语进行思考或写作。但是这个词背后的逻辑却始终暗含在人类学的框架和分析背后，或是以其他方式产生着影响。

当下，人类学正在持续地批判“文明”概念。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是该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围绕在它周围的争论是值得关注的。这些争论可以帮助我们探讨人类学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细节和它与更广阔世界之间的联系。另外这些争论还有助于我们探究人类学至今尚未完成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即彻底将自己从这些语言和思想中解脱出来。因为尽管你很难发现有多少当代人类学家捍卫文明这一概念，但只要听听政客、记者和评论家在当代舞台上的发言，你就会确定文明的那套话语仍然活跃而且势头良好。更不幸的是，它背后的那套逻辑也依然存在。2016年12月，柏林的圣诞集市遭受恐怖袭击之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Trump）发了一条推文：“文明世界必须改变思维方式！”1特朗普说过许多其他人没有说、或是不会去说的话，但这句话不在此列。在当下的政治环境里，类似的言论已经频繁出现，毫不稀奇了。

“文明”是，或者说至少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词，比文化要危险得多。为了认识到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再次追溯到这个学科建立之初的时候，在社会进化论的范式中去审视“文明”的地位。

从野蛮到文明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从加勒比地区和墨西哥返程后，以旅行经历为素材出版了一部很受欢迎的作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钟爱这些带有民族志风格的观察和叙述的探险故事。但是通过他后期的作品，特别是代表作《原始文化》（1871），泰勒确立了他在人类学这个新兴领域中的领袖地位。虽然作为一名不从国教者（non-conformist），他无法被牛津和剑桥录取，但基于他的研究，泰勒获得了牛津大学最早的一批人类学教职之一。

泰勒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人类学先行者。赫伯特·斯宾塞和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都比泰勒稍微年长一些，也都极具影响力。摩尔根之前在纽约上城区做律师。他从来没有到过加勒比地区那么远，但他和其他一些年轻人出于对美洲原住民的浓厚兴趣，共同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叫做“新易洛魁社”（The New Order of the Iroquois）。为了给这个新俱乐部制定一套规则，摩尔根开始研究易洛魁联盟——著名的从纽约横跨加拿大的五个民族的联盟——的政治同盟协议。这个联盟后来成了人类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对象。2

泰勒、摩尔根和同时期的其他研究者都受到达尔文的深刻影响。尽管在这里需要重申，社会进化论（和生物进化论一样）的诞生早于《物种起源》的发表。虽然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物受到达尔文影响的程度不同，但他们都会使用进化论的术语进行讨论。他们将用以理解自然世界（软体动物和蕨类植物们）的进化论应用于社会世界之中。

在《原始文化》中，泰勒承认，将植物和人类放在同一框架下谈论可能会使他的许多更为笃信宗教的读者感到困惑。“对许多受过教育的头脑来说，”他这样写道，“将人类历史视作整个自然的历史的一部分，认为我们的思想、意志和行为由一些外在的定律主导，而这些定律就如波涛起落、酸碱的中和以及动植物的生长那样清晰确定，这种观点会让他们觉得僭越且不可接受。”3但是对泰勒和其他这些人来说，物理学、化学、生物和人类学是一个整体。

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斯宾塞曾将肝脏细胞与政治组织相提并论；泰勒也从自然科学中借用了许多术语。比如，他认为人类学家应该把弓和箭视为一个“物种”（species）。他强调所有的既有文化都应该被仔细地“解剖”（dissected）到其中的每个细节。他就好比一个生物学课堂上充满了热情的学生，将文化摊开在解剖桌上，切开它并为每一个部分贴上标签。但要想将进化论移植到社会领域，确实至少需要一套以文明概念为核心的新术语。

关于文明，需要注意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它是一个关系性的术语，只有在与其他的生存状况和世界观相比较时才有意义。在19世纪，最重要的两个被拿来比较的生存状态是“未开化的”（barbarian）和“野蛮的”（savage）。虽然文明本身是一个相当晚近才出现的词语（通常被追溯到18世纪），但另外两种说法就要古老得多。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用这两个概念将自己和其他族群区分开。“未开化的”是一个用于形容其他族群的语言如同“含糊不清的胡言乱语”（babble）的贬义词——并不只是无法理解的，而且是落后的。“野蛮”一词源于拉丁语sylva，意思是“森林”，用于形容人像生活在林子里的动物一样。4

这三个术语形塑了早期的社会进化理论。生物学家用界、门和纲这样的术语来解释分类体系，而人类学家则在野蛮的、未开化的和文明的这三种状态之间做出粗糙的类别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

摩尔根有一个特别细致的方法，用于判定一个社会处于七个阶段中的哪一个位置，其中“未开化”和“野蛮”各自有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而“文明”只有一个均一的阶段（尽管这无法解释一个事实，这些盎格鲁——美国人肯定觉得自己比其他国家的人，比如南欧人更文明；一个意大利天主教徒和一个英国或是美国新教教徒不可能处于同等的文明程度）。比如区分野蛮社会的低级和中级阶段是看是否开始使用火；而高级的野蛮社会则已经掌握了一些技术，比如制造弓箭。未开化社会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是炼铁术。文明则开始于音标字母和书写出现之后。5正如我们可以想到的那样，这些阶段内部还有一些细小的差别。比如，如果你仔细阅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你会发现风干的陶器和烧制陶器之间也有区别；后者在进化阶梯上的位置比前者高上一小步。

在这一体系下，分类成了一个简单直接的工作。遮腰布和居无定所的游居？可以说是非常野蛮了。用树条编织的或是泥糊的小屋子、铁质工具呢？完美符合未开化的定义。意大利面、火药或是围绕书面文本建立的中央集权政治形式呢？欢迎来到文明社会。这一分类体系让像摩尔根这样的人得以画出一幅更为清晰的世界图景：“非洲在民族文化上自始至终都处于野蛮和未开化的混乱状态，”他这样写道，“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则曾经处于单纯而简单的野蛮状态，其艺术形式和社会组织都与这种社会状态相适应。”6[8]

毫无疑问的是，社会进化论和文明的这套话语是由道德情感塑造的。尽管早期的学者并没有完全贬斥那些“更粗鲁”的族群，比如摩尔根就真诚地欣赏易洛魁文化，但让——雅克·卢梭笔下的所谓“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形象在这个体系之下完全不存在。[9]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人所深深服膺的，不只是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更是一种我曾在上文中称之为目的论的历史观。用泰勒的话说，人类受到定律（laws）的束缚，就好像海浪会按一种完全固定的方式波动，这个事实赋予了这种范式一种强硬的预定论倾向。

这种定律式的理解的核心，是“人类的心灵统一性”原理。泰勒和摩尔根认为，野蛮人和文明绅士有着相同的心智能力，人类整体上是一个种族，因此他们本质上拥有同一种头脑。

该原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以下两点。第一，它给了社会进化论者一个科学家们所需要的东西，一个常量。在假设了心灵统一性的前提下，有可能通过所谓的“比较方法”（这根本不是什么原创的或是专门的术语！）来构建出人类历史甚至是史前史。第二，它推动了一种可量化的、局部分析的方法。“如果规律存在于某个地方，那么它就存在于所有地方”，泰勒写道。7当泰勒认为一种文化可以被分解到每一个具体细节去审视时，他是认真的。各种技术和制度的列表在微观层面上再现了野蛮—未开化—文明这一作用在宏观层面的总体系统。

举个例子，假如你要用这种比较方法去看待一种文化，那么你需要考虑的众多“细节”之一就是亲属制度。这种理论视角认为，亲属制度必然存在；你所要做的就是去衡量它究竟落在社会进化的哪一个阶段里。并不是所有的细节都是可以与发展阶段完美对应的。但是有一些一般性的的规律可循（事实上应称之为假设；我们稍后将讨论这一点）。父系社会比母系社会的进化程度更高，这算是个常识，在对一个社会进化程度进行总体计量的时候，可以将这一项直接勾出来，就像在表格的栏目上打勾那样。为什么呢？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学者会这样论证：父系社会明显比母系社会更文明，是因为它需要依赖于某种道德上的正派，以及社会的稳定性和复杂性。由于你不能像知道孩子的生母那样确切地知道谁是孩子的生父，因此父系社会标志了一种进化得更高级的性关系和亲属关系。毕竟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不会控制他们的性冲动。所以一个处于野蛮社会的妇女可能会与几个不同的男性发生性关系，因此不知道，或不在乎谁是她孩子的父亲。

心灵统一性原则同样还让我们可以将人类社会描述为处于线性时间上的不同位置。既然我们拥有心灵一致性，而且定律又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像波涛、潮汐那样被定律所控制，所以社会进化论者才可以将易洛魁人、加勒比人和哈扎人视为活化石。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们来发现我们自己蒙昧、粗鲁的过去。“我们遥远的祖先一个接一个地经历过相同的境况，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拥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组织，并有着许多共同的做法和风俗习惯。”8即使一方面，社会进化论关注漫长悠久的历史——人类数十万年的发展史——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是极为非历史（ahistorical）的。

这种历史维度的欠缺，正是博厄斯的根本不满所在。1896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文化进化论者关于人类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被定律所控制的断言。他认为问题在于，文化进化论者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人类的文化特点和社会交往模式永远在互相借用和适应。更重要的是，从对泰勒和其他人发展出的进化定律的强调中，衍生出了一种演绎的路径。博厄斯指出，他们从一般性的理论推演出特殊性，这是一种坏的科学。这就好比先有结论，然后倒着向前推导证据。人类学这个研究领域必须使用归纳方法。它需要从特殊的事物入手，总结出其中的普遍性。正如我们已经探讨过的那样，这种对于历史和特殊性的关注，是博厄斯学派文化概念的基础。这个背景故事让我们可以理解博厄斯为什么认为社会进化论对于某种文化达至其“细节”的“解剖”是荒谬的，以及他又是如何去证明这一点的。解剖一种文化一定会造成它的死亡。博厄斯毫不客气地在结论里写道：“尽管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口头和各路文本中被大肆赞扬，但它却没有产出任何确定的成果，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谴责那种徒劳的、试图构建一部统一的、系统的文化进化史的努力，我们就无法做出任何有益的研究。”9

还有一个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进化论是一种伪装成科学的道德哲学。然而，在继续揭露和理解这点之前，我们也应该注意不要过于简化摩尔根、泰勒和其他人的使命，或是脱离时代背景去看待那些作品。在针对这些维多利亚时代人物的当代批判中，有一点经常被忽略，那就是他们整体原则的进步性。在19世纪70年代，认为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的布须曼人（bushman）和伦敦的绅士拥有同样的心灵，是对一种种族主义逻辑的挑战，这种在当时（现在也是）曾长期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逻辑认为，白人和非白人在心智能力上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博厄斯和他的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先辈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在那个时期，常有人质疑非洲人在心智上是否有能力构建起任何看上去像是“文明”的东西。所以当欧洲殖民当局和传教士发现非洲中部存在类似于国家的政治体系时，他们开始了诡辩。比如他们认为在非洲中部拥有王国制度的图西人（Tutsi）并不是真正的非洲人。通过援引圣经中含（Ham）的故事，许多殖民者声称图西人是个失散了的以色列人部落。在谈论非洲南部今已衰亡的莫诺莫塔帕帝国（Monomotapa）时，他们也提出了其他相似的观点，这个大津巴布韦地区的宏伟遗迹被人们（其中包括考古学家）认为不可能是由黑人建造的。

我说“一种种族主义逻辑”是因为此外还有许多种。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进化论最终推动了另一种种族主义逻辑，并使之正当化了。这些维多利亚时代学者们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与其说是人群之间性质上的差异，倒不如说是量上的差异。而且它取决于时间属性，而非生物属性。在这个进化论的框架里，“他者”并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物，他们是“过去的我们”，或者说更像是儿童时期的我们。他们终有一天会成为我们，只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种家长制观念对帝国的企图极为有利。正当新出现的人类学教授们忙于研究如何绘制从野蛮、未开化到文明的进化轨迹时，其他一大群活跃在19世纪舞台上的人们——如英国的总督、法国的殖民部队（troupes coloniales）和德国的虔信派传教士们——正在利用文明背后的逻辑和语法（grammar）去为帝国主义辩护。

文明教化的使命，或称为mission civilisatrice，是殖民地时代的档案中无处不在的短语，一个在阅读那个时代的文本时必须要了解的背景。只要你翻开任何一本当时的游记、任务报告或是殖民地宣传物，就很快会感受到它背后的力量。任何研习过殖民史的学生都会知道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使用的精彩修辞，或是政客的呼吁，比如法国总理茹费里（Jules Ferry）宣扬法国人的权利和责任是传播“最崇高意义上的文明理念”。10

简·科马罗夫和约翰·科马罗夫（Jean and John Comaroff）11的研究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文明使命背后的动力学。作为研究博茨瓦纳和南非的茨瓦纳人（Tswana）的专家，他们通过详细的档案记录了“基督教、商业和文明”这套说辞在19世纪时如何塑造关于殖民遭遇的叙事，和塑造西方对非洲这个“黑暗大陆”的描绘。通过将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做的田野调查，与对档案资料和流行文化解读结合在一起，科马罗夫夫妇追溯了他们称之为传教士（大都不属于英国国教教派，比如罗伯特·莫法特[Robert Moffat]、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和他们可能的信徒之间的“漫长的对话”。他们重点关注传教士而非殖民地军官和商人，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人就是不重要的。但事实上，传教士往往是最先抵达那里的人（无论那里在哪儿），他们待的时间更长，对当地状况的了解也更深入（当然，直到政府资助的人类学家们出现）。

科马罗夫夫妇所展示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文明是如何在上帝和市场，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个由礼仪、伦理和个人倾向所构成的框架中被理解和实践的。许多传教士在非洲殖民地所做的远远不止传播福音本身。传教士们几乎重新安排了所有的事务——不只是那些与宗教显著相关的事，比如婚姻习俗（多偶制曾引发过无数传教士的道德恐慌），甚至连一些小细节，比如一个村子的布局或是器具的用法，传教士也常常插手。变得文明同样意味着变得有礼貌：展现和践行文雅社会的规矩。传教士们还经常提倡科学，使其凌驾于他们口中的“土著人的不理性和迷信”之上。他们建造医院和学校，以治疗当地人的身体和训练他们的头脑。

“殖民化”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件事，也从不是由某个主教、首相或富有冒险精神的大亨所控制的统一的项目。科马罗夫夫妇和其他许多细心研究帝国史和殖民史的学者们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同样证明了，我们所谓的“文明的语法”曾变得多么强大。

科马罗夫夫妇称这种语法为“对思想意识的殖民”，这等同于如下论点：无论是有意的或无意的，这些帝国殖民和福音传播的对象都被卷入了一场漫长的对话中，而且他们不得不接受欧洲人和美国人所设定的对话规则。在科马罗夫夫妇的书中，有一章经常被引用。在这一章里，他们通过讨论大卫·利文斯通作品中的一个选段来阐述这个问题。利文斯通可能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和最受欢迎的传教士探险家（他的遗体埋葬在西敏寺，但他的心脏则依他的遗愿，永久地留在了非洲）。在这个选段中，利文斯通详细记录了他与某个茨瓦纳人的一场对话。利文斯通扮演了“医学博士”的角色（记住，这些神的仆人也常常是为神服务的科学的仆人），而茨瓦纳人则被称作“求雨术士”。在这段对话里，利文斯通宣扬了科学、理性和神学，并试图以此说服求雨术士他的努力是无效的——它至多是一种巧合，说的难听一些，就是一种瞅准时机做出的表演（一看见远处地平线上的云聚集起来就赶紧开始）。求雨术士实际上在这场交流中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拒绝屈服于利文斯通——甚至指出了传教士的虚伪。在这段记录中，利文斯通笔下的他者是作为反抗者出现的，而不是被动顺从、像孩童一样的原始人。然而，到了这段对话结束的时候，它还是在利文斯通设定的讨论框架下进行的。科学、理性和神学，三者共同塑造了用以判断何者符合语法（grammatical）、何者不符合语法（ungrammatical）的参数。文明得胜了。

这段对话真的发生过吗？有可能。它真的如利文斯通描述的那样吗？值得怀疑。他讲述的是他眼里的故事。对他的目标读者来说，不服气的本地人做出短暂的反驳，使得整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但正如科马罗夫夫妇所论证的那样，它代表了一种更分散的、正在展开的“两种文化的对抗”。12获胜的，并不是“西方文化”。科马罗夫夫妇和任何其他有自尊心的人类学家都会否认存在一种叫做“西方文化”的东西，我希望我已经在上一章中把这点说清楚了。事实上，如民族志记录所清楚体现出的那样，这样的对话、交流甚至对抗，经常是双向的或是多向的。科马罗夫夫妇在他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记录下了许多西方思想非洲化的实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名称只有相互关联着看才有意义。

但民族志记录也清楚地表明了，文化的语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对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社会动力学和文化想象都有着极坏的影响。在利文斯通游记中的对话发生将近一个世纪后，另一位医生对殖民地的状况做出了有预见性的诊断。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是一位来自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在法国受训的精神病学家。他去了阿尔及利亚的一所医院执业，后来又参与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在其195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他向站在茨瓦纳求雨术士身后的人们发出了一声集结的呐喊，给了殖民地长官和殖民地的臣民两者一记清脆的耳光。他指出“黑人是猴子到人类缓慢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时，心灵一致性的进化论观点已经被抛到了脑后）的假设是阴险的。法农继续说：“所有被殖民的民族，或者换句话说，所有那些因本土文化被扼杀和埋葬而在其灵魂中产生了自卑情结的民族，发现自己面对着前来‘文明化’他们的国家的语言；也就是说，来自殖民母国的文化。被殖民者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他们的“丛林地位”，取决于他吸收了多少母国的文化标准。当他宣布弃绝他的黑皮肤和他的丛林时，他就变得更白了。”13

关于“丛林地位”（jungle status）之影响的另一个更晚近的例子来自对玻利维亚北部的艾斯艾赫人（Ese Ejja）的研究。14他们的语言属于塔卡纳（Tacana）语族，人口不足1500人，分散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部分地区。他们打猎、捕鱼，从事刀耕火种式的农业，住在乡村定居点里（这些定居点如今都被规划在足球场周围）。和许多小规模的原住民群体一样，艾斯艾赫人饱受欧洲定居者的骚扰，在遥远的农村仍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或是被卷入剥削性的采矿劳动中。

在1999——2001年的田野调查中，伊莎贝拉·莱普里（Isabella Lepri）经常听艾斯艾赫人自称是“不得体的人”，认为自己仍然具有野性，举止野蛮，而城市里的白人和混血的玻利维亚人是文明的。在当地语言中，白人实际上被称为“dejja nei”（非常漂亮/真实/真正/得体的人）。莱普里告诉我们，在很多方面，她认识的村民都想成为大城市里的白人。在村子里，她认识的一个女人会用洋葱和孜然等“白人食物”做饭。她会拜托莱普里进城时替她买奶酪，总是想在“正午时分”吃午饭（尽管莱普里告诉我们，这和时钟上的正午时刻没有什么关系）。地方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些踢足球的年轻人会模仿他们从流行文化中了解到的如何踢球、如何着装以及如何在球场上表演。对艾斯艾赫人来说，足球是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他们与外界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他们进球后从来没有炫耀和庆祝，甚至没有喜悦；在艾斯艾赫人的传统中，获胜或成功会导致冲突，他们会尽自己所能避免它。在艾斯艾赫人的比赛中，获胜的一方并不专注于自己的最终得分；他们会说对方需要再进多少球才能打平。一般来说，年轻人普遍被认为是“近乎dejja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朝向文明生活的路上走得更远。

艾斯艾赫人已经将文明的语法内化了，而且他们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可鄙的野蛮人”。他们对玻利维亚白人的态度从另一些方面揭示了一个更复杂的情况。他们可能想成为“文明人”，但不想成为玻利维亚白人，也不想住在他们认为肮脏、危险和暴力的白人城镇里。他们说，村子里的生活很好，人们互相关心，食物充足，而且人们互相分享。艾斯艾赫人与外界的直接接触越多，这种本地自豪感似乎就越明显，从而改变了他们对事物的理解。这种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的转变并不少见。但在亚马孙流域的地方语境下，近期许多关于当地文化的研究都主张注意这种动态的区域性特征，称之为“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我将在第八章中回到这种人类学方法，因为它在过去二十年中获得了许多关注。这里只是要指出，这一方法再加上足球的例子，让我们可以看到“艾斯艾赫人如何想要成为dejja，但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通过有选择性的模仿，去除与自身伦理相抵触的部分”。15

对艾斯艾赫人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野蛮和文明这套话语是如何流传至今的。然而，它的一个核心方面不仅体现为对这些术语本身的使用，而且还体现为我前面提到的，进化论思维方式所系于其上的时间链条。这根链条通常可以被隐藏和润滑得很好，但知道它的存在对理解这一逻辑的运作至关重要。我们发现，相比人们对别人（有时是自己）做出令人尴尬的和不舒服的评价，称他们为“不得体的人”，更常见的说法是他们是落后的，落后于时代，停留在过去，等等。

这种说话方式不仅在殖民或后殖民社会很普遍，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如果你住在威尔士乡下或爱达荷州乡下，来自卡迪夫或西雅图的人可能会说你“落后于时代”。你也可能会这样说自己，以表达一种自豪感。我认为这些短语虽然经常出现在无伤大雅和轻松逗趣的笑话中，但其中所表达的社会进化论逻辑就和艾斯艾赫人的妄自菲薄一样明显。

这种逻辑不仅可以用于嘲笑威尔士农村人，或用于对亚马孙原住民的人类学分析，它在很多其他场合也发挥着作用。以“全球反恐战争”为例，我们从这章开头处所提到的特朗普的推文里就可以发现这个观点。在“9·11”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文明”话语开始全面高频出现在公众讨论里。西方世界的政治人物和时事评论员纷纷呼吁文明世界坚定地反对恐怖主义分子的野蛮行径，有些西方世界之外的评论者也会公开支持这一立场。这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与自己敌对的他者总会在某个方面是未开化的或野蛮的。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宣传海报；德国人——“匈人”（Huns）——看起来就不太文明。在某些图片里，他们甚至不是人类，而是可怕的猿猴。然而，与反恐战争尤为相关的，是文明这个概念本身，尤其是被哈佛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阐释的版本。

1993年，亨廷顿发表了一篇影响巨大的论文《文明的冲突》，文中他表述了他对世界政治的未来的看法。16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地缘政治将不再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所定义；事实上，区分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这套话语将渐渐变得无关紧要。冷战秩序将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

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除开那将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分开的范畴之外，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17亨廷顿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做出了很明确的区分。前者被包含在后者中，具有更多中层和微观层面的具体特性。但他在许多地方又交替使用这两个词。在这方面，以及在他给出的定义多少依赖于心灵统一性原则这个方面，亨廷顿的理解与泰勒的理解非常相似。对他们两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文明和文明背后的道德叙事。

当然，亨廷顿没有提到什么“粗鲁的种族”，也没有提到野蛮人或未开化的人。文明是人类最低的共同标准，他认为非洲甚至可能存在一个“主要文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绝不会这么说）。不同文明之间因为“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最重要的，宗教”而不同。18这些差异是真实和基本的，虽然它们并非注定会相互冲突，或完全免于改变和互相渗透，但它们是重大危险的根源。亨廷顿认为，最大的危险是西方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这是在1993年。到了1998年，在东非，两场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被确定与本·拉登有联系，亨廷顿开始被人们认为是有远见的；“9·11”事件后，他看起来完全就是个先知。

“伊拉克战争多国部队”并非全盘赞同亨廷顿的观点。在官方的叙事里，全球反恐战争从来都不是“文明的冲突”。乔治·布什直截了当地说出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合适的。他对外传达的信息始终是，恐怖分子的行为是对伊斯兰教的歪曲。布什曾经援引过一个中世纪的意象，称他们的反恐行动为一场“十字军东征”，但他的高级幕僚后来收回了这句话。19

不管怎样，亨廷顿本人其实无意理会那些策划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主义者。然而，就像许多流行语一样，亨廷顿理论的流行也代表了一种更广泛的心态和情绪。全球反恐战争，就是社会进化论具有恒久吸引力的一个例证。

这一点部分地表现为，这系列反恐战争，特别是在阿富汗的战争被很大程度上与“文明教化的使命”关联了起来。由于塔利班的存在，阿富汗境内的军事行动始终具有特别强大的道德力量；阿富汗人被认为是未开化的，显而易见，特别是在对待女孩和妇女方面。阿富汗人必须被拯救。然而，在伊拉克，它主要是为了实现民主，民主的倡导者都认为这是最文明、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毕竟是属于文明社会的政治制度，不是吗？）。

再说一次，在冲突中主张自己一方具有道德优越性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文明的现代框架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关于时间的比喻。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家一样，反恐战争中的关键人物也将他者（the Other）视为停留在过去的活化石。对我来说，证实这种心态的最意味深长的言论之一来自一位美国陆军上校：“伊拉克西部，就像是六个世纪前和贝都因人（Bedouins）在他们的山羊毛帐篷里一样。”20

我不是军事战略家，但如果我是，我肯定要指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也非常危险的看待贝都因人的方式。回想一下近年来美国发起的一些不太成功的战争，比如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那些，不难看出，人们有多少次错误地信任了美国技术优势的效力。这背后隐含着一个深受文化影响的理解：强大文明的力量将永远能胜过一个不如自己发达的社会或是敌人。

德国人类学家约翰内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创造了一个术语，“否定同在性”（the denial of coevalness），意思是否认你和别人处在相同的时代。费边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这个术语是为了批判人类学家经常用来对待他们研究对象的方式。当然在那个时候，对社会进化论的明确信奉几乎已经被普遍抛弃了。费边的观点是，在其他理论范式中，仍存在把他者当作化石或古董标本对待的情况。他写道，人类学被当成了一台“时间机器”。21当你离开大学时，你处在“当下”这个时代里。当你到达田野点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里。

费边绝对是正确的。而尽管他的著作有助于破除这种否认，但否认同在性仍然是一种人类学的偏见。它主要呈现为一种浪漫主义情感——也许是无伤大雅的。但在非洲、南美洲低地或蒙古草原工作往往比在美国或德国工作显得更有魅力，更令人感到钦佩。[10]这是因为人类学仍然部分地受到这样一种观念的支配，即要想真正了解人类的状况，我们就需要剥去“文明”和“现代性”的伪饰。

社会进化论的遗产有其较为温和的一面。提到“现代性”（modernity），使人想起的可能不是战争，而是发展与和平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人类学家参与了“现代化理论”的建构和实施。例如，克利福德·格尔茨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领导了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Nations）。基本上，这是一项社会科学工作，旨在帮助了解前殖民地（比如加纳、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等新近独立的国家）如何能被现代化，以及为何一定需要现代化。什么能让这些国家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他们需要多少公路、医院和训练有素的建筑师？许多现代化理论家深信理解文化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的参与是有价值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想保存其他文化——尽管增加些地方性的色彩和趣味也很不错。但是，他们实际上关注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这些文化发展自身和融入世界（即西方）体系的潜力。这些理论家包括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什穆埃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这样的社会学家，他们在发展、成就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话语下提出了新进化论式的（neo-evolutionary）思想。

国际发展，这一现代化的当代产物，目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不同的方法路径越来越多，其道德影响也日渐扩大。如今，没有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不设立“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或团队；在南非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活动的采矿公司会建立学校，支持妇女编织合作社等，以表明他们是负责任的公民。这些举措往往被宣传为某种形式的“地方赋权”行为。正如发展人类学的两位领军人物所表明的那样，旧式现代化假设了一种从上而下的渗透效应：它与当地的后殖民精英和新的国家机构合作，而其带来的益处将惠及下层农民。22事实上，正如发展人类学家所论证的那样，许多这类计划要么失败，要么使当地局势恶化，与现代化者们的最初承诺背道而驰，而这往往是因为它们完全无视了文化的问题。

即使一些发展举措已经有所改进，并能够对赋权和地方价值观的问题更加敏感，但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到，文明和社会进化论的语法仍然根深蒂固。好吧，但这主要体现在那些鹰派政治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战争剧场之中——完全不出我们意料嘛，你们中间倾向左翼的进步主义读者或许会这样说。但即使是在《卫报》这样一个值得尊敬的进步主义新闻媒体中，我们同样也能发现社会进化论的踪迹。

2008年，《卫报》与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和非洲医疗和研究基金会（AMREF），一个在非洲提供医疗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三者合作发起了一项为期三年的援助实验。该项目点设在乌干达北部的一个名为卡廷（Katine）的村子里。该项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向公众开放。随着项目的展开，《卫报》在网上发布了大量关于该项目的文章、视频、报告、研讨会录音和读者评论。23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档案，揭示了发展工作的复杂性，特别是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方面。档案既向我们展示了这项工作中的成功，也展示了大大小小的麻烦和困难。项目在获得清洁饮用水、引进新作物、提升儿童疫苗接种率以及建立储蓄和贷款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正如参与评估的人类学家本·琼斯（Ben Jones）在项目评价里所说的，这个项目可以帮助你理解“为什么发展既是困难的，也是必要的”。24

卡廷项目是一次经过充分考量的创新实践。然而，我自己对这个项目的第一印象并不好。2007年10月20日，星期六，在项目宣布开始的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买下一份《卫报》，看到头条新闻：“我们能共同努力，把一个村庄从中世纪拯救出来吗？”接下来的新闻导语是：“《卫报》发动了一场野心勃勃的援助实验，艾伦·拉斯布里杰（Alan Rusbridger）从伦敦出发几个小时后，就回到了700年前。”25《卫报》这位前编辑拉斯布里杰的这个中世纪比喻，是从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那里引用来的。在文章中，他进一步展开了这个意象，说这个项目想“帮助改变那些仍被困在14世纪的人们的生活”。

这甚至比那位美国陆军上校在伊拉克的言论更糟糕，也更危险。拉斯布里杰，或者再加上科利尔，仅仅是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新化身，或者是大卫·利文斯通的世俗化版本吗？不。总体而言，这个项目显示出了细致周到的思考和自我反思意识，其负责人显然比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和现代化者都更深刻地意识到家长制的危险。但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应该因为拉斯布里杰使用的修辞受到认可而格外感到沮丧。很多人并不把这些修辞的夸饰理解为隐喻；他们就是按字面意思来理解的。他们的确认为乌干达农村的非洲人被困在了14世纪。对同在性的否认仍然存在，而且被广泛接受。

为什么这是危险的？因为它使我们无法意识到卡廷农民的生活并不是被困在14世纪，而是在一个由许多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经济和政治动态塑造的21世纪展开的。卡廷属于这个时代，因为它是由英国殖民政策的遗产、伊迪·阿明（Idi Amin）的统治、持续的区域叛乱、欧盟对农民的农业补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战略计划等等共同塑造的。如果我们将这些非洲的“他者”视为生活在更早的时代，我们就不必彻底正视他们的生活与我们不同的原因。生活在21世纪，并不等同于享有正常运转的医院、互联网和不会被动手脚的投票箱。这些与“现在”（now）相关联的意象，也就是所谓文明的成就，是将部分误认成整体；是拒绝承认“现在”不仅仅等于欧洲人和美国人对现代性的想象。

在上一章中，我为文化概念辩护，反对一些想彻底抛弃它、拒绝承认这个术语构成了人类学分析的框架的人。做过这样的辩护之后，如果我转而完全摒弃另一个词，特别是一个也许与文化有着最密切联系的词，那将是不公平的。“文明”一词已经失控了。如今，人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他们经常用它暗示所有方面上的优越性，如技术、道德和伦理，而且总是或明显或隐晦地流露出社会进化论筹划的影响。这种社会进化论的筹划在早期曾为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注入过活力，并为欧洲殖民主义提供了支持。但在这一章的结尾处，我们需要考虑：如果我们完全摆脱掉这个词，哪些东西会消失或被遮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美国陆军上校偏偏是在伊拉克援引了住在山羊毛帐篷里的中世纪贝都因人这个形象。任何考古学家都会告诉你，山羊是最早被驯养的动物之一。纵观史前史，山羊都是文明的标志，而不是文明缺席的迹象。此外，正如刚上学的孩子经常听到的那样，伊拉克是“文明诞生之地”。正是在古美索不达米亚，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肥沃的土壤中，我们所谓的“文明”才开始发迹。我们认为近东地带和古埃及一起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摇篮，其最显著的标志是是公元前第四个千年里文字的出现和城市的发展。在考古学中，“文明”一词自始至终具有这种更具描述性的功能。它指的是城市化——而不一定是，也不只是代表更好的教养和更崇高的价值观。

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最近在致力于研究这个术语的复杂历史和可能性。“什么造就了文明？”他问道。26他的关注点集中在古代近东地区，而他的回答包括几个部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文明不是被它的边界限定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确是不同的，而且需要被分开看待，但这种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整个区域频繁互动和交流的历史打上了印记。对于温格罗来说，一个文明之所以是它现在所是的样子，和它与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的质量和深度有很大关系。他的结论基于对不断增加的考古记录的仔细阅读，追溯了公元前三千年时，原材料和货物（从青金石到谷物）的流通和贸易的范围。从西边的特洛伊（Troy）和地中海，到东边的贾盖丘陵（Chagai Hills）和印度河流域，它是一个密集的网络。在阐述这一点时，他特别把矛头对准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亨廷顿认为文明像是一个个实体的物件，所以才容易彼此相撞，产生“冲突”。

温格罗还希望把文明研究的重点从伟大和宏伟之物转移到平凡和日常。金字塔和（古代亚述和巴比伦人的）金字形神塔这些工程学上的壮举令人印象深刻，书写更是一项突破性的技术。但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日常生活中那些平凡的实践，如烹饪、身体装饰、家庭生活的安排。考古学可以越来越准确地告诉我们这些。我在上一章中引用的考古学座右铭还有另一个版本：寻找被遗忘的微小事物。

在古代近东，从这种关注重心的转移中得出的最惊人的结论之一是，它如何同时加强和加深对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地世界观独特性的认识。自相矛盾的是，尽管这其中的互动程度很高，但“文明大熔炉”这种对世界象征秩序的相对独特的方法论取向，在近4000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7在美索不达米亚，象征秩序是围绕着房屋的价值形成的，而在尼罗河流域，它是围绕着身体的价值形成的。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的，是认识到“人类社会对他们赖以生存的概念的深深依恋”。28

温格罗的结论为人类学指出了下一步的问题。如果这个学科的共识是，迄今为止，从泰勒到亨廷顿的所有人，提出的文明和文化的模型都是错误和不准确的，那么我们该如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我们赖以生存的、错误的概念何以如此清晰而持久呢？即使对考古学家来说，4000年也是相当长的时间。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在过去6000年和更长的人类历史中看到的不是社会进化，那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是变化。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想要将这种变化称为“发展”，甚至可能使用一些突兀的术语，如“复杂化”（complexification）。但是把任何一个这样的变化称为社会进化就是对文化运作方式的错误描述。对于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在这一章和上一章中，都出现了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它的重要术语：价值观（values）。我们下面就要来讨论它。

第三章　价值观

我们所考虑过的关于文化和文明的大部分面向，都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对价值观的关注。尤其是在文明的例子中，这体现得极为明显，没有哪个概念能比“文明”蕴含更多的价值判断了。如果你让美国人在空调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会选择自由。新罕布什尔州的格言就是：“不自由，毋宁死”。甚至连得克萨斯州人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那里可是非常需要空调的。

就文化而言，当人类学家写作关于祖尼人、伦敦期货交易员和玻利维亚本土足球运动员的文章时，他们所讨论的，很大一部分都可以归结为对价值观的分析：地主之谊、成功或平等。事实上，人类学家经常用价值观来美化他们研究的那类文化。纵观各种民族志记录，你会发现对“平等主义社会”和“荣誉文化”之本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都贯穿其始终。

我们倾向于认为价值观是持久、稳定和不证自明的。但人类学教给我们的，关于价值观的知识对上述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价值观可以具备多强的创造性和灵活性。这并不是说价值观是容易改变的、相对的、脆弱的，甚至是在不方便的时候被抛弃的。但“自由”对一个美国人，或者对任何人的确切意义，都不应被视为就是想当然的那个意思。

我们可以结合几乎任何一部优秀的民族志研究来探讨这一点。在某个层面上，几乎每一项研究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价值观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具体实践中的价值观相关的东西。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价值观并不是明确的焦点。只有在很少数的情况下，人类学家才使用某种价值观的理论来开展他们的研究。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我将在本章中用其中两个案例来架构我们的讨论。第一个与地中海各民族和文化的一系列研究有关，其中讨论了“荣誉和耻辱”这一对价值观，至少有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它们是该地区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第二个更理论性的案例来自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他认为价值观是一个对人类学有特别重要性的概念，值得在这个学科中占据核心地位。

荣誉和耻辱

关于价值观最重要的讨论之一，出现在研究地中海地区的人类学家作品中。20世纪50年代末，这些人类学家开始更广泛地思考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希腊高地村民、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Berbers）还是安达卢西亚的农民——似乎都围绕着荣誉和耻辱这一对价值观来组织他们的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民族志记述中，男人们和女人们（往往尤其是男人们）似乎完全专注于提升和保护他们的荣誉。有时是个人荣誉，有时是家庭荣誉，有时甚至是团体的荣誉。在许多情况下，对荣誉的担忧都是因女性，特别是姐妹或女儿而起的，无论是她们受到的威胁，还是她们的越轨行为。

在希腊、阿尔及利亚、西西里岛、埃及和西班牙工作的许多人类学家也发现，当地社群中的社会生活似乎围绕着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态度和意愿展开：人们热情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也深深怀疑外来者；他们提倡独立和平等的伦理，但又生活在强大的社会等级制度里并依靠别人的供养；男人强调他们的虔诚和忠诚，同时又强调自己的男子气概和大男子主义。因此，这些社群的社会动力学和社会关系中有许多共同的因素，这些自相矛盾的关系中，似乎很多都基于有关荣誉和耻辱的问题。

想象出一个刻板印象中的形象并不难，而且和大多数刻板印象一样，这是有问题的：一个典型的西西里男性，也许总是挺着胸膛，极度好客和礼貌，非常骄傲自信，但是一旦遭到轻慢，他的魅力和好风度就会在几秒钟内变为大发雷霆；也许是某个社会地位比他低的人抢着说话，也许是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人以某种方式贬低了他，或者他姐妹的追求者突然把她晾在一边。权力、地位和性：这些都是反复出现的事关荣誉的主题。

好莱坞利用这种刻板印象赚得盆满钵满。当然这就造成了很多问题。它跟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过的很多内容有关。你知道的，那些南欧人……那些阿拉伯人……他们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像……文明人。

稍后我想再回到其中的一些问题上来，我将特别关注研究该地区的人类学家如何认识和讨论这些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恰当的呈现所带来的政治和道德风险，促使人们渐渐不再围绕“荣誉和耻辱”展开研究。但毫无疑问，这系列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价值观的内涵，即按照一定的观念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和行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此外，这系列文献还为人类学长期面临的两个挑战提供了一个示范实例，这两个挑战是：第一，如何平衡概括性的声言和具体的发现；第二，如何诚实地对待研究对象。

这项工作真正的奠基性时刻是在1959年到来的，当时一群人类学家聚集在奥地利的一座城堡里，讨论如何将他们原本看似完全不同的项目结合起来。[11]他们都在地中海沿岸国家开展研究。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偶然的。毕竟，即使考虑到长期的贸易路线和其他形式的跨海沟通，地中海仍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区。我们谈论的这个区域包含了全部三种亚伯拉罕信仰的中心，也包含了长期存在的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混合体。在这些社会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不同的亲属关系结构，而且这些人所讲的语言来自至少三个不同的语系（印欧语系、亚非语系和突厥语系）。即便如此，这个工作坊的召集人佩里斯提亚尼（J.G.Peristiany）还是确信有一条线索将它们都联系起来。参会者们注意到，无论你到这一地区的什么地方，对荣誉和耻辱的关注都是人们生活中的首要和核心问题。佩里斯提亚尼认为，这些价值观构成了“地中海式的思维方式”。1

1965年出版的《荣誉和耻辱：地中海社会的价值观》（Honour and Shame: The Values of Mediterranean Society）一书是这次奥地利工作坊的成果。书中包含关于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埃及、希腊和塞浦路斯的独立章节，同时这也是一部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著作。它无疑在地中海地区的人类学研究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本书最有影响力的章节之一来自朱利安·皮特—里弗斯（Julian Pitt-Rivers）。他在牛津大学接受学术训练，因对西班牙非比寻常的兴趣而闻名。他的文章《荣誉和社会地位》（Honour and Social Status）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是一幅引人深思的全景式画面，通过妙趣横生地引用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关于熙德（El Cid）的故事等材料，勾勒出“荣誉”这个概念的历史。第二部分是对他的田野研究地点，一个安达卢西亚村庄的情况，进行更有针对性和在地性的分析。对于那些了解内情的人来说，这篇文章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皮特—里弗斯本人就来自他所描述的其中一个世界，但不是这些西班牙农民的世界。

朱利安·阿尔弗雷德·莱恩·福克斯·皮特—里弗斯出身贵族家庭。他的曾祖父是一位绅士考古学家（gentleman archaeologist），也在牛津受训，并创建了该校的人类学博物馆。（不幸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优生学鼓吹者和纳粹同情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段时间被关进了伦敦塔。）皮特—里弗斯的一位亲密伙伴曾经纳闷他为什么还要去学院里担任教职——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曾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任教。对他这个阶级和地位的人来说，一份工作肯定只会让他从真正使命上分心！

皮特—里弗斯似乎有一种典型的“内部人士的矛盾心理”。他在对荣誉准则的简略思考中，首先从贵族的态度和匪徒的态度中找到了一个相似之处。当然，对两者来说，荣誉都是极为重要的。但这是因为他们都视自己为规则的例外。贵族和匪徒都认为自己不受法律管辖：前者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后者认为自己在法律的约束之外。对于他们两者，荣誉守则都不符合以国家为基础的正义和权利模式，而这些模式被认为是现代世界的基础。

国家的相对权力往往被视为影响了荣誉文化强大与否的关键因素。国家越强大——换言之，由不带个人色彩的科层制机构和司法模式组织起来的中央政治权威体系越强大，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的荣誉就越不重要。因此，地中海国家往往国家权力较弱，这一事实是与此价值观相关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在这些背景下工作的许多人类学家强调的那样，权威首先存在于家庭单位的力量之中。即使与集体身份相关，但权力的展示也是经由个体，在个体之间行使的。这些权力和地位的展示往往以虚张声势的形式进行，偶尔也会是赤裸裸的强权宣示——从偷羊（许多地中海牧民群体中相当普遍的行为）到诉诸暴力来解决分歧或惩戒个人过失。

皮特—里弗斯也想强调荣誉和身体之间的紧密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暴力成为一种让那些荣誉受到侮辱的人获得补偿和报复的重要手段。比方说，授予或认可某项荣誉的那类仪式往往聚焦人的头部，从君主的加冕到牛津大学学位的授予（毕业生们被《新约》碰触头部——不过现在他们也可以由一本世俗的替代物来触碰）都是如此。在向他人的尊贵地位表示认可时，传统的做法是摘下帽子或低下头。比如士兵的敬礼行为。对男女两性来说，遮住头部都是一种保持和展现自己尊贵地位和举止的方式。我们现在一般把头巾和穆斯林中的某种女性虔诚联系起来；不过，你可以看看西西里的天主教妇女或希腊东正教妇女的旧照片。她们的头上也会裹着头巾。（男人们也多半会戴着帽子。）另一方面，皮特—里弗斯提醒我们，在欧洲早期现代的大部分历史中，最具侮辱性的处决形式是斩首。“砍掉他们的头！”绝不仅仅是暴君们任性嗜血的表现。

皮特—里弗斯文章中对安达卢西亚的详细讨论为这幅广阔的历史图景增添了一些精彩的细节和特色。他告诉我们，在塞拉加迪斯（Sierra de Cádiz）小镇，“荣誉”被每个人挂在嘴边。在这个小世界里，它起着社会粘合剂的作用；在缺乏强有力和正式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对荣誉地位的在意是社会和经济交易能够顺利进行的原因。但这种结构也有其局限性。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尤其是与那些和自己已经建立或希望建立亲密关系的人，如家人、朋友或商业伙伴打交道时，必须体面地行事。然而，当涉及与更抽象的他人和权威机构打交道时，例如和国家做交易时，所有的约束就会荡然无存。皮特—里弗斯说，这些安达卢西亚人在欺骗国家时毫不感到羞耻，因为国家并不会与他们形成荣誉准则所要求的个人关系。

然而，皮特—里弗斯关于荣誉和耻辱的讨论中最重要的方面，与这二者间有时出现的矛盾的动力学有关——一个单独的“价值观”如何能提出自相矛盾的，或者看起来是冲突的要求。皮特—里弗斯在一些零散的言论中捕捉到了这一点，这些言论与他认识的一个名为曼努埃尔（Manuel）的人有关。

我们就直白一点说吧，曼努埃尔身材矮小肥胖，相貌丑陋，而且已婚。皮特—里弗斯说，有一次，在山谷里的一场节日庆典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从曼努埃尔身边走过，没有看他一眼。曼努埃尔转向皮特—里弗斯说：“要不是因为这根手指上的戒指，我决不会放那个女孩像那样从我身边走过。”2皮特—里弗斯解释道，这样一来，曼努埃尔“可以在吃掉蛋糕的同时拥有蛋糕”：他可以自诩一个内心有男子气的男人，充满阳刚的欲望和活力，但同时在行为上又是一位注重保护妻子名誉的顾家男人。他通过说一些近乎可耻的话（用“近乎”这个词是因为他通过保持忠诚得以补救）把自己从另一种耻辱中拯救出来。显然，这是村里所有男人都面临的矛盾要求。他们必须同时是充满性活力的和禁欲的；而荣誉的多重性允许他们这样做。

矮、胖、丑、已婚，而且穷。曼努埃尔所面临的劣势还不止于此，他的出身和地位也很卑微。但他确实有一件事很擅长：耕作。曼努埃尔对农业了如指掌，并且很享受自己作为农业专家的名声——当其他人有需要时，常会向他寻求建议。但曼努埃尔有些得寸进尺，皮特—里弗斯说，曼努埃尔会主动在农业之外的各种问题上提供建议，哪怕对方并没有就这些事咨询他的意见。荣誉文化往往容忍过度的吹嘘；这是宣示和保障自己声誉的一种方式。但即便如此，这也有其适当的限度，而曼努埃尔似乎做得有些过分了。“我没什么钱，”我们得知他喜欢这样说，“但我心里有一种东西比财富更值钱，我的荣誉。”3在这里，荣誉和耻辱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在他所在的社群看来，曼努埃尔似乎已经完全踩过了这条界线。

皮特—里弗斯在这里的观察堪称典范；这是非常优秀的人类学研究。因为他表明，那些最重要的价值观，往往是同时既稳定又灵活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对于理解地中海的荣誉文化，而且对于理解任何文化或社会的价值观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将价值观看作一个个固定不动的点，尽管我们经常假设它们是不变的。价值观更像风向标；它们是被“固定”的，但也经常随风移动或改变方向。这是我们从人类学的价值观研究中得到的最恒久的经验之一。

并非所有参与了早期关于荣誉文化讨论的人都慨然接受用模糊性和流动性来理解那些我们用以组织生活的概念。简·施奈德（Jane Schneider）是一位因西西里岛研究而著名且广受尊敬的专家。对她来说，皮特—里弗斯和其他荣誉和耻辱的先驱研究者们所没有做的，就是探询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为什么这些价值观在整个环地中海地区都如此重要？

施耐德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生态环境使然。她认为，荣誉文化往往是在牧民中间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所有牧民中间都存在强势的荣誉文化，而只是在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受到农业文化影响的牧民中，因为他们在获得资源方面面临某种威胁。荣誉文化不仅会存在于这类生存环境被挤压的牧民中间，还存在于那些生活在没有中央集权或中央集权相对弱势的地方和时代的人之间（《荣誉和耻辱》至少涉及了这一点）。

放牧生活是艰苦的。它需要经常性的迁移，这很多时候是不安全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绵羊或山羊是否会被允许进入它们需要在上面吃草的地块。其他人可能试图阻拦它们，甚至为了自身利益而偷盗牲畜。在这种情况下偷窃经常会成为一种美德；在适当的情况下，甚至是一种光荣的追求。“在撒丁岛，要是一个九岁或十岁的牧童还没有偷过一只动物，他就会被称为chisnieri，意思是一个依偎在篝火边不敢动地方的娘娘腔。”4

放牧生活需要高度灵活的社会组织。其基本单位是家户，家户可以根据可获得的资源多寡扩大或缩小。在丰裕的时候，家户的规模可能会增长；在资源紧张的时候，人们会分开，各自去寻求出路——或者各自死去。可以将家户视为社会保障的一种形式；你只有义务和与你同处一个屋檐（或是帐篷，视情况而定）下的人分享财物，与你有其他关系的人只能靠他们自己。

以群体灵活性为标志的游居或放牧生活，很大程度上也要求相当高度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在放牧群落中，成年人（尤其是男子）要么不受拘束，要么必须随时服从他人的权威。因此，放牧生活中核心家庭的作用非常重要，尽管在许多方面，这种对家庭的关注之下隐藏的，其实是高度的个人主义。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可以发现这类游牧生活方式。例如，我们在蒙古草原上也能发现它。施奈德认为，地中海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很容易就能在海洋两边干旱多山的地区找到某种类型的农耕社群。基本上，从亲属关系结构和政治组织来看，这些农耕社群的组织方式或多或少类似于游牧社群：高度碎片化、以家庭为中心、容易内斗、关心食物的稳定供应。施奈德的假设是，这类特定的农耕社群之前也是以放牧为生的，如今他们只是将此前那种不稳定的生活方式移植到了更为定居的农田和村庄那里。麻烦的是，这些牧民的生活方式不太适合橄榄园。地中海地区普遍存在的一个特殊问题是在这一带广泛存在的“可分割继承遗产”的习俗（即父辈把遗产分配给所有的继承人）。[12]在划分农田时，这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棘手，导致兄弟姐妹之间在田地边界、获得水源的机会等问题上发生争执。（这种继承方式更适合纯粹的牧民社群：十只山羊，五个孩子=每人两只山羊。）

是的，做一个牧民很难。当你从事农耕，但内心仍是个牧民时，生活也很难。施奈德总结道，社群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在贫瘠而陡峭的土地上生存，再结合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对家庭的承诺，而这种承诺又被一种更强烈的、对自己个人利益的承诺削弱，你得到的就是一个比其他的环境“更复杂且充满冲突的”社会关系的世界。5

但他们并不会崩溃。他们不会陷入混乱或不受控的暴力，也不会陷入对羊群和年轻姑娘肆无忌惮的掠夺。家庭实际上有凝聚力；合作的确存在；暴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普遍；羊和骆驼并不总是会被偷。这是因为这些社会有非常强有力的关于荣誉和耻辱的准则，这些准则缓和了社会内部的矛盾，控制了分裂和解体的风险。

到了最后，我也不确定施奈德的答案是否可以解答引领我们至此的那个为什么。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荣誉和耻辱？这一对价值观中是否有些什么元素特别适合或天然属于这类具有分裂倾向的社会群体？

人类学在解释事物的起源及其根源和影响方面有着很差的历史记录。当然，这不是施耐德的错，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基于寻找某种定律的分析方法的危险和缺点；泰勒、社会进化论者以及其他许多试图在人类社会中寻找定律的人都成果寥寥。但它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刚才提出的问题。

在这些讨论中，另一个关键人物迈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很好地抓住了这些问题和类似问题的共同答案。在198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在于，问题本身就带有误导性。这是因为，如果你了解一下英语中的“荣誉”一词所能涵盖的范围，你会发现它可以包含非常多的内容，且各含义之间的细微差别和区别远远超出你的预料。6换句话说，地中海地区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荣誉和耻辱”文化，除非我们把“荣誉”当作一个几乎是空洞的概念。实际上，赫兹菲尔德在皮特—里弗斯的成果上更进了一步。他们的区别是：皮特—里弗斯把荣誉和耻辱的模糊性和流动性视为一种优点，赫兹菲尔德却把它视为缺陷——源于一种过度概括和泛化的恶习。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赫兹菲尔德提供了他在希腊两个非常不同的社群的田野工作案例：罗德岛上的佩夫科（Pefko）和克里特岛西部的格兰迪（Glendi）。在这两个地方，对“timi”[13]“filotimo”[14]或“社会价值”的爱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这两个地方，社会价值的体现方式和观念培养的过程看上去截然不同。赫兹菲尔德说，佩夫科人是守法、冷静的公民；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格兰迪人将无法无天视作一种美德：他们偷羊、赌博、随身携带枪支，并公然蔑视当局。在佩夫科，filotimo意味着服从国家的命令，关心整个社群。在一次旱灾中，市长公开斥责了几个浇灌自家庄稼时取水过多的家庭；他们需要“展现出filotimo”，而他们竟如此自私，显然没有做到。在佩夫科，filotimo也与利己主义或“只顾自己”相抵触。这些希腊人循规蹈矩，以社群利益为先；这就是他们对荣辱文化的定义。

另一方面，在格兰迪，利己主义或多或少是filotimo的一个先决条件；除非你传达出一种极高的自我评价（具体表现为赌博和偷羊等行为），不然你不可能在社会上获得尊敬。如果格兰迪发生旱灾，你不会指望市长会在广播里以这种“被动攻击”的方式指责市民。你会格外小心谨慎，看紧你自己的水源不被偷走。因此，在格兰迪，荣誉和耻辱的文化看起来与佩夫科的版本截然不同。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还要费心去统称这些为“荣誉和耻辱文化”？从表面上看，这个名称似乎并没有传达多少信息。

上世纪80年代，地中海研究学界逐渐转向一种更具体的研究进路。他们从试图想象一个有着相似文化特征、由一套固定的价值观所定义的“文化区域”，转向了一种更精细的分析，经常专注于展示价值观表达的多样性，甚至展示某个单一传统或讲单一语言的群体内部也具有这种多样性。[15]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注意其分析和民族志叙述中的性别偏向性：在早期的研究中，维护和获得荣誉的主体似乎都只能是男人；似乎女人所能做的就只是给自己和家人带来耻辱。然而，1986年，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根据她在埃及贝都因人中田野研究的成果撰写了一部杰出的专著，通过对当地诗歌传统的细致分析，论证了妇女在荣誉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其荣誉主要是通过有关“谦逊”的修辞传达的。7

探讨“荣誉文化”这一研究进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销声匿迹。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在这里我们要回到那个关于好莱坞的问题上——因为它产生的刻板印象问题重重。它以种种方式暗含了进化论和男性中心主义的逻辑。第二，因为许多人类学家的野心和研究重心发生了更广泛的变化；正如我刚才指出的那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文化进行概括性论述不仅会引起对文化差异的过度夸大，而且一开始这就被认为是一种糟糕的学术取向。

然而，就像所有钟摆一样，人们对荣誉文化的态度也在两极之间来回转变。有迹象表明，人们对荣誉（或filotimo，或是自我主义等）研究的态度正在软化并似乎重新燃起了兴趣。8这也见于相关领域的研究，例如2012年出版了一部关于“地主之谊”的重磅人类学作品集。“地主之谊”是地中海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价值观，甚至比荣誉和耻辱问题更加受人关注。9但在此书中一篇关于约旦的“家庭政治”（house politics）的论文中，我们发现了一些特别有帮助的论点，论证了我们为什么应该再次开始讨论荣誉和耻辱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在约旦做研究期间，安德鲁·施赖奥克（Andrew Shryock）被他所谓的“家庭政治”在定义他接触到的人的道德情感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所震撼。在哈希姆王国（Hashemite Kingdom），一种强大的家庭政治正在发挥作用，这表现在这里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是以家庭为框架的。关于亲属关系的比喻俯拾即是。所以，国王是个父亲式的人物，诸如此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说也成立。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是约旦独有的，也不是阿拉伯世界独有的，但在这里，它与一系列围绕荣誉和耻辱的特殊关切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一个强大的控制系统。在约旦，“荣誉的观念不断地再造出一种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家庭、部落和民族国家都服膺同一种道德推理。”10

施赖奥克认为，如果不注意这个特征，就不可能理解约旦的政治。忽视这一点首先就等于无视本土的关切和认同，而这只是缘自研究者一开始就对“荣誉文化”这个观念怀有一种被他称作“智识的羞赧”（intellectual embarrassment）的心态。这又是好莱坞造成的麻烦！但是，当你是一名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当你所研究的对象“在几乎所有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施赖奥克是这样形容的）都会应用荣誉、名誉和尊严这些观念时，对智识羞赧的恐惧必须通过坚决地尊重社会事实来克服。

这里的重点不仅仅是人类学家必须考虑本地人看待问题的方式；这一点我们早就讨论过了。施赖奥克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如果我们拒绝从家庭政治自身的视角去理解它，而是坚持使用符合西方学术理念的语言和认知方式来看待它，我们就会削弱自己的分析立场。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家庭政治或荣誉准则本身——即使充分考虑到希腊、约旦或西班牙各自的特殊性。问题是我们一旦脱离了欧美的标准，就无法理解它们的逻辑、影响和相关性。

我在上文中说过，“荣誉文化”观念之所以失败有三个原因，而我只提到了其中两个。第三个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这些材料未能得益于一个系统性的结构。这些人类学家没有总结出一个关于价值观本身的理论。在《荣誉和耻辱》中，没有一篇文章的作者说出了对价值观的研究可以向我们揭示哪些关于文化或社会之本质的东西。对于皮特—里弗斯和他那一代的其他许多人来说，价值观在维持一种文化方面扮演了功能性的角色；他们认为，在地中海地区，荣誉和耻辱本质上是释放逐渐累积的压力的阀门，而这种压力是无法通过其他途径（例如，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得到释放或控制的。另一方面，对施奈德来说，价值观是反映了那些塑造一个社会群体生活过程的各种生态、经济和政治因素的指标。但实际上，人们甚至可以问施耐德，她究竟对价值观感不感兴趣。施奈德在她关于荣誉和耻辱的开创性文章中从未使用过“价值观”一词：她把荣誉和耻辱称为“意识形态”、“观念”、“规则”和“准则”，但从来没有将其称为“价值观”。

我们从这些关于地中海的丰富著作中学到了很多关于价值观的知识，但它仍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价值观理论”。这并不必然是个问题，尤其是因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几乎总是民族志，而不是其理论包装。我们从关于地中海地区荣誉和耻辱的民族志中得到的是一种丰富而细致的理解，即有助于塑造社会生活的价值观（或思想或意识形态），既是稳定的，但又是灵活的。

与所有这些关于荣誉文化的讨论同时发生的，还有一场更为系统的、试图将价值观理论化的尝试。这一尝试是由路易·杜蒙在巴黎牵头主导的。我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这次尝试。

整体论和个人主义

路易·杜蒙因其1966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重要著作《阶序人》（Homo Hierarchicus）而闻名。在他看来，“种姓制度首先是一个观念和价值观的系统”。11不过，在详细介绍他的研究路径之前，让我先谈谈人类学家所理解的种姓制度（印度教神职人员对此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

“种姓”一词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及其他罗曼语和日耳曼语中最初指的是种族、排他的群体、部落或“未经混合的东西”。12在大多数印度语言（印地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中，用的词是“jati”，它通常被翻译成“种类”或“物种”。有数以千计的种姓，这些种姓并不总是固定不变的。[16]但与此同时，人们又普遍认为，你不能从一个种姓变成另一个种姓。

种姓通常与某个传统的职业或技能联系在一起。因此，印度各地都有由木匠、皮革工人、陶工、制砖工等构成的种姓。这些是重要的区别，在某些地方，的确只有皮革工人种姓从事处理皮革的工作。你还会发现地位较低的种姓，包括达利特人（Dalits，这些人有时被贬称为“贱民”），做着不那么有益健康的工作，比如清扫街道和清理下水道。位于种姓等级制度顶端的是婆罗门（Brahmins），他们是神职人员和教师，在许多对维护社会体系的凝聚力和纯洁性来说十分必要的仪式中，他们都扮演着中心角色。婆罗门被认为是整个印度教体系中最有代表性的那个部分。

种姓最明确和具体的体现，是在社群的组织和互动之中。在印度农村的一个村庄或小镇上，某一种姓的所有成员都可能生活在同一个边界相对明确的街区，喝同一口井的水（而且从来不喝其他井里的水），并聚集在相同的一些公共场所。你和谁一起吃饭也是固定不变的；共生性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因为它暗示着特定形式的亲密或联系。

当然，抽象模型总是比现实更工整。在过去的200年中，我们可以追溯一些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改变了种姓制度的构架，有时还对它提出了挑战。例如，基督教传教士们总会在达利特人中间找到他们的热心受众，因为基督教传达的信息提供了一种新式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自我赋权形式。由甘地和安贝德卡尔（B.R.Ambedkar）等著名人物牵头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帮助塑造了公众的观念和政府立法；现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帮助下层种姓的措施，印度宪法中也纳入了类似于平权法案的条款（通过指定“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和“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西式教育（通常由传教士提供）以及城市化和全球化也影响了基于种姓的社会区别。至少在计算机程序员和飞行员之中，jatis是无关紧要的。

人类学家已经研究了这些变化中的大部分，而且还挖掘出更多的内容。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一项现已成为经典的研究中，人类学家谢利尼瓦斯（M.N.Srinivas）追踪了佃农（peasants）如何成为一个印度南部村庄主体种姓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在政府中工作；这使得他们能够买下很多当地的土地，在经济地位上胜过了种姓高于他们的人，包括婆罗门。因此，尽管婆罗门在更大的宇宙图景中占据优势地位——例如，只有他们才能举行某些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仪式——但他们总是得先去征得村里的佃农种姓赞助人的同意，因为这些佃农才是最后拍板的人。13

尽管如此，普遍的共识是，无论种姓是什么——是一种古代印度的神学概念；一种由婆罗门精英宣传的意识形态；或是一种由英帝国建构出来的东西——它都是一个后殖民事实。一位专家写道：“种姓制度不是一个抽象的、隐藏的社会组织原则；它是印度农村日常生活的一个明显的维度，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这是每个人的社会认同和个人认同的一部分。即使到了现在，种姓差异的程度较之前减弱了很多，但它们也没有完全消失的迹象。小镇和城市也是如此，尽管大量的城市社会活动涉及的都是无名的陌生人。”14

无论种姓制度是否是日常生活中的明显维度，杜蒙的个人兴趣都在于另一个方面：制度的价值观。他的人类学研究进路并不聚焦于某个印度村庄的婆罗门是否拥有全部土地，或者佃农种姓是否篡夺了他们的土地。杜蒙是个结构主义者。因此，他对待种姓的态度就像一位建筑师面对桌上的草图，而不是一个土地测量员在建筑工地上实地考察细节。

对杜蒙来说，他只对作为一套价值观的种姓制度感兴趣，而价值观首先是一种心理态度、意识形态和观念。15这些价值观是社会性的，他写道：“社会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16另外，这些观念还非常持久。作为一种结构，种姓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对杜蒙来说，种姓制度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所有你可能记录下来的表面变化——佃农种姓成为地主；婆罗门种姓没有土地；达利特人成了重生基督徒——用他的话说都是“在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但不是社会的变化”。17

这种研究进路为杜蒙招致了许多批评。有些学者认为杜蒙忽视了具体的在地情境，有些政治活动家批评杜蒙，认为他是在为一系列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做辩护。许多在印度做研究的人类学家都无法接受杜蒙的分析。有一次我在奥斯陆和一些同事共进晚餐，出于某种原因大家聊到了杜蒙。晚宴主办者因为急于表达他对杜蒙的批评，差点被鹿肉噎住。然而，对于杜蒙来说，这些担忧阻碍了人们看到更广阔的图景。无论这些担忧是多么合理，也无论它们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意义。但要想看到更广阔的图景，我们就必须要理解种姓制度本身的价值观。

当然，等级制也是这个制度中的价值观之一。纯洁性也是如此。事实上，杜蒙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强调对纯洁性的关注：一系列严格的规则，比如关于你可以和谁一起进餐，甚至关于你可以和谁打交道，如何管理寺庙或神社等。但是杜蒙对等级制的兴趣是在两个层次上运作的，他对较高的那个层次的兴趣大于对较低层次的兴趣，低层次就是我们常说的日常生活的层次。因为他认为，等级制不应该与社会分层相混淆，他也认为很多种姓制度的西方批评者恰恰犯了这个错误。一个原因是，在结构层面上，每一种价值观体系都是等级森严的，包括我们在法国《人权宣言》或大西洋彼岸的《独立宣言》中所看到的那些。在理论层面上，等级制度只是“整体各要素相对于整体本身的排列原则”。18因此，在杜蒙看来，西方一些种姓制度的善意批评者由于不了解自身的价值体系是如何运作的，而削弱了自己的批评力度。

杜蒙更远大的抱负是要比较西方价值观和非西方价值观，因此把杜蒙在印度的工作放在这一背景下可以有助于理解。杜蒙发表了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包括若干本完整的著作，和一些关注个人主义在基督教欧洲的兴起的长文。《阶序人》只是这个更大规模的比较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杜蒙在阐释西方价值观时，始终坚持抨击一些更绝对和夸张的说法，这些说法关于他所认为的西方最高价值——个人主义的重要性和表面上的自给自足。因为，首先，个人主义显然是位于一个等级阶序之内的：在西方“观念的层级”19中，它比所有其他观念都具有更高的价值。杜蒙指出，在西方，自由是个体性的先决条件；这也是西方人认为种姓制度不公正的部分原因。它不允许自由选择或社会流动，因此阻碍了个体性的实现。现在让我们回到西方人中那些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至少在言辞上）更拥护自由的人身上：美国人。

“不自由毋宁死”这句口号大体上概括了杜蒙所讨论的内容。你应该为之而死的是自由，而不是合作或尊重。这体现出一种价值观的等级阶序。然而，杜蒙指出，被勒令自由——成为一个独立个体——会带来两个矛盾的结果。首先，这意味着你不可以不自由，而这并不是一个很自由的选择。第二，这意味着我们事实上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个体，常常以相当统一的方式表达我们的个性，而且可能这种表达只能建立在与所有其他同样自由生活的个人的合作和尊重的基础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让我们回到价值观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的语言表达时会呈现为不同形态这一流动性特征。换言之，我们回到了对地中海文化中的荣誉和耻辱感兴趣的那些人类学家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就是皮特—里弗斯和赫兹菲尔德试图强调的那些观点。但杜蒙提供的是一种更系统地思考价值关系的框架。他的研究进路的核心理念是，所有社会都存在一些最高价值观，它们“含括”（encompass）了更次要的或更低级的价值观。这就是他所说的价值观的层级，也是他的理论对其他人类学家影响最大的方面。

回到印度和种姓制度，杜蒙说它的最高价值观是整体主义。重要的不是任何一个部分（无论是种姓群体，还是个人），而是整体。整体不是由相互竞争或对立的部分组成，而是由一些相互补充的部分组成，它们表达了一种统一与和谐，必须合在一起才能实现终极的善，即整体主义本身。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它是有意义的。作为一个融贯的象征系统，它表达了宇宙的秩序。此外，不仅是印度，而且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被这种秩序定义的。

与结构的隐喻相一致的是，杜蒙经常提到价值观体系的层次。在种姓制度的例子中，这意味着社会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颠倒或改变。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婆罗门和国王之间的传统关系（印度社会过去由国王统治；虽然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但他们仍然是一个强大的象征符号）。在宇宙学或宗教的层面上，婆罗门是人类更充分和更纯粹的代表；他们是整体的一部分，但在很重要的意义上也是最能代表整体的一部分——至少在宗教层面。然而，就政治权力而言，婆罗门的地位在国王之下，而且必须服从国王。因此，在政治语境下，“地位”（婆罗门拥有）和“权力”（国王拥有）之间出现了脱节。在近代的印度历史上，我们可以说经济权力已经胜过了君主的权力。回到谢利尼瓦斯的那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南印度的那个村子里研究的佃农种姓有经济权力，这是一种会对村里的关系产生影响的势力；婆罗门在重要事务上一定要请示当地的佃农大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地位和权力也并不完全一致。然而，根据杜蒙的模式，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婆罗门因其精神的纯洁性，均被认为处于优越地位。纯洁性这种价值观，“含括了”政治强力的价值或经济成功的价值。

类似的动态变化也发生在许多西方国家，我们需要记住，个人主义并不总是胜过其他价值观，哪怕是在新罕布什尔州。事实上，这些我一直提到的美国人，这些不自由毋宁死的个体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说，好的，当然，自由和个体性很重要，但我的家人也很重要！当然，美国人很重视家庭价值观。但这种“整体论”常常，而且越来越频繁地在个人主义这一最高价值面前败下阵来。我们无论是从典型的（叛逆的青少年）还是悲剧的（对某个父母疏于照料的孩子进行国家层面的干预），以及至今看起来仍然荒谬的（纽约罗切斯特的一个13岁男孩，控告他的父母导致他天生红发）[17]一系列例子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杜蒙的很大一部分兴趣在于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之间的差异。但他也认为，这种差异与现代性和非现代性有关。他认为，西方个人主义的进程是脱胎于欧洲历史的，特别是与其宗教（基督教）和经济（资本主义）潮流有关。曾几何时，即使在美国，红头发的男孩也不能起诉他们的父母。

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篇幅用来追踪这段历史的细节。但是如果你是英国作家朱利安·费罗斯（Julian Fellowes）创作的热门电视剧《唐顿庄园》的粉丝，你对这个故事的浓缩版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不用说，约克郡（剧中故事的发生地）和印度有很大的不同，其社会组织体系不是种姓而是阶级。不过，这种比较仍有助于我们理解（种姓和阶级可能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它们确有一些相似之处）。

《唐顿庄园》追踪了英国贵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衰落。变革之风吹拂欧洲大地，并伴随着俄国革命、妇女争取选举权和中产阶级的崛起，这些中产阶级往往比贵族精英更有商业头脑（和金钱）。唐顿庄园是格兰瑟姆伯爵和他家人的宅邸，是一个越来越罕见的存在：一座仍然在正常运转的贵族庄园。但它在许多方面都承受着压力，而且它得以保全的真正原因是格兰瑟姆伯爵大人迎娶了一位美国女继承人。伯爵因在一个加拿大铁路项目上的投资失败，将她的钱也全部赔光；唐顿庄园最后被伯爵的一位远房表亲所拯救，他是一位来自曼彻斯特的中产阶级律师。

所以唐顿庄园只是在苟延残喘而已，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和他们的仆人分别展现和宣扬了不同版本的社会秩序。有些仆人，甚至有些伯爵家庭的成员渴望自由和变革的新世界：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世界。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古老的习俗和看法，也就是说整体论，不但让他们得到安慰，而且还代表一种平和的正义。总的来说，贵族庄园的怀旧形象通常会占得上风，在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和本分并明白这一点，但这一切都没有问题，一切都在良好地运行着：仆人们像家庭的一员，同样受到尊重和照顾。他们在自己的餐桌上也能尝到奶酪和葡萄酒，并被许诺退休后能得到一间自己的村舍居住。他们甚至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获得伯爵家在伦敦的家庭律师的帮助。最重要的是，贵族们会关心，他们意识到自己对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责任，这个系统不仅包括那些“家佣”（厨师、女佣和男仆）和佃农租户，甚至住在附近的村民也被确实地包括在内。格兰瑟姆伯爵常常以一种近乎整体论者的语调说，他的唯一职责就是照顾唐顿；他是这座宅邸的管家，而不是那种怀揣强烈个人主义占有欲的主人。

《唐顿庄园》这部剧集围绕价值观——责任、荣誉、自由和忠诚——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的起起落落展开。而所有的这些都源自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争夺最高价值观地位的竞争。渐渐的，在六季剧集故事的展开过程中，贵族制度的整体主义被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义所取代。但并不是没有人为逝去的东西落泪。

《唐顿庄园》可能是一个比杜蒙描绘的印度更富表现力的例子，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价值观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它确实比《阶序人》更好地展示了人们的价值观是如何影响生活这部戏剧的。然而，有一些人类学研究很好地利用了杜蒙的理论思想，而且也没有牺牲生活的细节和戏剧性。其中之一涉及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一个小群体，该群体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

一个道德煎熬的案例

乌拉敏人（Urapmin）是一个大约390人的族群，居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西部地区。由于被绵延的高山和茂密的森林阻隔，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即使在今天也是遥不可及的地方。纵观整个殖民时期，我们会发现许多美拉尼西亚人族群很少与外界直接接触——明显比南亚、非洲和南美大部分地区（亚马孙河流域是个例外）的族群要少得多。

这导致了，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乌拉敏人也从未受到过大规模传教活动的影响。但尽管如此，仍有少数乌拉敏人男子在一所地区性的教会学校接受了教育，回去之后，他们的布道在社群中引发了大规模的皈依。几乎每个人都成为基督徒。

20世纪90年代初，当乔尔·罗宾斯（Joel Robbins）开始研究乌拉敏人时，他并没预料到会发现这种重生的热情20。他原本打算研究当地仪式神秘性的传统，这是关于美拉尼西亚的研究文献中的一个主要话题。但他发现的却是一大群虔诚的基督徒，许多传统仪式都被他们抛弃了。这是一种极具神恩特色的基督教形式，罪恶和救赎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乌拉敏人放弃了他们的传统仪式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禁忌。他们认为，要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就需要推翻他们的异教实践；用他们的话说，他们需要遵循他们理解的基督教戒律，做合教法的人。

这种对基督教的合法性和救赎的强调要求一种新的人格模式。因为救赎（至少在这种保守的福音派传统中）必须是个人的，它必须在某人的心中被真诚地接受。正如一个乌拉敏人所说：“我妻子不能将她内心的信仰掰下来分我一块。”21个人主义成了一个最高价值观。这在许多生活领域都奏效了，当地教会也蓬勃发展。但正如罗宾斯同样观察到的，这与前基督教时期他们对社会性的理解相悖，在他们之前的理解中，成为“个人”是无法理解的事。

正如几位杰出的研究美拉尼西亚的人类学家所讨论过的那样，传统上，美拉尼西亚人的最高价值观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整体主义，而是“关系主义”。这意味着美拉尼西亚人最看重的是与他人建立关系。对他们来说，良好生活的关键是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关系，而不是像新罕布什尔州人认为的那样，是成为一个独立个体，或者像喀拉拉（Kerala）人认为的那样，是成为某个宇宙整体的一部分。

和任何价值观一样，关系主义也有它的挑战。一个人建立的关系越多，就越容易危及现有的关系。任何关系要想有意义，都需要经营和精力。但是，要想不让旧相识感到被忽视，你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去经营和交流，与新的人建立关系。但对于乌拉敏人来说，这些挑战被理解为“任性”（wilful）行为（渴望建立新关系）和“规矩”（lawful）行为（承认现有关系需要定期经营和照顾）之间的张力。因此，任性和规矩是居于关系主义这一最高价值观之下的价值观。

基督教给任性留下的空间很小，而且要求新形态的“规矩”。乡村事务中的任性行为往往会导致紧张、愤怒和嫉妒，所有这些都被理解为是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因此，在旧制度里，人们曾经接受的某些生活事实（至少在适当的程度上接受）变成了绝对的罪恶，这导致了一种痛苦的煎熬。

乌拉敏人的情况被进一步复杂化了，因为虽然在一些生活领域，传统价值可以让位于基督教价值观，但在亲属关系和婚姻，以及粮食生产和村庄间的关系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此，在这些关键领域，关系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乌拉敏人不得不接受罗宾斯所说的“双轨”（two-sided）文化。

罗宾斯关于价值观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乌拉敏人这个个案不仅是在理论价值方面，而且在基督教、文化变迁和道德这些更具体的主题方面，已经成为其他许多人类学家讨论和争论的焦点之一。在罗宾斯提供的一些更详细的民族志描述中，乌拉敏人的个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实际上几乎可以令我们感受到，“价值观间的竞争”对我们之所以为人有多么重要。世界上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像乌拉敏人社群那样虔诚或像他们那样充满冲突；在一个390人的高地社群中，这种冲突比在更大和更多样化的社会里更容易被激发，也更容易持续和显露。我们也不总是能够讨论类似双轨文化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遥远角落发生的事情绝非不寻常的或独特的。

价值观强调了人作为一种创造意义的动物的重要性。无论是在我们组织生活的方式上，还是在我们衡量生活质量的方式上，价值观都扮演着中心角色。价值观起到了功能性的作用；虽然它们从来都不是完全被决定或可预测的，但某些价值观比其他价值观更适合某些形式的社会组织。像唐顿庄园这样的事物，在个人主义精神占主导的地方永远无法存续。这就是为什么它消亡了，这也是为什么它会成为优秀的电视剧题材。当我们了解人们的价值观时，我们也在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生活的结构和背景：他们的政治制度、宗教感情、家庭和社会关系、经济网络等等。

然而，价值观不能被简化为仅仅等于其社会效用或“功能”。正如乌拉敏人的个案所表明的，有时人们坚持某些价值观，即使这会令他们遭受道德煎熬。衡量意义的标准不止一个，而且一种平稳顺遂的生活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人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往往不符合任何合理定义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这一点我们可以转向下一个话题来探讨。

第四章　价值

1983年，莱索托（Lesotho）的马沙伊（Mashai）村里40%的牛死亡。这个地区当年遭受了严重干旱，牛群填不饱肚子。当地政府已经尽最大努力来提醒人们注意这一风险。由于畜牧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巴索托人（Basotho）生计的核心，所以当地人并非对此风险一无所知。一位当地官员呼吁村民们尽早把牛卖了，至少可以减少一些损失。但在干旱最严重的6月和7月，莱索托许多地区的牛的出售量实际上有所下降。人们拒绝止损。正如某人告诉人类学家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的那样，这是因为牛“是最重要的东西”1。

这场旱灾期间，弗格森正在马沙伊村进行田野调查。他逐渐明白了这个人的意思，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牛的神秘性”（the Bovine Mystique）。这种神秘性并不意味着被无条件接受的神圣性和不可亵渎性。牛的确是特殊的，没错，但神秘性既与牛本身有关，还与牛是如何影响社会和家庭关系有关。牛之所以有价值，尤其是对男人们来说，有很多的原因。首先，由于某个年龄段的男性村民大多前往南非的矿山做移民劳工，因此在家里拥有牲畜能够提醒别人他们的权威。第二，牛是建立和维持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关键。也许众多原因中，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巴索托有“彩礼”习俗，即男方家庭将牛送给女方家庭，作为婚姻约定的一部分。总体上说，牛的拥有者可以将他的牲畜借给社区里的其他人，人们也确实期待他们这样做。这种资助救济系统在非洲的许多地方都很常见。第三，当一个人从矿山工作回来后，社会嵌入系统就变得更加重要；对他来说，牛是一种养老基金，其重要性超过了他可能拥有的任何其他社会保障。最后一个原因是，亲属关系和家庭的规则决定了，虽然牛是家庭总财富的一部分，但男性对其使用和处置拥有最终发言权。弗格森告诉我们的是，如果一个男人带着钱回家，他家庭中的很多人——包括但不限于他的妻子——都可以分享这笔钱。如果他把钱换成牛，情况就不一样了。

弗格森在他的分析中提出了好几个观点。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这种神秘性显然具有性别属性，它首先符合男性的利益。更普遍地说，弗格森希望消除人们认为非洲农民不理性和不会理财的偏见。问题不在于村民们需要学习有关发展的基础知识，不下雨时会发生什么，或是市场供求规律。他们的做法背后是有自己的逻辑的。弗格森还想表明，这种“神秘性”不是什么古老、传统、神圣和不容置疑的习俗。很明显，它是巴索托人参与的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围绕全球贸易商品组织起来的雇佣，以劳动经济为主的“现代”世界。

牛的神秘性也让我们认识到，价值和上一章所讨论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在这里我们从更侧重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因为莱索托问题的核心是一个一直让人类学家很感兴趣的议题：交换。所以为了理解人类学中关于价值的讨论，从交换问题开始将会很有帮助。

对那些更熟悉摇滚乐而非牲畜的人来说，强调牛的神秘性只是重复了披头士乐队曾在他们的歌中捕捉到的那种情感——《爱是非卖品》（Can’t Buy Me Love）。有些东西——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不能被降格为商品的买卖。爱情不同于一罐豆子；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牛也是一样。这是“价值观”（爱、信任、声望和安全）最能影响“价值”的地方。

披头士乐队歌曲所传达的真意，或者说巴索托人所拒绝出售的东西，由于当代世界中相反的潮流趋势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对这个趋势最简单的描述是，世间万物皆有价；而最愤世嫉俗的描述则是，一切事物的商品化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我们还没有把爱情货币化，但我们对待教育的态度肯定已经在往这条路上走了。在西方的大学里，越来越多的学生被人以一种道德上十分严肃的口吻称为“顾客”（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交了高额的学费）。这样的用词，常见于大学行政人员发放的文件材料中，教授们每次看见都心头火起。在教室里学习莎士比亚跟从当地经销商那里买一辆车是完全不一样的活动——在任何方面都不一样，无论是特征还是形式！

“特殊的东西”所涵盖的范围——无论是牛，还是爱情，还是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学生论文，抑或是你的祖母在1923年买的银胸针——长久以来一直让人类学家为之着迷。特殊的东西使我们能够检验那些主导着重要社会行为的规则，比如交换背后的规则，从而探讨社会关系的架构。就莱索托的牛这个案例而言，用牲畜交换金钱，恰恰会破坏这里社会关系的结构。弗格森认为，即使牛所提供的社会财富（通过把牛借给别人，或通过缔结婚姻关系建立家庭间的联盟）因干旱而大为减色，但是这种社会财富仍然远比出售它们可能带来的经济财富更有价值。

牛的神秘性属于一种用以检验这些社会规则的案例。在这些案例里，人们没有做外部观察者通常认为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在干旱的时候卖掉牛来减少损失呢？这似乎很不理性。然而，在人类学史上，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和争论的，往往是位于这个光谱另一端的案例：当人们做一些外部观察者认为他们真的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至少看起来没有“真正的目的”、没有“实用价值”或者看起来“浪费”的事情。

毫无疑问，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做出各种各样看上去违背经济学常识逻辑的事情。这种经济学常识让莱索托政府1983年向马沙伊村民提出了卖牛的建议。“沿阻力最小的路径前进”可能是物理学领域里的一般法则，但在文化领域往往行不通。这类看似反直觉的做法还有“夸富宴”（potlatch），它盛行于太平洋西北沿岸的许多美洲原住民文化中，在其中，一个家系群体会赠送或烧掉自己的全部财产，以及（回到爱情这个主题）一场现代英国婚礼的平均开销。根据2013年的研究，每场婚礼平均要花掉30，111英镑2，而同时期的国民工资中位数仅为27，000英镑。3

库拉圈

关于这种看似无意义的铺张靡费行为，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研究所关注的主题。它是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端数百英里外的岛屿上红色贝壳项链和白色贝壳臂镯的交换的，这种交换系统在文献中被称作“库拉圈”（the Kwla Ring）。

马林诺夫斯基将库拉圈称为一种“贸易体系”，但“其主要目的是交换没有实际用途的物品”。4项链（soulava）和臂镯（mwali）绕着库拉圈以相反的方向循环，前者顺时针流动，而后者逆时针流动。马林诺夫斯基指出，这些东西不仅没有“实际用途”，即使作为装饰也很难看，因此它们从来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被佩戴；事实上，许多臂镯太小，甚至连小孩都戴不上。因此，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真的毫无用处。但对于参与到库拉圈中的居民，如特罗布里恩德人、多布人、锡纳卡塔人（Sinaketans）和其他人来说，他们极度看重这些物件，以至于为了交换它们，不惜踏上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行。即使是第一眼看到这种行为，人们都会感到好奇，因为最受喜爱的项链和臂镯都有独特的历史以及与其他事物的纠葛，甚至还有自己的名字，因此它们每一件都是“重要情感联系的永恒载体”。5但是你为什么要把如此珍贵的东西送给别人呢？（人们持有这些珠宝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一两年。）

库拉交换比这还要更复杂。项链和臂镯的相互交换在实际操作中充满仪式感，而且有一系列严肃正式的规矩，其中包括双方绝不同时交换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根本不是在被交换，而是被赠与。赠与的要素还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接受者（他此前已经给出了另一件物品）不会公开质疑他得到的回礼是否等值。而且交易者总是“他”；只有男性参加库拉交换。

不难理解，有些事物的“情感价值”和它其他方面的价值并不匹配。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声称有些事物极具情感价值，但却缺少“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例如，一张破损了的祖母的照片，照片里她戴着她那枚银胸针。这照片不值一文，但你可能会认为它是无价之宝。它有“意义”。然而，库拉圈运作程序之精细的确凸显了整个价值问题，因为这里显然有很多事情与社会的普遍动力学更为相关。

关于库拉向我们透露了社会关系之本质的哪些信息，马林诺夫斯基似乎得出了矛盾的结论。一方面，他明确地提出库拉交换是“为了交换行为本身，为了满足占有某物的深层愿望”。6另一方面，他又以一种相当神秘主义的口吻说：“拥有就是给予。”7同样，他最初强调库拉宝物缺乏实际用途，但他的结论是，交换的循环在不同岛屿和不同社群的人之间建立了重要的社会纽带；项链和臂镯也为他们的主人赢得了声望。好吧，库拉臂镯不在独木舟或斧头那个意义上“实用”，但社会关系和社会声望往往也是相当有用的东西。

马林诺夫斯基在库拉这一案例中对价值的讨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关系本质的争论，这些争论至今仍能引起人类学家的关注。问题的核心是：人类为什么要进行交换？交换行为是否真的只可能是“为了个人利益”，或者总是出于对某种回报的期望？另一种说法是：人类是否可能做到真正的利他主义，还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某种私利的动机？

礼物和免费的礼物

这一问题在当今世界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在当今世界，“市场”是至高无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披头士和其他音乐人的爱情歌曲如此普遍和流行的原因。但可能最精准地概括了时代精神的，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而非披头士四人组。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基础是对个人利益的强烈认同，它合于社会大众对交换的一般性看法。对弗里德曼来说，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件事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个人利益让这个世界得以正常运转，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是的，我会给你一些三明治，甚至是一份龙虾沙拉。但你得帮我清理花园，或者搬家，或者给我儿子一些建议，帮助他在广告业（比如在某个你担任合伙人的公司）找到工作。但这为什么是件坏事？难道我们不能诚实地认识到这是社会生活的基石吗？对于弗里德曼这样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来说，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已经被解决了，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回事。

在西方经济思想的传统中，对个人利益的强调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它是早期现代社会契约理论的基础，并且经常被进一步阐述为一种人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我们永远渴望更多的东西（性、金钱、权力、口袋妖怪卡片等），这种欲望是无止境的。我在导言中提到过的，马歇尔·萨林斯对“原初丰裕社会”的讨论正是针对这个观念而发的。他通过对澳大利亚和非洲小规模狩猎采集社会的分析表明，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对占有的深层愿望”的表述必须被理解成一种文化性质的阐释。正如萨林斯在其他地方所说，这种思路是“使个人的需求和个人的贪婪成为社会性之基础的无休止尝试”8的一部分，但问题是：这种阐释属于谁的文化？它是马林诺夫斯基个人的，还是也能被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分享的？

在马林诺夫斯基对库拉圈的重磅研究发表三年后，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礼物》（The Gift），它正是针对上述问题的讨论。通过对包括马林诺夫斯基著作在内的一系列民族志研究的分析，莫斯得出结论，这类问题的表述形式本身，即将个人利益和利他主义对立起来，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在交换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建立中是怎么“计算”（或拒绝计算）的。了解和分析这一事实的一个最佳方法是转向研究莫斯称之为“礼物经济”（gift economies）的系统。这种初看上去显得奇异而不切实际的系统，在所有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西北太平洋的美洲原住民文化中都很常见。

许多人类学家认为《礼物》是研究“互惠和交换”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成果，没有之一。已经诞生了数十本著作和论文专门讨论莫斯的论述——部分原因是，正如最欣赏他的读者也承认的那样，他文中有很多地方写得比较晦涩难解。此外，还有许多笔墨花在了讨论一些土著术语的含义上。这些术语对他的分析至关重要，特别是毛利人语言中的“hau”这个概念。“hau”常常被翻译成“礼物的灵力”，并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下文中也会回到这一点上）。

《礼物》一文的中心论点是，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礼物都不是免费的。我们期待着回报——事实上，回报是强制性的。乍一听，这似乎是对的。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都知道有一种不成文的、常常不会宣之于口的，对回报的期待。读者们，你们中有多少人曾遭遇过这样的尴尬——你见到了一个很少见面的表妹（因为她住在夏威夷，你住在比利时）。你没有给她或她的孩子们带礼物，但她却为你准备了一份。你感到尴尬的原因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的排列组合：（a）它表明（或者你担心它表明）你真的不关心她或她的孩子；（b）它表明（或者你担心它表明）你也不关心你的舅舅（母亲的弟弟），由此推及你也不关心你的母亲；或者（c）对方会觉得你没钱买礼物，并会因此有些看不起你。（这里也存在一种反向的尴尬——当你的礼物太贵重或太私人时也会造成尴尬；例如，在职场上，你送出的礼物最好不要比老板的礼物贵。）[18]

同时，如果我们是那个给予却没有收到回报的人，我们马上会说：“哦，别费那个心了！别傻了，这只是一点小小心意，不足挂齿”。因为我们要试图缓解表姐的尴尬。我们完全可以是真诚的，我们至少会坚持表现得像是我们有可能是真诚的：我们可以只给予，既不期待也不渴望得到回报。

需要澄清的是，莫斯并不是只想谈论这个意义上的“礼物”，他所想到的也不只是圣诞节、光明节、生日或婚礼上收到的那些礼物。这些最常见的礼物只是整体图景的一部分：表示私人关系的赠与。同一个论点也被适用于库拉圈，莫斯觉得马林诺夫斯基把它当作一种特殊的礼物交换，因为这就是它从西方视角看上去的样子。在西方，礼物和商品之间有很明确的区别（这时候就不坚持“从本地人的视角看问题”原则了）。

然而，对于莫斯来说，“没有礼物是免费的”这一看似不浪漫和冷酷的结论，更多地与现代西方坚持试图将某些类型的交流或关系与其他类型的隔离开来有关。再重复一遍，爱情是非卖品。莫斯对此的回答很可能是：爱情当然是非卖品。那些番薯也是非卖品。如果我们看一下从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毛利人或夸扣特尔人（Kwakiutl）那里获得的证据，我们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起始点。两种交换（爱情和番薯，如果我们拿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来举例的话）中都同时具有私人和客观，自由和约束，与个人的关切紧密相连的和只是例行公事的成分。莫斯想要从礼物类别中挽救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模式，这种模式基于对联结性纽带的承认。他认为，交换的核心应该始终关于团结，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始终是”这个表述是我说的，但它传达了莫斯写作的核心意图。莫斯比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更致力于强调他的工作中暗含的道德结论。莫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直以来他的榜样都激励着人类学领域其他有着强烈政治信念的研究者——不仅是其他社会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还有一两位积习难改的赌徒。

最能为莫斯关于团结和联系的观点提供支持的是，他对毛利语“hau”的分析。如上所述，“hau”的意思近似于“礼物的灵力”或“事物的灵力”。这个概念对于莫斯来说很重要，因为它捕捉到了毛利人是多么深刻地理解了“任何被赠与的物品，都必然包含赠与者的一部分在里面”这件事。“因此，把礼物送给某人就等于把自己的一部分送给了对方。”9莫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到有义务回报；他用一种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奇怪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这份礼物渴望被归还给它的赠与者，它的主人。莫斯认为，我们在库拉圈中看到了类似的逻辑在起作用。库拉宝物与它们的主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被认为是有自己的身世和历史的；正是这些身世和历史强化了它们的情感价值。

但是，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这与西方文化中人与物件相联系的历史并无区别。我们生活中那些特别的东西——无论是牛、祖母的银胸针，还是我们亲手编织的围巾——都带有或包含着一些属于我们个人的东西。我们拒绝出售它们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源于此。我们拒绝像对待从商店里买来的面包一样对待它们。当然，面包的制作者，特别如果她是个小批量生产手工面包的手艺人的话，很可能也会觉得面包里有她自己的一部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为面包支付一部分溢价，因为我们本质上是在购买某个人的技能。事实上，这就是高端品牌和高定产品的意义所在。理论上，这与莫斯所说的毛利人中的“hau”也没有多大的不同。[19]

尽管莫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描述它，但他论述的基本原则与卡尔·马克思在他关于劳动异化的著作中所描绘的图景相关。马克思在他对工业革命的评述中指出，工厂的工人实质上放弃了他们与所生产产品的个人联系。工厂的老板说：“这个东西是你为我做的。我拥有它，我要卖掉它。作为回报，我给你六便士。”而这就是异化的基本概念，其观念前提是，当我们的劳动成果被货币化时，我们就失去了某种关于“我是谁”的、宝贵的东西。

事实上，在《礼物》中莫斯通过追溯人与物之间分离的经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冷酷”和“残忍”运作方式以及支撑这一制度的法律体系进行了公开批评。他从不回避给出道德结论。而且他也不认为事情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完全按照买卖来分类。事物在贪欲（venal）价值之外仍然具有情感价值”。10“贪欲”是一个很重的词。虽然它的直接含义是腐化、道德败坏，但它也具有“可购买”或“可销售的”这类意思。于是金钱便进入了关于价值的讨论。

钱、钱、钱

人类学长期以来一直对金钱感兴趣。凯瑟琳·扎罗姆对期货交易员的研究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回顾这门学科的发展史，以及在它于19世纪中叶问世之后世界事务的整体进程的话，这种兴趣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在那个时代，商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往往首先沿着殖民扩张的进程和路线。在许多地方，这意味着在尚未出现货币体系的地方引入它。在另一些地方，这意味着改变了当地基于贝壳、珠子或其他通货的贸易制度。

以莱索托为例。詹姆斯·弗格森在上世纪80年代认识的巴索托人的曾曾曾曾祖父母辈生活的世界里没有金钱，没有南非矿山的工作机会，也没有售卖肥皂、沙丁鱼罐头和可口可乐的本地小店。就业机会和沙丁鱼是“现代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是金钱让这个市场成为可能。作为文化变革的重要催化剂，金钱自然成为人类学关注的焦点。

对金钱最常见的人类学观察之一，是它可以如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再一次，我们从弗格森的例子中得到启发，因为牛的神秘性与劳工移民的实践紧密相关，还与夫妻如何协商家庭现金的使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这都是因为货币——以现金的形式出现——是一种不带个人色彩的交换和交易媒介。我们可以说，它缺乏灵力，没有“hau”。

货币显然非常有用。它使得无数种交易变得快速和高效。当你买那块面包时，你并不想参加一个冗长的仪式，也不需要为了它而付出你自己的一部分（我们已经讨论过手工烘焙师们所付出的东西，但那是更大的价值等式的一部分）。此外，你可以用同一张5英镑的钞票来买面包、果冻豆、阿司匹林、13安培的保险丝、草籽或公共汽车票（当然购票最好使用零钱！）。虽然你很乐意使用这5英镑的钞票，但你一点都不想知道，在它来到你手上之前那47个曾经拥有过它的人都拿它做了些什么。[20]钞票上不会留下有关这47个人的任何东西。这也正是为什么有人购买一些非法的东西，或在“桌子底下”交易时，都使用现金。它的这种非个人且匿名的特点非常有用。一个人不应该用信用卡购买可卡因。如果一个人想欺骗税务机关，也不应该留下银行对账单或收据等书面记录。

在交换和社会关系的构建中，货币的其他特征也很重要。首先，它的面值是被确切指定的。英格兰银行绝不会在它发行的纸币上写：“这多少值些钱。”另外这些面值是普遍适用的；它们可以用来标记事物的货币价值，如一个扳手（2.50英镑）和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43，000英镑）。这种定价的能力使得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可以互相通约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拥有17200个扳手，就相当于拥有了一辆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你可以看出为什么只说它们理论上是一样的；但这种“理论上”的可通约性正说明了为何货币在帮助构建价值体系上至关重要。

从表面上看，金钱的这些特征——它的非个人性和普世性——至少在关系到某种特定文化的生存方面，似乎注定要酿成灾难。事实上，许多关于金钱的困难挣扎恰恰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巴索托类型——在这种类型中，这种特殊的交换媒介和价值单位带来了通过把一切都纳入金钱体系从而抹去原有生活方式的特殊之处的危险。

虽然大多数关于货币的人类学研究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进行的，但也有一些关于货币的象征价值和文化联想的重要著作。基思·哈特（Keith Hart）就是其中若干篇的作者。例如，他在某篇经典文章中将普通硬币本身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分析。11他说，如果你看看口袋里的硬币，你就会发现它有正面（head）和反面（tail）。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正面通常是某人的头像——在英国和英联邦的大部分地区，它是君主的头像；在美国，它是一位总统的头像（或者，在一美元硬币上是苏珊·安东尼[Susan B.Anthony]或萨卡加维亚[Sacagawea]）。这是其价值的象征，也标识其权威的来源：它是发行它的国家的标志，因而也是其最初“流通”的社会舞台。硬币的反面是它的面值：5便士、10便士、5美分、10美分等。哈特的论点是，在当代世界，硬币的正面越来越不重要。人们很容易忘记事物的社会关系一面，忘记这种交换媒介在某个重要的层面上，是与人物和社群联系在一起的。

硬币反面的力量着实让人惊讶，至少它占据了我们绝大部分的关注。谁在乎上面有没有君主的头像？你想知道的是它的面额是5、10、20还是50。对于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来说，正面印着的符号性人物就更是无关紧要了。所有的纸币上印的都是君主——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21]但上面有时也有其他人的画像，例如亚当·斯密和查尔斯·达尔文。但基本上不会有人注意他们。人们所关注的是一个大大的数字：5，10，20。然而，在象征层面上这些人物不仅代表着国家的伟大，而且代表一个事实，纸币和硬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都相信英格兰银行在理论上承诺向它们的持有人付款，而且是见票即付。正如哈特和其他许多人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金钱是人类信任关系的标识物。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商品交易的其他形式是如何试图消除人的了；就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伦敦期货交易所而言，用扎罗姆的话说，这完全是在字面意思上通过把交易“从交易所（pits）里拉出来”[22]，然后放到电脑上来实现的。我们从金融界的趋势可以了解到，他们想让交易关系从人—人变成人—物（计算机），最终变成一系列算法。事实上，一些投资者现在使用“算法交易”（algorithmic trading）来做出投资决定；一些小投资者在家里写电脑代码，然后电脑就可以替他们做所有决定，比如决定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等等。这种行为是“做生意不能靠私人感情”这句老话的逻辑延伸——要想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你必须有莫斯所描述的那种冷酷的心和冷静的性情。

哈特甚至更戏谑地探讨了这一点，他把话题转到了这种陈词滥调是如何在众多电影中推动了情节发展上。哈特通过分析好莱坞和宝莱坞黑帮电影中的例子，提出了他所谓的“杀手的困境”12。我们都熟知这样的场景。杀手举枪瞄准他的受害者。开枪之前，他会说：“不要把这当成私人恩怨，这只是生意！”砰！砰！砰！

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也有作为人的良知，而他就要结束某人的生命了。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所处的文化决定了私人与非私人领域之间必须有所区分。“因此在一个层面上，问题在于该如何排列生活和观念两者的优先级。因为这种对峙是鲜活发生的，因此已经进入私人的范畴，杀手必须警告他的受害者（或者还有他自己）不要作私人化的理解。似乎私人和非私人这两个范畴在实践中很难区分。我们的语言和文化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在社会生活中将这两个领域完全分开。”13金钱迫使我们面对这一分离产生的问题，无论对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如此。于是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关键的研究领域。

债务

当我在津巴布韦做田野调查时，那里的年轻男性和他们的父母常常担心彩礼（通常被称为lobola）的花销。我在奇文希的朋友菲利普到了25岁左右还没有结婚，这被认为不是好事（在一代人以前这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但他的家庭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付彩礼。

很可能这种担忧多年来始终存在，但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家庭对彩礼的期望发生了变化，这种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报纸上偶尔会有一些报道，描述一些新娘父母的胃口是多么难以满足：牛不管用了；他们现在想要现金、手机，有时甚至是汽车。

这可能会引发很多苦恼和抱怨，尽管大多数人坚称“传统”远未消亡，而且这些故事肯定被夸大了。无论如何，一些津巴布韦人对婚姻市场上要价的升高感到不知所措。一位好朋友向我解释说，反正实际上lobola从来都不需要被全额支付；一个家庭可能会设定一个价格，但他们并不期望会得到全部这么多钱，实际上，他们并不希望这笔彩礼被完全付清。如果对方马上掏出这么多钱付给他们，会被视为敌意或蔑视的标志。你为什么要割断联结的纽带？这是一种切断社会关系的行为。这是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类习俗的一个共同点：债务可以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

然而，我们现在在非洲南部许多地方都看到牛的神秘性正在面临种种挑战。商品文化的兴起和生活的货币化使牛的特殊价值黯然失色。一位研究祖鲁人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汀·耶斯克（Christine Jeske）解释说，小汽车已经开始获得自己的神秘性；她认识的年轻男女把一辆汽车，而不是一个装满牛的围栏看作成功的标志。14此外，这是一种不同的成功，它不是建立在牛创造的相互关系基础上，而是一种个体化、原子化的成功，它更能抵抗家庭和邻居的要求。一个年轻人曾对她说过：“哦，天哪！哦！小汽车就是一切！它是一切，一切，一切，一切！”15

最近的评估与弗格森1983年的发现相差甚远，但与耶斯克研究的结果相差不多。然而，与许多津巴布韦人告诉我的相一致，耶斯克也发现了牛在某些领域的顽强生命力；她表示，汽车并不会在人生的重大事件，比如婚姻中占据显著地位。即使是最狂热的汽车爱好者，似乎也不会认为这种商品适合作为彩礼。“汽车这种商品与现金相关，而不与参与受社区和家庭认可的社会进程相关。”16然而，在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耶斯克进行研究的南非省份），人们也看到了结婚率的显著下降：自1970年以来，结婚率已经下降了20%。1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经济重新塑造了传统习俗的形态（即使是在已经完全现代化的情况下）。

种族隔离政权的垮台本应为南非人带来新的经济机会。例如，黑人中产阶级的崛起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愿景。然而，现实却给人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主要阶层。而那些爬上成功阶梯的人也付出了代价，他们经常会欠下银行和小额贷款机构的巨额债务。彩礼也在这些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德博拉·詹姆斯（Deborah James）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南非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气候。她写道，随着黑人开始渴望成功，南非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8在彩礼（更广泛地说，婚姻）方面，严峻的经济状况，以及礼品经济和资助——救济纽带的衰退，让一些中产阶级职业人士和野心勃勃的人对“攀登”社会阶梯的行为产生了矛盾的情绪。家庭往往仍然坚持将支付彩礼（包括牛）作为婚姻契约的一部分，这可能导致年轻男子不得不为此举债。这种做法进一步搅乱了现代商品文化与传统习俗之间的联系，使“传统习俗”在这个正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想法更难维持。我们可以说，以牛为载体的“好”债务正被以钱为载体的“坏”债务所取代。为此感到忧心的不止年轻男性；詹姆斯在她的研究中讲了一个年轻女人的故事，她逃避结婚，因为她不想同婚后第一天就欠了银行和她父母钱的丈夫一同迈入婚姻生活。“于是，浮现出来的现代（彩礼）场景，无论它的本意是想确立什么样的长期道德纽带，都同时包含了相当大的经济上的限制。”19

好的债务与坏的债务是人类学价值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数十项研究成果，比如詹姆斯和耶斯克的研究，分别追踪了不同价值体系——我们可以说是经济价值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发生冲突和得到重新配置的方式。这些进程正在世界各地发生，从南非到蒙古。它们是马林诺夫斯基和莫斯试图解决的相同问题的一份当下索引。

大卫·格雷伯是人类学界最重要的思考价值概念的理论家之一。他认为，债务在阐明我们的经济事务与道德生活之间的联系方面特别有用。正如我们所见，在莫斯的传统中，所有的市场都是道德的——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道德都被市场化了——格雷伯把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投入到了对这一点的探索中。在田野工作中，他首先从地方层面上研究了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和权威，探究了一个高地村庄里人民的生活，其中一些人是贵族后裔，另一些人是奴隶的后代。20这一案例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发现了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在格雷伯到来之前），奴隶的后代是如何篡夺对大部分土地的权利，并声称可以驾驭超自然的力量来源的。虽然这一早期的民族志著作没有明确以债务作为其理论框架，但它预示了格雷伯后来对债务、价值、道德和权威的许多思考。

这些思考在他2011年出版的著作《债：第一个五千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中得到了全面的表述，这是几十年来人类学界最接近畅销书的作品。《债》不是一本民族志，但它利用了民族志记录，同时结合历史、经济学和个人思考——从威斯敏斯特夏季派对上的闲聊到马达加斯加集市上购买毛衣的复杂过程——来探索和挑战关于交换和经济关系本质的一些长期存在的迷思。21格雷伯的一个主要论点强调了我们在本章中探讨过的一些东西：从互惠角度看待每一次交换，使我们对人类社会关系的理解变得贫瘠了。

如果认为互惠就是完全的和最终的，那确实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今天用钱买一条面包的好处之一是，我们不需要关心收银员明天是否幸福和健康。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完全和最终的交换既不被保证也不被期待；换句话说，存在各种各样的交换，有时我们所渴望的是债务——也就是说，我们渴望建立或促进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结。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雷伯认为，这意味着“交换”这个词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上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倾向于把交换看作“只关于双方价值的对等”——可以把不同的事物相互抵消。22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彩礼这笔“债务”从来不会被完全偿还，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经常是用牛而不是现金来交易的；现金作为一种结算方式太清楚明白了。它太精确，太不具个人色彩了。这也是库拉圈中的交换以这种形式进行的原因——物品总是在流通之中的，它们的个体价值从未被公开质疑；它们交换的时间点错开了，即使只是象征性地延迟几分钟。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在继续传唱《爱是非卖品》。

第五章　血统

在我们考虑的所有这些概念中，血统（Blood）有一些特别之处。这是唯一一项你实实在在拥有的东西。与“血”相比，文化、权威或理性在哪里？真的，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到哪里去找“hau”？

血统的真实性对人类学研究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套共同的、甚至可能是普世的性质，永远提醒着我们人类的体质组成。另一方面，这些共性容易导致我们无法更深入透彻地思考自身的组成和关联所具有的文化面向。血统的真实性往往会让我们在定义彼此之间的联系时变得过于自信和专断。

1871年，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出版了《人类家族的血缘和亲缘制度》（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这是亲属关系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至今仍因其成就而广受赞誉。的确，摩尔根在研究中使用了社会进化论的方法，我们已经讨论了此方法在科学和道德上的局限性。但他在亲属称谓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是在美洲原住民中的研究，为理解作为一种观念体系的亲属称谓系统提供了一个模板。事实上摩尔根的数据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度和广度：他确实为这一领域之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摩尔根的关注焦点，换种方式概括来说就是“血缘和婚姻制度”，也就是血亲和姻亲的意思。血缘在他的亲属关系研究中占据了首要地位，这本书在实际意涵和比喻层面都处处体现出对血缘的关注。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他把家庭称为“一个血族”（a community of blood）1。

正是这种强调，激起了大卫·施奈德（David Schneider）的兴趣和愤怒。他是摩尔根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大卫·施奈德出版了一本题为《美国的亲属关系：一种文化叙述》（American Kinship: A Cultural Account）的小书，旨在驳斥摩尔根的论点。2虽然距施奈德的观点发表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在许多方面，他强调的内容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任何我们发现亲属关系的概念以生物学和自然为基础，同时又处在更广泛的“现代性”框架内的地方。如施奈德所说，美国人认为“血缘关系”是根本的和永恒的：祖父母、姨妈、叔叔和表亲等等。[23]美国人也强调血缘和基因之间的联系；当解释某些行为或个性特征时，他们会说这“流淌在我的血液里”。虽然这是一种隐喻性的表述，但它往往带有字面意义的力量。毫无疑问，它已经失去了那种新奇的比喻所具有的跳跃性。

在美国的情境里，亲属关系不仅限于血缘关系；和大多数其他地方一样，它们也可以通过婚姻形成。但婚姻关系是主观的和可解除的，而血缘关系不是，并且它们更一般性地界定了亲属概念的范围。当我们谈到“继兄弟”时，我们说的是，这里的兄弟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当我们谈到“半姐/半妹”时，我们说的是两姐妹有一个共同的父/母，她们是“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姐妹。血缘是身份认同的终极形式，所有的其他关系都要根据它来分类。施奈德甚至一度说过，在美国文化中，血缘关系呈现出“近乎神秘”的一面。3

在施奈德的分析中，这种文化体系最显著的方面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等级。生物学——血缘——总是最真实的，是其他关系的基础，而如继兄弟姐妹和亲家关系等则要排到后面，更不用说教父教母或结拜兄弟了。[24]在这个“美国体系”，或者我提议我们可以更一般性地称之为“现代观点”中，亲缘关系和生物学在某一点上趋于一致。亲属关系实际上是关于生物学和生育事实的。亲属制度的术语总是要由生物学来规定。对施奈德来说，这就是摩尔根的人类学和美洲原住民民俗的相通之处。

今天，这个关于自然统治的故事里被添加了一些脚注，或者说是被写下了新的篇章。毕竟，成为现代人，部分意味着享受科学进步的成果，例如新的生殖技术（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缩写为NRTs）。体外受精（卵子不是在子宫里而是在试管里受精）和妊娠代孕（由一名女性孕育另一名女性的受精卵）只是科学挑战生物学极限的许多方式中的两种。有什么能比试管婴儿更具有“文化”色彩吗？同性婚姻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这种等级秩序。这两个例子都很好地说明了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界线总是在变动之中。亲属制度是理解这一事实的良好风向标。

虽然施奈德本人并未直接讨论这一点，但他所探讨的亲属关系的逻辑与种族的逻辑也有关联。我想过一会儿再谈这个问题，但在这里首先要对施奈德并未提及种族一事做个解释。事实上，在《美国的亲属关系》中，他完全没有提及种族这一点与我们如何理解他使用“美国人”这个标签有关。尽管施奈德的分析有许多优点，但其中也显示出将“文化叙述”（他的术语）从社会状况、个人关系和个人生活中抽离出来有多么困难。施奈德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中产阶级白人”的访谈。4他接着指出，他的其他数据来源包括关于非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和一些其他少数群体，以及来自不同阶层背景和国内所有不同地区的人的资料。他也很清楚，他的研究路径所着眼的象征和意义是处在一个高度泛化的水平上的。但即使在稍低一点的水平上，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现实中存在各种差异和限制条件。

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卡罗尔·斯塔克（Carol B.Stack）的经典研究《全是我们的亲戚》（All Our Kin）。这项研究关于一个名为“公寓”（The Flats）的非裔美国人社区，该社区位于中西部的一个小城市（这项研究与60年代施奈德的研究同时期进行）。斯塔克的研究表明，在“公寓”里，人们并不像施奈德的研究中提出的那样，将血缘关系视作最基础的人际关系：她描述了基于照顾和支持的实际社会关系而产生的“个人亲缘”最终是如何胜过了血缘关系的。5尽管如此，她同时还指出，“公寓”里的家庭都知道，他们的“民间”关系体系不被国家承认，这一点又确实支持了施奈德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这有助于澄清施奈德的模式所呈现的是美国亲属关系的标准模板：在许多情况下，可能事实的确是这样的，但更重要的是，事实应该是这样（根据国家、科学专家和道德权威的说法）。

一滴（One drop）

在下一章中，我将更深入地思考人类学对理解人类所做出的一个根本贡献：它被恰当的称为“种族神话”6。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那个意义上的种族（race）概念，在科学上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白人种族”，没有“非洲种族”，没有“中国人种族”，任何一个平时被人们挂在嘴边的“种族”实际上都不存在。这些“种族”之间可被识别的区别都是文化上的区别。然而，我们不能对“种族”的社会事实坐视不理，也不能完全依靠遗传科学的证据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通过追踪这些种族的区分标准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是如何被认作“天经地义”的，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例如，在各个文化系统中，血缘和种族往往密切相关。纵观美国历史，血量法案（blood quantum laws）和“一滴规则”（one-drop rule）曾被用来定义（即建构）人们的种族身份。一滴规则是其中更为人所知，也更臭名昭著的那个：它规定，只要你继承到了“一滴”非洲人的“血”（即你的所有祖先里有一个是非裔），那么你就是“黑人”。一些州把这条规则作为法律的基础，旨在维护某种种族纯洁的观念。弗吉尼亚州登记官在1924年《弗吉尼亚种族纯洁法案》的序言中这样说道：

据估计，该州有10000——20000人或者更多的人是近乎白人的人，已知他们是与有色人种的混血。在某些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真实的白人，但这仍然足以阻止他们成为白人……然而，这些人在现实中并不是白人，根据这项法律的新定义他们也不是……（以及）即使在他们身上所有明显的混血特征都消失了，他们的孩子的相貌也可能回归到明显的黑人形态上去。7

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种族纯洁法案》违宪。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想法已经消失，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它的一些弱化版本甚至被赋予了轻娱乐的价值。在BBC热播节目《你认为你是谁？》（Who Do You Think You Are?）中，前伦敦市长兼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将他的家谱追溯到了土耳其政治家和记者阿里·凯末尔·贝（Ali Kemal Bey），以及欧洲的各个王室家族。“这真是很有趣，我通常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他说，“但实际上，我是一个彻底的混血儿。它真正教会我的是，我们的基因深远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8在这里，他的意图当然不同于弗吉尼亚注册官表达的那个意思，但总的逻辑是相同的。都是基于人们普遍持有的那个信念，即“血缘关系……是由具体的、生物基因术语所描述的。”9

弗吉尼亚州的《种族纯洁法案》可能已经被束之高阁，但其他的血量法规至今仍在生效。这些标准最初由殖民定居者确立，后来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工具，被用作判定美洲原住民族群成员资格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标准是与联邦的财政支持和对其主权的承认挂钩的。自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美洲原住民族群已经将血量法案纳入他们自己的部落宪法（通常是因为只有这样，美国联邦政府才会认可他们的族群地位）。规定的血统比例各有不同，但总是比“一滴”多得多：在某些案例中是八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有时甚至高达一半。

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的瓦肖部落（Washoe）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今天的瓦肖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人口不到1500人，居住在太浩湖（Tahoe）地区及其周围。他们拥有几个居住区和几片山间的土地。1937年，就在他们将接纳成员的标准制定为申请者至少拥有四分之一的“瓦肖血统”之后，他们获得了联邦印第安事务局的认可。今天，你可以从官方网站下载部落成员申请表；申请人被要求列出他们自己的“瓦肖血统”比例和他们可能拥有的“其他印第安血统”，以及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的血统。10

对瓦肖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法律是双刃剑。11一方面，它们有助于确保它获得联邦的资源和认可；另一方面，这种理解亲缘关系的特定模式与瓦肖传统（以及许多其他美洲原住民民族的传统）完全不同。在瓦肖传统中，血缘关系没有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那么重要。

在这个例子中，对认同进行数学式的精确统计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施奈德会说，它将血缘（以及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的身份认同）转化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像数字（1.0，0.5，0.25）一样，能够提供非常精确的答案。因为血统组合的具体构成方式并不重要——它可以由一名“纯血”的祖母，也可以是四名纯血的曾祖父母，或者是两位混血的父母组成——以上任何一种都可以凑够要求的数字。这是获得官方承认的先决条件。

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这是相当荒谬的。比如说你的四位曾祖父母都是“纯血”瓦肖人。然后，假设他们搬到了洛杉矶——这是瓦肖移民的一个常见目的地——生了孩子，但这些孩子与外人结婚了（结婚对象可能是个第三代爱尔兰裔美国小伙子，或者是个拉丁裔辣妹，甚至可能嫁给了某个祖籍广东的人）。然后，他们的后代又继续这样做，到处移动——有的去了西雅图，有的跑到皮斯卡塔韦，和各种各样的混血美国人结婚——“杂种”，正如鲍里斯·约翰逊阁下所说的那样——并受训成为汽车修理工、律师、爵士歌手或其他的什么工种。也许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能在地图上找到瓦肖聚居区——甚至连太浩湖都没听说过。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你了，假设你是一个住在新泽西皮斯卡塔韦的烟囱清洁实习工，爱上了一个善良的犹太男孩。这又为你家完美的“美国熔炉式”的民族混合故事增添了新的内容。然而，根据血量标准，你是个瓦肖人。然而，我们再回到太浩湖，在那里你有一个隔了两代的排行第四的表妹，她是一位公认权威的研习玛吉·梅奥·詹姆斯（Maggie Mayo James）风格的专家，詹姆斯是20世纪早期伟大的瓦肖篮子编织者。你的表妹能说流利的瓦肖语言，但她不是瓦肖人，因为她的家谱涉及的血统太杂了，有派尤特人（Paiutes）、米沃克人（Miwoks）和一个来自犹他州，因错误的近亲结合而出生的离经叛道的摩门教徒。

在这个以血统为基础的治理方式于1860年左右开始被开发出来之前，这种思考方式一直被认为是荒谬的。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在19世纪中叶之前，并不真正存在一个瓦肖部落或民族，至少不存在美国政府所寻求的那种稳定、有边界的族群概念。在过去的日子里，如果有人学会了瓦肖语言，他们就会被认为是瓦肖人。如果讲瓦肖语的人和米沃克人或迈杜人（Maidu）结婚，那么后者只要采用当地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就会被承认为瓦肖人。简而言之，对他们来说，血缘与亲疏或身份认同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关于家庭和亲属的观念也是如此，在这里一些旧的关系模式仍然很重要。传统上，核心家庭不一定强大；瓦肖人“成群”地住在一起，常常认为父母的兄弟姐妹和父母同样重要；而他们的孩子，也就是任何瓦肖人的“堂表亲”也会被视为近亲，其称谓与同胞的兄弟姐妹是一样的。在许多美洲原住民民族的传统里，收养关系都很常见，这进一步淡化了血缘本身的重要性。12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血缘是如何在各种不同的、对亲属关系和种族的理解中发挥作用的，以及亲缘和种族的概念是如何交融在一起的。现在我想暂时停止讨论种族这个类别，但我们将在下一章回到它。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政府实施血量法案与我们已经谈及的19世纪关于文化、种族和文明的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负责制定血量法案的官员在这个意义上完全是维多利亚式的。

我们可以从瓦肖的例子、弗吉尼亚州的《种族纯洁法案》，甚至从鲍里斯·约翰逊的那句话中看出，文化意识形态在这种对身份认同的确定中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事实上，不考虑任何具体的文化阐释的问题，我们从生物人类学的工作中可以得知，即使在实实在在的现实层面上，种族也确实是一个神话，一个错误的分类方式。同样，尽管我想在下一个主题——身份认同——中再进一步探讨种族问题，但认识“血统”话语在这种神话制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

但让我们回到亲属关系。人类学记录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其中生物学上的血缘关联这个事实起到次要甚至无足轻重的作用。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阿拉斯加原住民因纽皮亚特人（Iñupiaq）。13因纽皮亚特人的亲子和同胞关系没有那么紧密，也没有发展出什么必要的义务和情感联系等观念。

对他们来说，自主性是种极度重要的文化价值，甚至年幼的孩子也能做出重大的决定。在一个案例中，我们听说一个7岁的男孩决搬到他70英里外的祖父母家，因为他携带了学校档案，所以新学校就接收了他。他的母亲将这个决定视为一种事实而平静地接受了。14

因纽皮亚特人甚至这样谈论分娩：不是母亲“生孩子”，而是孩子“领取了生命”。孩子被认为选择了自己的出生。收养在因纽皮亚特人中也很常见，孩子在他们出生的家庭之间流动，要么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意愿（例如那个7岁的孩子想去祖父母家），要么是因为一个家庭有很多女孩，没有男孩，所以他们就会跟别的家庭换一个。这并不是说各种形式的群体团结都无关紧要；事实上团结是重要的价值观，只不过并非表现在家庭上，而表现在其他的群体，比如捕鲸群体上。但是在这样一种文化中人们完全可能说出“他曾经是我的表亲”这样的话。15

在欧美现代性的轨道之外的地方，血缘也并非无关紧要。“生物学”也未曾缺席。不仅仅是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渠道，或者科学的进步，才激发了我们对血统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看起来并不总是和我们在布里斯托六年级的《性与关系》课程教学大纲上看到的一样。例如，因纽皮亚特人理解生育机制，并且有专门的词语来称呼他们的“生物学”同胞。只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并不认为生物学对于判断亲疏来说是一个决定性或必要的元素。在我刚才描述因纽皮亚特人的时候，我几次使用了“家庭”这个词。但这必须被看作是跨文化描述中的一种简单化处理，因为在因纽皮亚特人的语言中没有直接与“家庭”对等的词。

因此，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瓦肖人和因纽皮亚特人的亲属关系是结交（make）出来的，不仅是姻亲，而且在更基础的家庭形成层面也是如此。家庭关系需要履行（perform），如果不履行就会消失。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家庭关系都是“履行”的。亲属关系可以是疏远、无视和漠不关心的，甚至可能被失去和被发现。著名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直到2002年，也就是他50多岁时才发现自己有一个哥哥大卫，之前被他的父母送给别人收养的。在采访中被问及他是否感觉与大卫有某种“兄弟间的联系”时，麦克尤恩回答说：“有的，但如果你们没有一起长大的话，这种感觉有点抽象。昨天我和他通了电话，聊了很久。”然后，我们被告知，在结束访谈前他停下来沉吟片刻，说道：“好吧，我不会和其他的哪个来自沃林福德（Wallingford）的砌砖工人做这种事。”16麦克尤恩的犹豫，是由于英国人对亲属关系的理解中血缘所起到的文化作用。

尽管如此，血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身体物质。身体本身作为一个字面和隐喻的模板从来没有远离我们的文化阐述。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它是物质的，它是依赖他者的，甚至可能与蟋蟀紧密相关——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但更重要的是它与血液，以及我们身体的其他组成部分：肝脏、心脏、头发、指甲、精液，也许最重要的是母乳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母乳也具有特别的文化意义，在这里值得进一步关注。

母乳亲属关系

不久前，埃及人类学家法瓦·埃尔·吉尼迪（Fadwa El Guindi）在卡塔尔大学（Qatar University）的办公室里，与她的卡塔尔本地人同事莱拉（Laila）共同绘制一张亲属关系图。另一位也是本地人的同事阿卜杜勒·卡里姆（Abdal Karim）突然走进办公室，看到她们在做的事情，宣布他不能和莱拉结婚，因为他是莱拉的“叔叔，同时也是她的母系表亲和兄弟”。17就连这一领域的专家埃尔·吉尼迪也不得不停下来，开始思考这是怎么一回事。

血缘可以在厘清这一系列的关系中起到很大作用。但是要想彻底破解它，我们还需要关注母乳。如果长话短说，并且省掉人类学解释中常见的亲属关系图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阿卜杜勒·卡里姆是由他的继兄弟的妻子用母乳喂养长大的。这个女人就是莱拉的母亲（她也给莱拉喂过奶），她的姐妹嫁给了阿卜杜勒·卡里姆的父亲。

在伊斯兰教的传统中，母乳亲属关系（milk kinship）是种长期存在的实践，而且法律也承认这种由母乳而缔结的联系。当中最普遍存在的是相互的爱、关心和支持。但根据伊斯兰法律，它还引入了一项婚姻禁令：由同一名妇女母乳喂养的男女不能结婚，即使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直到最近，这项禁令才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被渐渐废止。事实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先撇开伊斯兰教义的特殊性——哺乳实践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很普遍。18在婴儿配方奶粉诞生之前，如果没有专门奶妈（唐顿庄园里的贵族必然是雇佣奶妈的）的话，人们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指导哺乳实践的规则在不同的文化中有很大的差异。它并不总是导致婚姻禁忌，甚至也不一定会制造出一种类似于亲属的关系。然而，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它确是如此。每个虔诚的穆斯林都知道他们不能跟和自己有母乳亲属关系的人结婚。这样做将打破三种“亲密”（qarābah）关系禁忌之一：血缘、婚姻和母乳。19

与我们所看到的其他传统一样，哺乳的减少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许多是现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例如，在黎巴嫩，哺乳行为没有原来那么常见了，因为人们的居住模式已经转向以核心家庭为重心。奶妈的数量很少，因为母亲们会使用配方奶粉，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雇佣奶妈很贵。“母乳银行”（milk bank）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变得越来越普遍，但它在穆斯林中引起了特殊的焦虑，因为人们担心他们的孩子可能会无意中和另一个吃过相同母乳的人结婚。这导致了一些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学者要求保存所有供奶者的名单，以便任一客户都能知道他们购买的母乳的来源。

然而，和我们在上一章中牛和彩礼那个案例中看到的情况类似，在黎巴嫩，母乳亲属关系的地位和价值不断变化并没有让它消失。事实上，随着新生殖技术的兴起，母乳亲属关系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些新技术也为伊斯兰教对母亲身份的理解带来了许多挑战。

伊斯兰学者普遍支持辅助生殖方面的医学进步。体外受精等做法得到广泛接受，而且需求量很大；和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人们在婚后面临着很大的生育压力。但无论如何，有些新的生殖技术确实提出了具体的挑战。例如，法律权威之间会就代孕技术展开争论。尤其是什叶派传统中，关于代孕母亲是否可以主张其作为母亲的权利的问题，以及关于如果她主张作为母亲的权利时人们该怎么做的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议。有些人认为，她不能主张任何此类权利或关系。然而，其他学者认为，怀孕实际上是一种超集中的母乳喂养的过程：母乳亲属关系（通过养育建立的关系）的原则也需要涵盖代孕这种新的可能性。

母乳亲缘关系以这样或是那样的方式仍在延续。在这本书里，母乳亲属关系提供了一个模板，用以帮助我们理解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新型关系。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也是人类学家必须考虑的一点是，哺乳所制造出的那种纽带，尽管无疑是重要的，但它的确排在血缘纽带之后。在伊斯兰传统中，情况当然也是这样的，这一点可以从母乳亲属并未被列入继承人范围这个事实中得到证明；继承关系是完全由血缘决定的，在施奈德用以讨论美国人时所使用的那个宽泛的意义上是这样。

因此，我们可以背离我们的血统，无论是从生物学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都是如此。而且我们当然可以认识到，血统在人类对亲属联系的理解中，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出现的。尽管如此，人类学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血统是一种特殊的东西。

流在血里的东西是藏不住的

施奈德的工作解构了美国亲属关系，而且在更广泛的亲属关系研究中，促成了一种变化。它表明，只关注骨肉血亲和婚姻纽带，限制了我们理解人们如何在“家庭”层面上看待“亲缘关系”。在因纽皮亚特人的例子中，我们已经观察到了亲属关系的灵活性；我们还从母乳亲属关系这样的系统中看到它们是如何创造团结、联系和认同的形式的。

尽管如此，血仍然是一种非常持久的象征性资源和模板。处于不同时空的人类社群都通过它来表达核心价值和关切。其中最普遍的是生与死，同时它往往又与纯洁和不洁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关注具体得到表达的方式可能有很大不同；例如，在许多文化中，血液也被性别化为与女性相关的事物，这进一步塑造了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动力学。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生物学和人类身体，与社会和文化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爱丁堡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教授珍妮特·卡斯滕（Janet Carsten）是着重强调这一联系的关键人物之一。她的大部分工作都围绕马来西亚展开，包括农村和城市。所有这些工作都集中在她所谓的“亲缘文化”（cultures of relatedness）的某些方面。20血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卡斯滕经常被认为是亲属人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但她对血统的兴趣使她涉入了医学、政治甚至鬼魂的领域。卡斯滕深受施奈德人类学分析方法的影响；她还借鉴了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的开创性工作，斯特拉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英国对亲缘关系的研究界定了亲属关系和性别研究的多个领域。21但卡斯滕最近阐述了一种方法，旨在调整文化描述的范围。因为对她来说，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流在血里的东西是藏不住的”。22

卡斯滕使用这个短语带有讽刺意味；这个英文俗语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本色”（血）最终总是会显露出来。这更接近我们之前讨论的“这流淌在我的血液里”那个思维方式。相反，这不是卡斯滕的意思。她仍然与施奈德和斯特拉森等人站在同一边，他们两人都质疑亲属作为一个既定事实的地位。然而对她来说，这个短语考虑到了一个微妙的事实，即并非所有的符号都是任意的，任何给定符号的物质属性对其含义而言都是重要的。我们可以从物理身体的构成中学到很多。

在这里，我们会简单讨论一下符号学，即对符号的研究。这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与一系列研究兴趣和领域都相关。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通过对“血”的讨论进入这一领域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对人类学家来说，符号学总是与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他所著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一书在其去世后的1916年出版，从此激发了人们对符号学的兴趣。（这本书实际上是由他的学生们整理的讲稿——这对一个教授的声望来说是多么好的证明！）正如书名所示，索绪尔关注的是语言，特别是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语言（而不是语言在具体情境中的使用）。事实上，有很多种类的符号（signs）——或者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说，符号学形式（semiotic forms）——但让我们先从语言开始讨论。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定义为“概念和声音模式的组合”。23例如，“树”是一种声音模式，它让人想起一大个由木头和上面长着的树叶组成，呈波浪冠状的东西。

自从索绪尔的著作诞生以来，人类学界的主导立场始终认为符号是任意的。也就是说，我们用来指称世间事物之概念的词语完全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如果我们不再把猫称为“猫”，而一致决定称它们为“fifilipules”，那么这种动物从此就是fifilipules了。在某些意义上，这个观点没什么特别之处，也不令人惊讶。这些符号当然是约定俗成的。我们甚至不必开始编词，只需指出语言多样性的事实即可: cat（猫的英语），是chat（法语），是Katze（德语），是мышык（吉尔吉斯语），也是popoki（夏威夷语）等等。很明显，这些词经常在词源上相关，并且能指示出这些语言之间的特定历史渊源。[25]但无论如何，我们乐于承认约定俗成的原则。

我们已经看到，当我们思考“家庭”这样的术语时，事情会变得更加棘手。在因纽皮亚特人的语言里，并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应“家庭”的词语。“宗教”也属于这类脆弱概念。或者回顾一下我们对艾斯艾赫人的讨论（第二章），对于艾斯艾赫人来说，我们一般所说的“人类”概念也没有意义。有很多这样的棘手案例，它们会促使人们对事物的秩序提出更多存在主义式的甚至神学式的问题。它们提醒我们，在符号层面上，这不仅仅是找到任何特定语言中所有正确的能指（词语，如“家庭”“猫”和“爱”）来对应它们所表示的所有正确的事物（“实际存在”的家庭、猫或爱的例子）。各门语言并不都是同一张拼图的不同版本，当拼图被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分割成片时，最终总是会组成同一幅图片。事实上，这是一个关于符号任意性的争论实际上会对其产生巨大影响的领域。简而言之，这构成了犹太——基督教思想权威的总体瓦解的一部分。《普通语言学教程》就像在它之前出版的《物种起源》一样，是通往世俗社会科学之路上的一个路标。

在《创世纪》的描述中，上帝先是给天地和昼夜起了名字；然后，在伊甸园里，上帝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由亚当给它们起了名字。当然，随后发生的是人的堕落，这使得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的状态里脱离出来。《创世纪》后文中还提到，世界上的所有人在一个巨大的城市里建造了一座几乎要通到天堂的高塔（巴别塔）。上帝认为它象征了人类的僭越。作为惩罚，他驱散了人们，并“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言语不通”。24在犹太——基督教创世和历史的这些早期例子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看待语言和符号的方式，它与前文中概述的人类学视角有着根本的不同。它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其恰当的名称、位置和意义。

几年前，在英国的一场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辩论中，英格兰与威尔士天主教主教团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由天主教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签署，信中称婚姻是一件圣事，其含义不能被改变。25他们这时当然不是在谈论“婚姻”这个英语单词；他们谈论的是这个制度。但是它背后的逻辑和我前面描述的一样，那就是事物（词语和制度等等）的含义不是任意的，它们根本上不是由人类决定塑造的人工造物。他们写道，婚姻的含义并不“取决于公众意见”，他们呼吁所有天主教徒“确保婚姻的真正意义不会失传”。[26]

所以，关于符号是怎么运作的，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人类学坚持约定俗成原则和任意性原则。大多数人类学家都不会说婚姻有某种“真正的意义”。这里显然与人类学强调文化是一种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如果我们先脱离语言本身，去考虑“物质”的东西，这个原则上就要附加一条警告了。在这里，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作品尤其具有影响力。这部分是因为——与索绪尔不同——皮尔士感兴趣的不只是语言，当然就更不只是抽象的形式意义上的语言。皮尔士对符号学形式的物质属性和性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因为意象和客体的运作方式或存在方式，与声音模式和概念不同。例如，十诫被刻在了石板上这个事实重要吗？当然。石头象征的是坚韧和固定。石头在说：“这些诫命真的很重要。”试想一下，如果它们是被写在尘土上的，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并不是说物质属性决定了某种符号的意义，而是物质属性可以塑造或引导——或者用皮尔士的术语来说，标示——某种特定的意义和联想。

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到“血液”——或者回到Blut（德语），dugo（菲律宾语）和ropa（绍纳语）上了。因为实体的物质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的物质属性，包括颜色（红色）、形态（液态）和来源（身体），都塑造和引导着特定的含义和联系。另外，它也确实是生命所必需的事物。例如，卡斯滕指出，它的液体属性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它在一系列领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的亲属关系，还包括性别、宗教、政治和经济等一系列领域。26让我依次阐述血在每一个领域中的作用，以便读者明白我想要表达的意思。

性别。血液并不总是有性别的，但如果有的话，它通常是女性的，因为它与生育和月经有关。在新几内亚，放血仪式和实践已成为雅特穆尔人（Iatmul）、萨比亚人（Sambia）、古鲁伦巴人（Gururumba）以及其他部族的常见活动。这些通常是为青春期男孩举行的团体性仪式，被认为可以清除他们身上的女性气质；在某些例子里，男子在妻子经期也实行私下的放血。27对经期妇女实施隔离，以及禁止她们做饭和性交，在世界各地也非常普遍。即使在具体做法正在逐渐改变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还坚持其背后的原则。在瓦希玛（Vathima）婆罗门家族中，过去妇女在月经来潮时会被关在房子的后屋三天，这期间不做饭，不洗澡，也不外出。这对保持家庭的洁净至关重要。然而，如今许多年轻的瓦希玛妇女，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城市里或在美国定居的妇女，拒绝遵守这种严格的限制。人类学家哈里普里亚·纳拉希姆汉（Haripriya Narasimhan）发现，这些妇女中许多人把她们的回避时间缩减到了上午的几个小时，或者把室内的活动禁区缩小到仅包括厨房。28这给我们提供了与非洲南部的彩礼相似的，“传统的现代性”的又一个例子；事物变化得越多，就越能够保持不变。然而，血液并不总是被以这种方式性别化的。许多文化对血液有更细致的分类，你不能只是泛泛地谈论血液。例如，在赞比亚的恩登布，血液被分为五类：与分娩（出生）相关的和与妇女（一般而言）相关的——这些属于女性的血液——但也有和杀戮/谋杀相关；和动物相关；和巫术相关的血液。29

宗教。既然我们之前曾谈到过基督教，就让我们从基督的血说起吧。我们无需进一步观察就可以看到：血液在宗教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当然，在基督教内部，我们也有对象征性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变质”（transubstatiated）的圣餐和圣血的食用。这两个例子——受难和圣餐——都是净化和救赎的行为。在这里，血液的功能是净化而非污染。我们不需要再寻找更多的例子了，但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看到，世界各地最重要的献祭仪式都是建立在流血的前提之上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流的不是人的血液，不过在有些案例中，在类似于“终极献祭”的仪式中也会使用人血（如一项对西伯利亚楚科奇人[Chukchi]的研究中描述的那样）。人们更常使用的是有价值的动物的血液：如牛、山羊或驯鹿。在楚科奇人的案例中，虽然他们的终极献祭是自杀——老年人的自愿安乐死——但事实上这很少发生。更常见的是从鹿群中献祭某只驯鹿。[27]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献祭（销毁）驯鹿肉做的香肠。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们就会用刀砍断一根看起来像驯鹿肉香肠的棍子。这一连串的转喻和隐喻联系是由血液连在一起的。30

政治。当然，另一种终极牺牲是一名士兵为了国家牺牲生命。在这里，亲属关系、宗教和政治着实交融在了一起。无数的政治家和雄辩家曾赞扬过那些为国家“流血”的人；同时也有无数反战口号和各种形式的抗议试图反转这个意象。例如“不用鲜血换石油”是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最主要的抗议口号。让我们再一次转向印度，那里有一种绘画体裁专门描绘他们的民族英雄流血的场景。还有一种肖像画是用血而非颜料作为直接的表达媒介。所用的血液是志愿者自愿贡献的，他们将其视为一种爱国的牺牲。31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有些国家在士兵、警察和医院工作人员中不同程度地实行强制献血。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地区，尚比亚人（the Sambia）实行放血仪式（直到1960年代才终止）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把年轻人变成战士。32

经济学。如果你经营银行或企业，你就需要有资产流动性（liqudity）。这是一个源于血液的隐喻，因为货币（或信用）是经济体系的“命脉”。有时，企业需要“注入”现金。我们可以谈谈经济的“心脏”。血液和金钱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好的：“血钱”属于非法交换（用人命来换取金钱）。努尔人生活在现在的南苏丹，他们对金钱的看法非常负面，用“血液”的术语来表达就是“金钱身上没有血液”，他们这样说道。它的意思是金钱不能维系甚至帮助发展社会关系；它缺乏生命力，而努尔人认为人类和牛具有这种生命力。同我们所讨论过的其他群体一样，牛在努尔人的价值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其部分价值与它们的血液有关；它是生命力的源泉，具有生产的能力。努尔人不认为金钱是一种好的投资；生活在一个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一直饱受冲突折磨的国家，金钱从来没有真正与产生“利益”的潜力联系在一起，它似乎只是一直在通货膨胀中丧失它的价值。33泰国的抗议者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赢得了“红衫军”的称号，因为他们将身上穿的衣服浸泡在自己的鲜血中，以表明他们为国家利益做出的牺牲，以及从政府对新经济压力的处理方式中感受到的背叛；红衫军还把自己的鲜血洒到政府大楼上。34

所有这些与血液——无论是其物质形式还是隐喻形式——相关的例子都完美地包含了几项重要的人类学教益。首先，我们再次强调，在我们所说的“自然”和我们所说的“文化”之间作出区分并不容易。这个结论也可以延伸到亲属关系与性别、政治、经济和宗教这些概念彼此之间的界限上。所有这些标签和名称都是不充分的，其中没有一个标记出了某个明确独立的空间。“血液”的物质属性和象征符号属性与所有这些领域的结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符号本身经常可以容纳看似截然对立或处于两极的联想意义。血液就是生命。血液就是死亡。血液可以净化。血液可以污染。维克多·特纳在讨论恩登布仪式中的象征符号时，特别注意到了象征的这一特点。35就血液而言，“生命力”可能是连接他所说的“完全不同的能指”（disparate significata）的最高主题。象征的这个特点并不能成为怀疑论者的托词，以便他们认为所有这些讨论都是模糊和难以捉摸的，因而更偏好确凿的事实。符号的力量及其联想意义背后的逻辑，可能是最不可动摇的事实。

最后，身体本身，以及构成它的东西是我们具象化想象的核心资源。无论看向哪里，我们都会发现人们利用他们的身体作为隐喻和转喻的模板，借以巩固、扩展和探索他们对自己、对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周围世界和头顶天空的了解。我们首先是在血液这个意涵最为丰富的例子中看到这一点，但母乳、心脏、肝脏、皮肤、头部、手（右手和左手通常是不同的）和眼睛等也具有相似的功能。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血与肉。

第六章　身份认同

我们无法以援引学术前辈来开始这一章。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没有真正写过身份认同（identity）方面的内容。它不是个多年来恒久出现在人类学期刊里的概念，而且它绝对像“家庭”一样，是个要想针对它做出跨文化的比较，须得着实下一番功夫的词。

考虑到这个概念今天的重要性和流行程度，你可能会对此感到意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许多人类学研究都与身份认同相关。这种转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常常有意识地使用这个术语。身份认同是自我定义、政治动员和行动，以及政府管理的主要工具，当然，正如每个忧郁的青少年都知道的那样，它也是哲学思考的恒久主题。我是谁？

然而，“身份认同”（identity）并不是一个新词，它的一些主要的当代用法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很久。《牛津英语词典》中“identity”的第一个义项是“在实质上相同的性质或状况”。这可以适用于任何东西——数字、西红柿、星星——但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它在我们关于自我和群体之定义的词汇中占据了首要地位。《牛津英语词典》还强调，这种相同的状况或性质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不变。这和身份认同定义相关的第二个方面同样重要。

人们一般认为，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的研究引领了这种转变。他在初版于1968年的《身份：青年与危机》（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1一书中创造了“身份危机”这个概念。激发埃里克森对青年的兴趣的时代背景，是民权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可能是其中涉及范围最广的1968年的反战和反建制抗议运动，这场运动的范围从墨西哥一直延伸到捷克斯洛伐克。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身份政治都成为批评和自我定义的有力工具。以马尔科姆·X（Malcolm X）为例，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表明他本来的名字马尔科姆·利特尔（Malcolm Little）不属于他自己或他的家族，因为他的祖先在被奴隶贸易贩卖到美洲的过程中被抹去了本名，才被殖民者强加了这个姓氏。这种对名字的强调是讨论身份认同的一种常见路径：它表达了一些我们常常认为是长期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即使环境或历史的力量试图压制或抹去它。从弗朗茨·法农和其他反殖民知识分子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身份认同的关切。从巴西、博茨瓦纳到危地马拉和美国，身份政治成为反殖民运动以及原住民群体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斗争的核心。

观察埃里克森的研究生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风向的转变是如何逐渐发生的，即使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虽然他关于身份和青年的观点可以用于分析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精神，但它们实际上是根植于更经典的人类学关怀之中的。20世纪30年代，在其职业生涯即将开始的时候，埃里克森与人类学家梅克尔（H.S.Mekeel）一起在奥格拉苏保留地（Oglala Sioux Reservation）进行了一项关于教育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埃里克森关于苏人（Sioux）的工作在几个方面上都很有意思，尤其是他对“文明教化使命”给奥格拉儿童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所持的批评立场。他在初版于1950年、公认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一书中讨论了其中的一些内容。这本书有几处提到了身份认同，包括埃里克森对苏族人在多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础”的担忧。2然而，在他1939年发表的一篇基于近期和梅克尔的合作的文章中，他完全没有明确提到“身份认同”这个词。3但是到了1968年，身份认同就已成了头号热门话题。

那么，在这三十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如果我们用埃里克森的作品作为风向标，它说明了什么？其一是我们开始在更大的程度上把自己视为享有权利的个人。从这个方面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三十年。

我们可以将现代权利话语的历史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当然还有美国和法国的革命。然而，最充分和完整地呈现了权力话语的，还要数《世界人权宣言》（UDHR），它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件之一，而且恰好能够作为我们所谓的“现代主体”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标识物。《世界人权宣言》于1948年获得联合国批准，它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人性图景，其中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世界人权宣言》中几乎所有的条款都以“每个人”一词开头。每个人都拥有生命权、言论自由权、信仰自由权、人格发展权、行动自由权、拥有私人财产权、和平集会权和工作权，甚至带薪休假权（第二十四条）。诚然，《世界人权宣言》中也提到了“国家”，甚至“文化”，但只是在它们可能有助于实现，或可能阻碍对每个人的个人权利的认可这个意义上被提及的。家庭也简短地出现了（作为“社会中自然和基本的群体单位”），接近结尾的一处还提到了责任（与权利有很大不同，因为责任要求个人采取行动）。但“个体”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在《世界人权宣言》中，“个体”指的就是“个体的人”。[28]然而，当我自己强调“个体”时，我指的并不仅仅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个人类。我指的同时也是有边界的群体或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谈论“个体”（individuals）时，我们说的经常其实是“个人”（individual people）：约翰、赛琳娜或友子。我们常常把“个人”和“人”视为同义词，这一事实证明了以人为中心的联想模式已经变得多么重要。但我们不应该忘记，“individual”经常是个形容词“单个的”而非名词。我们可以说单颗的嘀嗒糖、单只的鞋子，甚至，没错，还会说单独的组织。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群体权利——有时也称为文化权利——与人权（个人权利）一样是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世界人权宣言》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它没能涉及这一问题。它的写作方式暗示了人们可以脱离文化背景生存。博厄斯学派是《世界人权宣言》最早的反对者。对他们来说，这个文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还觉得，假定每个人都是曼彻斯特或底特律的工厂工人，并以此为基础来架构权利体系是荒谬的（别误会，带薪假期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你是个瓦哈卡[Oaxaca]的农民，这就完全是无稽之谈了）。

20世纪中期的另一个重要转变是，对自我和群体的理解越来越多地被置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的框架之下。在人类学中，全球化被定义为创造“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资本、人、货物、形象和意识形态的快速流动将全球越来越多的地方吸引到相互联系的网络中，压缩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使我们感觉世界变小，距离变短”。4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展开说。不过，在现在这个阶段我想说的是，这种高度互联的一个影响是迫使人们思考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都变得一模一样了吗？全球化是在强行弭平差异，代之以整齐划一的景象吗？

面对这些问题，一种反应是坚持强烈的文化认同。以伯利兹（Belize）为例5，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伯利兹人家里安装了卫星电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伯利兹与其前殖民宗主国英国之间的联系就被破坏了。当地人民不再依赖由后殖民国家广播系统提供的电视内容，其中许多都是从BBC和美国广播网回收的旧节目和过时节目。在重要的方面上，当地人开始感觉自己与更广阔的世界有联系——或者说，感觉自己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参与到当下中来。卫星电视是实时直播的；它并不是在转播别人的节目，也没有延迟，在此之前，只能看延迟的转播节目给伯利兹人打上了“落后”的标签——一种挥之不去的殖民地意象。突然之间，他们开通了有线新闻频道，还可以收看美国的棒球比赛（非常受欢迎）。卫星电视是进入全球舞台的标志，在重要的方面上起到了赋权的作用。但对一些人来说，这也引发了他们对伯利兹身份认同的担忧。我们部分地能从这个时期里发生的另一个转变看出这点：伯利兹音乐传统，包括“朋塔摇滚”（punta rock）风格（跟卡利普索[calypso]风格有点像）的飞速流行。而在旧的殖民地关系模式下，这种本土音乐被视为某种古怪落伍的东西，而现在它成了真正的兴趣和骄傲的来源。它是特别的；是一个展示本土才华的渠道，也是对“世界音乐”这个不断扩张的音乐流派的贡献，但它不会在MTV台播出[29]。

从这里我们学到的是，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文化差异的丧失。人类学家经常发现，文化同质化的威胁，无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都是确保新的文化繁荣的最佳途径。有时人们会重振传统，如伯利兹人对传统民乐的复兴。有时他们会发明传统。通常他们会将两者结合。这样想：小提琴（violin）也可以称为民俗提琴（fiddle）。如果你是维也纳人，你可能会期望它是用来演奏协奏曲的。但在科克郡（County Cork）或埃尔金斯（Elkins）或西弗吉尼亚州的演奏家手中，你的这种期待不可能被满足。弦乐器的传播并没有成为全球化辩论的一个主要焦点，但我要证明的这个观点，同时也适用于从电视、手机、可口可乐到由联合国组织和致力于人权运动的非政府组织分发的《世界人权宣言》小册子等许多其他的东西。

我是以一种高度概括的方式呈现伯利兹这个案例的。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人们很容易承认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是可以改变的。所有身份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部分与历史和社会因素有关。在英国殖民统治和全球化的突出背景下，即使是像一个新的电视平台这样看似简单的事物，也能促成这种变化。

事件的发生在身份认同的等式中总是很重要。环境、视角和地点也是如此。似乎每个曾就身份问题写作的社会科学家都提出过这一点。身份是相对的。它会参照他者来校准自己的位置。当我在加纳时，我说我来自美国（但我住在伦敦）。当我在美国东海岸地区时，我说我来自纽约，但如果我在加利福尼亚，我可能会说我来自东海岸。当我在纽约时，我说我来自州府都会区。当我在州府都会区，即奥尔巴尼地区（Albany area）时，我说我来自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发音为[skə’nektədē]以防你不会念；在莫霍克语[Mohawk]里是“松林外”的意思）。当我在斯克内克塔迪的时候，我说我来自公园附近的街区，或者说我曾在林顿高中（Linton High School）上学之类的。如果在这些地方和我交谈的人是位人类学家同行，而我们又说到了斯克内克塔迪这一步的话，我可能还会提及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那里读过大学。这些都是“身份”——或者至少是朝向身份识别的努力——而且这些身份都是我。

还有网络社交媒体的增长，这些媒体让用斯克内克塔迪和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为自己的身份定位的行为看起来像是小孩子的稚拙游戏。人类学家对网络社交生活和虚拟世界的研究展示了我们如何充分利用网络空间和其他媒体来构建新的身份。以《第二人生》（Second Life）为例，它是运行时间最长的虚拟世界之一，现在有超过100万的用户。在《第二人生》网站上，人们被邀请加入并创建他们的“化身”——他们的网络存在。我们被告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创建、定制和完全改变你的虚拟身份。”6在《第二人生》中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汤姆·波尔斯多夫（Tom Boellstorff）告诉我们，在里面男人们可能会以花栗鼠、精灵和性感撩人的女人的身份示人，一个成年人也可以将自己的身份设定成小孩子，甚至被“虚拟地”（vitually）收养。7然而，对虚拟世界的人类学研究清楚地表明，事情发生在虚拟世界中，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真实的，也不意味着一切只是游戏所以无关紧要。一位女性在《第二人生》的宣传视频中说：“化身代表了我内心中真正感觉自己是的那个人”。8正如波尔斯多夫等人所指出的，虚拟身份正在成为真实。它们代表了一种更普遍的趋势，即把自己看作自我塑造的产物。于是，那个刻板印象中的青少年问题——我是谁？——正在被一个更开放的后现代问题所补充：我想成为谁？

回到种族问题

然而，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身份可以改变并且是情境性的，但人们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认为身份是固定、持久和难以抹杀的，即使在一个由享有权利，并可以自由表达其个性的个体组成的全球化世界中也是如此。记住，流在血里的东西是藏不住的！这不是在珍妮特·卡斯滕所使用的那种微妙的意义上，而是我们在种族主义和一滴规则的逻辑中见到的那种简单粗暴的思维方式。

在这里，我想回到种族问题，因为每当谈到这类与身份认同相关的问题，它都是对人类学家提出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一方面，人类学研究可以用来表明，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种族是一个迷思。而另一方面，就像所有迷思一样，它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种族本身可能是个迷思，但作为概念的“种族”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类别。

这个领域的标志性研究之一是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出版于1942年的著作《人类最危险的迷思：种族谬误》（Man’s Most Dangerous Myth: The Fallacy of Race）。蒙塔古是弗朗茨·博厄斯和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学生（虽然他是从马林诺夫斯基在伦敦的研讨会上接触到人类学的）。他的研究涵盖的材料范围之广令人难以置信，从生物科学研究到思想史——后者清楚地表明，现代的种族概念植根于欧洲殖民主义。当然，就科学而言，1942年的证据基础没有今天这么广泛。到了20世纪90年代，体质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已经清楚地表明，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人类只有一种；用更专业的语言来说，就是不存在人类的“亚种”。特别是与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物种相比，人类种群中的遗传多样性很小。此外，关于不同进化谱系（非洲或是欧亚）的假说——在蒙塔古的时代更为常见——受到了通过分子遗传学追踪进化历史这个领域的研究进展的质疑。正如该领域一位著名的研究人员所说：“全人类（是）一个单一的世系，有着共同的长期进化命运。”9

在第一章中，我提到了露丝·本尼迪克特支持同一观点的论述。当然，本尼迪克特没有今天我们能够获取的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数据；她更多地是以文化和习俗作为论据。然而，做出这套论述很重要，并且她针对的是弗吉尼亚州的州登记官这样的人。他们反对所谓的异族通婚的立场是基于种族主义主张的，即任何人只要携带一滴“有色人种的血液”，那么“黑鬼特征”（Negro type）就会在他们身上出现。为了反驳此类将种族和文化行为相关联的论点，本尼迪克特使用的一个例子是假想中的“跨种族”收养。她写道：“一个被西方家庭收养的东方人孩子也会学习英语，向养父母展示出与那些当下和他一起玩耍的孩子们相同的态度，并在成长过程中做出和他们一样的职业选择。他会习得收养他的社会的一整套文化特征，而他真正的父母所在的群体却不会在其中发挥任何作用。”10所有这些论述都是为了服务于她反种族概念和反种族主义的观点：“文化不是一个生物学传播的复合体。”11不存在什么“流在血里的东西”可以显露。没有真正的黑人、白人、西方人、东方人或其他这类的种族身份。

然而，本尼迪克特通过转向文化来摆脱种族生物学的尝试是一种误导。在美国、英国或任何其他东西方文化遗产同时存在的现代国家，你可以非常肯定，孩子“真正的父母”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将在确定身份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没错，这不是因为流在血里的东西必定藏不住。而是因为这个孩子身边的许多西方人会认为——不管他们是否说出来——这个孩子的血缘的确意味着某种东西。这会迫使孩子思考他与他的种族身份的关系问题，即使这也意味着他会落入两者之间的尴尬处境。

在前文关于种族和文化的讨论中，我还提到了同时代的李·贝克的研究。贝克是杜克大学的教授，他的大部分著作都与人类学的历史相关，并特别关注那段博厄斯和他的学生参与的，关于种族和文化的辩论。然而，我现在要着重讨论贝克的个人经历，因为他在一部著作中用它来证明和身份认同相关的一个重要观点。12贝克是非裔美国人，但他被一个白人（瑞典路德宗）家庭收养，在俄勒冈州一个几乎都是白人的社区里长大。然而，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开始从种族的角度思考作为一个黑人的问题。这始于那些收垃圾的人——据他的自述，这些人是在1969年他三岁时，遇到的仅有的其他“黑人”（hegros）。他对这些人的认同感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他周围的环境——那些说出口的和没有说出口的话，有时来自他充满爱意和善良动机的父母，有时也来自学校里怀有恶意的残忍同学。他告诉我们，在从童年到上大学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努力当一个黑人”。他写道：“必须要么学会表演成白人，要么效仿黑人的想法，一直在我的社会化过程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13

贝克不可能是本尼迪克特假想的那个被收养人。虽然在本尼迪克特的宏图中，人类学家可以庆贺自己成功揭示了种族概念只是文化建构的产物，但危险在于我们假定自己对这一事实的了解，能对整个世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用贝克的话说就是，“种族在美国既是一种彻底的假象，同时又是一种坚固的现实”。14生物学上的虚构；文化上的事实。遗传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也认识到这一点。在近期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一组研究人员确切地承认了贝克提到的悖论。他们认为，我们不能忽视种族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文化意义，但“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学院和医学院应该召集一个包括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专家小组，就如何研究人类的生物多样性提出建议，以摆脱将种族作为实验室研究和临床研究中的分类工具的做法”。15

马什皮的身份认同

没有什么案例能比马什皮（Mashpee）印第安人更能证明现代身份认同的混乱状态了。16马什皮是马萨诸塞州科德角（Cape Cod）的一个小镇。1976年，马什皮瓦帕侬（Mashpee Wampanoag）部落理事会代表约300名成员，向联邦区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获得对约四分之三乡镇土地的权利。他们的这一举措是当时美国境内一个更大范围运动的一部分，即美洲原住民要求土地和主权的运动，特别是在东北部地区。事实上，此事是这一波浪潮的开始。从巴西到印度再到澳大利亚，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群体都纷纷宣称对土地拥有权利和主权。到1980年代初期，“文化权利”的概念开始出现，并与人权共同成为一个具有强大道德力量的重要问题。而这些权利主张的力度往往取决于将他们召集在一起的身份政治的力量。

其中许多努力都取得了成功。澳大利亚在1976年和1981年制定了几个重要的土地权利法案。在巴西，1988年宪法正式承认了原住民的权利（这并不是说它导致了即刻的转变）。在危地马拉，里格贝塔·曼珠·蒂姆（Rigoberta Menchú Tum）于1983年出版了自传《我，里格贝塔·曼珠》（I, Rigoberta Menchú）并引起人们对玛雅人困境的关注，可以说他成了第一个“全球原住民”。然而就马什皮人而言，有一个初步问题需要回答：首先，他们能否被合理地识别为一个原住民群体？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吗？

马什皮自1869年建立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印第安城镇”。而且自清教徒时代起，马什皮就与一个曾被叫作南海印第安人（South Sea Indians）的团体有联系。这种承认是非正式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印第安人家庭一直主导着乡镇政治，这使得他们能够享有某种主权和自治。然而，在1960年代，随着科德角成为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旅游和养老目的地，该镇的人口平衡发生了变化，印第安人失去了对政治的控制，也失去了人口上的多数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比例一直是3 : 1。而到那个十年结束时，这个比例几乎变成了1 : 4——情况完全逆转了。虽然印第安人最初对旅游业带来的新税收和商业收入表示欢迎，但后来关于过度开发的怨气就变得越来越多，特别是他们还因此失去了过去狩猎和打鱼的土地。部落理事会于1972年成立，并与1974年向印第安事务局提出认证请求。

长期以来，是马什皮的政治控制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群体认同感。该地区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承认并接受了这一点。然而除此之外，马什皮瓦帕侬文化并没有很多明显的区别性特征。尽管曾有过几段文化复兴时期，但都是偶然的。虽然一些文化传统幸存下来，或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经验，但它们很罕见而且互相之间缺少联系。他们的政治结构本身不是“部落”式的；印第安人的统治基本上依靠小镇的习俗和州法律。原住民语言万帕诺亚格语（Wôpanâak）或马萨诸塞语（Massachusett）在19世纪时已经消亡，所以并不存在语言上的纽带。这里也没有牢固的原住民宗教传统：大多数印第安人都是浸礼会教徒。

联邦法院的审理程序持续了41天，在此期间，原告们试图描绘一幅“部落身份认同”的图景。这一图景并未消失，而是浸入到了新英格兰地区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动态中，并对其做出了灵敏的调整和反应。追溯到清教徒时代，部落委员会认为当初他们的祖辈皈依基督教只是为了生存。皈依能帮助他们融入当地和区域经济，在马萨诸塞州发挥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明智之举。否则他们怎么可能生存下来？为了加强他们的论点，印第安人可以指向那些复兴出现的时期，包括19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换句话说，对原告来说，他们的印第安人身份一直是持续的，而且是真实的，但由于被殖民民族经常身处权力上的弱势地位，因此他们没有许多明显的外部特征。

辩方律师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辩称原告部落理事会所描绘的，在面对外部压力时保持核心身份完整的努力，实际上只是“美国故事”的另一个版本。马什皮的印第安人已经变成了美国人。他们已经被这一体系同化，因此不能正当地宣称他们不是美国人。他们的文化在哪里？

原告传唤了几名人类学家作为专家证人。辩护律师（更不用说法官）把他们问得狼狈不堪，节节败退，因为人类学家拒绝按法庭系统要求的以“是”和“否”来作答。文化，正如我在这本书中不厌其烦地解释的，不是一件容易描绘或定义的事物；文化身份不能被简化为打勾或打叉的是非题。简而言之，辩方称这种身份认同并不存在。马什皮人看起来不像美国大众想象中的印第安人，听起来不像印第安人，行为也不像印第安人。简而言之，马什皮不够有“文化特性”。他们的观点赢得了胜利。马什皮人败诉了。

马什皮案处于原住民身份政治的灰色地带。那些更为黑白分明的案例成功地满足了我们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找到的对身份认同的定义——在实质上相同的性质或状况，而且在时间的推移中保持不变。当法庭、政治精英或任何主流公众成员被要求考虑马什皮人提出的这类要求时，他们期望看到的往往是能够被展示出的、丰富多彩的差异。

如果想成为原住民，你需要展现出显著的不同。你得是“传统的”，在字面意义上把你的文化“穿戴在外”。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环球旅游业。如果你去过肯尼亚的野生动物园木屋或巴厘岛的度假胜地，很可能你一下大巴车，就会有一群“当地人”围上来迎接你。他们会随着传统音乐起舞，张开双臂欢迎你。不过，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你就可能会意识到，在你的大巴车离开后，而下一趟车还没来的时候，那些当地人可能会掏出他们的智能手机刷刷脸书。

身份和种族一样，既是一种彻底的幻象，也是一种坚固的现实。身份就像种族一样，我们既把它当作自然的，又当作人造的。我们假设它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但我们也承认它是一种表演——有时是字面意义上的——例如，在肯尼亚的野生动物园木屋跳舞的马赛人（Masai），或者是《第二人生》中的花栗鼠人——有时则更多地是在探索日常生活和社会期望这个意义上，正如贝克所解释的，自己在美国长大成人的经历。

语言的认同

如果20世纪70年代马什皮人还会说马萨诸塞语（Massa-chusett）——哪怕只有社区里的少数老年人还在说——他们的案子将无疑更有胜算。语言和文化常常被看作一个硬币的两面。就像血统一样，它常常被理解为人格和身份构成的本质，就像你脸上的鼻子一样重要。母语；母乳；血统：这是一个清晰的比喻链条。

在人类学的四个领域中，社会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往往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从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是有实际意义的。你可以在伦敦或拉格斯（Lagos）做你大部分的田野调查，而且不需要借助古病理学记录或用碳素测定年代的罐子碎片。但是你不可能不注意语言。

并非所有的语言人类学都涉及田野工作，或者密切关注正在使用中的语言。你从语法、句法或抽象的班图语（Bantu）名词类别的比较结构，即从文本资料和记录中学习到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但它能告诉你的东西，和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所得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区别有时被称作langue（语言）和parole（言语）的区别，这两个标签出自索绪尔的工作（他专注于langue）。然而，语言人类学的大部分研究都聚焦在语言的使用——parole——上，因此它有时也被称为社会语言学，换一种更术语化的表达方式就是语用学。这个研究传统的兴趣之一，就是语言使用者如何理解其文化价值。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语用研究中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就是专家称之为“语言意识形态”（或“语言学意识形态”）的东西。17我想在这里花些时间来解释这一点，因为它非常有助于理解身份认同研究的文化进路。事实上，更一般地来说，如果你了解一些关于语言意识形态的内容，你就会对文化的运作有出色的洞察力。

我们都有一套语言意识形态。我们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想到过它，但我们确实有。基本上，这意味着我们对语言的结构、意义和使用都持有一定的假设或信念。我们的语言意识形态能够显示出我们如何理解一些事情，比如事物的秩序和权威的本质，什么价值观是重要的，甚至我们是如何看待现实的。

语言意识形态的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像我在这本书的其他几个地方所做的那样，引用《牛津英语词典》中词语的定义。18这告诉了我们什么？我认为——或许我认为你会觉得——字典定义告诉了我们单词的真正含义。这反过来告诉我们，我——或者你，或者我们——假定真理或真实是由专家提供的文本信息所授权判定的。我从来不会写下：“正如我妈妈曾经告诉我的那样，身份认同就是实质上相同的性质或状况”——如果我希望你把这个定义看作一个权威定义，我就绝对不会这么做。在这类问题上，与人相比，我们更相信书本，与普通人——哪怕是我们的母亲——相比我们更相信专家（尤其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专家？）。

另一个很普遍的例子与此相关，也是我在这本书中做过的事情：追溯词语的词源。“在它最古老的、来自拉丁语的用法中，‘savage’的意思是……”我在第二章写下过一些非常类似的内容。这告诉我们什么？这意味着我认为，或者我认为你会觉得，一个词的真正含义也与它的原始用法有关。在我使用一个词的时候，这个词的一些隐藏的原始形态往往会让人觉察到。例如，“宗教”（religion）这个词来自拉丁语中的religare，是“联系”的意思，以及religio，是“神圣/崇敬”的意思。啊，没错！宗教是关于社群的——以及人与神之间的联系！——还有那些神圣的东西。这就概括了宗教的关键要素。当然，在西方，拉丁语和希腊语有着特殊的威望（这反过来显示出我们对古代有特别的重视）。这也说明意义的形而上学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持续存在。我们当中那些坚定的无神论者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觉得，只有天主教的主教才能认为“婚姻”有一个“真正的意义”。

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事实上，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和一位无神论者有关——喜剧演员兼作曲家蒂姆·明钦（Tim Minchin）。他是那种把“不信”当作使命来传播的无神论者，而不只是那种独善其身的无神论者。有一次，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即超自然或神秘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他在一个文学节上对满场观众说道：“我希望我的女儿明天死于车祸。”19现场顿时能听见许多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他这样说，充分体现了英语意识形态的一些特点。第一，我们所讲的话应该是真诚的；我们倾向于把语言看作真理的媒介。你要说你真正想表达的。强调这一点不是他说这些话的本意，但他的话仍然体现出了这层意思。他真正想说的是关于我们语言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认为我们讲的话不仅可以对他人产生实质影响，而且可以对事态的发展产生实质影响。“如果你说不出好话，就什么也别说。”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说了一些事情，然后担心它不会发生时，我们就会说“摸木头”或者真的去摸木头[30]。“他会得到这份工作的！摸木头。”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说“摸木头”，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种咒语式的表达，“魔法”的效果。这正是一个狂热的无神论者想要挑战的。明钦试图将听众们从充满迷信、语言意识形态化的昏昏欲睡状态中解脱出来。他试图说服他们（a）没有超自然力量在那里一直听着，只等着你说出一些鲁莽的话；（b）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话对此后的事态发展均无任何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狂热的无神论者认为祈祷是不理性的行为）。

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语言人类学家都为绘制现代西方社会语言意识形态的宏观地形图做出了贡献。20他们认为，简单地说，我们在当代西方发现的语言意识形态有两大类型：本真性（authenticity）意识形态和匿名（anonymity）意识形态。虽然在某些方面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但在最近关于加泰罗尼亚语言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的一项重要研究中，人们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凯瑟琳·伍拉德（Kathryn Woolard）在她近期的一部研究语言意识形态的重要著作中所说的“社会语言学自然主义”。21我想在下一节中回到对这项研究的详细描述，但现在让我们先来关注一般性的论点。

本真性意识形态与我们在本章中已经讨论过的许多内容有关。它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暗示着我们的语言表达了我们作为个体和整体的某种本质。“本真声音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标识了说话的人是谁，而不是所说的话是什么。”22在流行文化中，有一些关于这类刻板印象的经典案例：这位风度翩翩的法国人，其风度和他悦耳流畅的甜言蜜语联系在一起。这位深刻的俄国诗人，其深邃的思想和用语言捕捉冬日阳光所显露出来的事物的能力，与她的诗句息息相关。但强调本真性的动力往往来自身处少数人群的地位。例如，它一直是魁北克和布列塔尼（Brittany）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在少数族群社区，特别是在贫困的城市地区，这种现象也很普遍。阶级也可以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并且可以从人的口音和发音中体现出来。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语言的语域都与当地的社群特征挂钩，牢固地根植于一个地方，并经常表达一种特殊的特征或感性。我们可以从伦敦东区（Cockney）口音、纽约居民或西海岸说唱的特殊表达，以及索韦托（Soweto）俚语的特性中看出这一点。正如我们可能猜到的那样，这种本真性是无法被习得的。你要么有本真性，要么没有。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一些人试图“获得本真性”或想要“放下身段”“和普罗大众打成一片”。主流政治人物经常在这方面出丑。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托尼·布莱尔都因为他时不时地想从带有牛津和威斯敏斯特特权阶层的一本正经的英语口音，滑向属于“社会中坚力量”、真实的民众和工人阶级式的“码头英语”而受到嘲笑。在这些时刻，他试图听起来像个来自巴兹尔登（Basildon）的男孩，虽然每次他这样做，都似乎只是让自己更加惹人讨厌了。

匿名意识形态就是隐藏在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合法性背后的东西。英语是世界上最为通行的语言。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期望它标记具体位置，而是期望它超越任何具体位置——成为一种属于所有地方，同时又不属于任何地方的语言。因为英语成了全球通用语，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尤其是在英国——曾不得不出于这种全球性的认可，而放弃一些最强烈的对本真性的要求。诚然，很多人，也许特别是美国人，都喜欢一口纯正的英式口音。但是那些讲英语的美国人会认为自己和休·格兰特甚至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同样的程度上“拥有”英语。这种意识形态对于公共领域的正常运作是极为关键的。在这里，它不仅仅是关于像英语或西班牙语这样的全球语言，而且是关于任何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如何在一个包括不同群体或社群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印度尼西亚语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是为了在一个有300多种语言的岛屿国家创造一种共同的沟通媒介，而人为创造的。

正如我们可以理解的那样，本真性和匿名性这两种意识形态常常适用于同一种语言；区别取决于间隔的程度或上下文语境。如果你来自埃塞克斯（Essex）的巴兹尔登，你完全有可能：（a）因为托尼·布莱尔试图说起话来就像他是在你家隔壁长大的那样而感到厌烦；（b）同时支持联合国以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因为你会承认它平等地属于每个人。事实上，如果联合国秘书长以葡萄牙语、韩语或阿肯语（Akan）发表公开讲话，特别是向国际或全球听众发表公开讲话的话，可能会被视为分裂或排外的表现。

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基础，就是伍拉德所说的社会语言学自然主义。这意味着所讨论的意识形态被认为是自然的、给定的。换句话说，本真性或匿名性的权威并不被看成是人为选择、政治工程或经济环境的结果。

从人们到表演

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期间，我们看到了诉诸身份认同话语数量的上升，那么从那以后，其他的转变也发生了。就研究而言，人类学家仍然经常会发现一种期望或预设，即文化身份认同就是这样的——它们不能真正地被改变。异国情调仍具有很高的溢价；马赛人仍然可以在野生动物园营地里找到兼职，为英国游客跳舞。

但在21世纪初期，一种更具表演性的身份认同观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这一点不仅在《第二人生》化身们所在的虚拟世界中显而易见，而且在一个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也就是欧洲民族主义运动中，也能发现这个趋势。

民族主义在欧洲并不总有一个好名声。除了某些例外，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都是右翼分子，而且往往是极右翼：例如匈牙利的尤比克党（Jobbik），法国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等。这类政党公开地或以吹狗哨[31]的方式进行仇视异族的勾当。他们对身份认同的理解，是那种20世纪特有的、“流在血里的东西终将显露”式的，而他们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是建立在本真性和社会语言学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的。英国国家党甚至会反向使用帝国话语来补充自己的论点：他们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说，伦敦的陶尔哈姆莱茨区已经被第三世界移民“殖民”，而“原住居民”失去了自己的家园。23

加泰罗尼亚则不同。1978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垮台后，西班牙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加泰罗尼亚从此成为17个“自治社区”之一，可以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并享有高度自治。就人口而言，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大的社群之一，也是最富裕的之一。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有别于西班牙语（或用西班牙人自己的叫法，卡斯蒂利亚语[Castilian]）；它不像人们有时误认为的那样，是西班牙语的一种方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加泰罗尼亚语的权威性就建立在前文描述的本真性意识形态之上。加泰罗尼亚人这一身份属性被认为是天生的，而不是被塑造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本地根基和“母语”的极度重视渐渐让位于一种更加灵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后者中的本真性是可以被创造的，而不只是个既成事实。

伍拉德于1979年，也就是后佛朗哥时代的初期，开始研究加泰罗尼亚身份政治。对语言人类学家来说，这是个非常明智的田野点选择。加泰罗尼亚语作为一种语言，有着庞大而稳定的母语使用者群体；它在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活动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被用以彰显加泰罗尼亚的独特性。此外，由于加泰罗尼亚的经济实力相对于西班牙其他地区而言更加雄厚，因此其语言和身份具有一定的声望价值。但加泰罗尼亚语母语者不仅仅是整个西班牙大背景下的少数族裔；在自治区内部，也有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是1900年之后才移居到这里。即使在今天，这里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将加泰罗尼亚语作为第一语言；而有55%的人以卡斯蒂利亚语为母语。24

从自治初期开始，加泰罗尼亚的新政府就实施了一系列语言政策，以增强一种明确的民族认同感。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教育系统实行的。20世纪80年代，学校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开设加泰罗尼亚语课程，一开始是作为选修课，但最后政府要求学校以其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到了21世纪前十年，大部分课程都是用加泰罗尼亚语授课的了。

鉴于教育政策对伍拉德所说的加泰罗尼亚“身份认同计划”（project identity）的重要性，她花了大量时间在学校进行田野调查也就不足为奇了。1987年，伍拉德在一所高中里研究了一个班级的青少年，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班的学生在观念上是亲近加泰罗尼亚的。学校招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孩子，所以来自加泰罗尼亚语和卡斯蒂利亚语家庭的孩子都在一起上学。其中讲卡斯蒂利亚语的学生往往是工人阶级移民的子女或孙辈。伍拉德的发现大体上证实了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情况，即认同政治是用本质主义的术语来界定的。讲加泰罗尼亚语和讲卡斯蒂利亚语的人通常被认为是不同的，后者来自工人阶级家庭，不被认为是本地人（即使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代）。在与青少年的谈话中，伍拉德听到他们说卡斯蒂利亚语比加泰罗尼亚语更粗鲁、无礼、没有教养。“这么说吧，说卡斯蒂利亚语的人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一个年轻人这样说道。25尽管这话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但它也从另一个角度得到了证实，即操卡斯蒂利亚语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表达了一种被组织（和同侪群体）边缘化的感觉。一些卡斯蒂利亚语使用者也说到过，当他们用加泰罗尼亚语讲话时，会感到一种尴尬和羞耻，好像他们是在假扮什么人，好像他们没有真正的权利这样做。

2007年，伍拉德重新找到她在20世纪80年代初次见到时还是学生的那批人。在大多数母语为卡斯蒂利亚语的人身上，她感觉到了一些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中许多人当年曾经表达过有被排斥在民族主义者“身份认同计划”之外的感觉。而现在，这些已经三十多岁的男人和女人几乎都开始认同自己是加泰罗尼亚人，并且越来越自信地说着这种语言，甚至有种主人翁的感觉。他们青少年时期受到的伤害并没有消失：他们感到的排斥是有意义的和真实存在的。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把这归结为青春期必经的心理磨难。此外，对他们来说，作为加泰罗尼亚人的身份认同并不一定与更大意义上的政治项目或政治宣言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强调这只是个人行为，并嘲笑强烈的民族主义表达。他们对身份认同的看法已经变成“两者并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模型”。26

2007年伍拉德返回这里之后，她不仅找到了许多最初的田野调查对象；她还在同一所学校做了一次重复研究。她发现情况已经和前一次完全不同了，在其中，形成身份认同方面的障碍并没有消失，但它现在与你在家所说的语言无关了。这一次，青少年不再像1987年时那样认为语言是身份的组成部分；加泰罗尼亚语和卡斯蒂利亚语失去了这一标识性功能。当伍拉德问及他们是如何判断彼此的身份时，没有一个年轻人把语言当作一种标识物。一切都取决于个人风格：衣服、音乐和其他青春期少年关心的事物。换句话说，作为一种语言，加泰罗尼亚语已经变得更加匿名——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作为一种身份，它对选择采用它的任何人开放，首要标准是强烈认同身份本身的独特性。“我们这方面没有问题。”伍拉德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人们这样说。27

伍拉德很清楚这种温暖人心的陈述背后掩盖了什么；加泰罗尼亚的局势比这要复杂得多，我们还听到当地讲卡斯蒂利亚语的人说，他们感到不自在和不被接受，他们仍然在被边缘化。就更不用说最近从非洲和其他地区涌入加泰罗尼亚的一波波移民了。但无论是在人际层面、微观层面，还是在国家政治的层面，这种转变都是显著的。2006年至2010年间在任的加泰罗尼亚总统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工人阶级家庭；他的加泰罗尼亚语很差，因此经常受到嘲笑。但他确实当上了总统。从2010年起，加泰罗尼亚人开始抗议，要求脱离西班牙其他地区，获得独立。2012年9月，超过150万人在巴塞罗那街头游行，争取为自己的未来“做决定的权利”。横幅上写着“Catalunya, nou estat d’Europa”——当然是用加泰罗尼亚语写的（意为“加泰罗尼亚，欧洲的新国家”）。但在那次游行和随后的许多竞选活动中，走在队伍前列的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和典型的民族主义者。说卡斯蒂利亚语的本地人也和他们站在一起。

今天的马什皮

1976年的那次法院判决并不是马什皮部落理事会的末日。他们坚持不懈，并于2007年在印第安事务局（BIA）的一项裁决中成功使联邦承认了他们的部落地位。在《最终决定》（Final Decision，简称FD）中，BIA长篇大论地引述了1970年代的判决，表示与当时的意见相反，现在他们认为文化独特性不是承认其为独立社群的必要标准。在这方面，FD对支持辩方的专家证词作了坦率的评估：这些既不重要，也不现实。这是无关紧要的，是因为BIA规定他们“不要求申请人保持‘文化独特性’才能被划为印第安部落或社区”。因为期待某种文化不发生任何改变是不现实的。在这一点上，FD尤其表示怀疑，它提到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要想得到法官的赞同并得到陪审团意见的支持）“需要未经改变的文化，包括维持传统宗教和基本完整的社会自治，不受非印地安社会的影响”。28

2001年，一位著名的法律人类学家发表了一篇关于文化与权利的论文，她在论文中指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状况。29一方面，文化总是在变化和流动之中，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界人士和联合国早就认识到，我们对权利的理解也需要改变、修改和扩大。自1948年那部聚焦个体权利的《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以来，国际社会逐渐批准了一系列以儿童、妇女和原住民社群等更具体和明确的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宣言和公约。另一方面，尽管有这些不同的认识，但在以权利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和政策决定领域，文化和权利往往像之前一样，仍被视为彼此对立的和不变的。

我不知道BIA关于马什皮的《最终决定》的作者是否读过很多人类学文化理论，但任何人类学教师都会欣喜若狂地看到这样一种驳斥意见，即反对印第安人必须拥有“不变的文化”，才能被承认为一个具有基于群体的权利的独特社群。

然而，文化的意义，对马什皮的社群意识和身份认同来说绝非无关紧要。自它在20世纪70年代成立以来，部落理事会一直把文化放在它对主权和认可的争取活动的中心位置。1993年，一个“语言寻回计划”启动了。它的创始人说：“恢复我们的语言，是修复文化缺失和伤痛的一种方法。能够理解和说这种语言，意味着可以像我们的祖辈前人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看待世界。这只是让我们与我们的人民、地球以及造物主赋予我们的哲学和真理保持联系的一条道路。”302009年，部落理事会设立了一个语言部，以此来“承认语言对于保护人民的风俗、文化和精神福祉的核心作用”。31在所有这一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语言的本真性意识形态。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现在也同时认识到，本真性是必须被积极培养的，它无法凭空出现。

第七章　权威

1971年，当安妮特·韦纳（Annette Weiner）第一次来到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追随已故的伟大的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足迹时，她被他的呈现和分析中的缺失所震惊。所有这些大人物都有其批评者，所有人类学的描述都是片面的——即使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用极度自信的口吻说话，似乎暗示着他是一个例外。但是，如果我们把马林诺夫斯基的论述看作全面的——而且是权威性的——我们就错了。韦纳明确地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完全没有提及许多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家庭生活有关的、重要的方面和场域，而它们多与妇女有关。1比如，阅读马林诺夫斯基的作品，你可能会认为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妇女在生产和交换领域毫无作为。他把重点放在了库拉圈和围绕它进行的次级交换上。所有这些交换都是由男人进行的。

事实上，你可能认为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案例只是证实了一个关于性和性别角色的常见刻板印象：男人生产，女人繁衍；男人是公共的，女人是私人的；男人执行“文化”（比如政治和工作这类事务）而女人执行“自然”（比如生育和烹饪）。但你错了。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例子出发，韦纳指出了这一思路的几个问题。一是它没有描述当地的实证情况。女人也从事生产：她们用香蕉叶和纤维制作布料。她们还控制着它们的流通。这种布料非常有价值，因为它对维护强大的母系传承和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文化是沿母系传承的）。在母系亲属死亡时，妇女会分配布匹财富以清偿死者一生中积累的社会债务。理想情况下，这些布料应该是新的，未被使用过（这与库拉宝物非常不同，后者随着时间和流通而增值），因为新象征着母系的纯净。虽然这不是一种直接的政治或经济权威的形式，但布匹确实为妇女提供了重要的行使能动性和自主权的渠道。换句话说，两性关系的等级并不像我们从其他描述中看到的那样，是泾渭分明且一成不变的。

韦纳指出的另一点是，马林诺夫斯基再现了他自己成长环境中的偏见。一言以蔽之，他的叙述是男性中心的。“对我来说，”韦纳写道，“我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生产和交换香蕉叶的是男人，马林诺夫斯基还会忽略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香蕉叶财富吗？”2在考虑民族志权威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本地人”可能拥有不止一个观点这一事实。在这本书里，我多次引用马林诺夫斯基对人类学使命的那句著名概括：呈现“本地人的观点”。我们现在肯定可以理解，一个更恰当，虽然不是那么简洁上口的总结应该是，呈现“不同本地人的诸多观点”。不仅仅是“他眼中的他的世界”——这是马林诺夫斯基1922年时使用的代词——这目光和这世界，首先也应该是“她的”。

在这一章的开始，我先是回头讨论了人类学的运作机制本身，它呈现事物的方式，而不是它的发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关注“权威”问题时，最好的人类学，总是在讨论权威在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总体动态中应该如何被定位和被理解的同时，也不忘反思自身。

在这方面，马林诺夫斯基给我们上了一堂精彩的实物教学课。他精彩的修辞和充满自信的行文，使人们对他叙述的权威性几乎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但这很讽刺。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形式的权威——民族志权威——如何会有强化关于权威本身的更普遍的假设的风险。

“关于妇女的问题”

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布匹生产只是故事的开始。韦纳指出，我们在所有民族志记录中都能发现，从部落酋长的斗篷和垫子到王室的袍服、牧师的法衣和死者的裹尸布，布料和服饰往往是政治权威和权力的关键象征。总的来说，生产这一切的是妇女。在这方面，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案例实际上影响相对较小；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许多地方和更广阔的太平洋地区，布都是权力、威望或权威的主要象征。韦纳甚至认为，要理解莫斯关于礼物的论点——由于礼物具有“灵力”（或在著名的那个毛利人例子中所说的“hau”），因此每一件礼物都要求得到回报——我们需要理解毛利人斗篷的政治重要性，和库拉宝物一样，它本身也具有某种人格和能动性。3

然而，除了部分观点需要被纠正，我们此前分析过的许多民族志例子确实反映出了父权制的主导地位。诚然，在他的分析中，马林诺夫斯基的确过分地忽视了女性。但即使是韦纳也指出，妇女通过生产布料所享有的权威和能动性与男子相比是很有限的。或者考虑一下荣誉——耻辱这个复合体；它通常带有明显的性别属性，认为男人赢得荣誉，而女人只会失去荣誉，带来耻辱。还有巴索托人和他们的“牛的神秘性”；在其中女人是吃亏的一方。巴索托男人利用围绕牛的神秘性，在家庭和社群内确立他们的权威。我们甚至有必要讨论一下“彩礼”这个观念本身——牛的神秘性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此。许多批评家，从维多利亚时期的传教士到当代女权主义者，都把这与将妇女视为用来买卖的商品联系起来。那么，母系亲属制度呢？这无疑是一种由女性来界定的权力形式。与此同时，如果你读到对母系社会中政治关系的描述之后，却认为这实际上似乎只相当于让另一批不同的男性来掌权，也是完全情有可原的：也就是说，在母系社会中，不是女人们的丈夫，而是她们的兄弟在做主。更普遍意义上的“血”又如何呢？我们已经讨论了血如何成为生命力和生命的有力象征，以及它是如何与女性的不洁、危险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的”瓦希玛婆罗门女性对月经期闭关和禁忌的程度和范围进行了重构，但闭关的做法依然存在。此外，许多妇女自己也坚持这样做。

那么，文化是否归根结底总会是父权制的体系呢？女人是第二性吗？

简短的回答是“不”。稍长的回答是：这些问题本身是错误的问题。这两个答案都不是要否认或弱化妇女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更不用说妇女们自己——在许多方面被男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所压制。也不是为了掩饰现实中权力常常伴有的丑陋一面。第一个回答是“不”，意思是我们不能把性别关系本质化；我们不能怀着人类学上问心无愧的态度说，根据民族志证据，库拉圈或牛的神秘性，甚至《唐顿庄园》电视剧中的习俗和继承法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男性一直以来总是——而且最终将会——处于优势地位。

第二个回答“这是错误的问题”，邀请我们考虑的是以下两点。首先是简单的视角问题，价值观政治如何形塑了我们对权威、威望和权力的评估。如果我们真的把布匹生产作为我们叙述的核心，会怎样呢？或者把养育孩子作为核心？或者，不妨让我们来重点考虑小学教师的角色——这个角色在大多数地方，主要由女性扮演？如果在外部社会中，或者在我们内心真有一个“父权制”存在，它反映的问题也类似于我们在前面一章中观察到的欧洲传教士和非洲人之间的遭遇的问题：对意识的殖民。

第二点不像前一点那么直接，但可能更重要。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甚至不是视角的问题，而是事实上是否存在任何不变的东西用来给我们感知的问题。对一些人类学家来说，错误在于他们认为“男人”和“女人”就像纸板上的玩偶小人般千人一面，而且所有人和我们玩的都是同一场游戏——或者和我们困在同样的挣扎之中。

有多位人类学家都提出过这类论点，但它在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的作品中得到了开创性的表达。她1988年出版的著作《礼物的性别：美拉尼西亚妇女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The Gender of the Gift: Problems with Women and Problems with Society in Melanesia）是对这个观点最凝练的总结。斯特拉森在副标题中提到的“问题”（problems）与西方分析者——主要包括人类学家、女权主义者和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关于美拉尼西亚性别关系的预设有关。斯特拉森认为，许多西方人关于当地性别关系和男性主宰女性的批评都与当地人的观点——无论是他的，还是她的——相去甚远。事实上，斯特拉森似乎更想让我们完全摆脱这种隐喻的立场，因为它假设，对所有的差异，我们都可以基于相同的背景来进行分类。

在接下来的大部分讨论里，我想继续关注与视角相关的问题，不过在两个例子中（一个是对埃及法特瓦[fatwas]的研究，另一个是对朱旺[Chewong]狩猎采集者的研究），我所使用的分析进路会与斯特拉森的相一致。然后，让我们再回到“彩礼”这一社会生活实践上来，以进一步讨论“当地人的不同视角”问题。因为它必然会将某种“关于妇女的问题”与权威问题联系起来。

性别与代际

彩礼（bride wealth，直译为“新娘财物”）是在结婚流程中由一方（通常是男方的父母或亲戚）向另一方（通常是女方的父母或亲戚）赠送某些东西（通常不仅仅是日常意义上的商品或金钱，还包括一些有特殊意义的物件）的习俗。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彩礼”一词在当代读者看来，很像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委婉说法，其背后掩盖的实际上是将妇女当作商品的做法。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它曾被称为“新娘价格”（bride price），这似乎是一个更诚实的标签。早在1931年，著名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就曾建议彻底停用“新娘价格”这个说法，因为它具有误导性。[32]他的建议是在一家主流期刊上长达两年多的辩论过程中提出的，辩论中其他人还提出了另外一些备选术语，其中有些相当奇怪。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彩礼”是最好的说法，并为“新娘价格”似乎并没有什么支持者而感到高兴。

至少在一点上，专家们似乎达成了相当一致的意见，即保留“新娘价格”一词是不可取的。我们有充分理由从民族志文献中删去这个词不用，因为它充其量只强调了这种财物的一种功能，即经济功能，而排除了其他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诱导外行人认为在这种语境下使用的“价格”一词，与普通英语中的“购买”同义。因此，我们发现有人会相信非洲人买卖妻子的方式，与欧洲的市场上人们买卖商品的方式大致相同。这种无知对非洲人造成了莫大的伤害。4

埃文思—普里查德是对的。正如他之后的研究将要强调的那样，我们不能假定西方对交换、性别关系和社会人格的理解是普世的。只有对以上的每一项都持一种非常狭窄而固定的看法者，才会把彩礼看作妇女从属地位、次要地位或商品化的明确标志。

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讨论。因为在讨论权威问题的语境下，彩礼主要指向的不是性别区隔，而是代际区隔。将关注重点放在新娘身上，在几个方面都具有误导性，尤其是考虑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彩礼不是付给新娘本人，而是付给她的父母的。事实上，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想在人类社会中找到一个最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源头，它很可能是年龄，而不是生理或社会性别。权柄几乎总是握在年长者的手里。此外，在有些例子中，彩礼也会成为妇女得到赋权的途径。

让我们通过一个中国的彩礼案例来考虑这个问题。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阎云翔一直在研究一个东北村庄里社会文化生活的变迁。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些变化可以用他所说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来描述。5其中许多变化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开始沿着更加市场化的路线改革经济。全球化的动向，包括个人主义观念和话语的流入，越来越多地影响了这种改革所采取的形态。正如阎同时强调的那样，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出台有助于这些转变的政策，这经常显得有些反讽，因为这些政策是基于社群主义和互惠性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制定出来的。[33]

其中一项政策涉及废除彩礼。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禁止了婚姻中的财物支付行为。对共产党人来说，彩礼是一种落后的传统习俗，它阻碍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希望将社会纽带从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解放出来，转移到一个更小的核心家庭理念上，从而让国家得以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里的另一个因素是“孝”的传统，特别是在中国那些儒家思想占主导的地区。孝顺要求子女顺从父母。这不仅意味着子女要尊重他们的意愿，照顾他们的晚年，而且子女所做的生活决定（比如和谁结婚）也需要反映他们的利益（也就是说，家族的利益）和愿望。在一个想要强力引导其国民生活的国家，这种价值观显然会分散民众的忠诚。事实上，对中共来说，其目的是用一位人类学家称之为“孝道民族主义”6的东西来取代（或至少补充）孝道。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政治领导人常常鼓励人们用描述亲属关系的术语来称呼这个国家。

彩礼在中国并没有消失。当它在20世纪50年代被宣布为非法时，当地人只是想出了新的婚姻交易名目来规避正式的禁令。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运动确实产生了影响，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迫使这种婚俗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减轻政治压力，20世纪70年代时，家庭开始将彩礼付给新娘本人。这种重心从新娘家庭向新娘个人的转移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由于市场化和全球化日益增长的影响而得到加强。到了20世纪90年代，阎研究的村子里的年轻女性有了一套新的词汇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些词汇都来自自由、选择和权利的修辞。她们能够这样做的背景，是共产党在此前四十年里持续挑战了传统家庭的合法性，以及一度不容置疑的孝道逻辑。

通过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原则的奇特结合——彩礼成了年轻妇女主张和行使真正权威的工具。首先，普遍来说，年轻人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统计数据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50年代，阎研究的村里73%的婚姻都是包办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包办婚姻就已完全绝迹了。7然而据阎说，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娘本人在婚姻交易中扮演的新角色。在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几个不同时间点上，阎都观察到，准新娘在与她们未来的姻亲商议结婚条件时表现得格外坚决和强硬，经常就彩礼数额展开一轮甚至数轮的谈判，此外她们还会从自己原生家庭那里获得不少支持。孝道并没有消失，但它被“父母心”的观念所抵消——母亲、父亲和亲家会在自己的欲求上让步，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屈从于子女的要求。

一名22岁女性的例子给阎云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和亲家的谈判上表现得冷酷无情，村里有些人认为她自私自利。她不在乎。“看看从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她对阎说，“我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两头奶牛，家里有所有的现代化电器，还有一个听我话的好丈夫！我的公公和婆婆尊重我，经常帮我做家务。要不是我有个性的话，我就不可能拥有这一切。我们村的女孩子都很羡慕我。”8

这算是“自私”吗？嗯，这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来看。首先，尽管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她这位“好丈夫”对此的看法，但新郎往往完全支持新娘的强硬路线，因为他也会从中受益。因此，这种新式婚姻支付的受益者是年轻夫妻这个小家庭，而不是单独的个体。另一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单元——核心家庭——已经能与父系氏族这个历史悠久的组织单元分庭抗礼了。此外，生育了一个男孩，让这样一对夫妇同时也满足了某种非常“传统”的期望，即让这个丈夫和父亲（以及他的父母）得以延续其父系传承。

阎云翔本人对这类新式青年的出现表达了一种失落和遗憾之感。但换种方式解读的话，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权威的转移看作人们在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变化面前，真诚地努力去过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的结果。9然而，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朝向现代化的努力，往往会以似乎违背直觉的方式打起传统的幌子。

从活人到死人

现代化的诱惑表现为对人格的重塑这一点，不只体现在婚俗领域。事实上，它也不只出现在生者的领域。甚至死者也参与到了其中。

彩礼只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清除的许多“落后”习俗之一。更广泛地说，许多形式的仪式都成了他们清除的目标，部分原因是它们会分散忠诚（仪式和宗教暗示着存在比共产党更高的、其他的权威形式），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情感负荷——以响亮的音乐、舞蹈、附身或号啕大哭为特征——严重背离了“理性的社会主义农民”这个理想。

和彩礼一样，葬礼仪式也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初几十年里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实际上在世界上的多数地方，葬礼上和哀悼期里人们都要进行仪式性的哀歌表演（laments）。对于局外人来说，这些白事很容易被看作是成群的妇女（通常专门做这种特殊仪式工作的人都是妇女）不受控制、过分夸张地哭泣和嚎啕。实际上，它们是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成熟而富有美感的表达形式。哀歌是处理悲痛的极好手段，不仅对那些表演者来说如此，对其他哀悼者来说也是如此。外部观察者有时会怀疑她们的眼泪是否真诚。那些女人真的那么伤心吗？也许其中有些人并不，没错，但这是因为“宣泄”只是哀歌仪式的众多功能之一而已。它同时也是一种表达对更广泛的社会或政治局势的集体忧虑的手段。哀歌仪式允许人们借由死亡的场合表达关切和批判（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它们耿耿于怀的另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世俗的关切之外，恸哭还是一个更大的仪式复合体的一部分，体现出尊重祖先和承认事物在宇宙中的秩序。在所有这些意义上，它们让死亡成了一件好事，即所谓的“善终”。

想要妥善地处理死亡这个愿望是很常见的，并不只是那些让共产党官员难堪的农民才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花了这么多钱来运回在越南战争中阵亡的军人的遗骸；国家和家庭一样想要他们的遗骨，因为在美国的文化体系中（事实上，在大多数文化体系中都是），妥善处理遗骨被认为是接受丧亡和让死者安息的必要条件（就政府而言，它还标志着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同样，无论是在智利的人口失踪惨案，在伦敦郊区的儿童绑架谋杀案，还是在巴斯（Bath）或曼谷的此类事件中，家庭成员首先最想得到的始终是死者的遗骸：没有它，使这一死亡变成好事的过程就永远无法完成，冤魂永远不能得到安息。

回到中国的仪式性哀歌，我们看到的是，传统上它们绝不仅仅是关于死者的。事实上，在一些关键方面，死者的个体性在哭丧的过程中被减到了最小。埃里克·缪格勒（Erik Mueggler）20世纪90年代初在云南一个山谷里的村子做田野调查时，一定发现了这一点。[34]与全国其他各个地方一样，到了90年代，云南人民开始被允许公开地重新审视和复兴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许多当地人在葬礼上重拾了长期被嘲笑的哀歌传统，他们打算尽可能准确地恢复这种古老的习俗。这时，真实性和忠于原版才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这些哀歌大大弱化了个体的价值。在他对哀歌的分析中，缪格勒发现了大量强调社会和家庭角色的隐喻和意象。10这种高度形式化的口头诗歌不适于表达为某个个体量身打造的悼念和追思。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传统组合”。11

2011年缪格勒回到云南后，他发现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哀歌仍然很受欢迎和重视，但其目的和重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阎云翔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发现的情况类似，缪格勒在他对中国西南部的研究中，也谈到了国家层面的经济改革和全球化动态共同塑造的对现代化的渴望如何将个体推到了首位。现在，哀歌很大程度是关于个人的，关注死者的性格、特定的记忆和塑造了他生活的事件，这反映了彝族人追求现代性的努力。对哀歌的审美也改变了。现在，一场表演是否出色不是以技术能力，而是以情感的真挚程度来评判的。在21世纪，使这些仪式具有效力的是真情实感，而不是形式上的技艺娴熟。

仪式和权威，或仪式中的权威

这里我们最好停下来考虑一些仪式的基本要素。人类学家喜欢研究仪式，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仪式包含了对他们正在探索的更广阔领域的基本指引。破解了仪式也就破解了文化。诚然，并非所有人类学家都这样认为，但许多人确实这样认为。不过，我想把这些仪式研究归为一类，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它们能告诉我们哪些关于权威如何运作的东西上。12

仪式通常包含盛大的景观或表演。有些仪式比另一些更丰富多彩、香气四溢和吵闹，但所有仪式都有一些将其与日常生活状态区分开来的特点。这种戏剧性质是许多人类学家都评论过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提出了关于权威的问题。在仪式中，由谁——或者什么——发号施令？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在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上，还没有一个共识。广义地说，每个人类学家都落在一条观念光谱的某个点上。位于光谱一极的观点认为，仪式完全是关于权威的：它是传统的一种工具，是权力机构用来使人民变得循规蹈矩的手段。另一极上的观点则是，仪式使人类能动性成为可能——它是人类创造力和批判的载体，是实现真正变革的手段，是表达真正观点的工具。

大多数人类学家能达成共识的是仪式本身的特性：它的“异质性”。看到一个仪式时，你马上就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仪式。人们在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比如跳舞或大哭。或者他们用不寻常的方式做一些普通的事情，比如用格外抑扬顿挫的声音说话，或者四肢着地来回移动。仪式还常常以人们身穿什么（或什么都不穿）为标志：特殊的服装、浓妆和颜料、昂贵且往往不实用的头饰、面具或珠宝。

就文化交流而言，仪式角色的这些方面传达的是一个更高级别的信息：“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事物之秩序的重要信息。”换句话说，如果你想理解仪式的“意义”，就不要只关注人们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也要关注他们是怎么说和做的。

不难理解这样一种观点，即仪式完全是关于权威，关于如何让人们各安其位。当你参与一个仪式时，你常常会感觉到传统压下来的重量，关于你的个体存在的事实——思想、感觉和观点——被所有这些集体要求所遮蔽了。当然，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感觉才是有价值的，感到自己成了更宏大的事物的一部分，甚至比生命还要宏大。但如果你曾经（1）参加过英国圣公会的礼拜仪式，或者（2）在体育赛会中唱国歌，而你（1）不是基督徒，或者（2）不是民族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你很可能会对自己说：等等，（1）这不是我会做的事，但我却在这里，赞颂上帝道“阿门，上帝怜悯我们”；或者等等，（2）我不确定我认同“上帝保佑女王”这句副歌，或者歌词里关于“自由之地和勇敢者之家”的说法。

仪式施加这种权威的一种方式——它规训参与者的一种方式——恰恰是使用固定的剧本：正式的祷文、礼拜仪式和国歌等等。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是这一传统中最著名的仪式理论家之一，他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阐述了这一点：“你不能和一首歌争论。”13

然而，这种固定的剧本，以及固定的动作套路——跪在祭坛前，做纳马斯卡拉（Namaskara）或曰合十礼（Namaste，印度教中对地位高于自己者所行的礼）的手势，在新娘和新郎走出教堂时向他们扔大米——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它将行动本身的权威置于执行行动的人之外。在一项仪式中，你不能在行动过程之中产生什么新的主意。当人类学家问仪式参与者为什么要做某事时——你为什么要在自己胸前连画三次十字？萨满的脸为什么涂成白色？男孩们为什么要被隔离三天？——答案通常是“因为事情就是这么办的”。或者更干脆地说：“我不知道”，或者“哦，这你得问问萨满”。人类学家似乎不能不问这类问题，尽管答案几乎毫无用处——它只是再次证实了，正在发生的是一种仪式，而其“作者”已经消失在权威的迷雾中。布洛克称之为仪式性的“顺从”（deference）。14

让我们想想英国圣公会的礼拜仪式。看看礼拜仪式的规程。它没有署名。这规程是谁写的？谁是这件事上的权威？不是牧师。站在会众面前的牧师只是一个人。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没错，一个被正式按立的，甚至很可能是个虔诚的牧师。但你不会看着他或她，就把他们所说的话当作他们的话。牧师若说：“那个，在我个人看来，耶和华是全能的上帝。”会众就跑光了。话语的权威超越了任何一个人，这赋予了它永恒或超越性的品质。仪式越是依赖于其永恒性，或表达超越当下的东西，它就变得越有权威。

重复也可以起到这种作用。这并不是在说，你说的次数越多，一件事越有可能实现（尽管我们经常持有这种观点）。重复在话语本身和讲话者之间制造了距离。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它使词语“客观化”了，从而不受个人的动机和意见影响。仪式行为也是如此。仪式往往涉及一系列重复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认为仪式的成功取决于这些行为的正确执行——不一定是真诚地执行，甚至不一定是怀着信仰地执行。这种重复的一个效果就是让执行这些仪式的人或人群的能动性变得不那么重要，甚至旨在再生产更广阔的宇宙秩序或等级。

权威与稳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仪式的目的是维持现状——同样，通常是通过一系列充满象征意义的有序的重复序列来再生产现状。例如，这往往是葬礼和殓房仪式的重点。死亡是对社群的破坏，是在社会结构上撕开了一个口子。而葬礼就是修补这一撕裂的行为的一部分，不仅因为它具有疗愈的价值，而且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手法，它能表明生命如何战胜死亡。葬礼中所使用的意象往往关于生命的再生：充满重生、重新生长和复兴的象征符号。15食物、酒精和复制品是这套意象系统的主要内容。此外，由于葬礼和殓房仪式往往遵循一种共同的流程，它们的每次操演都起到了暗示社会秩序稳定性的附加功能。一遍又一遍地执行同样的程序，传达了一种连续性。

葬礼也是人类学家尤为感兴趣的一种仪式：一种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割礼、婚礼和葬礼都是通过仪式。它们让人发生了地位上的变化：儿童变成成人；未婚变成已婚；活着变成死去。因此，仪式不仅用于维持现状或维护社会秩序的连续性，而且对于改变社会地位，甚至对改变个人或群体的组成也至关重要。

在一些种类的仪式中（包括许多通过仪式），权威也通过特定的语言使用表达出来。在仪式中，言语可以有使所说的内容成真的力量。想想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子：“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妻”“我在此判处你终身监禁”。在一个更为宽泛（和有争议）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佛教徒为了达到觉悟而进行的重复诵经囊括在这一范畴里。这些都是言语行为的例子，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称之为“以言施事力”（illocutionary force）。16奥斯汀的观点在人类学中很受欢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助于解释语言看似“魔法般”的造成影响的能力，或者说解释了词语何以成为行动。[35]

这种“魔法”往往位于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核心。和我们能够想象的最壮观、最奇异的宗教传统一样，政治也极为依赖仪式。在仪式出错时，我们就能充分地观察到这一点。以巴拉克·奥巴马的首次总统就职典礼为例。在2009年1月他的宣誓就职仪式上，以言施事的力量被凸显出来。奥巴马必须通过宣誓，才能从获选的总统候选人变成总统，仪式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仪式中，首席法官宣读誓词时语序略有失误；这使得奥巴马在复述它们时结巴了一下。奥巴马的一些顾问担心这意味着他没能成为真正的总统；而且他们肯定担心奥巴马的政治对手会提出同样的质疑。因此，为了避免争议，白宫律师称之为“出于以防万一的考虑，因为宣誓时有一个词不符合顺序”，在奥巴马就职后的第二天，重新举行了一场宣誓仪式。绝对忠实于程序真的很重要；一切都要各安其位。17

奥巴马真的必须再次宣誓吗？这里不存在什么“真的”与否，除了人们对其的感知。奥斯汀称之为“确保领悟”（securing uptake）18。换句话说，以言施事的言语行为的权威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承认。

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情境和事件，有助于使权威正当化。首席大法官主持的第二次宣誓仪式中并没有正式就职仪式里的那些盛况和典礼——所有那些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的东西都没有。没有数十万的观众，没有前任总统和政要上台，没有艾瑞沙·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的演唱，也没有马友友演奏大提琴。第二次首席大法官是临时被传唤的，他在晚上7点过后不久就溜进白宫，并迅速重来了一遍。没有盛况，没有典礼。奥巴马甚至没有把手放在《圣经》上。只有一件事非同寻常。首席大法官确实穿上了长袍。他仍然觉得有必要通过那些黑色长袍来表达出他有权力和权威去举行仪式，以及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并具有特殊力量的时刻。

美国法官的黑色长袍在这里也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们也需要一种“领悟”（uptake）。它们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重要的。“因为这是法官穿的。”我们会说。这同样是布洛赫所说的仪式顺从：永恒的传统，以及所有那些。事实上，美国法院系统并没有正式要求法官穿这种长袍。它们是从哪儿来的？似乎没有人确切知道，但有一个说法是，托马斯·杰斐逊曾建议美国法官穿简单的黑色长袍，以区别于英国法官那种更为华丽精致的长袍。19这条建议本身就可以被视作体现了两种对权威的不同理解和态度。在帝国时代的英国，人们格外夸张地强调身份和等级的差异；这支持了等级制度的逻辑，这种逻辑长期以来一直居于英国（和大不列颠）社会和政治的中心。在新美国，我们发现差异的价值得到承认，但根据平等原则，差异在这里被最小化了。只有简单的黑色长袍，所有的法官穿得都一样。

和一首歌争论

所以，没错，仪式确实可以有很多规训作用，它们塑造了我们的行为、反应和对更宏大的生命历程的理解。但尽管如此，我们也知道这种正式的、被规定的和特别的行为——仪式——常常也是创造力的源泉。它也能创造新的事物。

我们已经关注过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对云南传统葬礼的压制并不能阻止人们渴望用某种方式让死亡成为“善终”。和大多数社群一样，彝族人将这种仪式理解为让他们的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核心。传统被压制，但没有被遗忘，一旦表演的空间被重新打开，人们就会立刻抓住机会。首先，这意味着对形式的忠诚——按照恰当的方式去做。

我们可以把这种忠诚视为仪式对我们具有控制力的证据——换句话说，它剥夺了我们的能动性、选择和思考。然而，我们也知道，“相同的”仪式在20年前和20年后是完全不同的。在20世纪90年代，哀歌反映了事物的一般秩序：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以牢固而通用的语义对句表达出来的；双方为了彼此所承受的痛苦反映了一个无休止的世代循环。彝族人并不哀悼某一位特定的母亲，他们对母职本身感到悲哀。尽管它们仍依赖于许多相同的正式结构和模式，但到2011年，这些哀歌已经慢慢转变，吸收了新的意象，以便更好地反映当地人对个性、个人经历和个人悲伤的真诚性的重新评价。2011年，缪格勒听到的不是抽象的女儿和母亲，而是在临终床榻上饱受折磨的特定母亲的痛苦（“我从头病到脚”）、特定女儿的悲伤（“我对山诉说我的痛苦/山上松林间的风悲伤地回应”），甚至对当下政治的评论（“现在政府政策已经改善了/但母亲却没赶上提供好食物/母亲却没赶上穿好衣服”）。20

自相矛盾的是，有时恰恰是在看似最受约束的时刻，我们才发现人们运用他们批判的能力和创新的手段。你可以和一首歌辩论，或者至少通过一首歌来辩论。

授予权威

关注仪式的形式和结构，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权威普遍机制的信息，即使权威的来源似乎在不同的层面之间转移。在某些情况下，仪式的权威就像某种超越性的东西——它本质上诉诸语言和行为“不为什么，就该如此”的特性，一种似乎是永恒的，令人得到安慰同时又不失掌控的感觉。在另一些情况下，仪式也可以是格外平常的——就像朱兹[36]河谷（Júzò valley）里一个女人的哀歌，一个与母亲异常亲近的女儿，因对政府感到愤怒而将谨慎抛诸脑后，批评经济的改善来得太慢了。但即使是这种平凡类型的例子，也只是因为其他因素才得以可能的：全球化的影响和在社群内培养的，以“现代”术语真诚哀悼的渴望。

没有既定的公式或明确的方法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某些仪式——或习俗、或宗教传统、或政治领袖、或农民妇女——会被采纳或认可。这不仅仅是由事物自身的运行机制决定的。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无论是枪杆子后面的权力，还是监狱的威胁，甚至还比方说，从控制支付养老金而来的权力。这些都是强势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形式。但我们知道，这种权力并不总是有效的。即使一个党派确实领导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但它也不能事事按自己的方式去做。权威绝不仅仅是武力或权力的问题。中国彩礼习俗的持续甚至愈加兴盛，以及葬礼哀歌的复兴就是明证。

那么，要理解权威，我们还需要理解它的正当性的本质。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人们接受某些形式的，而非其他形式的权威。权威是如何被授权的？

为了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转向侯赛因·阿里·阿格拉玛（Hussein Ali Agrama）在埃及进行的一项人类学研究，该研究探讨了人们对两个重要机构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个人法庭和法特瓦理事会（Fatwa Council）。21个人法庭处理家庭问题，包括与婚姻、离婚、抚养（赡养费）和继承有关的问题。法特瓦理事会也处理类似的问题，但还可以就一系列其他事项提出意见。

除了它们所处理的问题，法院和理事会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它们都是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两者都受伊斯兰教法（Islamic sharia）管辖。媒体通常称之为“伊斯兰教法法律”（sharia law），但将伊斯兰教法的概念局限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是错误的。虽然它也关于某些规则和规范性期望，但从根本上讲，它考虑的是关于“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这种伦理问题。伊斯兰教法是虔诚的穆斯林必须踏上的“道路”。

不过，法院和理事会的确有所不同。从它们各自的地位来看，虽然伊斯兰教法不能被简化为“法律”的概念，但个人法庭通过法律受伊斯兰教法管辖。它们的判决在法律上是被承认的。法特瓦理事会的则不是。换句话说，法庭是正式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判决具有约束力，而法特瓦理事会的决定只是建议性的。法特瓦没有法律约束力，实际上那些组成理事会的谢赫（sheikhs）也不会声称它们一定要被执行，不得违逆。

西方对法特瓦有很多误解。198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发布了一条要求杀死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法特瓦，自那时起，这个词在人们心中唤起的就始终是个怒发冲冠的宗教领袖形象，他公开宣称支持一个不自由的“政治伊斯兰”（许多人都使用这个说法）。自“9·11”事件以来，这个形象变得越来越生动。

大多数法特瓦根本不是这样。简而言之，它们是一个博学人物（谢赫）的意见或建议，谢赫通常是但不一定是一名训练有素的伊斯兰学者（穆夫提[mufti]）。大多数时候，人们去征求法特瓦，是因为他们个人认为需要一些建议，关于如何做一名好的穆斯林并按照伊斯兰教法生活。换句话说，法特瓦往往是非常私人的，针对具体个人的生活和处境的。埃及法特瓦理事会的任务实际上是协助普通人处理日常事务（而不是谴责小说家）。

本世纪初，阿格拉玛在开罗花了两年时间研究个人法院和法特瓦理事会。在这段时间里，他注意到了一个看似奇怪的模式。虽然这两个机构都处理人们关于家庭事务的问题，但理事会比法院更受欢迎，形象也更正面。此外，虽然法特瓦中提供的意见和建议没有约束力，但与法庭那些正式的、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裁决相比，人们更愿意遵循这些建议。哪怕是在法特瓦违背了寻求建议者的利益或愿望时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如果有人不喜欢谢赫提供的一个法特瓦建议，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换另一位谢赫来咨询。但在阿格拉玛的经验中，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一个案例中，一个家庭坚持遵循谢赫给出的法特瓦，尽管这让他们在就一些土地的继承问题上与亲戚的激烈争执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阿格拉玛发现的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方面，是谢赫在应用伊斯兰教法时的灵活度。谢赫聆听，但他们也问问题。他们试图尽可能多地了解更广泛的情况。他们还试图判断一个人。这位需要法特瓦的人头脑清楚吗？那位需要法特瓦的人真心实意地感到悔恨吗？因此，很可能有两个问题相同的人得到完全不同的建议。在一个案例中，离婚后想要重新和解的夫妇可能被告知他们不能这么做；在另一个案例中，另一对这样的夫妇可能被告知可以复合。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也取决于两个人的行为举止。同一名谢赫自己在不同的时候可能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法；有时严厉，有时开玩笑，有时责骂。一切都要看情况。

在他们所提出的建议中，灵活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当处理道德和生活这类枝枝蔓蔓难以说清的问题时，有些时候谢赫会采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在阿格拉玛观察到的一个案例中，一个曾两次与同一个女人通奸的年轻人被告知，当他再想这样做时，他应该以“做秘密的事”（即手淫）来代替。这个年轻人大吃一惊，因为手淫是makruh（应受谴责的）。“没错，”谢赫说，“但是通奸是haram（被禁止的），更糟。”22这种建议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谢赫对他们提出的建议负有一定的责任。法特瓦建立了一种关系，以某种方式将谢赫和法特瓦的寻求者联系在一起。

阿格拉玛关于法特瓦的人类学研究涉及人类学记录中更广泛的问题和动态，超过了关于宗教虔诚的范畴。每当我们考虑权威的问题时，我们同时很可能也在考虑伦理问题。法特瓦显然是关于道德的。他们帮助穆斯林解决如何生活的问题。埃及的法特瓦理事会之所以获得权力，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道德修养之路”。23而个人法庭没有履行这种职能。

从伦理学的角度思考权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这样做，为什么他们与某些组织机构而不是其他组织机构保持一致，为什么某些价值观被认为是首要的或至高无上的。在第九章我将回到道德这一主题；近年来，它已成为人类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领域。不过，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我想通过研究人类学记录中的一个近乎神话的案例来探讨上述各点，这是平等主义社会的一个极限实验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唯一的权威往往是没有权威。

国家和无国家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不仅因为对血亲和姻亲的兴趣才对易洛魁人的亲属关系进行研究；他还着迷于政治权威如何在母系制度中发挥作用。谁说了算，依据是什么？对于社会进化论者来说，这些都是他们借以计算文化发展阶段的关键问题。在社会进化论失去影响力之后很久，这些问题仍使人类学家着迷。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分支——亲属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我们前文中考虑过的，对中国和埃及的研究也是政治人类学领域的贡献，更具体地说是对国家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的贡献。

国家在人类学家如何理解政治组织和权威方面一直扮演着核心角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都是一个核心参照点。在此之前，当涉及政治组织时，人类学家常常把社会分解为两种类型：“国家”或“无国家”。在这个体系中可能有不同的细分类别。阅读文献时，你会读到“原始国家”、“现代国家”和“复合国家”等等。无国家状态有其自身的多样性。在一部以非洲政治制度为重点的经典著作中，编者们区分了（1）政治权威建立在亲属关系，特别是家系的基础上的社会；（2）那些“政治关系与亲属关系紧密相连，亲属关系结构与政治组织完全融合的社会”。24当今大多数人类学家都避免了“融合”（fusion）的概念，因为它表明存在一种叫作“政治”的东西和一种叫作“亲属关系”的东西，并且它们可以融合在一起。我们从对血统的讨论中知道，亲属关系和政治不是这样的“东西”。

不管是否融合在一起，第二种情况中的“无国家”在权威和权力运作的问题上更引人深思；正是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发现了人类大家庭中最接近平等主义的东西。在一些小规模的狩猎和采集社会中，我们很难发现权威和歧视的存在。

朱旺人（Chewong）是马来半岛上的一个规模很小的原住民群体，属于在马来西亚被称为欧瑞阿斯利（Orang Asli）或“原住民”的几个本地群体之一。挪威人类学家西涅·豪厄尔（Signe Howell）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总共与他们一起生活了20个月，共同在热带雨林中谋生。25

朱旺人——或者至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朱旺人——是那种即使是在最后现代的、最没有维多利亚时代习气的人类学家心里也能激发出一丝惊奇的社会。[37]在豪厄尔来这里做田野调查之前，没有外来者在他们中间生活过。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除了20世纪30年代驻扎在该地区的英国公园管理员。“人类学家工具包”中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被证明对豪厄尔有用——在研究如此偏远的人群时，这种情况倒也并非闻所未闻。

豪厄尔的叙述能让我们一窥自己的过去吗？不能。能让我们瞥见未经修饰且纯洁无瑕的人类本性吗？不能。但它确实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学家有时称之为“激进改变”的可能性。朱旺人的生活就像一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种等级、地位和权威在其中几乎都不存在的生活。社会关系是平等和自主的。26就像艾斯艾赫人不愿在足球比赛中取胜一样，朱旺人刻意避免竞争，如果某个人在某项特定任务上表现得更好——因为体力、灵巧或是其他什么——这一点从来不会得到评价或强调。孩子们不玩竞争性游戏。谈到性和性别角色，虽然他们公认两性之间有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没有孰高孰低之分。此外，朱旺的神话和宇宙观强调两性平等；在他们的创世神话中，两性同时以同样的方式被创造，男性和女性都参与抚育孩子，父亲由母亲教导如何用母乳喂养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平等观念和平等参与养育儿童的意识体现为一个两阶段的过程。实际上，男性和女性轮流承担养育工作。男性通过在怀孕期间一直和妻子性交来养育孩子。每一次性交都给胎儿提供精液，它在词语的意义上相当于母乳的对应物，被认为是胎儿发育所必需的。然后，在婴儿出生后，就由妇女接管，提供她的母乳。怀孕期间，男性和女性遵守同样的饮食禁忌。27

对朱旺人来说，就像对其他狩猎和采集社会的人一样，等级制度和权威与其说是令人憎恶的，不如说是难以理解的。[38]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之前提到的玛丽莲·斯特拉森那种观点：用我们自己的分类标准以及道德去理解他人时，会有其局限性。权威的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出现在朱旺人中间。斯特拉森可能会说“那些妇女的问题”似乎也是如此。如果斯特拉森试图在西方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从属地位的批评与美拉尼西亚人理解他们自身的“独特本性”之间找到平衡的话，在豪厄尔的研究中，这样的平衡行为似乎完全没有必要。

第八章　理性

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次“本地人的观点”这个表述。这无疑是最常见的、关于人类学所追寻的到底是什么的总结。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传统悠久的总结，即“本地人是如何思考的”。它关注的不是眼睛，而是大脑。不是人们如何看待事物，而是他们如何思考它们。

这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事实上，人类学所有的奠基人物都在以某种方式关注理性。对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来说，强调思想和头脑可能是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持有一种观点，在他看来就是持有一个意见，具有一种想法，以特定的方式“看待”一些东西。弗朗茨·博厄斯所说的“文化的眼镜”也是这个意思。诚然，感知对他的文化观很重要，但思维和心智能力也是与之相辅相成的概念。他于1911年出版的《原始人的心智》（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毫不含糊地阐明了这一点；此外，这是他的所有作品中最通俗可读的，这清楚地表明了他认为，公众知道这部分内容至关重要。投身于思维研究也巩固了那个最接近“人类学教义”的观念：人类的心灵统一性。人类学家从来都不觉得将文化和感官与思维分开有什么意义。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们之中。

现在是我们处理思想和认知问题的时候了，我想通过将一些不同的人类学理论线索串联到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所有这些线索都涉及“当地人是如何思考的”，并且都抛出了人类学家曾提出过的问题中，最具哲理性和让人挠头的那些。说到理性（reason）时，我们经常会发现的是人类学与一个更令人生畏的r字开头的词——现实（reality）——的暧昧关系。在引入现实概念之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它是如何与语言和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开始。想象两个汽油桶：一个标有“空”的字样，另一个没有。哪个更危险？

早在20世纪30年代，康涅狄格州的一名消防安全检查员就发现，在工厂和仓库工作的人往往会认为装满油的油桶更危险，因此在它们周围会格外小心。他们会注意不在这些油桶附近吸烟，对它们轻拿缓放等等。但实际上，空桶更危险，因为空桶里虽然没有汽油，但很可能会保留易燃易爆的汽油蒸气。在“空”桶周围吸烟，你可能会砰的一声被炸飞出去。检查员总结说，问题在于桶的标签。他认为，将它们标记为“空的”，导致工人们只是将他们对这个词通常意义的理解延伸到了这里，用来判断周边的风险水平。“空”在一般语境下意味着“无，没有”，就像我们认为“空枪”和“空洞的威胁”意味着没有危险一样。但是在这里语言让我们的期待落了空，语言犯了一个错误；它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正如检查员所写：“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对语言所做的分析比语言本身更能反映现实。”1

这位检查员名叫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他是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的一名优秀员工，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出色的语言学家和业余人类学家。在所有采取人类学路径的语言学研究者中，他可能是将语言、思想和现实是如何紧密交织在一起阐述得最清楚的。语言不是我们通往世界的清晰窗口，思想也不是一个独立于世界而发生的过程。这与我们所说的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们之中不是很相似么？

理性与语言

当他不在康涅狄格州各地出差，维护消防安全，沃尔夫就会通过文本研习霍皮语（Hopi）、玛雅象形文字和古阿兹特克语（Aztec）的语法和词汇。他是一位才华横溢、自学成材的语言学家，尽管他也确实受教于博厄斯的学生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萨丕尔本人在他的领域就是一位先驱。沃尔夫曾在萨丕尔担任教授的耶鲁大学担任过一年的讲师。

沃尔夫在1939年发表的最著名的论文《习惯性思维和行为与语言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中提出，我们所说的语言结构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感知和行动的方式。他自他所从事的保险业工作中援引了一系列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但沃尔夫的结论远比我们在语言符号（“空桶”）和客观状态（充满易燃气体的桶）的不匹配所导致的人为错误的个别例子中所能得到的要深远得多。这种不匹配本身就可以揭示一些美国人的语言意识形态；他们将（太多的？）信任给予了书面文字。沃尔夫的意思是，语言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体验和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为了说明这一点，沃尔夫将霍皮语和他口中的“标准平均欧洲语”[39]（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缩写为SAE）中的时空表达进行了比较。他在这里的观点是，要想理解语言是如何塑造现实的行为和体验的，我们需要将来自不同语族的语言并置在一起（在这个案例中，分别是犹托—阿兹特克语族[Uto-Aztecan]和印欧语族[Indo-European]）。只是纠结于英语和德语之间的一些有趣但又很小的差别是不行的。当我们在这种跨度的间隔上比较语言时，就可以看到空间和物理隐喻在SAE中有多么重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在霍皮语中几乎完全不存在。

SAE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具体化了。在英语中，我们对待椅子和日子的方式是一样的。它们都可以有10个。“我有十把椅子。”“我有十天时间粉刷房子。”但“十天”显然与“十把椅子”有很大不同，因为一天需要一段通过衡量才得到确立——是度量行为让它成了“一个东西”。它和椅子这样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霍皮人似乎比说SAE的人更清楚这一点。在霍皮，没有与SAE里的“一天”等同的表达。你不能用霍皮语说“十天”，你必须通过关系来表达数字。你用序数词表示“十”，这样就把它变成了一种关系。所以，在英语里你会说“他们住了十天”，而在霍皮，你会说“他们在第十个日子后离开”。

沃尔夫给出的这种模式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时间周期的阶段。以夏季为例，SAE中的夏季是一个以天文日历上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为标志的季节（2016年的夏季在北半球为6月20日至9月22日）。在霍皮，“夏天”是一种炎热的体验；只有温暖的日子才是夏天，所以如果最温暖的日子碰巧是我们公历的5月23日和9月29日，那它们就是夏天，沃尔夫将其注释为“当热天出现的时候”。此外，在霍皮，你不会用限定词来标记夏天，你会用状语来修饰它。所以你不会说“这个夏天”；你说“现在正夏天着”。

因此，SAE是这样一种语言结构，它使说话者倾向于将主观经验客观化，比如对时间的经验。在霍皮，则没有这种倾向。时间、事件和人之间的关系更有关联性，也更主观。

这并不是说，以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为标志的地球自转与我们所理解的一天无关。也不是说，霍皮人没有意识到每天太阳都会重新升起。[40]但每种语言结构都有它独特的、理解现实的方式，而这又影响了行为和思维模式。

沃尔夫在书中举的一个小例子是关于手势的使用的。SAE使用者经常使用手势和身体语言，尤其是当他们谈论更抽象的话题，比如正义或爱的时候。这是因为他们格外重视客观化，而手势似乎有助于把思想具体化。霍皮人则很少用手势。

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我们看到了空间的分类是如何影响人们认知周围环境的。2在澳大利亚一个原住民部落的库塔语（Kuuk Thaayorre）里，空间是用基础性术语来定义的，而非关系性术语。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使用关系性术语非常常见。一个人可能会用“左边的树”或“右边的树”来区分两棵树。当然，这么说是在假定一个特定的主观位置——但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常常假定自己的主观位置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严格地说，这是一种对空间的相对描述（它潜藏在个体的意识形态中）。同一个说英语的人完全有可能使用基础性术语说“东边的树”和“西边的树”。但只有专精某种技术的人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精准度，比如树木医生，或者是在森林里指示方向的军队侦察兵。然而，库塔语的特征是，即使是在最琐碎和最具体的事情上，也总是使用基础术语。所以讲库塔语的人不会说“你的左脸颊上沾了油漆”；他们会说“你的西脸颊上沾了油漆”。在感性和行为特质方面，这意味着库塔人时刻关注他们所处的绝对位置；他们是出色的领航员和向导。

在沃尔夫富有原创性的研究中，一个更为重要和有潜在深远影响的例子涉及他所谓的霍皮人对“预备行为”的偏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缘于他们对时间的态度，这点在其语言中也有所体现。他告诉我们，霍皮人在进行重大活动，如播种庄稼之前要做一系列复杂的准备。可能涉及的活动从私人的祈祷和冥想，反思活动本身，到公开宣言（由一位名为“传令酋长”的特殊人物发布）和各种形式的活动，其中可能包括象征性的交感行为，如跑步和其他形式的强化锻炼（被认为可以使庄稼“强壮”和“健康”）。此外，这类行为被认为会对事件产生影响。为长途旅行或播种庄稼做好充分准备，被认为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对霍皮人来说，思想是世界上的一种力量，并且会“在所有地方留下影响的痕迹”。3

虽然他们的研究项目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不难看出沃尔夫在他对霍皮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中的描述，可以与马塞尔·莫斯在他所称的“古式社会”（archaic societies）中对交换的理解联系起来。回想一下，在库拉圈的文化中，或者在毛利人中间，许多物品都被认为是有能动性和个性的——本质上，沃尔夫可能会说，它们“在所有地方留下了影响的迹象”。礼物是互惠的，因为它们包含了送礼者的某种灵力（即毛利语的hau），而它要求着回报。在这种对世界的理解里，有生命和无生命、个人和非个人以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界限比现代西方的相应框架要松散得多。实际上，可以说SAE语言的结构在西方关于交换的意识形态中起着重要作用。一开始它把所有事物都客体化，而不是拟人化。这是西方人的客体化倾向的另一个方面。

这是否有助于解释资本主义为何在西方得到发展？SAE的架构中是否有某种东西可以促成一个经济体系的发展，在这个体系中，事物的价值越来越容易被客观化和量化——从我们双手的劳动，到时间之沙？甚至爱？沃尔夫没有得出这样总括性的结论。他也不认为语言是塑造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唯一因素。4这是他的批评者常常误解的一点。但语言的确是一个因素，沃尔夫确实有足够的信心对中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做出有启发性的反思，在这些发展中，语言、经济和科学必须被视为相互构成的。他写道：“工业和贸易上计量的需要，计量单位和重量单位的标准化，时钟和‘时间’量度的发明，账目、编年、历史和数学的发展，以及数学与科学的伙伴关系，共同把我们的思想和语言世界塑造成了现在的样子。”5

如果我们想了解人们是如何推理的，那么考虑一下语言相对性原则会很有帮助。众所周知，每当“相对性”出现在一个复合概念之中时，它的反对者都会立刻抗议，担心它缺乏底线，或意味着所有事都是可行的。正如我在讨论道德和伦理问题时所讨论过的那样，然而，在语言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有底线。沃尔夫的出发点是现实。甚至不是带着重引号的“现实”——他对真正的现实非常满意。沃尔夫对现实非常熟悉，毕竟他是一名保险从业者。如果汽油桶里有油雾，它就完全可能会爆炸，不管那个汽油桶是在某个普韦布洛里，还是在新英格兰的工厂车间。但是很明显，我们如何用语言将这些事物编码为“危险”或“风险”会产生意义重大的后果。

“我们是鹦鹉”

关注语言、思想和真实之关系的另一个原因，与意义和理解的问题有关。这成了人类学的一个长期兴趣：人们有时会说一些看似古怪和不知所云的东西。人类学家一直对听起来值得一探究竟的奇特主张感兴趣，一些经典例子如“我们是鹦鹉”（巴西的波洛洛人）和“双胞胎是鸟”（尼罗河流域的努尔人）。在某些语境下，努尔人也将黄瓜称为牛。这些经典案例在当代也有类似的例子；例如，在莫桑比克的马孔德人（Makonde）中，人们会提到“狮子人”，而在亚马孙河流域的雅韦提人（Araweté）中，美洲虎也是人（还有许多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尽管不是全部）。几乎所有这些案例都导致了争议性的问题，有时甚至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1779年，我们无法确定，夏威夷人在杀死詹姆斯·库克船长时，是否认为他是他们的神“Lono”的化身。更普遍地说，人类学对某些推理和说话方式的惯用法有很大的兴趣——并不一定是关注诸如“我们是鹦鹉”之类的陈述，他们还会关注更多的与超自然、神秘或神秘学相关的分散的记录。我参加过不止一次人类学研讨会，在其中我听说过宇宙蜘蛛、巫术精灵的活动、偷脂肪者和吸血鬼等。我听说所罗门群岛有一支地下军队（即在地面之下活动的秘密部队），象牙海岸阿比让（Abidjan, Ivory Coast）的年轻人认为汤米·希尔费格牌衬衫具有神秘的力量，亚利桑那州的新纪元运动（New Age）追随者则想通过篝火轮替（fire-spinning）集会，从塞多纳（Sedona）及其周围的能量线（ley line）上汲取能量和洞察力。

在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之前，重要的是要知道人类学家从来不互相询问彼此是否“相信”宇宙蜘蛛、吸血鬼或能量线——他们是否认为这些都是真的。比如在那个关于宇宙蜘蛛的研讨会上（这个例子发生在中国西南部），在问答环节中，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停下来说：“对不起，但是你究竟在说什么东西？”如果有某些不太懂事的人真的提出这样的质疑，或更委婉的类似质疑时，最常见的回答是诉诸“社会事实”的概念。也就是说，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它都向我们透露了研究对象认识世界并在其中行动的方式。我本人在津巴布韦花了18个月研究一间每周举行驱魔仪式的教堂。我观察了其中几十个仪式。我并不认为扮演神学家、哲学家或驱魔人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在那里是为了了解那些执行、经历和见证这些行为的人们是如何将附身（possession）观念融入他们对人格、道德和身体健康，以及殖民统治遗产和基督教伦理的更广泛的理解中的。这一切都不需要我们知道那些鬼魂是否真的存在。

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它也无助于我们讨论人类学可以教给我们关于理性和现实的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在列举了一系列有时被冠以“明显的非理性信念”的东西之后，我想回头重新从那些人们对其语言做过最多研究的民族开始，比如波洛洛人6。

波洛洛人生活在巴西和玻利维亚之间的亚马孙河流域地区。自1880年代德国民族学家和医生卡尔·冯·登·施泰宁（Karl von den Steinen）对巴西中部进行两次考察以来，他们一直是人类学感兴趣的主题。冯·登·施泰宁记录中的一件事是，波洛洛人说“我们是鹦鹉”。这一说法被这个学科中许多重要人物，特别是1950年代那些学者都评论过，如：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涂尔干、莫斯、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思—普里查德、列维—斯特劳斯和克利福德·格尔茨；他们都对“波洛洛人是鹦鹉”有所评论。从那以后，人们对他们的兴趣变得零星，但仍然存在。

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样，这并不是像直接将波洛洛人定义成诗意的人那么简单。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我们是鹦鹉”这样的短语理解为一种比喻。但最早的人类学家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认为，当像波洛洛人这样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原始”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时他们是真心的，他们所表达的就是字面的意思。

在维多利亚时代和19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法国，比喻思维和语言的运用能力被认为是进化到更高级阶段的又一标志。就像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和他的同时代人注重亲属制度和政治组织等一样，他们在评价文明时将注意力转向了思维和思考能力。在《对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中，泰勒主要围绕他认为野蛮人无法把握“主观联系”（subjective connexions）来展开论述的，他指的是一个符号和它的对应物之间的象征性联系。他以一幅男性的画像为例。他认为，在原始族群中，人们无法将画像和画像中描绘的人区别开来；两者将被视为同一整体的一部分，例如，对画像的伤害将导致对人的伤害。原始人也被认为用“拜物主义”来填充他们的世界：无生命的物体被他们误认为是有生命的力量。（对泰勒来说，这种混淆远远不只出现于野蛮阶段；就连罗马天主教徒，也带着他们所有的圣人遗迹和画像掉进了这个陷阱。）

冯·登·施泰宁实际上采取了一种稍有保留的观点。然而，他关于字面意思的评论却引起了别人的兴趣，尤其是法国哲学家吕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列维—布留尔在他1910年出版的巨著《土著如何思考》（How Natives Think）中谈到了这一点。[41]和泰勒一样，他认为，原始人无法掌握比喻性的思想和语言。与泰勒不同的是，列维-布留尔认为自己提出这一论点是为了保护他们。换句话说，他否认了几乎每个人类学家在当时和现在都接受的人类心灵统一性原则。对列维—布留尔来说，波洛洛人并不只是社会进化阶梯上的下层；他们是本质上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

《土著如何思考》参考了各种各样的民族志数据，但波洛洛岛上的数据（由冯·登·施泰宁收集）在其中占据了独一无二的首要地位。列维—布留尔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们是鹦鹉”这个说法，以及冯·登·施泰宁对它的思考。“这既不是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字，”列维—布留尔写道，“也不是他们声称存在的某种关系。他们想用它来表达的是真实的身份认同。”7他利用他所说的“参与法则”（law of participation）解释了这一认同。这是指一种“原始心态[在这种心态中]，物体、存在、[和]现象可以是它们自己，也可以是除了它们自己之外的其他东西。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8

列维—布留尔比他年纪稍轻的同胞马塞尔·莫斯走得更远。我们已经对莫斯主张某些物体如何可以是“它们自己和其他不属于它们的东西”进行了思考。在西方社会，在传家宝和国宝这些例子中，我们甚至也可以认出这种思维方式。然而，通过“参与法则”的概念，列维—布留尔对大脑的运作提出了更为重要的主张，并坚持一种甚至连社会进化论者都没有做出过的区分。

列维—布留尔一直因其对心灵统一性的否认而受到批评，即使是那些认为他的作品富有深刻见解的人也不赞同这一点。许多人类学家还指控他过分渲染波洛洛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差异，作为“土著”思考的时候，前者并不那么具有异国情调，后者也没有那么乏味无聊。这个反对夸大差异的论点当然很有道理。对于一个波洛洛人可能声称自己是鹦鹉的每一种原因，都可能有九倍数量的完全“合理”的解释，而且它们很可能完全是些是稀松平常的声明和信念。

巫术与常识

埃文斯—普里查德是列维—布留尔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他的经典著作《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被公认为是对列维—布留尔最臭名昭著的立场的一部反驳著作。这本书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它是人类学史上最为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一，每一代人类学学生都必须阅读它。它超越了非洲研究的范畴，至今仍在持续引起争论和兴趣。

埃文斯—普里查德，或如他被熟知的那样，简称为E-P，于20世纪2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开罗和剑桥分别度过一段时间后，他搬到牛津，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学术生涯。他的大部分田野调查是在今天的苏丹和南苏丹进行的。除了研究阿赞德人之外，他在努埃尔人中的工作也很出名（我们先前已经讨论过努埃尔人对金钱和血缘的态度了）。

《巫术、神谕和魔法》旨在解释这些东西在阿赞德社会中的作用（E-P 20世纪20年代末在那里工作）。E-P告诉我们，任何人在阿赞德待上几周或更长时间后，都会意识到这些东西有多重要，因为它们位于人们日常关注和兴趣的中心。事故和不幸被认为是巫术造成的，而神谕和魔法以各自的方式帮助抵御或减轻巫术的影响。虽然这三者都很重要，而且相互关联，但在这里我将集中讨论E-P对巫术的研究，部分原因是对巫术的研究至今仍是本学科的核心。实际上，巫术是常见于民族志记录中的另一种看似“传统”，但同时又能毫无障碍地与现代性共存的习俗。

巫术是由巫师施行的，这丝毫不会让人感到奇怪。然而，阿赞德人巫术的首要方面，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他们对巫师本人毫不关心。他们对巫师是谁——在抽象层面上——以及巫师是什么有着详尽而复杂的理解。男女都可以是巫师；这是父亲传给儿子、母亲传给女儿的遗传“特质”（但不同性别不能交叉遗传）；该特质是一种物质实体，存在于小肠中。阿赞德并不关心巫师，E-P告诉我们，因为至少当他们施行巫术时，人们不一定知道他们是巫师。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很少强调个体和有边界的人格的概念。

于是，巫术存在于话语及其效果中。人们谈论它，并观察它的影响，可以说，人们用它“思考”。这样，E-P就把巫术当作一种“习语”，一种谈论和推理世界事件的方式，尤其是那些不幸事件：疾病和死亡、家庭纠纷、欠收和受挫的旅程等。所有这些都会被理解为巫术的产物。

这并不是说阿赞德人不能认识物理、化学和生物科学的运作——也就是说，自然法则的运作，或者更直白地说，现实世界。E-P解释说，他的意思是阿赞德人对事情是如何发生和为什么发生有很强的区分；而巫术就是将如何和为什么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他的一个著名例子是一座粮仓的倒塌。阿赞德人把谷物储存在比地面稍高的谷仓里，以保护它们免受害虫和潮湿的最恶劣影响。这些谷仓的底部很适合用来乘凉，阿赞德人经常会利用这一点。然而，在极少数情况下，谷仓也会倒塌——因为无法完全解决潮湿和白蚁的问题——因此，有时阿赞德人就会被埋在一堆谷物中。阿赞德人非常清楚谷仓是因湿度和白蚁而坍塌的；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这样或那样的粮仓会塌在这样或那样的人身上？答案是巫术。那个人倒霉是因为做了一些扰乱或冒犯巫师的事情。他或她的行为和幸福承受着道德关系的重负。

在他的整个作品中，E-P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读者，巫术当然不是真实存在的。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努力让阿赞德人不显得那么有异国色彩，并让他的西方读者相应地带上一些异国色彩。没错，这当然很奇怪，他说，这违背了某种常识。但他也以一种微妙而礼貌的方式辩称，常识的确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常识，从其本身来看，阿赞德人对巫术的信念是完全合理的。他说，归根结底巫术的功能是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强化他们的文化价值。它也是一个令人钦佩的自然哲学体系；难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奇迹和困惑的时候，不也都会问“为什么”吗？对巫术的信仰与人类责任和对自然的理性认识是完全一致的。9

有一次，E-P甚至提出阿赞德巫术习语听起来很像西方的好运习语（idiom of luck）。这种打压更傲慢的西方读者之优越感的努力，是使得E-P成为一名以细致入微为特质的分析家的部分表现。他指出了一个现象。如果我们坐在谷仓下面，它倒塌了，我们可能会说是运气不好。我们甚至可能会像阿赞德人一样问，为什么是我们？我们做了什么才遭受这个？事实上，鉴于这类问题的明显性质，我认为在“运气”这一点上，甚至可以比E-P的本意更进一步来论述。比如说，在疾病的问题上，他划了一条界线，对医学事实不加质疑。我们知道癌症不是我们冤枉了某个邻居的结果；我们甚至知道，虽然感染艾滋病毒可能是使用另一名海洛因成瘾者受感染的注射器所致，但在道德层面上，吸毒与检测呈阳性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然而，对艾滋病毒阳性患者的污名仍然存在；艾滋病在道德上的负面意义是一个社会事实。不管它在现实中有没有根据，它都会产生影响。癌症也是如此；它经常招致耻辱，经常促使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做了什么，才让我遭受这个？

所以，回到那种老派的说法上，“我们”没有那么文明开化，“他们”也没有那么原始。我们不是现代的，他们也不是传统的。我们不那么科学，他们也不那么神秘。我们不是那么理性，他们也不是那么非理性。“将不幸归因于巫术并不意味着排除我们眼中的真实原因，而是将其叠加在真实原因之上，赋予社会事件道德价值。”10把“巫术”换成“运气”或“不好的行为”，或者换成“罪恶”，就离利兹（Leeds）或科罗拉多泉（Colorado Springs）人的看法不远了。

埃文斯—普里查德使阿赞德人去异国化的努力，是人类学家推倒自身启蒙偶像的悠久而杰出传统的一部分。E-P会毫不迟疑地谈到常识和破除迷信，同时，E-P也在他的作品中偶尔暗示自己要对魔法世界保持开放态度。在他关于阿赞德人的工作中，很早就开始谈及巫术了，阿赞德人说巫术发生的那一刻就像火或光。“我只见过一次进行中的巫术。”E-P写道。没有跳过一个瞬间，也没有一丝偏离他清晰而清醒的牛津——剑桥风格的行文。在一次常规的夜间散步中，他看到了这样一道光，但无法找到它的来源。第二天早上，他得知一位邻居去世了。他说，那道光“可能只是有人在他上大号的路上点燃了一把草，但光移动的方向和随后的死亡事件都符合阿赞德人的观念”。11

许多人类学家会对这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他们至少不会公开嘲笑它。尽管如此，大多数人绝不会相信这种观念并将其形诸文字，大多数人都试图提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明显非理性的信仰、神秘的参与形式、巫术等在他们的信念体系里是合理的，有时甚至在我们的体系里也是合理的。

回到波洛洛

关于波洛洛人自称为鹦鹉到底意味着什么的学科内讨论当然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在列维—布留尔之后，人们对波洛洛人所言的兴趣转向了用比喻的方式来解释它；而在此之前他们曾被认为不具备比喻的能力。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几乎毫不在意列维—布留尔的结论，后者认为这种说法是隐喻性的，它指向的是图腾在这种文化中的重要性。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克罗克（J.Christopher Crocker）最终对波洛洛人进行了深入的、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后，补充了一些重要的细节。[42]

首先，克罗克告诉我们，只有男人会说他们是鹦鹉，而且他们也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会这样说。其次，鹦鹉（或者更具体地说，红色金刚鹦鹉）是和神灵相关联的，这是因为神灵和鹦鹉都是明亮的颜色，也因为它们都可以在遥远的悬崖表面的猛禽巢穴和某些树的顶部被发现。这部分意味着鹦鹉（所有鹦鹉，不仅仅是红色金刚鹦鹉），或者更具体地说，鹦鹉的的羽毛是仪式表演中的重要装饰，而许多仪式是由男性主导的。为此，鹦鹉羽毛倍受重视；男人和女人都把他们的私人收藏储存在用棕榈树干制成的保险箱里。这些羽毛很多都是波洛洛人从野鸟身上采来的，但他们也饲养鹦鹉作为宠物——这是他们驯养的唯一一种宠物。波洛洛人确实有狗，巴西人还引进了鸡和猪，但这些动物都没有被赋予情感连结。人们喜爱鹦鹉、为它取名，甚至为它举行葬礼（这不同于其他动物）。尽管它们确实有时会被羞辱：在村庄举行重大仪式之前，这些心爱的宠物会被拔光羽毛，至少暂时成为“可怜的被剥光了，剩下一团赤裸的皮肉和骨头的东西”。12

那么，显然鹦鹉很重要。它们是一种象征性的纽带，通过一个复杂的仪式系统将人、神灵和团体（部落）联系在一起。但事情的关键是：所有的宠物鹦鹉都由女性拥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男性也一样。波洛洛人社会是个母系社会，同时也是入赘制的社会（也就是说，男性与他妻子的家人住在一起）。所以一名男性会被拉向两个方向，并负有两套义务和情感关系。回到他的原生家庭时，他负责照顾他的姐妹和她们的孩子。但他也是他妻子的丈夫。克罗克告诉我们，婚姻往往是出于爱情的结合；但尽管如此，男性总会觉得自己在妻子的亲属中间像个外人。仪式制度是他实施逃避的途径之一。在仪式中，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神灵”。于是，通过自称鹦鹉，基于他们与这些鸟共有的一些关键特征，男性就在自己和鹦鹉之间建立了一种隐喻性的联系。像鹦鹉一样，他们是仪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和鹦鹉一样，他们也是一种宠物。强大，但还不足够强大。有掌控力，但也并未实际掌控事务。在说“我们是鹦鹉”时，男性想做的是“表达对他们男性处境的反讽”。13

克罗克的结论并没有终结这场辩论。亚马孙河流域研究的领军人物特伦斯·特纳（Terence Turner）对克罗克强调隐喻和反讽表示异议；他辩称，我们在这里所发现的是提喻（synecdoche）——事实上不仅如此，他称之为“超级提喻”（super synecdoche）。14在这里我不会花时间专门来解释这个论点，也不会解释什么可以使提喻变得超级；我只想说，这是一个精彩的分析，但却引出了一个问题：然后呢？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问题往往只会激发最具天赋和激情的文学批评家的兴趣。

但这不仅仅是学术上玩弄文字的把戏。关于提喻和反讽哪个更精准的争论，对于我们如何理解一种文化逻辑是至关重要的。关注任何既定社区中的比喻性表达，不仅是了解该社区价值观的好方法，也有助于了解其成员如何为知识排序并进行分类。我们经常用比喻的语言来说明对我们来说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哪些明确的区别已经被掌握了，哪些还没有，我们理解了什么，哪些还不清楚或者还是混乱的。

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非常简单，但却很能说明问题。对于在与地中海世界截然不同的环境里工作的基督教传教士来说，有时必须在殖民地和更偏远的后殖民环境中修改《圣经》中的传统隐喻和形象。所以，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古胡—萨马内人（Guhu-Samane）来说，“上帝的羔羊”变成了“上帝的烤猪”，15当地人不知道羔羊是什么，所以为了传达耶稣牺牲的重要性，翻译们把目光转向了猪，古胡—萨马内人很了解猪（它也是美拉尼西亚地区常见的祭品）。隐喻和其他修辞手法就是这样起作用的：是用你所了解的事物（猪的特征和品质）让你理解你所不了解的事物（耶稣的特征和品质）。隐喻所做的是突出共同的含义和关联。当然，在许多其他方面，耶稣和羔羊或猪是不同且各具特点的。但当一个古胡—萨马内人第一次听到耶稣是上帝的烤猪时，她所了解到的是，耶稣在某些方面就像这种动物——总而言之，是一种重要的祭品。

正是克罗克对波洛洛宇宙学、图腾、性别关系、亲属制度、仪式生活和宠物饲养实践的深入了解，使他能够理解和传达波洛洛男性（有些时候）所说的这个比喻。然而，这一切中仍有一个纠缠不休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一些人类学家。因为假设什么是“字面的”而什么是“比喻的”在不同文化间可以有一致的理解，特别是当我们试图理解（“异国的”）当地人是如何思考的时候，难道这不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吗？我们又回到了现实。

这是一些人类学家在讨论理性和合理性时一直想提出的那种问题。将论证推到极端的话，依靠类比（谈论巫术就像谈论坏运气）和运用比喻（波洛洛男性是在反讽）会冒着把文化差异降低到很次要的地位上的风险。“他们实际上真的和我们一样”听起来是对对方的尊重，但它也可能会赋予另一层含义，也就是“意识的殖民化”。正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说，把别人所说的话解释成复杂精巧的比喻，可以使他们获得某种“认知上的尊重”，但我们最好“把关于世界的字面表述看作其本身，不管它们的内容有多奇怪，而不要把它们仅仅看作思维模式运作中结构区别的另一个例子”。16

一些人类学家会这样做——或者尝试这样做。有些人甚至一开始就放弃了区分字面和比喻的语言：这种框架本身依赖于某些假设。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有时就是这样做的，其范围远远不止他目击巫术之光这么简单。当他把注意力从阿赞德人转到声称“双胞胎是鸟”的努尔人身上时，他的确试图把它变成一种比喻性的东西，但他也指出（但并没有完全否认），从努尔人的角度来看，“字面的”和“比喻性的”都没有真正抓住他们的核心意思。克罗克还在评论中说，列维—布留尔对波洛洛人所言的分析比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更加准确——至少在视角层面上是如此。列维—布留尔的分析基于实际的身份认同理念，而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依赖于普世理性的隐喻式的安全之网。

另一种观点

在过去二十年里，与拆除隐喻式的安全之网关系最密切的人类学家之一是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是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的教授，在图皮—瓜拉尼（Tupi-Guarani）语系亚马孙部落雅韦提人（Araweté）中间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43]他于1986年出版了一本关于雅韦提人的有影响力的著作（英文译本于1992年出版）。此书更广泛地借鉴了民族志记录，将雅韦提人置于与其他美洲印第安人群体的关系之中。正是在这本书以及他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他称之为“美洲印第安人视角主义”（Amerindian perspectivism）的概念的后续文章中，他的研究路径才真正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7简单地说，他要求我们在这项工作中克制使用西方术语理解美洲印第安人的冲动，拒绝将他们纳入建立在普世理性或“真正的现实”基础上的文化差异景观中。在这种人类学中，任务并不仅限于弄清楚当地人是怎么思考的。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像当地人一样思考，至少它达到了扰乱了我们常规思考方式的程度。

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认为，与许多其他美洲印第安人团体一样，在雅韦提人中有许多关于宇宙的，本质上截然不同的前提和假设。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关注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我们会看到人类和动物有着一种共同的原始状态。这种状态，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在犹太——基督教框架中找到的。在犹太——基督教框架中，人类统治动物，并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在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科学中，我们也没有发现这一点。在自然选择的进化科学中，人类是动物，尽管是一种独特的动物，在能够习得文化方面独一无二。在美洲印第安人的宇宙观中，“人性”是原始状态；这是所有生物共有的。那么，使人类独特的不是他们的文化发展（在西方看来，这种发展要么是上天注定的，要么是进化的结果，要么是两者都有），而是他们在自然方面的发展。在许多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中，是动物失去了人性，而在西方的神话和科学中，人类所做的是超越了他们的动物性。要想理解这些当地人的想法，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认为，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一区别。其中的一个要点是，基于人类与非人类、文化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等一系列明确区分的、以人为核心的人类学路径，既不是彻底的，也不是唯一的思考方式。

说动物失去了人性，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像纯粹的自然一样是非理性的了。实际上，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和许多其他人类学家都曾辩称，美洲印第安人宇宙观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视角主义”。许多动物物种被认为保留了能动性和自我意识；它们和人类一样有着“视角”，它们占有自己的文化世界。这部分意味着美洲印第安人有着一种更具关系性和内在联系的世界观。当他们思考自己所行之事，以及如何行事时，他们基于一种理解和期待，那就是其他有知觉的生物也会这样做。

所以，所有这些人类与非人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划分，对于雅韦提人来说都不像它们在西方的构想中那么清晰。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指出：“美洲印第安人在他们自己与著名的笛卡尔对立之间划清界限。”他所指的是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著名的心——身二元论。18美洲印第安人的世界观是一种万物相互联结、相互赋予特征的世界观；其中的界限和区别比西方或西方化的体系要宽松得多。美洲印第安人的视角主义是这一领域另一位重要人类学家所说的“关系性非二元论”（relational non-dualism）的一个例子。19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对于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来说，摆脱隐喻的安全网并不意味着摆脱隐喻。他不带做作或虚伪地说，波洛洛人所说的话必须被视作一种修辞。“波洛洛男人和努尔人双胞胎不会飞。”他在他关于雅韦提人的书中这样肯定地说道。20与此同时，他以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采用了美洲印第安人的视角主义，即动物将自己视为人。“这种‘视为’是种字面上的认知，而不是概念的类比。”21换句话说，这既不是比喻，也不是讽刺，也不是超级提喻。

也许理解这种“既是——又是”研究进路的最佳方式是回过头来考察这种人类学背后的意图。这种视角进路超越了马林诺夫斯基和其他许多人所倡导的那种——在其中，当地人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类学家自身的立场。就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而言，每一个人类学项目都应该包含一些外来的和异质性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会挑战和扰乱学术分析术语，而且会重新定义它们的含义和它们所产出的思维工作。从这个路径出发，人类学应该永远对感到惊奇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22

在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的研究中，理解的关键点在于，当美洲印第安人自称为鹦鹉或美洲豹时，我们不应该把鹦鹉和美洲豹（只）视为属于这个世界的动物，用我们称之为“名词”的词来指代。[44]在美洲印第安人看来，“美洲豹”更像是一种行动的性质，而非名词。“美洲豹”实际上的意思更接近于“成为美洲豹”（jaguar becoming）——这么用英语说出来就显得很突兀。但它的确更好地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重点应该是“动词的性质，而不是谓语”。23

阅读像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这样的人类学家的作品，就像阅读一位致力于拓展文体形式的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或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如果不完全沉浸于其中，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向他们交出自己的话，你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在做什么。这对于某些行文貌似清晰的人类学家来说，也是如此。以玛丽莲·斯特拉森为例。如果你读她的作品，一开始总是很容易。她的文风相对直接，而且容易看懂。比方说，她的杰作《礼物的性别》中任何单独的一句话都是可被理解的。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一整段这种似乎晓畅易读的句子，就会开始失去耐心。读完这本书的一章后，你可能会开始痛苦地揪头发。她没有按正常的方式使用英语；她让美拉尼西亚人侵入了她的行文。她要求读者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所以，要真正了解她在讲什么，你必须投身进入她的行文逻辑。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本章中列出的所有方法的目的都是相同的。从另类的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到相当合乎理性的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爵士，再到自称激进的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他们共同指出的一点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知识范畴和知识领域视为不言自明的。事物的秩序有时也是一种流动的存在。对大多数人类学家来说，这相当于对其他生活方式进行分类归档。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也开辟了其他的生活模式。

被揭露的生活

关于这点，我想提出最后一个例子，一个离亚马孙丛林和阿赞德谷仓潮湿底部都很远的例子。24但是，在这里讨论这个例子很有帮助，因为它可以向我们展示事物的秩序如何可以根本上被重新配置，常识和理性又是如何受到文化制约的——即使在这个案例中，“文化”已经接近于字面意义上和比喻意义上的毁灭。

1986年4月的一个午夜，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的一个装置爆炸了，向空中发射了8公里长的放射性物质烟羽。爆炸是因为工程师为测试反应炉在没有蒸汽供应的情况下可以运行多长时间而做的实验出了岔子。在随后的几天里，随着苏联当局试图控制局势，损失变得更加严重，原因既有当局试图扑灭燃烧的石墨堆芯的方式不当（向其倾倒数吨重的沙子、白云石和其他抑燃物质，但这只会加剧热量的累积），也有部分原因是克里姆林宫的沉默；在长达18天的时间里，灾难都没有被公之于世。在此期间，上万人暴露在放射性物质碘——131之中，这造成此后四年内甲状腺癌病例激增。苏联的补救努力着重体现在现场的237名工人身上，他们都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个专门机构治疗。然而，总的来说，估计有60万人因这场灾难而死亡或产生严重的健康问题。

1992年，阿德里安娜·彼得雷纳（Adriana Petryna）开始对切尔诺贝利的灾难进行人类学研究，她的研究重点是科学家、医学专家和政治家，以及最重要的，受害者们之间的紧密联系网络——其中许多人是事后被雇佣来清理的消防员、士兵和工人，他们的麻烦在爆炸后才开始。彼得雷纳是在苏联解体后才开始田野调查的，她的部分兴趣在于乌克兰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后苏联国家，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后续影响。在苏联解体之前，乌克兰对承认切尔诺贝利的巨大影响一直持强硬态度。在新独立的乌克兰，这一路线几乎被抹去了，因为国家显著降低了受害者识别的门槛。在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有5%的人口——350万人——要求获得赔偿和特殊形式的国家补贴。同期国家年度预算的5%都用于处理切尔诺贝利事故及其后果，包括环境后果和人类后果。乌克兰近9%的领土被认为受到污染，迄今为止，该事发地仍有方圆30公里的禁区。

埃文斯—普里查德告诉我们，他并没有花很长时间就开始像阿赞德人那样思考：“没过多久，我学会了他们的思维习惯，并在相关的情境下像他们一样自如地运用巫术观念。”25他的观点很简单，那就是我们要适应周围的世界。对切尔诺贝利等灾难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这种转变也可以在社会层面发生。它们是标志性的事件，也同时彰显了生命的脆弱性和韧性，文化上和生物学上都是如此。[45]

在乌克兰，正如彼得雷纳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改变相当于对于归属一个国家、作为一位公民的意义进行大规模重组。在“正常”情况下，声明对国家的归属被理解为与生俱来的权利或加入某国国籍的问题，但现在它被定义为痛苦。彼得雷纳称之为“生物学公民身份”（biological citizenship）。在这十年里，能否设法继续日常生活，以及能否从国家那里得到任何额外的东西，都取决于一个人掌握与放射性中毒相关的科学、医学和法律知识的能力。它需要一套新的语言、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常识。

切尔诺贝利灾难是一个特别戏剧性、悲剧性和清楚明了的例子，说明“土著如何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它也提醒我们，这样的事件，即使是人为的，也不能脱离沃尔夫所谈论的现实。无论这个例子有多重的“文化”属性，它同时也是极为自然的，深深依赖于自然本身的运作和规律。事实上，现在我们就要转向谈论自然了。

第九章　自然

巴勒斯坦文学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的作品聚焦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他个人同时也是西方古典音乐的热情粉丝和专注学徒。正是对音乐的研究让他在作品中发展出了一种标志性的风格——“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1。在音乐理论中，对位行进是指旋律线之间的关系和联结。各条旋律线之间是分离的，也可以被分开，但是当它们合在一起时，就可以超越它们各部分的简单相加。对萨义德来说，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必须产生类似的东西，不能被降格为一个句子或一种声音（他认为，当阅读设定在帝国时代里的西方小说时，这种危险是真实存在的）。

贯穿这整本书，“文化”和“自然”可以被视为人类学的两条旋律线，它们的对位行进赋予了这门学科鲜明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考虑的很多东西都把重点放在文化上，而自然只被当作一种稳定的背景音，从我们对血缘的态度到前一章中对理性的讨论，无不如此。这种常态在一些场合受到了挑战。换句话说，在一些例子中，自然似乎抬起头来——有时显得丑陋，有时则不——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血液不仅仅是随便哪种物质。化学、生物和物理学定律很重要；空的汽油桶是危险的，甲状腺癌是致命的，波洛洛男人不会飞。

对许多人类学家来说，自然似乎是一条相当幽暗的旋律线，他们尽可能地将它静音。露丝·本尼迪克特、克利福德·格尔茨和马歇尔·萨林斯等人物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为他们热情地捍卫文化、社会和历史特性，并认识到现实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我们可以直接接触的。在所有的这些案例里，这种热情都是由政治立场推动的，其中首当其冲的政治立场就是萨林斯说过的“生物学的利用和滥用”，2而它最严肃的案例是本尼迪克特、弗朗茨·博厄斯和他们的同事们对站不住脚的种族科学的驳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定义足以装满一个抽屉，但对自然的定义却寥寥。我不记得我在本科课程曾学到过关于自然的定义，而这样的定义在现存的文献中也很难找到。它们往往只会在和文化相关的语境里出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文化的定义中（文化是“自然的构造，它具有弥散的特征”之类）。

情况非常明显，以至于近期最大的人类学家专业协会把“自然”从他们列有一百多个关键词的术语表上划掉了。2011年美国人类学协会年会上，注册参加的论文演讲者不得不使用这个受到控制的词表来对他们的研究旨趣进行分类。所以很明显，你甚至不被允许以自然作为研究主题。3激进主义、非洲、国界、制陶术、教育、进化——非常接近了！——名单还在继续——但是没有自然。

人们很容易觉得，自然的消失体现了人类学对其的蔑视，但这么说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不应该忘记，博厄斯之所以开始从事人类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巴芬岛（Baffinland）的环境和物理学领域的兴趣。马林诺夫斯基更是通过生物人类学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生物需求的角度来看待一切文化生活。他提出了一种“功能主义”理论，在任何给定民族的那些怪异而奇妙的文化阐述之下，都有着一个由需求和欲望驱动的人类身体。尽管如此，总的来说，自然仍然是嗡嗡作响的背景音。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这一常态的一个重要反例。回想一下，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文化的巨大多样性本身并不是人类学的主要关注点。真正重要的是这种多样性，或者有时他称之为混乱和繁杂背后的东西。而它内在的结构则是与自然，与心智相关的。

考虑列维-斯特劳斯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生于1908年，在其101岁生日前几天去世。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度过，但也在巴西和美国经历过成长的重要阶段。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巴西，他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此前他曾在索邦大学学习过法律和哲学。他这一段人类学教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那时的他大部分时间流亡在纽约市，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翻遍了关于南北美洲原住民的无数书籍，汲取了弗朗茨·博厄斯的智慧和感性。尽管列维—斯特劳斯一生都崇敬并经常引用博厄斯和他的学生的作品，但他自己几乎没有做过田野调查：只是在巴西国内旅游过数月，至少在今天看来根本算不上是田野调查。他在波洛洛的时间总共加起来只有几个星期，而且他从来没有学过他们的语言。

虽然我强调了田野调查作为一种方法的重要性，而且尽管维多利亚时代扶手椅人类学家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质疑，但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讨论让我有机会重申，并非所有人类学家都认为田野调查是这门学科的必要条件。例如，法国仍有一些传统认为，田野调查是次要的，盎格鲁传统中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文本都是纯理论或概念分析。例如，玛丽·道格拉斯曾在非洲研究一个名为勒勒（Lele）的群体，但几乎没有人读她关于这个部族的书；人们阅读她的《纯洁与危险》，此书中大部分篇幅是对《旧约全书》各卷的结构主义分析，并更多的是从马塞尔·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那里获得灵感。马林诺夫斯基把田野调查放在人类学图景的核心位置，和他相比，马塞尔·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几乎没有进行过田野调查（我强烈推荐《纯洁和危险》，这是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列维—斯特劳斯发展了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他借鉴了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和语言学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一位40年代初和列维—斯特劳斯同在纽约流亡的犹太人，他们在那时相识）的思想。列维—斯特劳斯极其欣赏语言学，他认为人类学需要以类似的方式塑造自身。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语言学的正确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侧重于他所说的语言的“无意识的基础结构”，这是说话者自己可能没有察觉的。其次，它关注的重点不是词语本身——“猫是猫”（喵）——而是词语之间的关系——“猫，不是狗”（喵，不是汪）。第三，这种关系位于一个系统内；它是有序的和结构化的。最后，它试图寻找普遍规律。4

如果你继续阅读任何结构人类学的作品，它将看起来与其他大多数人类学研究大不相同。它可能不会有太多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角色：比如说奇文希酋长，或者斯肯索普（Scunthorpe）的产科护士珍妮特。它可能会包含很多百科全书式的信息，比如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有袋动物的民间分类法。它很可能聚焦于神话。神话一直是结构主义者非常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因为它们被认为包含了许多“无意识基础结构”的运作方式；如果你读到一部结构人类学作品，不要指望它会讲一个好的格林童话故事。倒是可以期待一例如外科手术般的剖析。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的重点也不是欣赏一个精彩的故事；而是为了理解被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的神话，是如何告诉我们一些它所脱胎于的文化体系的事情，甚至告诉我们思维是如何运作的。事实上，所有这些要素都将被用来支持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关于思维、认知和分类的普遍结构的观点。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另一位学者所总结的结构主义的定义，似乎显得对伟大的列维—斯特劳斯有些不敬。如果再补充说，这份总结比列维—斯特劳斯阐述自己的立场早了一个多世纪，就几乎像在这不敬之上又加之以侮辱了。但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因为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引用了这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作为他的简短作品《图腾崇拜》（Totemism）的题词。孔德写道：“最终支配心灵世界的逻辑法则，本质上是不变的；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对于任何主题，它们都是相同的，甚至在我们所谓的真实和虚幻之间也毫无区别；即使在睡梦中我们也能见到它们。5

这几乎完美地概括了结构主义。“原始”或“文明”，波洛洛人或英国人，萨满或科学家，在心智结构或认知能力水平上都没有差别。人类学必须做的是穿过文化之间看似重大的差异和不可跨越的鸿沟，从中筛选和提炼出可以揭示人类境况的普遍因素。列维—斯特劳斯在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中详细论证了这一观点。他使用了广泛的材料：从美洲蒿属植物的分类到婆罗洲皮南人（Penan of Borneo）的“从死者名”（necronyms，用于识别某人与已逝亲属的关系），到现代工程师的技能与方法，再到让—保罗·萨特的哲学思想。在超过250页的分析之后，他总结说：“野蛮人的思维在判断和方法上和我们以相同的方式合乎逻辑。”6

列维—斯特劳斯是人类学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被称为自然主义者的人物之一。他从未放弃或试图削弱文化差异的重要性，但他把文化差异理解为处于一个更基本的认知和思想体系中。莫里斯·布洛克称列维—斯特劳斯是“第一位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必须充分考虑思维功能之影响的现代人类学家”。7

他是现代人类学家中的第一位，而且不是最后一位。但列维—斯特劳斯所感兴趣的人类思维，至少在布洛克提及的意义上，一直是人类学中的一个次要追求。此外，关于人类思维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认知科学领域进行的。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对认知科学并不感兴趣，这多少有些令人惊讶。对于已经成为认知人类学领军人物的布洛克来说，缺少与认知科学的交流严重地削弱了人类学这个学科，这使得认识人类在自然历史中的地位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对许多人类学家来说，症结在于对自然主义的呼吁总是有某种缺陷。即使将它道德上的高压纳入考虑，社会进化论也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持久的价值。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对许多人类学家来说也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力，至少作为他未经修饰和限制的形态没有。虽然他的博学无人能比，但在他的作品中，似乎经常会出现未经证明的信仰之跃或偷天换日：例如，他对神话的解释就很难令人信服。对大多数人类学家来说，更为严重的是，结构主义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类能动性对于整个体系做出改变的可能。这就是马歇尔·萨林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给自己设定的挑战：把结构主义重新塑造成可以考虑到历史和人类能动性的东西——确实有结构但也可能被改变的东西。

我想稍后再讨论认知人类学领域的一些研究工作，也就是当今一些人类学家试图用另一种方式将关注自然和关注文化相调和的研究工作。但在谈到这一点之前，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自然为何如此不受重视。

自然的限制？

在大多数时间和地方，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真的存在自然和文化之间的边界的话，它充其量也是模糊的。而且在很多地方这种界线并不存在。这正是玛丽莲·斯特拉森对美拉尼西亚的研究中的重点之一。美拉尼西亚各族群的想法与西方人不同。例如，在斯特拉森进行田野调查的哈根山（Mount Hagen）人当中，事物被分为“野生”或“家养”的，而不是自然或文化的。这种方法与我们通常理解的自然与文化的分界产生了交叉错位。例如，猪不是从它们作为猪的特性，或曰它们的“动物本性”的角度来理解的，而是从它们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这个角度。所以，尽管我们可能会说：“嗯，没错，某些动物是家养的或者被当作广受喜爱的宠物饲养的，但是它们仍然是动物，它们仍然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但哈根人不这样认为。不能将野生（rømi）等同于自然，把家养（mbo）等同于文化。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划定世界和世界内关系的方式。

在这一点上，哈根山人并不孤单。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对于许多历史上“亲近自然”的社群来说，“自然”概念并不能获得广泛认同或有任何相关性。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和猪一起度过，或在花园里劳作，或在森林里狩猎，或者在钓鱼或养牛，那么因归属某种文化秩序而有的那些表达就未必有意义。事实上，即使在西方传统的思想中，“自然”与“文化”的分裂也是最近才形成的。

这种分裂形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在这种对自然的理解中，所有的生物都是彼此相联系的，但是尽管如此，在人类的周围却无疑划出了一个特殊的环形。在这个环形内发生的事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类独特的官能。这些官能包括好几种，但最主要的是智力。因此，人类因为拥有文化和创造的能力而独具一格。当然，在很多方面，这涉及对自然的驯化：种植某些作物，饲养某些动物，制造药品、遮蔽物以及衣物。然而，这一时期的主要结论之一是，自然归根到底是一个自主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圣之手逐渐放开了我们，让我们可以直面自然。

这种意义上的自然既要被理解成一个现代的概念（a modern term），也要被理解为一个现代性的概念（a term of modernity）。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关联和对立。在自然——文化鸿沟的前提之下，我们也开始思考客体和主体、既定的和创造出来的、非人类和人类、被动和主动、无意和有意、现世和超越等类似的问题。在某些方面，这种区别并不是新出现的，甚至不是西方思想所独有的（尽管在西方思想中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深入发展）。更重要的是，现代人相信自己可以把它们分开，视它们为独立的部分。回想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和吕西安·列维—布留尔等人的论点；他们关于原始思维——前现代思维——的看法是，它混淆和模糊事物是因为它无法处理分离的概念。它并不成熟，也没有进化到能够沿着清晰的路径处理信息。现代性之所以能胜利，在于它认识到事物的真实秩序。

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现代人”不仅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别人——无视雅韦提人、哈根人、努尔人或者中国汉人各自的特殊性——还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事实上“我们从未现代过”。

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简短的作品中，拉图尔以一种罕见的方式颠覆了人类科学。《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几乎如同一篇布道，训诫“我们”关于当代西方的失败，有时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从科学史到亚马孙地区的人类学研究，从气候变化（即使在1991年，这也是头条新闻）到柏林墙的倒塌，拉图尔通过追溯我们自17世纪开始的、与过去决裂的故事来定义我们是谁。这些决裂不仅是与国内的传统，也包括与国外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故事中，上帝死了（或者至少被从整体图景中划掉了），科学崛起，民主政治占据了主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浮现出来。在这个秩序中，过去混乱、蒙昧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他非西方的他者——被抛在了后面，人们开始以理性和合理的方式处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这仍然是一种关系，但关系双方都坚守各自的阵营，不会因彼此渗入而使得双方难以区分。毕竟，这是我们祖先的失败之处，世界上也还有很多人仍在继续同样的失败。

拉图尔认为，这是我们给自己讲的故事，但这不是真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做到保持自然和文化的区隔和纯洁性；我们从未完全摆脱魔法的诱惑，坚定地站在科学一面。美国的总统就职典礼是现代仪式的顶峰，它脱胎于自由民主和启蒙价值的丰富传统——然而它同样也依赖于文字的神秘力量，这是我们可能也会在印度教仪式中发现的。记住，生意就是生意；这无关个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很难将生意与人际联系完全分开。礼物是礼物，商品是商品，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但其实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让我们再举一个重要的例子，以回到人与动物的关系上来：宠物。我们养宠物；宠物是动物。然而，你不必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或动物行为学家，就知道许多宠物主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宠物主人，当然至少是那些善良而体面的宠物主人——以非常人格化的方式对待它们的动物：给它们起名，与它们交谈，为它们拍照，给它们买东西（玩具、毛衣和保险），疯狂地爱它们，并且当丧钟敲响时深深地哀悼它们。也有一些人，其中大多数碰巧没有宠物（特别是没有狗；狗显然是西方世界最好的宠物），认为这种对待宠物的方式是在公然违反自然——文化的区分。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将本该专门指向人类的东西（爱意、金钱、时间和社会生活）倾注在非人类之物的身上。但是，如果这些头脑冷静的人在对待狗和其他生物的态度上是现代的，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在其他方面达不到现代的要求。（也许他们不信任他们的医生，或者他们向圣徒祈祷，或者他们厌恶坐飞机，因为它看起来太“不自然”，或者他们只吃自己亲手杀死的动物肉，而不是像他们本应该做的那样，去购买被切割成大块的或者绞碎后再用塑料薄膜包裹起来的肉。）

有时候，我们发现在自然/文化之分下承受着最大压力的并不是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吊车尾的人，而是引领现代化浪潮的人。如果你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或者会自己补袜子，或者拥有一家家族企业，那么你没有完全现代化就是显而易见的。但医生和道德哲学家也会受到不够现代的感情的影响，正如我们从一项有关器官捐献的人类学研究中所了解到的那样。

观念上的死亡

玛格丽特·洛克（Margaret Lock）是一位医学人类学家，就职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她最初的研究方向是日本传统医学，之后又开始对器官捐献感兴趣。因为她发现在日本关于器官捐赠的辩论走向与在加拿大和美国非常不同。8不同点是在加拿大和美国没有发生真正的辩论，特别是在医疗技术进步导致“脑死亡”现象日益普遍的前提下。当病人脑死亡时，保持器官继续运转的身体功能往往尚且完好，因此他们的健康器官有可能被采集。另一方面，在日本，洛克注意到不仅有很多人反对器官捐献，而且许多人，包括一些医学家和伦理学家，都拒绝承认应该根据人类是否存有脑功能来判定其是否死亡。

洛克告诉我们，在北美，器官捐献活动和将脑死亡作为人死亡的标志之所以成功树立起来，要归功于早期人们将其宣传为一种终极礼物的努力：“生命的礼物”。[46]虽然这种用词借鉴了基督教的慈善观念和献祭传统，但它之所以能够成功还要归功于出现于早期现代时期的认知转变，当时死亡从一个宗教问题变成了一个医学问题。

例如，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从国家政权（如美国、加拿大或英国）的角度看来，死亡是由医生而不是牧师判定的，是医生或医疗机构拥有法定的权力和义务宣布死亡。当然，牧师或宗教人士在葬礼上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请记住，葬礼上不会发生任何法律事件。国家不要求你举行葬礼。在西方世界的许多场合，葬礼可以由任何人主持；不一定要有一位被授予神职的宗教人物。如果你愿意，可以由你叔叔吉姆来主持，或者由小丑芝宝（Zippo the Clown）主持。这种“死亡的医学化”反过来又鼓励我们将身体视为一具肉体——视作一件物品或多个物品的总和，其中包含可以在其他仍然活着的人的身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器官。

人格在这里也很重要，考虑到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很多内容，理解大脑作为思维引擎为何对定义人之为人如此重要并不困难。在北美，个人主义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自由、自主和选择权对人们都很宝贵——是他们“活着”的目的。思想自由和道德良知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当一个人不能思考、没有意识或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不能作为自由的能动主体存在，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人。谈到脑死亡时，我们所用的比喻很能说明问题。脑死亡就是处于一种“持续植物人的状态”。在更日常的语境中，可能有亲戚会告诉你，他们宁可死也不愿做“植物人”。也许你自己也有这种感觉。这是我们在假日晚餐结束后，话题开始转向严肃的生活问题时，或者是在得知社区中有人出了车祸，头部严重受伤之后，与所爱的人讨论的那类事情。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身为一个人就意味着有思考的能力，有自我感知的能力，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命运。在北美，脑死亡将身体从一种文化的事物转变成了非文化的事物。脑死亡使我们降格进一种自然状态，在这里没有“人”存在的可能。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生命的礼物”赠送给他人。

在日本，则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思想传统。也许不可避免的是，这种理解的一部分是基于日本文化和世界观对完整性和独特性的长期关注。日本毫无疑问是个现代国家：它是八国集团（G-8）经济体之一，其人口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高，技术发展先进——也许比美国或加拿大在科技方面更先进、更创新。但另一方面，它仍然是他者（Other），它的现代化被认为是与西方相关联的，是被西方影响的结果。那么，有助于解释日本和北美之间的差异的并不仅仅是文化，还有文化政治。在关于脑死亡的辩论中，公众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利用“日本传统”来挑动“你我有别”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过，正如洛克所指出的，从上面的简短讨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北美的文化和文化政治也在发挥作用，只是他们的动员更加成功，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些似乎是常识或事实。但是把脑死亡的人看作“活着的尸体”并不是既定的或自然的。

洛克指出了许多日本人态度中的几种价值取向。她告诉我们，在日本，死亡不被理解为瞬间发生的事情，也不被理解为二元状态之间的铰链——死亡是一个过程。此外，大多数日本人并没有将认知能力特别拣选为人格的唯一载体；他们认为身体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理解是，个人不是自主的；他们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也就是家庭。在日本，家庭成员甚至家庭中的个人都不愿意把死亡视为纯粹独立的或脱离集体的东西。最后，尽管专业化医学既有很好的基础又有很好的发展，但医学在日本并没有获得如同它在北美那样的威望和权威。死亡没有被完全医学化，身体也没有被相应地自然化。这使得他们很难将心脏、肝脏或肾脏视为类似于“东西”的事物。洛克甚至发现，一些医务人员弱化了他们做决定的权利。一位医生告诉她说：“我认为我们并不真正理解死亡时大脑中发生的事情，至少就我而言，只有医生才能理解的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9

正如我们看到的黎巴嫩关于新生殖技术的争议（第五章），一台呼吸机、一碗冰和一个手术室足以引出关于自然与文化、生与死之间的界限的根本性问题。“活的尸体”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为何如拉图尔所说，我们从来没有现代过。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具没有死的尸体”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表述（拉图尔称之为“杂合体”[hybird]）。我们对如“死亡”这样在生物学上毫不含糊的、自然的事物刚有了清晰的理解，这个理解就发生了转变。死亡不再是过去的样子。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和伦理学上的新争论，将确保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被重新发明和重新定义。从医学进步的角度来看，“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划分是否能够被固定下来是值得怀疑的”。10

科学/虚构

人类学家对自然概念持怀疑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某些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滥用了他们被赋予的科学权威。科学家当然很受尊敬。英国2015年的一项民调将“医生”列为最受信任的职业；科学家排在第四位，教师和法官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排第五位的是美发师）。11在美国类似的调查中，护士、药剂师和医生排在前三位，高中教师紧跟其后。12请记住医生、护士和药剂师都受过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的训练。很明显，科学是一个饱受美誉、被认为有价值的重点领域。

我有时把人类学称为一门科学，事实也是如此。但它是一门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有时它被称为“软科学”，与“硬科学”相对）。这意味着它具有较低的社会价值；它的主题是文化和社会事物。在自然科学或硬科学看来，它必然被视为主观性的或诠释性的，或者至少不是客观的。事实上，当今许多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根本不把自己的研究视为一门科学；许多人觉得和哲学家或历史学家一起比和生物学家或地质学家一起要更自在。早在1950年，埃文思—普里查德就反对将人类学视为一门科学，他提倡历史学的模式更适合它。

我们已经讨论过像博厄斯这样的人物批评社会进化论者的模式是糟糕的科学。糟糕之处在于：（1）错误地将人类文化当作人类的身体一般来对待；（2）不顾一切地向科学献上简直堪称令人尴尬的赞美，认为科学是一切事物的终极答案。社会进化论者试图把方钉塞进圆孔里，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批判意识。博厄斯和马林诺夫斯基都没有放弃科学的模式本身；事实上，马林诺夫斯基对科学的推崇几乎可以和泰勒或赫伯特·斯宾塞比肩。但在20世纪的进程中，人类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科学对客观性的宣称必须是有条件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宣称显得虚假，因为没有任何关于身体、世界或宇宙运作的知识是可以脱离文化的。

如果你和当今许多物理学家对话，他们不太可能用“客观性”来描述他们所做的研究。就此而言，许多物理学家或多或少地放弃了使用现实这个概念。同样，结构工程师、化学家、遗传学家和无疑还有许多其他科学家也常常明白，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在文化真空中进行的，或者说，实证知识并不只是凭空涌现并闪耀着光芒的。更何况，我不认识任何人类学家属于卢德派（Luddites）[47]，或是认为青霉素是一种“社会事实”或“文化建构”，或会不穿合适的防护服就去照顾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或是否认双门冰箱和空中旅行的影响力和便利性，或者对气候科学已经清楚告诉我们的，双门冰箱和乘飞机旅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毫不担心。然而，科学的社会权威也可能导致盲点和奇怪的描述，有时甚至会在生物学、文化和人类本性等重要问题上产生彻头彻尾的幻想。

就“生命的事实”进行的讨论就是其中一个麻烦之处。1991年，人类学家埃米莉·马丁（Emily Martin）发表了一篇关于人类生殖的文章，探讨了美国生物教科书如何将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性别角色和刻板印象投射到卵子和精子的生殖角色上。13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惊人案例，说明了有多少性别化的，甚至性别歧视的语言被用来建构对科学记录的理解。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文化思维能强烈地塑造我们对“自然”的理解。

马丁发现，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是用正面的眼光看待男性对生殖的贡献，用负面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生殖的贡献，而不是相反。她发现，标准表述中最令人困惑的一个方面是将卵子发生（oogenesis，卵细胞的产生）描述为“低效的”。有一本教科书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浪费”（wasteful）。在女性的一生中，从她卵巢中产生的大约七百万个卵子生殖细胞中，的确只有四百个或五百个会成为完全成形的卵子并被排出。好的。然而，与精子的产生相比，这个数字只是沧海一粟。据谨慎估计，一个男性一天可能会产生一亿个精子；其一生中将总共产生超过两万亿。然而，这在教科书中从来没有被描述为浪费，或是不正常。如果有谁提到这种情况，也被认为是男性旺盛生殖力的标志。但是，为了方便论证，我们假设每对夫妇平均养育两个孩子，那难道不是应该认为女性比男性少“浪费”了很多东西吗？女性每生产200个卵子，就会生一个孩子，比例是200比1。而对男性来说，这个比率是1万亿比1。

教科书描述中的另外一个性别主义之处，与卵子的被动性和精子的主动性有关。根据常规描述，卵子差不多是无所事事的；而精子肩负着“穿透”卵子的“使命”。马丁甚至找到了一本书，其中用下面的话来描述卵子：“一位沉睡的新娘在等待她伴侣富有魔力的吻，这将给她注入灵力，使其具有生命。”14碰巧，这些书中有许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编写的。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对授精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研究人员开始发现，卵子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更加积极的作用，精子也并不像先前想象得那么“有力”。这个过程开始被理解为构成了某种化学反应，需要同时依赖卵子和精子二者的贡献。然而，马丁发现精子仍然被认为是更活跃的那个伴侣。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发现也只是转移了性别刻板印象所强调的重点。卵子开始被描述为“捕获”（trapping）精子。可怜的小精子！卵子从亟待拯救的落难少女变成了更像狐狸精或塞壬海妖之类的角色。

马丁还指出，如果之前这些还不够危险的话，在这个微观层次上使用戏剧性的人格化比喻，有可能把我们对人格的理解进一步推向躯体层面。别管大脑和它所引发的关于生命定义的所有争议了。如果将其逻辑推到极致的话，科学教科书的语言暗示，人类学真正的主题应该是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东西。让特罗布里恩德岛民见鬼去吧，这种方法把精子也当成了土著。落难的少女。身担重任的男性。“这些刻板印象现在被写入了细胞层面，这是一个强力的举措，让它们看起来如此自然以至于无法改变。”15

然而，细胞被证明是属于20世纪的。我们现在的关注点比这更加微观。马丁所描述的整个逻辑最近被顺理成章地投射到基因上，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基因就是我们

遗传学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中一个绝对核心的元素。它对生物人类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的许多研究方向都特别重要：关于种族、遗传疾病（如镰状细胞贫血症）的人口分布和人口史的辩论，甚至还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战争的压力如何影响怀孕妇女的基因表现的研究。16然而，对于一些作者，包括一些高调的进化心理学家及其追随者来说，遗传学已经变得类似于一个秘密解码器，这种解码器最终不仅可以解析人类的组成，也可以理解人类行为的奥秘。了解了基因，我们就能了解人类。自然孕育了文化。

2005年，人类学家苏珊·麦金农（Susan McKinnon）对这一转变，也就是认为遗传学是一切的关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正如她所展示的，它最终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关于那些作者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而不是人类基因组的秘密。17

麦金农在其作品中称这种研究进路为“新自由主义遗传学”。也就是说，它所揭开的人性图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看待世界的方式极度类似，即是什么激励了人类成为经济行为者（economic actor）。不过，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描绘这一人类行为图景的进化心理学家在当下和史前之间自由移动，用同样的笔触描绘了当代美国普通人和20万年前的狩猎者，那时是智人（Homo sapiens）首次出现的更新世时期（Pleistocene）。在这种看法中，个人是最重要的；社会和历史是次要的。自由和选择是好的；控制和监管是不好的。追求个人利益和利益最大化或个人地位最大化是一种美德，并且是它们驱动着人类做出所有的决策。

正是这些观点中的最后一点——个人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真正助长了这一趋势。正如麦金农指出的那样，这些作品中的共同信念是对性冲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性别角色、婚姻和家庭具有同一种特别的理解。亲属关系只关乎遗传学。在这一框架内，男性和女性都在寻求将自己的地位“最大化”，一切最后都归结于在繁衍后代方面获得优势。据说这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在选择配偶方面发展出了（或者说，是被基因编码出了）某些“偏好机制”。据说男性会追求年轻、体型优美、有魅力的女性。[48]据说女性会追求显现出领导能力、雄心和成功迹象的男性。据某些进化心理学家所说，男性还有一种所谓“圣母—妓女开关”（Madonna-whore switch）的偏好。基本上，男性想娶一个圣母，但另外又想同时和很多妓女发生性关系。这就使他们既拥有延续其基因所需要的东西（即一个家庭），同时满足了他们“广泛播种”的天生需要。（不过，妓女的存在多少有些奇怪，因为女性被认为只想在那些有领导能力、雄心勃勃的男性身上进行生育“投资”。由此推出她们不可能有妓女的基因。因为这是一种适应性差的基因，那么带有“妓女基因”的女性必然会在这20万年时间里逐渐绝迹的，不是吗？）

除了某些带着明显来自基督教和中世纪历史人物类型标签的“开关”，这些进化心理学家还提出了超具体基因（ultra-specific genes）的概念。至少他们几乎是这么说的。他们承认，根据我们所知的遗传学基础知识，事实上孤立看待基因与某些行为、性格特征或性格之间的联系是不可能的。但后来他们又编造出了这样的虚构事物。这些基因包括：一种忠诚基因，一种利他基因，一种“组建俱乐部”基因，帮助亲戚的基因，一种能令某个孩子杀害他新生妹妹的基因，一种羞耻基因，一种骄傲基因，还有——我最喜欢的一种——甚至是“舞弊会计基因”。18

麦金农从民族志记录中提供了数十个例子来反驳这个领域的每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些例子来自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案例，包括朱旺人、因纽皮亚特人和特罗布里恩德岛人。例如，麦金农指出，马林诺夫斯基似乎并没有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人中发现“圣母—妓女开关”：那里的男性和女性在性关系和性接触方面都相当开放；女性成员并不会被以圣母或妓女的范畴来划分。一些进化心理学家希望将这种充满价值观偏好的语言写入基因组本身，但这种语言其实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完全不具有相关性。不过，简而言之，这种遗传学进路只不过是人类试图探索一种简单、普世的“人类的自然史”的又一次尝试。

我们的自然和社会历史

很难找到任何具有实质内容的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共性。人类学记录中几乎无法找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存在固有的人类本性。当然，我们可以在每个已知的人类群体中找到某种“亲属关系”，或者换一个更描述性的词“关联性”，但是把朱旺人、汉族人、易洛魁人和巴伐利亚人聚集在同一个概括性的术语下，并没有告诉你太多东西。人类学家和任何其他学者一样乐于发现这样的共性：如果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何不欣然接受呢？但人类学家非常不喜欢的是，将“科学”和“自然”强行绑在一起，却对证据漠不关心或缺乏批判性的自我反思。

勇敢的精子和圣母—妓女开关仅仅是我们发现人类学致力于强调文化特性、社会语境和历史动力学的两个理由。这些都是好的理由——但是布洛克说这门学科忽视认知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工作也是对的，这是有危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圣母—妓女开关，或者任何这一类的开关，那么列维—斯特劳斯的遗产，以及对人类心灵统一的更普遍的学科信念，也让我们应该严肃对待自然主义。在这一章的最末，我想强调两个研究领域，对自然主义的严肃对待正在其中取得丰硕的成果。

一种是将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与认知心理学实验相结合。19丽塔·阿斯图蒂（Rita Astuti）研究马达加斯加海岸的一个小渔村沃祖（Vezo）已经接近30年。21世纪初，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沃祖的亲属关系、居民生计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著作后，她与两位认知心理学家共同开始了比较研究项目，研究民间生物学和民间社会学领域的概念表征。他们三人想了解如生物遗传等过程的日常理解和日常合理化：沃祖人对遗传过程有何看法？他们会说小孩长得像谁，又是为什么这么说？这种说法会如何影响孩子的行为？以及其他此类问题接下来，基于阿斯图蒂长期田野调查的背景，他们通过一系列专门设计的心理测试（在这些测试中，人们会被问到关于继承和个人身份认同的假设性问题），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概念的发展是否受到限制？换句话说，是否存在某种对知识范畴的划定，或是对“生活事实”的理解是天生就内在于人类的认知？“人人都知道”鸭子生鸭子，老虎生老虎，史密斯夫妇生小约翰尼·史密斯吗？（即使鸭子是鹅养大的，老虎是大象养大的，小约翰尼是琼斯夫妇养大的？）显然，这些关于概念发展的限制的问题通过在我们这本书中所考虑过的一些人类学主要辩论来提出，例如本尼迪克特和李·贝克关于领养和养育的观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对亲属称谓的分析，或者波洛洛人说他们是鹦鹉时，他们实际想要表达的含义。

这些问题在阿斯图蒂的研究中特别有趣，因为沃祖人对身份认同和身份关联性持有一种强述行主义的理解（strongly performative approach）。20至于我们所考虑的许多其他小规模的非西方社会，你是谁和你是什么，也都取决于你做什么和你所发展的社会关系。[49]沃祖人并非生来即为沃祖人：他们是沃祖人，因为他们像沃祖人一样行事。要想成为沃祖人，你必须做沃祖人所做的事情，其中大部分围绕着家庭、钓鱼和海洋。这种述行性的、面向社会的身份认同方式非常强力，沃祖人甚至说，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交了一个好朋友，婴儿长大后会看起来像那个朋友。

然而，认知实验得出的结果并不符合这种民族志描述。沃祖人似乎能很好地理解某些“生物学事实”在代际遗传方面的重要性。在测试中提出的假设性例子中，沃祖成年人清楚地表明，他们理解孩子是从其亲生父母那里得到“模板”（这是他们自己所用的表达）的。换句话说，他们认识到遗传学和“你是谁”的许多关键方面不是由社会建构，也不是由述行行为塑造的。然而，三人组还发现，当考虑与他们自己的生活切身相关的东西时，他们又会系统性地否认这一知识。在沃祖社区，过分强调生物关联性被认为是反社会和充满占有欲的；它违背了沃祖生活的核心价值，即拥有尽可能多的关系（即“亲属”）。阿斯图蒂和她的同事发现，沃祖人“并不关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事情”。21

对于阿斯图蒂和她的研究伙伴来说，这些发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那些不参与理解认知和概念发展的人类学家，是在自我设限。如果人类学的目标是理解当地人的观点，那么了解一些关于概念发展的限制因素对其实现显然有百利而无一害。它们显然没能剥夺文化因素的重要意义，因为沃祖人“否决”了它们。相反，它们可能最终暗示文化和价值观对我们人类的组成有多么重要。甚至本尼迪克特也可能被这项最新研究所鼓舞。毕竟，她的“跨种族领养”那个例子，本质上想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们是谁？然而，沃祖案例所提出的并不是某些根深蒂固的、被严格规定的文化模式的存在。相反，它表明我们的心智里很可能有某种天然内在的东西能够认识到“生活的事实”，但这显然并非决定性的，而且依赖于文化的具体诠释。

连接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方法的另一个好的例子来自道德人类学。22这是一个近年来日益壮大的分支领域，许多成果是在与亚里士多德、康德、福柯等人延续的伟大哲学传统展开对话。这一领域的研究关注范围极其广泛：从高度复杂的宗教信徒伦理项目——我们看到过的，开罗法特瓦寻求者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五旬节派教徒的例子——到吸毒者的挣扎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伦理”。这一领域的大部分研究反映了人类学对社会和文化建构问题的重视。

韦布·基恩（Webb Keane）是当今最受尊敬的文化人类学家之一，他在最近出版的《伦理生活：它的自然和社会历史》（Ethical Life: Its Natural and Social Histories）一书中质疑这种社会文化方法的充分性，尤其是因为伦理现今是心理学和儿童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他许多作品在导向上则更加自然主义；它们关注一个古老的问题，即我们的道德价值和伦理推断是否为天生固有的。

基恩并不否认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它们是他叙述的核心，他花了很多篇幅叙述伦理项目是如何在越南革命、开罗的伊斯兰虔诚运动和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意识提高运动等截然不同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还非常关注个人交往的伦理层面：人们在日常和普通场景中的交流如何能够揭示他们的信念和价值观。我们在交谈过程中做出的推论，我们在脸书上的对话，以及当星巴克咖啡师纠正我们点咖啡时的词语误用（小杯、中杯、大杯、超大杯、少奶泡多奶、用脱脂牛奶……）令我们产生的挫折感，都承载着伦理意味，而且都可以通过人类学观察和社会语言学分析的方法来研究。

但是基恩也关注了心理学和儿童发展方面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领域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所有道德生活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的信息。它们包括游戏、共情和利他主义对人类的重要性，儿童开始将自我与他人区分的节点，儿童开始认识到“其他人的内心世界”存在的时期，以及采取第三人称客观视角的能力。证据表明，共情是不需要学习的，即使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儿童也会发展出合作和分享的倾向。他们重视公平。养育、上学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化不是这种直觉得以表达的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正如基恩建议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为或反应本身就是“道德的”。我们不应该把它们视为直觉或冲动，而应该把它们视为“可供性”（affordances）。这是他从心理学家那里借用的一个术语，用来指称经验和感知使某些事情成为可能的方式。为了解释此概念的适用场景，基恩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徒步旅行很长时间，开始感到疲倦，这时一块平坦光滑、和椅子一样高的岩石，很可能像一把真正的椅子那样供你使用。你可以坐下来休息。它不是一把椅子，但它“提供”自己，以实现同样的目的。类似的，在其他情况下，椅子可能会“提供”自己作为一个折梯，或作为用来驯服狮子的道具。这些用途或存在方式都不是固定的或被预先决定的：它们是由客观因素和偶然因素结合而成的。岩石需要首先是一块岩石，然后是某种岩石（坚固的、平整的）。但是你也需要是疲劳的，并且想要坐下。

基恩所展示的是，人类认知和推理的前文化属性很像那块石头：一种“道德生活”的必要但不充分的前提。要想变得合乎道德，这些冲动和直觉还需要社会的投入。这些投入的形式包括为人父母、上学、研读《圣经》、阅读《共产党宣言》、阅读托马斯·曼、吟诵《心经》、听鲍勃·迪伦、听格洛丽亚·施泰纳姆（Gloria Steinem）或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的演讲和听印度国家电视台播放的罗摩衍那史诗，以及从星巴克点一杯中杯滴滤咖啡（tall drip）到在野餐时开玩笑等不确定的日常互动和体验。基恩的结论很简单，但也非常重要：“没有它的社会历史，道德生活就不会是道德的；而没有它的自然历史，它就不会是生活。”23与后殖民文学一样，人类的故事也需要一种对位的解读。

结论：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本书展示了如此多的文化，可能会让人眼花缭乱。我们谈到了一系列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开罗虔诚的穆斯林通过遵从谢赫的建议来追求自我完善；玻利维亚原住民痴迷足球，但不热衷于获胜；伦敦期货交易员借助电脑交易手段，以期得到更完美的市场表现；美拉尼西亚人愿意乘小独木舟穿越波涛汹涌的大海，寻求他们并不用来佩戴的项链和臂镯；乌克兰人，他们的生活和世界已经不可挽回地被切尔诺贝利核泄露摧毁；在中国，则有好胜的新娘和愤怒的女儿，前者通过谈判争取更多的彩礼，后者想要昭雪母亲生前遭遇的不公，并以哀歌向她致敬。

所以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很多差异。殖民主义并没有消除它们。殖民主义没有就基督教、商业或文明给出清晰的描绘。它没有使马什皮人成为美国人，也没有使津巴布韦人成为英国人；“cricket”一词在津巴布韦的含义并不清晰。全球化也没能消除差异。伯利兹的卫星电视没有摧毁当地文化；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这种全球流动的渠道只会让它重新焕发活力——或者可以说，甚至有助于成全和完善它。

然而，为了差异本身而寻求差异并不是人类学的目的。如果是这样，我们真的会眼花缭乱，甚至变得盲目。人类学希望记录差异——经常希望见证差异——同时也希望理解这些差异。人类学寻求解释。“本土观点”不仅仅是视角问题；它们也是逻辑和推理模式的问题。它们揭露了一些关于“土著如何思考”的信息。

那么，在了解开罗人寻求法特瓦这一实践的同时，我们也了解了在伊斯兰教中，自由是如何通过它与权威的关系得到定义，而不只是作为对权威的反抗。玻利维亚的艾斯艾赫人减弱了足球的竞争性，因为他们笃信平等主义。我们经常发现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在小规模、无国家的社会中得到高度发展，传统上这些社会往往将私有财产的重要性降至最低。伦敦的期货交易员商转向科技，因为他们想要将市场交易放入一个非人工的系统中运作。如果生意与私人关系无关，那么在生意中就该尽可能消除来自人的影响。来自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人参与库拉交换，是因为这种交换给他们带来了名望，也是因为它强化了社会性的逻辑。在社会性中，个人的位置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确定的。对于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受害者来说，受苦定义了他们的生活，他们被夹在了一个不复存在的苏联帝国的政治和科学政体与一个日益衰退的、挣扎着维系自身存在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他们的例子尤其有代表性，说明在许多当代语境中，我们如何看待生物性公民身份的诞生，对这种身份的宣称不是基于人的状况，而是基于医学状况。中国东北部乡村里的新娘和朱兹山谷里哀悼的女儿，都采用了个人主义的语汇，但这并不只是对西方意识的拙劣模仿。她们正在利用新事物来支撑、复兴和再造旧事物。书中有许多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传统和现代不是固定的状态，而是流动的，关系性的。这些来自中国的例子只是其中的两个。

当然，人类学并不只是“寻求解释”。毕竟，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也都提供解释。人类学最鲜明的区别性特征，是它给出的这些解释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hau”不仅仅是毛利人的术语；近一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人类学的一个固定术语。它提醒我们，人与物之间的区别并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清晰。视角主义同样不仅仅是某些美洲印第安人世界观的表征；这是一道智力考验，它促使人类学家思考我们是否能够（并且应该）重新思考人性和人类的边界。

换句话说，很多人类学解释都涉及人物——背景反转，即调换你所看到的前景和背景。为了得到整体性的解释，人类学往往不得不颠覆常识，质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人类学不仅促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东西——什么是丰裕，为什么血缘是重要的，什么构成了理性——而且也促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认知的前提和方式。它包含了奇怪和惊异的元素。

我们已经了解到，在哈根山人当中，从野生/家养的角度思考比从自然/文化的角度思考更有意义。自然和文化并不是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它们是具有特定历史的概念。对雅韦提人来说，自然和文化则是更合适、更有用的术语，但它们各自所占的比例必须颠倒过来。而在西方，我们认为自然只有一个，但文化有许多种。在美洲印第安人的宇宙观中，情况却正好相反。因纽皮亚特人很少看重“血缘”。但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许多人在考虑亲属关系时则十分看重它。在因纽皮亚特完全可以说：“他曾经是我的表亲。”这里的“曾经”一词并不意味着死亡。在加拿大和美国，医疗技术的进步，世俗化的动力，以及“生命的礼物”这样有说服力的修辞使病人脑死亡的概念合法化。在这些语境中，器官捐献是给予病人能动性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不是一种在世界上行事的精神的话，它很可能是这种精神的现代对应物——这并不是说技术能力决定了生死之分。在日本，同样发达的医疗技术并没有同样导致认知上的身心分离：日本人认为“活的尸体”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

我希望其中有些具体的细节可以给你留下长久的印象。事实、社会和其他的（虽然也许不是“另类的”）事实仍然有价值。[50]了解一些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事情、什么（不）是法特瓦以及世界上有一个叫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地方是有用处的——现在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上，文化旅游和五旬节派传教士已经和库拉圈的古老传统以及葬礼上交换香蕉叶布同样受到关注了。[51]人类学看待知识的方式始终具有伦理维度。增进对他人的理解，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无论这里的“他人”是祖尼人还是伦敦人，对人类学研究来说都具有同等价值。露丝·本尼迪克特1934年提出的观点今天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文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真正有文化意识的人，他们能够客观地看到其他群体的社会习惯行为，而不会感到害怕并提出非难。”1

不过，除了人类学的趣闻逸事之外，我希望你在阅读本书后，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人类学的感知力——如何在你身边的世界中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认知和感受。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某些人类学研究项目可能看起来比另一些与这个世界更有关联，更符合你的关切——比如对芝加哥和伦敦金融市场的研究，或者对器官捐献和临终关怀的伦理研究。这些项目有很好的适用性，甚至可能有实际意义。例如，玛格丽特·洛克对器官移植的研究，使她在国际器官移植伦理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for Transplant Ethics）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与一位哲学家和一位律师一起，在此论坛上与移植外科医生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一起工作了数年，以推动在器官采购的伦理层面上采取更具全球性视野的做法。这体现了人类学的重要性，这让人类学与众不同。这类工作拓展和延伸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公众和政策传统，可以追溯到弗朗茨·博厄斯干预种族问题的社会辩论。

不过，我也想表明，人类学的相关性远远不限于这些情况。了解巴索托人的“牛的神秘”，与了解西方的医学伦理、金融市场和核科学同等适用于理解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例子，它说明那些遥远的人和地方是如何与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牛的神秘告诉了我们关于巴索托的信息，但它也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全球采矿业的东西，人们如何利用金钱和其他资产来就性别关系进行商议，以及传统如何成为创造力和创新的伟大源泉。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对牛的神秘性再次进行研究也很可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气候变化的事情；毕竟，这一切最开始都是源于一场旱灾。

人类学家保罗·理查兹（Paul Richards）在近期的一项关于西非2013至2015年埃博拉疫情的研究中提及英国政治家诺曼·特比特（Norman Tebbit）所说的话，特比特曾提出，“纳税人再也负担不起资助对上沃尔特（Upper Volta）地区的婚前礼俗实践进行毫不相干的人类学研究了”。2然而，正是在对许多这类看似不相关、深奥或琐碎的事情，或者可以说是文化奇景的研究中，我们经常获得有价值的、被忽视的或被熟视无睹的洞见。它们实际上非常重要。理查兹四十多年来一直在塞拉利昂进行研究，该国是埃博拉疫情中官方通报死亡人数第二高的国家。他对疫情的分析充分留意了流行病学数据、病理学事实和数字以及国际社会所做的不同反应的优缺点。但他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门代村（Mende）和特明村（Temne）丧葬习俗的详细民族志描述。为什么？因为尸体下葬前的准备工作是“超级传播事件”（super-spreader events）之一。人们希望他们所爱的人得到适当的清洗和护理，但这也是最有可能接触到可以传播埃博拉病毒的体液的方式之一。

那么，了解一些西非的丧葬传统，更重要的是，了解当地人该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才能同时适应公共卫生的要求和文化的考量，是遏止这一流行病的必要先决条件。没错，防护服很重要。体液补充、救护车和战地医院，以及国内外医学专家和志愿者勇敢的工作都很重要。但了解当地技术，熟悉当地护理、纪念的方式和常识的传统也很重要。换言之，文化以及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人类学也很重要。

扩展阅读

参考文献中包含了许多扩展阅读的内容，而且还有很多书目需要被继续添加进来。但在这里，我想提供一份简短的阅读清单，只有10本。这些可能是比较有趣，而且非专业人士也很容易接受的作品。事实上，所有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出自非常优秀的作家之手。这其中一半的作品是宏观的、综合性的，而且备受争议；另一半则是民族志作品，侧重广泛的社会政治意义和关切。

RUTH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1934）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最爱。特别是前两章，仍然是迄今为止对于文化的重要性所做的最优秀、最富有激情和最清晰的论述。

ADAM KUPER, Culture: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推荐这样一本书似乎比较公平，这位人类学家同行和我意见相左，他认为文化并非必不可少的概念。库珀是对文化持质疑态度一方观点的旗手，一方面他质疑这个词在更广泛的公共场合被使用和滥用的方式，另一方面这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词在概念上的缺陷是无法被克服的。

DANIEL MILLER, Stuff（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9）

东西指的是物质文化。牛仔裤、房屋、手机、汽车、纱丽：米勒对几乎所有可以称作人工制品的东西感兴趣。米勒是物质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这本书不仅浓缩了他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认真研究、接触、穿戴、驾驶、切身观察和思考的所有对物质文化的反思，而且通俗易懂。

DAVID GRAEBER,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New York: Melville House，2011）

这是另一本我已经在文中讨论过的书。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如何利用人类学记录来挑战我们对一系列事物的基本假设——不仅仅是债务和道德负担，还有金钱的发明和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读了这本书，你会对2008年的全球信贷危机和随后的“紧缩”状态产生非常独特的理解。

LILA ABU-LUGHOD, 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

简短的回答就是：她们不需要被拯救。读这本书是为了寻找原因。这将使你进一步了解为什么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思路，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当代世界棘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它还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本身是如何与殖民时代的“文明教化”世界计划联系在一起的。

JASON DE LEÓN, The land of open graves: living and dying on the migrant trail（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5）和RUBEN ANDERSSON, Illegality, Inc.: clandestine migration and the business of bordering Europ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

这两本书你可能会希望一起读。就莱昂的作品而言，其研究重点是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在安德森的书里，重点则是非洲人穿越地中海进入西班牙。这两本书都显示了移民的人性一面。他们讲述了一些有深度和亲密感的个人故事，帮助我们理解承担如此严重风险背后的逻辑和动机。在莱昂的书中，你也将了解到文化人类学如何与考古学和生物人类学相结合，因为他最重要的一些数据来自这些其他的子领域。

ILANA GERSHON, Down and out in the new economy: how people find（or don’t find）work toda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

促使她写作此书的部分原因是她的学生在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后即将直面就业市场。格尔沙的作品饶有趣味地审视了求职者是如何越来越多地依赖新媒体技术，以及如何将自己“品牌化”成可以行走和交谈的小型企业，而不是“品牌化”成个体。此书是对经济的研究，但同时也是对21世纪人类观念变化的研究。

KIM TALLBEAR, Native American DNA: tribal belonging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genetic scienc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3）

我已经在文中不同章节中强调过塔尔贝里所挑选的两个关注点：血统的力量和基因在种族和文化认同政治中的力量。这本书讲述了有多少美洲原住民群体开始从DNA和遗传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在某些案例中，他们被迫这样思考）。

ALPA SHAH, In the shadows of the state: indigenous politics, environmentalism, and insurgency in Jharkhand, India（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过去几十年里，印度一直大力倡导群体权利，其崇高意图是使边缘化的原住民群体摆脱贫困和社会排斥。然而，正如沙阿记录的那样，在恰尔肯德，这些努力常常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它建立了一个理想化的模型，以指导人们应该如何与周围的自然“和谐”地生活。如果你对发展和人权感兴趣，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致谢

如果你曾经不经意地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写一部人类学导论？”我会说：“不可能！”这是多么疯狂的事啊。但后来，卡西安娜·约尼查（Casiana Ionita）邀请我为她写一本人类学导论，并收入20世纪图书界最令人惊叹的书系之一：鹈鹕丛书中。她此后也成了我在企鹅出版社的编辑。那么，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我接受这一挑战后的几周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弗雷德·阿佩尔（Fred Appel）在9月某个雨天的一次午餐上问我，人类学是否需要一些导论之类的作品，不仅仅是针对学生，而且或许是针对更广泛的大众读者、更广泛的公众。这是什么样的巧合？我欠卡西安娜和弗雷德一大笔人情——他们一直都是出色的编辑和交流伙伴。

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曾阅读过本书的全部或部分手稿，并给出了有益的反馈。他们是：乔恩·比亚韦茨基（Jon Bialecki）、马克西姆·博尔特（Maxim Bolt）、杰弗里·休斯（Geoffrey Hughes）、丽贝卡·纳什（Rebecca Nash），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为在美国发行的版本所委托的四位匿名评论人。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向一些同事征求了意见，就他们更熟悉的各种文化问题征求观点。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我仍然要在此谢谢他们。我还要感谢汉娜·科特雷尔（Hannah Cottrell）帮助整理参考文献，感谢简·罗伯逊（Jane Robertson）所做的编辑工作。如果本书中尚有任何残存的错误或过失，那责任当然全部在我。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所有曾经教导我人类学的人，这不仅包括我在芝加哥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求学期间的专职老师们，也包括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们和学生们，他们的工作和对人类学的热爱一直是我灵感的源泉。

注释

导论：熟悉与陌生

1 Cushing, 1978, p.46.

2 Ibid., p.319.

3 Ibid., p.279.

4 Zaloom, 2006, pp.9, 8.

5 Ibid., p.10.

6 Sahlins, 1972, p.4.

7 Ibid., p.37.

8 Ibid., p.9.

9 <http://www.survivalinternational.org/galleries/hadza>；2016年12月19日访问。

10 Powdermaker, 1951.

11 Parkin, 2005, p.169.

12 引自 Green, 1990, p.12；更多细节见 pp.10-11。

13 Hughte, 1994.

14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历史上人类学家在镇压叛乱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可以参阅Roberto Gonzalez于2009年出版的小册子。

15 Malinowski, 1922, p.25；强调部分（以及性别化选择）为原著所加。

16 Ibid., pp.5-6.

17 你可以通过以下网址收听迈兹杰格接受《哈佛商业评论》的采访<https：//hbr.org/2014/03/ananthropologistwalksintoabar>。

18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08/oct/31/creditcrunchgil-lian tett nancialtimes>.

第一章 文化

1 Mitchell, 2017, pp.33, 34.

2 引用自 Bunzl, 1996, p.32。

3 引用自 Stocking, 1968, p.136。

4 Geertz, 1973, p.5.

5 Kleinman, 2004.

6 Ibid., p.951.

7 引用自Handler, 1988, p.141。

8 Manning, 2008.

9 Deetz, 1995, p.4.

10 Coward, 2013.

11 Arnold, 1932[1869], p.70.

12 Tylor, 1871, p.1.

13 White, 2007[1959], p.12.

14 Benedict, 1934, p.14.

15 Baker, 2011, p.122.同样参阅Baker，1998和 Stocking, 1968，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

16 Lévi-Strauss, 1966, p.268.

17 Luhrmann, 2012.

18 Brightman, 1995.

19 Robbins, 2007.

20 Diana Fuss, 1989, p.xi.她不是人类学家，而是文学批评家。但是她就本质主义这一概念写作了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21 Bourdieu, 1977, pp.72, 73.

22 Appadurai, 1996.

23 <http://anthropology.columbia.edu/people/pro le/347>；2016年3月28日访问。

24 Abu-Lughod, 1991.

25 Radcliffe-Brown, 1940.

26 Firth, 1951, p.483.

27 Clifford, 1988a, p.10.

28 马林诺夫斯基的话引自Brightman, 1995, p.534。

29 Lowie, 2004[1935], pp.xxi-xxii.

30 Kroeber and Kluckhohn, 1952, p.357.

第二章 文明

1 这条推特发布于2016年12月19日<https：//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ref_src=twsrc%5Egoogle%7Ctwcamp%5Eserp%7Ctwgr%5Eauthor>；2016年12月20日访问。

2 Trautmann, 1987, p.10.

3 Tylor, 1871, p.2.

4 见Stocking, 1987, p.10。

5 Morgan, 1877, pp.4-12.

6 同上, p.16。

7 Tylor, 1871, p.24.

8 Morgan, 1877, p.169.

9 Boas, 1896, p.908.

10 Ferry, 2012, p.295.

11 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1; 1997.

12 Ibid., p.213.

13 Fanon, 1967[1952], p.17; p.18.

14 Lepri, 2006.

15 Ibid., p.75.

16 Huntington, 1993.

17 Ibid., p.24.

18 Ibid., p.25.

19 <http://georgewbush 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6 2.html>；2016年5月5日访问。

20 引自McFate, 2005, p.46。

21 Fabian, 1983, p.41.

22 Gardner and Lewis, 2015.

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katine，2016年10月19日访问。

24 http://www.theguardian.com/katine/2010/oct/30/story-katine-anthro-pologist-ben-jones, 2016年5月5日访问。

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katine/2007/oct/20/about>；2016年10月19日访问。

26 Wengrow, 2010.

27 Ibid., p.xviii.

28 Ibid., p.175.

第三章 价值观

1 Peristiany, 1965, p.9.

2 引自 Pitt Rivers, 1965, p.52。

3 Ibid., p.41.

4 Schneider, 1971, p.4.

5 Ibid., p.17.

6 Herzfeld, 1980.

7 Abu Lughod, 1986.

8 Ben Yehoyada, 2014.

9 Candea and Da Col, 2012.

10 引用自这篇文章未发表的英文版本，作者热心地授权于我。这篇文章的法文版见Shryock，2001。

11 Dumont, 1970[1966], p.35.

12 Ibid., p.21.

13 Srinivas, 1959.

14 Fuller, 1993, pp.13-14.此书是关于印度教绝佳的人类学导论。

15 Dumont, 1970[1966], p.10; p.3.

16 Ibid., p.6.

17 Ibid., p.218.

18 Ibid., p.66

19 Ibid., p.20.

20 Robbins, 2004.

21 Ibid., p.295.

第四章 价值

1 引用自Ferguson, 1985, p.652。

2 <http://www.bridesmagazine.co.uk/planning/general/planning ser-vice/2013/01/averagecostofwedding>；最后一次访问2016年10月5日。

3 <http://www.ons.gov.uk/employmentandlabourmarket/peopleinwork/earningsandworkinghours/bulletins/annualsurveyofhoursandearnings/20131212>；2016年10月5日访问。

4 Malinowski, 1922, p.84; p.86.

5 Ibid., p.89.

6 Ibid., p.510.

7 Ibid., p.97.

8 Sahlins, 1996, p.398.

9 Mauss, 1990[1926], p.12.

10 Ibid., p.65.

11 Hart, 1986.

12 Hart, 2005.

13 Ibid., p.4.

14 Jeske, 2016.

15 Ibid., p.485.

16 Ibid., p.486.

17 Ibid., p.490.

18 James, 2015.

19 Ibid., p.55.

20 Graeber, 2007.

21 Graeber, 2011.

22 Ibid., p.103.

第五章 血统

1 Morgan, 1871, p.10.

2 Schneider, 1968.

3 Ibid., p.25.

4 Ibid., p.13.

5 Stack, 1976, pp.45-61.

6 Sussman, 2015.

7 <https：//s3.amazonaws.com/omekanet/3933/archive/files/a21dd53f2a098f-ca5199e481433b4eb2.pdf?AWSAccessKeyId=AKIAI3ATG3OSQLO5HG-KA&Expires=1474327752&Signature=4VgjdKhdCrZpipb4bpQki-GROVe4%3D>；2016年9月20日访问。

8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politics/2499036/MayorofLondon Boris-JohnsonisadistantrelativeoftheQueen.html>；2016年9月22日访问。

9 Schneider, 1968, p.23.

10 <https：//www.washoetribe.us/contents/images/documents/Enrollment Doc-uments/WashoeTribeEnrollmentApplication.pdf>；2016年9月22日访问。

11 Strong and Van Winkle, 1996.

12 关于Washoe的细节来自于Strong and Van Winkle, 1996和D’Azevedo, 1986。

13 Bodenhorn, 2000.

14 Ibid., p.147, n.11.

15 Ibid., p.136.

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aug/27/ianmcewanauthornut-shellgoinggetkicking>；2016年9月23日访问。

17 El Guindi, 2012, p.545.

18 This is well explored by Peter Parkes, 2004.

19 Clarke, 2007, p.289.下文关于黎巴嫩的例子也来自Clarke的研究。

20 Carsten, 2000.

21 Strathern, 1988；1992.

22 Carsten, 2013.

23 Saussure, 1983[1916], p.67.

24 Genesis 11：7.

25 <http://www.catholicherald.co.uk/news/2012/03/06/fulltextenglishand welshbishopsletteronsamesexmarriage/>；2016年9月28日访问。

26 Carsten, 2013.

27 Herdt, 1982a.

28 Narasimhan, 2011.

29 Turner, 1967, p.70.

30 亚楚科奇人（Chukchi）的例子来自 Willerslev, 2009。

31 Copeman, 2013.

32 Herdt, 1982b.

33 这些关于努尔人的细节来自Hutchinson，2000。

34 Weston（2013）所著的精彩论文是以血液和金融之间的关系为主题的。

35 Turner, 1967.

第六章 身份认同

1 Erikson, 1994.

2 Erikson, 1963, p.138.

3 Erikson, 1937.

4 Inda and Rosaldo, 2002, p.4.

5 这个例子来自 Wilk，2002。

6 <http://secondlife.com>；2016年10月14日访问。

7 Boellstorff, 2008, p.8.

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LBFeJlc4&list=PLI0b2jAH3oFvr6J 0AhWroB9lmOXRN2xLV&index=1>；2016年10月14日访问。

9 Templeton, 1998, p.647.另外一个很好的来源可见Sussman, 2015。

10 Benedict, 1934, p.13.

11 Ibid., p.14.

12 Baker, 2010.

13 Ibid., p.xi.

14 Baker, 1998, p.1.

15 Yudell et al., 2016, p.565.

16 这个例子在人类学历史上非常著名。它来自James Clifford, 1988b发表的一篇关于文化和身份的开创性论文。Clifford是思想史家和文化批评家，但他的写作内容常与人类学和人类学家相关。

17 Schieffelin, Woolard and Kroskrity, 1998.

18 此处和下文的词源例子取自Silverstein（1979）。这是一篇真正意义上开创了整个研究领域的文章。

19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hayfestival/9308062/HayFestival 2012TimMinchinbreakstaboos.html>；2016年10月14日访问。

20 Gal and Woolard, 2001.

21 Woolard, 2016.我接下来所关注的绝大多数细节都来自于此书。

22 Ibid., p.22.

23 <https：//www.bnp.org.uk/news/national/video——painindigenous community-ignored>；2016年10月14日访问。

24 Woolard, 2016, pp.3-7.

25 引自Ibid., p.223。

26 Ibid., p.296.

27 Ibid., p.254.

28 <https：//www.bia.gov/cs/groups/xofa/documents/text/idc001338.pdf>；2016年10月17日访问。

29 Merry, 2001.

30 Jessie‘Little Doe'Baird, <http://www.wlrp.org>；2016年10月18日访问。

31 <http://www.mashpeewampanoagtribe.com/human_services>；2016年10月18日访问。

第七章 权威

1 Weiner, 1992.

2 Ibid., p.12.

3 Ibid., pp.63-4.

4 Evans-Pritchard, 1931, p.36.

5 Yan, 2009.

6 Fong, 2004.

7 Yan, 2009, p.170.

8 引自 Yan, 2009, p.164。

9 Stafford, 2010, pp.204-5.

10 Mueggler, 2014.

11 Ibid., p.213.

12 在撰写这一部分时，我借鉴的论点通常可见以下这些中Bloch, 1989, Rap-paport, 2000, Turner, 1967。这只是仪式理论中的三位主要人物。另外还一些帮助理解的评论，特别是关于仪式和宗教语言的评述可见Keane，1997和Stasch，2011。

13 Bloch, 1989, p.37.

14 Bloch, 2005.

15 关于这些观点的经典表述可见Bloch and Parry, 1982。

16 Austin, 1975[1962].

17 有关就职典礼的失误，请参阅<http://www.nytimes.com/2009/01/22/us/politics/22oath.html>；2016年10月28日访问。

18 Austin, 1975[1962], p.117.

19 最高法院前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以这些黑色长袍为主题进行反思, <http://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jus-ticesandradayoconnoronwhyjudges wearblackrobes4370574/?noist>；2016年10月28日访问。

20 Mueggler, 2014, pp.212-13.

21 Agrama, 2010.

22 Ibid., p.11.

23 Ibid., p.13.

24 Evans-Pritchard and Fortes, 1940, pp.6-7.

25 Howell, 1989.

26 Ibid., pp.37-8.

27 Ibid., pp.52-3.

第八章 理性

1 Whorf, 1956, p.137.

2 Boroditsky, 2009.

3 Whorf, 1956, p.151.

4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Enfield（2015），这是近期发表的一篇对Whorf研究工作的优秀评论。

5 Whorf, 1956, p.151.

6 Sperber, 1985.

7 Lévy-Bruhl, 1966[1926], p.62.

8 Ibid., p.61.

9 Evans-Pritchard, 1976[1937], p.30.

10 Ibid., p.25.

11 Ibid., p.11.

12 Crocker, 1977, p.184.

13 Ibid., p.192.

14 Turner, 1991.

15 Handman, 2014, p.282, n.3.

16 Overing, 1985, p.154.

17 Viveiros de Castro, 1992；1998.

18 Viveiros de Castro, 1998, p.475.

19 Scott, 2013.

20 Viveiros de Castro, 1992, p.271.

21 Viveiros de Castro, 1998 p.470.

22 Scott, 2013, pp.5-9.

23 Viveiros de Castro, 1992, p.271.

24 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后续内容摘自Petryna，2003；“爆炸的生活”这个短语正出自她的笔下。

25 Evans-Pritchard, 1976[1937], p.19.

第九章 自然

1 Said, 1993.

2 Sahlins, 1976.

3 这个列表被发布在“野蛮人的思维（Savage Minds）”，一个流行人类学博客上，<http://savageminds.org/2011/04/17/anthropological-keywords-2011-edi-tion/>；2016年12月7日访问。

4 见Lévi-Strauss, 1963, p.33。

5 引用自Lévi-Strauss, 1964。

6 Lévi-Strauss, 1966, p.268.

7 Bloch, 2012, p.53.

8 Lock, 2002.

9 Ibid., p.279.

10 Ibid., p.51.

11 <https：//www.ipsos-mori.com/researchpublications/researcharchive/3685/Politicians-are-still-trusted-less-than-estate-agents-journalists-and-bankers.aspx#gallery[m]/0/>；2016年12月12日访问。

12 来自2015年12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http://www.gallup.com/poll/1654/honesty-ethics-professions.aspx>；2016年12月12日访问。

13 Martin, 1991.

14 Ibid., p.490.

15 Ibid., p.500.

16 2015年，马利根（Mulligan, 2015）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参阅同一期American Anthropologist可以了解一系列关于人类遗传学的概述。

17 McKinnon, 2005.

18 Ibid., pp.29-33.

19 Astuti, Solomon and Carey, 2004.

20 Astuti, 1995.

21 Astuti, Solomon and Carey, 2004, p.117.

22 Keane, 2015.

23 Ibid., p.262.

结论：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1 Benedict, 1934, pp.10-11.

2 Richards, 2016, p.8.Tebbit的这番话源于他某次与皇家人类研究所所长的有趣交谈。（见Benthall,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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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非他们自己就是“本地人”。日本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Emiko Ohnuki Tierney）就是一个例子（1984）。她在神户研究“她的族群”。然而本土人类学家是一类有争议的群体，引发了许多讨论。通常在非白人或是非西方的情境下，一个研究者才会被认为是“本土”的。所以如果你是日本人，研究日本，那么你就是本土人类学家。但如果你是白种美国人，研究例如好莱坞，那么你很可能不会被称为“本土人类学家”。这些争论让我们注意到人类学的殖民主义史里一些重要的信息。总的来说，反对“本土化”的主要论点是，一位人类学家不能仅仅站在研究对象的视角去描述世界。做人类学，始终应该留有某种批判的距离。

[2]如同在其他学术和职业领域中一样，人类学领域的女性，特别是早些年，也经常会遇到“玻璃天花板”。米德和本尼迪克特都没有得到顶尖大学的教职，尽管她们有着卓越的成就和名望。

[3]原文“cricket”既有板球也有蟋蟀的意思，显然作者一开始误解了菲利普的意思。——译者注

[4]进化理论并非达尔文的独创，它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社会理论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曾匿名发表过一篇关于有机进化的文章，比《物种起源》的出版早了七年。

[5]罗得西亚是津巴布韦的旧称。——译者注

[6]奥姆卡拉（Omkara）是奥姆（Om）的另一种表述，是印度教中神圣音节的组合，它构成了精神能量的核心。——编者注

[7]就连梭罗本人，也只是在瓦尔登湖畔暂时隐居了一段日子。“现在，我又再次回到了文明生活中。”他在书的开头这样告诉他的读者们。（1897，p.1）

[8]这并不是说非洲就是神秘莫测的。它在“民族文化上的混乱”是由其社会形式种类繁多而造成的。比如，东非的哈扎人会被分类为野蛮的狩猎采集者。而南部非洲的恩古尼人（Nguni）则因为他们以宗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被认为处于“未开化”的阶段。总而言之，“未开化”意味着饲养家畜和拥有等级制的政治模式。

[9]泰勒写道：“加勒比人（Caribs）被描述成快活、谦虚和有礼貌的种族，而且他们互相之间非常诚实，假如他们家里丢了东西，他们会自然地说：‘这儿来过一个基督教徒。’但是这些令人尊敬的人又残酷地对待他们的战俘，用刀、火和辣椒折磨他们，在放浪形骸的宴席上将他们煮着吃了。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许多欧洲语言里，“加勒比人”和“食人族”是同一个意思。”（1871，p.30）.

[10]除非在美国或法国的工作是关于另一个特别明显的“他者”的：比如非法的墨西哥移民，或是柏林的土耳其社区。那些被认为是异域的或边缘化的群体。

[11]这座奥地利城堡归属于纽约的维纳——格林人类学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该基金会可能是世界上专门用于支持人类学（包括所有四个分支）的最重要的资方机构。很遗憾，他们后来卖掉了城堡，但除了许多其他项目外，他们仍然资助一些主要的工作坊。近年来，这些工作坊上的论文发表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期刊的特刊中。这些特刊文章在网上免费向公众开放。

[12]而不是，比如说采用长子继承制，将遗产都给最年长的儿子。

[13]希腊语，意为“荣誉、自豪或价值”。——译者注

[14]希腊语，意为“荣誉（感）”。——译者注

[15]请记住，1980年是阐释人类学的鼎盛时期。对语言、文化和意义的关注——有时被表达为“文化的符号学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赫兹菲尔德和阿布—卢格霍德所在的美国无疑是如此。格尔茨也常被称为“特殊主义者”，意思是他不喜欢概括，认为人类学必须要在相应语境中研究其文化，否则就一无是处。

[16]一些人类学家（例如Nicholas Dirks，2001）甚至认为，英国人在确定种姓类别方面起的作用比印度人几千年来的思想和实践还要多。殖民政府喜欢制定明确的社会和法律身份；这使得管理一个帝国变得容易得多，特别是像印度这样的殖民领土，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难以理解的程度是英国本土的十倍。

[17]最后一个示例来自“个人自由中心”（Center for Individual Freedom）所支持的网站“等待它！弗吉尼亚”上的一个帖子。详情可见http://cfif.org/v/index.php/jesters courtroom/3068 a colorful lawsuit.

[18]社会等级制度在互惠关系的形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当我和我的博士生们见面讨论他们的研究工作时，我经常给他们买咖啡，有时甚至买蛋糕。不过，我从来不期待他们给我买咖啡，因为我有薪水，而且我是他们的导师（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特别看重等级秩序的导师或其他什么，但事情就该这么办才对。）话说回来，我的导师很久以前也曾给我买咖啡，所以这仍然构成了一种持续的互惠关系。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一些研究工作我将在本章后面讨论，他将这称为一种相对“开放”的互惠形式，这意味着礼物不会在某个固定的时间框架内得到回报，甚至有时根本不必回报，或者不会回报给原来送出礼物的那个人。更确切地说，回报可以是给到社区中的其他人——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回报给了不断扩大的人类学家共同体。

[19]人类学家威廉·马扎雷拉（William Mazzarella，2003）在对孟买一家广告公司的研究中提出了品牌“灵力”的观点。他就如何利用“hau”来阐明现代品牌的魅力展开了一场富有启发性的长篇讨论。优秀的品牌模糊了主客体的界限。你是阿玛尼人还是巴宝莉人？

[20]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流传的一个都市传说是，流通中的20美元纸币中有50%（或者很大一部分，我真的记不起来了，但这不重要）曾被瘾君子用来辅助从鼻子吸食可卡因。糟糕，糟糕。现在至少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Rogoff，2016）希望完全废除现金，因为大部分现金都是由不受欢迎的人持有的。2016年，印度政府为此做出了一些努力，它在一夜之间宣布面额最大的卢比纸币无效。这导致了巨大的混乱，因为人们争先恐后地在规定时间内挤兑货币。

[21]虽然这只是20世纪中期以来的情况。然而，硬币的使用是有相当长的历史的；事实上，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开始了。

[22]原文pits有交易所也有深坑的意思。——译者注

[23]在专业的记录中，这些术语的出现被视为彻底缺乏专业素养：它们的意义庞杂，在特定的文化中有特殊的含义，在表意上极度模糊。关于亲属关系的研究有一个非常术语化的词汇表，以“自我”为中心，周围环绕着“母亲”“父亲”“姐妹”和“兄弟”，而不是“叔叔”“姨妈”，甚至“祖母”，因为这些必须被表示为“母亲的兄弟”（舅舅）或“母亲的母亲”或“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等等。当然，所有这些术语都是基于可构成一系列可能组合的、最小的理解单位。它们就像质数，只能被它们自己整除。此外，亲属关系研究往往附带图表、符号和标志，详细说明各种关系和联系。不是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喜欢这个。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抱怨道：“坦率地说，我必须承认，没有一种亲属关系不令我感到困惑，我对这种荒谬的科学和架空的数学化的亲属关系的事实感到迷惑。（1930，p20）。

[24]“亲家”（in-law）一词在这里也很重要；它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法律体系的力量来接近那种从血缘中获得的“自然”关系。

[25]在语言学术语中，这些词被称为同源词（cognates），来自拉丁语“cognatus”，有“血缘关系”的意思。关于血液的隐喻根深蒂固。

[26]在当代人权运动中，我们常常发现类似的观点和方法，尽管它们背后的形而上学可能非常不同，或者有时这些观点背后根本就没有形而上学。但这种运动往往是以意义的绝对性和固定性作为前提展开的；折磨就是折磨，就是折磨。

[27]祭祀本身被看作是对楚科奇人祖先的奉献，在楚科奇人的文化中，祖先对世俗世界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牺牲往往是安抚性的，尽管在一些世界观中，这种行为被否认或忽视。但马塞尔·莫斯会长篇大论地讨论献祭的逻辑并不应让我们感到意外，它的许多形式都起到与礼物交换类似的作用。

[28]《牛津英语词典》中“个体”（individual）的第一个义项是“实体或本质上的同一”，它几乎与“身份同一性”（既identity）同义。

[29]世界音乐当然是个将所有非西方的音乐形式一股脑囊括进去的“包罗万象”概念。迈克尔·杰克逊不属于“世界音乐”；津巴布韦流行歌手托马斯·马普弗莫（Thomas Mapfumo）才是。如果你停下来琢磨一下的话，这很奇怪，因为迈克尔·杰克逊才是那个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的歌手。这绝不是说托马斯·马普弗莫的出色成就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告诉了我们是谁在发号施令和定义标签。

[30]英语文化中认为触摸木头可以带走厄运。——译者注

[31]比喻在面向大众的信息中隐藏一些指向特定人群的信息，常指政治家用隐晦的语言取悦某类受众。——译者注

[32]他当时其实并不出名，后来才成为学术明星。我们将在下一章介绍一些他的出色工作。

[33]中国长期（虽然现在已经撤销）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可以被看作是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尽管这种政策并没有像在城市地区那样影响农村家庭的变化。芬兰人类学家安妮·卡亚努斯（Anni Kajanus 2015）也报告了独生子女政策如何帮助推动城市家庭对女童教育进行大量投资。

[34]阎云翔研究彩礼习俗变化的地方离云南很远；事实上，缪格勒并不是和汉族人一起工作，而是和一个名为彝族、说藏缅语的少数民族一起。

[35]以言施事力并非仪式语言所独有；它在更多的日常交往和交流中也存在。不过，这在仪式中特别常见，因为举行仪式经常是为了“做”某事（和别人结婚、埋葬他人、赎罪、恢复湿婆形象的神力和治愈年轻女性的胃痛等等）。

[36]本地方言，意为“小的”。——译者注

[37]朱旺人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马来西亚政府安排在农村定居的。这种国家支持的项目在许多国家都很常见，包括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那里住着桑族人（San）/纳罗人（Naro）、居和人（Jul’hoan）和其他族群。这些定居点和重新安置经常是被强加给他们的，遭到他们的强烈抵抗。

[38]有时它也是令人憎恶的，并非无法衡量的。对另一个狩猎和采集社会，坦桑尼亚的哈扎人来说，确实存在一些次要的权力形式——比如名义上的团体“领袖”。然而，这些领导人的权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包括团体成员的流动性和财产权的缺乏。没有人是被强制归属该团体的，没有人能积聚威望或权力。哈扎人和其他一些非洲平等社会的例子是詹姆斯·伍德伯恩（James Woodburn）一篇发表于1982年的开创性文章的主题。

[39]沃尔夫提出SAE概念，旨在将欧洲现代印欧语族中的语言进行分组，指代一系列有着相似语法、词汇、词源和语序等的语言。而这种相似性在其他语言中并不存在。他认为罗马语和西日耳曼语（包括英语、荷兰语和德语等）是SAE的核心语言。——译者注

[40]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文化中，人们可以拥有不止一种对时间的理解或对时间性的体验（Munn，1992）。此外，对线性时间和因果关系的基本感觉是认知的一般特征（Bloch，2012）。人类学家尚未发现某种文化中人们认为可以在吃了煮鸡蛋之后才煮鸡蛋。

[41]实际上，它的法语原名是《下层社会的心理功能》（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Inférieures）。英语译本直到1926年才出版，它的英文标题更多地反映了英国人对“土著”（native）一词的喜好，尽管它并没有弱化法国人对思想和心态的兴趣。事实上，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法国人类学更专注于思维，当我们后面提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时，将继续讨论这一点。

[42]在此之前，这些辩论是基于冯·登·施泰宁的早期评论、一些天主教牧师的研究以及列维·施特劳斯的一些著作，但他在20世纪30年代只在波洛洛待了几周。

[43]雅韦提人从来不这样称呼自己；这是1977年巴西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给他们起的名字。他们总是把自己称为“bïde”，意思是“人类”或者“人”。

[44]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不常写鹦鹉，但他经常提到美洲豹，它是许多美洲印第安人，包括雅韦提人宇宙观中的重要生物（人）。在他的书中，他着重叙述了一个案例，16世纪的一位酋长告诉一位德国探险家：“我是美洲豹。”

[45]人类学家在研究1984年印度博帕尔（Bhopal）化工厂爆炸案（见Das，1995）和2004年印度洋海啸时也表明了这一点。这次海啸摧毁了东南亚广大地区，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亚齐（Aceh，见Samuels，2012）。

[46]她把重点放在北美，但这个论点可以扩展到西欧的许多国家。

[47]意为强烈抵制技术革新的人。——译者注

[48]体型优美？考虑到我们对人类历史和史前的了解，更不用说许多当代的非西方美学了，现在平均水平的T台模特只是众多理想标准之一而已。肥胖和肚腩经常相当有吸引力。有关萨赫勒（Sahel）地区肥胖和美丽的研究，请参见Popenoe，2004。

[49]当然，加泰罗尼亚人也是如此——至少近年来如此。

[50]唐纳德·特朗普的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在2017年1月接受NBC周日早间新闻节目《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采访时创造了“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一词。有关视频请参见http://www.nbcnews.com/meet-press/vid-eo/Conway-pression-signation-give-facts-86014213（最后一次访问时间为2017年3月14日）。我不认为人类学家会把这个词收进术语词典之中。

[51]21世纪初，当米歇尔·麦卡锡（Michelle MacCarthy）前往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去为她在奥克兰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做调查时，文化旅游已成为岛上居民生计的重要来源。她在论文中详细讨论了这一点（MacCarthy，2012）。在随后的旅行中，她发现一些被五旬节派传教士传递的信息所影响的妇女已经停止生产香蕉叶布；五旬节派认为这是浪费时间（MacCarthy，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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