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封面

自序 信它为真，至少先这样

为什么会是子产

生在一个熄灭中的小国家

因为太准确，所以感觉很严厉

不再有小国家的世界

不知道该怎么进入世界

由个人到国家的宽容课程

来想象一个作者

原来就是文字写成的

有关书和作者的一种讨论

更像是“一个人的作品”

如果他是左丘明

已失去周公的鲁国

像一个学校、一座图书馆

绽放成花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梦

从没真正离开的鬼神世界

一则准而荒唐的预言

我们都听天由命的时代

当时最好的一些人怎么看

通过象牙之门和牛角之门的梦

郑穆公母亲的一个梦

在梦和白天的接壤之地

《左传》的情欲乱伦之事

夏姬·尤其是申公巫臣

一个乱伦公式

弄乱人的关系

只是一种不恰当的情欲

不能只是情欲

一场盟会、一个国君和一个老人

未知·不信·恐惧

再从应然回到实然的《左传》

盟会之后，他们都哪里去了？

从公子围到楚灵王虔

赵武·一个老人之死

很荒唐的战争

决定于一匹马的一场战争

夷吾此人

老百姓和士大夫的意见两极

战争还不是个新东西

所谓的冲突状态

一种正当的战争

音乐，或者，乐

郑国这七个人到底说了什么？

音乐和文字的交壤之地

《乐经》也一定还在这里

其实也是反音乐的

船身上的刻痕

清清楚楚地记下时间

一句话

一个字

最可惧的是时间

《春秋》·最不适合孔子的工作

最好的人、最好的东西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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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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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信它为真，至少先这样

上一本书《尽头》，整整用掉两年半时间，写得很疲惫，也有某种出清之感，好像会的东西全部讲完了（我每写完一本书都有这一感觉，只是这回特别强烈特别真实），所以当时我说，接下来我要很轻快地写出“小书”，看看还能否愉悦地叫唤出不同的什么——像是安排一趟远行，设定的目标是《左传》，想办法在那里生活一整年，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话语，不一样的周遭世界及其经常处境，不一样的忧烦和希望。我预想共八个篇章，八个话题，每个话题用一万字左右讲完。

所以，远游回来，就是这本《眼前》了，我的读《左传》之书——惟一出错的是字数，每一篇章都陡然地膨胀一倍有余，遂成为一本稍厚的小书。丢脸的是，我的一干友人对此好像全不意外，每个人都是那种“早就晓得一定会这样”的有点气人的漠然表情。

这本书有一参照之书，那就是博尔赫斯写《神曲》的《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他五十岁左右的作品。我仿用的不只是他的书写体例而已，更重要是他的书写和《神曲》这一文本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信任关系。也就是博尔赫斯多次引用的诗人柯勒律治名言：“诗的信念，就是自愿地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进一步明说便是：“当你下定决心不再怀疑，你就能读到一本好书了。”——《神曲》写出了我们今天或更不愿相信就是那样的地狱、净界（炼狱）和天堂，我们当然可以就此大大争辩一番，但这势必把我们困在这个可能是无止无休的话题里，而这只是《神曲》的设定或说背景而已，也就是我们根本还没出发还没真正开始，也就是诗本身；而且，当我们的心思集中在这样的真假分辨上，我们就很难去听但丁实际上说了什么，这是一定的。所以博尔赫斯说他宁可先相信但丁所讲都是真的，好真的进入，“我认为有这种天真的观念，即我们正在阅读一个真实故事的想法还是合适的，它可以让阅读把我们牵住……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应该这样，最好能跟上故事的线索。我想谁也不会拒绝这么做。”

这一回再读《左传》，我（已经过了五十五岁，比当时的博尔赫斯再老一些，第一次读《左传》是三十五年前，已经又多知道了不少事情，也完全清楚很多所谓的“事实”其实都是脆弱不堪的，更多时候只是一堆事件随机的、暂时的搭建）也试着信《左传》为真，先努力跟上书写者的想法，以及他看到的、看着的世界变化。

信《左传》为真，极可能比信《神曲》要稍微困难些而且多有顾虑，只因为《左传》毕竟仍是历史，有实人实地实事的更大抓地力及其种种紧张和要求；但我想，这也恰恰好意味着，人们更容易怀疑它从而远离它，错失掉它的大部分内容，更不必说那些必须认真一点、看着它久一点才会注意到、会浮现出来的东西。

怀疑是有益的健康的，当然如此，但怀疑跟所有的东西一样，仍受制于边际效益递减这一无情的法则，时间一久（比方持续一百年两百年），其效益会逐渐穷尽、归零，甚至成为负数，并显露出一种苍老的残暴（如“思想初生时是温柔的，当它苍老时却总是残暴的”）；而怀疑另一个通则般的特质是，它一向比较容易，人甚至不必准备什么，只要学会说“不”就行了。容易的东西不见得不对，但总是一下子来得太多需要打扫清理，还往往固着为一种习惯，也仅仅只是个习惯而已。

信《左传》为真，倒不是拒绝日后历史研究（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的有益加入）对这本书，以及它所讲述那个时代的更正确发见及其必要更正（事实上这已不知不觉成为一个认知基础，我们都站在这一修正过的基础上），只是除此而外不急着怀疑而已——对所有未经证实为误的东西，对那一整块最该要人沉静下来的宽广灰色地带，最有意思的东西都在这里。还有，就是不让无谓的怀疑分神，不让怀疑弄得自己寸步难行，扯毁掉一整个图像、一个时代的可能完整面貌。

真假对错自有其更深沉的意思和更多面向，尤其在纵横交错的历史里，更多时候它只是不足、不完整以及人不那么恰当又难以遏止的想象力而已。理论（基于某种一以贯之的基本要求）往往容纳不下它，甚至文字都还装不住它们，只有人心、够坚韧的人心还勉强可以，因此成为必要，否则，在最终的揭示到来之前（也许永远不会来），我们就再找不到另外的地方完整地存留住它。于此，惠特曼愉快地宣称，也许太轻快了些：“你说我自相矛盾，我当然是矛盾的，因为我心胸宽阔。”但也正因为惠特曼的如此兴高采烈，让我们颇清楚看出来，这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自由，一种不被怀疑倒过来抓住、限制的自由，一种不必动辄舍弃、得以窥见世界较完整形貌的自由，一种人可往四面八方而去、向各种远方各个深处的昂然自由。

把《左传》当一个文本，信任这本书，让书写向着这本书而不直接是那个时代，连同它的选择，连同它的所有限制，这一转折因此也有多出来的可贵东西——如列维——斯特劳斯说的，不只是人们做了什么，还有他们相信什么，或者认为什么是必须做的。“它可以是发生在实证领域中的事物，也可以是一些人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尽管这些人在观察他们自己的感性材料时不免有失偏颇，但他们的意愿在于发现什么是恰当行为的规定性。”

也可以这么说，较完整的人乃至于人的历史，应该包括他所做的和他所想的（“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说得真好）；还有，在“做”与“想”的反复交错之间出现的种种参差、延迟、落差和背反；还有，对此结果又再发生的进一步感受、反省和思维。

人究竟在想什么？能想什么？

这本书，反反复复想过不少书名（我一直是那种认为书名不是太重要、认为书名总有虚张声势之嫌的人），最终才决定就叫它《眼前》——复数的眼前，眼前加s，眼前们。很多人，包括站不同空间位置乃至于不同时间里的人，子产的、赵武的、叔向的、夏姬和申公巫臣的、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的，以及孔子的云云；还包括《左传》作者的眼前、两千多年后我自己此时此地的眼前。每个人都有他看着的东西，有他想望和担心忧烦的东西，有他对自身处境的种种察知和猜测，不得不做的猜测。

杨照，这位我愈来愈佩服的书写者、不惧也不懈的解说者，和我是高中和大学历史系的前后期，后来还去了哈佛继续史学之路，拥有我缺乏的严谨史学根基。《尽头》写完后，杨照曾在他的广播谈话时问我 ：“为什么从不考虑写历史方面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杨照应该是已知道我打算以《左传》为下本书的对象，做球给我，是主持人的技巧。我当时鲁钝地不察觉，只模糊地回答他，当然也都是真心话：也许，如今写实然世界的东西太多了，实存变得太理所当然，也占去了几乎所有的可能空间，我趋向于多想一些应然层面的东西；还有，也许年纪大了，读人类历史愈来愈不愉快……

今天，依我自己看，这本《眼前》仍是“文学类”的。

书写规范上，我们给了文学多点宽待，允许它说一些稍稍过火的话，但这并非没代价；我们会追讨其成果，要求文学讲出进一步的话语，提出它独特的、通常是一个个具体而专注的发见——每一种书写体例都有它的“报称性”，这在书写各自进行的漫长如河时间里自自然然地形成，其实仍是公平的。

我设想每个人的视线都是一道道光、一次次的直线，孤独的，能穿透也会被遮挡，能照亮开来某个点、某条路径却也总是迷途于广漠的幽深暗黑空间里时间里——春秋时日那些人的眼前，《左传》作者的眼前，我的眼前，我希望能把它们叠放一起；我想象这些纵横四散的直线能相交驳，这样我们就可望得到一个一个珍罕的定点，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处，这也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定位”方式。

每写完一本书都不得不缓缓告别自己一些东西，像雷蒙德·钱德勒所说的“漫长的告别”那样。我的这本《左传》，墨绿色布面精装，是完整《十三经注疏》的其中一册，我大学二年级时发狠一次买齐，存了不少时候的钱，在那个比较穷的时代和年纪。我还完全记得它的崭新模样，“崭新得如一个新月，一副新牌”。三十几年后，它已开始解体了，靠着布质纤维不绝如缕才让封面不致脱落。还会像从前那样一而再地读它吗？这样一部破旧沉厚的阖上之书，仍让我感觉蓄着风雷，有我还不知道以及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某些东西，好像还听得到远方隐隐滚动的雷声。现在它就躺在咖啡馆桌上我的手边，不知道是巧合而已还是有着另外的奇妙原因，我最近几本书总是结束在这样天气转凉的时日，我无来由地想起这一句歌词：“时间像开玩笑一样地过去了。”真的，时间的确像开玩笑一样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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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是子产

《左传》是鲁史，但写得最多的却是远方郑国的执政者子产——书写者究竟在想什么呢？

为什么不就是季文子？鲁国也有自己的大执政者。季文子是季孙家的主君，整整掌权三世鲁君，评价很不错有贤相之名，他鲁襄公五年死，当时清点过一次遗产，《左传》记录了结果：“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意思是他并不把权力兑换成私人财富。我们晓得，鲁国的权力结构其实一直相当安定，季孙和孟孙、叔孙这三大家族构成一个权力力学很稳固的三角形，也就是有名的“三桓”，鲁国的真正权力中心在此而不是鲁君，这大致上就定型于季文子掌权时日，而且从此几乎谁也撼动不了。事实上，动过拆除三桓脑筋不止一回的孔子一门，和季孙家的关系尤其千丝万缕，孔子自己和他几名最出色的学生都在季孙家工作过，知道的事一定非常非常多。

又为什么不是比方赵盾或者赵武？赵盾和赵武祖孙是晋国时间最长的执政人物，而晋又是整个春秋稳固不动的盟主，时间足足超过百年，鲁国一直是不敢眨眼紧盯着晋的一举一动调整国家方向的，所以，想方设法弄清楚晋国每一任上台执政者的性格、癖好、弱点和想法做法，用本雅明正经的玩笑话来说，绝对是鲁国的“国家大事”。鲁国是当时最惟盟主号令是从的国家，有一种超过实力强弱的顺服，鲁国和晋国之间一直有一道直线，一条鲁国政治交通的高速公路，随时可以看到鲁国的大人物携带着合礼法的礼物和非礼法的贿赂急急赶路中，不是鲁君自己，至少也是排名前三的某一位三桓家主君。

还有，为什么不是管仲呢？日后的中国历史，普遍把管仲看成春秋第一人，以为功业无人能及；而且，管仲的崛起又如此神奇，直接从仇人死囚跳成仲父，像是人的一个梦，这尤其适合语言性的传播和其不断添加，比方说我们今天还读得到（只是不多人读了）的《管子》一书就是，书写材料只多不少；他大概也是千年后唐诗中被提起最多次名字的春秋人物（也许仅次于孔子）。齐鲁比邻几至鸡犬相闻，这些眉飞色舞飘在彼时空气中的种种管仲事迹，应该很容易就随风吹进鲁地来才是。

然而，子产的巨大存在也就是《左传》了，说是宛如流星划过天际，这并不那么符合子产理性的、收敛的、抽丝剥茧带着勤力苦涩味道的一生作为（在日本围棋界，“苦涩”一直是一种棋风，缓慢、坚实、把棋下厚，比方吴清源一生最可敬的对手木谷实）。是《左传》单独地辨识出他这个人来，却也止于《左传》——稍后司马迁的《史记》，几乎看似照抄地以《左传》为春秋史，但巧妙地抽去了子产。子产被司马迁挪到很后头，成为只是个系于某种已消逝时代的人，这意味着往后中国已不（用）再关心像他这样的人和他这样的思维、作为，或者说，往后的中国不再关怀甚至不再承认这样一种人的处境。历史，就在子产稍后，有一道不连续的大裂缝，子产，遂如十九世纪俄国人说的，在如此的历史抽换之中，成为某种“多余的人”。

子产，我们用一句话来说，是想尽办法让他这个不幸的国家，一个小国，可以生存下去的人。

生在一个熄灭中的小国家

郑是中型国家，大致和鲁国尺寸相近，类似的还有宋和卫——春秋这两百四十二年时间（即《左传》时间），对这些国家而言，是无可阻止的一个由中而小、一直熄灭下去的缓缓过程，一个挣扎过程，“只能活在死亡的长廊里”。

真的拉住、减缓这一过程的，其实是彼时人们心中残存的、已说不清楚是主张还只是记忆、但多多少少还相信的所谓周天子封国图像，这是一个基础，或至少是个多出来的依据和游戏规则，让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游戏方式变得稍稍复杂一点，还因此有使用脑子和话语来讲理辩论、乃至于援引某种价值信念力量的些许空间，不至于马上只剩武力一途。若只是武力，这两百四十二年时间里这几个国家已都分别灭亡过不止一回，其中卫还真的彻底亡过国再重建。应该亡国而实际上没有亡国，招式几乎只一种，那就是无力战斗之后，国君带着重臣把自己绑起来跪那里请罪，拿出传国重宝，说是无条件双手奉送，其实是这一套仪式性说词的道具，收了宝物等于收了我们国家——我们是兄弟之邦，都是周天子分封，让您这么生气当然都是我们错，灭亡不足惜，但想当年你们太公和我们太公不是一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吗……

真正纯武力相向的那样一种世界，最精彩的那部分子产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看到的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批人，我自己至迟三十岁以后就不怎么瞧得起的那另一批人——号称无义战的春秋其实并不生产名将，这两百四十二年里只有名臣、勇士和天生神力的力士。名将要到稍后的战国才出现，孙子理论上是春秋吴将，名将史的第一人，但在整部《左传》中我们从没看到这个人。

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这么说，春秋这两百四十二年同时也是人们既有世界图像的缓缓瓦解杳逝过程，中国的历史向着某一个人们并没预备也没足够经验细节的未知世界不回头而去；中国的历史走过去了，往后有它不尽相同的工作和想象，这里有个历史断点，这些攀挂于昔日世界图像才得以存活的国家暨其命运、才得以成立的人的作为，帮我们证实此事。

郑和鲁的国家尺寸以及根本处境很相似，但郑国明显的不幸多了，原因就只是地理位置，这真叫人沮丧，人的自主自为有效空间再再被证实真的并不大，人的自由意志是真的吗？如博尔赫斯怀疑的。鲁国躲在远远东边，真正经常性应付的只有还不算真正强大起来的姜姓齐国，很长一段时间，齐鲁的冲突还是因为一连串的联姻乱伦引发的，是情欲问题惹祸；登泰山而小天下，鲁国的确拥有春秋诸国最好的旁观者位置和角度这没错，这个国家好像是正为着负责记住这段历史而存在的。郑国则一整个被曝现在中央四战之地，尤其从鲁文公之后，持续南下的强晋和持续北上的强楚在此相遇纠缠，你的国家就是人家的战场（两千年后的日俄战争在中国重演了此事），郑国原有的那一点点从容空间几乎完全消失，所有稍微有意义的目标都显得太远也太奢华了，这正是子产上台时的既成状态及森严限制。

子产执政中后期（那一年孔子是十六岁左右的才抬头看世界的年轻人）铸刑书，意思是把郑国刑法（显然没几条）明文铸于大鼎上，让人皆得见，有成文法的味道，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认为这有何不妥，应该有所谓的“进步性”吧。但这马上引来他晋国的好朋友、也是当时最重要国际政论家叔向的一番严厉批判。我们说，这本来是一个可以好好讨论的问题，包括会不会如叔向所担心的，把一整个社会的根本规范往下降一大阶，人们从此只要懂得在具体行为上避开就这几条明文刑法即可，从而，那些长时间才得以缓缓获取并习成的、归属于价值信念的、既是整个社会的自律也是整个社会自我向上寻求的更高尚美好东西，那些区区一个鼎装不下写不完的东西，很可能就不再被人认真讲究了，整个社会是否会变得就那么现实而且粗糙荒凉云云；只剩法律没有道德，或至少法律挤压了、夺去了道德价值的生长空间。但子产只这样简短而且谦卑地回复：“侨（子产名）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如果说这并非场面话，那就意味着子产基本上同意叔向，他很可能也看出来叔向所看到的东西，担忧叔向所担忧的东西，只是叔向在晋他在郑，这个不幸的国家并不给他这样奢侈的空间，生命中某些他或者也相信的、心向往之的、源自于某种年轻干净心志的东西，他一样也拥有的某一幅世界应然图像，这在他上台执政的那一刻起，都只能狠心戒掉，像人戒烟或戒酒那样，生命只此一回，你的生命却无法完全归自己所用，这感觉很寂寞。

日后，我们都知道了不是？法律，中国以及世界的，这上头走的是子产之路而非叔向之路，法律不仅明文书写而且愈来愈厚，也可以说他们的共同忧虑成为遍在的事实（还生长出律师这种东西），是非得失，一言难尽。

但真的还是很可惜不是吗？子产多少该辩护几句的，某些他实际上已察觉的不得不尔理由，乃至于他隐隐已察觉的历史不由人走向，说得破碎、不完整都没关系，人类历史的某些变异都是从这样一点点霜、一点点沁人的寒意开始的，从说不清楚或不像有道理的话语开始的。这至少是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一次有意思（尽管当下可能令人难受）碰撞，其实很有机会打开人往后百年千年的不懈思索和讨论，想想西欧这几世纪的思维成果，但这个已确实触摸到的问题就停在这里，后代也不见有人真的捡拾起来。中国的律法，在往后两千年的实务层面，并非没进展、没丰硕的经验自然积累；但人的经验没有再思省再说明，没有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伴随着遗言”，人珍罕历史经验里最好的那部分因此总是遗忘消失，人也因此只是贴着现实、离不开这惟一的无边无界现实、困在这个现实经验里。铸刑书这事，后代很多读《左传》的人顺着叔向责备子产（以某种和遗忘意义相去不远的不认真指责方式），但这里，有个该说话的人却始终没发言或说没留下意见，那就是孔子——没不尊敬的意思，“狗为什么没有叫呢？”

除了《左传》这本书或说其作者，孔子极其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或说敬重子产的人，远远超过他自己任何一名学生以及后代奉他之名的读书人（孔子于管仲也类似这样但多几句微词，子产远比管仲全面而且深刻，也做更困难的事；还有，子产在人格、性情和行为上较少弱点）；孔子不是个孔子主义者，他复杂太多有意思太多了。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左传》的书写者必定听过孔子谈论子产的更多话语、那些孔子自己修订鲁史春秋放不进去的津津话语，或许直接听到，或者辗转听来。我指的并不仅仅是《左传》讲完某一段子产动人事迹之后引用的孔子赞词而已（次数和强度明显超过孔子说其他任何人），而是在这句、这小段赞词之前，以及何以得出这赞词。我们说，结论不会凭空地、没前言后语地、人神经病突发也似的说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孔子对他的学生谈论列国和其人物的乐呵呵景况，这是他一直关心而且很喜爱的话题，还是他的亲身经历，他一一走到事发现场，是他生命中几乎可称浪漫的一场大冒险旅程，他是某种意义的堂吉诃德还带着一群桑丘·潘沙。他会告诉后来的学生比传闻更正确更清晰的事实真相，也会告诉他们应该看什么以及应该怎么看才对。师徒制事实上就是时时刻刻的、绵密的、随时触动的话语进行。

还有，记史的赞词本来该由书写者自己来讲，在日后成为一种体例之前，这本来是自然而然的，是重新记忆某一段历史如远地归来的人他无可遏止的感想和感慨，他只有这一处直接讲话的空间，也是一种权利。但《左传》的书写者把这惟一的位置让给孔子，仿佛并不以为自己是作者，或者直接说，他心里认定真正的作者是孔子才对。

也正是说，我以为《左传》如此讲述子产正是孔子的意思，或者说是孔子这一部分思维的记述和保存。也许有日后多补满和发挥的部分，来自于回忆时的必要贯穿和衔接，好较为完整地说出事实；也可能包含某种后来的省悟，常常会这样，有些当时听到的话沉落到记忆深处里，要很久很久以后才忽然听懂，这也才看出某些关键处的跳过和空白，当时并不知道要追问下去，如今只能自己奋力去回答去补满。

在读书人、书写者的世界，一直有所谓薄今厚古之类的说法，但这不全然是正确的，也通常只是浮泛的。较深刻的是，我们对同代人常有一种自自然然的重视和宽容，这来自于一种站在共同处境的体认，我们一起承受着同一个沉甸甸的时代，以及对这个当下看不到边界大世界的种种疑惧和茫然。也因此，由于某个难以言喻的但恰恰好的机缘，我们会认准同一时代同一历史命运里某些年岁稍长的、先行一步的、我们可依循他的路走进这个令人畏怯世界的秀异之人，并对他油然生出一份极特殊的、他人难解的钦慕感激之情，这尤其多发生于我们世路多歧的年少启蒙时日。此事无关日后总的历史评价，这是个人当时一个私密的、准准如击中一个点的确确实实需要。我们寸心自知，这是一个帮你开门的人，一个领路的人和陪伴的人，也许就只能是那么一截一段路而且几年后仍得告别，但就像《神曲》里但丁靠维吉尔引着才得以走进去并走出来地狱和净界这趟不可能再有的旅程一样，稍后，但丁自己（换另一个引路人，贝亚特丽斯）仍得上升到天堂并看向最高天，那是维吉尔因为历史命运注定（不是能力限制）去不了的地方。我们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许是更好的小说家，但这无改于也不妨碍当时豁然打开《百年孤独》、教他懂了怎么处理时间的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此一事实，这事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年后亲口说出，是他一生难忘那正正好的一刻。日后不再年轻的孔子，也许这里那里都越过了子产并且有能力批评他至少质疑某句话某些事，但孔子没这么做，他只赞誉子产（所以说人成长哪里非弒父不可，那其实是程度蛮差的人才坚持做的事）；我们看着的是日后“完成”的孔子，只有孔子深深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

启蒙，真正的形状是一个针尖也似的点；启蒙者，也因此不必是一整个人，更多时候他只是几句话、一次作为、一个判断或一个选择，乃至于只是一个正确无误的表情和身姿，或仅仅就是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出现在那里、存在于那里而已。

因为太准确，所以感觉很严厉

“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子产这其实是颇危险的一句话，证诸我们只太多不会太少的历史经验——如果语调是偏向抒情的，如果说话时忍不住多点悲愤，让内心热度陡然冲高，多生出那种孤注一掷的神圣感，这反倒很容易让说此话的人变得太自由太放纵，让暴力合理，如荣格说的，成为暴力的上层结构。

英语世界有这么句话：“这家伙冷得跟一条黄瓜似的。”——整个春秋热腾腾的、时时召唤人本能冲动的这两百年，我们不敢说子产是最冷静的一个人，但至少整部《左传》看下来，我们再找不出有谁比子产更平静不波，也看不到子产在哪一刻、哪件事上曾激亢过快意过。我们可以这么说，对子产而言，郑国的生存与否，并不是一次危机、一个赌注，而是一种根本处境，所以只能是一个连续的、日复一日的极精密工作，子产曾以农耕来比喻：“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其中最有趣的是“行无越思”这句，行为行动谨慎地跟从思维，所做的事一定先想过，意思是无比的耐心，不可超前也无法超前，心再急都一样，而最要紧是不犯错，乃至于别进入到一种容易犯错的心思状态。

子产崛起于鲁襄公十年郑国的那一次大型内乱，他的父亲子国（时为郑国司马）被杀，盗贼还攻入公宫，在这样深仇大恨又间不容发的大考验时刻，我们来看，彼时还很年轻的子产做了什么？——他有条不紊地一样一样来，精密地拆解开汹汹成一团而又稍纵即逝的时间，如同《庄子》书里解牛的庖丁，看起来很从容，完全不像个父亲刚刚被杀的年轻人：“为门者”（布置守门卫士），“庀群司”（分配好职务并找出负责的人），“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做完这一切才稳稳地发兵攻贼；乱事平靖之后，取得执政大权的子孔要追杀所有附贼的共犯，斩草除根，被子产一番说理挡了下来（“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这里，最见子产本色的是他毫不客气指出子孔正是最大获利者，够了吧。事实上，子孔确实事先知情，默许内乱发生，本来就打算趁乱取利），子产还说服子孔公开烧掉所有犯罪证据的相关文书资料让人心安定，一刀切下，到此为止，包括他父亲的死和仇恨。

这仿佛预演了日后子产的执政一生，理性，心思安定澄明，提前想事情，任何细节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对他而言，似乎没有突如其来的事，再暴烈袭来的事都可以“抽出那一条线”，如卡尔维诺说的，建立起因果逻辑和工作顺序；这是随时专注、随时先想事情、随时盯着现实变化微调自己想法做法的人才拥有的一张时间表，包括对未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的先一步穿透和掌握，这让他耐心而且坚持。据此，子产可以不放事情发展到险境需要一赌，可以把是非对错弄得清清楚楚但知道何时该止于何处、暂时实现到哪儿。子产也不真的靠权力工作（靠权力工作是一种快速、粗糙、不用多想的工作方式），倒是在各式权力的交错缝隙中找出来人可以认真讲道理、具说服力的空间，这非常非常重要，否则你如何能对外应付权力更具毁灭性、总是挟着兵车而来的晋国和楚国呢？

所以，如果真要选一个单词来说，我不会讲子产“冷静”，而是“准确”——郑国的生存纵深不大，不是一个太失误得起的国家，甚至还不是一个太能穷究是非善恶到底的国家。子产动人的冷静，只是他事事寻求准确无误的需要，也是他生于这样一种国家对自己的苛厉要求。

准确、精密、把事物分解到某种微粒状态，很自然会让人感觉严格、感觉无情，子产的执政因此很容易招来误解，不止叔向一人。我相信这也包含于他自己的考量之中，人们的误解也是可预期的，还是该纳入计算的，只要误解不大到排山倒海让事情不成，那就无妨或说应该承受。子产一生，被后世引述最多的可能是这件事，记在鲁襄公三十年，当时孔子应该才九岁大——相传子产执政第一年，郑国民间歌谣唱的是，谁来帮我把子产这家伙给宰了，我所有的田地衣裳全送给他；三年后，歌词改了，我有小孩子产帮我教养，我有田地子产让它增产，万一万一子产死掉了，有谁能继承他呢？

如果我们以为这是Happy Ending，大家从此误会冰释和乐融融那就错了，《左传》是现实历史不是通俗小说；而且多工匠、多商贾并早已形成某种有力量团体的郑国人民，也远比周公的鲁国这边桀骜不驯。又五年后，子产作丘赋，也就是改制增税，这回郑国人民话更难听了，说他父亲已不得好死，如今他又像根毒蝎子尾巴一样四下刺人害人，郑国大夫浑罕劝谏不成，撂下这句优雅的狠话：“国氏其先亡乎？”意思是子产这一脉会先郑国诸家一步灭亡，或直接白话翻译为绝子绝孙，这是睿智的预言还是诅咒？

真正从头到尾没怀疑过子产的可能就只孔子一人，孔子自己也是个准确而时时显得严厉的人，他不附带指出缺点的人并不多。孔子称子产“爱”和“仁”，都是柔软的、宽阔的、有温度的，而且恰恰好和冷静严酷云云背反的用词，也是孔子心中最美丽的、最舍不得用于人的珍贵之词——子产死时，孔子（三十岁了）流着泪说他是“古之遗爱也”；之前则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后面这一句是辩护的语气，接在郑国的乡校问题后头。郑国乡校，就像我们今天的大学，很自然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热血之人聚集批判时政的火药中心，大夫然明建议干脆关闭掉乡校，如往后两千年不少执政者做的那样，但子产不许，他以为舆论是健康的，也是必要的，尽管当时被骂最惨的一定就是他。教学和时政批判，这几乎就是孔子一生最主要做着的事，这段往事，一开始可能是孔子当时辩护解释子产时举用的例证，而这两句赞词正是结论。

仔细一点读《左传》，我们应该会同意孔子看到了更完整的事实，诸如此类的子产事迹在《左传》里一件又一件，总是始于严正止于宽容，一个一个放过连我们都觉得该惩罚的人。宽容不是讨好，不是手段，深刻来说，宽容才是目标，因为宽容是人的空间、是人认真找出来的最大可能。根本的事实是，子产的执政超过二十年，但他自始至终不是郑国真正的第一号权力人物（最多只死前那几年），这二十几年，郑国的正卿是子展、子皮父子两代，从实际位阶到家族实力。子产的好运气，是子展子皮如此（逐渐地）信任他或说愈来愈听得懂他的话，有人愿意听而且听懂话当然是运气，人年纪愈大愈知道这是天大的运气没错；但这其实也意味着，子产执政并没有取用不竭的权力，事实上他有几次还险些出奔流亡，他的力量来自于，并累积于正确而且可验证的道理，以及正确可执行可化为事实的作为（所以子皮比他父亲子展更服气、累积更多次信任他的理由）。更多时候，子产是抗衡、周旋、制服权力而不是只使用权力；不只这样，这样的道理和作为还得出门面对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和一般人民往往比掌权者更不讲理更不好说服，在进入现实世界时还得再减损打折一次。也就是，光是道理上、逻辑上正确无误仍远远不够，更困难的正确是时间抉选的正确，你还得更精确找到（以及等到）时间不驻留的、但不能早也不能晚的准准那一个点出手才行，这是人最容易感觉孤单并沮丧的部分，让人知道自己一生能做的事其实更少。

子产始终知道自己是严厉的，人自觉严厉意味着这里头有超过自己心性、硬生生做出来的部分。子产临终前，对接任他执政的子大叔说，只有真正有德的人才能以宽服人，我们不得不严厉一些，像火一样让人因此避开危险，而不是像水一样仿佛狎昵可亲，溺死的人远多于烧死的人不是吗？

子产大约猜到了子大叔不真的就相信他的嘱咐，郑国果然也因此在他死后乱了好一阵子。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说，不论是来自对历史走向和郑国未来命运的判断，或是对自己能耐和他人不敢心存侥幸的理解，子产是很苦涩的，他得勤勉地、时时用足全身力气才堪堪拉得住这个理应不断下坠的国家、这个时代，但也只能做到这样；也是说，他的历史判断和他的作为是逆向的。而他终究得松手，郑国加上你再减去你，你留存于这个国家的这一力量不会延续太久，不会及于子孙，他心知肚明。

不再有小国家的世界

然而，子产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典型，或更具体有益的，可以因为他这样一个人，开始一种思维，一条有意思的历史之路，很可惜（该不该可惜呢？），这在中国日后的历史并没有发生。

简单说，中国的历史走向另一条路，那就是一统，一个单一大国——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必”字有实然的无奈部分，却也有人意识形态的应然积极部分。基本上，此一中国人一直相信的历史规律，其实是把合看成常态，分是变局是动乱是得熬过去的不幸历史时刻，是“暂时的”，这极可能是现实的“倒置”，现实里，分才是自然状态，合是人的主张和成就，因此，这片广大土地，这一悠悠历史，往后并不真的存在小国家了，只剩逐鹿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东西，也吸收生养着完全不一样的人及其思维作为。和子产农耕者的自况不同，逐鹿者是狩猎团体，真正的核心是武力，它不恋栈既有土地，不和某一方土地发展千丝万缕并且稳定的关系，既不承认有其他“国家”存在，其实也不当自身是个国家，因此消灭别人是正当的，被人消灭尽管凄惨却也无话可说愿赌服输，这是大家共同服膺的游戏规则，能计较的不过是输赢里、杀戮中那一点点人道和气度。

很长一段时日，台湾也曾把自己想成是这样逐鹿中原的狩猎团体，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电影中，记述父亲不愿意安家落户于南国台湾，家具买的都是竹制品，便宜轻灵容易朽坏容易抛弃，时候一到，该走就走。

但我们回头算一下，郑这样一个“国家”生存了多少年？至少到子产死时，已有两百年约十代人的时间了，活着的人更替了好几番，这在日后的中国历史是全然不可能也不可思议的。说来，郑还是诸国中最资浅的，它是平王东迁稍前才封国的，不像鲁宋卫始自武王周公穿越了之前四百年而来，想想，一个在某一块土地已存活两百年、以及六百年之久的小国？很显然，这绝不是竹制家具能撑过的时间，而是人和他所在的这块土地已发展出盘根错节关系、已成一个完足世界的漫长时间。从《左传》看，这几个国家最高所求不过是继续这样生存下去，或说保有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往后五十年、一百年能够不变，惟一昙花般的例外是宋襄公，他在齐桓、晋文的历史间隙里寻求成为霸主的可能，他看出了机会，或说某种幻影。后代读史者说的是他令人苦笑的失败和死亡，但真正精彩的是他的庶兄左师子鱼，这是个脑子清楚无比的人，子鱼第一时间就知道宋襄公是向着毁灭而去；宋襄公曾打算让位给他遭到拒绝，宋襄公绝对是真诚的，他一直太真诚了，让真诚硬化为一种毛病。先是，宋襄公召集了鹿上之盟和楚国争雄，子鱼为之忧心忡忡，他希冀宋国失利，很辛酸的，只有失败而不是成功才能保得住宋国、保得住像他们这样的国家：“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那年秋天，诸侯再会于盂，子鱼继续：“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果然楚国趁机扣押了宋襄公并出兵伐宋，却旋即在冬天把他放回来并退兵，但这是好事吗？子鱼讲：“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翌年夏天，襄公大举伐郑一如子鱼的噩梦，楚国当然出兵救郑，这就是有名的泓之一役，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人这么打的一场战争，宋襄公华丽也滑稽的最后演出，也是子鱼的终极确认：“所谓祸在此矣。”

是的，就是这样了，鹿上之盟启动了这一灾难，子鱼如同看着宋襄公兴高采烈一步一步走进炼狱，这是单行道，也是格林说的不赦之罪，就宋郑鲁卫这样的国家而言。《左传》紧接在子鱼哀伤的话语之后，是另一则没头没尾但很悲凉的诗一样的记述，像是记史者忽然涌上来的心事或某一幅图像，记史者心思飞越了起来：“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是的，原来的国家没了宝化为石，生活方式也全变了甚至还提前一步发生（其礼先亡）、预告着更大的毁坏将至。很多时候，未来用不着你去召唤它催促它，它自动会来，赶都赶不走，像小说家冯内古特用玩笑语气说的，未来是只小哈巴狗，它自己会跑到你脚跟前，乖得很。有时候（还挺多的有时候），你真正该做的，反而是用力抵拒它为着某种更好的可能，或至少设法延迟它，延迟了就还有点机会不是吗？就有这个那个偶然发生可能改变它一点点。

子产的准确，真正淋漓尽致的演出，是在国际事务上而不是国内治政，整部《左传》读下来，他没失误过一次，命中率百分之百，准到不可思议；而且不仅仅是大趋势的判读和其应对（大趋势反而比较不会看走眼，如秋天到了天气会变凉那样），甚至是精密到包含参与任一场盟会的具体细节掌握：谁去，带多少人，多少礼物，何时抵达哪里，先做什么，强调什么，可争取到什么，得排除哪些障碍云云。子皮有几回没听他，但马上证明子产永远是对的。这样的准确已远远超过了人的机智，而是来自于完全的理解，以及事先想好、事先准备，像好的围棋手，既正确判读大局，又实际盯着对手算清每一手应棋引发的可能变化。

春秋盟会，华丽但充满凶险，是日后中国历史再不发生的事。它最为特殊的，是那个不会重现的历史时刻——诸国林立，犬牙交错时时互噬，可是又暂时受到严格的约束，灭人国家这事基本上还不能做（尽管实际上已发生如子产指责晋国的，不这样哪来你们这些大国？），卡在那里。盟会要抢在这几天内拆定时炸弹般消弭这些已聚起如上弦的箭、难撤回（撤回有各自沉重的政治代价）难控制的力量，引爆的几率并不太低于解除。事实上，盟会很快转变成某种特殊的竞技场，用来替代战争，或说武力的夸示、威吓、取得利益云云。齐桓公之后，互信空间一再缩小谁也没办法，像回事的盟会都是所谓的兵车之会（有别于不带兵的、大家大袖飘飘潇洒而来的衣冠之会），谈判、赋诗、宴饮的会场外面就是层层围起、随时可以叫进来的军队，即使强如晋君楚王都不见得感觉安全，大礼服底下常常得加一件战甲（“衷甲”），就像今天的防弹衣一样，也就是说，这些诸国大人物看起来都比平时胖，但你知我知。

对郑宋鲁卫以降这些小国家来说，这不是光荣的盛会，而是苦不堪言。不是能否不去，而是就连迟到都不行，迟到不是当场被抓起来就是引来攻伐，这实际上都一再发生过。想想当时的交通工具、道路状况和距离，这些小国家的君王或卿大夫往往还跟无家旅人一样，行李都来不及打开又接到讯息得重新上路，这也是实际上一再发生的事。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书里回忆了一九三八年秋天大战前夕慕尼黑那场著名的列强协商：“四大强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聚在一起，共同商讨一个小国家未来的命运，甚至连发言权都不给它。在一旁的房间里，两名捷克的外交官彻夜等着，只为隔天早上人家引领他们走过长长走廊，来到张伯伦和达拉第所在的房间里，听取这两个疲乏厌倦的大人物一边打着呵欠，一边向他们宣布死刑。”看昆德拉的语调，我们晓得他以为这是残酷而且全然荒唐的，但诸如此类的事也是春秋这两百多年里实际上发生的，该不该就讲习以为常呢？

我也是在昆德拉这里，才知道波兰国歌大概唱些什么，“波兰国歌的第一句话便是激动的：‘波兰“还没有”灭亡’”——这样辛酸到让人还会笑出来的国歌，由郑宋鲁卫以降这些国家来唱，一样很合适。“还没有灭亡”，已经是人的最高目标，也是当下最值得夸口的成就了。

鲁史的《左传》，这么详细地记述下子产在一次一次盟会宛如特技的、有书写者夸大之嫌的演出，我相信，这正是这些国家人们的津津乐道，不止鲁，也应该包括宋卫等等——这些国家，当下的难题并非全然一致，便只有盟会时刻，才被置放在一起，成为同一种国家，有着一样的现实处境和历史命运；同时，也像是面对同一张考卷作答，对错好坏一望可知，答案还可以相互比较参考。子产面对晋楚，“强悍而美丽”，在这样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日后光一个晋国就裂解出三个强国，占战国七雄的七分之三）、M形化走向的历史洋洋大河之中，宛如逆势上扬。终子产执政一生，郑国从没出现什么存亡危机，甚至没在盟会吃过任何亏，倒是争得不少当下利益，包括发言权，也包括贡纳“规费”的减低、私下贿赂的不行、盟会次数和规格要求的有所节制云云。我们仔细看，子产对晋远比对楚强硬也成功争取到较多，只因为晋比楚讲理，这说明子产是审慎的、精准的强硬，绝对是分别仔细计算过的，他清楚郑国不得不服膺的每一种限制，也就知道如何在不同的界限内让可能性极大化。

郑国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当时大概就这光景——我们差可想象，子产在盟会的每一次漂亮答案，自反而缩，当时必然在这些同样作答的国家掀起一阵阵骚动，举凡兴奋、惭愧、又过瘾又失落，还仿佛若有光的有所启示云云；而且，像规费调降这类的利益，是很实质惠及所有小国的，因此还有感谢；最终，这一定会成为一种期待：“看看这回子产又会干什么？”像等着一场表演、一个惊喜。孔子也是彼时感慨系之的人其中一名，他特别赞誉子产的文辞，正确的道理还得有人准确地、动人地说出来才行，美学问题其实是认识问题。也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桃李自己还是得先开出来漂亮的花是吧，你要人们走过来，不能高傲地或说如此懒惰地只拿出光秃秃的树干。

只是，这些一度人们眉飞色舞传颂讨论的往事、这些准确的文辞及其道理乃至于所有这些“如何让一个小国家生存下去”的精密技艺讲究及其思维，在中国，其顶峰也就是子产了。日后，再没有一个小国家挣扎着要生存下去、挣扎着保有自己生活方式的世界。更彻底来说，中国大地，接下来两千年就只剩下泱泱大国的国民了。

不知道该怎么进入世界

我有时会这么问，特别是人在中国大陆时，故意的，也以为是必要的——如果你生在比方说荷兰或者爱尔兰这样的国家，你说事情会怎样？你的人生会怎样？你的世界图像、你的生命态度和选择、你看待别人的方式，会有什么不同和转动？

想象自己是个小国之人。

是理应有这种可能才是，或至少应该试着让这一疑问在人心里、在思维中成为可能。毕竟，人生在哪里，并不由我们决定，更不会是一种成就或一个功劳（子产在郑，孔子在鲁，叔向在晋，所以说，因为生为某个大型国家的国民而感到很骄傲，不论怎么说都是很好笑的，也是很懦弱的，而且极不礼貌）。也因此，我们往往不说人“生”在哪里，而是人被命运莫名其妙“抛掷”在哪里，这没得争论。

大国和小国，我第一时间想着的是托克维尔和他那本《论美国的民主》，一个最会看世界变化的人和一本几乎是永恒的书。托克维尔告诉我们，这是很不一样的两种眼前世界，打从根本处就不同，小国的自然状态是某种平坦的、接近透明的，而且事事具体的素朴民主样式，而大国家的自然状态则是层级的神秘的专制的，两者一开始就有如此不同的基本限制，这带来了不同的盲点、困难以及危险，也由此各自生长出不一样的好东西和坏东西；两者就连残酷都是不同的。小国家也许本来更宜于人居一些，但托克维尔指出来，小国家难以遁逃的麻烦正是灭亡，这样一种朝不保夕的现实意识，是小国之人最沉重的负担，但如果时间延迟下来，这却也是小国之人更深沉思维的开始，逼人去想那些大国家不必或压根不会去想的事，在各种不可能处看出机会、希望和喘息空间，以及最终某种让人不免意气消沉的不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子产这样的人，有乔伊斯和昆德拉那样的书写者及其思维。知道才多大、才生养多少人的小小爱尔兰光是近代三百年里出来多少伟大的书写者思维者吗？

托克维尔当时想的当然是某种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新东西、某种类似于兼有萧伯纳（又是个爱尔兰人）脑子和邓肯美貌身材的新东西，有没有呢？他以此来观看来一一分析检查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由各小殖民区块（新英格兰十三州及其他，美国星条旗上曾经只有十五颗星）黏起来的全新形式大国，也为着人类历史某一种美好可能，审慎地期盼这个全新大国。我大胆地猜，托克维尔内心最深处，也许只是持续想着一种（可不可能呢？）不会灭亡的小国家吧。

美利坚合众国这往后两百五十年，知道宪政史和美国联邦大法官史的人都晓得，正因为兼有联邦（大国家）和州（小国家），两种国家，两组法律，美国于是有一部人类世界最复杂的宪法，还有更富意义的不断讨论和修补方式。美国著名的宪法修正案，几乎每一条都标示了人类历史（不只是美国自身）思维的一次重大进展和由此确认，成为人类的共同资产。对于这个通常又乏味又浅薄粗俗的大国，这是美国最精彩、也让人难以驳斥的历史表现。

大国家有合适于它长时间想、长期发展的思维，它最根本的优势，我以为是从容稳定，时间是可信的，世界是坚实的，思维不必铤而走险不必省略跳动，能够把想的东西发展完整，如长成一株株大树。然而，总的来说，人类思维的复杂多样丰硕样貌，更多是小国家的思维成果，若我们一一回溯，最原初那一个点的突破、那一个点的发现和发明，总是生于小国生于边缘。就像中国这边，思维若能用繁花绽放来说，最后的时刻是战国，紧接着春秋这两百年后；也就是，紧接于最后一次犹是小国家林立的这样一种世界。战国的繁花般思维，是这样一种世界的结果，在这样一种世界消逝之后的结晶、返景和余响，是这样活过的人的遗言。我不以为此一时间的紧紧联结只是偶然巧合，我们可以试着这么逆向检视，这些思维成果日后证实有多少是不宜于单一大国、对大国必要的垂直体系建构是危险的、得一个一个剔除掉的？这里，我们指的不只是一把火试图烧掉全部的秦始皇一人而已，一个人做出什么可以只因为他是疯子，事实上，往后这两千年，这些思维成果有极高的比例被视为异端邪说，但被后代诋毁谩骂不是最糟（其实挨骂的程度并不算严重），真正糟糕的是当它没发生过以及遗忘，这才是彻底的关闭。于是，应该感觉可惜还是不可思议？某些思维，或者说某一块思维领域的开发，在中国，其最高峰居然是两千多年前的某一个人，这今天想起来让人不大好意思是吧。

大国家的思维限制，我们可经由各种路径去探视它（比方层级系统森严的共容/排斥问题云云，韦伯讲出来的就不少），但如果只选一个聚焦地来说，我自己以为，在于国家只剩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像马克思讲只剩一个阶级时就等于再没有阶级存在了、阶级已消灭一样；惟一一个国家，也差不多就等于再没有国家这个东西存在，国家不再被想，只有没边没界无限延伸出去的“一团”现实。人没有一个外部世界、一个自身世界以外的思维支点，没有一个远方牢牢站定可以回望、反思、检查并想象，可以把“国家”当一个完整的东西、当一件事来想；更无从比较，要比较至少得有两个或两种以上的国家，而且真心相信两者（以上）是完全成立的、对等的才行，“想要了解，就得比较”，这是布洛赫的名言，可也是基本常识，接近真理。

只有一个国家，大国家的尽头模样，这在中国长段的历史时间里，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意识通常比现实更顽强更紧抓不放，现实不再，意识依然，这几乎是通则。随着现实的不断打开来，日后中国仍不断遇见其他国族，有些甚至“暂时”比中国强大如汉初的匈奴和今天的美国，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暂时”，这是一种意识判定而不是现实认知，或直接说，不承认现实（现实是，人家这样的生存方式和形式，极可能远自于太古悠悠岁月，而且和此一方土地紧密黏着，并非你的王土）。现实里，对此中国发展出很多样甚至足够世故的策略，温和的蛮横的、人道的残忍的、耐心的鲁莽的（用五十年消化你或当下就挥兵消灭你吞下你），但这些都包含于此一意识之中，是此一意识的执行，而非动摇改变此一意识（当然，怀疑是滋生的、静悄悄生长的）。也因此，几代人对抗周旋下来，动用的可能是倾国资源，但中国对于这些国族的好奇和理解，事实证明，很少高出于、深刻于战略意义及其所需。苏武整整蹲点了北国匈奴十九年之久（十九年可以看到、可以认识并体会非常非常多，尽职的人类学者都做不到这样，但史书把苏武描述为一个不屈的、石像般彻底封闭自己的人，据说他甚至连羊肉都不肯吃，义不食周粟那样，只嚼冰雪和毡毛维持生命之最低限度热量。是十九年而不是十九天！），李陵显然也很愿意对话并努力寻求说明自己的机会，但就像昆德拉讲的这些故国之人“没有人对他说，讲给我们听吧”，也许事实上他们后来有多说出来什么，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读到，在这样高悬不动不疑的意识底下，就算有这些“多余”的话语，大概也不被认真聆听，只能删除和遗忘，就像后代把子产琥珀也似的封存在《左传》里一样。

意识比现实顽强而且持久，甚至相当程度无视现实，这有很吊诡有很奇怪吗？其实也不会。我们直接这么说吧，这极可能更接近某种所谓的人性必然，如果人不勉强自己、不更积极地设法提升起自己的话，以至于最后得靠一次比一次更暴烈的事实真相，才能粉碎此一意识如同死亡或重生（到那时已是粉碎而非调整了）——我指的是，我们都可以从他人、从自身的成长过程一再看到此一普遍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早早看到他人确确实实的存在，跟自己一样半点也没少的就活在那里，也看到一个外于自己还远大于自己的世界，坚实、有物质厚度和硬度，会让自己撞起来鼻青眼肿，但某种“惟我”的意识仍可以保持，有时、有些人还保持得更久甚至一辈子。现实世界摆在眼前，但进入它不是一个跨步而是一个过程，并不容易并不舒服，多的是挫折、苦闷和茫然无依，还会失败，就像昆德拉《生活在别处》小说里写那个直到死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进入世界”的年轻诗人。这一过程的加长和延迟，我们也可称之为人意识和思维的“幼态持续”，人走不出他的幼年期，不知道该如何较正确地缩小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把自己恰当地置放在大世界里。

中国是个历史经历丰硕的国族，老于世故而且事事不乏睿智，这一处的幼态持续，这上头的停滞不前，于是想起来更让人扼腕，事实上，最终也零存整付地多付出巨大而悲伤的不必要代价——一直到两千年后的近代，尤其清末民初，中国面对沧海之阔轮船之奇的扑面而来更大世界，基本上仍和汉代当年面对匈奴相去不远，相较于同时期比方说日本（一个锁国心态出了名、高度神经质自怜自哀的国家），这个被迫才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如此跌跌撞撞、如此不顺利而且偏颇，别说是更深刻的思维引入和发生（出版工作的人最知道，太多西学中国还是辗转从日本习得的，包括一堆翻译名词），就连建构一支舰队都处理得如此荒唐。关于这段难堪的历史，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五千年的苍老和朽坏，但我以为这是中国这两千年的此一幼态持续，两千多年悠悠时光，不调整不预备，所以陌生、猝不及防、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犯的错多是幼稚的错误。

这段历史的反省很多也很沉恸，可有人因此怀念子产吗？或怀念认出子产、并认真记录下子产的某个或某些鲁国人吗？好像并没有。我们会说这太远了吧，的确是，那些人、那些思维和作为、那种曾经有过的人的处境，已忘得一干二净仿佛连回忆都不可能了。

由个人到国家的宽容课程

今天我们已充分知道了，或直接说，都看到了，很多进一步的思维并不在“我”之中发生，而是在我之外，在我和你、我和他们这一犬牙交错之地才演化也似的缓缓发生、发现并且发明。

比方权力这讨厌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或已经看到了，这是当代思维重大无比到不能没有的一处根本核心，一个思维起点和焦点，成果已不止于、停留于国家里、政治中，而是一再试图穿透、理解并掌握权力的所谓“本质”或说其更完整模样，各种途径各个面向地想弄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鬼东西，它还散落、依存、隐身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变异面貌，怎么对我们作用、怎么不放过地折磨我们；我们可不可以脱离它，可有某一种它并不存在的世界，或至少它不存在也无需存在仍能运行不殆的世界一小角；它可能被消灭吗？或说有没有更好的替代之物；它有多少成分是自然的如同万物存在自有其质量和产生作用的力场，又有多少比例其实只是人的作为、人的诡计，凡此种种。对权力的如此思索，无可阻止的最终是一整个大思维网络的形成且继续伸展向前，几乎和整个现代思维、和整个眼前世界重叠，想证实此一成果的人，只需要跑一趟书店翻翻看看即可。但在中国，由于封闭在单一一个国家的、唯我的意识里头，人很难有机会把权力当一个完整的、有边界有全貌的东西来看来想来驳斥（要看某一物的完整模样就必须站它外头，甚至相隔一段距离，也就是从某一个没有它的地点回望），人于是只能紧紧贴住无际无垠的现实和它相处，随之起伏周旋，仿佛是二维的而非三维的；也就是你完全陷身于它里面，举不起自己当然也举不起它，很多进一步的发现和真正的反省遂无从发生，也难以思索其意义（难以“获得一个意义”，卡尔维诺）。这往后两千多年，我们说，中国对权力的某一部分理解和应用可以非常精密，精密到直至幽暗残忍险狠变态的地步，但很难超出某种帝王术统治术的小小范围，人大体上只能选择迎向它或弃绝它两种（以某种个体抉择的、抒情的方式和语言，其实是躲避，并时时心生天下之大何处容身之感）。直至今天，很让人沮丧的，人们仍动辄像谈论朱元璋和雍正那样谈论领导人，今夕何夕兮同样的语言、形式和视角，仿佛现代这几百年没有发生，没有当下世界，没有这一大堆新的思维成果、途径和工具（经济分析、社会分析……）。需要证实此事的人连书店都不必跑（书店里有一堆这样的书摆在醒目的位置），在家打开电视转到连续剧频道即可。

多年来，我一直不那么“看得起”马基雅维利，当然我并非不知他的重大历史意义和价值，正是欧陆这一大块呼之欲出思维的关键起点，但也就这样了。马基雅维利实际上并没说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基本上是抒情的，甚至是表演的，尤其你如果先知道子产以及读过《孙子兵法》和稍后的《韩非子》——内容相差太远了，其广度深度精微度稠密度。这不是要说我们这边比你们那边厉害而且还可以让你们千年以上时间，而是指出来一个无可奈何如花落的历史事实：在西欧，马基雅维利之路由术走向道；在中国，子产、韩非之路则由道删除、缩减、返回成术。这与其本身内容无关，是两边不同的历史走向使然，即使中国这边本来有更充裕的演化时间。

墨子的状况也大抵如是——我们看《左传》，尤其在郑国，底层的工人匠人早已形成团体模样的东西，而且很显然有着一定的自主力量，郑国的统治阶层甚至得和他们郑重协议如金石盟誓（“尔不我叛我无强贾”云云），可视之为某种契约关系（契约这一概念在权力思维中多么重要不是吗），在实施上也发生过好几起工匠筑城不堪忍受逼迫的乱事。但这个不重叠于单一统治者的力量及思维，也很快消失于日后的历史长河之中，至少浮不上来，若还有一点无法完全消化的桀骜不驯东西，也只能成为某种游走于统治边界、游走于所谓灰色地带的现实单纯不安力量，比方漕帮马帮那一类的东西，谈不上思维或说只能等待千年之后进来的左派思维（欧陆）才有机会想它说明它，像是英籍左翼大史家霍布斯鲍姆写的书那样（比方《盗匪》一书）。

中国一统，欧洲始终诸国林立（欧陆最接近一统的历史时间是中世纪，当然不是“既不神圣，也非罗马人，更从头到尾不是个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天主教廷），这不是人的睿智，只是人的历史。事实上，让欧洲成为一个整体，一直是欧洲某些人（某一类人）的一个理想，这个断断续续不绝如缕的理想，尤其在近代变得很现实而且极其迫切，但也正确地提升了它的规格。我们说的是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其实原都是把世界扯入的欧陆战争），总计近一亿人在这短短三十年不当地死去，以欧洲的总人口来计算，其比例是空前的，也应该是绝后的（但愿如此），要中止杀戮，更要拔根地阻止任何杀戮再次发生，就得找出来、发明出来一个更高于这些国家的东西，好约束住国家。最简单的终极答案就是一个单一大国家，但最困难的是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国家，装得下这么多相异的人、相异的生活方式及其感情思维而非去除它们的大国家，其模样、其构造、其有效运作可能，以及，如何一步一步成功走到那里云云。欧盟无法用内部的某一单一强大力量（武力）来一次解除障碍（比方德国或俄罗斯征服全欧，如秦的武力一统），想都不可以这么想；也不能借助某个毁灭性的外侮把欧洲一次黏合起来（如北美殖民地的黏合方式），这回欧洲人得平静地完成此事，没有人悲壮地誓言为欧盟牺牲。现实历史时间及处境不同，或者说，人的根本要求已提升到全然不同规格，昔日美利坚合众国的建构、运作、修护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仍有太多未知的、人类从没真正做过的事，欧洲人得孤独地思索和发明，一如近几百年，他们总是先全体人类一大步想着的做着的。

欧盟，正确地说，不是成为一个单一的大欧洲国，而是某个可以好好容纳乃至于保护这些欧洲（小）国家的大东西。它的基本思维，最深沉处，和过往人类历史的一统主张恰恰是逆向的，这里并没有传统意义的“统治”念头，也几乎不存在任何荣光的想象，这只是一连串很困难的、也不讨人喜欢的现实工作。

此时此刻，欧盟似乎一直身陷麻烦，往往还是很可笑的，然而，在各国政客不免荒腔走板的行动和言词之上，我以为并相信，这里头仍有某一个很崇高的东西，但愿它不会在困难中在失败里失落。我不知多久没在现实世界里这样干净地、不带嘲讽地使用“崇高”这个词不惧，回想自己这一生，我可以视之为楷模的人绝高比例是生于活于欧陆的人，这不是什么浪漫抒情的想象，而是我在每天的阅读和书写中的确确实实认识，这几百年时间，他们的确是表现最好的人。话说回来，这么一桩困难的、没人真正想过做过的巨大历史任务怎么可能快速成功呢？快速本身其实正是最危险最该防止的（如艾柯所言，“在纯洁之中，你最怕的是什么？”“快速。”《玫瑰的名字》）。我们晓得，使用武力通常是最快速、最没耐心的工作方式（其次是使用权力），但秦的武力统一，时间估算也耗用了百年时间不是吗？认真说起来，中国真正稳定下来、可视为大致底定的一统还是稍后的秦、汉的短暂合一，意思比较接近障碍扫除。

荷兰的平民史家房龙的另一本书《宽容》，里头有一番话大致是这么说的——真实的历史里，比方宗教的懂得彼此宽容是怎么来的呢？是筋疲力尽加伤痕累累的结果。大家打了几百上千年再打不动了，最重要是谁也没办法真的彻底消灭谁，所以大家坐下来，第一次一起看着头顶上的同一个星空，尽管仍不相信，但愿意开始承认彼此的神。所谓“不是人的睿智，而是人的历史”是这个意思，宽容一开始是不得已的、无奈的、不怎么甘心的，也许往后也仍一直如此，这尽管听起来嘲讽，但仔细点想未尝不好，因为这无意中说明宽容不仅仅只是一种高度自制的德性，它同时也是理性的，甚至是于己有利的，而且愈长期来看，理性的认识成分愈如水落石出，利益也愈明显无误。

中国的快快走向一统，一样只是人的历史，也许一开始是因为华北平原的缘故，地形上灭人国家相对来得容易（《左传》里，筑城，也就是制造人为障碍，是一桩明知饱受批评又耗用人力招致不满、但愈演愈烈如同竞赛的工作。又，晋国郤克攻入齐国，提出的和解条件之一，便是要求齐国把田亩的道路由南北向一律改为东西向，好利于日后晋国兵车的运动，利于下一次攻齐），遂成为某种惯性的历史基本认知，尽管日后得设法飞渡古称天堑的长江，要危乎高哉地、大量损耗人命地攻入四川，要并不划算地进入到更多本来可以自成天地、关你大国统治什么事的一个个小世界。历史的成败得失不那么容易仔细计算清楚，但大致上或者说如果人没有某种更高的、更美好的、不屈从于历史的特殊主张的话，中国的武力统一，相较于欧陆的疲惫历史（相持不下无从喊停的战争，如一次大战末谁也前进不了半步、双方每天固定报销一堆人命的著名壕沟战，这段战争经验一直被描述为最接近地狱的东西），总的来说也的确缩短了战争进行时间，减少了杀戮和人命损耗。还有，中国对于历史上不断遇见的外族，除了执念地、极不礼貌地要人家非臣服你并入你不可，手段倒也相对温和一些，因为这里头多了一种拥有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下一句便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把土地、人和财货基本上全视为己有，便不会太粗暴太没必要地去摧毁它。或者，今天中国大陆对台湾谈判的处处慷慨让利（但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松口），大致上也是这样。

但怎么说呢？人学会宽容、学会对等的说话，第一次也许是筋疲力竭加满身伤痕的困而知之，但第二次应该就不必了，人可以借用他人的痛苦经验和巨大代价聪明地习得，学而知之，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历史记载下来。如果第二次学会宽容仍得重演第一回的灾难，那人类也未免太凄凉了。今天欧洲人想摸索创造出某一种更高规格的、从手段程序到结果、仿佛把宽容给固化并保存（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全新型态统一，具体构成上，这一华美大梦由于有着太多人类还不确知的、没足够历史经验及成品的部分，的确会让人看着提心吊胆。但此中有一物，我以为是其核心，也是起心动念的本意和要求，却是人类已支付惨烈历史代价才获取的，就算这一个欧盟失败瓦解都不该被讪笑、被怀疑，也没理由倒退——这只说是宽容也许不够公共、不够踏实，而是宽容的现实具体进展及确保。今天，承认他者对等的存在，人可以相信他自己的神或根本不信有神，人可以选择他的生活方式还允许改变，人可以做他一个人的梦云云，这在具体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已是共同认知共同遵守了，如某种天经地义；比较困难而且始终感觉停滞不前的，仿佛有堵墙打它不穿的，是如何上达到一定人数以上的集体关系，在团体和团体之间、在国家和国家之间也这样，我们几乎每一天都看到的沮丧事实正是，一个温文、有礼、体恤他人、问路会耐心说明甚至直接带你去的个人，同时也是个蛮横、富攻击性且满口胡言乱语的所谓“国民”，在日本，在中国大陆、台湾皆然，尤其台南高雄云云。这是人类学会真正宽容的下一堂、下一阶段历史更困难课程，应该是另一道漫长之路，也许注定快不起来，也许从头最该高度警戒、最该害怕拒绝的仍是快速，一想快，一想在我有生之年完成、看到（不论是基于纯洁高贵的用心，抑或某种世俗的荣耀。人得试着相信历史，而不是只相信自己），一不小心就会回去用武力和权力工作。这是什么？这就是倒退，不折不扣的历史倒退；倒退到哪里？倒退到重启灾难循环那一个时间点，重新一样一样支付历史代价，让人类的集体历史像是个泥淖，像是失忆之地，像是愚人的书写，像是人挣扎着要醒却醒不过来的循环噩梦。

今日中国，也许不用再想起子产，毕竟，那样一种人的处境以及进展可能，尽管在中国历史殒没，但在欧陆，或直接说我们眼前的整个世界形貌，随时可看到更完整的真相和每一阶段的历史结果；我们不用去复原两千年前那一个难以复原的时代，我们此时此刻所在的世界即是，是我们每天的现实。孔子说人该寻求留名后世，我想他说的是，他期待这个世界因为有过他、加进他能多少有点不同，能有效而且稍微持久存留地改变些什么；但子产则本来就不希冀未来历史记得他，以及他的任何作为，“不能及子孙”，他准确到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包括梦想，包括希望。

我无来由想起博尔赫斯这句老年的温暖话语，像是皱着眉头说的：“一个好的墓志铭，用不着这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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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想象一个作者

《左传》的作者——且让我们先稍稍忘了这个“左”字——是谁？或者我们先数量性地询问：《左传》作者，究竟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个人？

这里，我们远远地来讲个故事——写美国西南四角之地印第安最大部族纳瓦霍人、被纳瓦霍人尊敬地称为“最好的朋友”的小说家东尼·席勒曼，在他《时间之贼》这本书里，写一个研究更久远安纳萨其人陶罐的女人类学者埃莉诺·弗里德曼——伯纳尔。安纳萨其人在北美历史的某一时点神秘地退场，谁也无法真正说清楚这一整族人究竟发生了何事，但留下来成千上万个遗址，更多的骨骸、陶罐及其他，由这一方干燥不雨大地忠诚地保存着。埃莉诺依据出土陶罐上的绘图，非常非常动人地抓住其中几个陶罐，辨识出并持续追踪昔日某一个当然不知名姓、但个人创作风格独特清晰到宛如签名的单一印第安陶罐艺术家。这位才华洋溢如众里藏她不住、高出当时其他人一头的女陶匠（埃莉诺知道她是女的），她的作品上着粉红釉彩，有学界称之为“圣约翰五彩”的白色波浪形曲线和锯齿线，以及更多难言但准确无误的“笔触”。借由这几个陶罐，也只靠着这几个陶罐如历史暗黑甬道里的微光，埃莉诺确认了她这一个人的存在，并且成功分辨出她作品的创作时间顺序，她完成的和失败毁弃的作品，并因此由点而线地堪堪联系起来她的基本生命轨迹和样貌，她居住和移动路径，她的一些可能遭遇，她和这片土地的关系，乃至于她某一部分的心思状态和变化。更奇妙的是，这实质地倒过来帮助了埃莉诺，隐隐知道再去哪里可能找出她更多陶罐而且果真如此，她的行动仿佛变得可预测。只除了她仍是无名的，像是人们尚未命名之前的一朵玫瑰；也许埃莉诺可以给她一个名字（但埃莉诺又是个严谨多约束的学者，大概最多只给她个字母代号如悬而未决），就像人首次为那朵本来就芬芳的花取个好听名字一样。

埃莉诺和女陶匠，这是人的心当下为之震颤的了解，像昆德拉讲的那样，是一次跨越了好几个世纪的美丽相遇；了解，把人的一次相遇转为了多重的相遇，好像可以彼此讲话了。如今有人可讲话这多么好啊（晚年的大画家弗朗西斯·培根这么感叹），“你越过了遥远的距离把手伸给我”——跟埃莉诺一样，我们试着来抓住、追踪这样一个《左传》作者。

《左传》作者，如果我们选了“很多个人”这答案（我们如今较倾向这样），显然会更安全，也更息事宁人，所有相关于此的困难、疑惑，泥淖般可厌可惧的争吵，乏味（但有时是有益而必要的，谁说好的事一定有趣）的考据和附会，将一瞬间冰融为水也似的全化解开来，如清风吹过——那样时代，或说在人类很长一段的历史流逝时间里，一本书的形成总是不停留于一个人，像是穿越过人寿，像是想做成某件一个人做不到做不完的大事，也像是每一颗石子在这道洋洋不息大河之中翻转、碰撞、打磨，该说是变得通体浑圆晶莹还是失去它原有的棱角？总之，这是一个历史基本事实，难以驳斥，还吸纳分解人的争议。回转基本事实，回去争吵发生前的那座桥上，“请循其本”，庄子早已亲身示范过了，爱吵嘴还带着考据味道的惠施也讲不下去了，鱼游得自在快乐，人这边也云淡风轻……

还有，“很多个人”的另一有用效应是，攻击者很容易失去目标，是非善恶变得很松软不着力。犯案者到达一定数量，就连冷血的法律都会犹豫缩手，成为“就是这样”，一个隐隐的规矩一种难以追讨的天经地义。近年，我自己也在北京学会了“中国式过马路法”，不是等红灯灭去，而是等累积足够人数，大家一二三如罗马军团无敌方阵昂首前进，什么也阻挡不了。

但很有趣的，最早人们武断地选择作者是某一个人，其实也为着息事宁人，像古希腊人说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体例上正是不断流传、吟诵、修改、增添的东西），作者是荷马一人。但希腊人又同时诗意地、隐喻地讲这位盲诗人是个“同时诞生于七个不同城市”的人，这意味着希腊人并非不晓得此一基本事实，甚至精确性地指出了有整整七个希腊城邦的人共同完成这两部史诗。息事宁人之外，这个如此美丽而且意味深长的说法，这样把“七个城市的许多个人”再重新凝聚为一个人，却让我们不能不警觉起来——希腊人多意识到什么？想多透露什么？他们是否在这两部史诗中也看出来、想抓住哪些特别的釉彩、哪些微光闪烁的东西？哪些是只有“个人”才讲得出来，并且很幸运没被集体涂盖掉删除掉的残余东西？

或者，希腊人知道而且想要——人跟人谈话，要能真正持续地、往复地、不断深向地进行下去，总必须是一对一的，人一多很多话就说不成了（博尔赫斯于是说，you，我是跟“你”谈话，不是跟“你们”谈话）。这事希腊人经验丰富，希腊城邦是人类历史里一个人们谈话的最奇妙场域，柏拉图的对话录一部一部在这样方式的不断谈话中发生。因此，也许他们宁可看似犯错，也觉得需要一个单一作者，不顾一切地创造出荷马这一个作者来。

原来就是文字写成的

《左传》原是鲁国的单一国史（我们会继续强调这一点，希望能像敲铁钉般把这个事实钉得牢牢的）。彼时，每一个像样点的国家包括起步较迟（就当时这一波“现代化”而言）的南方楚国都已设置了史官，各国国史也都有各自称谓，鲁史名春秋，名字最漂亮最恢宏且包含着不断前行却又不断回返的时间，透露出鲁国非比寻常的美学高度和历史知觉；这也是说，所谓国史原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件经常性的工作，由历任史官接续着记录，是一个国家的“日记”，这部日记的“我”，以及作者，就是国家。

但孔子做了一件破天荒的特别之事，他自己都晓得这是破天荒的所以很不安很犹豫，那就是一人修订了鲁史，而且还回溯了约两百年的往昔时间，从他未出生、他的先人还没流亡入鲁开始（孔子同时也是个“外来者”，愈到老年他愈常想、也愈确信此事，包括他那个“梦见自己立于两楹之间”的梦，说明他不仅之于鲁国是外来者，还是整个周天下的外来者，空间加上时间，是殷商的遗民后代，但他认同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为这是进步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仍可看到的《春秋》版本，确确实实由一个人以文字从头到尾重新写下来。至此，“春秋”不再是开放性的、贴着无边无界现实的即时性记录，毋宁开始像一部有开始有终点、有着一人见识和企图的完整之书，也是一次从头到尾不中断的回忆。所以，读史的人依然可进入到它条列的单一大事里，比方谁杀了鲁隐公、哪年哪月建了哪座日后拆不掉的城等等，但也开始可以把这两百多年当一个对象、当一个时代是非成败得失地看和想。孔子写的《春秋》，应该就是中国流传下来的第一本一人之书，单一作者，而且一开始就用文字而非口述，尽管书写者的原意并不为着写成一本书，书写者还强调他只负责传述而不是写作。

这也是《左传》最特别的地方，它根据的正是这部有单一作者而且不可更改文字的书。

为什么始于鲁隐公这一年呢？这是孔子的选择（也许迁就于史料保存的现实理由，也许孔子意识到某个历史时间的隐隐断点和开始……），但这至少又说明了《春秋》无意是天下史，否则平王东迁那一年会是更恰当而且绝不会错过的时间起点。周王室当然有自己更久远更堂而皇之的史官设置及记录，相传老子便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孔子也曾不远千里之路（绝不夸张的千里）只为了请益，也许还期望能获准察看一些珍罕资料，惟历史意外频生，最终，中国这段两百多年历史选择了东方小国的鲁史《春秋》来说明自己。

我想，是孔子如此非比寻常的慎重和恐惧；还有，孔子结束得如此伤心绝望，把那头误入的、来得不是时候、人们又不知道它价值以至于被捕获而死的麟，想成就是他自己和这一生，遂成为这本书的奇特结尾及自自然然隐喻；更重要的，这是孔子确确实实一笔一字写成的（《左传》作者看过那一真迹版本、那些带着物质重量的木简或竹简吗？孔子的古篆字漂亮吗？如真人吗？），孔门其他经书应该再没任一本是这样。《左传》，还有《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敢动《春秋》本文，公羊谷梁小心戒慎到甚至不敢讨论历史内容本身仿佛自认没资格，只负责解释孔子何以记录和删除、何以强调或隐去这里的人名、何以使用不使用某个称谓或字词，像是《春秋》附赠的使用说明书；《左传》则把孔子本文抄录置放于前头像是供着（也许是后代某个明智的编辑做的），体例上像是一份授课笔记，从时间到历史话题的选择，完全亦步亦趋跟住孔子，像是再重走一次、又重新回忆一次这两百四十二年里的事和人。

重新回忆，但正确地说，《左传》其实比《春秋》多写了一个开头，把时间稍提前，解释了鲁隐公的来历和为何能以庶子之身继承君位，以及他为什么终生只以摄政者自居、是替他年幼的弟弟暂时保管君位（日后他弟弟桓公却不明就里地杀了他），这样，更不在历史现场的我们才能正确看懂这第一桩弒君悲剧的真正内容。这是一个“只有用心高贵的人才犯这种错”、善不获报获胜只招来死亡的很深刻悲剧，春秋历史，由鲁隐公这样一个内心纯净却不幸的国君之死开始（多像莎士比亚会大肆书写的悲剧故事不是吗？这是否也正是孔子修史时间选择的一个理由？），我们于是感觉这不仅仅是一段纷乱、粗暴、人杀过来杀过去的历史而已，这可以是很特别、很值得我们再认真去想去记住的一个非比寻常时代，有诸多深沉不忍的东西藏放于其中；《左传》也在孔子版本的鲁史《春秋》戛然中止后（鲁哀公十六年，孔子死），顺势又多讲了十一年接下来发生的事，仿佛是顺应着这一趟历史自身的前冲惯性，让它自然地停止下来。

这多的十一年，也曾经成为《左传》作者的罪状，你是谁孔子没写你敢写？但这还真无聊，而且程度不好。我会说，这正是幸存者后来者应该做的，是他自自然然的优势，小说家达希尔·哈米特所说“总得有人留下来负责数尸体”的时间位置优势。我们可以这么设想，当时，引领他的老师已永远离开了，绝笔于获麟，紧跟着是死亡，绝望还先死亡一个大步到来，修史其实是被硬生生打断，他得单独面对广大世界，而且还是一路走下来不知不觉已来到了当下、他此时此刻活在的这个现实世界；历史直接注入现实，历史就是现实，历史以这样方式扑面而来。但老师曾带着他、教会他如何穿过之前两百多年，莫听穿林打叶声，这珍稀的步步经历让他仿佛知道了怎么继续看这个世界、走进去这个逐步陌生起来的世界；活在当下的人总不免是恐惧的、惶惑的，而他因此有一种不同于众人的心思清澈和安定。另一面，他原来浑然的、无界线的、纠结线团一样的当下现实世界，也一件事一件事地有了各自来历，奇妙地一一接续在、纳入到历史纵向的大时间里，得到线索，知道怎么拉动哪一条正确的线头，现实世界于是分解开来，成为历史的下一页，成为有各自因果、有层次远近轻重的一个一个“暂时结果”。由此，他多知道（或确认）了一些老师来不及看到的事，其中有些还真像是终于水落石出的所谓“答案”。

像是，这多出来的十一年，如今我们也看到了，强烈如历史中一阵暴风的南方吴国果然亡于越，夫差自缢而死，死得很自惭但很平静，是他最好的样子，也像回转成他刚继承吴王大位时那个认真干净的夫差，他死前和赵襄子那番短短对话，尤其若有所思很有礼貌问赵襄子的那个问题（“史黯何以得为君子？”这居然是夫差最后的、临死想着的问题），是《左传》写得最好的段落之一，更接近文学而非记史，只有文学才捕捉、保存这样的情感，这样微光般人的心思晃动。鲁国自己这边，几代君臣斗争下来，此刻也明白到完全无法否认、回头、善了的地步了，鲁哀公在大街上问孟武伯（孟孙氏），我还有机会死于自然人寿吗？得到的回答居然是“臣无由知之”，意思是我们三家无法承诺不杀你，装都不愿再装一下。至于盟主晋国，这个负责维持着当时秩序、真正把这个时代撑住不坠的大国，范氏、中行氏先亡掉了，已进入到知伯荀瑶和韩赵魏三家界临摊牌的时刻，《左传》的记述停在这里，然而最有趣的是，《左传》却时间之贼地忍不住又透露，韩赵魏将联手起来灭掉最强的知氏，而这日后将被合理地视为春秋这个时代的正式告终；没有了晋国，也就没有了春秋。但这其实是又十几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左传》这本书本来不该知道的，惟《左传》作者知道，他眼看着它发生，是他的现实，也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多年之后”，书中人未知的将来，却是书写者的此时此刻及记忆，那时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着枪毙行刑队，“他将会想起来……”

想想我们谁也都会这样不是吗？当某一个事实，以无可驳斥无法再否认的现实结果模样摊在我们面前时，时间本来是连续的、绵延不分割的，但此时此刻却像是出现了断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们的回忆因此总跟之前的回忆有所不同了，线条改变，记忆和遗忘、强调和忽略重新交换，像是回忆重开，我们会因此多想起一些事、一些细节，也会特别去凝视某个人某个印象，仿佛这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的意思——每个我们认定的“结果”，都开启一条新的记忆甬道。

“他发现时间也会失足，出意外，因此而裂开，在屋里留下永恒的断片。”

有关书和作者的一种讨论

这里，我们倒过头来问，书是不是需要作者？可不可以也像我们拥有、使用的其他诸多东西一样，我们从不在意、也不问制成它的工匠是谁？哪里人？几岁了？品行德性如何？

事实上，福楼拜差不多就这意思，谁都知道《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布瓦与贝居榭》等等这几部小说是他写的，但福楼拜讲：“作者应该完全隐身于他自己的作品后面。”“作者应该让后代的人以为他并不存在。”这个愈来愈难以执行的忠告，是小说家的一个理想——但恰恰好和我们这里想做的相反，我们是在一个没有作者（作者还没意义或没有位置、没著作权主张）的往昔时代里，找寻一个作者；福楼拜则是在一个作者名字印在内容之前、先被看到的近代，要求作者殒退。有关书该不该有作者这个询问，我们得在这两个背反想法拉开的空间里、在这两端的张力里来思索。

福楼拜可能是有感而发，有感于什么如今我们已完全明白了而且更加有感（我们已活在一个满街是作者、作者挡作品前头以至于快不需要作品的奇异年代，文学以及所有的创作性艺术逐渐归属于表演业，读者买书是确认一种关系而不是为着阅读内容）。但只纠正一个当下现象、一个偏见不代表就是恰当答案的寻获，福楼拜不只是这样的人。我也不以为他是抒情的怀念，要召唤或回去某一个已永远逝去的时代。抒情几乎完全扯不上福楼拜，福楼拜是个理性、太理性已达冷酷地步的人，不时流露出对人的无比藐视，他同时也正是现代小说史、文学史里最接近“职人”定义的书写者。乔伊斯反抒情，但乔伊斯背后犹有他那个宛如一首大抒情诗、激情逆射飞舞引领着暴力的故国爱尔兰，是对此的一个坚决的抵拒，乔伊斯的冷静于是让我们感觉是一个背向的用力转身，也感觉出他的孑然、孤独和一种深沉静默的悲苦；福楼拜的反抒情则是他自己很平静的思维，真要追溯上去不是哪名小说家（比方拉伯雷或塞万提斯），可能是笛卡儿，那个要我们不断把观看思索对象切分到最小单位的哲学家科学家，“福楼拜是支持科学的，正因为科学事事存疑，有所保留，讲求方法，谨慎又有人性；他一面厌恶教条主义者、形上学家，以及哲学家。”

福楼拜是极“现代”的，他不会向往更早那样没单一作者（认识者）、凭借极不稳定语言添加传送、任谁都可加入插手的不精确时代，这上头他和纳博科夫很接近，也差不多严厉；纳博科夫强调文学书写“科学的精确”，瞧不起“原始”的东西，是福楼拜之后下一个“小说职人”。一定要说福楼拜归属于哪一个时代，那必定是——在欧陆，尤其笛卡儿所在的法国，科学曾经是一个终极的理想（形式），或确切地说，应该想办法让所有东西都长成科学那样子，举凡文学、宗教及其他。离法国不远处、在现今比利时磨玻璃镜片维生的斯宾诺莎，坚定地相信基督教那样一个上帝是可以、也应该科学地被证明出来并描述出来，成为一个真理或说原理，甚至一个方程式，也就是从此任何地方（空间）任何时代（时间）都不必再受争议、人可以永久从这里退出来的永恒存在（斯宾诺莎还这么宣称：“我要像写立体、平面、线那样来写人。”）。如果我们用“一个时代”来说它显得有点犹豫，那是因为：一、那是一种“离开时代”的主张，试图寻求一种非时间性的东西，把它从任一个特定时空、从人的历史抽离出来拯救出来，不让它遭受人的干扰和污染，甚至也无须人为它辩护，就像《圣经·约伯记》的上帝，祂惩罚抱怨祂的人，更谴责辩护祂的人；二、当这不再能是一种时代的普遍声音，这个理想并未因此完全破毁消失，它以某种更深沉的样式传递了下来，像福楼拜这样的人，恢复了它的源远流长。

福楼拜，具体地来说，怀想的是作品和人正确的顺序关系，一种“作品才是主体”这样很干净、很精纯、也让人（从书写者本人到读者）可以专注无比的关系；不是怀念一个时代，而是牢记一个道理。然而，作者的位置和角色无可避免地暧昧起来了，他和读者的区隔也变得模糊，不再只是给予者和接受者这种简单二分，往往，作者仿佛只是先一步发现、先一步知道的读者而已，我们都共同面对着某一个“本来就已在那里”的东西，是的，地心引力本来就有，地球在生命诞生出来之前就已经绕着太阳旋转了不是吗？普朗克提出量子论前夕，那天下午和他儿子散步，据他儿子的回忆，父亲仿佛心事重重，神色还有点忧伤，普朗克低声跟他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应该已找到一个可以和牛顿相抗衡的东西了。这是惊心动魄的历史一刻，但物理学界日后却也说，就算没有那一天、普朗克不提出来，或根本没普朗克这个人，不超过一二十年，也必定有另一个了不起的物理学者一样会提出来。

孔子说他一生述而不作，也是这样“作者应该完全隐身于自己的作品后面”。是的，一切源远流长。

干净、精纯、专注的极致之处，不只做完事的作者本人退场，而是人的消失，是人的可以以及必须完全剔除。福楼拜写他最极限的小说《布瓦和贝居榭》便是一趟人消失、人剔除的发现过程。在书写之中，福楼拜曾告诉友人，他在写一部有关“虚无”的小说，但这应该不是原先的企图，而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发现，就像书中布瓦和贝居榭这两个原本想穷尽人类知识的“神话般人物”，最终只抄写、不加入意见，成为完全透明掉的人（“布瓦与贝居榭放弃了理解世界的愿望，认命于抄写员的工作”，注意“放弃”这两字）。人执行，却不加进自己（爱因斯坦也无法把自己的存在放进相对论里）；人服膺某个更高的东西，一种规则，或一个真理一个无上命令，而结果已获取，作品交出来，人也就发现再没有自己的容身位置了。

福楼拜的说法，其最深处，是某种对完美作品的追寻和向往。惟完美必须全然静止（或最多是某个圆周形状不摩擦不变异的永恒循环），像我们无法想象天堂里面仍有流动如河、会带着万事万物和人一起流逝衰老的时间；完美也是不存在自由、不存在人个别意志的，遑论人精致细微的情感（这也一直是基督教义一个几乎无望解除的困扰，人的自由意志乃至于人的意义岌岌可危，这从使徒保罗《罗马人书》那时就逼在眼前了，只因为他们率先创造出一个完美的上帝。希腊浑身毛病的诸神便不带来这困扰，其实《旧约》时仍是单一部落战神的绝不完美耶和华也不困扰不紧张。希腊众神和旧约上帝仍保有自然的、历史的实实在在裂纹和棱角）。所以在诗的书写世界里，一直有“好诗无风格”的说法，因为在最严格的意义底下，风格是人仍然“残存”的证据，是完美的犹未成功，是人抵达不了完美的（暂时）栖身之地藏身之所；中国的书法世界，也早意识着此事，比方北宋四大家苏黄米蔡的各自成就，其中蔡字最没个性，但另一说是蔡字最接近完美或至少仍坚持走在法书技艺的完美路上，苏东坡黄庭坚米南宫则各自“躲进”个人的风格里。

所以博尔赫斯准准确确地指出来，但丁《神曲》里的天堂，明显少了一个应该在却没有的人物，那就是耶稣，因为他太“人性”了，他有一面是人，技术上难以克服。

完美遥不可及，但在每个具体的领域或工作里，实际上发生的却是，完美来得太快太早并从此无事可做了，因此人感觉寂寞。就像福楼拜写《布瓦与贝居榭》，一部小说的书写时间就抵达终点了。博尔赫斯因此劝人不必有想写成完美作品的想法，因为那通常只是退怯和删除，只是避免犯错而已；比较柔和完整的讨论可能是卡尔维诺，我指的是《看不见的城市》这部过度精纯小说（也一样几乎没有人）里让所有人不至于错过、眼前一亮心里踏实温暖的那一段：忽必烈汗和马可波罗瞪视着同一块棋盘，忽必烈的棋盘是数学的点、线、方格如斯宾诺莎，没有人没有实体，或者所有人所有实体都消失成为某个类化的棋子，他的思索因此快得不得了，快得拉不住，两三个大步就直抵终点，只剩一片虚无；而马可波罗的棋盘是真的用黑檀木和枫木镶嵌而成，有沉沉的厚度，他看着木头的漂亮纹理，注视到有一处节瘤（棋盘是否因此不完美了呢？或者，棋盘曾有过更多可能？），指出那里曾经是一个花苞，可能因为过早的初春霜气让它开不成花，缩了回去。马可波罗接着讲森林和树的生长，顺流而下的河和木筏，码头和市集，还有临窗伫立的妇人——

所以说，人不是带来混乱而已，人带进来层次让世界有了厚度和稠密感，还带来全新的远方及其向度——很可惜卡尔维诺猝逝，他没能留给我们最后那篇讲词正是“稠”。

历史的转变往往快得或不知不觉得让人猝不及防，人来不及修正想法尤其心里固着的基本图像——人类得努力认识自然，也许源自于生存的必要迫切理由，以及人内心难以遏止的时时悸动，甚至，最开始可能就只是视觉，就像我们今天抬头看满天星斗仍然会的那样，仿佛被某个巨大东西吸进去的简单相信，最深的奥秘乃至于最后的解答必定藏放在宇宙深处、某一个人目力之外的地方。这于是不仅仅只是一种冰冷知识的满足而已，还很容易也是对智慧的寻求，把知识直接转换为人可亲的、可依循可实践的热乎乎东西；这也使得科学同时是神话，纯净的理性却又携带着巫术般魅惑催眠人心的力量（我曾听一位研究康德的学者这么说：“理性，我听到这一个词就忍不住全身激动起来。”）。数学，以及物理学，人们既殷殷等待它们不断的发现成果，最终还试着模仿它们的思维方式和形式。但如今（一个历史到此为止最多疑问最困惑不已的年代），我们已确确实实知道了，大自然并没有（或不是）一部终极的智慧大书，它没有计划，既不预知也不呼应人类，更不负责解除人的一个个特殊疑问；人询问，也得自己回答。数学，然后是物理学的归于沉寂清冷，不再如往昔那样撼动世界，并非因为失败，其实是它们已尽职地大致做完它们最重要的工作并已交出了成果报告，它们抵达尽头了。读过卡尔维诺的《宇宙连环画》吗？这是一本蛮可爱的小说，像是游戏，也像一组愉悦的实验，但我们是和卡尔维诺重叠过某一个时代的人，知道某种“科学空气”加诸我们身上的意思；我们也知道卡尔维诺本人非比寻常的科学知识、解读能力、关怀和向往，如此，我们又不禁爽然若失，原来也就只能这样而已。

所以，为《左传》重新想象一个作者，把这个人加回去，并不是重复一次千年前人们做过的事，而是在听懂福楼拜“作者应该完全隐身于作品后头”这句话之后做的；也不为着息事宁人，而是思维重开，有点像耶稣当年骑驴入耶路撒冷，不是为着和平，而是会起刀兵的。

“把人加回去”，这才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其真实样貌，是人一直以来而且愈来愈清楚的处境；文学和历史，有它们各自能做的事，也比物理学数学更多，并非只是“准确度稍差的科学”，那终归只是退怯和避免犯错。这其实也是海德格尔做的事，把人加回去，令人目眩神迷——但我一直不认为海德格尔有那么特别、那么难懂。他意识到类似的东西，用我们或者不很熟悉的语言，重新思索这些我们其实也已经想了不少的东西。

把人加回去，这里还贪心地再多加一个，也就是《左传》作者这个过去不被放入书里的人，再多内折一层，也多一个指向远方的新向度。一部史书，从来就不是一个“事实仓库”、置放着谁来看都一样的一堆事实而已；历史记述，或扩而大之，所谓文化，从头到尾就是人的选择，不断选择记住这人遗忘那人，选择强调此事忽略那事，这样的决定，尤其是当下的决定，本来就是那个时代的事实，而且还是一连串的揭露。

更像是“一个人的作品”

我们来破除一个有关《左传》的习焉不察看法——《左传》完成于那样一个文字有限度使用的不得已年代，但它不该被胡乱地归为那种随机的集体语言之书，另一本书《东周列国志》才是（《东周列国志》以犬戎之祸、平王东迁的一则大哭又大笑、鬼气森森的预言作为说故事的起点，戏剧性十足，不像《左传》以鲁隐公的沉重来历开始，也就是说，它“正确”地改了开头，非常有意思；又，《东周列国志》使用了太多《左传》的既有内文，这也让它有点消化不良，成为中国说书演义故事中最难读、最不纯口语、处处残留文字砂砾硬块的一部。《东周列国志》正是《左传》日后进入集体语言的结果）。《左传》的最终文字定稿于何时、究竟经历了几代人几个人之手，这不是重点，那只是那个时代的作业方式；重点在于，这个也许经历了好几代人时间才固化为文字的过程，并不是开放的、谁都可随兴添加并刻上“××到此一游”，相反的，这毋宁是个过度审慎的代代背诵，人一代目二代目三代目这样地承接下来，把自己约束在某种“教养”之中，乃至于当成一个凄绝的历史任务，人学习、理解并负责一字一字背诵，努力不让自己成为最后一个知道的人，《左传》因此有一种奇异的文雅。这些“很多个人”基本上只使用自己的记忆功能这部分，不是我们所说的作者，而是一部一部的印刷机；回忆是一个工作。而此一记忆的最源头处，我们说过，正是那一部带着神圣气息、一字不可更动的文字之书，一本有作者的书，是孔子留给他们也许是惟一一本他亲手书写，而不是他口语传授的书。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比对——日后中国的正统史书，由于国家接手的缘故，反而没有真正的作者，工作者也许都留下了他们的名姓（如《汉书》班固、《三国志》陈寿，愈往后作者的存在感愈稀薄），但真正的作者只是国家，是一个王朝、一个时代。就算《资治通鉴》，由司马光剪贴大量前代史书资料并用当下文字语言改写而成，为了让皇帝以及执政的人可快速地、扼要地知晓历史，获取前人的治世经验，避开可能的盲点、危险和不幸后果，但司马光一样是偏向编辑身份的工作者（我自己多年来是编辑，很容易分出来），差别只在于主动或受命、支薪不支薪而已。《资治通鉴》是前代已浩瀚如海洋、让人望而生畏生茫然之心史书的一个节本、一道路径，也是中国历史/政治的一本“科普书”，它考虑到这些日理万机又大权在握者的时间、耐心和程度，以经验的明智替换思维的深刻。

工作者和作者怎么分别？我们也许清晰地知道，但并不容易讲清楚如圣奥古斯丁感慨的那样。这里，我们仍可以用博尔赫斯这两句直接洞穿的话来试着分别：“不要像一个时代那样写，而是要像一个作者那样写。”——这取决于书的内容而不是封面。一种是共同的、公约数的、多出来就必须删除、只平面一层摊开的时代声音、通常凝结成某些（为数不多而且不断重复）明智的教训；另一种则是一念耿耿的、追问的、连碎片都捡拾起来、深向穿透而去的单独声音，这难有结论，只是某一个很特别的人奋力走到他此行的尽头处，仍有远方，却日暮途穷。如此，我们通过实际阅读内容就能看出来（其实我们本来不借助博尔赫斯的帮忙就看出来了），封面有他名字的《资治通鉴》收藏的是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共同声音，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集体书写；比起来，《左传》（以及《史记》）更像是“一个人的作品”。

时间这个鬼魅一样的东西也参与其中，它怎么会不参与呢？——后代史书，都是以某种简明的时间切割方式，以某种风波已止息事过境迁的思维状态，才好整以暇地仔细梳理、确认并评断前朝之事，这是史书必要的延迟，因为如同最终定谳，这一写下去“任世间全部泪水也洗不去任一行”，这样最后的话语，就像美国那位心力交瘁、只干四五年就辞职归去的联邦大法官讲的（大法官是终身职），这不像用笔书写，倒像是一刀一刀凿在花岗岩上。但《左传》（以及《史记》）的书写者不真的完全站在他书写内容的全然止息之后，他并未从时间大河上岸，而是犹泅泳其中，这就史书而言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下有它特殊的强调，也就有它相对的全然忽略及盲点。太多当下热烈的、与生死一样重要的人和事，原来只是未来历史一个只配被遗忘的泡沫，也像季节交替的一件冬衣。而且，愈是这样热烈的、生死攸关的时代，总燔祭一样得损失、烧掉愈多原来更好的人，这个通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仍然让人再再惋惜的适用（比方这二三十年民主化的台湾），可是不这样，好像这样一个时代便无法顺利通过，会泥淖般把整整一代人给全数困住。一时抑或千秋，我们得做出很难受的选择，时间大河会生成自我背反的漩涡，当年的庄子因此在一则寓言里把自己说成是时间漩涡里一条不幸的鱼，困在已干涸的道旁沟中，此时此刻，他需要一点点水来活命，没空等你千里迢迢去说动国王，引来沛然的、直向东海奔去的河水。

《左传》（以及《史记》），因此不是一部日后严格意义的史书，书中藏放着不少史书不宜或放不进去的特殊时间成分，过多的当下和未来，这是书写者置身其中挟带进来的违禁关怀和希望。一般而言，这是文学才做的事，文学书写，时间总是稍稍地、偷取也似的提前一点点，其准确的时间点，极可能就在过去犹未完全过去、过去和当下仍犬牙交错着、仿佛时间暂时一停的这一个点，像《圣经》里守夜人所说“黑夜已经过去，黎明却还没来”的那一时间缝隙。

《左传》，或许也像后设小说所意识到并想呈现的（只是后设小说常常浮泛而且效果不彰，成为一种书写时尚而不是个有益的尝试），书写的人既在故事外却又在故事之中；在他故事的完足世界外头（也许应该是平行于一旁以及紧跟在后头），有他自己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仍在进行，这不应该也不允许在故事世界的悠悠话声中被遗忘，而且故事结束时，我们仍得回到这个现实世界来，乃至于发现自己其实一直站在这里像是刚刚只进入了一个梦里。他所讲述的这个仿佛有头有尾、单独抽走、干净包裹起来的坚实世界，于是被（重新）置放在这个不稳的、移动的并不断流逝死亡的时间基础上，原本平静讲述的闲情故事，因此字字句句都可能紧张起来、危险起来并相干起来，两百年前已灰飞烟灭的鲁隐公动人悲剧往事，直接逼到此时此地人的眼前来，它仍是人当下的折磨，当然，如果我们勇敢一点也聪明一点的话，也可以是当下的说明和启示。

大约是这样。也因此，就《左传》这本书（并不包括其他太多书），我以为我们追问、想象并试着从内容凝聚成形它的作者，是很正当的，他的存在正是书的一部分，我们想知道的无非也就集中在这部分。有关他的名字、他的个头长相和一些生平履历，这方面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而且并不（那么）想知道，这就像好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作者不愿破坏专注去交代他的眼珠颜色，我们读者也不想浪费时间好奇。重要的是，我们大约已确认了他的时间位置（春秋已结束时）和空间位置（小国的鲁），有没有机会再缩窄一点呢？想象出（带着隐喻的，因为不真的能做到）他某一天、某一地点踮脚看着这一切事情发生，如哗哗奔流河水中一块露出头来的不动岩石。这里愈精确一分，我们愈能想得远一步、多一些，就像儿时我们堆积木那样（我想，盖房子的经验较少人有），底下堆得准，才能叠得比较高不是？

如果他是左丘明

《左传》这个“左”字，取自左丘明，鲁国人，家族世世代代担当鲁国史官（也就是说孔子改写的是他和他先人的工作成果，倒过来了），相传他同时也是春秋另一部流传史书《国语》的作者——地点和职业身份都很对，不再深究的话，确实可以平息人们第一时间的好奇。但往后两千年时间太长太多，人的思维是无可遏止的，会不断察觉掩盖住的东西，权宜之计压不住这么久。

如果真是这个左丘明，倒也有趣——想想，孔子先笔则笔削则削地修改他的记述，然后，他再心悦诚服根据孔子的民间私人版本写成了这本《左传》，这是很漂亮、很无私的一个经过，两个如此聪明的人接力般交互前行，惟真理是从，朝向某个历史深处。

如今，我们还多知道左丘明这个人什么？不多，而且信不信无妨。相传，他也是盲人，这和希腊人说荷马一样或说基于很类似的理由；相传，他和孔子是同代人而且年岁还稍长于孔子，因此是个非常非常长寿的人。

左丘明和孔子同代大致是可信的，因为《论语》里孔子曾不经意地提到过他名字一次，正因为无意是以很可信——孔子那番话原是批判人某种高段的虚伪、假装更真诚的虚伪，“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也同时不经意地告诉我们，左丘明这人很正直但不易被欺瞒（正直的人不必然笨），他必定也是个私底下和公共场合讲一样话的人（这也是可敬的香港读书人梁文道对自己的恪守要求），敢于说出令人不舒服的真相，也就不会面对权势、财富和人群就贴住耳朵缩起身子连膝盖都发软，这点也的确符合中国古来对史官的基本期待。

这些，惟一和《左传》内容有特殊紧张关系的是左丘明的长寿，技术性或说算术性的不得不活久一点，左丘明不能死，至少绝不能死在孔子之前，否则——《左传》很明显写出了孔子死后的事，且至少多达十一年。我们也都晓得《圣经·旧约》里满满是人瑞，仿佛犹太人蒙主宠恩曾有一种后代消失掉的长寿基因（消失的时间点大致是他们进入迦南地前后的有史时代，也就是说，长寿基因和信而有征的历史是不共容的），还有人以相同的算术理由足足活了九百多岁才得以死去休息，为的是凑足历史时间，好接上世界之始的创世记那第一个星期六天（第七天上帝心满意足休假去了）。但这是个徒劳的努力，原因很简单，人代代相加的时间总数不是一个人活多久，而是他几岁时生育后代；因此延长人的生命没用，要延迟的是他身体里的生殖功能这部分，包括生物腺体也包括他对性的想法变化（昆德拉指出来，人第一次性爱和第一千次、第一万次不会是一样的，人会不会厌烦呢？），得老而弥坚才行，《圣经》最老的生育记录是亚伯拉罕和他高龄产妇的妻子。也就是说，关键不是长寿基因，而是或许更受欢迎的强壮基因。然而，有很无聊的人拿笔或计算机加过，就算不顾一切把旧约代代人寿全加起来得到最大值，也只能把历史时间前推到距今只六千年，而现在，我们知道了还常常看到，有太多超过六千年的理应不存在东西，这是否全是我们的幻觉或内心图像呢？包括眼前的一座山，一块伸手就捡拾起来的石头，这一片代代人艰辛活过来的大地，还有我们头顶上那“光阴在星辰之间流逝”、却仿佛在城市里一颗一颗熄灭下去的恒星。

所以啊，即使是《圣经》也不要这么读，文字是隐喻，很多文字尤其只能是隐喻，或只是多年之前的人在他们的生命基本限制底下，一次一次逼近真相的努力及狼狈，也一定有死角、偏见和种种不安不确知。逐字逐句的虔信对当时的人并不公平，对今天活着已知道更多事实真相的人更不公平。这样，那些牢记《圣经》的人，可否不要再反对同性的人相爱以及长居一起呢，让他们自由？

真正《左传》作者的合适时间位置，我们乃得说，只加孔子死后十一年是不可以的，因为他还明显地看着韩赵魏灭去了知氏、看着撑住春秋不坠的晋国熄灭而非仅仅是预言，也就是真正来到了春秋这样一个时代的日落时分，他是站在这一历史的悬崖尽头看着并回忆这一场的人。一定的，眼前的历史感觉整个移动起来、加速起来，而且挣脱开什么也似的切线飞出去，时间的感受形态从接近循环到拉直呈直线，太多东西跟不上去被抛下来，也有太多东西从此不会再回来、不会又发生，人一生为此的学习和准备在这个时间的割裂处一脚踩空掉，如果他再想起他实际上或他心目中的老师孔子，那个准备得更多更好的人，此一悲伤会更深沉。这一可能图像最好的描述之一是《圣经》里最后一次写摩西，当时犹太人已正式开拔要进入流满牛奶与蜜的迦南地，开始他们从未有过的全新样式生活和历史，但摩西被单独留下来（耶和华不允许），他立于山头，伸手可及，而且脑子依然清明，眼睛也不昏花，但生命时间就是不够了，不够重新准备好应付一个不同的世界和时代。往后的世界如此陌生，不是我能再书写的了，或者说得更换另一种写法，《左传》这一趟回忆、这一记述到此已疲惫，是应该停下来了。

这个作者，他仍可以是左丘明，但得是个年轻很多的左丘明，比较适当的年纪差不多是孔子的第二代学生，那一批他回鲁国不走了才收的、比较安稳可慢慢教授谈话的学生。第一代如子路子贡颜回这群跟他水里火里一道、也像他一样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学生，孔子曾想着非常非常心痛，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他一个人的华丽大梦拉着他们一起，过一种朝不保夕的生命方式，也许大家心甘情愿甚至感到光荣，但孔子依然内疚。不及门，较正确的解释是失去了，或再回不到原有的生命位置，曾经沧海的成为某种异心的、格格不入的、飘落到现实边缘的人，也如同卡尔维诺棋盘上的那个节瘤，踏错了某个生长季节，开不成花。事实证明，这第一代学生尽管素质较好（是天资还是因为这一场奇异生命经历使然？），但都不是日后传经、沉静坐下来背诵学习的学生。孔子自己静得下来，当时还来得及改换一种工作方式，而他们连再跟上这个都有困难、都感觉来不及了。

已失去周公的鲁国

我们更实际些来看当时鲁国自身的变化，具体地来逼近《左传》作者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一种人的当下处境。

《左传》末尾，彼时孔子仍活着也看到了，齐国入侵鲁国转而炽烈频繁，所谓周公太公（两国六百年前的并肩建国者）兄弟之邦这一套再讲也没意思了。鲁哀公十一年一场两国大战，鲁国几几乎是倾尽所有，感觉到这回灭国的真实性及逼近是空前的，一败而亡是真的可能。这一战，三桓同心一力，我们看到了孔子学生冉有、樊迟（可能是孔门最好的司机，驾车高手但人有点呆）皆上第一线肉搏，稍前和吴的一战有若还加入一个三百人的敢死队，那一夜都已整装完毕、呼完誓师口号要出发去死了，还好敌军临时退走；未成年的小僮汪锜也破例上阵并战死，就像我们今天电视上看中东、看非洲惨烈战乱那样，这是什么世界啊。所谓历史的灾难时刻，也可以这么定义，或说是一种通则，那就是人被廉价地、不恰当不合理地胡乱使用掉，最好的诗人小说家拿枪被派去战壕一去不回（我们读欧陆的诗集和小说，屡屡心惊地发现作者早死在一战或二战，要不然就是死于打游击的抵抗运动），世界级的人类学者或音乐家把他最成熟、好不容易才抵达的那二十年三十年时间用于农场养猪云云，人无法做他最擅长、最有成果的那件事情，人被浪费掉了，当然是无以弥补的一个又一个损失。灾难是个历史前行遇到的大坑，得用一堆人的身体填满它才过得了。

这一战，最终还是借助吴国援军开到才堪堪打赢，一场惨胜。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毫无喜色，他说的是忧心忡忡的话：“小胜大，祸也，齐至无日矣。”是的，齐军马上又会攻来，还多了急于讨回颜面的雪耻决心。这样的国家处境禁不起败，但更糟糕的是，它还禁不起胜，这何去何从？季康子的话，几乎和之前宋国大难时子鱼的说法一模一样，也让我们又想起之前郑国的另一场战役，想起来子产——鲁襄公二十六年楚军入侵，子产依然准确无匹地判断出楚王真正意图和当时国际形势，他选择了不防御，放由亲身带兵的楚王有限度地劫掠一番，取得可交代的战果，面子里子都有地开心离去，这更进一步了，胜与败同样禁不起，但有时候打赢比打败更危险。

也就是说，至此，六百年时间的周公鲁国，已经和殷商遗民的宋国、两百年时间的郑国，大致上没两样了。一直守护鲁国的某个特别东西，已随着人们的遗忘，人们在迫促现实里再无暇也无心想起、讲究，留在了远处的时间另一头。

吴国军援，相传是子贡的功勋（《左传》里，仍看得出来子贡在彼时外交有吃重的角色，救火任务），他临危受命跑了四个国家，救下了他老师而不是他自己的母国；子贡自己是卫人，来自另一个小国。相传要他去的人正是孔子——《孔子家语》这部不严谨的流传之书也许不可尽信，至少是夸大的、孔门代代自己看了开心的，但极其可能核心之处仍包藏着、留存着一些基本事实。子贡此行，说动老盟主晋国出面干预是援引惯例，比较容易、单纯；但要吴王夫差发兵北上，那就得帮他解除背后蠢蠢欲动的越国才成立；所以子贡再往更南走，向越王勾践献策，警告他吴国已起疑，多年的忍辱准备将付诸流水（相传勾践当场吓出一身冷汗），要他主动派出军队交吴王调度，假意和吴行动一致；更精彩的是他还直接深入敌营齐国，挑明了执政陈家已很明显、已难回头的篡国企图，如此，最明智的做法是保住实力的佯败撤军，留着丝毫不具威胁可能的鲁国为某种标的、某个积聚扩大兵力的理由，好继续掌握生死攸关的齐国军权云云。这场子贡人生最华丽的演出，一人出门，五个国家为之震动，尊晋，霸吴，强越，弱齐，以及存鲁。但我们看，子贡的言词完全是当下现实利害，没援引任一丝道德力量，也不寻求显然已没人耐烦的历史力量，是日后战国纵横者苏秦张仪的提前预告、第一人。春秋无义战，子贡就连个义的外壳都干脆拿掉，如此坦率无隐，当然是新的现实使然。

孔门第一代学生，日后，便只有子贡一人算是顺利穿越过些此一时间裂缝，只身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相传，他自身是发光体般依然活得很精彩（司马迁曾指出孔门弟子其实是月亮般反射着孔子的太阳光芒），成了富甲天下的跨国商业巨子，同样是日后货殖者的先行一人，一人身兼两个历史第一，太厉害了，但那很显然是另一种人生了。子贡，我相信他是个深情款款到令人动容的人，据说孔子死后他独自在墓旁守了足足六年才离开。子贡是一个浑身现实敏锐感觉和力气的人，他适合放在够大的舞台上面（孔子也这么讲），可不是老实到接近愚笨、本来就适合留在熟悉家乡背书抄书的曾参。六年时间因此对子贡何其漫长也何其慷慨，这是他对老师，以及这段岁月的依依惜别方式是吧。他想些什么呢？会多看到老师不在之后的鲁国和这个世界什么？以及，后来这一批更用功读书的师弟们什么？孔门弟子中我自己对子贡最好奇，他最复杂，是站在孔子心中应然世界和外头不舒服真相世界接壤交错处的人，这会不断地相互驳斥嘲讽，人心于是成了激烈冲突辩证的战场。子贡的真正想法太可惜了并没留下来，我们于是只能尽可能合理地、蛛丝马迹地猜想他，最好的猜想方式是用可重建消失世界、消失之物的小说来写，但愿有合适的、做同一种梦的、生命质料相似的好书写者（另一个较提心吊胆的但愿是，但愿没有那种糟糕的、张艺谋式的书写者胡乱糟蹋他）。战国新时代里想必依然四处受欢迎、受尊敬包围的子贡，我绝对不信他会忘记自己年少，以及其实已不年少不再天真的这一场，所谓生命最好的时光，他曾经坚信自己距离某一个巨大美好的东西、某一个他热爱的世界这么接近。他也必定常常想起他的老师，老师讲过以及并没讲出来、做过的以及应该会做出的历史判断，还有诸多戛然而止来不及做完的事；想起他那些可以讲话的不在朋友。斯蒂芬·金改编为电影《伴我同行》的原小说《尸体》，那一段徒劳的冒险旅程结束，多年之后的“我”成了写小说的人，他那三个朋友，一个老实留小镇继承家业营生，一个向往军旅却成为进出监牢的罪犯，最像大哥的那个，苦学成了律师，却在酒馆里好心排解纠纷被一刀刺死，尽管凌乱狼狈而且都不怎样，故事结尾处，这个“我”在打字机仍这么写下，“我这一生再没交过更好的朋友了——”

鲁国失去了什么？如果最简单来讲，鲁国失去了周公，以一种所有人宛如一起遗忘的最常见方式。孔子晚年慨叹自己再不梦见周公了，一般我们体认为他说的是自己的苍老和某种绝望不回的隐喻，但是不是也说的是一种现实呢？

像一个学校、一座图书馆

失去周公，鲁国变得完全平凡了，真的就是另一个郑和宋而已，都只是在历史“死亡的长廊”里、时候到了就静静灭亡的小国家——鲁、郑、宋的确实亡国时间几乎没人记得，连史书都不太交代。

春秋，其诸地诸国的消长和变化，服膺着另一个历史通则，那就是中心不断的耗损、疲惫、苍老。新的活力及想象力持续发生在边缘地方，像源源注入的水流。我们看，春秋之末到百年战国如单行道，一直强大起来的国家都在四角之地，秦、齐、楚，以及春秋时根本等于不存在的燕；三晋中赵国最精彩也最具长时间抵抗力，一定和它衔接胡地有关，事实上，赵的嫡系血脉便是华夷混血，源于最早的赵衰；真要再计较，曾快速称霸一时的先吴后越，也是来自最东南一角。姓氏不断分割变异、由大而小、由氏族整体而一家一人，也许不那么要紧，但何妨我们也看一下——周天子直裔的姬姓国家，死的死逃的逃，吴亡于越，晋被三家裂解消失（韩赵魏早早就是异姓而非公族），其余本来就无足轻重；就连同为“西周集团”、百年千年紧密相处、婚姻交换并联手东进取得天下的姜姓齐国，也换成陈姓（田姓）的新齐国借壳上市，陈姓，当时人坚信是舜帝之后。

地理上，鲁国远在东边，但概念上，鲁国却一直是另一个中心，可能正因为这样，鲁国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成为一种如旭日东升的国家——《左传》有这段回忆记载，比较了齐鲁两国第一代国君姜尚（子牙）和伯禽（周公之子），以及这两个相邻、风土人情本来差距不远国家的不同建国治国理念，并由此分歧二路如弗罗斯特名诗所说的，分别走向人群的汇聚之地和人稀的密林之中。大致这样，相传封国新建百事待举，但齐国五个月时间就回报成果，周公（代理天子，从未就鲁执政）奇怪效率如此惊人，得到的答案是，因为采行迁就、顺应当地原来民情风俗的方式工作，上下配合容易，治政很快上轨云云；鲁国则迟至三年后才来，这又未免太缓慢了，回答是，因为得一点一点改变人心、想法、习惯和生活方式，这快不起来，三年时间才算有个样子云云。至此，周公长叹一声，预言百年后齐强鲁弱，鲁国将长期地被压在齐国之下。周公的理由比历代读书人想象的要现实犀利，后代常忘了政治才是他的专业，他追随哥哥周武王打过那场决定性的大战（想必也杀过人），还帮早逝的哥哥处理比战争更复杂、更事关人心诡诈幽暗、还牵涉到自家兄弟（管叔蔡叔）叛乱夺权的定国大事，忙得没时间吃饭洗头。他的制礼作乐是在这个基础、这样政治要求之上的一个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提升而不是一种对抗。周公以为，治国是众人之事，事关集体，简易明晰是集体性工作的基本通则，不宜用这么难、这么勉强、这么人们听不懂的方式来；也就是说，鲁国打开始就不像是建构一个现实新国家，倒像是打造（或甚至搬迁）一个中心的东方分部，也像建一所学校、一座大图书馆。日后，这极可能不仅仅是偶然，我们看春秋这两百四十二年共十二名鲁君，性格、资质、际遇和机会各异，但没有一个雄主，甚至连想一下、做个梦一下的短暂念头都看不到。郑还有个郑庄公，在齐桓晋文未出之前，他是当时最有霸主样子和人格、资质潜力的人，曾打败彼时尚有余威也有残存实力的周天子部队（周王的影响力极其可能正是终结于这一败），还射王中肩；宋也有如梦游一场的宋襄公，他在他一个人的梦中清晰地看到了谁都看不见的争霸称雄机会。

周公有没有真的说这预言，我们并不知道，我猜想，这是鲁国人日后的回忆，或者只是一个假借，因为最原初明明封建规格相同（皆为公侯之国、最大的一种），论亲疏和特殊待遇，鲁还远胜齐，后代鲁国人必须极不舒服地跟自己解释，为什么齐国能而鲁国不能不是吗？

用《圣经·旧约》、也就是摩西掌权一统并分别（分封）犹太各部族的这段历史来比对，鲁国最像是利未人这一支。利未人基本上不作战，甚至连日常经济活动都不参与，由各部族分摊供养，他们的工作就是祭祀、全心敬拜侍候坏脾气的耶和华，并负责保管保护约柜这一最大圣物或说犹大人的生存象征（已不知所终，或说堆放在美国某大仓库之中，依印第安纳·琼斯博士的《夺宝奇兵》）。鲁国负责泰山祭祀的经常性照料（天子巡狩亲临是不容易发生的大事，整个春秋没见过周王来过一次），行礼奏乐的规格高出所有国家一头接近天子，这样独一的、尊荣的工作几百年进行下来，会逐渐形成一种鲁国的独特基本现实，甚至普遍进入人心，成为鲁国人的一种基本心理状态，决定着人的一部分现实作为，以及看世界、想世界的方法。这让人单独地朝向某个更高处更深处，但另一面也会是一种忽视不顾，一个限制，一个人生现实里的沉重负担，像古希腊只看星空沉思的泰利斯，一个失足摔入井里，被一旁色雷斯的女佣窃笑。

今天，我自己是在日本京都察觉出很类似的东西。京都人极可能是全日本最不和善怡人的，京都人（尤其是老式店家的）高傲、紧绷，带一种奇异的抵抗感和心不在焉，即便你是据说“永远是对的”顾客身份，连花钱买东西感觉都得先具备某种“资格”、某种相称的鉴赏能力才行。一次一次，我慢慢才想出来，这正是他们身为京都人的缘故，人被命运莫名抛掷到这样一个一千两百年的古都，他们好像生来就有个无可拒绝的安排及任务，得像世袭守护者一样，保卫一个又一个容易在历史转换、尤其是轰轰然现代化中至此消失不见的东西。很多大阪人东京人能做的他们不能做，能有的他们不能有，包括比方说京都不能盖太高的现代大楼，尤其靠东山神社之乡这一侧，怎么可以挡住人的及远视线呢？怎么可以让人在八月十六日晚上看不到大文字（有两处）、妙法二字、船形、鸟居形点燃起来的“五山送火”呢？有一家盖得太高的大饭店便曾引来全京都神社和寺庙的联名抵制，贴布告不欢迎该饭店客人拜山（但仍措辞典雅，而且美学上漂亮得完全不像急怒攻心的抗议海报）；京都的土地也无法说挖就挖，也因此，京都的地铁极不发达，地面道路不能拓宽，很多地方（尤其是最美的祇园周遭）就连电线杆还留着无法管线地下化，这些小乡小镇都不难拥有的现代化成果，京都人就是不能享有，凡此种种。在这里，人们还用历史大时间看事情想事情，而不是只用当下；还有某种世界的、人类的恢宏视野，而不仅仅只是站在一座城市里，这是京都人独特的时间位置和空间位置。

历史里，有最聪明最敏锐的人帮我们证实此事——来自吴国的君子季札，便是在鲁国观看了一直听说但无缘亲睹的历代天子之乐，正因为周公的缘故，这是诸侯国中惟一的特许，极可能也只剩鲁人才会，并实际收存着相关的特殊乐器和舞衣舞具等等。又几百年后，司马迁有意识地进入到一个个历史现场（他不只靠研究室资料工作，他比较文学些），在齐地，他看到人粗犷不驯的景观，但相邻不远的鲁地还是弦歌不绝，多年战火，这里仍可看出像一座学校和图书馆，某些残余的幽灵还徘徊不走，让太史公啧啧称奇。这也许直接来自孔子，但我们说，是什么让孔子这样一个奇特的人可以养成？以及是什么给予孔子做此空前的、不可思议之事的可能空间？没有这一个周公的鲁国，孔子的如此存在（他的想法、他的视野、他的过大企图、他感觉他的生命任务、他的教学……）难以想象。如果孔子生于郑，他的想法做法会不会更接近子产呢？有可能，我们有理由怀疑但不知道。

周公死后，周成王没依他遗愿葬于雒邑墓地（周公希望自己仍就近辅佐周政，跟生前一样），而把他送回毕，那是周族历代先王安息的神圣之地——周成王“不敢臣周公”，意思是不敢把他压于臣子之位，这是周成王的天地盟誓之举，因为他这个满身才华又勤苦任事（这两个特质并不容易在同一人身上太久）的叔叔，不仅帮他保管，还帮他仔仔细细收拾好一整个天下，等他长大可继承了，才像西方人讲的，用缎带扎好、盛在银盘子上恭谨地交还给他，自己安安静静地走回到北面臣子的位置站好。他的后代鲁隐公大概记得此事，心向往之，也真的想这么做但发生不幸。《尚书·金滕》，记录了过程中周成王的人性疑惧，但成王打开了藏于金滕之柜的历史文件，发现父亲病重之际，周公曾祈告天上三位先王（求先人而不是求神），愿意以自己替代武王。这是一份非常有意思的祈愿之书，讨价还价还语出威胁（你们不放他痊愈，我就不把宝玉献上……），周公还自夸他的能力才华，远胜过哥哥武王，所以不觉得更适合到天上奉侍三位吗等等。相传，成王的不自安让天起异象，年岁当熟不熟，麦禾偃倒，天起大风把大树连根拔起，正因为如此才逼成王开柜找答案找解决方法。当时人相信，上天不允许周公被误解。

又是天子又是臣的周公，他受封的鲁国因此是个最独特的国家，我自己称此为，“大国家的灵魂和小国家的身体”，把这么大的灵魂硬塞入这么小的身体里面，这怎么可能不发生某些奇怪的事？

过去，在写《世间的名字》最后头，我也曾以此来想退出联合国安理会之前的台湾，曾经代表“中国”号称世界五强的台湾，那是我的童年和成长岁月所在，多年之后，我才慢慢知道这是奇特的，奇特到近乎荒唐。

绽放成花

最后，我们来猜想这个问题——司马迁写《史记》，春秋这两百四十二年，为什么几乎合本照抄《左传》不疑？司马迁绝对不是那种有就好、拿来就好的书写者，这么聪明认真的人，如果不是实际内容说服他这如何可能？

春秋，我们讲了，至少稍微像样的国家都依例设了史官，就连南方晚起的楚国都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古典籍，意思是史学根基深厚）。太多国家远比鲁国强大、政事上轨、资源丰沛而且持久，还穿越过更长的时间，从战国到秦，直指司马迁。我们当然可以把一切归于不可测的战火和历史命运，但合理地来说，司马迁拿到的先代史册应该不止这一部，《史记》的实际内容也处处支持这一猜测，像对于齐桓管仲的较详尽较兴致昂扬记事便显然另有来源云云。也就是说，是司马迁做出了选择，他认同了小国史书的《左传》，作为自己重述这段历史的基本主体，其位置、其视角、其话题强调和忽略、其时间轴线及其切割方式乃至于其语调，好像《左传》的作者先帮他写好了这一段。

《史记》和后代正史最不同的正是，这部中国最伟大的史书不是官方的、不是单一王朝的观点，它远远比这复杂、丰沛、多层次而且好看，因为书写者站在王朝外头、站远处，少掉了不少物理性和心理性的障碍及盲点。我们会说这样比较公正，但公正不是最确切的字眼，应该说有机会讲出来较多的事实真相（所以我们才感觉他公正）；阻挡人说出更多事实并不仅仅只是人的私心作祟（胆怯、逢迎、追求不当利得……），更多是“技术性”的困难，包括书写者自身的种种局限，人是否具备足够的认识能力和鉴别判断能力、足够的讲述和书写能力，更重要的或说更根源的，人是否能挣脱自己一时一地的存在限制，去想去看去找出来更多东西，长时间里，这正是上述那一堆必要能力得以获取、锻炼、提升的理由。写史，终究是一个专业工作，而不是一次道德演出；专业深处，历史书写（也包含所有的书写）的确有其无可逃遁的道德要求，但不仅是《左传》“在齐太史简”那种尖刀一快敢于为着写下某一句真话赴死之事，这只是写史工作的一种风险、一种特殊不幸，而不是它的经常性道德要求和困境。书写的道德要求远比如此慷慨要全面、要柔韧要更富思考辩证判断能力，也更不为人知，这我们往后一定有机会再多讨论。

谁都晓得，《史记》把项羽列于本纪，置放在高祖刘邦之前，等于说他是上一个皇帝，也等于高祖曾居于其下并从他手中夺取天下。对司马迁而言，这极可能只是一个无可驳斥也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他直直地说出来，不诋毁项羽但也不溢美他，感到惋惜但也说出了他的限制他的不足，可是这对汉家天子也太刺激了不是吗（两千年后的今天号称民主时代，我们的国史编修真的更有气度吗？清末民初，有多少人多少事迹消失在这个历史裂缝之中不被写下来，难怪章诒和要说往事并不如烟、不许如烟）？但也因此，我们才得以较完整地看到项羽，这终究是一个特殊历史时刻里一个如此特别的人，而不仅仅是“敌人”、是恶魔、是这也不好讲那也不能讲的破碎残缺之人。说真的，《项羽本纪》写得还真是好，就文学甚至小说书写的最严格要求而言也仍好极了，我们在往后二十几部浩瀚如大海、人多如鱼群存在的国史里有再看过任一篇文字能写到这种高度这种水准吗？而司马迁胜出后代史官一头真的只是在道德一项压过他们吗（敢写和写好是两件事）？或者我们这么看，两千年漫长历史，理论上几率上项羽都不该如此独特、这么接近惟一，大游戏变异性不大，百年千年只是重复只是循环只是他妈的又来了，只除了规模扩大、权力及权力的奖品增加而已。这样一种人心为之颤抖的失败，这样一种几乎已伸手摸到最高一点的坠落和毁灭，不是没在其他人那里发生过，但只有司马迁写到如此。一如海伦的绝世是因为荷马的吟咏，项羽的无可比拟也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

中国史官，设法让他独立于一般官制之外，有天子不能臣、不能指挥驾驭的一面，甚至像《贞观政要》里显示的，每天皇帝的一言一行记录，皇帝自己还不可以看（唐太宗李世民遵守，其他皇帝不见得遵守，但这是一种理想）。这是对的，也是经验，人们很早就深切知道该让史官离开中心、离开权势利益交错纵横的太热闹也太拥挤地点，置放到某一个特殊的、权力不特别伸长手臂触不到的时间、空间位置（美国的联邦大法官办公地点，那幢建筑高崇、空旷、安静、清冷，不像是现代政府机构倒像一座神庙，有人漂亮地形容，只有寥寥九名终身职大法官置身其中，很像是埃及神殿里的九只神圣甲虫。史官，正是历史的大法官不是吗？）。

然而，中心有中心一堆令人害怕的弊病（这历史经验丰富），惟边缘一样有边缘的通常麻烦（比较不为人知，或说愿意忍受）。一般说，边缘的书写，人的目光可以恢宏不被阻挡，也较容易多生勇气，但距离太远却也容易变得外行，把事情看得太粗线条太简易，都是原则而缺乏细节，进不到事物的细腻精深之处，也没温度，从而少了必要的同情感受，少掉了只有同情才能获取的更进一步理解，也少掉了只有同情才做得到的更准确判别和判定，犯那种“事情其实不是你说的那样”的最典型外行错误。也就是，太恢宏太有勇气过了界线，接下来就是内容空掉了，书写很容易一路倾斜向道德，只剩道德，逐渐变成只是一种控诉，或一个豪勇的宣誓；道德一出，万物披靡，尤其是专业，所有别人的专业，以及自己的专业。

实质内容的不足和消失，距离太远只是一个原因，更根本的，可能是边缘小国之人的经常性处境和心理状态使然。米兰·昆德拉把“生死攸关”这个紧张兮兮风吹草动无暇他顾的词，紧紧黏贴在小国家上，是他所说“小国家乡巴佬气”的由来；而所谓的小国乡巴佬气，昆德拉解释，正是人无法也不愿把事情置放在大世界的必要背景来看来想——小国家不被允许在大世界游戏里有角色，时间一久，它也以为想大问题、关怀大世界变化是无效的，于是移开目光，以至于当有某个人这么做，还会如昆德拉所说，遭人讪笑，被认为是乔张做致。《左传》最后，获麟那一年，孔子已是很快会死去的七十岁老人了，齐国陈恒弒其君于舒州，这关鲁国什么事？尤其当时鲁国犹处于三年前那场存亡大战的惊魂未定状态，但孔子做了一件如此不合时宜的事，这其实令人读了感伤，他斋居三天后，三次上告鲁哀公应该出兵讨弒君之贼，结果当然是笑话一则（被讪笑被视为乔张做致），但孔子说：“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告。”孔子大夫后人的此一身份，这不发生在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鲁国，得上溯一两百年前孔子先人仍在宋国的时日（鲁桓公时，“经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孔家显然正是弒君之事的受害者），他记下或保留下这个不幸先人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个身份这一建言，只有在周公的天下秩序里才成立，只有置放在如此大世界的背景里、记忆中才说得通才取得意义。就像，相传鲁国才封建之时，管叔蔡叔联合武庚那场天下大乱，第一代鲁君伯禽正是讨贼最力战功最多的一个，三年血战不回，很久很久以前鲁国的确是做过这样事情的国家没错。当这显得如此突兀可笑，我们就知道了，周公不被记得了，鲁国曾经拥有的那个巨大灵魂也已离开了。

事后之明，我们若是司马迁，可能也会做出跟他一样的选择，这是很实际的——我们差可想象，如果依据大国乃至于就是周王室的记史，那很可能会堕入“大国家乡巴佬气”的另一陷阱，记史只剩自身细节，一种“小国不会有大事”的基本心理状态，太多遥远角落里有意义的人和事容易被忽视或根本脑子里没这东西。而且，大国家乃至于周王室，由于某种大起大落、繁华一梦的缘故，最终也容易变得单调、变得只剩某种悠悠千古的慨叹和“智慧”，像是老子，相传他的职业就是记史者，道家之源正是史家如司马迁准确指出的，浸泡人类历史太久太多到反胃恶心的史家。老子最终弃绝这一切、这所有过多但总以不堪结果收场的细节，本人也掉头离开，仿佛人的历史只是一场荒谬剧、一本疯子的日记、一个人挣扎着要醒来的噩梦、一场虚妄。《老子》一书只寥寥五千言包含全部，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物全消失全不值一提了，进入到云端进入到宇宙进入到原理，进入到无人可拒绝的安排和命令；人没自由意志可言，就只是努力活着并避免受苦而已，凡此。孔子看出来人的消失，他知道老子说得很对如他本人也有浮海而去的无可遏止念头，但孔子相当微弱不成其抗辩地说，他得选择和人在一起，留在人的世界里。

如果选择郑宋这样国家的记史，则是我们讲过小国家乡巴佬气的另一种陷阱，他们很可能一样只写自己但理由不同，他们关心不起世界，就像子产，这么聪明、目光尖利、有想事情习惯又有无人可及的最丰硕政治和外交经验、很容易看懂一切的人，愿意的话，他一定是当时的首席政论者，可以胜过他的朋友晋国叔向（叔向是晋国公族，带一点大国乡巴佬气，多出来一点高傲），但整部《左传》，他说的想的争辩的防卫的乃至于做梦里面的，全都只有郑国。

于是我们合理地猜想，这大致上就是司马迁日后实际拿到看到的，再没有任一部记史比鲁史更合他用、合于他的基本历史关怀，又盯住大世界大时间，又凝视边缘角落里如一瞬的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人（《左传》还记录下一个因洁癖而死的人）。鲁国这样一个国家，仿佛生来就为着观看这段历史并记住它，“都只是为了一本书”（马拉美）——原鲁史春秋版本（也许正是左丘明家世世代代的成果），因为孔子的修订被覆盖掉了，但我们晓得孔子小心翼翼界临神经质的工作态度，晓得他微言大义的极精密工作方式，是用细如针尖细如粉末的文字选择逼近真相（或应然的真相），而不是大刀阔斧的涂写改写。原春秋版本，最起码它的根本关怀、它的“天下/鲁国”记述比例，必定很接近我们今天看到的孔子新版本；这一直是一个大灵魂、小身体的奇怪国家，这也是它看世界的“正常”比例。《左传》告诉我们，有个人看过这一原始版本并留下感言，是晋国的韩起，昭公二年，他访问鲁国，说：“周礼尽在鲁矣。”证实我们的此一猜想。

只是，这样不均衡、不舒服的特殊状态不会久留，时间一长，所有的诡计都会被揭穿，个别特殊的作用力量会耗竭，轻烟会回去天上，石头会掉回地下，小国家会在无可否认的一次又一次冷水般现实经验过后，逐渐认清自己打回原形——集体不可能一直维持特殊状态，集体很识趣，总贴着现实起伏而行，这上头它甚至是“明智”的；能支撑在这样状态的只能是一些个人，也许靠某种信念之力，也许太短人生已来不及更换另一种想法做法，也许总有人会要赌一下自己的迷信否则就太没意思了云云。就像《左传》获麟这一年的鲁国，会无视于齐强鲁弱这么简单现实的只剩老孔子一个，当然还会有一些我们已无从知晓的个人，比方我们的《左传》作者应该就是，他帮我们特别写下来这件并不愉快也没后续可能的事（而且是有传无经的特殊记述，孔子当然不记下自己上告鲁君这样不值一提也没结果的事）。这于是也意味着，接下来的官方鲁史春秋（一天鲁国不灭，应该一直保持记着），至此已和孔子的民间版本（已永远停止）分歧向二路，这也正是《左传》作者的另一种意义时空位置，这本书，包含着作者的基本心思状态情感状态，正是书写者和他所在的国家，他当下的现实人群分离之处、之时开始的。从一本有事发生才记、开放向无边无界现实的国家“日记”，到一本有开头有结尾、仿佛可找出贯穿时间线索乃至因果的完整之书；也从一种集体的、属于一整个国家的共同声音，转为书写者一个人的声音，可以开始思索意义，可以藏放心志。

《左传》不接手继续记录现实、继续修改往后的鲁史版本，而是对孔子已完结的那一春秋版本（已成为一本书）的一次重新阅读、学习、回想并思索，这于是在孔子原来修史的基本心志之上，再加进一层当下的处境变化；或者我们这么说，在原来的孔子春秋版本里，孔子只是书写者，但在《左传》里，孔子同时也是书里头的一个人物，同样被观看被回忆被再思索，他的一生，包括作为和主张，同样回到这两百四十二年里面，同样是这一急剧消逝时代的一部分。这也使得《左传》不仅仅是孔子春秋版本的一个解释而已，也许它本来只想这样，但《左传》绽放成花，有着原春秋版本并未展开来的花瓣也似层次，而且具体起来。还记得本雅明（谈卡夫卡的寓言到小说）的漂亮说法吗？展开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像孩子把折好的纸船打开来，恢复成一张纸，这是《公羊传》和《谷梁传》；另一种是花蕾，它绽放成花，这则是《左传》。

《左传》让一个小国家的国史成为天下史，春秋这个鲁史名字也升级成为一个时代的命名暨分割方式，这两百四十二年从时间大河中独立出来。但日后继续记录下去的那个官方鲁史呢？谁知道或关心过它哪里去了呢？——我不以为这是战火云云的缘故，这是日后中国历史做出的正确判决，了不起只是战火先一步完成了它而已。日后，那必定是一部昆德拉所说“只配让人遗忘”的记录，记录着往后只配让人遗忘的那个现实鲁国。如果可以，我自己倒很有兴趣读它，理由是，因为孔子作《春秋》，而一本没有孔子、未经修改且自此分歧的鲁史，比对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有着大灵魂的小身体，现实来说并非祝福，生于活于这样的土地是辛苦的，或许还是不幸的危险的——我自己是从过去几十年的台湾明确知道，或者说看到。这像人同时有两个裂解的、不断拉扯不易和解的目标，逐二兔不得一兔，在每一件具体的事物上都不免矛盾冲突，也难以分配它极有限的资源和人力；人热切注视着太多遥不可及的东西，而又不真的是它可拥有以及可实践的，倒是因此一再错失掉现实稍纵即逝的时机和可能（就实际地比较一下台湾和新加坡吧）；这甚至不当地把人带进他玩不起的大游戏之中，忘记了自身的微小和脆弱云云。大概就只有这一点，那就是人（被迫）想得多想得更深沉而复杂，人超过了他的现实，遂利于书写；而且因为多是种种难以实践、化不了事实的思维，所以特别有利于文学书写。大约有个好几十年时光，台湾的文学书写成果，现在时过境迁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近乎奇迹，尤其考虑它的人口数目、它的土地大小、它的客观时空所在和条件（边缘弹丸之岛，没稍长的历史又发展起步非常晚，一切如无中生有），以及现实里它真的发生过的事（几乎什么够分量的事都没发生，没战乱、没大型天灾人祸，甚至很快连瘟疫饥饿贫穷都没了，“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借用一下大陆年轻作家蒋方舟的书名），这每一样都不足以撑起也不足以说明这样数量和水准的精彩小说成绩，以及五○到七○那一个现代诗“盛世”（极其可能就是华文世界现代诗空前还绝后的高峰），是的，凭借的当然不是经验，而是不断焚烧着的大灵魂。文学书写果真是不祥之事没错，还好这个太巨大而且沉重不堪的灵魂离开了，托天之幸这次它大概是永永远远离开台湾了。

后来的鲁国也是这样吗？人们发现它变得轻松、舒服而且实际。

《左传》作者，我们想象一个这样的书写者，背向着当时这一个鲁国，也背向着那即将到来的不同未来，他不大像是那个长寿不死的职业史官左丘明，但其实这无妨，即使他仍叫左丘明，依然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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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梦

春秋时代的人做梦，跟我们一样，《左传》也记下来好些个梦，但这里，我们来看这个梦——不是因为这个梦很重要牵动了什么，而是因为它原来一点也不重要。既然不重要，实际考虑到彼时极有限的记史篇幅，干嘛要特别记下它来？

做梦的人是鲁国的公孙婴齐（子叔声伯），时间是鲁成公十七年，我把原文抄下（并不难看懂的文言），保留原来文字的语调、气味和触感——初，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惧不敢占也。还自郑，壬申,至于貍脤（地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言之，之莫（暮）而卒。

也就是说，这个梦，这个美丽到令人感觉不祥、让人几乎一定会察觉跟死亡有关的梦，还不是当下做的，公孙婴齐一直小心翼翼地捧着它，像捧着满怀会洒落一地的珠玉一般，一直到这特别的一天才说出来。

公孙婴齐（声伯）是谁不是很重要，依《左传》有限的记载，他的家系始于上一代，父亲叔肹是上代鲁宣公的同母兄弟，但麻烦的是他的生母“不聘”，也就是婚事不完整不正式，鲁宣公夫人也是鲁成公母亲的穆姜是跋扈的掌权者，她拒绝承认这门婚事，管得很宽地等声伯一出生就将她改嫁给齐国的管于奚，生了两个小孩后又丧夫成寡，声伯把母子三人全接回来，安排外弟出任鲁国大夫，把外妹嫁给施孝叔。事情本来就此很圆满了，但偏偏盟主晋国的郤犨来求婚，声伯只好把外妹硬生生抢回来，他妹妹当然抗议，说鸟兽犹不失俪，人怎么可以这样，声伯只回答：“吾不能死亡。”意思是晋国那边真的得罪不起，没有婚礼就只能是丧礼。改嫁的妹妹跟母亲一样也生了二子（有相似的基因和命运？），但晋国日后发生政变三郤灭族，他妹妹被遣返鲁国，施家却很残酷地第一时间把两个小孩投河淹死，他妹妹伤心气愤，说施家之前不能保卫自己的妻子，如今又杀人儿子报复，遂指天立誓此生不入施家之门。

声伯的工作大致上是担当鲁国行人，也就是国际外交。当时的国际基本形势是晋国独强，郤氏掌权，先攻破东方齐国，又在鄢陵一役大败宿敌楚国，得意得不得了。鲁国自己的大事则是叔孙家的叔孙侨如闹事，侨如是种马型男子，私通于成公母亲穆姜，想拔去另两家季孙孟孙独大，穆姜为他甚至多次威胁儿子成公配合否则不惜换掉他（手指他两个弟弟说，这都可以是鲁君）。叔孙侨如最终说动了晋国郤犨，把参与盟会的季文子扣押起来，这边也准备把负责守国的孟献子杀掉。声伯便是在这样间不容发的险恶时刻奉命出使晋国，这是他最后一个工作，也是他人生最重大最巅峰的一刻，他顺利说服了有婚姻联系的郤犨，救回了季文子，流放叔孙侨如，拆除掉已滴答作响的政变定时炸弹。

出走的叔孙侨如谁也不用担心他，他马上在齐国勾搭上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地位比拟齐国两大家的国、高二氏——是的，他是个喜欢各国国君母亲的人，对叔孙侨如而言，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声伯自己则没能再回到鲁国，仿佛他的生命用途已尽、已经不需要了，“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脤”——孔子的《春秋》版本特别记下他的死，应该是纪念他这个不寻常的功勋，让他的死亡可以和这寥寥几则天下大事并列：这一年，诸侯联手攻郑，日蚀，郊祭，邻近的小国家国君邾子卒，楚国灭掉舒庸，晋国惊天动地地一口气杀了郤锜郤犨和郤至三个大人物。

《左传》原是解释《春秋》经文的，但却只说了他的这个梦。

一般，是把这个记载并入到预言类的，天机泄露般预告了某次天灾、某场大火、某个人的失势垮台和死亡。声伯梦见自己吃下琼瑰，这和当时丧礼死者含玉相近似，不立刻想到都难。但其实，这个梦已来了一段时日，死亡按兵不动，伺伏着，声伯的死，是又想起了、说出了这个梦，而不是做了这个梦。我们说，死亡脚步的捉摸不定声音，究竟是来自于这个无可拒绝的、深夜走入人睡眠里的梦呢？还是因为声伯自己如此特殊的某一天、某种心绪（他才刚刚做成一件大事，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的踌躇满志、他的欢快、疲惫和难以言喻的心起忧思），这才清晰地响了起来？

含不含玉，这个梦都处处是死亡意象，我们在文学里，尤其在诗里熟悉的，察觉不止一回的死亡意象。因为这美丽得太不寻常了——像时间一样奔流的江水，想涉河过去的自己（去哪儿呢？渡河入林？），一个奇异的馈赠，一次更加奇异的吞食，还有自己怎么也止不住的眼泪，哗哗而下，全数化为颗颗浑圆的满襟珠玉。我自己真希望博尔赫斯曾经读到声伯这个梦，他是这么喜欢梦的人，而且这个梦里有他喜爱的时间一样的河以及人的眼泪奇特地化为珠玉，这位文学诗歌的大巫师，由他来讲这个梦当然比术士好听太多了也必定准确太多了。我自己，跟不怎么相信命运鬼神很多人一样，但我想，如果我也做了这样一个梦，必定也会感觉异样，感觉不安，一定有个什么事情发生了或者就要发生。

这个梦的另一非比寻常之处是，它没在声伯醒来时，像乍乍接触到天光和人间空气般立刻透明掉、散失掉，它被声伯完完好好收存起来，携带着它。

声伯很有趣，他察觉了（或几乎已确信了）但坦言自己很怕死，一人独处时不敢打开它，这一天，光天化日，众人围拥着，这些都是跟着他出使、大家一起完成此一艰困任务的老部属老伙伴，空气中必定也浮漾着某物，某种松了一口气如今还有什么做不成、还有什么好怕的集体氛围，声伯终于打开这个梦，但黄昏日落他就死了。

从没真正离开的鬼神世界

乍读《左传》，我们通常感觉神奇，好像那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不一样世界，遍地是神准预言，几乎每件大事、每次死亡，都有人先梦见、先确知结果并且提前说出日后结果，这是怎么回事？是人不一样呢，还是当时人们有我们已不会、已遗失的某种能力和技术？

《左传》记述了两千多年前人们的情感状态、思维方式和行为，当时人自身的世界较窄而且才开始打造，人的力量相对于大自然仍微小，人因此仍藏身于大自然之中，人跟天地万物靠得比较近并实质的相依恃，人时时处处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不仅仅是生活中不知不觉的实然，还是一件重大而且往往攸关生死的工作，所以人还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听力”（包括能力和配备），逐渐成为一种专业，就像东尼·席勒曼的一部小说《聆听大地的女人》，Listening Woman，大写字母，所以不是一种叙述，而是纳瓦霍族的一个正式职称，可以登记在职业栏里的。

《国语》里楚昭王问观射父的那段著名谈话，如今愈来愈重要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了该人类学地来读它，而且，这个交谈也让我们多窥知了春秋时人的想法——楚昭王显然也听说了那个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相传最早天地是相通的，神来人去，是后来才断隔分离的，楚昭王很疑惑，难道说以前的人还能登天不成？两千多年前观射父的回答其实已非常人类学了，他说所谓的天地相通不是那个意思，那只是神话的变形。它说的是，最早，如席勒所说的素朴诗年代，人是直接跟大自然打交道的，但这愈演愈烈，“家为巫史”，人在神秘的事物上、在寻求大自然的启示乃至于指示上，家家户户重复地花用掉太多时间、心思和资源，已到有碍现实生计的地步；而且，这很显然并不利于统治、不利于秩序建构，因为人人可越过现世统治者听从一个更高更大更源头性的力量，人容易不驯，有各自的解释权；此外，观射父并没说但我们很容易也想到的，和天地鬼神打交道这样幽微的工作，时间稍久自身就有比较就有竞争，进展到一定地步，便不是人人能够，而是得有特殊的禀赋和训练，更得拥有神奇难得的工具，凡此。所以后来的统治者让巫觋成为一个专职工作，乃至于就是一个官位，人和神之间于是有个环节有个中介，自自然然地隔离开来，所谓的“绝地天通”其实只是此一深长历史过程的太过戏剧性说法。

这当然是一个缓缓进展的历史过程，戏剧性水花底下那一道沉稳流淌的历史大河，是人的世界相对于大自然的缓缓扩大，人的力量相对于大自然的缓缓增长，也就是我们说的，一道不断除魅、洞穿鬼神虚妄的历史过程。已结束了吗？并没有，或直接说，不大可能有所谓的结束、有鬼神世界和人的世界从此断绝不通这回事；鬼神世界和人的世界重叠太多、太犬牙交错，有太多现场太多接触点，无从处处防御，更不会因为巫觋的“收归国有”而一次解决。卡尔·萨根这位以除魅、以拆除鬼神世界为一生职任的科学作家科学使者，显然便为此一过程的缓慢和始终无法完成感到沮丧，他的名著《魔鬼出没的世界》，如书名显示，鬼神世界从不消失，事情远比我们大白天的常识印象要严重多了，它们在幽暗的角落里秘而不宣地依然存在并活跃，在夜间依然神秘飞翔，并且在某些特殊的困难时刻、人虚弱不堪的时刻、人欲念远超过自身能耐自身努力太多这一类生命时刻，重拾其昔日强大乃至于接近统治性的力量。

《左传》，记叙两千多年前的这些人这些事，是此一漫漫过程的一个早期时间切片。当时，人们仍活在泛灵的世界里，或如《金枝》作者弗雷泽说的，人还不那么分得出梦境和现实世界的界线，人自身的世界疏阔多间隙，奇事奇物不必发生在遥远的某深山大泽之中，像鲁哀公十六年之麟这一头神兽，直接就闯进到人的生活现场来；人们也相信龙是一种活着的“生物”，不时有人看见还据说曾经驯养，也许比驯养牛羊需要一些特别的技术，最有趣的是，《左传》书中还有人举《易经》乾卦六爻描绘的六种龙的生态变化，甚有道理地辩称，如果不是常见而且长期相处观察过，如何能知道得这么详尽如此生动？所以，有这么多看似神奇的梦、应验的卜筮和神准如响的预言并不足为奇，也只是一种平静的叙述——尽管我们也看见了，周代鉴于殷商的失败，以为过度沉迷神秘事物、过度信靠听命鬼神是其亡国的重大原因之一，深自警惕书于金石已上升到国策的地步（另一重大亡国原因是酒，而这也可以并为同一事，因为酒正是祭祀降神、天地恢复交通的重要配备，酒的基本意象是夜间的、沉缅的、梦境的）；还有“淫祀”（即过度的祭祀，从种类、次数到规模）已成当时的批判性惯用语，这样的用语长挂口中，意味着这样的概念遍在而且深植人心，显示出人不同以往的一种意识状态和价值判断。但都像我们说的，这只是一次一次的确实进展而非彻底改变。

这里，我们只多指出这两点，一个“技术性”的事实和一个历史通则——技术性的事实是，《左传》不是当下记史，而是多年之后的一次完整回忆，也就是说，《左传》是完全的事后书写，是什么都已发生了的思维回溯，当然也已知道了所有预言的结果或说答案；历史通则的部分则是，《左传》所记述的春秋时代，是一段人们玩大游戏的历史时间，竞逐、战乱、杀戮，不确定因素极高，人相对的脆弱以及茫然，人比正常日子时更得依靠鬼神、急于求助鬼神，这是人长期除魅历史的反挫时刻，是鬼神大量回来并活跃的特殊时刻。

大约是这样，动乱的现实负责大举增加神奇事物的数量，事后追溯的书写则急剧地提高预言的命中率，否则就太奇怪了，好像当时活着的是另一个特殊人种，人人都能窥破时间的重重帘幕，直接看到我们看不见、至少无法确知的未来结果——另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奇怪是，《左传》的书写笔调基本上是节制的、沉稳的、说理的，这么多神秘的东西不可能来自如此理性倾向的书写者，书写者只负责记述它们，像博尔赫斯说的，他“平静地叙述一个一个神奇的故事”；也像他说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疯子骑士看到的巨大恶魔，塞万提斯自己知道那只是风车，这两人并不一致。

一则准而荒唐的预言

先举个《左传》里的百分之百命中实例，因为它如此神准但很荒唐，神准而荒唐地说中两百年以后的结果——这是有关魏的预言故事，事情发生得很早，当时晋国国君还是稍后纳了骊姬闹出几十年大乱的晋献公，晋国也才初次扩大军备增为二军，很威风地灭掉了耿、霍、魏三个同为姬姓小国家，把耿赐给了负责驾车的赵夙、把魏赐给了担任车右的毕万；赵夙和毕万，正是日后赵氏和魏氏的第一代目主君。预言者是专业人士卜偃，他由此断言“毕万之后必大”，理由是，万是最大的数字单位（“盈数”），魏则是巍，高大崇隆之字；而且天子统治号称兆民，诸侯则是万民，所以说有个万字的魏日后一定成为大诸侯国，也就是两百年后战国七雄的魏国那样子，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准吗？不能更准了；那荒唐何在呢？因为卜偃的大预言理论只是“万”和“魏”这两个字而已，而且字词释义又只达小学生识字程度而已。也就是说，如果这能称之为预言，那我们人人都会，通常我们不会说这是预言，而是吉祥话，带点必要的虚情假意庆贺人家刚刚买了新房子、成家或生了小孩云云；我们也都晓得，命名求其吉利，并偷偷塞入人自己都不敢相信、也无处置放的生命奢望，因此总会找那些好一些、美丽壮阔一些的字，这稍有理智的人都不至于当真。如果这样就能应验、都必大，很显然这一片中国大地乃至于整个世界是不够分的，而且不会有赔钱的公司行号，还遍地是绝世美人。

还有，那赵夙呢？一起受封也在两百年后一道成为大诸侯国，何以赵不见预兆？事实上，从春秋到战国，赵远远比魏重要而且精彩太多；而且，不论是春秋的赵或战国的赵，极可能还是这段历史出最多人物的家和国，包括名臣、贤君、谋士、战将以及笨蛋，几近代代不绝，魏只在战国初的魏文侯一代短暂如流星划过地压过赵不是吗？

如果我们知道了这是回忆而不是预言，那这一切就差不多都说得通了——这是简单的时间错置诡计，魏已独立成为旭日东升的大国，箭已稳稳插在靶心上了，这一刻，人站时间这一端重新想着自身来历，倒回头追踪这支箭的行进轨迹；甚至，我们还可合理断言，这一预言故事就来自魏，不管是依稀想起或创造，这在历史任何时代皆常见或说必要，某个梦、某句歌谣、某个女性未婚而受孕（周的先祖弃，便是母亲未婚生下来的，跟耶稣一样）云云，既是人性也是某种统治术，因为一个才建立的新国家（尤其带点篡夺意味而来、有道德负担的新国家）需要神话、需要预兆、需要某种天命如此好洁净自身、祛除怀疑。

知道了这是回忆而不是预言，这样我们就不难读懂，并放心大步穿越过《左传》这一片神奇密林了。

我们都听天由命的时代

然后，我们来猜想一下，这两百多年，面向着未来，人们做过的梦、卜筮，以及对某人某事的批评议论（在时间大河里皆可一一变形成为预言），总数量究竟会有多少？

先来说，当时人们若提前追问未来可能结果，会如何进行询问——《尚书》这部神圣典籍告诉了我们理想的基本格式及顺序。《尚书》是到周代为止中国最重要历史大文献的集成，即“中国古来最伟大的声音”，其中的《洪范》一篇，相传是武王灭商之后访问箕子的记录，洪范的白话直译就是“大法”，治国治天下的基本大法，周武王来自遥远西土，想最快掌握“中国”一路传承、结晶下来的此一珍贵东西，因此找到箕子这个内行、认真而且无私的好人。这个部分在治国大法中称之为“稽疑”，人心里有某个大疑问得弄清楚，箕子告诉武王，一直以来的正确做法是这样子的：你得先认真问自己，再问卜，问筮，问卿士，问庶民，走完这五道程序，也就是努力不遗漏任何可能讯息、可能意见。麻烦的是，如果这五种不同询问对象给了不同的、甚至背反的答复那怎么办好？这是实际上一定会发生的情况，《洪范》并不闪躲，比较简单粗鲁的解决方式当然是多数决，The Best of Five，但《洪范》的理解及处理远比这世故、细腻而且试图“理性”。比方说，如果只有你自己和卜说可以，筮、卿士和庶民皆不同意，2比3，那“作内吉，作外凶”；又，只有卜和筮两者同意，对抗所有人包括自己，那“用静吉，用作凶”。

内，指的是较私人私家倾向的、适合独力沉静判断的事；外，则是属公共性质的、事涉众人甚至得众人协力来做的。静，是不动的、保持的；作，则是积极的、发展的、创造的，大致是这样。这里，我们便看出来人试图对这五种询问对象的更进一步分辨，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可能盲点，也就对内、外、静、作性质不一的疑问有着不同的预言分量；也因此，就不仅仅是吉/凶、Yes/No而已，吉凶底下是有层次有内容的。

对虔信天地鬼神的人，卜和筮得到背反结果是不可思议的，也是很尴尬的，如同两个算命的人讲得完全不一样，你会认定一定是其中一个说得不准、甚至是骗子，“上帝不可能跟人掷骰子吧”。但箕子还说，卜和筮的正确做法是各自一式三人同时进行，所以就连卜和筮自身都可能不一致、自我矛盾自我背反，不一致则“从二人之言”，仍是多数决。这说明了，天地鬼神和你、卿士、庶民是五者平等并列，天地鬼神的存在及其知觉是“正常”而非特殊神奇的，它也可能说错，没谁比谁更高贵更说了算这回事。至少理想上是这样，人不仅不刻意去保护卜筮的神秘性，反而想把它拉回到人的一般性认知里来，让理性可消化它判别它。

这是一次询问的理想数量，但什么样的事得这样询问呢？（两者相乘才得出总数量）

我们找不到明确的定则，只有一些松松的原则、一些有感而发的体认、一些劝阻。《左传》书里有的，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比方说卜以决疑，意思是不疑的、一定得做的事，包括信念坚定不疑不惧的或日常的例行性的，那就不必也不该轻易启动此一铺天盖地的询问机制；又，这一询问不该用来“占险”，用来支持任何铤而走险的行动（亦即用二比一的卜筮几率来赌万分之一的侥幸，这可能会制造灾难，并同时毁损卜筮的机能和信用）。这个劝阻也可能是已察觉此一询问机制尤其是卜、筮这两者，已实际上一再发生被操控被利用的不好状况。我们说，问卜问筮，就算我们不相信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违逆的神谕，但相较于询问我们自己、卿士和庶民，它仍有某种可贵的超越性、某种深刻的沉静，毕竟，人（自己、卿士、庶民）会陷于当下、有着人难以察觉难以挣脱的同一盲点，人寻求一个当下世界之外的支点、一个不同视野看事情想事情的位置、一个汉娜·阿伦特所说“非参与者而是旁观者”“无兴趣无利益”的特殊位置，这可以是正当而且非常有意思的。

但人心何事何时疑惧不安呢？这是各异的，也是流转变化的。大致上，人察觉自己所知所能太微弱太不成比例时，人有特别输不起、损失不起的东西时，以及，人心大了起来、想侥幸得到非比寻常的某物、某结果时，凡此种种。

日常生活里，我们时不时察觉自己身在如斯处境之中，有一个一目了然的揭示方式，那就是到日本的神社一趟——我指的是当门设置的贩售处，标的物是那些制式化、几百日円一个的“御守”，也就是平安符护身符。百年千年络绎前来拜山的人，他们心中的普遍疑惧，在时间大河中缓缓地积聚凝结，成为具体的此物，真实得不得了。我们看它们的种类，一般而言，不出于健康（疾病、生死），课业（考试），姻缘（恋爱、婚姻），交通，安产，以及厄除（循环的，以及不定时袭来的厄运）这几样，都是人较禁受不起、变数大、运道成分高、人尽好自己本分往往感觉并不够的东西。

我们通常简单认定，愈古远，鬼神愈多，人们也愈“迷信”，这基本上是对的，但为什么？我们可以深一层地想，其实不是时间的作用，而是人对世界理解的缓缓变化，鬼神的数量和人知道的多寡呈现一种反比、替换关系，如光与暗的交叠。这样，才能帮我们解释，何以除魅这一定向历史过程，会一再出现倒退的所谓反挫现象反挫时刻，何以鬼神会忽然在某一段时间、某一地区恢复活跃？当然不是时间倒着流，而是因为世界回到了某种如我们说的“不确定的时代”，世界又危险起来了，甚至整个世界就是个大赌局，未知不再只是人的好奇可以搁置，未知迫切起来攸关生死成为必须有“答案”的东西，这样的空白出现，飘荡在空中的鬼神就会重新降临如同听见召唤。

顺此，我们便很容易地判别出来，哪些人包括行业特别容易疑惧不安寻求鬼神力量，并知道这驱之不易——政治人物、上战场的士兵、赌徒、影视歌星、职业运动员、投机客、恋爱中人、少子化单子化的母亲，还有各行各业里生出不恰当野心欣羡上述行业成功者的丧失信心信念之人，等等。近些年的台湾民主选举，候选人的学历愈来愈高，但鬼神也愈遍在，稍稍知道内情的人都晓得，几乎每个候选人身后都有师父都有神人，其数量又与竞选的职位高低呈正比，“总统选举”（尤其是2008年那场）简直就像古希腊人特洛伊战争那样天上地下全打成一团，是《伊利亚特》的无趣版难看版，今日何夕兮，这种零和的而且赢家全拿的大游戏必定诱人重新走向鬼神。如果台湾当年“宪改”采行“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我们有理由相信状况不至于到这样子。

这也说明了卡尔·萨根的惟科学盲点——时代的流转变化，并不是只有科学知识的发见和普及这道直线而已，事情哪有这么简单，我们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不会回头召唤鬼神？其实有可能会；民主政治呢？也一样有可能会的。我们真正要看的是，权势和财富是否有集中的倾向；游戏是否变大、以全球为规模；人的所得，和他自身能力和努力的因果关系是否逐渐松脱开来，人的成功更多取决于机运、取决于某一股莫名其妙的时代潮水、某种其实并没道理可讲的时尚流行；人和他所站立的地方、和他周遭之人的稳定联系是否浮动起来、愈来愈不确定起来；人是否难以清楚说出口、也难以得到忠告对象地累积着更多疑惧不安，等等。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究竟是加深这些还是减除这些？便是在这样一个一个始料未及的地方和时刻，我们这样一个看似持续除魅的世界，转个弯又悄悄地和鬼神世界接上头。

春秋这两百多年，相较于周平王东迁之前的西周，是个不平靖不确定的时代，也必定是个鬼神不减反增的时代，光是战争的经常发生这一点就够了。一场战争，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再讲的，尤其是莫斯科陷落前的博罗季诺大会战，两军一交火，左边搞不清右边，前方顾不得后面，谁也不真的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胜负更忽然莫名其妙地就决定了，托尔斯泰由此放声嘲笑了法俄两军的最高统帅拿破仑和库图佐夫，也一并嘲笑了胜负之后歌颂这两大战神如何睿智、如何胸有成竹洞视全局的所有人。《左传》书中，我们实际读到了，一场战事，不是只一次总的询问断言吉凶成败而已，一辆兵车三人，谁负责驾车谁担任车右，都得一一问卜问筮，这已是当时的标准作业了，大小战争都一样。

鲁昭公三年，当时孔子应该才十二岁，有一场很特别的私下会面和交谈，是当时两个实际从政、最内行也最聪明的人，齐国晏婴和晋国叔向。《春秋》本文没记，是所谓的有传而无经部分，《左传》作者特别有感觉地写下此事——当时，晏婴是为着两个大国的婚事出使，任务完成庆功宴当晚，极可能是一场热闹过后的更晚时光，两人老朋友也似的坐下来交谈，平静、知心但各有所思而且沮丧。晏婴讲自己所在的齐国：“此季世也，吾弗知。”季世白话解释就是末世，晏婴惟一敢肯定的是齐国将由姜而陈，这差不多是一百年后才兑现的断语，但晏婴不是那种大而化之的感慨也不是神奇的预言，他是齐国政治第一线的工作者，他实务地、具体而且细节地一一说明齐国当下的种种实况（所以这应该不是《左传》事后的编造），好像这已是一条无法逆转的历史单行道；叔向完全同意而且同感，说晋国“今亦季世也”，仍是诸侯盟主强大无比呼风唤雨的当时晋国，叔向指证历历，公族不断消亡，一样正发生、也一样头也不回地走向衰败指向毁灭。晏婴问他会怎么做，叔向的回答非常苍凉，他没有答案没有办法，只说期盼自己能终于正常人寿（“幸而得死”），至于子孙家业的延续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奢望。这历史一夜，很像是屠格涅夫《罗亭》最末尾的那一幕，两个老朋友在深夜无人的逆旅驿站不期而遇，跋涉过这段历史岁月，谁都一身伤痕满心疲惫，大雪纷飞，眼前俄罗斯的冰冻大地无际无垠，“我们全都听天由命——”

稍前，聪明的局外人吴国季札北上游历，对齐晏婴、晋叔向、郑子产也说出了很类似的时代判断，季札对每个人的忠告，基本上都是劝他们后退一步，放弃财产和土地，保护自己。这样，我们是否注意到了？季札、叔向、晏婴和子产，都是这个时代资质最好、人格最完整的几个人，这样的人全都只能选择后退，这意味着，往后春秋历史的展开，只能交给次一级的人，或者说另外一种人，那些多少愿意把自己生命当一纸乐透彩券签单、跟着机运和偶然浮沉周旋的人。楚国的石乞可能是个最极端的例子，当然不一定要到这种地步，楚惠王时，他追随白公胜作乱，一路的献策凶悍无情但准确（杀惠王、焚府库云云），是个厉害角色，可惜关键几处白公胜没有采行，事情功败垂成，石乞很光棍地不肯吐露白公胜的自杀地点好保护他的尸身，宁愿选择被烹杀，他说得坦然，成了我就是楚国正卿，败了被煮成熟肉一堆，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最好的一些人不加入，所谓贤人在野，一直以来，我们说这是君王或掌权者失职，但这其实是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代的基本事实，道理再简明坚硬不过，因为政治基本上是集体性的，集体辨识不出也容纳不了、既不需要更受不了最好的东西和最好的人。贤人在朝，这仅仅是个理想，也绝对是人类历史的极特殊极短暂时刻，得来自君王或掌权者极不寻常又独断独行的鉴赏力、善念和企图（而且还得有独断独行的权力），但起心动念是一回事，真正付诸实现困难重重而且有着非常风险，因为实际过程中，这又会不停地触犯到难以违逆的集体性体制本身，以及集体的习惯、想法偏好和利益，以至于，更多时候这仅止于一个善念，就算找到了也拉进来了，还是只能供在那里，摆放在一个做不了什么事的位置，像一个样板，或是一个收藏（一如我们相信，鲁君和季孙氏曾经真心地想任用孔子）。这愈到后代，也就是集体性的政治体制愈成形，愈是如此。所以孔子周游，不得不徘徊于一些三级的、灭亡只在旦夕的国家，在愈强大、政治体制愈完整的国家愈没机会，连进门都不可能。

也因此，另一个普遍的历史错觉及真相是——我们总惯性地认定，一种动乱的、不确定的年代，正是最好、最优质之人的万世一时机会，但《左传》实际揭示的此种时代真相很显然不是这样。也许，一开始很像是这样，混乱同时也是解放，带进来久违的自由，一时仿佛什么事都可能，但这持续不了多久，因为接下来的赤裸裸竞逐（竞争是不断消灭数量、消灭多样可能），更只能直接取决于这两者（或说其实是同一个）：集体性的偏好，以及历史的无尽机运。这是更粗鲁、毫无鉴赏力的历史选择，更加不可能认出好东西。

所以说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人类历史尤其是其每一次的胜负结局，总是平庸的——我以为如此结论已经非常非常客气了，另一个著名的说法是，人类的历史是一本疯子的日记。如果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平庸，不愿意对人如此低估和污蔑，那就只能努力把眼光从历史的主线移开来（不管是写史或读史），政治的主线，现实成败的主线，人类所曾拥有最好的东西、人最好的样子不会在这里，它们微光闪烁于各个角落，你得想办法找到它认出它来，一如一个好读者不会笨到在畅销书区找一本好书一样（尽管很偶然的、带着无尽误会的，也许《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或《百年孤独》会出现在那里）。

当时最好的一些人怎么看

我们于是可确定一件事，那就是——整个春秋这普遍疑惧不安的两百多年，人回头求助鬼神、寻求神秘的力量及其预兆、问卜问筮的总数量一定不减反增，而且大得不得了，铺天盖地地来。如此说来，《左传》这些神准预言，我们又会觉得不够多不够过瘾，而且还多坑坑疤疤的，真的只能搜集到这些、这种的吗？

书写者自己怎么看这些神奇预言呢？书写者让自己藏身于记史者、存留事实者的身份里，并不轻易显露自己的态度。这也很接近我们所知孔子、孔门于此的基本态度，不否认鬼神但也不靠近，只持续地把有限的心力时间放在人的世界这一边，做这些想这些忧烦这些都来不及了——也许我们可以借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在和朋友散步到那处著名的悬崖时（传说，北风神就是在这里带走了奥瑞茜亚），朋友问他信不信这传说，苏格拉底讲，要为这个传说找个一般的、常识上合理的解释并不难，比方说奥瑞茜亚其实只是在这里玩耍，不小心被突然刮起的北风吹落悬崖摔死云云，但这样一来，我们便得一个一个再去解释更多神奇的传说，像是喷火的怪物、会飞的马等等。往下，苏格拉底说了这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讲他自己完全没有这个空闲时间，因为他始终未能做到德尔菲神谕所指示的“认识你自己”，所以他宁可不解释，宁可用传说打发它们，就放它们保持这样，他只想弄清楚，人究竟是什么？自己究竟是什么？是更温和还是比百眼巨人更狂暴更危险的活物？

这里，我们稍稍再进入一点，实例地一个一个来看这些神奇预兆预言的内容和经过；尤其，我们特别留意一下，那几个《左传》较看重的、视之为楷模的人，他们实际上怎么看、怎么说自己所碰到的神奇之事。如果说《左传》的作者有态度，比较可能藏在这里。

首先是齐国晏婴，鲁昭公二十六年天有彗星，齐侯下令禳祭，晏婴劝阻他说，这么做是没意义的，只是自欺欺人，因为如果天意真的要降灾，怎么可能简单地通过一个禳祭就改变？而且，天起彗星，相传是为着扫除污秽而来，如果国君您没有秽德，干嘛要回应和你无关的彗星，如果真有秽德，那又怎么可能靠几名祝史人员来补救来抵消呢？

再来是晋国师旷，相传师旷是个盲眼的顶尖乐师，但更多时候是个智慧的、正直说话的哲人。鲁昭公八年，晋魏榆一地发生了石头说话的怪事，晋侯询问师旷，师旷只平稳地回答，石头自身不会说话，只可能是某种东西依托于石头上，要不然就是人们听错和谣传。而且我听说，如果过度劳用民力，人民满心怨怒无处申诉，便会发生这种原本不会说话的东西讲出话来的奇事。当今，君主的宫室高大华美，民力凋敝，怨言四起，人民丧失常性，所以石头跟着违反它本性说话，这不是也很合理吗？——当时，晋侯正在虒祈一地又建造新宫室，叔向完全同意师旷，还进一步说出他一己的追加预言：虒祈之宫完成之日，诸侯一定叛离，君主自己也一定有灾祸临身。

再来是之前的鲁僖公十六年，发生了春秋最著名的怪事：五颗陨石坠落在宋国，同时，在宋国都城有六只鹢鸟倒着飞行。这当然惊动了当时的宋襄公，他询问了正在宋国访问的周王室内史叔兴（显然是相信王朝来的人比较有学问），这是何预兆？吉凶何在？叔兴也大剌剌地给了三个天大答案：今年鲁国会有大丧事，明年齐国动乱将起，还有，国君您将领袖诸侯但无法善终。有趣的是，转头叔兴私下对人这么说，宋襄公问了不当的问题，陨石坠落，六鸟退飞，这都是天地阴阳的自然之事，和人间吉凶完全无关，我只是不好意思违逆他，才应和着回答而已。问题是，叔兴的三大预言事后证明皆神准无比，这又是怎么来的呢？很简单，当然全都是他已“看到”的事实，比方说，鲁国执政的季友已病得快不行了，不可能活过今年；齐国公子群立乱局已成，谁也阻止不了；至于宋襄公本人，叔兴显然知道了他的不恰当野望，也知道他全然不相衬的实力，被人这样一眼看穿，这其实有点悲惨。

（“六鹢退飞过宋都”，这使我想起一桩遥遥往事，当时我才是高二学生，在台湾的古国学大师卫聚贤教授，便是抓住《左传》这则奇事，断言鹢鸟就是美洲蜂鸟，大自然界惟一会倒飞的鸟，以此强烈支持他的特殊考据主张——春秋之时，中国和美洲已有相当交流，蜂鸟就是这么带进来的，孔子周游列国，乘槎浮于海，其实也亲身到过美洲大陆。）

然后，是晋的士会和赵武。这其实是晏婴引述出来的，鲁昭公二十年，齐侯久病不愈，迁怨祝史人员祭神祈福不力，准备杀人，晏婴辗转讲了这故事劝阻他，这一次显露了赵武、士会和晏婴自己（其实还包括楚国屈建、楚康王）的基本态度——赵武（赵氏孤儿）是晋的最后一位大执政者，事迹颇多，多到附会添花的地步，但士会值得多说两句。士会是个被历史严重低估的了不起人物，这个人聪明、机智，而且有想象力，是那种在暧昧不明关键时刻能做出决断乃至于想出方法的人，但真正不容易的是，他居然还正直不阿，在这样一种时代浮沉周旋，却能始终不被自己的聪明诱惑，成为那种所谓“有办法的人”，实际做事情的人都晓得，这样的人多让人放心，也多么稀有难得。士会经历前后五世晋君，一度流亡宿敌秦国三年濒临死亡，还是因为晋这边知道这样威胁太大才设法弄他回国；邲之一战，是晋楚交锋百年里晋国输得最惨的一役（其对手正是楚国第一明君楚庄王），当时士会统帅上军，只有他坚持这场战争打不起打不赢，也只有他的上军完整不败（士会谨慎地设置了七道埋伏，护住了这支军队），便是靠着这支军队掩护撤退，晋军才不至于全师崩溃，《左传》的记载如此。楚国这边显然对他印象深刻而且好奇，对手总是最了解，所以屈建问了士会之德，赵武回答得也实在非常好非常准确，证明他看得懂：“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是的，人不做错事不做坏事恶事，祝史人员就可以直接说真话，不必欺骗天地鬼神，多犯另一种罪；人沉稳做好自己，心思清澈如水，知道什么可得什么不可得，没有侥幸没有非分的欲望贪念，祭神就只是单纯的祭神而已，不必祈求。

“其祝史不祈”，不祈求，这么简单的话，也是最动人的话，晏婴仔仔细细解释给齐侯听，只是齐景公一如我们所知的笨而多欲，晏婴只好再实际算给他看，如果全国的人都不停诅咒干声不绝于耳，就算祝史人员再尽职再会祈求，“岂能胜亿兆人之诅？”算术上必输无疑，所以杀这几个人干什么呢？

然后，就是郑的子产了。子产这上头的事迹一样最多（或说《左传》作者最视他为楷模，最通过他说话，如小说家选用书中某个人物折射自己），我们只选用这几则。

鲁昭公元年，晋侯生了场病，依据问卜，此病是实沈和台骀这两个怪名字的神作祟，但问遍整个晋国没人知道这究竟何方神明。正好郑国派了子产出使并探病，叔向趁机求教于他，这里，子产显然是稍微卖弄了一下，他从古细说，指出实沈是参神，即日后“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参星之神，猎户座最夺目漂亮那腰带一排三颗一等大星；至于台骀，则是汾水之神。子产好整以暇讲完故事，这才说出他的第一个结论：这两个神都“不及君身”，也就是不会管、也作祟不了晋侯的身体，生病只是人饮食哀乐之事，“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跟着，子产又重启另一番道理，谈论近亲生育繁殖的危险（在多乱伦的春秋时代，这是《左传》书中的首次公开讨论），忽然直指核心地刺进去：晋侯不只多内宠，其中光是同为姬姓的就有四个之多，病灶是否就在此呢？

这人可真的是什么话都敢讲出来，理一直，气就壮。孔子啧啧赞叹他的文辞，意思也是说他懂得如何把种种不容易的东西说出来、说正确，但这其实不可理解为只是修辞技巧，而是认识方式；也就是说，这其实就是子产的思维方式，他不把事情特例化戏剧化，而是想办法剥除掉它独特的外壳，认清它并不奇怪的本来面目，让它返回到、溶解于它的本来道理里面，“世界上没有只出现一次的东西”（歌德）。人面对道理，不管舒不舒服、接不接纳，总是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情绪，子产因此能够以一个外来者、一个小国使者的身份，说出晋国人都不好讲的禁忌话语——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不会是晋侯的病因，近亲通婚生育的麻烦缓缓出现在后代，但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医学知识限制，只进展到这里（事后，秦国请来的名医做出了和子产所言相当一致的诊断，晋侯因此非常服气）。重点是，生病是人饮食哀乐之事，不及于鬼神。

鲁昭公十八年，那年夏天，大约是气候无常、天干物燥，而且起了极不寻常的超级大风，宋卫陈郑这一整块平坦无遮大地是主要灾变地带，同一天发生大火。此灾早有预言（说不清是气象预报还是鬼神示警），还附有解方，那就是拿出郑国的宝玉来祭神，但子产没给。大火过后，预言兼请玉的裨灶说，不听我的劝告祭神，郑国的火灾还会发生。这话引起全国恐慌，子大叔负责请命（宝是保民用的，可以救国保民，为什么吝惜呢？），子产的回答是，天道远人道近，这不是人真能洞视、真能掌握的，裨灶哪里有此能耐，他只是个多言之人，说这么多次，总有不幸言中的时候，如此而已。《左传》记载，子产还是不给，而郑国也没发生第二次火灾。

子产，这上头和孔子相当一致，他只是在人的世界和鬼神的世界之间划一道界线，人的认知仅能抵达的最终那道界线，把鬼神置放在此界线之外，那是人不可知的、也无望解决的领域；他不好奇不求助，也不说没有不特意抵抗揭穿，大家相安无事就好。比方有回传出两龙相斗的奇异景观（会是大水、龙卷风还是某种特殊云相？还有，中国造字，闪电和彩虹也都可以就是龙），只要不为灾，忙得要死的子产连前去一看的兴趣都没有，他讲，我们人这边天天打成一团，也没听说有龙来看过，龙自己相斗，我们干嘛去呢？

我自己一直相信，不可知论比无神论更成熟更复杂。无神论只是反面，只需要多跨出一步；不可知论需要较完整的理性基础，包含人对理性的质疑、对理性限制的思索。

但《左传》中最见子产态度的可能还是这事——鲁昭公七年，郑国闹鬼，鬼魂很厉害是郑国三世强族、生前即心性凶恶的伯有（良宵），因作乱被杀，死的地点有点狼狈是在羊肆里。相传伯有是为着报仇回来的，还有人梦到（谁那么无聊去梦伯有？）伯有的鬼魂一身披甲全副武装而行，放话壬子日杀子驷、壬寅日杀公孙段。时日一到，果真子驷和公孙段都准时而死，这种事（或说这种附会流言）连发生在我们今天都会上电视新闻（最起码在台湾一定情热报导），遑论两千年前而且人心惶惶的郑国。于此，执政的子产做了什么？他迅速把伯有的儿子拔为大夫延续家业，闹鬼一事就此平息。子大叔问子产，可能有质问的意味，因为伯有之死并非无辜；子产坦白讲，这确实是妥协是取悦，不问是非只求取悦于人，做人的确不可以这样，但为政有时却非得如此不可，不这么做，人民不会安定不会开心不会听从，政事就卡住什么也做不成。

“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这不是取悦亡魂，而是安抚生民；不是听命鬼神，而是遵从理性。事实上，不只伯有之子公孙泄，还有上一个执政者、因大政变被杀的子孔之子良止，子产顺势一并拔升一次解决，顺势消灭掉下一只更大、更凶恶的可能鬼魂，彻底铲除祸根。子大叔所关心的是非善恶呢？我们读《左传》并不难自己看出来，政变也好作乱也好，对子产而言，真正的政治图像是，这些都只是郑国几个大家族的夺权斗争之事，他早早看穿，也从不加入，当年伯有死于羊肆，只有他一人前去抚尸而哭，齐国的晏婴对齐国的斗争动乱也是这样；真正该坚持的是非善恶在更高一点的地方，不在这里，这里的成败生死，只是幸与不幸、人聪明不聪明、做得漂亮不漂亮而已。

从子产的如此作为，我们便看到了春秋时代人之于鬼神之事的另外一面、走得较快较远的那一面——对这些走得快走得远的人而言，这只是一个必须处理、必须考虑进去的现实，不是你自己相信什么，而是一般人民相信什么，这构成一道时代的当下界线、一种基本限制、圈出一块事情可为不可为的场域。这里也就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通则，当为数并不多的人成功穿透过他所在时代的基本限制，启蒙不见得立刻就来，或者说不会自然发生，因为把此一界线往前推、往外扩大并不是个原有的、自然的工作，而是人的特殊作为；启蒙是辛苦的、长期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就像跪在宗教审判庭上伽利略伤心地说，可是地球真的在动啊），需要人下一种非激情的、比某个冲动某种善念更坚持也更柔韧不折的决心才行，就像孔子才做的那样；比较有利所以也就比较常见的做法是，保持秘而不宣，不冒犯众人，让这个认知成为一个独占的秘密、一个好用的武器，你比同代所有人多一份清醒、多出一种视野及想象力，森严的基本限制拦住所有人，独独对你不生作用，因此反而是一个最稳定、最可预期的判断依据，你自己自由不可测，却完全知道人们会怎么反应怎么行动，所以可以利用可以操作，生出种种诡计。

柏拉图也深刻知道诸如此类“人性”，知道个别之人的觉醒和多数之人的启蒙不会同步发生、不是同一件事，这之间有个隙缝——在《理想国》的谈话中，他以著名的洞窟寓言揭示此事，那寥寥几个挣断铁链、走出幽暗火光和幻影洞窟的清醒自由之人，你得“强迫”他们再回到洞窟里来，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仍被铁链绑着的众人、为着理想国的建构。

鬼神之事，我们读《左传》，已可处处看到操作的痕迹，看到有人已挣断铁链，讲述这些事给我们听的《左传》作者自己会不知道、没感觉吗？比方赵简子赵鞅（孔子最后一次起心动念想投身想说服的厉害人物。孔子最终临河不渡，那一番感慨、那一次看着洋洋河水的歌咏，成为一个永恒的历史风景），鲁哀公十年，他率晋师攻齐，便拒绝了属下临战问卜的惯例要求，原因是出师前已卜过一回得到吉兆，所谓的“卜不袭吉”，其实就是见好就收；比方栾书，鲁成公六年，他带了晋国大军救郑，已逼退楚师，但要不要深入追击扩大战功，下佐十一人只荀首、知燮和韩厥三个反对，栾书的裁决实在很扯，他引用了《洪范》的“善钧从众”原则，原本的意思是当两派意见好坏善恶难分或大致相持时以多数决，但栾书的独特解释是，三人为众，荀首、知燮和韩厥加起来不就正好三个吗？所以听他们三人的，遂下令班师保持战果。

最扯的是有名的城濮一战，这里可能就是整个春秋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晋国的百年盟主地位和春秋的独特秩序，便起始于这一胜——大会战前，晋文公做了个提心吊胆的梦，梦见他和楚王两人单挑，晋文公被仰面以某种关节技、固定技压在地上，楚王则伏他身上吸食着他的脑（这个梦有其真实之物的裂纹和棱角，有那种噩梦才有的独特恐怖感，看起来不像是事后编造出来的）。主战最力的子犯这么帮晋文公解梦，只能说充满意志力和想象力：我向着天，楚王则是伏罪的标准姿势，而且人脑是“柔物”，这代表我柔服楚。

原来这样也说得通；原来这样一个谁都不免骇怕、一身冷汗惊醒的噩梦竟是上上大吉的好梦；原来这样一场百年霸业，这一段无可替代、无法改变的洋洋历史，曾颤巍巍地建立在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噩梦之上，也建立在子犯信口说出、这种水准、连听的人都替他不好意思的“梦的解析”上头。这个梦，曾经也会把一整段历史带上另一条路另一种可能不是吗？——难怪读多了人类历史的人会这么说，“人类历史是我挣扎着要醒过来的噩梦。”

通过象牙之门和牛角之门的梦

梦与人的身体同在，与生命同在，久远古老得仿佛永恒。生物演化，要到怎样的身体、怎样的脑部构造或说神经系统才会有梦的发生？这道有梦无梦的界线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但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家里猫狗是做梦的，比较激烈忘情的梦应该是追逐猎物，它在另一个世界里快速奔跑还高声吠叫，像是想起来某些遥远的、很久没做过的事，只是传到我们现实世界，我们看到的只是四只脚抽搐般的微幅抖动，以及梦话一样的间歇咕哝不清声音。《浮士德》第二部末章《爱琴海的岩湾》有这样发自海底最深处的歌声：

或许夜行者

把这月晕叫做气象

但是我们精灵看法不同

只有我们持有正确的主张

那是向导的鸽群

引导着我女儿的贝车方向

它们是从古代以来

便学会了那种奇异的飞翔

莎士比亚讲，“我们是用与我们的梦相同材料做成的。”这已是相当现代的说法，博尔赫斯非常喜爱这句话，我也以为他说的恰恰是梦最迷人的地方（而且注意，他把我们的梦置放于我们之前，倒过来，仿佛有更深的时间来历）——真正耐人寻味的、让惊异持续不随梦醒消失的，还不是梦这样一个世界的如此不可思议、不记从何而来及其陌生，相反的，是我们对这样一个理应很陌生、没进入过的世界，有一种很奇异的熟悉和镇定、一种几近无可怀疑的联系感觉，乃至于一张完全不一样的脸，我仍知道（或认定）他就是谁，一个长得完全不一样的城市，我仍知道自己就站在台北市云云。我依稀仿佛记得、辨识得出来它构成材料的出处、来历和原形，即便在梦里它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变了形的。这些材料，包括我才做着的事和刚见过、相处的人，也包括我不知多久没想起、以为已然遗忘了的事和人，可能还包括基于种种理由我不去想，而且已经成功当它们从未发生过没认识过的事和人，凡此。梦的真正时间图像，于是总是我们一整个人、一整个生命，即便梦的情节本身上是几小时、一天之内的事，但隐藏着某种我们一整个生命的一次重组，而且，这些久远的材料不必回溯不必寻索，它们好像就在这里，没离开没遗忘，它们好像就是现在。

梦的变形是另一个太有趣的东西，梦中的我们很奇怪对此并不惊讶，会惊讶的是清醒过来、回到原来世界的我们。它因何发生？会是什么意思？何以森严、无可逾越的形式在此可以如此自由、可以这样交换？如此说来生命是什么、我的存在又是什么？——“我做过统帅，做过手中的宝剑，做过跨越六十条河的大桥，我曾在水沫间被施过魔法，我做过一颗星星，做过一道光，做过一棵树，做过书中的一个词语，开始时还做过一本书。”“我曾是孩子，一个姑娘，一簇灌木，一只鸟和一条露出海面的无声的鱼。”

当然还有庄周，他做过一只蝴蝶。

此外，这个做梦的声伯，他无声的眼泪哗哗化为清脆声音的一大把珠玉，还有梦中那首很美的歌，何以像声伯、像是你我这样平凡踏实可能还很拘谨的人，在另外那个世界里竟然如此富想象力而且轻盈，这是一个我并不知道的自己在那里醒过来？还是真有某种精灵之类、圣灵之类的另外神秘力量造访我们、进入我们，并借由我们说出话来？我们读卡夫卡的《蜕变》、奥维德的《变形记》、读神话里遍在的各种奇异变形之物像是长着六根象牙的白象或各种兽类身体的人，我们无法不注意到，它们愈早期愈多、愈大而且狂野自由不惧，有些甚至难以再复原为图像，也就是更多发生于人对梦更相信、更不加质疑的时日，或者说梦和现实界线更模糊、梦境和现实世界交壤重叠的那种时日。我们可以平淡地说，那是因为被前人写尽用尽了，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极可能直接源自于人的梦境、各种璀璨夺目的梦和令人畏怯的噩梦、梦魇，以及，人从做梦得到的启示、学得的可能和其模仿，而不是人白天里的一个一个凭空想象和创造；它们的变形幅度大小，取决于人对梦的信任和投入程度。所以博尔赫斯说：“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不知道是否科学，这就是：梦乃是最古老的美学活动。”

这里，我们要持续说下去的是，这些梦的构成材料，这些在醒着的我里面暂停的、戛然中止的、堆放的乃至于深埋不见天日的东西，在夜里像被施了魔法般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重新活动起来并且进行下去（两个世界在光与暗之间做了交换），让未曾发生的发生，所谓的未曾发生就是未来、藏在事物内部的一种可能，这使得梦的基本时间感、时间暗示，非常有趣，不是过去，而是指着未来；不像回忆，而像预演、预兆。

仔细想想，可有过一个没有我、我离开现场片刻的梦吗？好像并没有也难以想象，梦应该是很彻底唯我的，就是我一个人的梦（就像波德莱尔说的，人的梦乃至于幻觉幻境都由他已有的东西构成，没有超出他之外的东西），也许正因为这样，梦的外形往往像是小说有人有事有地有时有物，但我们感觉梦是诗是歌——我从头到尾在场，我就站在其中心位置，是梦的惟一主体人物；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意识到，世界是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更像是图像而不是客观实物。梦以此直接联系着“我”的最终神秘性、“我”无可逃遁的个体生命和世界再无中介的一对一最终紧张关系，一种逼视，一种揭露，即所谓的命运，这也是宗教的所由来的最原初之点、之一刻。我以一种比醒时更孑然一身的样式出现在自己梦中，也许一样地在人群中行走或与人平常地谈话，却带着比我醒时更热切的好奇心（梦的好奇），以及一种时时自思自省的感觉，好像更想看清楚东西更要记住东西（比对于我们白天里的惯性漠然）；梦总是给我们一种“有事情正在发生”的奇异感觉，或说这样一种基本意识，所以更多时候它像是一个行程，一趟旅程，我们是“去到”，甚至是“进入”。

梦被人不由自主地视为神奇、用于启示和预言于是并不奇怪，于此，《左传》最为有趣的，就不是继续遵循这道迢迢古老的梦之路，而是我们看到，它开始徘徊起来犹豫起来了，发觉、确认并指证历历记录下来梦的不确定、不可捉摸；不是只有预言神准、未来果然就那么发生无误的梦，也有让人走入歧途甚至毁灭、宛如捉弄人的梦。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充斥着更多捉摸不定的、只能由它而去的梦。这里，人和梦的相处关系和方式在调整中，隐隐向着下一个阶段，也许还不是所有人，只是某一些人，包括《左传》作者，还有一些他因此找出来的人——其实，古希腊人也甚早如此怀疑梦，也许这就是对于梦的虔信的尽头，对一个无法确定的东西非要确定它、钉牢它的必然狼狈和缓缓纠正。《奥德赛》这部史诗里有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解释（或猜想）试图缓解，它说梦是穿越了两道不同的门进来的，一扇是象牙的门，那是虚假的、捉弄人的梦；另一扇是牛角的门，只有这样的梦才是真实的、有预言力量的。

但怎么分辨呢？很简单，等事情发生就知道了。

《左传》里最明显通过象牙之门的梦是这个，叔孙豹（穆子）流亡时做了一个怎么看都像天启的奇梦，记在鲁昭公四年，那是他死去的一年，距离他做此梦已超过三十年时间，远比声伯之梦揭露得晚：“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孙豹卒”——之前，因为叔孙侨如的一阵恶搞，同为叔孙家人的叔孙豹被迫流亡，路过庚宗一地，在当地某妇人家借住过一宿（有没有发生关系呢？），稍后他客居齐国期间做了这个梦（时机、地点、背景、梦的延迟以及最终的死亡结局，叔孙豹这个梦于是和声伯的泪水珠玉之梦以某种精巧的方式联系起来），梦到自己被天压住无法挣脱甚至顺利呼吸，这是有难解沉重心事的人很典型的梦魇，一种基本款，奇特的是，有个名叫“牛”的不识之人这时出现在梦中助了他救了他，叔孙豹记得很清楚，此人肤黑、肩偻、两目深陷、有张猪一样的尖嘴，叔孙豹召集所有随从，并没有符合这样长相和名号的人。日后，叔孙豹回鲁接掌了叔孙家位居鲁国亚卿，庚宗妇人带了自己儿子前来献雉庆贺，赫然发现妇人儿子正是他梦里的救难英雄，叔孙豹显然很高兴，把他带在自己身边，由小竖干起，应梦称他为“竖牛”，最终一路拔升到负责掌理整个叔孙家（鲁国第二大家）的家宰地位。昭公四年叔孙豹生了场大病，野心愈养愈大的竖牛想趁机吃下整个叔孙家，于是把叔孙豹完全隔离起来不使见任何人，令由己出。这一年冬天，叔孙豹虔心相信、跟从的这个梦抵达了它的终点：竖牛矫命杀了嫡子孟丙，还把叔孙豹活活饿死（送进去的食盒都是空的），叔孙家大乱甚至震动整个鲁国；来年，竖牛也事败被追杀于齐鲁边境，割下来的脑袋就扔在宁风一地的荆棘丛中。是的，没有人有好下场，这样一个梦，竟然是如此恶意的、假冒的、沾不得的、“每个人都死了”的一个梦。

梦不灵验，鬼神不灵验，卜筮结果不灵验，《左传》不讳言但也不特别声张，述说起来很平静，仿佛知道是这样已非一朝一夕了，就跟我们今天再再察知的，其实并没有一个充满无止尽、无理由善意的大神或者大自然。

鲁庄公三十二年，那年秋天有神降于莘地，而且就此长住下来，这显然引起周遭国家一阵骚动，连周天子周惠王都问这该如何正确反应。当时最虔信的是虢公，他第一时间派去了大祝、宗人和大史三位大员前去祭拜，神也赐下象征性再清楚不过的土田给他，但虢国不仅没从此得土得地扩张强大，没撑太久就亡于晋（也就是唇亡齿寒这个成语的历史来历）。日后，包括《左传》在内，人们普遍认定，这正是虢国灭亡的开始，从神的不当赏赐这个时间之点启动——此事早于叔孙豹之死一百二十年。

最严重的一次不灵验是鲁僖公十五年的记事，真正的事情发生于之前的晋献公，同样是一次事后的记忆回溯和反思，这次搞鬼的不是梦，而是“筮”，《易经》系的占卜术——当时，晋献公嫁女儿伯姬于秦的第一明君穆公，但卦象显示不吉，而且还不吉得可怕极了，会兵败、国破、家亡和人死，活生生一部人间灾祸大全。奇怪的是，这个婚还是冒险结了；更奇怪的是，幸好结了，这个极端不祥的伯姬却是往后几十年晋国最重要的守护神，一路守护晋国通过各种劫难直到晋文公接任为止。晋献公晚年的骊姬之难，是晋国最黑暗最风雨飘摇的一段时日，灭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看来还不止一次，但这位伯姬夫人聪明、勇敢、对母国深情款款而且永远知道怎么恰当说服秦穆公。如果当年听从了卦象，晋国的命运真让人不寒而栗，而没有盟主晋国的春秋，这趟历史可能也得大幅改写。

其实，晋献公自己稍早纳骊姬为夫人，便已经出现了卜和筮的背反现象，卜不吉筮吉，年岁已大的晋献公很人性地选择相信说好话的筮，就像他那位孝顺不仁的大儿子申生讲的，不这样睡不暖吃不饱。整个结果非常耐人寻味，骊姬的这次筮吉，却是靠着伯姬的那次筮不吉，才堪堪得以化解，不堕入万劫不复，这个不准靠下一个不准来修正，有比这更大更嘲讽的怀疑吗？

然而，若要选一个我最喜爱的卜筮失准实例，我会说是鲁宣公夫人穆姜的那个“随”卦——不准，不是我们事后讲的，而是穆姜自己。

事情大致如此——这位掌过生杀大权、作风剽悍无匹的齐女，政变不成之后地位一落千丈，连她精心种植、打算用为自己棺木和颂琴的上等木材，都被执政的季文子报复性夺走，用在她媳妇也是鲁成公夫人齐姜的丧事。穆姜退居东宫，随卦的吉凶判定是“元亨利贞无咎”，但穆姜不买账不接受筮词的虚言谄媚，她先简单解释了元亨利贞的意思，然后一一驳斥：“今我妇人而兴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淫），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清楚，硬颈，犀利，仍是昔日那个穆姜，她就这样昂头走进东宫如提前走入坟墓。事实上她活了很久，一直到她孙子鲁襄公在位第九年才死。

郑穆公母亲的一个梦

《左传》书里还有另一个样子很美、还充满香气但现实里也并不重要的梦，讲的是郑穆公一个人的特殊命运和他的死，同样的书写方式，事情记在鲁宣公三年他死去、梦终结的那一年——穆公母亲燕姞是南燕女子，原只是父亲郑文公的一名贱妾，她梦见自己族人的先祖伯鯈给了她兰草，并要她以此为儿子命名，果然应梦怀孕生下日后的穆公兰。依《左传》，这个美丽的梦显然早早传开来是个美谈，郑文公晚年因君位继承问题引发一连串谋杀，本来毫无地位、不排入接班梯队的公子兰，便是靠着这个兰草之梦，得到盟主晋文公的出兵协助，不可思议地摇身成为郑穆公兰。多年之后（鲁宣公三年冬天）他生了病，大概他手植而且细心照料的兰草也枯萎了，这个“灵魂有香气”的小国国君知道自己时间到了，“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遂不挣扎不抵抗，命人割去兰草，他也跟着死去。

这个梦和这样的生命经历，当然还有那株从梦里送来的兰草，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楚辞》和那一个香气中翩翩降神的异样世界，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最典型的巫术思维，人类学报告里我们一再读到诸如此类的梦及故事。巫术，不是人自由地挣断事物的因果森严铁链，正正好相反，巫术极可能就是人类有过最坚强不疑的因果论，已达急躁、不顾其他一切的执迷地步。它直接抓住两个邻近的具体外在现象，把这两者从此绑在一起亦步亦趋，直接建立因果关系，不相信巧合，不相信偶然，不相信有两个同向进展的事物可以彼此无关联（比方我从出版社辞职，整个地球的气候变化也愈来愈异常，全球经济分配也愈趋恶化云云）。郑穆公的人生和兰草，就因为一个梦和一个命名（占他整个生命时光微不足道的片刻），紧紧绑在一起；但这趟人生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可以有另一种描述方式：他的母亲燕姞偶尔做了个好梦，是个孤零零的寂寞女子想念着她遥遥北国的故乡和族人，本来就只是这样而已，也许她无意中，或狡狯地使用了这个梦来抓住一个机会（甚至说她发明了这个梦，或修改了这个梦），成功地提升了自己在郑国内宫的位置，而这个梦（因此）进一步发展成为传奇，打动了当时包括晋文公在内的人们，是人们逐渐地相信了它，所以这个梦不断得到了它本来并没有的意义和力量，乃至于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把一个不在排名里的卑微庶子，在一个“反正郑国总得找出一个继承者”的特殊时间裂缝时刻，戏剧性地送上国君位置。那一个死亡到来的冬日，我们说，冬天兰草会停止生长呈现萎顿的样子这不是正常的草木荣枯天地规律吗？尤其这种一年生的禾本植物？其他每一年冬天不也应该都这样吗？因此，真正惟一发生的非比寻常之事是郑穆公自己病重了（“死亡这个非比寻常的事，它终于来了。”亨利·詹姆斯），他也许生出某种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悲凉应景感慨，怜惜自己一生珍爱的、也曾带给他好运的兰草并回想着自己这历历一生，如同一个隐喻；也许他真的被母亲这个梦也说服了，尤其在这样生命力量和温度最低且熄灭下去的一刻，如同一种依托一个安慰，原来兰草就是我，我就是兰草，“吾所以生也”——

在各式各样玄奇眩目如魔术师手法的操持方式底下，巫术的基本思维是最简单的，令人不敢相信的就那么简单，就像当年卜偃的魏国大预言，只靠“万”和“魏”这两个字的最简单释义、这一刹那间的偶然相触，就打造出一条两百年不弯不折的历史单行道，指出并支撑起一个大国的崛起和兴旺。因此，巫术日后的自自然然衰落，便不是人类懂得了因果思考，而是人类不断怀疑了、也不断精致化了因果论，巫术遂成为那种被淘汰的初级产品初期机种，像那一堆我们知道但快遗忘了的家电。人类不断发现另外的现象、另外的作用力量、另外更多的隐藏联系，是原来的简易因果铁链没看到、没考虑、没编进来的东西，所以有效或说命中率提高的因果铁链必须不断精密地重铸；但不断地，还有更多样、更细碎（细如碎片细如粉末）的东西不断冒出来，我们难以一一纳入人可能建立、可能设想的任何因果之链里如托尔斯泰所言，我们因此只能称这些为偶然，称它们的作用为巧合，都意味着人的无法预见、无法准备和无法掌握，这是最令人头痛的一堆东西，它们把未来打开、发散，至少呈现巨大的扇状，直接摧毁的便是那种历史单行道、那种只此一个答案的历史断言。坊间有一部写得不是太好的书《驯服偶然》，并不如书名所显示有什么神奇的驯服偶然办法，讲的其实就是统计学的改良进展历史，这个进展正是建立于人对偶然不断“拒斥/纳入”之上。巫术，不仅是最急躁轻信的因果论，还是样品数远远不足、最早型号的统计学，抵不住偶然的第一波攻击，它的衰落不是被驳斥也无需驳斥，而是在效用上、在实务的验证上失败或至少人无法容忍其低命中率（就像职业球队无法长期容忍打击率低于二成五或投篮命中率四成不到的球员，日本人称之为“战力外”，这个宣告等同于解约或不续约），只能由明而暗，由台面转入底下，躲藏在幽深的角落、幽深夜间时刻、幽深的人心欲望及其疑惧无知里。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它曾经这么重要这么巨大堂皇，一个梦，可以直接拿到庙堂之上，用它来决断大事，来据以施政，来选取君王和执政者，来发动一场战事；人放心把自己生命、还有更多他者的人生和命交付给它。

人的历史的确有在进步，也真的非常非常需要持续进步才行。

在梦和白天的接壤之地

声伯做了一个如此美丽的梦，梦中的他还感慨地吟唱了一首歌：济江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这么美丽的梦何其稀有，因为，如果我们把梦看成是一个作品，通常只会是失败的作品。

文学创作的人，有时会很没出息地这样想，尤其是写不出东西或写得疲惫不堪的时候——漫漫人生，我做过这么多梦，如果能有一种梦，梦中的我写好一首诗、一篇文字或一篇小说，那么有多好，我只要醒来时一字一字抄下来就行了。

文学史上有没有这等好事呢？据说有一首诗差点是梦中完好写成运送回来的（声伯的四句梦之歌有点不算数，那更像只是这场梦的“诗化”，是一次总的文字描述），这就是柯勒律治的著名残缺之诗《忽必烈汗》，写这位元朝大汗盖成了一座他梦见的宫殿。据柯勒律治讲，这是1797年夏天他居住在农庄时做的一个梦，梦里他已完整写好了一首三百多行的长诗，而且醒来时仍清晰地、一字一句记得全部诗句，但偏偏这时候，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断了他或说真正叫醒了他，“我相当惊骇地发现，我只模模糊糊记得大概了，除了八九行零散的诗句之外，其余的通通消失，仿佛水平如镜的河面被一块石头打碎，它反映的景象怎么也恢复不了原状。”最终，这首梦之诗以五十多行、六分之一比例“合辙押韵，长短不齐，韵律铿锵”的残缺样子留下来——

安乐的宫殿有倒影

宛如在水波的中央漂动

这里能听见和谐的音韵

来自那地泉和那岩洞

这是个奇迹啊，算得是稀有的技巧

阳光璀璨的安乐宫连同那雪窟冰窖

就是这样。我们已无从分辨，这五十几行（梦里存留的只八九行），哪些是白天的，哪些是梦里原厂原装的，哪些又是在光与暗那交叠一刻“融合”出来的。人们对这首神奇的诗有各种怀疑各种猜测，不见得都是恶意的，也有是触动地、深沉地继续想下去——柯勒律治声称这首诗来自梦中，这是否只是“为他残缺的诗作开脱和申辩，借助一个美妙的梦”，实际上并没发生或并不这样发生？意思是，柯勒律治也许想出了某些精彩的诗行，但这既有的诗行并不构成一首完整形式的诗，于是有两种方法：一是再绞尽脑汁把它发展为一首完整的诗，如同所有诗的写成那样；另一种是，我想纯净地保护这些诗行，我不要勉强增添只为凑足、符合某种诗的完整形式，我要人们就只专注地、仿佛天地只剩一物地看这几行诗，如此，柯勒律治便得为这些断续的诗行想出一个奇特但可以成立的呈现样式，而他也真的找到一个如此美妙的呈现样式，借助一个梦，或者说一个被打碎的梦，残缺不仅不妨碍诗的呈现还成为一个最美妙的形式，或者说，柯勒律治把这些诗行送回去，送回诗歌和梦境的亘古接壤之地，那里，也许正是诗歌最原初生长的地方。

梦是人对自己的松手，一种彻底的松手，大概正因为这样，我们往往相信，梦暴现出某个，或某些“更真实的我”，赋予它一个深向的意义，一个诸如认识我自己的睿智意义。但这里，还有另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像是接续着莎士比亚那句话：梦像是把一本完好的书拆散开来，再自由地、随意地组合起来；这本完好的书，就是白天的我们自己。也就是波德莱尔讲的，梦里不会有“多出来的东西”，最多，只是某些我们以为已遗忘的东西，乃至于某个更原初、更幼稚、更未经改善处理、更接近生物性的我。这些，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从而有意无意地赋予它异常的价值），我们在白天的清醒时光，站在世界里、人群中是拿不出来的，只因为，每一样具体存在的实物都限制着我们，他人的存在也限制着我们，还有，时间流水的先后顺序更根本地限制我们，更何况，我们本来就只拥有时间的一截一段，没更多了，生命本身就是有头尾、有无可逾越死亡界线的，便只有做梦，在那里，没有真的世界真的他者，时间可任意联结重设，这些东西才得以自由自在地释放出来。

这也许才是梦最富意义的地方，我指的是，一种几近不可能的自由，一种取消白天世界种种界线的自由；也就是说，不是梦的内容本身，而是一个对白天森严界线的纠正和解放，通过相同材料的组合（组合状况不佳无妨），以一种示范的模样、一种启示的模样，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以及整个世界，可以不必然只此一途。

但我们也得知道，界线是有深刻意义的，不仅仅只是对人的限制和压迫而已——人对界线的确认和思索，其实正是人对自我生命处境的确认和思索，乃至于是对人的世界基本构成、人的存有的确认和思索，而且，惟其如此才是具体的、稠密充实的。界线，也许每一道都可调整也该不断调整，让它最适，让它扩展如同把某一面墙往外往前推动得到最大空间（只是我们一再发现，这永远比我们的热切想望要难、沉重、缓慢而且幅度有限），但界线是无法真正取消的，所谓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也是几乎无法认真想象的，世界会跟着整个消失，我们也会消失（“完全的自由，和不存在，有不同吗？”）。所以安贝托·艾柯，这个最爱在思维中、在他一部一部作品里，把人类世界一条一条界线拿来嘲讽、穿越、破坏的人，最终郑重地要求我们肯定界线的必然和必要存在，一个物件、一座城一个国、一个生命包括你我，都是从有了分割内外的界线才成立、才得以开始。艾柯举用的是《埃涅阿斯记》这部罗马史诗，由那位引领着但丁的维吉尔写成，讲罗马城的建造以及罗马人这趟光辉历史的展开，正是始自于特洛伊败战后裔的埃涅阿斯流浪到这长靴形状的半岛，在地表上画出第一道线、画出他们新居地的位置和经营范围，在此之前，一切只是混沌，只是无形无状的虚无。

界线同时意味着选择，还意味着人的改善和保卫，让有益的东西留下来不消散，并把不要的、侵入的拒斥在外。天文物理学者告诉我们，地球的生命史，成立于一道薄膜也似的又脆弱又强韧的界线出现，这就是留住热能（及其他）、挡住紫外线（及其他）的大气层。

我们可以这么设想，梦一次又一次把我们“暂时地”带到界线之外，也就是这个实存的世界之外，而且以某种实际演练的方式、接近可感经历的方式——这么说我们又何其熟悉不是吗？这不就是文学书写吗？尤其是一部一部小说的书写。也许文学书写真的是人对梦的一种不知不觉模仿，一次又一次在实体的、时时处处是限制的白天世界里奋力做的梦。

但两者有什么根本不同？

在彼处，没有实体，没有或不必管时间序，空间可任意联络，也没有真正存在只是幻影一样的他者（《奥德赛》和《神曲》里的鬼魂，原意都只是“阴影”，谨慎地保留了梦里的原来样子），这样几近全然自由随机的组合方式，的确很像把写好的书一页一页乃至于一句一字重组。最显著的不同我以为是，梦的如此随机组合，而且既无法事先规划，还不修改也注定无法修改；但文学书写不是，文学书写，在一样面对这些几近无限可能组合同时，还接着一一检查、思索并不断做出选择，选择对的联结，对的路，对的字，对的说法和语调，还一再从纠缠线团中试着抽出准确、可豁然而解的那条线，这是个小心翼翼而且得不断回头的工作。选择最难，我们可以这么说，相对于书写，梦显然是个太不认真、习惯很差的作者，也是不容易写好东西的作者。

随机组合，理论上以及几率上，我们有绝对的理由相信，梦更多时候因此只能是“失败”的作品（那些只相信直觉、由笔拖着走的作品亦然），证之我们每个人的实际做梦经验应该也如此没错；还有，横向的随机组合，不会有真正触及稍深一层东西的机会，有时仿佛有但其实不会有，那只是混乱的伪装。这里，文学书写的做法是，书写者得先大致设定自己要写的东西，并决定某一书写形式比方小说或诗，画出各种界线把作品锁定在里面，也把自己锁定在里面，这才能专注才能延长时间，不会碰到困难就逃走或借鬼神飞走，让深向的挖掘工作成其可能。所以，梦不仅总是失败的作品，还是个初级的作品。

但丁《神曲》，从地狱走到净界再走向最高天，像是一个人的梦，但但丁是不是真的做了梦呢？博尔赫斯不相信，他说梦和幻觉都延续不了这么久；我们说，梦也不可能有这样垂直性的深刻不紊层次。但仔细看，这里的确包含了很多梦，《圣经》希伯来人梦见的以及他们得知于取用于彼时其他部族的，古希腊人诸城邦的，古罗马人的，以及但丁自己梦见的，还有和但丁一起活着的人们正做着的梦——

但《神曲》仍是白天写成的，当然是书写而不是梦的抄写。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本来就不同而且实际上又随时间不断远离的两个截然世界，我以为最根本的问题在此——人类学家弗雷泽指出，野蛮人，或更正地说，早期人们，分不清梦和真实世界的界线，分不清的还有稚龄小儿（要不要再加入精神病患和文学家呢？还有愈来愈多幼态持续赖着不想长大的青年人中年人？）。根柢地来说，梦要“有用”，还是得送回到白天醒着的世界来，只是，人类这一趟梦的运送史，看来一直是失败的，至少是捉摸不定无法信任的——作为预言，它不准确；作为一个完整作品，它成绩不够；直接拿来解释甚至解答人们白天的种种行为，像弗洛伊德那样，它千疮百孔而且雷声雨点完全不成比例有点好笑。梦好像是那种对独特生存环境太依赖的生命体，比方某种畏光性厌氧性的微生物，无法在我们人间的光线和空气里继续存活生长。有些梦在夜里感觉如此华美，却在我们的世界里、醒来那一刻光彩尽失。

很可惜，而且白天黑夜的长度又是1 ： 1的，尽管夜间我们并不都用来睡觉做梦，我们会感觉有一半（或至少三分之一）的生命时光、一半的自己被遗弃在那里。梦应该被置放在哪里呢？可不可能有一种这样的空间？——一个慢一点不立即有用的世界？一个黑夜已过去、白天还没来的交壤世界？一个人既清醒却又不那么清醒的世界？在那里，人可以调节光和暗，可暂时搁置现实的硬生生限制及侵入，可交织起，并且反复进出这两种世界之中，可以让梦沉入，如一整个沉入到人的记忆底下，让人携带着它，更富耐心地观看它思索它，还可以缓缓地、小心翼翼地修改它。

我们该怎么进一步描述这样的所在和这样的工作进行呢？——梦就是梦了、结束了，无法修改，但朱天心的一篇小说《梦一途》却这么告诉我们，可以的，她说她持续地梦见同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小城镇，在梦中，在每一天夜里（正确讲，每隔几天一阵子的夜里），她有点奇怪地一直回去，就像我们一再前去同一个城市逐渐认识它、熟悉它、弄清它每一条道路街巷，每一家商店，每一处拐弯和死角，每一种生活机能及其配备一样；但更像是夜里的自己，一点一点秘密地打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城镇，这当然是现实白天里做不到也难以比拟的，最接近的经验仍是一部小说的书写。朱天心讲，等这个城镇成形了、该有的都有了、完整可居了，大概也就是她打包离开、住进去的时候到了，是的，就像两千年前那一刻、那个黄昏，声伯终于打开了他的琼瑰之梦那样。“这样吧，入梦来，所有死去的、没死的亲人和友伴——”

这里，我们且不管它的哀伤寓意，我们只关心它的进行和如何可能——这不是一个梦，而是一连串不断进行的梦，衔接这个梦和下一个梦的是白天世界和白天的朱天心，我们大概可以这么不诗意（很抱歉）地描述，这个梦进入到白天，被做梦的人珍视、收藏、眷眷难舍，成为人的构成，人的新材料，以某种略有不同但极可能更丰盈饱满的样子，再回去它所在的夜里，进一步地自由无羁拆解组合，珀涅罗珀也似的，就这样日以作夜、夜以作日地一直反复下去增加下去。“修改”这一个词，也可以改换为“生长”，一个梦以这样的方式被存留下来，植栽，浇水，保护。

这大概就是文学的世界吧，惟一能让运送出来的梦仍能存活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极可能只有文学书写才能建造出这样一处所在——如果书写者做得正确的话。耐心，小心翼翼，收存更多个梦，也累积更多白天世界的理解，宁晚勿早地延迟打开它处理它书写它，也许就等到某种黄昏时候，等到书写者自己已缓缓老去，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更全景也似的时间之流里，可以用接近一生的完整经历来比对它，包含了某种恍然大悟，某种原来如此——

就像《左传》这个声伯渡河之梦，延迟，小心捧着，以及那个死亡到来的黄昏。就大历史书写来说，这样一个梦是没必要甚至不应该记述下来的，记述下来也通常被读书的人略过，最好的捕捉方式、阅读方式仍是文学的，事实上，也正因为这样，这样一个梦才被记下来、存留下来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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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情欲乱伦之事

《左传》书里有一堆男女情欲之事，比例高到让人不免惊讶，阅读时，我们感觉这很古老原始呢，还是竟然非常现代？

情欲，与人的身体同在所以同样古远而且恒定，后代史书里面当然也都有，但仍稍微不同——《左传》的男女情欲故事并不躲入那种窥探式的所谓后宫秘史里，成为历史记述的另一种篇章、一个下班后的夜晚世界。它们就如明晃晃的亮在台面上进行，往往直接就是一场国际战争的爆发点，一次大型政变的缘由，一个国家、一个君王、一个大政治家族以及一大堆相关不相关的人之所以破毁死亡的真正原因及其开始；也就是说，它不仅比例高，还分量十足，得正式被记录、被说出来。

其中，大致上又以齐国君主因此不当死亡的最多，这是因为齐国靠得近、因之影响鲁国较大被记述，还是因为这个顺应当地原来风俗而治的边陲大国保有着较为古老的生命样式？

《左传》里，最完整最刺激的男女情欲故事应该是夏姬，夏姬显然是个绝美的女子，美到所谓的不祥，太多人想得到她，时间长达几十年。《左传》不文学式地说她倾国倾城，而是计算得更具体更实际，详细列举这纸清单的是晋国叔向的母亲，为的是阻止叔向娶夏姬的女儿——总计是，夏姬一共折损了三个丈夫（陈御叔、尹襄老和申公巫臣，其实这部分皆是自然死亡的，和夏姬无关，其中尹襄老不那么自然地战死于邲之役）、一个国君（陈灵公）、一个儿子（夏征舒），还灭掉一个国家（陈国）连带流亡了两名国卿（孔宁、仪行父）等等。叔向母亲其实还可以再扳手指头继续算下去：日后，强权楚国因此战祸年年疲于奔命，一度还弃守郢都，死去的国君被挖出来鞭尸，这是春秋两百年里惟一如此狼狈的一次；还有，申公巫臣为了要夏姬，整个留在楚国的大家族几乎灭门。

不说倾国与倾城，但实际上发生的就是倾国倾城，整个世界骨牌般一路倾过去，由陈到楚。

因此，只从单一而且只会很单调的情欲角度来读夏姬故事未免可惜了，势必会错过太多东西，不只夏姬本人，还有申公巫臣，他是整部《左传》最有趣最特别的人之一。情欲和人的身体紧紧相连，很容易把人的复杂、特殊行为和思维还原成只是某种生物本能，而且大家都一样，古往今来全都一样，人消失了，只剩一具毫无特色的身体，乃至于更不思不想的腺体。这种看事情看世界的方式基本上是虚无的，或者更糟，是偷懒的。

这里，我们还是先来看个小一号的、简易版的故事，比较滑稽、比较平实，不像夏姬故事那么巨大，大事件把人的存在给盖掉，也不像夏姬故事那样情节塞得满满的，《左传》只点状地记载这个故事，留有大片不连续的空白，给了我们较多思索和想象的空间，所以更像是个素材——书写者，以及老练的读者，也许比较喜欢这样，如张爱玲说她喜欢素材感觉较强的《金瓶梅》，胜过精致成品的《红楼梦》。

事情大致发生于鲁文公七年时，那几年，是各国君主瘟疫般接连死亡的时日，其中最大只的是周天子周襄王；风波较大的则是盟主晋襄公，引发了继位问题，但因赵盾执政镇压得住，局面还算平稳；比较不被注意（《春秋》经文没记）但后世讨论最多的是，著名的秦穆公之死，这个丧事殉葬了秦国三个活的优秀人物奄息、仲行、针虎（是被迫殉死还是遵行一个古老的决定？），留下一首很悲伤的思念之歌（《黄鸟》）、一个很糟糕到有点不公平的谥号（谬公，秦穆公的真正谥号）、一个据说至此暂时无力再东征争雄天下、宛如又沉睡下去百年的秦国。

也就是说，那几年在国与国路途上奔走的，不是披甲的战士，而是急急赶路参加丧礼的人们，画面上比较像让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出他自认最好短篇小说《星期二晌午》的那样。这个情欲故事的主人翁是鲁国的公孙敖（穆伯），这一年冬天，他奉命去更小的莒国谈结盟之事，也顺便帮他从父昆弟的襄仲娶亲，但这个刚死了正室妻子的家伙，登城看见莒国已氏这名女子惊为天人，就直接自己留下了。被抢了妻子的襄仲当然愤怒，奏请鲁文公要出兵杀人，文公也同意了，但被叔仲惠伯劝了下来，于是惠伯出面当和事佬，说好襄仲放弃这门亲事，公孙敖也送返莒女当这事没发生过，兄弟还是兄弟，结束。

这种为人娶亲却留下自用的故事，《左传》里几乎可以用层出不穷来形容，并不特别奇怪，事实上更多是发生在父子之间，远处看是妻子，一靠近却变成某种母亲，这已不是生气或沮丧的问题而已，而是，这大家要如何调整关系？要如何每天面对面好好相处下去？

本来已经没事了对不对？但鲁文公八年，一样是冬天，公孙敖带了一堆人和礼物出门，这是一次庄重的任务，代表鲁国去参加周天子的丧礼，但这个有点荒唐的家伙居然半路卷款跑掉了，带走吊丧的所有公家值钱东西，跑去哪里呢？当然就是莒国，找刚好一整年不见（365天×三秋？）的已氏，并从此在异国定居下来——《左传》没交代年纪，但这个公孙敖显然不年轻了，应该是生命阅历丰富的中年人甚至初老，他抛下国、家族和相当的地位身份，尤其选在这样一个让自己百口莫辩、难以回头的时机。他和已氏又一起生活了整整六年，只比《奥德赛》里尤利西斯和女神卡吕普索短一年，最后，他也想搬家回鲁国，不知道是思念或是为他和已氏的两个小儿子前途打算，只是这事鬼使神差地没成功。鲁文公十四年九月，公孙敖死于齐地，应该是已经动身了，但没有天神的介入援手，没完成最后那一段航程，当然也没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在故国那棵橄榄树下。

《奥德赛》是个远较详细讲述的故事，它用了整整一本书，体例上也比较接近文学（如果是《春秋》式的历史记载，大概只是“×年×月尤利西斯至自特洛伊”），而且还是以尤利西斯的自述方式来说，我们于是还有处处线索（语言、语调以及各种细碎游离的心思和临事反应等等）去进一步猜想尤利西斯更深藏的想法，以及他没讲出来的部分；公孙敖则没留下任何一句他讲的话，我们想多知道什么，只能全然地、近乎徒劳地想象。

昆德拉于是据此断言，尤利西斯和卡吕普索那七年是愉悦的相处时光（我们当然也能表示反对）；换句话说，那并不是落难孤寂旅人的一种慰藉、一种情欲满足而已（但可以不必排除由此开始），而是尤利西斯自己也说的“过着夫妻一样的生活”。他最终离开这个小岛和卡吕普索毋宁是听从一个更大的、他以为无可抗拒的命运，带着沉重的割舍之心和时时流露出来的不情愿甚至后悔（尤其航行又有危险困难时）。当然，这绝不意味他对珀涅罗珀的情感和思念消退了，用“沉入”、缓缓沉入到生命深处记忆深处这样的解释会比较好；而且珀涅罗珀那一头，天平上还得再加上故土、故人、已经不晓得长多大的儿子忒勒玛科斯，还有自己的由来、自己更厚实的原初生命记忆，事实上，有意思的也正在于此不是吗？尤利西斯的抉择因此变得困难变得必然深刻而且犹豫不定，就连空间距离也无可避免地成为考虑因素，有点“情感重量和距离平方成反比”的意味，这尽管有些令人沮丧但我们却也都知道这更接近人生事实。

但公孙敖呢？依《左传》，整件事的确开始于一张美丽的脸出现，第一次在莒国，我们可以同意这也许出于冲动，或说单纯情欲力量的驱使，但时间是接下来最为有趣的东西，永远是这样，我们得想办法填满它才行——送还莒女后悔不已或者处心积虑的那一整年呢？还有夙愿终于得偿、却也必然发觉自己支付的代价、自己人生怎么搞成这样的那六年呢？公孙敖怎么想，是开心是后悔还是两者都有并随着天雨天晴交叠反复？基本上，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想多知道什么，就得使用自己，自己的经验、记忆和情感，自己的身体，试着用自己去替换公孙敖。但有一点我们几乎可以确信：纯粹的情欲是很短促的，至少是间歇的，它绝对装填不满那一整年以及那六年，长日漫漫，至少它必须也必然降温转变成其他东西、某种可以跟每天生活和解相处的东西才行。如果我们始终只用情欲的单一角度去想，那我们就得把绝大部分时间想成是情欲和情欲之间的等候难熬时光，人僵在那里，这不会是真的，至少人脱离了青春期之后就不会是真的。

历史和文学，其书写者大致都可以想成是格林和哈米特所说的“留下来收尸体的人”，但回想的东西还是有点不同——我们用一般性的语言来说，历史书写还是得有事发生，人必须留在大舞台上、在公共世界里，基本上，它注目的是人和大世界联系、周旋的这部分或说这个面向。这个根本关怀，再加上它日趋审慎、有足够证据才可以说话的书写规范，使它不容易持续追踪曲终人散之后的个人，这一不小心就让历史书写显得“势利”，当然原来的意思并非如此，书写者本人的品格心性也不见得如此（只除了人的每天工作会让某些东西不知不觉内化）。日后，历史书写往下方、也往细微处进展，但仍然，历史书写有它无可逾越的、非得停下来不可的界线，事实上，这个进展反而让我们有机会看清楚历史书写这个工作（而非书写者）的某种真相、某种“本质”。这么说，它的自我规范，以及因之形成的书写体例和文字使用方式，让这个书写成为一个相对巨大的东西，它实际上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单一、细小且没足够分量事情发生的个人，尤其不宜也无法进入到人身人心里更加细微幽深的角落；它得退回来，收集或说收拢更多细如碎片细如粉末的个人，让他们合成为（或说从中抽取出来）一个够大的总体现象，如某一地的经济活动，或某一阶段时间里人的宗教崇拜方式，重新建立起他们和大世界的必要联系，这样才能继续工作。

但那些微光闪闪却苦于证据不足的诱人东西怎么办？那些比方说“娜拉（公孙敖、申公巫臣）出走了怎么办”的确实必要追问？——曾经（其实也没多久前的曾经），这并不特别困扰我们，我们可以先搁置它们，因为还有大片空白之地、一堆大问题大题目亟待研究书写，而且，我们可以信任未来，未来人们应该会有更好的配备，也能持续找到更多可靠的证据来处理它们。但现在，我们大致可分辨出来了，太多而且愈积愈多的问题并没有假以时日的这种未来余裕，它们注定就只能在不会有决定性证据，或说这种严谨意义的所谓证据的暧昧不明状态下被思索被追问。这只是某种特定工作方式的尽头，但不应该就是人思维的尽头，否则接下来人能做的就不多了，而且有点荒谬，我们明明摆着一大堆真的疑问，却同时几乎无事可想，常常为找一个书写题目研究题目想破头。

最近，一位读历史的聪明绝顶年轻朋友带着好心提醒意味跟我说，她相信器物，不那么信任文字——确实，我也比较相信实物，一块玉，一具古琴，一件衣服，从材料、工匠技艺、生产活动到生活实况，可以告诉我们太多事情，而且多是明白无误不留疑问阴影的答案，让人舒服而且放心；只是，我不得不以某种提心吊胆的方式相信文字，因为太多地方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器物、有可以凭依的具体东西，只有文字铺成的断续危险之路（卡尔维诺称之为悬空吊桥），就像公孙敖这一年和这六年，我们看不到他的任何生活用品，我们也不能寄望比方他和莒女居住的屋子未来会出土。话说回来，能够确知大唐李白当时喝的什么酒是很过瘾的事，也许还可以是一篇好作品或者升等成功的学术论文，但那并不是真正困扰我的疑问。

历史书写的工作成果，另一方面来说，人们常把它看成某种素材，其他领域的工作者，尤其是文学工作者，如托尔斯泰取用它们写他的《战争与和平》，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或就是格林架在伦敦大轰炸之上所写的《恋情的终结》——素材的意思正是，某些工作由此才开始。

夏姬·尤其是申公巫臣

需不需要回头来讲夏姬的故事呢？很多人熟知这个故事，尤其前半场，这无疑是《左传》最香艳刺激的一段书写，还出现女性内衣——陈灵公和孔宁、仪行父一君二卿，都和夏姬有男女关系，这三个该死的家伙居然就在朝堂之上交换传看各自获赠的夏姬内衣，还找死地一起到夏姬家饮酒作乐，指着夏姬儿子夏征舒讨论比较像谁。于是，夏征舒当天就杀了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逃到楚国，楚庄王以声讨弒君之贼的罪名出兵灭了陈国。

《左传》没记下夏征舒年龄，但有能力弒君并掌国，应该已达成人年纪，也就是说，当时的美人夏姬应是中年人了，事发当时以及之后，她想些什么呢？

只从单调而且很快就想完的情欲角度来看夏姬故事未免可惜了，会错过太多东西，不只夏姬本人，还有申公巫臣。我自己比较推荐夏姬故事的下半场，故事重心转到申公巫臣这个太有意思的人身上，而那是楚庄王灭陈国、杀夏征舒又八年以后的事了——依《左传》，八年前当时就连楚庄王本人也想要夏姬，劝阻他的人正是申公巫臣，话也说得堂皇有理，大意是楚国伐陈原是讨罪，纳了夏姬，事情就不堪地变成贪色、是为了抢夺女人云云；楚国的令尹子反也想得到夏姬，申公巫臣则细数夏姬往事（也就是叔向母亲的那纸清单），证明这是个沾之者无一幸免的不祥女子，天下美妇人多的是，何必非夏姬不可。夏姬在异乡嫁了第二任丈夫尹襄老，但尹襄老旋即战死于邲，尸骨流落郑国，就在这里，申公巫臣看到机会了（楚国于情于理都该接尹襄老“回家”），并机敏地伸手紧紧抓住，展开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冷静无比行动：他先说动夏姬去郑国，并保证他能让楚国放人促成此行；又让郑国承诺，只要夏姬人来就归还她丈夫尸骨（很像我们今天的官方作业，必须当事人本人到场办理）。楚庄王询问是否可信可批准，申公巫臣又引历史掌故又分析当时国际形势证明郑国不会也不敢搞鬼，他显然每一步都算清楚了，包括这一番说辞，这像是个被情欲冲昏头的人和脑子吗？夏姬顺利抵郑，申公巫臣安排她在那儿定居并等候，至此，申公巫臣这个大型“夏姬行动”就只剩最后一步了，也就是他自己脱身出走的理由和机会，他果然耐心等到了，新即位的楚共王打算攻鲁，派遣他去齐国约定联合出兵的确切日期，申公巫臣家里能带走的悉数带走“尽室以行”，他直奔郑国接了夏姬，两人再转往晋国寻求政治庇护（只有宿敌晋国够实力真正庇护他们，是惟一选择，这申公巫臣绝不会判断错误），于是，多年之后，这一对更老了、朱天心所说“初夏荷花时期爱情”年纪的男女终成眷属，并“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楚共王倒是开明，他分出公私，并不全然否定申公巫臣，说他为国进言这部分（即阻止了庄王和子反）是忠心的也是大大有益的，就是为自己打算的这部分超过了点，一加一减，这事就这么算了；想不开的人是令尹子反，夺妻之恨，他隐忍了又五年，终于逮到机会尽灭巫臣一族。惨案发生当时，人在晋国的巫臣写了一封信回来，基督山恩仇记似的指天立誓“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他依然说到做到，重出江湖地请准晋君让他出使吴国，帮吴国军队现代化并亲授射御之术战阵之法，还留下自己儿子主持吴国的外交和战事务，吴国从此脱胎换骨成为另一种级别的国家，叛离并开始积极西进攻楚，《左传》下了这样的阶段性结语：“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而这不过是往后几十年不休吴楚血战的序场而已。吴楚之间的战争，从频率到内容，极可能就是春秋最惨烈的一组战争，比较接近日后战国时代形态的战争，不像春秋这种有保留的、总讲究点别的什么的战争。

申公巫臣是那种你最好别吵醒他的厉害人物，他的视野不限于一国一地，总是一出手就好几个国家为之震动，楚共王的开明处置，是否也意识到这点？

美人夏姬，后代好像没谁为她写诗，但她有一首确确实实的赞美诗，那便是申公巫臣此人，以及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其实并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夏姬，申公巫臣本来可以成为怎样一个人、过怎样一种人生——他简简单单的便高出身边所有人一头。这个人，判断事情快而狠而精准，有那种几乎学习不来的进一步想象力和创造力，只要现实裂出一丝缝隙、一点稍纵即逝的机会，他马上能发现它抓住它并知道接下来如何有效利用它展开它；更难得的是，像他这样敏锐快速的人，却同时极富耐心，他沉静得下来，愿意而且习惯用三年五年甚至更久来做成一件事，得到一个美人，或几乎凭空地创造出一个可与晋楚匹敌的强国。这么说，今天跨国大企业重金猎取高阶人才，整部《左传》他们会挑谁？我相信第一个就是申公巫臣，只要他们书读得够仔细。此外，他居然还生在对的地方和对的时刻，不只是超级强权的楚国，还是楚庄王时候那一个最好的楚国；对的还包括他的出身，他拥有足够的大家族实力和正当性，在春秋当时这是个不必太聪明也不用特别努力都可以呼风唤雨的生命位置，轮都轮得到你，更何况子反子重之辈差他多少。也就是说，申公巫臣能有的都有，聪明如他会不知道吗？但夏姬的现身楚国，他的人生在这里转了个大弯，用了更大气力，还赌上身家性命，处心积虑多年，只成功地成为一个流亡者和一个丈夫，事实上，要不是子反的不智，他的一生就大梦一场地至此沉睡下去不是吗？变成只是另一个公孙敖。这样来试着回想初见夏姬的那一天，想想当时楚庄王和子反无可遏止的骚动和他的全然不露声色，这还真是惊心动魄。

夏姬何时开始和申公巫臣共谋不知道，依《左传》，最可能是早在她离楚去郑之前。我们从人性来说，楚国终究是个灭她国家、还杀她儿子的南方蛮夷异国，她想要的究竟是申公巫臣这个人，或一个丈夫，或仅仅只是离开此地回到某个接近原来世界原来生活方式的机会，这也不得而知，可能连她自己都不容易说清楚。这里，我们只试着多指出一点，我以为蛮根本也蛮确实的，那就是夏姬也许不是也无法是个对自己命运太有主张的人。《左传》中的男女情欲之事，很多次系由女方发动主导，基本上取决于权力而非性别（在父系社会的大背景下），夏姬的故事记述得比谁都详尽，而我们却只看到她近乎驯服近乎虚无的柔婉。我猜想，她的不幸就是因为她长得太美了，她因此不断惹到一个一个大她太多的世界，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每一趟命运潮水，几乎都远比她力量大。这会是一种几乎安宁不了的骚乱人生，也是一个只容得下情欲、来不及让情感生成的匆忙粗糙人生。情感是远比情欲精致缓慢的东西，它得置身于一个小一点的世界，需要一点点不被侵扰的空间，以及稍稍长一点的自由时间。这些寻常可得的东西都是夏姬难以获取的，得到了也难以持有，她的生命里随时有一堆窥视的人，这也很难不内化为她的心性人格、她看待世界的方式、她的基本生命态度。这一切，若有可能，也许只能等到她年老之后。但偏偏她好像是个比较不容易老去的人。

去到晋国，夏姬这才从《左传》里整个隐退，看来这个不怀好意的世界终于放过她了，多年之后，我们只从叔向母亲口中知道，她和申公巫臣生了女儿（高龄产妇？），申公巫臣先她而死——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有理由相信（也许带着点期盼），她和申公巫臣这最后一段的偕老夫妻生活应该过得不错，至少是平顺的。

一个乱伦公式

这里，我们来看个有点骇人的计算公式，没记错的话，是从已故古生物学者古尔德的文章里看来的（另一个科学作家卡尔·萨根也谈过），也就是说，这个看似胡思乱想的公式携带着人类学、生物学的严肃质问。

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而且一样，我们都有一对父母，四个祖父母，八个曾祖父母，并由此上推，很容易看出来，这就是最基本的幂数——稍知幂数可怕的人这样就晓得事情不大对劲了不是吗？就像我们常举例，一张薄薄大纸，只要不断简单对折，很快就厚到抵达月球（我自己是个还不坏的折纸人，业余级的，当然知道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继续——如果我们合理地以二十五年为一个世代，如此，一百年有四个世代，一千年四十，先到这里就好。换算过来，在一千年前，我们现在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得有240个先人，也就是刚好一兆个先人，当然男女各半。

一千年不是太久之前，在中国，那是北宋，我们知道不少当时的人和事以及王朝的模样，事实上，正史里还间歇地记载着当时人口总数，因为事关赋税；在欧陆，腐烂掉的西罗马帝国稍后才灭亡，今天欧洲各国的先人，还散居于整个欧陆被不太公平地称为蛮族；北美洲地广人稀，如小说家冯内古特说的，为数最多几百万的原来住民在那里过着辛苦但自由富想象力的生活，凡此。事实上，因为阿法南猿露西女士的矮小遗骨，在披头士《露西在钻石闪烁的天空》的LSD迷幻歌声中出土，人的存活历史已前推到超过三百万年了。过去我们文学隐喻地、今天我们基因回溯地，总试图找寻一个夏娃、一个最老最原初的母亲和子宫，但依公式，三百万年前我们应该有2的12万次方个先人才对，其中一半是母亲，也就是说，应该很好找，满地都是。

公式显示的结果当然和我们所确知的人类历史现象不符，也不可思议，既抵触了人类繁衍由少而多而天上星海中砂的最基本样式（科学估算，地球的沙粒总数为1020个），实际上我们这颗蓝色小行星也供养不起，甚至站不了这么多个祖先。可是，计算公式错在哪里呢？2的幂数是死的演算，是不受任何干扰的；25年一个世代绝无夸大，这也是基本事实；而除非人类某一长段历史时间里行无性生殖或直接分裂繁殖，否则我们就需要这些男女先人一个也不能少。公式看不出任何破绽，但其结果又和事实差异如此巨大无法以误差来消解，这就代表必定有其他奇奇怪怪的事在人类繁衍之路上发生，而且长期地、持续地起着作用。这个鬼一样公式的真正积极意义，不是要改变地球每一阶段时刻的人口数，也不是命令我们找寻宛如人间蒸发的巨额失落先人，而是迫使我们重新检查，人类的生殖繁衍，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错失的，或知道得不够认真不够彻底的真相？

这里先说，死亡并不能帮我们搪塞住这一巨大矛盾，死亡最多只稍稍舒缓（但其实无济于事）地球当下存活人口总数这部分，它对付不了需要的祖先总数，一个都减去不了。

这个公式倒不是没有它光亮的一面，那就是，这再一次地，而且逼迫着证实，四海之内只好皆是兄弟皆亲人不可，包括远近不识的人，包括敌意以及你恨之入骨的人，包括韩国人索马里人因纽特人全部——我们最好这样想，共用同一组先人，否则三百万年前的地球人口数又得暴增。剩下的只是，亲人该不该憎恶？

这个矛盾没乍看的、想象中的好躲闪好解决，因为最终还是得回来正面幂数祖先这堵高墙，不真正大量减少这一脱缰也似的数字，一切都只是徒劳；而减少祖先数字的可能也出奇的少，事实上真正可靠的好像就只有这一种，古尔德这么认为，我自己拼命想过也只好这么认为——那只好让我们的先人自身大量重叠，也就是一人分饰两角，乃至于三角四角；而且，这还得大量地而且不间歇地进行，否则一定追赶不上可怕的幂数。

一人分饰两角三角四角的生殖繁衍，我们笼统地称之为乱伦。如此，这个幂数祖先公式可能更改了我们的人类生殖繁衍基本图像——乱伦，极可能并不是早已禁绝的、羞耻的、人怀着无可饶恕罪恶感的情欲之事，也不是稀少的，而是人类几百万年的基本事实；以及，人类对乱伦的禁制，不仅来得相当晚，而且并非以一种森严的、断言的命令形式出现，毋宁是人一个缓缓的发现觉知过程，并一直尝试找寻一条边界，无论如何，这至少说明乱伦禁忌不是一种原始的生物性机制，而是人日后逐渐形成的主张。

因为弗洛伊德的太过激动缘故，古希腊的俄狄浦斯弒父娶母悲剧故事显然被夸大地、过度延伸地、巫师式地解释，乱伦也被说得可怕沉重乃至于像是每一个人（尤其男性）生命深处都有的骚动恶魔，事实上，我们从这个已戏剧性处理过的故事（有没有原来的事实根据呢？）较合理读到的应该是—— 一、俄狄浦斯在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娶了自己母亲，这直接说明此一生物禁制的自然防堵并不存在，他的悲恸是人的道德懊悔，而他刺瞎自己双眼继续自己的流浪命运，这一惩罚也是人的自我惩罚（俄狄浦斯可选择不同的自惩方式，甚或不惩罚），而不是外在的、无可商量的生物机制性惩罚；二、俄狄浦斯的自觉罪恶滔天，究竟是因为自己杀了生父（二级谋杀、非预谋的）还是娶了母亲（近亲通奸）？或两者比例如何？三、俄狄浦斯显然并不憎恨他的父亲，也没恋慕他的母亲，他杀了某一个国王，接收了王国和王后，只是依当时人们征战抢夺的现实惯例而行（故事里是他解破斯芬克斯谜题的“奖品”）；四、即使俄狄浦斯的罪恶感集中于发现自己娶了母亲，我们仍得继续追问，这是俄狄浦斯一个人的想法，还是希腊人普遍的想法？甚至竟是亘古以来人类根深柢固、大家全都这样的想法？五、希腊人讲述这个故事，原来要说的是一个人（本来可以是个英雄的人）的无可抗拒命运捉弄还是凸显弒父娶母这事？以及，在希腊一大叠神话传说故事中，它有没有某个特殊的位置？事实上，真正赋予这个古老故事如此显赫地位的是几千年后的弗洛伊德，以及近代的人类世界，这再次说明有关乱伦禁忌一事，更多是我们后代的警觉而非古老的历史事实。

于此，我想起大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某次发言，他一派轻松地引述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至今仍鲜活流传的民谚：“在你那个村庄里找人结婚；要是可能的话，找同一条街上的人；要是可能的话，找与你同住一个房子里的人。”

我们稍稍看下去想下去，很容易发现乱伦真的是个太过笼统，也带来不必要误解的词；也很容易发现，它并不可怕罪恶，而且很快就变得毫不可怕毫不罪恶，如果我们不对它做最严厉、如置放于显微镜底下的意义界定，那它不知不觉地每天都在进行，我说的是我们活着的当下——这么说，当我们带着生物性、基因性的坚实理由宣称，四海之内皆兄弟姊妹，我们都有共同的来历（科学的说法是东非）、共同的母亲（基因研究，我们已能开始描述这位夏娃母亲），像约翰·列侬Imagine歌里劝告我们的，那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生育繁衍之事就只能持续在兄弟姊妹之间进行。你怎么可能只说这一面、不要另外那一面呢？

弄乱人的关系

先说，因为人类学的辛苦工作成果，人类的结合婚姻之事，我们知道了，非常复杂，而且什么状况几乎都有，像维克蒙坎部落，一个男子不仅允许娶他外孙的堂表姊妹，而且这样的婚姻还成为一种法则。但这样很容易模糊焦点，所以我们尽量把话题限制在春秋这两百年时间，以及这片土地上。

《左传》的情欲故事有不少乱伦情事（姑且仍称之为乱伦），倒没到俄狄浦斯这么刺激，最严重只达兄妹的地步，其中最有名也闹最大的一次是齐襄公诸儿和他妹妹文姜，两人应该早有男女关系，鲁桓公三年文姜嫁到鲁国时，齐襄公还一路相送出了齐境直到鲁地讙，这是不合礼法也不寻常的，糟糕的是，两人如此的旧情难忘难舍（事实上很难只用情欲来单一解释，因为已各自婚娶，所以至少还应该包括人的愚蠢、任性和邋遢云云），鲁桓公访齐时文姜跟去了，事隔整整十四年热情居然不见冷却，两人颇公然地幽会并因此曝光，齐襄公因此派了大力士彭生以某种职业摔角招式拉杀了鲁桓公灭口，这桩任谁都看不下去的大型丑闻，最终鲁国这边硬生生地吞了下来，接受了齐国以凶手彭生杀人偿命收场。

《左传》里，我们今天称之为乱伦的，大多发生于婚娶之后的家族内私通，非常频繁常见，像是夏姬在二任丈夫尹襄老死后私通于他儿子黑要；像是晋国的庄姬公主嫁了赵朔，又私通于赵朔的叔父赵婴齐云云。没有俄狄浦斯式的母子故事，不论是没发生过（这不大可能）或因为种种原因没记述下来，可能透露出彼时对所谓乱伦禁忌的认定及其进展阶段，垂直性的直系血亲尤其是母子之间，极可能就是此一禁忌的第一步、第一道界线，当时就划在这里。这很容易援引、贴附某种素朴可见的生物现象，至少中国人很早就这样相信这么说，所谓禽兽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人也许可以没志气一些跟牛马犬羊一样，但不要降低自己到禽兽不如。

古希腊的雅典有特殊的主张，休谟在一七四八年就这么问过：“究竟是什么原因，何以雅典法律规定可以和同父异母而不是同母异父的姊妹结婚？”也就是说，恰恰和日后中国人的想法相反，这个一样是父系统治倾向的著名城邦，颇奇特的，“乱伦禁忌法则对于母方更为严格”。日后，人类学者在不少社群比方英属哥伦比亚的奈丘特人也找到同样的乱伦禁忌法则。这可能来自于相似的母子关系察觉及其延伸解读，不允许来自同一个子宫的男女结合。看襄公和文姜这对同父异母兄妹（应该是吧），也让我们不禁想起这个。

但这么多亲族内的私通故事，我们看，《左传》述说时丝毫不改换说话语调，尤其完全不加道德谴责，只作为某件乱事、某个灾难的源由来讲，告诉我们事情何以至此。或更精确来说，若有所检讨有所谴责，也不着眼于人的不德，而是其不智和不宜，它弄乱了人的明确关系，破坏了稳定可依循的秩序，从而引发了灾难。

那是不是说，诸如其类的私通情事，只要不招来灾祸就没关系是吗？是有这个意味，但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彼时人们已一次一次察觉出来，这样的不伦情事和灾难不幸有某种“亲和性”，不必然但几率蛮高，这样的警觉持续累积，并可思议地缓缓发展为乱伦禁忌的下一步、下一道界线；或用大白话来说，这不会是好事，更多时候还会招致不好的结果，尽管不是什么滔天大罪，但能免则免。

来看个《左传》里相对正面看待的乱伦故事，晋文公重耳，一般认为是春秋第二号霸主和明君，事实上，也许人生历经险阻洗掉不少习气，他人格上比第一号的齐桓公要干净少缺点——晋文公重耳十九年流亡的最后一站是秦，秦穆公决定支持他回晋国接掌君位，在秦期间，秦穆公给了他五名女伴，其中怀嬴正是重耳侄子子圉、也就是当时晋君怀公抛下的妻子（所以才称之为怀嬴），重耳尽管感觉异样，但最终仍接受了这个妻子，《左传》也以为这是明智的（难得有好结果的不伦之事）。此一犹豫过程，《左传》只生动地记载一件事，说重耳在怀嬴首次侍奉他洗手时，有些不高兴也有些敌意地甩水在怀嬴身上，这位聪明有个性的秦女马上抗议，秦晋是相同等级国家，为什么看不起我（不说此刻秦强晋乱、你流亡于此已很客气了）？重耳立即改容谢罪；日后《史记》则还引用《国语·晋语》中的另一资料，当时是司空季子、子犯、子余一干手下力劝重耳接受，话说得很粗鲁：“我们就连他（怀公圉）的国家都要攻伐，更何况他的妻子。”有现场的真实感急迫感。

顺便说一下，并非全不相干，晋文公重耳算是命运坎坷，但一路碰到一流的女子，这是他命最好的部分——他先娶了狄女季隗，出亡时重耳交代季隗，等我二十五年，二十五年我没回来你就改嫁。季隗大约是笑着回答：我二十五岁了，再个二十五年都老得可以死了还嫁人？放心去吧，我会好好留这里等你（这应该是《左传》惟一和守贞有关的记述，但显然不是一种规范而是夫妻间的商议，是季隗一个人的决定）；流亡齐国，又娶了齐桓之女姜氏，大约过得太幸福如尤利西斯和卡吕普索那小岛七年时光，不想走了，还是姜氏先力劝，最终又和子犯联手灌醉重耳，硬生生把他“运出”齐境，也跟尤利西斯的最后航程一样，醒来的重耳气得拿戈找子犯拼命。姜氏为封口还杀了桑树上不小心听到出走计谋来告密的养蚕婢女。再来就是秦女怀嬴了，子圉逃归晋国前夕，要怀嬴同行，怀嬴拒绝了：你是晋国太子，想回晋国这是天经地义；我嫁给你则是奉命留住你，若随你回晋，那就背弃了君主之命，所以我不跟你走，但我也绝对会为你保密到底。

有理有情，心思清明如水——春秋记述的是男性争逐的外头世界部分，但并不乏这样精彩的女性，尤其在男性每每陷于混乱、陷于沮丧软弱不知所措之际，她们“提供一种花岗岩一样沉默但坚定、可信任的力量”。我自己很喜欢的还有楚国的王后邓曼，以及那个卜筮诬指她婚事不祥的晋国伯姬。其实私通之事不断的鲁宣公夫人穆姜也非常精彩。

两千年时间相隔，这之于人的基本欲求、基本情感，其感受和反应（可仿用经济学所说的“第一类需求”）可以无甚不同，我们正是依据人的根本恒定性，才得以同情，得以循路理解、讨论、判断当时的人和事；但人的实际行为这一端则变异极大，我们得考虑很多东西——春秋的男女之事，我们宁可说这是彼时人对婚姻不同认定、不同期待、不同防卫选择使然；也就是说，看你优先要得到什么、要保护什么，从而决定当时的婚姻形貌。比方是生育繁衍的顺利遂行还是关系的稳定，这两者极多时候便不一致，甚至背反，而此一选择又直接受当时人口数量的变化牵动，人口的持续增加、脱离了灭种危险，会让婚姻逐渐转向关系的维护云云。

今天读人类学、对早期婚姻家庭各种实况及变动包括“族外婚制”有所理解的人就不必我们多做提醒（春秋的这些姻亲乱伦，其实是典型的族外婚制现象，一切迎刃而解）。这里我们只粗略地回忆一下，作为一个理解的背景——人类的生殖繁衍之事，从必要的男女结合到家庭建构再走向今天几乎是普适性的一夫一妻制（列维——斯特劳斯以为一夫一妻制是最终的合理结果，因为这正是男女的正常比例），这是一个漫长的演化故事，它的前半截是生物性的、身体的，单纯对着天择，目标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物种的存续，大致上进行到家庭的出现为止。最原初的家庭形成，是生物性演化的延伸，可视之为一种生殖繁衍的有效竞争手段，不算是人的发明，也并非人类独有，为的是确保其生殖成果，让生殖这件其实很危险又消耗性的大事“效率化”。我们在鸟兽虫鱼其他物种都可见到类似的演化进展（配合着它们各自不同的身体），人们也常拿来相互支持印证，作为一种寓言、一种启示，或由此想象一种根源性的自然法则和道德命令；也大致从人类家庭的出现开始，在这个新的基础之上，人的生殖繁衍之事缓缓走向所谓文化性、社会性的独特演化之路（当然连同着他独特的身体，包括他生物界最复杂的脑子、最灵巧的双手，以及发情期长而不明显、不用后即分离、最适合家庭存续经营的性器官、性行为方式）。我们也可以说，至此人类算是成功地从森严的物种存续竞争铁链挣脱出来了，男女结合不（必）再只听从一种命令，目标也不再只有一个（即尽其可能地生养众多），这是人类独特历史的实况，也是我们的常识：男女结合可以有更多种更复杂的功利性目标，就像怀嬴自承的，她嫁子圉只是奉命留住这个晋国的重要人质；也可以没任何功利性目标，这不是人们不免怀疑但一心向往、以为最美丽最纯净的男女结合方式吗？也可以结合但不生殖，抗拒着古老的生物命令（以及比较在意古老命令的各自家长）；还可以不结合，终身禁欲应该是人类最独特（奇特）的思维和行为，也是对古老生殖命令最彻底的叛离，大自然界有其他这样守贞的鸟兽虫鱼吗？工蜂和工蚁那种应该不算数，它们是个无性的身体，此外，它们演化成这样，更是“不计一切”地为着保卫蜂后蚁后的生殖不是吗？

春秋当时，男女的结合之事，显然犹存续着较素朴的生物性面貌，生养众多仍是重大目标（尽管已不是惟一），因此，捍格于生育根本目的的各种男女之防还不可能太严谨，比方寡妇就生育目的而言，毋宁是所谓生产资源的闲置，不仅有违人的情欲本能，还是一种浪费；此外，战乱不绝、死亡远高出“正常”时日的现实（尤其男性死亡率的可思议升高，造成男女比例的不均衡），也对男女结合、家庭建构之事产生种种返祖效果，这是基本背景，这样我们才不会太冤屈当时的人，尤其是真正负责生养的女性，一样的，你怎么可能只要这一面、不要另一面呢？

我们也得在这样的背景和认知里试着理解春秋的乱伦情事。列维——斯特劳斯便不认为所谓的乱伦禁忌是生物性的根本设计，“如果说这是生物基本禁令，那我们就想不懂了，干嘛还需要人类用这么大的力气来一直防御它呢？”——的确，我们在大自然界怎样都找不出稍微像回事的“证据”（不是没人找，而是找不到），最接近的可能是某些雌雄同体但采行异体交配育种的植物，它“精巧地”让雄蕊和雌蕊的成熟时间错开来，以增加变异的可能云云（其实正确来说是，它“不知不觉”采行了这种繁衍方式，并“不知不觉”淘汰并替换了没这么做的同类。生物演化是不思考、不预见、没计划的），但这毋宁只是生物由自体分裂、自体直接复制的无性生殖走向异体交配的一步，乃至于一个演化环节而已，事实上，另外一些植物则彻底演化为雌雄异株，动物界这边尤其是最晚出的哺乳类更是如此。

但同时，列维——斯特劳斯说：“事实上，很难想象存在着没有乱伦禁忌的社会组织……在反对同宗血缘孤立倾向的过程中，乱伦禁忌成功地编织了姻亲之网，它使社会得以延续；没有它，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生存。”——也就是说，乱伦禁忌同时是“打开”，打开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至一个部落，不一定是其原来的目标，但却是一个很快会察觉的结果。

列维——斯特劳斯的想法和我们从《左传》中实际读到的很接近，他以为乱伦的防止是人类日后的主张，而且一开始的理由应该还不是生物性的，比方近亲繁殖可能会生育各种不良不健康的后代乃至于怪物如《百年孤独》里欧苏拉害怕以至新婚之夜抵死不从的那条猪尾巴（这个也许并非全没科学根据的恐惧无疑是夸大的、恫吓的、梦魇似的，为的是强固此一人的禁令，其因果顺序是倒过来的），而是当下社会性的，直接危害到人类世界的特定建构。我们得注意这两者时间的不一致，相较于遥遥日后的、有侥幸可能、也许得好几代反复近亲繁殖才显现的不良生育结果（《百年孤独》的猪尾巴出现在接近百年之后的最后一代乱伦结合，那具蝾螈也似的小身体被蚂蚁抬走），乱伦在第一时间便会紊乱人的关系，破坏人的位置，从而让一个家庭、家族乃至于奠基其上的团体、国家不知道该怎么组织管理、无法顺利分工运作，这样的灾难明白、立即、远远早于所谓白痴或怪物后代的出现——我们倒用不着怀疑，人类从作物的年年种植、从牲畜的长时间牧养，极可能经验性地察觉出一些端倪，但这个察觉仍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甚至侥幸的（更对抗不了当下激情）。《左传》中，我们引述过了，惟一一次以生物性理由劝告（而非指责）的乱伦情事，是郑国子产之于久病不愈的晋君，但子产的生物性理由仍是不成立的，他说的伤害是对晋君的身体而非后代；但这个故事更有意思的讯息是，子产也说出来人是无法生物性地辨识出结合对象的血缘来历（意即没有身体性的可能警觉存在，如俄狄浦斯和他母亲的结合），人只能借助其他线索，所以同姓不婚，姓氏不得已被认定为最可靠的界线，如果婚娶对象无法确定其姓氏，那就只能碰运气了，即问卜，子产说这是自古流传的解决方法。

人关系的紊乱，这里来说个老笑话，说一对父子AB交叉娶了一对母女CD，所以这个新家庭的关系便是，A的新妻子D同时是他的孙女，A的儿子B同时成为他的岳父，A的媳妇C既是他的岳母还可以再下降一阶是他孙女的儿媳妇，依此，就像博尔赫斯最害怕的镜子迷宫，可无限地繁衍并紊乱下去——这个家庭最好别选择四人同住，否则大家每天早上见面都很困扰很尴尬，连寻常招呼都不晓得怎么打；也最好别再生育后代，那只会更乱，而且怎么教小孩呢？还有，偶尔碰面最好大家都直呼名字（如某些欧美家庭那样），也就是说，放弃彼此的身份关系，躲开它。

也就是说，建立这样一个家庭并非不可能，但每天都有数不清家庭建立的这样一件寻常事，就是会变得这么困难令人生畏。

血亲间的乱伦（《左传》已少见）和姻亲间的乱伦（《左传》层出不穷）基本上都是人的情欲之事，一样的本能冲动，一样的行为进行，具体层面上应该没什么大不同，但前者少后者多不成比例，不论是取决于实际数字如此或记述者的选择，可能都说明了当时人们的基本想法，以为前者远比后者情节严重，这也很接近我们今天的认知。可是为什么呢？我平凡不出奇的想法，差异不在情欲本身，而是和外在世界联系的这里，是身份位置的不同使然（其实办公室恋情，尤其发生于垂直性的上下关系时，也有很相似的紊乱效果，这是另一个很好的参照点）。同样紊乱人的关系，血亲乱伦破坏的是最难以解除难以放弃的一种，或一般相信，“不可能解除的关系”。关键也许在这里。

来说一下“人尽可夫”这句不堪成语的来历，正是出自《左传》，鲁桓公十五年的郑国，不是骂人的恶毒话语，而是（说者以为）揭示一个常识性的道理——当时郑国掌权的是祭仲（《左传》对他有贬意，《公羊传》则盛赞他），国君谁当由他决定，郑厉公实在受不了了，要祭仲的女婿雍纠郊祀时刺杀他，雍纠把此事告诉了妻子雍姬，雍姬陷入天人交战，跑去问她母亲一个根本问题：丈夫和父亲究竟哪个比较亲？母亲以为这完全不是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是丈夫（“人尽可夫”），父亲则只此一个不能替换，这怎么能比呢？因此诡计曝光，祭仲先下手除掉自己女婿，政变失败，郑厉公算很够意思地载着雍纠尸体出奔蔡国，还是气得边骂：“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和《左传》大致同时代的《礼记》一书，应然的思索超过实然的记述，追究并试图规范的便是人的位置、彼此关系和合宜的行为方式。《礼记》以为惟一无法解除的便是与生俱来的血亲，其他君臣、夫妻、师生、朋友各自到某种地步都可以放弃，比方说君臣，臣子三次劝告（而且不必直言，以免危险）不听就可以走人，但父子不能这样，父亲不听劝，做儿子的只能号啕大哭紧紧跟住他，有死缠烂打的味道。这使得人在血亲此一身份上的行为可能弹性最小，顾忌最多，办法最少；也使得“孝”的实践，成为所有德目中最难实践、最常违反自己是非善恶基本认知、累积伤害最多，也最容易陷于绝望的一项；也因为无法解除，没有出口，遂有成为某种诅咒、某种醒不来梦魇的可能。《左传》里有这么两句话，非常沮丧但非常生动现实，进一步探视了某种无法解除的不平衡关系的陷阱式困境，这是富辰说出来的，但他是引用当时的俗语：“报者倦矣，施者未厌。”报恩的人已竭尽所有快被榨干了，但施恩的人还有所要求至少仍有所期望，这可见当时的人并非不察觉，也许只是不忍用于家人父子血亲这里而已（其实最该用在这里），跟我们今天一样。我认得的人，尤其是相近年纪的朋友，应付这个据说是敌意、无情、压榨、人吃人的外头世界，一般来说不大是问题，往往还游刃有余，但除了极少数运气太好，真正束手无策的永远是温暖的家、是这些“不可能解除关系”的家人，先小孩然后父母，或倒过来，或同时发生缠在一起，一个个都衰弱到快发神经病了。

情欲强大的紊乱破坏力道，人们也很快察觉出来了，尤其在于情欲关系和一般社会性关系这两种关系的不同质、不共容而且难以和解——情欲关系是亲密的、私密的，或说是激情的相互侵犯的，或直接说是赤裸裸的。这里，我们指的不（只）是衣服这部分而已，而是说人在情欲关系里通常得卸除所有一切，回转到最原始最单纯的生物性、回归成一具什么也不遮掩的身体；我们说，情欲关系尤其是不伦的情欲关系，通常是（或说起始于）一种支配性的权力关系这可能没错，但情欲“完成”带来的却是某种夷平也似的、“都一样”的素朴平等感，尽管可以隐而不宣，却再实质不过地在人心里发酵。而社会关系这边，则不仅是上下层级性的，而且是节制的、有公私分界的，人不是以整个自己、整具身体参与，而是某种身份；不像情欲中人是生物性意义的human，在社会关系里人是角色性意义的person，汉娜·阿伦特曾指出，person这个字几乎是连字带意义地原封不动从拉丁文的persona搬过来，它原来是个面具，一副只嘴巴处有极大开口的面具，人戴着它进入外头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说话。

我们每个人都不难经验的（直接或间接经验的，比方从办公室里）证实此事——有熟知你面具底下赤裸裸样子的人在场，人多难再戴着这副面具一本正经地说话，尤其这个知情的人又不是应该会配合你、不揭穿你的名正言顺夫妻家人时。那会很狼狈，总感到威胁，仿佛某个暗黑角落里不时响着嘲讽的轻笑声音。

只是一种不恰当的情欲

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讲，起码《左传》所显示的是这样——乱伦，不因为生物性意义的乱伦，而是作为一种“不恰当的情欲”、包含在所有不恰当的情欲里被反对，当然，它是最不恰当的一种；而族外婚制里的姻亲重复结合（妻子的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云云，还有《左传》里几乎仍是规矩的，由妹妹接续死亡、无法再履行妻子职责的姊姊）不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姻亲间的私通乱伦（因此）被特殊地宽容（相对于血亲，或正确讲，相对于父系亲属系统），也说明这不是真正的乱伦思考，而是在彼时婚姻、家庭家族的总体关注底下有其一贯逻辑的对情欲问题、生育繁衍问题的一种处理。

我们说过，乱伦其实是个太笼统的说法，主要在于缺乏界线，所谓的近亲得“近”到哪里、到亲属关系的哪一阶才算数，或科学的，基因要相近到哪个地步才是危险的；我们也可以讲，正因为乱伦没有明白可信的生物性界线，从来，便只能“借用”外在的、既成的社会性界线。因此，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现实真相大致上是，乱伦的现实界定一直是倾向狭义的，一般只及于直系血亲，或至多到关系明确、可辨识可叫得出称谓的近亲这只两三阶的封闭范围内，接近于“住在一起的人”。而这个不得已也不准确的界定无意中竟也是明智的、可行的，不论就生物性的防范或社会关系的防范。

由于并没有生物性的森严禁令和明确的惩罚存在，乱伦的进一步追究思索，势必得离开此一最狭义的近亲范围，进入到陌生不识之人的大世界里，要另外找出一道稍稍清晰的界线，这其实远比想象的困难；但也正因为是在陌生不识之人的世界里进行，所以这道新的人为界线是否恰当、有没有被违犯也就没太大关系了，这既不会有所谓的近亲繁殖（可疑）生物性惩罚，更不会扰乱破坏人们要建构、要保卫的社会性关系，也就是说，这毋宁只是个道德思索题目，或只是某些人太过神经质的杞忧而已，比方弗洛伊德。

非要在陌生不识之人的大世界里划出一道更小心翼翼的乱伦界线，依子产（或《左传》），古来能依据的只有姓氏；《国语·晋语》讨论重耳和怀嬴那桩多少让人不安的跨国婚事，谈得较多较有个理论架势（但完全不通），说来说去也就是个姓氏而已。这一方面深植人心（同姓不婚，几千年后今天还在），但另一方面也差不多到此为止了。我们都晓得，姓氏本身就不是个稳定的东西（还有人素朴地发现，中国是姓少名多，相对于欧美的姓多名少），同时，姓氏的切割也不吻合生物的遗传基因，在中国，几千年来更纯粹是父系的。在这样千疮百孔的姓氏基础上，想想是可以的，但既无法建构起某一种理论，也无法拟定可执行的现实规范。

所以我们说那个重复祖先的幂数公式并不可怕，它始终不知不觉地在进行，包括此时此刻。不知不觉的意思是，其场域是陌生不识之人的广大世界，既不带来无可挽救的生物性恶果，也不破坏社会建构和规范，甚至连人的负疚之心都不惊动，流水一样平静进行，直到某个无聊的人发现这个公式来吓我们一跳。

台湾规定，同姓的堂兄弟姊妹禁婚，也就是说，两千年后我们的法定乱伦界线仍停在这里，也仍是姓氏，若干年前，这道界线被稍稍外移到连异姓的表兄弟姊妹也纳入进来，但这并非来自于立法者对乱伦一事的认知改变，而是基于男女平权的缘故随相关修法一并调整，父系母系一视同仁。当然，从纯生物性的理由来看，这调整也是宜当的公平的，因为堂表兄弟姊妹和“我”应该是等距的，事实上，在其他很多民族的亲属系统里堂表是不分的。

我们并不知道，也可合理地怀疑，这条法令是否有严格地执行，办事人员在处理结婚登记时是否警觉地一一上溯，尤其表亲又少了姓氏的直接依据、不易一眼看出来。但真实的情况是，这已不怎么困扰我们了（不意味着绝迹），原因在于这类的婚姻情事已少发生，或说“不需要”发生，世界这么大，对象这么多满街都是（申公巫臣也这么劝子反），干嘛非跟你的表兄弟姊妹谈恋爱结婚不可呢？今天，这种恋情只要人心里有一点点相应的警觉便可以不开始、可无从发生。

但表兄妹，这不是几千年来最适合谈恋爱的天成佳偶吗？中国的传统故事传统戏曲不都这么来的吗？近水楼台，还亲上加亲（或比较有学问地说，确认一种亲密关系），上一代的人乐见其成（还有所谓的指腹为婚不是？），就算上一代某人因家道不同、势利之心发作非阻止不可，不是让这对天可怜见的表兄妹更是非爱不可吗？这种通俗故事贯穿极长时间直到近代，比方琼瑶写的《婉君表妹》，三个兄弟一起爱上美丽表妹，这个短篇小说不断拍成电影电视，直到才不久之前。

我们与其背反几率地相信，表妹必定是美丽的天人的，倒不如平实相信，表妹，往往是直系血亲之外，第一个闯进来的可能对象，是人情感情欲的一种铭印以及第一个可能出口。

同理，母亲、姊妹以及堂姊妹也是如此。这正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意思，早期的、原始的乱伦，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异性有什么极特殊的性吸引力，也不是人身体里有某种暗黑的情欲成分蛰伏着骚动着，而是不那么容易找到对象而已，在那个人散居于大地的时代。所以婚姻对象甚至得通过抢夺、通过战争来获取（新几内亚的土著这么说：“人们只能在与他们交战的那些人当中找到一个妻子。”），直到今天，我们从较讲究的婚礼仪式里还处处看得出这类“遗迹”；这进一步便是族外婚制的发生，两个家族、部族缓缓相遇、接壤，合理地改用协商，乃至于连协商都可一路省略的惯例约定方式进行，彼此生养而不是彼此相杀，增加人数而非减少人数，代价小，供应稳定，还能积累地发展其他的有益关系，扩大人生存的想象力云云。我们读《左传》，齐鲁两国尤其明显是这样，尽管不时失控发生一些麻烦，联姻之事始终不怀疑地代代进行，这很可能不自周公太公国始，而是源远流长于商代犹是西土的姬姓姜姓部族时。

所以，早期的、原始的乱伦其实几乎是可以“自然”解决的，只需要人有一点点不安、一点点警觉就够了（不论是生物性或社会性的疑惧）；日后乱伦重新（或依然）是问题，其实是“人为”的，最主要当然是各式各样性禁忌的思维，造成所谓性的压抑，像是把性视为羞耻乃至于罪恶之事、男女间严防隔离、对贞节尤其是女性贞节的非人性要求云云，情欲找不到出口，用我们前述的话来说是——在一个人已非散居、已不难找到对象的时代，逼使人无法接触、得到对象，等于是变相地回到那个眼前只有直系血亲、只有寥寥那几个异性亲人的古老时刻。

但这不是春秋的问题，这在中国至少要到宋明千年之后才发生。春秋当时，人们先狡狯发现的毋宁是性的现实力量及可能利益。乱伦会紊乱、破毁既定的关系和体制，是的，正是要紊乱它破毁它，好把水弄混，或拆掉重来，由此创造、获取新的现实利益。因此，乱伦便不单纯只是无可遏止的情欲需求，它同时可做成其他事，晋文公和他一干流亡手下最终决定接受怀嬴，不就是破坏、取消并替代子圉和秦的原有关系吗？事实上，《左传》还清楚记述一桩“强迫乱伦”之事，发生于动乱时刻，还弄到灭国重建的卫国——这里，我们从稍远的卫宣公讲起，因为这是一个连续性的情欲乱伦故事，乱成一团，不下于我们那个父子AB娶母女CD的笑话。先是，卫宣公和自己庶母夷姜私通，生下了急子（既是儿子，也算兄弟），急子长大后卫宣公为他娶齐女（宣姜），但这荒唐的家伙一看齐女长得很美就据为己有（原是媳妇却变成妻子），失宠的夷姜因此自缢而死，急子也因君位继承之争被害死，一场混乱之后，宣姜儿子朔如愿即位为卫惠公。但可能顾虑到惠公年纪太轻国家太乱这不够安稳，宣姜的母国齐这边强迫惠公的庶兄公子顽（即宣姜的侄儿）和宣姜私通继续生产可能的国君继承人。《左传》记载，公子顽原是抗拒的，但最终屈服于现实压力，和宣姜极有效率地至少生下两男两女，有一不做二不休的味道，其中一位便是卫国最重要的国君卫文公，也就是卫国稍后亡于狄人、在齐国协助下接掌君位、让卫国从只剩三十辆兵车恢复为三百辆（可由此计算其人口数及其赋税能力、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重新活过来那个“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的明君卫文公毁，像台湾人讲的，歹竹不见得出不了好笋。

而强迫人私通乱伦好保有卫国影响力控制力的齐国，当时国君是谁？霸主齐桓公。

列维——斯特劳斯讲：“社会不管以什么方式批准其成员的婚姻，事实依然是，婚姻现在不是私事，从来就不是私事，也不可能是私事。”

不能只是情欲

有这么多让人目眩神迷的情欲故事，而且好像无论贤智愚庸谁都这样无可逃避，但这并不真的是一个情欲横流、人只剩情欲驱动不见情感抉择的罪恶时代，像《圣经》所说的索多玛蛾摩拉，据说只剩罗德这一家子是义人，或说还像是人，其他都只是野兽也似只知抢夺、摄食和交配生殖。《左传》的情欲充满更平实而且更合于真相的解释，基本上，那是人对性、对男女生殖繁衍之事有不同关注，也有不同现实压力和需求的时代，相当程度包含于彼时的婚姻方式里而非纯然的败德恶行，至少是可思议、可以看得懂的败德恶行。

更根本的是，《左传》是大历史记述，它得讲这么多人这么多事，时间长达两百年，空间幅员广大又破碎分割，基本上，它只能捕捉够大的东西——只及于人的情欲层次，很难进一步呈现人的情感。

夏姬、申公巫臣、公孙敖、怀嬴这些人，当然原都是一个一个完整的人如你我，但我们只读到他们两三件事，占他们人生的时间只千分之一甚至更少。我们难以确知他们的较完整感受，尤其不知道事件间隙里、事件过后的漫漫时间里他们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们连他们是开心是后悔都不知道；绝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他们人生只有这不伦性爱那几天几小时，而是历史记述舍弃了这部分遗忘了这部分，这是再清楚简单不过的事实，却也是历史记述的经常性盲点，或是基本限制。

人的情欲无疑是“大东西”，单纯、一致、恒定、亘古，不仅人跟人全都一样，而且跟其他物种也没太大两样，这于是是一种最好捕捉、最方便连结，也最容易说并听懂看懂不必多解释的东西。人的情感则细碎、精致、分歧，不同于情欲只是里外同质的一团火也似激情，情感比较像是个有厚度、多面向、有诸多可能而且还在生长变化中的东西，这于是构成了我们一系列的不同阶段困扰，从直接感受、进一步思索确认到语言文字的捕捉再现，再到连结于他者连结于世界找出意义和通则，这一路上愈来愈难愈容易失败；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困难，不在于察知它（我们时时察知），而在于要如何说它，就像奥古斯丁讲的，你不问我时我是知道的，你一问我我就不那么知道了。

人的情欲与人的身体同在，人多古老情欲的存在就多古老，或更正确说，在人出现之前已发生于其他物种，但情感呢？它究竟是何时开始有的？我们仍可以相信它一样源自于身体，也还是可以从人之外、人之前就有的其他物种那里看到（为数不多、较后期才出现、生物结构较复杂的物种如鸟类哺乳类），但不大一样的是，情感似乎是稍稍“晚出”的，在人之外的其他物种那里并不显著并不稳定，感觉还是个初级的模样，是某种雏形，是犹待生长进展变化的东西，甚至只是某种感官作用的停留和延长，不像情欲已像是生物演化的“完成品”。所以很多人或说很长时间里人们往往粗率认定，情感是人独特的、人才有的东西。

似乎是这样，情感更仰赖、更敏感于也更追随于感官的演化和进展，甚至还和已非第一层感官、感官升级到可记忆整理归纳思索判断想象云云的脑子发展有关（或说一路跟随着）；也就是说，比诸情欲，情感更是一种“知觉”，它不像情欲只单向地“发出”，还双向地、往复地“吸收”，所以它不完成不固定不收工，持续累积着消化着对世界的知觉变化，也记录着反映着人和世界的关系及调整，也成为认识，成为学习。此外，我们也想到，情感不同于情欲是一种特定的生物性强大驱力，负荷着同时也受制于单一而且沉重无比的生物性目标；情感似乎原来只是感官自身的延伸，某种生物演化意外跟来的东西或说作用，它“无用”、零碎所以自由，所以没有命令指使、不被干扰乃至于不被察觉地进行并持续累积生长，这样的累积于是进行于个体里而非物种集体，或说不立即返回到、归属于物种整体，在感官的共同基础上（所以仍可能相互理解）个别的发散，有更多的独特性和可能，也更敏感于自身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

至少，有一点我以为再明白不过了，也无法躲闪，要求我们提出不同的解释，那就是人在生物演化史的独特转折和“脱离”，人类自身独特历史的出现及发展，所谓“人的世界”。这时间奇怪地来得极晚（几千年至多万年相对于之前的几百万年），有生物学者人类学者笼统地称之为“新石器时代大爆炸”，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或更耐人寻味地问，何以人类已存在几百万年，却“延迟”到近几千年才发生？

我喜欢的已故古生物学者古尔德这么描述，也包含了初步解释，他指出，之前，人的演化同于一切生物演化，是“达尔文式”的，面向着天择，生命的绝对性任务就是生存繁衍物种存续；而人独特的历史演化，却是“拉马克式”的，亦即演化是文化性的、是在后天学习吸收累进的全新基础上进行，并因此不被死亡打断、不需一一重来一再归零地加速进行，生命的样式也缤纷多样。法国人拉马克这个美丽但生物性上并不正确的昔日演化主张，古尔德讲，却恰恰好说出了人类世界独特的、非生物性决定的进展方式建构方式；古尔德也细心提醒我们，达尔文式的生物演化也当然仍在进行，只是相对之下太缓慢也太细微了，它被新的演化覆盖住了。

正因为这是“延迟”发生的，人早已存在，我们无法说这是突如其来的，事实上我们也找不到任何明确的时间断点、有某件惊天动地的事在当时发生，一切都是延续的；我们的生物构造也没改变，仍是那具老身体，不只我们和夏姬、申公巫臣是同样的身体（除了夏姬那一具外形较美），我们和同为灵长类的黑猩猩差异也小得可怜、小到几乎没有意义（“只不过是程度的差异，而没有任何性质上的差别”），尤其是我们今天视之为奥秘所在的生物遗传基因——没有任何简单、方便并容许自大的生物性理由，可以直接解释我们眼前这样一个人类世界的出现，但这确确实实不同于其他的生物世界、黑猩猩的世界；人，“实在是非常特别，但又不怎么特别的一种动物”。

我们来看以下这段文字：“西元一七五八年，当林奈为自己那本著名的《自然系统》作最后定稿时，他面临一项困难的抉择：到底人应如何归类呢？是要跟其他动物放在一起，还是要另外特别创造一个范畴呢？最后，林奈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他把人类放在一个接近猴子和蝙蝠的分类系统里，然后用一些描述把人和其他动物分开。他以某些具体的特征（例如，大小、形状、几根手指头、几根脚趾头等等）来描写与我们有亲戚关系的动物；但对于人类，他只写下了一句苏格拉底（其实是德尔菲神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

如此，我们也就大致知道了，赫胥黎为什么这么说——相较于其他生物的稳定、成熟、可预期，“人只是一头幼兽”。

这里，我们得做个小小提醒，我以为是很必要的，尽管并不容易说清楚——历史阅读，于是很容易给我们一个认知陷阱，好像通过某种大时间的剥除或水落石出的作用，人会显露出某种“原形”，人什么都不是如是非成败都是虚空都可以短到轻到只是某种假象，人只剩身体是真的，只有饮食男女，只回复成某种最原始的生命体，差别只在于，这是用犬儒式的老于世故冰冷话语来说、用文学的夕晖晚照诗性语言来说，还是用哲思的明亮顿悟话语来说而已。而我的简单提醒正是，这其实是特定书写形式“选择/舍弃”的捕捉成果，而不是人都是这样、人只是这样。

无需也无法否认，情欲仍是一种强大的生物本能驱力如我们在《左传》处处看到的；但如果我们想了解、想解释的不是之前那亘古几百万年，而是这几千年、是人类独特的历史真相，尤其是人何以挥开纯生物性的演化单独前行（会通向哪里？会比较美好或一连串灾难？……），便不能不试着把眼光从情欲移开来，否则我们绕一圈又回到之前那几百万年，除了认定这一切、这一场只是生物传种繁衍的手段及伪装，我们什么也不会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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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盟会、一个国君和一个老人

鲁襄公二十七年夏天，当时孔子已出生了，年约六岁，“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这是《春秋》那一年的一条记载一枚竹简，多年之后长大的孔子这么写，但光是这样实在看不出来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不是吗？而且，地点选在小国的宋，参加的人又最高只达正卿的层级，春秋有太多的盟会都是国君亲身来的不是吗？所以说真的需要《左传》，人的记忆随风、随个体死亡消逝，只看《春秋》不看《左传》，我们后代的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何事。

这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场盟会，至少非常非常特殊，后代或称之为“弭兵之会”，也就是停战协定或者和平会议，参与的有九国（连主人的宋共十个，如果更正确地加入齐国，十一个），但其实就是晋和楚的一次大和解——这细心点就可从与会名单看出来。这张名单的不寻常之处之一就是晋楚两强反倒由执政者（第一号人物）亲临，颇讲究层级的春秋跨国盟会原有简单的换算公式，否则就是失礼或说丢脸（两千年后的现在台湾，对此依然敏感依然脆弱，好像形式上的所谓对等远比实质内容重要，或者说正因为懒得关心内容所以更在意形式），比方小国的一号人物对等于次国的二号人物，又对等于大国的三号人物云云。

有用吗？——我们直接翻阅后面（后代读史者的优势，我们有历史的下一页可看），大致上，晋楚从此算是不再正式交兵，终春秋之世，也就是保用了七十年时间至少；但战争有因此停止或减少吗？好像并没有，列国依然捉对厮杀，只除了跨国联军式的大会战稀少了，晋楚两国也依然用兵不绝，只是这两强之间仿佛从此竖立了一面隐形的墙，晋楚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兼并整理。楚国的状况麻烦一些，因为东边的吴国如旭日升起，就算想如先代（楚武王楚庄王等）继续北上问鼎大概也做不到了，所以真要计较，这个协定日后证实反而对晋国形成较实质的约束，而这也符合于本来的事实，事实真相是晋比楚积极于停战和平的寻求，这场盟会本来就可以说是晋国这单边的构想和发动，尤其是执政者的赵武，credit应该给他，这我们还会在盟会实际进行时一再看出来。

一场盟会，当然解除不了早已进入某种“冲突状态”的现实，哪有这等好事？这不仅我们事后知道，当时实际做事情的人也不侥幸地完全知道并戒慎恐惧。鲁襄公二十五年秋天，也就是盟会整整两年前，《左传》细心地先记下了这一次谈话：“赵文子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穆叔见之，谓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这段短短谈话有几处值得特别留意，一是、谈话者正是赵武和叔孙豹，日后盟会的晋鲁两国代表；二是，赵武先已创造出某种基础、某种大和解空气，因为晋国不仅主动降低了各国贡赋，还反向地回报诸国以重礼，战争一时已有缓解的趋向，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日后的这场盟会看成是赵武此一耿耿心志的下一步，两年后的弭兵之会这时已启动了；三是，赵武果然也看到了进一步的机会并以为该伸手抓住它，其中齐国崔庆刚上台得广结善缘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楚国这一年才由屈建（子木）接掌令尹大位则只能说是个好机会，需要通过说服才算数，赵武以为他了解屈建这个人，甚至早有交情，他判断此人可听得懂话，可拉得进来，这颇令人振奋，因为搞定楚和齐两个大国差不多就大事底定了；四是，赵武的终极目标是“兵可以弭”，这四个字的较正确白话文翻译是“如果我们一步一步做对所有事（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那战争有机会可以真的止息下来”，也就是说，这是个有条件也有限度的小心翼翼现实目标、是做事情的人而不是梦想家的目标。

如此，这场盟会不上达国君层级就很有意思了（鲁襄公二十六年，亦即正式盟会前一年在澶渊召开的会前会，解决卫国的问题并先整理好鲁国这边，鲁襄公亲自去了，却发现只他一个国君尴尬得不得了）。这样做出非比寻常承诺的盟会当然得各自国君点头（尤其晋楚两国）才行，但国君不出席，最可能的解释是，当时各国都明智地不把这场盟会视为Final，而是某种并没足够经验可把握、朝向未知的一个尝试，必须有失败可能的准备，并对会盟成果存有可保留、必要时甚至不予承认的空间（如美国、日本政府不签署商谈好的《京都议定书》）；也就是说，国家这边是被动的、被告知的，而且暂时保持观望，所以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行政策，而是人奋力想出来的一个目标，人的一次努力、寥寥那几个人带着务实判断也带着特殊意志的努力，跨国串联，试图在不该放它这样下去的现实世界里拉开一个缝隙，寻求另一种可能，这也许才是这场所谓“弭兵之会”最真实也最不寻常的地方。

日后孔子怎么看这场盟会呢？他当然无法书写于《春秋》的条状竹简记录上，《左传》记载孔子赞美“多文辞”（而非弭兵成果），似乎只针对其中某一场享宴，但也许不只如此——这场盟会，我们合理地想，无法像例行的盟会那样依过往的剧本流水般进行，这里有不少未知的东西，让人疑虑不安的东西，也必定有不少人必须临场应变发明、必须彼此说服的地方，人得试着去说不太一样的、没讲过的，乃至于带有想象成分的话语，把文辞逼升到某种高度、逼入到某种细碎缝隙之处。

至少，《左传》对这场盟会的描述是非常精彩的，书写成果超过任一场其他盟会；而且，不惑于道德之名，没有那些说得很顺的冠冕堂皇话语，认真、洞察、冷静，每个人物皆接近真实的样子，说着他应该会说出的话语。

以下，我们走入时光隧道般跟着重走一次两千年前的这场盟会现场，尤其留心书写者的书写选择，他是维吉尔，我们是但丁，由他指给我们该看什么。

未知·不信·恐惧

如同联合国秘书长总是不选自举足轻重的大国强国，这场盟会的召集人策展人是宋的向戌，但《左传》洞悉事实真相，并不把功勋交给他，事实上，《左传》话还讲得挺不留情的，“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向戌就是那种勤于奔走、想借此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向戌本人在宋国掌权相当跋扈，也不见什么价值信念，弭兵，之于他是个政客目标，而不是理念目标；是为自己创造一座舞台，而不是一个较好的世界。

向戌的奔走说服之路相当合理，是一种骨牌顺序，晋→楚→齐→秦→其他小国，果然先推倒早有弭兵之意甚至早有默契的晋国就成了。这流水般的过程，《左传》只选择记下来两个代表性的赞成意见——其一是晋国的韩宣子韩起，也就是日后接替赵武执政的二号人物，他视战争为恶（“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菑也。”），但他不认为弭兵真做得到或说和平真的可持久，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韩宣子说的不是泛泛的所谓“战争乃必要的恶”而已，他是具体地指出来谁会最赞同弭兵，答案就是永远受害最深的所有小国家加上所有的一般百姓（包含大国百姓），这构成判断此事的必要现实背景，非意识到、计算到不可，所以弭兵之议“虽曰不可，必将许之”，明明知道不可能用一场盟会来去除所有战争，但不能不参加的现实理由是，如果晋国不同意，那楚国必定第一时间同意，并以此号召，如此所有小国甚至所有一般人民都会站到楚国那边去，什么事都还没做，晋国就先丢掉了盟主之位。其二则是齐国的陈文子，他力排齐国其他人的质疑，挑明了说，晋楚都已同意加入，我们有其他选择吗？而且，所有人都宣称弭兵，变成好像只有我们一国要战争，这样就连我国国人都跑掉了，还战什么争呢？

《左传》直指核心地告诉我们当时人们的判断和各自盘算，这不是一群笨而好心的人，而是老于世故且非常专业的人，我们看到的于是不仅仅是“有人想停止战争”这个善念，而是这个善念进入到崎岖起伏世界的真实模样，以及，当时人们所相信的模样。

接下来，则是电影镜头般各国代表团一个一个抵达。这里，《左传》进一步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到这几个真相——其一，代表团断成前后两批，鲁齐卫（有点奇怪地漏掉了郑）和晋国陆续先到，陈蔡曹许则迟至晋楚（楚国由公子黑肱担任先遣）初步协商完成之后，才整齐地由楚国令尹屈建率领进场，因此，这场盟会与其说是九个国家会盟，倒不如讲是南北两大集团的板块碰撞，其中楚对南方小国的支配力显然更大，陈蔡曹许更像是其附庸而非完整独立的国家（日后，孔子带着他一干学生，便是闯进到这里来，他真的是不顾一切）；其二，实际与会的其实不止九国，还包括不在《春秋》名单里的大国齐和小国滕、邾，都非常慎重，齐国代表是庆封和陈文子两大人物，滕邾更是国君亲自到场，但齐国太大、滕邾太小，“规格”不合于此次盟会，所以最终决议不列入正式与会名单，《左传》也解释了这一特殊处置的现实理由及过程；其三，在南北两批代表团进场的间隙，“秋七月戊寅”，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日子，当天晚上，由赵武和楚公子黑肱先行闭门协议，向戌确定在场，至于其他各国代表极可能一概排除在外，“盟以齐言”，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达成共识，统一发言口径，也就是说，真正该争的、该解决的、该排除的都在这个晚上已完成，盟会现场只是个豪华的仪式而已，郑重地在早已印好的条约上签字并供媒体拍照，这跟我们今天的跨国协议完全一样，也是米兰·昆德拉想起来就急怒攻心的方式，当年他祖国的代表便是这样不敢阖眼地通宵等在列强闭门会议室外头，并在天亮时被告知他们的国家已灭亡，或说根本从不存在。

有很多事，两千年前和两千年后并没太大不同，历史感觉像是追着尾巴原地打转的狗，我们可能会惊讶原来两千年前人们已经全都会了而且如此熟练，也可以选择惊讶原来我们人并没变聪明多少，就像生物学者讲的，从身体来看，我们跟还要更早的比方克鲁马侬人实在没什么两样。

齐国不列入，是因为尊重而非贬抑，这事因为楚方的鲁莽要求而上到台面，变得非处理不可——这也许才是楚国对此盟会的真正企图，要求“晋楚之从交相见也”，也就是说，往后，晋方的从国必须去朝见楚，楚方也会让自己的从国北上朝见晋；“晋楚之从”，这直接证实不是九国，而是晋楚两大集团的盟会真相。于此，赵武的回应非常漂亮，既尊重了齐国，又反将一军让楚方知难而退，保护了盟会不破局。他把亲楚或说仇晋，而且根本没到场的秦给拉进来，指出来晋楚齐秦是对等的国家（这也正是日后战国七雄的根本构图，只需再加上东北方崛起但实力是七国之末的燕；正因为赵武讲的是基本事实，所以无法反驳，或说稍有水准、稍微像个人的人都不会硬拗反驳，这反而是两千年后今天我们比较糟糕的地方），晋国无法命令齐国正如楚国无法命令秦国，要不这样好了，如果楚国能保证让秦朝晋，那我们拼了命也会让齐答应朝楚。这场风波最终回报给楚康王，由远方自知做不到的楚康王拍板决定，放开齐秦，不列入。

至于滕与邾的问题，则是齐和宋有意见，大会也顺应彼时现实做成正式认定，邾是齐的属国、滕是宋的属国，两个小国没有正式席位，或直接说，不算国家（想想当时还辛苦赶来参加的滕成公、邾悼公，这画面非常悲凉不是吗？）——这事还莫名其妙地牵扯到鲁国，原因是负责守国的季孙假借鲁襄公命令，要叔孙豹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争取鲁国比照滕邾、下修对晋楚两强的贡赋（盟会之后，所谓“晋楚之从交相见”的结果，就是以后保护费得交两份），《左传》里，季孙对出访谈判的叔孙恶整不只这一次，权力之事，时时处处暗潮汹涌。叔孙豹这回算运气好，滕邾降等自动帮他解套，据此，叔孙豹可堂而皇之回报：“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比照）之，宋卫吾匹也。”保住国格，当然，代价是多花点钱。

这样折腾一场下来，彼时列国的现实状态就暴现无疑了，而且，这还是通过斤斤计较的集体共同认证结果，也就是说，当时人们相信的，便是这样一幅列国图像，这点也许更重要——春秋列国，不是彼此平行，而是垂直性的层级，这里大致可分为四层：晋楚盟主在最高层，齐秦独立大国是第二层，鲁卫郑宋陈蔡曹许这些仍是个国家的小国是第三层，至于最低下的滕邾，依其地理位置只算某一国的属地，也就是叔孙豹所说“人之私也”。这当然是可变动的，比方被归为楚国之从的南方陈蔡曹许事实上已下探第四层了，是楚之私也，但重点不在于哪个国家在哪一层，而是这个层级分别的存在和共同承认，这决定了一个国家被对待的方式，包括它的存在和灭亡。

这样我们就简单看懂春秋列国“温柔/残酷”存亡游戏的乍看诡异现象，既不能灭人国家，实际上又不断灭人国家，像子产讲的，要不然你们这些大国怎么会长成现在这种尺寸呢？春秋，我们讲，当时列国打的是某种有限战争，以屈服对手为原则，否则几乎所有国家都被灭过了，包括齐（比方郤克复仇那一役），甚至包括晋（比方秦穆公时），也并不追求彻底消灭对手的有生战力如日后战国时代那样。《左传》记载了楚庄王打赢邲之一役之后重返大战现场的一幕，这算是晋楚正式大战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辉煌胜利，所以潘党建议筑成“京观”来纪念战功，所谓京观就是把敌军尸体堆积起来再盖上泥土，这样一座人体之山当然堆愈高愈神气，但楚庄王不允许，他洋洋洒洒讲述了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和丰财，然后楚庄王一项一项逐条自我检查，结论是这七德“我无一焉”，一项都没做到，所以哪能夸耀什么武功，惟一可做的就是回去上告列祖列宗“成事”（做成了某件事）而已；而且楚庄王讲，京观之筑是一种惩戒，堆叠的是那些有大罪伏诛的人，今天这些晋国兵士无罪，只是尽忠尽职战死而已，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凡此。正因为灭人国家这事不是目标不是选项，战争被勒住，才发展出春秋特有的战争打法及战阵礼仪，以及败战降服的那一套标准作业。我们这里只多指出看似奇怪的一点，《左传》记述，有太多场战役都是国君亲阵，但两百多年打下来，却应该没发生过国君当场战死这回事（宋襄公也只是伤股而已，他的死可能是事后伤口感染或其他并发，包括生命大梦的破毁和熄灭，心情影响了身体），国君亲阵的最大风险是败战被活逮，还有就是倒霉被远距的箭射伤，这背反了战阵的正常几率，来自于人的有所节制和共同遵循。放心吧，真这么危险，这些国君自会躲在后头，如未来两千年的战争那样。

这也才发展出春秋特有的盟会——春秋盟会，不仅是战争的前导和战后的收拾作业而已，它往往就是战争的替代，想办法在口语、在行为上屈服对手，或让人出丑，以及幼稚不堪地占点便宜，就像二十世纪冷战时期，连奥运会都成了另一种国族战场一样。

所以灭国是怎么发生的呢？大体上，灭国是一种过程，国家得下降到最低那一层，不再被视为国家了，而是某国之私，既然是别人家的东西，那要留要收就由人家自己决定，国际的维护干预力量不容易再及于它；或这么说，它已先消失于人的视线范围之外，所以灭国没声响、不惊动任何人，更不会有悲壮情事发生或说被记下来，更像一种静静的熄灭和分解，很接近于自然界的死亡。实际来看，这样的“国家”不断在死亡，通常《春秋》乃至于《左传》并不记录，偶尔有也只是几个字而已，看情形看心情也看当年还有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事。

这让我们想到自然界的某种“规律”，一个物种的数量降低到一定数字，灭绝的机制便开始启动了，进入到某一道“死亡的长廊”里，民族学也早就发现这适用于部落、国族的消亡；我们或许也会想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威尔逊总统慷慨的民族自决主张及其尴尬幽暗的结果，实际执行下来发现困难重重接近无解，最终只能武断地、残酷地、毫无可信理论依据地划定，民族有最小规格门槛，人数不达标不被视为一个可自决、可依承诺建造自己国家的民族，只是人之私也，是某个大国的“人民”，是的，跟两千年前邾悼公和滕成公千里迢迢赶来听到的一模一样。

让我们再回到盟会现场来——也注意到，从各国代表国陆续抵达开始，向戌自自然然地淡出，《左传》的叙述主线对劲地移到赵武身上。

盟会在晋楚（当然都带了兵来）彼此高度不信任的状态下展开，如晋方的荀盈踏入现场所真实感受到的，“楚氛甚恶，惧难”。空气里有浓度极高的来自楚方不安分子，随时可能有糟糕的事爆发。这里，《左传》直接切入“衷甲”（即与会人员穿不穿防弹衣）的迫切问题，镜头切分为晋楚两边阵营的各自私下讨论。双方幕僚倒是都赞成不穿战甲，但主帅的屈建和赵武做成了完全不同的决定——屈建看似世故，但只简单地着眼于长期以来的基本事实：“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这很难驳斥，所以，穿战甲吧；赵武则完全接纳叔向的看法，叔向谈了好一番信与不信的利弊得失理论，看似疏阔天真，但其实更细腻地注意到这个盟会的特殊性，还注意到盟会的现时现地现物，并据此做成有层次、可执行的判断。叔向特别指出来“弭兵”这个大会主张的约束力、号召力和传播效果，像回事的国家几乎全数到齐，全天下所有人提着心紧紧盯着盟会的一举一动，因此看似凶险，其实任何铤而走险的行动都很难成功，而且代价太大，退一步来说，就算楚方真不理智地发动，晋方人员很容易就迅速撤入宋国城内固守（盟会现场选在宋都西门之外的开敞之地），可确保无事。所以，不必穿战甲。

判断得非常准确，空气中浮漾的不安分子其实就只是恐惧，恐惧的总和，双方都怕，这是自保性的，而非攻击性的，一如双方激烈讨论的是可穿在礼服底下的防身战甲，而不是可藏在礼服底下的杀人凶器。

下一个大麻烦便是盟会最高潮的一幕，也是盟会是否破局的最后考验，那就是正式签字（歃血）顺序谁先。晋方援引惯例，过往盟会皆由盟主的晋先行；楚方则说晋楚既然对等，那这回不恰恰好就应该换人做看看了不是吗？——这个最后难题因为晋国的迅速退让没有引爆，大会也就此平安落幕。《春秋》，如我们最前面引述的记载条文，肯定晋国的作为，所以正式的历史记录里，还是把晋赵武置放于楚屈建前面，这果然也符合叔向当时的历史判断建议退让（孔子的《春秋》记史，不像后代必须谨守记实天条，而是侵入性地直接“更正”某一部分事实，试图带进来一些价值，揭示一种应然的图像，或白话来说，不是此事这么发生，而是此事应该要这样发生才对）。但老实说，不管是盟会上楚先于晋的实然，或《春秋》晋先于楚的应然，后人如我们今天来看，谁先签字真的半点也不重要，当下的生死攸关计较，明天的黄花，有些事就只是这样，没更多了。

再从应然回到实然的《左传》

便是这样，从《春秋》三十个字左右的这一枚竹简，《左传》重建了这场昔日盟会，我们得说重建得非常成功或说很漂亮，时间的层次，事情的步步推进层次，人在其中想法和言谈的变化层次，以及外部现实的移动层次，都书写得有条不紊而且精确、紧扣、融合一致，没有矛盾说不通的叙述，也没有任何一个前言不接后语像发了神经病的人物存在（很多故事为了情节进展会让人物这样），而且，紧张感始终在那里，难关一道又一道等着人。也许正因为太完整太通体没毛病没空白，难免反倒让我们心生狐疑，这场盟会真的是这样一五一十进行的吗？包括“事情发生时为什么他都正好在场”的那个人，包括像谁放了录音机一样保留下来、仍可quote出来的叔向怎么说韩起怎么说。此外，我们也很容易估算出来（事件和时间紧紧相系，清楚意识到时间的存在和作用，是中国记史一个敏锐、早于人类全体、也十分正确的警觉），《左传》的此番重建作业已事隔正好一百年左右，百年往事及其孤寂，这样的现场感也真的太惊人了不是吗？

或者我们这么说，《左传》描述的这场盟会，我们感觉是“可信”的，我们不知道事实是否百分之百如它所言，但读起来似乎可以相信——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可信”，书写是要写得可以让人相信。此时我再一次引用他生前这句话，十五分钟前，我才辗转接获他终于还是过世的消息，我的大陆小说家朋友丰玮才刚从哥伦比亚回来，我们说她看到了最后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哥伦比亚，她说，这个世界感觉又下降了点温度，“多了一分冷”。

好，话说回来，这里我们得先根本性地确认这一点，我以为很重要。和他（或他们）老师孔子的《春秋》记述“方向”不同，《左传》并不试图修改事实，继续朝某个应然的世界模样走，而是掉头回来，奋力说出来《春秋》修改之前，这件事、这些事其实是这样这样发生的。《左传》这么做，并非反对《春秋》，而是（逐渐地）察觉一种需要——其间的关键就是时间，时间几乎无可抵御地销蚀失忆作用；或直接算，从孔子《春秋》的书写到《左传》的再回忆，又忽焉三四十年过去了，活着的人又换掉一大批，一半到三分之二。我们说，《春秋》的修改事实本来是非常非常激越的书写行为，甚至还可能带着愤怒、不平、讥刺云云，并藏放着孔子特殊的心志，但这个力量来自于应然和实然的两边拉扯，张力大小和两者距离成正比，少了实然这一边（也就是人们已忘掉了实际上发生的事了），应然会失去必要的说明，失去其重量，还失去它最可贵的照见、更正现实力量，也就是在“为什么事情不这样正确进行”的此一询问之下，所逼使我们一一去看去想的现实世界种种困难和限制、人的种种困难和限制，包括人的不得已，人的命运捉弄（这古希腊人比中国人更有感觉），人有时非常可怕的一次疏失不慎，人遍在的愚昧，人也许更遍在更戒除不去的贪欲懦怯和更深处幽暗云云。当《春秋》的修改不再能被察觉出来，孔子所寄予其中的心志以及对世界的谏言也就跟着全数殒没（写《春秋》极可能是孔子一生最慎重最紧张的一件事），我们只以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发生的，赵武本来就先屈建签字，齐国本来就没参加，带着强烈力量的文字被抹平了，这也许还不是最糟的事，更糟糕的是，《春秋》倒过头来成为一次纯粹的粉饰作业，纯粹的“隐”，人做错事做恶事我们连最后说他两句、存留人世间仅仅那一点公平都不再可能了，我们已输掉当下现实这便也罢了也习惯了，还自动交出未来，历史记述连它最自然最起码的矫正、警告、报偿功能都被剥夺掉，从抵抗现实权势到服务现实权势，还提前服务到此一权势必定已被消灭、已力所不及的未来。英勇的书写成为谄媚的书写，我们怎么可以让孔子的《春秋》变成这样一部烂书呢？

孔子这样的历史记述，书写者的源源力气系汲取自未来，他必须相当程度相信，时间这不尽然可靠的东西站他这边。

因之，我们可以不必怀疑《左传》努力要返回实然世界、回转历史现场的基本企图，这才是《左传》发生的真正理由，好恢复世人的记忆，比对出《春秋》的应然性书写，重新擦亮老师那一条一条慎重但精简的文字。剩下的，便只是做得成不成功、好不好而已。

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总是胡乱地摊成一大片揉成一整团，它得被细心地挑拣出来并组装起来；而且，事实又总是太多却又远远不足够，我们常用某种残缺不全的拼图来说（比方想找出谋杀案事实真相的推理小说中的神探最爱这一比喻），这有对和不大对的地方。比较对的是，在实际组装的书写过程中，我们总是发现掉了这里一小块那里一小块；不对的是，事实并不是先存在的一个东西、一幅已完成又拆散开来的图像，它甚至并不是也不只“一个”、“一幅”，事件碎片可以组装成不同的事实，复数可能的不同事实也重叠着、共用着相同的事实碎片，以至于，事实往往不是一种“正确”与“不正确”的简单判别，而是“更正确”“更好”的选择和计较。书写的组装作业因此无法有说明书、有完成的图示，也不会有固定的组装步骤，它要求书写者更多的，因此不是手而是眼睛（观看、寻找、判断、洞穿和凝视），不是眼睛而是脑子，还有人整个身体能有的全部感官接收。

重返实然现场，尤其像弭兵这场盟会动不动事隔一百年的实然现场，人早已离开，更不会有“一个事实”在那里痴痴等你。因此，用“组装”这词可能并不恰当也远远不足够了，至少得加上“重铸”，从所有本来就残缺了、如今更是散失再也无从寻获的事件碎片重建起，先重铸这个然后才能顺利进行组装。但，事实有一部分得人为地铸造？可以这样吗？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也非动用到想象力这有不实风险的东西不可。博尔赫斯担忧语言的延伸误用（这必定发生），他告诉我们，想象（一直）是个被夸大的词，所谓的想象，不过是“记忆和遗忘之间的不断交换和补充而已”，他说得如此平实、准确而且聪明极了。

也许，人有另外一种想象，挣脱的、四面八方飞出去的，逃离现实弃绝现实，或为了得到某种安慰，或为着找寻某种极致、某个远方、某些不可能有的美好东西、某块乐土某处天堂，或仅仅是人的放松、人的自由自在、人的一种沛然如流水的游戏等等。但在这里，想象是收敛的、限定的，姿态是迈步而非飞翔，它封闭在这一已确认的事件和那一已确认的事件之间活动，不是要凭空创造出什么，而是只负责接续并牢牢黏好这已知的两个点，好让“事实”可以有一个较完整的形貌被说出来；想象受到这两个已知点的重重约束（其时间、位置和意义云云），实际上，这两个点之间也往往留有些微光似的蛛丝马迹东西不是全然空白（比方赵武和公子黑肱那场关门密商，事后还是会有某些难以完全证实的东西流出来，一定的）。这种想象，因此所谓的“想象”成分其实相当稀少，更多的构成成分是理解，以及通过理解很小心踩出那一两步的合理推断，书写把这推断具体化事件化，成为相同规格可以组装一起的事实零件，大致是这样。

在那样一个文字远较神圣，人们也对不解事物相信较多怀疑较少的时代（博尔赫斯说，如今我们是“难言轻信的书写者自己，写给难言轻信的读者看”），其实《左传》的书写已是高度自制的，其作者也远比当时的人们难言轻信不是吗？这很容易比较出来，不管是春秋同期乃至于稍后战国留下来的其他文本（比方《国语》《战国策》《管子》云云），乃至于我们把此一比较拉到彼时的世界各地，像是古希腊，或者《圣经·旧约》尤其是摩西五经的早期犹太人历史追述。一般而言，也许是已知事件不够而空白处留太多太大，也许更因为代代口语流传无可约束的想象（所以我们不以为《左传》是循此路径、方式成书的），愈早期的历史记述，总是愈戏剧性，也愈像是“一个”完整或甚至单线故事（天下之大，好像就这个人、这寥寥几个人了），乃至于我们直接称之为神话（意即我们认定这已不是实然世界能发生的事了），这些都是常识。相较起来，《左传》奇特的如此零乱纷呈，不勉强串接，不勉强解释，不勉强勾描一个稍稍完整的世界图像出来，用本雅明比较美丽的话来说是，“像小孩把刚采到的满手鲜花一整捧捧给你”。作为一个《左传》读者因此是辛苦的、相当程度自助的，阅读时得自己加入串接线索组装事实（比方赵武和叔孙豹的弭兵谈话，和正式弭兵盟会这一场，在我所使用的《十三经注疏》读本里整整相隔二十三页，你得自己在一堆平行并置的事件中发现它、接起它），甚至自己去理解、推断、想象好补满空白，也就是做与《左传》作者同样的事；《左传》的阅读因此也是不“过瘾”的，很多线索戛然而止，很多你有兴趣多知道的人没有接下来、不知所终，很多你被唤起来的情感就悬空在哪里，甚至较童稚性的，很多恶事并没被揭穿而且《左传》也流水般放过它，是的，很像是我们站在自己的人生现实里那样。偶尔，会有朋友问我怎么开始读《左传》，我曾建议可先略读一次《东周列国志》（《左传》的口语版、简易版、故事版），好得到一个当时世界的大概模样以免迷路，这个心血来潮的建议我做得忐忑不安，至今还不知道究竟对不对、宜不宜当。

稍后的《史记》，其想象补充作业都远比《左传》放开，朝前多跨好几大步，比方说赵武这个人的生平故事，这我们稍后再来讲。

盟会之后，他们都哪里去了？

这场盟会的关键之人，不是最忙的召集人向戌，不是最早把过程及结果负责携回鲁国的叔孙豹（按理，鲁国这边应该是通过叔孙豹的眼睛来看这场盟会），不是话语留存最多像个智者的叔向，也不是出最多难题、扮演那种故事里捣蛋者角色的屈建——就是赵武，这个人才是真正贯穿整场盟会，乃至于两千多年前这一弭兵思维的灵魂人物。仔细看仔细想，赵武才是从头到尾在场的人，这个念头能凝聚成形，能跨越国界展开并成为谈话，能上升成国际性的政治焦点并排进正式议程，最终还能克服各种怀疑、不安、恐惧和分歧零和的现实利益让它成真，真正有意志力、不使破局，只要代价还能忍受非做成不可的是赵武（让楚国先签字，很可能会引发国内的政治风暴，甚至保留成为未来权力倾轧的罪名），我们还可以这么猜测，赵武极可能是把这件事当成他人生的最后一件事来做。

好吧，散会之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各奔东西南北的音乐声中，我们何妨站着继续看下去，之后这些人呢？他们还各自做了什么，去了哪里，遭逢了何事，还有，怎么死去？

很有趣，除了宋国向戌，有记载可查（意即本来就比较重要）的各国与会代表几乎都没能再撑过五年时间，垮台，甚至就是死亡。我们这么说并没暗示什么，比方那种所谓图腾卡门的诅咒之类的，这也许只是与会者的年龄本来就普遍较大（我们由此或也想起来，弭兵也比较像是年长者、年老者的思维，像晚年的博尔赫斯说的，“年轻时候我喜欢乡下、黄昏和哀伤，现在我比较喜欢城市、早晨和宁静。”）；也许这本来就是死亡的脚步稍快、死亡容易从各种途径以各种方式找到人的时代，尤其是这些暴露在政治山头棱线之上、背景透空、远远就看得到射得中的人；也许，这一切仅仅是巧合。

向戌仍是宋国左师，《左传》直接追述此事，差不多各国代表团前脚才走，向戌就回头向宋君请赏要土地，他称之为“免死之邑”，这有两种解释，也可能本来就是双关语，意思既是弭兵成功让人免于征战杀戮而死，尤其是夹在晋楚之间、生活在人家战场之上的全体宋国人民，所有人免死；意思也是强调自己有幸完成弭兵这一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好险我总算不必以死谢罪，是我向戌免死。总而言之殊途同归一句话，那就是老子这回功勋可大了。土地是顺利要到了没错，宋平公“与之邑六十”，但却被他同事司城子罕痛骂一顿，子罕很准确地看出来，这不是天下弭兵而是晋楚和解，对宋国而言，子罕以为，这场热闹下来，既没改变任何现状（宋仍是小国、一样得在两大国间低姿态求生），战争也不可能去除（战争自有其发生的种种理由，战争甚至是一种需要），由此，子罕话讲得极重，他以为向戌只是演了一场大戏，甚至算骗局（“诬道”），以此玩弄天下诸侯，这是大罪，不处罚他已够好了，还要土地？——子罕的看法，极可能是当时的主流意见，盟会前盟会后，对弭兵一事有幻想的人看来真的不多。对此向戌怎么反应呢？向戌退回土地，还阻止族人出兵攻子罕，说子罕这是救了他而不是修理他。向戌是聪明人，他可能犯各种错，但不至于是这种愚蠢的错；而且，看来他自己也对弭兵不心存幻想不是吗？

叔孙豹，可能是与会各国代表中年岁较大的一个，我们已讲过他的悲伤人生结局了，他被自己那个看似应许的梦给害死，还是在老病之中饿死的。叔孙豹，从《左传》看，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人，总是用心良善而且认真尽责，两百多年间鲁国少有哪个台面政治人物表现比他好。也许季札讲得对，季札指出他的毛病是“好善而不能择人”，心中的善念远超过他的眼光他的聪明，更容易犯下那些格林所说“用心高贵的人才犯的错误”。季札这番话还是访问鲁国时当面直言的，可惜仍救不了他，不过那也还真是个有趣的时代，人素昧平生，话居然可以讲得这么坦白直接。

庆封，第二年马上就出事了。也许也是年纪大了，庆封嗜酒，把齐国大权全交给他那个参孙大力士型的儿子庆舍，庆舍在一场宫廷政变被暗杀，他身受重创切断左臂还单手几乎把整座宫室摇垮掉亦如参孙之死，暗杀行动的主事者是庆舍自己的女婿，也是庆封孙婿的卢浦癸。庆封带着族人，还有富甲天下的财产出奔鲁（赠送给季武子的名贵车子亮到可以当镜子用，工匠的烤漆技艺一流），再转去吴国，居住在朱方继续喝酒。叔孙豹饿死的同一年，楚国军队攻入并抢劫，庆封灭族。

郑国良霄（伯有），毛病和庆封一模一样，嗜酒，还是升级版的，他搞了个豪华地下室就像我们今天巨贾高官那种VIP招待所，每天窝在里面喝酒欢唱（他的手下都知道，“吾公在壑谷”）。郑国政变，良霄出奔，还是不省人事醉着被抬出国的，稍后，他引兵回攻，很不体面地被杀死在羊肆，良霄人缘极糟孤立无援，只有子产前去哀悼收尸。

比较不重要但仍有几字记载，卫国代表石恶，也是第二年就失势流亡。

楚国屈建死得最快，就在会后第二年，连同楚康王，这两人倒是“正常”死的。接替屈建令尹大位和接下来弭兵后续工作的，正是楚康王的弟弟公子围，稍后，他还索性接替了楚康王的楚君位置，齐国的庆封也是他杀的。

公子围，也就是日后的楚灵王虔（即位后改名虔），是整部《左传》写得最生动的人物之一，接下来的国际政治焦点在他身上，看他一人表演。

从公子围到楚灵王虔

弭兵大会之后那几年，各国仍经常性地串联聚会，其中最热切的是楚国，或说公子围。

短期来看，或说浅薄来看，盟会最大的得利者绝对是楚国。赵武只想休兵，对各国的要求不增反减，也不想干什么，而“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大会决议，让楚国的号令正式越过陈蔡曹许北上，往后可以名正言顺召见、召集天下诸侯，楚国显然也很享受这个，是新玩具。

更因为公子围这个人，他的企图，还有他的性格——楚康王死，儿子熊麇继位，这场葬事果然趁势办得空前盛大，天下诸侯到齐，各国大夫还一路送到墓地，到场的国君有陈侯、郑伯、许男，以及其实年纪已很大了的鲁襄公（至此，鲁襄公已在位二十九年之久，又两年死）。葬礼上，大概全部人都看出来了，继任的新楚王看来是毫无机会，一切都在公子围此人掌控之中，事情只是迟早。

《左传》没让我们看葬礼场上公子围的惊人架势，或者说，把这一描述保留到两年后。鲁昭公元年，“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公子围、齐国弱、宋向戌、卫齐恶、陈公子招、蔡公孙归生、郑罕虎、许人、曹人于虢”，很明显，人已换了一批，地点也改在晋势力范围的虢，但赵武还是让楚国居前，贯彻他的和平心志。这次聚会究竟要讨论、解决什么事？好像并没有，气氛也一派闲适，完全不同于上回的山雨欲来命在旦夕，最合理的解释是楚国换了新令尹，公子围要正式在国际间登场，是为他一人特别打造的伸展舞台。《左传》的现场描述，非常有趣，是各国代表一人一句的对话体，真的像是在观赏模特儿走秀的品头论足，而不是事隔一百年的回想。这段，简直让人怀疑是钱锺书写的，不像是看《左传》，倒像是在看《围城》——楚公子围一身光鲜走出来，叔孙豹说：“楚公子穿得可真美，真的好像是个国君。”郑国罕虎接着：“你看你看，还有两名执戈卫士前导呢。”（卫士执戈前导，这是国君才有的）蔡国的子家有点不要命了，居然也跟着补了这一句：“人都已经住进楚王离宫了，这样的阵仗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楚国的副代表伯州犁很尴尬，解释道：“这是我们国君事先同意的，让令尹此行借用一下。”郑国副代表子羽说：“借了，就不会还了。”伯州犁显然动了肝火，这是整场比较没风度的一句话：“我看你还是回头担心贵国的子皙又要造反吧。”（子皙稍前才发动政变杀了良霄）子羽不为所动，继续：“借了不还，这你们真的不害怕吗？”齐国国弱说：“看来二位都不怎么紧张，我倒是真替你们忧心呢。”陈公子招：“话说回来，没有这样的大难将至，怎么能让二位今天讲得如此开心？”卫齐恶说：“怕是怕不知道猝不及防，既然已知道灾祸无可避免，那也就不至于是什么无法应付的大难了。”截断这段流水般话语、收拾场面的是宋国向戌，他果然聪明冷静：“大国下令小国受命，我只知道听命行事，不懂其他什么祸福之事。”最后一个说话的人则是晋国的乐王鲋，晋是惟一可和楚国匹敌，或说得罪得起楚的大国，这回又有主场优势，还有这个自动走出来的宝贝公子围，但乐王鲋只优雅地结束这段人人嘴皮发痒的谈话，曲终奏雅，画上句点，而且还真的是引用小雅的诗句：“《小旻》之卒章善矣，吾从之。”《诗经·小雅·小旻》是某种乱世思维，人时时意识到危险，要求审慎自持，《小旻》的最后一段讲的是，暴虎冯河，不只要躲开不讲理的恶人，就连那种看似不会直接伤害你的小人也最好保持距离，乐王鲋以为这是对的、好的，所以他不加入这段谈话、他说他不敢跟着讥刺公子围。

这段接力式的谈话，我们仿佛一直听到笑声，本来是讥刺的笑声，但渐渐的，也有某些温度稍低，也较为深沉的东西不知不觉渗进来，大笑的声音异样起来，转向某种放纵，某种今夕何夕兮的狂欢。孔子几度感慨自己身处某种末世，尽管他也再三声言自己不放弃，甚至以某种天命、某种“要不然上天怎么让我恰恰好生在此时此地”的偏神秘思维来为自己打气（真的承认末世，人就会顺着一系列地调整自己，很多东西得试着放掉不管，价值、善念、是非对错的必要判别和坚持等等，这是末世思维代价最大的部分，所以不要亵玩）。事隔两千年，我们难以感受，或许也会认为孔子过甚其词，至少只是他个人的看法，毕竟人类历史上这么说的人太多了。但在这里，一场不相干，也不为说这个而书写的盟会记述，我们倒是看出来了，有一种空气存在，或说每个人都带着心事前来，很容易被触发。忧与乐，很快地不停在公子围和眼看大乱一场的楚国，而是转回到每个人自己身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处境（是啊，如今哪个国家没它的公子围和子皙呢？谁向着未来不忧烦不茫然？）；好像大家都感觉到某个更大的历史暴风将至（本雅明所说的历史暴风，把一切化为废墟，把人倒退着吹进未来），也许此时已等在门外了，管你是大国小国。这里，感觉时间是偷来的，人有一种很诡异的平等，如同在死亡面前大家都得剥落一切、都身不由己地只能全然平等，人说着超出他身份、也超过这种场合的直通通话语，像蔡国子家，现场所有人就数他最不能得罪楚国，尤其是这样一个下一任楚王；像郑国子羽，他只是个朝不保夕小国的副手而已，要争要吵应该都轮不到他；像齐国国弱、陈国公子招、卫国齐恶，他们话接得岔岔的但又感觉如此真实，一种有裂纹有棱角不完全接合前言，甚至有点不知语从何起的真实，真实到不像是得讲究的外交辞令，而是忽然被触动、拦阻不住脱口说出的话语。

《左传》说，由这些话语可以预见每个人未来的命运，有人可安然躲过保其身保其家，有人看来一定会卷入风暴之中，“忧必及之”，这可能是对的，至少是有依据的，这简单的几句话，暴露着人各自的心性、生命态度以及造次颠沛时刻的可能做法。

公子围没等太久，他这样性格的人没这种耐心，而且也不宜让新楚王站稳脚跟。就在同一年，虢之会正月举办，年底十一月公子围就入宫缢杀了楚王熊麇，伯州犁没能躲过，他也一并被杀，但他至少有一个日后比他有名的孙子跑掉了，投身大敌吴国，就是日后和伍子胥一起攻破楚国、把楚王挖出来鞭尸、报仇成功的伯嚭，有趣的是，伯州犁原来是晋人，他的父亲伯宗因为直言而被掌权的三郤所杀，看来得罪当道流亡敌国，是几代人的诡异命运，乃至于家族传统。楚公子围，往下，我们得称他为楚灵王虔了。

弭兵之会让世界有所改变，楚灵王上台，的确有个看来很开阔很过瘾的全新局面等着他——首先，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决议，等于正式确认了“双盟主制”，这是历代楚王一直寻求但未曾拥有的地位，即使强大如楚庄王都没有；其次，晋楚大和解的盟会真正实质成就，加上晋国执政者从赵武到韩起的贯彻休兵南方，也等于把南方这些小国全降了一等，完全丢给楚国。这也的确是楚灵王兴高采烈做的事，北向享受当盟主，在南方享受一个一个灭人国家，惟一摆不平的是不断壮大但并未纳入国际秩序之中、比楚更不受约束的吴（楚国终于碰到比它更不必讲理的国家了，这其实也是它大国崛起、获得国际地位的必然代价）。楚和吴持续打着不会有决定性胜负的令人疲惫战争，比较吃亏的当然是楚，因为这同时又像是一个正式国家和一个游击飘忽山寨的战争。

依《左传》，楚灵王的第一件大事果然又是召开天下盟会（地点在楚地的申），这次他是楚王虔而不是楚公子围了。《左传》完全掌握了事实真相，或说盟会本来就是无聊的、乏善可陈的。这里，《左传》很会心的还是凸显楚灵王这个人，清楚地记下这两件事——一是盟会之礼（其规格、场面设计、进行程序云云）的选择，楚灵王拍板决定采用或说仿用一百二十年前齐桓公的召陵之会，我们知道，这是当年齐桓公南下问罪、屈服楚国（也许因此楚国记忆深刻），等于是首次完成一场所谓“一匡天下”（把天下诸侯全装入同一个箩筐里）的最高峰盟会，也就是说，楚灵王想要的，或他自以为可以是的，正是当年的齐桓公；其二，则是楚灵王和郑子产的这一席话。子产正确无比地为他判断出来（子产永远是对的），这场盟会除了鲁卫曹邾各有困难不来参加之外，天下诸侯“谁敢不至”，就在这里，楚灵王问了子产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是心满意足、如刚吞了奶油的猫那样的喟叹：“然则吾所求者，无不可乎？”我真的要干什么都可以了，是不是这样？

这次盟会同时谈成楚晋的国际联姻，第二年，晋国依约定由韩起和叔向送晋女过来，楚灵王这脑子长得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家伙，想的居然是，我可不可以把他们抓起来，剁了上卿韩起的脚踝让他守城门，阉了上大夫叔向到后宫当太监，这不是漂亮地折辱了世仇晋国，又大大彰显了我楚国的威风吗？他不只想，还真的当是伟大发现拿来询问楚国众臣，所有人显然都吓傻在当场，只有薳启彊徐徐地回答，当然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往后我们还会一直看到，几乎所有人都用这种语调、这个开头来回答楚灵王的各种异想天开询问，包括之前的子产，像对待一个狂暴的独裁者，却也像对待一个小孩）？只要有接下来的种种准备，从心理层面到最现实层面，准备和晋国由亲家再翻脸成仇人，准备承受天下的种种可预期反应，更要现在就准备好迎击军力远强过我们、马上如潮水般涌过来的晋国大军（这里，薳启彊不加情绪如工作简报地清点晋国的实力、可立即动员的兵车战士数量以及领军各级将帅的人选），是的，全准备好，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楚灵王倒是听懂了，哦，原来这样是不可以的啊。他赠送韩起一份重礼，又因考不倒多学多知的叔向反而很佩服他，也一样赠以厚礼。从要抓人到赏人，这种跳跃的行为方式的确是楚灵王独有的，他不是真听不懂话的人，事实上他也不笨，只是有一种无辜的天真（格林说的，天真是一种疯痴病，它永远无罪），一种长不大的幼态持续，一种永恒的年轻，也带着年轻特有的唯我、狂暴、嗜血和抒情，如昆德拉讲的这样，还不知道该怎么恰当地进入到世界。

又两年，楚灵王的章华之台落成，豪宅迁居没有贺客盈门岂不寂寞？薳启彊负责邀请的是鲁昭公，最终当然还是威胁来的（“君若不来，使臣请问行期”，意思是，那我们就只好出兵打你了。“行期”，就是行军会战的日期）。灵王设宴于新宫室，现场侍者全刻意挑选过，都是“长鬣者”（长漂亮胡须的男子，这显然是当时的时尚审美认定），可能是一时太开心，灵王把楚国重宝“大屈之弓”送给了鲁昭公，这像是他会做的事，马上又后悔，这也是他会做的事，最后，还是薳启彊出马又语出威胁才讨了回去。

鲁昭公的章华之台此行，意外地发生了一桩也许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孟僖子之耻”——孟僖子负责陪同昭公访楚，路过郑国，在郑伯的宴会席上先失了礼丢了脸，抵达楚国，郊迎时又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答礼，孟僖子耿耿于怀，回鲁后四处寻访请益学习，临死时，还下令把自己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送到一介庶人的孔子那里去，这在当时鲁国必定是件颇轰动的事，还可能带起风潮。孟僖子失礼此行孔子才十七岁，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入门则是整整十七年之后，也就是，孟僖子是玩真的，他从没忘记，一生不放过自己，我以为这非常非常动人，我自己很喜欢会这样想事情、记住事情的人。

《左传》中失礼的事多了，整本都是，很多场面人没见过不知该如何反应，很多话语人当场听不懂也不会回答。像是早年的楚文王，他逼降许国，看到许国国君自己反绑双手，嘴里还衔着一方玉璧，所有许国大夫都穿丧服，士负责抬棺木，是个“死亡”的画面，许男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死人。楚文王完全搞不懂好好的怎么忽然是这场面，问过逢伯才晓得，原来这就是昔日周武王灭商时微子启的奇特举措。周武王亲手解开他绳索，取出玉璧，把棺木烧掉，并进行除凶作业，意思是把微子启从死亡里再拉回来，恢复成为活人。这日后也许延用成为献降仪式，但最原初时（是否就是微子启“发明”的呢？），这里面有着完整的亡国者思维及其意义暗示，周武王也会心地完全看懂了，他的答礼（是否也始自于他？）因此是充分理解之后的温柔回答；也就是说，在成为仪式、成为礼之前，尤其是第一次，这是对话，双方在这样一种非比寻常的处境里一个深沉、准确而且很漂亮的无声对话。

我们说过，鲁国可视为春秋当时的一座大博物馆、大学校，孟僖子，又是三桓中孟孙家的主君。这掌权三家称之为“三桓”，意思就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在桓公死后庄公继任分家出来各立门户。我们算一下，传至孟僖子当时已经历了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八代国君，时间长达一百七十年，而且这三大家始终占据着鲁国权力最核心一天也没少过，是内行人中的内行人。孟僖子的失礼于是有点奇怪，我们可简单归因于他自己早年的荒失不习，也想到战乱动荡年代的某些流失不传，但事情很可能不只这样。

我以为，春秋时人的失礼不知礼，的确有人“流失”“遗忘”的这部分，但更多应该是人“还不会”“还没有”——礼，最简单也最根本来说，就是人和人各种恰当关系的寻求和确认。麻烦在于，人和人的关系是变动的、增加的，还是持续发现的，因为人的身份、位置是变动的而且不断趋于复杂多样（随时代、随社会的建构），人和人“相遇”的各种当下处境也是变动的还往往是前所未见的；此外，变动的还有人自身的思维、人的价值选择及其优先顺序调动。春秋这两百多年，要说和前代有什么剧烈的不同，不是战争的开始频繁发生，战争反而只是一种结果，或说一种难能避免的衍生之物，源自于人和人无可避免的不断相遇、碰撞、相互妨碍干扰侵入，国家之间、部族之间，犬牙交错起来，原来隔离彼此的空白之地一块一块消失。《左传》记载着一场吴楚的战争，其冲突点便是两边的采桑女争一棵桑树，土地、天然资源的取用不再理所当然，或至少不像在一己国家之内、部族之内自有其分配仲裁。

盟会的频繁召集和内容变化也是这样（之前，盟会是例行的，而且有基本年限规定），春秋频繁的、让人苦不堪言的盟会当然有无聊的，因为某国某人的虚荣；但也有迫切需要的，最常见是为着阻止或收拾一场战争，事实上，我们恰可把春秋盟会的次数和内容变化看成是战争拉动的，是当时人们面对、学习并寻求处理战争的特殊作为；还有更具体解决当下问题的盟会，比方鲁襄公十一年的亳之会，其决议便是要求诸国不可以试图囤积控制粮食，不可以垄断天然资源，还不可以庇护跨国罪犯，就像我们今天国际性的司法互助和引渡条例的签署云云。更早齐桓公召开的著名葵丘之会，《左传》只说和平停战，但《公羊传》和《谷梁传》则记录得很详细，大会多项决议包括不可随意变更继承人（“无易树子”）、不可以妾为妻等等，这当然是介入性的体制和秩序维护，却也直接说出了当时国家和部落已不再全然孤立自主、想怎么干都可以的事实，一国一家的动乱冲突直接会泛滥到全体来。但最有趣也最具体的还是这一项——严格要求各国不能动手脚（筑堤或挖掘人工曲道）截断、控制河川水流，让下游无法正常取水用水，河流源远流长，正是自然穿透国界、蜿蜒不受国界约束的东西。

今天我们看，被视为中国古代神圣典籍的六经，除了《乐》流失之外，最厚的就是《礼》这一部。事实上，《礼》早已不是一本，而是再分割成厚厚的三大本；事实上，它不是比较厚，而是不断加厚。从内容的时间性、时间感来说，《诗经》《尚书》和《易经》都是封存式的典籍，本文早已固定不动，停在远昔的时间某一点，设定时间稍晚的《春秋》也是封闭性的，始于鲁隐公止于获麟或孔子之死，而且如我们所说的，春秋三传只负责解释，完全不敢更动本文。就只有这三大部礼书，尤其《礼记》这最厚也最芜杂无序的一本，其内容是增添的，其时间是流动的进行的，直抵成书当下，还感觉是未完的、暂停的。三礼的文字因此也明显不同于其他四经的巨大清朗纲举目张，它的文字尺寸较“小”而且不确定，是一种思维犹进行中的文字，是仍在移动、仍在探索、仍尝试伸入到事物更细微处的文字，也是一种仍和当下现实纠缠着的文字；无法固着，另一种说法就是还无法真正从现实抽离出来、结晶出来，现实这一边方兴未艾，人和人各种新的相遇碰撞不断发生，结论下不了以及不断被破坏。

另外，三礼的本文也是最多彼此分歧相互矛盾的，诸多礼法规定尤其其实际数字往往对不起来（比方赋税，或封国的方式、逻辑及大小等等），比较简单的合理解释是，这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同一次，或适用于不同客观条件的地点，或施行于不同阶段和企图的时间，其背景是偌大凌乱而且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还有，这早已是结论了，三礼中有太多应然而非实然的成分，人们（可能不只一人）忍不住把他对世界的期盼、对是非善恶的主张乃至于对事物更美好样态的想象给一次一次放进去，这些又是根本未有过而且还不知道行不行得通、是否抵触其他的东西——差不多就是这样，有古老的记忆，有当下的判断和作为，还有新的发明，过去现在未来全混一起，这其实也是三礼尤其《礼记》最丰饶好看之处，不是来自远古的一道神圣强光，而是一条波光粼粼持续淹漫过人生现实的大河。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是，年轻时候会喜欢绝对声音的《尚书》，年纪愈大愈倾向这说不清的《礼记》，感觉这里有最多今天仍未想完、还在生长的东西。当然，更多年纪大的人可能会选《易经》，这可能是人一种终极性的疲惫，要一个最后答案，据说最后吸引孔子的也是《易经》。

所以，孟僖子的失礼可能就不足为奇了，他终究只是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一个现实政治人物而已，一粒微尘；所以，难怪他日后整整学了十七年，还感觉如此不够。

回到楚灵王虔来。在又被确认一次的南方楚国势力范围里，楚国的并吞作业果然加速起来，申之会才结束，楚灵王便趁势攻入吴国朱方，绝了庆封一族，并吞入了赖这个小国；四年后，灭陈，陈的先后两任盟会代表，孔奂被他杀掉，公子招流放于越；又三年，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也就是拿人家太子当祭祀的牛羊。中间时间，他召盟会，建宫室，杀楚国众臣，还有，继续打那个根本打不下来的吴，日子过得看来忙碌而充实。另外，就是逆向和平决议的大量扩张军备，陈和蔡这样尺寸和人口数的贫弱小国，居然被他改造为出千辆兵车的大城（“赋皆千乘”），可能有用到移民，但加税幅度无疑非常惊人。

于此，北方诸国如何反应？很像那种皱着眉冷眼看着过动小孩胡闹的父母，春秋两百多年，少有哪件事诸国口径如此一致过——从公子围到灵王虔，他一直是那种想干什么谁都一眼看穿的人，虢之会时，大家都晓得他要弒君篡位了；申之会后，大家也预期到他必然变本加厉恶搞一场，但共同的结论是：不出十年，所以不必紧张不必做什么安心等吧。甚至，还准准地猜中将取代他的下一位楚君是谁，不就是那个被他封派到蔡、手握千乘兵力、他最小弟弟的公子弃疾吗？

鲁昭公十二年，即灭蔡后一年，确实时间是冬天，隆冬，《左传》对楚灵王一段精彩的描述。当时楚国出兵围徐，仍是为着进逼吴国，楚灵王自己前进到乾溪以为后援，只是他再也没能回去，这是他最后的身影——那一天下着大雪，楚灵王“皮冠”“秦复陶”（身穿秦国送的名贵羽毛衣，北地制造进口，御风雪的）“翠被”（再披一层华美的翠羽外套）“豹舄”（豹皮鞋子）“执鞭以出”（极威风的出场）。这是一场对话，楚灵王问，右尹子革回答，前半段仍是灵王年轻小儿的浅薄，但最后居然还有点哀伤：“如果我跟周天子要鼎，会给我吗？”“当然给。”“我跟郑国讨土地，也会给我吗？”“一样给，周天子都给鼎了，郑怎么敢不给土地。”“天下诸侯都怕我吗？”“怕啊，哪国不怕。”但读到这里，连我们都知道了，这种灵王式的专用问答，最重要的一番话总是等在最后面，如子革自言的，我这是把刀子磨利，等最对的时机才出手，一家伙斩下去。果然，子革设法把话题带到昔日的周穆王，这位著名周天子也是个过动儿，他著名的巨大梦想是，他要穷尽四海八荒，要普天底下每一块土地都留有他的车辙马迹云云，最终，阻挡下他来的是一首诗，祭公谋父的《祈招》之诗，子革讲，正因为有这首诗，才让周穆王得以停下脚步保住了天下，自己也活到了自然人寿没被杀没凶死。

子革念了这首《祈招》之诗给灵王听：“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左传》告诉我们，宛如一阵清风吹过，灵王看来是完全听懂了，他恭敬地对子革一揖，有点失魂地默默返回自己居室，连着好几天吃不下也睡不着。但这短短几天的心思清明，还是抵抗不了他的一贯人生、他的异常大梦、他骚动不已的太过年轻灵魂，“不能自克，以及于难”。现实地说，他当时若立刻返回国都，应该还来得及。

《左传》真的写得非常好非常专注，对这样一个其实也不是非追踪、理解下去不可的楚国君主，这与其说是历史的存录，不如说已是文学的好奇。最终，《左传》甚至写出了某种怜惜之情、写到了同情，不是这样吗？

才半年后，他的几个弟弟乘虚攻入国都，他的儿子包括太子禄皆死，消息传来，灵王从车上扑下地，问了一个如此伤心但天真唯我的问题：“一般人也像我这样疼爱自己儿子吗？”侍者回答：“更加疼爱，普通人如果老而无子会更悲惨，晓得自己只有饿死沟壑一途。”灵王绝望地恍然大悟：“那我杀人家儿子多了，难怪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于此，灵王拒绝了右尹子革的提议，包括停于国郊看人民怎么反应选择（“众怒不可犯也”）、向各国诸侯请兵（“皆叛矣”）、先流亡国外再寻求外援归国（“大福不再，只取辱焉”，灵王知道自己过不了这种日子），他选择自己吊死。

稍后，《左传》加补了这段记事，楚灵王的真正人生大梦——灵王生前问过一卜：“我应该能取得天下是吧？”回答是不吉，灵王当场掀桌把龟甲一扔，仰头对着老天大喊：“就这么区区一点东西都不肯给我，你不给我，我就自己拿。”

赵武·一个老人之死

赵武呢？

说来好玩，因为“赵氏孤儿”这个故事的流传，赵武的历史形象总是年轻的（事实上他还是个婴儿、是个道具）、英挺的，眉宇处压着血海深仇，后代从戏曲到电影电视，都由小生扮演。但《左传》里的赵武却是个老者的样子，尽管他实际年龄并没那么大，五十岁左右而已。春秋两百年，老人不算少，但这大概是《左传》惟一一处对老人的描述。

应该都已经知道了，“赵氏孤儿”当然是个假故事，司马迁写《史记》采信了它，这很失常，只能说他大概写累了，忽然看起煽情大戏的电视连续剧来——赵氏孤儿故事的真正主角其实不是赵武而是抚养他的好人程婴，有两处真正的高潮，一是程婴和公孙杵臼的抉择，究竟牺牲而死和忍辱抚养孤儿哪个比较难（所以公孙杵臼含笑抢过来牺牲自己和小孩这件“容易”的事）；另一是整个冤屈洗清大仇得报、程婴却在Happy Ending欢乐时刻执行他迟来的自杀这一幕，戏里的赵武哭着阻止他，但程婴平静地说，不行啊，所有冤死的人牺牲的人都焦急地等着我，我不赶快去那边报喜讯，他们会以为大事未成不得安息云云。所以哭吧，看到这里怎么可以不同声一哭呢？那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爱不信不义……

真正的故事大概只是这样——这是晋国诸家斗了两百年才分出最后胜负（韩赵魏三家）的途中一段，导火线还是乱伦私通——当时，赵家的原主君赵朔（赵盾之子）已死，妻子庄姬公主私通于叔父赵婴，赵同赵括一干赵家人等联手把赵婴逐出家门，赵婴离开前讲了这一段话，大意是人都有他的毛病但也有他的用处，我在，至少庄姬公主愿意保卫赵家，栾氏他们这些家伙也不敢轻举妄动，把我赶走，赵家就危险了。果然，庄姬公主为报复赵婴的流放，回娘家晋君那里告状，赵同赵括以意图作乱的罪名被杀，庄姬公主当然把自己儿子赵武紧紧带身边。事后，韩厥请命，以为赵衰赵盾两代功勋不该无后，所以找出赵武继承家业，连同赵家的所有被夺土地。这都是同一年发生的事（鲁成公八年），实在没时间让赵武从婴儿形态缓缓长大起来。

赵武看来人格很健康，没什么童年创伤，没扭曲处没阴湿幽暗面也不把此事一生长挂嘴上（通常，准备做坏事或至少不愿做好事的自私之人会这样，因为我童年受过苦被施暴，所以现在我有某种道德豁免权，社会还欠我、人生还欠我、你们所有人都还欠我不是吗？），这点蛮了不起的；或我们也可以坏心一点这么看，赵家的这场家难原来就没太严重（被夸大为满门抄斩，只有一个人活下来说出这故事如《白鲸记》），时间也短，赵括赵同之死，只等于为太年轻的继承人赵武（彼时才十岁出头）清除障碍，这也许才是他母亲庄姬公主进宫搞这一场的真正用意。《左传》书里有人（贾季）比较过赵衰、赵盾父子两大执政者的不同，说：“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一颗是冬天温柔斜照的太阳，一颗是夏天当头直射的太阳，赵武的光线、热度可能更接近他曾祖父赵衰，是个很温和而且勤劳处理事物细节的人，对内对外总是在容让。其实他执政时地位非常稳，包括国内，较危险的卻氏、栾氏才刚破家败亡，晋国国君的权力也进一步收敛中（他的祖父赵盾执政时就惊险逃过晋君的几次谋杀）；国外，晋的盟主地位无可怀疑，正顺畅地运行于高原期。人在这样较从心所欲的位置上通常有两种走向，赵武看来是选择了旅踪较稀的那一道路，他在的这段时日，是天下诸侯最好过、也最能讲道理的时候，贡赋也最轻，而且赵武还主动安排尽可能归还各国被侵夺的土地；他的视野不限制于晋的国境线，他有一种普遍的关怀，还有某种理性的秩序感，对眼前伸手可及的世界有多一点期盼。

更清楚可让我们这样想的可能是弭兵，赵武把这当成他做得到的事，甚至就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情——停战，或者说不再使用战争这最方便、最不必啰唆的武器或解决事情手段，一般不会来自手握大权的人（除了是一种姿势、一个策略或宣传），总是始自于因为战争受苦的人（如韩起指出的，小国、一般百姓，日后战国惟一提出“非攻”请求的，也是来自于墨家这个世界最底层的团体或说阶层）。我们从《左传》乃至于可信的当时其他典籍看，当时这并未形成足够清晰的声音，或至少远远构不成大国、执政者的压力，事实上，通过向戌的实地穿梭询问，我们等于多看过一圈并证实，没人，各种大小尺寸国家的各个政治人物，认为战争这东西可能而且理应废止（有趣的是，反倒因为弭兵的提出，大国如晋齐开始感受到一点压力了，得意识到这个最底层声音的存在，所以弭兵是被说出来就有收获有价值的），宋国这个战争受害国家的二号人物子罕甚至直说这是骗局，《左传》作者看来也并不反对。

没什么人看好，更没什么人真心赞同，现实也没促发的压力反而处处是实践的障碍，这个弭兵的构想，最合理最公平来说，是一个善念，始生于赵武心里，是他单独一个人的想法，一切从这里开始——说是梦想有点不恰当，它没这么大、这么光亮、这么纯粹，也不符合赵武这样一个用现代流行语来说有处女座倾向、平日有计算习惯、有高度实务感细节感的人。这比较像是个可能的目标，稍稍远一点但人仍可以看得到发现得了的目标，像亚历山大·赫尔岑说的：“太遥远的目标不是目标，有意义的目标必须近一点。”

对构想者而言，这样的目标是存在于现实条件里的，是从现实事物的进展变化逻辑里可以推演出来的；或至少不至于马上被排斥，如同人把质料很接近、看起来很像的一片自己的叶子偷偷藏入现实的树林子里，希冀不会被其他人、被现实运行机制、被老天爷挑拣出来丢弃掉。这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人可想可做的事情有机会变多而且增加，不像人的大梦总是在减少，随时间、随年纪、随着知道了一个一个“不舒服的真相”；人因此也不至于一直沮丧下去，沮丧到甚至决定别傻了去当完全背反的另一种人，对现实世界的一次成功欺瞒（成功挟带进去一部本来不容易出版的书、一条原来不会通过的重要法令云云），可以很实在地保住自己心志不掉向虚无好几年。我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历里看过不少个这样的人，包含我的一些年少友人，从太过明亮的这一端到完全阴郁无光的那一端，从太多梦的理想主义者到不信人间有梦还从此见不得别人有梦的诋毁者扑杀者，这转换的时间可以极短，只需要一个纵跳、一个晚上的所谓“顿悟”，如同翻脸。这是人梦想最糟糕也最懒惰的一处尽头，如果是你的朋友，这已经不是悲不悲伤了，而是令人生气。

弭兵之会过后那几年，各国国内依旧该争的争该乱的乱该杀的一样照杀，但国际间的气氛的确好多了，尤其晋国势力所及的北方；那几年，《左传》的记录重点也不是战争，而是一连串的大型国际性宴会，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神降临一样的吴国季札到访，他在鲁国听了历国历代的音乐直到舜帝时候的韶乐，也即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最重要的乐评。于此，赵武的心情看起来很好，他参与了好几场，其中鲁昭公元年在郑国那一次，还是因为他暗示才举办的，享宴的人物主要是郑国子皮和鲁国叔孙豹，都是一起从弭兵走过来的人。这场宴会是赵武最开心的一刻，酒也显然喝得不少，结束时他这么说：“吾不复此矣。”——是的，到顶峰了，包括快乐，不会再有了。

便是这样，我们很稀罕地看到了一个快速老去的赵武，一个垂垂老人模样的赵武，《左传》很不寻常地记述下来，还连着三次，分别通过三个不同人物的眼睛和嘴——最早一个是叔孙豹，早在虢之会前，他极可能是这段时间和赵武讲最多话（从弭兵还只是个念头）、最近身观察的人；叔孙豹返鲁时要孟孙、季孙两大家及早准备过没有赵武的日子和国际情势必然变化（劣化）：“赵孟（即赵老大、赵武）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大意是，赵武愈来愈琐细、愈啰唆反复，“你问他现在几点钟，他从钟表的构造开始讲起”（借用某人的生动名言）。然后是两个不太相干的人，外来者新鲜不遮蔽的眼光，一个是周天子使者刘定公，虢之会后他代表周天子设宴褒扬赵武，事后如此回报周天子：“谚所谓老将知而耄及之者，其赵孟之谓乎——”这进一步指出来，赵武可能开始出现某种脑子昏聩不清乃至于失智前兆的征象了，刘定公因此断言赵武活不过今年；跟着是太有钱得罪秦伯流亡晋国的后子针，赵武问他计划何时返秦，后子针回答得等这一任秦国国君死去才行，还好估算不会超过五年，就在这里，《左传》真的这么写：赵武转头看向日荫之处，仿佛触觉也似的感受到某种所谓的光阴（光线和阴影）、某种确确实实的时间流逝，他讲了这句话：“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五年是太长、太遥远了，谁能看得到等得到呢？

一直以来，这是赵武之死的三次神准预言，人们把注意力摆在这上头，但我们何妨也这么来看、来理解——赵武是否有一种任务已了的奇异感觉呢？不是作为晋国执政者的任务（这没完没了，是每天经常性的，而且当时并没任期），而是作为我赵武这个人，我想得出来的，而且还要是我会的以及我能够的。一个盟主之国的大执政者，好像什么都能做（就像我们今天讲，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权力最大的人），但那是指现实既有的、寻常的、顺流的事；当你想的某事，有超过现实边界的成分、有超过人们足够经验的成分，指向某种未知，很容易发现人从能力、权力到时间都是很有限的，世界真的很大、很硬而且很黏。这是认真做事想事的人迟早会确确实实来到的生命处境，是的，我知道的都说了，我会的都写完了，我竭尽所能做得到的就只能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一事，我的老友初安民当年冒险冲出来办印刻杂志和出版社，有回告诉我，他这次得拿出“毕生绝学”来，他真的用这四个武侠之字）。对我个人而言，这个世界再没有“更远的地方”了（昆德拉语），剩下的，就是怡然地活着，或怡然地死去，这两个可能，除了死活大有不同而外，其余并没两样。

叔孙豹、刘定公和公子针，他们据以判断赵武的衰老和死亡，有一个关键性的共同点，那就是参照于赵武的身份，他的思维和行为已明显不符合一个盟主国家的大执政者（“不似民主”，人民之主，不是今天说的民主）。也许高飞的鹰总有比母鸡飞得低的时候，尤其是某只衰老、羽翼残破的鹰，但我自己实在不怎么相信，这个好心但一直不够聪慧的叔孙豹、只是天王使者没其他表现可言的刘定公，还有这个有钱养一千辆名车的公子哥儿针，有机会真正从某个足够高度来理解赵武这个人，更直接说，他们也从没机会上达到赵武所在的现实高位，看到某个赵武看着的世界景观，以及其尽头和种种不再可能；站到此地，人但凡还愿意去想去做某件不寻常的事，总是很孤独的，连讲话的人都不容易找到。

赵武比较像他的曾祖父赵衰，但这已是一个黄昏时刻的冬天太阳了，巨大、余温、愉悦，马上要下山了——我相信叔孙豹三人听见了死亡走近的清楚脚步声，我相信他们某种生物性的感官，但也就只是这样而已。

鲁昭公元年，弭兵之会五年之后，第一批一起参加的人几乎都不在了，赵武回到温地举行称之为“烝”的冬日祭祖，这里是他的家庙所在。当年，他的曾祖父赵衰随晋文公重耳出亡前，娶了狄女叔隗并生下赵盾，他的这支嫡系血脉还是华夷“混血”的，这也是整个春秋两百年人最精彩的一支血脉，赵衰，赵盾，赵武，往后还有他的孙子赵简子，狐狸一样聪明、灵动、智计百出，他的曾孙赵襄子，性格完全不同，忍辱、沉着、什么都吞得下来吸纳得下来，跟大地一样。

六天之后，赵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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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荒唐的战争

多年前一次重读《左传》，我心生异想做过一件年轻而且颇愚蠢的事——我一年一年地查看，可有一整年没发生战争冲突的？全然和平的，至少是可以喘息的一年？

日后，台湾有一位“行政院长”做了件很近似的事——当时算是台湾的交通黑暗期，车祸频仍，这位台湾当时的“最高行政首长”提出一个施政目标，希望能做到一整年内至少有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发生车祸人死的事。

都一样不了了之。究竟有没有不战争不冲突的某一整年呢？我记得我查看的结果是根本无法界定、没办法这么浪漫地看事情。比较正确的图像是，春秋这两百多年，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持续冲突的状态，国与国的，家与家的，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延续着更久远以来人奋力求取生存，并彼此妨碍限制、迟早相互冲撞侵犯的生命实况。

这里，“迟早”是个关键词，其隐藏的意思是必然，暗示着事物的连续性进展，其底下有个坚硬的因果逻辑作用着。除非另外发生了足够大的事情打断掉它，或者人渐渐感觉出不安不妥、不能放由它一直这样下去，于是人做出某种特殊的努力来抵御，只是这通常不会来得太早，也许某个人、某几个人先有所察觉，但有意义的行动构成需要累积足够多的人数，因此，对于这个或这些先察知的人而言，会有一段难熬的又像加速进行拉不回、却又像停滞窒人的特殊夹缝时光，一段不断刺激人想事情还想把事情讲清楚的时光，进入到某种自我处境检视、自我反省析辩的时刻。春秋这两百年，同时也是这样的时刻。

有关冲突，中国古来一直有一种相沿的递减计算说法，其实描述的正是这片古老大地上的人们，从孤立的、宛如泼散水滴般的“自然”状态逐渐聚合起来的基本事实——最早黄帝那时候号称“万国”，估算有整整一万个独立小单位（聚落、寨子、家族云云，列维——斯特劳斯说的：“从几十人到两三千人。”），或就是很多很多不计其数的意思（万，盈数也，也就是人日常能用到的最大数字单位，再多就不容易实际来算了，成为一种纯思维用的大数，京、垓、秭、恒河沙、阿僧祇、不可思议云云，印度佛家用来想一些比眼前实际世界大、这世界装不下的东西），到尧帝舜帝禹帝时候各自剩下多少，商代时剩多少，抵达周代又只剩多少；《左传》里也有类似的记述，当然时间和数量有着参差，说禹帝纠集天下诸侯，“持玉圭者”也就是愿意归属者有一万个单位，仍是“万国”。由此，中国的历史思维较不假思索地把这看成某种收敛数列，终点处当然是一如同最后答案，只剩一个，即大一统，较少仔细去想其最适数量和大小规模。

这个逐渐聚合起来的长时间过程，跟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当然不会只通过粗暴单调的杀戮吞噬灭绝，喜欢只这样想的人有点笨有点无知可能还有点心理不大平衡带着创伤和莫名恨意（比方台湾过去通俗大谈中国历史的柏杨），实际上，有多种代价较小利得较大的更精巧或更自然而然方式，最显著来说，比方通婚、贸易交换都是“手段”，更经常性而且更有效率更进行得下去，今天人类学已给了我们丰富到无可驳斥的证据。只知杀戮，不仅污蔑了人的复杂思维可能，事实上还低估了人的生物性本能。这样想事情的人通常是某种还原论者、生物决定论者，喜欢援引生物现象却又不真的理解生物现象，大自然的生命竞争基本图像绝不是一纸杀戮史，这在今天同样已是常识了，真正让我们叹为观止的，是在摄食、维持生命所需的大前提下，生物如何各自精巧地处理、避免、欺瞒、替代和限制（自我限制）冲突，这演化为身体构造（包括外形、色彩和气味），也演化出种种仪式性行为（吓退、区隔、躲避、屈服等等）。真要说到底，人还有可能比较危险，因为人可以比其他生物“不现实”，发展出脱离第一类需求的特殊思维及行动，发展出各种人类才有的生命意义、目的和其使用方式，是这样，自然的冲突才会逐步上升成有意识有目的的战争。

比方，狮子在它生存之地立于食物链的最高一阶，我们因此总比喻地说它是万兽之王，但和人类的君王不同，它不会发动“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这样方式的攻击，它（应该是它们，狮群是集体猎食）甚至放弃猎杀太强壮的“食物”，在大自然生存受伤不起，它没有面子问题，也不会因此丧失威信引发政治风暴。海明威的祖父告诫海明威，不管打猎钓鱼，捕杀的数量得限于“能够吃得完”为止，这才是回归生物性的猎食；但该死的海明威从不听从这个基本原则，他要夸耀、享乐和其他，他也是爱强调生物性的人（当然是误解），但他有太多只有人才有、不能赖给生物性存有的一身糟糕毛病。

冲突成为经常性、成为一种持续状态，最简单的理由是难以避开，其关键是土地。周代人们最深刻的一则避开冲突记忆，是周人的先祖、孟子口中好色典范的太王古公亶父。相传周人当时为狄人所逼，狄人要东西要个不停，最终，古公亶父察觉狄人真正要的是这片土地，他选择不抵抗离开，率众（或更美丽的，人们相信他，主动追随）来到岐山之下的周原，在这里建造了永久性的住屋，并开垦发展农耕。孟子说他的好色本性，还让他惠及其他男女，积极地关怀婚姻、建构家庭，让族人生养繁衍，《诗·大雅·绵》记录的便是周原的此一定居往事，也通常被看成就是这个姬姓部族正式站稳脚跟壮大起来的真正起点。但这里我们问下去：如果有狄人继续骚扰追逼呢，古公亶父和周人会如何反应？这是没再发生或是周人不让了、成功地一一逐退他们？答案以后者的几率远远较大对吧。

土地是关键，其一，是土地和人的比例定向的改变，人渐渐多起来了，这里，不仅是土地，尤其是宜于人居的好土地逐渐成为必须侵夺和防卫的稀有东西（《左传》里，这持续发生于国与国之间，更在家与家之间激烈进行），更难处理的可能是人愈来愈难闪躲的相遇相处，不同想法和不同生活习惯云云的人；其二，是土地和人的关系也慢慢改变了，从采集游猎到畜牧再到农耕，人逐渐和他居住的土地黏牢在一起，难以替换难以说走就走难以从头开始，麦子成熟得等好几个月，果树的栽植甚至要几年云云（就像日本人把农业基本知识编为歌谣教小孩好代代承传的：“桃三年栗三年，柿子八年，柚子这个笨蛋结实需要十八年……”），还有，这里的某座山某条河，也许已成为某个无可替代、别处不会有的神，就像北美的印第安纳瓦霍人，他们拒绝美国联邦政府的迁居（纳瓦霍人称为“长走”，是一段他们最绝望的历史），新土地再肥沃都不愿，他们要回去他们的Dinetah，四座圣山围拥护佑的所谓四角神圣之地，或就直译为“土地”、“我族之地”，否则会是一种更悲惨的死亡，不是肉身的而是心智的、精神的永恒之死，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一整个部族丧失掉一切希望可能的集体之死，用纳瓦霍人自己的话来说是，他们将永远回不到“美”（“荷佐”）那里去——

事实上，农耕也带来土地的“升值”，让土地美丽、柔软、丰饶、更加可欲，这从视觉就远远看得出来，就像我们今天走到比方说京都大原那一带，或读《诗经》的某些描述篇章（如《七月》）宛若眼前一亮那样，文明的“明”字是一道柔和的光，打开来，去除掉蛮荒幽暗。当然，农耕的土地开发和人口集中，也带来并加重了瘟疫（比方可怕的埃博拉病毒便是沉睡于非洲刚果黑森林里几百万年被人们侵入“唤醒”），这尤其容易爆发于不同居住土地人们乍乍相遇时（不同土地的人有不同抗体），今天人类学报告一再证实，瘟疫实际杀死的人数远远高于武器杀伤力有限、难以及远、人仍可以跑得比它快的原始武力冲突。

完全无法闪避的冲突，才会是最惨烈的冲突，如动物被逼到死角，中国人也很早就观察到这个，称之为困兽之斗，生物学者告诉我们，当成了无路可逃的困兽，最柔弱温和的动物都是危险的。

所以说，春秋这两百年的冲突不断，奇怪的便不是为什么有冲突发生，因此也就不是来自于、更无需解释为人的败坏人的堕落，这只是“来到”了而已。我们应该问的是，冲突这个很古老而且人们也颇熟悉的东西，来到了春秋这个“阶段”，它（逐渐地）起了什么变化，包括它自身的样态和内容，包括外于它的整个世界，有什么新的、人们并不知道或还没足够经验的事物发生，人们也相应地有了什么新的警觉——这么问，绝对不是双手一摊要放弃对人行为的持续追究，而是在追究之前，先让我们尽可能弄清楚当时人们的基本处境，把接下来的问题置放于其上，作为一个基础。人的处境，实际限制着但并不决定人的作为，两者不是一对一的严密函数关系。这于是也是一种比较公平的追究方式，对当时的人而言，我们不能期待春秋时人可以像经历一二次世界大战、目睹近一亿人死去的二十世纪欧洲人那样想战争、处理战争，一如当时的人不可能忽然开发出某种瘟疫疫苗一样；这还是一种比较正确的追究方式，对重读这段历史的我们自己而言，由此，我们有机会把焦点放在真正起变化的地方，问出比较对、比较有效的问题。

《左传》书里的人，我们看，都非常“正常”，好得正常，坏得正常；笨得正常，也聪明得正常；高贵得正常，也卑劣得正常，并没有超出我们对人可能样貌的理解，也并没有奇形怪状的“另一种人”。了不起只是一种特定时代造成人的整体“位移”，时代鼓动了奖励了一些也许并不值得鼓动和奖励的人（也许那些指责人心败坏坠落的人正是看到这个，带着某种策略性的规正阻挡企图），但这真正令人难受起来仍要等到稍后的战国时代，从冲突不断再进一步上升成为战争不绝的不堪历史时刻，是的，人不打断它，或说阻止不成就会一步一步走到这里。

《左传》真的是一部很平实的书，考虑到它成书的那个年代，人总是被诱惑去听去传诵去夸大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情。事实上，跟后代的史书来比，《左传》仍显得沉着和节制，起码不出现那些几乎必有的天纵英明人物，也不为勉强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完整的人而添加，它宁可就让人保持碎块也似、没头没尾的现实看到的样子。如此不添不加，意思是极度认真，不存侥幸不思安慰，一定是来自于人专注地要弄清楚，并设法解决眼前有问题的现实世界，怎么可能会是另外的理由呢？

这里，我们就先来看一场战争，交战国是晋和秦，战争发生当时晋国还不是盟主，而且才刚经历了一场最大最久的内乱冲突，连着好几个国君和太子被杀——战争本身颇荒唐，尤其是当时的晋君惠公夷吾；但讲述战争的人却是冷静的，没有任何眉飞色舞的语调。

决定于一匹马的一场战争

我们直接跳入两军交战现场——非常非常有意思，整个战场描述，就集中在一匹马身上，没讲别的。这匹马名叫“小驷”，是郑国送的，想必神骏得很，至少样子非常漂亮，晋君夷吾显然很爱这马，决定用它上阵。

大夫庆郑反对，他很专业地指出来：“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唯所纳之，无不如志。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将与人易，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彊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除了对马受惊发狂的一番淋漓描述，这其实是很容易看懂也很实在的说明，大原则是，御车作战，就得使用本国自生自养的马——战阵之上，不可逆料、得瞬间做出应变的状况非常多，人和马必须心志合一才行，所以得是长时间驯养相处的马；况且，这场战争就在晋国境内打，马是极敏感容易受惊吓的动物，本国的马生于斯长于斯，熟悉这样的景观水土地形地物，进退周旋，才能确保不惊惧不失控。

晋君夷吾当然不听，他要是个肯听话的人，就不会有这场战争了。

果然，两军会战于韩原，晋君的战车就卡在泥泞里出不来。依《左传》，庆郑本来已成功堵住了秦穆公的战车，正是因为夷吾的呼救而错失大好戎机，结局是，晋君夷吾被秦军活逮，这一战当然是如预期的大败。

《左传》没再告诉我们，这匹“因为一匹战马而损失一名国君”的小驷哪里去了——比起晋君夷吾，也许有人更关心这匹马的生死下落，比方说我自己，上了年纪，愈来愈看不得动物受虐受苦。动物总是无辜的、不知者不罪的。

夷吾此人

就像庆郑稍前讲的，秦国大军，等于是国君大人您要他们这样深入攻进来的，这有什么办法（“君实深之可若何”，韩原会战前，晋军已先连吃三场败仗）——咎由自取。但事情得从比较远的地方讲起，整整两代人没停止过的一系列荒唐行径。

一般认为比较糟的是夷吾的父亲晋献公，他才是晋国这几十年内乱冲突和这场大败的第一因——献公在位的晋国，本来是旭日般快速崛起的国家，他也有好几个样子看来不错的、夙有贤名的儿子，一切顺利得很。晋献公的人生以及晋国的折返点发生在鲁庄公二十八年，有个极美丽诱人的东西仿佛从天而降：那一年，晋伐骊戎，他得到了美人骊姬，旋即多了一个儿子奚齐，还有骊姬的妹妹，也帮他生了另一个儿子卓子，算是中老年得子，人变得比较脆弱易感。骊姬显然是个有脑子也有勃勃野心的美丽女子，她用超过十年时间只专注完成一件事：让她儿子奚齐继承晋君之位。《左传》把这段处心积虑的经过记录得相当详细，太子申生如何一步步被排挤出去，最终，申生被派驻去防守边境重镇曲沃，连同他两个也有威胁的弟弟，重耳守蒲城，夷吾守屈，堂皇且难以驳斥的理由是抵挡狄人进犯；也就是说，申生已不像是继位的太子了，而像是分家另立的其他儿子，晋献公身旁，只留奚齐和卓子。

这十年，晋国诸大夫谁都看出风暴将至了，包括申生自己（“吾其废乎？”）。外头，晋国耐心地用计吞下虢和虞继续扩张；卫亡了国又重建；鲁国执政者季友（季孙第一代目）先后逼死他两个哥哥叔牙（叔孙）和庆父（孟孙）好消解政变内战，交换条件是两人后嗣得立，鲁国日后三家共治的著名“三桓”正是成于此时，立了大功的季友获赐汶阳之田以及费这个日后谁也拆它不掉、宛如鲁国百年毒瘤的名城（亦即获取了大片土地），但这一场内乱仍弒杀了接连两任鲁君；南方楚国开始北上，郑首当其冲，于是齐桓公纠合北方诸侯南下问罪，凡此。是的，这十年的春秋，同样是冲突不断的“正常”春秋样子。

就在齐桓公召陵之盟这顶点一年，骊姬也完成了她的大计——她诱骗申生祭祀亡母齐姜，置毒于申生依礼进献的酒肉之中，不知道是何种厉害毒药，“祭之地，地坟（隆起）；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诬陷申生谋杀亲父，晋献公于是展开全面性的血腥缉凶行动，性格柔婉不忍申辩的太子申生选择自杀，被骊姬一并栽为共犯的重耳和夷吾惊险逃命出奔（重耳的衣服被逮捕者斩去一角，生死只在毫厘之际），这场追猎极认真凶狠，看样子死非常多人。

晋献公和骊姬的两人欢乐时光有多久？我算了一下，约十五年，这也是奚齐继位时不会超过的年岁。献公显然知道奚齐太年轻而且正当性严重不足，把奚齐托给他的师傅荀息，得到荀息以死拥立的保证，但献公九月一死，大乱立刻爆发，这是两个月内接连发生的事。十月，大夫里克一干人先杀奚齐，荀息改立卓子，十一月，里克同样杀了他，再无人可立的荀息依约同死。依《左传》，里克等人希望重耳回来接任国君，但夷吾抢先一步，他开出大好条件给秦穆公，由穆公出面说服诸侯（尤其是盟主齐桓），共同支持他返国，是为晋惠公。

骊姬哪里去了呢？不晓得，就跟那匹战马小驷一样，她退场了。

这两任晋君，我自己觉得夷吾远比他父亲献公糟糕。晋献公的荒唐，起码还是可思议的、人心最软弱处的那单一一点荒唐，人到老年，想抓住某个有亮光有温度的实在东西，进入到某种痴迷状态，如申生满心不忍讲的：“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国君，一直以来他算是称职的，他的失败毋宁是作为一个父亲的失败，往往，当一个父亲比当一个君王要难，这可以问问齐桓公、问李世民和康熙是不是如此；夷吾则根本不似人君，这家伙的荒唐是全方位的、接近无来由的，内心非常阴暗，只是个人格很卑劣的人，他会为微不足道的自身利益扯谎、翻脸、修改记忆和承诺、牺牲别人踩过别人无所不至，我们一生中总不幸会遇见几个这样的人。夷吾继任国君之后，依《左传》，第一件事情便是杀掉等于为他清除障碍的里克，只为划清界线，摆脱人们或以为他篡位的那一点点可能疑虑。事实上，之前夷吾对里克是有承诺的，许他汾阳之田百万，也可能想一并省下这一大片土地（又是土地！）。《左传》很有感觉地记下了这段有点恶心的对话，他在杀里克前还派人传这样的话：“不是因为你，我无法顺利得位，但尽管如此，你毕竟还是杀了两个国君和一名大夫，这样，当你君主的人，总是很困难、难以自安的不是吗？”里克听懂了，也认命，“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很干脆地自己伏剑而死。

次年，周天子派人赐玉，这是正式认可他的国君之位，夷吾“受玉惰”，这个“惰”字最接近的意思是傲慢，可能还带点乔张做致——他已经不是那个流亡、得卑躬屈膝、还四下送礼承诺好处的晋国失势公子，他现在是大诸侯、大国君主了。

夷吾的恶行顶点在鲁僖公十四年，他当晋君的第五年——前一年，晋国发生饥荒，向秦求粮，其实当时秦穆公已对他很不爽了，但“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不仅出手救援，还非常慷慨，输粮船只从秦都雍排到晋都绛几乎连成一线，当时称之为“泛舟之役”；来年，饥荒西移，轮到秦向晋求助，晋居然可以拒绝，振振其词的理由是，既然晋已经得罪秦了，所以不差多这一次。原来，五年前夷吾求入，漫天开价答应赠给秦国河外五城（还是土地），这片土地，“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大到重要到根本无法兑现，当然是全数反悔，当没说过。

一样求助于人，他的哥哥晋文公重耳便不是这样，两人真的差很多——重耳允诺楚王的只是，万一将来不幸晋楚两军战场相遇，晋军愿意退兵九十里以为报。果然，晋文公定霸那一战，尽管以君对臣（楚军主帅是令尹子玉），晋军仍守信地退军到城濮才开打，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退避三舍”（一舍约三十华里）的由来。流亡晋文公的敢于如此允诺，楚王的雍容大度接受，这都是不容易的，也是很有品质的。

正因为夷吾这样，秦穆公才忍无可忍挥军攻晋，庆郑也才说秦军根本就是你招进来的。

老百姓和士大夫的意见两极

救了夷吾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父异母姊姊那位不祥的穆姬（伯姬），秦穆公夫人。她第一时间就向穆公下最后通牒：“晋君早上抓进来，我晚上就自杀，国君大人您看着办吧。”

其实穆姬个人对夷吾也是极不满的——依《左传》，秦穆公当年协助夷吾返国接位，穆姬显然是很关键的人物，还帮他疏通晋献公的次妃贾君以为内应，穆姬只要求夷吾得召回、善待骊姬之乱被驱逐四散的晋室群公子。但夷吾返国后旋即和贾君私通，只照顾贾君一人，一以贯之地把他对穆姬的承诺扔一旁，这家伙真让人无话可说。

秦穆公遂只能把夷吾扣在灵台一地不敢带进国都，也因此才考虑答应晋国坐下来谈，让晋太子圉替代夷吾为人质，放夷吾回去。

接下来，《左传》要我们看的是晋国这边，尤其这番对话，时隔两千年，这仍是一个国家陷于诸如此类处境下的标准反应，精准得不得了——和谈会上，秦穆公问：“晋国国内和不和呢？”晋国代表阴饴甥（吕甥）也据实也有技巧地如此回答：“不和，看法趋于两极。一般老百姓以为国君被擒是奇耻大辱，而且多有亲人战死满心恨意，因此誓言复仇，就算得求助、事奉狄人也在所不惜；士大夫阶层，尽管也一样不忍国君的遭遇，但深刻知道此事罪在国君本人，是我们理亏，因此努力保持冷静，等候秦国这边的决定。”秦穆公又问：“那夷吾的可能结果，晋国那边怎么想呢？”阴饴甥说：“一样分两种。老百姓悲愤，认为绝不可能善了，他们的说法是，既然是我们先伤害了秦得罪了秦，秦国怎么可能放他回来；士大夫洞悉事理，相信国君必能安然归来，他们判断的理由是，背弃秦国已遭到惩罚羁押，知罪服罪得到赦回，这是基本事理，也是霸主恩威之道——”以下，阴饴甥巧妙地把话拉回秦穆公身上，是霸主是寇雠，此刻是关键性的二选一。

老百姓的人数和士大夫当然远远不成比例，好在此事不采多数决，更好在当时晋国没有我们今天的大众传媒，没有民意调查，更没有脸书，尤其像台湾这种水准的大众传媒，这样子使用的民意调查和脸书，人还有机会讲专业、讲事理，不至于应声掉进只剩激情只靠腺体的民粹陷阱如同宿命。

我们说过子产，几十年宛如郑国守护者的子产，人们曾嚷着要杀他，或稍稍收敛地预言，当时郑国的几大家族，子产这一脉会先亡云云。谁会挺最久呢？为什么？《左传》有记载，在鲁襄公二十九年，那年，支持子产执政的子展老死，更支持子产的他儿子子皮继任，郑国发生了饥荒，子皮以亡父子展之命为名，救济全国每人一钟粟（六斛四斗），所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即子皮家）常掌国政，以为上卿”；邻国的宋也在饥荒肆虐范围，宋的二号人物司城子罕请命于宋君，拿出公粮救灾，并使诸大夫家跟进，惟只有子罕家赈灾却不具名，还替那些拿不出来的大夫出粮。于是叔向这么说，郑的子皮家、宋的子罕家，得民心的缘故，必定是延续最久的两个家族，这两国能活多久，这两家就能挺立多久——也就是说，子产为郑国存活几乎做了所有的事，但对郑国老百姓而言，极可能还抵不过具体的一钟粟，这有点让人沮丧，但非常非常真实。

民主政治是较好的政治制度，至少是我们较相信的制度、我们以为缺点较少的制度，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懒人一样不思不想地使用它，万灵药一样什么都使用它，让民主制成为博尔赫斯所说“滥用投票箱的游戏”。民主制是有堪用界线的，界线的另一边是为专业，是事物的正确因果和道理。最困难的正是这一界线的辨识、坚持和节制，太多重要的判断是不能靠多数决的，民粹便是侵犯、涂销这一界线，进入到无知和恶俗，这是我们每天看到的。

还好晋国当时听从了少数人这边的判断，没誓不两立，没至死方休，没玉石俱焚。

秦穆公是个有气度有判断力的国君（就个人素质而言，他极可能是春秋最好的国君，另一个是楚庄王），不只是听老婆的话而已，他想必也看出了晋国的调整变化——没夷吾的晋国，反而正确地动了起来，也仿佛整个轻快起来如卸下夷吾的罪过重负，迅速做出一系列的因应作为，包括作“爰田”，把公家利益分享众人；作“州兵”，增加甲兵强化战力（春秋的税赋改革多是战争拉动，鲁国郑国皆有记录）；最具决定性的是，晋国已着手另立国君，由太子圉接任，这也是夷吾的意思（多年来惟一一件正确的作为），由阴饴甥带话回来，如此，秦国扣在手上的只是一个还得供养他吃喝的人而已，不再是可讨价还价的国君了。春秋时代，这样的处理不只一次（如鲁成公十年晋国扣留郑君也是这样，“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人们从不舒服的、陷于绝望的现实很快学会这个，让国君可以损失，或正确地讲，让国君是一个位置，而不是一个特定个人。

生命无价，理想上，每个个体生命都得被尊重被保卫，但不该包括国君、总统以及各式不同称谓的国家领导人，这该视为他们职位的正常风险（不愿意的话可以选择不干）。总统制的美国学会了后半截——一旦总统被绑架无法履行职责乃至于成为负数性的存在，最短时间内由副总统宣誓接任（花这么多钱养副总统这个闲人正为着这种时候），不谈判、不接受要胁云云；没学会的前半截是，美国对总统的人身安全保护已到铺天盖地、无所不至的神经地步，台湾学的就是这个（“我们要做到的不是安全，而是万全。”这是长挂口中如咒语的维安工作要求），为此，安全单位做的便不会只是现场防护，而是提前预防，也就是想尽办法监控监听、及早发现掌握任何可能的威胁力量，从个人到团体到敌国，现实的直接结果便是情治部门的规模和权力的急剧膨胀（美国情治机构之巨大，对一个老牌民主国家而言，是一种耻辱），而这样膨胀起来的情治系统总是滥权的、异化的，绝大多数时间对付的只是自家老百姓而已，成为某种毒瘤、某种怪物、某个终极性的邪恶力量。

这怎么解决？其实应该不困难，一个国家肯放手死他几个国君、总统或领导人就行了，几次下来，绑架者谋杀者自会确确实实知道，这是没意义的、可笑的、也是不划算的。现任教宗方济各刚刚宣告不乘坐教廷的防弹大轿车，教宗面对的威胁是宗教性的，理论上更疯狂更难以判别无所不在，但这是一个有信念而且肯付诸实践带来改变的难得一见教宗（他还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国、伸手和穆斯林和解、放宽同性恋思维等等，我完全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会见到这样一个教宗出现，或者说耶和华终于醒过来了、肯做一点事了），方济各如他自己相信的，把生死交给上帝。

该年（鲁僖公十五年），夷吾秋日下车被逮，冬天就放回来了，没在秦国待几天，如提前假释，回国复位所做的第一件事，当然又是杀掉一直和他唱反调的大夫庆郑（庆郑也知道他必死无疑，只是他不想逃）。这一年，晋国又闹饥荒，秦穆公挣扎了一下，一样，“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会饿死的是人民而不是国君，还是慷慨输粮到晋国。夷吾真的是个很好命的人，他继续当他的晋君又八九年之久，还寿终正寝，他的行恶一生，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励志故事，也是记史者、读史者总得要忍受的。

而他那个替他在秦服刑的儿子圉就没这么好命了，夷吾一死，他的哥哥重耳在秦国支持下归国，是为晋文公，国君位置还没坐热的晋怀公圉被杀于高梁一地——内乱多年的晋国，至此，切换向成为天下盟主的晋国。

战争还不是个新东西

总计，从骊姬生了奚齐到晋文公得位，整整闹了三十年，冲突不断，但我们仔细看，真正发生国与国战争的，也只有那几天而已（三场《左传》以为不值一提、极可能是斗志消沉不战而溃的小败仗，加最后一场可笑的韩原之败），而且，真正两国刀刃相向的时刻可能就那几小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晋国这三十年，杀戮主要是在国内进行，人死于内乱必定远远多于秦晋韩原之役，尤其那些有名有姓有记录可查的人物（申生、杜原款、奚齐、卓子、荀息、里克、平郑、庆郑、狐突、子圉、吕甥、郤芮等），全是自己人杀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春秋时人，开始时很长一段时日，并不以为战争特别可怕特别可厌，这只是冲突规格的缓缓、稍稍扩大罢了，并不是另一个该大惊小怪的新东西陌生东西。

时间来看，还要等一百零二年，才有我们说过的天下诸侯弭兵之会发生（严格来说，中间夹了个华元，为救宋国最早提出晋楚休兵想法的人）。也就是说，还要经历、承受整整一百年的大大小小战争，才开始有人（那几个人，不是普遍的集体的）稍微认真地、稍稍正式地想到得阻止战争、减少战争。

冲突源于人和人不得不相遇、相处，空白缓冲之地的减少、消失，意味着彼此躲开这一古老的、生物性的主体方式渐渐没法用了（老子想的就是这一方式，或说想重回此一方式仍有效的那样一种世界。当然，个体是可能的，至今仍可能，通过个人必要的认识和取舍，成为一种独特的“智慧”，如老子教导我们的），这其实是一种人的新处境，人得另外想出办法来应付、处理冲突。也很可思议的，冲突必定先频繁发生于内部而非外部，然后邻近部落、邻国，如我们从《左传》很简单就看得出来的，晋和秦、鲁和齐、楚和吴两两地来，当然还有犬牙交错总是打成一团的郑宋陈蔡卫云云。有句劝告人安慰人的老话是“远亲不如近邻”，但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总是“远仇不如恶邻”，这每个人每天都可以证实，因此才需要一句相反的话语来劝告来安慰不是吗？

还有一点，从黄帝时号称万国这不断的聚合减数，冲突其实更多发生于聚合之后而非之前，这无可避免的理由是，聚合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必须纳入更多不一样的、异质的人，人和人的关系不再自然、单纯、紧密，光是靠血缘、靠亲族关系、靠因此长期共居共处的共同习惯就可素朴地结合起来组织起来；在此同时，土地的不断扩大也带进来更多异质东西，不一样长相性质、生养不同作物的土地（平坦或起伏、周整或破碎、丰饶或贫瘠、干或湿……），意味着人不同的劳作和生活起居习惯、不同的投入和产出、不同的抵御天候变化能耐、不同的思维欲求及恐惧云云，要包容起来整合起来并不容易，除了意志和善念，还需要能力和技术。比方像井田这样最简易原始的、直线分割的、谁都一眼看得出来公不公平的土地处理分配方式，很快就不再适用了，只能是一种基本原则，《左传》有这段很精致的土地辨识处理记录，是非常重要、常被引用的历史材料，发生在楚国的康王时期，由司马蒍掩负责执行（司马是军事性职位，这极可能代表着此一作为的出发点是整军经武，土地/赋税/军备原是一体的）：“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沼泽之地），辨京陵（高低起伏之地）、表淳卤（盐分之地，事关必要的灌溉冲洗问题），数疆潦（水道，也做为田界），规偃猪（聚水之池），町原防（分割破碎之地），牧隰皋（水岸边只用于牧畜之地），井衍沃（平坦的优质耕地），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令尹，楚国最高行政首长），礼也。”是的，辨识的焦点在于土地的各式差异，事关地质学和数学，还有更全面的农牧生产知识以及更多，还得加上人的判断（赋税包括人、车、马、木头、皮革、粮食，得找出交换公式）。但也如此，长短加减，公平性再无法切蛋糕切水果一样人人一目了然，容易不安，容易误解，也容易找碴，必须仰靠更多的上下彼此信赖，或者，更多权力的断然行使。

大致上，这就是人类历史由家到国这一阶段的演进，这是一长段人经验不足、朝向未知、作为不确定、成败利钝难逆料的尝试时间，也就必定是反复冲突反复调整的不平靖时间，愚蠢自私的新作为会引发冲突，聪慧正直的新作为一样会引发冲突（如子产治郑）。春秋这两百年大致上就来到这个阶段，由家而国，像只是自然放大的一阶，人努力这么想这么掌握，这是有道理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因为人原有的经验就这么多；日后，我们当然知道了，这将是断裂的一阶，由量变到质变的一阶，国家不是一个更大、人更多的家庭家族，国家是新东西，处处脱离人直接具体经验的新东西，修齐治平这一封闭性单行道公式是远远不足够的，新的阶段，人还有太多要想的、要学的、要试的、要发明的。

国家成为一种新东西，冲突也相应地质变——战争不仅仅是规模更大人数更多的冲突而已，战争也是一种新东西。

讲到楚康王，我们来看《左传》另一段有趣极了的记载，是楚康王作为楚国君主的告白，事实上，这极可能正是七年后蒍掩全面整理检视土地的原因——事情的起因是郑国子孔来邀请楚军攻郑，为的是借此除去郑国各家大夫好独揽大权，标准的内部冲突外部化。楚国当时的令尹子庚没答应，楚康王得知此事，派了人责问子庚，带去了这番话：“国人谓不谷（楚王自称）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谷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为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康王的意思是，身为楚国国君，他是一直感受到压力的，这五年时间楚国不出兵不打仗，他很担心老百姓认为他是个偷懒、享乐、不积极履行国君职责的人，还是一个背弃历代先祖的不肖子孙；也就是说，更主动要攻击要作战的居然是老百姓，而不是当政者掌权者，这和我们今天对战争的基本理解正好背反。一般而言，除非集体陷入到某种激情疯狂状态，否则想发动战争的总是“那些人”（举凡当政者、军方、军火商石油商等大企业以及某些脑筋心理不正常的人云云。台湾过去有一首最诚实的军歌，就叫“我们的事业在战场”，是的，战争也是一种事业，投资报酬率巨大，或者说，成本极低，成本是别人的身家性命），少数能够从战争攫取利益的人。其实，群众的激情不会徒然发生，得先有刺激性的事端，这通常是由“那些人”制造、诱发、鼓动、扩大出来的，老百姓还不至于没事要求出兵攻击哪个国家，老百姓通常落入陷阱也似的以雪耻、捍卫云云不得不一战理由来呼唤战争，一如至今所有国家的武力皆以“防卫”而不是以攻击为名。

楚康王会不会是假借老百姓之名呢？这有可能，但也得这个国家真有这种空气才行。终春秋之世，楚国这个稍晚发展的大国，一直有诸如此类讯息传出来，像是雄主楚庄王，相传他继位后整整三年不作为不行动像个宅男，所以有臣子受不了了隐喻地探问他刺激他（有只大鸟，整整三年不鸣不飞云云。其实说法蛮差蛮没才华的），得到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满意回答。《左传》里还有一个好笑的故事，也可以放在乱伦/族外婚制的篇章来谈，这发生在更早楚文王时，或更准确地讲，楚文王才死时（那年，骊姬生下奚齐）。当时楚国令尹子元正是楚文王弟弟，一心想诱惑文王夫人也是他嫂子息妫，特别紧邻着宫室设了自己居处，还“振万焉”，也就是表演一种武舞，大概就像今天夸示肌肉、夸示自己是猛男那样。息妫悲伤地哭起来：“先君是用这舞来练兵习戎的，如今令尹不向着敌国，却跑到未亡人身旁来跳，这是干什么呢？”子元听了，有点惭愧地说：“妇人都记得国有仇敌，反倒是我完全忘在脑后了。”于是出兵六百辆车伐郑（但吃了败仗后又回来跳舞）。

奇妙的是，这个自言背负着战争压力的楚康王，却也正是弭兵之会晋楚大和解的楚君，造反取经原一人。这告诉我们什么？这显出了某种非常有意思的“时间差”——在楚国，对战争一事的想法基本上仍是上下一致的，战争是所有人的事，和每个人直接相关，甚至，整个“国家”就是个人人皆兵、高度战斗动员的紧密团体（所以陈和蔡这样的小国，转到楚国手上，可以像最大型的诸侯国出兵车千乘），人人也都能具体分享战争掠夺的财货，就像著名的维京海盗（除了战斗，他们最会的便是分享战利品，分配公正是海盗的必要之德，这保证着他们的集体战斗力，特洛伊战争希腊海盗联军的一度失利不前，便是因为海盗头子阿伽门农分赃不均。今天，北欧诸国仍是税赋最重、福利制度最慷慨完整、亦即保留着浓厚集体分配意味的国家，这不来自于近代的社会主义思维，而是一种传统），像希腊诸城邦，也像摩西时代流窜劫掠于沙漠之中的以色列部族那样。但在北方诸国这些老国家，如晋国韩起当时指出来的，至少在战争这件事上，个人处境已开始和国家分离开来，战争的利益不再下达，除了某种虚假恶心的所谓国族荣光（美国小说家冯内古特说的，所有近代国家的国家庆典几乎都是庆贺杀人的，庆典规格大小和杀人数字成正比），一般人民包括战胜国的人民只是受苦受创和死亡而已。正是这样的逐渐察觉，这个当时还人人不看好不信任的弭兵之会才得以意外顺利地举办起来，才不得不都同意参加。

这样的时间差现象很正常很寻常，每一个时代的当下都是一整叠厚厚的化石层，新的来但旧的仍不去，甚至，某些已非事实已该流逝的东西，仍会以某种习惯某种执念的顽强样子保留下来，就像楚康王当时的楚国，体制上已该是个“国家”的样子了（体制、律法、统治管理方式等等，春秋诸国很自然地趋同），一场战争打下来，其一般人民的处境和遭遇不会和北地诸国差异太大，但这样的意识仍会持续存留很长一段时日，需要更多悲恸的故事一次一次地冲刷侵蚀。这样的化石层也是一种时间的层次记录、时间的天然博物馆，让我们可以很具体地目睹着变动，目睹着进展和调整，目睹着人的学习和失败，从有形的事物到人心，很有用的。

所谓的冲突状态

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所谓的冲突状态。

这是我个人也许不很恰当的用词选择，试着用来表述一种特殊的历史时刻，一种漩涡也似的时刻——简单说，冲突的持续发生、积累，会把一整个时代拖入一种不好的状态，那就是冲突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一种惯性、一种基本反应。本来，事情的发生，人总是可以拥有多种处置选择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比直接冲突起来要合宜而且彼此有利，但在这样的冲突状态之中，直接开打成为理所当然的第一选择，甚至惟一选择，人丧失了可贵的多样可能，同时智商陡降。

冲突召唤着冲突，这场战争为下一场战争铺路并成为正当。《左传》里，我们常常读到这样只一句话交待的战争，通常发生于相邻国家，诸如：“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也。”“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郛之役也。”“狄伐晋，报采桑之役也。”“晋侯伐秦，围刓新城，以报王官之役。”“秦人伐晋，取武城，以报令狐之役。”这最有意思、最富说明力量的在于——我们晓得，大型的战争如城濮之战、邲之战等，尽管一样总是导火于摆不平的某国内乱或某两三小国的冲突，但或因其规模巨大，或因其影响深远，或只因战争自身特殊内容的缘故（某国君被活捉、某人射了神准一箭、某主帅喝醉了酒云云），我们会认为这是极不寻常的，值得史书一记而且确实有东西可记，是一场该被单独辨识的战争，一个特殊事件。但这种除了“报××之役”其他仿佛不值一提的小战争，却感觉是经常性的乃至于例行性的，不是开始，也不结束，显示的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种延续性的“状态”，泥淖也似的，两边谁也难以先拔出脚来。战争好像成了一种义务，但战争怎么可以是一种义务呢？

战争召唤、孕生下一次战争，此一连锁反应一旦启动起来，就愈来愈多不容易打断，只因为国家会为下一战做准备，人心也为下一战做准备（比方累积仇恨和疯狂），从国家体制、作为到个人都调整成适合战争马上要战争的样子，以至于，我们很难再区分清楚，下一次战争究竟是一个必然，还是一种需要？同时，这完全与战争胜败无涉，这在战争开打之前已确确实实地发生，也在战争之后仍延续，这也许才是战争伤害人类最大、最根深柢固的地方。人类历史上，对此最警觉的人极可能是英国的哲学家罗素，罗素因此激烈到不计一切地反对英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只是欧战，甚至只是中欧的局部民族冲突，如果不因英法等国的介入而扩大开来的话）；但很有意思的，日后罗素倒不那么反对英国打二战，或者说无奈、多言无益，他以为二战已是无可避免的了，早在一战开打那一刻，二十年后这一场势必规模更大、杀戮更凶狠的战争已预约好了只等它发生，事实上，戴高乐说得更直接，他以为一、二次大战根本是同一场战争，一场为期三十年的战争，只是中间停火二十年而已。罗素认为一战当时英国应当更妥协，还说即便英国被视为投降，甚至被征服被奴役都比开启这样一种战争强。他很认真地比较了投降和战争这两种不堪状态下的英国可能社会景况，以为更糟的是后者，眼前从里到外这一切人长期才建造、获取、拥有的美好东西，不只是瞬间吞噬、消失于战火之中（这还有运气成分，二战那样的炮击轰炸都还有不少东西躲过），而是人全面地、无一孑余地主动废弃，人心进入到某种残酷、疯狂、冰冻而且虚无的全然暗黑状态之中，丧失一切可能，这无关战争胜负，人不再有希望，甚至人当下就被攫住没有自由，比奴隶还不自由。

罗素这么激烈的一种历史判断，我们可以不必同意，就像二十世纪初年的当时英国人也并没接受一样，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主张和说理，也真是非常英勇；也许一样勇敢应该一并赞美的还有当时的英国人，居然可以允许这样的言论在那种时候完整地讲出来而且人还安然无恙——还需要证据吗？换另一个国度另一组人群，我们对罗素的可能处境只不寒而栗。这是罗素主张的另一个遍在佐证，那就是战争的神圣化，不能质疑不能讨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只剩一种看法，这如何可能是真的、是稍微健康的？这样虚假的神圣，博尔赫斯正确地看出它虚张声势底下的怯懦，我仍要再一次引述他这番准确无匹的话，讲的是阿根廷，但几乎就是全世界：“爱国主义，阿根廷的假爱国主义是吓不起的可怜东西，经不起一首偶然写成的讽刺诗、蒙特维多的一记射门或邓普西的一记钩拳。一个微笑、一次无心的遗忘都会让我们痛心不已。”是啊，这么强大、坚定而且又百分之百正确如永恒真理的东西，怎么会因为谁说了一句话或输掉一场球赛拳击赛就登时破毁瓦解呢？

有这么个无聊笑话，说某人到非洲打猎，不巧碰上一头狮子，他一枪不中，幸好也堪堪躲过狮子的扑杀。惊魂之余，他到林子里加强练习射击，好提高准度，却听见树丛另一边有动静，原来是刚刚那头狮子也正在练习它的扑杀动作。

人无尖牙利爪，或更正确地说，在类似体型大小的生物中，人是不够强壮、攻击力极薄弱的，但麻烦是，人会练习，还会发明使用工具，包括各式各样杀人工具，以至于，人的冲突猎杀，遂从最难以致命逐渐演变成难能幸免，谁都晓得如今我们已身在这几乎冲突不起的末端（敢于冲突玉石俱焚的人因此很容易绑架我们取利，如《圣经》所罗门王审判故事那样敢于把小儿撕裂两半）；而在此同时，狮子老虎和狼群仍使用它天赋的尖牙利爪，一次一次重复几百万年来改进不大的祖先扑杀动作。有一个也许并非百分百科学的理论，是聪明、写一手好文章的动物行为学者劳伦兹提出来的，简单来说是，动物的攻击力愈强，其对攻击的本能抑制力也就相对愈强，尤其同类之间，几乎都止于示威、吓退、驱赶，以气味以声音以一堆仪式行为（比方横向夸大膨胀自己体型的所谓“宽边作用”），劳伦兹以为，这是生存演化的必要，否则很容易相残灭种。话听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不祥的东西来了对不对？没有错，接下来劳伦兹要说的正是，人的生物性攻击力薄弱，也意味着这几百万年（本来）无需也并未演化出足够的抑制本能，人遂成为地球生命史上同类相残最严重的一种生物。

顺便提一下劳伦兹另外一个动物观察及其解释，这仍在我们谈战争的有效范围之中——这回他看的是鱼群，群游的鱼会集体跟住领头的那一条行动，转弯回旋直线加速，非常一致漂亮。劳伦兹做了这样有点残酷的实验，他把其中某一条鱼割去脑叶再放回，这条“无脑”的鱼果如预期地陷入疯狂，它乱窜乱游，整齐如一体的鱼群瞬间混乱起来，马上，所有的鱼似乎察觉不对劲地全静止不动，然后，鱼群像是找到一个舒适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集体转而跟着那条疯掉的无脑鱼行动，让它成为新的“领袖”，恢复了“秩序”，游起来依然一致漂亮，似乎还脱弓之矢般更加快速、生猛、不可测。

劳伦兹报告此一实验观察成果时语气怪怪的，欲说还休。从鱼这样直接跳到人，这与其说是一个科学事实，倒不如说是一则尖利的历史隐喻，好笑但令人沮丧无比——算算时间，他想的应该就是不远处的恶邻德国吧（劳伦兹是奥地利人），希特勒、新秩序以及跟着希特勒整个欧洲乱窜乱游的大日耳曼鱼群。

依劳伦兹，人这才开始得（非得不可）学习抑制自身的攻击本能（劳伦兹以为攻击是生物本能，如他的书名《攻击与人性》），像是一个迟来的演化，也是一个时间明显不够、气喘吁吁追赶的演化，这同时是一场不大公平也不很乐观的赛跑，追赶什么呢？当然是追赶已起跑很久、已极快速而且还一直加速的人类攻击能力成长（找本当代武器图鉴读读吧）。更麻烦的是，这是拉马克式而非达尔文式的人类独特演化，也就是，我们不可能期待它“自然”进行，并成为一种全物种全人类的一致“本性”，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相同的机制，时候一到闹钟般响起一样的命令声音，不会这样，这只能个别地带着意志地通过教训、记忆、觉醒、学习、思索、判断、谈论、书写、劝导，以及更多我不知道或者人类也还不会的方式，可能还得包含祷告，才可望——能可望什么呢？也许就可望减少一些战争杀戮，让人类的战争杀戮次数和强度是人还可以承受的。

所以说春秋还远远太早了不是吗？人们以为还冲突得起战争得起，或者说，尽管频率升高了，参与和死伤人数也跟着增加了，但仍在一直以来的理解范围内、可思议范围内，还不需要（比较难受地）换另一种方式、另一种思维来针对它解释它，差不多是这样。像《左传》，毋宁是个别地、就事论事地如实记下战争一些稍稍不同以往的新鲜事，比方，看到徒兵作战开始应用（郑国、晋国等好几处，且都有不错成效），这打起来可能比较残酷些，从原本偏向较量式、胜负判别式的车战转向近身短兵肉搏，容易杀红眼而且不容易收场；或武器的进步，很有意思这进展更快的是所谓较晚期发展的南方包括吴越，可能是长江流域这方面本来就领先一步，也可能跟南方保有较原初的侵略性、动员性体制有关，《左传》里有郑国初次朝楚、楚王高兴起来赠送一大块上等金属的记载（但旋即后悔，双方还因此正式签约，不能移为国防工业使用，只铸成了三口大钟）；另外，《左传》似乎对弓箭这东西多了点注目，不见名刀名剑只有名弓，如鲁的金仆姑楚的大屈等等，这也许只是偶然不该夸大附会（弓箭当然早就发明使用了，射兽射鸟射人），但这种及远的、扩大战争纵深的、改良幅度极大的、让我们不禁联想到现代枪支发展的特殊武器，记史者是否也隐隐地、难以言喻地察觉什么；还有，《左传》倒是很有把握说得斩钉截铁，战争几乎在每个国家都带来迫切的变革，作三军作三行作州兵云云的扩军当然是最直接的，深一层拉动的还有税制、土地政策和法律，统治者的思维转向即时性和策略性，无暇计较千秋只能先救一时，惟这样因此被固着下来的一时性作为，仍会成为某种新的、从而难以抹除的现实，改变了或至少弯折了人对未来的可能思索和想象。

至于有关人的死伤问题，《左传》记载，在冲突中、在战争里直接战死的多是有名有姓的个别之人（颍考叔、南宫牛、先轸等），几乎从不见总体死伤人数的估算（当然多少还是有，如鲁桓公六年，郑太子忽救了差点灭国的齐，大败北戎，获“甲首三百”，不多，三百个头颅）；相对的，日后战国时代的战争则竭力夸张死亡人数，杀三十万人坑六十万人云云，已经到完全不管现实的地步，就像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战情统计，才开战两年左右，“依德国海军报告的总吨数，盟国这边所有会浮在水面上的东西已全部被击沉还不够”。这相隔只一两百年却完全两极化的记述差异，全然归因于记史者的书写偏好可能说不过去，必定也相当程度忠实地透露出两个不同时代、两种不同形态和要求的战争其实际内容的差异，以及事后检讨记录的差异。包括最现实的，论功行赏方式的差异——只要求击败、逐退、屈服敌军，那杀人多少便不是重点甚至不是功勋也就不必再去费心计算；但要求尽可能消灭敌国的所谓“有生战力”（很恶心的用词，其实就是人命），那不仅得想办法多杀，事后还得仔细地、斤斤计较地算尸体算脑袋算耳朵（取一边耳朵以为立功凭证，这是古法，也正是“取”这个字原来的甲骨文造形，一只手拿着一枚耳朵），甚至谎报灌水，就像小说家冯内古特嘲讽地说他写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五号屠场》一书：“每死一个人，换算我就得到五块钱版税。”这种灌水作业很少遭到质疑，更常见是由官方领头来做，因为有助于士气，所以连谎言都是神圣的，这也包含于罗素所担忧战争对人的破坏。

城濮之战，大概就是整个春秋最著名也最具决定性的一战了，也是春秋首次跨国联军动员的正式大型会战，死了谁呢？依《左传》，第一个是晋方中军统帅郤縠，他不幸地在战争开打前夕急病猝死；再来是晋方颠颉（陪晋文公流亡的有数几名功臣之一），也一样还没开战，因违犯军法被晋文公不顾情面宰了；再来是楚方主帅令尹子玉，他兵败无颜，是自杀的，晋文公因此大大松了口气；再来是晋方祈瞒，因为大风中丢失中军大旗造成军行迷途，战后被问罪判处死刑；最后是晋方舟之侨，发生于晋军凯旋归国时，这家伙不知发了什么神经病抢着领军渡河，也是军令问题被杀。五个，没一个是死于战阵。城濮之战惟一留下来的统计数字是晋文公献楚国俘虏于周王的数字（终春秋之世，楚国一直微妙地被视为“外族”“外敌”），战车一百辆，兵士一千人，就这样。

《左传》里的战争残酷画面，最让人一惊的大概就是晋国打输的邲之役，又三十五年后，但不是数字，只是一幕生动的现场描述——晋军一战而败，可能为着保存战力，主帅荀林父下令先渡河者有赏，于是，“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两大支部队争抢为数有限的船只慌乱逃命，很残忍地砍断那些晚一步、人犹浸泡水中、紧紧抓住船缘不放的同袍手指头，每艘船上的断指一整捧，当然，这是自己人干的，逃命加上奖赏。

一场战争没留下总的数字（统计或估算），意思是，必定没有特别的、惊异的、宛如跳到人眼前的数字发生，否则就算还不明其意，记史者也会先记下来再说，或者，就算没有任何人任何机制可统计，但凡眼前的景象够吓人够恐怖够死伤遍野，这样人忘不掉的梦魇画面，也必定在日后的反复回想、述说、传诵中被（只夸大不减缩地）折算成某一个大数字；战争没有总的伤亡数字，另一意思是这还没有凝聚成一个特殊独立的问题，人还未整个地、追究地去看它想它。当然，某种所谓的旷野声音必定会先响起来，个别地、感性地、零散地，来自于比方某个当时在场的人，某个直接承受伤害的人，或某个较敏感较容易心起忧思的人，某个有提前想事情习惯的人云云，像是，《诗经·国风》便早早有这样诉诸自身经验的怨怪之言，在征途中，在风雪里，是来自最底层亦即最先察觉战争“利益/伤害”分离的素朴声音。人就活在当时四方交战之地,而且还负责观看着记录着东周王室倾毁的老子，极厌恶战争以及人的一切争斗算计，但他的思维太大太远了，一大步跨过去，整个弃绝人类的文明建构，把这看成是一场虚妄一个人的噩梦，战争于是不成其为独立的、可单独解决的问题，仅仅只是人诸多、太多愚行的其中一项；也不是关键，毋宁只是愚行的必然结果、一个不堪病态而已。爱讲道理的孔子，基本上也不会自我背反地支持这种动手取代动口、没说理空间的野蛮原始手段，用北京阿城的说法是，用“文化”（以文明手段来化解来融解，如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亦即用更好的社会建构、人可以过更好生活来吸引他们）而不是“武化”；但孔子的另一面又总是，他对实然世界种种又太关注也太理解了，知道人间处处限制，无法对一般人心存不实际、太纯净、太快速的幻想，也因此，孔子的主张，即便在他讲得最豪勇最武断时，也总是有保留有迟疑有某种不确定之感，不逼人太甚。孔子对战争的态度因此显得暧昧，也没完整理论，像是不得已承认战争实际上难以完全禁绝，也像是不得已必须保留战争为某种最后的惩罚手段，毕竟，人类世界总会碰到没办法讲道理的时刻，道理有时而穷的时刻，以及迫切到没时间讲道理得先断然制止再说的时刻。

人的主张，有些是纯粹的，不理会现实世界推想出来的（如某经济学家的名言：“你所说的现实世界，是经济学里惟一的例外。”）；有些则只是相对的、在现实世界当下利害相权换算的一种暂时抉择，是可以也必须跟着现实世界变动修改的。我们也许可以这么无害地想象一下，如果孔子是站在一、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大陆上，在这样刚刚才杀戮了近一亿人的历史哀恸时刻，他会怎么想、怎么主张战争这东西？我因此猜想，有关战争，春秋当时还不是某种终极时刻，人或许感到不安，但还没真被逼到必须二选一地做出判决，某些不公某些悲剧，狠起心一闭眼一咬牙还能放过去，人还可以多看、多想、多等一下。

依《左传》，春秋当时的现实状态是，跨国战争方兴未艾，战争还未真正展露它狞恶的面貌，仍保有较多击退、驱赶、屈服对手的本来样式，即便是灭国也仍倾向这样，灭国用征服加上吞并就可完成，灭国并不等于杀戮或灭绝。相较起来，更多的杀人事件系发生于一国内部的争权争土地以及争意气争人家妻子云云无所不争的倾轧冲突，每个读《左传》的人都可以自行统计一下看是不是这样？《左传》里的人物不成比例地这样死去（详列出来会是太长一纸名单，如劳伦斯·布洛克的一本书名：A Long Line of Dead Men，《一长串的死者》），最不公正最残酷乃至于非致人死地不可的事集中于这里，人的注意力、人的不安之心也必定跟着集中在这里。这于是成为当时人们的某一基本图像及思维模式，战争从属于、包含于这样的冲突之中，只是此一冲突的泛溢而出，牵连延伸至他国；很可思议的，这也引领着人们寻求解释和解答的基本方向，比方说，更应该找出的是某种稳定的秩序而不是限武裁军或通过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事实上，一种稳固秩序的建构和维护不坠，不侥幸地来说，除了根本体制的设计发明，人身份、位置及行为的确认和约束，倒过头来还需要“暴力”，一种维持秩序者控制在手、独占性的暴力。

我以为这个思维模式是很清晰的，之前，以及春秋这两百年时间里。孔子基本上也这样想战争、消化战争的存在。

一种正当的战争

既然谈到了冯内古特和他的《五号屠场》，我就非再引述一次他书里这段文字不可。书中的主人翁毕勒，把一部二次大战的轰炸影片倒着播放，于是变成这样，变成一个美丽的奇想——

一批满载着伤患与尸体的美国飞机，正从英国某一机场倒退着起飞。在法国上空，几架德国战斗机倒退着飞过去迎战，从对方飞机上吸去了一排子弹和炮弹碎片。接着，这批战斗机又对地面上残破的美国轰炸机采取同一作为，然后倒退着拔高，加入上面的机群。

美军飞机倒退着飞临一个正在燃烧中的德国城市。轰炸机打开了炸弹舱门，发出一种能够吸收炮火的神秘磁力，把吸来的炮火聚集在一种圆筒型的钢制收容器中，然后再把这些收容器收进了机舱，整齐地排在架子上。德国战斗机也装有一种神秘的设备，那就是一组长长的钢管，用来吸取敌机上的子弹。不过，美国轰炸机上仍有几个受伤的人，而飞机本身也破损得不堪修理。

当美国轰炸机回到基地后，他们从架子上取下钢制的收容圆筒，再运回美国本土，国内工厂正日夜赶工，拆卸收容器，把其中的危险成分取出，再变为矿石。

令人感动的是，做这种工作的大多是妇女。继而，这些矿物被运送到遥远地区的专家手中，专家们的任务是把这些矿物埋藏地下，以免伤人。

接着，美国飞行员都交回了他们的制服，变成了中学学生，而希特勒变成了一个婴儿。每个人都变成婴儿，而整个人类都在做生物学研究，共同合作，希望生产两个叫亚当和夏娃的完人。影片里并没有这些，只是毕勒这么想。

任何人都不应该赞成战争，或者说，任何稍微有“人性”还稍稍愿意想事情的人都不该支持战争。也因此，要为战争讲出其存在理由，不论是积极性地认定它仍有某种难以取代的“功能”不可完全废弃，或仅仅是消极的、只为了解释它何以根绝不了好安抚人心包括自己，都需要特别的理由，某种有严格限定、有一堆但书、小心翼翼的、期期艾艾的理由。

最常见也最堂皇难以驳斥的当然就是“防御”，这古来如此，也是确确实实的，在充满敌意的生命现场，尤其人开始农耕不再能潇洒地说走就走之后，防御的要求更加升高起来。《左传》里有一件记史者一直很留意的遍在之事，那就是筑城，在平坦无遮无险的土地上，人工地构筑防御高墙，尽管书中并不明言并不交待其形制，但我们晓得，这已不再是原来下丰上窄、斜坡状，为着抵挡大自然的洪水，而是拉成垂直、让人难以徒手攀登，阻止的是人形的入侵者（《左传》第一桩登城记录是郑攻许，第一个顺利爬上去的人是颍考叔，但他被怀有私怨的自己人公孙阏一记冷箭射下来摔死）。我们也很容易同时看出来，《左传》，从记史者到书中的春秋时人，对彼时趋于频繁的筑城是疑虑的、有明显负面反应的，不仅仅只是耗用人力、违逆农时、造成底层老百姓负担的成本面理由而已，这可能还因为什么？

直接说，是筑城一事已从单纯的防御开始（必然地）质变，退可守的另一面当然是进可攻，此外，筑城可发生于原来的、长居的土地，当然也可进行于而且愈来愈多进行于抢来的土地，筑城遂成为确保赃获的标准作业，也是进一步扩张的预备动作及其不祥征兆。春秋筑城，最荒谬的是梁这个小国家，“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意思是，梁国也赶流行地跟着大举筑城扩大疆域，却根本没足够人民可入居，就像今天炒地皮、炒楼的不良建商一堆造镇造市那样，留下一座座鬼城（“新里”），最终秦国人大步走进来，正正好。

较深一层的警觉可能是，是否不该再放任这种“侵入/防御”游戏继续进行下去了？某种霍布斯式的警觉，他《利维坦》（或译《巨灵》）一书的基本立论那样。事实上，愈来愈频繁且强烈的冲突到战争，正是此一追逐游戏的“自然结果”不是吗？

春秋的战争，我们提过，《左传》记载的一场吴楚血战只因为两名女子争一棵桑树养蚕。如果要再讲一场荒唐的战争，我会选鲁成公二年晋国几乎灭了齐的那一战，战争原因是三年前一桩小之又小的事，晋郤克出使齐，郤克跛脚，爬台阶时大概姿态怪怪的，齐顷公的母亲萧同叔子看着哈哈大笑，郤克以为奇耻大辱，冲出齐国并当场指天立誓，不报此仇绝不再渡河入齐一步。这真的是君子报仇的一战，晋国动员了兵车八百辆，比打城濮之战还多一百，还以盟主身份召集了鲁、卫、曹三国军队——是的，你攻击他防御，夜街酒店小小纠纷就撂人来一阵乱砍乱杀也是这样。春秋战争，仍保有这样极原始的形貌（也许，不论到哪个时代，战争永远是返祖的、野蛮的），怎么能放由事情一直这样下去呢？

《礼记》里，我们也看到这样正正式式的主张。《礼记》不是实录之书，而是对人应然行为的探询，所以说这么做是合法的，而且进一步是合礼的，甚至是理想的——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这意思是，人有杀兄杀弟之仇，那就得从此凶器不离身如一个器官，以免哪天街上遇见仇人，还得先回家一趟错失机会；由此，更严重的杀父杀母大仇，就得升高成人生命中最重要甚至惟一的那件事，你和仇家只容一个人活着，得主动地、翻天掀地地找，人生其他一切暂停，得等手刃仇家之后才恢复流动。人间的仇怨不平，都得DIY自己来，这如何可以？如何能是真的可实践的？更如何实际上亲手杀掉某个有权势、有武力、有一堆小弟围拥着或仅仅是力气远比你大的仇家？公义可这样完成吗？

无法真的禁绝、还难以完全废弃的战争可能，春秋时人（其实远远不只春秋时人）于是把战争置放到一个更高的、超越的位置，多少是理想的，也是想象的，让战争最终可以是正当的，这种正当的战争，稍后的中国人称之为“义战”——想象中，得保有一个坚定的、绝对的但完全超然公正的力量（也就是接近于上帝那样），它最好是惟一的，如我们所说惟一合法的暴力，它也最好备而不用，亦即一个无坚不摧但又完全自制的力量。对它而言，战争其实只是一个习用但并不恰当的说法，其真正内容是一次一次审判、惩罚乃至于解放的行动；也就是说，这个力量的使用永远是被动的、回应性的，跟法院一样“不告不理”，一定先有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因此，战争不是残酷的痛苦的，至多只是像去医院打针治病那样，刺痛忍它一下就过去了，理应在任何战争中最受苦（或说纯然受苦、毫无利益可期待）的底层人们，很奇妙居然可以是欢欣的、渴求的、引颈等待并生出希望。这里有一幅极著名的如斯美丽画面流传着，不少人还相信这是历史上确确 实实发生过的（比方周文王时），从而没理由不相信它仍会再度发生，那就是，战争在东边打，住西边的人们是羡慕的甚至哀怨起来，反之亦然，“为什么不先动手打我们呢？”

如此正当还可能如此美好的一种战争，春秋时人并不以为这全然是空想，而是一个合理的确确实实目标；逻辑上，是可直接推论出来的，剩下，就只是现实的披荆斩棘困难而已——这就是我们稍前说过的那一个世界基本图像及思维模式，把跨国战争放回国内冲突模式里。眼前这些不正当的战争，不过是冲突的一种泛溢和延伸，是包含于从属于比战争更经常也更残酷的国内冲突之中；战争和冲突只是一阶之差，一如天下和封国只是一阶之别，基本上，这是“同质”的，同一物，同一逻辑，并不需要换另一种思维。而我们一直以来怎么解决更严重的国内冲突呢？不就是由国家独占军队，或更正确地来说，三军二军一军云云等差地、不容逾越地拥有不对等的打击力量。一个国家没办法镇抚它底下各家族的动乱冲突，那必定是这样的等差力量遭到破坏遭到篡夺，也就是说，不是方法不对，只是不被遵行。《左传》里，我们看到春秋时人对此的高度敏感，几乎直接把这样的破坏和篡夺等同于动乱冲突，像郑庄公封他弟弟共叔段于京城，其规格大小超过全国三分之一的极限，祭仲马上就警告国家要内战了；楚灵王把陈、蔡、不羹搞成三座各自拥有千辆兵车实力（等于一个超级大国）的怪物大城，他要夸耀的是楚国的强大无匹，但全部人，从楚国内部到各国大夫，看到的却是楚灵王完蛋了，乱局已成，而且接掌他君位的必定是他弟弟蔡公弃疾。《左传》的诸如此类记载遍在到一种地步，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也都一样无需再讨论，没丝毫侥幸可能，如此一致的紧张感，显示出一种坚信不疑的经验，以及共同的结论和忧惧。

理想中的这种战争，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法律的，执行者不像是擅战的将帅，而是更接近公允的法官。由此，战争不再是相对性，赢家说话，而是有着是非对错善恶可讲，得以纳回到总体的秩序里乃至于道德建构之中不相矛盾，战争服膺着进而执行着实现着一个更高的律令，我想，这样（想望中）的道德意涵很能够让那些不得已允许战争存在的人（如孔子）得着安慰。依春秋时人的不尽可靠历史记忆（极可能是带着某种期盼的记忆），此事由来已久，不自春秋始，甚至已缓缓形成为某一个特殊任命的职位和工作，由周天子郑重地赋予某个人（通常是亲近又有实力的大部族、大诸侯国主君）超越全体诸侯、所谓专征的权责，license to kill，是的，就像007情报员邦德的女王特许，战争执照。鲁僖公四年齐桓公首度纠合天下诸侯问罪楚国这历史性的一刻，管仲负责回应楚方“你北我南，咱们风马牛不相及，何以侵门踏户”的质问，亮出的就是这张老执照：“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姜尚，四五百年前），曰：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鞋子，极清晰的象征之物，行动自由。也可以是斧钺弓矢，代替天子砍人射人），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相传，纣王当年极满意姬昌（即日后周文王）的礼物，封为西伯，也是授予这张战争执照；周代初年，周公召公兄弟俩一西一东，还是如此，依管仲说法，负责东半边的召公还进一步把工作转包给齐太公姜尚。《左传》里，我们也确确实实看到了春秋时所谓周王卿士这一行之有年的特殊职位，受命的不是王室直辖臣属而是诸侯国主君，应该是负责天下诸侯秩序而非王室辖内行政。春秋时第一任卿士是郑国的武公庄公父子两代，来自于护卫周平王东迁的力战功勋，而郑庄公时，郑国确实也是一时实力最强的国家，齐晋楚秦仍在沉睡。只是才站稳脚跟的周王忽然把卿士职位转给比较靠近的西虢公，弄到周郑交恶还正式开战。专征的攻击权限，应该不包含不守秩序的天子本人吧？

稍后的春秋盟主是个不大一样的东西，当然得凭实力取得，是现实产物，所以宋襄公、历任楚君和春秋末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都展现了这样的企图。但可能不只如此，我们仍不难看出这里面有某种亲疏远近的微妙心理，某种惯性式的认知，乃至于某种传统、某些长段时间大河里凝结成形的东西，还有，某些仪式，包括其行为和物件。春秋的盟主因此远比想象的稳定，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单纯取决于变动起伏的战力国力不容易这样，几乎可以断言必定有另外更黏更守恒的力量起作用。实际上，春秋两百年的盟主，就是一个齐桓公加上代代晋君（奠基于城濮那一战，或说代表“周天下”击退入侵的最强大外族，即所谓的“四夷之功”；齐桓公的盟主之位也是一模一样获取的，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一种条件）。这与其说是晋国始终维持住第一强权的不坠地位，倒不如说你得压倒性差距地而且还得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用以抵消、遗忘、替代惯性）超越晋国才行，所以，楚庄王邲之战的只一次大胜是不够的，栾盈之乱内战直接在晋国都绛开打、“矢及君屋”、连执政的范宣子都得抽剑短兵肉搏，这也是不够的（晋的内斗内乱内战几乎没停过，这是个有太多东西可拼命的大国），当然，只是在某次盟约时先签字如楚国屈建、如吴王夫差更是全无意义。春秋诸国，谁最听命行事呢？毫无疑问就是鲁，这可能仅仅是偶然（比方周公这一脉的遗传基因有较柔弱的性格倾向云云），但我们或许也会想到，鲁正是最黏着于传统、最相信天下秩序的国家，极可能还是最滋生这种“正当/理想”战争思维的一方土地。

仰靠一个绝对的力量来制止、审判、惩罚其他所有人，那么，又由谁来负责制止、审判、惩罚这个力量呢？这是霍布斯式的，秩序以及秩序带来的保护高于一切，不公义乃至残暴的秩序都比没秩序、人陷于混乱冲突彼此侵害强？还是，这一绝对的力量仍有驯服的可能乃至于跟人渴望的公义仍有叠合（够大比例、让人可满意的叠合）的可能？——这是个很容易想到的问题，却也是个极不容易真正回答的问题，别说两千年前，到今天我们都还不大会。冯内古特开过这个沮丧的玩笑，既是事物的基本道理，也是现实的经验审度：“你知道，发明万能溶剂（即任何东西皆可溶解）并不难，难的是，发明出来之后你拿什么来装它？”稍后，冯内古特正经地指出，万能溶剂并非王水这样霸道强烈的东西，王水只是恰恰溶得了别的溶不了的黄金而已，世间，真正最接近万能溶剂的，一点也不戏剧性，就是清水。这里，我多心地提醒一句，千万别把冯内古特这番话当某种禅语某种哲思，这只是一个人容易忽略并因为失去耐心容易弃置不顾的常识，它不是揭示一个特殊“智慧”，而是指出一种踏踏实实的每天工作要求及其可能及其必要。

我们应该可以把春秋盟主视为周王卿士的替代（尽管两者曾重叠并存，至少齐桓公当时），权责相似，期待相似，不同的是其产生方式或说顺序——盟主倒过来，他先于现实里自己杀出来，再由周王很欣慰或不怎么情愿地召见他承认他并佐以几件仪式物品的赏赐。这一顺序的颠倒，显示出这段时间的现实无情变化，人拉不住这个世界，人的主动选择空间愈来愈小，简单说，卿士不能选择了，如柏拉图说的强者就是正义，这更走向不得不的一个现实策略一种妥协而持续远离着“理想”。明显立即的麻烦是，这岂不让那个“由谁来控制这个难以控制的力量”难题更难以安心回答？以及，让所谓“正当战争”这一模糊期盼，因此更遥远、暧昧、不可信；从一种急切的现实解答，逐渐杳逝成某个纯粹的思辨题目。

是会这样没错。所以，日后所谓的“义战”，其完整的句子其实是这样子的：“春秋无义战。”在终于明言说出这样一种想望中的正当战争那一刻，也同时否认了它。是的，一场一场战争重新想过，春秋这两百年，没有任一场是及格的，没有任一个纠正、惩罚的力量是足够干净的、能让人安心的，春秋的盟主以及所有努力想成为盟主的君主，同时也都是赛局中人，都携带着自身的利益、欲望和想象而来——这当然得等到稍后的战国，孟子他们那一代人，站在一个可以作总结的时间位置上才能看清。

只是，这不会是个悠闲的、尘埃落定、眼前一片清朗的时间位置，事实上，是更加烟尘四起杀声震天才是，这样的总结其实也是逼问自己——战国，用我们这里的话来说是，整个世界由冲突状态再进入到一种战争状态，人的死亡转向战争并爆量如失控；而且，如今的战争是没盟主的，国家“取得一种完全的行动自由”，发动一场战争再不像春秋当时多少得交代某一理由，也无人（尤其是挨打的国家）质问理由。历史如此急转直下却又是延续的，也因此，对春秋战争的此一否定很难是一种单纯的、直通通的指责，这里头有点尴尬或者悲哀，至少，环视我们自己当下，春秋那些盟主、那些强国君主还像个人物不是吗？他们打的仗再怎么说也比较接近所谓正当战争的模样；春秋无义战，却也依稀仿佛存留着义战的想象。如果有所抱怨，也只能解释为某种“堕落”，从尧舜禹汤文武到春秋五霸（显然太粗略地、心急地跳过很多人、事和东西），把这直接连成一道下探形状的历史弧线（所以，孟子毫不犹豫但并没太充足理由地断言，齐桓比晋文好，说的不是个人，而是这道时间弧线）；而且，明显的一次大跌坠便出现在春秋五霸这个环节，好像分开两边，尧舜禹汤文武是一种人，五霸又是另一种人，遂有那种破毁由你们这些人开始、“不该留给我们这么糟的一个世界”的哀怨味道。

战国时对春秋五霸（即这五个成为以及想成为天下盟主的人）的关注、讨论、分辨追究令人印象深刻，甚至讶异，尤其是最思索大议题的孟子，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往后，中国历史不再生产盟主这种东西，或者说，不再需要也不承认这种东西如收回希望，齐桓晋文回归成单纯的历史个人，失去了此一深层的历史意涵，像齐桓公，人们说的、记得的是他和管仲的故事，连体婴也似的，从“齐桓和晋文”变成“齐桓和管仲”，全新的连线，浮现出来的是人们心中已不一样的历史图像。

仿佛是一次失败的“实验”，仿佛证实了此路不通。但，是两百年或是过去现在未来？这是否也代表了此一力量的置放、正当战争的寻求就此绝望了呢？倒不见得。比方人也可这么想，这并不证明把战争由军事转为法律的这个根本想法失败，事实上，还可能更加强固了这个思维也说不定。像战国当时，如果我们不太深究公平正义（看似激烈的孟子就一直努力把仁义道德解释得很“宽”，连那种水准的好利好色好战都可以是仁义的道德的），如果只想先消弭冲突杀戮再说，并且不多考虑其他因素（比方战争状态逼使一个国家暂时地、假相地紧密一致起来，短时间内，好像连治安都可以变好，因为恶棍流氓都摇身成为爱国志士），战国当时的这些国家，冲突外移，内乱内争似乎还真的少了，人也像是安定了驯服了，就连国君也不再动辄被杀，也就是说，最起码在国家这一层级、这个范畴之内似乎是行得通的。那么，整个天下可不可以是个更大的国家呢？应不应该就让它成为一个、而且只此一个的更大国家？

“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是魏襄王和孟子的一问一答，孟子承认他有点不耐烦有点简化，却也显露了他的基本想法，整个天下成为一个才是关键，至于站顶点的那一个人是谁并不那么重要或说无需太苛责个人条件，就像一个国家的君王，我们已如过江之鲫地看到了，不必公义如上帝或干净如圣人，这是一个位置。如此，门槛降低，事情令人欣喜地似乎变简单了，人的希望瞬间也大了起来不是吗？

日后，七个大国果然打杀成只剩一个，中国首次真的成为一个单位，这一历史走向当然有它另外的历史线索，有现实里难以数清如鬼使神差的原因及其蜿蜿蜒蜒路径，并非兑现某些人的某一个思维。但这样的想法和此一历史结果是相容的，也多少能够解释当时人的某些作为某些面貌，像是，最心软最富同情的人并不相衬程度地反对战争谴责战争（战国这种杀戮法该有反应了吧），呐喊的声音和悲悯的声音如此不成比例云云。把这一思维再往极致处推，我们很容易就可看出来它的危险，甚至它隐藏的荒谬——对正当战争的渴望和寻求，人一急、一不小心就变成这样，那就让他们赶快打、彻底地打，尽可能早一天打到只留一个，到那时再叫醒我——

再日后的中国历史是，战争仍继续发生宛如自我演化地前行，总的来说，次数也许稍减，但杀伤力笔直上升；而且，以战国时人对春秋战争的同样检视标准来看，往后也并没有任一场战争是所谓的“义战”，将来可能会有吗？这都是历史常识。

也许，这只是中国历史之于战争的第一堂课而已，其比较正确的结论是，所谓正当战争是一个纯粹的否定，确认了这两百年时间里的每一场战争（不管能否避免能否阻止）终究都是不正当的；再下一堂课则是，进一步确认世界上并没有正当战争这种东西存在，最多只有不得已的、实在躲它不开如劫难如梦魇的可厌战争，从来不会有那种人可以欢迎它、美梦成真一样的战争。坚持这一否定，我以为是人最珍贵的历史认知，这不仅就是事实，而且保护我们不跌入各种陷阱，这一个一个陷阱都是人类历史不止一次证实的。我们晓得，任何肯定语句的、正当化了的战争（不仅是“义战”，还叫“圣战”），都是虚伪的暗黑的叫人去死的而且呈现出人类可能最残忍的模样。根本地来说，这让我们确确实实地留在现实里，战争不是可以轻佻可以耍玩的东西，几千年下来，人们想尽用尽了各种办法都奈何不了它，这里没有一种单一性的巧妙方法，更没有那种一次解决、所谓“一治不复乱”的省力方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幻想之一），只能是人日复一日地辛苦工作，随时随地，见招拆招——

也许春秋时人（如孔子）对正当战争的模糊暧昧想象是比较恰当的，就应该止于这样的模糊暧昧，像是一种抵抗、一种质疑、一种对眼前冲突战争的揭穿和纠正，还有，也作为人必要的、不陷于绝望的一种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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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或者，乐

先来说“音乐的愚蠢”。

于音乐，米兰·昆德拉绝对是内行人，内行人到一种地步，这其实才是他家学所在，父亲如他《帷幕》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我父亲生前是音乐家”。昆德拉曾仿用乐曲的结构来写小说，也许是尝试让小说的进行回转到、恢复成人心最自然的起伏流动模样及节奏转折，重新寻求最原初的、如始生那一个点的确确实实诗意（现代小说相当程度牺牲了诗意，远离了人，也失去了诗才能够说出来的东西）；一样这么做过的还有列维——斯特劳斯，他更惊人，直接以乐曲结构作为他神话理论的结构，从思索到呈现，列维——斯特劳斯自己讲，如果不当个人类学者或还有另一轮人生，他想当交响乐团指挥。

两人都还曾把乐谱直接印在自己书里——但这当然不是加挂异物增加作品重量，他们两位的书本身已经过重了，对寻常人等如你我以及当前这个世界而言。还有，他们不是那种“拿来”、就几个词的末端望文生义涂抹搬弄（巴尔扎克所说“那种胡乱卖弄前一天刚学到的东西的作家”），他们深深知道音乐这东西的最特殊性，像是音乐根本不需要世界，音乐和数的深沉、极精密联系及一致性，音乐演绎着自身的结构，音乐自成一个“世界”云云；像说音乐是惟一纯时间的艺术，它的形状就是时间的一种可能形状；像是，同时再没有任何东西如音乐，和人的感知全无隔离无需中介，直接就是生命的呼吸起伏流动云云，如昆德拉引述黑格尔说的，音乐“抓住内心世界最隐秘的起伏，这些起伏是文字到达不了的”。人的意识和思维，如果是一种更自然、更回到人心的连续展开和进行，可不可以、该不该也是音乐的呢？

当博尔赫斯说他想写一首没有意义的诗（其结果是写给玛丽亚·儿玉的那首《月亮》），他想的应该就是完全回到音乐试试看，如他自己一再讲的，诗最早就是歌，就只是始生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也还早于人心的哀与乐生成。

台湾的书写者则是杨照，这些年来的杨照。他则是“逆向的家学”，女儿李其叡是天才少女钢琴家，父亲要追上女儿并参与、听懂她的人生，遂更认真地重拾音乐——但杨照的做法不同，他努力解释音乐，希望我们大家也一起听、一起懂，就跟他努力解释文学经典、历史、民主政治和马克思等人类大思维一样，他是我愈来愈佩服的书写者。

好。昆德拉讲过音乐的这个特殊效应或说力量，极可能就是音乐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力量。昆德拉指出，我们读比方一部小说乃至于一篇报导，人的感受和想法总是不可避免地四面八方自由飞出，是还不至于到言人人殊的地步，但仍相当程度的参差、不一致，并可能生出争端；但是，当我们听比方莫扎特的——这里，有鉴于昆德拉所举用的音乐作品太高阶、已少人听了，构不成举例所需的普遍生活经验，我们替换不同层级、稍降两阶的音乐作品吧，效应和力量一样，也许还更直接明白些。

比方，当我们听着夏川里美的冲绳名曲《泪光闪闪》，冲绳三线的饱满弹性琴音嘣嘣响起，除了喜不喜欢、有感无感之外，我们很难真的生出异于他人的感受，我们好像一起泅入到如河的音乐流水里，如昆德拉讲的，无非就是感觉美、感觉动人、感觉某种不由自主云云。尤其，日本东北大海啸过后，人们回到满目疮痍的废墟（稍前还是理所当然的家园，住着如今已不知在何处的亲人）重唱重听这首歌好清涤人心、一起找活下去的理由和力量。我们晓得，这首歌远早于此次大海啸，歌中的你我原来远在南边小岛的琉球，但如今，好像是预知着、准准对着这一天、眼前的这些人写出来的，还包括其歌词，果不其然泪光闪闪，“我翻着老照相本，嗫嚅地跟你说声谢谢——”“不管是天晴是天雨，浮现着的总是你的笑颜——”“对着第一颗亮起的星星许愿，已经是我每天的生活习惯了——”“你在那里看得到我对吧——”“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见面的，我以这样的心情努力活着——”。

或者，披头士主唱保罗·麦卡特尼的《嘿，朱迪》，最近一次用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最后。这更奇妙，歌中的朱迪原是列侬和他前妻辛西娅的孩子，这首歌是作为伯伯的保罗写来安慰这个当时父母离异的寂寞男孩的，参加伦敦奥运的这些全球各地男孩女孩不至于全都有类似的挣扎成长经历吧，但我们很多人都目睹了这想来还真神奇的一幕，这大概是整场奥运最和平最甜美也彼此感觉最亲切的一刻，空洞而且不免恶心的所谓四海一家居然可以像是真的，大家自然地、感染地跳着舞，还跟着唱，满满都是打心底的笑容，忘了或说暂时放下了未来几天的你死我活拼斗，而且可能就在这个地方这一场馆。选对一首歌（却又是如此歧义的一首歌），这让伦敦市不知道省下来多少钱，千金不换；只一个人一首歌，这么简单就让四年前耗费巨资再加上动员空前人力的那场奥运开幕表演成为一个虚张声势的空壳子、一个昂贵的笑话，这样的效应和力量巨大而且非常真实，其中一部分还可以折算成现金不是吗？台上一人的保罗，岁月不淹垂垂老矣，已不复是娃娃脸的昔日利物浦少年，倒像是这个古老帝国这一古老仪式的一名祭司、一个巫者。

这样子的音乐效应和力量，大水淹过来也似的，让理性沉没，让个性消失，让缝隙弥合，让应有必有的分歧不复得见，人平等地挤一起成为同一个并生出紧密倚靠的物理性温情，这如汉娜·阿伦特讲的可以是整个世界的替代之物，这一刻，人忘了外头世界包括其黑暗苦厄险阻以及种种不可能，这一刻人甚至不需要世界，这全然是抒情的、一团的——所以昆德拉讲，“这就是音乐的愚蠢”。

那些原来各自意有所指的文字歌词怎么回事？怎么办？这里我们看到了，音乐（或说音乐围拥起来的这一个暂时世界）很轻易地就淹漫过它们，溶化并驯服了它们，甚至直接改换成音乐所要的，文字（或说我们一己人心）就有如此弹性不是吗？像本来毫不相干的《嘿，朱迪》歌词里的这个“她”，可以是特定的那一个走开的母亲，也可以是任何令人苦恼的女孩，却还可以是拟人的、一对一私语的任何想望之物，甚至远到是家乡国族的象征或当场竟是英国女王云云（所以《诗经》里的女子当然也是后妃，《楚辞》里还可以是雄性的、一脸胡须的君王）；而这些背负着太过沉重夺金任务而来的年纪轻轻运动员，保罗劝他们“别把一整个世界全扛自己一人肩上”，这不是很对很准又很体贴吗？主体当然是音乐而不是文字，先在我们身体起作用的也是音乐而不是总慢好几拍的文字（“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文字得通过辨识、思索和理解，隔了好几层），事实上，我们可以倒过来看，不论是《泪光闪闪》或《嘿，朱迪》，我们去掉歌只以文字来读，都只是很平凡的并不能令人满意的“诗”（这也是今天我们重读《诗经》得警觉的和得宽容的。又，日本人直到今天还直接称歌词为诗），失去了音乐的包裹保护，文字真相毕露地立即丧失本来就不属于它的绝大魅惑力量。

基本上，文字仍是拮抗的，拮抗的力道当然取决于文字自己的样式和内容。一般而言，愈是空灵的、飞云端上头的、少实体少细节的文字最容易被驯服，相对的，愈精密愈专注愈深入的文字愈顽强不化，愈“不入诗”意即难能成为歌之词。但也许更富意义的分别不在这里，而是音乐和文字根本上就是两种东西，作用的方式及身体部位也不同（比方如中国人说的“乐由中出，礼自外作”），我们尤其得注意到两者的“时间差”——文字的驯服往往并不持久，只是它的猝不及防、它的来不及反应便告淹没于音乐之中；文字需要多一点点时间才能缓缓打开其全部可能、不同于音乐允许的另外可能，得等到音乐停歇下去，或说在这一次到下一次的音乐间隙里才得以缓缓展开。而且，和音乐的重复、原地驻留不一样，文字慢但却是累积的、前行的、次次看它都有所不同的，它自我演绎又自我诘问质疑，生出各种反对自己、纠正自己的复杂可能，因此，文字的力量会一路增强，另外建构出一个恰恰背反于音乐（同质的、里外如一的）的意义交叠、正反并呈、满满是不相和解异物及疑问的凌乱世界。

音乐的此一效应和力量，即昆德拉所说“音乐的愚蠢”，中国人深刻地知道并早早化为理论，几乎就是古时中国对音乐思索的核心、惟一结论，称之为“乐用以求同”或诸如此类的话语。于今最早的音乐论述文本是《礼记》中的乐记篇章（更早的《乐经》已流失），这仔细看更像是一篇结实的论文，在那样一般性叙述的年代，显得很特别。《乐记》肯定、惊异并追踪音乐这一独特的效应和力量，包括它的直入人心，无间隔无中介，如昆德拉所引述，“抓住内心世界最隐秘的起伏”。事实上这正是《乐记》的开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包括它异于一切的快速和强大，“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着其教焉”。包括它因此直通通的暴现效果，人无所隐藏也无物可供遮瞒，如打回原形，像是把人心赤裸裸地摊出来给彼此看，因此遂成为治政者想掌握一时一地人们真相的最方便最可信依据，从音乐去了解人，“惟乐不可为伪”，那样的时刻人是做不了假的；还开始察觉出危险并尝试控制，“乐胜则流”，流是沉缅、泛滥以及进入一种集体迷醉状态，这不难一再从音乐现场直接看到，像结束不了的演唱会、停不住的狂欢、流连不肯散场不愿乖乖回家睡一觉的人们云云；“过作则暴”，这就更进一步了，音乐的强大夷平力量，创造出某种全然感性、全然抒情的封闭世界，人开始显露出附魔也似的表情和难以控制的身体，紧跟着来的就是暴力了，某种“需要叫喊、动乱和野蛮行为”的集体暴力，两三千年后我们更知之甚详，因为这种过作而暴的历史嗜血实例层出不穷经验丰富，荣格精准地指出，这样迷醉的感性和抒情，正是暴力的上层结构。

严格些来说，察知音乐的如此效应和力量是普世的，但一般只封闭在宗教崇拜里，秘而不宣地控制在祭司巫师云云这些人手中，成为某种独占的知识、配备和操作秘技；古代中国（也完全肯定始于、归属于宗教祭祀）比较特殊的是早早把它光天化日地摊开来，通过理论化，释放到一般性的世界里，得到更广阔的理解、结合和应用，比方成为某种统治知识和手段，但也无可避免地早早启动了除魅。

先这样。

郑国这七个人到底说了什么？

接下来，老方式老手法，我们试着来“复原”一场春秋的国际性宴会看看——春秋这类宴会大同小异，大致上就那样进行，我们选这一场，一是因为讲话的人多，内容较丰富；另一是举办于弭兵之会后，我们前后衔接起来，有熟人有来历有已知线索也比较容易有感觉。

主客是刚刚签署了休兵和约的赵武，主人是郑国国君，郑国一干部长级人物全获邀参加。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即印段和公孙段两人）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即《鹑之奔奔》），赵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矣，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之不亦可乎？”

好，赵武请大家赋诗好知道每个人的想法，或正想着什么（“以观七子之志”），而七个人到底都说了什么？这得回到《诗经》，不读诗无以言，包含说者和听者，包含了不会说和听不懂。

子展念的（或吟诵的、唱的）是《国风·召南》的《草虫》，长这样：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以下两段大意相同，只是旋律和情思的徘徊绵延。讯息很单纯专注，就是见到君子、见到了想望中的这个人，人心由悲转喜。《国风》中，《召南》、《周南》是最开朗的篇章，阳光照临也似的，有小小的悲伤忧烦，都只是清凉的荫影。赵武谦逊地说他不敢当诗中的那个人，只赞赏子展的渴求君子、渴求贤人的心思，一定是个很称职的执政者。

伯有是《鄘风》的《鹑之奔奔》：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鄘风》是卫国的诗歌，才经历了荒淫、内乱和亡国的国家，现场大家记忆犹新。这首诗，不管原来是讥刺谁，总会让人马上想到卫宣公以降那堆荒淫败德之事（我们在谈情欲乱伦时引述过），尤其是宣姜和公子顽的强迫私通，由此联结回郑国自家也进行中的荒淫之事。所以赵武说他不敢听下去，不愿窥探郑国寝宫内的种种不堪。

子西是《黍苗》五章中的四章，全诗是：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这首铿锵作响的诗则出自于《小雅》，《小雅》是周人自己的诗歌，和《国风》不大一样，《小雅》少有生活第一现场的东西，诗集中于稍高处，大体上都向着执政者，不是赞美就是讥刺，但这也可以就是同一件事，你把好人好事标举起来，自自然然就构成对恶人恶事的抨击；你只是专注描述出应然的人和事物美好模样，那些“实然”里的行恶之人往往就被比对出来的感觉所刺伤，认定你必是处心积虑地在修理他。特别是，这样的赞誉，系以回忆的、怀想的时间样式说出来时。你总会不断得罪人的，只要你一天还想做点对的事讲点对的话，我自己多年来的真实经验便一直是如此，你诚心正意地解释我当然不是说你、我根本不屑讲你、根本不愿你的名字出现在我文字里书里（张大春早我多年做此宣告）都没用也无意义。所以孔子作《春秋》，如我们讲的只是写出这一件一件历史往事的正确应然模样，就够让《春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严厉最全面的讥刺之书；所以这首写得极好、是《诗经》中杰作之一的《黍苗》，既怀念了召公，也不知不觉（或非常有意）地骂了很多人。子西只取其五分之四，大约是避开了末章四句，因为上达天子于礼法让人不安；以周代被固化为最高洁人格者的召公比赵武，赵武又谦逊地把这荣耀上推给当然更当不起的晋君，这当然只是纯粹的礼貌。

子产是《隰桑》，这也出自《小雅》，全诗是：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赵武只接受末章四句，躲开赞美，接受了那样彼此记挂、共同向着同一种目标如做同一种梦的友谊。

子大叔是《野有蔓草》，全诗是：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皆臧。——这取自《郑风》，是郑国自己的东西，赵武如接过礼物恭谨地感谢了他。

印段是《蟋蟀》，全诗是：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以下两段一样是反复的、加强的同义吟咏。这出自《唐风》，也就是赵武晋国自身的诗歌，讲的是蟋蟀已入室的秋日时分，人有感于时间的快速流逝，尽管该做的事都做了，也来到岁末可以休息了，但人却不敢也不该放松，人心中还有太多的事，日月代序，时间不等人的。这显然比较严肃，现场也必定空气一紧，赵武巧妙地把诗奉还印段，以为印段是这样想事情、这样生命态度的人，是忧深思远、可以在乱世保家的人。

最后，公孙段是《桑扈》，全诗是：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之屏之翰，白辟为宪，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这也是《小雅》之诗，基本上，诗说的是富贵福禄和人自身行为的正确关系，或者说其正确顺序：富贵福禄是会自己来的，是它求你而不是你求它，是人做对事的必然报偿，理应如此。这当然也是用来直指赵武的，贵为盟主之国的第一号人物、站当今天下最高处的人，既富且贵不仅正当，还是其证明；但赵武仍同样巧妙地让开，让此诗还原成普遍原理的模样，适用于所有人。这是整场宴会进行里赵武的一贯态度，领受情意，但把自己下压到和所有人平等的位置，回到乐的原意来，我们都站在同一个历史时刻、同一生命处境，若有更高远的东西出现，那都是我们所有人相共的、一起抬头瞻望的、是我们都想成为的。赵武真的是个品质很好的人，超出了守礼，用英文来说是decency。

惟一诡异的便是狗仔八卦的伯有，这显然是个可惜生得太早的人，若活在今天台湾，大概是现场所有人中最容易找到电视台、周刊杂志社和报社工作的人。赵武不能再准地指出，伯有这是用自家后宫秽事，不惜踩过现场郑君和所有人，来作为一种献媚讨好的手段，“以为宾荣”。这其实不是某一人，而是一类人，我们谁身边应该都有，他们会忽然（不恰当时机、不足够的交情）把某些最不堪的秘密告诉你，通过必要的夸大、编造以及暗示更多，最常使用的正是他亲密的家人和亲友，这往往制造出某种错觉，以为这是个坦白无隐勇于说出真话或至少撕毁假相的人（台湾当前不是有太多人把那个因此饱掠一大笔钱走人的八卦掌门人视为英雄或值得一交的知友吗？为他辩护为他喝彩，价值混淆就可以到这种地步），或更私密更一对一的，既然他不惜把自己关系如此亲密之人的最深藏秘密告诉你，不是一下子把你俩关系更晋升一阶，成为某种非比寻常、再没有什么不能共享的生死刎颈之交吗？

两千多年前清醒的赵武没上当，他指出伯有必不得善终；聪明的局外人叔向更不会上当，他甚至说出时限，不出五年（真正的答案是三年，伯有被杀于羊肆）——这非常有趣，因为叔向的时间判断说的是“所谓不及五稔者”，显然是引用当时的某一惯用语、某个当时人们已成定论的说法，接近于当时人们相信的、接受的一个时间计算公式；某个因，必定在一定时间内会显现出某个果，五年是一再验证过的极限时间，是常数（《左传》中，这种不必交待理由的“不出五年时间”不只一处，秦后子针流亡，判断秦国政局有所变化的时间正是“五稔”；又，虢灭于晋，之前卜偃预言虢的亡国时间也是，“不可以五稔”）。这是当时人们很重要的一种思维、判断方式，把过往人们的种种生命经验编织起来，成为俗谚、故事或诗歌，如本雅明说的，离开特定个人进入集体，也如昆德拉带点质疑说的（其实是引述休谟），时间的前后顺序同时也就是一种因果关系，好记而且很好用，最终像是一个一个公理甚至公式，如数学演算那样，当下发生了某事，你只要找出相关相类的俗谚、故事或诗歌套用上去，马上就能得出其遥遥结果，世界因此变得很简单很稳定，可一眼看穿可一一掌握。依这场宴会中的郑国七子，《诗经》也是这么积极使用的，与其说是文学诗集，不如看成是一部生命定理大全、定理的百科全书，记得愈多（像我们高中岁月背数学公式），就愈知道怎么计算世界，所以不读诗无以言的更进一层意思是，你因此根本看不懂眼前世界发生的种种，不只聋和哑，还是个瞎子。

音乐和文字的交壤之地

注意到了吗？《诗三百》，也许当时还不只这三百多篇，三百据说是稍后孔子删除整理的结果，为什么郑国七子引述的只有《国风》和《小雅》？不是还有《大雅》和《颂》这样更堂皇、更合适这种带仪式意味、应酬意味国宴气氛的诗吗？

这极可能不是偶然的。

诗三百风雅颂，大致是个同心圆模样，也像是时间里生成的诗歌涟漪，像谁扔进了一颗石子，最内一层是《颂》，再来是《大雅》，然后《小雅》，最外层则是已显得有点凌乱随意的《国风》，到这里，涟漪逐渐复归平静，重新融回、恢复成宽广如镜的水面——但《大雅》和《小雅》其实是有着相当区隔的，尽管当初的编辑作业只简单以“周人自己的诗歌”之类的理由归并一起，服膺那种“人我内外”的最古老分类法。从更多也更富意义的理解方式来读来看，《小雅》毋宁更处处接近《国风》，差异只是地理空间的不同，还有就是时间进展的微妙移动变化。《小雅》像是生成于一个“已开发”“已熟悉”的特殊地域，是周天子“直辖”的，不必再像仍有异物奇事的远方《国风》那样、带着惊奇之心必须回头一一描述生命现场；也可以说，这个位处中心的地域，感受着权力的较清楚巨大存在，权力在这里是某种生活基本事实，有很直接的牵动力量，人的忧喜、人的身家性命财产、人的幸福和不幸更多取决于这一权力的进退变化起伏，就像从周宣王换成了周幽王，人的生命处境、人整个生命图像及其可能当下丕变，诗也丕变。《小雅》之诗，合理地把目光移向这里，几乎是紧张地盯着这里，再不复那种素朴的田园诗光景，人看来也不像是单纯的、如花自开水自流的庶民歌者，用春秋现场聆听过《小雅》之歌的季札其第一手讲法是，《小雅》有一种哀怨，亲人才有的哀怨：“美哉，思而不贰（叛离），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

这一诗的涟漪，很清晰也是权力的涟漪，《颂》中心一点的几乎只存在周天子一人（孤独地虔敬地面向着天上），《大雅》挤着共治的庙堂之士，《小雅》则是源远流长的、从早早周还是个部族时就有的所谓子民，《国风》才是放眼天下的万民兆民；这大致上也是个从天上到人间的涟漪，从祭祀崇拜到王国统治再到生命现场的耕织劳作、情爱婚姻乃至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因此，这也就是悠悠岁月的一个时间涟漪，不是说《诗经》的诗歌排序是按照每一首诗的各自生成时日由古而今（或由今而古），这是历史的概念性阶段时间，《诗经》的搜集者、编辑者（编辑者的工作便是找出某种他以为最适的、最富意义的秩序），从一首一首诗的具体呈现隐隐察觉出这一大时间图像、时间秩序；我想知道眼前世界究竟是何模样，但诗的参差时间生成揭示了此一工作的纵深，眼前世界是巨大的化石层，是一路来到的、形成的，其然包含着其所以然而且得进入到其所以然才得到较周全的说明。古之大事惟祀与戎，祀还先于戎一如宗教祭司总是先于部落战斗英雄一步，然后才有着王国敲敲打打的营造。祭司（摩西、耶书亚等）→士师（基甸、扫罗等）→国王（大卫、所罗门等），这是《圣经·旧约》的大时间序亦即犹太人历史开端的时间序，也正是《诗经》的颂雅风排序。《诗经》因此不是一部横着拼贴起来的单纯诗集，它还重现一种历史，一个“我/世界”的来历，搜集者、编辑者心中有事，依循着古老的歌之路，携带着某个深沉的询问，并得到这样微妙的结果。

我们要多说的是，这也是一个从音乐到文字的时间涟漪，便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才注意到《小雅》和《大雅》间的较大分离，《小雅》在此一意义上更靠向《国风》，让“郑国七子何以只引述《国风》和《小雅》、不及《大雅》和《颂》”这一或许太大惊小怪的疑问得到一个可能解释——《颂》几乎是纯粹音乐的，文字基本上无法独立存在，日后我们阅读只剩文字的《颂》，无法把它们当完整的作品，只是一些碎片或说一种信物，它们巨大、光辉但空洞的存留，真正诱人的是供我们去想象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种时间，以及究竟是何等光柱形状、天梯形状的上达音乐，以及被这样音乐充满、撑开来的人的身体、人的心云云，像两千年前吴国季札，他在聆听颂乐时的确是最激动的一刻，反倒最有感觉，也讲了最长的感想，恰恰背反于我们纯文字地读《诗经》，这当然是音乐的而不是文字的力量：“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大雅》可以直接读，其实很接近读《尚书》，也许正是规格内容差一点、没能选入到《尚书》的东西，它们歌咏的是一个个独特的、几乎不会再重现的历史和人物，或应该正确地倒过来说，它们以一种全然独特化的方式（独特的事件、独特的天神也似之人、独特的历史现场云云）回想这些历史时刻，赫拉克利特之河的，遂让这些事、这些人、这一个一个历史特殊到无可比拟也不再重现不再回返让人惆怅；《大雅》也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史诗这东西，其中相传是中兴之主周宣王奋起的那一组五诗（《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几乎就是了，若有人把它们故事性地连缀起来，补一些必要情节以及具体细节，便可以是另一部《埃涅阿斯记》或至少《罗兰之歌》这样完好的吟游史诗，诸如《周宣王记》《宣王之歌》之类的。周宣王在那样晦暗如夜的历史时间宛若一道光地射出，还有他最终的就差一步，最终仍拉不回下坠周王朝的徒劳，不是该有的都有了、都准备好了吗？

《颂》和《大雅》，基本上是把人带离自身的现场，带到远方，带到某个迷醉之地、某个共同荣光或日已西夕荣光逝矣的非比寻常时刻，人进入到某种集体的、相似的心思状态情感状态，即便不再伴随着音乐，仍保持着音乐的“趋同”效应；而它们太大太空的文字，事实上也进不去任一处细琐的生命现场，对准不了针尖也似的当下特殊时间一点，以及人当下不堂皇不伟大但确确实实很折磨人的具体某事，人难以取用为自身需要的对话和建言。这得要人降低下来站同一水平地、文字缩小而且具体起来（具体就有了拮抗音乐的淹覆冲刷力量，岩石般在音乐大河中顽强地露出头来被看见）的《小雅》和《国风》才做得到。而生命现场，如列维——斯特劳斯指出来的，芜杂零乱各行其是但其实非常稳定，即便异地异时有着调整，仍日出日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有着极相似的、重复的基本处境及要求，人也往往发明出极一致的、可相互参照并持续修改进展的琳琅生活物件和种种有效生存策略，周南召南邶庸卫郑，你不至于恰好是第一个或惟一一个有眼下这一麻烦的人（等不来某个人、雨下不来或下太多、家人亲人中某一个如此不肖令人头痛、某个如此诱人但危险的东西忽然出现在眼前云云），只需要一点点同情同理之心，也许再加一点点想象力，人哪里也不必去，更不必更换成另一种人生，这些诗会在正确时候找上你，而且不只是“一个答案”的光秃秃形式，而是一段重叠的、仿佛很知心地把你当下际遇重讲一遍的叙述，人找到相似处境，以及有相同麻烦的其他人，至少知道自己仍是“正常”的，可以放心地、鼓勇地在原地继续生活下去，如本雅明说的，生命往往只是要不被打断地继续而已，并不真的要一个答案。

《左传》中，人们大致依此原则引述风雅颂的大小不等、虚实不等文字。《颂》和《大雅》使用于大场面，讲无可驳斥的大道理，更多是收拢歧见、中止谈话下结论，好营造某种大团结之类的氛围，人保持着一种身份；《国风》和《小雅》则使用于较私密较紧凑、倾向于一对一的谈话时，在谈话之中，而且通常真的有具体问题得讲清楚得解决，人比较接近原来的、完整的自己。春秋的宴会场合，尤其是《左传》以为较值得一记的这样国际性大宴，按理说，理应是最属于《颂》和《大雅》的行礼如仪时刻，依《左传》，稍早的大宴会也的确如此，席上赋诗你好我好的多是《颂》和《大雅》，我们很难指出来一个确切的割分时间，这当然是渗透的、缓缓而来的，当《小雅》和《国风》逐渐替换了《颂》和《大雅》，乃至于赵武和郑国七子这一场居然已达7 ： 0的地步，倒过头来，我们于是感觉事情有变了，至少，某些人已不再把这一场合、这种相遇看成纯仪式性的、纯应酬性的，流水般依rundown走完，从同到异，从收束到展开，某种离心力开始显现，后期的春秋宴会，人的存在感具体起来，不再只是某国代表的一个空荡荡名字，气氛也有点诡异起来，当时人们已一再从其中察觉出些许不安的、危险的东西，宴会开始有事发生，无法用趋同的音乐声音完全压住它们融解它们。

“大夫无外交”，或“大夫无私交”，但为什么？这一森严的禁令并没道德依据也不合于人生现实，其实只是某一体制秩序的特殊要求而已，就像某些职业工作得签保密条款，就像今天我们惯看却永远看不惯的、某一政府单位乃至于民间大公司爆发不堪之事（贪渎、逃漏税、性丑闻云云），这一体制力量第一时间问的，永远是谁把秘密泄露出去而不是事情的是非对错本身；是的，这一看似堂皇的禁令更多时候是维护坏事坏人的，尽管并非全无必要。春秋中后期，各国大夫的相遇和交谈频繁起来也真实起来，更多有意义的现实判断及反省因此发生，这其实来自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事实是，这些人，在国别的殊异、敌对身份如你是晋人我是郑人之外，其实共有着一个毋宁更实质的身份。我们这么想吧，所谓晋国大夫，晋国这两个字基本上是决定的也是已完成的，不需要也无从多做什么，更接近一个单纯的称谓，没有“更晋国”这回事，也没有“学习当个晋国人”这回事，这都是相当恶心的国族语言而已；比起来，大夫这两字才是实质的部分，才是每天有事可做还非做不可的身份，这才是工作，是专业所在，有一堆要学要讨论要想办法弄清楚的东西，列维——斯特劳斯称之为“人在世界的位置”，意谓着人由此经常地、持续地、绵密地发展他和其他人、事、物的关系，形成一个具体的生命网络，也形成他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一种“生命/世界”图像。也就是说，在彼时敌视的、对峙的国际形势底下，这些人有着相当一致的生命处境，也有同样的专业工作讲求，甚至，其困难其风险其危机的样式都是相似的、可相互比较的（侍候一个国君、参与一次谈判、带领一支军队云云）。我们知道，真正有意义的、可一直讲不完的谈话总是在专业里发生，也必然发生（大画家弗朗西斯·培根晚年感慨再没有人可谈话了，也正是慨叹艺术专业的消失），这几乎可以说是人性。春秋诸国大夫，当跨国的相遇次数一路增加，相遇的时间延长，例行任务三两下完成（愈娴熟就愈快），音乐停歇，人恢复成自己，真正的话语就出来了。我们引述过齐国晏婴和晋国叔向那一次深沉的、各自慨叹自己国家已是末世时日的夜间谈话，也讲过季札周游北国一一忠告诸国这些大夫，这些话语都是在大夫这一共同身份里进行的，不及更上头的国家，甚至说，都背离着各自国家，还带点叛国意味，泄露国家机密或至少构成毁谤不是吗？诸如此类的深浅不等谈话在《左传》尤其中后段是遍在的。

在我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这样的话语进行是再熟悉不过的，一看就懂，几乎会笑出来——编辑就是这样，完完全全这样。编辑隶属于特定出版社，但编辑同时有一个古老悠远的来历，承接着书的历史、知识的历史，成为另一道平行于当下雇佣关系的文字工作者身份自觉和另一种忠诚。出版社林立，会彼此抢书抢作者抢媒体配合抢发行管道抢书店陈列位置，也一直被不怀好意夸大地说成某种战争（我的老友詹宏志在出任出版社老板时的不朽名言：“我们和××出版社终须一战！”这当然是音乐性的洗脑话语），但这底下，编辑同时跨过公司、相当清晰地形成一个个“群组”，并隐隐构成一个“整体”、一种人。他们经常性地聚会，坐咖啡馆里说个没完，正经的八卦的（如《左传》），彼此安慰并介绍工作跳槽，形成相当频繁的业界内横向流动（亦如《左传》），讲当下仿佛做不完的事也一起忧烦茫茫未来（很不幸的，也像极了《左传》），永远不缺话题，至不济最后还各自有老板可骂（仍像《左传》，只是更肆无忌惮）。在这里，没有人真的为自家公司辩护，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太怎样了不是吗？

值得再进一步留意的是大夫这一身份的特殊内容和意义，这里，我们姑且泛称之为“贵族”，好联系到更多人类的共同历史经验——我们晓得，贵族和君王在权力的层级体系里只一阶之隔，住楼上楼下的，甚至就曾是亲人家人乃至于童年玩伴；这也是说，贵族是熟稔权力的，深知权力真相及其操持方式，于权力的诡计部分，他原是一起骗人而不是被骗的，就像那种魔术师、灵媒的助手。因此，在权力的各式支配里，他独独对克里斯玛式的奇魅幻惑力量是完全免疫的，只因为他看多了君王、英雄、领袖、圣哲下班后的种种具体模样，乃至于五岁时、十二岁时的未成形模样，要将这样一个人视为神圣实在有困难；也因此，人类这部分的除魅工作，总是起始于贵族而非一般平民，这到我们当代仍是如此，是一个历史通则。

贵族，除了一种人生而不平等的公平正义问题之外，还有很多跟着而来难以克服的常见毛病，比方最容易腐败乃至于柔弱虚无云云，就只有一点，那就是不上当——特别是在某种奋起的历史时刻，人以为需要多一点激情和执念，得有那种不再思索、一路到底的战友，好凝聚为一个整体，他却总是清醒的，像是无法停止想事情，像是心思游离专注不了的人，常常还像个局外人，这种“不必要”、不配合的清醒往往很气人很扫兴，也许是个更大的毛病吧。

《左传》里这些良劣不等的各国大夫或多或少都这样，表现得较清楚的是晏婴和叔向，子产其实也是；另外就是季札，他关心吴国，但只肯用自己的方式配合吴国。

十九世纪的旧俄风起云涌年代，代表性的人是屠格涅夫，这个贵族出身的书写者正是当时一排伟大小说家中最不过瘾也显得最黯淡的一个，“缺乏激情”、“柔软得跟一团蜡一样”。屠格涅夫笔下，没有迷人的魅惑性幻觉性东西，没有书写者强加于现实的种种诗意东西，甚至没有足够的“远方”，提前衔接着日后自然主义的书写。我们说他直直地写出当时的俄国现实可能不太对，因为彼时俄国是弥漫着各式激情迷雾的，梦境和现实不分，屠格涅夫的书写毋宁是“穿透”和“还原”，一种解密式的书写（带着深深的不安和歉意），两端除魅，包括沙皇和东正教的种种统治诡计，也包括革命者的种种大抒情诗诡计。

但我真正想的是托克维尔，法兰西贵族。他其实是在一个更难看清楚的历史时刻，欧陆这边是爆炸开来的法国大革命，新大陆那边则是宛如应许之国、神之国从人们眼前忽然升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整个世界如野马脱缰而去，人们也把世界看成全新的，和传统切断开来，不必也无法用过往历史经验来观看来解释检证（这也同时是获取行动和言论无限自由的一种诡计），但托克维尔不上当。是的，民主制和美利坚也许是全新的，但作为其不易核心的权力绝不是，权力古老而且稳定可预期，包括它的偏好，包括它一定会做的和一定不会做的，这不因为拥有者的转移以及更换一种授予方式就成为完全不同的东西；此外，人也就是这些人，一样古老稳定可预期，只要你对人一直有足够的好奇和关怀。这些他太熟悉了，可以简单分离出变与不变的东西，所谓的全新事物，更多只是一种变化，甚至只是“形变”而已，都有其来历、有一路轨迹可建立线索的，由此，他轻易看懂这个让人兴奋不已却又以为不可解的世界（“轻易”是我们对他的赞叹之词），并有条不紊地讲解给我们所有人听。托克维尔选过也出任了大革命期间的国会议员，但做不成什么，这也不是他真正价值所在，他是观看者而非行动者，比较正确的位置是局外，此一不可思议的成果是一部书，数以百万计的文字：《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原意是“民主在美国”，民主才是主词，也就是更大视野更长远历史的，把美国的建成作为人类民主思维至此的一次具体实现，一个珍稀样本，可以仔仔细细地分析检视其成败得失、它做到的和意想不到的。

在《论美国的民主》书中，谈到美国联邦大总统制的设置，托克维尔莞尔地说：“有点奇怪，他们才刚成功摆脱一个国王（英王乔治五世），却又急着选出一个国王来统治自己。”——这不是真的奇怪，这就是“人民”的思维，在法国这边也是这样，人们好不容易把一个国王送上断头台，也一样慌张地找下一个国王，或想把每一个可能的人都变成国王，就连拿破仑三世这样的市侩之徒都行。更加清楚的，处决国王的场面，都依然古老神圣仪式的，音乐之声上达天际。

大革命，通常就是一首歌对抗另一首歌，这一音乐效应压过另一音乐效应，一直到我们今天刚刚都还是这样。文字的思索辨识追究只能在之前或之后，其间是毫无机会的，只能返祖地乖乖成为歌词，像《颂》和《大雅》那样——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大抒情诗，而且每回革命还都真的写成、唱出、留下一首一首歌来不是吗？

因此，除魅不开始于所谓人民的觉醒，而是还要更早些，发生于贵族的分离，就像发生于这一场一场春秋的大宴会一样。除魅比人们想的要历时悠长，所以更慢、更一点一滴，也更不易完成。

《乐经》也一定还在这里

如此的宴会赋诗，也许还会让我们想另一件事——

纯粹只是好玩。知道罗素那个著名的集合悖论吗？简单说，是否存在一个包含了所有集合的集合——答案是，我们可以想出一个包含了全部集合的大集合，但在此同时，我们一定就又制造出一个新集合来，逃逸于大集合之外，那就是这个大集合本身；如果我们进一步纳入它，又会再生出另一个新集合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很像面对神话故事的某种魔龙一样，砍一个头又生出一个头，没完没了。

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我们习惯地分割并列它们，但在《左传》（可视之为《春秋》的扩大版本），我们看到了，书中人物动不动引述诗书礼易，仿佛这部经书大集合般又同时吸纳了、包含着其他经书。当然，引述的还有不在《诗经》里的诗歌（称之逸诗），没收入《尚书》的文献（称之逸书），不属易经系或更古老于《易经》的各式观兆问卜之言，更多有关制度、法令、礼仪、人情世故风俗习惯的昔时经验之语，以及，六经之外、六经不信任的诸多神话传说和俗谚云云——这给了我们一个还算颇有意思也生动得多的时间图像。这里，问题不在于《左传》是否晚出于其他经书，《左传》显然是晚出的没错，但书中人物可不是，有超过一半的人早生于孔子所以必然也早于六经的成书，除非我们把这些引述全视为虚构不实（但这是不可能、不可思议的），都只是《左传》书写者日后的编造，把经书之言嵌入，像小说家安排他书中人物说话那样，否则，较正确的整体图像是，所有的经书，在它们各自成为一本书之前，都像一条又一条源远流长的大小河流并整体构成交错纵横的水系，智慧网络的水系，人们长时间地生活于、浸泡于其中并随时伸手取它一瓢饮用。这里，《春秋》不同于、不全然平行于其他五经之处，正在于《春秋》是历史，《左传》的历史现场复原工作让《春秋》这一特殊性具体地、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它时间切片般（一个厚达两百四十二年的切片，厚切牛排）横向记录了某一个时代的完整真相，自然也记述了这一实存的大智慧水系。《春秋》大集合般包含着其他经书，只是一种必然、一个简单的事实。

那么《乐经》呢？《左传》中，一样处处是关于音乐乃至于祭祀崇拜云云的讨论和引述，当然也一定包含了《乐经》，只是《乐经》的流失，让我们无法像其他经书般一一对应回去，知道这两句是《诗经·召南·甘棠》或《尚书·尧典》而已。也就是说完全一样，在《乐经》成为一本书却又不幸流失之前，它一直生动地存在于现实之中，在人们的记忆里、话语里，是人们思维乃至于现实工作确确实实的一部分。这样实际地来看，《乐经》的所谓湮灭并非一种彻底地、无一句一字逸出地吞噬于全然的暗黑之中，像是连一颗光子都无法逃走的历史黑洞，没这么戏剧性也没这么悲惨或说凄美。真正消失的，只是这一本书，而不会是这些思维。思维有来历有时间过程有数量不等的人们投身其中，它留下来的岂止是所谓“一英里长的尾巴”而已。思维的真正灭绝方式不是如此，基本上只有两种，一是作为载体的人在世界末日悉数灭绝无一孑遗，这不至于或说还没发生；另一就是人们的遗忘，它退出人的记忆，退出人的生活事实，即便书其实还在，也是已进入死亡的窟室里，静默地躺卧在死亡之中，如爱默森讲的那样。

夸大一点来说，我们流失的岂只是《乐经》而已，我们天天都在流失这本书那本书，而且处于加速之中。

安贝托·艾柯是书痴，也是书的猎人和珍本收藏家，他《玫瑰的名字》这出华丽的中世纪修道院谋杀剧，便来自于对一本书的寻求、争夺、护卫和禁锢，这本书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完整抄本，包含了相传已佚失的第二卷，也就是喜剧讨论的篇章。凶手盲眼老僧佐治在亚麻纸书页上涂上剧毒（“有一千只蝎子的力量”，当然也是隐喻，某些人总相信某些书是有毒的），但破案侦探的英籍威廉修士没上当，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这两人对峙于大图书馆迷宫的非洲之末密室里，威廉修士仍无法真正阅读这一古希腊抄本（否则就中毒身亡了），他只念了第一页，并大致翻看一下，这其实是最有意思的地方，人能够知道还正确说出一本他从未读过的书的内容——威廉修士相当准确而且完整地讲出了亚里士多德的喜剧讨论内容，来自于他之前对亚里士多德的充分理解，也来自于他对这一思维题目的广泛理解，并佐以他对其他相关书籍的阅读和记忆。一本书从不单独存在，它同时生于、存在于并完成于其他更多的书中。

所以，在被问到“我们能否想象在将来发现一部未知的杰作？”这一问题时，艾柯的回应大致正是这样。如果这真的是一本如此重要的书（如《乐经》），应该就不会完全不留痕迹、不至于我们对它一无所知；也应该不会全然地背离于、不相干于它生成的当时世界，宛如天外飞来那样。书不是这样生成的，书和它所在世界的关系千丝万缕切不断，即便飞起来，也飞在当时的天空中，尤其是早期这种总是辗转于代代众人之手、完成于漫漫时间的书——所以艾柯说：“一部杰作要成为‘杰作’，必须为人所知，吸收各种因它而起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最终将成为它的一部分。不为人知的杰作没有足够多的读者、阅读和解释。说到底，我们可以这么说，是《犹太法典》造就了《圣经》。”

还有一段较刺激的：“艾略特在评论《哈姆雷特》的文中讲得很清楚，《哈姆雷特》不是杰作，而是一部混乱的悲剧，无法协调各种不同的头绪。正因为如此，它变成一个谜，让所有人不断探索。《哈姆雷特》不是因为其文学品质而成为杰作；它是因为经得起世人的诠释而成为杰作。为了流传后世，有时候只需大放狂言。”

《左传》让我们看见了一些“《乐经》成书之前”人们关于乐的种种实际理解、说法和作为（这里暂不称为音乐，因为音乐是和崇拜祭祀降神及其延伸使用绑一起的）；《礼记·乐记》则是“乐经流失之后”最完整存留的一份总的论述文字。之前和之后，我们这里仿孔子的话语开个正经玩笑，“《乐经》在其中矣。”不是吗？《乐经》还能跑哪里去呢？

从《左传》的广泛零散记录到《乐记》的收拢论述，这之前和之后一致到、一贯相承到一种地步，没有不相容的异物，甚至还没有溢出来、切出去的不同想法和主张，好像当时的中国人以为（或自以为）已经把乐这东西完全想清楚了、下成最终结论了，而且大家都同意已成共识。事实上，这之前和之后还可以各自延伸到更远，也就是说，就论述的层面来看，《左传》之前所有可靠不可靠的文献里，也没有超出于、扞格于《乐记》的东西；之后，司马迁的《史记·乐书》继续抄录，只微调为西汉当时的文字而已，改动哪几个字算得出来。之前源远，之后更是流长。

因此，我们这么说应该一点也不大胆，平静而且平实——如果说今天《乐经》忽然在沉睡两千多年后冒出来，比方挖到一大叠竹简或又找到孔子另一处住宅云云。这当然是惊天大事，但嘉惠的只是某一部分专业研究学者，有一些有趣的比对工作考据工作马上可做，并一一写成学术论文；另外就是苏富比拍卖，这些竹简势必是天价东西，只是流出不流出而已。结论文风不动，当时中国人的音乐想法、音乐图像不会改变，甚至还不会增添什么，没事的。

《乐记》会不会就是《乐经》？或《乐经》的新版本如《史记·乐书》是再一个版本那样？不少人很合理地如此猜想——礼与乐，在人的思维探究里逐渐合流，更在道德体系、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里必然地合流，成为如光与暗也似必须一起想、才完整可解的一体东西，至少在中国人这边早早如此，《左传》显示的也是这样。因此，在《礼经》进一步“生长”并自体分裂为如今看到的《礼记》《周礼》《仪礼》三书模样，并实质提升为人当下世界秩序的整体建构时（春秋的混乱失序迫切地呼唤这一工作），乐成为（或被想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乐经》被收入以及融进到新的礼书之中，就像乐官春官天官并入到王朝官僚系统里不再独立不再平行（比方如《礼记·曲礼下》：“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这揭示了一个阶段性环节，当时两者平行，甚至天官还稍稍尊贵地居前，但也合而为一了，包含在同一个治政作为里）。

《乐经》是否真的就是《乐记》云云，这里我们没能力驳斥或证实，老实说，也没进一步察究的兴趣，这是个专家的题目。我们关怀的是其变化消长，借此要指出的只是，相对于礼的不断辨识分割伸展、趋于繁琐并形成不断堆高的层级，乐始终是容易说完的东西，也是夷平也似、里外上下同质、抗拒着层级分割的东西，它几乎就是平等的、无政府的，就像刘邦回乡唱《大风歌》那样一种图像，那一刻没有天子庶民尊卑长幼，只可惜很短暂无法一直这么下去（这其实就是音乐的根本麻烦，跟梦境跟幻觉一样，它总是无法持续太久）。或者我们较正确地来说，音乐，能够用文字来描述来说明并固定的本来就很有限，它有自身独特的生长演进之路，并不描摹不跟随这个世界，也很快就脱离开这个世界；音乐先于世界的形成，源于更早也更浑然的自然，并自成世界，你得放它自由，像人心一样自在地、若即若离地流动。基本上，音乐是声音、曲调和节奏但当然不只如此，它和文字接壤之地不大，大致上就是诗，也许更隐约更微弱的还进入到文学，那些我们感觉诗意的作品（比方王尔德的散文和童话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德·昆西的论述文字云云）。所以博尔赫斯讲诗要求人大声念出来，是声音乃至于腔调、表情和身体，文学是人身体血肉可以直接感知或说“触到”的东西，阅读是一种确确实实的经验过程或直接说经历云云；或纳博科夫，文学不仅用脑和用心读，还应该用脊椎来读。这两个同样1899年出生的大书写者，也都是写诗的小说家，或也写小说的诗人，这里，他们指的不是文字，而是进入到文字里的音乐，以及音乐才有的那种“本来”的亲密关系（有趣的是，这些话若改以古中国的文言写下，好像直接可融入到《乐记》本文里毫无困难、毫无异状）。

六经中，《诗经》正是生于这一音乐和文字交壤之地的作品，从它自身颂雅风由歌而诗的过渡流动变化，也从人们用以寄寓心志的引述选择变化，我们可以颇清楚看到一个从音乐到文字的消长过程，这其实也是人类历史由同而异、由一而多的必然破坏并开展过程。

其实也是反音乐的

《乐记》是一篇很好看的文章，话说得大派堂皇，语调则是奔放的、淋漓的，仿佛已穷尽一切。最舒适的可能是，它的文字开朗、愉悦、辽阔而且充满光线，这么困难而且兹事体大的说理论证，它如快马驰过直抵终点，没迟疑颠踬，没有陷脚的泥淖，让人一直想起《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演讲里卡尔维诺对速度的赞叹。

比方我们随便找一段来读：“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天堂，或更难的，人类现实世界的至善之境，这么快几个大步就到了不是吗？

这其实是当时典型的、几乎俯拾可得的论证说理语言，几乎已是一种格式（或曲式？），后世也一直沿用，仿佛成为一种神圣语言，用来说出那些无人可反对（或不容反对）的真理。但我们平心静气来读，这里面的“因为/所以”逻辑联系其实多有可质疑的，也多是最应该一一停下来来仔细想的，事情并不也从不这么简明，只是阅读时，尤其我们若像当时人们那样出声朗读时（试着出声阅读让我们得以回转几千年时间里人们的领受方式、得以重现伴随着声音的完整语言力量），我们很容易进入到它形成的特殊世界里，由它拉动着快跑，这与其说是道理的说服，不如讲是音乐的催眠。这可能也解释了一个吊诡的经验现象，那就是我们总是比较容易被话语而不是文字说服，尽管话语相对来说总是疏漏的、跳跃的，尤其事后整理成静默的文字更往往千疮百孔到接近胡言乱语。所以不少负责任的文字书写者（如卡尔维诺、如朱天文）害怕用话语表述，担心话语的粗疏，更担心粗疏却又丝毫无损的那个不当魅惑力量。

也许，所有的真理性话语一直都是这样，音乐般单向地流泻而下，不容打断也不留给人怀疑的间隙，当下，我们是全面静默的听者和受者（如一场两三小时的音乐会，我们只能坐着不动不语，或只能听命随之而歌而舞，并且在回答“这样好不好？”时只可以大声说好。生活中，我们几乎没任何其他时刻保持这样，如此虔敬、专一、无私无我、卑微……对了，还有星期天早上进教堂也是这样）；其语言的形状如悬河如光柱，总之是某种从天上下来的东西模样，其原身极可能就是古老的神谕（其继承、其模仿……），而神谕，从来都是“乐”的，属天官的职掌，也正是《诗经》“隐藏”的源头，《诗经》起始于颂，而颂正是对神话语的领受、复诵、回声及答谢。

我们也都知道了，欧洲的古老大教堂，是神的圣殿，也同时是最好的音乐厅；和现代建筑师不同，当时负责建造教堂的工匠非熟知声音、非处理声音不可。

《乐记》仿佛穷尽一切，果然也很快把乐推到极致之处，揭示了其尽头的应然模样。事实上，这大剌剌地就写在本文开头不远处而非末尾，因此不大像是思索论证的最终发现，而是一个已知久矣的真理，还是一个已实践久矣的基本事实。这段文字果然也神谕般贯穿日后的中国历史，几千年来不断可在后世的书中、文章中见到：“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大致意思是，真正最高、最崇隆的乐和礼，不是追求声音和食物的繁花般极限，反倒是最简、最素朴的，如回返天地之初回返这一切的时间之初。因之，奏乐的琴，琴弦用的是古拙的、绷不紧的朱丝，共鸣箱的孔洞也开得大而通泄，琴声不清亮不及远，只能发出低而浊的声音，而且再没其他乐器了，就只是寥寥三个人的清唱和声而已；祭献的食物也是这样，只用清水（玄酒，酒的元身）和生鱼，肉汤不调味，意思也是回到人们酿酒和烹煮食物之初。就这样，一切干干净净，祭献的毋宁是绵延的、一路走来接近无限长无限多的时间，以及如此悠长时间里人不改的、代代堆叠的虔敬，留着余音留着余味。事实上，祭献的场所也配合这样，所谓“扫地为坛”，不夯土筑坛，把地上扫干净就是最高的祭坛，仿佛说极致的乐和礼是无法穷尽的，也正因为无法穷尽才让人知道这一切多高多远多无限大，人仅能奋力抵达这里，人孤独地束手站在天地之前，再不能多前进一步了，只有我们身体里的某一部分、某物，如轻烟如气息如袅袅不可闻见的声音，可微妙地、难以言喻地上达。

这是非常漂亮非常聪明的一段话，也是很难反对驳斥的最终揭示，如同画出一幅乐的青冢图，我们会惊喜于它来得这么早，两千多年前——但问题也是，这么早就把认知推到极限，把话说到这样，这好吗？

《乐记》写得像一道光也似的，但我们总是会留意到它的阴影处——乐以求同，音乐巨大的融解凝聚力量，几乎可以利用来做任何事；进一步的，《乐记》还试图更细腻地分辨、掌握这个力量，像是声音和人心起伏变化的对应关系，“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嘽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正因为人心是感于物而变化，倒过头来，音乐的适当控制，便可望达成引导人心的预定效果，要它平和、要它哀凄或要它愤怒兴起云云，所以宫商角徵羽（或现代地说，C大调A小调云云）的不同曲式流动会有不同的引领效果；各式材质不同的乐器，钟（钟声）石（磬声）丝（琴瑟声）竹（竽笙箫管声）鼓鼙（鼓声）各自激起人特定的情感、想象（吏治、劳作、防御、战斗云云）乃至于直接的生理反应。如同我们今天也讲的，深山寺庙的钟声让人心思平静辽远，鼓声则仿佛是人的心跳，它的节奏决定了你血液的奔流速度；如同近年来大家忽然变得很爱唱的那首歌，只是从音乐厅移往街头，《悲惨世界》里的《最后战役》：“你是否听见人民的歌声？唱着一首愤怒者之歌？……当你的心跳，回应着战鼓的敲击，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当明天来临。”

凡此。这里的结论是：“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枪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高段的人，不只听音乐本身，更留意的其实是这个音乐效应、音乐和外部世界如数学函数般地相互呼应。

音乐能把人快速带往天堂，也必然就能快速把人掷入地狱；或不这么夸张，音乐能引领人往善，也就能引领人趋恶。你怎么可能只要这边不要那边呢？——这是个强大的、一放难收的奇妙力量，几乎是暴力（或细腻些如荣格说的，“暴力的上层结构”），所以人得小心翼翼地、最好从源头处就控制好它才行。但这样，光与暗，这是移风易俗的教化，必定也是某种操控人心之术，你怎么可能只要这边不要那边呢？

《乐记》在欣喜地感知到音乐如此巨大有益力量的同时，于是也隐藏着深深的忧虑。仔细看，忧虑的程度和当时的情况、和人的已知经验有点不成比例，几乎是推论的、杞忧神经质的。

我们说，从祀而政、从宗教祭司到世俗国王，即由乐而礼，这可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演进通则（只是有个别的历史停于宗教祭司阶段），其间总是有着相当残酷乃至于延续相当长时间如拉锯的权力冲突倾轧。犹太人的《圣经》相当清晰地记录下如此历史事实，这就是进入迦南地后到建国前、从祭司掌权过渡到国王统治之间这段历史的《士师记》。事实上，在日后已成事实的犹太人王国阶段（很快又裂解为北以色列国和南犹太国两个），祭司犹不死心地一再伺机反扑并真的发动政变（如先知以利沙），我们在更后来的中世纪欧陆乃至于我们眼前的阿富汗、伊朗也一再看到。这可以说是乐和礼的争战，祭司赖以对抗的便是他已操持几千上万年，乐趋同的、纯粹的此一强大力量，往往也是最残酷的，一种神圣到无法分割拆解、不存在约束的一整团暴力。但在早期中国，这样的狂暴历史并不彰显，大概不至于没发生过（那是几近不可思议的），而是并未清楚凝结成历史记忆或说一种历史梦魇，也就不成其为人日后的思维依据及警戒，尧舜禹汤乃至于更缥缈时间里的三皇五帝，中国这段前文字历史的追述（或想象）仍是以日后君王统治的思维及样态建构起来的，甚至我们可以说，直接把当时的祭司易为后代的君王。直接的历史经验警示，大概就只是稍前殷商的败毁这一场，于此，周人盖棺定论的官方检讨报告（收于《尚书》）便是，殷人尚鬼，沉湎于崇拜祭祀，还有殷人嗜酒，酒用大水池来装，用于延长欢宴以及幻境降神云云，标准的“乐胜则流”“过作则暴”，也因此，商代尤其是晚商的时间意象，总是长夜的、幽暗的、迷醉的。《乐记》处理音乐问题，却特别谈到酒，这应该不是偶然，在乐的广泛意义上、在乐的效应和力量这样思维的层面上，酒和音乐有极清楚紧密的联系，甚至几乎可视为同一物，实际上也常一起使用并寄以同一目的（以香气或以乐音，都是往上飘的东西，并都带来明迷幻境云云），也就有着一致的、模样相同的副作用及风险。《乐记》这段话是：“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如酒驾撞人、殴打急诊室医生护士、为看不顺眼或区区八百元酒账纠众杀人云云），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也同样得用礼来节制来打断来阻止，只是手法颇精巧而且有趣极了，不禁酒，而是把饮酒的动作设计得繁琐不堪，每一次举杯，先得行一堆礼讲一堆废话，烦死你。加上当时蒸馏酒尚未出现，酒精浓度有限应该不高于20％（所以纣王才需要准备一池子酒），稍有酒量的人一天连着喝二十四小时都醉不了，只会很累。比起来，两千年后美国清教徒思维的著名禁酒令，就很笨而且很粗糙不是吗？

《乐记》对乐的如此高度警觉，基本上不因为历史经验的生动恫吓，而是来自于思维的完整推论——把乐的趋同效应及力量想到底、放大到极限，在其末端处，我们就无可避免地看到了它狂暴、谁再也制止不了的模样。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有更多的实际历史经验可以描述得更具体，人合而为群如附魔，只剩一种本能，差异消失，不存在反省和质疑，甚至连稍稍犹豫、稍稍停下来都不可得，这是一头盲目前行的巨兽也似的东西。

得趁它还弱小、才开始时就阻止它打断它才行。《乐记》正面地、光明地、还语气昂扬兴奋地谈论音乐，但《乐记》却也是反音乐的——这也很可能并非偶然，《乐记》降低下来成为只是《礼记》的一个篇章，约占1/25的篇幅，并放到礼的管束范畴里面，和一直以来礼乐平行并举的印象不同，也失去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个难以规范的力量，无论如何仍非得予以规范不可。

的确有硬生生的味道。无可避免的，一并被牺牲掉、被大举取消的便是音乐自身的历史进展可能、音乐自己的不断发现和发明。当然，音乐的发生现场是遍在的、随时随地的，一如歌和语言都是自然的，是人有感于物有感于事的当下“抒发”，歌只是稍进一步凝聚处理、总数量少一些的语言而已（言之、长言之、咏之歌之、手舞之足蹈之）。广大民间的这方面活力还不至于减损什么（“礼不下庶人”云云）。我们说的是音乐的再“升级”，音乐自身的寻求和完成，音乐作为一个独立完足的世界，音乐成为一种不懈的专业学问，乃至于音乐还是人有意识有目标的创作形式、一种生命志业的可能云云，就像欧洲这几世纪繁花盛开般的这一场。这道音乐的专业之路，一直到今天仍是很昂贵的，也是艰深耗时得用人一生专注对付的，甚至得早早开始（比方人三岁五岁时），这是音乐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它不得已势利的一面，它得被“供养”，依附于君王、教廷、贵族、新兴富豪如这段已知历史事实，即便今天音乐家取得了独立身份，一样仍得处处仰靠国家、基金会云云的支援赞助。《乐记》的思维（不是指这篇文字，而是得以凝结成这篇文字的长时间思维），也许影响民间有限，但深深植根于上层，一直是往后两千年王朝对音乐的基本态度，也许不再这么紧张这么抗拒，但就音乐专业的昂贵养成而言，其实只要不支持就够了，就足以让这道音乐之路难以走远成为某些人的梦境，如日后三国曹魏时嵇康的梦境。

《左传》里不乏某国君、某大夫好乐的记载，但除了吴国季札，吸引他们的可能是新的音乐，《乐记》里也收录了这一个生动的故事，是稍后战国的明君魏文侯，他有个疑问，可能也是往后两千年中国人不时心生的疑问：“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二十岁出头年轻时候的朱天心，在日本听祭神能乐的往事，恰恰好可以帮我们翻译这段话——她正襟危坐地听能乐，却很丢脸地睡着了，对好意招待她的日本友人，这当然是很失礼的，但没办法，身体有它自己的主张。

魏文侯的老师子夏当然好好地教训他一顿，这番话说得颇长，较值得注意的是，子夏分出“乐”和“音”的不同和优劣，我们今天所说的音乐只是“音”，是低层次而且往往只让人沉溺的东西（“溺音”，所谓以音乐为一生志业、“人一生主要做着的那件事”，都包含在“溺音”这一词及其概念之中），不能上达治政，不能规正人心，也不能拿来祭神（“是以祭祀弗用也”）云云。这呼应了《乐记》里也许流传更广更久的另一说法：“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所谓音乐专业，是“乐”的不重要末节，就只是小儿和乐师之事，当然也是不必太讲究、追究的部分。早期人类历史，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一般专业方兴未艾，专业人士位阶不高这是不争的普遍事实，但这里，并不是平和地说出当下事实而已，它赋予这一事实一个理论解释，提出一个对音乐专业部分无比轻蔑无比藐视的强力结论。理论有较大的时间抵御力量，也就对未来有着进一步的指示和约束力量。

音乐的终点处、音乐的极致完成，只是一具声音低而浊的古琴，以及素朴而且清疏的人声咏叹应和，这作为一个概念以及一种想象画面非常漂亮，但人实际在现场可能就不是如此，等半天才能听得一声一句（我在京都最大祭典的祗园祭和时代祭都亲身经历过类似的沉闷场面）。尤其如果你寻求的是音乐本身而不是某境界、某种智慧的话——这其实是太快抵达的终点，直接跳过去的终点，一幅青冢图，美人总是化为白骨，繁华终归凋尽云云。如此，还没真的开始就已结束，封闭了可能，让时间成为某种最荒谬的东西，一个忍受的、可直接略过而且愈快愈好的不甚有意义东西；如此匆促而且虚空不实的时间寸草不生，或说不值得一生，人多做什么都是可笑的（如奥地利小说家伯恩哈德的名言：“想到死亡，一切都变成是可笑的。”），凡此。当然，新的音乐仍难以全然根绝地冒出来，如人心的时时处处感于物感于事，也包括某些人对音乐更深一层的想象和探索，于此，子夏说了这一番典型的批判话语，这显然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而已，几乎就是彼时渐渐化为铁板一块的普遍结论（如所谓的郑声、亡国之音云云），只是子夏说得比较详细而已：“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

这番话，难以清洗掉其已入木三分的恶声恶气成分，并被正确翻译出来。我们也无从听到当时郑、宋、卫、齐这四国四地不同进展的新乐曲，但从子夏的话中我们仍多少看得出来，这也许是更细腻柔婉的乐曲（郑音），也许是更狂野自由的乐曲（齐音），也许更贴近人心表述着更私密更难以言喻的情感（宋音），也许更繁复更多变化地向着音乐专业的探索和尝试而去（卫音）。这里，还得留意的是，子夏的反对，并不是因为这些新乐曲的粗鄙不文，如那种精英式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雅俗之辨，可能恰恰好相反，他阻止的是更多可能乃至于更高阶的音乐进展。这种外于音乐的、回归政治面社会面、强调音乐功能乃至于深刻道德意涵的想法，很有趣，毋宁更接近日后的左翼基本主张。

但当然和左翼的现实作为不同，左翼向往、援引这一音乐性力量、那种同悲同喜的一体感，产出更多的诗和歌，就连理论也在行动中一一化为诗歌（《资本论》这样的书都奇妙地成为诗歌）；事实上，革命本身便是一首辉煌的大乐曲、一首大抒情诗，包含其全部的美好和暴力。中国的历史走向却是防堵和消解，相当关键的一个原因也许是权力拥有者和权力挑战者的差异，如《乐记》所显示的，人们早早发现，这一音乐的效应和力量基本上是平等的，趋同化解了层级差别，掌权一方并没有优势；更进一步说，由于这是一个夷平的、淹漫过当下秩序的力量，终极地来看，对掌权者这一边反而更不利。

日后，中国的历史是相对“宁静”的历史，中国改朝换代的所谓革命，并非我们今天所说这一意义的革命，这其实只是王朝的现实更迭，更多时候更像是战争（内战），音乐性的纠举效果和狂野暴力最多只发生于短暂的开头时日并一闪而逝。甚至，新王朝的建构也不真的需要某种特殊“天命”、需要通过乐的凝聚一体尤其是宗教性的权力灌顶授予来获取，中国新王朝统治正当性的紧张基本上已由这一现实的、经验的历史规律主张解除：神圣的是那个惟一的位置而不是哪个特定的人，天命幽微不可知如月亮的背面，但谁顺利坐上去，就恍然大悟证明谁果然是；因果倒转过来，这有加尔文教派那一特殊辩神论的“预定说”味道，往往连“外族”的新王朝都包含在内（“虏儿也当天数”）。这也解释了另一常见的吊诡权力现象，我们在日后历朝历代的史书处处读到，君王（皇帝）是绝对的、惟一的，也是得小心说话不好触犯的，包括各式扭曲的讳言；但同时，几乎在任一个君王之前，不论他是专断的或开明的，臣下总能当面侃侃而谈改朝换代的此一历史事实及必然规律，包含过去也包括未来，并没有触霉头的人性顾虑问题，这意味着君王同时又是相对的，眼前的王朝你知我知不会就是最后一个王朝（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有此幻想的君王是秦始皇，以一个正整数无限数列为君王编码，他甚至想长生不死，永远止于一），就像你我两人不会是这个世界最后活着的两个人。君王和臣子两造皆同意，这是高于个人情绪情感以及意愿意志的一个无可拒绝真相、一则铁律。

不只音乐的专业进展遭到阻拦，从更广泛“乐”的意义及涵盖范围来看，往后两千年的中国王朝历史，同时也是一个乐持续衰退、变得愈来愈无关紧要的历史——乐官的规模和位阶不断萎缩下滑，乐官的职掌逐渐成为只是一些单纯的仪式、一种权力美学，乃至于只是现实治政成分不高的下班后欢宴享乐之事，在朝堂之外的特殊地点特殊时间进行。改正朔易服色云云是相沿例行之事，至于像封禅泰山这样的大行动则不必了而且早早被视为不宜和浮夸、视为恶，依据的总是现实的花费（意即投入和产出的不划算），还有就是引发老百姓的骚动不安（但乐的效应不是本来就为着引发某种特殊的骚动吗？）。依《史记·封禅书》，第一句话就是：“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这是自古新君王、新统治者登基第一时间就得做的，一种权力的确认及其真正完成，就像中世纪以降欧陆的各国君王得回到上帝和其祭司面前接受加冕那样，最后一个做此主张并郑重要求这一悠远历史行动的人是司马迁，时间为西汉初期，也就是早在中国稳定王朝出现的曙光时刻。司马迁是否察觉出什么？包括察觉有哪些东西正在流逝？

相当程度拦阻了音乐，也相当程度减去了暴力，两千年里，少掉了不少死亡，尤其少掉了很多人附魔般的迷醉、残酷、嗜血、狰狞表情。一样的，你怎么可能去除掉这一边不跟着也去除掉另一边呢？

难以想象中国会出现瓦格纳那样的音乐，包括音乐本身的繁复，也包括那一种炙热激情。

春秋两百多年最有名的乐师是谁？应该就是晋国的师旷。有点让人意外并不在乐最完备的鲁国（《左传》本为鲁史，可一个鲁国乐师名字都没留下来），这也许也透露着当时乐的类似事实真相，对于乐的更完备掌握也就包含着对新乐的抗拒，新乐得发生乃至于只是乐的技艺新进展得发生在控制稍稍松弛点的地方，需要的不只是既有音乐成果技艺的拥有，还需要多一点点自由才行；当然，也可能就只因为师旷这个很特别的人而已，个体有超越性，在不具足不预期的现实条件里仍可能令人惊喜地蹦出来飞起来，永远让我们在感觉已不可能的现实里保有希望。只是师旷的历史形象，我们委实很难和那种一生浸泡于音乐之中的人连起来，固然乐师如《乐记》所说艺成而下地位不高是长期的历史事实，音乐的专业技艺成就不容易用文字记述存留是另一个事实（如日后白居易的《琵琶行》那样已是竭尽所能了），但师旷未免也特别了些，他始终冷静、理性、耐心，心思澄澈而且话说得好，以卡尔维诺的分类来说，他是水晶也似晶莹的人，而不是一团火也似激情的人。我们看到的（《左传》，以及其他的典籍记述）是一个明智的忠告者，以及一个总是意态安详目光杳远的哲人，他的生命成就最高那一点仍是音乐吧？很可惜我们无法知道他更多，尤其是有关这样一个人“他一生最主要做着的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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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身上的刻痕

我的老师小说家朱西宁，跟所有以小说为一生志业的小说家完全一样，有终其人生还是没能写成的作品。志业工作总是被设定得比生命本身要长一些，或者说，志业工作总是很难顾虑到生命时日的终归有限，不是真不知道，而是比较接近“忘了”，在其中日复一日，人好像常常误以为自己不会死似的，如孔子说的“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也因此，志业工作并没有所谓的退休，只有力竭和死亡，戛然而止，也来不及收尾无法圆满——事实上恰恰好相反，老师是五十岁不到就赶着从军中退下来，急于退休当然是为着写小说。老师讲过我也记得，他退休第一天早上下着点雨，台北那种典型的烦人的雨，他翻个身裹好被子多赖几分钟床，很得意很开心地证实不必再上班，从此，老师每天的书写从清晨开始，一天分两段写六到八个钟头直到最后。

当然不只两部而已。一般知道没能写完的是最后的大长篇《华太平家传》，以自己的家族为蓝本，以及家族中惟一一个鬼使神差跑到台湾这一南方小岛的自己（老师从没考虑回大陆老家居住，和昆德拉讲的不大一样，尽管人生命时间太短，但有时还是来得及让台北市成为一个“家乡”）。但我知道还有一部系列小说也没写成，由十个短篇构成一部完整的书，书名颇骇人，就叫《十殿阎罗》。

《华太平家传》被死亡打断，百万字但只来得及完成第一卷部分，到庚子教难八国联军左右；也就是说，往后足足还有一百年，更难写而且是非善恶成败更如泥淖如迷宫如只是吵架话题的这一百年。我还算常想，那一部完整的《华太平家传》因此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究竟算不算曾经“存在”过？是否可以像是某个曾经被窥见了却不知所终的珍罕东西？这样和“从来没有”究竟有什么不同？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部其实并没有的完整《华太平家传》已有着某种退不回去的“真实”模样了，我（当然我是幸运的）知道一些素材部分的家族具体往事，也识得不少最后一代的家族成员包括幸存于台湾和大陆两岸的，我也算知道老师对当下、对民国这一场的大致想法（其不平、其悲伤、其确认和茫然、其失望和犹相信的希望……），甚至，我自己可能还在小说的末章部分闯入者般也加入其中不是吗？问题尚不在于我自自然然地跟随着看见、知道并一起经历了不少事，更在于我已知道了这些寻常碎片曾有可能联系成、组合成某个巨大的东西，原来如此地多出来某种非比寻常的意思、光彩和“用途”，我也确确实实增多了新的视角、新的趣味和想象来回看它们。这也变得像另一种我很熟悉的书和阅读状态，有相当数量的书，我只读了部分篇章但因为某种原因停了下来，还有一些书，我其实并未真的读过只是通过各种其他方式知道它（其他书的引述、人们不断的谈论等等。这一百多年的马克思讨论，其实是在不多人读完《资本论》的状况下进行的不是吗？）。当然，我了解一本没真正写成的书和仅仅只是人们没读的书是处处不一样的，其间更少了一个从素材到成果的最重要思索创造过程；我指的只是两者相触及、相接壤的这一部分，对我、对某个人确确实实起着相似作用的这极特殊部分。

也许我真的想说出来的只是——在每一个志业被戛然打断的人身后，总还会有着、徘徊着几个像我之于朱老师的人存在（不一定就是家人或学生，我也把比方汉娜·阿伦特之于瓦尔特·本雅明看成这样），我会说，书写没完成以及终归没有写，这和从未有过仍是大有不同的，说“未竟之志”显得太大太空，比那要实在些、有实体重量感些，仍然会有某些异样的、寸心的东西遗物般传递下来。

老师病得很疲倦、感觉已不想再抵抗时，朱天心曾努力想拉回他，使用的是还没长大的女儿谢海盟（《华太平家传》的惟一资料整理副手和每日玩伴），以及还没写完的《华太平家传》，老师只笑着摇头，心思已经很轻松了——《礼记》里，孔子之死的记述极可能是最好的一段，我也相信事情前后真的是这样发生的，第一个察知的人是子贡看来也再对不过。这里我尽量，希望白话重述一次不会减损太多原来的意思和光彩。那一天，孔子极不寻常地早早在门外散着步，样子出奇的轻松，负着手，拖着手杖，还唱着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随即回到屋里，正对着门坐定，好像在等谁来。子贡（人应该就在附近）一字一句都听见了，感觉不对，马上快步跟着进门，孔子大约是笑着的：“你怎么来得这么慢呢？”以下，孔子讲了殡葬时夏商周三代不同的遗体安放位置，夏代是东阶也就是主人的位置，意思是逝者仍是家人；周代是西阶也就是宾客位置，意思是逝者已离开了；商代则是两根主柱的正中间，暧昧的疑似的，仿佛不能确知逝者如今算是主人还是宾客，或者说逝者此时此刻由主而宾正缓缓离我们而去（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生者和逝者关系在时间中的改变或说流动，也成为一个旅程）。孔子讲，他的先人来自宋国异乡，说来是更早殷商的遗民（但他这一生好像并没动过返宋定居的念头，周游列国时也没起异样心思），他梦见了自己端坐于两根主柱中间，所以毫无疑问这就是死亡意象，明王不兴，人人任意而行，我的想法我的主张大概不会有人要听了，我已经是很快会死去的人了。孔子的死，今天我们会说这样算是幸福的，他旋即病倒下来，没说是否昏迷（应该是，再没话语流出来），七天后，就这么死了。

朱天文朱天心都写小说，但不会接下来写《华太平家传》，书写终归是一个人的、是深处最孤独的行当，书写的继承很难是这么直接的方式。

没有写的《十殿阎罗》又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很激烈的小说构想，大概起于某一个气起来的义愤时刻，老师不常生气，而且几乎从不为自己的事生气（我才刚听忧心当下不已的钱永祥讲，如今台湾很少再看见义愤了；我们大家跟着补充，只剩为自己的动辄愤怒，一种消费者权益式的愤怒，还有，抢占表演舞台的角色设定性愤怒，人前的愤怒，脸书上的愤怒，只能加不能减的愤怒……）。我稍微知道的是，老师好像打算把十名恶人分层送入地府受审——这真的不大像他的书写，毋宁是我才会写的东西不是吗？

事实结果正是这样，恶人都到齐了（我们没敢问有谁，是十个人还是十种人），各殿阎王的资料包括其巴洛克式琳琅刑具和用法能查到的也都查了，就只差没有写而已——困扰老师的一直是“资格”的自省问题。确实，这样的小说书写是扮演上帝，而且，地府十殿的折磨如但丁《神曲》尽管有罪行轻重之别，但其实都是不赦的，刑期跟永恒一样长，也因此，“知道今天将和昨天、明天一模一样”，所有的折磨乘以永恒都成为无限大，所以博尔赫斯才说，地狱惩罚的真正恐怖不是痛苦，而是一成不变的无限。

年轻时日，我会把老师的迟疑想成只是书写而外、书写之上某种道德规范的谨守，乃至于宗教禁令（老师是个好基督徒，基督徒以为只有上帝才能论断人），也因此，当时难免快意地想，偷一下僭越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正义公平不是远较重大的东西吗？这只是写小说，是一个有趣的小说设定又不真的把谁送入地狱，重点是罪行（某一不堪事实）的揭示不是吗？现在，我随着年岁和所经历的事渐渐知道了，这的确是书写内的问题，是书写自身很实际的、一再经验到的麻烦，只是以一个规范乃至于禁令的夸张样子来标示，在小说进入到内容处理尤其是真正下笔阶段，必然又会回复成真实的、专业性的本来困境模样。我们最简略地说，是的，正因为重点是罪行、是事实的某种完整揭示，但事实总是巨大的，而且随着小说（即询问）的展开如变形虫模样的愈发巨大无匹。一个紊乱、无序、随机还流变不居的巨大事实，和寥寥有数的文字之间，有着永远难以解除的紧张关系，这还有一点悖论的味道，一个诚实负责想穷究到底的书写者会说，这最终是无望彻底克服的，如纳博科夫所说“我们离事实永远不够近”（所以“刻舟求剑”这个愚人故事才这么动人，这么真实而且深刻的沮丧），要得出一两句让自己能放心的暂时性明确结论都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成为可支持一个永生不赦刑罚的如山铁证。所以，小说追讨的罪行不会同于法庭审讯的罪行，从内在的意义到外部的形态都不一样；小说的“判决”也不同，再肯定再愤怒都留有某种深刻的不确定乃至于悲悯自省的成分，小说书写者清楚地意识到，在个体的错误和悲剧性的事实结果之间总是间隔着不可取消的巨大坚实世界，难以也不愿快步走过地、符合司法认知地联系起来，小说书写者几乎花费掉所有时间徘徊在这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不能揭示并出言谴责人的错误、犯罪和愚行（事实上，这是小说一直做着的事，做得远比司法体制要多、巨细靡遗而且激烈；司法通常宽容或不耐烦地舍弃“细”，又怯懦或自知实力不够地放过“巨”，司法总是把自己限制于不巨不细这一截中），只是拿不上人间法庭而已；恰恰好应该倒过来看：正因为不（必）符合司法的认知及程序，小说才能追索、揭示并谴责所有司法定不了的罪和永远逍遥于法外的罪人。小说书写，正是处理法律乃至于科学（基于一种明确的要求）处理不来的东西，不确定的东西，切割出来、扔回给社会自理的东西。

当小说重返某种法庭形式，这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限制也无可避免地全回来了。

当然，现实世界里是有简单的、因果直接牢固比方说逮捕现行犯的所谓罪证确凿罪行，但这很少是好的小说题目（司法会比小说做得好而且专业），或者说，于此小说实际上会怎么做，还能做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毫无疑点而且一开始就全知道了，就是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砍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凶器就是斧头，完毕，但小说真正的询问这才开始，小说把已弄清楚的刑案重新扔回世界，或说小说把紧扣着的因和果松开来，叫回那个横亘于中间的巨大世界，小说冒着各种风险（迷路的风险、相对主义的风险乃至于陷于虚无的风险云云）想知道更多，小说一如昆德拉断言说的“告诉我们事情永远比你想的要复杂”——

事实上，小说家“不当扮演上帝”的此一指责来得相当早，早在十九世纪大叙事小说年代的末期就此起彼落响起这类的声音，惟更多是小说家内心的声音而不是外来的指控，因此更深刻也更实际，稍后直接让小说的书写转了个历史大弯——还不是因为小说家如同上帝审判了谁，仅仅只是小说书写以某种仿佛知道一切的，而且仿佛这一切都是“客观事实”的姿态和语调来讲述某一个人、某一历史事件而已。也就是说，使用动辄几十上百万字、调动了几十上百人的眼睛、嘴巴、脑子和灵魂来讲述“一个事实”仍是不足够的，仍是选择的（质的疑问）和局部的（量的不足）。

在实际构思《十殿阎罗》那些年，我猜，老师会再真确不过感受到这番话的无比真实，还无比普遍几乎适用于所有人——博尔赫斯讲，他仔仔细细想过自己这一生所作所为，非常确定一件事：他所做过的好事绝当不起天堂这个太巨大奖赏，而他所犯下的错误却也还不至于让他下地狱这么严酷的惩罚。

清清楚楚地记下时间

来简单再回想一下“刻舟求剑”是个什么故事。这是讲，某人渡河时不慎让宝剑遗落河中，他马上在掉剑处的船身刻上个记号好记住地点，可是河水一直流着啊，船绝望地向前移动，这个记号遂不再是珍视之物何在的记忆，而是成为一个愚者的印记——

赫拉克利特啊，我们就是你所说的河流。

我们就是时间，就是那不可更改的流逝。

孔子改写鲁史《春秋》，这部两千多年前某一个已灰飞烟灭小国的国史，首先让我们惊异不已的是它对时间的高度警觉，如此清楚意识着时间也是对连续时间的打断，人凝视当下某事，但人也同时试图从不停驻的时间之流里脱身，站到某个远处，好为这个当下定位，得到某个有着全景视野的观看位置，并试图获取某个意义。我们实际上来看这些竹简木简上的刻痕，这是《春秋》开始的那一年：“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这是鲁隐公元年这一整年的事，可能（最多）只用了六枚竹简，以为值得记下来的只有六件，其中五件是鲁国自身的，郑庄公打下鄢城逐走亲弟弟共叔段的郑国内战则是国际大新闻。还有，该年十二月算是“多事”的月份，占了两件，一是有外宾来访，二是有公族丧事。我们开玩笑说，当时鲁国史官的工作还真轻松，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出来，记事的简约方式的确差不多也就是船身上的一道刻痕而已。也因此，时间的标示显得特别醒目，是时间皮绳般把这一枚一枚个别的竹简给串接成册；同时，记事的刻痕一一仔细注记着时间点，这也像是，人聪明了一点知道船在移动，因此也努力想确认掉剑时船正走到哪里、那一刻周遭的景物和整个天光云影如何云云，他日打捞时或可一并还原，提高寻获的几率。

还有，我们可能也会惊异于当时的月份名称，如果我们同时也意识着外面世界的话（只埋头于自身国族，很多东西会想不到看不到，往往反而连自身的真正特殊处都不晓得，只毫无内容地、神经病发作也似的喃喃不停自己是特殊的惟一的不是吗？）——当时人们正月二月三月云云的已全面使用干净、不着色的数字，这其实很特别，即使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特别，像已全球化的英文月份名称就不是如此（其实原是拉丁文，沿用着罗马历，罗马当时才把一年十个月改成十二个月），这里面，驳杂的零乱的、宛若历史化石层的有数字、有人名（凯撒和屋大维）、有人的经常性活动以人的纪念性节庆标示云云，还躲着好几个神，包括战神玛尔斯、女神玛雅和天后朱诺，还有两面神雅努斯，颇巧妙或巧合地作为一月的名称January，也就是把他置放于一年结束和开始的光暗交壤之处，作为时间的门神。雅努斯的两张脸，一苍老一年轻，一个看着门内一个看着门外……当然，这十二个称谓如今已数字化、纯记号化了，原先的实体内容被抽空掉，这是记号使用的一个通则如罗兰·巴特指出的。

中国全面地、单一而且统一地以数记月（日则用干支，另一种数字），我们不知道真正始于何时，只知道早得几近不可思议，比较其他文明其他国度（我不确知是否有例外），这应该不是原始的，人们的月份分割设置及命名，在进入纯天文的更精密观察演算之前，会有很长一段现地现物现事的各自摸索时光，联系着、配合着在地人们日常活动的安排和节奏，原是实用性的，实用不要求形式的统一和逻辑的一贯，而是偏功能性地标示出某个月最醒目、最该提醒自己的事物，或者是某种当令的作物，或者是天候的变化比方酷暑或雨季的到来等等。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日本的传统月份名称，注意它无秩序但备忘录也似的命名，并猜想其中的实物实事以及人一整年中的活动进行和心思起伏变化：“睦月、如月、弥生、卯月、皋月、水无月、文月、叶月、长月、神无月、霜月、师走。”

我们可合理地想，最容易找到也必须最在意各种时间循环的是农耕者，人长期杵在同一块土地上，日月星辰、气温、雨水、土壤状态和气息、各种作物的不同生长周期和其限制，以及鸟兽虫鱼本能性的定期变化云云。他必须顺应、遵循这些大于他的自然规律，并成为记忆和知识；然而，这些规律不只他不能控制，更沉重的是，这些规律还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延迟也会不发生，比方天气该冷不冷、雨水该来不来，这都造成他的损害乃至于饥饿活不下去，而且实际的痛苦经验告诉他，一年之中总有那一两个月、一两个特别时候是很紧张的，他必须有所准备，更需要祈求祭拜，讨好这个并不稳定的规律以及其上某个喜怒不时的神明。也因此，月份名称不只近取乎身，也快速地上达神前。

这种实物实体的月份命名比较美丽，我们感觉它如此美丽是因为它的准确无比和丰硕，直接和某一块土地、某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密合地联系着，彼此映照相互说明，十二个月的名称摊开来像一幅具体的岁时图。但问题也正在于此，换一方土地、换另一组生活方式的人呢？这里的多准确一分往往是那里的多不准确一分，甚至是从来没有的、不可解的，像樱花同时满天绽放的慑人心魂景观，在不同纬度便参差发生于不同月份；像纳瓦霍人的“雷神沉睡之季”指的是美国西南几乎不下一滴雨的冬天，这和台湾东北季风带来的烦人不停冷雨就完全两回事；一个耕种于台湾低热嘉南平原的农人，若由他来为节令、月份命名，想必不会出现“大雪”和“霜月”。你晓得，无聊至极的日本人曾把到日本赛跑的肯尼亚小孩带去溜冰场，第一个鼓勇去摸冰的可怜小孩当场吓哭，他感觉自己被“烫伤”了，是的，冰块还冒着烟不是吗？他的反应就跟《百年孤独》里小时候的奥雷里亚诺上校一模一样；还有，一个关心大海洋流季节月份变化的海盗，一个已远离土地劳作的宗教祭司或政治领袖，其时节月份的意义也绝对不同于一个农人，他们想的可能是某宗教谕令比方斋戒（斋月），或某一神迹比方北美祖尼人众祖灵一年一度回部落的日子（夏拉寇之月），或纪念一场伟大的、杀人无数的战役以及大屠夫也似的将帅如罗马人以凯撒和屋大维为七月八月之名。

总而言之，以数记月，使用数字应该是终极性的命名，数字除了流水顺序再不包含任何内容了，或说反而可以装填任何内容，也就适用于所有人，没人必须反对——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妥善地解释这何以在中国来得这么早，但我们也会想到很多事，比方中国这偌大土地融合整理得甚早，很快就得容纳着各式各样生活方式、生命经验的心思各异人们，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比方中国一样太早的宗教除魅以及相对的宗教淡漠和理性抬头，思维走向偏于明智通达而非深奥执迷。几年前黄仁宇说中国大历史指出来中国“不善于数目字管理”，但至少在秦代之前这不是真的，云梦秦简的出土帮我们证实了这毋宁是个太执迷于数字以至于事事显得太严酷不留给人余地的奇特王朝（其上是个以数字命名的皇帝），并成为一个被认为失败的重大历史经验和教训（亦即把数目字管理和一个快速败亡的暴政大致联系起来）。以数记月也许是另一个佐证，在早期人们普遍还不必以如此精密时间刻度工作的状态下。日后中国的“不善于数目字管理”，毋宁不愿、不可的成分超过不能，还给人空间，是某种松解，也隐含着某种意味的苍老和某种程度的虚无。

也许，中国的农人并不吝惜于交出月份名称，事实上，他们还有更加精确的一张，那就是二十四节气，12×2，两倍的精准，从最遥远的星辰运行到最贴身的每日劳动。我们一样摊开来看看吧，如同打开一份卷轴，一整年时间形貌的动人卷轴——“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是吧，多么认真仔细生活的人们，这里，每一个名字都是人对所在世界时时的觉知，也都各自携带着一个命令，告诉人接下来十五天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进一步把这些系于时间的每日活动具体说出来，那就是那首由年中星辰开始西流写起的《七月》，《诗经》里最棒的诗之一。

二十四节气对台湾的农人是不准的，但也许仍有另一种准确，人由此感受一种时间的不断流逝和复返，沁入也似的可以用皮肤直接感知，人在其中重复发生、进行的行为，同样的不断毁损和复生，不得已成为某种梏桎、某种愚行，或者就是人性——朱天心打算以这张二十四节气表来写她的新小说《南国岁时记》，第一篇已写成的就叫《大雪》，不落在盆地不降在平野，而是哗哗飞舞于人心里的漫天大雪。

一句话

我们说，原来鲁国史官的《春秋》记史工作可能是很轻松的，不必多想，如是我闻的有事发生才大笔写它几个字，而且，依鲁隐公元年的记录，那一整年只工作六次而已；但决定改写《春秋》的孔子可不如此，这会是个极费力极庞大的工程——他必须整个从头前前后后地想过，可能还得重新寻访并且串接判别，一一弄清楚时间幅度长两百年的每件记事，这超过任何一个单一个人的记忆可能，但不这样你如何相信自己能“正确”地改写它，而且带着最终判决的心情改写它？

于是，这也是一桩从形态上来看都极诡异的工作——极巨量的投入，极微量的产出。人已经想了这么多，实际上却只更动了几个字甚至只减不加地删除，那些“闲置”的已发生的巨量思维摆放在哪里好呢？如此的极度不均衡，这里我们要说的不是可不可惜的问题，而是更深沉或说竟是更直接的，思维和书写这两端因此必然发生的扞格，量的太大落差牵动了质的必然分离。

《春秋》记史的文字格式，系以一句话、一枚竹简大小的空间来承荷某一整件总是牵扯甚广的大事，这意味着，人只能断言地、定音地宣告它，或者淡漠地、不多想地、当职业工作地来记它；而人的思维一旦发生了就难以完全退回去，一旦确确实实知道了事情的复杂性，要重回那样用一句话讲完全部的格式会变得非常狼狈，几乎难以出口，像有人紧紧抓着你的笔一样。帕斯卡说，当你对一件事深思熟虑，就说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了。

这里，我们来看鲁宣公二年的一则记事：“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弒其君夷皋。”也就是日后中国人熟知的“在晋董狐笔”这个故事。《春秋》的记录，看来是直接从晋史董狐那里剪下来的，而日后孔子看来也没改动，这意思是，晋国这场内乱，杀掉晋灵公的凶手正是执政的赵盾。

但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左传》大致复原了整个经过，实际上杀人未遂的反而是死者晋灵公，还三番两次；凶手赵盾只是个被害者，连自卫杀人都没有，他逃掉了，而且事发当时人已流亡。

依《左传》，晋灵公是个恶质的国君，耗用民力来装修宫室；从宫室台上用弹弓射人，看人闪躲逃散的狼狈样子取乐；又因熊掌这道菜没烧熟而砍了厨子，还让宫里妇人载着尸体游街。赵盾接连着谏争，不堪其扰的晋灵公决心除掉他。先派去锄麑暗杀，但一大清早，赵盾已穿好朝服准备进宫，正坐着闭目养神，如此认真勤力让杀手锄麑非常感动，遂选择自杀而死。九月，晋灵公设宴，埋伏了甲士，但被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察觉，先一步逃出宫门，晋灵公的甲士和獒犬一路追杀，提弥明且战且走，他搏杀了獒犬，最终却也力尽战死，临危救了赵盾脱险的是一名倒戈相助的甲士灵辄，原来此人三年前潦倒差点饿死在翳桑一地，是赵盾救活了他，还送一堆食物让他携回奉养母亲，所谓“翳桑之饿人也”。乙丑当天，赵穿发兵攻杀灵公于桃园，正待越过国境线的赵盾闻讯赶回来处理乱局，改立了晋成公，这是个好多了的国君，晋国算因祸得福，Happy Ending。但事后董狐记史，大笔写的却是“赵盾弒其君”，还当场公布出来，赵盾当然自辩，但董狐讲，你是国家正卿，事发当时你人尚未出境（礼法，越境则君臣之义断绝，可以不讨贼，君臣关系是有限的、可解除的），回来又不追究弒君贼人，不算你杀的算谁？这样的判决当然不是司法的，而是历史的。赵盾也接受了，只悲伤地引述了“我之怀矣，自诒伊戚”这两句诗，意思是，我对晋国故土的眷念不舍，拖慢了脚步，才得承受这一罪名，真的像这诗说的，情感往往给人招来不幸招来烦忧没错。

也像《圣经》里的罗德之妻，他们一家人逃离被天火击打的索多玛蛾摩拉罪恶之城，但那仍是家乡不是吗？只有罗德的妻子不舍地回头，遂化为一根盐柱——小说家冯内古特以为这是《圣经》最动人的一幕，人就应该这样，罗德之妻是这一家仅剩的义人之中又最好的一个。

一样不留情写下“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弒其君夷皋”的孔子其实怎么看这整件事？——《左传》聪慧地留下了这几句如此有意思的话语，这可能才是孔子真正的想法：“惜也，越境乃免。”孔子肯定董狐，应该不是指他敢于杀身成仁的勇气，而是赞赏他作为一个史官的堂堂理解、判断和据此直书；也赞美了赵盾这个“凶手”，深知在这场乱局中的一次次必要作为及其价值，如此的历史定谳罪名毋宁只是不幸，人被抓住了，落入到一个始料未及又无可奈何的两难（以上）困境里。所以说，可惜了，早晓得快快一脚踩出国境之外，这一切不都没事了吗？

没有人认为真的需要“讨贼”，包括董狐和孔子，有意义的问题不在这里。日后，文天祥言志的《正气歌》把“在晋董狐笔”和“在齐太史简”这两个乍看相似的《左传》故事并列，其实是曲解（公平地说，曲解不始于文天祥，这由来已久）。齐国太史兄弟因为直书崔杼弒齐君而相继赴死，但董狐面对的是赵盾你知我知没这样的危险；董狐的记史故事是个复杂许多的历史难题，真正的危险不在人身安全而是记史本身，我们只有一句话大小的说话空间，我们要高举哪一个价值？要凸显哪一处错误或不幸？要选择、强调并留给后人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难的，而更难的可能是，即使我们认为已做出了最适选择（如孔子肯定了董狐的断然记史选择，称他为“良史”），这仍是排他的，让其余太多也值得一提一记的东西埋没下去。历史的偏颇，不只来自史官，也存在于“历史”这一书写工作本身。

比方这么看试试，《左传》的记述，这里一共死了四个人和一只狗，分别是糟蹋了美食食材的厨师、宁愿自杀不做不义之事的锄麑、机警又忠心耿耿却不幸战死的提弥明，以及其实才是杀人凶手可说报应不爽的晋灵公（前三人都可以算他杀的，司法上成立，包括一级和二级谋杀），史书只把焦点集中于灵公之死，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取舍这算是合理的，但人同时有他更完整的情感，有他看一件事读一则历史的自自然然感受，这是难以遏止的，至少，一次两次三次，人会开始狐疑开始不平开始另外想，历史一定得这样写吗？只能这样写吗？为什么不留我以为更有价值或更动人的东西呢？——人会缓缓开始寻求其他方式的历史书写可能，也会求助于历史之外的其他书写可能。事实正是如此，比方文学比方小说，好的小说家，依我的理解，会更想写锄麑或提弥明，尤其是锄麑，感觉像是黑泽明拍过的某部电影。

一个字

一句话承荷着一整段历史，还有，一个字说明一整个人的一整个人生，这就是谥法。

说下去之前，也许我们可以试着模拟一下——找一个字，函数般对应你自己以及每一个认得的人，用这个字来囊括此人的一切，包含他的全部人格心性，包含他的全部作为和人生。很难是吧，而且愈熟识就愈困难，到自己身上，这简直是不可能，除非只是某种自嘲自解，比方我们常常选这个生动又时时为真的字：笨。

谥法，无法确知始于何时，最可信的说法是周代，我们读《左传》，可确定至少在春秋这两百年执行得相当认真，各国都当一件大事来做（比对起来，稍前重要如周公召公都不见谥号，应该是没有而非失传，或说仅限于天子使用。如此，谥法的下达诸侯乃至于大夫，是否也是始于某种“僭越”、反映着一个权力崩解下放的过程呢？）。也因此，在它过度崇高郑重的目标和它过度简约的做法之间遂有着极大的落差，难以想象不是吗？——谥法，固定只使用寥寥有数那几个字，比方惠隐文昭灵厉悼哀等等，好像当时人们已找出或从哪里传下来一张“人表”，元素周期表那样，一纸穷尽宇宙所有可能存在的原子（包含着人类尚未发现的原子），人一死，很方便第一时间就必定找得到其中一个正确无误的字贴上去，盖棺也就同时论定，就像确认了是哪种原子，也就知道了它的质子、中子和电子数，以及它的质量和一些基本化学性质云云一样。有趣的是，谥法所使用的字，其数目还远少于原子数，也不存在某种结构某种秩序像一张完整大网那样，想捕捉的却是远远远远比原子复杂的“人”，这样的信心不知从何而来。

实际来看《左传》里的两个谥法故事，一是楚共王，一是秦穆公——这其实是两个有趣的谥法“失败”例子，从失败处，往往最见真相。

楚共王有个了不起的爸爸楚庄王，这是他不同于历代楚君的最特殊处境，他显然也是个对自己一生作为很不满意的国君，病危之际召集楚国诸大夫交代了一番遗言，事隔多年了仍耿耿于怀他任内兵败鄢陵这一战，大概总是想到父亲庄王邲之役的大捷，这高悬头上，让他自觉羞耻、自觉不肖，所以他交代臣下，死后谥号，就是“灵”和“厉”这两字任选一个。这里，《左传》生动地记载，楚国诸大夫没人出声无人应命，是楚共王整整下令了五次，这些大夫才无奈点头。这当然全是恶谥，楚共王显然也是很认真想过了，灵字一般的认知是“乱而不损”，这算颇符合鄢陵挫败后的楚国景况；厉字更重更糟是“戮杀不辜”，让无罪的人、没犯错的死去，楚共王大概是进一步想着鄢陵战死的那些人吧。

楚共王的自责没有成功，他最终谥为“共”（恭），力排众议坚持违命的是令尹子囊，子囊以为“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子囊这不是谄媚，而是比较公允地回归较完整的事实真相，所以《左传》记下这段违命经过来赞美他。楚共王在位三十一年，并不只干了兵败鄢陵这事而已。

终春秋之世，没任何楚王谥号为厉，至于灵字则一波三折——稍前的楚成王，废太子商臣不成，反倒被他这个“蜂目而豺声”的凶恶儿子逼得自缢，本来谥为灵，但已死的成王不肯瞑目，这才改为“成”，也就是说，他的一生忽然从“乱而不损”变成“安民立政”，当然不是他的人生瞬间起了巨变，就只是讨价还价成功而已（以瞑不瞑目如此奇怪的抗辩方式）；巧的是，楚成王也正是城濮之战、上一场大败的楚王。这个两次都没用掉的灵字，我们已经知道了，最终留给了那位宝贝公子围。

再来是秦穆公，故事我们稍前讲过了，他英明一生，却因为以奄息、仲行、针虎三人殉葬，相传真正的谥号是“谬”字，秦谬公。这可以争议，《春秋》经文没记录穆公之死（“不告不书”），《左传》写下了这段经过但没提恶谥之事，只是很惋惜这样的收场，到生命落幕后才出错，并由此得出秦国由灿烂崛起复归殒没、“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这个现实结论而已。我们说，如果秦穆公的真正谥号是谬，那《左传》温柔地“以穆代谬”就有趣了，这意思是，《左传》拒绝只用这一个黑点来看秦穆公一生，现实人生里，人也许会因为只一个错误就万劫不复，但历史的记述不该这样，历史书写应该纠正这种现实游戏的偏颇不公及残酷不仁；而且，《左传》既然已可以把秦穆公的人生一件事一件事更仔细更完整地来说，当然不必像个茧也似的再缩回去一个字里，这原只是文字的不得已限制而不是文字的明智设定。事实是，这位秦国早期的一代明君，也比较像秦穆公而非秦谬公不是吗？

《左传》这样的解开束缚、重回叙述并不只谥法一事而已，像是公侯伯子男的诸侯分封位阶，我们看，孔子《春秋》经文里仍是宋公齐侯郑伯楚子许男云云的原初爵级（似乎也不承认诸侯君主之谥号），可能是沿用着鲁史的官方记述，但《左传》已不再拘泥这个了，把目光移往现场成为一个一个“当下”（《左传》改变了书写的“时态”；《春秋》用的是完成式，《左传》则倾向于进行式），郑庄公齐桓公不说，就连小国如许滕也是许灵公滕成公的遍地是公，大致上是你们国家怎么自称自谥我就怎么沿用，也因此，《左传》里遂不只一个王如天有二日，一个是周天子，另一个是历代楚王（很巧，《左传》里第一个现身的楚子恰恰好就是开始自封为王的楚武王），最终还又再多出两个，吴王和越王，2+2，并由此进入到遍地是王的战国——这样的书写“僭越”，若有所伤害，也只限于政治层面，此外，就是某一部分后世读书人的执念和感情；这无关也无损于历史书写本身，相反的，这让历史记述多出了（也承认了）不同人的视角和思维如巴赫金所说的杂语性，也就更靠近事实（“我们离事实永远不够近”），包括当时的现实的处处、种种真相，也包括人心的处处、种种真相。偌大世界，怎么能不借助更多人眼、更多种人心来看它呢？《左传》这么写，我们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畏怯迟疑，可也不见用力，并不是那种带着特殊姿态特殊语调的“对抗性书写”，这么自然，比较合理的想法是，叙述者只想顺利地讲事实，心无挂碍，心不旁骛，不一次攻打两个目标；还有，从公到王，到他所在的时代，已贬值到谁都可以任意取用如阳光空气水，所以稍后灭掉一堆王如后羿射日的秦始皇才费心创造出“皇帝”这一全新的、独有的神圣称谓。

这种一个字说完一个人的古老谥法，其实在文字书写展开之后就该淘汰了，像某种中间型、过渡型的产品，但后代仍不死心地进行，也许扩大一倍成为两个字的词，乃至于一串词组——但仍远远追不上已绵密叙述的文字，遂进一步封闭于政治意义里，某种教忠教孝，甚至只是挽联之类的丧葬物件。它的历史说明效果所剩不多，读史的人也不会想从中多知道此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阅读经验皆如此，最多只当一个备忘的刻痕，系留住一个最初级的大印象，依稀记得这算是好人或坏人、性格倾向凶残或懦怯，总是欺负人或遭人欺凌、人生一场是很得意还是悲惨不已云云（现实“大游戏”，往往把人逼向两头逼成极端，比方温文成为懦怯，刚强成为凶残，如《孙子兵法》所说，“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成王败寇，很难做个中间的、正常的人，这是大游戏如此令人厌恶的地方之一）。

我们还可以再试着做件事，摊开整部《左传》，横向地把比方说谥号为“桓”的人全找出来比较看看，齐桓公周桓王鲁桓公陈桓公蔡桓侯……高矮胖瘦贤智愚庸，也“有罪各自承担”地有着各自生命走向，几乎没交集，毋宁只像是“名字”而不负责解说他的作为和人生。这样，我们或许就很贴近于《左传》作者的基本心思状态了，其实也是回返到我们的生命经验本身——我们每多熟悉某人一分，多具体讲出他一件事，他的称谓（如陈总经理）、他的名字（如陈聪明）便多流失一分意思，最终只剩下声音。尽管最原初这一称谓、这个名字可能是深思熟虑的，曾经被赋以相当意义、被寄予满怀希望。

春秋之谥，今天回头看看，也许真正让我们惊奇不已的反倒是它曾经相当成功，或说“有效”，人们如此认真相信并代代慎重执行，在那样一个文字书写才要开始、人仍靠身体记下所有事情的年代，人们如何想方设法和流水般的记忆搏斗，借助着只容一字一句的高度限制文字，试着留下一道道人工刻痕（殊不知文字的启用将把记忆带离人自身，如柏拉图的洞见）——谥法的设计和执行，其实背反了不少难以克服的人性倾向，也处处高估了人的认识判别能耐，包括其不正确的时间位置、真相总是迟滞于时间显露的此一根本问题（所以后代争议过也调整过该不该死后即谥，如同死亡有某种赏味期）；但这却也意味着，人必须设法让自己更公正、更专注以及更理性清醒无情，包括对才死去的亲人（通常就是父亲或兄弟）或仇家（也往往就是父亲或兄弟），包括对自己。也许有些难以克服的不是真不能克服，只要人能为自己找出一个高一点的目标，好的东西也不必永远不坏，只要日后还会发生、还会让人相信并郑重相待即可。

谥法，春秋时人是“玩真的”，这让人印象深刻；谥号不只黏着、截止于亡者一身，还被生者所继承，高高挂起，在人生现实里延续并枝叶般展开来——《左传》鲁隐公八年，鲁国讨论无骇之死的谥号，众仲指出来，“为谥因以为族”，意思是亡者的后人分族立家，此一谥号将作为他们新的族名，就像我们说的鲁国三桓，也称之为桓族，我们于是知道最原初是鲁桓公的另外三个儿子（嫡子同继位是为鲁庄公），正是看到那一道“桓”字的船身刻痕。

最可惧的是时间

但丁写《神曲》，一样面对着我的老师写《十殿阎罗》以及孔子作《春秋》的难以逃遁难题——得提前做出判决，把当代才刚死去甚至还没死的人分别送往天堂、净界和地狱。这当然引来人们的争议以及挞伐，其中骂得最凶狠的有尼采，说但丁是“在坟墓上作诗的鬣狗”（我们知道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书写恶习），最温和而且深刻的是博尔赫斯，他以“说鬣狗作诗这是一个矛盾”轻轻化开了尼采的攻击，极其聪明地指出来：作为一个书写者，但丁得扮演上帝（或不得不猜测上帝不可探知的决定）把人送进天堂、净界和地狱；然而但丁却又是他书中的一个人物，并时时对这样的安排感觉震惊、不解和质疑。尤其，书中的但丁在地狱里见到了弗兰切斯卡和保罗这对当代的恋人，两人因为通奸被处决并违背上帝的律法被打入地狱。彼时，男的已完全无法讲话如一层阴影，由生命力较强韧的弗兰切斯卡回答但丁的询问。“爱情把我们引向死亡。”博尔赫斯说，书中的但丁对他们的处决和罚入地狱毫无兴趣，他想知道的是“更深刻的东西”：他俩怎么知道已经相爱以及如何相爱起来，他们甜蜜的时刻又是如何到来的。便是在这里，博尔赫斯正确地说（我以为他是完全正确的），但丁是羡慕他们的，即使身在地狱，他们仍紧紧靠在一起，“永恒地在一起，共用着地狱”。而但丁恋慕的贝雅特丽齐身在天堂，却永远离他而去，《神曲》这一趟旅程最后，是贝雅特丽齐单独走向最高天，两人永远不会再相见了，博尔赫斯讲，贝雅特丽齐最后的微笑，那是全书最悲伤的诗行。

天堂原来也能是悲伤的，地狱有着他永远无法获得的幸福，“天堂／地狱”这样的终极判决原来也不是终极的，还是有某些东西逸出这一判决和惩罚之外泛着晶莹微光。如此，这个不得不做成的书写判决遂有着遗漏，也出现了种种纵深：人幸与不幸的纵深，应然和实然交错的纵深，价值纷呈诸神冲突的纵深，上帝森严律法和人无可遏止情感的纵深，以及，作为《神曲》作者的但丁（受着较多天主教义和书写规则的约束）和作为一个完整、多面向的人的但丁，这两端处处拉扯的纵深——这样又是书写者又是书中人物，不仅仅是一个书写诡计的巧妙安排而已，这也是但丁的基本事实和他更完整想法。“其中的悲剧成分与其说是属于作品，不如说是属于作者；与其说是属于主角的但丁，不如说是作为撰写者和创作者的但丁。”

“但丁不会以（他者的）痛苦为乐。他知道有不可原谅的罪孽，大罪孽。他选择了犯有各种罪孽的人，但是他们的其他方面都是令人钦佩或者值得赞赏的。弗兰切斯卡和保罗只是淫荡，没有别的罪孽，但是一个罪孽就足以判决他们。”

孔子作《春秋》，直线如矢地笔则笔削则削（削字不是批判，而是用刀刮去，修改或隐藏），本来只是受着较多约束的书写者而已，但因为后来有了《左传》，孔子也如但丁成了书中人物，有机会回复成一整个人的完整存在，让多于《春秋》书写者的另一个孔子显露出来——一样写下了“赵盾弒其君”这历史定谳判决，却又对这个判决表示惋惜以及可以继续讨论。

事实上，《左传》不只写进了孔子，还写进了《春秋》这部书——鲁成公十四年，叔孙侨如（鲁国种马）奉使齐国迎回成公夫人姜氏，《左传》有点突兀地在此处“塞”入一段对《春秋》的虔敬赞语，像找到缝隙，像把一片叶子藏在一棵树里，也像博尔赫斯讲但丁写《神曲》一开始也许只是想写死去的贝雅特丽齐和对她的思念，创造出和她再见一面的可能。“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又明白又隐晦，又直言又婉转，又要追究到底不放过任一个错误又要考量大局计算影响封印好每一个错误，这样永远在找最适一点、细如针尖细如粉末的书写，我们换个词吧，非一等一的书写者谁能修之——的确需要高超的书写技艺和绝佳的文字感知掌握能力，需要有关于过往历史和当下世界的丰硕记忆、广阔理解和尖利洞见，还需要心志强韧、不断做出一定颇折磨人的无法真正安心的选择云云。我们假设这仍是做得到的，但成功写出来之后必然也跟来这个新难题：谁来读它？“非圣人谁能读之”？这样的书写一样对读者有极严苛的要求。当然，阅读者是可以差一点，不必准备充分到书写者的同等程度，但还是不能相距太远不是吗？

也因此，在孔子生前，也就是未有《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研究、讨论和解释之前，能真正看懂《春秋》的人一定很少很少。

当时的详细情形我们并不知道，但较合理地来想，孔子作《春秋》，在此同时鲁国官方版的《春秋》必定仍进行，这才是正式的国史记录，取代尚未发生，还留在民间；而且，当时没出版业，连印刷术都没发明。也就是说，当时实际上读到孔子版《春秋》的人必定更少，我们甚至不该排除这一可能，那就是孔子根本从没拿出来，从没有第二个人读过（除了授课时化整为零跟学生讲），世界若有所知觉，也只是传闻，诸如孔老师好像又在做某件事，而对于这个总是令人惊奇的人，如今又想什么、做他什么春秋大梦反而半点也不奇怪；我相信当时鲁国君臣上下对年老的孔子有一种奇特的宽容，一种也无奈也感觉无害的宽容，给予他如昆德拉所说孤独的、置之不理的所谓“晚上的自由”（以老年的贝多芬为例，因此最淋漓最了不起时刻的贝多芬）。我们再实际看他的书写进行，孔子版的《春秋》并没完成（或说不会完成），这原是一个工作而不是一本书（工作终止之后才自然地成为书），只是被一头异兽携来的死亡预兆给打断，这和他的人身死亡紧邻着只一步之遥，其间根本没有时间——生前，乃至于孔子死后相当一段时日，《春秋》不会是一部惊动鲁国惊动世界的书。这其实是另一个历史通则，日后震动世界的东西都是从灰扑扑的、不起眼的角落开始，只因为它需要一点点不被喧嚣世界侵入、干扰、吸纳的自在时间，让它有机会长出自己要的样子并稍稍站定脚跟，如马槽里的耶稣，如图书馆里的卡尔·马克思。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书写中，孔子似乎逐渐察觉更多什么，在他作为后半人生志业的一系列整理工作中，修史这事如此的非比寻常，甚至始料未及，包含其不断展开的视野，也包含陷身于如此沉重陌生、让他几乎是胆怯起来的孤独处境。这里，考虑孔子生前读过《春秋》的人可能极有限，这句话还隐去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时间——当下的视野，永恒的是非判决，这个矛盾会随着时间愈发清楚地撕裂开来，所以真正会让我获罪难逃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我若犯错，真正能看出来也感觉受到伤害的是后世之人。《春秋》的修改纠正作业，不针对特定个人（不是《赵盾传》或《论鲁隐公的悲剧》云云），甚至已不限于单一国家（依《公羊传》，孔子连他国的记事部分都改），而是彼时的一整个世界、人极目所及而且伸得到手的世界，起码孔子自己倾向如此。《春秋》呈现的最终图像，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孔子以为）这样“才都正确”的世界，人都回到对的位置、做对的事，并且对于所有人无可抗拒的灾变和命运袭击，都做出对的回应和选择；把一个正确的世界版本，叠放在歪七扭八的现实世界之上留给后人，他们会需要这个。这样算不算个乌托邦呢？就人性，就人的理智、作为和心志韧度云云的限制来说可能是乌托邦，只因为人从来不会普遍地（空间上）、一直地（时间里）做对事情，除此而外，这是全然现实的，没偷渡任何不存在现实当下的东西，没援引任何不可思议的力量和救赎，甚至，就一件一件事单独来看，几乎都是简单的、一般人就能做得对的，比方说提早几天前来吊丧就正确了，忍两个月等农闲再动员筑城就正确了，不收受谋杀者篡位者的贿赂转而揭发他声讨他就正确了等等。人多一点审慎，多一点坚持，甚至只需要多想一下，这应该不是苛求不算奢望；而正因为看似如此简单却实际上不能够（未来呢？），这里面便藏放着某个很深刻的世界真相，人的真相。

思索的向度已明显越过了当下治政，指向某个时间深处、历史远方。

后来长达两千年时间，可能一直要到民国初年乃至于红色革命为止，没有谁真的怪罪改写《春秋》的孔子，倒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被高高标举起来，孔子的忧虑没有成真，这他该欣慰还是多少有着遗憾呢？不被怪罪有两种可能，一是人们不认为他有错，另一是人们没真正接下他这个疑问，他的此一特殊察知连同他的不安、不确定和后世擦身而过。

也再没有一本用应然更替掉实然的历史之书了。

“乱臣贼子惧”，这个说法巧妙地隐藏起一个日后的真正主体人物，那就是君王、皇帝、天子（当然也可以把他辗转归于“贼子”名下，更激烈的人这么做过，孟子也早就这么做，“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往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权力逐渐向中心凝聚的过程，到明朝达到骇人的顶峰，果然也无恶不作。人要拉住、抗衡、谏正这样愈来愈巨大的君王，便得想尽办法援引另外的一切可能力量，举凡理性的、道德的、历史的云云。中国的谏官（是一种行动而不只是一种官职）和君王像是一长段相互纠缠相互追逐的演化，也是一长串光辉但不免惨烈不堪的动人历史。这些如履薄冰如搏虎狼的谏争者，他们偶尔也会回溯更早地提起比干和伯夷叔齐（其实后两者这对兄弟毋宁更接近拒绝投降者），但一般而言，起点总是《春秋》，谏官业者的主保圣人正是孔子，汲井也似的在这里获取源源不绝的力量和必要勇气，好依序走向谏争者这一道历史死亡长列。当然这不全然是误解，尽管有些微赖皮，毕竟，在权力日趋集中的新现实里，君王的确逐渐成为“正确世界”的关键，正确的第一因，是首先得摆放正确的核心一块，君正孰能不正，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但这还是不免夸大了孔子的“英勇”，或者说低估了他真正的英勇——《左传》给了我们很具体的事证。这和其他地方的孔子比方《论语》里或《礼记》里是一致的、相互印证相互解说的。我们只看这一件，此人是齐国的鲍牵，他有一个直言无隐出了名的曾祖父鲍叔牙（但不拥有曾祖父的实力和信用），鲍牵揭发了齐灵公母亲声孟子和庆克的宫闱秽事（声孟子亦私通于鲁国来奔的叔孙侨如），被声孟子诬陷谋反而判了刖刑（有点奇怪的刑罚选择，看起来比较像是黑道帮派式的“教训”）。孔子的评论颇无情，还带着嘲笑意味，说鲍牵还不如向日葵聪明，向日葵还懂得保护好自己的脚（向日葵巨大的花朵和敏锐的向光性，如同时时让自己根部处于荫里，避免阳光直射，这是孔子特殊的生物学见解）。

真正喜欢玩这种“仁义/死亡”要钱还是要命二选一游戏的是孟子，他津津有味地讲成是熊掌和鱼这两种美食食材的抉择，是历史上很著名的比喻。如果我们也逼问孔子答案，他可能也会迟疑地同意是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没错，但是……极不一样的是，孟子的强调，好像人生是一次又一次的如此连续抉择过程，图像非常激烈；孔子不会认为这是人生命的经常性处境，漫漫人生遇见个一次两次已够沉重够倒霉了，也许在某种极特殊的不幸时刻会如此像是日月星辰和人正好在某个交会点上，碰上了，那就归诸命运归诸天地神明迎上前去吧，但其实，绝大多数的诸如此类困境是有过程的，可预先察知可预先处理，不必让情况恶化到终极选择的地步（孔子不止一次提醒人该如何处于乱世处于危国）。生命的确处处是抉择，绵密到几乎无时无地，绵密到甚至已不感觉自己在做抉择，但不是生与死、to be or not to be（很惭愧或很幸运，我自己已超出五十年的人生还没真的被迫选熊掌或选鱼），也通常不是干净到几乎可丢铜板的二选一，其中最麻烦的是价值和价值的不断冲突（而且通常不只两个），这让人痛苦，也让人事后一再回想懊悔成为折磨，但不立即致命。深刻地来说，也远比孟子的生与死抉择要困难，因为需要的不只是瞬间的勇气，还需要知识，需要不停歇的思索、决定和怀疑；或者说需要很多种又很多次的勇气，怀疑会上达价值信念本身，包括你本来以为可以毫不犹豫为它而死那一信念价值，你得敢于让它受挫让它失败让它宛如迷途不返。

格林的《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小说中，在刚果麻风村每天诊治六十个病人忙得抬不起头来的柯林医生（“你的神要是看看祂这个世界，一定会觉得有点失望。”），嘲笑了被梵蒂冈教廷追尊为圣者的某神父，因为他救助麻风病人感染而死。柯林医生说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麻风病是极弱传染性的，只需要一点点基本医学知识，注意几个简单的预防步骤就可避免；还有，柯林医生讲：“你还记得修女们在丛林中办的那所麻风病院吧？当发现D.D.S.是有效药物时，那儿的病人一下子便减至六个。你可知其中一位修女怎么对我说吗？‘真可怕，大夫，再不久我们就要没有半个麻风病人了。’她真是个麻风爱好者。”——人的确会不知不觉成为麻风爱好者，如果你夸大单一一个信念，并把它牢牢绑于单一一人一事一物。

有关谏言君王，孔子一向不赞成直言，他以为“讽谏”即可（也由此可以窥知他的君臣权力图像）。讽谏可以多次进行，不只纠正这个错误，还有机会纠正下一个、下下个错误；而且，讽谏以多重路径进行攻击，得（被迫）讲究较多的知识内容、技术和创造性才华，通常还有幽默（这是个极重要但总是被低估的东西），有更大机会让自身成为“一个作品”代代启示、欣赏、沿用——真实的世界是，人我皆会不断出错，生命不是一次赌注而是经常性的困境及忧烦（孔子说的是终身之忧而非一朝之患）；真实的世界更是，人的价值信念不只一个或说无法合为一个，需要守卫的美好东西不只一个，但偏偏死亡只能一次，你为仁慈而死，就没办法为正义、诚实、善良、高贵、后悔云云而死；为君王而死，就没办法为家族、情人、朋友以及不识之人而死。个别地推到极致来说，也许我仍可同意（已少人同意了，这无妨）生命远不及某些东西贵重，但由于数量差异的不得已缘故，还是得非常非常慎重使用它才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这么说，希望不会成为某种不堪的借口，那些残忍的人以及懦怯的人（而且这往往是同一个人的两面，需要举例吗？）的借口。孔子极可能也是察觉到这样的风险，有关谏言之事，他没把话说死成为一种标准作业，保持着当下的弹性和回身余地，这一直是孔子的想事情方式，像他谈生死、谈人死后是否有知觉云云都是这样，我要说人死后有知觉，恐怕那些太孝顺的人会一辈子走不出父母死亡的悲伤，永远活在亡魂的世界里；要说人死后没知觉，又担心那些无情的子孙把遗体随便一扔……

《春秋》·最不适合孔子的工作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本不是六本书，比较接近六项工作，并合为一整个生命作为），这个埋头著述和教学的孔子是后半的孔子，折返点大致上是他见赵简子却临河不渡的最后一趟出走。这是不同年纪、不一样生命时间图像的孔子，已从现实当下稍稍退后一步遂有着更大时间视野的孔子，所谓“托古改制”不是个太对的说法，应该说是试着从纵向时间里的变化去重新掌握世界去理解人，对过去更仔细的搜寻，却也有着更深的未来向度及其期待。临河不渡，那些跟着他的年龄不到的学生可能很惊愕，都走到这里来了不是吗？春秋乃至于日后的中国历史很可能在这里难以察觉地转了个向，让有些事情发生也让有些事情再无可能了，这算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最终鼓勇前行，但某些东西已不知不觉变了。阻止孔子的与其说是先他一步投入赵家、已卡好位置的熟识恶人阳虎（当然，想到还是得和阳虎这样的人事事角力一番，与汝俱小，这的确让人疲惫，让人不免感觉委屈，想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啊），不如就说是眼前这一道美丽无情得令人畏怯的大河吧——美哉水，洋洋乎，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这说的当然是时间，也是自己，以及所有不可更改的流逝。在这样的时间尺度里，万事万物连同人自身的存在和作为，无可避免地，都呈现不同以往的大小比例，不尽相似的意思，并暴现出来各自的限制、尽头及其不等徒劳，有一种悬浮起来的感觉，人得重新找一个可以站住脚的地方。

孔子看来是颇坦然回去鲁国定居下来，但他仍是自己说的“东西南北人”，只是出走由空间易为时间罢了。鲁国对这个总是心有远志的人似乎也没异常反应，一般总是会酸一下、不时嘲讽两句不是吗？

孔子是相信人该在后世留名的，生命本身也是一道船身刻痕，这是他得以证实自己曾经加进这个世界、有做到了某些事、世界确确实实因为我变得有所不同的不一样讲法；有时，他则用上天加诸他的某一神秘使命来讲，当他感觉自己需要振作一番时。这一思维，愈到晚年或说愈临近终点就愈清晰长挂口中（畏于匡那次，是差点死于非命的另一种提前终点）。这也是一个信念，用来对抗无限长的时间、终归把所有一切都带走都拭去的时间——这的确让人苦恼不堪，人得有“远方”如昆德拉讲的，才不会什么也看不见看不懂地陷落于当下（当下一闪即逝，“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纯粹的当下”），这一直是人诸多愚行和灾难的根由；可又不能太远如赫尔岑讲的有意义的目标必须稍微近一点，好让人和事物不会消失、不会一一化为微尘。

孔子作《春秋》，在鲁史上涂改，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动过彻底重新写过的念头。这里我们得说，这么说是很平实的，毫无惊人语的意思——《春秋》这样沿用下来的书写体例，一枚竹简记一则大事，而他的更正，又无可回避地让一枚竹简就是一个历史判决，难有模糊商量的必要空间，这其实是最不适合孔子的，极可能比当时任何人都别扭（要不要想象一下比方由孟子来做会是何种光景何种结果），他是个想太多的人，极可能就是整个春秋想最多、思维最复杂的一个人；然而，也许最有趣的正是这样的不合适吧，让这个作为不那么理所当然，不会浑然地融进去当时当地，它有一部分溢出了、穿过了这个时代。这里，出现了裂缝，冒出来撞击的火花，还有一堆已在人心中脑中生成却写不进既定数量竹简的东西，得另外找到出路、找安置地方、用另一种方式说出来。

孔子作《春秋》的奇特畏怯，必定来自于诸如此类的深沉书写察觉，不会是书写工作而外的理由。我们这么说也是根据对他一生作为的基本理解，特别是他在一些关键时刻的选择，像是他几次大剌剌地出走和返回鲁国（把国家当旅馆啊？），像是他因季孙而得位，上任后却处心积虑想拆掉季孙家最后保命的大城费云云——愈是在这种时刻，他真的愈不在意权势和流俗眼光，人们最容易不安的事他反倒不感觉不安，这与其说是不怕冒犯，不如讲是不以为意或顾不得。孔子原是个极世故的人，但在专注于太重大或太明白无误是非的时刻，会出现这样令人提心吊胆的“天真”，这种不近人情。但这是好的，这对抗着也抑制着他自身的世故，洗掉了世故中必有的一部分虚无成分。

用我们如今的话来说是，孔子的思维倾向是偏历时性而非共时性的，更接近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在看似全然紊乱无序的春秋世界奋力找寻秩序，他相信某种通则如史家霍布斯鲍姆小心翼翼说的：“研究历史，难道不终究为着寻找出某些通则吗？”但通则是复数的，而且同时存在同时起作用；而通则也是个个有限的，并不免彼此遮挡、限制、延迟、抵消如众声喧哗，人得耐心一一分离出来辨识出来，我们也许会因当下某种需要只选择强调其一二，但不能不同时意识到其风险，被夸大被固化形成排他和不知不觉遗忘的风险。这些，从《论语》里看得最清楚——《论语》里一样处处是对某事某人的是非论断，但孔子努力要学生知道的反而是，在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当下严正是非对错分辨，和某种普遍性、终极性的定论（某种真理）之间，其距离有多遥远，中间横亘着一整个可惧的世界，以及让一切不断变动并流逝的更加可惧的时间。事实上，孔子（我以为是认真的，但也是有意的、策略的）常对相同的问题给予不同的回答，今天明天不同，子路问冉有问不同；还有，“未知也”这一保留之词算是孔子常用，用于人也用于事，用于对生命和死亡的探询；还有，孔子不惜破坏甚至推翻自己说过的话，也许是在他察觉学生太相信时，以至于某些记忆力良好的可怜迷路学生会抗议：“可是老师你不是才刚讲过——”

是的，最可惧最不确定的是时间，一直移动着的时间，当下对的不见得未来还是对的。逝者如斯，我不可能跟着我的《春秋》版本连同所有的论断穿越到后世，在几百年后几千年后必要地修正我此时此刻用心记下的这些刻痕。他们会记得要修正吗？会因此怪我吗？

最好的人、最好的东西不在这里

这次，我重做了一次二十几岁时做过的事：遮去《左传》，只读《春秋》经文——年轻时，有点蠢，带着回返原典却嫌脂粉污颜色的想当然耳之心，结果像遭到报复般一片茫然，还有一种上当之感，难以置信这就是伟大的《春秋》；现在，有点明知故犯，主要是再次证实，惟仍然，如果说这就是如此有意思（尽管不免悲伤残酷）那两百年的完整历史记述，显然无法令人满意，整个画面是干涩的、粗疏的、荒凉的。我想象孔子自己从头读过的样子，一个书写者，总会有这么做的时刻吧？

稍进一步比较《春秋》和《论语》其实是有意思的——《论语》可以看成是孔门的教学实录，一部小历史。成书时间必在孔子身后，也仍受到并没那么快松开的书写限制，以至于个别条列地让孔子的流动话语不免也“格言化”“真理化”；但是，就只这么一点点的松动和展开，我们已看到了它的生动、复杂和丰饶了，人物不再只是一个名字、一个职称、一枚剪影，每个人饱满而且呼之欲出，子路子贡颜回冉求宰我乃至于性格也许更不突出的子夏子游子张曾参樊迟等都不会弄错弄混。小说家阿城曾说《论语》是“一部留存了孔子最丰富生命行状的书”，也就是说，这才是孔子较完整的模样，他怎么想事情，怎么和学生、和时人相处，怎么回答和讨论，怎么一次又一次在当下强调选择，并怎么在时间的移动船上持续看人看世界云云。

《春秋》要能也像《论语》这样写该有多好？这可能是我们的第一感；但《春秋》也许最终仍（试着）这么写了，那就是加上《左传》，一部更完整、更接近孔子的《春秋》应该包含着一本《左传》这样的书。说到底，《左传》和《论语》、《礼记》等究竟有什么不同？不都是孔子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在大师离去后的整理记录，也许差别只在于我们偶然地给了《左传》一个较具体存在的作者，让这本书离开了孔子，独立了，像是“另一个人的作品”而已不是吗？——孔子作《春秋》，我们所说他那些写不进单枚竹简的更多想法置放于哪里？依《论语》，他一定会跟他的学生讲（如赵盾的弒君故事），这是孔子的实况，也是当时的基本事实。当时，所谓的“智慧载体”仍是人自身，是人的记忆和话语，如没有文字的纳瓦霍人讲的“人记得所有事”，文字原只是标示用的记号如最早陶罐上未成文字的记号，只是叫唤回某一块完整记忆的一道船身刻痕而已；但文字以它强韧的抵御时间流逝和死亡阻断的特殊能力，终究将取代人的记忆和语言，这个缓缓完成的无可抗拒历史进程，春秋稍后正是一个极醒目的、可用爆炸开来形容的起始时刻。而开始的那一个点，日后我们合理地相信来自孔门，正是孔子前二三代学生，已察觉到时间的无情剥蚀力量，并实际上经历了人的遗忘和死亡，努力想记住大师生前说过的话语，不让自己成为最后一个知道的人。而在记下这些话语的同时，他们也不知不觉地在大师思考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思考，在礼（制度）和春秋（历史）这两门最富现实成分因此也最流变不居的课程里尤其如此。

一枚竹简写不完，那就去砍、去种更多竹子吧。

《左传》把《春秋》的一道道刻痕解开来，“还原”为一个有时间过程、有具体细节、有人的故事，也就是回到了叙述——雷蒙·阿隆是最介入现实的学者，他讲的没错（在他法兰西学院的论治史课堂上），叙述不是历史的初级形式，叙述仍是历史的偏好、仍是历史书写的主体形式。人们曾经有所误解，尤其在科学成为主义的年代，历史书写一度认真模仿科学的思维及形式，让历史成为只是“准确度稍差的科学”；但重回叙述，其实是试着对准确性更深、更细也更完整的掌握，不漏失那些科学切出去、丢下来、难以简单概念化数据化的东西。历史不得不显得模糊、不确定，但模糊和不确定正是人类世界的基本真相，构成这个世界的是行动的人而不是运动的原子；这也是卡尔维诺指出来的，一种精致的模糊其实是更准确，正是人和事物最细微晃动的样子。于此，大卫·休谟给了我们极深刻的哲学基础，他回到时间，以时间的前后顺序来取代因果，这样的贬抑因果其实是容纳更完整更微妙的因果，只因为，每一件事物、每一个现象，“都是过去数不清原因的结果，又都是未来数不清结果的原因”。

回到叙述（也许已包含了一些议论、一些通则、一些如阿隆讲的“认识模式”，也就是夹叙夹议，不丢失既有的发现和整理，如《左传》这样），也是让这段历史保持着开放，这回应了也缓解了孔子的担忧——后世的人可一再重回事件本身，每个人都能重新选择、重新有感而发做出论断。

最终，孔子的《春秋》版本，还有一种很难受的荒凉，或正确地说，夸大着历史书写很难避免的荒凉，那就是其人的数量、种类和素质——《春秋》依循原鲁史记录，而鲁史作为一本国家日记，主体人物是鲁公和各大小诸侯，其他人要挤入这窄迫的竹简里，不来自于他的生命表现，仅仅在于他和国君的相关“位置”。基本上只有两组人：一是奉国君之命的人，出使、出战或出门嫁娶迎送；另一比较糟糕，不是被国君杀掉的人就是杀国君的人。

孔子自己的历史图像、当下世界图像不至于真长这个样子，他会不会也有点懊恼呢？——没老子，没他自己，没有晏婴叔向蘧伯玉史鱼等一干他看重的、甚至见过面说过话很有感觉的人，当然更不会有那几个路途中偶遇、用最大问题砸他（该说是修理他还是逆言劝阻他）的匿名隐世者。季札来访，因为有吴王的允命，算是国宾，这才留下了一道到此一游的浅浅刻痕。

《左传》好多了（但也仅止于好多了而已），我们日后在意的春秋人物，泰半是《左传》叫回来的。很好玩，《左传》还记下了一个因洁癖的强迫症或躁郁症致死的人，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病例，此人是小国国君的邾庄公卞（也是个公，还谥为“庄”，胜敌克乱？），原文生动极了：“邾子在门台，临廷，阍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阍曰：‘夷射姑旋焉。’命执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废于炉炭，烂，遂卒。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庄公卞急而好洁，故及是。”——“旋”是小便，替庭园浇水的仆者夷射姑显然在水里加了有机肥料，这个躁郁发作的小国君因此不小心烫伤感染而死。旋字在台语至今仍一直这么用，是个特定性的动词，但因其弧形甩动的视觉联想，我们从小一直以为是个很粗鄙不好出口的说法，没想到它出身高贵，上达《左传》这样的经典。

但仍然是，有只是小了便的看门人夷射姑，没有智慧如大海汪洋的老子；前者还有名有姓，老子则仍然不确定，据说孔子曾说他像龙，的确龙一样介于实存的生命和我们无尽的想象之间。

一直以来，我们对于历史书写的深深不安，明显集中于恶的书写不足，恶的掩埋粉饰这一侧，也就是坏人坏事揭发得不够彻底，真实的人类过去世界还远比史书看到的要糟糕；我们推己及人地担心书写者顶不住巨大的现实权势富贵种种，人在恐惧和欲望之前膝盖发软下来，这是真的，我们也亲眼在今天一再看到甚至还是我们一个一个昔日友人。但我以为，其实更严重的是善的不足这一侧，善的难以捕捉、存留和呈现，这必须克服更多更经常，包含了书写者自己（勇气、耐心、认知和判断能力、书写技艺云云），还包含了历史书写本身（其体例、其基本设定、其弹性限制云云）；也就是说，人类最好的样子、最好的时刻、曾经获取的最好东西，一样而且可能更难写入历史里，人也远远比我们从史书里看到的要好，个别地来讲，可以好非常非常多。

回转到书写本身，这一切马上显得如此明白——每个书写者以及读者都一再经验此事，那就是善远远比恶难写。就连认真勇敢而非敏感机智的大人类学者米德夫人都能发现，奇怪在每个民族里，对地狱（或类似的东西）的描述都是极生动精彩的，而且充满细节，但天堂却都是乏味的、苍白的、空空荡荡的。这直接适用于《神曲》，《神曲》的天堂部分能打动我们的不多，而且我们若有所感也通常是怀疑和不尽满意，也就是说不是迷醉于书写成功，倒是发现某处失败。

恶是斑斓的、淋漓的，但通常并没有什么深度，一般人也容易看懂，它的核心基本上只是人皆有之的生物性本能及欲望，也因此才显得如此真实（真正可怕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我们心知肚明这真的会发生），它令人误解的深度只是技术性的必要隐藏，就像谋杀盗窃总是暗中进行一样。真正深奥的是善，直至深不可测，因为这是人单独的发现和发明，和我们的身体、我们生物性生命构成的联系极其幽微、间接、不定，倒是屡屡背反；也因此，善不容易说明不容易说服，它对人有相对严苛的要求，每朝前走一步，便得抛下一堆人，听不懂以及不愿听懂的人，最终，它总是远离人群，消失于人的视线之外。

孔子作《春秋》，如果不只是见招拆招地更正原来的鲁史记载，也是这两百年人的真相、世界的真相，那这样子的书写成果是不可能让书写者自己满意的。

最好的人、最好的东西不会在这里，人不仅仅如此，历史只是集体的人的一般性记述而已，最多只能是平庸的，这是基本事实，同时也得深深记得成为一个“信念”——读史，很难是单纯愉悦的，愈认真读史，总是愈让人满心沮丧荒败，很难不相信人是“大自然中最可怖也最可笑的物种”，很难不把人的历史看成“停不下来的一再重复愚行”、“一个挣扎着想醒来的噩梦”以及“一本疯子的自传”云云。

人最好的样子，无法存留在历史记述里，甚至还无法存留于人的世界太长时间，让我们可放心信它为真，更像是个幻想，或者希望——巴尔扎克，这个尝试用小说来替代历史的《人间喜剧》书写者，这么讲：“某些幻想，纯洁的希望，银白丝线怎样从天上下来，没有触及地面却又返回天上去了。”

信念，是长时间堆叠生成并且长时间持有的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是有来历有深沉道理的，我记得博尔赫斯说过类似的话，信念其实是个包裹状的一堆东西，由我们一系列的知识、经验和理解以某种难以说清的浑然方式构成。也许，这里面我们不免也偷渡地多放进一些东西，一种对人无何有的信心和信任，还有一些不太可能真会发生的期待，凡此。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自序 信它为真，至少先这样

为什么会是子产

生在一个熄灭中的小国家

因为太准确，所以感觉很严厉

不再有小国家的世界

不知道该怎么进入世界

由个人到国家的宽容课程

来想象一个作者

原来就是文字写成的

有关书和作者的一种讨论

更像是“一个人的作品”

如果他是左丘明

已失去周公的鲁国

像一个学校、一座图书馆

绽放成花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梦

从没真正离开的鬼神世界

一则准而荒唐的预言

我们都听天由命的时代

当时最好的一些人怎么看

通过象牙之门和牛角之门的梦

郑穆公母亲的一个梦

在梦和白天的接壤之地

《左传》的情欲乱伦之事

夏姬·尤其是申公巫臣

一个乱伦公式

弄乱人的关系

只是一种不恰当的情欲

不能只是情欲

一场盟会、一个国君和一个老人

未知·不信·恐惧

再从应然回到实然的《左传》

盟会之后，他们都哪里去了？

从公子围到楚灵王虔

赵武·一个老人之死

很荒唐的战争

决定于一匹马的一场战争

夷吾此人

老百姓和士大夫的意见两极

战争还不是个新东西

所谓的冲突状态

一种正当的战争

音乐，或者，乐

郑国这七个人到底说了什么？

音乐和文字的交壤之地

《乐经》也一定还在这里

其实也是反音乐的

船身上的刻痕

清清楚楚地记下时间

一句话

一个字

最可惧的是时间

《春秋》·最不适合孔子的工作

最好的人、最好的东西不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