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编者的说明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由于我们把几百万字的日记缩短成了篇幅较短的一本书，从而有必要就删节的方法和指导原则作一些说明。

詹姆斯·哈克是从他进入内阁之日起就记下这些日记的。他向磁带录音机口述日记，有时每天这样做，更经常的是于周末在自己选区的家中进行的。他原来只打算做些记录来帮助记忆，但他不久就明白，一本描述一位内阁大臣日常斗争的日记会具有其内在的趣味性。

在他成为专职政治家之前，哈克曾经是一位工艺专科学校的讲师，后来又成为《改革》杂志的编辑。当日记首次以文字写下时，由于原来口述的话语就像他在讲课一样，是随口说的，所以几乎无法阅读。再者，他对事情的叙述，无论是就此书的本身范围而言或者是与外边情况的客观对比，都存在一些出入。由于哈克是新闻记者，他并不特别擅长报道事实。

除了上述不一致情况之外，还相当多地存在着政治家日记中无可避免的令人厌烦的重复的话。多年的政治锻炼和从政经验使哈克学会在使用一个词就足够了的地方用上二十个词，在用几千个字就足够的情况用几百万字来进行口述，而且学会用语言使问题变得模糊，从而回避问题，这样就可以使别人难于理解。难于理解可能为某些政治家提供庇护所。因为他们在其中可以暂时求得安全。

虽然滥用言语的天才对于一位在职的政治家是极有价值的，但对于想当作家的人却并不是有利条件。他显然曾经打算重写日记，以便提高它发表时的清晰度、正确度以及相关性，不过当他生命接近结束时却放弃了这项计划，因为——据他的遗孀（现在的）哈克夫人说——他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成为发表遵循上述准则的回忆录的唯一政治家。

于是编者就不得不挑起这付担子，并在这样做时发现了要清楚理解哈克录音的又一个障碍。本书的前几章在这位伟大政治家生前就已经根据录音用文字记录下来了。他本人约略看过而且就选材和编写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初步建议。可是当以后几章还有待于用文字记录时，后一次分组表决的铃声响了。[1]奇怪的是：随着每次录音的进行，哈克的讲话变得越来越含糊不清而且激动了。这可能是由于录音机出故障。但这并没有使我们的工作变得轻松一点。

尽管如此，这些日记在帮助我们了解英国在八十年代是如何治理的这一问题上有其独特的贡献，而且由于哈克写日记旨在使公众更加明白、而不是更少明白政治过程，所以我们就拼命地对这些日记进行了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遇到三方面主要的问题——年代、技术和解释的问题。

首先，年代问题。我们大体上试图保存日记原来的叙述形式，所以我们旨在跟踪具体情节和一连串发生的事件直到结束为止。我们始终努力保持按照时间逐日叙述的方式，即使原来的磁带录音内容要紊乱得多。这一方法会冒一点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危险，由于哈克在职的大多数时间里，本人也处于十分困惑的状况，从而可以争辩说，日记应该反映出这种困惑的情况，不过如果我们容许日记完全反映他的困惑，那么读者———如他本人一样——就会对日记所述的情况无法理解了。

就技术方面而言，我们把句子变得完整而且加上标点符号，调整了胡乱混用的暗喻并纠正了语法错误，除非为了使读者深入了解哈克的思想状才保留原来句子。

后是解释工作方面，我们假定书中模棱两可之处是由于他故意运用政治技巧之故。虽然他的确常常对事的意义不太清楚，但有时故意把事情说得含糊的情况也是有的。

我们相信这些日记准确地反映出我国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思想；假如反映得似乎不太清楚的话，毛病可能不在于镜子本身。哈克本人以多种方式处理事情，读者得自己去判断任何一段话是否说明了：

（1）发生了什么事；

（2）他认为发生了什么事；

（3）他乐于见到什么事情发生了；

（4）他希望别人相信发生了什么事；

（5）他希望别人相信他本人相信发生了什么事。

一般说来，政治家的回忆录叙述失败不如其叙述成功那么可靠，谈久远的事情不如谈新近事情那么可靠。由于哈克，正如所有的政治家一样，其经历中无可避免地以失败居多数，所以这些日记就可能存在历史价值不高的危险。但由于这位伟大的人物没有时间根据以后的事来修改或删节日记，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从这一大堆乱糟糟的资料中挑选出对研究那个时间英国历史的学者有独特价值的文献。

本书包含哈克担任行政事务大臣的整个经历。这是他首次参政的经历，这个部遵照六十年代威尔逊政府中乔治·布朗的经济事务部的构思，已于数年前作为一个综合性的部而建立，以便协调政府行政管理。在政治上，它向哈克提供了一个不肯定的任务——在整个系统中调查和控制任何地方发现的行政低效率以及费用超支的情况。不幸的是，行政事务部是为了控制行政部门而设立的，但是其人员得由文官来充实。从而读者就会明白哈克努力的必然结果了。

尽管如此，本书编者仍然有点感到迷惑：在政治交易中如此善于混淆是非的哈克，却在应付一群文官时感到如此困难，而这些人的手法基本是相同的。这些日记所披露的哈克的天真情况十分动人。

以《是，首相》为题名的续集将涉及哈克未能爬到唐宁街十号的那段经历并一直写到他升到上议院后去世为止。

当然我们也得益于其他资料来源。哈克对某些谈话内容和情况难免一无所知，如果他知道了，无疑是会改变他的认识和见解的。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根据“三十年规则”，[2]能看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所有备忘录和摘要。再有一个幸运的情况是：由于阿普尔比是第一流文官，他完全相信把一切情况写下来的价值。从而我们也得益于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日记。我们还要在此写下我们对档案局以及数量巨大的阿普尔比文件的受托人的感激之情。

后我们还要表示一些谢意。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由于年事渐高，虽然说话依旧十分流畅，但已经不能集中思想，往往说到题外去。我们能在此之前同他本人进行了几次谈话，感到由衷的谢意。我们也要向他晚年所居住的圣迪姆那的老年精神错乱病院的工作人员表示谢意。

我们尤其感谢文官的前任首脑伯纳德·伍利爵士（巴思十字勋章获得者）。他曾是哈克任大臣时的私人秘书。他慷慨地花费自己的时间，而且把我们所选的材料对照自己的记忆和记录加以核实。不过我们当然要为一切错误和遗漏负全部责任。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

公元2019年11月于牛津的哈克学院

[1]原文The Last Division相当于The Great Divide（生死界限），意指哈克之死——译者。

[2]“三十年规则”，即英国政府规定的三十年保密规定——译者。

1．开放性政治

10月22日

唔，此刻也许已是23日星期五凌晨了。我极为兴奋。我在伯明翰东区竞选获胜，刚刚回到国会。我党多年在野后终于在大选中获胜，于是我们又再度执政了。

选举结果公布后，我参加了在市参议员斯波蒂斯伍德家中举行的联欢会，[1]并且看到罗伯特·麦肯齐在电视中说：“这样，哈克在他占有微弱多数票的边缘选区中票数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又东山再起。他作为多年影子大臣，看来几乎肯定会在新政府中获得阁员职务。”

不过罗宾·戴对此似乎没有把握。我但愿麦肯齐的预言没有落空。

10月23日

我仍然抱着希望，不过我不知道罗宾·戴是否知道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内情。

我从早餐后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边，在一位新首相被任命后的二十四小时中，从来没有一个可能当上内阁大臣的人会走到离电话机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如果你在二十四小时内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你就不会进入内阁。

安妮在整个上午不断为我送上咖啡。午饭后当我回到电话机旁边的扶手椅时，她要我在没有其他事要做的情况下帮她拣晚餐用的汤菜。我对她解释说我不能帮她忙，因为我正在等电话。

“打来的电话？”安妮有时的确是有点傻。

电话铃响了。我赶紧抓起听筒，是我的特别政治顾问弗兰克·韦塞尔打来的。他说他已在路上，就要过来了。我告诉了安妮。

她却并不高兴。

“他为什么不直接来？”她忿忿地问我。

有时我简直不能理解她。我耐心地向她解释说，弗兰克作为我的政治顾问，我倚重他超过任何其他人。“那么你为什么不娶他呢？”她反问一句，“我现在宣布你们俩为丈夫和政治顾问。被政治结合在一起的人，别让妻子把他们拆开。”

我明白这对安妮是很不好过的。当一个国会议员的妻子是吃力不讨好的。不过现在由于我可能当上大臣，她将终得到报偿！电话铃整天不断响着。市参议员斯波蒂斯伍德、煤气供应局、弗兰克以及各种各样毫无用处的人都打电话祝贺我。“祝贺什么？”我对安妮说，“难道他们不明白我正在等电话吗？”

她说：“你的口气听上去好像自己就要进入内阁似的。”

“是的，”我说，“不过究竟是哪一个内阁？这便是问题所在。”突然间，安妮尖声叫起来。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喊道：

“这是开玩笑！”并且开始乱扯自己的头发。我断定她必定是有点紧张。

“你是否感到有些紧张？”我问她。她又喊叫起来，并且扑到地板上去。我原想去叫救护车，但又担心反宣传会在这一关键时刻影响到我的前途——“新任大臣夫人发了疯，穿上紧身衣被送走”。

“你是否感到有点紧张？”我又问她。语气十分谨慎。

“不，”她喊道——“不，不，不！我并不紧张。我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家的妻子。人家不允许我有感情。我只是一个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政治家的妻子而已。”

我便问她为什么要俯卧在地板上。“我正在找一支香烟。可就是找不到。”

“那就到烟盒里去找吧。”我劝她，一面尽力保持镇定。

“盒子是空的。”

“那么就吃一片安定吧！”

“我找不到安定，所以我才想去找一支香烟。吉姆，你出去给我弄一支吧。”

我对安妮解释说，我简直不敢离开电话机一步。安妮流露出她惯有的完全缺乏理解力的神。“瞧，假如首相要你进入该死的

内阁，你不在，他会再打电话来的。再不然，你还可以给他回电。”安妮永远也不理解政治中的微妙之处。

〔哈克对于自己进入内阁的前景把握不大，因为他先前曾经主持马丁·沃尔克旨在与新首相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政治运动。问题在于首相的力量是否强大得可以不理睬吉姆·哈克，[2]或者首相是否顾及党的团结而不得不给他一个好位置——编者。〕

在今天结束前，我已听到小道消息说比尔已受命主持欧洲事务。可怜的古老欧洲！比尔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讲德语。实际上，他甚至不会讲英语！一如预料，马丁主持外交部，杰克主持卫生部，而弗雷德则主持能源部。

我把这些任命告诉安妮，她就问我有主管智慧，我想她指的是教育部。

10月24日

我终于成为一名内阁大臣了。

今天我同文官首次见面，我得说自己得到很深的印象。

通宵不眠之后，我约于上午九时接到来自唐宁街十号的电话。弗兰克·韦塞尔和我立即赶上前往伦敦的火车，我乘出租车到唐宁街十号。在那儿，首相要我接管行政事务部。

这是一个重要职务。我想它在内阁中的名次约为第八或第九位，另一方面，马丁（当他打电话祝贺我时）提醒我说，这个部有点像内务部，是政治坟墓。首相可能把我提拔得过高了——这是一个报复之举。我决心牢牢控制住行政事务部，向首相证明我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我本想当农业大臣，因为我已经当了七年的影子农业大臣。而且在这方面有不少好主意，但是首相由于某些说不清的理由，决定不任命我担任此职。

〔我们发现了农业部常务次官安德鲁·唐纳利爵士致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备忘录。他恳求阿诺德爵士一定不让哈克主管农业部，因为他对该部“内情”过于“清楚”。内阁文件表明：阿诺德爵士设法向首相传达了下面的意旨：还是不让哈克到农业部为好，因为“他对之思念过久，他也许现在已有点因循守旧了”——编者。〕

我一走出唐宁街十号，便有公家汽车把我直接送往政事务部。在门前台阶上，我受到将成为我私人秘书的伯纳德·伍利和他的助手的迎接。他似乎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家伙。

使我吃惊的是：我们一下车，他便立刻知道弗兰克·韦尔塞是何等样人，不过他把弗兰克的姓念成weasel（鼬鼠），这使后者怒火冲天。

我们通过好几英里长的走廊。当走到我的办公室时，弗兰克和私人秘书的助手已经不见了。伯纳德向我保证弗兰克正受到照顾。他们的确不错，而且得力。

我的办公室很大，里面摆着一张大办公桌，一张周围放着许多椅子的会议桌以及环绕一张咖啡桌摆设的扶手椅形成一个谈话区，在其他方面则显得没有什么特色。伯纳德立即走到饮料橱前。

“大臣，要不要喝一杯？”

我点了点头。“叫我吉姆。”我说。我希望彼此以名字称呼。

“是不是叫做‘金’？”他显然听错了，所以这样问。

“不，”我说，“是‘吉姆’，叫我吉姆。”

伯纳德说：“反正对您都一样。我宁可叫您大臣，大臣。”

“大臣，大臣？”这使我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梅杰少校。[3]于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问他：“这是不是说我该叫你私人秘书，私人秘书？”

伯纳德要我以后就叫他伯纳德。我相信到时候我会说服他叫我吉姆的。

过一会，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来了。他是行政事务部的常务次官，亦即该部的文官首脑。我猜想他才年过五旬，但——不知怎么的——并不显老。他迷人而聪明，是一个典型的官吏。他欢迎我来到该部。

“我想你们以前见过面。”伯纳德说。这个青年人知道的事真不少，我第二次感到吃惊。

汉弗莱爵士说：“是的，去年当大臣就政府财务委员会的预算向我提出质询时，我们的确交锋过。他对我提出的全是我不希望人家提出的问题。”

这好极了。汉弗莱爵士显然对我很钦佩。我试图把这事一带而过，便说：“反对党就是要提令人尴尬的问题呗。”

“是呀。”汉弗莱爵士说：“政府就是不予答理呗。”

我感到惊讶。“可是你不是回答了我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吗？”我议论道。

“大臣，您这么认为，我很高兴。”汉弗莱爵士说。我不太明白他说这话用意何在，我决定去问他部里还有什么人。

“简单地说，先生，我是常任国务次官，通常叫做常任秘书。这个伍利是您的首席私人秘书。我也有一个首席私人秘书，他就是常任秘书的首席私人秘书。有十名秘书、八十七名副秘书以及二百十九名助理秘书直接向我负责。普通私人秘书则直接向首席私人秘书负责。首相将任命两名政务次官，你也将任命自己的议会私人秘书。”

“他们都会打字吗？”我打趣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打字，大臣，”汉弗莱爵士毫不犹豫地回答，“麦凯太太打字——她是您的秘书。”

我也说不准他是否在开玩笑。“多可惜呀，”我说，“我们大可开办一个机构呢。”

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笑了起来。“真滑稽，先生。”汉弗莱爵士说。“极其有趣，先生。”伯纳德说。他们真的对我的风趣话感到有趣还是仅仅装出相当赏脸的样子？我冒昧问道：“我想他们都是这样说吧？”

汉弗莱爵士就此消除了我的疑虑：“当然不是，大臣，”他回答说，“并不都是这样说的。”

我决定立即把工作抓起来。我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沮丧地发现那竟是一只转椅。我是不喜欢转椅的。不过伯纳德立即向我保证办公室里的一切都可以在我的命令下予以变更——家具、装饰、图画、办公程序。我是无可置疑的头头！

伯纳德接着告诉我，他们备有两种椅子以适应两种大臣——“一种可以立即折叠，另一种则不断打转。”回头想来，也许这是伯纳德的又一个小小的花招吧。

我断定该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一些正经事的时候了。“坦白地说，”我说道，“这个部该对整个因循守旧的白厅官僚主义大动手术了。我们需要一把新扫帚。我们要打开窗子，放一些新鲜空气进来。我们要打破繁文缛节，对这部老掉牙齿的官僚机器加以精简，我们要进行大换班。坐在办公桌后面吃饭不做事的人太多了。”我觉察自己事实上正坐在一只办公桌后面，不过我确信他们明白我说的话并不针对自己。

我解释道，我们必须着手打发走那些仅仅为彼此制造工作而繁忙的人。汉弗莱爵士很得力，他认为我的意思是要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我想这正是我的本意。我当然要精简人员，但是我并不真的要为解雇负责。

而我说要进行大换班，要新扫帚，是指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开放性政治”。我们在大选中对此许了愿。我要遵守这些诺言。我们必须向全国人民说知心话。我把这一切都对汉弗莱和伯纳德说了。他们出乎我意料之外，竟然全心全意赞成这些想法。

汉弗莱提到去年我就此问题在下院所作的发言，他还提到我在《观察家报》发表的文章、我对《每日邮报》的采访谈话以及我们的竞选宣言。

他对我了解得这么多，使我产生极深的印象。

接着汉弗莱拿出建议草案，以便在一份白皮书中来落实我的政策。我大为吃惊，文官的效率真够惊人。汉弗莱爵士告诉我说，他们甚至还计划把这白皮书叫做“开放性政治”呢！所有这些草拟的建议在新政府当选36小时、在我到职几分钟之内就向我提供了，而且是在一个周末完成的！真是出色的人才。我问汉弗莱是干的。

“那老掉牙齿的官僚机器，”他微笑着回答，“不，我们是认真的，大臣，我们充分理解改革的需要而且已经承担起工作了。”我告诉他我有点惊讶。

“我原以为自己得一直同你们斗争呢。”我说。

汉弗莱爵士说，人们对文官有可笑的看法。

“我在这儿只是帮助您去制订和执行您的政策”他解释道。

他看来很诚恳。

我把这些草拟的建议放在红色盒子里，于今晚带回我在伦敦的公寓。其中包含《简化建造计划申请的批准程序的建议》，妙极了。汉弗莱爵士还能够从英国议会的会议记录中引证我于今年早些时候在下院提出的相当有趣的问题：

詹姆斯·哈克先生（伯明翰东区）：大臣是否知道计划程序使得人们在二十世纪造一间平房比在十二世纪造一座大教堂还要慢呢？反对党一片笑声，而政府党则大喊：“不像话！”

〔其实他们喊的是“放屁”——编者。〕

由于今天已是星期六，我们商定于星期一上午动手好好干。可是他们却交给我六只红盒子以便让我周末处理，其中四只得于今晚完成；还有两只于明天完成。伯纳德告诉我，前任大臣，尤其在竞选运动开展时，对文书工作有点放松。

我当然不会放松。我将成为一名好大臣。我将审阅他们向我提供的所有文件。

10月26日

我于周日阅毕红盒子中所有文件，共花了九个小时。我赶上早上7时15分的火车去尤斯顿。公家汽车来接我，我于9时20分到办公室。

主张开放性政治的所有草拟的建议在表面上都相当动人，不过我也恰巧知道文官们颇善于运用拖延战术。在今天的一次会议上，我对汉弗莱提出了这一点。我想他正开始知道是这里的头头。

不过还得先处理紧要的事。一天工作是从看工作日程登记簿开始的。我吃惊地发现其中已经登记下许多约会。我问这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些人甚至不知道会在大选中获胜。

伯纳德说：“我们知道总会有大臣的，大臣。”我告诉他别再来那一套了。

汉弗莱爵士解释道：“女王陛下希望即使在没有政治家在场的情况下，政府公务照常进行。”

“那不是很困难吗？”我问他。

“是……但又不是。”汉弗莱说。我得说，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在没有政治家的情况下进行治理。我怕汉弗莱可能对自己估计过高了……

我的工作日程是相当怕人的。星期一10时开内阁会议。本星期要召开九次内阁委员会会议。明天晚上对法学会作演讲，明天上午10时30分会见英国计算机协会代表团，星期三参加大学副校长午餐会（又一次演讲），星期四上午为公方雇主全国会议揭幕（再一次演讲），等等。

我往意到登记簿上的内容全是用铅笔写的，许多内容大概是可以而且会被更改的。我对伯纳德指出我还有其他各种任务。伯纳德显出困惑的神色。“诸如哪一类事情呢？”他问道。“唔……首先，我是党内四个政策委员会的成员。”

“我相信您不会把党放在国家前面。”汉弗莱爵士说。我是从来不曾这样看问题的。当然，他是绝对正确的。

顺便提一下，今晚他们还要再给我三只红盒子呢。当我对此有点不乐意时，汉弗莱爵士就解释说，许多事情有待作出决定，还有许多公告需加以批准。接着他便耍个花招，对我说：“其实我们可以减少工作量，这样您仅须对重要政策作出决定就可以了。”我立即看出那阴谋。我坚持由自己作出一切决定而且审阅一切有关文件。

他们交给我五只红盒子供今晚审阅。

10月27日

今天我发觉我们同弗兰克·韦塞尔之间产生了问题。今天是星期二，我明白自从上星期六上午我来到行政事务部以来就不曾见到他。

说得更真实些，直到他一面大声吵闹要求让他进来，一面闯进我的办公室时，我才真正明白这一点。

看来他从星期六起就一直呆在候见室里。（我猜想他星期天回过家。）伯纳德试图告诉他，他自己，汉弗莱和我正在进行秘密会议。但是我立刻解决了这一问题，我提出弗兰克作为我的顾问应该在部里有个办公室。

汉弗莱爵士企图回避这问题，他说我已经有整个部在为我做参谋了。但是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那好吧，”汉弗莱爵士说，“我想我们在瓦尔塞姆斯托有空余的办公地方，伯纳德，是不是这样？”

弗兰克大吃一惊，“瓦尔塞姆斯托？”

“是呀，这是不是使人感到吃惊？”汉弗莱爵士和蔼地说，“政府在伦敦到处拥有房产。”

“可是我不愿意呆在瓦尔塞姆斯托。”弗兰克大声解释说。

“它处在瓦尔塞姆斯托的一个极好的部位。”伯纳德插嘴说。

“而且我想瓦尔塞姆斯托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处所。”汉弗莱爵士补充说。

弗兰克和我交换了一下目光，如果他们不是这么笑容可掬而且又那么彬彬有礼，人家很可能认为他们正试图把弗兰克挤出去呢。

“我就在这儿、就在这栋房子里要一间办公室。”弗兰克说。语气坚定而且声音极大。

我对此表示同意。汉弗莱爵士立刻投降，并且关照伯纳德立即去找一间合适的办公室。为进一步保证落实，我便说我期望弗兰克能取得他们向我提供的一切文件的副本。

伯纳德显出惊讶的样子。“一切吗？”

“一切。”我说。

汉弗莱爵士立即同意。“一定照办———切合适的文件。”依我看来，这些文官并不完全像人们说的那么难弄。他们多数很肯合作，而且即使在开头并不是这样，但一当人家向他们坚决提出要求时，总是毫不犹豫地照办了。我认为自己终于取得一些进展了。

10月28日

经过过去四天的忙乱后，我有了一点时间——为了后世——去反思我上任头几天的情况。

首先，行政事务部官员对所有情况了如指掌，这给我极深的印象。其次，他们在压力下还是愿意同弗兰克·韦塞尔通力合作的。其三，我也为自己依赖于这些文官而感到十分惊讶。我就像我们新政府几乎所有的成员一样，对于白厅如何运转这一问题，除了间接听到的情况外一无所知。因为我们长期在野，现政府中只有三个人（包括首相）以往曾经担任过政府职位，我从来不曾见到红盒子内的文件、从来不曾会见过一位常任秘书而且也不知道事务如何处理。

〔这同工党政府于1964年所处情况相似——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是以前担任过内阁成员的唯一内阁成员——编者。〕

这使我们比大多数新政府更依赖于我们的官员们。幸而，他们办事诚实可靠。

〔在随后的星期一，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蓓尔美尔街改革俱乐部见到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汉弗莱爵士在他私人日记里记下了会见的情况。〕

〔高级文官也许由于在三十年的经历中一直在备忘录或者会议记录的页边写注释，即使纸上没有写什么内容也照样只在页边书写，这是很有趣的——编者。〕

阿诺德和我〔于11月2日〕就新政府交换了意见。他的新政府同上届政府没有多大差异。我的新小伙子正在很快地掌握规章制度。

我向阿诺德探询美国大使的事——谣传他同首相呆在一起已经不少时间了。

阿诺德证实了这一点。但他不愿意说出这是否涉及国防或贸易事务。他担心走漏消息——所以还绝对不能让内阁听到此事。

我正确断定此事同时涉及国防和贸易，也就是说，涉及新的航空航天系统合同。

这项航空航天合同将是大选后不到两星期中首相作出的相当成功之举。固然，此事已进行了好几个月，但是新首相显然将把这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这将意味着四十五亿美元的生意以及米德兰和西北地区无数新就业机会，而且全处在边缘席位所在选区——多巧合呀！

这是有价值的信息。所以我从阿诺德的话推测到，假如有一个爱空想的大臣要去动摇英美合作的小船，那就会使首相极为尴尬，就会有人落水，事实上也就此断送了一个新任大臣的光辉前程。

所以，我一定要让这只鼬鼠收到这些新式美国姓名地址储存机的发票副本。[4]他自然还不曾收到它，因为它是敏感的。不过我现在正是时候了。

我指示我的秘书务必让这只鼬鼠在一堆文件下面发现这张发票。让这人感到自己作出了成绩。

〔在俱乐部里，正当汉弗莱爵士和阿诺德爵士喝着餐后白兰地酒时，伯纳德·伯利来了，和他们一起喝餐后咖啡——编者。〕

我问小伯纳德他对新任大臣有何看法。伯纳德很满意。我也满意。哈克把整个工作日程一口气吞下，而且显然柔顺得像羔羊那样在上星期六和星期天把他的红盒子文件都看完了。他将很快被驯服。

我对伯纳德说，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拦阻他去推行这个“开放性政治”的乱七八糟的想法。伯纳德却说他还还以为我们赞同“开放性政治”呢。

我但愿自己不曾过份提拔小伯纳德。他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我解释道，我把这份白皮书叫作《开放性政治》，是因为人们总是能解决标题中的小小麻烦。这比写在法令全书中害处小。

这便是“反相关定律”：你越是不打算去干某件事，你就越是要不断谈论它。

伯纳德问我们，“‘开放性政治’究竟错在哪里呢？”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阿诺德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呢，有时候我弄不清伯纳德究竟是不是一个出色的人才，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他打发到现役军人士坟墓管理委员会去任职。

阿诺德明确指出，“开放性政治”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要么搞开放，要么搞政治。

伯纳德宣称民主国家公民有权利知道情况。我们解释道，实际上他们有权利不去知道情况，了解情况就意味着牵连和犯罪。不知情还有些庄严可言。

伯纳德就说：“大臣要搞开放性政治。”多年的训练有时似乎对伯纳德丝毫不起作用。

我说如果人们要的东西对他们没有好处，就不是要什么就给什么了。例如，对于一个酒精中毒病人就不给他喝威士忌酒。

阿诺德恰如其分地补充说，如果人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他们就无从知道你正在干错事。

当然，这不仅仅是官员们保护自己的办法，伯纳德必须明白，如果他帮助他的大臣去出丑就不是为大臣效劳。我们的每一个大臣，要不是因为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严格的、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那么，在上任的头三周里就已成为笑柄了。

伯纳德是一名私人秘书，我是常任秘书[5]，秘书一词本身的含义就是：一个能保守秘密的人。

伯纳德问我打算怎么办。我当然不告诉他关于我打算让鼬鼠作出重大发现的事。伯纳德对哈克一片忠心，这会使他受不了。

我问伯纳德能不能保守秘密。他说他能够。我回答我也能够。［阿普尔比文件14/QLI/9a］

〔哈克当然对上述会晤完全不知情——编者。〕

11月5日

今天是盖伊·福克斯日[6]。办公室里也焚烧了他的模拟像。这是强调议会和女王政府高权威的合适的日子。

弗兰克·韦塞尔冲进我的办公室，手里挥动着一份文件，“你见到过这个吗？”他以四千分贝的强嗓音问道。

文官现在向他提供所有的文件了，这使我高兴，于是就这么说

了。

“这些都不是，”他嘲笑说，“不是真正的文件。”

“你没有拿到哪些真正的文件？”我想了解一下。

“我又怎么知道我没有拿到哪些文件呢？”

这话当然完全正确。而且我不知道他怎样才能知道。

〔这当然是管理顾问们称为“冰箱内部电灯现象”的一个事例，也就是说：门关上后灯还亮吗？要弄清楚，唯一办法是去开门——这样，门就再也关不上了——编者。〕

不过弗兰克不想讨论关于他从文官那里获得必要情报的问题。

“他们认为送给我的是废纸一堆。不过请看一下我发现的东西吧——啊哈！我们抓住他们的把柄了，他们已在我们掌握之中了。”

我仍然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弗兰克作了进一步说明。

“我们抓住了汉弗莱爵士——就是那个该死的——阿普尔比和势利鬼——私人秘书——那目中无人的——伍利的要害。”

他拿一叠文件在我的鼻子下面晃了一下。我仍旧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我现在的确认为他有一套绝妙的骂人话——也许我应该让他起草我明年在党的大会上的发言稿。

我让弗兰克坐下来平静地说明情况。原来他发现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普通办公室购物发票。行政事务部显然以每台一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一千台计算机图像显示终端。花掉了纳税人一千万英镑的钱。而且这些机器是在匹兹堡制造的！

这真令人震惊。汉弗莱对此只字不提。而我一点也不感到诧异，因为我们的选区伯明翰东区就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而且失业人数正不断增加。行政部门不买英国货是一桩丑闻。

我派人找汉弗莱，他整天都在开会，不过弗兰克和我于明天下午将拿这个同他当面对证。我对弗兰克很是感激。我们这么快就发现这事定会使汉弗莱爵士大吃一惊。

11月6日

同汉弗莱的晤面十分成功。

我把计算机图像显示终端的发票给他看。他承认行政事务部已为整个白厅购买了这种牌号的机器。

“但这些机器并不是英国货。”我向他指出。

“真遗憾，是这么回事。”他有点惭愧地表示同意我的话。

“我们在伯明翰东区生产这类机器。”

“质量可不一样。”他说。

这话极可能是对的，但即使是这样，我也当然不能予以承认。

“它们的质量比这更好，”我坚决地说，“它们来自我的选区。”我吩咐叹弗莱去取消订货合同。

他回答说他没有权力这样做，合同只能由财政部来撤。要行政部门去撤已经自愿签订的合同需要政策上的重大改变。同国外供应商签订的合同尤其是这样。

他建议（有点放肆，我想）我在内阁提出此事。“也许他们会推迟讨论中东或者核裁军问题，以便讨论办公室设备的事。”

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我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合同不能撤，我怎么有脸去见选区的党组织呢？

“他们为什么需要知道此事？”汉弗莱爵士问道，“为什么得让任何人都知道？我们知道，这事决不会泄漏出去。”

我大吃一惊，难道汉弗莱会看不出不声张此事是同我们“开放性政治”的新政策——他也同我一样坚决地予以支持的政策——背道而驰吗？

弗兰克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唯一的办法：“如果不能取消合同，就必须把它公之于众。”汉弗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一时也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但是弗莱克立刻看出这一情况。“有两个理由，”他解释道，“首先这是对一个宣言的承诺。其次，这会使前任大臣显得像个卖国贼。”这是两个无可反驳的理由。我的确十分感激弗兰克。而且他比汉弗莱爵士更棋高一着。也许汉弗莱爵士并非如我当初认为的那么聪明吧！

汉弗莱对于发表事情真相的念头似乎很担心。他对弗兰克说：“你肯定不是建议让大臣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提到这笔秘密交易吧？”

“就在演讲中提出来！”弗兰克说，“当然如此！这便是回答。”这确是弗兰克的一个绝妙的主意。我对职员工会所作的演讲将涉及这项丢脸的合同。我们还要事先向新闻界发表。

我就这样对汉弗莱说了。弗兰克说；“瞧，现在是在治理国家？”我感到他的高兴有点幼稚，但完全可以理解。

汉弗莱爵士似乎更加忧心忡忡了。我向他征求意见，而那意见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我想假如我们使美国人不高兴，这可能会是令人遗憾的。”

这话果然不出所料而且可笑。我向汉弗莱明白指出，早该让美国人尝尝厉害，使他们在商业上别再洋洋得意了。我们应当为英国穷人，而不是为美国富人着想！

汉弗莱说：“大臣，如果这真是您的意图，整个部将作您的后盾，面且不遗余力。”这真是忠心耿耿。应该表扬的就要表扬。

我说这的确是我的意图。伯纳德于是说，一旦演讲稿写好，他就把它向有关部门通报以便取得批准。

这对我来说是新花样。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需要“批准”的事。这又是官僚主义和无谓的文书工作。这事与任何其他部毫不相干。如果另一部门不同意，他们尽可以公开表。这正是“开放性政治”所涉及的内容。

汉弗莱请求我去通报我的演讲稿，就是作为传达信息也行。我开头反对这样做，但他争论说“开放性政治”要求我们不但通知我们在舰队街的朋友而且通知政府同僚，我想他的争论很有说服力。

会议结束时，我对汉弗莱的后指示是：务必使演讲稿立即付印。

“大臣，”他说，“我们一定尽力为您服务。”

这是弗兰克和我为“开放性政治”所赢得的显著胜利。

〔在行政事务部的档案里发现了哈克演讲的打字稿。由弗兰克·韦塞尔和伯纳德·伍利分别批注修改建议，还有哈克的评语——编者。〕

行政事务部

对职员工会的演讲稿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向人民保证实行“开放性政治”。我们既然打算这样干下去，那就开始吧！人民有权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我已经发现，上一届政府就在上个月，签订了一项从美国输入价值一千万英镑办公设备的合同以供政府部门之用。

而同样的产品——而且是更好的产品——就在英国生产，由英国工人在英国工厂里生产。这样，来自匹兹堡的神气活现的推人员通过强制推便把次等美国劣货硬塞给我们，而在此同时，英国的工厂却闲着，英国工人只好排长队领救济金。

唔，如果美国人要我们上当，英同人民至少有权利了解这一情况。我们要同他们在滩头上作战。我们要同他们斗。

11月9日

今天是灾难性的一天，事有了十分惊人的转折。

我的演讲稿写好了。当我在办公室阅览有关新闻稿时，伯纳德拿着来自首相私人办公室的一份摘录闯进来。

顺便提一下，我已获悉：摘录也好、备忘录也好、呈文也好，都是一回事。除了大臣向文官以及彼此发出摘录以外，文官则彼此发出备忘录和摘录，但他们却向大臣递上呈文。

〔这是因为摘录意味采取行动或者命令采取行动，而备忘录则提供得失利弊等背景论点。从而文官可以同政治家一样彼此发出上述两种文件之一——但由于文官不可以告诉大臣该怎么办，他就递上呈文，这词的本身就是旨在表明一种卑恭和尊敬的态度。当然，摘录也指正式会议的记录，这个含义导致了脍炙人口的文官的格言，那便是，会议是文官作记录而政治家消磨时间的场所——编者。〕

总之这份摘录清楚地说明我们在以后几周里得对美国佬十分亲善，我明白我那份已经付印的演说稿是再不合时宜不过的了。

我十分惊骇。这不仅是由于自己运气不好而已。我对自己作为内阁成员却对即将同美国人达成的国防协定一无所知感到难以置信。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学到的集体负责原则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唐宁街十号

所有部门：

兹通知你们，首相计划于下月访问华盛顿，并且亟欲使这次访问促成英美之间涉及国防方面的一项有价值的贸易协定。这项协定的重要性是无可估量的。

11月7日

接着汉弗莱爵士奔进我的办公室，显得有点气急败坏。

“这样闯进来真对不起，大臣，但唐宁街十号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他们显然刚刚看到了您的演讲稿，在问为什么不事先征得许可。”

“你说什么？”我问道。

“我方才说我们相信‘开放性政治’，但这似乎把事情搞糟了。

首相要马上在下院见到您。”

我明白这一下我可能完了。我问汉弗莱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汉弗莱耸耸肩膀。

“首相赏赐，同时也剥夺。”

我心中感到一阵难过，离开办公室。当我开始沿走廊走去时，仿佛听到汉弗莱爵士添上这句话：“首相这名称真该赞颂呀！”不过我想一定是错觉。

汉弗莱、弗兰克和我沿特霍尔街急忙走去，经过世界大战死难者纪念碑（这名称是多么恰当呀！），这时寒风凛冽，我们直奔下院，我必须在下院议长座椅背后同首相会面。

〔并不是真的就在椅子背后。这是指下院的一个场所，首相、反对党领袖、两党总组织秘书、下院议长以及其他人以中立立场在此会面以安排下院事务。首相办公室也在那儿——编者。〕

我们在首相办公室外面等了几分钟。接着我党总组织秘书维克·古尔德出来了。他径直向我走来。

“你这个人真够讨厌，不是吗？”维克真的对自己的粗暴度引以为荣，“首相正在大发脾气，暴跳如雷。你不能这样到处发表演说。”

“这是涉及‘开放性政治’的事。”弗兰克说。

“闭嘴，鼬鼠，在问你？”粗暴的家伙维克反问一句。好一个典型的总组织秘书！

“该叫韦塞尔。”弗兰克庄重地说。

我立即为弗兰克辩护，“他是对的，维克。这事涉及‘开放性政治’，它写在我党宣言里。是我党政纲主要内容之一。首相也相信‘开放性政治’。”

“对呀，是‘开放性的’，”维克说，“但并不是张开大嘴。”很幽默，但我可不这么认为！“在政治上，”维克毫不留情地说下去，“你得学会机敏而策略地说话——你这个笨蛋！”

我想他说得有道理。但我感到很窘迫，这部分是由于我不太喜欢在汉弗莱和弗兰克面前如此丢脸地受人叱责。

“你当大臣多久了？”维克问我。无聊透顶的问题。这点他是一清二楚的。他问这个只是为了给人加深印象。

“一个半星期。”我对他说。

“这样，我认为你可能已经为自己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他说，“我已经能够看到这类报纸的大标题了——‘内阁就对美贸易发生分歧！’‘哈克带头反叛首相！’这难道就是你所希望的吗？”

他说着就走开了。

接着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从首相办公室走出来。汉弗莱爵士问他有什么消息。

阿诺德爵士说了同样的情况，只不过是用白厅的语言说的，”这演说稿使首相感到有些难过。它的内容是否肯定向新闻界发表了？”

我解释说我发了明确指示要在中午12时整把它送出去。阿诺德爵士似乎对汉弗莱爵士十分恼火。“你使我感到震惊。”他说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文官以这样严厉的口吻对另一个文官说话。“你怎么可以让你的大臣陷入这个境地，而不通过正当渠道？”汉弗莱求助于我。“大臣和我，”他开始说道，“都对‘开放性政治’深信不疑。我们希望打开窗子，放一点新鲜空气进来。对吗，大臣？”

我点点头，但不能说话。因为阿诺德爵士首次向我直接说话了。

“唔，大臣，这是不错的政党货色，但它却使首相个人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照阿诺德爵士的语言来说，这大概是他对我说的可怕的话了。

“那么……我们对‘开放性政治’的承诺又怎么办呢？”我终于好不容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阿诺德爵士冷冷地说：“现在似乎已是‘开放性政治’的禁猎季节了。”

接着汉弗莱爵士在我耳边低声咕哝，说出了我害怕的事，

“您是否要考虑起草一封辞呈？当然，这仅是以备万一。”

我知道汉弗莱只是想助我一臂之力，不过他在危难中没有真正提供多少精神援助。

我看出剩下的只有一个办法。“能不能不声张此事？”我突然说。

汉弗莱真值得赞扬，他被这个提议完全难住了。他甚至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这些文官其实相当天真。

“不声张吗？”他问道。

“是的，”我说，“不声张此事。”

“您的意思是，”汉弗莱显然终于听懂了，“要去把它压下来？”我并不真正喜欢“压下来”这字眼，但我不得不表示同意，说那正是我的意思。

汉弗莱便说出大意如下的话：“我明白了，您的提议是：我们在您已经制定的‘开放性政治’指导原则的框架内，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度。”文官极善于把简单易解的概念遮蔽起来，使它听起来似乎十分复杂。

回头再想一下，我感到这是我该去培养的一种真正才能。他的措词能使我显得自己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姿。

不过我们随着美国骑兵驰过地平线——其实是随着他们的化身伯纳德奔进候见室——而幸免于祸。

“是关于新闻稿的事，”他气喘吁吁地说；“看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它可能促使人们重新估计我们的情况。”

我起先不大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过他接着说部里未能撤部际批准程序，这便是说补充的制止命令已经生效。这也就是说万事大吉！

换一句话说，我的演讲稿终并没有发给新闻界。真是吉星高照，它仅仅被送往首相私人办公室。在得到首相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许可之前，行政事务部的值勤办公室没有收到过把演说稿发出的指令。这是因为稿中涉及美国。

这一奇妙而幸运的疏忽似乎挽救了我，我当然不让汉弗莱看到我感到大大宽慰的样子。事实上，他向我道了歉。

“这错误完全是我造成的，大臣，”他说，“限制新闻稿程序早在 ‘开放性政治’时代之前已实行了。我不知为什么会忘了去撤它。我十分希望您会原谅这个过失。”

在这情况下，我感到话说得越少就越好。我决定对他宽宏大量，“不要紧，汉弗莱，”我说，“毕竟我们大家都会犯错误的。”

“是，大臣。”汉弗莱爵士说。

[1]斯波蒂斯伍德是哈克自己选区的党主席。

[2]吉姆·哈克是詹姆斯·哈克的爱称——译者。

[3]梅杰少校的英文原文为Major Major，军衔与姓氏的拼法和读音都一致。与“大臣，大臣”有异曲同工之妙——译者。

[4]鼬鼠：指弗兰克·韦塞尔。

[5]对外也称常务次官——译者。

[6]盖伊·福克斯，1605年11月5日在阴谋直通国会大厦的地下室埋下炸药以炸死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关键人物。后事泄被捕处死，此后每年11月5日人们都要焚烧其模拟像以示庆祝——译者。

2．正式访问

11月10日

我渐渐发现工作根本做不完，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得不断写发言稿，做报告。每晚都得详细审阅装满一只又一只红盒子的文件、文献、备忘录、摘录、呈文和信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我在这里试图起一个类似一家规模极大而且重要的企业总经理的作用，而先前对部里工作或者（实际上）对任何管理工作都毫无经验。政治经历并不能为政府工作做准备。

更甚者，好像把自己变成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还不够似的，我还试图把它当作兼职工作呢。我得经常离开行政事务部去参加下院辩论、投票，参加内阁和内阁委员会以及党的行政会议。我现在明白，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妥善或者甚至仅仅过得去也是不可能的。我感到抑郁。

能够认真地想象有哪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不论是什么时候——在下午或者晚上的任何时刻，都像一个伊斯兰教苦修教徒似的，铃声一响就一跃而起，离开正在自己办公室进行的会议，像史蒂夫·奥维特那样奔跑八分钟，前往马路那一头的一座房子，穿过一处门厅，然后再奔回办公室去继续进行会议。这便是每次分组表决铃一响我得去做的事。有时一个晚上就有六七次。我究竟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投票？当然不知道。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今天一到办公室就因见到满满的收文篮立刻感到沮丧，满得要溢出来了。而发文篮却空空如也。

伯纳德正在耐心地等我去看他找出的一篇费解的文章。这是他对我昨天所提问题的解答——在诸如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这些联合王国的边远地区我有什么实际权限？

他骄傲地向我提供了一份文件，其内容如下：“尽管有了《1978年（苏格兰）行政程序条例》第二百十四条 A款第三分款的规定，兹已商定：就法律规定的执行而言，处理负责部门之间非正常的和不确定的情况属于行政事务大臣权限之内。”

我茫然盯着这文件看了不知多久，如坠五里雾中，就像过去在学校中面对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微积分那样，我很想睡觉。而此时不过是早上9时15分。我问伯纳德，条文的内容是什么意思。他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困惑。他对自己提供的那份文件复本望了一眼。

“唔，大臣，”他开始说了，“它的含义是：尽管有了《1978年（苏格兰）行政程序条例》第二百十四条A款第三分款的规定……”我打断了他。“别念了，”我说，“我方才已听你念过了。它是什么意思呢？”

伯纳德对我茫然凝视着，“就是它所说的那些，大臣。”

他并不是不想帮助我。我明白，虽然说普通英语的人完全不能

理解白厅文件，但这些文件却是用白厅工作人员的日常用语写的。

伯纳德奔到私人办公室为我取来工作日程登记簿。

〔私人办公室连接大臣办公室。在这里放着私人秘书和三四名助理私人秘书的办公桌，他们之中有工作日程秘书——这是一个全日工作的职位。连接私人办公室里间的是私人办公室外间，其中约有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全是干秘书和文书工作的人员，处理诸如答复议会质询和信件等事务。要走进大臣办公室得穿过私人办公室，一天到晚，不断有人——不论是外人或是本部工作人员——来来往往通过私人办公室。从而，私人办公室却显得有点公开了——编者。〕

“大臣，允许我提醒您，您要在15分钟内会见工会大会派来的代表团，再过半小时接见英国工业联合会代表团，并在中午12时会见国家企业局代表团。”

我更加感到绝望了。“他们都要干什么——简单说一下好吗？”我问道。

“他们都对通货膨胀、紧缩和再膨胀的机器放不下心。”伯纳德告诉我说。他们当我是什么人？一位王国大臣，还是一只自行车打气筒？

我指着收文篮厌倦地问伯纳德说：“要我什么时候处理完所有这些信件？”伯纳德说：“大臣，您不是明白您其实用不着这么干吗？”我根本不了解这情况。这话听上去不错。

伯纳德接着说。“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起草一份正式复信去回答任何来信。”

“正式复信是什么内容？”我很想了解一下。

伯纳德解释说，“它仅仅说，大臣要我对您的来信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作内容大体如下的答复：‘此事还在考虑之中。’如果我们高兴的话，我们或者甚至说‘此事正在积极考虑之中！’”

“‘在考虑之中’和‘正在积极考虑之中’有什么区别？”我问道。

“‘在考虑之中’是说我们已把档案丢失了。‘正在积极考虑之中’是说我们正在设法寻找它！”我想这可能是伯纳德开的小小玩笑之一，不过我并不绝对有把握。

伯纳德很想告诉我该怎么办以便减轻我处理信件的负担。“您只要把所有的信件从收文篮搬到发文篮里去就行了。如果您要看复信，只要在页边空白处简单批注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您不要看复信，您再也不必看到或者听到人家提及这封信。”

我大吃一惊，我的秘书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把一大堆未经答复的来信从办公桌的一边搬到另一边便是我得做的一切。〔克罗斯曼在他上任的头几周里提出一个类似的建议——编者。〕

于是，我问伯纳德，“那么大臣干什么呢？”

“作出决策，”他对答如流，“您决定了政策，我们就能遵照执行。”

我感到，如果我不看信件就会消息不灵，从而所谓的决策数量就会少得无以复加。

更糟糕的是：我对于自己有必要作出哪些决策将一无所知。我得依靠下属官员提供信息。我担心剩下来的就没有多少决策要进行了。

于是我问伯纳德：“要多长时间才需要进行决策？”伯纳德犹豫了一下，“嗯……不时进行，大臣。”他和蔼地回答。

应该尽早坚强起来。我决心要在部里开始用我的意图干下去。“伯纳德，”我以坚定的口吻说，“本政府要治理国家。它不只是像我们的前任那样当头头而已。当国运衰落时，得有人坐在驾驶台上，把脚放在加速器上。”

“我想您是指刹车吧，大臣。”伯纳德说。

我简直不知道这个热心的青年是要显得有助于我呢？还是要奚落我？

11月11日

今天又见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已经有二三天没有见到他了。

在我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有关布兰达总统正式访问联合王国的会议。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布兰达这个国家。

昨晚伯纳德向我提供了一份概要。我是在第三只红盒子里找到它的。可是我没有什么时间去研究它。我叫汉弗莱告诉我关于布兰达的情况——诸如，它在哪儿？

“大臣，这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国家，过去它被称为英属赤道非洲。它就是处于地中海下边的那一小片红颜色的地区，离开地中海只有几英寸。”

我看不出布兰达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肯定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管的事。但我被告知，这里存在一个行政上的问题。因为女王陛下预定于总统到达时，从巴尔莫拉前来这里。所以她还得到伦敦来。

这使我感到惊讶。我原来总是认为国事访问是在多年前就安排好的。我也这样说了。

“这不是国事访问，”汉弗莱爵士说，“这是政府首脑访问。”我就问他难道布兰达总统不是国家元首吗？汉弗莱爵士说他的确是元首，但也是政府首脑。

我说如果他仅仅作为政府首脑前来，我不明白女王为什么得去迎接他。汉弗莱说这是因为她是国家元首。我不懂这个逻辑。汉弗莱说国家元首必须去迎接国家元首，即使这个国家元首不是作为国家元首，而仅是作为政府首脑来访。

于是伯纳德决定对此进行解释。“这只不过是帽子的问题。”他说。

“帽子？”我变得更加糊涂了。“是呀，”伯纳德说，“他戴着政府首脑的帽子来到这儿。他同时也是国家元首。但由于他不戴国家元首的帽子。所以这次就不是国事访问。可是外交礼仪却要求：即使他戴着政府首脑帽子也必须受到……”我看得出他拼命要做到既不使暗喻混淆起来，又不至于放弃自己精心构成的明喻。他想出后一顶帽子后，便得意地以“……受到皇冠的迎接”来结束他的话。[1]

我说总而言之我可没有听说过布兰达这个国家，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为来自这个非洲弹丸小国的正式访问而费神，汉弗莱 ·阿普尔比爵士和伯纳德·伍利显然大惊失色，我望着他们吓呆的脸。

“大臣，”汉弗莱说，“我恳求您别把它叫作非洲弹丸小国。它是一个LDC。”

LDC对我说来是陌生的词。布兰达在过去似乎是被称为不发达国家的。不过这个称法显然变得令人厌恶了，因此它们便被叫做发展中国家。这叫法又显得神气十足。于是它们便变成欠发达国家——或者简称LDC[2]。

汉弗莱爵士认为我必须对有关非洲的术语十分清楚，否则我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简单地说，“欠发达国家”这个称法似乎还不曾使任何人产生反感。一旦引起反感，我们就立即用HRRC[3]来代替LDC。这是

“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简称。换句话说，它们是人口严重过剩，讨钱过日子的国家。不过布兰达却不是一个HRRC。它也不是”富有”或者“贫穷”国家之一——我们显然也已经不再使用这两个称呼了。作为替代，我们大谈“南北”对话。实际上布兰达似乎是一个“未来富有”国家，假定有这么一个叫法，而且假定它不至引起我们的“亚非”或者“第三世界”或者“不结盟国家”兄弟们的反感的话。

“布兰达将在二三年内拥有巨大数量的石油。”汉弗莱爵士对我吐露了一个秘密。

“噢，我明白了，”我说，“这样说它根本不是一个TPLAC[4]了。”

汉弗莱爵士给搞糊涂了。这次破例地难住他使我感到高兴。

“TPLAC？”他小心地问我。

“是‘非洲弹丸小国’。”我解释道。

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都吓了一跳，他们显得十分震惊。他们紧张地四处张望，检查一下我的话有没有被人家听到。他们无疑没有被逗乐。多无聊，都认为我的办公室遭到窃听了。〔也许是被窃听了。——编者。〕

11月12日

今天早晨在上班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启发。

昨天同汉弗莱开会时已经交待他去安排把女王从巴尔莫拉接来同布兰达总统会面。但今天早晨我记起我们就要在三个苏格兰边缘选区举行补缺选举。一个补缺选举是由于一位议员的去世引起的。尽管他腐化、不诚实，却仍然被重新选上，因而大吃一惊，以致心力衰竭而死亡。另外两个补缺选举则由于新政府成立后，有两名议员被提升为上院议员而引起的。〔贵族爵位和（或）心力衰竭自然是对腐化和不诚实经历的两种最常见的奖赏啰——编者。〕我把汉弗莱叫到办公室来，我宣布，“女王根本不用从巴尔莫拉来到这儿。”

一时没有人说话。

“您是否建议，”汉弗莱爵士显出痛苦的样子说，“让女王陛下和总统通过电话互致正式的问候？”

“不是的。”

“那么，”汉弗莱爵士显得更加痛苦地说，“您也许只是要他们大声叫喊了。”

“也不是，”我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将在苏格兰举行正式访问仪式。就在霍利鲁得宫。”

汉弗莱爵士立即回答说：“完全不可能。”

“汉弗莱，”我说，“你确信自己已经对这个主意进行过充分考虑了吗？”

“这不是我们作得了主的。”他回答，“这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管的事。”

我对此已有准备。昨晚我花了一个晚上去研究那份昨天使我大伤脑筋的讨厌文件。“我不这么认为，”我说着，拿出那份档案炫耀地一晃。“尽管有了等等……行政程序等等……第三分款的规定等等……属于行政事务大臣权限之内。”我靠在椅背上瞧着。

汉弗莱爵士被难住了。“是的，不过……您为什么要这样办呢？”他问道。

“这可以使女王陛下免得去作无谓的旅行。我们还有三个苏格兰边缘选区要进行补缺选举。一当访问结束就举行。”

他突然变得冷若冰霜。“大臣，我只为国家而不为党派政治理由去举行政府首脑访问接待会。”

他说得有道理，我的话有纰漏，但是我极力辩解，说这没有错。

“不过我的计划的的确确显示苏格兰是联合王国中的地位平等的伙伴。她也是苏格兰女王呀。而且在苏格兰有许多边缘……”我想我总算及时制止了自己，“……有许多经济萧条区。”

但是汉弗莱爵士对这绝妙的想法显然持完全反对的度。“我不认为，大臣，”他揶揄地说，同时神气活现地摆出那种贵族目中无人的样子瞧着我，“我不认为让我们的君王卷入那肮脏的争取选票活动——恕我使用这字眼——就能利用上她。”

我不认为争取选票有什么肮脏的地方，我是一个民主派并且引以为骄傲，而这正是民主所要做的事呀！但是我明白自己得想出一个（至少让文官听得进的）更好的理由，否则这一美妙的计划就会搁浅。于是我问汉弗莱为什么布兰达总统要来英国。

“要就共同感兴趣的事交换意见。”他回答道。为什么这家伙老是用官方公报的用语来说话呢？他是否可以不这样讲话呢？

“现在告诉我他为什么来。”我装得极度耐心地问他。我打算一直问到自己听到真正的回答为止。

“他到这里来是向英国政府定购大批近海石油钻井设备的。”好极了！我准备一下子使他哑口无言。“他又能在哪儿看到我们所有的近海钻井设备呢？还不是阿伯丁、克莱德赛德等地。”汉弗莱试图同我争论，“是呀，不过……”

“你们在哈斯利米尔有多少钻塔，汉弗莱？”他不喜欢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行政上的问题……”他开始说道。

我骄傲地打断他的话：“建立这个部正是要解决行政问题。我确信你能办妥此事，汉弗莱。”

“可是苏格兰太远了。”他此刻是在哀诉，是在小声抱怨呢。我知道我已使他溃败。“并不是那么远吧，”我一面说，一面指着墙上挂的联合王国地图，“就是那一小块淡红色的地方，它处于波特沙洲以北约两英尺。”汉弗莱并没有被逗乐——“很有趣，大臣。”他说。但即使这样也没能使我软下来。

“一定要在苏格兰！”我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的决策。这便是我在这儿的任务。伯纳德，你说是不是？”

伯纳德不愿支持任何一方来反对汉弗莱或者反对我。他被难住了。“嗯……”他说。

我打发走汉弗莱，告诉他要继续进行安排。他大步走出我的办公室。伯纳德的目光仍然盯着地板。

伯纳德是我的私人秘书，就以这种身份来说，他显然理应站在我这一边。而在另一方面，他的前途有赖于本部门，这便是说，他得站在汉弗莱那一边。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脚踏两只船的可能。可是很显然，只有他成功地完成这任务——这个从本身定义看来无法完成的任务——他才会继续被迅速提升到高职位。这一切使人十分费解，我必须试探一下是否可以信赖他。

11月13日

我在加的夫对城市司库和总行政官大会致辞。在回来的路上同伯纳德稍微闲聊几句。

伯纳德警告我说，汉弗莱在苏格兰这桩事情中所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将是成立一个部际委员会来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

我把部际委员会看作一个走投无路的官僚的后庇护所。当你找不出理由来反对你所不愿做的事，你就成立一个部际委员会去扼杀它，慢慢地扼杀。我就这样对伯纳德说了，他同意我的观点。

“政治家就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而设立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伯纳德说。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他不是等闲之辈。

我决心问伯纳德，汉弗莱反对这想法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问题在于，”伯纳德解释道，“一旦他们都在苏格兰，整个访问的事宜就属于苏格兰国务大臣权限之内。”我说汉弗莱该为此高兴，因为他可以清闲点。

伯纳德立即指正我的错误，显然问题在于汉弗莱爵士喜欢带着白领结，身穿燕尾服，胸别勋章，打扮得整整齐齐到皇宫去。而在苏格兰，整个场面就小得多了。没有那么多招待会和宴会。汉弗莱能参加的场面不多，而只有苏格兰事务部的常任秘书才有份。汉弗莱爵士甚至可能不被邀请参加答谢宴会，因为驻爱丁堡的布兰达领事馆大概小得可怜。

我根本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些礼仪方面的事。不过据伯纳德说，所有出风头的事对于常任秘书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就问伯纳德，汉弗莱是否有许多勋章可以佩带。

“不少呢，”伯纳德告诉我说，“他早已获得K头衔，他现在是

KCB。不过现在又在谣传他还可能在下次授勋名单里获得G。”[5]

“你怎么听到的？”我问道。我想授勋的事一直是严格保密的。

“我是从小道听到的。”伯纳德说。

我想假如汉弗莱得不到G，我们总会从酸溜溜的小道上听到消息。

〔这次谈话后不久，汉弗莱爵士给伯纳德·伍利送来一张便条。汉弗莱爵士照常把字写在页边上。——编者。〕

行政事务部

伯纳德：

布兰达总统访问日程

已同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谈及对苏格兰的正式访问。不巧我部大臣已同外交大臣过了。我想他们是好朋友。

（初稿）

看来内阁对此事完全一致。他们公然颁布了于访问日举行三个补缺选举的文件。

14:00

总统下飞机并受到女王陛下迎接。

布兰达领事馆似乎小得可怜。答谢宴会席位不多，我不打算去了。真的颇感到宽慰。

14:07

奏国歌：

不过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暗示内地不太平。我国驻芒戈维尔的人预料会出事。可能是政变。

《上帝保佑女王》——约45秒钟。

同英联邦保持关系的友好非洲国家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和古巴搭上关系的敌对的LDC。在这情况下一切都会很好。

《布兰卡赞歌》——约3分又25秒钟。

14:11

女王陛下和总统检阅仪仗队。

14:15

女王致欢迎辞。

14:18

总统简短答辞。

14:30

上车，前往霍利鲁得宫。

15:00

到达霍利鲁得宫。

H·A·

〔汉弗莱爵士说的“一切都会很好”大概是取消正式访问，而不是指又一个中非国家倒向共产党——编者。〕

11月18日

好久不记日记了。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周末被令人厌烦的选区事务所占用。另一部分由于工作忙碌——令人厌烦的大臣工作。

我感到人家正使我不接触工作。并不是工作少。我的盒子里装满无关的以及无足轻重的“垃圾”。

昨天下午根本无事可干。没有任何约见。伯纳德不得不劝我到下院去听听在那里进行的辩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可笑的建议。下午晚些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审阅接待布兰达总统来访的计划，并且打开电视机收听新闻。据报道，布兰达发生了政变，这使我大吃一惊。据信，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还报道，由于布兰达的丰富的石油储藏量，此事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兴趣和关注。武装部队总司令、那享有有趣名字的萨利姆·穆罕默德上校似乎已经被宣布为总统，或者更可能是自己宣布为总统。没有人知道原来的总统情况如何。

我十分震惊，伯纳德正在我的身边，我叫他立即为我拨通外交大臣的电话。

“我们是否要赶紧抢先一步？”伯纳德问道。

“到哪里去？”我说。接着因为明白了他的用意，又觉得自己在犯傻。我知道这是伯纳德的又一个愚蠢的建议：赶紧抢先就电视新闻刚报道过的某条消息进行一次电话交谈有什么意思呢？我打通马丁在外交部的电话。

他对于布兰达政变的竟毫不知情，真难以置信。

“你怎么知道的？”我把消息告诉他时他问道。

“是由电视台播出的。你竟然不知道吗？你可是外交大臣呀，老天！”

“是呀，”马丁说，“不过我的电视机坏了。”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的电视机？你是否经常接到外交部电文？”

马丁说：“是的，不过要很久以后才来。可能要三两天后。我总是从电视听到国际新闻的。”

我想他是在开玩笑，但看来他并没有在打趣。我说我们必须设计确保那正式访问在任何情况下都照常进行。因为有三个补缺选举都有赖于此。他表示同意这一观点。

我挂断电话，不过是在我要马丁告知我有没有听到进一步详情以后才挂断的。

“没有，是你告知我的。”马丁说，“你是唯一拥有电视机的人。”

11月20日

今晨第一件事便是同汉弗莱爵士会面，他样子十分愉快，几乎是春风满面。

“您听到那糟糕的消息了吧，大臣？”他开腔说道，一面毫不掩饰地微笑着。

我点了点头。

“这仅是一个小小的麻烦事，”他接着说，并且用双手作了一个表示转动的手势，“轮子一直在运转，要取消这次访问安排其实十分简单。”

“你不能这么干。”我告诉他说。

“可是大臣，我们没有选择余地。”

“有，”我反驳说，“我已经同外交大臣谈妥了。”他的面部肌肉似乎微微抽动一下。“我们要向新总统重新发出邀请。”

“新总统？”汉弗莱大吃一惊，“可是我们甚至还不曾承认他的政府呢。”

我用双手同样作了一个表示转动的手势。“轮子一直在运转中。”我微笑着。我终于感到很愉快。

汉弗莱说：“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呢。”

“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我解释说。

“可是……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是何等样人？”

我指出，而且我想是相当诙谐地指出：我们并不考虑让他加入文学俱乐部。我说我一点也不介意他是何等样人。

汉弗莱爵士打算寸步不让。“大臣，”他说，“布兰达现在一片混乱。我们不知道在支持他。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苏联人撑腰，或者仅仅是一个狂暴的普通布兰达人。我们不能在外交上冒风险。”

“政府别无选择。”我说。

汉弗莱爵士又弄一个新花招，“我们还不曾完成文书工作呢。”我对这无聊的事置之不理。文书工作是文官奉若神明的事。我完全可以想像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卧在临终病榻之上，周围全是遗嘱和保险索赔表格。他抬起头说：“我还不能一走了事，上帝，我还没有完成文书工作呢。”

汉弗莱爵士步步逼进。“宫里坚持女王陛下应该得到适当的简报。如果没有文书工作，这是办不到的。”

我站了起来。“女王陛下会应付的。她一直能够应付。”我逼得他处于去批评女王陛下的地位。

他处理得很好。他也站了起来。“完全办不到，”他回答说，“他是？他可能不曾受过良好教养。他可能对她言行粗鲁。他可能 ……失礼！”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而且他肯定要和女王陛下合影……假如他那时原形毕露，显出自己是又一个艾迪·阿明，那可怎么办？其反响之可怕将是难以想象的。”

应该说后一点的确使我略微感到忧虑，但是这到底不像丢弃三个边缘地区那么严重。我清清楚楚地对汉弗莱提出相反的意见。我说：“国家大政方针使这次访问成为必要。布兰达是一个潜在的极为富饶的国家。它需要钻塔，而我们在克莱德赛德的造船厂却

闲着。而且布兰达对于政府的非洲政策还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

“政府并没有对非洲的政策。”汉弗莱爵士说。

“现在已经有了，”我厉声说，“就算这位新总统是由共产党支持的，还有比女王陛下更能把他争取过来呢？更何况我们已经向苏格兰人民许了愿，说是将有重大国事活动在他们那里举行，我们决不能说话不算数。”汉弗莱爵士冷冷地添了一句，“更不用提在边缘选区进行的三个补缺选举了。”

“这与此无关，”我一面说，一面对他怒目而视。

他说：“当然无关，大臣。”不过我可没有把握他是否相信。

电话铃响了。由伯纳德接电话。是马丁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打来的。

伯纳德听着，然后告诉我们说，布兰达新总统已经宣布他根据前任总统的原有安排，打算于下星期访问英国。

这给我很深印象。外交部终于接到消息了。我问伯纳德，电报是否从芒戈维尔打过来的。“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他说，“是外交大臣的司机从他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的一则新闻中说的。”

其结果是：现在得由首相根据我的或者马丁的建议去取消这次访问了。而我则已经决定干下去，这是又一个决策。我到底还是作了不少决策呢，不错！

11月26日

今天是期待已久的正式访问的第一天。电视台播出了穆罕默德总统到达的镜头。伯纳德和我在办公室里观看着——我得承认自己有点心神不定，生怕他万一真的有点粗野。

一架机身漆着“布兰达航空公司”字样的巨型喷气客机着陆了。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英国航空公司眼看就得把他们的”协和式”飞机典当出去了，而这个小小的非洲国家却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而且还有巨型客机等等。

我就问伯纳德，布兰达航空公司共有多少飞机。“一架也没有。”他回答道。

我告诉他别犯傻，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不是的，大臣，这飞机是弗雷迪·莱克尔的，”他说，“他们上星期才租下来，特地把它重新漆过。”大多数贫穷国家（LDG）看来都这么做——联合国大会召开时，肯尼迪机场的跑道上挤满了冒牌国籍的飞机。“实际上，”伯纳德狡猾一笑，补充说道，“有一架747飞机在一个月内分别归属于九家不同的非洲航空公司。人们把它叫做受盲目崇拜的庞然大物。”

我们观看时，在电视屏幕上除了这受盲目崇拜的庞然大物环绕普雷斯特威克滑行以及女王有点冷淡的表情外，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时，伯纳德把今天的日程表交给我，并且解释道，已为我订好从金斯克罗斯到爱丁堡的夜间卧车票。因为今晚我得根据紧急指令在下院参加投票，因而赶不上后一班飞机。接着新闻广播员以任何涉及皇族的场合中一律使用的那种特殊的BBC放低了的音调，恭敬地宣布：我们即将首次看到萨利姆总统了。

于是查利便步出飞机。原来他是我的老朋友查利·乌姆塔利。我们曾经在伦敦经济学院一起学习。根本不是萨利姆·穆罕默德，而是查利。

伯纳德问我有没有把握。多愚蠢的问题！怎么会忘掉像查利·乌姆塔利那样的名字呢？

我叫伯纳德把汉弗莱爵士找来，他听说我们现在对来访官员有所了解而感到高兴。

伯纳德的官方简报没有说明什么。真令人惊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对情况了解得那么少，真叫人吃惊。也许他们还在希望这一切都可以从汽车收音机里接收到呢。简报说的只不过是：萨利姆·穆罕默德上校在若干年前改信伊斯兰教。他们不知道他原来的名字，从而对他的背景也就不大了解。

我却能够把他的全部底细说给汉弗莱和伯纳德。我告诉他们，查利是一个激烈的政治经济学家。他首先到达制高点，然后打败所有的对手。伯纳德似乎松了一口气。“好啦，这样就很好。”

“为什么呢？”我问他。

“我想伯纳德的意思是，”汉弗莱爵士对我开导说，“如果他曾经在英国大学学习过，他就会知道检点自己的行为。即使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也行。”我一直弄不清汉弗莱究竟是不是存心侮辱我。

汉弗莱对查利的政治色彩颇为关注。“你说他十分激烈，是不是指政治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这个意思。“关于查利的情况是这样的：和他在一起你根本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是这样的一种人，他跟着你走进旋转门，而出来时却走在你的前面。”

“没有抱着什么很深的信仰吧？”汉弗莱爵士问道。

“没有，查利所竭力献身的对象便是查利。”“噢，我明白了，大臣。他是一个政治家。”

这肯定是汉弗莱的小小玩笑之一。否则他决不会这么无礼。不过我有时候怀疑汉弗莱说的确是他的本意。而他却打招呼说他只是“打趣而已”。不过我却能够用他自己那无法摹仿的用语来表示对他赏脸，从而也就奚落了他。“很有趣，汉弗莱。”我带讥讽地说。我还指出，因为查利只在这里呆一两天，他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害。

汉弗莱爵士仍然显得关注，“且记住，大臣，”他说，“是您而不是我要他来的。”

“对不起，汉弗莱，我必须继续处理信件。”我说，一面试图掩盖自己的愠怒。

“就在您继续工作之前，”汉弗莱爵士说，“我恳请您看一下这份有关非洲政治的简报。”他交给我厚厚的一份卷宗。又是文件！我拒绝去看它。“不，谢谢。”我说，“我想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好呀，”他高兴地说，“是因为人们不愿意去破坏FROLINAT和FRETELIN之间微妙的势力平衡吧？”

我猜想他知道可以这一点上抓住我的要害，于是就充分利用这有利因素。“我的意思是：如果新总统对ZIPRA比ZANLA更为同情，且不提ZAPU和ZANU，那么CARECOM和COREPER就可能要把GRAPO扯进来，当然这就意味着要重新考虑同ECOSOC和UNIDO的所有老问题，而且IBRD和OECD之间的争吵可能再度爆发……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HMG又将怎么办呢？”[6]

他所说的缩写词中，我唯一听得懂的是HMG〔女王政府——编者。〕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我——尽可能淡淡地——说，我还是看一遍罢。

“我将在火车上见到您。”他说。于是顺顺当当地离开了。我担心他已赢了一次精神胜利。

伯纳德便催我到下院去，可是收文篮里的一大堆信件正怕人地不断增加，好像正在进行自身繁殖似的。“这一切怎么办？”我绝望地说，“我该咋办呢？

“唔，大臣……”伯纳德开口了。他几乎在我不知不觉之中，三番两次把目光投向送文篮。我明白已别无选择了，我抓起整叠信件，郑重地把它们从收文篮移到送文篮中去。

这是一种可笑的感觉，我感到既内疚又轻松。

伯纳德似乎认为我做对了。也许还非这样做不可呢。“对啦，大臣，”他用温和的语调说，“送出去总比收进来好。”

11月27日

昨晚有一个可怕的经历，我不想将此一笔带过。

而今天还得去解决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全是我的过错。而且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顺利处理此事，上帝！

我此刻正坐在头等卧车的床上写日记。同时担心今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且把事情经过从头说起。罗伊斯把我从下院送到金斯克罗斯。我到达后时间还很充裕。我找到了卧车，要了早茶和饼干。火车刚刚开出车站，我打算上床，才把裤子脱了一半，就听到有人气急败坏地敲门。

“呀？”我喊道。

“是伯纳德。”是伯纳德的声音在说话。果然是他。我让他进来。他气喘吁吁而且满头大汗。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官员急成这个样子。他们这些人一般似乎都极其冷静而且富有自制力。说来也可笑，看到他们有时也像其他人一样惊恐万状，同时像掉了头的鸡一样团团转，我就会感到安慰。

伯纳德手里抓着一叠褐色马尼拉纸大公文袋。

“进来吧，伯纳德。”我以安慰的口气说，“怎么啦？”

“看这个，大臣。”他以引人注意的口气说。并且把其中一个公文袋朝我胸口一塞。我十分气恼。伯纳德老是朝我塞文件，在我的卧铺上已经有了四只红盒子。

我把公文袋塞还给他。“不，我不看。”我说。

“您一定得看。”他说。于是公文袋又塞了过来。我们似乎正在把装有炸弹的邮包推来推去，也不要。“这是应予优先处理的事。”

“你对任何事情总是这样说。”我对他指出，并且继续脱裤子。

伯纳德告诉我，他正向我预先提供萨利姆总统明天（天呀，就是今天！）即将发表的演说稿，这份演听稿已由布兰达大使馆向各方散发。

我并不感兴趣。这些演说总是老一套：来这里很高兴呀，感谢殷勤的接待呀，两国之间关系呀，有着共同的体验作为纽带呀，今后愉快而富有成果的合作呀，以及一切常有的蠢话。

伯纳德表示同意，说这些废话在演说中全有。但他坚持要我立即看一下重要的片断——他已经用红笔在下面划线的那些片断，他接着说他正在整列火车散发文件副本。在整列火车散发？我想他准是完全发疯了——但他解释说汉弗莱爵士和外交大臣以及外交大臣的常任秘书，还有我们的新闻官以及其他要人都在列车上。这我却还不曾知道。

我打开文件袋，看到了极其可怕的情况。原来这是一篇我们不可能同意发表的演说稿。

布兰达人，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感到自己和凯尔特民族有特别近似之处。我们在过去同样也得进行战斗以便从英国殖民主义锁链中挣脱出来。我们要你们回忆伟大的过去，去记住威廉·华莱士、罗伯特·布鲁斯、班诺克伯恩和卡拉登。布兰达人民催促苏格兰和爱尔兰人站起来反抗英国的压迫，摆脱帝国主义锁链，并参加自由民族的联谊会。

接着汉弗莱爵士走进来，顺便提一下，他身穿一件相当令人吃惊的金色丝绸晨衣，整件衣服上绣着一条红色中国巨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汉弗莱会穿这种衣服。我仅仅穿着衬衫和短袜，也许难免相形见绌。

“唔，大臣，”汉弗莱爵士开腔了，“看来我们似乎冷不防被人家暗算了。”他继续说他可不愿意说他已经对我这么说了——可是他实际上已经这么对我说了。

“我们的脸将会涂满鸡蛋。”[7]我说。

“不是鸡蛋，大臣，”他温和地说，“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枷锁。”我问他是不是想开玩笑。因为我的确对这情况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开心的。我仿佛听见他说，“不，这只不过是我的小小的枷罢了。[8]”不过由于列车的嘈杂声，我不是十分有把握。

我重复说必须采取措施。在苏格兰举行的三个补缺选举成败未决，且不说对乌尔斯特的影响！[9]“这真是一场灾难。”我低声说着。

汉弗莱爵士似乎并不想去尽力缩小局势的严重性，“这的确是一场大灾难，”他庄重地同意我的看法，而且还在火上浇油，“一场悲剧。一场极其剧烈的、极其可怕的、极其巨大的灾祸。”他停了一下，吸口气，接着直截了当地补充说：“而且这是您干的好事。”这些话并不对我有什么帮助。“汉弗莱，”我责备他说，“给你工资就是要你向我提供建议。你就说吧！”

“总而言之，”汉弗莱爵士回答说，“这倒有点像是在泰坦尼克号轮撞上冰山后向船长提出建议似的。”

“说吧！”我说，“我们肯定能想些办法。”

“我们可以唱《和我呆在一起》。”

又有敲门声，接着伯纳德闯进来。“大臣，外交大臣想同您说句话。”

马丁进来了。

“噢，是外交大臣。”汉弗莱爵士此刻话里充满巴结的口气。

“是的。”马丁说。他知道他是。“你看过那演说稿了吗？”汉弗莱爵士抢在我前面插话说：“是的，我的大臣担心政府的脸上会涂满鸡蛋。大概是苏格兰鸡蛋吧！”[10]

我对于汉弗莱愚蠢的双关诙谐语感到有点讨厌。我问马丁为什么萨利姆·穆罕默德要在这儿作这样的演讲。马丁估计这是说给国内听的，以便向其他非洲领导人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反殖民主义者。

伯纳德把头伸进门口，建议起草一个声明来回答这演讲，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他宣布已经把比尔·普里查德从新闻处找来了。

我自己、汉弗莱、马丁和伯纳德都已经在我的卧车上了。比尔·普里查德原来是个具有橄榄球第一排前锋的体格的人。“再容纳一个小家伙的地方有吗？”他乐呵呵地问道，把汉弗莱脸朝前撞倒在卧铺上。

我问汉弗莱发表声明是不是好主意。

“唔，大臣。”他一面站起来，一面小心回答。尽管身穿那可笑的中国长袍，他那官吏本色不改。“具体说来，我们其实有六个通常可选择的办法。第一是听之任之。第二是发表一个声明，对演说深表遗憾。第三，提出正式抗议。第四，停止援助。第五，断绝外交关系。第六，宣战。”

听上去建议可不少。我感到高兴，便问他该怎么办。

“第一，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这等于默认这篇演讲。第二，如果我们发表声明，我们就会出丑。第三，如果我们提抗议，对方会置之不理。第四，我们无法停止援助，因为我们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援助。第五，如果我们断绝外交关系，我们就不能进行有关石油钻塔合同的谈判。第六，如果我们宣战，那就可能显得反应过火了。”他停了一下。“当然在过去，我们大有可能派一艘炮艇去。”

此刻我绝望了。我说：“我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他们都恐惧地盯着我瞧。很显然，这是办不到的。

当汉弗莱列举各种可能性时，伯纳德已经走开。此刻他又挤进车厢来。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正从车厢那一头走来了。”他宣布说。

“真怕人呀。”比尔·普里查德咕哝着，“这里不会像加尔各答的黑牢那样。”

接着我便明白了他的意思。在朋友中以“巨人”而闻名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弗雷里克·斯图尔特爵士猛地推开了门，把伯纳德撞到壁上，马丁冲到洗脸盆那边去，而汉弗莱则脸朝下倒在卧铺上。那座巨大的肉山开口了：

“可以进来吗，大臣？”巨人却有一把意想不到的既细又尖的嗓音。

“不妨试试看。”我说。

“这似乎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了。”比尔·普里查德抱怨说，因为那颤动的大肉球正往这小小的包厢硬挤进来，把比尔挤到镜子边，把我挤到窗边。大家都紧紧地站在一起。“欢迎你来到常务委员会。”汉弗莱一面把身子勉强撑直，一面说。

“我们对这可怕的事该咋办？我是指这可怕的演讲。”我生怕巨人误解而生气，赶紧添了后面这句话。他的秃顶反射着头顶上的灯光而闪闪发亮。

“哎，”巨人开口了，“我想我们知道这一举动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吗，汉皮？”

汉皮？这是不是他的绰号呢？我以新的目光望着他，他显然认为我正等待他回答。

“我认为弗雷德里克的意思是说演讲中讨厌的那段话说不定是讨价还价的本钱。”

“是棋赛中的一着。”巨人说。

“是战役中的第一枪。”汉弗莱说。

“是开场白。”伯纳德说。

这些官员真是讲陈旧套语的能手。他们可以整夜说个不停。如果不加制止，他们是会这么干的。于是我打断了他们。

“你们的意思是说他想问我们要什么东西？”我明明白白地说。

幸而有人很有见识。

“如果他不想要什么，”巨人斯图尔特问，“为什么在事前给我们一份副本？”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但不幸由于大使馆人员都是新人，通常的渠道都被堵住，而且我们也才刚刚见到这份演说稿。又没有了解这位新总统的情况。”我看出汉弗莱给我使个眼色。

“我了解一些。”我有点勉强地自告奋勇。

马丁显出惊讶之状。巨人也是这样。

“他们过去是大学同学，”汉弗莱朝我说，“老同学还有交情吗？”这里似乎有问题。我对于情况的这一转变并不太热衷，我到底有二十五年没见到他了，他可能不认得我了。我对自己能取得什么成就缺乏信心。

“我想您该去见见他，弗雷德里克爵士。”我回答说。

“大臣，我想您更能起作用。”巨人说。他似乎不理解话中的讥讽意味。

接着一阵沉默，这时比尔·普里查德企图把自己吃吃笑声变成咳嗽声以掩盖笑声，但没有成功。

“这么说我们大家都同意，”汉弗莱爵士问道，“让这座大山去见穆罕默德了？”

“不，该让吉姆去。”马丁说。这时他那超重的常任秘书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新闻官屏住气发出更多的噗哧声。

我明白我别无选择。“好吧，”我表示同意，朝汉弗莱爵士说，

“你可要和我一起去了。”

“那当然，”汉弗莱爵士说，“我是不会让您独自去处理这件事的。”

这是不是又一个侮辱，或者只是我的过分猜疑而已？

今天晚些时候。

查利·乌姆塔利——或者我不如从今以后叫他萨利姆总统吧

——欢迎我们于上午10时来到他在卡列多尼亚饭店下榻的套间。

“啊，吉姆，”他站起来客气地招呼我们。我早已忘掉他那一口漂亮的英语。“请进来，见到你多高兴。”

唔，我可真的因他热诚的接待而感到相当高兴。

“查利，”我说。我们握了握手。“长时间不见了。”

“你不用对我讲洋泾浜英语啦。”他说，一面把脸转向助手，要他为我们大家送上咖啡。

我介绍了汉弗莱，接着大家都坐下。“我老是认为常任秘书是一个低三下四的头衔。”他说。汉弗莱的眉毛往上一竖。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它听上去就像是助理打字员什么的。”查利愉快地说。于是汉弗莱的眉毛扬得更高，几乎消失在发际线中。“不过，”他以同样的语调说下去，“您其实不是主管一切事务的吗？”查利一点也没有变。

汉弗莱恢复镇静后夸耀说：“并不是一切全管。”

接着，我祝贺查利成为国家元首。“谢谢，”他说，“不过这并不困难。我用不着去做任何令人厌烦的事情，比如竞选，”他停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加了一句，“或者比如补缺选举之类的事。”并且对我们温和地微笑。

这是不是一个暗示？我决定对此只字不提。于是他过了一会接着说下去。“吉姆，当然啰，我很高兴见到你，不过你这次纯然是社交性质的拜访，还是有什么事要特地找我谈呢？因为我的确有必要对自己的演说稿作后修正呢。”又是一个暗示吗？

我告诉他，我们已经事先见到那发言稿了。他问我们是否喜欢它。我就问他，作为朋友，我是否可以坦率地讲？他点点头。

我试图使他明白那关于殖民主义压迫的话可有点——唔，其实是极其令人尴尬的。我问他是否可以把涉及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那一段话整个删去。

查利回答说：“我深深感到这些话是真实的。当然英国人不至于相信真话是可以压制的吧？”了不起的一着呀。

汉弗莱爵士想从旁帮我一下：“我想也许有什么办法能说服总统去考虑改变有关的措词，这样就可以把重点从具体事例转移到抽象的概念上去，而又不至于影响主题的观念完整性？”这话算不上有什么帮助。

我啜饮着咖啡，脸上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连查利也不曾听懂。我不相信他听得懂，因为他等了好一会才说：“现在趁着你在这里，吉姆，是否可以就我打算在会谈中向首相提出的建议听一下你的意见？”我点了点头。

他便告诉我说，他在布兰达搞的小小政治变动已经使他们石油工业的某些投资者感到恐慌。在他看来，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所以他希望从英国得到一些投资以度过难关。

我们终于坦率地谈到正题了。

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要五千万英磅。

汉弗莱爵士显得十分关注，他给我写了一张小条子。“问他是什么条件。”于是我就问了。

“十年后开始还本。不收利息。”

我觉得不错，但汉弗莱却朝他的咖啡杯呛了一下。于是我便说五千万英磅是一笔巨款。

“好吧，如果这样……”查利开口了。我看出他就要结束会谈了。

“我们还是谈下去吧。”我使他平静下来。又从汉弗莱那里接到一张条子，里面说如果平均利率是百分之十，而贷款是免息十年的，那末他实际上是要求给他五千万英磅的无偿赠予。

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一点告诉了查利。他十分有理由地（我是这么认为的）解释说，这完全对我们有利，因为他们将用这笔贷款去购买在克莱塞德制造的石油钻塔。

我明白这话的正确性，而我却从汉弗莱那里收到又一张焦急的写出来的、此刻几乎无法辨认的条子。上面说，查利要我们给他五千万英磅，这样他就能用我们的钱购买我们的石油钻塔。（词下面的点是他加上去的。）

我们不能像顽皮的小学生那样继续彼此传递纸条了。于是我们进而小声交谈。“我觉得这话相当合理。”我低声说道。

“你不可能真的这么说吧。”汉弗莱用嘘嘘声说话以示反对。

“大量就业机会。”我反驳一句，并问查利如果我们达成这笔交易，他是否对演说作适当的删改？这便是我们摊在桌上的牌。

查利对我把这两桩事联系在一起假装吃惊，不过同意进行删改。但是他要马上知道结果。

“是讹诈！”汉弗莱爵士进而把话声提高到像舞台上的高声私语，就是从王子街另一边也可以听到。

“你是指我还是指我的建议？”查利问道。

“当然是指你的建议，”我急忙说道，但马上领悟到这是一个引人上当的问题。“不，甚至也不指你的建议。”

我转向汉弗莱，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同意这建议。这种类型的交易到底还是有过先例的。[11]

汉弗莱爵士要求同我私下讲句话，于是我们便走出去，站在走廊中。

我不明白汉弗莱为什么如此冒火。其实查利已经给了我们一条出路了。

汉弗莱说我们永远也收不回那笔款子。因此他不可能向财政部建议这笔贷款，而财政部也不会向内阁提出建议。他神气地宣布：“您是打算用五千万英磅公款进行收买，以解决政治上的困难。”

我解释说这是外交手腕，他说这是舞弊。我就说：“巴思大十字勋章。”把声音压得刚好听得见。

经过了好一会。

“您刚才说什么，大臣？”

“我没说什么。”我说。

汉弗莱突然显出沉思的样子。“在另一方面……”他说，“…… 我们不希望苏联人在布兰达投资，是不是？”我摇摇头。“噢，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他低声说。

“如果我们不去投资，他们就会。”我说，顺势再帮他一把。

汉弗莱开始站在我这一边列举所有理由。“我认为我们可以争辩说，我们作为南北对话之一员有责任去……”

“TPLAC吗？”我说。

汉弗莱不理睬我的俏皮话。“的确，”他说，“要是我们坚持取得十年后石油年收入百分之一的权益……是的，总的说来，我认为我就可以根据我们对第三世界的义务设想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再把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拉进来……还有萧条地区的就业问题，这将推动劳动就业部和苏格兰事务部……钻塔的建造还会把贸易与工业部调动起来，还有，如果我们能向财政部保证不危及国际收支平衡……是的，我想我们可能就此促进共识。”

我想他早已作出这个结论了。于是我们就回到查利的房间去。

“总统先生，”汉弗莱爵士说，“我想我们终于可以彼此达成协议了。”

“你是知道我出的价格的。”查利说。

“你也知道我出的价格了。”我说着朝汉弗莱爵士笑笑，“人人都是可以收买的，不是吗？”

汉弗莱爵士又显得神秘莫测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些人被称为官吏的原因吧。

“是，大臣。”他回答道。

[1]皇冠，即“君主”——译者。

[2]Less DevelepeDCountries的缩写——译者。

[3]HumaNResource-Rich Countries的缩写——译者。

[4]Tin-PotLittle AfricaNCountry的缩写——译者注。

[5]K是爵士衔，KCB是高级巴思勋爵士。G是大十字勋章。GCB是巴思大十字勋章爵士。

[6]FROLINAT是法文词首字母拼凑词，意为“乍得全国解放阵线”。FRETELIN是葡萄牙文词首字母拼凑词，意为“解放帝汶托管机构”，［帝汶是被印尼占领的葡萄牙一处小小的殖民地。］ZIPRA是“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ANLA是“津巴布韦非洲人解放军”。ZAPU是“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NU是“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联盟”。CARECOM是“加勒比共同市场”的词首字母拼凑词。COREPER是法文词首字母拼凑词，意为“欧洲共同市场全民代表委员会”。ECOSOC是“联合国经济会理事会”。UNIDO是“联合国发展组织”。IBRD是“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OECD是“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GRAPO竟然不可思议地被拉进去了，因为它是西班牙文的词首字母拼凑词，意为“十月一日反法西斯革命小组”。可能是汉弗莱爵士试图以此来困惑他的大臣。

[7]丢尽脸的意思——译者。

[8]“玩笑”的英文为joke，而“枷”的英文是yoke，听上去可能引起混淆——译者。

[9]即北爱尔兰——译者。

[10]这里的鸡蛋是指忿怒的群众向政治家投掷的鸡蛋，表示抗议——译者。

[11]哈克或许可能想到了卡拉罕政府时代与波兰达成的造船交易，根据协定，联合王国向波兰人无息贷款，这样他们便可以用我们的钱向我们购买以后将同我们自己的航运业竞争的油轮。这批油轮要在泰恩塞得建造，那是工党控制的失业率极高的边缘选区。可以说，工党政府是用国家资金来收买工党选票。不过没有人这么说——也许因为就像细菌战一样，没有人愿意冒险去使用一种无法控制的、到头来会危及自己的武器。

3．节约运动

12月7日

在选区里度过一个不平静的周末以后，我坐上了开往城里的火车，信手翻开了《每日邮报》，报上有一篇攻击我个人的长文章。

我向车厢环视了一周。通常头等车厢总是坐满了看《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或者《金融时报》的乘客。可是今天所有的人似乎都在看《每日邮报》。

让我们把吉姆·哈克辞退吧！

作者：约翰·皮尔格林——特别调研员

吉姆·哈克议员阁下答应要履行政府提出的精简行政部门的保证，消除白厅和市政厅那些爱管闲事的人的干预。可事实上，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行政部门反而日益庞大呢？

我发现，至少有四个部门负责检查同一种类的军服供应情况。国防部检查是否收到了自己的订货。贸易与工业部检查这些服装是否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制作。劳动部就全部检查制造商是否遵守了劳动力安排计划标准。而吉姆·哈克手下的那伙乱哄哄的人则要对其他人个个进行审查！

吉姆·哈克本人是白厅内部人员超编的明显不过的例子了，作为第一步，就让我们首先将他辞退吧，这样政府至少可以节省一份薪水开支。

我一走进办公室，伯纳德便把报纸递给了我，并问我是否看过。我告诉他，我已经看过了。伯纳德说弗兰克已见到文章并要见我。接着，弗兰克走了进来，问我是否看过这篇文章，我告诉他我已看了。

接着，弗兰克便对我念了起来。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对着我念。我对他说我已看过了。看来，他似乎觉得把这篇文章大声念出来会让他好受些。但这却使我心情更沉重了。

我不知道他们每天能卖出多少份报纸。“二百万份，还是三百万份？”我问伯纳德。

“不，不，大臣，”瞧他回答的模样，似乎是说我所提出的数字过大，简直荒谬绝伦。

我催他快回答。“那么，倒底有多少份？”

“嗯……四百万份，”他带点勉强地说，“所以只有……只有一千二百万人看过那文章。一千二百万人或者一千五百万人。您知道该报的许多读者并不理解所读的内容。”

在此同时，弗兰克变得越来越惹人生气了。他不断地说，“您看过这段吗？”说着，便念出了又一段骇人听闻的话，譬如：“你们是否知道在国内税务部门工作的人甚至比在皇家海军服役的人还要多？”这点我可从没听说过，不过当我朝伯纳德望去时，他点了点头，表示确有其事。

“……或许，”弗兰克还在大声念那份该死的报纸，“……或许政府以为课税是好的防御形式吧。”

伯纳德在一旁暗笑，等他看到我并没有被逗乐这才不笑。他试图将自己的窃笑声装成咳嗽声。

此时，弗兰克告诉我说——好像我本来不知道似的——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我必须把精简行政部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我把这一点向弗兰克指出了。“要不要我把实情告诉你？”他生气地说，“你已经被驯服了。”对此，我不屑回答，再说，我一时也想不出怎么回答。

〔“驯服”这一词是英国文官的专门用语，意思是使一位新任大臣照他们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如果一位大臣已经驯服了，能自动以文官的观点来对待一切事务，在威斯敏斯特，[1]这位大臣便被说成是已经“同化”了——编者。〕

这时，汉弗莱爵士走了进来，他手里挥动着一份《每日邮报》。

“您看过了吗？”他说道。

这未免太过份了。我终于发火了。“是的，是的！是的！！！我已经看过那份该死的报纸了。我看过了，你也看过了，我们全都他妈的看过了。我的话你们都弄明白了吧？”

“相当明白，大臣。”经过一阵短暂而痛苦的沉默以后，汉弗莱爵士冷冷地说道。

我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请他们一一坐下。“汉弗莱，”我说，“我们只得精简行政部门了。这个部共有多少人？”

“这个部？”他闪烁其词地说，“噢，我们这个部很小。”

“怎么个小法？”我问道，但不见回答，于是我决定妄自猜测一下。“两千？……还是三千？”我提出了一个数目，唯恐情况糟得不能再糟。

“我想大约有二万三千人，大臣。”

我大吃一惊。二万三千人？在行政事务部里？二万三千名行政人员都是用来管理其他行政人员的？“我们必须进行一次体制和工作方法的研究，”我说，“来看看有多少人是用不着的。”

“去年我们曾经作过这种研究，”汉弗莱爵士淡淡说道，“当时我们发现我们还需要再增加五百人。不过，大臣，我们完全可以关闭掉您的那个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2]

“公众，”汉弗莱爵士说，“他们对浪费公家钱财的事一窍不通。

而我们则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笑了笑说：“你可以把这话写下来吗？”汉弗莱变得十分暴躁。“您明白我并不是那个意思，”他厉声说道，“监察办公室充其量只不过是制造麻烦者的信箱而已。”

“它得保留下去。”我回答。

我们双方冷冰冰地对视了一会。汉弗莱爵士终于开口说：“好吧，您要我马上拿出办法来，那我可再也提不出其他什么节约之道了。”

这很可笑。“你是否真的想告诉我，”我问，“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节省了吗？”他耸耸肩。“唔……我想我们可以裁掉一二名端茶小姐。”我又发火了。我叫他别再胡闹。我说我要的是事实和答案。

我将它们一一列了出来：

1．有多少人在此工作？

2．他们都在干什么？

3．我们有几幢楼房？

4．楼里都有些什么人和什么东西？

我清清楚楚地讲了这些问题并且要求对之进行彻底的研究。我们要先把自己的事处理妥当，然后再去处理白厅其他部门的事。只有彻底研究以后，我们才能知道哪些地方需要节省开支、减少人员和取消各种手续。

汉弗莱有点不耐烦地听着。“大臣，行政部门，”他趁我停下来喘气之际回答道，“完全是为了贯彻议会通过的法律而存在的。只要议会为了越来越多地控制人民生活而不断立法的话，那么行政部门就必然不断扩大。”

“哈！”弗兰克发出一声嘲笑。

汉弗莱爵士转过脸，以呆滞的目光凝视着他。“我是否可以认为韦塞尔先生不同意我的话？”“哈！”弗兰克又发出声来。

弗兰克也不断使我心烦。“弗兰克，你要么笑出声来，要么就干脆别笑。”我对他说。

“大臣，”汉弗莱说着站了起来，“我已经充分明白您的要求，因此，如果允许的话，我好是马上行动起来。”

汉弗莱走后，弗兰克告诉我，有人正在故意掩盖事实。很明显，一位西北地区的审计官单单在他的地区就节约了三千二百万英磅的开支。可是文官却把这消息压下来了。我问是什么原因。

“他们不愿意削减开支，”弗兰克不耐烦地说，“叫汉弗莱爵士去精简行政部门岂不等于叫酒鬼去炸掉酿酒厂吗？”

我问伯纳德，这情况是否确实。伯纳德说他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不过，如果情况属实，他会感到非常惊讶的。我请他们两人去核实一下。伯纳德说他将通过内线去了解事实真相。我和弗兰克商定去进一步打听情况。

〔几天后的某个时刻，伯纳德·伍利和汉弗莱·阿普尔比有一次会晤。汉弗莱爵士在会晤后写了一份备忘录，我们在沃尔塞姆斯托的行政事务部人事档案中发现了这一备忘录——编者。〕

伍利于下午5点15分来讨论西北地区审计官节省了三千二百万英磅的事。我评论说，我十分惊讶。

伍利说他也十分震惊，并说这件事居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他有时显得忧心忡忡，过于幼稚。当然，这一切我是知道的。我感到惊讶的只是这事怎么会捅出去。这样一来，在下一年度的政府开支审查委员会复核中，我们只能从财政部获得较少的经费。

我觉得如果我和伯纳德·伍利谈得随便些，我就会对他了解得更深些。

〔为此，汉弗莱爵士从他的办公桌后面转移到谈话区来，并说此刻已过了5点30分，并将一杯雪利酒递给伍利。——编者。〕

接着我问他为什么发愁。他表示他真诚希望行政事务部能省些钱。这真让人吃惊。他显然至还不明白我们工作的要旨。

政府部门必须有个衡量工作成就的方法。英国莱兰公司可以用利润来衡量它的成就。

〔英国莱兰公司是一家汽车厂的名字，八十年代纳税人曾将几十亿英镑投入该厂，为的是在英格兰中西部地区造成充分就业的局面。更确切地说，英国莱兰公司是以它的亏损大小来衡量自己的失败的——编者。〕

可是，行政部门不存在赚钱或亏损的情况。从而我们是以雇员的人数和预算的大小来衡量成就的。按照这一定义，大部门就比小部门更为成功。伍利连这一简单提法就是我们整个体制的基石这一点也不懂，居然还能通过行政学院考试，真是不可思议。

也没有叫西北地区审计官去节约三千二百万英镑，要是人人都这么做呢？是要所有的人都开始不负责任地到处节省呢？

伍利提出主张，说是大臣希望节省开支，这又暴露出他的可笑和无知。我于是不得不阐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实：

1．大臣像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在所有部门中，大臣平均任期不到十一个月。

〔蒙蒂·芬尼斯顿爵士在担任英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的十年期间，至少和十九个工业大臣打过交道——编者。〕

2．尽管大臣本人的反应惊慌，但我们协助大臣为部里争取经费责无旁贷。

3．但是，必须允许大臣惊慌失措。政治家喜欢这样。他们需要的是活动——他们以此来替代成就。

4．认为我们必须去做大臣要求的每一件事，因为他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这种论点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议员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们是由他们所在的选区党组织挑选出来的，也就是说，由三十五个穿着肮脏雨衣的男人和三十五个头戴滑稽可笑的帽子的女人挑选出来的。以后的“挑选”过程同样是荒谬的：一共只有六百三十名议员，一个超过三百名议员的党便组成政府——在这三百人中，有一百人太老又太笨，不可能成为大臣，另外一百人太年轻幼稚，也不可能成为大臣。于是剩下的一百名议员便填补了一百个政府官职。实际上毫无选择可言。

5．从而大臣们既未经过适当的挑选又未经过训练，因此我们的爱国责任便是尽可能多地为他们安排好，以便作出正确的决策。

后我开导伍利怎样对大臣说明节省三千二百万英磅的事，我向他提供了下列各种可能性。伍利可以说：

1．他们在西北地区改变了原先的会计制度。或者

2．他们重新划定了地区疆界，所以本年度的数字已经变得不可比较了。或者

3．这笔钱原是用来补偿过去两年的特殊额外支出。每年一千六百万英镑，而今年已经停止补偿了。或者

4．这只是一种帐面上的节省，这笔钱将在下年度花掉。或者

5．由于一项巨额支出完成付款较迟，因此该地区在下一年度就会相应地出现预算赤字了。

〔这个办法在技术上称为分阶段处理——编者。〕或者

6．有一次事前未曾估计到的、然而却是十分重要的人员和企业的异地搬迁，从而其他地区的支出便相应地增加了。或者

7．在会计年度初期为了节约的原因而取消了一些大项目。结果这笔支出并未发生，但却已经进行预算拨款了。

伍利看来明白过来了。我担心他还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我要对他密切注视，因为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仍然认为他是有培养前途的。

他主动告诉我说，弗兰克·韦塞尔正在进行窥探。我当然会安排一辆公家汽车助他一臂之力。

〔为那些找麻烦的外来人提供公车是行政事务部的惯常做法。只要司机说明行车里程，就可以依赖他来报告所去过的地方。司机是白厅获取消息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他们的乘客往往疏忽大意，忘记自己在汽车后座所讲的每句话都可能被前座听见。何况，大臣们又往往会忘记机密文件，把它遗忘在车里。情报是白厅最值钱的硬通货。司机则用情报做买卖——编者。〕

〔下面几份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弗雷德里克·斯图尔特之间传递的备忘录是在一个部的档案里发现的——编者。〕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弗雷德里克·斯图尔特写的便条：

亲爱的汉弗莱：

我担心你们的那位大臣还在尝试那无谓的节约。

巨人

12月10日

汉弗莱爵士写给弗雷德里克爵士的答复：

亲爱的巨人：

希望这次就像所有其他政府的节约运动一样——三天发布新闻，三个星期的内阁备忘录，然后中东发生危机。于是一切恢复正常。

H.

12月10日

弗雷德里克的回复：

亲爱的汉弗莱：

希望你是对的，但是你我何必抱侥幸心理呢？我建议再来一个刚毛衬衣行动。[3]

节约先及自身。个人先树立榜样。不可能期待别人去做我们自己也不愿做的事。云云。

巨人

12月11日

汉弗莱爵士的回复：

巨人：

好主意！我会试一试。谢谢。自我克制常常是解决问题的好途径。

H.

又及：在市长阁下的宴会上见。

12月11日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12月15日

今天我们开了个节约开支的大会。弗兰克已经作了两个星期的调查。会议并不完全如我所设想的那样收场，不过我们目前的确有了一个行动纲领，尽管它不是我所期望的那个纲领。

参加会议的有汉弗莱爵士、伯纳德和弗兰克。弗兰克提供了有关我们挥霍浪费的一些似乎令人吃惊的内情。我对汉弗莱爵士说他会对这一切感到震惊，并告诉他说，这些新揭露的事实看来是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自我放纵行为的可怕谴责。

汉弗莱爵士似乎很关切而且感兴趣，他极欲了解在哪些方面可以进行大幅度的节约。

弗兰克准备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关于人力资源；一份是关于房屋。我决定先看关于房屋的那份。

“查德威克大楼，”我开口道，“在西奥德利街。”

“这是一幢极大的建筑物，”弗兰克说，“在里边办公的人很少。”汉弗莱说他凑巧知道这幢楼房的情况。“目前那幢楼的确没有被充分利用，但是它已经被指定为新设立的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办公楼。其实我们还吃不准，待到所有的办公人员搬进去以后，那幢楼会不会还嫌太小呢。”

这话倒是很在理的。因此我往下研究位于瓦尔塞姆斯托的斯密斯夫人大楼。那楼是完全空着的。

“当然应当空着，”汉弗莱爵士说，“有关安全问题嘛。大臣，我不能多说了。”

我问他这话怎么讲。“你指的是MI6？”[4]问道。

汉弗莱摇摇头，什么也没说。于是我追问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承认有MI6这回事。”他回答。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蠢话。我指出其实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

“然而，我们并不承认。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上的人不是个个都经过vetted（审查）的。”

“vetted”是很愚蠢的表达方式。我说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对待猫儿一样。

“是的，不过可没有指鼬鼠[5]呀，大臣，”汉弗莱爵士很尖刻地说道，同时瞧着弗兰克，“斯密斯夫人大楼是绝对保密的。”

我嘲讽地问道：“瓦尔塞姆斯托的一幢七层楼房怎么会是一个秘密呢？”

“有志者事竟成呗。”汉弗莱回答，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这是我的感觉）。那目光看来是和善的，但我看得出，只要弗兰克在场，他就不打算讨论哪怕是稍微涉及安全的事情。我不打算叫弗兰克离开，于是只得不情愿地接着讨论下面的两只白象[6]。

“海德公园的韦林顿大厦，价值估计七百五十万英镑。萨克维尔广场的威斯敏斯特老市政厅楼，估价为一千一百万英镑。两幢楼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少，里边放满了档案柜。”

“请问这些估价的根据是什么？”汉弗莱爵士问。

“本地区办公用房地产的现行价格。”弗兰克说。

“啊，不幸的是，”汉弗莱爵士用他那肯帮助人的口吻说道，

“这两幢楼其实都卖不到现行价钱。”我问他为什么。

“韦林顿大厦没有太平梯或防火安全门，而且大楼的构造也不容许改建，因此不能作为办公楼出售。”

“那么我们怎么能使用这幢楼呢？”弗兰克咄咄逼人的问道。

“政府办公大楼可以不需要防火安全许可证。”

“为什么？”弗兰克问道。

汉弗莱回答：“大概是因为女王陛下的公务人员不容易着火[7]吧。”这回他咯咯地笑了。又是他开的一个玩笑。他似乎越来越沾沾自喜了。我可不喜欢他这个样子。

〔事实上，政府办公大楼也必须遵守大多数法定防火要求，至于逃命设施则不必照规定办！——编者。〕

节约的事进展不大。于是我就问为什么威斯敏斯特老市政厅楼不能作为办公楼出售。

“那是登记入册的一级建筑物。不可能改变目前房屋使用人

——环境保护委员会的户名。这点您是明白的。”

我们一无进展。弗兰克换了个话题，建议我们把比肯斯菲尔德大街上的3号楼至17楼卖掉。

汉弗莱说：“那里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三层地下室。”

“那又怎么了？”我说。

“是以备万一。”汉弗莱爵士说。我等着他的下文，但是过了一会，他显然认为自己已经把话讲完了。

“万一吗？”我终于发问了。

“您明白，大臣，”他话里有话，“必要时政府的应急总部所在地。”

我摸不着头脑。“什么必要时？”

汉弗莱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必要时’[8]……您知道是指什么吗？”他回答的声音轻得连听都听不清。

“什么？”我吃不准自己有没有听错。

“‘必要时’您知道是指什么吗？”

“我不知道是指什么，”我困惑地说，“究竟是什么？”

“什么？”此刻他也似乎感到困惑了。

“‘必要时您知道是指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必要时’，我知道是指什么——什么？”

后汉弗莱才下定决心把他的意思弄明白。“等到危机来临，出了乱子，灯火熄灭时，大臣……即使其他各处都陷入了瘫痪状

，政府也总得有个场所继续维持下去呀。”

我小心思考片刻，问道：“为什么？”

汉弗莱显然被这个问题给完全搞昏了。他像是开导一个反应迟钝的五岁小孩似的说道，“政府不会仅仅因为国家被破坏而停止工作。毁灭已经是够糟糕的事了，不能让无政府状使它变得更为糟糕。”

很明显，汉弗莱担心的是许许多多反叛的余烬。

但是，这显然是该由国防部操心的事。我明白我对比肯斯菲尔德街3至17号楼的处置是无能为力的。

在弗兰克的清单上还有一幢差不多完全未加利用的楼房。这可是我后的希望了。“那么，中央户籍登记处的那幢房呢？”我没多大把握地问道。

“那里没有建筑许可，”汉弗莱满不在乎地一笑置之，就像是一个知道自己已经连胜五盘，比分遥遥领先的人那样。

弗兰克突然插嘴。“他怎么会对这一切全都一清二楚？”他以挑衅的语气问道，然后朝向汉弗莱爵士，显出责备的度，“你早就知道我去过的地方了。”

我可不曾想到这一层，不过弗兰克显然猜对了。我正准备就此质问汉弗莱，他却先开口了，使得我无法加以责难，“我们当然知道他去过哪里。他难道应该偷偷摸摸暗中刺探不成？”

对于这个变向曲线球，我毫无思想准备。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处境十分尴尬。

汉弗莱乘胜追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完全相信公开调查，不是吗？”

对此，我无言以对，于是我便一本正经地合上了大楼档案的卷宗。

〔总之，不可能一下子同时把所有的政府大楼全部卖掉。如果你把伦敦的政府地产全都同时投放市场，你就会把整个市场搞垮——就像钻石的情况那样——编者。〕

我转向人力资源方面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我觉得自己踏实得多了。

“显而易见，”我开口道，“在森德兰就有九十名文官重复做着白厅这里的另外九十个人所做的工作。”

汉弗莱点点头。“那是内阁的决定。要在西北地区创造就业机会。”

后我们达成了某种协议。“把这些人给裁了吧。”我提议。

弗兰克迫不及待地表示赞同：“是啊，这样一下子便裁掉了九十名文官。”弗兰克狠狠说出“文官”这个词的腔调叫人听起来仿佛他们比小偷还要可鄙。如果我是个文官，我想弗兰克的语气是会使我生气的。不过我应当说汉弗莱爵士似乎并不太介意。

但是他对弗兰克那个“一下子”却找了个岔儿。

〔实际上这是爱德华·希思的用语。他当时讲的是一下子降低物价，不用说，这种降低物价的好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编者。〕

“或者该更确切地说，一击之下吧。”汉弗莱爵士说。

“什么？”我问。

“大臣，我个人完全赞成这个行动。那是一项可观的节约措施。但是……我该提醒您，那是一个经济萧条地区，所以才有了当初创造就业的计划。政府要在一个萧条的边缘选区裁员，会显示极大的政治魄力。”

我们默不作声地坐了好一阵子。我必须说，我认为汉弗莱能提醒我一个边缘选区可能因此丧失掉是非常宽宏大量的。一般说来，文官对那些重大的政治分析是不感兴趣的。

我显然不能冒发生罢工的危险。此外我对节约的事真的感到一筹莫展了。我打定主意要汉弗莱出点子。“瞧，汉弗莱，”我说，“话固然不错……不过……嗯，我真的不相信在行政部门就没有节约的余地了。其实我到处都看到浪费的情况。”

“我同意您的话，大臣，”对方的回答使我吃惊。“的确有可以节约的地方……”

“那么……”我打断他的话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说说哪里有浪费？”

令我惊讶的是汉弗莱爵士突然变得十分积极起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办公的整个排场实在太大了。您知道，汽车呀，家具呀，私人办公室人员呀，娱乐设备呀，复印机呀……”

这可太妙了。我举双手赞成，我起劲地点头，表示同意。

“但是这里有个困难，”他补充道。我的心又往下一沉，但我还是等着他的下文。“如果上头那些人继续享受各种方便和令人舒适的设施，却不让下面的人享受这些待遇的话，那就肯定会引起很大的不满，更不用说那些会造成极大损害的宣传了……”

他停了下来，不说下去，等我作出反应。我必须承认自己不是很起劲。显然，汉弗莱的打算是要他和我两个人率先带个头。所谓节约先及自身，不可能期望别人去做我们自己也不愿做的事，云云。

我质问汉弗莱，“靠这个就能省出那么多钱吗？”

“当然不会直接省出那么多钱，”他说，“不过从对整个政府部门所起的模范作用来说……是不可估量的！”

此时，弗兰克提出了一个重要理由来支持汉弗莱的计划。他指出这里面会有很大的宣传作用。他说报上会有这样的标题：“大臣在带路”。或者“精简政府机构——哈克作出表率”。我们甚至会见到以名字称呼以表示友好的标题：“把这个省下来，吉姆如是说”。我授意汉弗莱尽快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巴望看到这个计划如何起作用。此刻，我心中充满希望。

12月20日

此刻是星期天早晨。我是在选区中自己的家里写日记的。

几天来一直挤不出时间写日记。因为节约运动增加了大量的额外工作。不过，我确信这一切将是值得的。

星期五夜晚回家，一路上真可怕。我半夜才到达。安妮已经睡了。看得出她为我们准备了晚餐，而这顿饭菜已经不能再吃了。

我想叫辆出租车把我从白厅送到尤斯顿，可是雷雨正在发作，根本就租不到车。于是我就提着三只红盒子去乘地铁，这些盒子装满时是十分沉重的。在尤斯顿站又误了车，所以回到家里又累又湿。

我叫醒了安妮并为此向她表示抱歉，告诉她一路上所遇到的麻烦。“那你的那辆公家司机开的车子呢？”她焦虑地问道。

“我已经退掉了公家车，”我自豪地向她解释道，“我还辞退了司机，退掉了那些豪华的办公室家具，还有酒柜，连我手下的办公人员也辞退了一半。”

“你被开除了！”她说。安妮常常会贸然作出极其可笑的危言耸听的结论来。我解释道，现在正开展节约运动，我在带头取消所有的虚架子、奢侈品和特权呢。

安妮似乎不能理解。“你疯了！”她发怒道，“你做了二十年的后座议员，一直在抱怨自己缺少设备，缺少帮手，如今人家给了你这些东西，可你去毫不珍惜，统统放弃。”

我试图向她解释，可她连水都泼不进去。“二十年来你一直希望自己取得成功——既然成功不比失败给你带来更多的享受，那又何苦呢？”

我解释说这个行动终会给我带来更大的权力。

安妮无动于衷，“等到你成了首相，你怎么个旅行法？难道要沿途求人免费搭车吗？”她为何不能理解呢？

12月21日

今天节约运动大有进展。

由于我的私人办公室少了十二个人手，工作有点跟不上。伯纳德在加班工作，我也是这样。不过我们的确不需要那么多人手在外边看我的信、为我写信、预约会晤、接听电话、起草对质问的答复等等——总之——把我保护起来不受外部世界影像。我不需要这么多人护着我。我是人民的代表，应该使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我接触，不是吗？

但是，我们应当避免像今天早晨那种糟糕情况，当时我得为一个会议主持开幕仪式，但却迟到了一个半钟头。更为不巧的是，那是企业经营效率会议！

由于我们取消清洁工人的夜班工作（我认为这是一项相当有利的节约措施），因此白天，我让一名女清洁工在我的办公室里用吸尘器打扫房间。于是伯纳德和我在讨论一周工作日程时不得不高声叫喊才能听清楚对方的话。但我敢肯定，这点小小麻烦是能够克服的。

明天我和东北地区劳动力安排规划局主任布拉夫先生就人员削减的事有一次重要的会晤。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但是伯纳德告诉我此人是热衷于节省开支的。

大的成就在于新闻媒介对我的报道。《每日快报》的头版报道写得不能再好了。

在哈克的新紧缩体制下不再供应丰盛午餐

“节约先及自己。”今天吉姆一边如是说，一边吃着纸盘上的三明治。他为英国那一大群头戴圆顶礼帽，平时娇生惯养的官僚树立了榜样。

伯纳德·伍利爵士（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

我对吉姆·哈克的第一次节约运动记忆犹新。尽管我当时仍然很不老练，但是我已觉察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已经造成了一个潜在的灾难性局面。

当时只有两名打字员帮助我，叫我单枪匹马一个人管理私人办公室是不可能的。差错是必然会发生的，并且迟早会出灾祸。

结果灾祸来得比我预料的还早。12月22日也就是哈克取得新闻界一点赞扬的第二天，罗恩·沃森未经预约便来到了我们部里。沃森是行政部门交通工人和政府辅助人员工会的总书记。

他当即求见大臣，因为据称有“令人不安”的谣言报道了将会影响到他的组织成员的紧缩和裁员措施。这些谣言显然是众多新闻报道所造成的，而吉姆·哈克却正在令人可笑地为这些报道感到骄傲呢。

我对沃森说未经预约是不能见大臣的，然后便离开了私人办公室，前往党的组织秘书办公室。由于人手不够，我甚至不得不干些跑腿的差使。要是我们的人手充裕的话，也决不会听凭沃森不经预约便擅自闯进哈克的私人办公室来。我让一名打字员留下来为沃森安排约见哈克的事。

显然，在我离开办公室后，劳动力安排规划局的布拉夫来电话说他在纽卡斯尔误了火车，因此没法恪守约会。沃森在旁边听到了电话，他猜到哈克此时正有空，于是便直接走入他的办公室。

节约运动使得当时再也没有其他私人秘书在场，也就没有人去阻挡他。而且，也没有人去通知大臣，说来人不是预先约见的布拉夫，而是沃森。

于是发生了莫大的灾难。

12月22日

今天，一切都乱了套。一场彻底的灾难。

下午3点，我正等着会见东北地区劳动力安排规划局的布拉夫先生。只见一个男子走进我的办公室，我自然认为这便是布拉夫了。

“布拉夫先生？”我说。

“不，”他说道，“我叫罗恩·沃森。布拉夫先生不能来赴约了。”我自然认为沃森是布拉夫派来见我的。所以我便打断他的话，对他的来临表示感谢，并请他坐下。我说：“哎，沃森先生，在你我交谈前我要首先强调一点，这事决不能泄漏出去，如果工会听到了风声那会闹翻天的。”

“我明白。”他说。

“当然要裁员，”我继续往下说，“不裁减人员就不可能精简庞大的官僚机构。终是要裁减大批人员的。”他问我是否准备先和工会方面磋商一下。

我继续自掘坟墓。“我们通常先要进行做做样子的商讨，”我轻松地说道，一点也没有察觉灾难即将临头，“但你要知道工会分子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就是同你过不去，愚蠢得要命。”我怎么会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说这种话呢？

“他们所有的人都如此吗？”他有礼貌地问。

这个问题使我吃惊。我认为他本人应当心里明白，因为他终究常常要跟这些人打交道的。“几乎全部，”我说，“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相互挖取对方的成员或者争着上电视——他们从来不会把大嘴闭上。”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说的每一个词。每个词都铭刻在我心里。更有甚者，在会晤中我的每一句话都被当面记了下来。事后我才知道，沃森一走出我的办公室便跑到《旗帜报》社去，把会晤记录交给他们。

当时这个人还特地问了我有关司机和交通服务人员的情况。

“他们这些人得早辞退，”我说，“我们在汽车和司机上花了许多钱。再说他们都是行为不端的人。”

直到这个时刻，沃森才亮出自己的身份，说他不是布拉夫的代表，而是行政部门交通工人和政府辅助人员工会的总书记。他来我办公室的目的是要核实有关要裁减他的会员的谣言是不是真实的！

哎呀，我的天呀！……

12月24日

昨天和今天都毫无圣诞节的快乐气氛。

政府行政部门的全体司机都参加了罢工。我读过报上登载的罢工消息后于昨天上午来到了办公室。所有的报纸都引用了罗恩 ·沃森所引述的我的谈话：“毫无疑问，将会裁员，有许多人将被辞退。”

我责问伯纳德为什么他竟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CBE，[9]大臣。”他闷闷不乐地回答。

我吃不准他的意思，莫非我该荣获CBE？——抑或是他？他解释道：“是Can’t Be Everywhere（我一个人不可能到处都照顾得到）。”这是文官的又一个愚蠢的缩略语。“在正常情况下……”他逐渐平静下来。不管怎样，我们俩都明白这一悲剧是怎么发生的。

伯纳德向我提醒今天的所有约见。办公室里的圣诞聚会，一些会议——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会议。我整天都避开报纸。我想跟汉弗莱爵士讨论眼下的局面，可他整天不见人影。

安妮和我被邀请出席晚上8时在法国大使馆举行的圣诞宴会。我叫伯纳德给我备车——刚一开口马上就意识到没有司机。

于是我请他打电话给安妮，让她把我们自己的车开来接我。

伯纳德早就想到这点了，但是我们的车看来整天老是有毛病，安妮想把车开到修理厂去。我和她通上了话，对她说这车可以慢点修——汽车可以把我们从白厅送到肯辛顿，这一路不至于出问题。

安妮来接我。我们穿着夜礼服一齐出发。

可是我又失算了。这该死的汽车在骑士桥发生了故障，正是交通高峰期间，加上倾盆大雨。我试图把车修一下。当时我穿的是无尾礼服。我向安妮要把伞，她说伞在我这儿，可我知道伞在她那儿。我们相互大声叫喊了起来，她走出汽车，砰地一下关上车门便自顾自地走开了。我同汽车被丢在马路中，把海洛兹街上圣诞节交通繁忙时刻的车流给堵住了，汽车喇叭嘟嘟地响，开车的人朝我大声咒骂。

我晚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了法国大使馆，全身湿透，礼服沾满了油污。我立刻喝下了三四杯香槟酒——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这么个喝法呢？我需要香槟！

当我离开时，还不算太醉，不过我得承认，已经十分疲倦了。我把一串钥匙掉在汽车旁边的一个排水沟里，接着钥匙又从格栅眼里往下掉进去，于是我不得不趴下身子伸手去摸钥匙。凑巧几个报馆里的狗杂种也在旁边。

早晨醒来，宿醉仍然发作得很厉害，感到疲惫难受。报纸对我所谓的醉倒在地真的大肆渲染。其不负责任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节约先生昨夜参加香槟酒会以后醉倒在阴沟边

另一份报纸的标题是：“哈克参加大使馆招待会以后疲惫不堪，情绪激动”。

汉弗莱爵士大声朗读着，同时评论道，这写得比第一篇要好些。

“好些？”我问道。

“唔……至少有点区别。”汉弗莱爵士说。

我问是否有人说过“疲惫不堪，情绪激动”以外的话。伯纳德告诉我，威廉·希基说我“过度兴奋”。对此我并不很介意，可是后来汉弗莱爵士——为了进一步说明——又加了一句话：“这其实是说过度兴奋得真像个笨蛋。”

现在我才感到事情没有再比这更糟的了。然而，我又错了。伯纳德让我看今天的《每日电讯报》的头条新闻，其中说我正为行政事务部招募额外雇员，这真是令人震惊而害怕的消息。

哈克新招聘了四百名文官

本报政治编辑部

在所谓的“节约运动期间”，行政事务部大臣詹姆斯·哈克又招聘了四百名新的文官。

我要求汉弗莱爵士对此作出解释。他当然早有准备。

“大臣，是您吩咐过要配备这些额外人员的。您要求我们进行一次彻底的研究，进行一次调查，要收集事实和数据。这些措施非得有人手才行。如果您再想出额外的工作来，就得雇用更多的人来干。这是个常识问题。”

当我下巴挨上这一拳时，他又朝我头部来一个钩拳。“要是您还坚持不撤您那个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的话，至少还要再聘用四百名新手。”

我完全垮了。头痛得厉害，想呕吐，我的事业看来毁了。我成了报纸的嘲笑对象。自从我来这儿以后我尚能推行的唯一主张现在也不得不放弃了。

不过从我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所有的常任官员们似乎都在尽一切可能地极力帮助我。难道他们完全都是无能之辈吗？或者是我自己无能？难道他们是装出帮忙的样子而暗地里却在阻挠我的每一个行动吗？或者是他们不能理解处理本部门工作的新方式？他们是否试图帮助我，使我向本部门的政策靠拢？大臣的政策和本部门的政策之间是否有什么不同？我为什么要提出那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呢？海有多深？天有多高？〔欧文·伯林语——编者。〕

办公室里悄无声息。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处置那四百名监督我们节约运动的新人或是另外四百名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的新人，或是其他什么事情！我只顾坐着，等着，但愿我的脑袋不再砰砰作响，但愿有人很快就会提出个建议来。

汉弗莱爵士终于开了恩。“大臣……如果我们要结束节约运动并且关闭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的话，我们就可以立即向新闻界发布一个通告，说您砍掉了八百个职位。”他显然事先已经仔细考虑过这次裁员了，因为他此刻就从腋下取出了一只薄薄的文件夹。

“如果您同意这个草案……”

我无法相信这个建议有多荒唐。砍掉八百个职位？“可是本来就没有人担任这些职位呀，”我满腹狐疑地向他指出，“还不曾任命过任何人呢。”“这样的节约就更为可观了，”他立即回答说，“我们还节省了八百份裁员费。”

“可是……”我试图去作解释，“……那是假的，是不诚实的，是在玩弄数字把戏，蒙蔽他人的耳目而已。”

“其实只是政府发布的新闻稿。”汉弗莱说。我年轻时曾见过一些玩世不恭的政客，但这话竟出自我的常任秘书之口，真让我开了眼界。

我无力地点了点头。很显然，假使我想避免这一场灾难，不雇用四百名新人去推行节约，那么，我就得放弃雇用去充实我所珍爱的监察办公室的四百名新人。非此即彼。别无选择。不管怎样，政治嘛，说到底就是“可能”的艺术。〔人们普遍认为这是 R.A.巴特勒的话，而实际上它是俾斯麦（1815—1898）1867年和迈耶·冯· 瓦尔德克的一次谈话中的一句名言——编者。〕

但是，一个关键的中心问题，即这次惨败的核心问题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可是，汉弗莱，”我说，“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真正精简行政部门呢？”

大家沉默了一会。然后他说：“唔……我想我们不妨辞退一二名端茶小姐吧。”

[1]指白厅——译者。

[2]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是哈克的一项革新措施。公众被邀请来举报他们个人见到的政府部门任何严重官僚主义现象，该部门成立了四个月就被解散了。

[3]刚毛衬衣是指苦行者或忏悔者贴身穿的衬衣。此处意思是让这位大臣亲身尝尝节约的味道使他日子不好过——译者。

[4]MI6是英国情报局——译者。

[5]原文为Ferrets。这词作为动词时意为窥探——译者。

[6]英语“白象”意指沉重的负担，硕大而无用的东西，此处指楼房——译者。

[7]着火，原文为inflamed，另一含义为冒火——译者。

[8]“必要时”原文为You knowwhat，另一含义是“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你？”——译者。

[9]哈克误以为这个CBE是指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Empice（高级英帝国爵士）的缩写——译者。

4．老大哥[1]

1月4日

圣诞节过得平淡无奇。我在选区中度过了一周。我参加了通常为选区党组织举行的圣诞舞会，视察了养老院、综合性医院，出席了其他各种各样聚会。一切进行得很好——我的照片在当地报上登载了四五次，我还避免说任何使自己背上责任的话。

但是，我感觉到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气氛，并且已经感觉到自己处于双重压迫的困难情况中。当地的党组织、选民、我的家属，他们都为我进入内阁而感到骄傲——但是他们又都因为我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少了而忿忿不平，他们还迫切希望提醒我，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仅仅是他们地区的下院议员而已，要我千万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他们设法既对我卑躬屈膝，又对我以恩人自居。我真不知道怎样来处理这件事。

只要我能把白厅的生活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就会了解，绝对不会出现我会自以为了不起的危险。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会保证这一点的。

今天我回到伦敦，为的是同罗伯特·麦肯齐在名为《话题》的节目里进行电视谈话，他向我提出许多有关全国信息库的难弄的问题。

在该节目进行录音之前，我们在会客室碰头，我设法找出他的观点。当然，我们之间关系有点紧张。〔麦肯齐惯常把会客室称作敌对室——编者〕

“我们将讨论削减政府铺张浪费的开支以及这一类的事情，是不是？”我问道，并且立即意识到我的措词不佳。

罗伯特·麦肯齐感到很有趣。“你要讨论政府的铺张浪费吗？”他说着，眼睛闪闪发光。

“我的意思是说，要谈我削减它的方法。”我坚定地说。

“在讨论全国信息库之后，如果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会讨论这问题的。”他说。

我试图使他相信，人们对信息库问题不感兴趣，这太琐碎了。他说他认为人们对它很感兴趣，并为“老大哥”担心。这使我很恼火，我告诉他，他不可能以这种耸人听闻的方法来使全国信息库显得琐碎。罗伯特回答说，为什么不可能？就像我方才说的那样，它已经足够琐碎的了。

我们离开会客室。在播音室里，我们等待节目开始，一个女孩子拿了一只粉扑不断跑来跑去并且在我脸上轻轻地搽粉，使我无法好好思索。她说我的脸有点红。“我们不会脸红，”罗伯特愉快地说，“否则《每日电讯报》会怎么说呢？”

就在我们开始录音之前，我说我可以用不着那老一套的问题，如“我们是否正在创建一个警察国家？”等等。

回想起来，这或许是一个错误。

〔在英国广播公司档案馆中，我们发现了罗伯特·麦肯齐采访詹姆斯·哈克的录音记录。这份材料已印于下面——编者。〕

这份记录是根据采访录音作出的，并不是根据原稿抄录的。由于听错的可能性以及在有些情况中难以区别各个发言者，英国广播公司不能保证本稿的绝对精确性。

1月4日，罗伯特·麦肯齐与下院议员詹姆斯·哈克阁下之间的谈话。

麦肯齐：晚安。老大哥正在监视您吗？说得更精确一点，您知道不知道政府是否正在建立您的档案材料？

它那个听上去似乎不会损害别人的名称是“全国联合信息库”。它的实际意义是：任何一个公务人员只要按一下按钮，就能够检查你生活的几乎每一个细节——你的纳税情况、你的医疗记录、你使用的汽车、你住的房屋、驾车违反交通规则次数、失业次数、你的孩子学习成绩等等一应俱全——而该公务人员可能恰巧是你的隔壁邻居。

最近，人们日益关注计算机革命为政府带来的这一强有力的极权主义武器，而挥动这武器的人就是行政事物大臣，即下院议员詹姆士·哈克先生阁下。

大臣，您是否正在这国家里为建立一个警察国家打基础？

哈克：要知道，我很高兴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停顿）

麦肯齐：既然如此，大臣，能否给我一个答复呢？

哈克：（继续说）当然可以。如果可能，我就要给你一个答复。正如我说的，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因为……嗯，因为这正是许多人在问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嗯，因为许多人都希望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我们应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不拐弯抹角——关于此事明摆着的事实是，它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们有权利知道。

（停顿）

麦肯齐：但是，大臣，您还没有答复我的问题呢。

（停顿）

哈克：我很抱歉，你问的是什么问题？

麦肯齐：我想知道，在这次会见后如果我冒犯了您，您会不会回到您的办公室去，揿下按钮，来查查我的纳税申报单，我的医疗记录，我的前科记录……

哈克：啊，罗伯特，得啦，你和我一样清楚，我们这个国家是不会这么干的。总之，组织不起来。

麦肯齐：大臣，您是不是说，您是要做那些事情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您还没有能力办到，是吗？

哈克：（继续说）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肯定能对你进行审查，那就是，呃，对人们进行审查。当然，不是你，我并不指你。但是，我们对人们不感兴趣。呃，这就是说，当我说我们对人们不感兴趣时，我并不是说我们对人们不感兴趣，当然我们是感兴趣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以那种方式对人们感兴趣，如果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对……人们进行检查。

麦肯齐：如果它不是为了对人们进行检查，那么信息库是派什么用场的？

哈克：你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停顿）瞧，问题是人们刚刚被报纸上的一两篇可笑的文章弄得惊慌失措了。它仅是一架计算机。就是这么一回事，它是用来储存信息，加速政府工作的，这样就避免文官的大量增加，计算机是福音。

麦肯齐：但是如果您把信息输入计算机，您以后就要把信息输出来！

哈克：不一定。

麦肯齐：这么说，您难道正在花费二千五百万英镑来储存您将来永远不用的信息吗？

哈克：不——是的——不，嗯——是的，不，将会有保护措施。

麦肯齐：（继续说）比如什么？

哈克：呃，我们将考虑各种可能性。但是，你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具有高度技术性的事情。

麦肯齐：唔，或许我能帮您一把。让我给您读一段《改革》杂志的编辑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的摘录吧。我想他的名字是吉姆·哈克。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老大哥和不那么文明的勾当》。[2]我引原文如下：“如果我们要保护公民不受政府暗中监视，亟须采取三条措施。第一、没有大臣特别签署的授权书，公务人员不得查阅另一部门的档案。第二、未经授权的窥探必须作为犯罪行为来处理。第三、每一个公民应有权查阅他本人的档案并纠正其错误。”哈克先生，您对这些建议有什么看法？是危言耸听吗？

哈克：不，唔，我支持它。我意思是说，所有这些措施必须执行。哦，在适当的时候。

麦肯齐：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

哈克：唔，罗马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它正在复审中。但是…… 唔，你知道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

麦肯齐：哈克先生，我现在是同《改革》杂志的前任编辑还是同一位行政部门发言人谈话呢？

哈克：（继续说）唔，我们还没有谈到保护措施。例如，我们新的政府部门监察办公室以及……

麦肯齐：哈克先生，照您的话说，似乎我们不久还将需要一大群看门狗呢。[3]非常感谢。

我还要想唠叨几句，但是罗伯特对我说，我已经巧妙地阻碍了讨论的进行。我们回到会客室，喝一杯酒互祝新年。我祝贺他找到了我的那一篇旧文章——真是一个机灵之举。他说是他的一个女研究人员找到的，并问我是否要见见她。我婉言谢绝——并说我就要回办公室，去看看她的档案！

我在晚上看了这个节目。我认为这个节目很好。无论如何，我希望汉弗莱爵士满意。

1月7日

今天下午在办公室开会时，大家对我三天前在电视上露面有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是在下午4时同汉弗莱爵士、伯纳德和弗兰克·韦塞尔开会时发生的。

汉弗莱和伯纳德认为我很出色，既庄重又适度。但是，弗兰克保持沉默，在这一片赞扬声中特别引人注目。当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就像一匹马那样发出哼声。我请他解释。

他并不回答我，而是转向汉弗莱爵士。“我祝贺你，”他开始说，他的度甚至比平时还差劲些，“吉姆现在完全被驯服了。”汉弗莱想找个借口，离开房间。

“对不起，威索尔先生[4]……”

“是韦塞尔！”弗兰克狠狠地说。他转向我说：“你是否意识到你说的就是文官安排你讲的话呢？你是什么？是人还是喉舌？”没有人为他的小小双关语发笑。

“这件事对一位政治顾问来说可能是很难理解的，”汉弗莱爵士以其傲慢的口气说，“我仅仅是一名公务人员，我只不过遵照我的主人的指示办事而已。”

弗兰克怒气冲冲，咕哝着说，“你的主人，他妈的典型的傻瓜用语，小学校里的胡言乱语。”等等。我得说，过去我对弗兰克的这句话也曾感兴趣过。

“如果大臣是女的，”我问道，“怎么办？你怎样称呼她？”汉弗莱立刻大显身手。他喜欢回答有关良好举止和礼仪方面的问题。“是的，这是极为有趣的。1947年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博士被委任为大臣，我担任首席私人秘书时，我们要针对这一点寻找答案。因为我很不喜欢称她为我的女主人。”

他不说下去。我开头想，他这是为了增加说话效果才这样，不过他好像就这话题还有话要说。

“是怎样的一个答案？”我问道。

“我们现在还在等待答案呢。”他解释说。

弗兰克插话了，话里带了一点辛辣的冷嘲热讽。“它是不是正在复审之中呢？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是吗，汉弗莱爵士？这些事情需要时间，是吗？”

弗兰克实际上已经开始触及我的神经了。他对文官们的恶劣情绪与日俱增。我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一间办公室，他可以自由找我，并且他们告诉我已把所有可能对他有用的文件都提供给他了吗？现在他已经开始向我寻衅了。他动不动就发火。或许，他还没有完全克服新年的宿醉吧。

汉弗莱要离开，我也想走，但是伯纳德开始把我的工作日程中安排的约会告诉我——这就引起了又一场争吵。伯纳德告诉我说，我得于明天早晨8时在帕定顿饭店同他碰头，因为我要在斯旺西的车辆执照办理中心召开的城市司库会议午餐会上发表演说。弗兰克当即提醒我，明天晚上我预定要到纽卡斯尔去，在补缺选举上发表演说。伯纳德向我指出，我不可能把这两件事都办到，我把这事向弗兰克解释了一下。弗兰克指出，这次补缺选举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而斯旺西之行仅仅是公务员的公费旅游，我也把这点给伯纳德解释了。伯纳德便提醒我说，这次会议列入日程安排已经好些时候了，他们都希望我到斯旺西去，我把这点又给弗兰克作了解释，弗兰克又提醒我说中央大厦〔党的总部——编者。〕希望我到纽卡斯尔去，但是我没有把这点向伯纳德解释，因为在这时候我已经懒得去解释了，并且也这样说了。因此弗兰克要伯纳德解释为什么让我同时预约两个约会。伯纳德说没有人把纽卡斯尔的事告诉过他，我问弗兰克为什么他不曾告诉伯纳德，弗兰克问我

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伯纳德，我则指出我不可能每件事都记得。

“那我就到斯旺西去。”我说。

“决定了吗？大臣。”伯纳德问。

“这是后的决定。”我说。

接着弗兰克使出了他的王牌。“首相希望你到纽卡斯尔去。”他说。为什么他到现在才说呢？笨蛋。我问他这句话是否靠得住。他点点头。

“伯纳德，我想我好还是到纽卡斯尔去。”我说。

“决定了吗？”弗兰克问。

“是的，这是后的决定，”我说，“现在我要回家了。”

“就这样决定了吗？”汉弗莱爵士问。我吃不准他是为了澄清我的决定而问我呢？还是在取笑我？我仍然发现他完全令人摸不透。总之他接着说：“大臣，我想您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您到斯旺西去的事是安排在日程中的，也已经是公布了，您可不能真的撒手不管呀。”

这简直是办不到的事。他们似乎都希望我同时在两个地方出席。我叫他们找一个把我从斯旺西送到纽卡斯尔去的办法——火车、汽车、或者直升飞机。哪种办法都行——只要我能如期赴两个

约会。“而现在，”我宣布，“我要回家了——这是后的决定！”

“是后的决定吗？”伯纳德问道。

他的意图同样是令人摸不透的。

当我离去时，伯纳德把四只红盒子交给我的司机罗伊，并要求我保证今晚审阅完毕，因为这些都是明天要用的委员会文件以及必须在周末以前发出的信件。

“而如果你是一个乖孩子，”弗兰克蹩脚地学着伯纳德的腔调说道，“你的保姆会给你一块糖。”

我实际上没有必要忍受弗兰克的所有这些令人气恼的话。我被这些该死的常任官员缠住了。但是弗兰克是在我邀请下才来的，我可能不得不很快提醒他这一点。

当我回家时，安妮在整理行装。“终于要离开我了？”我轻松愉快地问。她提醒我，明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我们已经安排好要到巴黎去。

我大吃一惊！我没法对她说明自己得去斯旺西和纽卡斯尔的事。她说她不愿在斯旺西和纽卡斯尔度过结婚周年纪念日，特别是不愿参加在车辆执照办理中心举行的城市司库午餐会。我能理解她的道理。她叫我取消我的约会。我说，这不可能。她说，那就自己独自去巴黎。

于是我打电话给伯纳德。我告诉他，这天是我妻子的结婚纪念日——安妮说：“也是你的。”——也是我的。伯纳德对这一巧合开了一个愚蠢的玩笑。我告诉他，我明天要到巴黎去而且那是后的决定，我并且告诉他，我知道以前我曾经说过后决定的话，但是现在才是真正的后决定——我告诉他，你得把一切事情处理好。接着他谈了三分钟，当我把电话挂断后，我明天还是得去斯旺西和纽卡斯尔。

这些文官总能说服你去干或者不干任何一件事情。我似乎不再知道自己的主意到哪里去了。

房间里暂时没有声音，我们都怒气冲冲。后我问她当天真正的重要问题：她有没有在电视谈话节目中看到我——（当时我在伦敦，而她则在选区里）。

“我看到一个像你的人。”

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不回答。

“弗兰克说，我只是文官的喉舌。”我不满地咕哝说。

安妮说：“对。”

我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你同意这话？”

“当然，”她说，“你原是可以雇一位演员替你说这些话的。他会比你说得更好。而当你在作电视谈话前，为什么不就用个橡皮图章签发你的信，或者叫一个助理秘书签这些信——反正都是他们写的。”

我想我得保持庄严的度。“助理秘书们不写我的信，”我说。“信是由副秘书写的。”

“作证到此为止，大人。”她说。

“你认为我也变成一个傀儡了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也许他们应该叫小猪小姐去干你的工作。至少，她更漂亮。”

我必须说，我受到极大的打击。我叹了口气，坐在床上。我真正感到要流泪了。我纳闷，这难道就是一位内阁大臣通常的感受，或者我就是一个彻底失败者吗？我看不出毛病出在哪里，但是肯定出了毛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轻声说，“我就是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来。我是多么忧郁呀。”

安妮提议，由于我们不再去巴黎了，我们至少可以到街角的饭店去吃一顿安安静静的、点着蜡烛的晚餐。我告诉她，我不能去，因为伯纳德告诉我，今天晚上得看完三只红盒子的文件。

安妮说了一些话，改变了我对自己处境的整个看法。她说：“‘伯纳德告诉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当你还是《改革》杂志的编辑时，你完全不是这样——你投身进去，你告诉人们该做什么，提出你的要求，并且达到目的！什么东西变了？你还是你——你只会听任他们欺凌你。”

突然，我认识到那是真的。她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弗兰克也一直在挖苦我的原因。不是我卡住他们的喉咙，便是他们卡住我的喉咙！这是弱肉强食的规律，正像我在内阁中一样。

“在那些日子里，你用蓝笔划去和撕掉多少篇文章？”她问道。

“几十篇，”我回忆之后回答。

“而你到目前撕了多少官方文件？”

“一篇也没有，”我告诉她，“人家不允许我这样做。”她以责备的神对我笑笑，我认识到，自己仍然没有冲出这个具有破坏性的行动模式。

“不允许吗？”她握了我的手。“亲爱的，你是大臣。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任何事情。”

她是对的。我是大臣。我能做我喜欢做的任何事情。而不知怎么地，我的官员们已经驯服了我。现在我明白了。老实说，我是非常感谢安妮的，她具有这样卓越的见识。好吧，他们会吃一惊的。突然我急于到办公室去。我的新年决心是：把事情管起来。

1月11日

今天情况好一点。

但也只是稍好一点点而已。我的姿态甚好，但不幸的是，他的姿态看来没有多大的改变。

我把汉弗莱叫到我的办公室来。我认为他并不喜欢被叫进来。接着我告诉他，弗兰克是绝对正确的，罗伯特·麦肯齐也是正确的——全国信息库必须以另一个方式组织起来。

出乎我意外的是，他顺从地同意了。“是，大臣。”他低声说道。

“我们将使它具备一切可能具备的内部保护措施。”我继续说。

“是，大臣。”他又低声地说。

“立刻执行。”我加了一句。这句话使他吃了一惊。

“呃……立刻执行，您的确切意思是什么？”

“我意思是立刻执行。”我说。

“噢，我懂了，您的意思是立刻执行，大臣。”

“马上就办，汉弗莱。”

到此为止，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不过他现在却开始把我的决心一点一点砍掉，尽管在谈话开始时他完全同意一切都会变样。

“唯一的事情是，”他开始了，“也许我应该提醒您，在本届政府才上任的头几个月中，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大臣……”

我打断了他的话。“汉弗莱，”我坚定地重申说，“我们要修改信息库的规则。就是现在！”

“可是您不能这样做，大臣。”他说，公然表示反对了。

“我能，”我说，想起昨晚安妮对我说的严厉的话，“我是大臣。”他又改变了策略。“的确，您是，大臣，”他说，很快从威吓转变成卑躬屈膝，“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大臣，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不管他那一套花言巧语。“别说奉承话了。汉弗莱，”我回答说，“我要使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利检查他们自己的档案，我要进行立法，宣布未经许可查阅私人档案的行为为非法行为。”

“很好，”汉弗莱爵士说，“会照办的。”

这样他就占了我的上风，“对。”我说，“好，”我又说。“那么我们就干吧。”我说着，心里却纳闷，他话里有什么花样？

我猜对了。的确有一个花样。汉弗莱爵士抓住这个机会向我解释，如果内阁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并把这事交给大臣委员会处理，然后再交给官员委员会。在这以后，当然它就一路顺风——直接到内阁委员会！接着又回到内阁。我打断他的话，指出我们就是从内阁开始的。

“上面说明只是政策而已，大臣，”汉弗莱解释说，“这时候内阁才不得不考虑具体建议。”

我承认这点，但是指出，回到内阁以后，我们该干起来了。汉弗莱爵士同意了——但是有个条件，如果内阁提出异议，这几乎是肯定会的，那么这些建议将不得不——再经大臣委员会、官员委员内阁委员会和内阁来处理。

“这我全知道，”我生硬地说，“我是假定内阁不提什么反对意见。”汉弗莱爵士扬了扬眉毛，显然不想对此加以评论。

事实上，我对这些一点也不知道——当你还是反对党或是后座议员时，你是不会真正弄清这个立法的复杂细节的。

“这样，经内阁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干了，对吗？”

“是的，”他说，“再送交议院委员会领袖，然后送到议会——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委员会的阶段。”

不过我突然明白了。我突然认识到，他正在把整个问题搞糊涂。障眼物突然从我眼前消失了，“汉弗莱，”我说道，“你在谈立法问题——但是我却在谈行政和手续上的改革。”

汉弗莱爵士得意地笑了笑。“如果公众要拥有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那么立法是必须的，并且将会是很复杂的。”

对这个问题，我自有答案。“为了使公民能看到他自己的档案，立法不是必须的，是不是？”

汉弗莱爵士对此仔细想了一下。“不，不……”他后很勉强地说。

“那么我们就这样干吧。”我想，对我来说，这就是第一回合的胜利。

但是汉弗莱爵士甚至还没有作出这么多的让步呢。“大臣，”他开始说，“我们可以搞得稍快一点，但是这里也有许许多多行政手续问题。”

“哎，”我说，“这早就应该提出来了。这项数据库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它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这些问题肯定已经讨论过了。”

“是的，的确如此。”他表示同意。

“那么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我问道。

汉弗莱爵士没有回答。起先我以为他是在考虑问题。后来我想他是为了某种奇怪的原因而没有听到我的话，于是我又问他：“得出过什么结论没有？”我的声音提高了一点，以防他万一听不清。又没有明显的反应，我以为他生病了。“汉弗莱，”我问道，有点为他的健康和精神状况担心，“你能听见我的话吗？”

“我的嘴唇封住了。”他通过未封住的嘴唇回答说。

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权利讨论上届政府的计划。”他说。我迷惑不解。

“为什么不可以？”我问。

“大臣——您是否愿意把您在这办公室里私下说的每一句话或做的每一件事今后泄漏给您的对手呢？”

我从未想到过这点。当然，这会把我吓坏的。这将成为经常的威胁。我将永远不能在我自己的办公室中畅所欲言。

汉弗莱爵士知道自己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利用有利形势紧接着说：“我们不能把军火交给您的对手来反对您——反之也是这样。”

当然，我能懂得他的观点，但是在这件事中有一个基本不同点。我对汉弗莱爵士指出，汤姆·萨金特是我的前任，他是不会介意的。他是一位非常正派的人。数据库问题毕竟不是个党派政治斗争问题，所有党派的政治家在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汉弗莱不为所动。“这是原则，大臣。”他说，并且补充了一句话，说否则就不是正大光明。

这是一个有力的论点。我自然不愿做任何不正大光明的事。所以我猜想，我将永远不知道在我来到之前，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我就是想不出一个办法来。

那么，我们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呢？我们已经确认，不需要立法来使公民们能看到自己的档案，但是还有许多不明确的行政问题有待解决。

今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事。伯纳德说由于新闻界对于我在《话题》节目中露面的反应不佳（伯纳德称之为“不完全有利”），另一家电视网要我在他们的《镜头对准下的世界》节目上露面。真可笑，当你有重要事情要公布时，人们对电视从来不感兴趣，但是一当琐细小事出了差错时，电话铃就是响个不停。起初，我要他去婉言谢绝，但是他说，如果我不露面，他们还照样播放这个节目，这样就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我问汉弗莱，鉴于我们今天进展很有限，关于信息库保护措施我将说些什么。“大臣，或许您可以提醒他们罗马不是在一天里建造起来的。”帮大忙！

当我回顾这次会面并把它全部写在日记里时，我现在感到今天事情毫无进展。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一定有什么办法使汉弗莱爵士和行政事务部照我的意思办。

〔根据哈克的经验和挫折，不妨记住，如果不使白厅委员会完全解散的话，它将继续活动下去。说不定会有一个克里米亚委员会，很可能还会有一个定量供应簿委员会和一个身份证委员会呢——编者。〕

1月12日

今天我碰巧又学会了一些同汉弗莱爵士打交道的办法。

我在下议院吸烟室碰到汉姆·萨金特。我问他是否可以一起谈谈，他说这真是太乐意不过的了。

“当反对党的味道怎样？”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愧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掌权的味道怎么样？”他回答说。

我觉得没有理由东拉西扯，我很老实地告诉他，我没有像我原来期望的那样喜欢它。

“汉弗莱把你驯服了吗？”他笑道。我避开了那个问题，但是说要办点事实在难得很。他点点头，我就问他，“你办成过什么事吗？”

“几乎没有，”他愉快地回答，“是在那里呆了一年多以后才搞清他的手法——当然接着便是大选。”

从谈话中可知他提到的手法就是汉弗莱的拖延战术。

据汤姆说，这个战术系统有五个阶段。为供将来参考，我在谈话时做了记录。

第一阶段：汉弗莱会说政府才上台几个月，还有许多许多其他事情要办。（汤姆显然知道他的废话。那就是汉弗莱前天对我说的话。）

第二阶段：如果我挨过了第一阶段，他就会说他很欣赏这个意图，当然该做点事情——但这是不是达到目的的正确办法呢？第三阶段：如果我仍然没有被吓住，他就把他的立足点从我该怎样去做转移到我该在什么时候去做，那便是：“大臣，这不是时候，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第四阶段：据汤姆说，许多大臣在第三阶段就停顿下来了。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说政策碰到了困难——技术上的困难，政治上的困难，或法律上的困难。（法律上的困难派用场，因为这些困难可以搞得使人完全不理解，并且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第五阶段：到了后，由于开头的四个阶段已经耗费了三年时间，因此在后阶段要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下一次大选前的竞选时期了——所以我们对这项政策能否获得通过没有把握。”

可以使这些阶段延续三年，因为在每一阶段，大臣不去催他，汉弗莱爵士就绝对不会做什么事。而他正确地估计到大臣要做的其他事情实在太多了。〔整个过程被称为创造性的惰性——编者。〕汤姆问我要设法通过的政策是什么？当我告诉他我正设法使全国联合信息库不那么像老大哥时，他大笑起来。

“我想他假装这是全新的念头吧。”我点点头。

“老奸巨滑，”汤姆说，“我们为此花了几年时间了。我们几乎把白皮书都准备好就要公布了，但是选举来临了。我已经把一切都办好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询问他关于行政的问题。汤姆说没有了——全都解决了。汤姆猜到我问及过去的情况时受到了无声的拒绝。“聪明的家伙，他把过去的事一笔勾了。”

不管怎样，现在我知道了五个阶段，我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付汉弗莱了。汤姆提醒我不要泄漏我们有过这次谈话，因为它会把事情弄糟的。他也提醒我留意“文官的三种沉默”，如果他无路可走的话，这将是汉弗莱的后一招。这三种沉默是：

1．他们不愿意告诉你任何事实的沉默：谨慎的沉默。

2．他们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的沉默：固执的沉默。

3．你抓到他们弱点而他们毫无理由可说时的沉默：他们暗示只要他们可以自由地对大家讲，他们就完全能替自己辩护，但是他们太高尚了，不会这样做：这是勇敢的沉默。

最后，汤姆告诉我汉弗莱的下一个行动可能是什么。他问今晚他们给我几只盒子：“三只？四只？”

“五只。”我承认，有点儿难为情。

“五只？”他无法掩饰他对我搞得这么糟糕所感到的惊讶，“他们有没有告诉你无需为第五只盒子担心过多吗？”我点点头。“就这样吧，唔，我和你打赌，在第五只盒子底，将有一份请示报告，解释为什么任何涉及信息库的新动作都必须推迟——如果你不曾发现或者审阅它，他们就不把事情办下去，六个月后他们会说早就告诉过你了。”还有一件事我要问汤姆。他确实是非常非常友好而且肯帮助别人。他从政多年，担任过各种政府职务。所以我就对他说：“哎，汤姆，你对所有文官的花招真是了如指掌。”

“并非所有的人，”他露齿笑道，“仅有几百人。”

“好！”我说，“现在说说，你怎么制服他们？你怎样使他们做一些他们不愿做的事。”

汤姆苦笑了一下，摇摇他的头。“我亲爱的伙计，”他回答说，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不会在野了。”

1月13日

昨天晚上，我看盒子里的文件看得很晚，以致拖到今天才写下昨天的发现。

汤姆对我帮助很大。我回到家后，在吃饭时把一切都告诉了安妮。她不能理解汤姆作为反对派的一员，为什么会这样帮忙。

我向她解释道，反对派并不是真正的反对派。他们只是被称做反对派而已。其实他们不过是在野的反对派。而文官则是在朝的反对派。

晚饭后，我看盒子里的文件，果然在第五只盒子的底上发现了关于信息库的请示报告。不仅是放在第五只盒子的底下——为了双倍保险，这请示报告还被夹在一份长达八十页的福利措施报告书的里面。

顺便说一下，汤姆还把他有关信息库的私人文件借给我，这些是他去职时保存的。非常有用！

这份请示报告中包含我们预料到的拖延话：“主题还在讨论之中……计划还没有后拍板……毫无仓猝行事的理由……若无相反的指示，建议等待新的发展情况。”安妮建议我打电话给汉弗莱，并告诉他，我不同意他的请示报告。我不愿这样做——这时是早晨两点，他可能正在熟睡。

“为什么他可以熟睡，而你却在工作？”安妮问我。

“三个月来，毕竟是他在叫你奔忙不停。现在该轮到你叫他了。”安妮接着说。

“我不可能那样做。”我说道。

安妮看着我。“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问道，一边把手伸向通讯录。

安妮很有理由地加了一句：“说到底，由于它是放在第五只盒子中，你不可能很早找到它，是吗？”

汉弗莱带着奇怪的咕哝声听电话。显然是我把他叫醒了。“这么晚打电话给你，真对不起，你不是在吃晚饭吧？”

“没有，”他的口气听起来有点被弄糊涂了，“我们早些时候吃过晚饭了。现在几点了？”我告诉他是早晨两点。

“天哪！”听他的口气似乎他现在真的醒了，“有什么紧急事情？”

“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我还在看红盒子里的文件呢。我知道你一定还在努力办公。”

“是呀，”他说，忍住了一个呵欠，“正在埋头苦干呢。”我告诉他，我刚看到关于信息库的文件。

“噢，您已经发现……”他立即更正自己的话，“您已经看过了。”

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必须立即知道我对这份请示不太满意。我告诉他，我知道他会因为再花点额外的时间做一些别的工作而感激我的，而且我希望他不介意我打电话给他。

“我听到您的话永远是一件愉快的事，大臣。”他说，我想他是把电话筒砰地一声重重放下的。我把电话挂断后，发觉自己忘了告诉他明天内阁开会之前来讨论一下。我正要拿起电话筒时，安妮说：“现在不要打电话给他。”

她对汉弗莱爵士突然表示仁慈体贴使我感到惊讶，不过我还是同意了。“不打了，也许时间是晚了点。”她笑道：“是呀，再让他睡十分钟。”

1月14日

今天早晨，我在为控制汉弗莱和我这个部所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点进展，尽管这场斗争还没有取得胜利。

但是我随身带着和汤姆·萨金特谈话的记录，而——正如汤姆所预料的那样——汉弗莱爵士在他的打球动作中则用上了他那一套拖延战术。

“汉弗莱，”我开始说，“信息库保护措施你起草了没有？”

“大臣，”他花言巧语地说，“我很欣赏您的意图，我也完全同意要有保护措施，不过我疑这是不是达到目的的正确方法。”

“这是我的方法，”我斩钉截铁地说，并把我那小小笔记簿上记下的第一个反对手法勾去，“而且这是我的决定。”

不经过冗长的讨论，那么快就把他的反对意见推在一边，这使汉弗莱感到惊讶——他惊奇之余便直接进入了第二阶段。

“即使这样，大臣，”他说，“由于种种原因，这真的不是时候。”我把笔记本上的第二条勾去，回答说：“现在是好的时候——保护措施必须与信息系统平行发展，而不是在这以后——那是普通常识。”

汉弗莱被迫提出他的第三个反对意见。汤姆把他的技巧分析得真透彻。

“不幸的是，大臣，”汉弗莱固执地说，“我们以前试过，但是，咳……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我把我小小本子里的第三条勾掉。汉弗莱现在注意到这一点了，并设法从我背后偷看我本子里写的东西。我把本子拿开，不让他看。

“是什么样的困难？”我问道。

“比如说，技术上的困难。”汉弗莱说。

感谢汤姆的私人文件，我早已作过仔细研究，回答也早已准备好了。

“一点儿没有问题，”我轻松地说，“我已经作了一些研究。我们可以使用跟美国国务院和瑞典内政部相同的基本档案讯问程序。没有技术问题。

汉弗莱爵士显然有点慌张，但是他坚持说：“还有庞大的行政问题。各个部都受到影响。势必需要建立起一个部际委员会……”我打断了他的话。“不，”我坚定地说，“我想如果你对它深入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现有的安全程序是适当的。这可能只是一个扩大部分而已。还有什么吗？”

汉弗莱惊讶地盯着我看。他就是不能理解我怎么会这样全面彻底地掌握情况。他疑我是否作了一系列凭灵感作出的猜想。

见他一时说不出话，我决定帮他一把。

“法律问题呢？”我建议。

“是的，大臣。”他立刻同意，希望后把我难住。法律问题始终是他的拿手好戏。

“好，好，”我说，并把我小小的清单上的倒数第二阶段勾去。他又想来看我所写的东西。

“有一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开始说，“是关于我们有没有法定权力……”

“我将回答这个问题，”我神气地宣布，“我们有权力。”他惊奇地注视我，“所有有关的工作人员不管怎样都受他们服务合同的约束。”

他无法争辩，因为我当然是对的。

他抓住救命稻草说：“但是，大臣，还会有额外人员配备问题

——您是否有把握可以使这问题得到内阁和议会党团的批准？”

“当然有把握，”我说，“还有其他问题吗？”我看看我的清单。

“不，没有其他问题了。好，那么我们就着手干吧？”

汉弗莱不响。我搞不清他此刻的沉默是谨慎、固执、还是勇敢。我认为他是固执。

后，还是我说了话。“你一句话也不说，”我评论说。他还是沉默不语。“顺便问问，你为什么这样沉默不语？”

他明白自己不能不说话了。否则一切都完了。“大臣，看来您不明白这里包含多少工作。”

我若无其事地问，难道你过去在另一届政府中从来没有研究过保护措施？因为我记得以前有过涉及此类议会质询的书面答复。

他的答复大致如下：“大臣，首先，我们已经一致认为这问题不是光明磊落的。其次，如果曾经研究过，其实根本不曾研究过或者也没有必要这么做，更何况我也不能随便说是否研究过。这样，就会成立一个规划小组，就算这个小组曾经成立过的话，对此我也不能加以评论。再说这个小组即使有过，现在也已经解散了，其成员都已回到各自的部门里去了，即使的确曾经有过这些成员的话。”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我一直待他把这些滔滔不绝的废话讲完，才提出我的后通牒。我告诉他，我要他立即准备好使用信息库所需的保护措施。他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他这是可能的。他再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我又告诉他这是可能的。我们这样一来一往（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不可能的），像一对三岁的孩子，彼此怒目而视，直到伯纳德突然走进来为止。

我不打算披露汤姆告诉我关于保护措施已准备好只等使用的情况，因为这样我手里就没有王牌了。

当我正反复考虑这个难题时，伯纳德提醒我有关约会的事：内阁在10点开会、在英美协会午餐上演说、今晚在《镜头对准下的世界》节目中谈话。我问他是否可以不去参加午餐会。“真的办不到，大臣，”他回答说，“这事已公布了。已列在日程中。”

突然间，我明白了。我心中形成了一个奇妙的计划——世纪的伟大计划。

我告诉汉弗莱和伯纳德，今晚务必看我在电视中的露面。

〔下面是当时哈克在《镜头对准的世界》节目中露面的情况。其中包含他挫败手下官员而第一次赢得的真正值得纪念的胜利——编者。〕

本文仅是未经订正的录音文字纪录。未经节目负责人同意，不得流传。

《镜头对准下的世界》——1月14日——对哈克的采访。

节目主持人：今晚在座的是行政事务大臣，吉姆·哈克阁下，他是有关老大哥计算机设施争论的中心人物。他此刻正与戈弗雷·芬奇谈话。

芬奇：大臣，正如你知道的，在本星期，人们对行政部门官僚显然正在开始为国内每个公民建立个人档案材料一事表示过强烈不满。有谣言说，这不是你的政策，说你是愿意为各个公民提供保护措施，但是又说你每走一步都受到行政部门机器的阻挠而使希望完全落空。

哈克：戈弗雷，你要知道，关于行政部门，社会上有许多胡说八道的评价。其实它是出色的、高效率的专业性机构。能以极大的速度作出巨大努力。它拥有许多有才华、有献身精神的人们，他们尽一切努力帮助政府把政策变成法律。

芬奇：感谢你所做的这番广告，大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哈克：事实上，文官和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建议现在就要发表了。今晚，我高兴地宣布，从3月1日起，联合王国的每个公民将有绝对权利检查他个人的档案，并检查他或她曾向政府提供的信息。

其次，如果没有大臣的书面授权书，没有一个公务人员会获准查阅来自另一个部门的个人档案。下星期我将在下院宣布要制订法律，使公民可以对任何一个公务人员私自查阅他的档案提出起诉。

芬奇：唔……那是，呃……唔，那是非常令人感兴趣和令人鼓舞的事，大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使人们安心呢？

哈克：坦率地说，戈弗雷，我原先不相信文官能冲破这些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他们已经使我相信，他们能够。真的，我的常任秘书正在这问题上以他的名誉打赌。

如果不是这样，有人就会蒙受侮辱。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谈话中）回忆说：

吉姆·哈克老是把这一辉煌之举归功于我，因为我无意之中说了一句有双重意义的话：“这事已经公布，已经在日程中。”

然而，我个人相信，哈克是受了爱德华·希思当首相时那个脍炙人口的策略的启发。希思不顾文官的反对，希望宣布向老年养老金领取者再提供十英镑圣诞节额外津贴。他的想法在受到唐宁街十号许多星期的阻挠后，他就干脆在《全景》电视节目中露面，把这事作为既成事实予以公布。这事办成了，虽然晚了一点，但是到底办成了。

我清楚地记得在吉姆作声明时汉弗莱·阿普尔比的脸部表情——特别是当他说他的常任秘书把他的名誉押上去的时候。

他转向我说：“不行。”我没有作答。

接着他对我说：“好吧，伯纳德，你对大臣的表演有何想法？”

我不得不说，我认为这一下他把大家将死了。

1月15日

今天是我当大臣以来快乐的日子。

“昨晚，你看到我在证人席上吗？”我高兴地问汉弗莱，他正闷

闷不乐地走进办公室，看上去活像沙欧贝利先生参加葬礼一样。[5]

“当然。“他回答说，嘴唇闭得紧紧的。

其实他有没有看到我在电视上露面无关紧要，因为今天早报已作了全面报道。“我表现得怎么样？”我天真地问，“还不错吗？”

“一次出色的演出，大臣，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以琢磨过的模棱两可的话回答。

“可以，可以。”我说，装得一点也不在意。

“大臣，我们昨晚整夜努力工作。我很高兴能向您报告，我们已经提出了建议草案，它将使您在指定的日期之前达到您所期望的目标。”

换句话说，他费了五分钟时间从档案中找出去年汤姆当大臣时所同意的那些建议。

“干得好，汉弗莱，”我真诚地说，“你瞧，我告诉了全国人民你是多么杰出，我说对了。我对你完全信任。”

“的确如此，大臣。”他通过咬紧的牙齿缝迸出了这句话。

他拿出了一只存着他的建议的文件夹。

“这是你的建议吗？”我问道。

“是的，”

“这是我的建议。”我说着，也拿出一只文件夹。

“您也准备好建议了吗？”他吃惊地说。

我叫汉弗莱念出他所提出的保护措施。然后我再念出我的建议。这样我们可以加以比较。

汉弗莱开始念道：“第一部分——个人资料——第一条。甲款。保护措施的运用必须以两个原则为准绳……”

我再也忍不住了，便根据自己文件夹中的文件内容和他齐声念起来。我们念道：“……以两个原则为准绳——即，有没有必要及有没有权利去了解。第一条甲款第（1）分款，有没有必要去了解。只有信息是为某些官员提供时，这些官员才可以被认为的确有必要去了解它。”我们彼此对视。

“我们似乎想到一处了。”我说。

“这些建议是从哪里来的？”他问道。我不说话。过了一会他又问，“这些建议是从哪里来的？”

“汉弗莱，”我以略带责备的口吻说：“我的嘴被封住了。”

[1]老大哥（Big Brother）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讽刺小说《1984》中的独裁者，本书比喻为独裁国家或组织，讽刺意味十分明显——译者。

[2]原文为Not-So-Civil-Service，是在civilservice（“文官，行政部门”或“文明的服务”）前面加notso（不那么）。起了挖苦讽刺的效果——译者。

[3]英文里watch day可以解释为监察人，也可以解释为看门狗，这里是骂人——译者。

[4]是weasel（鼬鼠）的读音。——译者。

[5]沙欧贝利先生，是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中的殡仪馆老板。——译者。

5．凶兆

1月18日

对于置身于政治这个特殊圈子之外的人说来，汤姆·萨金特在全国信息库这件事情上所给予我的帮助似乎非同寻常。两个主要政党的成员平时都要发表演说，口出恶言，互相攻讦，不是指责对方颟顸无能，行为不端，就是说某某人玩忽职守，愚蠢透顶，负罪国人等等。公众当中凡读过大量此类演说词者或许会感到奇怪的是：在两党交恶的背后，党际友好其实是家常便饭。事实上，与敌党成员交好要比与本党人士交好容易得多——因为执政党成员不会像同本党同僚那样地同反对党人直接在个人之间竞争官职。

我和所有的内阁同僚，在未执政的年代里，理所当然地互相激烈竞争。在过去三个月里，我们都忙于对付真正的反对派——文官——顾不上互相贬低。不过我凭直觉感到，近来内阁的气氛预示着有人将再次玩弄政治花招。

这里还有许多其他涉及我自己的事情，我于本周末趁还有点时间已予以考虑了。早先（实际上是在我当大臣的最初一周里），我就明白开放性政治带来了一些现实问题。我很清楚，要是人们不再保有秘密，他们就别想保住权力。

说实在的，一个越是不开放的政府，结果往往反而越是开放。这话听来自相矛盾，实际上倒是千真万确的。开放性政府好比是现场演出，观众在这里看表演，并作出反应。但就像演戏一样，要让人家看到什么，首先必须有许多隐蔽的活动。在排练过程中要进行各种删节或修改，直到一切安排停当才公诸于众。

所有这一切的弊端在于人们试图回避问题实质——这就是说，文官对大臣保密。尽管他们否认，我肯定他们是这么干的。当然，我现在也完全赞成对公众保密，理由我已经在前面交代清楚了。作为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我有特权决定什么时候不让人民知道真情。而文官则无权对我保密。

不幸的是，对他们说清楚这个道理是非常困难的。

我还得到了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只要有可能避免，我绝对不能在汉弗莱面前流露出自己的希望或是担忧——特别是涉及党的担忧。如果你暴露自己政治上的弱点，人家就会毁掉你。你必须使人家猜不透你的意图。

我现在懂得要让文官先表。绝对不要说，“我认为如何如何”；该说，“你认为如何如何？”

我也搞懂了“是”和“不”的用法。你总是可以把“不”字变成“是”字——而不是倒过来。不但如此，要是你想说“不”字，得由私人办公室来代你说——但是如果你要想说“是”，那你就得抢在私人办公室前面自己动手打电话。这样就可由他人受过而由我自己居功。

实际上，你自己动手打电话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整个制度的设计安排就是要阻止你自己动手去做任何事情。从文官这方面来说，你万万不能打电话或是处理一个问题。一个大臣如果拿起电话来处理——比如说，某项外贸业务，那就够他倒霉的。文官会从四面八方走过来，装模作样地说什么“这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事……正确的渠道……政策岌岌可危……这您是明白的，不是吗？……要是出了差错可怎么办？……大臣，您可要负全部责任啦！”等等。

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重要的知名人士来说，实在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你一不留神，他们就会使你陷入困境，吓得你不敢向波特酒吧打电话。

而且不管你做什么事，总有人留神观察着监督着。伯纳德监听我所有的电话，只有我的私人专线电话例外。这么做的理由是替我做点有用的记录，以便充分了解我的观点和活动——这倒是真话！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情报是一把双刃的利剑，它能砍敌人，也会伤自己人。〔绝非偶然的是，世界上真正有权有势的官职大多叫secretary（秘书或大臣）——国务大臣、常任秘书、秘书长、党的书记等等。Secertary的意思是被委以他人所不知道的机密的人，亦即“权势人物”——编者。〕

即使这样，我得说我发现这倒是传达我对那些常任官员们的批评的极其有用的途径，因为我知道伯纳德一直在监听我说的每一句话！

今晚，我的一只红盒子里有一份向智囊团提出的关于行政部门人浮于事情况的报告草案。这份报告已是第三次重新起草了。

〔“智囊团”是“中央政策研究组”的俗称——编者。〕我对这份报告还是不满意。我对此还有许多问题要在明天上午问个明白。

1月19日

我们开了一次会来讨论写给智囊团的报告。我告诉汉弗莱我对报告还是不满意；他客气地表示愿意重新起草。

这不像是一个答复。我指出，他已经重新起草过三次了。

伯纳德同我争辩。“这话不大正确，大臣。”他说。

我对他说，我算得出来，这已经是第三份草稿了。“是这样，”他说，“报告起草了一次，重新起草了两次。”真是典型的学究式吹毛求疵的反对意见，令人讨厌。伯纳德讲话喜欢一丝不苟斟酌字句，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幸亏他没有置身于政治。

我叫他别挑剔字眼了。汉弗莱打圆场说，他很乐于第三次重新起草报告。他当然乐于这么做。还有第四次、第五次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后面还有第六次呢，”我接着说，“不过报告上还是不会说出我要它说的话，报告要说的是你要它说的话。而我要它说的是我要它说的话。”

“您要它说什么呢？”伯纳德问。

“我们要它说您要它说的话。”汉弗莱抚慰似的轻声说。

“我确信，”伯纳德罗哩罗嗦地说，“部里不会要您说您不要说的话。”

我又作了一次尝试。这是我在四个星期里第四次说明情况了。

“六个星期前，智囊团向我们要行政部门人浮于事的证据。我已经三次明白无误地向几位文官通报了情况，而每次我得到的只是一份叫人根本无法看懂的报告草案，里面说的跟我要他们说的恰恰相反。”

“大臣，恕我直言，”汉弗莱爵士虚伪地反驳道，“如果报告草案根本无法叫人看懂，您怎么知道它说了相反的意思呢？”真不愧是左右打岔，搪塞敷衍的大师。

“我要说的全部意思就是：文官编制过大，必须压缩。”我伤心地解释道。

“我确信我们大家都想这么说，”我的常任秘书在撒谎，“这也正是报告里讲的意思。”

“不，报告里没有这么讲。”

“不，讲的。”

于是我们就你一句我一句：“没有讲。”“讲的。”“没有讲。”彼此说了一阵。说到后来，我向他念了报告草稿里的几句话为例。比如，报告里说，分阶段裁员十万人，“不符合公众利益。”其实可理解为：这样做符合公众利益，但不符合文官的利益。又如“舆论对这一措施尚无思想准备。”其实是：舆论对此已有准备，但文官却还没有。接下去还有一句话，“不过这是一个紧急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成立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这句话的本意是：这问题真是讨厌透顶，但是我们希望四年后，当皇家委员会提出报告时，大家都会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要不，我们就另外找个替罪羊。

〔哈克开始懂得文官的代码语言了。这里还有几个其他的例子：

“我认为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应理解为：我们不打算干这个。

“你有没有通盘考虑过这件事的全部责任？”应理解为：你不会这么干。

“这决定有点令人费解。”该理解为：蠢极了！

“不能说这是完全坦率的。”应理解为：可恶。

“恕我直言，大臣……”该理解为：大臣，我从来没有听说这么傻的想法——编者。〕

这一下把汉弗莱难住了。他说，“大臣，我看只好重新起草报告了。”真高明！

“汉弗莱，我说，你能直截了当地回答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吗？”

这一问题弄得他措手不及，他犹豫了一下。

“只要您不要求我笼统地提出不成熟的看法，或者过于简单地作出浅薄的结论；比方说，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我愿意尽大努力来满足您的要求。”他说话时的口气既真诚坦率又令人难以捉摸。

“你的意思是，你能直截了当地给我回答？”我问。看来他心里正在进行着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是的。”他终于说。

“好吧，”我说，“现在我就坦率地问你。”

汉弗莱爵士沉下了脸。“咦，”他说，“我还以为您刚才已经问过了。”

我紧迫不舍。“汉弗莱，在你向智囊团提出的证词里，你是否打算支持我认为行政部门人事臃肿，无所事事的观点呢，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坦率地回答！”

难道我还能问得更简单明了吗？我想不可能。而下面就是他的答复：“大臣，要是我被迫坦率地回答，那么我得说，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也就是从总体上来看，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从各部门的大致情况来看，那么归根结蒂，或许可以这么说，那就是，到头来，您会发现，就一般意义而言，明明白白地说，不管这样还是那样，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正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时，他又开腔了，无疑是为了进一步澄清他的话意。“就人们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在现阶段……”我作了后一次努力。“你到底想说‘是’还是‘不是’？”我问他。心中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

“既是又不是。”他对我大有帮助地回答说。

“假如，”我说，“假如你没有被要求直截了当地回答，那你怎么办？”

“噢，”他高兴地说，“那我就可拖则拖，争取时间，大臣。”汉弗莱永远不会改变。我肯定改变不了他。今天我没有利落地办妥过一件事。不，不但不利落，——我可以说是慢慢地而且痛苦地一事无成。谈话结束时汉弗莱建议我把报告草案带回家细细推敲两天，因为这样也许我会发现报告真的讲了我要它讲的话。这自然是一个愚蠢的浪费时间的建议。他只不过是想慢慢地瓦解我的意志罢了。

“要是它没说出我要它说的话呢？”我气恼地问。

汉弗莱爵士笑了笑。“那么我们将会乐于为您重新起草一份，大臣。”他说。

这样又兜回到了原地。

1月20日

我仔细考虑了昨天的情况。我不打算把这份草案送到部里重新起草。我要自己来写，写好了我就压住，过一段时期再送去，让他们来不及修改。

我跟伯纳德提起这个打算，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对他透露时，叮嘱他切勿外传，而且我希望我能信任他，我确信我能信任他。

〔哈克没有估计到文官对自己人可能施加的压力。汉弗莱爵士在此后两星期里多次问起第四份报告草案的事，并且注意到伯纳德·伍利的回答总是躲躲闪闪。终于伯纳德被邀去蓓尔美尔街汉弗莱爵士的俱乐部领受一次训戒性的小酌。我们从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文件中找到这次会见的备忘录——编者。〕

伯·伍来俱乐部小酌。

我问他部里给智囊团的报告怎么样了。

他说，“你是指大臣的报告吗？”这绝非随口说的话。

当回答我所提的报告为什么还没有送回的问题时，他建议我自己去问大臣。这是一个极难令人满意的答复。

我解释道我宁可问他。由于他固执地保持沉默，因此我向他指出他不像是在回答问题。

“既是也不是。”他说。他完全知道这是我喜欢用得答复之一，所以我觉得不能不斥责他无礼。在回答其他问题时，伯·伍坚持认为大臣在认真处理他的红盒子文件，但他一再拒绝解释报告草案被搁置的原因，只是建议我去问大臣本人，因为他（伯·伍）是大臣的私人秘书。

看来他为自己的处境担忧。很明显，大臣要他承担对某一消息严格保密的某种义务。我因此决定大大激化他的不安情绪，迫使他设法让我和他那位大臣双方都感到满意，从而表明他确是名副其实的前程远大的人。

〔“前程远大的人”指注定会提拔到文官最高官阶的年轻人——编者。〕

不然，他就得站在一边反对另一边，暴露出他不具有在风大浪高的时候走钢丝的本领。

所以我提醒他，他是行政事务部的人员。忠于自己的大臣，这固然值得钦佩，但通常一位大臣的任期只有十一个月，而伯纳德总是希望自己的事业能持续到六十岁。

伯纳德巧妙地应付了这一情况。他决定向我提一个假设性问题来了结这件事。这一直是个好办法。

他问我，如果一位纯粹假设的大臣对某个部向某委员会提出的证词草案感到不满意，如果这位假设的大臣打算以他在自己党的总部里由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一起写出的草案来取代原草案，如果这位大臣打算在临时委员会听证的后日期才提出自己的报告，以致别人来不及重新起草，如果一位假设的私人秘书知道——私下被告知——这份假设的草案，那么，这位假设的私人秘书是否该把这消息传给假设的那个部的常任秘书呢？

这问题提得真好。当然，我回答伯·伍说，如果这是私下告知的，私人秘书就不该把这种消息传出去。

伯·伍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有出息。〔阿普尔比文件。23/RPY/BC〕

2月1日

自从我决定接管向智囊团写报告的工作迄今已有两个星期了。定稿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弗兰克和他的伙伴们一直干得很卖力，我也一直挑灯夜战。这情况看来使汉弗莱非常恼火，使我觉得很有趣。

今天他又向我问起报告草案的修正稿的再修正稿。

“给中央政策研究组的报告怎样了？”他问。

“你是指智囊团吧？”我问道，想能推则推。

“是的，大臣。”

“你为什么要这个呢？”我问。

“这样我们可以再起草一份。”

“没必要了。”

“我想有必要，大臣。”

“汉弗莱，”我坚定地说，“起草文件不是文官的专利。”

“这是一种高级专业化的技巧，”他回答说，“非文官的人很少能干得了。”

“胡说，”我说，“起草文件挺容易，这是人人都会玩的把戏。”

“可玩的时候免不了会肝火旺。”他回答说。他真是个十分风趣的人，真的。

这句话使我格格笑起来，我改变了话题。可是他不肯放过我。

“那么，请把报告草案还给我，好吗？”他坚持说。

“当然啰。”我脸带笑容说。他等着我，可什么也没等着。

“什么时候给我，大臣？”他问，同时想要回敬我一个微笑，可是这笑容肯定是透过紧咬着牙齿才露出来的。

“以后吧。”我敷衍道。

“到底是什么时候？”他咆哮着，脸上仍带着笑。

“你老是说，我们办事不该急急忙忙。”我恼怒地说。

于是他要求我给他一个坦率的答复！脸皮真厚！既然他用我的话语来说话，我就用他的话语来回答。

“在适当的时候，汉弗莱，”我真的感到很开心，“在预定的时候。在合适的关头。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必要的程序结束的时候。要明白不可仓促从事。”

“大臣，”他说，好脾气已荡然无存，“这件事非常紧迫。”他急得手足无措。好极了。我的战术成功了。“紧迫？”我满不在乎地说，“你怎么学会这么多新词来了？”我想我一生中从未对任何人这么粗暴无礼。我实在开心极了。我一定要更经常地来这一套。

“我希望您原谅我这么说，”汉弗莱爵士以他冷漠的度开始说道，“但我正开始疑您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装出一付大为震惊、莫名其妙，一无所知的模样——其实全是做给他看的。“汉弗莱！”我用我深深震怒的声音说，“我们之间该不会有什么秘密吧？”

“我很遗憾，大臣，但是考虑到各种情况，并顾及一切可能性后，有时候人们会不得不认为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说，事情也许不是——恕我直言——不是以一种完全坦率的方式在进行着的。”汉弗莱爵士显然是用他在紧要关头所能想起的明白不过的话来辱骂我。不是以一种完全坦率的方式，哼！正如在下院说别人讲谎话是违反议事规则一样，讲这句话不用说也同样违反了白厅的行为准则。

因此我决定向他交底。我告诉他，那份报告修正稿已由我亲自重新写过，觉得很满意，不想请他重写了。

“可是……”汉弗莱爵士开口说。

“别老说‘可是’了，”我厉声说，“文官的拖延战术我已经领教得够多了。”

“我可不会把文官的拖延说成是什么‘战术’，大臣，”他说道，”这会把懒散当技巧了。”

我问他，我们难道不是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行政部门的拖拉作风吗？他回答说是这么回事。

“委员会怎么了？”

“噢，”他推诿说，“委员会还没有开过会。”

“为什么不开会？”我要了解情况。

“好像是……给耽搁了。”他承认道。

让汉弗莱知道现在存在着一个普遍要求彻底改革的真正愿望是重要的。我提醒他我创建的关于行政事务的全党特别委员会非常成功。

我说这话很可能是失策，因为他立刻问我这个委员会有什么成就。我只好承认目前还没什么成就，但我指出党对之感到十分满意。

“是吗？”他问，“为什么？”

“星期一《每日邮报》用占10英寸的栏目作了报道，这还仅仅是开始。”我自豪地说。

“我明白，”他冷冷地说，“政府是用报道的篇幅来衡量它的成就的，是这样吗？”

“是的……但又不是。”我笑着说。

他还是非常关心报告草案的修改稿。

“大臣，”他坚定地说，“您打算递送的证词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更严重的是——非常不明智。”我想，这算是汉弗莱迄今所说的能表明心迹的话之一了。“以前我们也经历过这种事：行政部门的扩大是国会立法的结果，而不是官僚帝国建设的结果。”我开始想，也许汉弗莱是真的相信这一点的。

“照这么说，”我说，“当这问题在下院质询中提出时，你要我告诉国会说，行政部门这么臃肿是他们的过错吗？”“这是真相，大臣。”他坚持说道。

他看来不理解我需要的不是真相，我要的是我能向国会说些什么。

我把情况向他讲清楚。“汉弗莱，”我说，“你是我的常任秘书。

你打算支持我吗？”

“大臣，作为您的旗手，而不是作为您的抬柩人，我们总是支持您的。”

这话隐隐约约有点威胁的味道。“我问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随着我越来越激动，他反而越来越冷静。

“我还以为我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呢，”他以尖的声音说话，咬字发音清楚得过了头，有点使人想起伊迪丝·埃文斯夫人扮演的布莱克内尔夫人，[1]“切不可把这样的报告送给一个公开发表其建议的机构。”

像往常那样，他完全没有搞懂我的意图。我向他解释说，正因为报告要公开发表，我才要提供证词。作为大臣，该由我而不是那些常任官员们来判断什么时候应保守秘密。

这一下他似乎真的无话可说了。他不说话，琢磨了好一会后，他问我，他是否可以再提一个建议。

“只要直话直说，当然可以。”我答道。

“如果您一定要去做这该死的蠢事，别用这该死的蠢办法去做。”

2月2日

今天上午在去唐宁街十号的路上，伯纳德给我看了内阁议事日程。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从中获悉，内阁将要讨论我提出的——或者不如说据称由我提出的关于撤销地政局的建议。迄至此刻我才听说过这种事。这方案是要把剩下的职能移交给地产管理局，其主旨是削减自治政府部门的数目，这些部门人员已经增加了9.75%。伯纳德对我说，我是这个建议的倡导人。天知道我什么时候成了倡导人——我想它一定在前几个星期的什么时候被放进了我的红盒子里，但是我已记不清了。我一直在忙于给智囊团写报告，过去一个多星期里我没做过别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我不可能记住我每天凌晨一两点钟拼命赶出来的每一份文件——事实上，这些文件我可一份也想不起来了。必须有一个更好的工作体制才行。

伯纳德向我保证，我其实没有必要详细了解这个建议，因为他通过私人办公室信息网络得来的小道消息说，这建议肯定会顺利通过。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像读者可能想象的那么偶然。由于时间紧迫和诸多立法上的复杂问题，大臣们常常不得不向内阁提出一些他们从未审阅过或者不太了解的方案。从而人们有时得把大臣的政策，即大臣本人对之有强烈个人看法或已经作出承诺的政策和部的政策，即大部分的政策加以区别——编者。〕

2月3日

今天是迄今为止的不吉利的一天。也许不单单是我当大臣以来不吉利的一天，也是我从政以来不吉利的一天。

我深深地感到沮丧。

尽管如此，我仍觉得有必要把一天里的事情记录下来，我将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来写。

今天上午汉弗莱爵士似乎参加了常任秘书的每周例会，当他在会上透露我亲自写报告给智囊团的事情时，据说挨了两位同僚的批评。

汉弗莱似乎向伯纳德表示过他对我所作所为的不满。而伯纳德——看来他是我唯一能完全信任的人——就对我说了。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弗雷德里克·斯图尔特爵士显然真的对汉弗莱说过，一旦你允许一位大臣自己动手写草案报告，下一步他就要开始支配政策了。

真叫人难以相信！

但事实确是如此。我已经懂得，起草文件，就打了胜仗。

〔这便是为什么当时文官惯常在开会前就作好会议记录的道理。这样做达到两个结果。首先，这有助于会议主席或大臣确保讨论遵照事先商定的思路进行，并确保有人提出正确的看法。其次，由于工作繁忙的人通常不太记得清楚会上商定的内容，事前就把它定下来确是极其有用和方便的。只有当会议结论同事前准备好的会议记录大相径庭或完全相反时，官员们才需要重新动笔。就这样，预先写好的会议记录能够决定许多会议的结果，不管与会者实际上可能讲了什么话，或者达成什么协议——编者。〕

汉弗莱爵士和弗雷德里克爵士正在讨论汉弗莱的（不是我的！）关于削减自治政府机构的计划时，碰到了唐纳德·休斯博士[2]。他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休斯透露，智囊团在其提出的咨询意见中已接受了减少自治政府部门数目的想法。这消息使汉弗莱爵士惊愕不已，因为各部的证词还没有全部送交智囊团——我部的证词就未送去！

汉弗莱爵士对唐纳德·休斯的消息起初并未感到不快。作为一个老练的文官，精简政府机构的建议自然使他想到可以借此来吸收大批专门处理精简工作的新人员。

可是，计划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汉弗莱在今晨上午9时〔赘词——编者。〕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通知我，唐纳德·休斯博士提出了以下几点：

1．吉姆·哈克始终谋求紧缩行政部门臃肿状况。

2．他终将取得成功。

3．为促进此事，财政部、内务部和文官部均已建议撤行政事务部。

4．“首相对此计划表示赞许”（他的原话）。

可怕！我的职位处于危急关头。

首相似乎对这想法着了迷；其理由是，它干脆利落，富有戏剧性，而且在政治上将得人心。

他们打算把行政事务部的所有职能全部纳入其他各部。

那么我的命运如何呢？显然他们将向新闻界和公众表明，我凭借着一心为公，不惜自我牺牲的政策，已经取得成功，我本人则将被踢到上议院去。

唐纳德·休斯还在往伤口上擦盐，似乎把这事说成是“把赞许、晋升和阉割三件事都做到了”。他似乎还建议让我接受“神风突击队哈克勋爵”的封号。[3]

很明显，休斯对自己和自己的方案都觉得很满意！这大概是因为他自己对行政部门的铺张、官僚主义和浪费作风正在进行着一场讨伐吧。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跟他看法完全一致。但不能拿我来开刀呀。多谢，多谢，休斯博士。

这的确证实了我的直觉：内阁在政治上的暗斗又要开始了，毫无疑问，我们都得从事一场大博斗。人人都反对我们。财政部、内务部和文官部的常任秘书们都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权势。领导这些部的内阁同僚们也是这样。当然，我一向知道，行政事务部是一个政治坟墓；也许首相一直在给我喝毒酒呢——毕竟我曾为马丁主持过与首相争夺党内领导权的运动，而首相的座右铭是——顺便提一提——“败则怨恨，胜则报复！”

说句公道话，唐纳德·休斯似乎还表示过汉弗莱也得下台。

“霍斯费里街有个职业介绍所，”他恶毒地说，“19路公共汽车就停在门口。”

这是我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听到的唯一使我稍感有趣的事。不过我想汉弗莱从牛津毕业以来恐怕还从未乘过公共汽车。

今天上午汉弗莱把近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时，我大为惊骇。

起先我不大相信。我对汉弗莱说我心里发慌。

“您发慌了吗？”他说，“我也发慌。”伯纳德说他也在发慌。

毫无疑问，情况是可怕的。

我确信情况正如汉弗莱爵士引述唐纳德·休斯所说的那样。因为这话听上去不假，而且汉弗莱还看到了财政部、内务部和文官部的联合建议。何况休斯还非常接近首相，所以他一定知道内情。

我问汉弗莱，不管我是否去上议院，我会不会另被任命一个职务。我还顺便加上一句，要是授予我贵族头衔，我将坚决拒绝。“谣传有一个新职，是负有一般性责任的产业协调大臣。”汉弗莱爵士严肃地答道。

这是迄今为止糟糕的消息。产业协调实际上意味着罢工。[4]从现在开始，在英国的每一次罢工都将是我的过错造成的。真是妙不可言！

我思索了一会。汉弗莱爵士打断了我的深思，他用阴沉的语调问：“您有没有考虑过我会碰到什么情况，大臣？我也许会给派到农业、渔业和粮食部去。我余下的生涯将用于辨认鳕鱼的捕获限额该是多少。”

伯纳德斗胆微微一笑，汉弗莱就朝他发牢骚，“至于你，小伙子，如果你的大臣垮了，那么你作为前程无量人物的名声——虽然不过尔尔——也彻底完蛋了。你说不定要在斯旺西的车辆执照办理中心度过你的余生。”

“天啊！”伯纳德轻声说。

我们默默地坐着，各自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过了好久，我长叹了一声，汉弗莱也叹息起来，接着伯纳德也叹了口气。

当然，这全都是汉弗莱爵士的过错。削减自治政府部门数目的建议本来就愚不可及，结果让我们的敌人占了便宜。我就这样说了。汉弗莱却说都得怪我不好，因为我向智囊团提出了分阶段紧缩行政部门的建议。

我对这种荒谬的说法嗤之以鼻，因为智囊团根本还没有看到我们的报告。可是汉弗莱透露，党组织从中央大厦送了一份样本给首相。

照他这么说，也许我们俩都有责任。不管怎么说，争论已经毫无意义，于是我要汉弗莱想些点子。

大家都闷闷不乐，又是一阵沉默。

“我们可以提出一份文件。”他终于说了。

“提出什么问题？”我问道。妙极了！

汉弗莱问我有没有什么建议，我可没有。我们于是问伯纳德。

“你怎样认为的，伯纳德？”

“我想这事真可怕。”他重复已经说过的话。这人根本没用！接着汉弗莱提议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通力合作。这至少是个新鲜的好建议。我本来就认为他的任务就是在一切场合跟我配合。他说这话似乎是一个供认。而且他心目中的合作通常是他吩咐我做

什么，然后我就照办。可是，瞧！他这一套把我们搞到什么地步了！尽管这样，我还是问他有什么主意。

“恕我直言，大臣。”他开始说道。这真叫我受不了。我叫他不要再对我说这种带侮辱性的话！他显然正要暗示我对这件事情的任何意见都是不值一顾的。

但是汉弗莱重申，他真的要大家合作。“我需要您。”他说。

我得承认，我颇有点感动了。

他提议我们去请弗莱克·韦塞尔来，这使我万分惊讶。

汉弗莱显然改弦易撤了，即便这也许已为时过晚，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是这样，大臣，要是首相支持一个计划，白厅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抵制它。内阁大臣们的计划却很容易遭到抵制……”他立刻纠正了自己的话，“……很容易被修改，可是首相的情况不同。”

简括地说，他打算在威斯敏斯特和白厅同时抵制这个计划。[5]他认为弗兰克能帮助动员下院后座议员。

我提出舰队街也许会有用处，[6]要是弗兰克能把报界争取到我们这边的话。汉弗莱脸色发白，欲言又止，但还是同意了，这一点值得赞扬。

“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就是舰队街也……”他咕哝着说。

2月4日

昨天弗兰克不在。因此今天我们跟他碰了头。

他才听到消息。我们问他有何看法。他竟然无言以对，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看到他这样。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真可怕。”他回答道。

我们都同意这确实可怕。

只好由我来出头说几句鼓励士气的话了。“我们可不能再像淋湿的母鸡那样光是拍翅膀，我们得做点事，防止行政事务部被撤。弗兰克，你去联系组织秘书办公室，去动员后座议员和中央大厦，在事情还没开始时，就阻止它。”

“大臣，我再次吹毛求疵，实在抱歉，其实要在事情开始之前就把它阻止住是办不到的。”伯纳德插嘴了。真是个湿母鸡的总司令。他在关键时刻实在是毫无用处！

弗兰克指出我的想法无多大用处，因为后座议员可能会喜欢撤行政事务部的方案。于是我对他说，这其实是汉弗莱的主意。

经过一夜反复考虑，伯纳德提议在新闻界掀起一个宣传运动，刊登整版广告来颂扬行政事务部。他提出了一些口号：“行政工作拯救了国家”、“文牍主义是一种乐趣”。

我们对这些想法有点犹豫不决。于是他又提出一个口号：“文牍主义使国家凝聚起来”。

有时我对伯纳德真的感到绝望。

大家沉默了好长一阵子，汉弗莱忧郁地说：

“毫无疑问，凶兆已经露头。”也看不到还有什么避免灾难的真正希望。

这真叫人害怕！

2月5日

即使大难当头，人总要活下去啊。

今天我们开会讨论欧洲通行证问题。这完全是个新出现的情况。我甚至还没听说过这事。在过去这几夜里，我的红盒子里显然有过关于这事的信息，但我一直情绪低落，心事重重，实在没法读懂任何材料。

欧洲通行证似乎是一种新的欧洲身份证，凡欧共体国家公民均需随身携带。据汉弗莱说，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愿意支持这个主意，想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来解决黄油、酒、牛奶、羊肉以及鳕鱼等因生产过剩而引起的贸易战问题。

首相显然要我提出必要的立法建议。

这真把我吓坏了。

汉弗莱爵士对我的反应感到意外。他本以为这主意不错，因为我是出名亲欧洲的，而且他认为欧洲通行证从长远来看将起到简化管理的作用。

弗兰克和我试图向官员们讲清楚，由我来提出这么个方案将意味着政治上的自杀。英国人民不喜欢携带强制性身份证明。在我还没有从涉及信息库的争吵中彻底恢复过来的时候，我又将蒙上企图制造警察国家的罪名了。“难道我们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这个吗？”我能听到后座议员们这么嚷嚷着。

“可是，这东西实在同驾驶执照没有什么两样。”汉弗莱说。

“这玩意儿是我的催命符。”我说。

“您就把它改称为欧洲俱乐部通用卡吧，这样您也许就能混过去了。”伯纳德说。我叫他闭嘴，要不就滚开。

弗兰克问为什么得由我们来提出建议，而不是由外交部来提出？这问题问得好。

“据我所知，”汉弗莱解释道，“首相原来的确建议由外交部来提出这一立法建议，但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大臣认为这是内务部的事，而内务部则表示这基本上是行政性质的事务。首相表示同意这一看法。”

弗兰克说：“他们是在把炸弹邮包传来传去，都不敢搭上手啊。”

难道你能责怪他们吗？他们已经听到定时炸弹的嘀答响声了。

汉弗莱悲哀地接着说，身份证法案也许将是我们部里办的后一件事了。

跟文官不一样，弗兰克和我仍然感到难以理解的是，甚至像欧洲通行证这样的建议竟然也会被外交部认真地加以考虑。我们俩都能清楚看到，这是为反欧洲派提供极好的武器。我问汉弗莱，外交部是否不懂得，这对欧洲理想将是多么有害。

“我肯定他们懂得，大臣，”他说，“所以他们要支持这个建议呀。”

这反而使我摸不着头脑，因为我一向觉得外交部是亲欧洲的。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我问汉弗莱。

“既是又不是，”他当然这么回答我，“请原谅我用这话来回答您，”他说，“外交部是亲欧洲的，因为实质上它是反欧洲的。事实上，文官一致希望能确保共同市场不起作用；这也正是我们加入共同市场的原因。”

这像是在叫我猜谜语。我请他作进一步解释。他的论点可概括如下：英国的外交政策目标至少也有五百年不曾改变了——那便是，要制造一个分裂的欧洲。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跟荷兰人一起同西班牙人打仗，和德国人一起同法国人打仗，和法国人以及意大利人一起同德国人打仗，又和法国人一起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打仗。〔这里指荷兰人反对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叛乱，一系列的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编者。〕

换句话说，就是分而治之。外交部找不出任何理由来改变这个迄今一直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的政策。

我对这些当然是清楚的，但我把这看作是过去的历史。汉弗莱却认为事实上仍然是现行的政策。他解释道，我们有必要去瓦解欧共体，因此我们一定得挤进去。以前我们试图从外部去瓦解它，但这样做不行。〔这里指的是英国曾徒劳无功地短期加入了1960年成立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后于1972年退出——编者。〕既然现在我们挤了进去，我们就有可能从中获得不少好处。我们现在已使德国人与法国人为敌，使法国人与意大利人为敌，使意大利人与荷兰人为敌……外交部对此感到万分欣喜。这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

这一番话使我听得目瞪口呆。我原以为我们所有这些公开亲欧洲的人都信仰欧洲理想。我把这意思对汉弗莱爵士说了，他只是咯咯地笑。

因此我问他：要是我们不信仰欧洲理想，为什么我们还推动增加欧共体成员国？

“道理是一样的，”他回答。“这好比是联合国。会员国越多，你越是能挑起争论，联合国也就越来越变得一事无成，不起作用了。”我认为这些都是极其可怕的玩世不恭的话，我就这样告诉他。汉弗莱爵士讨好地表示同意。“是的，大臣，我们把这叫做外交手腕。您要知道，英国就是靠这个变得伟大的，您知道。”

弗兰克无愧于他具有的小猎犬的性格，硬是要继续谈欧洲通行证问题。“欧共体其它国家对强制携带身份证明会有什么想法？它们也会抵制吗？”

汉弗莱爵士不认为会这样。“德国人会喜欢这么做，法国人会置之不理，而意大利和爱尔兰则无法推行，因为太混乱了。只有英国人会感到愤恨。”当然，他说得对。

我得说，对我说来，所有这一切都开始显得可疑，就像是一个要把我甩掉的阴谋。但这一次弗兰克却不同意有阴谋的提法，理由是不管怎样，我总是要给甩掉的，因为我的行政事务部就要撤了。

但我心里总是疑首相是要把这事弄得绝对有把握。弗兰克叫我不要疑神疑鬼，可是我想，要是人人都阴谋反对他，他也会疑神疑鬼的。

“我们站在您这边，大臣。”汉弗莱爵士试图安慰我。生活就是充满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接着我想到了一个主意，我突然明白，马丁会站在我这边。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以前没想到这一着。他是外交大臣——而且我确知他是真正亲欧洲的。（汉弗莱称他为天真汉。）再有，我曾为他搞过反对首相的运动。要是我给排挤掉，他准会失利。

我们安排星期一同他会晤，地点在下院。我想不出他怎样才能具体帮忙，但我们共同努力也许会找到某种手段。

2月8日

一切顺利。我们胜利了。我的职业，汉弗莱的职业以及行政事务部都全靠了一个高明的机会主义政治手段而得救了，对此我极感自豪。当然还加上一点小运气。总之今天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一天。

我们在马丁的办公室里秘密集会。马丁满口是蹩脚的俏皮话。

“你干了一件力士参孙才干得了的事，[7]吉姆。”我的神情看上去大概有点茫然若失吧。

“你瞧，你想要精简行政部门，你成功了。你把整个上层建筑拆掉了——却连自己也埋葬了。”

我不知道自己该微笑呢？还是该称赞他的风趣呢？还是怎么办？

汉弗莱爵士当然亟欲参加这个玩弄比喻的游戏。

“这是个皮洛士式的胜利。”[8]他悲哀地说，腔调像是在吟诵诗句，大概是为了提醒我们，他是个古典文学爱好者吧。

“有什么好主意吗？”我问马丁。

他可没有。于是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气氛阴沉得可怕。

弗兰克继续费劲地捉摸着首相为什么要搞欧洲通行证这个谜。后来才知道他这样做只是偶然的。“我真不明白。这么做毫无意义。为什么首相看不出这会对政府造成损害？”

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说欧洲通行证这件事是自从我被任命为内阁阁员以来政府将要碰到的糟糕的灾难。〔我们认为哈克表面上说的话并非他的真意——编者。〕

马丁对欧洲通行证问题相当镇静，“人人都知道这不会成为事实。”他说。

他说“人人”是什么意思？我的确就不知道这事是实现不了的——再说，直到昨天我甚至还不知道竟会有这种事。

“这事首相得一直敷衍下去，”马丁接着说，“直到拿破仑奖颁发以后才能歇手。”

众所周知，拿破仑奖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种奖金，每五年颁发一次。它包括一枚金质奖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盛大仪式和十万英镑奖金。首相是呼声高的人选。受奖对象须是自从拿破仑以来对欧洲团结贡献大的政治家。〔这就是说不把希特勒算在内——编者。〕

“评奖委员会再过六个星期就要开会了。”马丁说，“因此首相显然不想把船掀翻，至少当他把船放进口袋之前是这样。”

我好像听见伯纳德叽哩咕噜地自言自语说，船可是放不进口袋的，不过他的话音很轻，所以也许是我听错了。但由于他不肯再说一遍，我才相信自己其实不曾听错。

“一旦得了奖，”马丁又说，终于讲到了点子上，“首相自然会把欧洲通行证置之脑后。”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但我一下子还说不清楚。它正在我脑子深处慢慢形成。我得先请别人回答几个问题才行。

“马丁，”我问，“有多少人知道是拿破仑奖的得主？”

“这是绝对保密的。”他说。当然，这回答使我失望。“绝对保密”意味着人人都知道。

但这次看来情况不一样。“绝对保密，确是绝对保密。”马丁说。

我一下子激动得话也说不清了。“你们还不明白吗？”我说，

“后座议员……透露……”汉弗莱给弄得莫名其妙，他问我是不是指威尔士国民党。此时此刻，上帝站到我这一边了。门开了，唐纳德·休斯博士走了进行。他道歉说他过一会再来，但我把他拦住了。我对他说，我正要找他，要向他请教，并请他坐下来。

他假装说他很想帮助我，但他警告说，如果是在马逃走后再要关上马厩，即使是他也无能为力了。我奉承地说，他不会无能为力的。我对他说，我现在在道义上正处于严重的进退两难境地。这自然是我在当时胡编出来的。

我说我的困难处境是这样的。我告诉休斯说，据我所知，有一位后座议员打算就英国是否实行欧洲通行证问题向首相提出质询。

休斯立刻紧张起来。“是哪个后座议员？欧洲通行证的事是绝对保密的。”

“就像拿破仑奖得主一样是保密的吗？”我问。

我们互相打量着对方——我对下一步行动还没有绝对把握。幸亏伯纳德灵机一动，插了一句话，“我想大臣说的是某个假想的后座议员。”他说。真棒，伯纳德。

休斯说，提这样的问题是绝少有可能的。

我对这话不予置理，进一步解释说，要是有人提这个问题，那么只可能有两种答复：如果首相回答‘是’，就会在国内对政府造成损害——但如果首相回答‘不’，就会在欧洲对政府造成更大的损害。考虑到拿破仑奖，这对首相本人也会造成损害的。

休斯点了点头，等我继续说下去。于是我又说，“假如一位设想中的大臣事前听到有一位设想中的后座议员要提出这么个问题。那这位大臣该怎么办？”

“对一位忠诚的大臣来说，唯一负责的做法，”他谨慎地说，“是不让这问题提出来。这是显而易见的。”

“堵住一个议员的嘴巴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说。当然我们俩都知道，到目前为止既然没有人提出问题，也就没有这样一个要提问题的后座议员——不过，只要我存心策划的话，这两者都可能有。

“阻止他的唯一办法，”我提议道，“也许是让这位后座议员要求首相对撤行政事务部一事进行辟谣。”

瞧，这就是我提出一笔交易，现在明明白白地提出来了。休斯迟疑不语，考虑片刻，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可是什么办法也没有。

他到底不愧为达练之士，处理得很高明，一下子说了一长串合适的话来，“但我确信……究竟是什么使你有这种想法？……毫无问题，我们只会全力支持您……”等等。

汉弗莱终于搞懂了这是什么意思，他加入进来给予致命的一击。“可是你几天前才说过，撤行政事务部的方案已经出台。首相也表示赞许。”

“是一笑置之，”唐纳德·休斯对答如流，“是一笑置之，不是赞许。这想法荒谬而且可笑，不可能行得通。其实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说得漂亮极了——我对他钦佩之至。

于是我请他从首相办公室拿一份会议记录来，在二十四小时内，发到各个部门，以便把谣言平息下去。这样，我们大家就都能分享这个玩笑的乐趣了。

“你真认为有必要这么做吗？”他问。

“有必要。”汉弗莱、伯纳德、弗兰克、马丁和我异口同声地回答。

休斯说，要是这样，他确信一定能照办，他很乐于去办这事。他还说跟我们大家一起闲谈多么有趣呀，说着便告辞离去了。大概是直接赶往唐宁街十号了。

一场又一场的比赛。这次是我了不起的表演之一。我真是高兴极了。

唐纳德·休斯离开后，伯纳德就问道，休斯是否真能为我们把这事办好。“难道当首相的没有自己的脑子吗？”他问道。

“当然有的，”我对伯纳德说，“不过照尼克松总统的心腹查克·科尔森的说法，一旦你抓住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心和脑子就只好跟你走了。”

[1]布莱克内尔夫人是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的喜剧《认真的必要》中的人物——译者。

[2]唐纳德·休斯博士是首相的高级政策顾问，他是从外界进入政府工作的。是个既顽强又明智的人，经受过磨练，对高级文官素无好感。

[3]神风突击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空军自杀队——译者。

[4]哈克显然说得很对。根据措词必须委婉的原因，陆军部被改称为国防部，负责失业事务的部门则被改称为劳动就业部。

[5]威斯敏斯特，指英国议会——译者。

[6]舰队街指英国新闻界，因为伦敦报馆多集中于此——译者。

[7]力士参孙，指古犹太领袖之一，以身强力大著称，事见基督教《圣经·士师记》——译者。

[8]皮洛士式的胜利，指付出惨重代价赢得的胜利。皮洛士，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280年曾率兵赴意大利，与罗马帝国交战，打败罗马军队，但损失惨重——译者。

6．了解情况的权利

2月9日

今天我得处理一个环境保护问题。由好几个环保主义者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向我呈递了请愿书。六大本厚厚的本子里全是签名，就算没有几十万，至少也有好几千个吧。

他们对我提出的旨在治理现有制度中混乱和不正常现象的新制度表示抗议——其实称不上什么制度，而只不过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罢了。地方当局、旅游当局、国家公园、国民托管组织[1]、乡村委员会，还有英格兰田园保护理事会全都在互相扯皮、背后中伤，而且都是形同虚设，什么事也干不成。新立法的唯一目的是，整顿这种紊乱情况，使所有这些该死的委员会互相配合起来。

我把这情况跟代表团说了。“你们都知道委员会是怎么回事吧？”我说，“成天吵架、拖拉、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们就是一个委员会。”一位代表说，这是一位貌不出众、戴眼镜的女性。她的年龄说不大准，但显然是来自汉普斯台德的中产阶级分子。她似乎很生气。

我解释道，我不是指她那种委员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办事简单明了的新领导机构。这样，公众的钱就能节省下来。在我看来，它应受到大家的欢迎。

可是这些汉普斯台德中产阶级的代表对一个叫做海沃德的灌木丛感到担忧。据说，如果实行新制度，它将同其他一两处地方一样，失去其受保护的地位，因为要妥善管理该地在经济上简直无利可图。

但是这些怪人当中有几位似乎把海沃德的灌木丛看作是英国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獾在这地方已生活了好几代。”一位上了年纪的上层社会主义分子气急败坏地说。此人似乎属于迈克尔·富特那种类型的上流人物。[2]

“你怎么知道？”我纯然出于好奇而问他。

“《卫报》就是这么说的，”一个热切的年轻人说，他穿着鞋跟上钉了平头钉的皮鞋。

人云亦云，这也算是个理由！你只要从事公务一星期左右，你甚至会开始怀疑报纸上印的当天日期到底是否正确。可是那年轻人却塞给我一份《卫报》。

我看了他用红笔圈出来的报道。《卫报》原文是这样的：“The bodgers have dweit in it for generators.”[3]

我把这话读出来，笑了笑，但是他们似乎丝毫不感到幽默。后来一位臀部极大，身穿棕色呢裙子的中年女士向我提出了质问：“如果你家花园被一大群巨獾盖的许多办公楼团团围住，你会怎么想呢？”

巨獾？我对这种近乎着了魔的幻觉强忍着没笑出声来，在这时另一个怪人接着自说自话，“人并无特别之处，哈克先生。我们不能超越自然，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您知道人也无非是动物呀。”

这我显然早就明白了，我是下院出身的嘛。

约摸十分钟后，伯纳德帮助我把他们打发走了。我没有向他们许下什么愿，只是说些老一套的话，说在适当阶段将对所有的意见给予考虑。但是我关注的是：部里竟然没有一个人向我告诫过，统一管理乡村行政工作会意味着取消那些该死的獾的特殊保护地位。倒不是我在乎那些獾，但我已经告诉过国会和新闻界，不会因此而破坏任何福利设施。

我明天得同汉弗莱一起处理此事。

我还要搞明白，为什么我的时间尽被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会晤上，而我正想花更多时间来跟我们部里的工作人员接触，了解他们的问题，并且大体上找到一个更有效率地管理这个部的方法。

〔我们发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伯纳德·伍利在本星期交换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备忘录——编者。〕

伯·伍：

我了解到，大臣在为自己安排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会见本部官员——助理秘书，各部门负责人员等。甚至还要会见较高级的行政官员，请作解释。

汉·阿

2月9日

汉弗莱爵士：

大臣希望认识本部各级人员，并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伯·伍

2月9日

伯·伍：

这些会见必须立即停止。如果大臣愿与他的下属们谈谈，他就会知道许多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的整个地位会受到动摇。

汉·阿

2月10日

汉弗莱爵士：

大臣认为这样的会见能使我们了解更多情况。他还表达了改进本部工作的愿望，现在的情况相当不错。

伯·伍

2月10日

伯·伍：

我想你应该十分留神。我无法理解你近的备忘录，而且我不能肯定大臣是否完全坦率。我必须告诉你，你应该迅速而积极地考虑此事，并问问自己是否考虑过事情的全部含义。大臣在此范围中的活动很容易引起不幸的、甚至令人遗憾的后果。

汉·阿

2月11日

〔真正含义：“考虑过全部含义”是等于说：你的工作搞得很糟糕，“不幸的、甚至令人遗憾的后果”等于说：你正处于被调到现役军人坟墓管理委员会的危险之中——编者。〕

汉弗莱爵士：

如蒙近一步赐教，本人不胜感激。

伯·伍

2月11日

伯·伍：

请注意以下各点：

1．你提到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请记住，尽管这种志向是可取的和有意义的，但如果以牺牲你自己的权威为代价来增加见识，那将是愚蠢的。

2．当一个大臣真的开始管理他的部时，情况就不会很顺利，而是相当糟糕。管理本部不是大臣的职责。这是我的职责。在这方面，我具有二十五年的训练和实际经验。

3．如果大臣允许管理本部，我们必须有：

（ⅰ）打杂女工。

（ⅱ）革新措施。

（ⅲ）公开辩论。

（ⅳ）外部监视。

4．一个大臣有三个职能：

（ⅰ）他是一个鼓吹者。他使国会和公众觉得本部所采取的措施合乎情理。

（ⅱ）他是我们在威斯敏斯特的代理人，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国会通过。（注意：是我们的立法而不是他的立法。）

（ⅲ）他是我们的供养者。他的职责是在内阁中为我们争取我们的工作所必需的经费。

请注意：同负责人员和较高级的行政官员一起审查部里的工作程序和做法不属他的职责范围。

汉·阿

2月12日

伯纳德·伍利爵士（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

因为我当时还相当年轻而且经验不足，我不知怎样才能把汉弗莱爵士的建议付诸实施。因为大臣亲自安排约见而且已经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工作。

我找了个机会同汉弗莱爵士碰头，我一开始就向他解释，只要大臣有时间，我就无法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事情。

汉弗莱爵士勃然大怒！他问我为什么大臣会有空余时间。他说我必须做到使大臣永远没有空余时间。要是他有空，那就是我的过错。我的任务是为大臣设计各种活动。大臣必须发表演说，去外地访问，公费出国旅行，接见代表团，审阅数不清的红盒子里的文件，而且必须迫使他去对付危机、紧急情况和共同恐慌局面。

如果大臣的工作日程登记簿里留下了空白，我就要去填满它。我还得保证让他在既不妨碍又不损害我们的地方打发他的时间。比方说，在下院。

不过，我确实还记得自己总算作了一点小小的弥补。我告诉汉弗莱爵士说——就在此刻——大臣正在进行一次无足轻重的公晤，谈话内容涉及保护沃里克郡的獾。

他听了很高兴。所以我表示，我还要设法去找些其他濒临绝灭的动物来把大臣的手脚捆住。汉弗莱爵士回答我说，没必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不能使他们的大臣忙这忙那的私人秘书就是一种濒临绝灭的动物。

2月10日

今天上午，我提出了濒临绝灭的毛皮动物一事，并且提到，我曾告诉下院，我的立法案不会破坏公众福利设施。

汉弗莱爵士告诉我，我根本不曾对下院这么说过。我演说里有这样的话：“不会严重破坏福利设施。”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样的，但汉弗莱爵士打消了我的这个错误想法。“恰恰相反，这里面的差别实在是大极了，大臣。人们可以把几乎一切都说成是破坏福利设施而加以攻击，而你则可以把几乎一切都说成不会对福利设施造成重大破坏而加以辩护。所以，我们必须懂得‘重大’这个词的重要性。”

我说六本满是签名的簿子总不能说是无足轻重吧。汉弗莱建议我把它们翻开来看一看。我照做了。使我大为惊讶的是，我发现每个簿子里只有几个签名，加起来至多不过百来个。这真是一种狡猾的手段——报上登一张上面有厚厚六大本签名簿的照片，要比在一张优质文件纸上写上一串名字更使人难忘。说真的，有关那些獾的宣传的确可能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

但汉弗莱已经组织了一篇新闻稿，里面说那个受关注的灌木丛只是被取消了注册，其存在并未受到威胁；獾在沃里克郡全境的数目不少，还说獾同布鲁氏菌病有一定联系；后又重申“不至于对福利设施造成重大破坏。”

我们把新闻官请来了，他同汉弗莱一样，也认为这事不可能成为全国性新闻，也许只能在《卫报》内页里登上几行而已，我们一致认为，对保护乡村地区感到关注的只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没有必要住在那里。他们只不过从报刊上了解到一些有关情况而已，伯纳德说，他们提抗议与其说是由于愤怒，还不如说是由于骚罗。[4]我对他的双关语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这样，我们算是相当令人满意地处理了动物界的问题。现在我得提出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在我向下院宣布之前没有人把全部情况告诉我？

汉弗莱的理由很叫人吃惊。“大臣，”他平静地说，“曾经有人表示过这样一种看法——这确是很有说服力的看法——有时候大臣对某些事情还是不知道为好。”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更精彩的话还在后头呢。

“大臣，”他虚情假意地接着说，“您在下院和记者招待会上的回答很高明。您充满自信心，所以您的话也很有说服力。不过，那个生环境保护院外活动集团如果当时就像獾那样缠着您不放，您也能同样有根有据地说话吗？”

且不提那令人讨厌的双关语[5]——汉弗莱虽然自命说话风趣，我还是认为他说这个双关语并非故意卖弄——他公然声称他有权把我这个人民的代表蒙在鼓里，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就这样对汉弗莱说了。

他试图说明这样做对我有利，我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似是而非的骗人话。我告诉他这是无法忍受的，今后不得再发生。

我确实不希望再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2月16日

一星期来，弗兰克·韦塞尔和我一直在努力制订一项改组行政事务部的计划。改组的目的之一是要让各级各类官员向我汇报情况。

今天我试图向汉弗莱爵士解释我的新体系，但他有效地拒绝听我讲解。

我刚开始说话，他就打断了我，并说他要说一句我也许听不进去的话。他好像不是在讲老一套而是讲什么新鲜事似的。

我的口述录音机碰巧开着，所以把他那可供后代品味的话都给录了下来。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大臣，传统上，执行权的分配向来是旨在使大臣摆脱行政琐事，把管理职能交给在经验和资格上能更胜任此类卑微工作的人，从而使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腾出身子来承担更为繁重的责任，并提出显然与他们的崇高地位相伴随的意义深远的策略。”

我无法想象他为什么认为我会听不进他的这番话。他大概以为这会使我不高兴——但要是你根本听不懂，你又怎么会不高兴呢？

所以我再次请他直话明说。这样的要求总是使他惊讶，因为他老是强烈地认为自己已经讲得一清二楚了。

尽管如此，他苦苦思索了一会，然后显然决定选择单音辍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您不该管部里的工作。”他说。我有点给弄糊涂了。我说我认为我该管，公众也是这样想的。

“尽管我十分尊敬您，”他说，我真想打他一记耳光，“您错了，公众也错了。”

他接着说，管理本部是他的事，而我的任务是决策并使立法在议会通过，重要的是在内阁里要确保本部的预算经费。

“我有时觉得，”我对他说，“预算是你唯一真正关心的事。”

“预算是很重要的，”他刻毒地说，“如果大家都不关心预算，那么，我们的部就会小到连一个大臣也能管理的地步。”我确信他不该这样对我说话。

但我没有气恼，因为我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汉弗莱，”我严厉地责问道，“在对民主本质的认识上，我们之间是否将产生根本分岐？”

他同往常一样，在受到猛烈攻击时就立刻退却。“不，大臣，”他用讨好的口气说话，那副腔调活龙活现是个尤赖亚·希普，[6]“我们只不过在分工上有争议而已。我仅仅是说管理一个部的卑微工作不合您的身份。您应当担任更为崇高的工作。”

这种娓娓动听的恭维话，我当然不要听。我坚持要求行动，马上行动！为此，我让他看了我的改组计划。他答应尽大努力将计划付诸实施，并成立一个拥有广泛调查权的调查委员会，以便我们能够终根据长远考虑作出正确决策。他争辩说，这样做比较可取，因为急于地过早地采取轻率而可能考虑不周的行动会引起难以预料的后果。我感到十分满意！他已承认有必要进行大范围改革，我们满可以相信改革会搞得很好。

因此，当我很高兴地把日常的文书工作交给汉弗莱和其他的官员们的同时，我将能直接接触所有的信息。后，我明确表示，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愿听到“有些事大臣还是不知道为好”这句话。

2月20日

今天是星期六，我在自己选区的家中。

我很为露茜〔哈克的女儿，当时18岁——编者。〕担忧。有时候她好像真有点不理智。我想这都是我的过错。多年来，由于工作压力等等原因，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绝非偶然的是，在下院的几乎所有成功的同僚与他们的家庭以及与不断惹麻烦的未成年子女的关系都十分紧张。

但这不可能都是我的过错。有些地方肯定是她自己的过错！这一点毫无疑问！

她昨夜出去，半夜才回家，今天上午又很晚才下楼吃早餐，这时安妮和我刚开始提前用午餐。她用厌恶的姿拿起了《每日邮报》——我想，也许只是因为她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工人报》或是 《真理报》的缘故吧。

我同往常一样，在上午很快浏览了所有的报纸。《卫报》内页上一则短讯的标题使我着实吓了一跳。《杀獾屠头哈克》，这篇报道对我抱着严重偏见，而对那些伤感的自由派窝囊废物却百般讨好——这其实并不奇怪，每家报纸都得迎合自己的主要读者嘛。

哈克承认，取消海沃德灌木丛的被保护地位可能意味着獾聚居点从此完蛋。

英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说：“哈克已经签发了獾的死刑执行令。”

好心肠的老Grauniad[7]呀！

露茜下楼时，我宽宏大量地控制住自己，没对她说“下午好”。当她告诉我们，她是在睡懒觉时，我也没有挖苦她是在楼上静坐示威。

但是我还是问了她昨夜回答为什么这么迟，她神气地回答说，

“有些事情做父亲的还是不知道为好。”“你别放肆！”我厉声喝道。她肯定有点摸不着头脑。

她告诉我，她回家晚和腹泻有关。一时我的同情心油然而生，我建议她去看医生。可是我马上就意识到，她的意思是她昨晚跟托洛茨基分子出去了。[8]我真是太迟钝了，因为我还不知道她是托派分子呢。上次我们谈话时，她还是个毛主义分子呢。

“彼得是托派。”她解释道。

“彼得？”我一点都没印象。

“你只跟他大约见过十五次面。”她用她尖刻的语调说，这种声调是少女们专门用来跟她们的父亲说话的。

安妮开腔了，她虽然明明知道我要在周末看毕五只红盒子的文件，却要我跟她一起到现款取货商店去买东西，疏通厨房的下水道，还要整修草坪。我有点恼火地向她解释了关于红盒子的事，但她竟说红盒子可以缓一缓。

“安妮，”我说，“你也许忘记了，我是王国大臣，女王陛下政府的成员。我做的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安妮听了我这话仍是出奇地无动于衷，她只是回答说，我有二万三千名文职公务员帮忙，而她连一个也没有。“你那些备忘录以后再摆弄吧，”她说，“下水道得现在就修。”

我还来不及回答她，露茜一伸手把刀上的桔子酱全溅在了我的内阁会议记录上。我企图把它刮掉，结果反而添上了一层黄油。

我叫露茜去拿一块抹布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要求，没想到竟使她大发脾气。“你自己去拿，”她大声咆哮说，“你知道，这里可不是白厅，‘是，大臣。’……‘不，大臣。’……‘请允许我舔舔您的鞋，大臣。’”

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安妮插进来帮我说话，不过没像我希望的那样坚定。“露茜，我的宝贝，”她温和地责备道，“这不公平。那些文职公务员对爸爸总是卑躬卑膝，而实际上却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真叫我受不了。我告诉安妮，就在一二天前，我在部里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为了证明我此话不假，我把塞满了文件的那堆红盒子指给她看。

安妮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不过暂时胜了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现在他们又把你压倒了。”

我认为她没有弄懂我的意思。我向她解释我的道理：汉弗莱明确地对我说，一个大臣对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为好，这意味着他在瞒着我什么。也许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不让我知道。所以我坚持，部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得让我知道。

但是安妮的回答使我对自己的处境作了反思。她深情地对我笑了笑，并且说道：

“亲爱的，你真傻。你忘了你是怎样当上内阁大臣的？”我又一次无言以对。

安妮又接下去说：“你还不知道吗？你被他占了便宜！他一定就开心极了。你自己公开请他把你卷入毫无用处的信息堆里。”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我打开红盒子——原来都是些可行性研究呀，技术性报告呀，各种委员会过期的文件呀，文具购置单呀

……一堆垃圾。

这是个圈套。那些狗杂种，他们要么透露一点点信息使你无法了解情况，要么给你一大堆鸡毛蒜皮使你不得要领。

你赢不了他们，他们要你来就得来，要你去就得去。

2月21日

有些人认为一个大臣在生活中的反差理应使他头脑清醒，保持普通老百姓本色，而且脚踏实地。不过我想这一切正把我搞得精神分裂了。

整整一周中，我一直受到保护和悉心照料，并且被严密封起来。我的所有愿望都被奉为军令。（当然这不是指真正的实质性问题，而是指一切日常琐碎的事情。）我的信有人代写，我的电话有人代接，经常有人向我请示。我让别人侍候得体贴周到。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有公家司机为我驾车，大家都对我毕恭毕敬，我简直就是上帝。

但这只是在我处理政府事务时的情况。——当我去处理党的事务或是私人事务时，整个机构就会丢下我不管。如果我要去出席党务会议，我就只好自己去，在必要时，还得乘公共汽车；要是我为了选区事务回去，也没有秘书陪伴；如果我要为本党发表演说，也没有人为我打字。因此每逢周末，人家把我当作一件价值连城的车料玻璃古董小心翼翼地对待了五天之后，我就得适应环境，去干像洗碗碟和疏通堵住的下水道孔这样的家务。

本周末我在星期五晚上搭火车回家，没想到星期六早晨一辆由公家司机驾驶的汽车送来了五只红盒子！

昨夜几乎彻夜不眠，老想着安妮对我讲的话。今天醒后摇摇晃晃地下楼去用早餐，不料露茜正怒容满面地等着我呢。她已经找到了昨天的《卫报》，而且一直在看那篇关于獾的报道。

“报上有一篇关于你的消息，爸爸。”她用指责的语气说。

我告诉她我已经看过了。可是她对我念了起来。“杀獾屠夫哈克。”她说。

“爸爸已看过了，亲爱的。”安妮说，表示她对我的忠诚。露茜只当没听见，把整篇报道都念了出来。我告诉她这全是胡说八道。但她露出不相信的神色，于是我决定向她详细说明情况。

“第一，我并不是杀獾屠夫。第二，獾的生存并未受到威胁。第三，取消保护地位不一定意味着獾将被杀死。第四，如果为了一个拯救英国的天然遗产的总体规划而不得不牺牲几只獾的话…… 事情真难呀！”

选择“总体规划”这个词语，总是不妥当的，对于从小看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的青年一代尤其是如此。“了不起的总体规划，我的元首，”我的宝贝女儿喊道，一边举手行纳粹式敬礼，

“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是吗？”

且不说她作为一个左派狂热分子的支持者竟然有胆量荒谬地批评别人信奉“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实际上并不信奉也无必要信奉这个——她其实是小题大做。

“因为獾没有投票权，是不是呢？”一个尖锐的问题把我彻底难住了。我不太明白她到底在搞什么鬼。

“要是獾有投票权，你才不会消灭它们呢。你会到海沃德的灌木丛去，握握它们的爪子，吻吻獾崽子。就像你往常做的那样去讨好它们。呸！”我显然还没法讨好自己的女儿呢。

安妮又来打圆场了。“露茜，”她说，我想她的语气太软了点，

“你这话可不太好听呀。”

“可这是事实，不是吗？”

安妮说：“对……啊，是事实。不过，唔，他是搞政治的，爸

爸不得不讨好人家啊。”多谢，多谢。“必须制止这件事。”露茜说。她把我谴责一通后，现在开始来对我发出指示了。

“已经来不及了。”我恶意地笑了笑，“已经作出决定了，宝贝。”

“那么，我来制止它。”她说。

蠢姑娘。“好啊，”我说，“这很容易，想办法让人家提名你当候选人，在大选中击败对手，当一个出色的后座议员，被任命为大臣，再去废除法案，不成问题。当然啰，到那时獾的情况也可能有所改善了。”

她气冲冲地出去了，谢天谢地，天黑前她一直没回家。

〔在此同时，伯纳德·伍利对向大臣保密的做法越来越感到不安。他觉得自己难以适应这样一个观念，即文官应该运用一切安全活动所根据的“大臣需要了解情况的范围”原则。最后他给汉弗莱爵士送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不应该让大臣知道他想知道的任何事情。答复见于下面——编者。〕

伯·伍：

我们的国家是由大臣们来治理的，他们从我们提出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建议中遴选佳方案并作出决策。

如果他们掌握了所有的情况，他们就会发现其他许多可行的办法，其中有一些办法可能不符合公众利益。尽管如此，他们可能会制订自己的方案，而不是从由我们提出的两三个方案中选择一个。

只要是由我们提建议，我们就能引导他们作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这些人还不至于愚蠢糊涂到会相信任何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解决方法。然而，我们对国家所有的职责便是把大臣引导向我们喜欢称之为“共同立场”这个立足点。

为了把大臣引向共同立场，建议中加进一些关键性的词语，以便使建议更具有吸引力。大臣们通常愿意接受的有以下词语的建议。“简单”、“迅速”、“得人心”和“耗费低”。大臣们通常拒绝包含以下词语的建议：“复杂”、“长期”、“耗资巨大”和“有争议性”。重要的是，如果你想提一个建议描写得使一位大臣肯定拒绝它，那么你应该把它说成是一个“有勇气”的建议。

请记住，正是这种引导大臣们的方式才使英国有今日。

汉·阿

2月28日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这张备忘录中挑选出来的词语是值得研究一番的。例如，“共同立场”是七十年代最初四年中进行了两次政府改组后，高级文官经常使用的词组。它似乎意味着文官在不对执政党造成骚扰的情况下所能奉行的政策。本文中“有勇气”一词甚至比“有争议的”更有破坏性。“有争议的”只不过说”这会使你失去选票”，“有勇气”的意思是“这会使你在选举中败北”——编者。〕

2月22日

亲爱的爸爸：

明天我和我的同学兼情人彼得准备在海沃德的灌木丛举行二十四小时不眠抗议活动，声援那里的獾。

“拯救獾”不眠示威活动将以裸体形式进行。

如果獾的保护地位到2月22日星期一下午5时仍不予恢复，或者到那时尚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保证，那么我们将向报界和其他传播媒介宣布抗议消息。

我们将在下午5时裸体举行记者招待会。

露茜·哈克

2月21日（星期日）

〔上面这封信是伯纳德·伍利于2月22日星期一在办公室里打开哈克的红盒子时发现的，信封上写的收件人是“爸爸”。但根据规定，私人秘书有权拆阅所有各类信件，包括“绝密件”，除非信封上特别标有“亲启”字样。此信未标上“亲启”。下面仍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今天下午好像过不完似的。我想我或多或少已经挨过厄运的种种打击，但迄今为止，这还是我政治生涯中不好过的一个下午。尽管这样，我还是要把事情原原本本写下来。首先，《旗帜报》上登了贾克的漫画。接着我午餐后从内阁委员会回来时，伯纳德和汉弗莱侧着身子走进办公室，神色极其焦虑不安。我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在头四分钟中，他们似乎是用谜语同我说话，“可以说是一件小小的尴尬事。”汉弗莱说。

“小到什么程度？”我问。

开头他不着边际地说，他不想把事情说得过分严重，也不想暗示有任何引起过分惊慌的理由，可话虽是这么说……等等等等。我叫他有话快说。他说他有一件事要坦白交代，我就要求他和盘托出，不要吞吞吐吐。

“在目前情况下，这可不是恰当的话。”他神秘莫测地答道。我还是摸不清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虽然事情很快就会一清二楚。

可是汉弗莱就是不知道怎样把坏消息告诉我。真怪。首先他说在海沃德的灌木丛中有人要搞一个二十四小时不眠抗议集会，领导人是一个女学生和她的男朋友。我觉得这是两个不负责任的游手好闲之徒想要出风头，可又出不了风头，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大问题。

我像个白痴一样就这样说了出来。（如果说今天我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今后切勿信口开河。在你了解全部事实之前，不要作任何反应，不然你就会暴露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笨蛋。）可是偏偏我的饶舌病发作了。“没人会对这种事感兴趣。混蛋学生都讨厌。你知道，他们不过是些自我表现的狂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汉弗莱爵士说，他突然变得不那么神秘莫测了，“他们似乎会暴露点什么。[9]这是个裸体的不眠抗议集会。”这看来确是个问题。显然会引起新闻界的注意，甚至还会刊登在通俗小报的头版上呢。不过遗憾的是汉弗莱还没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于是我就继续说下去，我说得越多就越显得自己是个傻瓜蛋。“我真不知道那些学生脑子里在想什么，可怕呀，太没有廉耻了。这都是家长们的过错。没有好好地教育他们，放纵他们去撒野，还向他们灌输时髦的中产阶级反现实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接着我又罗嗦了一阵子，说什么现在缺乏权威，又说时下的学生无政府主义是对父母管教不严的令人震惊的控诉。

这时汉弗莱总算大发慈悲，向我透露那位女学生的芳名是哈克小姐。一时间我以为这是姓名的巧合，终于我恍然大悟了。我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窘迫。我确信（至少我认为我确信），汉弗莱并不存心使人彻底坍台，可是他却做到了。总有一天我要找他算帐的！等到我情绪恢复过来时，我表示希望新闻界不至于认为此事值得他们老远赶到沃里克郡去。尽管我一边说着，自己也明白这是说胡话——为了这样的新闻，新闻界就是跑到南极也心甘情愿的。

汉弗莱和伯纳德只是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后来把信给我看了。

我注意到露茜打算在下午5时向新闻界发布消息。真内行。这样就来不及登上没多少人看的晚报，而能赶上所有日报。作为政治家的女儿，她已经学到一点本领了。

于是伯纳德说，他认为好提醒一下，露茜过10分就要从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来，要求给予答复。

我问怎样才能把这消息捂住。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告诉我怎么办。”我说。

“来一点家长的权威和约束如何？”汉弗莱提议道。我叫他别发傻了。

“要是你能使她倾听理智的呼声……”伯纳德自动提议。

我向他说明她是个学社会学的大学生。

“噢，我明白了。”他悲伤地说。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后来我建议叫警察出面。

汉弗莱摇摇头说，这么做，报上肯定会出现这样的大标题：“大臣命令警察镇压裸体的亲生女儿”。

“我可没把握说这样是否能把全部消息都压下去，大臣。”他说。

我们坐着，又陷入了悲哀的沉默。不时有一声叹息在房间里回响。汉弗莱突然振奋起来。“要是……”他说。

“嗯？”我充满了希望。

“要是……”他又说，“……我查了档案说不定会……？”

真惭愧，我竟对他大发脾气。“好一个主意！”我喊道。“你每年拿了三万多英镑年俸就是为了去查档案吗？我女儿马上要让自己的照片登在《太阳报》整个头版上了。很可能还要登在第三版呢。而你只想到查档案！高明，高明！”

他一直等到我不再叫喊为止。“尽管如此……”他说。

“他们都在外边。”伯纳德说，一边迅速地指了指私人办公室。

我还来不及再次向他怒吼，汉弗莱一下子消失了。

伯纳德和我绝望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吃不准他们打算使用什么角度。”我说。

“我想是从各种角度吧。”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噢，我懂得你的意思了，对不起。”

我脑子里一心想着下一次我在下院回答质询时反对党会如何拿这事来逗乐一番。“这位骄傲的父亲是否打算就此事发表一个声明？”“大臣的家属是否暴露得太多了点？”“大臣是否曾试图掩盖真相？”甚至还有“大臣有没有把行政事务部管理得比自己的家庭更好一些？”

我把后一个问题对伯纳德说了，因为那是我的致命弱点。我还忿忿地补充说，我想你会希望我告诉全体公众：是汉弗莱在管理行政事务部。

伯纳德听了我这话似乎真的十分震惊。

“绝对不会，大臣，我不是这种人，”他气愤地说，“我是您的私人秘书。”

“你是说，”我疑地问道，“在关键时刻，你要站在我这边，而不是站在汉弗莱那边？”

伯纳德的回答很干脆：“大臣，我的任务就是要维持局势。”

〔这实际上是私人秘书职责的一个精确定义——编者。〕

正在这时，露茜的电话来了。她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我一把抓起电话筒。我先试着去哄她一下。“我收到了你那张小小的便条，”我边说边笑，想用笑声了结此事，“你知道，我差一点上当了，我还以为你是当真的呢。”这笑声连我自己听上去也觉得不自然。

“我是认真的，”她冷冷地回答道，“彼得和我正要给电讯交换所和报业协会打电话呢，打好电话我们就去灌木丛。”

我只好苦苦哀求了。我求她想一想它对我会多么不利。她回答说，要被消灭的不是我，而是獾。

她真是大错特错了。这可能会毁了我的有前途的事业。

她显然就要把她可怕的计划付诸实施了，因为我不能为了她去改变我的政策。正在这时，汉弗莱急急忙忙奔进门来，手里挥舞着一份卷宗。我以前从未见过他奔跑。他咕哝着说出现了新情况，并且问，他是不是可以跟露茜说几句话。

他拿起电话，打开卷宗，开始说明他的新发现。“我刚找到政府野生动物督察员的新报告。报告使人对整个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继续解释道，很明显，在海沃德的灌木丛根本没有什么獾聚居地。报告的措词是这样的：“獾在此栖息的后证据——粪便、新近翻动过的泥土等等——是十一年前被记入档案的。”

露茜显然跟伯纳德和我一样吃惊。我在另一只电话机上听着，伯纳德也在他的电话上听着。她问报上怎么会说那里有獾。汉弗莱解释道，是当地一个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不真实地向报界透露了关于那可怜的獾的消息。

露茜立即表示愿意相信汉弗莱的话。对托派分子来说，房地产投资开发商就是魔鬼撒旦派往地球的代表。她要求进一步说明情况。

“地方当局计划在灌木丛建造一座新的继续教育学院，但那位投资开发商想把灌木丛买下来造办公楼和豪华公寓。”

“但是，”露茜插嘴说，“要是灌木丛享有受保护的地位，那位开发商就不能建造房子了。”

“是的，”汉弗莱同意道，“可是当地市政委员会也不能建房了。那个开发商知道，要是市政委员会不能建房，他们就会把钱花在别的地方。这样，几个月以后，他就可以卷土重来，证明那里根本没有獾，设法取消对它们的特殊保护，然后大兴土木盖起办公楼。”从对方的完全沉默中，我知道露茜准是大大地吃了一惊。汉弗莱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房地产投资开发商的惯技。真叫人吃惊，不是吗？”我想不到汉弗莱对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会有这种看法。我原先还以为他挺喜欢他们呢。

露茜问汉弗莱，灌木丛里到底有没有野生动物。

“有倒是有一些，”汉弗莱说，一边查看档案，“伯明翰来的人显然把这里当作一个垃圾堆了，所以那里有不少耗子。”

“耗子。”她轻轻说，露茜厌恶耗子。

“是的，有好几千只呢，”汉弗莱说，接着又宽宏大量地加上一句，“不过我想它们也可以说是野生动物，”他顿了顿又说，“要是让那个开发商占了便宜，那才可惜呢，是吗？”

“我想是这样。”她答道。很清楚，“拯救獾”不眠抗议集会算是取消了！

汉弗莱后异常热情而又极端虚伪地补上一句：“不过，请允许我为了你的观点和责任向你表示极大的敬意。”

她没要求再跟我说话就挂断了电话。危机的结束就像它的开始一样突然。由于邻近地区——当然是除新闻界以外的——大量老鼠，她无法去领导一次裸体调情聚会了。

我对汉弗莱说了许多祝贺的话。“没什么，大臣，”他谦逊地说，

“这一切都写在档案里了。”

整个事件使我惊诧不已，那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一定是个狡猾透顶的家伙，我请汉弗莱把报告让我看一看。

突然，他又恢复了原来躲躲闪闪的老样子。他告诉我报告并不怎么有趣。我再次要求看一看。他把报告放在背后，就像是犯了错误的小学生那样。

于是我突然省悟。我问他关于獾的那个报告是不是真的。他声称他不懂我问的问题。因此我再次清楚地问他方才讲给露茜听的那个惊人的、适合需要的故事中有没有一句真话。

他望着我，然后慢慢而谨慎地问道：“您真的要我回答那个问题吗？别匆忙回答我。”

这是个好问题。一个很好的问题，即使我的猜疑是对的话，知道真相对我毫无好处。并且是极大的不利——我将不得不对露茜不诚实，这种事我从来没有做过，今后也永远不会做。

“不，”我考虑片刻说，“嗯，汉弗莱，别为回答而操心了。”

“对呀，”他说，就像平时看到的那样沾沾自喜，“也许您会注意到，有些事情对一位大臣来说还是不知道为好。”

[1]国民托管组织，靠私人捐款保护名胜古迹的民间组织——译者。

[2]迈克尔·富特是英国工党领袖——译者。

[3]这是一行印错的、含义不清的句子——译者。

[4]骚罗（1817—1862）美国作家，主张回归自然，其姓氏Thoreau同sorrow（忧伤）谐音。伯纳德在此说了一句双关俏皮话——译者

[5]见上——译者。

[6]尤赖亚·希普是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是阴险、伪善、谄媚者的典型——译者。

[7]Grauniad是错字，应改为Guardian（《卫报》）——译者。

[8]原文with the trots（腹泻）中的trots与Trots（托派分子简称）读音相同，造成哈克的误解——译者。

[9]原文Exhibitionist（爱表现者）和Exhibit（表现、暴露）是同一词根的词，在这里起了双关语的作用——译者。

7．施舍给喽罗的闲缺

〔三月初，吉姆·哈克几乎卷入一件丑闻，这会动摇本届政府，并且会不体面地、过早地结束他的政治生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克竟然发现自己得为与自己并无直接关系的事负责——不过作为一位大臣，他对此是有责任的——编者。〕

3月2日

我今天到达办公室时，心情相当舒畅。我把红盒子里的文件全部阅毕，感到自己完全能胜任工作。昨天我把议会质询都处理得相当好，昨天晚上还在一次正式宴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而且正期待着明天预约好的一次广播讨论会。这一切都是极好的宣传机会。我发现，由于我近设法树立自己的令人瞩目的形象，人们终于开始知道我是了。

我问伯纳德，这次广播讨论会是什么内容，我以为涉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伯纳德说，事实上这次讨论会是有关与企业合作的问题。

我知道大致就是那么一回事。总而言之是某种形式的合作。

这次讨论会的参加者像往常一样将由英国广播公司组织，其必要的组成者为：一位政治家，一位雇主和一位工会工作者。

我注意到上述的工会工作者是乔·摩根，他曾经是索利赫尔工程项目中的职工大会代表。我说这很好，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广播中可以谈论这项工程。

使我奇怪的是，汉弗莱爵士对这句话完全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话却表示出极大的焦虑。

“大臣，您不打算在广播中提到索利赫尔工程吧？”

“我当然会的，”我说，“这是政府和私营企业成功合作的光辉范围。”

“您为什么那么讲呢？”他问道。

我一时想不出为什么。后来我记起来了。“因为你是这么说的，”我指出，“怎么？你改变了你的想法？”

“不，”他谨慎地说，“但是……如果您在广播中不提这事，我会感到愉快得多。”

“为什么？”我问。

他说为时过早。我指出这项工程六个月前就开始施工了，因此这件事不能说为时过早。

“精确地说，”他说，“事实上完全过时了。”既为时过早又过时。

汉弗莱立刻更正他的蠢话。他声明，他只是想说“不是时候”而已。因此我再一次问他为什么？

“我的意思是，您不认为广大公众对此不太感兴趣吗？”他嘀咕着说。

我不能理解。这是与企业合作的实例，目前人们对此正抱着极大的兴趣。我就这样说了。

汉弗莱似乎变得绝望了。“的确如此，大臣，”他说道，“其实这件事过于令人感兴趣，以致存在着一危险：反而会把您在广播中所阐述的要点冲掉了。”

“我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我问道，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了。汉弗莱看来也变得茫然。“伯纳德，大臣的主要论点是什么？”伯纳德提醒了我们：“使用政府资金的私人工程项目对社会会负有更大的责任，使用私人资金的政府工程项目会更有效率。”这的确是我的主要论点。提到索利赫尔工程显然就会强调这一点。汉弗莱真是一个令人扫兴的人。他光会到处掀起冷漠的气氛。

但是他仍然不满意。“大臣，”他坚持说，“我必须非常严肃地以极大的诚意劝告您，您明天千万不要在广播中提到索利赫尔工程。”

我又问他为什么？他又避而不谈。但是，我此刻已经猜到了。

“你会不会是，”我冷冷地问，“打算在下月的欧洲政府行政会议上把这工程记在自己的功劳薄上？”

汉弗莱说：“请原谅，您说什么？”——换句话说，他没有否认。

因此我知道我猜对了，于是就狠狠地责骂了他一顿。

“报纸会好好报道你的主要演讲，是不是？好吧，汉弗莱，让我说明一些生活上的事实吧。政治家是真正对人民负责的人，得到声誉的是我们而不是文官。”

汉弗莱插话进来。他向我保证，只要不是在明天，他一定会为我由于这次工程而赢得的声誉感到非常高兴。说谎话！

我把这个拖延手法撇在一边。“汉弗莱，”我坚定地对他说，“我不会上这个当。我将从索利赫尔工程中尽量赢得政治资本——当我看到东西时，我是识货的。”

〔哈克完全错了。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只字不提索利赫尔工程计划是有原因的。

那天晚些时候，伯纳德·伍利认识到这里还有更多为哈克所不知的情况，便设法与汉弗莱爵士会面——编者。〕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的谈话中）回忆道：

我明白，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正掩盖某件事。但是我坚决主张自己有了解这事的全部情况的必要，因为似乎不可能把一项地处我国大城市的中心区，一个占地九英亩，价值七千四百万的建筑工程项目掩盖起来，即使是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亲自出马，也难以掩人耳目。

汉弗莱爵士告诉我，他打算使用公务机密法案的规定。我评论说，由于这项工程太大了，我看无法做到保密。

“这是一个大秘密。”汉弗莱爵士回答。

在每一个人都知道这项工程的情况下，我看也没有办法乞灵于公务机密法案。我当时还年轻不懂事，还不完全知道公务机密法案不是保护秘密的，而是保护官员的。

汉弗莱爵士试图解释自己为什么说话躲躲闪闪，说是由于大臣没有问起索利赫尔工程的背景情况，可见他并不想了解。不将大臣不欲了解的情况去打扰大臣，这是文官合乎标准的惯常做法。

我鼓足勇气表示，我可向大臣暗示说，我相信有一件丑闻与索利赫尔工程有关。我自然也跟汉弗莱爵士讲清楚，如果对我告知详情的话，我可以不这么做。

汉弗莱爵士这才相当勉强地讲清了情况。我获悉索利赫尔工程是由汉弗莱爵士代表行政事务部与斯隆企业公司的迈克尔·布拉德利合作搞起来的。这事是早在我晋升到私人办公室以前就发生了。

后来，索利赫尔工程项目报告送来了，其中有一段话，对斯隆企业公司和布拉德利先生的财务状况表示疑。

〔“对财务状况表示怀疑”，意指布拉德利或许快要破产了——编者。〕

可是，报告出来时，汉弗莱爵士已把自己押在布拉德利身上，以致对他来说，坚持到底看来风险还比较小些。

由于我知道全部事实真相，我就处于受人诽谤中伤的地位。我当然不能把常任秘书暗地告诉我的情况告知大臣。我又有义务尽可能阻止大臣把自己卷入这件事里去。看来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对汉弗莱爵士进行规劝。我解释说，如果大臣知道全部事情，他肯定不会笨到把这些事实都广播出去。但是汉弗莱爵士坚持说，作为一个原则，大臣们从来不应当知道他们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就像特工人员，可能被抓起来并受到严刑拷打。

“被恐怖分子抓起来了吗？”我问道。

“被英国广播公司。”他回答说，他又解释说，局势还不是无可挽回。银行对是否要取消抵押人的赎回权——一场潜在的灾难——还在犹豫不决。那星期，他将与银行董事长德斯蒙·格莱兹鲁克爵士共进午餐。所以在此同时，在广播中或报纸上都千万不可提起索利赫尔工程。

我对自己在这件看来是掩盖丑闻的事情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极端忧虑。我同常任秘书谈了这点，但是他坚持说这不是掩盖丑闻，这是为了国家利益所采取的负责任的谨慎度，以防止不必要暴露那些显然无可非议的办事手续，而过早地暴露，将会严重损害公众的信心。

这听起来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糕——就像水门事件！然则，汉弗莱爵士对我解释说，水门事件完全是另一码事。水门事件发生在美国。

3月4日

今天，我就索利赫尔工程的事发表了广播谈话，并对它开始感到有些不安。

我和BW〔伯纳德·伍利——编者〕驱车到BH〔广播大楼——编者〕。我问伯纳德，我是否已经正确找出了汉弗莱爵士不要我在广播中提到索利赫尔工程计划的理由。这个问题看来使伯纳德感到极大的痛苦，但他只是慢慢而悲痛地摇摇头。

因此我对他说：“汉弗莱不要我提到这种事，其真正原因是什么？”

伯纳德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不回答问题——“您有没有认为他提出了六七条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呀，大臣？”

“不，”我说道，“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他又避开那个问题。“我肯定，”他躲躲闪闪地说，“汉弗莱爵士知道该怎么办。”我确信他知道。我但愿知道汉弗莱爵士正在干什么！

我决定用另一方法来处理此事。我感到伯纳德对我有几分忠诚，而且认为自己没有估计错。因此我就问他，他想劝告我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使他惊恐万状。“唔，”他惊慌失措地说。“不该由我来劝您，大臣，但是万一得由我来劝您的话，我不得不劝您好还是遵照汉弗莱爵士的劝告去做。”

“为什么？”我问道。

“唔，”他迟疑地说，“是这样，唔，嗯，有些工程计划的某些方面，如果小心予以处理，合理地谨慎从事，一当情况允许，就没有显而易见的理由说为什么通过适当协商，如果一切顺利，在预定的时候，嗯，当时机成熟之际，嗯，嗯……”

“伯纳德，”我打断了他，“你在胡言乱语，伯纳德。”

“是，大臣。”他痛苦地表示同意。

“你为什么要胡言乱语，伯纳德？”我问道。

“这是我的任务，大臣。”他回答说，并垂下了头。

他显然要瞒住什么事情。不过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或许出于怨恨，我愚蠢地决定在广播中谈到这项工程，把这事情——管它是什么事情——公之于众。

可是现在我却拿不准这究竟是不是一个错误。

不管怎样，我们把这次播音记录了下来，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以相当热情谈到了索利赫尔工程。

〔我们已经得到这次广播讨论会的文字记录，并把有关的部分复印出来。参加者有哈克、乔·摩根——商业和行政工作者工会总书记——和国际建筑公司董事长乔治·康韦爵士——编者。〕

哈克：（继续说）我要指出，现在有一个完全的范例来说明我们可以怎么做。它正发生在索利赫尔工程项目中。是政府资金和私人投资的真正结合。

摩根：这是哗众取宠。

哈克：不，不，它……嗯，请原谅，乔，我觉得它似乎象征本届政府正在为之工作的一切。我个人对索利赫尔工程很感兴趣。

康韦：空话连篇。

哈克：不，它不是空话，它已经以砖和灰浆具体地在那里建立起来了。这是具体的证明，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它证明我们的政策在实践中是的确行得通的。而且，还有……

节目主持人：谢谢你，大臣。后还要说什么吗？乔治爵士？

康韦：我主是要重复说一句，合作原则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国家或工会不来干扰管理决策就好了。

节目主持人：谢谢你，乔治爵士。乔·摩根呢？

摩根：（继续说）哎呀，哎呀。我们都明白，乔治·康韦爵士正在说过时的资本家的哗众取宠的空话。如果要使合作具有意义的话，它必须是工会、政府和企业之间平等的合作关系。就是照我说的这个顺序来合作。

节目主持人：大臣，后还要说什么吗？

哈克：是的，唔，我想，我们有很多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上是，对吗？我们都认识到，只要我们能一起努力，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新的英国。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同两位主要……主要参加者讨论这个问题。

节目主持人：谢谢你。方才是行政事务大臣，尊敬的吉姆·哈克议员和国际建筑公司董事长乔治·康韦爵士以及商业和行政工作者工会总书记乔·摩根的谈话。

后来我没有时间去“敌对室”喝一杯。但是当我要离开时，乔· 摩根把我叫住了。

“啊，”他似乎很自然地说，“我希望提起这件事你不会介意吧，哈克先生，不过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为我的工会会员们要求得到伯明翰特别津贴说句话？”

我很自然地向他指出，我不能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室里与工会进行谈判。再有，这是劳动就业部的事。

于是他说了一句古怪的话，“我方才在想，”他说，“在这次广播之后，人们可能开始提出有关索利赫尔工程的问题，人们要知道更多有关它的事，你懂吗？”

“我希望他们会的。”我固执地说道。唔，我也想知道呢！

他接着说，“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眨眨眼，“……有些事情 ……”他又眨眨眼，“……好不要被发觉，”然后他用食指在自己的鼻子上轻轻弹了一下，又眨眨眼，“我确信我们彼此心中有数。”他咧开嘴笑笑，又眨眨眼。我开始疑他是否打算告诉我什么事情。但会是什么事呢？要不——我心中突然闪出一个可能性更大的解释——他知道了什么事情，而且认为我也知道。可是不管这是什么事，我可不知道呀！

我为争取时间而拖延着。我看他又眨眨眼，就问他眼睛里是否有什么东西。[1]“只是一点微光而已。”[2]他高兴地回答。

我一定是显得茫然无所知。而他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玩扑克牌的好手。他接下去说：“别再装蒜了，哈克，你已经完全处在我们掌握之中了。我的要求比伦敦津贴低10%，我们将以低于它30%的标准了结。我们要让你因杀价而记上一功。”

“不会有伯明翰津贴，”我心不在焉地说。我心中在翻腾。“你好把那事放弃了吧。”[3]

“如果有人不得不放弃职位的话。”摩根反驳说，“那决不会是我。”

放弃职位？这个人在暗示什么？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当然是索利赫尔工程啰。你在广播中把功劳全归自己，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当然需要很大的勇气。”勇气——这个可怕的词怎么会同这次讨论有关呢？“到底是什么使你鬼迷心窍？”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他高兴地念起诗来：

“右边是大炮，左边也是大炮。

哈克先生进入了死谷。”

我想不起他当时在谈些什么。我现在真的感到担心了。

〔看来，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哈克作广播谈话的同一天，在蓓尔美尔的一家俱乐部里与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爵士共进午餐。最不寻常的是汉弗莱会后没有作笔记，也不作备忘录。这项遗漏——它打破了在白厅养成的终身习惯和训练——表明汉弗莱爵士极其害怕这次会面中所讨论的问题会被公众所知道。

幸而在许多年后出现了一封信，这是德斯蒙德爵士在第二天，即3月5日寄给他妻子的。她那时正在巴巴多斯过冬——编者。〕

亲爱的史努坎斯：

〔格莱兹布鲁克夫人——编者。〕

希望你正在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人变得可爱，皮肤晒得黝黑，别喝太多朗姆潘趣酒。

这里事情进行得很好。我昨天和行政事务部常任秘书汉弗莱·阿普尔比共进午餐时，为我退休后在一两个不错的“光国”机构里谋到职位取得了一点进展。

〔“光国”——半自治的非政府机构的英文字母缩写字——编者。〕

他有一个小问题需要解决一下。他在索利赫尔工程项目中与一个名叫布拉德利的白痴神童金融家搞在一起。看来这个神童已经卷款逃之夭夭，留下老汉弗莱背黑锅。我不能听清所有的细节，因为我红葡萄酒喝得太多了。总之长话短说，由于布拉德利不能清偿债务，汉弗莱要我们的银行接过这项合同。他许愿说，女王政府会使它成为一项成功而有利可图的企业。他难道以为我是昨天刚生出来的吗？

自然，我会十分乐意帮助老好人汉弗莱跳出困境的——这事当然不会要我破费什么，因为明年我就要退休了。不过我告诉他这事得由董事会决定，并且有两种可能。总之，我想他相信了，或者他假装相信了我的话。我自然选择这时机说我正希望听到部里新的合作委员会的消息。我在谋求主席职务——八千英镑年金，只工作半天——正好用来补充我那微薄的养老金收入。你想是吗，史努坎斯？

使我惊讶的是，他告诉我，我的名字已列在一两家“光国”机构的准备录用者名单上。准备录用者名单，你听听！存心侮辱人。“光国”机构不可以突然告缺，政府从来不在关闭“光国”机构的同时不立即开设其他机构来代替它们。

〔当时在“光国”机构约有八千个有报酬的职位可由大臣赏赐。每年要纳税人负担五百万英镑——编者。〕

当然汉弗莱假装很难为我谋到一个“光国”机构的职位，何况我假装银行很难借款给他呢。

他列举了一大串不寻常的正常性工作。他提到齿科医院顾问委员会，并问我懂不懂齿科的事情？我向他指出，我是一位银行家。由于我不懂齿科，他就排除了牛奶市场管理委员会。我自己看不清楚这里的关系。

他建议在海上倾倒废物抗议小组谋个职位，问我的住处是否离海不远。我问骑士桥算不算近——显然不算近。这样看来，我也无法争取查莱德河净化管理委员会的职位了。

后来汉弗莱在吃饭时又有了一个新主意。牛排使他想起肉类市场管理委员会，但是我对肉类一窍不通。我吃肉的事实和这个机构之间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从而肉类和家畜管理委员会也被排除了。我点了箬鳎鱼这道菜，这使汉弗莱想起那个白鱼管理局。当蔬菜上来时，他提出马铃薯市场管理委员会、全国蔬菜研究站、全国生物标准管理委员会或者可耕谷类和饲料管理委员会的理事职务。

端起酒杯时，他提出食物和饲料培训委员会。当我要芥末时，他提到食物添加剂和污染物委员会。当我们看到邻桌上的狄安娜牛排正在浇酒点燃时，他提出消防部门考试委员会，英国安全委员会和圣约翰流动医院等。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也正在要求一种交换物。不过这是相当丢脸的，因为后他以埋怨的口气问我：如果我对这些“光国”机构一点也不知道，那么我知道些什么呀？我不得不说明我对它们都不太清楚——我毕竟是一位银行家呀。我不需要知道这些。

于是他问我，是否有我可以代表的少数派组织，我就提出银行家。我们肯定是少数派。看来，他并不认为这是个回答。

他对我解释说，理想的“光国”机构的任命对象是一位黑人、威尔士人、残疾的女工会工作人员。他问我是否认得他们中间的一个，但是我可不认识。

我说女人们不是少数派，工会工作人员也不是，汉弗莱同意，但是他解释说他们都患有同样的偏执狂病，这毕竟是一切少数派的明显特点。

所以在这次废话连篇的谈话结束时，他基本上是说，我要到“光国”机构去任职，其实就是到他那个部的企业合作委员会去，该委员会的主席职务是由他的大臣授予的。

这听起来的确很理想。文件很多，不过老汉弗莱明白地说，没有必要去看；事实上，如果我不费神去看，他会很高兴的，这样在每月的例会上我就不会有很多话要说。

因此，这事看来像是我们互相捧场。我将在我的董事会里讲句话，而他则在大臣面前讲句话，下星期我将在海滩上见到你。

你的亲爱的

德西·普[4]

3月5日

今天与我的汽车司机罗伊谈了一次话，情况令人担忧。昨天录制广播以后，没有见到他，来接我的是一个顶班司机。

罗伊问我录音工作进行得怎么样。我说很顺利。我谈了政府和企业界合作的事情，并谈到在米德兰地区正在进行的一次令人感兴趣的工程。

我想他不会听到过此事。但我错了。

“您不是指索利赫尔工程吧，先生？”我吃了一惊，“是的，”我说道，“你听到过这事？”罗伊抿着嘴轻声地笑。

我等着他说下去，但是他什么也不说。“你在笑什么？”我问。

“没有什么，先生。”他说。接着又格格地笑了。

显然，他听到了什么。

“你已经听到过什么？”我问。

“真的没有什么。”

在后视镜中我可以看到他的脸。他在笑。我可不喜欢这个样子。

他显然在笑索利赫尔工程项目的某个方面。到底是哪方面呢？为了某种原因，我感到有必要为它辩护。向我的司机声辩？我准是疯了。不过我还是说了：“我们认为这项工程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成功合作的光辉事例。”

罗伊又格格地笑了。他真的使我心烦。

“罗伊，什么事这么好笑？”我问道。“你对这件事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不会比你在行政事务部和迈克尔·布拉德利先生办公室之间，也就是在法林顿街四十四号和索利赫尔市伯明翰路一百二十九号之间来回三十次途中所听到的更多。”他回答说。

“来回三十次？”我吃了一惊。“同？”

“啊，”罗伊高兴地说，“您的前任，先生，还有汉弗莱爵士，主要是他。”他又格格地笑。我恨不得把他杀了。有什么好笑的？我倒想了解一下。“开头几次去的时候，他们兴高采烈。他们不停地谈论成功合作的光辉事例等等。后来……”他停了一下，为了加深印

象，“……后来情绪开始低落，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先生？”情绪低落？他是指什么？“情绪低落？”

“唔，不，准确地说，不是情绪低落，”罗伊说，这话使我一下子心宽了，“其实，更像是绝望。”

我自己的心情也只得随之从情绪低落变成绝望了。“绝望？”我问道。

“唔，”罗伊说，“您是了解内幕的人，是不是，先生？”

我点点头。“是的，我了解。”我猜想我的口气一定有点儿不那么肯定，因为我那该死的司机又格格地笑了。

“您方才是不是……嗯……想到某一个……呃……某一个具体的内幕情况？”我设法用一种若无其事的方式问道，脑子里仍然一片混乱。“不，”罗伊坚定地说，“我的意思是说，可疑的事就是那么点可疑，不是吗？您就不知道这气味是从哪个具体地方来的？”

“可疑吗？”他知道的情况是不是比他讲出来的更多一些？是什么事情可疑呢？

“唔，”罗伊帮忙地说道，“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真正知道，是吗？据我所知，布拉德利先生可能是很干净的，尽管汉弗莱爵士说了他许多坏话。不过这事情您知道的比我多得多，先生。我只是一名司机罢了。”

是呀，我忿忿地想。我知道什么呢？我仅仅是一个他妈的大臣罢了。

3月7日

整个周末我都在想，怎样才能从罗伊嘴中套出更多的消息。他是否知道更多的情况，还是已经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呢？他或许还能从司机的信息网络中打听到更多的消息。消息在司机之间传来传去，他们在到处散布。可是在另一方面，或许他会把我对索利赫尔工程一无所知的消息做交易——这会不会对我非常不利？

不过问题在于，如何去摸清罗伊是否知道更多的情况而又不失我的面子。（或者不如说不再失面子。）我听说，可以用一枚帝国勋章使司机保持沉默——我是否可以暗示或者答应给他一枚帝国勋章而获得更多的消息呢？但我将怎样暗示他呢？

这些都是既笨拙又发急的想法。首先，我将设法从我的常任秘书那里了解真相。然后，我将设法试探我的私人秘书。以后我才向我的司机打听消息。

在全面考虑我在过去六个月中所碰到的许多问题时，我想到只要文官能完全控制其新成员的吸收工作，我就不可能当好大臣，也许现在还不可能制止文官委任何类似他们的人，但是我们政治家们应该设法制止它像弗兰肯斯泰因那样成长起来。[5]

索利赫尔工程这桩事情——我决心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使我知道自己对部里的活动了解得多么不全面。我们政治家几乎不知道是否有情况被隐瞒起来，因为连隐瞒这个事实的本身也被隐瞒起来。人们只向我们提供各种选择，所有这些选择都是合乎常任官员们的口味的。总而言之，他们就像魔术师们在玩三张牌戏法时把纸牌强加给观众一样，把各项决定强加给我们。“选择任一张牌都等于选择我的牌。”不知怎么的，我们总是选择他们要我们选择的牌。我们似乎从未采取过文官没有批准的行动，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太忙，无法亲自起草任何文件，而起草文件就胜利。

事实上，我对这事想得越多，这个部越显得像一座冰山，十分之九的部分在水面以下，眼睛看不见，情况也难以了解，并且非常危险。而我被迫终身修剪这座冰山的顶端。

我的部有一个伟大的目的——就是把行政、官僚主义和官样文章控制起来。然而，我手下的官员所做的一切却不但要确保行政事务部不能达到其目的，而且要确保它去达到相反的目的。

不幸，绝大多数政府部门都是在完成与它们目的截然相反的事：联邦事务部使我们失去了联邦，工业部使工业萎缩，运输部主持了公共运输系统的解体，财政部使我们失去钱财——我可以一直列举下去。

而他们了不起的伎俩就是他们的低姿。这些所谓的公仆丝毫不受生活实际的影响。生活的一舰规则都不适用于文官；他们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不会遭到失业痛苦，他们自然而然地获得荣誉。

饭碗永远不会丢掉——唯一的削减体现于新成员的吸收计划。我发现1975年把收入增加限定在5%的强制性收入政策中有两项豁免规定——逐年增加的收入和专业人员业务收入不在此限；把逐年增加的收入作为例外是因为文官是这样增加收入的；而把业务收入作为例外则是由于议会顾问团——起草这项法案的律师们——坚持的结果。否则根本就不会起草这项法律。

这样，我上任将近六个月后了解到了什么呢？唯一了解到的是，在强大而不要脸的官僚主义面前，我似乎是无能为力的。不过我能认识到这一点也是极好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驯服不了我。如果我是被驯服了，我现在就会相信：1．我拥有无比的权力；2．我手下的官员个个都是惟命是从。

因此希望还是有的。我决心明天在把笼罩在索利赫尔工程上的秘密彻底弄清楚以前决不离开办公室，肯定有办法去弄清事情真相的。

3月8日

今天是真正大开眼界的日子。

我有几天没有看到汉弗莱爵士了。在我要求之下，我们碰头讨论索利赫尔工程项目。我解释说，我在广播中很热情地谈到过这项工程，可是我现在有了新的想法。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汉弗莱爵士很有礼貌地问。

我毫不转弯抹角。“汉弗莱，”我说道，“索利赫尔工程进行得一切顺利吗？”

“我相信基建进行得相当令人满意，大臣。”他对答如流。

我耐心地解释说那不是我的意思。“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我问道。

“施工正在进行，[6]大臣。”他回答。

“是的，”我说道，一面试图抑制自己的火气，“不过……出了事，[7]是不是？”

“是的，的确如此。”他回答说。我终于问出一些情况了，我想。我心里宽松了一下。

“出了什么事？”我问道。

“第一层楼造起来了，”汉弗莱爵士说，“第二层楼几乎也要造起来了。”

我开始显示出不耐烦。“汉弗莱，请你注意！我在谈这个工程计划的整个基础。”

“噢，”我的常任秘书严肃地回答，“我明白了。”

“关于这个，你能告诉我些什么？”

“好吧，就我所知，大臣……”我想，真情终于说出来了。“…… 基础是砾石和水泥的混凝料浇在六英尺上好的建筑碎石上。”他不是把我当作一个大笨蛋吗？

“汉弗莱，”我严厉地说，“我想，你明白我正在谈财务方面的事情。”

于是他立即扯到与建筑公司签订的合同和通常的分期付款办法上去，以及各种无用的废话。我打断他的话：

“有什么我不了解的事情吗？”我问。

“具体地说，您指什么？”他闪烁其词地回答。

在一种越来越激动的心下，我设法解释说，“我可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的事，而我所以不知道是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问题来问你，因为我不知道要问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汉弗莱爵士假装自己是清白的样子。

“大臣，”他说道，“我不知道您不知道什么。它可能涉及任何事情。”

“但是，”我坚持说，“你正把事情隐瞒起来不让我知道，是吗？”他点点头。

“什么事情？”此刻，我几乎怒到极点。他以屈尊俯就的样子对着我微笑。我简直受不了。他解释说部里的职责是要保护大臣不受日复一日冲击我们部门的大量无关的信息的干扰。

这不是我在寻找的答案。我站了起来，作后一次努力来解释我的问题——以防万一他不理解。“瞧，汉弗莱，”我开始说，“索利赫尔工程有问题，我明白自己毫不知情，而我却知道你是知情的。我知道伯纳德知道这事，乔·摩根也知道这件事。天晓得，连我的司机也知道了。只有这里的可怜的乔·索普老头儿不得不站起来，在毫不知情的英国老百姓面前谈论这件事。”

汉弗莱只是把眼睛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所以我试图代替他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汉弗莱，”我说道，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扯自己的头发，或是扯他的头发。“是否请你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

“当然可以，大臣，”他说道，“是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我咆哮说，“只要你告诉我，我就会提出问题来！”

3月10日

今天时间似乎过得真慢。我正面临毁灭。

这是自从和汉弗莱再次会面时开始的。气氛显然是冷冰冰的——弗兰克·韦塞尔也在场，要讨论他的有关“光国”机构的新文章。

今天我对讨论“光国”机构的事一点也不感兴趣。它们似乎对我目前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尽管文章充满“终止大臣的恩赐”和“施舍给喽罗的闲缺”之类的话。汉弗莱把它说成“富于想象力的事”，弗兰克把这话理解为赞同。弗兰克还不曾知道“原始的”和“富于想象力的”这两个词是汉弗莱厉害的批评呢。

弗兰克的方案是把所有涉及“光国”机构的任命交给议会的特别委员会。“为这些职位挑选佳人选，而不是那些老朋友，党的驯服工具，你捧我，我捧你的人们。”他以常有的那种魅力进行解释。

在我看来，这是一项很好的计划，我还建议提出来以便进行立法。

“这肯定是一项新鲜的建议。”汉弗莱评论说。“新鲜！”——又是一个贬义词！

不过汉弗莱又继续说明他的观点，认为当现行制度正顺利起作用时，把它们打乱是没有意思的。

顺利吗？我从未听到过这种胡话。就在今天早晨，我就收到一份有关近设立的“光国”机构——新的企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职位的建议。被推荐的是呢？竟然是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爵士。“他从未在工业系统中工作过，”我对汉弗莱说，“他从未和工会工作者见过面，而且他对本届政府说了一大套不堪入耳的话——这难道就是一个顺利起作用的制度提出的建议吗？”

“但是他会是一位出色的主席。”汉弗莱爵士说。

“他是一个无知的小丑。”我谨慎地解释说。

“然而，”汉弗莱爵士说，“他是一位出色的主席。”我对汉弗莱说，我就反对任命格莱兹布鲁克，我绝对拒绝委任他。我宣布，除非我死了才会任命他。

办公室里一时鸦雀无声。接着汉弗莱爵士说，“大臣，在您作出后决定之前，我想有件东西您该看一下。”

他拿出部里一份档案，档案封面上写着“索利赫尔工程项目——绝密”。为什么是绝密呢？我把它打开。我看到，嘿，我们部的合作者布拉德利欠了七百五十万镑，行将破产，整个工程项目正处于即将崩溃的危险状态。

我惊呆了，完全惊呆了。我问汉弗莱为什么一点也不曾把这事情告诉过我，而他则愚蠢地唠叨着他如何深深意识到我的沉重的职责。我感到，在近几天里他已使这些职责变得更加沉重了。

“如果这事泄漏出去，”我有气无力地说，“它将出现在所有报纸的第一版上。一桩政府丑闻。一场灾难。”

“真是骇人听闻。”伯纳德加了一句。他真会安慰人！

一时间弗兰克却给了我一线希望。“坚持下去，吉姆。”他抓住案卷说，“看，这个报告的日期是在选举之前。你是清白无辜的。”

“非常不幸，”汉弗莱低声地说，“按照大臣的职责惯例，责任必然落在……”

弗兰克打断了他，“但是大家都会知道这不是吉姆的责任。”

“的确如此。”汉弗莱爵士忧伤地摇摇头，“但是民主负责的原则偶尔需要人们作出牺牲——如克里契尔·唐事件等等。[8]当人家要你命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大臣？”

我说不出话来了。

弗兰克没有被吓住。“肯定的，他只要指明日期就可以了。”

“好吧，”汉弗莱爵士装出虔诚的样子，“即使一位次要人物也会想法脱身的。不过这里还剩下唯一的体面办法。大臣知道得很清楚。”他悲伤地盯着我，又摇摇头。我感到我完了。

“你是否认为弗兰克可能有点办法？”我问道，决心战斗到底。

“是的，”伯纳德说，“除非那个就要广播出去的……”

“今天。”我突然插嘴说。

“……今天，”伯纳德继续说，“您公开证明您自己与这工程的成功有关。事实上，这事随时就会广播的”

我们都目瞪口呆地互相看着。接着伯纳德就冲到收音机旁边去。我大声叫道：“伯纳德，同英国广播公司联系，制止广播。”汉弗莱说：“我祝您好运，大臣，但是——唔，您知道英国广播公司是怎么样的。”

“是的，”我同意地说，“不过处在像现在这种情况下———场危机，一桩紧急事件，一件丑闻……”

“是的，”他点点头说，“如果您对这事是这样提法，他们可能把广播安排到黄金时间去，并且还要重播，还要为《时事大观》节目进行录像。”

“我要命令他们取消它。”我说道。

“‘大臣企图审查英国广播公司节目’。”汉弗莱又忧郁地设想出一条新闻标题来。

我当然懂得他的意思，这事显然没有希望了。我正要建议非常非常友好地请他们帮忙的时候，伯纳德匆匆进来，手里拿着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我的声音，说这是政府的钱和私人投资的真正合作，说我对索利赫尔工程如何感到很大的兴趣，说这象征本届政府正在为之工作的一切——具体证明我们的政策实实在在是行得通的等等可怕的话。

我把它关掉。这广播实在使我受不了。我们默默地、忧郁地互相呆视着。

我等待着。可没有人说话。

最后，我说了。

“汉弗莱，”我轻轻地问，“你为什么让我讲这些？”

“大臣，”他以仅仅是一个恭顺的文官的样子说话，“我只能提出劝告。我的确提出过劝告。我强烈地提出忠告。但是当一位顾问的忠告不受重视的时候……”

他的话渐渐说完了，他心中完全明白自己还保留一些不让我知道的相当重要的信息。

“现在向我建议吧 。”我冷冷地说。

“当然，大臣。”他想了一会儿，“现在巴特利茨银行可能会把斯隆企业接管过来，那就会万事大吉。”

这家银行！我从未想到过这一点。这简直好得难以相信！

“不过……”汉弗莱说。

这显然是好得难以置信的。

“不过……这家银行犹豫不决。但是负责的董事明年就要退休了，并急于获得某种委任，比如说‘光国’机构的主席什么的。”我觉得绝对没有问题。“那就给他一个位子吧，”我立刻说道，

“就把建议让那笨蛋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担任的职位给他吧。到底是负责的董事？”

“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汉弗莱解释道。

事情突然完全清楚了。

我感到自己在说出他其实并不是那么坏之前，必须庄重地保持片刻的沉默。

弗兰克的领会慢得异乎寻常。“他总是在攻击政府。”他怒气冲冲地说。

我对弗兰克解释说，偶尔委任我们的对手对我们有好处。这是民主——政治家的风度。

这观点似乎打不动弗兰克，他争个没完，直到后我简单地叫他闭嘴为止。

我问汉弗莱，还有知道关于这项倒霉的索利赫尔工程？只有乔·摩根，汉弗莱告诉我——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为什么满信心地要取得伯明翰津贴。敲诈！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可能还需要一位副主席，一位具有实际工业经验的人。也许是一位工会工作者。我对汉弗莱提起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并且立即建议让乔·摩根来当。我想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光国’机构需要两个人，大臣。”汉弗莱微笑着说。于是我们立刻打电话给他们两个人。

弗兰克默默地看着我们，当我们和德斯蒙德和乔进行简短谈话时，他令人惊讶地叫喊起来——“这正是我已经谈到的，”他高喊道，甚至喊得比平时更响，“这便是这个制度的问题所在。施舍给喽罗们的闲缺。这是一种交易。贿赂腐化。”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弗兰克控诉我行贿。想到哪里去了！他显然是发疯了。

“我那份取消‘光国’机构的文章怎么办？”他高声叫道，脸也叫红了。

“很好，弗兰克，”我平静地说，“有想像力，有创见。”

“新奇。”汉弗莱加了一句。

接着，弗兰克宣布他不会让我把它压下去，好像我真会这么做似的！我会去压制文章吗？我是一位民主派，开放性政治的信奉者。弗兰克一定是胡言乱语，发疯了。

“我会通过别人把它捅到内阁里去，”他的嗓音本来就大，此刻更放开喉咙高声说话了，“我会使它被采纳为党的政策。你们会看到的。”

他向门口大步走去。然后停下来，转过身来。脸上挂着乐极的微笑。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样子。只要弗兰克一微笑，你知道就要发生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了。“新闻界，”他轻声说，“新闻界，要是新闻界掌握这桩事情的话……”

我突然灵机一动。“弗兰克，”我轻轻地说，“我一直在想。当然我完全改变了话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到‘光国’机构去工作？”

“当然不，”他回答说，露出他那令人不快的笑容，“你腐蚀不了我！”

我耐心地向他解释我别无他意。我的意见是，一个比废除“光国”体制还要好的办法就是使它工作。如果我们设置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和报道所有“光国”机构的组成和活动，那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它可能包含非常高级的人士，绝大部分是枢密院官员。我知道弗兰克总是暗暗地希望自己与枢密院官员接近。我说明这种组织将需要一些真正能干的人、研究“光国”机构的人、了解其弊端的人，“鉴于你的学识和关注，”我后说，“汉弗莱建议提出你的名字。”

“枢密院官员们？”弗兰克神往地说。

“当然，这事由你决定，”我加了一句，“但是这对公众是一项很了不起的贡献，你意下如何？”

“你知道，你是改变不了我的看法的，”弗兰克若有所思地回答说，“因为世上还有正直这回事。”

汉弗莱和我两人急忙附和弗兰克，说正直是重要的。并且指出实际上正是他的正直才使他成为这个“光国”机构的如此优秀的人员。

“听着，”汉弗莱说，他直觉地意识到弗兰克的巨大的负罪感需要不断的洗刷，也意识到他深深信奉清教徒的工作道德准则，“这将是非常艰巨的工作——我确信在这超级‘光国’机构中工作，需要作许多艰苦的海外旅行，去视察它们是怎样在其他重要管理中心——日本、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西印度群岛……管理这些事务的。”

“塔希提岛。”[9]我帮他加了一句。

“塔希提岛。”汉弗莱爵士表示同意。

“是的，”弗兰克说，脸上带着极度痛苦的表情，“它会是很艰苦的，是吗？”

“非常艰苦。”我们两人都说，而且说了好几遍。

“不过它完全是为公众服务的，是吗？”弗兰克满希望地问道。

汉弗莱和我轻轻地说：“正是公众服务的。”而且说了两遍。

接着弗兰克说：“我涉及‘光国’机构的文章可怎么办？”我告诉他这将是无价之宝，并告诉他随身带着。

汉弗莱还建议在档案中保留一份副本——同索利赫尔工程计划放在一起。

[1]意为“在考虑什么？”——译者。

[2]原文为Gleam，也可理解为“期望中的事物”——译者。

[3]原文为resign，在这里是双关语，即指“罢手”，又指“辞职”——译者。

[4]即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译者。

[5]弗兰肯斯泰因，一个创造怪物而自己却被它毁灭的医学研究者，是英国女作家玛丽·W·雪莱于1818年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

[6]原文Going在这里带有“发生”和“进行”的含义。这里是一个双关语——译者。

[7]原文up兼有“发生事情”与“升起”的含义——译者。

[8]克里契尔·唐事件发生在1954年，可能是一位大臣为他部里发生丑闻而负完全责任的后一个事例。关于这丑闻，他毫不知情。并且不可能知道。然而当时的农业与渔业大臣托马斯·达格代尔认为，根据宪法，他作为大臣应因手下官员渎职而对议会承担责任，尽管他们的渎职行为不是他下令去干的或者根本也不可能得到他的批准。他辞职了，并被安置到上院去。一位很有前途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从此以后，没有一位大臣再像他这样认真或者这么傻了——这得根据你的观点下结论了！

[9]该岛在南太平洋——译者。

8．有同情心的社会

3月13日

我有效地制止了涉及索利赫尔工程的可怕的流言蜚语，而且同弗兰克·韦塞尔就他建议的“光国”机构改革这件小事做了一笔交易，作为使我从汉弗莱为我造成的糟糕境地中摆脱出来的代价。

在此之后，我决定在本周末考虑我的各种抉择。

首先弗兰克得离开，这一点是清楚的了。尽管当我还是反对派时他对我极有价值，他这个人其实十分笨拙，我看出他缺乏作为我的专职顾问应经常表现出的那种精细、巧妙和谨慎。

〔这两段话中的内在矛盾表明，哈克进白厅五个月以后，发现自己对汉弗莱爵士的看法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编者。〕

前天打发走那个自以为正直的、不可腐蚀的弗兰克去进行他那艰巨的调查任务——去考察那些重要的管理中心：加利福尼亚、牙买加和塔希提岛——以后，我已经感到我心中落了一块石头，因为我身上去掉了一个重大的压力。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感到自由自在，似乎我昨天才真正赢得了时间。

现在我可以对一般文官，特别是汉弗莱爵士作出一些结论。我开始看到，在公开机构中的高级文官，[1]令人惊奇地具有几乎如他们所说的那种才华。然而由于文官本人实际上没有目的或目标可以去完成，他的高智商通常用来避免犯错误。

文官每三年左右调任新的职位。据说其目的在于使他们向高级别的升迁过程中获得全面的工作经验，实际上，这仅仅保证使他们个人对一项政策的成功与否不产生任何兴趣：一项稍微复杂的政策从开始到结束需要三年多时间去贯彻，所以一位文官要么在这过程完成以前不得不离开它，要么在它开始很久以后才接手。这也意味着你永远无法把政策失败归咎于任何个人：在结束时的负责人会说这政策一开始就错了，而在开始时的负责人会说这政策收尾时有错误。

令人奇怪的是，文官看来同意这一制度。他们不喜欢文官在情感上卷入政策的成败。政策是大臣们的事。大臣们或历届政府都是由于政策而上台或下台。文官把他们自己视为一心为公、公正无私的顾问，试图以完全大公无私的精神来贯彻执行大臣或政府认为合适的任何政策。

其实他们并不是这么看待问题的，难道不是吗？难就难在这里。

因为常任秘书总是设法把所有党派的大臣们引向“共同立场”。〔换句话说，就是部里的政策——这是他们希望能连续不断地贯彻执行的政策，不管哪一个党派掌权——编者。〕

补记：既然避免犯错误是他们首先考虑的主要问题，而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犯了多少错误呀！

3月14日

今天是星期天，我把时间完全用于审阅红盒子中的文件，并为明天的PQ〔议会质询——编者。〕拼命地作准备。

我十分认真地对待PQ。所有具有理智的大臣都这么干。虽然选民们主要通过报纸和电视了解一位大臣的各种活动，但是他的真正的权力和影响来自下议院。一位大臣不可以让自己在下议院里像个白痴。如果他不学会在那里充分履行职责的话，他的位子就坐不长。

这种可怕的事每月发生一次。PQ相当于把基督徒掷向狮子，或者相当于中世纪的格斗。如果某一次我列于第一轮受质询，而别部的大臣则列于第二轮，下次就把次序倒过来。〔还有第三轮，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派什么用场的，因为从来无人列入第三轮——编者。〕

我被列入第一轮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天和星期一真是痛苦极了。我想这些日子对文官来说也是痛苦的。伯纳德有一位全天工作的助理私人秘书，专门为各种可能提出的补充问题收集答案。聚集在白厅的大批文官，他们充分发挥想像力，设法预料后座议员们可能会提出的补充问题。一般说来，我当然比手下的文官更善于猜测议会质询的政治含义。

当这可怕的时刻来临时，你就得在下院站起来，由于质询在午饭后进行，下院通常是挤满人，而且质询被认为是很有趣的事，因为大臣经常会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

尽管如此，今天晚上我还是相当有理由地感到轻松，因为我十分清楚，自己像往常一样，已为明天的议会质询作好充分准备了。有一件使我感到自豪的事是：不管汉弗莱爵士在处理行政事务方面如何胜过我，[2]我一直为自己能够熟练控制下院而感到骄傲。

3月15日

我简直不能相信。今天的议会质询竟是一场灾难！一场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大祸。尽管我的确设法从失败之中，以很大的代价取得某种胜利。我一大早就来了，并且——自以为——重温了所有可能提出的补充问题，还利用中午吃饭时间接受伯纳德的预先测试。

第一个问题是由伯明翰西南区的吉姆·劳福特提出来的，他就政府保证减少公共医疗卫生部门行政人员一事向我提出质询。

我把准备好的回答说了一下，话是说得有点儿自我吹嘘性质的——当然是为写这份材料的文官而不是为我自己而吹嘘的！

〔我们在议会纪录中找到了有关的对话，并把它复印出来——编者。〕

行政事务大臣（吉姆·哈克先生）：政府已经减少了11.3%的行政人员和办事员，并且实际上正在进一步节省开支。鉴于薪水低、精神不振，以及卫生部门行政人员一直受到抨击的事实，我想借此机会对他们为卫生部门有条不紊的工作所作的贡献表示祝贺。

劳福特先生：我肯定下院会欢迎大臣所说的表扬话。我知道这份材料实际上是他的卫生行政人员为他写的，但是不管怎样，他把这份材料念得很流利。〔反对党大笑〕但是大臣是否可以解释一下，他对下院的保证如何才能同他的部所写的这份摘要保持一致。让我引用其中几句话：“我们对行政人员和办事人员增加7%深感关切。不过，如果把数据处理人员从‘行政人员’划归到‘技术人员’类，〔议员们：“啊！”〕如果医院中的秘书人员改称为‘辅助工人’，〔议员们：“啊！”〕再如果把比较基数从财政年度改为日历年度，那么，这些数字就会表明下降11.3%。”大臣是否愿意对这卑鄙的欺骗手法评论一下？

议员们：回答！回答！

有人把这份该死的文件捅给了劳福特，他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它，他那胖胖的脸上充满激动情绪。大家都喊着要我回答。汉弗莱——或者什么人——又在搞他的老花招，简单地用改变名称的办法来掩盖行政和秘书人员的增加数目。但是正如沃兹沃斯所说的那样，不管怎么称呼它，玫瑰花还是玫瑰花。〔事实上，莎士比亚说过：“不管怎么称呼，玫瑰花嗅起来总是香的。”然而哈克过去却是新闻记者和工业大学讲师——编者。〕这件事看来会成为一件真正的政治丑闻。而丑闻不管它另外有什么叫法，仍然是丑闻。〔而不管怎么称呼它，丑闻也同样会臭气冲天？——编者。〕如果能继续保密，把工作人员人数增加7%假冒为减少11.3%，却会被认为是一个漂亮手法——但是一旦被泄漏出去，它就一下子变成卑鄙的欺骗手法。而且是一次不成功的卑鄙的欺骗手法——是糟得无以复加的欺骗！

在这情况中，我支吾得相当好。

议员们：回答！回答！

吉姆·哈克先生：对于尊敬的议员正在挥舞的那份文件，我一点不知道。〔反对党大声嘲笑并高声叫：“为什么不知道？”〕

劳福特先生：我将很乐于把日期和证人告诉大臣来换取他将进行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的保证。

〔反对党为之欢呼。〕

哈克先生：我会很高兴调查这件事。〔反对党大声高叫“掩盖真相！”“辞职!”“掩饰！”〕

感谢上帝，我自己方面的一位后座议员出来给我解围。格里· 钱德勒问我是否可以向我的朋友保证，这次调查不是由我的部进行，而是由一位独立的、得到下院尊敬的调查人员来执行，以使我们放心？我被迫说我很高兴作出那个保证。

所以，在那个问题上我仅仅勉强满足了下院的要求。不过我将不得不在明天和汉弗莱与伯纳德就整个事件进行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我对这类欺骗一点不介意，但是让我在质询时被人家看笑话那简直是不能同意的！

这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我不能为本部门辩护，不是吗？

3月16日

今天早晨一开始就不太好。

罗伊〔哈克的司机，像所有的司机一样，在白厅中是消息最灵通者之一——编者。〕照常在大约八点半来接我，我叫他把我送到部里去，因为我得把整个上午花在卫生部门的行政问题上。

他立刻开始刺激我。

“有人正在广播里谈论这件事，”他漫不经心地说，“说卫生、教育和运输部门的问题在于政府中所有的头头都到私人医院看病，把他们的孩子们送进私立学校……”

我一笑置之，但是我怕自己的笑声听上去并不显得那么快活。

“很好嘛，是喜剧节目吗？”

这个平均主义的东西，虽然愚蠢，但如果不小心提防，总是有点危险性的。

“而且他们坐着有司机驾驶的汽车上班。”我的司机说。

我对此不屑回答。所以他坚持说下去。

“您是否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和汉弗莱爵士坐一辆27路公共汽车去上班的话……”

我打断了他的话。“一点儿也不实际，”我以坚定口气解释说，“事实上，我们整天长时间工作，哪有工夫每天花一小时额外时间在公共汽车站等车子？”

“是呀，”罗伊说，“可您得让公共汽车大大提高服务效率，不是吗？”

“我们当然会的。”我说道，试图赶快结束这话题。

“是呀，”罗伊说，“那正是他在谈的问题，知道吗？”这个人该成为一名电视采访记者。

“卫生部门也是这个情况，”罗伊毫不放松地继续说，“您是不是BUPA的成员，[3]先生？”

这关他屁事，但是我没有这么说。相反，我亲切地笑笑，并问他收音机里还谈些什么。

“我想是昨天议会里的事先生。”他回答说，要伸手打开收音机。

“不，不，不，别费心了。”我漫不经心地尖声叫起来，但是已经太迟了。他已把收音机打开了，我被迫听我自己讲的话。

罗伊饶有兴趣地听着。广播到第二轮质询时，他把收音机关掉了。接下去是有点尴尬的沉默。

“我滑过去了，是吗？”我满希望地问道。

罗伊格格地笑了起来。“您很幸运，他们没有问您关于新造的圣爱德华医院。”他快活地说。

“为什么？”

“唔……”他咂咂嘴唇，“十五个月以前，他们已经把这医院造好了——而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病人。”

“我想，”我说道，“大概是卫生与社会保险部没有筹足经费来配备人员。”

“啊，它已经有工作人员，”罗伊说，“五百个管理人员。就是没有病人。”

这会是真的吗？这话听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是告诉你的？”我小心地问道。

“嘴唇。”

“嘴唇？”

〔这是司机用的俚语，来形容消息最灵通的人——编者。〕

“我的同伴查利，”他解释道，“他知道得很清楚。他是卫生大臣的司机。”

我一到办公室就立刻召见汉弗莱。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被昨天的辩论吓坏了。

“我也是，大臣。”汉弗莱说。他如此热烈地表示同意，使我感到有些惊奇。

“其愚蠢……工作能力之差。”我继续说道。

“我同意，”汉弗莱说，“我不能想象当时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对他眨眨眼，说：“请原谅，再说一遍？”

“您竟然同意作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

原来是这回事。他的话刚说一半，我突然命令他停下来。“汉弗莱！”我威严地说，“那不是我在谈的问题。”

汉弗莱爵士似乎迷惑不解。“但是您刚才还提到愚蠢和无能的话。”

“是你的愚蠢和无能，汉弗莱！”我怒吼道，“是你的！”

现在看来轮到他感到吃惊了。“是我的，大臣？”他不相信。

“是的。是你的。你怎么能让我陷进这样的困境中去呢？”讲句公道话，他本人并没有让我陷进去。但那是他那宝贝部门搞的。然而，汉弗莱看来并不表示歉意。

“这是摘要中的一个小小漏洞。我们不可能预见每件事呀。”然后他的脸上重新显出完全恐惧之情，“可是同意进行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这话我听够了。“我也不一定非搞一次调查不可，”我向他指出道，“但是如果你正要淹死时有人投给你一根绳子，你就要抓住它。”

“这不是一根绳子，”汉弗莱爵士说，“这是一根绞索。您应该为本部门站出来说话——那是您的职责。”

那可能是汉弗莱认为的我的职责。事实上，了解到他认为我在这里还有点职责倒是不错的事。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制止他，他还会给我上一堂有关大臣职责问题的课呢。

有关大臣职责的原则是文官发明的一项方便的小玩意儿，目的是让大臣陷入困境，而使文官保持清白。实际上，它的含义是：文官管理一切并作出一切决定，但是出了问题时，就由大臣来顶罪。

“不，汉弗莱，这不行，”我在他继续往下讲之前坚持插话，“昨天我为了质询曾作了充分准备。我对所有的问题甚至包括几十条补充问题都做好了准备。我在星期天准备到半夜。昨天中饭也不吃。我完全准备好了，”我决定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完全准备好了！”我说，“但是在我的摘要中没有任何显示你已经篡改这些数字的迹象，以便我对下院作出使人误解的答话。”

“大臣，”汉弗莱以受委屈的口气说道，“您说过您要减少行政人员人数，是吗？”

“是的。”我同意。

“所以，我们就把人数减少了。”

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懂得他正在说的话。“但是……你仅仅减少了数字而没有实际减少行政人员人数！”

汉弗莱爵士皱起他的眉毛，说：“当然。”

“唔，”我耐心地解释，“那可不是我的意思。”汉弗莱爵士感到痛苦。“嗯，说实在的，大臣，我们怎么知道您心里真正的意思呢，您说减少数字，所以我们就减少了数字。”这显然是胡说八道。他完全知道我的意思，但是他故意按字面意思理解我的指示。正是由于文官这种愚蠢和不可救药，才使这个国家实际上快要流血至死。

〔我们假定哈克并没有按“实际上”这一词的字面意义来使用这个词——编者。〕

“这事怎么会传出去的？”我问道，“又是一次泄露消息。这不是一个部，而是过滤器。”我对这小小的讽刺很满意。当然，汉弗莱爵士不予理会。我继续说，“如果后座议员能获悉所有这些事实，我们又怎样才能负责地进行管理呢？”又一次沉默。这是很自然的。对那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不管怎样，”我下结论说，“去进行一次调查至少会给我们一点时间。”

“一颗定时炸弹也会给我们时间的。”我常任秘书评论道。

所以我等待着，看他是否有排除定时炸弹的本事。显然没有。

“只要您说我们会进行部内调查，”他抱怨说，“那么，我们就能把它拖上十八个月，到头来，说它揭露了若干不正常情况，现在已经纠正，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存心使人误解的证据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我让自己的注意力暂时转移一下。“但是的确有令人误解的意图。”

“我从来不曾说过没有，”汉弗莱爵士不耐烦地回答说，“我只说没有这种证据。”

我想自己当时显得有点茫然若失。他解释道：

“一次专业性的内部调查是要去发掘一大堆无根无据的事。如果您说其中没有意图，其结果可能证明您是错的，但是如果您说调查结果没有发现别有意图的证据，那就不可能证明您是错的了。”这是我对文官喜用的手段的一次有趣的了解。我以后就知道，部内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即使整个部的内部调查也是这样。这大概意味着在调查中发现了甚至更多没有证据的事实。

但是我还得处理手头的事情，换言之，就是我已同意去进行一次独立的调查了。“我们能不能，”我深思熟虑后提出：“作一次独立的调查而找不到证据呢？”

“您的意思是去操纵它？”汉弗莱爵士冷冷地问道。

这个人的双重标准继续使我惊奇不已。

“嗯……是的！”

“大臣！”他说，显得似乎深为震惊的样子。真是十足的伪君子。

“我倒想知道一下，如果你能操纵一次内部调查，那来操纵一次独立调查又有什么问题呢？”不过我早就知道答案了——你要操纵独立调查可能被人家抓住把柄。

“不，大臣，在独立调查中一切取决于是主席。这个人必须绝对靠得住。”

“如果他靠得住，”我评论说，“那就肯定存在着他会把一切事都抖出来的危险。”

汉弗莱爵士又为难起来。“不，如果他靠得住就不会这样，”他解释说，“一个靠得住的人会懂得该怎么办。他会理解各种含义。他会对整个问题有一种敏感的、富有同情心的洞察力。”

事实上，他在建议我们去操纵它。它就是喜欢把它说得隐蔽一点。

“啊，”我说，“所以，靠得住实际是指‘手臂朝里弯的’？”

“当然不是！”他否认得太快了。我认为汉弗莱爵士的确为自己辩护得太多了。“我的意思是说，”他又试图解释道，“一位具有广泛理解力的人……”我决定提出一些建议来缩短这过程。“那么，一位退休的政治家怎么样？”

“……并且须是绝对正直的。”汉弗莱补充说。

“噢，我懂了，”我停下来想一想，“一位学者或者一位企业家怎么样？”

汉弗莱爵士摇摇头。

“好吧，”我说道，知道他心中已经有了对象，“说出来吧，是？”

“嗯，大臣，我想或许……一位退休的公务员。”

我懂得他的意思。“好主意，汉弗莱。”多年的训练给人带来的好处多大呀！

“莫里斯·威廉斯爵士可以作为人选。”他继续说。

我对此没有太大的把握。“你不认为他可能会过于独立自主吗？”

“他正希望得到贵族头衔。”汉弗莱爵士轻轻地说，面带笑容。他显然认为自己正从衣袖中拿出一张王牌来。

我感到惊奇。“这件事是不会使他得到贵族头衔的，是吗？”

“不会的，但是正确发现问题将给他增加几个积分。”

积分。这对我是一个新概念。汉弗莱解释说这些积分都加起来，到一定程度，你就会得到一枚徽章。这看来有道理。

“好，”我断然说，“就请莫里斯爵士吧。”谢天谢地，我发现作出决定真容易。

“谢谢您，大臣。”汉弗莱笑着说，便离去了。当他称心如意时，他确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或许他的主意会使我们摆脱一次真的会揭露什么情况的独立调查的尴尬局面——不论所揭露的是不是我们自己所不知道但却是应该知道的事，或者是一些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但却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对此已有所了解的事。

当然，思考之余我认识到还有第三个而且更现实的可能性——即，一次独立调查会揭出汉弗莱知道但我却不知道而他又不要我

知道的某些事情，于是，我的毫不知情就会使我显得像个傻瓜。

换句话说，像昨天发生的那样。

因此，或许不妨就照他的办法去做吧，要一直做到我获悉他所不知道的某种令人尴尬的消息之日为止。

3月17日

今天我和伯纳德·伍利开了一次长会。

首先，他关心古巴难民。我自然也是关心他们的。议会和新闻界正对政府拒绝帮助他们酝酿一场大风波。

我试图指出，财政部不肯给我们钱，这不是我的错误。

我无法挫败财政部。没有能挫败财政部。

我已决定不管难民的事，因为我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关于新设立的圣爱德华医院，伯纳德和我却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果和揭露性的谈话，有关医院的消息是罗伊昨天透露给我的。开始时，罗伊的消息似乎靠不大住。

“您要我去了解有关伦敦北部的一所医院的情况。”伯纳德开始说。

我点点头。

“唔，正像我提醒过您的那样，司机的信息网络不完全可靠。罗伊弄错了。”

我感到很宽慰。“你怎样听到这好消息？”我问道。

“通过私人秘书的信息网络。”

这话给我很深的印象。虽然私人秘书的信息网络有时比司机的信息网络要慢一点，但是它要可靠得多了——事实上几乎是百分之一百准确。

“还有什么情况？”伯纳德解释说，在这所医院里只有三百四十二位行政人员。其余的一百七十位是搬运工、清洁工、洗衣工、花匠、厨师等等。

这看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数字。因此，我问有多少医务人员。

“啊，一个也没有。”伯纳德若无其事的回答。似乎这种情况不管怎样都是不问自明的。

我拿的不准自己是否听错了。“一个也没有？”我小心地问了一下。

“一个也没有。”

我决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我们是在谈论圣爱德华医院，是不是，伯纳德？”

“是呀，”他高兴地回答，“它是崭新的，这您知道。”他补充一句，好像这就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

“怎么新法？”

“嗯，”他说道，“它是八个月前完成的，工作人员都配备好了，但是不幸的是，那时政府开支有所削减，结果就没有钱可用于医疗服务。”

我越来越感到无法接受。“一座崭新的医院，”我轻轻地重复说一遍，为了弄清自己的确没有听错，“有五百名行政人员但却没有病人，是吗？”我坐着，静静地想了一会。

接着，伯纳德大有帮助地说：“唔，实际上有一位病人，大臣。”

“有一位吗？”我说道。

“是的——副总行政官员在脚手架上绊了一跤，摔断了腿。”我开始恢复过来。“我天啊，”我说道，“如果我在下院，人家问到这件事可怎么办？”伯纳德显得局促不安。“为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呀！”“你为什么不知道？到底知道呢？这件事怎么一点也没有泄露出去？”

伯纳德解释说，在卫生和社会保险部有一两个人显然是知情的。他们还告诉过他，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事实上有好几家这样的医院分布于全国各地。

看来存在着一套规范做法以防止这类事情泄漏出去。“显然，他们设法把医院装扮成一个建筑工地，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这医院是可以使用的。您知道，脚手架、箕斗、其他东西仍在那里。这是正常的事情。”

我没有话说。“正常的事情？”我气喘吁吁地说。〔显然并不是完全不说话——编者。〕

“我想……”我又断然下起决心说，“……我认为在反对党抓住这个把柄之前，我好亲自去看一下。”

“是，”伯纳德说，“到目前为止，新闻界还没有发现它，您说奇怪不奇怪？”

我告诉伯纳德，我们的绝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是外行，他们甚至很难知道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实际上是星期三呀，大臣。”他说道。

我指向门口。

〔这星期五，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蓓尔美尔的改革俱乐部遇到卫生和社会保险部的常任秘书伊恩·惠特丘奇爵士。他们讨论了圣爱德华医院的问题。幸而，汉弗莱爵士在一张特备的长条备忘录纸上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汉弗莱爵士喜欢尽可能把字写在纸边的空白处，但是如果不可能，类似纸边空白的长条纸也会使他感到非常舒服——编者。〕

哈克突然对圣爱德华医院感兴趣，使得伊恩感到紧张，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可以从这记录推断——当时的——伯纳德·伍利先生把圣爱德华医院的事告诉了汉弗莱爵士，尽管当我们就此询问——现在的——伯纳德爵士时，他却说已经记不清自己这么做过——编者。〕

我解释说，我的大臣对这医院里没有病人十分关注。在这点上，我们都感到有趣。我的大臣正使自己略为有点可笑，一家医院没有护理人员时，怎么会有病人呢？

伊恩很正确地指出，他们卫生和社会保险部在管理医院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第一步是使这地方顺利运转。在有病人的情况下会于事无补——他们会碍手碍脚。因此，伊恩劝告我告诉哈克说，这是圣爱德华医院的试运行阶段。

但是，我估计政界会发生不该有的更不安定的情况。我催促伊恩对下面的问题作一解答：试运行阶段要持续多久？我被迫谈到我的大臣已同意进行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

伊恩反复说了他听到独立调查后所感到的震惊。的确，我毫不疑，他的震惊正反映了整个白厅的反应。

然而，我不得不进一步督促他。我要求有一个表示，说我们最终把一些病人送进圣爱德华医院去。

伊恩爵士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这样做的。他证实他目前正打算让一些病人住进医院，就是说，可能在一两年以后当财政情况不那么紧张时。

据我看来，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我看不出他怎能在关闭别的医院的同时，在圣爱德华医院开辟四十间新病房。财政部不会接受，内阁也不会接受。

但是我是了解我的大臣的，他可能不以同样的眼光看事物。可能仅仅因为医院不医治病人而试图关掉整个医院。

我把这个可能性向伊恩提了，他说这种想法是办不到的。工会会加以拦阻的。在我看来，工会还不可能在圣爱德华医院开展活动，但是伊恩对此已经有了答案——他向我提及索斯沃克医院里狂热的鼓动者比尔·弗雷泽，一个可怕的人物。他可能有用处。

我想伊恩将去鼓动他。〔阿普尔比文件19/spz/116〕

〔或许我们应该指出，哈克是不会听到上述谈话的，因为汉弗莱爵士的备忘录纯粹是私人性质的备忘录——编者。〕

3月22日

今天我就公共医疗卫生管理机构一事与汉弗莱爵士摊牌了。

我请人在中央大厦〔哈克的党的总部——编者。〕为我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因为我不能从我自己的部里取得清楚的统计数字。真是骇人听闻！

他们每年不断地改变可比数字的基数，这样就无从核实哪一类机关人员正在增加。

“汉弗莱，”我开始说，其实已完全掌握确切的证据了，“国民保健部门是官僚机构大膨胀的先进典型。”

汉弗莱看来漠不关心。“当然不是，”他回答说，“并没有大膨胀。多只是缓缓增加而已。”

我告诉他说，有关愚蠢的官僚机构膨胀的事例每天像潮水一样涌来。

“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议员们，”我说，“还有选民、医生和护士们。再有公众。”汉弗莱不感兴趣。“捣乱分子。”他说。

我吃了一惊。“那么公众呢？”

“他们是一些坏的人。”他评论说。

我决定给他看一些我研究的结果。首先，我给他看有关听诊器的备忘录。〔真是交上好运，哈克保留下他在日记中提到的所有备忘录的复印件。这些复印件使我们对国民保健部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管理情况了如指掌——编者。〕

皇家联合医院

听诊器申请领取单

鉴于目前供应情况，我们不可能供应你所申请的额外听诊器。

然而，我们现在可以供应更长的像皮管，以供你现在听诊器使用。

采购部

汉弗莱爵士对这件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并且评论说，如果有更长的橡皮管可供应的话，作这样一个答复是完全正确和正当的。

接着伯纳德更进一步指出，这事可以减少医生体力的大量损耗——他说，听诊器有了足够长的橡皮管，他们就可以站在一个地方听到病房中所有病人的心脏跳动。

我希望并祈祷他是在开玩笑。

然后我把来自圣斯蒂芬医院关于卫生卷纸和停尸间的备忘录给汉弗莱看。

发自：院长

发给：所有医务人员

圣斯蒂芬医院将在圣诞节期间关闭停尸间。在节日期间要求医务人员合作，不对这部门施加压力。

发自：社会服务员

发给：全院人员请注意：软的卫生卷纸只供病人，不供工作人员使用。近几个月来，看来医院员工以这个或那个理由一直在使用软的卫生卷纸。

汉弗莱爵士不理会这些备忘录。他争辩说，卫生机构正如政府所要求的那样有效而节约地工作。

因此我给他看一份来自地区卫生局制服监制中心的令人瞩目的文件：

地区卫生局

护士制服问题

近交付的护士服装显然都是用透明衣料制成的。领到这些服装的护士应向制服监制中心主任报告，他将对这问题的性质予以评估。

制服监制中心负责人

汉弗莱通情达理地承认他为这篇胡说八道的文字而感到惊讶。“如果您能找到它就算不错了。”他笑着说。

我把我的王牌放到后才用。于是连汉弗莱也对圣诞晚餐的备忘录表示忧虑了。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医院

伙食安排变更

节日安排

请注意：星期二的甜食将在星期五作为第一道菜，星期五的第一道菜将在星期四作为主菜。圣诞晚餐将在新年除夕供应，而新年联欢会将在节礼日[4]举行。这就是说员工们将在1月7日自带午餐。

今年的耶稣受难日宴会将在4月13日，星期二举行。

伙食科长

12月13日

汉弗莱至少承认，如果我们的国民保健部门出钱让人去制造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那就可能是出了一点小小的乱子了。而我今天早晨才得知，在十年里，卫生部门的行政人员已经增加了四万人。而医院床位数却减少了六万张。这些数字本身就够说明问题了。

再有，卫生部门每年的费用已经高达十五亿英镑。这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汉弗莱爵士在看这些数字时，似乎很满意。“啊，”他沾沾自喜地说，“要是英国的工业能与这个增长记录并驾齐驱就好了。”

我大吃一惊！“增长？”我说，“增长？”我重复说了一遍。是否我的耳朵听错了？“增长？”我喊了起来。他点点头。“你是否说，医治越来越少的病人使我们能雇越来越多的行政人员，这是使用由国会批准、纳税人提供的经费的正当方式？”

“当然。”他又点点头。

我设法向他说明，批准这些钱只是为了要使病人健康好转的。

使我大为惊异的是他干脆不同意这个意见。

“相反，大臣，它使每个人都好过些——为已经表达出自己的关心和同情而感到好过些。当钱分配给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门时，国会和全国都感到净化了。赎罪了。清白了。这是一种牺牲。”这当然是纯粹的诡辩。“这钱应该用于护理病人，是吗？”汉弗莱爵士显然认为我的评论与本题毫无关系。他继续进行他的愚蠢的牵强附会。“当人们作出一项奉献时，没有一个人会问牧师‘在宗教仪式之后这笔奉献的钱放在什么用场？’”

汉弗莱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在我看来，如果这笔钱被滥用了，全国人民是要过问的，而我在这里作为国民的代表，就要看到它不被滥用。“尊敬的大臣，[5]”汉弗莱开始使用他各种解数中特别喜用的侮辱手法之一，“人们关心的仅是不亲眼看到这笔钱被滥用。”我驳斥了那种说法。我提醒他关于精神病医院丑闻所引起的争吵。

他就像平时那样玩世不恭，声称这一场吵闹恰恰证明了他的观点。“那些弊病已经很幸运地延续了几十年，”他说，“没有稍微留心一下，去弄清自己的钱用在什么地方——事实上，这是他们的奉献。使他们愤怒的是人们把情况告诉了他们。”

我理解了这一整套巧妙的理论，不管它是真是假，正被汉弗莱用来当作烟幕。我决定问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

“我们是否同意为了职工的好处开一所医院是没有意义的？”汉弗莱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大臣，”他告诫说，“我是不会那样提问题的。”然后他就不作声了。

我指出，我就是那样提问题的。

“的确。”他说道。

然后等待着。

显然，他不打算回答任何直截了当的问题，除非这问题是以他认为完全可以接受的词句来提的。

我让了步。“好吧，”我厉声说，“你要怎么提法呢？”

“到头来，”他开始说，“医院的首要功能之一是照看病人。”“功能之一吗？”我说，“功能之一？还有什么其他功能？”他不理会我打断他的话，并且继续以极度平静的口气讲话，好像我没有讲过一句话似的。“但是，在我们为护理人员和医务人员弄到钱之前，我们还是无法发挥那个功能。或许要在大约十八个月以后才能够……”

“十八个月？”我吓坏了。

“是的，或许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开一两间病房。”他说道，终于承认我说过话了。

我认为这是废话。我指示他立刻去开辟几间病房——并且要开放两间以上的病房。

作为反建议，他提出组成一个部际委员会来考察监测早日接受病人建议的可行性。

我问他要多长时间来打报告。

“不长，大臣。”

“多少时间？”

在他回答以前，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十八个月。”我们同声一起说话。

“真可怕！”我以讽刺的口气补充了这句话。

“谢谢您。”他回答说，显出讨人喜欢的毫不在乎的度。事情确是没有希望了。

因此我提了一个新建议。“我建议我们把医院里新雇用的人都辞掉，并把这钱用来开放在其他医院里关掉的病房。”

〔正如汉弗莱爵士所预言的那样，哈克准备关闭整个医院——编者。〕

“而当我们能负担得起时，”我又以讽刺的口气加了一句，“我们才开办有医务人员的圣爱德华医院！如果你发发慈悲的话。”于是汉弗莱辩解说，如果我们现在关闭这医院，我们会使开办有病人的医院的事推迟多年。他谴责说，“您的话好像是说员工们无事可做就是因为医院里没有病人。”

“他们做什么呢？”我问道。

汉弗莱显然正盼望着这个问题。他立刻给我一份目录。是一份包括所有行政部门及其工作的目录（不论有没有病人），真是离奇！

圣爱德华医院各部门目录

（1月1日起有效）

制定这份部门目录的目的是方便部门之间的联系

人事部

1．意外事故计划科

罢工、空袭、核战争、火灾蔓延、食物或饮水中毒等意外事故。在这种危机中，你们的当地综合性医院将成为事故幸存者的主要中心。

2．数据及研究科

目前本科室正在进行受托区全面人口普查工作。为的是使医院为妇产科、小儿科、老年病科以及男女性平衡等未来的需要作好准备。

3．财务科

根据入院等级、通货膨胀、地方和全国性基金筹集等变数来设计帐目、资产负债表、估算现金流动。

4．采购科

采购药品及其他物品，取得估价单，复审现有和将来的药品目录和价格表。

5．技术科

估算所有提出的设备请购单，并比较费用效益。

6．土建科

处理第三期建造计划，计算成本，联系施工以及在1994年完成医院后一期工程所必须的所有其他工作。

7．维修科

医院建筑物本身以及院内高度复杂的、昂贵的医疗设备和技术设备的维修工作。作为一项节约措施，该部门还包括清洁科。

8．伙食科

该部门的性质是不言而喻的。

9．人事科

这是一个工作忙碌的部门。处理休假、全国健康保险以及工资等事。很自然，这部门当然包括若干员工福利官员，他们需要照顾五百多名雇员。

10．行政科

负责打字、文书、文具、办公室家具以及各种设备，负责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批准日常工作程序等。

当我读这份材料时，我说不准（直到今晚我仍然说不准）汉弗莱是否在开玩笑。第10科有管理其他行政人员的行政人员。

我仔细地审阅，然后端详他的脸。他显得很严肃。

“汉弗莱，”我说得很慢，很谨慎，“其中没有提到病人！治病才是开办医院的目的！病人！生病的人们！医治病人！”

汉弗莱爵士无动于衷。“我同意，大臣，”他说，“但是所有在此列出的这些重要工作都必须继续下去。不管有没有病人。”

“为什么？”我问道。

他显得茫然。“为什么？”

“是呀，为什么呢？”我重复说道。

“我不明白。”他说。

我搜肠索肚，想怎样以别的字眼来表达。但终于不得不放弃这个尝试。

“为什么？”我重复又问道。

“大臣，”他说，“难道您会因为没有战争而取消军队吗？”这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论点。我就这样对他说了。他要我对“似是而非”下定义。我避开那问题，急忙指出医院的情况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医院必须出成果！

我终于似乎使他震动了。他完全动摇了，以至于失去了沾沾自喜的样子。“大臣，”他诚恳地说，“我们并不以成果而是以活动来衡量成就。而且有相当多的活动呢，其成果也并不少。这五百名工作人员正严重地超负荷工作——整个编制原来应该有六百五十人，”他打开了公文包，“我可以请您看一下来自圣爱德华医院的文件吗？”

我是决不愿意去看那些东西的。

“不，你不必让我看，”我坚定地回答说，“适可而止吧。把他们全部都解雇掉。”

他直截了当拒绝了。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他重复说，如果我们失去我们的行政人员，这医院将永远开不成。所以我告诉他，只要把辅助工人解雇就行了。他说工会是不会接受的。

我妥协了。我指示他解雇一半行政人员一半辅助工人。我要他用医务人员来代替他们并且开放一两间病房。我还告诉他，这是我在这问题上的后决定。

他想继续讨论下去。我不让他这么干。他看来对整个情况尚感满意但不无忧虑，并在离去时说，他会跟卫生部门工会谈一下。

他对这种解决的可能性不抱多大希望。

我开始感到自己就像艾丽丝梦游仙境似的。

〔那星期稍晚时候，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与行政工会联合会总书记布赖恩·贝克有一次会晤。看来是私下进行的，两人边喝雪利酒边谈。这次会晤是在汉弗莱爵士办公室里举行的另一次见面以后进行的。极不寻常的是，汉弗莱爵士对这次见面看来没有写笔记、备忘录或者提到它，甚至他私人日记中也一点没有记载。这说明他认为这次讨论可能是非常令人难堪的。幸而布赖恩·贝克在下一届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到这次秘密讨论，而其内容见于会议记录——编者。〕

行政工会联合会

其他事项：

贝克先生向执行委员会汇报一次高度机密的会晤情况。他与行政事务部常任秘书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进行过一次谈话，双方同意对此次谈话应该绝对保密，不可让第三人知道。汉弗莱爵士提到圣爱德华医院的事。贝克先生表明他准备在这些谈判中采取温和路线：他感到我们在这问题上理由不充足。硬要政府在一家空的医院里无限期地保留辅助员工可能是困难的。

汉弗莱爵士谴责贝克先生的失败主义，并命令他为其工会会员坚持下去。贝克先生报告说，他起先听到这建议时感到惊讶，后来汉弗莱爵士指出，三百四十二位行政人员总得要有些工人供他们管理才行——否则他们自己也要去领失业救济金的，他这才明白过来。

汉弗莱爵士表示他可能被迫去解雇一些公务人员，贝克先生对此感到惊奇。但是正如汉弗莱爵士对他说过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生活在奇怪而动乱的时代。”

贝克先生问，如果我们采取劳工行动，汉弗莱爵士是否会支持工会？汉弗莱爵士指出，他的责任是保持政府机器的运转，而不大可能支持显示团结的示威。

不过，他暗示他不会对我们工会会员的广泛而有效的反对行动加以严厉的斥责。

贝克先生希望了解在这事上大臣站在哪一边。汉弗莱爵士解释说，大臣根本不知道咨询调解和仲裁局与全国和地方政府公务员协会之间有何区别。

贝克先生然后表示，如果要有效地造成混乱，他将需要汉弗莱爵士某些积极的帮助和支持。他告诉汉弗莱爵士，由于医院空关了十五个月而且在一两年内没有希望开办任何业务，我们的工会会员情绪消极而冷漠。

汉弗莱爵士问比利·弗雷泽否也情绪消极而冷漠。开始时，贝克先生认为汉弗莱爵士不知道弗雷泽是在索恩沃克医院工作的。但是汉弗莱爵士指出他可能不久被调到圣爱德华医院去。

助理总书记评论说，这是好消息。如果有真正的有战斗精神的职工可以依靠，我们可以在圣爱德华医院做很多事情来提高我们会员的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后贝克先生报告说，汉弗莱爵士陪他走出门外，并对他的兄弟般的同志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并唱起《我们将克服过来》的歌曲。

执行委员会督促贝克先生在将来一切谈判中对汉弗莱爵士要多加注意，因为他既有可能是他本阶级的叛徒，也有可能是怪癖。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3月25日

今天我正式访问圣爱德华医院。这真是大开眼界。

欢迎委员会——我是以广义的意思使用这个字眼的，因为我简直不能想象一群不那么欢迎我的人们——列队站在门前石阶上。

我见到总行政官员罗杰斯夫人，和一个可怕的名字叫比利·弗雷泽的格拉斯威吉人，他享有工会联合谈判委员会主席的有趣头衔。罗杰斯夫人大约四十五岁，很瘦长，黑头发带点灰白——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汉普斯台德女士，她说话含糊不清。

“见到你多愉快呀。”我对弗雷泽说，伸出手要与他握手。

“我可不在乎这个。”他咆哮说。

他们让我看了几间空病房，几处行政办公室，确是一派忙碌的景象，而后看了一套宽敞但空无一人的、满是灰尘的手术室。我询问它的造价。罗杰斯夫人告诉我，它和放射治疗室以及重病特别护理室一共耗费了二百二十五万英镑。

我问她对这地方不曾使用过是否感到吃惊。

“不，”她高兴地说，“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件好事。这样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节约管理费用。”

“但是没有病人。”我提醒她说。

她同意。“然而，”她接下去说，“医院的基本工作是使其维持下去。”

“我想治病是医院的基本工作。”

“管理一个五百人的机构是一项大工作，大臣。”罗杰斯夫人说，她的语气开始显得对我不耐烦了。

“是呀，”我气急败坏地说，“但是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他们就不会呆在这里了。”

“什么？”她显然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她的头脑实在闭塞。

我认为这正是下决心的时刻了。我告诉她，这种情况决不能继续下去了。要么她把病人请到医院来，要么我把医院关掉。

她开始啰嗦地说，“是呀，唔，大臣，总有一天我肯定……”

“不是等到哪一天，”我说道，“就是现在。我们将解雇三百名你手下的人而把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支付医生和护士的工资，以便我们能接受一些病人进来。”

接着比利·弗雷泽开始插入他的屁话。

“哎，”他开始说，“没有那三百人，这医院就无法运转。”

“你认为现在它在运转吗？”我问道。

罗杰斯夫人对她自以为是的道理毫不动摇。“它是国内管理得好的医院之一，”她说，“它够得上领取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奖。”

我请教她得的是什么奖。

她骄傲地对我说，“是作为本地区卫生的医院而得奖的。”

我默默地求上帝给我力量。然后，我告诉她我已经作出后决定，三百名员工必须解职，医生、护士必须请来，病人必须收进来。

“你的意思是要失去三百份工作吗？”比利·弗雷泽机警的头脑终于弄懂了。

罗杰斯夫人早就懂了。不过罗杰斯夫人清楚地感到这家医院不需要病人。她说，只有几个基本的医务人员，他们无论如何不可能进行任何大手术。我告诉她我不管她是否要做重大手术——我才不管她只能做静脉曲张，疝气和痔疮等手术。但是总得做点事情。

“你的意思是说要失去三百份工作吗？”比利·弗雷泽愤怒地说，他显然仍旧要求对别人早在十分钟前懂得的简单问题加以解释。

我清清楚楚地对他说了。“是的，我是这个意思。弗雷泽先生。”我回答说，“医院不是一个就业的地方，它是一个医治病人的地方。”

他脸色铁青。当他开始对我大声辱骂时，他那一小撮可怕的胡须上满是唾沫，他的小小的红眼睛闪着阶级仇恨和酒精引起的凶光。“它是我工会会员就业的地方，”他叫嚷道，“你要使他们失业，是不是？你这个杂种，”他尖叫道，“这就是你所说的有同情心的社会吗？”

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保持镇静。“是的，”我冷静地回答，“我宁可对病人有同情心，而不对你的工会会员有同情心。”

“我们会出去举行罢工！”他叫嚷着。

我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或者耳朵。我对这个威胁非常高兴。我当面笑他。

“好啊，”我高兴地说，“罢工吧。那有什么关系呢？你能损害呢？请举行罢工吧，越快越好。并且把所有那些行政人员都带走，”我加了一句，朝那位罗杰斯夫人的方向挥挥手，“这样，我们就不必向你们付工资了。”伯纳德和我离开了圣爱德华医院这个战场，我感到自己就像是这场战斗中无可争辩的胜利者。

一个人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愉快心情，在政治上是非常难的。这是一种舒服的感觉。

3月26日

看来我并没有完全打败对手。整个情况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发生变化。

伯纳德和我今天下午很晚时还坐在办公室里，庆祝我们昨天的胜利。我想自己还在相当沾沾自喜地说比利·弗雷泽的罢工威胁来得正好呢。

我们打开电视看新闻。起初有一则报道说英国政府又一次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接受更多的古巴难民。接着是一桩爆炸性事件！比利·弗雷泽出现在屏幕上，他威胁说，如果我们解雇圣爱德华医院的工人，在伦敦的整个国民保健部门将于今天午夜举行罢工。我被彻底打垮了。

〔我们很幸运，取得了有关电视新闻节目的文字记录，并复制如下——编者。〕

新闻广播员：在大伦敦地区的国民保健系统各医院员工将从星期五半夜起举行罢工，打算在圣爱德华医院解雇一百七十名工人的事引起了争议。我们同工会活动家比利·弗雷泽进行了谈话。

比利·弗雷泽：我们正举行罢工，抗议失业。我们要使伦敦所有的医院实际上完全瘫痪。它们将完全停下来，不能输血，不能动手术，不能进行癌症治疗，什么活动也没有！一直要等到我们拥有同情心的社会恢复过来为止。

记者：但是你怎么能这样对待病人呢？

比利·弗雷泽：不是我们在这么做，是哈克先生在这么做。

记者：在把这些可怕的制裁强加于无辜公众之前，你是否该三思而行？

比利·弗雷泽：我能向你保证，并且我想借此机会向社会公众保证，我们将千方百计谋求解决。

就在这一时刻汉弗莱进来了。

“啊，”他说道，“你们正在看这节目。”

“是的，”我咬牙切齿地说，“汉弗莱，你告诉过我你要同工会谈谈。”

“我去过，”他回答说，“可是，咳，我有什么办法呢？”他耸耸肩，显出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确信他已尽力与工会打过交道了。但到底是什么把我们难住了呢？我问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但是汉弗莱显然是为了另一件同样急迫的事而来的——事实上另一桩爆炸性事件！

“看来莫里斯·威廉斯爵士的独立调查将对我们不利。”他开始说。

我大吃一惊。汉弗莱本来满口答应我说威廉斯是靠得住的。他告诉过我这个人只要个贵族头衔。

“很不幸，”汉弗莱爵士咕哝地说，显得有些尴尬，眼睛盯着自己的脚，“他作为难民重新安置联合委员会主席也正在设法取得贵族头衔。”

我问难民工作是否比政府调查工作能赢得更多积分。

他点点头。我指出，我们简直没有钱来为更多的难民提供住所了。

接着又来了第三件爆炸性事件！电话铃响了，是唐宁街十号打来的。

我接了电话。高级政策顾问很严厉地告诉我，唐宁街十号已在6时的电视新闻上看到比利·弗雷泽。他把首相叫做唐宁街十号。他说唐宁街十号希望很快找到一项和平解决方案。

当我在仔细考虑这来自唐宁街的委婉而严重的威胁时，汉弗莱仍然喋喋不休地谈论令人厌烦的古巴难民问题。他说，只要我们能安置一千人，莫里斯爵士也就满意了。

正当我要再次解释我们没有时间或金钱来开办一千张床位的接待所……我突然明白了！我想出一项漂亮的解决办法。

一千名难民没有去处。而恰好有一千张床位的医院，人员也配备齐全。好运毕竟在我们这一边。十分吻合称，真是妙不可言。

汉弗莱当然明白我在想什么，并且似乎决心予以抵制。“大臣，”他开始说，“那医院拥有价值几百万英镑的高技术设备。它是为患病的英国人，而不为健康的外国人而建造的，卫生部门有很有病人正等待病床。这将是极其可怕的财务上不负责的行为，会浪费所有投资……”

我打断了这滔滔不绝的假仁假义的沙文主义废话。

“不过……”我小心地说，“那独立调查可怎么办？让他们调查到我们部里吗？你不是说过莫里斯爵士的调查会对我们不利吗？这难道是你们希望的吗？”

他歇了一下不说话。“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大臣。”他若有所思地回答说。

我吩咐伯纳德立即让圣爱德华医院的人员复职，再去告诉莫里斯爵士，我们可提供一所崭新的医院来安置一千名难民，并且告诉新闻界，这是我的决定。这样，大家都会感到高兴的！伯纳德要我说句话供新闻界引用。是个好主意。

“告诉他们。”我说道，“哈克先生说这是一项困难但又不得不作出的决定，如果我们在英国的人要使自己够得上……有同情心的社会的名声的话。”

我问汉弗莱他是否同意这一切。

“是，大臣。”他说。我想我觉察到他的语调中有一点钦佩之意。

[1]这里是指副秘书以上的八百名文官。

[2]这标志着哈克在这方面日益增强的意识。

[3]注：英国有远见者联合会（英国大的私人健康保险组织）的英文缩写，全称为British United Provident Association——译者。

[4]注：节礼日，圣诞节的次日——译者。

[5]真正的意思是：毫不尊敬。

9．死亡名单

3月28日

当我像以往的周日晚间那样坐下来回顾和思考一些问题时，我开始清楚地意识到，罗伊（我的司机）对白厅内的活动所知道比我了解的要多得多。

方圆一英里的白厅是世界上保密严的地方。强调避免出差错（这是文官的职责，因为它是他们唯一的工作动机）也意味着同样有必要避免发布信息。

正如阿诺德爵士据说在几个月前讲过的那样：“假如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也就没有人会知道你在干错事。”

〔这也许正说明为什么政府公式化语句总是那样难懂。写公式化语句是为了保护公务员的——编者。〕

因此，提供情报——或者说掩盖情报——的方式是顺利管理政府的关键。

对避免差错的关注必然使人们有必要把一切事情都记录下来

——文官把一切内容都抄写下来，并把抄本分送给他们的同僚。

（正如伯纳德有一次跟我解释的那样，这又是因为“人们不愿忽视其他人”。）在复印机发明之前，财政部的工作比现在更得力，因为当时它的官员所需阅读的文件要少得多（因此使他们困惑的事也较少）。文官对文件的渴望是永不满足的。他们要求一切可能得到的情报都送给他们，也把一切可能取得的情报送给他们的同僚。他们跟上别人的文书工作之余还有时间做其他事，这使我惊叹不已

——要是他们真的那样做的话。

同样令人诧异的是，在这汗牛充栋的打印文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曾经被泄露出去——真得归功于白厅的保密才能。因为文官恪守的信条是：情报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披露给他们的政治“主子”，并在无法避免时才披露给公众。

不过我现在明白自己可以从他们的办法中学到一些有益的教训。首先，我必须更加注意伯纳德和罗伊。我决心从今天起不让虚假的优越感成为罗伊同我之间的隔阂——换言之，我将不再假装自己比司机对情况了解得更多。明天，当他到尤斯顿来接我时，我将叫他把听到的信息告诉我，我还将告诉他，他决不可认为大臣比司机知道更多的秘密。

再次考虑后，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他说这些——他早已明白这一点了！

说到私人秘书的小道消息，极有趣的是，听说上星期汉弗莱爵士受到阿诺德爵士一顿训斥。这将使汉弗莱深深地不安，因为他重视同僚的意见。

有一条小道消息渠道比私人秘书或司机的更灵通，也更有影响——那就是常任秘书们的小道消息渠道。（当然，内阁同僚之间几乎无小道可言，因为他们之没有私交，彼此不那么熟悉，而且除了在内阁和投票厅碰头外很少见面。）

我猜想，这次训斥也会影响他在阿诺德退休后成为内阁秘书的机会，或者毁了他在布鲁塞尔谋得一个舒适工作的可能性。

幸而，这不是我的问题——而当我对我的密探伯纳德和罗伊谈及此事时，他俩都（分别地）认为汉弗莱爵士不会因此陷入困境。除了有跟指数一样浮动的丰厚退休金外，一位前常任秘书要是愿意的话，总是可以安排工作的——在运河部门及航运部门或其他什么部门。

至于伯纳德，近来我对他的忠诚深有感触。看来他是在不危及他自身前途的情况下竭尽全力为我效劳。事实上，我对存在于我俩之间的亲善、礼貌和善意程度几乎变得极为关注——如果他更多地表露出这些品质，他将几乎肯定会被调职。届时部里会感到，他越对我有用处，对他们就越无用处。

3月29日

下午我坐在办公桌旁阅读信件时，伯纳德侧着身子走进来，手放在背后，拿着一份东西。

“对不起，大臣，”他说，“报上有些关于您的报道，我想您该瞧瞧。”

我感到高兴。“有关我的吗？好极了。”

伯纳德神情阴沉。“嗯……”他欲言又止，“恐怕这是登在《私人侦探报》上的。”

我颤抖着接过那份令人厌恶的小报，用食指和拇指捏着它，使它离我远远的。我没有勇气将它打开。通常是由新闻官把你所需要的剪报送给你。假如他把这任务交给伯纳德，那肯定是可怕的消息。要对《私人侦探报》上登载的内容去作猜测，往往是徒劳无益的。

“他们……唔……揭发了一些事情。”伯纳德说。

惊恐的念头从我脑海里一闪而过。一瞬间，我的一生在我眼前闪过。会不会涉及国际标准化组织顾问职位的事？我猜测着。或者涉及我给萨冯德拉博士写的品德评语？或者是关于在约翰·波尔森家开的那次糟糕的晚会？我甚至不敢向伯纳德说出这些情况，所以我故作镇静。“唔，”我抬起头说道，“他们给我胡编了什么，去登在他们的烂污小报上？”

“您还是自己看吧。”他答道。

于是我看起来了。

那内容确实令人极为难堪。

涉及安全措施的格思里绝密报告一事已于上星期向《私人侦探报》读者披露过了；其内容仍继续使大臣们深感不安。看来在野时被电话窃听、被窃听器监听以及受24小时监视的现内阁大臣之一的Egregious 的吉姆·哈克，他的行政事务部管辖着其他二万三千位行政人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Egregious的吉姆的那个部，目前负责供应政府所需的一切计算机控制的窃听装置。这大概使他成了政府的头号窃听者。

我立刻派人去把汉弗莱叫来。我得去确定这一消息是否真实。

这一小则卑劣的报道中有一点特别使我困惑——“egregious一词是什么含义？”我问伯纳德。

“我想这多半……含有‘杰出’的意思吧。”他解释道。

如果是这个意思那就好，不过对《私人侦探报》来说，似乎有点过于宽宏大量了。我务必记住改日把这个词查个明白。

汉弗莱来了，给他了那篇报道；他竟然有胆量对有关窃听的话付诸一笑。

“这是真的吗？”我问道。

“啊，绝对不是，大臣。”他断然回答。我一时感到宽慰，但他接着说，“这不过是他们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我想没有人会当真把您看作一个窃……我是指……那是……”

我勃然大怒。“汉弗莱，我不是谈那无聊的小小玩笑。我是问你这篇报道的主旨是否真实——我是否遭到过监视，我是否在主管窃听装置？”

“当然……”汉弗莱躲躲闪闪；我现在是多么清楚地看透了那个伎俩！“您当然不相信那烂污小报刊登的报道啰？”

〔“烂污小报”显然是当时白厅对《私人侦探报》的通俗叫法——编者。〕

我再次问他：“它的内容确实吗？”

汉弗莱爵士再次拒绝作直截了当的回答。“我认为我们不应对此太认真，大臣。”他圆滑地回答。

我发火了。我对他说，我认为这是对我隐私权的粗暴而又难以容忍的干涉。假如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我可是在意的。而且我极其认真地对待此事。我提醒汉弗莱说，那篇文章声称：我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而且是国会议员，却一直受到彻底监视。监视是对民主的攻击。我问汉弗莱，他是否知道这有悖于欧洲人权公约。

他不动声色。他说：“监视是同有组织的犯罪作斗争的不可缺少的武器。”

这简直不可置信。那不是对我，对一位政治家进行窃听的理由。“汉弗莱，”我问道，“你是否把政治家描写成一种有组织的犯罪？”

他笑了笑。“唔……也是无组织的犯罪。”他开玩笑地说。可我并不感到有趣。他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头了。于是赶紧进行弥补，“严肃地说，不是，大臣……”

我打断了他。我向他提醒了我自己的活动成绩记录，正是这一记录使我对当前情况特别感到尴尬。

“当我还是《改革》杂志的编辑时，我曾撰写过一篇社论，批评这类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且我还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请愿行动反对爱管闲事的官僚分子到处窥探和电话窃听。可现在我却获悉，”我继续愤怒地说，“——请注意，是从《私人侦探报》那里而不是从你那里获悉——偏偏是我在这里主管整个窃听的具体方面。”这是极其令人难堪的。

汉弗莱爵士只点了点头。

我问了一个必然要问的问题。

“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

“因为您没有问。”这也是意料中的回答。

“嗯，”我说，“我为新闻自由感谢上帝。我为在这个国家里至少有了一份勇敢的、直言不讳的、无所畏惧的日报而感谢上帝。”伯纳德插话提醒我，说我先前对它有不同的提法，但我打断了他。我乘机向他解释说，他极需要提高政治嗅觉，他需要学会更灵活地适应形势的发展。

他明白了我的观点，我是这么想——这么希望的！

这些情况的披露必然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涉及我被窃听的谈话的录音带和（或者）文字材料，这些录音带和材料肯定是有的，它们在哪里？

“我想，”汉弗莱毫不在乎地说，好像这事并不那么重要，“很可能已经被编写成一份报告。”

“那么得到这类报告？”我很想知道这一点。

“我猜想内务大臣一直得到……得到过这些材料。”他迅速修正他的纰漏，但已经迟了。

“一直得到这些材料？”我嘶喊着，“你是说，这事还在进行着？”

他试图使我安静下来，但没有成功。“不，大臣，不是对您，也不是现在。现在他将获得有关女王陛下政府反对党成员的报告。”我仍然不明白其中的具体做法，“把这份报告交给内务大臣？”我问道。

他耸了耸肩。“大概是MI5吧。”[1]

“看来你对这一切泰然处之。”

他微笑了。他真叫我心烦，这个自负的……

〔赘语从略——编者〕

我当然不会泰然处之。我真的大发火了。我谴责这种行径。

“真令人害怕，”我坚持说，“一个英国公民——就我来说，还是一位有声望的英国公民，一位为其同胞献身的公民……而这些幸灾乐祸、厚颜无耻的官僚却无时不刻在窃听他的每一句话：他的所有私人通话、他和妻子的口角、他和女儿的吵吵嚷嚷、他和他的会计师的私人安排。”也许我说过头了——说不定这房间也正遭窃听呢！“这并不是由于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一生的言行完全可以公开。”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汉弗莱和伯纳德异口同声地说。

“但这是个原则问题。”

我停下来，等待着。现在该是汉弗莱爵士说话了，他肯定有话要说。但他既不解释也不争辩。

汉弗莱爵士仅仅坐在那里，头侧向一边，同情地倾听着。完全像一位弗洛依德学派的心理分析家坐在卧榻一端，静听一位神经病人的梦呓。

由于他久久不语，我意识到他并不理解现在该是他答话的时候。

我问道：“为什么？”

汉弗莱爵士跳了起来，两眼直视着我。“您问的是哪个为什么？”他答道，“为什么要监视？还是为什么监视您？”

“两个问题都要问。”他和蔼地笑道：“反正答案是一样的。”我的血沸腾了，狠狠地说：“那你为什么把问题一分为二呢？”他避而不答。

〔汉弗莱爵士无法向哈克说明他不想去回答后者没有提出的问题，他不想冒这个风险——编者。〕

然后汉弗莱开始作一般性的解释。“我本该想到这事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大选前谣传你有可能被任命为国防大臣，假如首相考虑让您主管国防部，您肯定能理解，让MI5来确认您对安全并无威胁，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吧？”我指出，“但我的隐私权受到了侵犯。”他极得意地笑了一笑，“但总比国家受到侵略要好些，大臣。”我得承认我能理解这一点，其中不无道理。

不过，我肯定汉弗莱从来没有感受过我当时的情绪，而且民主就是涉及个人的感情和权利——民主和独裁的区别就在于此。

我问他，“汉弗莱，你曾受到过监视吗？”他吃了一惊，“我？”

“你，你自己，汉弗莱。”

他得意洋洋。“我是一位文官。”他答道，好像这一声明就能完全结束这场讨论。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还有菲尔比也都曾经是文官。”我说道。

他乱了阵脚，但他很快进行反击。“他们不是常任秘书。只有一生为人负责、可靠、诚实，才能成为一位常任秘书，只有正直、忠诚、谨慎的公务人员，才能通过严格的筛选。”

我注意到他特别强调“谨慎”二字，又是那秘密勾当，在这里算是公开承认了。我也注意到，他对常任秘书热烈赞扬时，其实是在表扬自己。我也注意到他是在回避我所提问题的实质：就算常任秘书从来不对安全构成威胁，而汉弗莱说他从未被人监听过，他不见得一生下来就是一位常任秘书吧？

由于汉弗莱是以这种方式描述了常任秘书们的种种品德，论证这些人是用不着受监视的，于是我不禁要问，他是怎样看待大臣的？他的回答不出所料。

他说：“大臣们的美德不可胜数，其中包括……嗯……唔，包括值得羡慕的随机应变的才智和纵横捭阖的德性。”我请他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

“人们不能依赖大臣们。”他直率地说。我对他的粗暴感到惊骇。“我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还补充了一句没有必要的话。我得把这叫做无礼之极。“顺便说一下，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信赖您，大臣——我们当然能信赖您。但一般说来，大臣们跟文官不一样，他们完全是——由首相的心血来潮——随意挑选出来的。有时是为了报答得到过的可疑的恩惠，有时是为了避免任命一位日后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真正有才干的人——当然不是指您，大臣。您当然是可信赖的。您本人几乎可以成为一位文官了。”

〔汉弗莱爵士肯定把这作为一种恭维。这的确是最大的恭维。而哈克却肯定该把这话当作一种暗示：即，他本人是可以驯服的。但遗憾的是，他被这番恭维迷惑住了——编者。〕

我的怒气平息了。我想他并非胡说八道。

我让他继续说下去，“大臣，您能相信您的每个内阁同僚能不泄漏知心话吗？”

我若不显示出对我的同僚的不忠诚，便无法对他的问题作出回答。

他问道：“那么您觉得反对党后座议员又怎样呢？”

这问题不难回答。“当然不能信赖那伙人。”我大声说道。

“可不是吗，”他说，着实地将了我一军，“您当时正是反对党后座议员之一啊！”

跟汉弗莱争论这类问题总是不容易取胜的，不过他力求争论中取胜，而我是要解决实际问题。

因此，我终止了辩论，作出自己的决定，那就是停止各种监视。这是个原则问题。

他反对说，这事属于内务部管辖，无论如何不在我们权限之内。

但这点我并不担心。我肯定能使今后的监视更加难以执行。假如我负责窃听装置，我打算（在装置使用之前）负责为我们大家提供一些适当的保障民主的措施。

他挖苦地提问：“您是否打算建议，等到人们在表格上签名表示同意接受监视之后才能对之进行监视？”

我的计划远比这高明。“不，”我语调温和而又坚定，“我提议由两院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由上院高级法官任主席，以批准每一个进行监视的申请，未经重新申请者，每次监听不得超过两星期。”

接着，我要他立即着手经办。

他不再争辩，非常冷漠地向我告别。

今天我脑子里满是各种主意。汉弗莱大步走之后，我吩咐伯纳德给内阁每个成员送一份备忘录。

我还考虑到让一个后座议员向内务大臣提出质询，诸如：内务大臣能否向下院保证他的同僚从未受到过政府监视？这将会使他震惊，并将使事情公开化。且看这究竟是否仅仅是内务部的事！我可不这么认为！

最后，我吩咐伯纳德在本周晚些时候约《快报》的沃尔特·福勒在下院安妮酒吧间跟我见面，一起喝一杯。

“谈什么？”伯纳德想知道。

“政治上出言不慎的第一定律，”我答道，“酒后吐真言。”

〔沃尔特·福勒是《快报》采访议员的记者。这意味他可能曾经是该报的政治编辑或政治编辑部的主任。下院接待厅是独具特色的英国政治制度，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迄今用来驯服和钳制新闻界的最佳手段。

因为倘若新闻界要求自由，就很难加以检查删改，但若他们主动放弃自由则容易办了。

八十年代有一百五十个采访议会的记者。他们享有特权，能在两院后面的接待厅内混迹于议员和大臣们之间。然而，作为记者，他们不允许坐在皮面席位上——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既不许报道他们在那里见到的一切——例如议员们互相打架，也不许报道他们无意中听到的话。

你可能会问：是谁规定不许他们做的事？谁制订出这些禁令？回答是：记者自己。

作为对自由接近议员和大臣的回报，他们实行了最惊人最严密的自我新闻审查制度。

接待厅接到唐宁街十号的首相新闻秘书每天发布一次的简报以及下院领袖和反对党领袖每周发布一次的简报。引用这些简报都不能指明其来源。

采访议会的记者们争辩说，由于他们的自我克制，他们会更多地获悉关于政府及其意向、计划的信息。政治家喜欢接待厅制度是因为他们能泄漏任何一种过时的废料，而通常记者们则照单全收。由于他们是从私底下听到这些废话的，他们因此深信不疑。

回顾往事，自然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相信，接待厅制度只不过是英国当局处理潜在危险或潜在批评的一种典型手法——拥抱这种危险，而后卡死它。

接待厅制度自然防止了政治记者们到外面去寻找新闻材料，因为他们只须坐在安妮酒吧的椅子上，消息就会“泄漏”给他们。（安妮酒吧是专为新闻界提供的，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十三家酒吧中，它的酒类销售量首屈一指——这足以说明问题了！）

最后，还要就泄漏秘密的情况再说上一句。因为没有人能随便获得自白厅的情报，人人都在泄密。大家知道为了使轮子转动，别无良策。

同样，人人都假装说泄密是“不对的”，是“鬼鬼祟祟的”、是“不光明磊落的”，也就等于说是卑鄙的。这是因为在白厅，谨慎是最被推崇的，甚至被置于“可靠”之上。也许谨慎是一个人“可靠”的根本标志吧！

只要一发生“泄密”的事，大家都义愤填膺，于是首相就会成立调查组，但由于害怕造成难堪的后果，这类调查总是有始无终，很少提出什么报告——泄密多半来自“十号”（一种委婉说法）；有关预算的泄密多半来自“十一号”（又是一种委婉说法）——编者。〕

3月30日

照原来安排跟沃尔特·福勒在安妮酒吧会了面，并把我限制监视的计划向他透了点风。

沃尔特似乎有点疑虑。他说这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但我无法干到底。这使我更加坚定。我告诉他我打算干到底，并在适当的时候就这一问题推动内务部。我问他这事会不会成为新闻题材——我知道会的，不过记者们都喜欢别人尊重他们的意见。

沃尔特作了肯定的回答。“大臣为反对电话窃听而斗争”——不错，有份量，他大声地喘着气说。然后喝掉三分之二品脱的特制苦啤酒。

我问他准备在哪一版上发表。他打算放在国内消息版的显著地位。我有点失望。

“不在头版？”“嗯……”他犹豫地说，“我能不能说出消息来源？比如，‘大臣说话了’？”

我立即加以否定。

“那我又是从哪里获得消息的呢？”沃尔特忧郁地说，“我想

我总不能说‘官方公布的’或者是‘消息来自政府发言人’吧？”我告诉他，这想法对了。

我俩默默地思索其他可以采用的措辞。

“‘来自接近大臣的消息来源’，怎么样？”两三分钟后他问道。

“不行，”我指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是我把这个消息捅给你的。你能不能写，‘威斯敏斯特宫中声浪越来越大的猜测’？”沃尔特忧伤地摇摇头。“不够有力，”他说着，又喘息起来，像一架破旧的手风琴。他从肮脏的口袋里掏出一只样子极其难看的烟斗，用粗短的食指将烟丝装入烟筒，指甲下面有一道又粗又黑的污垢。

我望着他出神。就在第一股烟围住我之前我提议说，“用‘非官方发言人’行不行？”

“本星期我已经用过两次了。”沃尔特回答说，若无其事地污染着伦敦市中心的空气。我默默地忍受烟味。

这是真话，我已经注意到他本星期已两次用过这句子了。“内阁像筛子一样泄漏消息，对吗？”

他点点头。“是——嗯……”他把更多的苦啤酒，通过他那被烟薰黄的牙齿灌进他冒烟的口腔。“……可以不可以说消息来自筛子的一位领导人？”我朝他望着。“呃……内阁？”他赶紧纠正自己的话。

我摇摇头。

“那么‘消息灵通人士’，你看行吗？”他提议说。

这看来是个好主意。我有好几个星期没当“消息灵通人士”了。“行，”我说道，“就这么办吧。”

沃尔特哈哈大笑。“不是很不正常吗？”

“你说什么？”我茫然地问道。

“把一个人说成是‘消息灵通人士’，而他的常任秘书却是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

他向我露出他的黄牙齿。我想他是在微笑，但我没报之以微笑——我只不过向他露出牙齿而已。

3月31日

安妮今天从选区来到伦敦。

因此我把我们一直受到监视的情况告诉了她。我原以为她会像我一样感到愤慨，但她看来无动于衷。

我力图使她明白这种勾当的严重性。“我们通话的每一句话，我们交谈的每一句话——全被记录了下来，被写成文字材料。真丢脸。”

“是的，我明白……”她若有所思地说，“让MI5的人知道我们的生活乏味到什么程度，是有点丢脸的。”

“什么？”

“全都会暴露出来，”她说，“也许已经被暴露出来了。你在家里的言谈就像在向公众演说——什么国民生产总值啊，国有企业的借贷需要呀，党代会议事日程草案呀……”

我解释说，我不是指这类问题。我是指他们窃听了我们在家里所有的私人谈话。

“天啊，是呀。”安妮说，“我刚才没有提到这一点……‘你有汽车钥匙吗？’……‘没有，我还以为在你那里呢’……‘不，我已经给你了’……天啊，这会使政府垮台的！”

“安妮，”我恼火了，“你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你怎么会这样想？”

“你仍然不了解我们的隐私权如何受到了侵犯。他们可能窃听到了我们在床上说的……话。”

“那碍事吗？”她问，装出吃惊的样子，“难道你的鼾声里有密码吗？”

我想，她是打算跟我讲点什么的。就在上星期，当她接受一家少女杂志采访时，她的谈话使我非常尴尬。她们问她，她和我上床的时候地球是否在动。“不，”她回答说，“连床也不动。”这也许是一次战役的部分内容吧。

的确如此。她接着说：“哎，马上就是国定周末假期了。为什么我们不像过去一样离开两三天，去过一个长周末呢？”[2]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不能去，但是又一想：为什么不去呢？我想不出一个理由。话说回来，即使政治家也需要度假呀。我同意了。

“我们到金斯伯里草原去。”她说。

“好，”我说，“它在哪里？”她盯着我。“亲爱的，就是我们度蜜月的地方。”

真好笑，我竟忘了地名。我想去回忆该地的景象。

“就是在那里，你第一次向我解释了你的关于流通速度对货币供应量净增值的影响的理论。”

我清清楚楚地记起来了。“不错，这样一来我知道这个地方了。”我说道。

安妮侧身转向她的床头灯。对着灯喃喃地说：“小伙子，你搞明白了吗？”

〔翌日，情况有了惊人的发展。特工处告知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伯纳德·伍利，说他们发现一份恐怖分子的暗杀名单；在名单上吉姆·哈克列为一个潜在的目标。

名单显然是由一个自称为国际自由军的组织制订的——编者。〕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的谈话中）回忆说：

我们难以想象竟然有人会打算暗杀哈克大臣。他总是与人为善。

不过汉弗莱·阿普尔比和我一致认为，对大臣的生命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必须运用整套安全措施保护他。

〔哈克的日记继续写下去——编者。〕

4月2日

今晨伯纳德犹如母鸡对待小鸡一样跟我打招呼。他询问我的健康情况，度极为关切诚恳。

我想可能这是因为我迟到了几分钟上班的缘故。我睡得不太好，

“我觉得像死一样难受。”我说道。

伯纳德向汉弗莱爵士轻声说，“这样也好。”当时我不理解这话的含义，但现在我认为这很不礼貌。

我其实情绪很好。我吹的风起了效果。《快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哈克着手制止电话窃听”。按照默契，我被称为消息灵通人士；沃尔特没有署名——消息“来自本报政治记者”。

汉弗莱爵士纳闷地问，他们从哪里搞到这情报，并把目光盯着我。我自然不动声色。

〔人们常说，国家这艘船是唯一从船顶漏水的船——编者。〕

“不管怎么说，”我接着讲，“这一泄密更坚定了我要对这事采取行动的决心 。”

汉弗莱问我，是否考虑过各种含义。这是文官的一般说话方式，其实是问我，我是否意识到我是在说胡话。就此事而言，我还

不曾很好考虑到其中的全部含义，正如事的发展所证实的那样。

我当即回答说，自由公民有隐私权，这是基本权利。

我怎么会说这话呢？

不过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仅仅在五分钟后就要获悉的情况。这些杂种没有告诉我。

“假定……”汉弗莱爵士平静地提出，“假定MI5有理由疑这些自由公民——就举一个假定的例子吧——正密谋暗杀一位王国的大臣呢？”

我发了一通议论。我谈到了英国人民的自由，以及这比几个大臣的生命更为重要。我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而大臣们是可以牺牲的。“公务人员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狂妄之徒的攻击目标，一位大臣有义务把自己的生命视为草芥，挺身说‘我就在这儿，要杀就杀！’而不是被吓得屁滚尿流，躲在警察国家的电子设备和秘密话筒以及各种可怕的装置后面。”且看我和我这张留不住话的嘴。

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面面相觑。前者想插话，但我明白表示，此事不容置疑。

“不，汉弗莱，我不想再听到更多涉及此事的议论了。你总是躲躲闪闪，鬼鬼祟祟。但是一个自由国家里的政治家应该是显出自己是自由与真理的卫士。不要再为电话窃听辩解了——我在斯大林的回忆里可以找到这类遁辞。”

“其实，”伯纳德支吾着说，“斯大林从未写过回忆录。他异常诡秘，害怕人民读到这些内容。”

汉弗莱成功地终止了我们的争论。

“大臣，”他坚定地说，“您必须容许我对此事再说一句话。”我答应他可以说一句话，但须简明扼要。

“特工处发现一份死亡名单上有您的名字。”他说。我想自己一定是听错了。

“你说什么？”我问。

“特工处发现一份死亡名单上有您的名字。”他重复说了一遍。

我莫明其妙。一份死亡名单？为什么是我？

“一份死亡名单？”我问道，“你指什么？一份死亡名单？”

“一份暗杀名单。”他说。

他真是个傻瓜。“我当然知道死亡名单的含义，”我说道，“不过……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时汉弗莱跟我一样给难住了。

“大臣，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表达得更清楚些。”他忧郁地说。

显然，我想要他解释清楚，诸如，这是怎样的一份名单，是怎样得到的，为何我被列入名单之内这类问题——我的脑子里闪过几十个有待回答的问题，这就是我词不达意的原因。汉弗莱爵士试图回答他认为我正在问的问题。

“直截了当地说，大臣，秘密调查发现了一些文件，其来源目前还不清楚，但若阴谋得逞，将使内阁产生一个空缺，并由此得进行一次补缺选举。”

我仍然不懂他的意思。我问他。

“您被列在一份死亡名单上，大臣。”

我们在兜圈子。“……？”我唾沫横飞地问，“……什么？”

“哦，”他说，“我明白了。它叫‘国际自由军’。大概是新成立的城市游击队。”我浑身酥软如泥。“他们对我有什么仇？”我轻声说道。

伯纳德向我提醒——近隐隐约约谣传内阁要改组的事：有一两家报把我的名字和国防部联系起来。

我就问这些城市游击队是何等样人。伯纳德和汉弗莱只是耸耸肩。“难说，大臣。可能是爱尔兰分裂组织，或者是巴德尔——迈恩霍夫分子，或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者是黑九月分子。也可能是国内的疯子——无政府主义者，毛派分子。也可能是利比亚人、伊朗人、或者意大利红色旅，反正也说不准。”

“不管他们是什么样人，”伯纳德补充说，“他们之间肯定有联络。这帮人也许只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杀人组织。特工处不知道从哪里去下手。”

我得说，这真令人鼓舞！我忘不了他们在谈论某些阴谋杀死我的狂热分子时冷漠无情的样子。

我竭力去寻找后的精神支持。

“是有一串名字吗？你说是一份名单？不光是我一个人吧？”

“不光是您，大臣。”汉弗莱爵士肯定地说。

我说大概名单上列有好几百个姓名吧。

“只有三个名字。”汉弗莱说。

“三个名字？”

我觉得自己感到震惊。也许还是惊慌。两者必居其一。我呆坐在那里，无法思索，也无法说话。嘴唇干枯欲裂。

当我想说句话——随便说些什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伯纳德接了电话。显然一个从特工处来的名叫福雷斯特的队长已前来向我通报。

伯纳德去接他进来。他出门时转过身，和蔼地对我说：“大臣，该从这一角度看问题——被列入短短的暗杀名单总是件好事；至少他们知道您是位要人。”

我投给他一个严厉的目光，他匆忙离去。

汉弗莱爵士退到一边去。特工处显然通报了内务大臣（这是惯例），后者建议派侦探来保护我。

我不知道他们怎样能保护我。侦探怎么能保护我不受刺客子弹的攻击？也办不到，这人人都明白。

我跟汉弗莱说了我的这个想法。我原以为他会提出异议——但他没有。

“应该这样看问题，”他答道，“即使侦探保护不了任何人，但在受害人被击倒后，他们无疑能使刺客得到应有的惩罚。”真是感激不尽！

伯纳德把福雷斯特队长带进房内。他脸色苍白，瘦长个子，样子畏畏缩缩，有点紧张。他其实一点也鼓不起别人的信心。

我决心装出好汉的样子，把头抬得高高地，努着上唇，精神抖擞，如此等等。我对领导素质曾发表过不少议论。现在我要向他们——也向自己表明——我是当官的材料。

当这位队长准备向我通报主要危险和通常的防范措施时，我朝他笑了笑以使他放心。“我用不着对这事看得太严肃，对吗？”我问道，表现出骑士风度。

“嗯，先生，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这得由您决定。不过我们必须建议……”

我打断了他。“哎，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被吓得惊慌失措，不过，唔，这是任务，对不对？这是一种例行公事。”

福雷斯特队长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注视着我。“我钦佩您的勇气。”他的神气似乎在说，他其实认为我是一个胡言乱语的白痴。

我断定自己已经摆足了好汉的架势了。于是便让他说话。“好啦，开始讲吧！”我说道。这话说得很不得体。

“请读一读这份文件，”他说，便把一份复印件塞到我的手里，

“其中有您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把它熟读，牢牢记住，并且请勿外传。”

〔承蒙苏格兰的大都会警察博物馆借给我们一份《安全防范措施》，也就是交给哈克的那份文件。其内容是不解自明的——编者。〕

安全防范措施

暗杀危险大体有四类：

一、枪弹；

二、炸弹；

三、毒药；

四、（所谓的）事故。

还存在使用煤气、扼杀、刺杀、溺毙、勒毙、开膛破腹作祭品等手段的可能性，但在联合王国，相对而言，此类手段较不常见。

一、枪弹

枪手有各种可以隐蔽的地方：

1．高层建筑物；

2．同你的汽车并行的一辆汽车；

3．在人群中悄然地向你挨近；

4．作为不速之客站在你的前门口；

5．藏身于一辆停放的车中；

6．将手枪伸进你的车窗等等。

防范措施：

1．避开人群；

2．勿靠近窗口（将在你家中和办公室里提供防弹网状窗帘）；

3．勿在前门应客；

4．紧闭车窗，驾驶汽车时紧车门车窗；

5．遇上红灯勿停在人行道边；

6．如有车辆横过来拦住你的汽车，切勿撞击其车身中部，应朝其任何一个车轴把它撞开。

注意：特工处人员不仅为你开前门，还将提供一切可能的保护和掩护：警报器、选区当地警察部门二十四小时巡逻、专用锁、电话监听等。

二、炸弹

1．汽车炸弹——使用按规定发给的、装在长竿一端的镜子，每天早晨或在汽车无人照看后彻底检查汽车底盘的底面；

2．信件或邮包炸弹——切勿亲自开封。注意：你的邮件暂时由他人转交给你。

三、毒药

1．对馈赠的食品、饮料、巧克力、糖果等要严加提防；

2．早晨检查牛奶瓶盖有无针刺小孔；

3．提防带伞的陌生人接近你——（用伞顶端戳进大／小腿以注入毒液的方法）。

四、事故

1．跌下

切勿在下列地点的外侧行走：

（1）人行道；

（2）江河；

（3）防波堤和码头；

（4）铁路站台。

尽量不乘地铁：在人流中暗杀者容易下手。

2．触电而死

提防下列家用设备：

（1）电视机；

（2）电锅；

（3）烤面包电炉；

（4）高保真收录机；

（5）电热毯等（这些设备也可以用作饵雷炸弹的引爆装置）。

3．窗户

如果被人从高空窗户推下，其下面有铁横杆，设法坠落时头朝下，这样快些。

我把文件通读一遍。看来我幸存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我必须继续有勇气。

在福雷斯特队长离去后，我问汉弗莱，警察怎样才能在恐怖分子找到我以前找到他们。这看来是我唯一的希望。

汉弗莱爵士说，对各个嫌疑分子进行电话窃听和电子监视是发现这些杂种的有效的手段。

“不过！”他小心翼翼地补充说，“这势必对隐私权造成难以容忍的侵犯。”我仔细地考虑他的言外之意。

接着我得出结论——略为不同的结论，我以为他也许误解了我早先说的话。

我解释说，从另一方面来说，民选代表既然应当代表人民，那么对民选代表的任何攻击本身就是对自由和民主的攻击。其理由是明明白白的。这种威胁是从根本上打击人民受自己挑选出来的领导人管理的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因此，我们必须以一切手段保护这些领导人，尽管我们对不得不这样做或者被迫采取这些措施表示极大的遗憾。

我向汉弗莱解释了我的这些观点。他表示完全赞同，但我不喜欢他所用的字眼。“好漂亮的议论，大臣，”他回答说，“这正是我的观点，否则您会性命难保。”

4月5日

今天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尴尬事情。

我的请愿书到了。

是反对电话窃听和电子监视的请愿书，那是一年半以前当我还处于反对派地位和当《改革》杂志编辑时所发动的请愿书。伯纳德把一辆堆满着练习本和一叠叠纸张的大型手推车推进办公室。现在已有二百五十万人签了名。这是组织工作和献身精神的胜利。

可真见鬼，我究竟该怎样处理它呢？

现在我明白——当然是由于我现在有了在野时的无法获得的全部信息——监视是对有组织的恐怖活动和犯罪进行斗争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武器。

伯纳德善解人意。他提议把它存档。

我还不敢肯定存档是否可行。我们已经告知代表团，说收到了这些请愿书——他们不会再要求去看这些东西了。他们会想象请愿书已置于可以信赖的人手中，因为我就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

我命令他撕碎请愿书。“伯纳德，”我说，“我们必须确保也无法再到这些东西。”

“那样的话，”伯纳德回答说，“我想好还是存档。”

〔这样情况并非没有先例。

1965年4月，内务大臣告诉下院说，重新调查蒂莫西·伊文思案件“毫无用处”。这是不顾反对党前座议员的一位领导人弗兰克·索斯凯斯爵士满怀激情的呼吁而说的，后者曾这样说过：“我对内务大臣的呼吁是极其诚恳的。我深信，假如我们曾对公正和我们的司法制度的声誉以及公众良心欠过一笔债的话……那么这笔债现在应该由内务大臣来偿还。”

有趣的是，在发起请愿和提交请愿书之间举行了大选。结果，驳回弗兰克·索斯凯斯爵士为进行调查而作的充满激情的呼吁和请愿的内务大臣正是弗兰克·索斯凯斯爵士本人——编者。〕

4月11日

我刚度过了我生平糟糕的复活节周末。

安妮和我像往常一样，一起动身平静地去度短暂的周末。

嗯——跟往常也差不多。不幸的是，特工处人员随我们一起走。

当我们下午去森林里安闲地漫步时，周围布满了警察。

他们紧随着我们——保护得非常周到，可是这样一来，安妮和我除了谈天气之处就无话可聊。他们全都脸背着我们——但我得赶紧补充一句，这并非出于礼貌或对我们私生活的尊重，而是看看有没有潜在的杀手正跃过樱草丛向我们扑过来。

我们去一家可爱的餐馆用午餐，而整个苏格兰场的人员似乎也去那里就餐。

“几个人用餐？”我们进去时，领班问。

“九个人。”安妮用尖酸的口吻说。这个周末过得使她大失所望。

领班安排我们在靠近窗口的一张不错的供两人进餐的小桌旁就坐，但一位警察立即加以否定。“不行，那里不安全，”他对我低声地说，然后转身对他的一个同事说，“我们已经为目标选定那张桌子了。”目标！

于是安妮和我就被护送到紧挨着厨房门的一个小角落里，坐在一张狭小的桌子旁。整个用餐期间，厨房门就在我们耳边乒乒乓乓地开关着。

我们就座后，其中一位侦探对我说：“您坐在这儿，警官罗斯坐在那边监视厨房门——那是您外逃的出路。我们估计厨房工作人员中间不会有刺客，因为我们午前才在这里订了座位。我坐在窗口。如果您确实听到枪声，就钻到桌子下面，我会对付的。”我确信他这么说是要我们放心。

我告诉他，我一点也不担心。随即我听到在靠近我头部的地方发出砰的一声，我立刻钻进桌子下面。

真是极为丢脸的事——几秒钟后我探出头来，发觉是邻座打开了一瓶香槟。我不得不假装自己刚才只不过是在演习。

到了此刻，什么外逃出路呀，什么厨房里的刺客呀等等这些话使我对菜肴完全失去了食欲。安妮也有同感。我们听到邻座的一位侦探点了一份波洛尼亚大红肠实心面条，又点了份带 T形骨的大排，外加青豆、豌豆，花菜与土豆片——而且竟然还点了一瓶1961年菲利普·罗特希德男爵种植园酿制的葡萄酒！但这也并没有吊起我们的胃口。

他注意到我们在望着他，就笑容满面地解释说，他的工作使得他十分疲劳。

我们就这样挨过了将近两天。星期六晚上我们去看电影，但这使安妮更加愤怒。她打算看《笼中疯女》，但后我们还是去看了一部詹姆士·邦德的片子——因为我知道警探中没有一个人喜欢外国电影，拖着他们去看一部印有英文对白字幕的法国电影看来没有道理。

安妮气得脸都发紫，因为我把他们的需要放在首位。当她对我这样说时，我明白她的意思。其实我一向憎恶邦德的片子——全都涉及暗杀阴谋，我忍受不了。

我们中途退场时，警探们对我们十分反感。

终于回到了旅馆，躺在床上，人都紧张得快要僵住了，上厕所

时仍然有人观察、跟踪、监听。我们听到卧室门外一段低声的对话。

“他们还会出去吗？”

“不会，他们已上床休息了。”

“目标现在在里面了吗？”

“是的，目标和他妻子睡在一起。”

“他的假期看来过得不太愉快吧？”

“是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决定立即起床打道回府。这样我们就太平安静了吗？当然没有。当我们于星期天凌晨1时45分抵达伯明翰时，前花园里站满了身着蓝制服的警察，他们个个都想表明自己是尽职的。花坛里的花给踩坏了、探照灯不断地在房屋四周照射着、阿尔塞西警犬龇牙裂嘴吠叫着……乱哄哄的一片。

现在躺在自家的床上，心情仍然紧张。在上厕所之前仍然得先由警察进去检查一通，仍然有侦探敲卧室的门，一边长驱赶入，一边说：“先生，请允许我检查一下窗户。”同时还增添了一些其他乐趣：警犬的吠叫声和每隔29秒把整个卧室照得通明的探照灯灯光。

我不无伤感尽量随遇而安，跟安妮说，她会很快习惯于当要

人妻子的。她默默无言。我想她多半宁愿当一位要人的遗孀吧！感谢上帝，我们过去还不曾在家里受到过监视呢。

1994年信息自由法案通过后，新苏格兰场特工处公布的秘密照片，内容是4月12日哈克夫妇正躺在自家床上的情景。

4月13日

星期一是复活节次日，我睡了一整天，因为晚间我无法入睡。

今天我回到办公室，试图跟可畏的沃尔特·福勒进行一次困难的谈话；他不知怎么的听到了一些有关请愿书的风声。看来他对于我将自己前年发起的请愿搁置下来之举感到大惑不解。当然啰，他不知道，事过境迁，我现在是用新的更清晰的眼光来看待整个监视问题了。

“我不明白，”他抱怨说，“您说您要全力以赴制止电话窃听和其他窃听。现在您收到了请愿书，有二百五十万人签了名，这对您的主张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而现在您甚至不让我报道您的话，说您欢迎请愿活动。”

我下定决心一言不发。无论我说什么话他都会加以报道的。你根本不能信赖新闻界。“您能否许诺实施请愿书中的主要建议？”

我意识到不得不打破自己不可动摇的决心了。“嗯，沃尔特，你瞧，”我以屈尊的度说，“事情不那么简单。”

“为什么不简单？”他问道。“考虑到安全因素。”我说。

“这因素一直存在着，”他说，“可您自己说过‘安全’是词穷理屈的官僚们的后一个借口。”

这个令人讨厌的兔崽子。我决心再次保持沉默。

接着沃尔特说：“那好。我想我将使这事成为更为轰动的新闻，

‘大臣驳回自己的请愿’。”

我的决心又一次动摇了。“且慢，沃尔特，”我脱口而出。“别那么傻。”

“您接受还是拒绝请愿？”他问，要求我作出简单的选择。

“不。”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接着真相大白了，他其实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我们的编辑要我问一下，您被列入自由军死亡名单后，是否多少改变了您的观点。”

当然有了改变！显然如此！要是不改弦更新，那我真是个大傻瓜。

“当然没有，”我说，“多么荒谬的念头！要不是你刚才提出来，我还不曾想到这一点呢。”

他不相信，但也摸不出什么证据来反驳我。“但是除此之外，我又该怎样解释您度的这一突然改变呢？”

这时我有点走投无路了。但感谢上帝，伯纳德敲了敲门走了进来。及时救了我。他说汉弗莱想跟我说句话。

汉弗莱进了门。沃尔特赖着不走，直到我问他是否可以暂离片刻时他才离去。但他没有离开大楼——他说他要等在外面，一直到我们谈话结束为止。

汉弗莱询问我周末是否过得愉快。这个幸灾乐祸的杂种。有一半特工处人员尾随着我——这些罗曼蒂克的警察腋下全都夹着史密斯和韦森斯牌手枪——他肯定知道我的周末过得怎么样。

他同情地点点头。“是沉重的公务负担。”他说道。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说。为什么我的嘴就留不住话呢？

“很高兴您这样说，”他平静地回答说，“因为不会再这样做了。”我目瞪口呆。“我们刚才从特工处获悉，对您的保护正在取消中。”

取消？我毛骨悚然。我想他误解了我的意思。我问他这是什么缘故。

“警方的人员编制严重不足。”

正当我想问是否有人受伤时，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人手不够。他是指人手不够！就由于警方人手不够他们就让我被人杀死？我不寒而栗。

他继续说，“在明天举行的切克斯会议上，苏联总理将受到远为具体而危险的威胁呢。”

远为具体而危险的威胁吗？也许对他是更具体而危险的。我搜索枯肠寻找一个要他们保护我而不是保护他的理由。“他是俄国人，”我说，“而我是英国人。”

于是汉弗莱披露了对我取消保护的进一步的原因。

“大臣，事实上，特工处确信对您生命的威胁已经减少了。”我自然迫切地希望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有把握

“是通过监视，大臣。他们窃听到了一段谈话。”汉弗莱似乎不愿告诉我。我要他吐露真情，因为我有权利了解，我需要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

他点点头，然后就像往常一样开始说了一段晦涩难懂的话。天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我可听不懂。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跟编者的谈话中）回忆说：

我记得汉弗莱爵士的话，因为我当时做了记录，汉弗莱爵士解释说：鉴于哈克的职责在性质上有点含糊和不明确，并且鉴于哈克在政治进程中对关键考虑与决策所起的一种可争议的边缘和外围性质的影响，他们有必要对行动的轻重缓急重新安排，因此将清算哈克的决定从他们近的行动日程中剔除。

因此我要求他用清楚的英语再说一遍。于是他说自由军显然已确认我并不十分重要，不值得暗杀我。

他尽量把话说得委婉些，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便如此，这对我还是一种打击。当然这不是指他们决定不暗杀我，而是指对我的自尊心的一点打击。

我问汉弗莱，他对这一新形势有何看法。“当然，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说。

“你是说，”我问，“你认为我应该被暗杀吗？”

“不，不。”

“你是说，我并不十分重要吗？”

“是的，不！我是说您确实相当重要，但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暗杀您。”他叹了口气，如释重负。

不管怎样，看来我已脱离了危险；也许这总是好事吧。我指的是，当一个离开人世的重要人物是毫无意义的，不是吗？不过，既然恐怖分子疯子对我在政府中的重要性表示疑，那么，我显然还得应该立即着手去建立自己的形象。

伯纳德问我，我是否愿意跟沃尔特·福勒继续会谈。我当然乐意。

他被领了进来，我立即发话。我叫伯纳德吧请愿书用手推车推进来以便使沃尔特看到其数量之多。

伯纳德问，“请愿书？可我以为您说过……”

“是的，我说过，”我赶快打断了他。“你能把它弄来吗，伯纳德？”他依然显得茫然。“用直觉，伯纳德。”我解释说。

他这次听明白了。“啊，是啊，的确如此，大臣，”他急忙说，“您是说，要我去拿您说过您很感兴趣的请愿书吧？”这小伙子学乖了。

沃尔特要求我对他的各种问题一一作答。我叫他坐下，告诉他，我热烈欢迎请愿书。那并不是可以掩盖起来的事。

伯纳德·伍立扶着成捆的请愿书，正在想如何把它们清理到箱子底下去。（行政事务部资料）

“至于死亡名单嘛，”我作出结论说，“唔——大臣是可有可无的，但自由却是不可分割的。你说是不是，汉弗莱？”

“是的，大臣。”我的常任秘书微笑着回答，完全听懂了我的暗示。

[1]MI5，英国安全局，是负责国内安全与反情报活动的情报机构。该名称始于1940年，当时它是“陆军情报局第5处”——译者。

[2]长周末，是指星期五晚至下星期一晨之间的周末假期——译者。

10．授勋

4月23日

我今天和各级秘书开了一次很不满意的会议，他们当中有秘书、副秘书及助理秘书。

我向他们询问了包括办公设施、文具领取、园林管理、信息处理设备以及继续教育的预算等方面的节约情况。

和往常相仿，我得到的只是那些懊丧的含糊的回答，诸如“不行，大臣。”“恐怕不行，大臣。”“我们已尽力而为了，大臣。”“哎呀，我们已经节约到顶了，大臣。”等等，等等。

我大声自言自语说，既然外国学生得付他们的学费，至少那些大学以后不会使我们花这么多的钱了吧。

“除非您把向您提出的一些情况作为例外处理。”有人说道。

由于与会的其余人中没有打算提出需要作例外处理的情况，我也看不出来自己有什么理由去作出例外处理。于是我说，目前看来这是唯一有可能节约的地方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牢牢地抓住这方面了。

会议刚结束，伯纳德又提醒我说，唐宁街十号专管授勋的秘书一直在询问我是否已经批准我部推荐的受勋人员名单。

真奇怪，这已经是伯纳德第八次问我了。我用讽刺的口气问他，授勋是否已经成为行政事务部当前重要的事情了。伯纳德似乎没有觉察到我的讥讽，他回答说，对那些列在名单的人来说这的确是重要的事。“他们一刻也没有离开电话，”他悲伤地说，“他们当中有的人看上去已经三个夜晚没有睡觉了。”我有点儿吃惊。我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大臣们是从不否决文官受勋的，是吗？”我问。

“似乎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情况，但是在理论上说是有可能的。他们都被这种拖延搞得六神无主了。”

我突然意识到伯纳德刚才是告诉我，那些人已经知道自己名列受勋名单之上了。这怎么可能呢？卷宗上清清楚楚地标明“绝密”两字。

当我向伯纳德提出这点时，他遗憾地摇了摇头。“啊，大臣。”他回答道，同时朝我和蔼地笑了笑。

我为自己的幼稚感到既可笑又难堪。所有精力都花在受勋上 ……要是他们把其中四分之一用于削减开支上就好了。我问伯纳德怎么样才能使本部人员以他们希望取得帝国勋章和高级巴思勋位爵士头衔的那种热情去节约开支呢？

伯纳德眼睛顿时一亮。“唔，”他说，带点我从未觉察过的调皮的神气。“我一直在想……”说到这里他犹豫了。

“说下去啊。”

“不，不，不说了。”

“你想说什么？”

“不，没什么，大臣。”

我感到焦急。我知道他有锦囊妙计。“说呀，伯纳德，”我命令道，“请快说出来。”伯纳德还是没说出来。但却试图解释说，他不宜于这样说话，而且他不愿把这提出来，又说他不可能作出这种建议，不过，“……唔……要是您拒绝推荐那些不能每年把自己的预算削减百分之五的文官授勋怎么样？”

“伯纳德！”

他立即打退堂鼓。

“啊，对不起，请您原谅，大臣，我知道我不该说……”

“不，不，”我急忙打消他的疑虑。伯纳德有的是好主意，但他需要更多的自信心，“这太妙了！”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我很得意，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控制文官的办法。大臣们不可能阻挠文官的加薪和晋升。大臣们不写报告，他们没有真正执行纪律处分的权力。但伯纳德说得对——我可以不给他们授勋！这太妙了。

我向他表示祝贺并且大大地谢了他一番。

“是您自己想到这一点的，大臣！”

我起先还不明白他的意思。“不，是你想出来的。”我宽宏大量地告诉他。

“不，是您想出来的主意，”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请求您！”我明白过来了。我点点头，安慰似地笑笑。

他看上去甚至比刚才更不安了。

〔几天后，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被邀请出席他的母校——牛津大学贝利学院——举行的贵宾宴会。他在自己的私人日记里提到了那次宴会及随后进行的讨论——编者。〕

在贝利学院吃了一顿精美的饭菜，我与院长和财务主官一边喝葡萄酒、吃核桃仁，一边进行私下交谈。看得出，他们对削减经费忧心仲仲。威廉爵士[1]显出很疲倦的样子——而且，葡萄酒喝得有点醉了，他的脸红红的，头发已经雪白了，但那双蓝眼睛依然十分敏锐清澈。的确，相当富有爱国心。克里斯托弗[2]看上去仍然像个严肃的皇家空军军官——在成为大学学监之前他曾是空军军官，身材高大，衣冠楚楚，举止和谈吐都很严谨。

我问院长感觉如何。他回答说，他感到自己老了。但他又笑着说，

“我已经是个不正常的人了。我马上还会成为不合时代的人。我只想酗酒而死。”这话听起来非常古怪！

格思里和维纳布尔斯一开始便告诉我，他们打算把剩下的1927年酿造的方塞卡卖掉[3]，我们此刻喝的正是这种酒。贝利学院还剩下两大桶这样的酒。财务主管对我说，可以卖大价钱。我不明白他们的话。我感到吃惊。当然，这是一个绝妙的使人震惊的战术。接着，他们告诉我说，如果他们将所有的画和银器餐具卖掉，他们就可能付清新建楼房全部抵押借款。

他们认为——或者是希望我认为——贝利学院就要破产了。

原来，毛病出在政府规定对外国学生全额收取学费的新政策。贝利学院的外国学生们向来是多的。

财务主官对我说，他们不可能收取每年四千英镑的全额学费。因为几乎没人肯付。

他说他跑遍了所有的地方！跑遍了整个美国，去筹集资金，向印第安纳州的波但克和衣阿华州的塞达拉匹兹的居民们推牛津大学的教育思想。

但是，竞争是极其激烈的。非洲居然到处都是英国教授，他们拼命要把社会学课程硬塞给当地的学生，印度和中东也是这样。

我建议他们去做无疑得做的事——请英国学生来填补学生空额。

他们对我这一想法的反应相当冷淡，“我认为这不是很趣的事，汉弗莱。”院长说。

他讲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招收本国学生！决不招本国学生！

这是很简单的经济学，贝利每招一名联合王国的学生只得到五百英镑。因此，必须招四百个本国学生才抵得上五十个外国学生。一个辅导班的学生人数就要增加三倍。师生比例就会由1:10变成1:34。

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了。就我们所知，这可能意味着文明的结束，而且这将肯定意味着贝利学院的完蛋，将会发生寝室和教室的问题。于是这所学院将和沃姆伍德·斯克拉伯斯或者苏塞克斯大学没什么两样了。

而哈克正是有权改变这一切的大臣。我本来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涵义，因为那是教育与科学部的决定。我们要作出决定就不需要阐明理由，

我们只要转动行政轮子就行。[4]

〔虽然汉弗莱爵士和吉姆·哈克负责执行经费削减，但奇特的是，教育和科学部没有和其他任何有关部门——如外交部或卫生和社会保险部或行政事务部——商量过就决定削减经费——编者。〕

我建议我们应当让哈克相信贝利学院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必须邀请他来学院参加贵宾晚宴，并向他说明情况。

院长明显地对哈克有所顾虑——他担心哈可这个人的知识水平是否能理解这一情况。

我向他们指出这个情况对任何具有普通知识的人来说都是容易理解的。

他们问我哈克是否属于此种知识水平的人。显然他们以前曾跟政治家打过交道。

我能就此打消他们的顾虑。我相当有把握地相信他具有那种知识水平。

在离开牛津大学时，我深信自己必须设法让贝利学院由于其非同寻常的工作任务，（像帝国学院一样）被认可为一种特殊的学院。

〔“非同寻常”，这个词形容得太恰当了！由于哈克生活中的这段插曲是和授勋息息相关的——不管一个人是否配得上这种荣誉，不管这种荣誉是不是赢来的——所以我们认为，读者们此刻可能有兴趣了解一下将授予竞争者的主要勋章：

威廉·格思里爵士——功绩勋章获得者，皇家学会会员，不列颠学会会员，哲学博士，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硕士（牛津大学）。

克里斯托弗·维纳布尔斯空军上校——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硕士。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高级巴思勋爵士，皇家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硕士（牛津大学）。

伯纳德·伍利——硕士（剑桥大学）。

詹姆斯·哈克阁下——枢密院官员，下院议员，学士（伦敦经济学院）。

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高级维多利亚勋爵士，硕士（牛津大学）——编者。〕

4月28日

早晨，汉弗莱又缠住了我。

“有两桩事，”他说，“第一桩是本部推荐的那份受勋人员名单的事。”

我告诉他我们得把那件事暂时搁置一下再说。

他变得非常紧张不安。我试图不流露自己感到有趣的心情。他说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因为我们已经接近那五星期的期限了，这很危险。

〔至少要在公布前五星期通知所有的受勋人员。这样在理论上便于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考虑是否拒绝接受这一荣誉。这种情况是难得发生的。实际上据悉，文官拒绝授予他的爵士头衔仅在1496年发生过一次。那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已有了一个——编者。〕

我打定主意暂不批准部里的那份受勋名单，因为我一直还在进行某项研究。〔哈克的话几乎肯定是指有位党内助理研究人员进行了某项调查研究，而他本人则读过了调查报告——编者。〕我发现百分之二十的受勋人员是文官。而这一国家的其他人则要作出特殊贡献才能获得一枚勋章。要在他们有报酬的平时工作之余付出劳动，你或者我都必须干一些特殊工作。比如做低能儿童的工作。干了二十七年，每周干六个夜晚，才有可能获得一枚帝国勋章。可是文官们只要按份额分配即可得到爵士称号。

这些勋章不管怎么样说，本身都是滑稽可笑的，就拿帝国勋章来说吧，据《惠特克年鉴》说，该勋章授予大英帝国受尊敬阶层的人员。白厅里边难道有至今仍不晓得，我们已经失去了帝国吗？文官们多年来一直从两方面得利。当艾德礼任首相时，他每年的薪金为五千英镑，而内阁秘书的薪金是二千五百英镑。如今内阁秘书的薪水比首相多。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文官以得到勋章作为自己长年累月忠于职守的补偿。他们薪水低，养老金低，特殊待遇少。

而现在，他们薪水可以跟兴旺的私人公司经理的薪水相提并论（猜猜看负责这种可比性研究），他们享受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养老金、配有司机的汽车——同时他们仍然自动获得勋章。

〔哈克是对的。文官无疑操纵了这种授勋制度，为他们本身的利益服务。就好像收入政策老是被那些控制它的人员操纵一样：例如，1975年工资政策为文官的加薪额及律师的手续费提供了豁免权。不用说，这一政策是由文官和议会法案起草人，即律师们自己起草制定的。

问题是：quis custodiet ipsos costodes?[5]——编者。〕

既然他们可以免受我们面临的经济生活中基本的威胁——通货膨胀和失业，文官们又如何能够理解我们的生活情况呢？

文官们又是如何为他们自己创造这些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不受任何追究的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保持低姿，不知怎么的，他们设法让人们感到讨论这类事情是非常不高雅的。

可是，那对我来说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我现在相信的是行动！我要汉弗莱给我解释为什么百分之二十的勋章要发给文官。

“这是对他们忠于职守恰当的赞扬。”这是个相当不错的为之献身的职业，我心里想。

汉弗莱往下说道：“女王陛下的文官辛劳了一辈子，工资微薄，到头来则默默无闻，退休回家。勋章只是对他们一辈子忠心耿耿、自我谦让、兢兢业业、献身于女王陛下和整个民族的一个小小的补偿而已。”

说得真漂亮！但却很可笑。“工资微薄？”我问道。

“唉，是啊。”

我向汉弗莱解释道，他似乎忘了他一年可挣三万多英镑，他比我多拿七千五百英镑。

他承认这点，但却依然坚持说这点工资还是比较低的。

“跟比较？”我问。

他一下子被难住了。“唔……比如和伊莉莎白·泰勒相比。[6]”他回答。

我觉得有必要向汉弗莱爵士说明，他决不可能跟伊莉莎白·泰勒相比。两者之间的差别太大了。

“差别的确很大，”他同意道，“她没有获得牛津大学古典人文学科大考第一名。[7]”

接着，他百折不挠地重又问起我是否批准了那份名单。我采取了行动。

“不，汉弗莱，”我快活地回答，“我是不会赞成把勋章发给本部门任何一个不曾赢得该荣誉的人的。”汉弗莱显出一付绝妙的茫然神色。

“您说‘赢得’是什么意思？”

我解释说，我的意思是做出了配得上它的成绩。

他算是弄明白了。于是大发雷霆。“但那是前所未闻的。”他喊了起来。

我安祥地笑笑。“可能是的。但我的新政策就是对所有那些没能把自己部门预算每年削减百分之五的文官停止授勋。”汉弗莱没话可说了。

所以，过了一会我说：“我是否可以把你的沉默理解为同意呢？”

他迅速回答，“您不能这么理解，大臣，”他显得十分气愤，“您哪来这么个荒诞的主意？”

我朝伯纳德望了一眼，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打量自己右脚上的鞋带。“是我想出来的。”我说。

汉弗莱气急败坏结结巴巴地说道，“这太荒唐了，这是不可能的，太不可思议了。”汉弗莱一旦开了口，就像河堤决了口一般。

“整个主意……危及根本……这是完蛋的先兆……这是楔子的尖口……是贝恩的解决办法……〔大概是由于“楔子”一词使他想起贝恩[8]——编者。〕——要做到什么程度呀？难道要废除君主制度吗？”我叫他别发傻，这话使他更加恼火了。

“毫无道理”他说道，一边用手指在空中挥舞着，“没有理由去改变一个一直行之有效的体制。”

“可是这体制并不有效。”

“我们必须公正地对现行体制进行考验。”他声明道。表面上这话倒是很在理。但是我提醒他说，崇高的嘉德勋章是在1348年由爱德华三世创立的。“毫无疑问，这个体制的考验期快要结束了。”我说。

于是汉弗莱另想出新花招。他说在推行节约运动期间去阻挠授勋活动将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

他所谓的“危险的先例”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去干一件正确的事，那么下次我们就会被迫去干另一件正确的事。以此进行推理，什么事也别干才是正理。〔确切地说，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却不能去做任何带头的事情——编者。〕

我对他说我不会收回我的主张。于是他采取了公然说谎的办法，他说他完全了解我的意图，并将要负起责任，竭尽全力予以贯彻。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会实施我的政策。他向我推出了他通常的建议。我现在已能背出他的提议。他建议我们设立一个有广泛调查权的部际委员会，以便我们终能彻底考虑所有的含义。并且根据从长远考虑的成熟意见作出决定，而不是仓促采取轻率而且可能是考虑欠周的行动，因为那种行动很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换句话说，还是不同意——编者。〕

我不打算再上这种废话的当。我对他说，我现在要的是行动。他的脸顿时发白了。我向他指出，就我的情况而言，受勋基本上是不对的。一个神志健全的人是不会要这种东西的，勋章引起奉承、势利和嫉妒。“而且，”我坚定地补充道，“让文官取得所有勋章是不公正的。”

汉弗莱又争辩说，“我们作出了某些成绩，有资格领取勋章。我们是文官。”他说。“你就喜欢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上几个字母来炫耀，[9]”我讥讽道，“如果大家知道这些字母代表什么，你就无法使人钦佩了。比如，KCB是什么意思呢？还不是‘浴室高级的骑士司令’[10]？”真傻，他们还以为你是个水暖工呢。我想该把到出水洞口高级骑士团为止的所有这些封号统统取消。

汉弗莱一点也没有被逗乐。“说得太离奇可笑了。”他傲慢地说。“我认为您也喜欢在您的名字后边加上几个字母，”他继续说下去，“枢密院官员、下院议员，还有您的学位——经济学学士。”他讽刺道，同时还略略皱起他那典雅的鼻子，仿佛嗅到了什么臭味。

“那学位至少是我自己赢得的，”我对他说，“不像你的硕士学

位。你在牛津大学得到学士学位后，他们白送你一个硕士学位。”

“并非白送的，花了四个几尼。”他恶狠狠地说。

我对这种孩子气的争吵已经厌烦了。我已使他全线溃败。我告诉他，我的方针已定，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你还有什么其他建议？”我问。

汉弗莱由于授勋名单一事大受震惊，一时记不起另外的事了。

稍稍过了一阵以后，他又想起来了。

由于对外国学生的教育补助费有了新的规定，牛津大学的贝利学院似乎将遭到严重困难。

汉弗莱说，贝利学院极其乐意招收英国学生。这话显然是真的。但是他解释说贝利的外国学生的比例是高的，这样就会在热带病医学系和国际公法系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同时，阿位伯语系可能不得不全部停办。

我对这些情况表示同情，可是困难的情况会造成不合理的法律。我看不出有什么可能继续花费英国纳税人的钱去教育外国人。

“这不单单是外国人的事，大臣，”汉弗莱解释说，“如果我们的外交部没有地方给新人员接受阿拉伯文化的熏陶，其后果会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的外交部可能终变成亲以色列的。那将对我们的石油政策产生何种后果呢？”

我说他们可以把新人员派往其他地方去。

“还有什么地方？”他紧紧追问道，“可以让他们学习阿拉伯语？”

“不是可以去阿拉伯吗？”我提议道。

他一下子给难住了。此时，伯纳德插了进来，“大臣，贝利学院的确办得非常出色。多年来，它使英帝国监狱人满为患。”

这听上去并不像是什么赞美的话，我请伯纳德作进一步解释。

“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他说，“字母jB代表英联邦的高荣誉。”

“我不懂。”

汉弗莱急切地说道：“JB是jailed By the British的缩写字母（被英国人囚禁的意思）。甘地、恩克鲁玛、马卡里奥斯，本-古里安、肯雅塔、尼赫鲁、穆加贝……这些世界领袖人物的名单长得没有尽头，其中还包括我们的一些校友在内。”

我们的校友？他说是我们的校友。这就完全清楚了。

我和蔼地笑笑。“你上的是哪所学校，汉弗莱？”

“嗯……这与本题无关，大臣。”

他今天的日子不好过。“我喜欢谈题外的事，汉弗莱，”我说，

“就迁就我一下吧。你上的是哪所学校？是否恰恰是贝利学院呀？”“恰巧是的，”他傲慢地承认道，“我是从贝利毕业的，但跟这个问题没关系。”

我不知道他怎么还有脸说这种话。他真的把我当作十足的白痴吗？这时，蜂音器响了，使汉弗莱免于再丢脸。这是下院分组表决的通知。因此我得赶往下院。

在我出去时，我明白应该问一下伯纳德，我该投赞成票还是投反对票。

“投反对票，”他回答道并且向我作了解释，“那是一个反对党的修正案，第二读……”

但是未等他讲完我已经离开了办公楼。他这个人真是个笨蛋。

辩论什么无关重要，我只是不愿走错门而已。

〔此时，有关哈克打算把节约和授勋两桩事联系在一起的传闻已经通过白厅的两大新闻小道——私人秘书和汽车司机迅速传开了。没过几个钟头，这消息便传到了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耳朵里。于是汉弗莱被请去和阿诺德爵士谈话。接下来便是一次富有启发性的会晤——不单单对汉弗莱爵士有启发，而且对那些历史学家也有启发，后者由此了解到，虽然内阁秘书在理论上是他同辈中的居首位者，其实他的地位是极高的。表面上所有的常任秘书都是平级的，但其中有些人的地位则比其他人的地位更“平等”些。

阿诺德爵士在汉弗莱爵士的报告上面所作的批示，是在瓦尔塞姆斯托的文官档案里发现的，那些档案当然是根据国家档案要经过三十年才能供公众查阅的规则而在前几年公布的。

汉弗莱爵士本人从未见过这些批语，因为文官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本人不许看他们自己呈上的报告——编者。〕

我告诉阿普尔比说，他的大臣把授勋与节约两桩事联系在一起使我很不安。

阿普尔比说他找不到有效的论据来反对这个计划。

我表示，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会出大乱子。这是贝恩的解决办法。我问他这事终将做到什么程度？

阿普尔比说他同意我的观点并且已经把这些观点向大臣再三强调过了。他令人不解地补充道，那个计划是“不可容忍的但却又是不可违抗的”。

我对此抱悲观度。我告诉阿普尔比说，虽则我毫无训斥他的意思，我却要他保证不使这个计划付诸实施。

他听到不加训斥显得非常震惊。

〔文官部门约定俗成的规则：在这么高级别的人士中，只要仅仅提到训斥这个词就已经意味着相当严厉和深深刺痛人心的批评了。这表明内阁秘书完全不顾“好同仁原则”——即“一个好同仁不会教训另一个好同仁；一个好同仁应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阿诺德爵士显然在暗示：汉弗莱爵士够不上一个好同仁——编者。〕

阿普尔比无法向我提供我要求的保证。他只是说，希望哈克不要照自己的计划行事。

我觉得有必要向他指明，单单靠希望是不够的。如果行政事务部把授勋和节约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在政府其他各部也都会引起连反应。

我再度恿他说，我们可以指望他去制止这个计划。但他只说他要去试试看。真是软弱无能！我别无选择，只是极其严肃地警告他说，虽然我相信他是懂行的，但这件事会使别人疑他究竟是不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这个可怜的家伙看来对这句话感到很难受，这也在情理之中。

结束会晤之前，我提起了我们母校贝利学院的院长已来过电话。我说我深信阿普尔比一定会使哈克把贝利学院作为特殊情况处理。

看来，阿普尔比对这件事也没有什么把握，虽然他告诉我说已经安排邀请哈克出席一次学院捐助人宴会。我赞扬他此事办得干练，可这并不使他高兴多少。于是我开始认为阿普尔比至少已经不再能左右哈克了。

也许阿普尔比并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内阁秘书的头号人选。他并不是真正在各方面都很在行。也许更宜担任一些不那么艰难的职务，比如当个清算银行的董事长或者一名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官员。

阿·普

〔把阿诺德爵士的报告和汉弗莱爵士本人对那次会晤的叙述加以比较倒是饶有趣味的——编者。〕

去内阁办公室会见阿诺德。我们像往常一样谈得很投机。他对于哈克把授勋和节约联系一起的主张甚为关心，并且似乎同样关注着贝利学院的前途。我当时处境不妙，但总之，还能使他相信我对这些难题能不负众望地善加处理。〔阿普尔比文件31/RJC/638〕

〔哈克的日记又继续了下去——编者。〕

5月4日

今天牛津大学贝利学院举行了捐助人宴会。我认为，宴会开得非常成功。

首先，在去牛津的路上我便从年轻的伯纳德口中听到一连串有用的闲话。

汉弗莱爵士显然于昨天被召到内阁秘书那儿去。据伯纳德说，汉弗莱遭到了非常严厉的训斥。由于伯纳德把节约和授勋联系在一起的锦囊妙计，内阁秘书真的把他骂得无地自容。

有趣的是伯纳德继续把这说成是我的办法——当时因为我们正坐在公家的汽车里，司机罗伊肯定在悄悄地记住我们说的每一件事，以便日后做买卖。他无疑可以把汉弗莱遭到训斥的消息在车队卖个大价钱。不过我想，这条宝贵的消息在交易中应该抵得上好几条内部小新闻。这样用不到三两天功夫，罗伊就该得到一些有用的内幕消息，到那时我得记住从他嘴里套出来。

我问伯纳德，内阁秘书实际上是怎样教训像汉弗莱这样的地位显赫的人。

伯纳德告诉我说，“通常，话是讲得相当客气的。不过，这一次显然是无所顾忌的。阿诺德爵士对汉弗莱爵士说他并不是真正在训斥他。”

“有那么严重？”

“他实际上的意思说，”伯纳德往下说道，“有些人可能不认为汉弗莱是个可以信赖的人。”罗伊正竖起耳朵听着。

“我明白了，”我满意地说，“这下子他可果真挨揍了。”

阿诺德爵士竟然被这事搞得如此烦恼，以致于使我疑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个人的利害关系，但我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我只能假定他必定是非得到他的份额中的全部勋章不可。

我问伯纳德，阿诺德是否已经有了G，他点头称是。〔你得了 K以后方才能获得G。G是大十字勋章的缩写。K是爵士爵位，各部门有自己的勋章。行政事务部颁发的则是巴思勋章——汉弗莱爵士此时已是二等高级巴思勋爵士，他本来企求获得G——这样他便可成为大十字勋爵士。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颁发的是三级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章——CMG，KCMG以及GCMG，外交部在其余所有行政部门中颇不得人心。人们普遍把 CMG理解为Call Me God（称我为上帝）；把KCMG作为Kindly Call Me God（请称我为上帝）；并把GCMG作为GoD Call Me God（上帝称我为上帝）——编者。〕

不过伯纳德透露说，尽管阿诺德爵士已经得到了G，他仍然希望取得其他勋章，比如，贵族爵位，OM〔功绩勋章——编者。〕或者CH〔荣誉三等男爵士勋章——编者。〕、嘉德勋章、蓟花骑士勋章等等。

我问起有关蓟花骑士勋章的事。“他们把蓟花骑士勋章颁发给？给苏格兰人还是驴子？”我俏皮地问道。

“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伯纳德回答，老是外交官的口气。

“你不可能碰到苏格兰民族主义分子。”我闪电般地反应道。我不在乎罗伊那高高竖起的耳朵。“他们是怎样颁发蓟花勋章的？”我问。

“由一个委员会审查通过而决定的。”伯纳德说。

我请伯纳德介绍这次大学举行贵宾宴会的情况。“汉弗莱真的以为我会因此改变政府对大学财务方面的政策吗？”伯纳德笑了笑说，听人讲贝利学院的宴会极为丰盛。

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牛津。四十号高速公路是条非常好的公路。我想到四号高速公路也很不错。我不由得有点纳闷，为什么我们有两条这么好的公路直通牛津，却没有一条好公路通往南安普敦或者多佛尔或者菲利克斯托或者任何其他港口。

伯纳德解释道，几乎所有的常任秘书都曾经在牛津大学学习过。何况牛津大学的大多数学院又请他们大快朵颐。

这似乎难以置信——不过这话听来有一定真实性。“但是内阁就这么纵容他们？”我问。

“噢，不，”伯纳德进一步说，“他们对此是坚决不同意的。他们说，除非先造一条公路让内阁大臣们去猎狐地区打猎，否则就不许造高速公路让文官们去牛津赴宴。这就是为什么五十年代建造一号高速公路时只造到莱斯特郡中部便终止的原因。”

这个论点看来有一处谬误。我指出十一号高速公路才刚刚完工。“剑桥大学各学院难道不请你大吃一顿吗？”

“当然啰，”伯纳德说，“不过那是交通部有了个剑桥出身的常任秘书以后好多年的事了。”

〔把哈克对那次宴会的描述，同伯纳德·伍利爵士的回忆比较一下是相当有趣的。首先请看哈克的描述——编者。〕

宴会本身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知道他们想讨论他们的财务问题，因此当我们饭后喝葡萄酒吃核桃时，我决定打开潘多拉盒子，[11]泄露真情，开始谈话。

〔哈克从未真正学会去克服自己混用比喻的缺点——编者。〕

于是我说，作为一所处于破产边缘的学院而言，我们今天这顿饭菜却并不差。我们的确举行了一次极其奢侈的宴会，有四道菜和三种名酒。

院长反驳道，这次的菲茨沃尔特宴会是由一笔特定捐款支付的——菲茨沃尔特是十六世纪一位慷慨的捐助人。

财务总管补充道，在大多数夜晚，我只能见到他们吃“母亲的骄傲”[12]和加工处理过的奶酪。

我说他们现在需要一个二十世纪的捐助人，不料，我的这句不恶意的话引起了涉及大学各种捐助人的长篇宏论。在牛津和剑桥，艾萨克·沃尔夫森显然只是历史上第三个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所学院的人。耶稣和圣约翰分别是第一和第二位。

“捐助人取得某种不朽的声誉，”财务主官说，“他们的名字被铭记并受尊敬，数百年而不衰。威廉·德·纽尔爵士的姓名就被刻在一个壁式烛台上，他曾在十五世纪命令一支男爵的军队从贝利学院撤出，转而将军队驻扎到圣乔治学院去。”

我不想显得一无所知，但是我仍然冒昧说我确实不知道过去有所圣乔治学院。“现在没有这所学院了，”财务主管说，“再也不会有了。”

我们大家都笑起来。

接着财务主管对我讲述亨利·蒙克顿。“我们学校里的蒙克顿学院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阻止了克伦威尔把学校里的银器熔化掉用来支付新模范军的费用。”汉弗莱补充道：

“他告诉他们说，剑桥大学的圣三一学院的银器质量要好得多。”

到处都发出更多笑声来。然后，院长尖锐地向大家指出，如今看来，能使我们回忆起这些捐助人的学院似乎一所也不会留下来了。除非外国学生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他们全都朝我看着，等着我的反应。我对这种压力早已习惯。但如果办得到，我自然也想助他们一臂之力。因此我解释说，人总是愿意尽力帮助他人的，政治家之所以从事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也就是为了帮助他人。我说我本人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有关如何尊敬捐助人的这些话会说服我以某种方式帮助贝利学院的话，我就得指出我和任何这种崇敬毫无缘份——说到底，当你的身体埋在距地面六英尺以下的地方时，将你的名字刻在一只银制的壁式烛台上已没有多大意义了。

此刻汉弗莱迅速转变了话题，他问牛津大学何时颁发荣誉博士学位。院长说，颁证仪式还要等上几个月才举行，但是学校理事会将在几星期内作出终选择。

我觉得汉弗莱在这个当口提起此事并不完全是偶然的。

〔上述仪式每年六月举行。首先在科德林顿万灵图书馆举行盛大的午餐会，接着下午有个招待会。学校是在谢尔登剧院依照拉丁仪式颁发的。所有的演讲都必须用拉丁语。在此时期，牛津大学校长成了政治家们的主要操纵者，还有评审会终身主席哈罗德 ·威尔逊以及当时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他后来成为斯托克顿伯爵）——编者。〕

我明白汉弗莱、院长还有财务主管都向我暗示要给我一个学位。这并非没有吸引力。由于我的知识水平完全够格，我平时私底下一直懊恼自己不是牛津剑桥出身，而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的人能获得牛津大学名誉学位的肯定寥寥无几。

院长又给了我一个暗示，当然说得非常得体。他说还有一个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尚未决定颁发给，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在犹豫不决，究竟是授予一位法官呢，还是授予一名政府官员！

我提议还是授予政府官员较为恰当。我这样说，也许是对大学校长表示的敬意吧。我明白自己谈得相当出色，因为他们的反应十分热烈——不过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我究竟是如何措词的。

由于当晚激烈的思想交锋，我极为困乏，因此在回来的汽车里昏然入睡。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的交谈中）回忆道：

我见到哈克对这次宴会的描述以及他在席间的表现，我怕他的陈述是非常不确切的，并且带有为自己谋私利的意向。

在我们喝葡萄酒时，哈克——我要直言不讳地说——就已经令人难堪地喝醉了。

院长、汉弗莱爵士和几位大学校监开始向他劝说，说他如果成为一所学院的捐助人——换句话说，如果他在外国学生这一问题上能把贝利学院视为特殊情况处理，那么他便可以获得某种流芳后世的荣誉。这是典型的牛津式的“你捧我，我也捧你”的建议。

哈克提到的有关沃尔夫森和耶稣两所学院的谈话也不是很全面的。当别人告诉他除了耶稣和圣约翰两人以外，沃尔夫森是唯一同时在牛津和剑桥各有一所学院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人时，他看上去目光滞呆，表情茫然。“耶稣？”他问道，财务主管真以为有必要说明呢。“就是耶稣基督呀。”他解释道。

当哈克说他愿意帮忙时，他正给自己倒了杯葡萄酒。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是啊，一个人当然喜欢帮助自己……我的意思是帮助他的朋友，也就是说，帮助这所学院……当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荣誉……”他的意思再清楚也不过了。

院长和财务主管马上以适当的庸俗话附和，说诸如“快别存这种想法”，“你怎么可能有这种不光彩的建议？”等等。

接着哈克便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从政如何旨在帮助他人，又是如何对勋章、荣誉之类的东西淡然处之的——可是当他们提起名誉博士学位时，他却兴奋异常，在砸核桃时竟然用力过猛使核桃壳像炮弹碎片般飞到餐桌另一边去了。

最后，他便颜面扫地了。

当大家谈起后剩下的那个名誉博士学位（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到底应当授予一个法官还是一个政治家的时候，那些学者们很显然是跟哈克开玩笑的。

他已经醉得不能分辨这些人只是把他逗乐。我清楚地记得他说的那些可怕的醉话。这些话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他开口说道，“法官？你们不会指要使一名法官成为一个法学博士吧。政治家，”他说，“是制订法律的人，并且由他们来通过法律。”他补充了这句话，显然没意识到自己讲的是多余的话，“要不是政治家的话，法官也就无法进行审判，他们就无法可依，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全都会失业。失业的法官们将排着长队等候工作。当然他们头上仍然戴着那些可笑的假发套。”

我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多半是因为想到那些个头戴滑稽可笑的假发套的失业法官们，就感到很有趣，任何接触过法律界较高级的、沾沾自喜的层次的人想到这种场面也都会感到好笑。我都会为法官们的某些荒唐行为感到震惊，例如，他们在法庭上斥骂那些衣着不得体的人——如穿长裤的女人——而他们自己却穿得古里古怪、不伦不类的。

且不说这个，哈克继续显出一付畏畏缩缩，痛哭流涕，自哀自怜的样子，他只在喝得酩酊大醉时才会这样。“不管怎么说，他们很好过，”他哼哼唧唧地说道，“他们不必讨好那些电视制片人。他们毋需对记者们撒谎。不需要假装喜欢他们的内阁同僚们。你们说多少知道一些吗？”他又砸开了一颗核桃，一片核桃壳恰巧击中了财务主管的左眼下方。“如果法官们不得不对我的一些内阁同事们忍着性子的话，那么我们明天就会恢复死刑。这样干也不错呀。”

这时，老汉弗莱爵士试图阻止他滔滔不绝的话——可是毫无效果。

只见哈克用手责备地指着汉弗莱爵士。“我再讲一件事给你听，”他说道，丝毫没有觉察到在座的人也不想听他这一件事了，“我无法把你送进监狱。”

汉弗莱听到这话不由得惊恐万状。

哈克环顾四座。“我无法把他投进监狱，”他说，仿佛他向大家公布一条新的特别豁免条款，“但是如果我是法官，我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汉弗莱送进斯克罗布斯监狱，毫无问题，脚不落地，拖着就走，铿锵镣铐声一响，三年以后再见。如果狱中表现良好，则减去三分之一的刑期。”

哈克停下来喘口气，从杯子里咕咚咕咚地喝下了几口，1927年酿造的方塞卡酒缓缓地沿着他的下巴滴下来。大家都张口结舌盯着他瞧，这些学者们难得见到政治家在夜深人静时的行为。

〔当然，在下院，哈克今天的行为不会引人注目，而且通常会被认为是极其正常的——可能还算是较好的呢——编者。〕

哈克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已经无法让他停下来了。“但我不能这么对付老汉弗莱，”他语无伦次地说，“我不得不听他的话——啊，上帝！”他望着天花板，似乎就要哭了。“他老是说啊说的。你们晓得吗？他说的句子比杰弗里法官还要长。”他狂笑起来。我们全盯着他看。“不，不，总而言之，政治家们更应该受奖赏，你们不希望把博士名誉学位给法官吧[13]

……绝对不要那么做。”

他的话终于止住了。院长赶紧恢复镇定，试图显出庄重的神情，显出友好的而不是厌恶的度。但他却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不过，他还是设法对哈克说，哈克已经出色地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辩护，并且他已意识到那份荣誉决不可能送给法官。

学监们继续对哈克讲一些肉麻的恭维话，周围只听见嗡嗡一片表示赞同的低语声。没有见过这些围着金钱乱转的学者的人，是无法真正理解什么是阿奉承的。或者说，无法理解吹捧个人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继续说，假如看见哈克穿着深红色的长袍，在谢尔登剧院里坐得满满的和他同样杰出的学者们的面前接受博士学位，那将是多么美妙呀！哈克不停地打着嗝，嘴里散发出酒精的气味，两眼木然无神。他抓住椅子以免倒下去，但脸上还露出了极愉快的笑容。

我永远记得那个夜晚。我朝着成熟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因为我明白即使是刻板严肃的学者们也有一定的价格——并且这个价格并不像你所想像的那么高昂。

〔哈克的日记继续往下写——编者。〕

5月5日

今天早晨头痛得很。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不可能是宿醉造成的头痛，因为昨天夜里我喝得并不多。我不可能喝得多，否则我就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我们又要再开一次会来研究削减行政管理费用的可能性。但是会议的结果肯定跟上次一样。

汉弗莱突然早五分钟走进我的办公室，为的是跟我私下谈谈。显然，贝利学院院长昨夜把汉弗莱拉往一旁请他试探我是否有意接受牛津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

我假装吃惊的样子。其实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因为我明白昨夜我给他们留下了什么印象。

汉弗莱极力地向我说明这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建议。据汉弗莱说，大学评议会或者某位个人显然正打算把这个名誉博士学位同我对勋章的众所周知的厌恶相抵消。这确是一个打击。我必须立刻驳倒这种胡话。“你别太傻了，汉弗莱，那完全是两码事。”我解释道。

“并不完全是，大臣，”他回答，“正如您自己会直言不讳地说的那样，这样去接受博士学位是不劳而获的。”

“我是内阁的一位大臣。”我有点发怒地回答说。

“给您薪水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真是个圆滑而不忠实的坏蛋。

“问题是，”我对他说，“一个人无法真正拒绝接受名誉博士这个学位的。我该想到，如果我拒绝了，人人都会看得出，这是对行政事务部的侮辱——因为人家主动给我这份荣誉显然是对本部投一次信任票，只是因为我实际上是部里名义上的首领。”

汉弗莱再次表示校方还没有主动提出要给我什么后就不作声。看得出他心里一定打算进行某种交易。我等了又等，看他有何下文。

接着我突然明白过来了。“汉弗莱，顺便提一下，”我愉快地说道，“完全换个话题吧，我愿意尽力帮助贝利学院解决外国学生的问题。”

现在轮到汉弗莱假装吃惊了。“啊，那太好了。”他说道，还笑了笑。

但是我悄悄地对他说我们需要找个理由。我的意思是找个借口。正如我预料的，他已经有了个现成的借口。

“没问题。我了解白金汉宫一直受到许多英联邦领导人的压力，我们不能让王室为难，因此我们应当重新指定贝利学院为英联邦教育中心。”

我顿时看到了促成我想达成的那笔交易的机会。

“但是我怎么才能弄到钱呢？”我睁大着眼睛问道。“你知道为全面削减百分之一的预算，我已下了多大决心。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个……唔，那一切都可以办到了。”

我认为他很难拒绝我的这个提议。我猜对了。“我们有可能实现这些节约目标——”这可是前进了一大步——“而且，我当然只能为本部门说这句话，只要那个把削减经费和发勋章的事混为一谈的荒唐想法搁在一边就可以了。”原来如此。这是一次双重的等价交换，终于公开提出来了。

经费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团团围坐在我的会议桌旁。

上次会议记录由大家点头通过了。接着我们讨论当日的新事项。首先是涉及办公设施的事。通常都由助理秘书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可汉弗莱今天抢前面说了。那位年轻人刚要张口说话，我就听到汉弗莱的声音：“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通过出售一幢位于海威库姆的老办公大楼，从而找到了削减百分之五经费的办法。”

助理秘书似乎大吃一惊。汉弗莱显然事先没有把这笔新买卖告诉过他。

我很高兴，并且也这么说了，于是我们转到第二个议题：文具购置。

一个秘书在见到汉弗莱那明白无误的眼神示意及微微颔首以后才开口说话。“是的，我们发现一种新的存货管理制度会减少今年的经费支出。”

“可以减少多少？”我问。

秘书因为没有把握，迟疑了一下。“大约百分之五，对吗？”汉弗莱顺顺当当地说道。

秘书口里咕噜着，表示赞同。

“好，太好了，”我说，“第三件事是不是园林管理？”

一位副秘书以文官惯有的速度迅速理解目前的路线已有所改变，马上说道：“如果我们推迟计划中的新计算机安装，我们就能够在这里省些钱。”

“我们能够吗？”我假装惊讶地说，“能节约多少钱？”他们都假装说记不起了，于是赶紧翻阅大量文件和卷宗。

一个聪明的主管开口了，“是不是大约节省了百分之五？”他充满希望地说。我们都点头表示同意。各级官员都咕哝说：“大约就那么多。”

汉弗莱指出，计算机安装方面的节约必然减少信息处理费用。

我满希望地朝他看。“大约节约百分之五。”他说道。

“这一切都很令人鼓舞，汉弗莱。”我和蔼地说。

会上所有的人都不知怎么地设法提出了节约百分之五左右的数字，会后汉弗莱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讲一句话。

“大臣，我刚想起一件事，请问您是否看过了部里向主管授勋秘书推荐的受勋名单？”

“当然，”我的语气极其殷勤，“他们之中也没有问题，伯纳德会把名单交给你的。这样行吗，汉弗莱？”

“是，博士。”他回答说。

这是一个得体的赞颂。我正期待六月间举行的学位授予典礼。

[1]院长威廉·格思里爵士。

[2]克里斯托弗·维纳布尔斯是财务主管。

[3]方塞卡是一种上等葡萄酒的牌子。

[4]实际上，牛津大学的招生规模是由大学拨款委员会限定的，贝利学院甚至可能不准多招收国内学生，除非是从别的学院弄到生源。而其他学院也不见得会同意，因为这会危及他们本身。

[5]意为“在护卫这些卫士”，引自古罗马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的《讽刺杂咏》，而不是如政界通常认为的来自青少年讽刺故事。

[6]伊丽莎白·泰勒是著名的电影演员——译者。

[7]指牛津大学古典文学学位课程的第二部分。

[8]贝恩，（1925－ ），Anthony Wedgwood Benn，曾任英国工业大臣，于1974年提出扩大国有化并干预私人企业的政策。引起名字的中间Wedgwood与“楔子”（wedge）发音近似，故有上文——译者。

[9]指爵位的缩写字母——译者。

[10]KCB是“Knight Commandor of the Most Nobel Order of Bath”的缩写，原意为“巴思高级骑士团司令”，其中巴思（Bath）与“浴室”的拼法一样，故有下文——译者。

[11]潘多拉盒子（Pandora’s Box），源出希腊神话，潘多拉是主神宙斯命令天神用粘土做成的地上第一个女人，她私自打开内装各种灾难和祸患的盒，引起天下大乱，现人将“打开潘多拉盒子”比喻为引起种种祸患——译者。

[12]“母亲的骄傲”是一种普通包装的切片面包的牌子，不是在院长及导师餐桌上常见的那种面包。

[13]哈克醉了，说话颠三倒四——译者。

11．油腻腻的木杆

〔政治家在其一生中，有时被迫去作出错误的决定，从经济的角度、从工业的角度、以任何标准看——除了一个标准之外——都是错误的决定。奇怪的是，有些事从所有别的观点来看都是错的，而在政治上却是对的。而政治上正确的事并不仅仅意味它是获得选票的方法——它的确是——而且（要是一项政策获得选票的话）人们还可以声称那政策确是人民所需要的。在民主国家中，人民投票赞成的事怎么可能是错的呢？

此刻议论中的事只是慢慢地透露出来的。我们首先发现的提及此事的资料来源不是吉姆·哈克的日记，而是《使你自己坚强起来》。那是英国化学公司无与伦比的直言不讳的董事长，身材矮小的格拉斯哥工业家和科学家，沃利·麦克法兰爵士的回忆录。

麦克法兰以他的简明的语言和不屈服于政府对他所管理的国有企业的干预而闻名。他既是化学专家又是企业管理的专家——他（有理由地）认为哈克对两者都懂得很少或者一无所知。他不尊重哈克不下于他鄙视汉弗莱爵士经营企业的才能。就像许多企业家一样，他认为在商业上，文官连摆个油螺摊子的本事也没有——编者。〕

摘自《使你自己坚强起来》：

4月16日，我和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行政事务部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是第无数次关于凭意大利政府许可证在墨西赛德制造丙醇的会议。

使我大为惊奇的是，汉弗莱爵士似乎表明大臣可能有问题。但他的语言和往常一样含糊不清，我对此无法肯定。

我问他是否犹豫不决，他不承认。但说我们不能认为大臣会理所当然地赞同。

我在当时而且直到现在仍无法加以理解。意大利政府正向我们提供金额巨大的合同，要在我们的墨西赛德工厂里制造丙醇。这合同意味着拯救了一家我们否则只好关闭的工厂。这意味着雇佣人员而不是把他们解雇。这还意味着有巨额出口提成。我们同德国人和美国人激烈竞争了两年才赢得这个项目。十分显然，这事必须干下去。

阿普尔比提出一些无关紧要的有关大臣会怎么想的傻问题。凭我的经验看来，大臣们从不去想什么。

我当英国化学公司董事长的十年中，和十九位大臣打过交道。他们从来不停下来思考一番，即使他们拥有思考所必需的基本智能——有几位大臣根本不具备智能。事实上，他们常常懒得不想和我谈话，因为他们经常和工会领袖谈话，并且贿赂他们不要去罢工。

我对阿普尔比说出我的观点。他否认工会领袖受贿。当然他会这么说的，这也许不是严格照字面理解的贿赂。但内容相当于“汤姆，当个‘光国’机构主管吧。狄克，来个爵位吧。哈利，来个贵族封号吧。”之类的谈话，你还能另外叫它什么呢？

阿普尔比说大臣担心丙醇计划。如果确是这样，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曾说什么？

在现阶段，我——也许很不明智地——不去理会关于大臣担心的提法。他对这项计划从来没有表示过真正的兴趣。因此他不可能对之有所了解。我天真地假定他的无知可能阻止他进行干预。再说，在任何情况下，所有的大臣都是忧心忡忡的。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无忧无虑的大臣。

只要你做任何有胆识的事、任何对企业有意义的事。实际上，做任何必须做的事，大臣们就担心，如果我从来不去做使任何一个胆小怕事的、会攫取选票的、吻吻孩子的脓包担心的任何事，[1]英国化学公司还要再早十年就完蛋了。

阿普尔比说大臣们的担心集中在丙醇含介二氧芑一点上。

〔二氧芑是几年前在意大利的塞维索发生的事故中泄漏出来的化学物质。据信会对胎儿造成损伤——编者。〕[2]

这是个典型的事例。介二氧芑情况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不活泼的化合物，它获得华盛顿FDA〔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编者。〕的无毒害证书。汉德逊委员会即将加以批准了。

尽管如此，我可以看得出来，对化学一无所知的阿普尔比仍有点担心。要不然，他就是表达哈克的担心。

我补充道，建议中没有提及介二氧芑这一名称。这种化学名就简单叫做丙醇。这样使它在政治上稳妥些。

我们的会议结束时，阿普尔比保证，只要这件事处理得当，大臣们看来不会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我提出让我一起去，用圆通得体的话语同哈克谈一下，并去使那利己主义的脓包相信此事决不能引起什么争论。

阿普尔比拒绝了我提出的建议。他回答说，用不着我那独特的“清凉牌”圆通手腕（承蒙他宽宏地如此称呼）就能把事情办好。

我可不那么有把握。再说，我被排斥于这次关键性的会议之外。

为什么政府一直聘用专家经营国有工业的业务，而每次你要作出经营决策时他们就来干预呢？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6月4日

今天早上汉弗莱告诉我一些绝妙的消息。或者表面看来是绝妙的消息。

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其中扼要总结了一项为墨西赛德制订的新的工业规划。简单地说，这项规划是使一家减产的化学工厂转变成为英国化学公司利润好的单位之一。一夜之间就会使英国化学公司成为在欧洲制造丙醇的大的厂商。

利益将是巨大的：主要设备将在英国工厂制造、当地政府将得到额外税收、在墨西赛德将有新的就业机会、还将有出口外汇收入。似乎一切都好得难以置信。

我也就这么说了。

“不过这是真的，大臣。”汉弗莱爵士微笑说。

我问我自己，这怎么可能呢。接着我又问自己，自己问自己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就问汉弗莱。

“怎么可能呢，”我问道，“有什么意外的困难吗？”

“意外的困难？”汉弗莱重复了我的话。

“是的，”我重复道，“意外的困难。有意外的困难吗？”我料想一定会有意外的困难。

“我觉得自己不能充分领会您的意思，不正是这样吗？”我感觉得出，汉弗莱是在拖延时间。

我即使在说出自己的担心时，还在捉摸如何加以阐述。“唔 ……我的意思是说，这丙醇是意大利产品。他们为什么不在意大利生产？”汉弗莱不说话。这的确可疑。“他们为什么送这样一份厚礼给我们？”

“这事没有什么意外的困难，大臣。”汉弗莱爵士说道，“这是美妙的消息。”

我看得出，假如这果真是美妙的消息的话，那可真是美妙的消息了。

“是的。”我小心翼翼地表示赞同，“这是绝妙的消息，绝妙的消息，不是吗？”我对伯纳德说，他在我右边作记录。

他向汉弗莱瞟了一眼，然后小心答话，“是的，是绝妙的消息。”但他的语气听起来并非毫无忧虑。

我明白以概括方式问有什么困难是了解不到情况的。所以我拼命地想，想找到一个合适的问题。汉弗莱从来不会真的说假话。〔唔，极少这样——编者。〕只要我想得出合适的问题，他自会正确回答我。

“好一个老丙醇呀，”我说，目的是拖延时间，然后突然灵机一动，“丙醇是什么东西？”我问道。

“这东西相当有趣，”汉弗莱立即说道，“在意大利北部的赛维索发生爆炸之前，这东西向来是用二氧芑来制造的。于是他们不得不停止生产。现在他们开发了一种叫做介二氧芑的安全的化合物。但是那家意大利工厂当然仍旧被封闭着，所以他们要求英国化学公司为他们生产。”

“呀！”云雾开始消失了，“是不祥之风，呃？”

“正是这样。”他满意地表示赞同。

“可是这种新物质是否十分安全？”

“十分安全。”他回答道。

“好。”我说。看来我并没有进一步了解情况。或许可以说，难道我真的进一步了解情况了吗？

“汉弗莱，你是在向我明白无误地绝对保证这东西不单是安全而且是百分之百安全吗？”

“是，大臣。”

好吧，出了什么事啦？为什么我会在这明确无误的好消息中嗅出危险来呢？“汉弗莱，你还有什么别的话要补。如果你现在不说，以后你要后悔的。”

“呃，大臣。我觉得我应该指出，有些不果断的大臣们，会由于相似的名称而产生疑虑。但是任何有毅力的人都不会用这样站不住脚的借口来错过这样有利的项目。”

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相似的名称。汉弗莱说得对。我以直截了当的字眼对他这么说了。“绝对正确！我知道你指的那种大臣。政治上的软骨头。害怕作出任何可能使人不舒服的决定。毕竟，每项决定总会使某些人不舒服的。政府要做正确的事，不是去做大家喜欢的事。怎么样，汉弗莱？”

汉弗莱完全赞同。“我自己也无法表达得比这更清楚了，大臣。”真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我要叫沃利爵士进行下去。”

这话听起来比往常稍为匆忙了些。汉弗莱往门口走去时，我止住了他，并要求进一步的保证。

“呣……不过这项决定是会得人心的，不是吗？”

“很得人心。”汉弗莱坚定地说。

我仍然感到在我的内心有某种无法摆脱的担忧。“汉弗莱，我只是要把这一点搞明白。你不是要我去做有勇气的决定，是吗？”显而易见，汉弗莱大为震惊了。“当然不是，大臣，”他坚持说，

“甚至连有争议的决定都不是。这是多么奇怪的提法呀！”

〔哈克日记的读者无疑会记起，显然一项有争议的决定仅仅使你失去投票，而一项有勇气的决定则会使你竞选失败——编者。〕

尽管如此，我明白，假如听之任之，万一有什么差错，自己就得代人受过。所以我提出，也许我们还是把这件事交给内阁讨论为好。

“我的意思是，”汉弗莱发人深省地回答道，“这事越少提起越好。”

“为什么？”

“因为，”他耐心地说，“尽管介二氧芑是完全无害的，但这名称在无知和有偏见的人心中会造成不安。”

我正要为他这样称呼我的内阁同事而责备他时，（尽管他是对的！）突然意识到他是在指“地球之友”和别的怪僻的压力集团。[3]

6月7日

关于丙醇制造工厂的事，意见仍未完全一致。利物浦西南地区的议员琼·利特勒今天来看我。

我甚至不知道她要来。我和伯纳德核对情况时，他提醒我说，她不仅是首相的PPS〔议会私人秘书[4]，政府阶梯的第一——不带薪的——级别——编者。〕而且新的丙醇工厂将处在她的选区之内。

我叫伯纳德把她请进来。出乎我的意料（唔，其实并不太出乎我的意料），汉弗莱出现在门口，并问他是否可以参加我们的谈话。

她走了进来，我把她介绍给汉弗莱。她年纪约摸三十七八。尽管衣着有点不整洁，但仍楚楚动人；在那稍带温柔的女性姿之下掩盖着一个顽强的机会主义者，首相当然对她言听计从。

她的开场白颇有咄咄逼人的味道。

“瞧，吉姆，英国化学公司在我的选区里想干什么？”

“唔……”我开始说话了。

汉弗莱爵士插上话道，“他们很快即将宣布一项非常激动人心的计划，包括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投资项目。”

她点点头，并转向我。“是的，但却有一些与这项计划有关的十分令人担心的谣言。”

“例如什么呢？”我以肯帮忙的口气询问道。

她仔细地打量着我。“是有关危险的化学品的谣言。”

我点头。“是呀，嗯，”我开始说道，“显然，一切化学品都具有某种危险因素。”

汉弗莱又插话道，“大臣的意思是谣言毫无根据，没有理由惊慌。”

我点点头，这样回答很好。

看来她并不以为然。“反正是一样的，”她坚持己见，“吉姆，你能向我保证先进行一次全面的公开调查吗？”

我必须说，这似乎是完全合理的要求。我说，“其实进行一次公开调查不会有什么害处，也许……”

汉弗莱插进来说道，“大臣本来是要说绝对没有必要进行公开调查。整个事情已经充分调查过了，不久将发表报告。”我想汉弗莱似乎有点专横。显然，琼也是这么想的。

“听着，”她有力地说道，“我到这里来是和吉姆谈话的。”

而汉弗莱像往常一样讨人喜欢的回答道，“你的确是在同他谈话。”

“可是他并没有在回答！是你在回答呀！”

我颇能领会她的意旨。汉弗莱对我的帮助，有时会得到和他的预期相反的效果。不幸他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大臣和我，”汉弗莱爵士得意地继续说下去，“想法一致。”她被激怒了。“的想法？是你的想法？”她朝我说，“听着，我听小道新闻说这家工厂要生产毒化塞维索利整个意大利北部的化学品。”

“这话不正确。”我在汉弗莱可能进一步把事情弄糟之前抢着回答。我解释说，在塞维索生产的化学品是二氧芑，而目前的这个是介二氧芑。

“不过，”她断言说，“这实质上肯定是一回事。”我向她保证这仅仅是名称相似而已。

“但是，”她坚持说，“它的名称相同，只是在前面加个‘介’字罢了。”

“是呀！”我附和道，“可情况就完全不同啦。”“为什么呢？”她问道，“‘介’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一点也不懂，所以我被迫去问汉弗莱。

“那简单，大臣，”他解释道，“‘介’的意思是‘和’或‘后’，有时是‘外’的意思——您知道，这个词源自希腊文。”

〔像所有的常任秘书一样，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是万宝全书。他们大多数人读过古典名著，历史、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或者各种现代语言。当然你也许指望这位行政事务部的常任秘书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个学位。但是你当然想错了——编者。〕

然后他继续解释说，介二氧芑的含义是“和”或者“后于”二氧芑，这取决于这词属于宾格还是所有格：如属宾格，就含“外”或者”后”的意思，如属所有格就含“和”的意思——就像在拉丁文中那样，凡单词需要在其前面具有“和”的意义时，就要用夺格。

伯纳德在整个会议中第一次发言——他补充道：我清楚地记得在希腊文中没有夺格。

我对他说我记忆中没有这回事。今天晚些时候他写给我一张小备忘录，把上面说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作了说明。

不过，我希望这些解释会使琼·利特勒满意，还希望她会像我一样，不愿意显示自己所学知识有限。但是这样的运气并不存在。

“我还是不懂。”她实话实说，使人谅解。

汉弗莱想摆出一副势利的样子，“天啊！”他叹息道，“我原以为这是够清楚的了。”可是一点没有起作用。

她眨眨眼。“我坚持要知道的，”她说道，“是二氧芑和介二氧芑之间真正的区别是什么。”

我当然一窍不通。汉弗莱出来帮忙，“这很简单，”他大模大样地回答道，“介二氧芑是二氧芑的一种不活泼的化合物。”

我原希望就是那么回事，可是不。

她望着我向我求援。我当然无法帮忙。所以我望着汉弗莱。

“嗯，汉弗莱，”我说道，拼命虚张声势。“我想我听得懂你的意思。但是，呃，你是否，呃，解释得稍微再清楚一点？”他冷冷地盯着我看。“从何种意义上来解释呢，大臣？”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不得不再想一个合适的问题。但琼问道，“什么叫什么不活泼呢？”

汉弗莱爵士眼睛盯着她，默不作声。在这可怕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他对自己说些什么根本就不知道。

“唔，”他终于开口了。“不活泼，意思就是……没有……力量呗。”

我们大家彼此望着，默不作声。

“啊。”琼·利特勒说。

“啊。”我说。

“连一只苍蝇也‘力’不了，”伯纳德喃喃道，至少，我觉得他是这么说的。但当要求他再说一遍时，他却再也不肯说了。

琼·利特勒再次坚持问下去。

“但是，”她向我施加压力，“以常用的话语来说，它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意思是，从化学上来讲吗？”我问她，我得的是经济学学位。

“是的，从化学上来讲。”她说道。我再次转向汉弗莱，“是的，”我说，开始感到很有趣，“汉弗莱，在化学上它是什么意思？”

他眼珠打转，大模大样地虚张声势，并以极其赏脸的腔调说道，“我不敢肯定我能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大臣。”

我把这叫做吓唬别人。“你多少懂点化学吗，汉弗莱？”我问道。

“当然不懂，大臣。我是上学术班的。”

〔在任何英国公立学校中——“公”的意思是“私”。当然——学术班的原意也就是古典学科班。的确，如果你进入一所很好的学校，你可能完全避免学习科学——编者。〕

“我们既然在谈这事，”琼·利特勒继续说道，“那么化合物是什么呢？”

“你也一点不懂化学吗？”

“不懂，”她回答道，“你呢？”

突然间这一切显得十分可笑。我们中间也不懂得自己正在讨论的事情。琼、汉弗莱、伯纳德和我，都是政府政策负责作出重大决定的责任——而你却不可能在整个联合王国找得到四个比我们更缺乏这方面知识的人了。

〔有意思的是，在座的人中没有一个想到打个电话给沃利·麦克法兰爵士。可是他只不过是一个专家，只不过是我们此刻提到的国有企业的董事长而已——编者。〕

我像顽皮的小学生那样尴尬地咧嘴一笑，“我们是不是该了解一点有关不活泼化合物的事？”

汉弗莱对这事毫无幽默感。他勇敢地试图再次哄骗我们。

“化合物是……唔，你们真的知道复利是什么吗？”他埋怨道。琼和我点点头。“复利是可以享用的好东西，唔，化合物也就是那种东西。”[5]

我盯着他看，他真的认为这样说行吗？我看着琼，她也盯着他看。她可是第一次没有作声。于是我满希望地毅然投入窘境。

“好吧，”我试探地说着，希望能结束这场讨论，“这么说就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吧，我觉得我们的想法都一样，大体上对这件事是基本一致的。我们乐意随着它的发展而继续讨论。”利特勒开口了：“我没有这么说过。”

事情毫无进展，所以我试图再次进行总结，我指出我们已经确定二氧芑和介二氧芑唯一相似之处是名称。她看来仍然不领会。

我绞尽脑汁，想寻找可以类比的事情。“就像利特勒和希特勒这两个名字，”我解释道，“我们并不因为这两个名字发音相似，就说你像希特勒。”

我意识到自己不够圆滑，但话已说出口了。她冒火了。“问题不在此。”她恼怒地说。

“那么，问题在哪里？”其实我早已心中有数。

“问题在于，工厂设在我的选区里。”

当然我可以理解她为什么担心。但是如果汉弗莱对我说的是实话，她就没有必要担心了。“这对选区有好处，”我说道，“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钱。唯一可能被惹火的人是一些古怪的环境主义者，衡量起来多只会使我们丧失两万张选票罢了。”

“我的多数票仅为九十一票。”她平静地回答道。

我可没有了解到这一点，她当然有理由。我不想为危及政府掌握的边缘席位而负责。特别是在位的议员是首相的议会私人秘书。

她把自己的理由说到点子上去，“别忘了还有三个政府选区和我的选区接壤——都是边缘选区。他们的多数票数远远低于两千票。”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当我考虑所处的境地时，汉弗莱爵士又发话了，“利特勒小姐，”他开始说道，“我可以再插一句话吗？”她点点头。“英国化学公司生产丙醇的理由是极其充足的——我说得对吗，大臣？”

“是有极其充足的理由。”我附和着说。

“这会创造就业机会，”汉弗莱继续侃侃而谈，“这会使地方政府增加收入，还可以获得有利可图的出口定单。”

“出口定单。”我附和说。

“再说，”他继续说道，“这种化学品已由华盛顿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宣布为安全的。”

“华盛顿。”我表示同意说。

“我们这里，”他继续下去，“也正在准备一份报告。大臣认为这项计划对你的选区、对国家都完全有利。”

我附和说：“如果这东西有危险，我答应你，我会制止它在这里生产。但是如果报告表明这东西无害，这样做不是荒谬吗？”

她毫无动静地坐了一会，盯着我看看，又盯着汉弗莱看看，然后站起身来，她说她并不满意。（我不能怪她，如果这事发生在我的选区，我也不能肯定说我会满意的。）她告诫我不要忘记是党造就我成为国会议员的——如果我们的党在下次选举中失利，我当然不能再继续当大臣了。

她在那方面说得也有道理。

我还有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那就是说，不出本星期，首相就会听到她的观点。

她离开后，汉弗莱看着我。显然要求我着手干下去。我告诉他，我要进一步考虑这件事，并吩咐伯纳德把所有有关文件都放在文件盒里，好带回家去研究。这样我就会对作出的决定更为清楚。

6月8日

我研究了所有有关丙醇的文件，但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所以我召见了汉弗莱，一起讨论我们受委托去办理的有关丙醇的报告。我一直在疑报告是否就像汉弗莱爵士和沃利爵士预料的那样肯定有利于丙醇计划项目。

我提出我是否该见见汉德逊教授。他正在主持起草这份报告，或者他自己正在写，或者什么的。

汉弗莱说没有必要和他会面。不用说他是一位卓越的生物化学家，而且是慎重地被挑选出来的。

当然他是被慎重地挑选出来的。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是为写出一份支持汉弗莱爵士和沃利爵士的报告吗？当然是的。但是可以肯定他们之中没有人会傻到去炮制一份报告说介二氧芑是安全的，假如它事实上是不安全的话。当然不会这样，我觉得我是在绕圈子而毫无结果。

不过我还可以指出一种可能性。“假如他拿出一份谨慎地建议我们等着瞧的报告怎么办？”

“要是那样的话，”汉弗莱爵士愉快地说，“我们就不发表，我们用美国的报告来代替它。”

我十分苦恼。一方面，这个计划如果太太平平地执行，那将是极好的——就业，收入等等，而且人家还对我保证会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授命进行以后出了事故——后果就可怕得连想也不敢想了。

“他有没有可能写出一份报告说这东西有危险呢？”我想了解这一点。

看得出汉弗莱是被难住了。“不，不可能。这东西没有危险。”他说道。

他显然对这件事完全是诚心诚意的。可是他却提议我们不去

发表一份谨慎地建议等着瞧的报告，如果汉德逊正是这样写的话。

“为什么你会考虑到扣压汉德逊的报告呢？”

他大光其火。“我决不会去扣压它，大臣。我仅仅是可能不去发表它。”

“这有什么区别呢？”

“有天壤之别。扣压是极权主义独裁统治手段。在自由国家里不能这么做。我们只不过采取民主的决定不予发表。”

这句话言之有理。但我却想知道我对新闻界和议会将怎么说？说我们原希望汉德逊委员会会表明我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可是他们不这么说，反而说我们胡编情况，因此我们得假装这份报告根本就不存在？我向汉弗莱提出这样的建议。

他并不感兴趣。“很好笑，大臣。”他说道。

所以我问汉弗莱，“如果我决定不发表，我怎么说才好呢？”

“政府内部有一套公认的操作程序——就是不发表不需要的报告。”

这对我说来倒是一件新鲜事，我问这事怎么搞法。

“您把它们推翻掉。”他简单地解释道。

怎么搞法？他边说我边记笔记。我想起，他这办法可以用来推翻党内一些更为愚蠢的研究报告。

第一阶段：国家利益

（甲）你暗示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乙）你指出因为报告可能被曲解，并可能被利用来对政府施加不受欢迎的压力；〔当然，任何事都可能被曲解。山上宝训可以被曲解[6]。真的，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几乎肯定会争辩说，如果山上宝训是一份政府报告的话，它当然就不该发表，理由是这是一份完全不负责任的文件上：其中提到温顺的人们将继承这个世界的那一段话就可能对国防预算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编者。〕

（丙）你接着说好等到更为广泛而详细的较长期调查有结果后再说；

（丁）如果没有在进行这种调查，那就更好，你可以委托别人去进行一次调查。这可以使你把时间拖得更长。

第二阶段：推翻尚未公布的证据

这当然要比推翻已公布了的证据容易得多，你可以通过向新闻界透露消息的方法，从侧面做到这一点。你说：

（甲）证据还留下重要问题没有解答；

（乙）证据大部分内容都没有结论；

（丙）其数字也可以作别的解释；

（丁）某些调查结果是相互矛盾的；

（戊）已经有人对某些主要结论提出疑问了。

从（甲）至（丁）各点肯定是正确的，事实上，一份报告甚至连看也没有看过就能对它提出这些意见。例如，总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诸如不曾提出过的问题，至于（戊）嘛，如果还不曾有人对某些主要结论提出疑问的话，那就请他赶快提出来吧！这样就有疑问了。

第三阶段：破坏报告中建议的事

这容易办，用一套政府用语就行了：

（甲）“并非作出长期决策的真正基础……”；

（乙）“没有足够的信息可以作为有效评价的基础……”；

（丙）“缺乏从根本上重新考虑现行政策的理由……”；

（丁）“总而言之，它支持当前的做法……”。

这些用语使那些没有看过报告的人以及不想改变现状的人

——即几乎所有的人——感到舒服。

第四阶段：如果第三阶段还剩下疑点，那么就去使人们不去信任写报告的人

这必须是非正式的，你解释道：

（甲）他对政府心怨恨；

（乙）他是个想出名的人；

（丙）他想得到爵位；

（丁）他想得到主席职位；

（戊）他想得到大学副校长的职位；

（己）他过去担任过跨国公司顾问，或者

（庚）他想当跨国公司的顾问。

6月9日

今天丙醇计划上了电视新闻。真该死，不知怎么地有些环境保护团体得到了这项计划的风声。于是在墨西赛德爆发一片吵闹声。

电视新闻广播员——或者不论哪个写新闻广播员所念材料的人——也没有帮上什么大忙。虽然他没有说丙醇是有危险的，但他不知怎么地含蓄表示了这种意思——使用了像“声称”之类的字眼。

〔我们找到了英国广播公司6月9日“9点钟新闻”的文字稿。有关内容如下。看来哈克的想法是有道理的——编者。〕

新闻广播员：丙醇显然含有介二氧芑，英国化学公司声称这种物质是完全无害的。但它却是二氧芑的一种化合物。而二氧芑就是上次释放出来的化合物。

（提示塞维索事故的新闻片）

1976年7月，意大利北部塞维索工厂爆炸之后，有一片半径超过四英里的有毒尘埃扩散开来。由于二氧芑能对人类胎儿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并引起其他严重疾病，全村村民全部疏散出去。他们被禁止返回原地几乎有一年之久。

（提示墨西塞德抗议活动的镜头）

一群妇女举着标语牌：“不要有毒工厂”，“不准婴儿杀手进来”，“生命比利润更重要”。

今天，墨西塞德的一群抗议者在工厂大门外发出他们反对英国化学公司计划的呼声。

一名利物浦妇女：我要告诉你，我们要怎么干。从我本身来说，沃利爵士尽可以把他的有毒化学品搬到别处去。我的女儿在三个月内就要生孩子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不愿为因该死的意大利人的缘故而有个畸形外孙。

记者：但是他们说介二氧芑是无害的。

利物浦妇女：是呀，他们不是说过酞胺哌啶酮是无害的吗？好吧，如果真是那么安全，为什么意大利人不在意大利制造这东西呢？你倒说说看，如果我们有个关心普通老百姓的政府，他们就不会允许这种事了。（影片结束）

新闻广播员：今晚英国化学公司声称有一项有关丙醇的安全问题的政府报告将于近期内由行政事务部发表。今天，在布拉格，政府宣布由于……。

〔我们问一位老资格的英国广播公司时事评论员，如果他们赞成这项计划，就会怎样对新闻节目加以处理。于是我们复制了“表示赞成的”镜头与实际的镜头相比较——编者。〕

新闻广播员：丙醇含有介二氧芑，它是一种叫做二氧芑的化学品的化合物。二氧芑于1976年在意大利的塞维索爆炸事故中被释放出来。不过介二氧芑却是一种不活泼的化合物，而且化学分析表明这东西是完全无害的。

（剪辑后，接上有关工厂的影片）

今天，这消息在将要生产丙醇的工厂受到欢迎，该工厂原定在今年底关闭，而现在却要雇用更多的员工。合约至少将持续五年。

（提示工厂工人的影片）

工厂工人：这是极好的消息。我们终于有了可以专心从事的工作了。这确实使小伙子们振作起来了。

（剪辑后，接上沃利爵士的镜头）

沃利爵士：大家都发疯似的对这项合同感到兴奋。这将意味着大量出口和许多就业机会。我们面临德国人和美国人的竞争。所以这是对英国化学工业投的真正信任票。

记者：介二氧芑没有潜在的危险吗？

沃利爵士：没有。有危险的是二氧芑。介二氧芑差不多就像自己能发酵的面粉一样没危险。

（影片结束）

新闻广播员：不久将发表一份政府报告。据信它将证实早些时候美国进行的调查。那次调查证明介二氧芑对健康毫无妨碍。

6月10日

今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召见汉弗莱。我指出介二氧芑具有爆炸性。

他答复我说，它毫无害处。

我不同意。“也许在化学上是无害的，”我说，“但是在政治上却是致命的。”

“它不会伤害任何人。”他坚持己见。

我指出，它可能使我完蛋。

我们刚开始谈话，十号来电话了。是政治处打来的。毫无疑问，琼·利特勒肯定已使十号昨晚看到了“9点钟新闻”。

我试图把这解释为仅在当地产生的小小困难，而却有出口和就业的前景。他们问，可以提供多少就业机会？我不得不承认，只能提供大约90个——但工资很高的就业机会，而且是在一个失业率很高的地区里。

这些话没有一句对十号起作用——我是同首席政治顾问说话的。但他毫无疑问是奉命办事的。和首相打这场特殊而必败的一仗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咕哝道（汉弗莱在听，伯纳德可能也在监听），我同意他们的观点，这便是说，认为这事对三四个边缘选区会有危险的观点。

我挂断了电话。汉弗莱带着疑惑的神看着我。

“汉弗莱，”我谨慎地说，“有些事打动了我。”

“我注意到了。”他冷冷地回答道。

我不理会他的俏皮话。我指出这里有反对这项计划的完全合理的论点。例如，失去公众的信任。

“您是指选票。”他插话道。

我当然加以否认。我解释说我并不完全指选票。选票本身并不是要考虑的事，但是公众的愿望却是确实需要考虑的事。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嘛。看来公众似乎反对这项计划。

“公众，”汉弗莱爵士说，“是无知而且正被引入歧途。”

“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是公众把我选出来的。”一阵异乎寻常的沉默。

接着汉弗莱爵士说下去，“大臣，不到一星期这阵风就吹过去了。一年之后就将有一家安全而成功的工厂屹立在墨西赛德。”

“一个星期在政治上是一段漫长的时间。”[7]我回答道。

“在政府里，一年并不算长。”汉弗莱爵士回答道。

我开始生气了。他也许是在政府里。我可是干政治的。首相是不会高兴的。

随后汉弗莱又试图说我把党放在国家之上。又是老掉牙的陈词滥调。我叫他去找个新的说法。

伯纳德说，也许可以把新的陈词滥调说成是一种词语上的矛盾。谢谢，伯纳德，多谢你帮忙！

我再次想使汉弗莱明白事理。“汉弗莱，”我说，“你什么也不懂，因为你过着有保障的生活。我要生存下去，我可不想惹怒首相。”

他很怨恨，而且话里很带侮辱味道，“您就非得热衷于沿着那根油腻腻的木杆爬上去吗？”

我毫不回避地面对这个问题。“汉弗莱，”我解释道，“这根油腻腻的木杆很重要。我非爬上去不可。”

“为什么？”

“因为，”我说道，“木杆就在那里。”

6月11日

今天《泰晤士报》上有一篇令人吃惊的报道，消息泄漏了。

汉德逊报告

为丙醇辩白

我大发雷霆。

我问伯纳德，《泰晤士报》怎么会在我们之前知道汉德逊报告的措辞。

“是泄漏了消息，大臣。”他解释道。

这孩子是个傻瓜，显然是泄漏了消息。问题是泄漏了消息？细想一下他也许不是傻瓜。或许他是知情的。他只是不能说或者不肯说而已。

“文件上面注明‘机密’字样。”我指出。

“至少没有注明‘内部传阅’。”他说。〔“内部传阅”的意思是昨天已见报。“机密”的意思是直到今天才见报——编者。〕

我决定要迫使伯纳德作出正确回答。“泄漏了消息？是汉弗莱吗？”

“喔，”他说道，“我确信他没有。”“你能肯定吗？”我尖锐地问。

“唔……他大概没有。”

“没有吗？”我以极其尖锐的口气问道。

“唔，”伯纳德局促不安地一笑，“可能是别的人。”

“泄漏消息是不光彩的事。”我对他说，“而且人们认为是政治家泄漏了消息。”

“可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不是吗？”伯纳德谨慎地说。

“我认为，”我以责备的口气说，“别人为了反对我们而泄漏出去的消息远比我们泄漏出去的消息多得多。”

然后我仔细通读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我几乎可以听到汉弗莱在口授其中的一些词语：“由于在政治上没有胆量而拒绝了英国化学公司的建议……”“哈克别无选择”等等。

十分清楚，通过这次泄漏消息事件，汉弗莱认为他现在已经使我对这项计划负有责任了。好吧，我们走着瞧吧。

6月14日

我于星期天得到一份汉德逊报告的抄件。只比《泰晤士报》拿到的那份晚一天。不错。

报告使我无法摆脱丙醇计划。至少目前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报告说这是一种十分安全的化学品。

而另一方面，《泰晤士报》却没有使我承担上什么责任。这其实只是非正式地泄露了一份报告草稿内容而已。

沃利·麦克法兰爵士是我当日约见的第一个人。汉弗莱也来了——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呀！而且他们两人看来都异乎寻常地高兴。

我请他们坐下。接着沃利爵士开始“打球”。“我从报上看到，”他说，“汉德逊报告明显地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想他大概仍然以为我是站在他一边。不，汉弗莱肯定事先已指点过他。所以他假装他以为我仍然站在他这一边。

我不表。“是的，我也看到那一点了。”我以厉害的目光盯着汉弗莱看。

他不自在地在座位上转来转去。“是呀，那委员会就像漏斗似地把消息泄露了出去。”他说。我仍然盯着他看，但不答他的话。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罪人。他厚着脸皮说下去：“大臣，所以现在已经不存在拒绝批准办新工厂的真正理由了。是吗？”我仍不表。“我可不知道。”

沃利爵士开口了。“瞧，吉姆，我们为这合同干了两年。它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是董事长，我有责任——我本人作为化学家我还要告诉你，介二氧芑是完全安全的。”

“为什么你们行家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呢？”我冷冷地诘问道。

“为什么你认为，”沃利爵士激动地反诘道，“你越不内行就越可能是正确的呢？”

我不是行家。我从来没有自称是行家，我就这样说了。“大臣们不是行家。大臣们受命来负责恰恰就是因为他们一窍不通……”

“你承认了这一点吗？”沃利爵士高兴地插话。我想是自己说话不慎陷了进去。

我坚持说下去，“大臣们对技术问题一窍不通。大臣的职责是考虑广泛的国家利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本人还不能表。”沃利爵士站了起来，发火了。（我觉得次序颠倒了。）“别胡扯，哈克，”他勃然大怒，“这是个错误的决定，而且你是明白这一点的。

这是懦弱、求饶、胆怯。”我也光火了，也站起身来。“我不是懦夫。”“坐下！”他杀气腾腾地低声说道。他眼中冒着怒火，大有大打出手的架势。我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就坐了下来。

他狂怒了。说话时唾沫四溅，遍布在我的办公桌上。“你以为你会失去那几个选区中见识不多的傻瓜的那几百张可怜的选票吗？真可悲。”

“这是政治。”我解释道。

“一点不错，”他鄙夷地表示同意我的话，走到门口，然后转过身，“我要打电话给工业国务大臣。如果你阻挠这计划，我就准备辞职。”

他大踏步走了出去。

我们大家彼此面面相觑。

过了一会儿，汉弗莱爵士开口了，“您对方才情况有何感想，大臣？”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我漠然处之，尽量轻松地回答道，“我们只是得再请一位新董事长罢了，就这些。”

汉弗莱表示疑。“再请一个？再请一个？世上再没有别人肯来担任这个职务。没有人想当国营企业的董事长。这意味着声名毁于旦夕。他们还不如在开始工作的那天就接受一大笔离职金为好。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我仍旧漠然处之。“我们总会找到人的。”我以信心十足的口气说，其实自己并不感到有什么信心。

“是呀，”汉弗莱表示赞同，“找个无足轻重的无用之辈或者什么美国老头。”

“不一定。”我回答道。

“喔，不一定吗？”汉弗莱爵士问道，“当我们为了政治上的原因阻挠他的前任作出一项正确的商业方面的决策从而迫使其辞职时，您怎么能指望工业部去找个合适的接班人呢？”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去谈这一切。“我别无选择。”我简单地回答。

汉弗莱爵士想要奉承我，“大臣，”他甜言蜜语道，“当大臣的想干什么都可以干呗。”

“不，”我解释道，“这是人民的愿望。我是他们的领袖。我必须跟着他们走。我不感到内疚。我的双手是干净的。”

汉弗莱爵士站起身来，冷冷地说道，“我本该想到，当一个人攀爬油腻腻的木杆时要保持双手干净是无比艰难的。”接着他大步走了出去。

今天早上我真的赢得了朋友，感化了人。

我仅剩下忠诚的老朋友伯纳德了。

我们坐下思考今天早上的决裂会引起的各种可能性。显然我们必须避免沃利公开起哄。我们必须阻止他在《全景图》电视节目中接受采访或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谴责我们进行政治干扰。

我实在进退维谷。如果我阻拦这项计划，《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会说我是卑鄙的政治懦夫。如果我放手让他们去干，《每日镜报》和《太阳报》就会说我杀害未出世的胎儿。我只会输。

唯一的出路取决于汉德逊报告是否对介二氧芑的安全提出任何可疑之点。但却没有。我仔细地看过内容了。

另一方面——我突然明白——还没有别人看过这份报告。因为报告尚未定稿。这只不过是报告的草稿。

明天我要对伯纳德谈起这件事。恐怕结论是：趁时间还来得及，去会见一下汉德逊教授吧。

6月15日

今天早上在我们的每天工作日程会上，我问伯纳德，汉德逊教授是否剑桥出身。

伯纳德点点头。

“他是哪个学院的？”我随便问问。

“英皇学院。”伯纳德说，“怎么啦？”

我不想再去谈它了。“好奇罢了——想知道一下是不是我过去学习的学院。”

“不对！您过去不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吗？”他问道。

“是呀，我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我觉得自己在骂自己软弱无能！我实在应该坚持点！

我要伯纳德把他的档案拿来给我看，还要了一本剑桥的电话簿。

伯纳德鼓起勇气说，“大臣……”他紧张地开始说话，“您肯定意识到……当然并不是说您有这种目的……但是，唔，要想对这种性质的独立调查报告施加影响会是非常不适当的。”

我完全同意这会是非常不正当的。事实上，这是不可思议的。

“不过我刚才正在想，我们是否去和我的老朋友，英皇学院的院长克赖顿一起喝茶。”我要伯纳德打电话给他。

伯纳德照办了。

“再说，”我又说道，“有知道？汉德逊教授也许很可能顺便来和他的院长一起喝杯茶。这就成了一次令人愉快的巧合。不是吗？”

伯纳德只考虑了一刹那，也认为如果他们两人在同一学院工作，这事是十分自然的。

“巧合没有什么不正当，不是吗，伯纳德？”

他面无表情地说道，“巧合怎么会是不正当呢，大臣？不正当要有意图，而巧合则没有。”

备忘：我必须学会用较长的词语。

6月18日

我在剑桥过了非常满意的一天。

我和在英皇学院的老朋友克赖顿一起喝茶。他现在是贵族了。

在学术界过着很轻松的生活。

我问他从下院转到上院是什么滋味。

“就像从动物界走到了植物界。”他回答道。

由于一种奇妙的巧合，汉德逊教授在事先已被邀请来喝茶。克赖顿为我们进行介绍。

汉德逊看来有点吃惊。“我得说，我没有预料会见到大臣。”他说道。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出奇的巧合。

克赖顿显得很吃惊，问我们彼此是否相识。我说明我们从未见过面。不过汉德逊正在为我的部写一份报告。

克赖顿说这倒是十分凑巧。汉德逊和我都一致认为这是一次令人惊讶的巧合。

接着我们都定下心来。后来谈到格雷侯爵[8]时，汉德逊说，我一定对他的报告草稿感到非常高兴。

我向他保证我很高兴，确实很高兴，我也赞扬了他的艰苦工作。他谦虚地——而且实事求是地——承认大部份的艰苦工作是由华盛顿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做的。

我问他以前写过政府工作报告没有。他说他没有写过。于是我对他说，他的名字将永远和报告联在一起，叫做“汉德逊报告”。

“真是流芳百世。”我说道。

他看来很高兴。他笑了笑，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然后我直攻要害。“可是，”我漫不经心地说，“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便停下来不语。

他立即心慌意乱起来，“出差错？”他眨眨他那藏在学者的角质大眼镜架背后的带书生气的小眼睛。

“我的意思是，”我严肃地说，“万一介二氧芑不像你所说的那么安全咋办？这是你的职业——你倒是挺有胆量的。”

汉德逊教授现在变得十分担心。他显然决不要当勇士。他还因为不大领会我的要旨而感到迷惑不解。“我不明白，”他说道，

“对介二氧芑所做的规范检验没有一项显示它是有毒的。”

我迟疑不语，以便提高效果。然后说道，“没有一项规范检验显示有毒，不错！”

我又不说话了。而他却在默默地惊慌失措。

“您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用一种高度窒息似的声音说话，那声音听起来完全不像是这位个子高大、宽额大脚的人发出来的。

我拿出我的小笔记本来帮助记忆，“有趣得很，”我说，“我刚才在来这里的火车上做了一点笔记。当然，你知道我并不是生物化学家，但据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报告上剩下几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他琢磨这事，“唔……”他后说了，但又停住不说下去。

我继续说下去，“有些证据没有结论，有些调查结果有问题，而数字则可作别的解释。”

汉德逊想搞懂所有这些话的意思。然后他说道，“但是所有的数字都……”

我打断他。“一点不错！不同的结果要在较长的期间，从更广泛的和更详细的研究中才能获得。”

“唔，很显然……”他开始说话。

“是的，”我坚定地说，“你知道，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差错——即使是在十年后的一种延迟效应——唔，新闻界会立即指出你的报告，如果发现你为一家跨国药物公司做过实验室试验……”他吓坏了。“但那是十五年前的事。”

“十四年，”我指正他。（这条非常有用的信息是在他的档案中找到的。）“你知道新闻界是怎么回事——无风不起浪呗。即使没有真凭实据，这也可能是套在你的腕子上的沉重负担。”我看得出来，汉德逊动摇了，所以加大压力。

如果的确出了任何差错，通俗报刊就会毫不留情地刊登出这样的标题：“汉德逊报告的牺牲者的死亡痛苦。”

汉德逊双脚颤抖，他正处于恐怖状。“是，是，唔，我，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意思是，我无法改变证据。介二氧芑是一种安全的药物，报告必须这么说。”

他绝望地看着我。我小心翼翼地避免掉入陷阱。我不打算告诉他在他那份独立的报告中该怎么写，以致于犯根本性的错误。

“的确如此，”我附和道，“的确如此，我看得出你别无选择。”说完，我离他而去。

就在我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再去倒茶的时候，我看到亲爱的老克赖顿悄悄移到我的座位上，递给汉德逊一块奶油松饼。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要对汉德逊说：你得担心的只是结论部分的措词。新闻界从来只看这一部分。

当时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就现有证据而言，委员会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进行下去。”

我确信克赖顿会提出某种绝妙的措辞来取代它。我也同样确信汉德逊会采纳他的建议。

6月22日

胜利了。

今天我拿到了汉德逊报告的定稿。除了对后一段作了极其轻微的变动外，一切都照旧。

虽然委员会就现有证据还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进行下去，但应该着重指出，介二氧芑是一种比较新的化合物。进一步的研究可能发现此种物质会危及健康。如果否认这一点就是不负责任的。

我立即打电话给伯纳德，叫他向新闻界发布这份报告。

接着我取消了今天所有的约见，坐火车到利物浦去。那里有一次新的抗议活动即将举行。新闻处通知了报纸、电台、电视台——就在这光荣的一刻，电视显示我在会上对一批兴高采烈的欢呼的群众宣布，我不会批准英国化学公司生产丙醇。

在下届大选中，我们在这四个边缘选区中算是赢定了。

今晚回到家中，我看见沃利爵士在《新闻之夜》节目中露面。他没有提辞职的事——他当然不能这么做，因为他完全中计了。

他简单地发表了一项声明，如果汉德逊报告对介二氧芑的安全表示疑是正确的，显然就不可能考虑在墨西塞德生产了。

6月23日

我从来不曾见到过汉弗莱爵士像今天那样对我发火。

“您觉得自己像个英雄吗？”他问道。

“是的，”我答道，“十号会高兴的。”

“恐怕这是我见到过的糟的政府决策之一。”他咆哮道。我对他这种公然无礼的度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这也许是我作出的出色的政治决策之一。”我信心十足地回答道。

伯纳德沉默不语。

“你是怎么认为的，伯纳德？”我问道，存心叫他不好受。

伯纳德显出绝望的样子。“我想……把一切都记在心里……而且，啊……经过适当考虑，还有，唔……嗯……换句话说，事实上我一定会说……您在电视上的风采好极了，大臣。”

欣赏过伯纳德局促不安的样子之后，我转向汉弗莱。“啊，顺便提一下，”我问道，“我们能否给汉德逊安排一个高级英帝国勋爵士或者大学副校长职位或者别的什么吗？”

汉弗莱大吃一惊。“当然不行！他完全不可信任，也完全缺少判断力。我仍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在结尾一段对整个报告表示疑。”

“因为，”我不加思索地回答道，“他有卓越的判断力、高大的身材[9]和巨大的魅力。”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

汉弗莱也意识到了。“我原想您说过您以前从未见过他。”我一闪念回答道，“高水平的知识。”

汉弗莱没有受骗，“还有魅力呢？”他尖刻地问道。

我几乎被他难住。“他……呃……他写得很有魅力，”我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道，“不是吗，伯纳德？”“是，大臣。”伯纳德顺从地回答道。

汉弗莱爵士的面色耐人寻味。

[1]原文为Baby-kissing，指政客为获取选票而笼络人心——译者。

[2]二氧芑（qǐ），即二恶英（dioxins），是一组高毒性化合物的总称——Ken777注。

[3]“地球之友”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一个组织——译者。

[4]议会私人秘书，指协助大臣尤指在大臣与后座议员间起联络作用的后座议员——译者。

[5]英语中“化合物”和“复”字是同一个词——译者。

[6]宝训：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是耶稣在山上对其门徒的训话。——译者

[7]原话是当时哈罗德·威尔逊先生说的。哈罗德·威尔逊（1916－ ）英国工党领袖，两度出任英国首相：1964－1970，1974－1976——译者。

[8]Charles Gray, and Earl（1764－1845）辉格党的领袖，著名的英国政治家，毕业于剑桥大学——译者。

[9]原文stature本义为“身材”，也含有“水平”的意思——译者。

12．你认识的恶魔

7月1日

同欧共体打交道真难，实在叫人受不了。几个月来，我一直协同行政事务部设法使所有行政部门集中订购一大批文字处理机。这样可以改变目前白厅各部门零敲碎打地订购各式各样文字处理机的无谓做法。

如果我们在行政事务部为所有部门集中大量订购，这笔钱就大得足以使联合王国的制造厂商在系统开发上进行适当的投资。

近日来，我们已经成功在望，几个月来耐心的谈判即将得到报偿了。我已经准备好，要向新闻界发表重大新闻。我似乎可以看到这样的大字标题了：“哈克对现代技术的巨额投资”，“吉姆对英国工业所投的信任票”，“吉姆说：英国有能力制造”。

可是今天上午，我们又接到设在讨厌的布鲁塞尔的混账欧共体的混账指令，说是一切欧共体成员国务必死扣某些麻烦的欧洲文字处理标准。因此我们必须把一切事情暂时搁下，以便在即将于布鲁塞尔召开的欧洲文字处理会议上，在规划方面同一大批欧洲文字处理委员会进行协调。

我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一切。我详细谈了到目前为止的整个情况。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仅仅坐在那里，每隔一会儿说道：“是，大臣。”和“是这样，大臣。”一点也帮不了忙。

最后，我听厌了自己的嗓音。〔难道这仅是头一回吗？——编者。〕我便要求汉弗莱在讨论中起点作用。

他叹了口气说道：“好吧，大臣。恐怕这是我们假装欧洲人而免不了的惩罚吧。说真的，我充分理解您对欧洲所怀的敌意。”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汉弗莱完全不得要领。我又作了一番解释。

“汉弗莱，”我慢吞吞而且耐心地说道，“我可不像你那样，我是亲欧洲的，我只不过是反对布鲁塞尔罢了。看来你倒似乎是反对欧洲而亲布鲁塞尔的。”

他回避这个问题，假装自己对欧共体没有意见。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小人。他说道：“大臣，我不亲也不反对。本人无非是让大臣把他们考虑的结果倾倒进去的‘恭顺的容器’而已。不过，无疑可能讨论的是：考虑到整个欧洲理想之荒谬，事实上布鲁塞尔是在尽力为无法为之辩护的事进行辩护，并去推行无法进行的工作。”

我告诉汉弗莱他是在胡说八道，虽然我不想使人听来感到浮夸，欧洲理想其实是克服狭隘的民族自身利益的莫大希望。

他对我说我的话听起来毫不虚夸，只不过略欠确切罢了。

于是我再次向“恭顺的容器”解释道，欧洲是由一个不同国家为了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的共同体。

他格格地笑了。我问他是否能让我和伯纳德分享他的乐趣。

他是在嘲笑共同体是联合一致的这种想法。“请客观地看一下吧，”他说道，“这是一场为国家利益而玩的游戏，过去也一直是这样玩的。”

我不表示同意，我提醒他，我们是为了增强自由国家之间的国际兄弟般的关系而加入共同体的。汉弗莱又格格地笑了。这实在使人感到非常困窘。接着他开始告诉我，他自己对此的理解——它使人更为困窘了。

“我们加入，”他说道，“是为了压法国人，使他们和德国人疏远。法国人加入是为了保护他们效率低下的农民不在商业竞争中吃亏。德国人加入是为了洗刷他们灭绝种族大屠杀的罪行并申请重新加入人类的行列。”

我对汉弗莱说他那骇人听闻的挖苦话使我大为震惊。我无法对他说的话真正加以驳斥，因为我有点不自在地感到他的话不无道理。我说道，“至少小国不是为了自身利益才加入的。”

“啊，不错，”他回答道，“卢森堡是为了赏钱才加入的——所有的外国钱财都滚滚流入了这个欧共体的首都。”

“尽管如此，它的地理位置作为首都十分合理。”我争辩道。

他笑笑。“把政府设在布鲁塞尔，国会设在斯特拉斯堡吗？这就像把首都设在伦敦，把下院设在斯温登，把行政部门设在凯特林一样。”

“如果情况是这样，”我固执地说道，“其他国家也就不会想要加入了。”

“比如说？”

“唔，就拿希腊人来说吧。”

汉弗莱爵士靠在椅背上，一副沉思的神。“其实，”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觉得很难理解希腊人，尽管我对于外国人的态度很开明，这是你知道的。（他丝毫没有自知之明，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希腊人想从中得到什么呢？——一座橄榄山和希腊葡萄酒湖？”他望着我的脸，不无歉意地说道，“对不起，大概您有一些好的朋友是希腊人吧。”

这种挖苦的废话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设法扩大讨论范围，看一看共同体的真正问题所在。“布鲁塞尔的问题，”我开始发言，“不在于国际主义，而是官僚主义太严重。”

汉弗莱再一次打断我，我说不下去了。

“可是您难道看不出，”他坚持己见，“官僚主义就是国际主义的后果吗？否则为什么一名英国专员会有一名法国局长成为他的直接下级。而法国人下面又有一名意大利科长得向他汇报工作。如此等等，一路下去。”

我被迫附和他。“我同意。”我说。

“这是巴别通天塔[1]。”他说道。

我再次被迫附和他。

“我同意。”我说。

“事实上，情况比这更糟——就像联合国一样。”他补充了一句。

我别无选择，只能第三次附和他。“我同意。”我说。

我们两人都不说话了，彼此瞧着。我们谈到哪里了？作出什么决定了？接下来谈什么？

伯纳德出来解围了。“这么说，也许——如果允许我插句话——也许事实上你们二位意见是一致的。”

“不，我们并不一致！”我们异口同声说道。

这一点是肯定的。

“布鲁塞尔真是一团糟，”我说，继续发挥我关于官僚主义如何破坏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论题。我提醒汉弗莱说，典型的共同市场官员据说要具备意大利人的组织能力，德国人的灵活性和法国人的谦和。他在这上面还加上比利时人的想象力、荷兰人的宽厚以及爱尔兰人的智慧。后，他还另外加上安东尼·威奇伍德·贝恩先生的欧洲精神。[2]

“现在，”我作结论说，“他们都想搞糟我们出色的文字处理计划，而这计划完全符合英国的利益以及我的利益。”

“当然，”汉弗莱补充说道，“这完全是同一回事。”

我盯着他看，问他是否有意讽刺我。他不承认，我接受了他的否认（尽管不太相信）并继续探讨我关于布鲁塞尔的问题出在哪里的理论。

布鲁塞尔的官僚如此无可救药不仅是因为他们管理一个国际组织有困难——而且因为这是一份美差。

“一份什么？”伯纳德问道。

“一份美差，”我重复一遍，同时对自己的话题谈得越来越起劲，“他们全都吃法国红酒和鱼子酱过日子。每个办公室里都放着成箱的酒。乘坐有空调的梅塞特斯高级轿车，还有私人飞机。每个官僚都把他们的猪嘴伸进饲料槽，大多数人连前蹄也伸了进去。”汉弗莱跟往常一样赶紧为官僚辩护。“请允许我持不同看法，大臣。”他以责难的口气说道，“在布鲁塞尔有的是努力工作的公务员。他们得忍受无数次筋疲力尽的旅行和冗长乏味的接待。”

我心想，干掉那么多烟熏大马哈鱼和硬灌下那么多香槟酒，的确是冗长乏味得可怕。

“无论怎么说，大臣，”汉弗莱继续说道，“您错怪了人。”他在说些什么？我摸不着头脑。

“我了解，”他往下说，“是您的一位内阁同僚把您的整批购买文字处理机的计划预先捅给了布鲁塞尔，所以这道指令才来得这么快。”

无怪乎我不知所云。原来他又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了。跟他说话真会把人搞糊涂了。

难道不是这么一回事吗？又被出卖了？而且是被一名内阁同僚所出卖！〔还会是谁？——编者。〕不必悬赏就能猜到是——巴兹尔·科伯特！我一想起巴兹尔·科伯特，就真的对犹大·伊斯卡里沃感到热乎乎的。〔巴兹尔·科伯特是另一个个子高大，出身名门，目光凝视，口齿不清的政治家。常常在嘴里叼着烟斗，这样人们就会感到他“可靠”——编者。〕

“是科伯特吗？”我问道，虽然我心中有数。

汉弗莱稍微点点头，以表示的确是被这位负责贸易与工业的国务大臣狠狠地踢了一脚。

我无法抑制怒火。“他是个大逆不道、不忠不义、骄傲自大、顽固不化、爱出风头的小人。”汉弗莱盯着我瞧，一言不发。我误解了他的度，“汉弗莱，要是这话听起来太粗暴，我感到抱歉。”我补充说。

“正相反，大臣，”汉弗莱回答道，“您的话跟他的常任秘书的话相比之下，这可算是一曲宽宏大量的颂歌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科伯特要这样对我下毒手——好吧，毫无疑问，时间会说明一切的。

7月2日

我不必久等就得到了答案。今天的《旗帜报》刊登了重要而可能令人担忧的消息。

内 阁 改 组

本报政治编辑部

据说在本届会议结束前，首相将宣布重要的内阁变动。据传巴兹尔·科伯特将……

又是巴兹尔·科伯特。只要那个人出现在靠近我的任何地方，我就会感到如芒刺背。

我怎么会对这次即将到来的改组一无所知？而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我问汉弗莱这事是否确实。

他当然避而不谈。“大臣，我不过是一名卑下的文官。我不会在诸如内阁大臣和报界人士这样的上层圈子里活动。”我坚持问：“传说可靠吗？”

“可靠。”

他直言不讳！我有点吃惊。“你不在这样的上层圈子里活动怎么知道的？”我问道。

“我的意思是，”他解释道，“的确有这样的传说。”

我感到焦灼不安。至今仍然如此。一次改组。这里面充满了弦外之音。我执掌行政事务部时打算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还没有着手呢。

我开始向汉弗莱解释这一点。他指出在改组中我应该是不会动的。我想他这样说是要我放心。不过也许他是想说我的事业没有进展——而事业应该是有所进展的。

我问他是否讲心里话，他再次闪烁其词。“至少不会倒退。”他说道。

倒退？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倒退呢！也许他此刻根本没有在闪烁其词吧。

“呃，”我小心翼翼地冒昧问道，“请告诉我——我的意思是说——我干得还可以吗？”

“是，确实不错，大臣，”他圆滑地回答道，“您干得不错。”我不能用他的话来和他争论——唔，其实这就是我要讲的话！不过他说这话口气之中似乎有些迟疑。

于是我朝向伯纳德，更加肯定地说道，“我们干得不错，不是吗，伯纳德？”

“是，大臣。”就这么三个字。看来不像再有什么其他鼓励的话了。

我觉得只有靠自己来辩护了。天晓得为什么！“是的，”我说，“是的，我的意思是，也许我算不上政府中取得出色成就的一员，可是我并没有失败，不是吗？”

“没有，大臣。”伯纳德说道。我觉得他的话中有一点恭敬之意。我等待着。要是我等待着他说恭维话，我就不是人。伯纳德终于开口了，“嗯——您干得……不错。”这是真话吗？如果是，他指的是什么呢？

我好像处于别人口诛笔伐的痛苦之中。“毕竟，”我说道，“我在某些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如果马丁到财政部去，我就有了执掌外交部的微弱希望。”

我歇口气。没有人开腔。过了好久，汉弗莱才明白无误地说道，“也许有可能。”

“你的口气不那么肯定。”我指责他道。

他值得赞扬地为自己辩解道：“我并没有把握，大臣。”盯着我的眼睛瞧着。

我心慌意乱了。“为什么没有把握？你听到什么了？”

他和平时一样镇定。“没有，大臣。我向您保证。所以我才没有把握。”

我拣起那张讨厌的报纸，盯着它再看了一眼，然后把它扔在地上。

“那么，”我忿忿地问道，“《旗帜报》的鲍勃·卡弗怎么对这次改组会都知道，而我们却一无所知？”

“也许，”汉弗莱猜测道，“他得到首相的耳朵。”[3]

这是明摆着的——我被迫附和。“不错，”我说，“大家都知道他是首相口袋里的人物。”[4]

伯纳德来劲了，“这样说来，首相的耳朵一定是很大的了。”他说道。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决定不再为这事担心，我也不再提起这事了。

为这事担心是杞人忧天。反正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但是。

于是我简单地谈了一下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文字处理会议的事。汉弗莱希望我们去参加，但这次会议也许是在内阁改组之前举行的。

我问汉弗莱，他是否知道什么时候改组。这件事毕竟对我计划要做的事有相当的影响。

汉弗莱的回答就像平时那样毫无用处。他说些这样的话：“我没有参与首相筹划改组内阁的机密，就算确有改组内阁这回事的话。因此我也不知道改组的预定日期，假如确有那么个日期的话。从而我认为您必须在假定没有改组这回事的情况下行事。并据此为自己或者为继任者作出安排，假如确有人来接替您的话。当然，可能不会有人来接替您的。”

我决定不为所动，以防万一。这种事我以前见过。现在不是傻乎乎地出国游山玩水的时候。你一天不在其位，第二天就被炒鱿鱼了。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的谈话中）回忆道：

我对那次相当紧张的讨论记得很清楚，哈克何止六七次对我们说他不为改组的事担心。为这担心是忋人忧天。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

然后他大啃指甲。

在他离开办公室去下院的路上，我劝他不要老牵挂着改组的事。

他大光其火，“我心里并没有牵挂它，”他说，“我已经不去想这件事了。”

他离开时，欲行又止，转过身来对我说，“伯纳德，6点钟我们在洗牌室——呃，纸牌——喔，下院碰头。”

〔到了下星期，汉弗莱爵士和阿诺德·罗宾逊爵士（内阁秘书）在文学俱乐部举行了一次会晤，后来伯纳德·伍利也参加了。汉弗莱写了一份备忘录。这份材料后来在瓦尔塞姆斯托的行政事务部人事档案中找到了——编者。〕

我和阿诺德开了一次会。他声称他无法把即将实行的改组详情告诉我。他说他只不过是一名内阁秘书，不是《旗帜报》的政治编辑。

不过他透露布鲁塞尔问起过哈克是否有意担任下一任的专员。似乎他想当就可以由他来当，他是亲欧洲派。

B.W.[5]和我们一起喝咖啡，阿诺德问他，要是来一位新大臣，他意下如何。使我吃惊的是B.W说他将感到很遗憾。

当然，私人秘书常常对大臣们表示十分忠心。但这种感情必须严格控制。对阿诺德爵士承认自己有这种感情不利于B.W.的事业。

接着，他错上加错，说我们都应怀念哈克的。因为他开始抓得起工作了。

我立即打发他回家。

后来我私下就改组这个问题的原则要点对他作了解释。我要他牢牢记住。

1）大臣能抓得起工作是件麻烦事。因为：

（甲）他们会有主张；

（乙）他们开始明白事实真相了；

（丙）他们会问你六个月之前他们指示你去做的事完成了没有；

（丁）如果你对他们说某件事是办不到的，他们会找出你先前写的请示报告，在其中你说过这事好办。

2）大臣们离任后，我们可以把过去的事忘掉。重新开始在新学生身上用功夫。

3）首相们喜欢改组——使每个人措手不及。

4）大臣是唯一害怕改组的人。

B.W.说，如果大臣们固定不变而常任秘书们轮流换班那才有趣呢。我想他这样说只不过是气气我。他必须意识到这样的安排会从根本上破坏使英国能有今天的体制。为了稳妥，我指示B.W.牢记下列三点：

1）权力与居官时间成正比例；

2）不久居于位使人无能为力；

3）轮流（上台）等于（权力）阉割。

谈到这些，我认为也许伯纳德不久应被调任新职。

〔次日，汉弗莱爵士从阿诺德爵士那里收到一张便条，其中包含一条关键的信息——编者。〕

亲爱的汉弗莱：

不要过早取出香槟酒，如果哈克接受布鲁塞尔的职位，我遗憾地告诉你，你可能会得到B.C.[6]

永远是你的，

阿

7月8日

〔哈克自然对上述信息一无所知。再下去仍是他的日记——编者。〕

7月9日

仍然没有改组的消息。

我一直坐到很晚，审阅红盒子里的文件。今晚共有三个盒子。

报上仍然连篇累牍报道有关改组的传言。今晚安妮问我这些传言是否可靠。

我对她说，我不知道。

她感到吃惊。她认为我是阁员，一定知道情况。而我们却是后知道情况的人——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

安妮提议我去问首相，可是显然我不能去——这样会使我显得自己地位不稳。

我向安妮解释道，麻烦就在于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好消息。我不知道自己会升官还是降职。

“或者就像往常一样转来转去兜圈子。”她说道。

我相当一本正经地问，她认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她说：“我认为你干得不错。”

“但是否干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她答道，“你说呢？”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你说呢？”

我们坐着相互对视。多难说呀。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也许首相会认为我过于成功了，已对他的领导权构成一种隐患。”

安妮本来在看书，此刻抬起头来，眨眨眼。“你？”她问道。

我本来并没有真正说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不过她如此吃惊的样子使我不太愉快。

“不，”我解释道，“是马丁。但他有我支持。所以，如果首相要排斥硬挤进来的人，如果马丁不能有把握地被撵走——他是撵不走的——外交大臣是撵不走的——那末……显然我就是要被降职的人了。你明白吗？要孤立马丁。”她问我可能被派到哪里去？“那好办。枢密院长、掌玺大臣、艺术部长、体育部长、负责干旱水涝的事——毫无用处的、有名无实的职务有的是。而巴兹尔·科伯特一心要坑害我。”我提醒安妮。

“他存心要坑害所有的人。”她指出。这话不错。

“他是个花言巧语、目光冷酷、顽固不化的两面派小人。”我说道，亟力想把话说得公正。

她迷惑不解了，“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得意？”

“因为，”我解释道，“他是个花言巧语、目光冷酷、顽固不化的两面派小人。”

他的电视形象也不错，又得到基层党的支持。（虽然所有的下院议员都讨厌他。）他不知怎么地居然哄得公众相信他是诚恳的。

他的强大、管用的武器是双肘。我必须把科伯特挤掉，否则他就会把我挤掉。我向安妮解释说，双肘是政治家军械库中重要的武器。

“而不是正直。”她说道。

我担心自己会一直笑得哭出来。滚滚热泪流在我脸上。我过了五分钟才喘过气来——更令人觉得滑稽可笑的是，安妮困惑地瞧着我，好像我已经发了疯。

我还没有真正喘过气来，电话铃就响了。使我大为惊奇的是，电话是加斯通·拉罗西——从布鲁塞尔打来的。

“晚上好，commissionaire（专员——法语，看门人——英语），”我说。也许我应该称他为commissioner（专员）才对。

他来电话问我要不要让人家把我提名为欧共体的专员。我对他说，我感到荣幸，但我还得考虑一下。谢谢他想到我，等等。我问他十号是否知道此事，他闪烁其辞。但终还是说他们知道。

〔多年以后在加斯通·拉罗西的文件中找到的这次电话记录表明：他并非故意闪烁其辞。哈克想炫耀自己通晓各国语言，问他Numero Dix是否知道这个建议。而开头拉罗西却没有把Numero Dix作为唐宁街十号来理解——编者。〕

这是什么意思？

我和安妮讨论这件事，显然，正如安妮指出的那样，这意味要到布鲁塞尔去过日子了。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真正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是十号把我悄悄打发走的阴谋吗？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是不是一种暗示？是不是首相给我一条保全面子的出路？如果是这样，唐宁街十号为什么不曾对我说过？要不然，难道首相同这事毫无关系吗？总而言之，难道是冒出了这么个空缺吗？这是一种殊荣——不是吗？为什么我的一生中总是充满无法解答的问题呢？接着安妮想起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差使好不好？”

我摇摇头。“这是个可怕的差使。就英国政治而言，意味着我快完蛋了。比封为贵族还糟。我彻底失败了。迫使你去组织新党，设法卷土重来。”安妮问道，这个差使是干些什么的。

我开始把工作内容一一罗列出来，“唔，”我对她说，“你置身于极可怕的欧洲官僚主义之中。这是一份大肥缺。年薪五万镑。可以报销二万镑。香槟酒和龙虾、宴会、出国访问、豪华旅馆。大型高级轿车和司机还有私人飞机……及午休。周末到克诺克—累—苏特海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真是奇怪，你怎么会说了许多话而自己却一点也听不到——听不见你话中的含意。

“也许，”我作结语道，“我们应该到那里去看一下。”

安妮看来抱着很大的希望。“为什么不？”她说道，“有时候我认为我们应该有点失败。”

7月12日

今天早上我和罗伊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当然，他对于内阁改组的事一清二楚。

我以为他也像我一样，是从《旗帜报》上看来的——其实不然。他两星期前就听到这消息了。（他为什么不对我说呢？他知道我是完全依靠他来通风报信的。）

但是他似乎以为我已经听说过了。所有的司机都知道这件事。他们是从首相的司机和内阁秘书的司机那里获悉的——这显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我随便问，他听到过什么——想通过这话暗示自己也听到过一些消息。当然，我是一无所闻的。

“同往常一样，先生，”他回答道，“科伯特很像要升官了。首相不可能忽视他，而老弗雷德——可怜的家伙，我是指劳动就业大臣——他显然会丢官——被明升暗降。”

看来他对这消息深信不疑。我问他，他是怎么知道的。

“人家重新派定了他的司机。”

“那么，有什么关于我的闲话吗？”

“没有什么，先生。”

没有什么？他是在说实话吗？肯定是有一些关于我的闲话的。我是该死的内阁一员，看在上帝的份上罢。

“不是很好笑吗？”罗伊说，“我的同伴们和我还不知道怎么来理解那种情况。”他从后视镜中狡猾地瞟了我一眼。“当然啰，您会知道自己遇上了什么事，不是吗，先生？”

他心里很明白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要不，他就是想探听一下，以便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在车队里进行交换。

“当然是这样。”我含糊地回答道。我本该到此为止，但是就像剥痂疮一样，不肯停下来。“当然啰，有时候一个人对自己的事不大有把握——这你知道，是成功还是……”他没有帮我一把，我再试一试，“你的伙计们，呃……”他打断我的话，有点赏脸地说，

“他们都认为您干得不错，先生。”又来了！

7月14日

昨天排满了会议。内阁会议、内阁委员会会议以及要求出席下院会议的紧急通知——我没有什么时间和伯纳德呆在一起，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一次真正的谈话。

可是伯纳德总是忠诚地支持我。他是个聪明人，我决定征求他的意见。

今天下午我们喝茶的时候，我对他说，我有点进退两难。

“内阁有可能改组。”我开始说话。

他格格地笑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笑。接着他道歉说，“我非常抱歉，大臣。我还以为您是在做……请说下去吧。”

“伯纳德，我是对你私下说的，有人同我接触，要我到布鲁塞尔去当英国派驻欧共体的专员，这就使得情况复杂化了。”

“真是太好了，”伯纳德说道，“在内阁改组中有应急的王牌可打总是有好处的。”

“但这真的是好事吗？”我抓住他这句话问道，“那便是我的难处了。”他不说话。我问他，我作为行政事务部的大臣，他是否真的认为我干得不错。

我大概是希望得到高度的赞扬的。“极好”该是适当的回答。而事实上伯纳德只点点头说道，“是的，您干得不错。”

看来没有人准备在我的工作表现上作比这句话更进一步的表了。真是相当令人泄气。我没有取得辉煌的成就不是我的过错。汉弗莱在那么多问题上一直在阻挠我。他从来没有真正站在我一边。“喂，别说假话，”我对伯纳德说，“不错，不等于‘非常好’，不是吗？”

“唔……不错。”他小心翼翼地回答。

所以我问他有没有从小道听到有关我的谣言。

他回答说，“真的，没有，”接着他说道，“只有英国驻欧洲专员发来一份电报给FCO〔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编者。〕以及有关欧洲事务的内阁委员会，说要您去当专员的主意是来自布鲁塞尔的。不过——到头来——还得由首相来任命。事实上首相已与外交大臣和内阁秘书广泛讨论过这事，并为试探您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扫清了道路。因为十号认为您会接受这样的荣誉，人们已经就您的一位同事来这儿担任行政事务部大臣试探过他本人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不无歉意地补充道，“恐怕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没有别的吗？”我以十分挖苦的口气问他。

接着我问是向哪位同事试探，要他来接替我在行政事务部的职位。而伯纳德却不知道。

可是我的根本问题实际上仍然没有解决。那就是，如果我不到欧洲去，我会被往上推还是向下推——或者干脆被撵出去呢？

7月15日

谣传内阁改组迫在眉睫。报上全是这类消息。还是没有提到我。这意味着采访议会的记者还没有听说过有关我的进退的消息。

真令人心烦意乱，我简直无法去考虑自己的大臣职责。我被自己的前程——或者说失去前程的事缠住了。我必须赶快决定是接受还是谢绝在欧洲的职务。

今天我和汉弗莱爵士开了一次会，旨在讨论于布鲁塞尔召开的文字处理会议的问题。

我一开头就向汉弗莱说我已改变了主意。“我决定到布鲁塞尔去。”我说。就像我同安妮商定的那样，想去看看。但汉弗莱误解了我的意思。

“您不是要辞去行政事务部的职务吧？”他问道，似乎很吃惊。

我颇为高兴，也许他对我的看法比我料想的要好些吧。

我消除他的苦恼，“当然不是，我是说这次文字处理会议。”看得出他放下了心。然后我补充道，“但是我要独自到布鲁塞尔去看看。”

“为什么？”他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问他。

“真的，为什么不可以呢？”他问我，“可这是为什么呢？”我对他说，我有好奇心。他同意了我的话。

然后，为自己可能离开英国，长期在海峡那一边工作留后路，我就对他说，我经过考虑，觉得自己对布鲁塞尔的批评中有点轻率，而却发现汉弗莱对它的辩解十分令人信服。

我这样说，并没像我期望的那样使他高兴。他对我说，他考虑过我的看法，他发现我对布鲁塞尔的批评很实在，也很有见识。

（果真是这个汉弗莱在说话吗？我不得不捏自己一把，以使自己确信不是在做梦。）

“您暗示过布鲁塞尔腐败，您确实使我开了眼界。”他说道。

“不，不，不。”我赶紧说。

“是的，是的。”他一口咬定。

我决不能让汉弗莱认为我说过布鲁塞尔腐败。我是说过的，确实说过。但是现在我却不那么肯定了。〔我们不能肯定哈克是无法肯定自己要不要别人引用他的话呢，还是无法肯定布鲁塞尔到底是否腐败——编者。〕我对汉弗莱说他已经说服了我。现在我看到了，相当清楚地看到了布鲁塞尔全是些有献身精神的人。他们肩负着旅行和接待的重担——需要所有这一切奢侈并且喝一点酒。

“还有香槟和鱼子酱？”汉弗莱爵士问道，“私人飞机，有空调的梅塞特斯牌轿车？”

我提醒汉弗莱，正是这些小小的奢侈品润滑了外交齿轮。

“还有伸进饲料槽的猪嘴。”汉弗莱说道，他说时并不针对谁。

我责备了他。“那并不是有吸引力的词语。”我冷冷地说。

“我非常抱歉，”他说道，“我想不起这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说我们将按照他原来的请示，于下周一起到布鲁塞尔去参加这次会议，从而结束了这次讨论。

当汉弗莱站起身子要走的时候，他问，我改变了对布鲁塞尔的看法是否完全由于他的论点起作用了。

我当然对他说是的。

他不相信我的话。“这同谣传说已向您建议到布鲁塞尔去任职一事没有什么关系吧？”

我不能让他知道他说对了。“你不该有这种想法，汉弗莱。”我说道。我想起安妮并且强忍住不笑出来。我庄重地说道：“世上还有正直这回事呢。”

看上去汉弗莱给搞糊涂了。

〔那天晚些时候，汉弗莱爵士与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在他们的俱乐部里共进午餐。他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作了如下的记录——编者。〕

我对阿诺德说，我担心的是放手让科伯特到行政事务部工作。我会把这看作极大的灾难。

阿诺德说他无法制止这一行动，内阁成员是由首相任命的。我拒绝接受这种解释——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改组是内阁秘书安排的。我就是这样说的。

阿诺德承认这一事实，但坚称如果首相真的坚持某一具体任命事项，内阁秘书只好勉强默认。

我依然深信阿诺德有权作出决定。

〔这件事一直搁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收到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一张备忘录为止。见下——编者。〕

亲爱的汉弗莱：

我一直在进一步考虑你的问题。我认为解决你的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让吉·哈去拒绝布鲁塞尔。

阿

7月19日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回复：

亲爱的阿诺德：

我认为他会去接受布鲁塞尔的职务。他说他相信欧洲理想！很奇特，不是吗？我担心他上了自己的当。

此外，我担心他认为自己在行政事务部没有取得十分成功。

汉·阿

7月19日

阿诺德的回复：

亲爱的汉弗莱：

他并没有那么热衷于布鲁塞尔，有些地方要怪你。即使在符合良好政治利益的情况下，你也一直在阻挠他。

依我看，哈克在今后一二天内会有巨大成就。

阿

7月20日

汉弗莱爵士的回复：

阿诺德：

巨大的成就？在今后两天内？什么样的成就？

汉·阿

7月20日

阿诺德的回复：

汉弗莱：

任何性质的成就，我的好伙计。随便给我提供一些情况以便呈报首相，好把哈克留在行政事务部。

另有一个机会给科伯特，那便是劳动就业部。弗雷德肯定要走了，因为他不断在内阁里睡觉——我知道他们全都这样。可是弗雷德却形成了一种习惯，一边还在说话一边就睡着了。

7月22日

今天一开始我还因犹豫不决而陷入瘫痪状。上午同汉弗莱开会时，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消息，他不承认有。我知道上星期的某一天他和内阁秘书共进午餐——阿诺德·鲁宾逊竟会什么也没有告诉他，这可能吗？

“你一定了解到了一些事情啰？”我肯定地说。

他迟疑片刻。

“大臣，我所知道的只是内阁改组肯定将于下周一宣布。您有什么消息吗？”

我想不出他是什么意思。

“关于布鲁塞尔，”他说道，“您是否要接受专员的职务？”

我试图说明我的感情矛盾。“从议员的立场来说，这个主意并不好。另一方面，从内阁阁员的立场来看，我看得出这可能是很不错的想法。但是再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说，我可以看出两方面的看法都有道理。”我无法相信自己所说的废话。汉弗莱和伯纳德可能搞不清我此刻究竟是从哪一个立场说话的。

他们只是盯着我看，沉默而又困惑。

汉弗莱随即要求我澄清一下。

“大臣，您是不是已经决定到布鲁塞尔去了？”

“唔……”我回答道，“即是又不是。”我发觉这是我多日来第一次感到快活。

汉弗莱设法帮助我清理思路。

他要我列举出利弊。

这又使我立即糊涂起来。我对他说我实在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以往的想法，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向汉弗莱提起过这一点，我想可能提起过——这全得取决于我是否干得不错。所以我问汉弗莱，他认为我干得怎样。

汉弗莱说他认为我干得不错。

我再也深入不下去了。我在绕圈子。如果我干得不错，我的意思是真的不错，那么我就留下，因我以后也会不错的。但如果我仅仅干得不错，我的意思只是恰好不错，那么我认为呆在这里就不对了——那就错了，对吗？

然后汉弗莱似乎提出一个积极的建议，“大臣，”他自告奋勇地说，“我认为，从安全着想，您需要一个个人的伟大成就。”好主意！的确不错。

“实际上是一种凯旋。”汉弗莱说道。

“类似什么呢？”我问道。

“我的意思是，”汉弗莱说道，“为了巨大的个人和政治上的成就而大大出名。”

我相当激动。殷切地等待他再说下去，但是汉弗莱突然沉默下来。

“唔……”我又问道，“你在想什么？”

“没有什么，”他说，“我正想考虑一些事情。”真是帮了大忙！我问他这种假设的胜利的目的是什么？

他对我说，阿诺德爵士指出，如果我在内阁改组之前大奏凯歌，首相就不能降我的职。

那是显而易见的。使人更加担心的是：这话意味着首相不可能提升我。

我提出了这一点。汉弗莱回答说，唉！人就该讲现实。我觉得他没有意识到他此刻的话多么无礼。

我对汉弗莱说，我要接受布鲁塞尔的职位，并结束了会议。我决定今晚和布鲁塞尔通电话，并接受任命。这样便比首相先走一着，免受在内阁中被迫降职的羞辱。

我对汉弗莱说他可以告退了，并指示伯纳德把欧洲文字处理标准化计划的细则给我拿来。这将是眼下全力以赴的工作。

这时，汉弗莱想出一个主意来。

他激动地站起身来。

“等一等，”他说道，“我有一个主意，假定您不理会欧共体而发表您自己的文字处理设备计划，并立即于今天，明天，好吧，星期一之前，与英国制造商签订金额巨大的合同，从而确保英国国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出口订单……”他看着我。

我设法重新调整我的思路。我们不是回到老路上去了吗？这正是两星期前我们接到布鲁塞尔发来的指令之前差不多就要做的事，而汉弗莱却对我说，我们必须服从布鲁塞尔的指令。

“这不是指令，”他现在才解答道，“没有经会议批准过，这仅仅是请求。”我大声说出了自己的疑惑：我们是否可以在我们的伙伴背上插一刀再把唾液吐在他们脸上呢。

伯纳德出来调解，“您无法在人家背上插一刀的同时把唾液吐在他们脸上。”我想他有意要助我一臂之力。

我越想到这件事就越看出汉弗莱的计谋是有其真正的才气的。在这个国家里和布鲁塞尔对着干是很得人心的。这会成为一篇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报道，并证明我有双肘为武器。

我对汉弗莱说这是个好主意。

“您要这样干吗？”他问道。

我不想仓促行事，“让我想想看，”我说道，“这毕竟意味着放弃……”我不知道该怎么措词。

“饲料槽？”他提议说。

“不，那不是我的意思。”我冷冷地回答道，尽管这确实是我的意思。

不管怎么说，他知道是这回事。因为他说道：“事到临头，大臣，必须把自己的国家放在首位。”总的来说，我想我是同意这一点的。

7月23日

吉姆惩罚了他们

大大激励了英国

行政事务部高领导吉姆·哈克今天拒绝了共同市场。他在一次将在全国大得人心的计划中对欧洲伙伴说，英国要在信息技术上单独干。

我拒绝欧共体的请求真的成为一条大新闻了。事实上是一次胜利。尤其是我还为之配上了一篇充满沙文主义味道的反布鲁塞尔演说。畅销报刊喜欢它。不过我担心我已破釜沉舟无法挽回了——我想人家再也不会匆匆忙忙邀请我去当专员了。

但愿这会起作用。

7月28日

今天内阁宣布改组。弗雷德果真被踢到上院去，巴兹尔·科伯特到劳动就业部去，我原地不动，留在行政事务部。

汉弗莱第一个闯进来对我说继续留任，他多么高兴。

“我明白也许自己不该这么说，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会因为失去您而深深感到难过的。”他告诉我这是他的由衷之言。

“是呀，”我和蔼地说，“我们真的变得像恐怖分子和人质那样要好了，不是吗？”他点点头。

“你们两位哪一位是恐怖分子？”伯纳德问道。

“是他。”汉弗莱和我异口同声说，彼此指着对方。

接着我们都笑了起来。

“顺便问一下，”我问道，“如果我到布鲁塞尔去，来接替我？”

“我一无所知。”汉弗莱说道。

但伯纳德却说：“汉弗莱爵士，您不是对我说过将由巴兹尔· 科伯特接任吗？”

我们暂时的友好情绪被泼上了一盆冷水。汉弗莱爵士显得十分窘迫。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样过。无怪乎他会因失去我而感到那么难过呢。

我望着他，要他证实。

“巴兹尔·科伯特？”我问道。

“是的，大臣。”汉弗莱爵士说，他的脸红了起来。

[1]《圣经》中没有建成的通天塔，比喻搁置的计划——译者。

[2]贝恩，于七十和八十年代初崭露头角的左翼政治家。他出身贵族，在威敏斯特和牛津受教育。他主要由于口齿不清，老是瞪眼睛，以及他在工人合作社里喝大杯大杯的茶，以力图掩盖其贵族家世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3]首相对他言听计从——译者。

[4]指他同首相十分接近——译者。

[5]B.W.即伯纳德·伍利。

[6]巴兹尔·科伯特。

13．生活的质量

〔九月初，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开始同那家由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爵士担任董事长的商业银行洽谈，在阿普尔比的怂恿之下，德斯蒙特爵士已于三月份由哈克任命为企业合作委员会的主席，旨在使他们两人从“索利赫尔报告”丑闻一事中摆脱出来（见《施舍给喽罗的闲缺》）。

汉弗莱爵士于九月间同银行商谈自己在三四年后退休时去该银行董事会任职的事。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至今未取得大十字勋章，也还没有为自己在退休后安排好一个合适的职务。最近和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几次接触（见《授勋》）表明：虽则由他出任下届内阁秘书并不是不可能的，但他多半不会是热门人选。由于他以反对欧洲为人所共知，看来他也不大可能受邀去布鲁塞尔担任理事长一职。因此他非常急欲在德斯蒙特的银行里稳稳当当地谋到董事职务——编者。〕

9月14日

今天的报纸对我昨晚发表的有关环境问题的演讲作了绝好的报道。

下面是两家高级日报上的大字标题：“哈克直言反对建造高楼”、“大臣在高层建筑问题上的勇敢立场”，虽则后面这个标题的确使我更显得像哈罗德·劳埃德[1]，而不像一位王国大臣。但被一家报纸称为“勇敢”毕竟是一种赞誉。

不过所有这些第一流报纸的报道虽说是件好事，如果以选票来衡量，却并不是太有价值的。通俗报刊都没有报道我的演说，我的照片也有好几星期没有登上发行甚广的日报上了。

于是我把新闻官比尔·普里查德召来，请他出点主意。他考虑了一会。

“唔，”他建议道，“报纸总爱登上一张漂亮女人的照片。”

好主意。可是我向他指出，也许他没有注意到，我在这方面是不够格的。但是，他继续建议我出面担任一次泳装美女竞赛的裁判，吻一吻优胜者等等。这确是廉价表演，而且太陈旧了点，再说，要是我的照片在报上登出来，我指望读者注意的是我，而不是别人。

于是他提到了动物和孩子。他指出，如果明天去访问某个城市饲养场，几乎肯定会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镜报》、《每日邮报》、 《每日快报》、《太阳报》和《今日报》，还有全国电视公司估计都会竞相报道。

这真是太妙了。当然，电视报道是理想的。像城市饲养场这样不起眼的地方，不会引起是非，也绝不可能会有什么潜伏的危险。

比尔告诉我，休·劳里想要采访我，另外，《太阳报》特别请求为我和一些幼驴一起照相。

有时候我觉得他一点头脑都没有！即使《太阳报》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对此我抱有怀疑），和驴子一起照相无异是给《私人侦探报》送去一笔厚礼——“吉姆·哈克和其他一群驴子在一起”或者“内阁核心会议”之类的图片说明就会出现在那家报纸上。

我拒绝了。他提出驴子可以换成小猪，我想和一群小猪一起照相并不见得好多少！这会引出像“猪嘴伸进饲料槽”之类的笑话。

我叫比尔不要胡思乱想，并说我只同意和休·劳里或者一头可爱的毛茸茸的小羊一起拍照。别的对象就绝对不用提了。

〔政治家往往避免在可能让自己闹笑话的情况下公开露面。举个例子，六十年代末，哈罗比·威尔逊担任首相时，一些顾问建议他最好不要到“屋顶小提琴手”音乐厅去。因为这可能会惹出关于他的领导作风的笑话。他还避免去“乡间一个月”游乐场，因为担心这会引起危险的猜测，说他要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了[2]——编者。〕

今天上午晚些时候，在我的一次工作日程会议上，伯纳德说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爵士要在明天同我紧急会晤。他是个可笑的老傻瓜，老是发表反政府言论。遗憾的是，我已任命他为企业合作委员会主席——我别无选择。〔见《施舍给喽罗的闲缺》——编者。〕

格莱兹布鲁克要跟我谈的是，他即将申请为他的银行建造的新办公大楼再添若干层。

他显然没看过今天早晨的报纸！

这恰恰是我们要阻止的事情。总得有人站出来为拯救我们的环境说话吧。我就是要大胆出来说几句公道话。这是该做的事情，也是很得人心的。

〔当天晚些时候，伯纳德·伍利把这次同哈克谈话的情况向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作了汇报。他知道阿普尔比预定要同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共进午茶，讨论进行要建造的高层办公楼的问题，他觉得该让汉弗莱爵士了解大臣在多大程度上持反对意见。我们从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文件中发现了一篇有关此事以及阿普尔比同格莱兹布鲁克会见的情况报告——编者。〕

伯向我报告，大臣为了新闻界，要在高层建筑问题上持勇敢立场。我希望他在高处不怕晕眩。看来哈克为了使自己的照片见报什么都会干的。

我和德斯蒙德爵士共进午茶，向他报告事情不太有希望，他很惊讶。

我说他今天早晨显然没有看过《金融时报》。

“我从来不看。”他告诉我。我觉得奇怪，他毕竟是个银行家呀。

“我看不懂，”他解释道，“里面全是些经济理论。”

我问他为什么要买那报纸，并且把它夹在腋下到处跑。他解释说，这是职业象征的一部份。他说他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搞懂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等到他终于弄清了其中的奥妙时，大家又热衷于时髦的货币主义思想。例如，米尔顿·舒尔曼所著《我要自由自在》这一类书。

他说的大概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不过我和他抱有同感，也持有同样的疑度。

他问我为什么他们都叫米尔顿，又说他还是非常喜欢米尔顿·凯恩斯的著作。我纠正他说：“是梅纳德·凯恩斯。”他说他敢肯定，确实有一个叫米尔顿·凯恩斯的人。我觉得谈话到此应该结束了。于是我把他那份《金融时报》打开来，指给他看我们的大臣昨晚对建筑协会发表的演讲，里面有反对摩天楼建筑群的话。这篇演说赢得了公众的大量赞誉，而在目前对我们来说，这却可算是个难题。

德斯蒙德爵士坚持说新的银行大楼不是摩天大厦。但按照目前的筹建计划，大楼仍有三十八层之多，而且他还要求再加六层。另一方面，大臣却在谈论八层楼是可以容忍的大高度。

大臣还受到了执政党宣言的进一步鼓动，因为宣言中承诺要防止建造更多的高层建筑物。但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处理。我向德斯蒙德爵士解释说，每一个大臣都由他的上级向他提出一条默契：如果一位大臣愿意帮助我们执行与他承诺要去执行的政策相反的政策（一旦这位大臣就职，他就会看出，他原先要执行的政策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或者是行不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去假装，他的确是在做宣言中答应要做的事。

〔我们真是幸运，汉弗莱爵士作为一个文官所受到的训练——把一切事情都以文字记录下来的训练——使他能为后代记录了八十年代文官惯有的态度和手法，而这些态度和手法却因违反宪法而被保密起来——编者。〕

德斯蒙德说，在他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折中办法。确是如此。遗憾的是，当你估量一个普通的大臣时，你不会首先就想到他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人。

〔哈克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大臣——编者。〕

德斯蒙德试图向我施加压力。他暗示有关我们今后合作的打算。我向德斯蒙德保证，虽然本星期他不会得到哈克的批准，而且尽管事情相当棘手，但我确信会有办法改变任何不利的决定。

德斯蒙德搞不懂。他认为决定就是决定。我解释道，一个决定只在合乎你的需要的情况下，才算真正定局。否则，就只能算是暂时的挫折而已。

大臣们就好像是小孩子。他们凭一时高兴办事。

今天他们拼命要这要那，明天他们就忘记自己要过什么了。好比是昨天刚为了一块布丁大发脾气，今天连碰都不愿碰，明天却要吃双份。这点他搞明白了。

德斯蒙德问我是否想告诉他，我打算拒绝接受哈克的决定。

这家伙真笨！我向他解释道，恰恰相反，我一开始就要热诚地接受他的决定，然后再要求他把具体事情交给我办。〔阿普尔比文件97/JZD/31f〕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9月15日

今天我们和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爵士进行了紧急会晤。这次会晤极其令人满意，没有出什么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事先同汉弗莱爵士进行了磋商，得到了他的通力合作和支持。

在紧急会晤前，汉弗不经意走了进来同我急促地说了几句话，把格莱兹布鲁克要建造银行大楼的情况概括如下：

1）在邻近地区已有好几幢高层建筑物。

2）银行的国际部业务迅速扩大，急需扩大空间。国际业务能带来有价值的无形输出。

3）银行需要集中的营业地点，不能把一些部门移往他处。

4）银行将为本市带来额外的房产税收入。

上述情况并不是正当理由。正如我向汉弗莱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典型的银行逻辑，钱，钱，钱！对环境如何呢？对美化又如何呢？汉弗莱觉得很有道理。“的确如此，大臣，”他表示同意说，“美化的确是应该加以考虑的。”他吩咐伯纳德把这一点记下来。

我看得出来，我已稳操胜券。“对于我们的孩子又如何呢？还有我们的孩子的孩子？”

他再次表示同意，叫伯纳德务必记下“孩子的孩子”。

“你为效劳，汉弗莱？”我问道，“上帝还是财神？”

“我为您效劳，大臣。”他答道。

这就对了。我吩咐伯纳德把格莱兹布鲁克请进来，这时汉弗莱对我说：“大臣，一切由您决定，一切由您决定。”他总算搞懂了这一点。在这里是我说了算！

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和一个名叫克劳福德的建筑师带着全套计划走了进来。他们一开始就解释道，他们打算稍晚一些时候提出正式申请，但在现阶段，如能得到我的指点，他们将不胜感激。

这个挺容易。我告诉他们，我对那些高楼感到严重不安。

“真见鬼，大楼是我们赚钱的地方啊。”德斯蒙德爵士说，“再加六层，我们就真的能发大财。要是不加层，我们在整个工程中只能赚到可怜的28%的利润。”我冷冷地瞪着他。“只是赢利吗，德斯蒙德爵士？”

他看上去给搞糊涂了。“不只是赢利而已，”他说，“那是赚大钱呀！”

“除了钱，你是不是还考虑到别的事情？”我问他。

他又显出完全莫名其妙的样子。“不考虑什么，这又怎么哪？”

“你不考虑美化吗？”

“美化？”他不懂我在说什么，“这是办公楼，不是油画。”我坚持说下去。“那么环境怎么办呢？”我问。

“唔……”他说，目光转向汉弗莱，意思是向他求助。汉弗莱爵士真值得赞扬，一点也没帮他忙。“唔，我答应你，我们一定把房子作为环境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说，一旦它出现在那里，就肯定是这样，对吗？”

我已经作出了决定。“答复是否定的。”我坚决地说。

克劳福德建筑师插嘴了。“有一件事我要提一提，大臣，”他腼腆地说，“你会记得报纸上说过，纽约特许银行已经获得同样的许可，因此拒绝一家英国银行……”

这我倒不知道，伯纳德或者汉弗莱本该向我作更详细的汇报的，然而却没有。

我一时答不出话来，于是德斯蒙德爵士插嘴问道：

“这么说，到底还是可以的啰，是不是？”

“不，不可以。”我厉声说。

“为什么不可以，他妈的？”他质问道。

我无言以对。我必须尊重我党宣言中的承诺，而且我昨天的演说已被广泛报道，我已无法自食其言。可是如果已经允许一家美国银行…… 谢天谢地，汉弗莱给我解了围！

他圆滑地说，“大臣对再造一幢高楼会使空中轮廓显得紊乱已经表示关注。”

我感激地抓住了这一点，以相当强调的语气重复了他的话，

“使空中轮廓显得凌乱。”

“他还担心，”汉弗莱爵士继续说，“在地区内增加办公室工作人员意味着使公共交通系统承受过大压力。”

他对我望着，寻求我的支持，我表示我确实很担心公共交通情况。汉弗莱极有创造力，真令人难忘。

“不但哪些，”汉弗莱说，他此刻是滔滔不绝，无法制止了，“大臣曾经指出，大楼会挡住这儿圣詹姆斯小学运动场的阳光……”（他指着地图），“还有，大楼将俯视着几处私人花园，这意味着侵犯他人隐私。”

“侵犯隐私。”我热烈地表示同意。

“最后，”汉弗莱说，撒了个弥天大谎，“大臣还指出过——我敢说——非常敏锐地指出过，贵银行在不远处有一块能满足你们扩大业务需要的空地。”德斯蒙德爵士朝我看了看。“哪里？”他问道。

我用手指胡乱指着地图。“这里。”我说。德斯蒙德仔细看着。“这不是那条河吗？”

我摇了摇头，假装对他的迟钝不耐烦。汉弗莱又扭转了局面。

“我想大臣指的是这块地方。”他边说边精确地指了出来。

德斯蒙德爵士又看了看。

“这是我们的吗？”他问。

“的确是的，德斯蒙德爵士。”克劳福德悄悄地说。“我们要它派什么用场？”

“根据进度，它将用于第三阶段的工程。”

德斯蒙德爵士似乎以为我根本没听到他们的话似的，转向我说：“这是第三阶段用地。不管怎么说，”他接着说，“这地方至少有四百码远。董事们为了吃午饭要走四百码是件难事，吃完饭再走四百码回头路根本办不到了。”

我觉得我为了这毫无意义的会晤已经花掉了足够的时间。我宣布会晤结束。

“好吧，情况就是这样，”我说，“你们还是可以提出你们正式申请的，但我确信那便是我的决定。”

伯纳德给德斯蒙德爵士开了门，他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如果我们另行设计一个米布丁怎么样？”他问。

我想他一定过早得了老年痴呆症。

“米布丁？”我问。

汉弗莱一如平时那么机敏，插进来解释道，“呃……这是银行家的行话，意思是高层建筑物，大臣。”

“是吗？”德斯蒙德爵士问。

可怜的老家伙。

他离开后，我为汉弗莱的大力帮助向他道了谢。他似乎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有心向他特别道谢是因为我知道他和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是老朋友。

“我们认识好久了，大臣，”他答道，“但即使是终生不渝的友谊，也总比不上文官支持他的大臣的责任呀。”又对了。

接下来我得赶往饲养场公开露一次面。

我出来前，汉弗莱一定要我签署一份文件。他说这是急件。这是一项行政命令，去正式确认政府临时征用某些东西的权力。他罗哩罗嗦地对我作了一番费解的解释，说明为什么必须由我签署文件，而不是把它提交下院。其实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但我希望他不要老是在看到我已经来不及赴约的情况下向我解释这套东西。

倒不是因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伯纳德·伍利爵士（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

哈克彻底上了汉弗莱爵士的当，而且完全蒙在鼓里。

上述那个行政性命令是要确认政府对属于地方政府的闲置土地有临时征用权，征用期间可以延续到本地区开发计划实施时为止，到时土地理所当然地归还地方政府。

对哈克提出的为什么不把文件提交下院这一问题，汉弗莱爵士作了正确的回答。他的解释是：如果这是法令性文件，那么确实必须正式提交下院讨论四十天。这是假定其为否定性命令时的情况。因为肯定性命令必须投票表决。不过事实上这并非法令性文件，甚至也不是枢密令，而仅仅是根据环境管理法第七款第三分款所发出的行政命令而已。上述第七款当然是环境管理法的授权部分，仅赋予大臣制订影响小规模土地使用的法规的权力。在环境管理法一般范围之内，这种法规可能不时显得有必要加以制订。

他解释了所有这些情况后，哈克却显然没有听懂，对此他又幽默地加上一句话：“我深信您能清清楚楚地回忆起来，大臣。”阿普尔比真是个无赖！

不过我得说，那天下午就连我自己也未悟出此事的全部含义。当时我甚至不能完全充分理解为什么汉弗莱要以事情紧迫为由说服哈克去签署那份文件。

“事情并不紧迫，”他事后向我解释道，“但却很重要，凡是免除大臣决定权并把权力交给我们的文件都是重要的。”

我问他为什么。他正确地斥责我迟钝。因为把决定权交给文官有助于使政府脱离政治。换句话讲，按照他的观点，这是英国赖以生存的唯一希望。

当然，说事情紧迫从某种意义上看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不论何时你要请一位大臣签署什么东西，而又不希望他问这问那，你好等到他急着要去办理什么事情的时候，这就是说他的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大臣们在匆忙的时候总是给人以可乘之机的。

不用说，我们老是使他忙这忙那，道理就在于此。

〔哈克当天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发表演说时总是很难找到适当的话题。我们当然得作大量演说——地方政府选举、补缺选举、大伦敦市政会委员选举、村庄募捐游乐会或是新养老院的开幕式等等，选区里每逢周末总有些事情。

我们必须设法找些什么事情来谈谈。可又不可能是特别新鲜的事情，否则也只能先在下院里谈；也不能是特别有趣的事，否则我们就早已在电视台或广播电台里谈过了。我总希望部里能编造些什么东西——杜撰一些我们政府人士不管怎么都必然会谈到的事情——好让我谈谈。

你必须同样地留神，别让他们急于找题材时编出什么该死的傻话来。毕竟起立致词的是我，而不是他们。

大部分文官都不能起草演说词。但（有时）他们能找些好东西给我，而且每次总能提醒我可能出现的危险或者是尴尬局面。

今天我打算发表一篇涉及环境的概括性演说。近来我发表过不少类似的演说，看来相当受大家欢迎。

因为哈克不想在“一个错误的位置”出现在公众面前，但还是有人不顾他的建议劝他像上图一样拍照。哈克之后一直禁止发布这张照片，但因为三十年规则的规定，最后终于得以发布。（行政事务部资料）

在城市饲养场，一位叫菲利普斯太太的中产阶级女士出来迎接我们。她是饲养场场长。我们这一行人只有我、新闻处比尔· 普里查德和伯纳德。

人家请求我们三番两次地驾车开往指定地方，以便让电视摄影组拍摄我们到达的镜头。

他们似乎对第三次感到满意了。菲利普斯太太发表了一段极不乖巧的简短欢迎词，其大意是：“诸位光临，本人不胜感激。我们曾试图邀请各种其他名人来访，但是没有别的人愿意屈驾。”

我转身吩咐英国广播公司的摄影师把这场面剪辑掉。但他不停地拍摄。放肆的小矮子。我又吩咐他去剪辑，后来导演也说剪辑掉，他才终于照办了。我叫导演把菲利普斯太太的不得体的致词全部删去。

“可是……”他说。

“别‘可是，可是’了，”我告诉他，“别忘了付摄像许可证费。”我当然是用带玩笑口气说的。但我们两人都知道我并不是在开玩笑。

要重新付许可证费时，英国广播公司总是比较容易对付的。

我想我这么懂行以及毫不含糊的度，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走进屋子里。

我明白我对城市饲养场所知不多。再说，人们总喜欢谈论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因此我就对菲利普斯太太说——这时她里正抱着一头小猪——“告诉我所有这一切吧。”

“这是一头小猪。”她答道。蠢驴般的女人。也许我该说蠢猪般的女人吧。[3]

我叫她谈谈饲养场。她说这样的城市饲养场有五十多个。都建造在市区荒地上，是为了让难得见到乡村的孩子有一个了解家畜和食品生产的机会。这个主意妙。

我在会见饲养场工作人员时，和菲利普斯太太，和孩子们还和小猪们一起拍了照。〔个个都是蹩脚演员——编者。〕接着便是我发表演讲的时候了。

当我意识到伯纳德给错了演说稿时，一时情况有些尴尬，但很快就克服了。

伯纳德·伍利爵士（同编者谈话时）回忆道：

“有些尴尬”这句话根本不足以描绘当时人们对哈克演讲的普遍反应。

当时搞不清究竟是谁拿了他的演说稿，我还是他呢？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交给了他。他否认拿到过，并要求我找找我的公文包。里面真的有他的演说稿。他一把抓起来就念。

〔演说稿已在行政事务部档案中找到，我们把它附在下面——编者。〕

“今天和你们大家在此共聚一堂，心里非常高兴。大家知道，事情还在迅速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中的世界。小小的硅片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生活的质量正变得日益重要：环境，资源保护，污染问题，还有我们孩子的未来以及我们的孩子的孩子的未来，这些都是今天的重大问题。

人们十分正确地对高层建筑物越来越感到关切，我很高兴能向你们在座的所有建筑协会会员保证……”

的确，哈克就高层建筑物问题向建筑协会致词后，还坚持要看我们已经放进了我的公文包的这篇演说稿。

他尴尬地停住不念下去了，同时我轻声告诉他今天的讲稿的确在他那儿。

他伸手在上装的里袋摸了摸，找到了城市饲养场的演说稿，开始念了起来。

不幸的是，这反而使原来就相当尴尬的局面更加尴尬了。

“今天来到这里的饲养场，我感到非常高兴，大家知道，事物正在迅速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中的世界。生活的质量变得日益重要：环境，资源保护，污染问题，我们孩子的未来，以及我们的孩子的孩子的未来，这些就是今天的重大问题。

城市饲养场是居住在市中心的孩子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值得欢迎而又重要的补充。我们政府人士认为城市饲养场对孩子们的教育和社会生活都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我们将尽大努力来促进这一运动，使之兴旺发达。”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我致词完毕后，休·劳里代表全国电视公司采访了我，我们身边围着她先前已经和比尔一起安排好的孩子和动物。

趁人们忙着为大家定位置准备上镜头时，菲利普斯太太问我，她是否真的能指望得到我的支持。我说当然能够。于是她向我说明，饲养场的土地租期到年底就要满了，他们得使它延长下去。

我不能让自己过分直接地卷入这种事情。我到那里去是为了搞点个人宣传，而且我对整个情况并不甚了解。因此我指出，租地的事其实不在我的权限之内，但我愿意尽力帮助城市饲养场运动兴旺发达。我仅仅以极为笼统的措词谨慎地说了这些话。

接着采访开始了，正在此时，有人把一个邋里邋遢、混身臭气、非男非女的孩子放在我的大腿上，孩子嘴里还含着一根粘乎乎的棒糖。我试图装出很乐意而不是厌恶的样子，因为我担心自己原来是会自然流露出厌恶的表情的。

休·劳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向菲利普斯太太提出的。“场长，据我所知，这家美妙的城市饲养场的土地租期到年底就要满了。”我听到菲利普斯太太的回答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说，“是呀，我们为这件事一直很担心，不过我刚才跟大臣哈克先生谈了一下，他已经表示一定要使饲养场继续下去。”

我既吃惊又害怕，尤其是当休·劳里转过身来问我打算如何确保城市饲养场继续存在下去时。

我开始用通常的敷衍辞令来修正菲利普斯太太的话。比如说，”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十分清楚的概念”和“后终将……”等等。但当摄像机在转动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地感到无法否认她所说的话。相反我只听见自己在说，“生活的质量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环境、资源保护、污染问题、我们孩子的未来，以及我们的孩子的孩子的未来，这些就是今天的重大问题。”

〔我们发现了财政部第二常任秘书弗兰克·戈登和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此后数天中彼此互致的一些备忘录，见下——编者。〕

财政部第二常任秘书弗兰克·戈登爵士写的便条：

亲爱的汉皮：

昨天晚上在电视里看到了你的那位仁兄，他里搂着一只兔子，显然自认为是“塔村”的圣·弗兰西斯保护神了，他是否是争取啮齿动物的选票？

我对“塔楼”附近停车空间紧缺问题仍然感到极度关注。这对国内税收督察员的补充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有无解决可能？

你的弗兰克

9月16日

阿普尔比·汉弗莱爵士的复条：

亲爱的弗兰克：

问题已经解决，两天前我被授权使用“塔楼”后面的1.5英亩地方政府场地。该场地租赁关系即将结束，而且没有任何使用计划。

正式通知将在适当时刻送达——轮子转动了。

你的汉皮

9月16日

弗兰克爵士的复条：

亲爱的汉皮：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根据第七款第三分项，你接到了场地使用命令？

弗兰克

9月17日

汉弗莱爵士的复条：

亲爱的弗兰克：

正如我们的美国盟友常说的那样，答复是肯定的。场地目前被用作小学生的城市饲养场。圣·弗兰西斯去访问的就是这地方。可以提出理由说这种地方不卫生，危及公共卫生等等。

我建议你在租赁关系展期以前迅速采取行动。

你的汉皮

9月17日

弗兰克爵士的复条：

亲爱的汉皮：

多谢帮忙。这不会让圣·弗兰西斯感到有点窘迫？是不是这正是你所希望的？

弗兰克

9月20日

汉弗莱爵士的复条：

亲爱的弗兰克：

对了。

你的汉皮

9月20日

我们还发现了寄到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爵士在凯道干广场的住宅的一张简短便条：

亲爱的德斯蒙德：

我想我已经找到一个如何让大臣把他的米布丁吞下去的办法。

你的 汉

9月20日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9月20日

由于某种原因，上星期的《旗帜报》没有刊登关于我访问城市饲养场的报道。

但是今天我看到了两大版的长篇报道。好极了，其中有一张照片拍的是我和一只鸭子，另一张照片拍的则是我和一个混血种小姑娘。这对我和我的部都是极好的宣传。

我正忙于讨论访问其他城市饲养场的可能性——伯明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纽卡斯尔的饲养场，好是在特别开发区里。〔是边缘选区的又一个委婉名称——编者。〕

美好的谈论突然被粗暴地打断了，伯纳德宣布那讨厌的菲利普斯太太正在外面私人办公室里，要求同我见面。

我不明白是什么缘故。伯纳德告诉我今天上午已经宣布城市饲养场即将关闭。这无异是一颗炸弹。

“土地租约到年底期满，将成为国内税收督察员的停车场。”伯纳德告诉我说。

比尔和我都知道报纸上会出现什么样的标题，“孩子们和动物被收税官逐出”、“哈克背叛了自己在电视里许下的诺言”等等。

我告诉伯纳德这种情况绝对不允许出现。“是哪个白痴授权这么做的？”我问道。他忧虑地盯着他的鞋子瞧。“恐怕，唔，是您自己干的，大臣。”看来两天前我签署的那道行政命令授予了政府部门以接管地方政府土地的权力，汉弗莱当时还说过事情很紧迫呢。在白厅它被称为第七款第三分款。

我要找汉弗莱。我吩咐伯纳德立刻把他找来，同时指出这差不多是本世纪糟的灾难。

“本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大臣。”他边说边拿起电话话筒。我干脆就叫他闭上嘴，我没有心思去领教这种目无尊长的自作聪明。

“在海滩上打仗是一回事，”我咆哮着说。“把招人疼爱的动物和小孩子赶走，让税务督察员老爷们的汽车占了他们的地方，是另一种可怕的事情。”

汉弗莱一到就祝贺我在电视上露面，他把我当成什么样的傻瓜了？我没理睬他的胡说八道，要求他把事情讲清楚。

“是呀，”他油嘴滑舌地说。“财政部根据环境管理法第七款第三分款……”

“必须制止这种事。”我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他摇摇头，叹了口气。“不幸的是，大臣，这是财政部的决定，不在我们的权限之内。”

我说我要撤消这个命令。

“可惜办不到，”他忧郁地摇摇头回答，“或者说非常难办。也可以说极其不适宜或者还需要立法手续，四者必居其一。无论如何，在命令生效期内，不可能取消一项已经采取的措施。”我正考虑着这可疑的解释时，菲利普斯太太闯了进来。

她以女高音唱瓦格纳歌剧的声调，[4]对门外某个可怜的办事人员喊道：“即使他在跟女皇和教皇说话我也不管。”她从房间另一边向我大步走过来。“犹大。”[5]她一开头便是这样招呼我。

“冷静点。”我坚定地回答。

“你答应过支持我们。”她怒吼道。

“嗯，是呀，我答应过。”我被迫承认这一点。

“那你就非得使我们的租约延续下去不可。”

汉弗莱爵士试图为我们打圆场。“不幸的很，亲爱的女士，我的大臣无权……”

她对这话置之不理，冲着我说：“哈克先生，你已经许下诺言。

你打算履行它吗？”

情况被说成这样，我真有点下不了台。我尽量含糊其词。

“是的，”我说，“由于，唔，我肯定要……你知道，我并没有具体许过什么诺言，这便是说，我将寻求所有可能的途径，作一切努力，竭尽所能——”反正我就说了诸如此类的话。

菲利普斯太太可不是傻瓜。“你的意思是你不打算履行诺言！”她说。

我真不知所对了。我说，“不，”这又好像有点不含糊，于是我又连忙改口说“不，我的意思是‘是’。”这又好像具有危险性，所以我又补上一句话，说，“不”的本意并不是“不”，不是绝对的不，不。

于是——又来了一颗炸弹！“可不要说我不曾警告过你。”她说，“我的丈夫是《每日快报》负责特写报道的副编辑，明天早上你的名字就会臭不可闻，全国新闻界都要对你口诛笔伐。”

她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随手“砰”地一声把门使劲关上，接着房间里一片死寂。强烈的沮丧感笼罩了我们这几个聚在一起的人——或者总而言之，笼罩着我。终于，汉弗莱爵士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二十四小时之内，”他鼓励似地说，“不大有人既当上圣·弗兰西斯保护神，又当上圣女贞德[6]。”

我一定得设法阻止饲养场被关闭。可是该怎么办呢？我的常任秘书显然是不会帮助我的。

9月21日

今天《每日快报》上没有什么报道，这使我稍微放了心。但我不相信他们会放过这件事。

我到达办公室时，接到消息，要我打电话给那个该死的女人。

还有一个通知说德斯蒙德爵士有急事求见。我向伯纳德提议下星期会见他，但他似乎已在楼下等着了！真令人惊讶。

伯纳德让他走进房间。汉弗莱也出现了。

我们都聚在一起后，格莱兹布鲁克说他方才想出一个主意，但得让他的银行大楼再添九层。我正想一脚把他踢出去时，他却解释道，如果再加九层，银行就可以把第三阶段计划推迟七年。这样就会有一块场地空着。

“那又怎么呢？”我还没搞懂他的意思。

“唔，”他说，“一两天前我在《金融时报》上看到你访问那家城市饲养场的报道。我想这倒是个好计谋。你瞧，我们第三阶段用地离饲养场只有二百码，所以可以用它来把饲养场继续办下去。或者他们要是……不论出于任何原因……想要迁移的话……实际上这场地还比原来饲养场稍微大一点……我们想把它叫做詹姆斯·哈克爱畜保护区……（他和汉弗莱交换了一下目光）嗯，反正是动物保护区，九层楼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是吗？”

他们显然是串通一气的。但这无疑是条出路。如果我允许他们造一幢高层银行大楼，他们就会让城市饲养场继续办下去。

我当初竟以为汉弗莱会站在我这边反对他的老朋友格莱兹布鲁克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可格莱兹布鲁克并不是汉弗莱那种类型的人。他准是有什么可以左右汉弗莱的……我真想知道究竟是什么。

同时我必须想出几条站得住脚的理由来同意建造那幢高楼——而且得快点动脑筋。正式申请一时还不会送进来，但在伯纳德面前，我觉得我必须作一些解释以保全面子。幸运的是，大家这时都在协力相助。

“你知道，汉弗莱，”我开始说，“我认为政府对限制小企业的做法应当谨慎从事。”

伯纳德说：“银行可不能说是小企业。”

“要是我们限制它，它就是小企业了。”我坚定地说，把他的话顶了回去。他给搞糊涂了。“伯纳德，”我若无其事地说，“已经有这么多摩天楼了，再加一幢又会怎样呢？”

“的确如此。”汉弗莱同意道。

“让我们立刻宣布消息吧。”我继续说。

于是我们大家一致认为：高楼将解决两方面的问题。它能为那所小学遮住阳光。公共交通系统也将得到额外收益。至于隐私嘛——唔，让人们在花园里抬头看看办公室里的活动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说到底，”我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在办公室里总是有些异乎寻常的活动的，你说是吗，汉弗莱？”他通情达理地笑了笑。“是的，大臣。”他同意道。

[1]劳埃德（HaroldLloyd，1893－1971），美国著名电影喜剧演员——译者。

[2]“乡间”原文为country，而举行大选的英文是go to the country，所以这个词含有双关的意义——译者。

[3]哈克难得讲笑话，这是其中之一。

[4]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译者。

[5]犹大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是出卖耶稣的叛徒——译者。

[6]菲利普斯太太威胁要搞臭哈克，大家很担忧，束手无措，汉弗莱说打气话，说菲利普斯太太在二十四小时内还办不到这一点，St.Francis指菲利普斯太太warden的身份，St. Joan喻圣女贞德（法国民族英雄，百年战争时率军解除英军对奥尔良城之围，后被俘，火刑处死）号召全国人民的能力——译者。

14．忠诚的问题

9月27日

明天我将去华盛顿作正式访问。我原以为自己没有十分必要离开整整一星期，但汉弗莱爵士却坚持说，如果我在那儿多待一段时间，以便取得大的外交上的好处，其价值将是巨大的。

我将就行政管理问题向大会发表演讲。助理秘书彼得·威尔金森为我写好了一篇出色的讲稿。里边包含这样的话，“英国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堪称忠诚、廉洁和效率的典范。我们正在无情地对浪费进行斗争。我们正在彻底根治官僚主义。这是英国能向全世界传授的经验。”这是多么有力的话呀！

不过当我昨天问汉弗莱，我们是否能够证明这些话都是真实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一篇好的演讲辞并不在于我们能证明我们是在说真话，而在于没人能证明我们在说谎。

多妙的思想！

我希望这篇演讲辞能在伦敦各报全文刊载。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

我清楚地记得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要我让哈克随便到什么地方去作一次公费旅行，任何地方都行。

他感到哈克对自己的业务已经开始掌握得太好了。这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这使我的工作变得轻松了，但却使汉弗莱爵士深感不安。

我为自己没机会去华盛顿作一次公费旅行感到惋惜。而汉弗莱爵士则坚持要哈克带一名助理私人秘书同往，说让这秘书取得一些独当一面的工作经验。

他离开了五六天以后，我被叫到汉弗莱爵士的办公室。他问我，在大臣离开一星期的日子里我觉得愉快不愉快，而我——却相当幼稚地——说事情变得有点棘手了。

我的话使他对我的工作感到不满。这一点马上就显出来了。当天下午我收到了汉弗莱爵士亲笔写的备忘录，告知我大臣不在时有哪些好处，并要求我牢牢记住。

〔幸好伯纳德爵士把这张备忘录保存在他的个人文件里，我们将它复印了下来，这些话写在汉弗莱的便条纸边上——编者。〕

伯纳德：

大臣不在是件好事，因为这能使你正常工作。

（1）没有愚蠢的问题；

（2）没有奇思妙想；

（3）没有因报纸上说的话而引起的大惊小怪。

一个星期的外出，加上事先的情况介绍以及他回来后的工作汇报，还得补上积压下来的工作，这意味着可以不让他接触本部工作长达十四天之久。

此外，当情况不宜汇报时，大臣外出可以成为不向他报告的好掩护——而且在此后的六个月中，如果他抱怨某事没有向他汇报过，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这是发生在他外出期间的事。

〔伯纳德爵士继续说下去——编者。〕

不管怎么说，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日益频繁地举行高级会议的原因是文官觉得这是唯一使国家运转的办法。把一切权力集中在唐宁街十号，然后把首相派出去——参加欧共体高级会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级会议、英联邦高级会议，派他到任何地方去！这样内阁秘书就能继续正常地执行管理国家的任务。

就是在这个会上，我们讨论了彼得为大臣写的将在华盛顿发表的演讲辞草稿。

当时我提出，虽然彼得是个十分不错的小伙子，而且可能在某一方面干得十分出色，可是演讲辞过于乏味，可能会使听众受不了。

汉弗莱爵士当即表示赞同我的看法。他认为这篇演讲会让听众厌烦透顶，叫人从头听到结束简直受不了。

可是他又对我解释说，这是一篇挺好的演讲稿。我方才明白演讲稿并不是专为其听众写的。演讲仅仅是一种必须完成的手续，目的是为了使其新闻稿能在报纸上发表。

“我们不可能为取悦听众而操心，”他向我解释道，“我们不是为喜剧演员写剧本的作家——唔，至少不是个职业喜剧演员。”

他强调说，演讲的价值在于它说出了正确的话，在公开场合说出了正确的话。一旦那篇演讲稿被新闻报道了，大臣就有责任在特别委员会为文官进行辩护。

我立即为大臣辩护说，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为我们辩护的。汉弗莱爵士怜悯地望着我，并且说，大臣的确是在对自己方便的时候这样干的——可是当发生麻烦时，大臣的第一个直觉行动就是对他的部门背信弃义。

因此，文官在为一位大臣起草演讲稿时，首先关注的是把他的裤子钉在旗杆上[1]——不是他的旗号而是他的裤子——这样他就不能爬下来了。

一如往常，汉弗莱爵士的推理到头来总是正确的——但他又往往没有估计到哈克卑鄙狡诈的才能。

〔下面仍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10月4日

我今天从华盛顿回来。总的来说访问相当成功，虽然我得承认我的演讲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激动。我不应当把演讲稿交给部里来办——他们虽说为我的演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却总是那么枯燥乏味。

我手头有一大堆积压下来的工作要做，成堆的红盒子，足有半吨重的内阁文件，好几百份备忘录、会议记录和请示报告需要抓紧处理。

我疑自己是否真正来得及赶完这些工作，因为明天我得去面对一个特别委员会，并且事先还得读一读那份重新起草的有关编制水准的文章。不单单是读一读，还要理解它。不单单理解，还要记住它。这文章是一位副秘书写的——因此文章用的不是英语，而是副秘书语。

不过，报纸至少还是报道了我的演讲辞。这就可以了。

汉弗莱突然闯进来向我表示欢迎，并把特别委员会的情况给我作了介绍。

“您真的理解这次意见听取会的重要性吗，大臣？”

“当然理解，汉弗莱。新闻界人士会来的。”我说。

〔就像许多政治家一样，哈克似乎只在读到报上有关他本人的报道时才相信自己的存在——编者。〕

“这不仅是新闻界的问题，”他说，“这是对本部未来业务的一次检查。万一在这次意见听取会后我们被认为是铺张浪费或者不称职的话……”

我打断了他的话，向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铺张浪费或者不称职呢？”

“当然不是，”他以相当愤慨的口气回答，“但是在委员会里有那么一些不好意的议员。尤其是来自东德比郡的议员。”我可没料到贝蒂·奥尔德姆也在委员会里。

汉弗莱递给我一个厚厚的装满文件的文件夹，里边插有红、黄、蓝各种标签。“请您务必掌握这份概要，大臣。”他说，并要我如果发现任何问题就问他。

我感到十分厌烦。我今天很累，而且还有时差症状。我对他说我不需要第二份有关特别委员会的概要了，我刚在飞机上吃透了一份。

“是什么内容？”他问。

这使我很尴尬，我记不大清楚了。我向他解释说在飞机上思想很不容易集中，因为他们老是给你端来饮料，给你看电影并且把你叫醒。

“大臣，我确信，如果您老是被人叫醒的话，那是很难集中思想的。”他同情地说。他接着又说，这是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包含委员会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概要，各种问题还附有适当的、经过周密考虑而提供的回答，以便阐明本部的情况。

“答案是否绝对精确？”我需要了解这一点。

“是经过精心考虑而提供的，以便阐明本部的情况。”他小心回答道。

“汉弗莱，”我同样小心地说，“这些特别委员会非常重要。不能让人看到我在哄他们。”

“不会让人看到您在哄他们。”

对此我并不满意，我开始怀疑这份概要并不是完全诚实可靠的。我进一步追问他道。

“它内容真实吗？”

“全是实话，没有半点虚假。”他对我作出保证。

“是不是全部的事实真相？”

“当然不是，大臣。”他有点不耐烦地说。我感到困惑。“这么说，我们就要告诉他们，我们正对某些事情保密，对吗？”

他摇摇头并笑了笑说，“的确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我问。

汉弗莱爵士离开椅子站了起来，傲慢地宣布道：“要保密的人必须保得住秘密，这样他才能保密。”说罢他便离去。

我对他引用的这段话颇感兴趣，觉得它相当深奥。“这话是讲过的？”我问伯纳德。

伯纳德显出为难的样子。他盯着我看了看，又朝汉弗莱刚走出去的那门口望望。

“是汉弗莱爵士说的。”他说。

〔人家建议哈克对特别委员会留一手，甚至对之撒谎，而哈克对此竟丝毫不感震惊，这一点是意义深长的。这种谎言在政府圈子里会被看作无伤大雅的。一位大臣会对许多问题不假思索地撒谎，而如果他说了真话就会被认为笨拙无能。举个例来说，他对即将实行的货币贬值或者对挤兑英镑的情况总是矢口否认的。并且他总是使人感到联合王国拥有足够而可靠的防御力量——编者。〕

由于在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耽了一夜，又跟文官们耽了一个白天，我坐在办公桌时，感到筋疲力尽，两眼盯着我必须在一天之内吃透的那本厚厚的概要。

“为什么，”我自言自语道，“大臣们没有概要就休想到任何地方走动呢？”

“这是因为生怕他们在不提防时被人家抓住把柄。”伯纳德风趣地回答，至少我认为很风趣，不过那可能只是凑巧而已。

他在我整天的工作日程中不安排什么事情，这样就没有人打扰我们了。我们在审阅这份概要的过程中发现，我在飞机上看的那份请示报告，是去年本部提出的报告的翻版，而且竟是前年的、再前一年的、甚至可能是1867年以来的报告的翻版。我向伯纳德指出，第一句话就足以打消任何人想读下去的念头：“行政事务部的职责是支持政府各部的行政工作并为之提供服务。”

“啊，不，”他说，“这话倒是很有吸引力的。”我问他怎么会有人被这种话吸引住。

“唔，”他说，“如果您回头看一下1868年写的第一篇报告——那年格拉德斯通创立了本部前身[2]——您就会发现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本部负责对政府的经济而有效率的管理’。”

“啊，”我说，“那便是它的用处吗？”

“是的，”伯纳德说，“可是后来证明这是一个困难的职权范围。他们得对每一次浪费和低效率都负起责任来。我猜想格拉德斯通当时的意图是这样的。因此，当情况变得不好办的时候，他们便又做点惯常的事务了。”

“什么叫作‘惯常的事务’？”我问。

原来，用文官的话来说，“惯常事务”就是保证你的预算、你的全体人员和你的房地产安然无恙，然后悄悄改变你的职权范围。

1906年他们把第一句话改成“本部旨在促进对政府的有效率而经济的管理”。这就把“负责”两字给删掉了。

1931年他们又把这句话改写成“本部旨在支持政府各部实现经济和有效率的管理”，这样便把责任推到了其他部门。到了1972年，他们取消了两个令人为难的概念——经济和有效率。打从那时起便成了“行政事务部的职责是支持政府各部的行政工作并为之提供服务。”该部真正宗旨剩下的后一点痕迹仅在一百零四年中便消失殆尽了，而它目前的规模却相当于原先规模的一百零六倍。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伯纳德被吸引住了，可是还没有读完第一段我照样又想打瞌睡了。这或许只是时差引起的症状吧。但不管怎样，伯纳德提醒我说，明天新闻界会来——为此我别无选择，只好认真对待手中的概要了。

10月5日

今天我第一次尝到了被一个特别委员会盘问的滋味，我可一点也不喜欢这种事情。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下院的一间委员会会议室里，那是一间又大又暗的哥特式房间，里面有一种灰衣修士学校的气氛。我被弄得有点像手伸进别人食品盒给人当场抓住的比利·邦特。[3]

长桌子的一边坐着大约九个议员。当中是主席。主席右边是秘书，是位文官，他担任会议记录。还剩下一些座位是给公众和记者们坐的。

我被允许带伯纳德进来，当然他坐在稍靠背后的地方，另外加上彼得·威尔金森和一个大概叫作吉列恩的本部工作人员。〔一名助理秘书——编者。〕

我被允许作开场白。我的回家作业做得不错，我把汉弗莱爵士在他的请示报告中所讲的一切都复述一遍，这便是说，行政事务部是以高效率进行管理的，并且真正支持了政府各部的行政工作并为之提供服务。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首先发问。她甩了一下她的红头发，淡淡地毫无笑意地笑一下。接着她问我是否听说过马尔科姆·罗兹这个人。

我没听说过这个人，便这样说了。

她告诉我说，他是行政部事务部的一位前助理秘书。我向她说明行政事务部有二万三千个雇员，我不可能全部认识。这时她大声叫喊起来，不让我说下去（唔，其实她是在我说话时用更大的声音说话的），她说这个人是被排挤出去的，后来在美国成为一名企业管理顾问并且还写了一本书。

她向我挥动着一大叠毛条校样。

她宣布说这是新书样本，同时向记者席扫了一眼，“在这本书里，罗兹先生对英国行政部门内部，特别是你的那个部挥霍公款的惊人情况提出了指控。”

我被难住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要求和我的官员们私下谈一会。

我转向伯纳德。“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吗？”我急切地轻声耳语道。

彼得说：“我不晓得罗兹写过一本书。”

吉列恩只说：“啊，天啊，啊，天啊！”这的确使我充满信心。

我问这个人究竟是。吉列恩说，“他是个捣蛋鬼，大臣。”彼得说他是个不可靠的人。这是极端侮辱的话。

伯纳德问那本书写了点什么，显然他比彼得和吉列恩更不了解罗兹。

“我们可不知道。”

“唔，我该说什么好呢？”我极焦急地轻轻问道，我明白时间就要到了。

“尽量拖延。”彼得建议道。

帮个大忙，可我总得说些什么呀。“拖延？”我生气地说，“你说拖延什么意思？”

“拖延，就是避免回答，大臣。”伯纳德插嘴道。这些文官们此刻就像被砍了头的鸡那样走投无路。

我咬咬牙。“我知道什么叫拖延，伯纳德。”我竭力想忍住火气，但并不完全有效。“你们把我赶到狂风暴雨之中却连伞也不给我一把，这算什么意见？”

“狂风暴雨中一把伞派不了多大用场，大臣，因为风会吹到伞的下面把……”

这时主席恰好在唤我，这样也好，不然的话，伯纳德就不可能活着来叙述经过情况了。

“你跟你的官员们商量够了吗？”主席问。

“绰绰有余。”我没好气地回答。

主席朝贝蒂·奥尔德姆点头示意，后者笑了笑说：“让我给你们念一下罗兹先生揭发的丑事。”

她接着便对我念了下面一段话：“赫里福德郡的四号地区供应站有两个旧飞机库，现在改作仓库，那里日夜都集中供暖，温度高达华氏七十度。”〔一字不差地引自罗兹的书——编者。〕她问道，

“对此，你有什么话可说？”

我自然无话可说。我指出事先没有任何了解，我是不可能回答那种具体问题的。

她承认这一点，但声称她的问题涉及一个原则。“我问的是，对于如此骇人听闻的浪费还能提出什么理由来解释呢？”

主席和委员会似乎认为我必须回答。于是我只得试着回答一下。“有些材料在温度低的时候很容易损坏。这要看那里储藏着什么物资。”

我的话她很乐意回答，“铜线。”她迅速说道，并微笑了一下。

“唔……”我又琢磨着是否还有什么理由可说，“嗯……铜在潮湿的情况下会腐蚀，不是吗？”

“它们外面都包着塑料。”她说，并等着我的答话。

“外面包着塑料，”我照她的话说，“啊，是呀，”他们似乎仍要我说点什么。“唔，我会去调查此事。”我主动提出建议。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希望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可是不，才刚刚开始呢。

“罗兹先生还说你的那个部门坚持要集中订购全部钢笔、铅笔、回形针等物，然后凭各部门的申请书将这些东西分发下去。”

“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合理，”我觉察其中有诈，便谨慎地回答道，“大批量购买可以省许多钱。”

果然有诈。“他证明，”她往下说，“这种购物程序要比当地机关自己到大街上去买他们所需的物品贵四倍。”

我原想说人们可以用数字来证明一切，但决定不这么说。看得出如果没有某种证据，他，以及她，是不会这么说的。我在行政事务部的亲身体验告诉我，罗兹在这方面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于是我对她说，我认为这信息很有意思，如果证明确有必要的话，我会乐于改变这个制度。“你明白，我们不是僵化的官僚。”我补充道。

这句话证明是个战术上的错误。“真的，不是吗？”她尖锐地问道。“罗兹先生说，当他在贵部工作时，就提供了这些数字，并且建议进行这种改革，可是他的建议被拒绝了，理由是人们对现有程序已经习惯了。好不僵化的官僚主义！”

我真是自己伸出脖子让人家打。现在，我毫无招架之力。我只得再次提议去调查此事。

“调查？”她轻蔑地对我笑笑。

“是的，调查。”我不服气地说，其实心里已在发慌。

“上星期你在华盛顿果真说过你的部进行了一场反浪费的无情斗争并且能够向全世界提供经验？”我点点头。她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你们在位于凯特琳的补助金办公室的屋顶花园上花了七万五千英镑。你如何才能使你在华盛顿所说的话同这情况一致起来呢？”

我无言以对。

她以极其挖苦的口气问我是否也打算调查此事，我此刻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可我还是硬着头皮解释说，我负责的是方针政策而不是具体行政事务（此话说得不对），这时一位较友好的委员会成员艾伦·休斯〔是一位希望在政府里谋得一个职位或某种其它优惠的委员会成员——编者。〕使我幸免。

艾伦插话说道：“主席先生，行政事务部的常任秘书下星期将要出席作证，让他来回答这些问题不是更恰当吗？”

主席同意了，并要求事先通知汉弗莱爵士。人们从奥尔德姆太太手中取走了那些讨厌的毛条校样，以便交给汉弗莱看。

10月6日

今天的报纸标题不妙：

对政府浪费情况的新指控

汉弗莱和我讨论此事。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对我进行了批评。

“大臣，”他说，“您把我推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了。”

我恼火了。“那么你把我推到了这个境地又怎么说呢？首相左一个厉行节约，右一个厉行节约，而我却显得是在浪费别人节省下来的所有的钱。”

汉弗莱望着我，仿佛我疯了似的。“大臣，没有任何别的人节省过任何钱！您现在该明白这一点了。”

我明白，我明白，而且他也知道我明白这一点，但是公众并不明白。“他们看上去好像个个都节省了什么似的。”我提醒他道。

“您难道就不能拖延得更有效一点吗？”他埋怨道。

“你说‘拖延’是什么意思？”我大为恼火。“把事情搞混一点。您平时是很善于把问题搞得糊里糊涂的。”即便他说这话是为了恭维。但听上去却并不像是恭维话。不过他的目的显然是恭维我。

“您有相当大的本领把事情弄得晦涩难懂，大臣。”我听到此话时，想必一定把嘴张得大大的，因为他继续说道，“请相信我，我是作为赞美而讲这话的，把事情搞混是大臣必备的基本功之一。”“请你把其他各种基本功也给我说一说。”我冷冷地回答道。

他不假思索地给我开出了一列清单。“拖延决定，回避问题，篡改数字，歪曲事实和掩盖错误。”

其实他完全说对了。可我就是不明白他还能指望我昨天说些什么别的话。

“难道您不可以装出一副您在干些什么但后来却没有干出什么来的样子吗？就像您平时那样？”

我没理会他的这句评语，竭力想抓住事实。“汉弗莱，”我开始说道，“如果这些揭露出来的事是真实的……”

他马上打断了我的话，“如果，一点不错！如果！您原是可以，比如说，讨论事实的实质的。”

现在该由我来向他说明一下情况了。“没有比特别委员会对事实的实质更不感兴趣了——他们都是议员。”

“您本可以说那是有关安全的问题。”汉弗莱说，他求助于常用的第一线防卫战术了。

愚蠢透顶！我问他HB型铅笔怎么可能和安全问题有关。

“这要看您用这种铅笔写什么。”他提出自己的看法。可悲可叹。他不可能真的以为我这么做就能逃之夭夭。

“我们为什么要在办公楼上造屋顶花园？”我问道。

“我们把一家美国公司的办公楼设计接过去了。那家公司就要使用那幢办公楼了。凑巧当时也没注意到设计图上有屋顶花园。”

我只是疑地盯着他看。

“小小的错误，”他显得很不服气，“任何人都可以犯的那种错误。”

“小小的错误？”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小小的错误？是七万五千英镑呀。请你举个大错误的例子来吧。”

“让人们去发现吧。”

接着我问他为什么我们要往堆满铜线的货棚提供暖气。

“您想知道事实真相吗？”他问。

我感到惊愕。这是他第一次问我那样的问题。“要是不太麻烦的话。”我以极其屈尊的度回答说。

“所有的工作人员，”他说，“都利用这些货棚来养蘑菇。”

我甚至不知道从何说起，于是我便简单地说，“制止他们。”我发命令了。

他伤心地摇摇头，由衷地叹了口气。“可是，打从1945年起他们便一直是这么干了。这几乎是对他们极其乏味的工作的唯一补偿。”

我了解这个理由，但是放在桌面上讲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于是我便问起罗兹关于节约订购文具费用的建议的事。为什么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呢？

“大臣，”汉弗莱情绪激烈地说，“那个家伙是个捣蛋鬼。一个怪人。他对效率和节约着了迷，成了病。”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他的建议呢？这原是可以使我们节省几百万英镑的。”

“要执行他的建议就意味着做大量的工作。”

“是这样吗？”

“那就要多雇用很多人。”这个理由显然是胡说八道。我把这个看法对他说了。他却似乎并不介意。

“那您就把它驳倒。”他恿我说。

“我显然无法这么做。”

“正是这样。”他洋洋得意地回答说。

我盯着他看。我已经突然明白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是你编造的，是吗？”我说。

他微笑道：“当然啰。”

“为什么？”他站起身来。

“作为一个例子，”他说，同时摆出了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来表明如何对付一个特别委员会。”

〔原先那个特别委员会在下一个星期会见了汉弗莱爵士。奥尔德姆太太就罗兹的揭发和建议详细追问了他。下面是当天记录的证词——编者。〕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这固然不错，汉弗莱爵士，不过我们还是谈谈具体细节，比如说，那个有暖气的飞机库吧。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我当然完全理解委员会的忧虑，但是赫里福德郡的冬天可能会非常寒冷，即使文官也不可能在零度以下的气候里工作呀。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我们不是说文官，我们说的是那些外边用保暖性能很好的塑料包着一卷卷铜线。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是呀，但是我们的人员们整天都要在那儿进进出出的。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为什么？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他们要提货，退货，查验记录，安全巡逻，消防检查，清点存货，审查帐册等等。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那么，他们不是可以戴手套吗？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是可以戴的。这涉及雇员福利政策的问题。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哟，我敢说这项政策要使纳税人花掉好几百万英镑呢。（沉默）没话可说了吧，汉弗莱爵士！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不该由我来评论政府的政策。你该去问大臣。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但是给大臣当参谋的是你呀。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我想我不可能透露自己是怎么为大臣出主意的，这一点主席是明白的。大臣应对政策负责。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好吧，我们会去问大臣的。那么在文具用品的节约方面，你又作何解释？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这会把相当多的政府照顾生意的权力下放到低级人员手里去。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买一盒回形针就等于相当多的政府照顾生意的权力？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政府的政策就是要严格控制用公款的人数。我确信你会同意这种做法是正确而适当的。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但允许人们去买他们自己需要的回形针却是简单的普通常识。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政府政策与常识毫无关系。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那么，你不认为该对这政策进行修改了吗？（沉默）怎么样，汉弗莱爵士？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不该由我来评论政府的政策。你应当去问大臣。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但大臣建议我们来问你。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我现在建议你去问大臣。

艾伦·休斯先生：这样下去何时才能了结？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只要你们喜欢，任何时候都可以。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那么，就来谈谈屋顶花园的事吧。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非常乐意。这是政府为了节约燃料而着手试验的各种屋顶隔热办法的一部分。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花掉七万五千英镑？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本来以为把花园里种的花和蔬菜卖了可以抵那笔开支。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抵消了没有？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没有。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那为什么还不放弃这个花园呢？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唔，花园已经在上面了，而且的确使屋顶隔热了。再说我们已经不再另造这类花园了。

贝蒂·奥尔德德姆太太：可是你们已经浪费掉了七万五千英镑了。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对所有节约燃料的建议进行试验是政府的政策。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以大量浪费纳税人的钱为代价吗？你是否也认为这笔钱是浪费掉了？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不该由我来批评政府的政策。你应当去问大臣。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你听着，汉弗莱爵士。不论我们向大臣提出什么问题，他都说这是行政性问题，应该问你。而不论我们向你提出什么问题，你又说这是政策性问题，该问大臣。你叫我们怎么才能弄清事实真相呢？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是啊，我认为在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因为尽管政府的政策一向是把制定政策看作是大臣们的职责，把管理看作是官员们的职责，而行政上的政策问题可以引起政策管理和管理政策之间的混乱，特别是当管理政策的管理职责和政策管理的政策职责之间发生矛盾或者混乱的时候尤其如此。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这不是一大堆毫无意义的话吗。汉弗莱爵士？

汉弗莱·汉弗莱爵士：不该由我来批评政府的政策。你应当去问大臣本人。

〔下面是伯纳德·伍利爵士的回忆——编者。〕

正如汉弗莱爵士所宣称的，说大臣们是对政策负责的——在八十年代也是如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实际上，相对来说，大臣们很少对政策负责，因为一届政府的有效寿命大约只有两年。第一年是用来了解自己在野时作出的承诺一到执政时就无法兑现的情况。一届政府一旦上台就得对付实际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必然和当时的经济形势相关连，而经济形势又总是可怕的或者带有灾难性的，他们又必然要向全体国民，从而也向反对党掩盖经济方面可怕的具体情况。

由于新政府要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它就会信赖经济学家和财政部。这就有点不幸了——因为经济学家总是处在一种智力混乱的状中。他们之间又相互争论不休，根本无暇为政治家出谋献策，而后者对经济则往往一窍不通。另一方面，财政部又是时运不济，六十多年来，他们对经济的预测简直没有一次是准确的。

这样过了一年到十八个月，大臣们才开始对形势有了真正的了解。随后便是大约为期两年的可能是认真的治理——接着，下一届大选前的竞选活动又开始了。此时，政绩只能退居于赢取选票之后——或者不如说，赢得选票成了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后的两年就如同用功读书准备考试一般，不去做什么新的事情，只想通过考试。

汉弗莱爵士再明白不过了，因此他所说大臣们负责制订政策的情况至多只适用于他们五年任期中的两年罢了。这次特别委员会的质询当然是在哈克上任的第一年中发生的。

这番讨论还引起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大臣在五年中仅有两年是负责制订政策的，那么在其他三年里是由来负责政策呢？显而易见，我们这些文官就经常填补这一空白。这就会在大臣“认真治理”的两年期间造成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对“认真治理”的注意力就经常被吸引到大臣的政策和部里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上。

只有当一届政府以起作用的多数票再度当选连任时，才不会出现一届政府执政初期的这种十八个月的真空状。在八十年代初以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英国没有一届政府能够连任。这就是为什么说把文官笼统地归类为保守党或者工党是十分荒谬的。我们总是相信而且希望我们政府经常替换，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不受大臣的约束的大限度的自由，因为他们在位太久就会开始认为自己懂得如何管理国家了。

10月13日

今天我从报上读到有关汉弗莱出席特别委员会受质询的报道。他可帮了大忙！

我们两个人都接到了通知，要一起回去接受质询，来收拾他造成的混乱局面。

我把他叫进办公室，并臭骂了他一顿。

他说他已经尽了大的努力。

我对他说：“你大概是为了你自己尽了大力量吧。可是你什么也没有解决。后天我们俩将并排坐在一起，接受委员会的拷问。

我们必须回答得得体，或者起码也要保持口径一致。”汉弗莱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我们的立场。

“很好，”我同意道。“提出什么事实呢？”

他对我很不耐烦。“我在讨论我们的立场，大臣——事实真相无关重要。”

很公平。于是我请他概括一下我们的立场。

他建议我们采用文官五条标准申辩理由来对付他们的指控。尽可能用不同的理由来对付各条指控。

我从未听说过有五条标准申辩理由。汉弗莱准备如此公开地向我透露他的手法，可见他对目前的事一定是十分焦急的。

我作了笔记。我根据所举的有关事例给每一条理由加上一个名称。

1．安东尼·布伦特理由

对一切都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由于安全而无法透露。

2．综合中学理由

只是由于大量削减人员和预算，使监督部门捉襟见肘以致于出纰漏。

3．协和飞机理由

这是一次现在已经放弃了的有价值的实验，可是却在它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数据和相当多的就业机会之后才把它放弃掉。

4．慕尼黑协定理由

这是在重要事实被披露之前就发生的，并且不可能再发生了。

（上述重要事实是指希特勒企图征服欧洲。这件事其实已为人所知，不过外交部当然是蒙在鼓里。）

5．轻型部队攻击理由

这是某一个人的不幸失误，此事现在已根据内部纪律程序处理了。

照汉弗莱的说法，这些理由已经把迄今为止的一切事都包括进去了。甚至把战争至少是小战争也包括进去了。

我停止记录，对所记内容沉思了一会。如果我们能够应付过去看来就不错了。但我明白，没有汉弗莱我肯定办不到。

我朝他笑笑以示鼓励。“好啦，”我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得真正配合默契了。怎么样，汉弗莱？”

“我们两人现在是合则站稳，分则垮台。”他颇为乐观地回答道。

我正要把那份清单浏览一遍，看看哪些理由可以适用于哪一条指控，伯纳德却提醒我说，我必须于10分钟后到下院参加一个委员会的会议。“而且，”他紧张地补充道，“唐宁街十号来过电话。马克·斯潘塞爵士〔首相的特别政治顾问——编者。〕问您明天能否找个时间跟他一起喝酒。我对他说五点半您有空。”

我向汉弗莱爵士指出这不是个好兆头。显然首相要我说明为什么我们对特别委员会作出的解释那么软弱无力。

“或许仅仅是约您喝酒而已。”汉弗莱爵士说道，语气中乐观多于理性。“别傻了，”我告诉他说，“十号绝对不会因为你口渴才邀请你

去喝酒的。”我和汉弗莱讲定明天碰头，以便一起来编造一篇故事。

“使我们的立场一致，大臣。”他纠正我说。

“我说的是，”我答道，“编造一篇故事。”

10月14日

今晚我十分困惑。

5时30分去唐宁街十号见马克·斯潘塞爵士。

唐宁街十号给人一种非常古怪的感觉。从外表看它只是一幢普通的带有大阳台的乔治王朝时代的房子——它很大，但又不是太大。可是当你步入前门，顺着似乎有一百码长的宽大过道行走的时候，你就明白自己置身于一座宫殿之中。

它是极端英国式的房子，外表特别简朴素雅。这房子的奥秘在于它是由三四幢房子拼凑而成的，而且房子的背面也连在一起。这样一来，你在唐宁街十号就不知道自己兜到哪里了。你沿着那些稀奇古怪的小梯子走上走下，从一幢房子跨进另一幢房子，用不了多久你甚至连自己在哪一层楼面也搞不清了。

据司机的小道透露，这一点正好给非常熟悉这幢房子布局的文官创造性地利用上了。他们把自己的办公室安排在关键的房间里，从那里他们可以监视并控制楼里的所有出入活动。而且这些房间通常也是好的房间。事实上，一直有谣言说，每届政府里都有争夺房间的斗争。政治幕僚总是争抢那些离首相办公室近的房间——并且争着要把文官赶得越远越好。但是每当政府换届时，文官似乎趁新首相手下的人还没进来之前就利索地搬了回来，重新占领了失地。

我由别人陪送到马克·斯潘塞的办公室。这是一间狭小而简朴的房间，设备不全，正是被常任文官用来安置临时兼职顾问的那种办公室。

〔马克·斯潘塞爵士是一家有名的联号商店总经理，这家商店以高效率和高效益而有口皆碑。他被首相请进唐宁街十号向首相个人提供有关节约和提高行政效益方面的咨询。看来他迄今还在为自己谋求一间像样的办公室而费神。如果不是首相本人赏识他的工作的话，他原是可能在瓦尔塞姆斯托找到一间办公室的——编者。〕

我以前只见过马克爵士一面。他身躯高大，才智过人，讲话客气中听。他热情地欢迎我。

“啊，请进，吉姆。喝苏格兰威士忌吗？”我道了谢。

“情况怎么样？”他给我端上饮料，温和地问道。

我告诉他情况不错。绝对不错。我说罗兹的那本书突然朝我们抛过来使我们有点吃惊，不过现在整个形势已处于控制之下。

“汉弗莱和我今晚将会碰头，我们能够把一切说清楚。首相是不用担忧的。”

我希望我的话足以使马克爵士放下心来，可是，我边听自己说话边觉得这话就仿佛是自我安慰。

我停了下来，可是马克爵士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端坐不动，朝我望着。

我发现自己又往下说，并且提出更多的理由来。“使我大惑不解的是马尔科姆·罗兹究竟怎么会弄到那么多信息。大多数情况都是在他那个部门以外发生的。我也很想知道是把那新书样本交给贝蒂·奥尔德姆的。首相准是发怒了。但这肯定不是我的过错。”

我又停了下来。其实我在这个话题上也已经无话可说了。马克爵士显然觉察到了这点，因为他终于开口了。

“你怎么会想到首相发怒了呢？”他问道，语气中稍带困惑。

我倒没料到过这个问题。我以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不然为什么我会到唐宁街十号来呢？我盯着他看。

“让我们合理地研究一下这个情况，行吗？”马克爵士建议道。

“当然行。”我表示赞成。

接下来他问了我一连串问题。起初我简直看不出他的用意何在。

“在政府支出方面，首相一直谋求作出什么成绩来？”

“当然是削减经费。”

马克爵士点了点头。“为什么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呢？”答案又是明摆着的。“由于文官的阻挠。”

“那么是否所有内阁成员都对这项削减政府支出的政策负有责任呢？”

我拿不准这是不是针对我的指责。“我想是这样的呀，我当然负有责任。”

他注视着我。看来并不相信我的话。接着他说道：“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实际上没有一位大臣真正削减了支出呢？”

“你知道，罗马并非一天之内造成的。”

“不对。那是因为大臣们都被同化了。”

“啊，我可不认为……”我话说一半。当时我正想表示异议，但是我刚才对马克爵士说什么来着？罗马不是一天之内造成的。这是文官在人家逼他们作出成绩时的一句标准的回答。但是可以肯定，我本人并没有被同化。

“文官把你们许多人驯服了。”他带着点苦笑说道。

“嗯，或许我们之中的某些人是这样吧。可我绝对没有被……”

他打断了我的话。“听我说，如果一位大臣真想削减支出，那么他对一本揭露政府大肆浪费的书将会作出何种反应？”

“唔，他会，他会，呃……噢！”我知道自己不能马上提出答案，

“这要看……呃……”我一时间说不下去了。于是我干脆问他究竟想说什么。

他没有回答，换句话说，他拐弯抹角地问道，“你知道文官们是怎么说你的吗？”

我局促不安地摇摇头。

“说和你共事非常快乐。”听罢此话，我只觉得一种错综复杂的情绪涌上来心头。首先是感到宽慰，接着感到高兴和骄傲。然后，突然意识到他刚才透露的情况之可怕。

“这十足就是巴巴拉·伍德豪斯所写的关于她的那些获奖的长毛狗的情况。”他补充说。

我就坐在那里，竭力思索着这些话的含义。我的头脑一片混乱。

马克爵士继续用他那和悦的嗓子把我批评得体无完肤。“我甚至听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说过你这个人非常有价值。你想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此话的含意再清楚不过了。我深感苦恼。“你的意思是说…… 我彻底失败了？”我说。

马克爵士站起身来。拿起我的空杯子，并且说我看来似乎还需要一杯威士忌酒。

他把酒斟满，又将杯子交给我。我一点一点地喝着，他便等着我再开口说话。

“现在，”我喃喃说道，“我猜想首相对我在特别委员会面前的表现很不高兴，因为我没有能够把失败的事实掩盖起来。”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两眼望着天花板。他开始不耐烦了。“恰恰相反，首相是因为你掩盖得太好才不高兴的。”这使我更加搞不明白了。

他解释道，“你正在庇护文官。你正在保护汉弗莱·阿普尔比。首相和我正全力以赴要揭露为什么政府支出一直没有削减——而你却帮助文官来公然违抗政府。”

“是我吗？”我的头脑在晕眩。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呢？

“你知道贝蒂·奥尔德姆是从哪儿弄到那新书样本的？马尔科姆·罗兹又是如何搞到内部信息的？”他朝我笑笑，等待我的反应，我只是茫然地望着他。“你猜不到吗？”他终于问道，话音里带有怜悯之意。

我突然明白了。“你的意思是……首相？”我轻轻说道。

马克爵士显出震惊的样子。“当然不是……不是直接的。”

“你是说，”我再一次轻声说道，“你自己？”他呷了一口酒，笑笑。

原来如此。不论是否故意，马尔科姆·罗兹和贝兹·奥尔德姆是受了首相的特别顾问的指使才那么干的。因此实际上就是首相本人指使他们这么干的。

所以……所以我该如何呢？我在特别委员会面前该如何行事呢？唐宁街十号需要的是什么呢？

“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马克爵士神秘地补充了一句。“绝对忠诚。”

“啊，”我说，接着我意识到我所担忧的事还没有全都得到解决办法。“可是，呃，要对忠诚呢？”

“那得由你自己决定。”他说。

我认为自己明白人家对我的期望。我是这么认为的。

10月15日

今天我们和特别委员会会面了，我可真的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他们一开头便提起放在有暖气的货棚里的、外面包着塑料的铜线。汉弗莱的回答是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见面时已商定了由他来回答的一些话。他说，在一些重要事实被发觉之前，错误就实际上产生了，他可以告诉委员会说这种过失今后决不会再发生了。

他请我表示同意。

我的回答使他吃了一惊。

“是的，”我说。“汉弗莱爵士的回答完全正确。这是正确的官样文章的回答。”他迅速看了我一眼。“但从我们上次碰头以来，我一直深入思考（确实如此！）。毫无疑问，这个委员会的确查出了问题。”

汉弗莱转身惊讶地凝视着我。

“的确存在着浪费现象。”我谨慎地说下去，“尽管我们总是能为个别情况找到推托的理由，而你们却使我认识到我们整个度是错误的。”

从汉弗莱爵士的脸部表情来看，显然可见他们并没有使他信服。

但是，我仍然鼓足勇气，继续往下说，“大臣们和他们的文官总是掩盖和保护我们该去揭露并予以消除的情况。”汉弗莱爵士此刻完全目瞪口呆了。“我和那本极有价值的书的作者马尔科姆· 罗兹先生交谈过了。他同意在我即将举行的一次外界独立调查中提供内容广泛的证据。”我可以从眼角看到汉弗莱爵士用双手捧着自己的头。“它将检查整个政府的管理工作，首先从我的部开刀。”

主席看来很满意。“汉弗莱爵士对此有何反应？”他问道。

汉弗莱爵士把头从自己的手中抬起，想说话，却没有说出来。我马上代他回答。“他完全同意，我们在工作中配合得非常好，对吗，汉弗莱？”他无力地点点头。“我可以说，和他共事非常愉快。”

在此同时，贝蒂·奥尔德姆陷入了困惑之中。她还在试图向我发起攻击，但这时已经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了。

“可是，大臣，”她尖声抱怨道，“刚才所说的情况和你在华盛顿所讲对浪费进行无情斗争可完全对不上号呀。”

我对此胸有成竹。因此我摆出极其屈尊的度来阐明我的立场。“唔，贝蒂，”我说，“我是个老派的人。我很相信忠诚这类的事情。不管你在私底下对他们说什么，你仍然在公开场合保护手下的人。是吗，汉弗莱？”

汉弗莱此刻仿佛把我当作狂犬似地看着我。

“这么说来，”奥尔德姆太太追问道，“你现在对他们不是很不忠诚吗？”

“不，”我逗人喜欢地说道，“因为归根结底，一个大臣有一种更高的忠诚——那就是对议会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多痛苦，这种忠诚高于一切。我的信念是这样：当证据尚不绝对充足之前，一个人必须忠于自己的部门和他的官员。但是我现在必须公开说出我私下一直说的话：那就是，改革能够实现并且将会实现，而且我知道自己将在汉弗莱爵士身上发现我可靠的支持者，是这样吗，汉弗莱？”

“是，大臣。”我那可靠的支持者回答道，他那微弱又哽住的嗓音里充满着刻骨的仇恨。

会见结束以后，汉弗莱、伯纳德和我迈步穿过白厅，来到了行政事务部。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河里吹来习习凉风。我对眼前的一切颇感乐观，虽然心里但愿自己不曾误解了马克爵士的意图。我感到自己对首相可算极度忠诚了，尽管我使汉弗莱爵士多受了点气。在回部的路上，汉弗莱一言不发。他太生气了。伯纳德也不说话。他可太受惊了。

其实在回到我的办公室之前，大家都没说话。汉弗莱跟我进了屋，显然他有话对我说。

我关上门，期待地望着他。

“这是大大帮了忙，大臣。”他恨恨地开始说。

“我尽了大的力量。”我回答说，并谦虚地微笑着。

他注视着我，想弄明白为什么我会有刚才的举动。他准是认为我的脑子出毛病了。

“您或许是为您自己尽了大的力量，”他说，“这就是您所谓的配合默契吗？真有趣，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有必要跟他说明一下，于是我开始说明自己不得不这么做，我别无选择，可他却听不进去。

“您不得不做什么？就这样求饶般地向委员会承认一切。您难道不明白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严重的灾难啊？”

“我希望不是我的灾难。”我回答。

他摇摇头，与其说是生气还不如说是伤感。“大臣，您的希望将会落空。部里的全体人员都将十分愤慨——他们今后再也不相信您了。至于说到唐宁街十号——嗳，对您当众承认失败，首相会有何反应，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坐在一旁，暗问自己是否犯了个大错误，伯纳德敲门进屋。他手里拿着个信封。

“对不起，大臣，打扰了您。”他紧张不安地说道，“可这儿有一封首相的私人信件。”

他把信交给我。汉弗莱爵士摇摇头。我把信拆了开来。在我看信的当儿，我听到汉弗莱的讲话声。

“我确实警告过你，”这声音说，“伯纳德，或许你现在该考虑为大臣起草一封保全面子的辞职信了。”我看了首相的信。〔我们把这封信附在下面——编者。〕

亲爱的吉姆：

我们近很少见面。星期天你有空来契克斯别墅共进午餐吗？就家里那几个人。请你务必带安妮和露茜来。

我万分盼望和你见面，也许我们还可以互通一些信息。

首相

10月15日

然后我大声念了出来。

汉弗莱的脸上充满迷惑的神。“我想自己并不十分……”他说，接着，他终于悟出了什么。“好一个预谋！”他对我嘘了一声。

“和马克·斯潘塞的那次小酌，哼！”

我只是笑了笑。这次赌博成功了。我把信又念了一遍。这是一次非凡的成功。“我们近很少见面……在契克斯共进午餐…… 就家里那几个人……”而且是亲笔写的。

“你知道这封信值多少，汉弗莱？”我暗自得意地问他。

“我想现行价格是三十枚银币。”他恶毒地回答。

我摇摇头，“不，汉弗莱，”我极其自信地说，“这是对正直和忠诚的奖赏。”

“忠诚？”他不屑地嘲笑说，“忠诚？”

我禁不住指出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他难受。“是呀，汉弗莱，我便是照你支持我时一直使用的那套办法来支持你的，你说是不是？”

他真的不知道如何来回答。从他那咬紧的牙关后面发出了一种哼声。

“你说什么，汉弗莱？”我客气地问道。

“我想，”伯纳德说，“他是说，‘是，大臣。’”

[1]英语pail one’s colours to the mast直译为“把旗帜钉在船桅上”，其含义是“公开而坚定地表达自己的信念”。这里用“裤子”代替“旗帜”，有讥讽之意——译者。

[2]格拉德斯通（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次任首相——译者。

[3]比利·邦特是英国作家查尔斯·汉密尔顿所写的系列小说里的一个学童——译者。

15．机会均等

10月23日

在选区里，今天算是一个相当安静的星期六下午了。我们当政已满一年，我觉得不管是怎么干的，反正我干得还不错：我在有生以来首次担任官职的一年之中没有出过大乱子（或者至少可以说，没有出过什么我们无法这样那样地挺过来的乱子），而且我感到自己终于开始渐渐懂得了我们这台行政机器的奥秘。

也许你会认为，我作为行政事务部名义上的首脑竟需要花一年时间去摸清部里的情况，时间未免太长了点。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种想法当然不错。但是，如果我在当了一辈子新闻记者和工科大学讲师后成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董事长，在先前没有过管理大企业经验的情况下，仅仅一年后就彻底明白了这家大企业的运行机制，那么人们还是会认为我是非常成功的。

我们这些政治家跌跌撞撞地闯进了白厅，好比是婴儿进了大森林。除了当开业医生，开律师事务所，或是在某家政治刊物工作以外，我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担任过管理工作——可是突然之间我们都当上了拥有两万到十万名雇员的一部之长。

总之，我认为我们干得很不错！〔那天哈克正是在这样的乐观情绪中同意让凯茜·韦柏采访他。凯茜是哈克自己选区内一所综合中学的四年级女生——编者。〕

但是我必须承认，一位少年老成的中学女生代表校刊在喝午茶时间对我的采访，稍微有点冲淡了我对自己任期第一年所抱的热情。

她首先问我是怎样取得目前的显赫地位的。我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到目前为止的政治经历，后我故意显出谦虚的度，小心翼翼地说：“当首相由于某种原因认为邀请某人参加内阁是适宜的时候，唔，这里就有这么一个人选。”我不希望被人看作是个傲慢不逊的人。根据我的经验，年轻人对这一点是特别敏感的。

她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我解释道，如果一个人作出选择——就像我所做的那样——将其一生致力于为公众服务，也就是为他人服务，那么责任就是他必须承担的事情之一。

我从凯茜的眼神看得出来，她对我充满敬仰。“可是这么大的权……”她咕哝道。

“我明白，我明白。”我回答道，想要显出一个对权力已习以为常的人所常有的那种满不在乎的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大得吓人的权力。可是，实际上，凯茜……（我自然特别注意到要称呼她的教名，因为这能表明我并不认为自己凌驾于我的选民之上，哪怕是中小学生，他们毕竟是未来的投票人啊）……这种权力真的使人变得相当谦虚！”

安妮急急忙忙走了进来，打断了我的话，房子另一处的电话铃刚响过。

“伯纳德刚来过电话，嗳，谦虚的人。”她说。我但愿她不要在别人面前这样学着我的腔调来打趣，我的意思是，我是个挺有幽默感的人，但凡事总得有个分寸呀。

她接着告诉我，中央大厦要我观看某个电视节目。[1]是英国广播公司二台播出的。

我记得那个该死的节目，而且在笔记中记下不去看它。

“喔，老天爷，”我说，“国会议员莫琳·沃特金斯，我们的后座议员之一——她可不是我喜欢的女士，而是个横冲直撞的女权主义者，我才没有这份心思去看呢。”

正在这时我发觉凯茜在记笔记。于是我不得不向她说明，我这句话“不在记录之列”。她对这概念似乎感到有点难以接受。这使我想到，我们能在大部分时间里同那些训练有素的议会新闻记者打交道真是件幸事。

她总算把记下来的东西划掉了。可是我没想到她竟发了一通为莫琳·沃特金斯辩护的言论。

“我喜欢她，”她说，“你不认为妇女仍在受剥削吗？我们4B班的同学全都认为妇女不论在工作中也好，在家里也好，都是被剥削者，这个世界仍是一个为男人的方便而由男人设计、男人管理的世界。”

这一席话叫我有点惊讶，听上去不完全像……是自己想出来的，要是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话。

凯茜准是猜透了我的想法，因为她很爽快地加上一句：“你知道，正如她所说的那样。”

我得说，我对所有这些女权主义的胡诌开始有点厌烦了。今天你哪怕是赞美一下某位女士的外表，人家就会说你是个女性歧视者。这种可怕的女子同性恋式的游说如今到处都能听到。

因此我决定向小凯茜说清这个问题。“现在情况肯定不再是这样了，”我亲切地微笑道，“无论如何，莫琳·沃特金斯在下院是无足轻重的人物，谢天谢地。”

“在下院里她也许不是，”安妮插嘴说，“那里多的是男人。”我因为我的宝贝妻子给我帮了腔而向她道谢，然后重新朝凯茜微笑，问她是否还有其他事情想要了解。

“只剩后一个问题了，”她说，“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政府大臣，你实际上取得了什么成就？”

我很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这看来容易回答。

“成就？”我边考虑边重复着说，“嗯，各种各样的成就，枢密院成员、党的决策委员会委员……”

她打断了我的话。看来她想问得更具体些，她要了解的是，我实际上做了哪些使他人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事。

哎呀，当然啰，这使我十分狼狈。孩子们总是提怪问题。正像我们的美国盟友常说的那样，完全偏离了正道。以前肯定没有人向我提过这样的问题。

“使生活变得更美好？”我重复了一遍。

“对。”她说。

“为了他人？”我拼命地思索着，可是什么也想不出来。我试图边说边考虑，“肯定有不少事情，我是说，我整个工作就是为了这个，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每周工作七天……”

趁我错误地吸口气的一瞬间，凯茜打断了我的话。她将来在英国广播公司肯定大有前途，这孩子！“您能举出一二个例子吗？要不我的文章就可能有点乏味。”

“举例子。是的，当然能够。”我说，但却发现实在举不出来。

她手里拿的铅笔期待地悬在有横线的练习簿的上面。我意识到自己必须作一番解释了。

“唔，”我开始说，“你瞧，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政府工作有不少是集体决定的，是我们大家凑在一起，由全国机灵的头脑反复推敲来完成的。”

她看来对我的解释并不满意。

“嗯，”她疑地说，“可是有没有什么事情你能在事后回顾时说‘这就是我干的’？你知道，就像一位作家回顾他的著作那样。”顽强的小捣蛋！

我开始向她解释政治生活中的事实。“是的，唔，政治是错综复杂的事，凯茜，”我再次留心称呼她的教名，“有许多人要发表见解。办事需要时间。罗马不是一天功夫就能建造起来的。”

我瞧她的脸，可以看出上面写满了失望的神色。〔鉴于哈克使用的隐喻往往是混合隐喻[2]，我们由此能窥见他处于心神昏乱的状态，因此只要不影响表达，我们保留了这些隐喻——编者。〕我开始对自己有点失望了。我明白自己无法恰当地回答她的问题。我也开始感到相当恼火了，这个讨厌的孩子竟使我感到自己不够格。

适可而止吧，采访该结束了。

我指出时间过得真快，而我还得去审阅红盒子的文件。我一边把她打发出门，一边强调我是多么喜欢这次小小的谈话，同时叫她别忘了她已经答应在她的文章付印以前，先让我过过目。

我回到房间里，重重地坐到心爱的炉边沙发上。感到十分沮丧。

“那孩子真聪明。”安妮评论说。

“今后我再也不接受校刊采访了，”我回答道，“她向我提了一些伤脑筋的问题。”

“没什么伤脑筋的，”安妮明确地说，“只不过是天真罢了。她认为你的活动该有某种道德基础。”

我困惑了。“但是的确是有道德基础的呀。”我回答道。

安妮笑了。“吉姆，别傻了。”

我可不觉得有趣。我忧郁地凝视着圆木状煤气炉里排得整整齐齐的未燃尽的木块。

“你为什么唉声叹气呢？”安妮问我。

我想解释一番。

“我有什么成就？”我问道，“凯茜是对的。”

安妮提议道，既然凯茜和我都认为我有那么大的权力，我就该立即去搞出点成就来。她总是出这种笨主意。

“你知道，我只是个内阁大臣罢了。”我厉声说。

安妮微微一笑。“这真的使你变得谦虚了。”

我的谦虚本来就不成问题，从来就不存在。问题在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改变意味着在议会通过某些法案，而今后两年里议会的时间表都已经排满了。

安妮对我的话无动于衷。

“你为什么不去改革一下行政部门呢？”她提议道。

她的话听起来好像这仅仅是简单小事而不是需要毕生为之献身奋斗的厮杀。她心里想到的主要是什么样的改革呢？无论如何，正如我向她指出的那样，任何针对行政部门的真正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就算我想出五十项重大改革，可是来实行呢？”

她立刻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文官。”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她同情地点了点头。可是她并不轻易罢手。

“好吧，”她建议说，“不要谈五十项改革了，就一项吧。”

“一项？”

“如果你对行政部门进行一项重大的改革——那就很了不起了。”

了不起？那可要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问她想提出什么建议。

“使他们把更多妇女推上高级文官职位。妇女占人口的一半。为什么不能把一半常任秘书职务让妇女去担当？有多少妇女担任高级职务？”

我试图思索一下。肯定不多。我几乎一个都没碰到过。

“机会均等，”我说，我喜欢这句话被念出来的声音，它听上去很悦耳。“我来试试看，”我说，“为什么不呢？这关系到一个原则。”

安妮可高兴了。“你的意思是你单纯出于原则而打算干些什么吗？”

我点了点头。

“啊，吉姆。”她说，话声中充满爱情和钦佩。

“原则，”我说，“是争取选票的极好手段。”

过了一会，安妮觉得头疼，很快就上床去了。我本想继续跟她谈下去，可是看来她已经不感兴趣了，真怪！

10月25日

今天我对行政部门中机会均等或者缺乏机会均等的情况稍微有了点了解。

说来也巧，我跟行政事务部唯一的女副秘书——萨拉·哈里森碰了一次头。

她确是个优秀人物。长得漂亮，又很聪明，大约三十九岁或是四十岁吧，这个年纪当上副秘书算是很年轻了。我认为她对诸如会议之类的事情处理起来总是很利落，稍微有点男子气概，尽管如此，她又显得很富有女性的魅力。

她交给我一份很难处理的抗议书，是反对党一名前座议员写的。内容涉及选区的事。与特别开发区内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特权有关。我一点都不懂这里面的名堂，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我什么事也不用做。她向我解释说，抗议书提出的情况有的不符事实，其余的问题则是法律所要求的，因此不管怎么样我总是拿不出其他办法来的。

文官的这种建议使大臣日子过得轻松自在。不需要你作任何决定，甚至也用不着辩解。实际上是无所事事，真妙。

我叫她起草一封复信，她已经写好了。她把复信递给我的办公桌让我签字。写得真是无可挑剔。我心里纳闷，为什么他们不任命更多像她那样的副秘书，同时我想到现在正是搞清原因的机会，因此我问她，文官中有多少妇女担任高级职务。

她给了我一个现成的回答。“当常任秘书的一个也没有。在一百五十多名秘书中，只有四名是女性。”

我心里纳闷，是否有不怪的秘书呢？[3]大概没有，等到他们当上秘书就成了怪人了。

我又向她了解她那一级——副秘书的情况。不出所料，她知道确切的数字。

“嗯，我们共有二十七人。”这似乎还不错。

“总共有多少副秘书？”我问。

“五百七十八名。”

我大为震惊。简直骇人听闻。我奇怪她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至少她看上去并不像吃惊的样子，她就照平时那样，高高兴兴，就事论事地回答这些问题。

“你不觉得这骇人听闻吗？”我问。

“不怎么觉得，”她微笑道，“我觉得滑稽。可话得说回来，整个行政部门都是滑稽的。说到底，它是由男人管理的。”

作为一个打算致力于女权事业的男子，我觉得自己应当高出一筹。我站在她这边。

“关于这情况你能做些什么？”我问道。她显出茫然不解的表情。我换了一个方式来表达我的话：“关于这情况我能做些什么？”她直视着我，眼神沉着而清澈，她的眼睛具有一种美丽的深蓝色，她身上散发出上好的香水气味。

“您是当真的吗，大臣？”我点了点头。

“这容易，”她说，“把专业人员和工商界中的妇女能人直接请来担任高级职务。工资待遇对妇女来说是不错的，假期长，还有同物价指数挂钩的养老金。会有大批佼佼者来应聘的。”

“这里的工作她们干得了吗？”我问。

“当然干得了，”她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意外。“尽管我对阁下尊敬之至，[4]我的意思是，要是您能让一个记者出身的国会议员一下子当上大臣，为什么您就不能让一家第一流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当上秘书呢？〔哈克在成为政府大臣以前的确曾经当过记者，编辑过《改革》杂志——编者。〕只需要通过大约两次普通考试就能胜任这里的大部分工作。”

伯纳德走进来提醒我下一次约会。他送走了萨拉。“伯纳德。”我说。

“是，大臣？”他像往常那样回答我。我试图跟他建立一种更为亲密的私人关系已经快近一年了，为什么他还是这么拘泥于礼节呢？

“我希望你叫我吉姆，”我抱怨道。“至少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你可以这样称呼我。”

他恳切地点了点头。“我要想法记住，大臣。”他答道。真是不可救药！

我把萨拉跟我谈话时交给我的文件挥了挥。“萨拉说这抗议书完全是胡闹。”我告诉他，“她已经写好了回复。”

伯纳德很高兴，“好极了，我们只要CGSM就行了。”

“CGSM？”我问。

“这是文官的代码语言，”他解释道，“它是‘一批老年鞋制造商’的首字母缩写。”我等着听他解释。“一大堆屁话。”他大有帮助地加上一句。[5]

我把文件从他手里拿回来。

“我并不是文官。”我高傲地说。“我要写上自己的代码。”我在页边空白里写上“圆形物”。

10月27日

今天我同汉弗莱爵士碰了头，谈了机会均等问题。我很小心，事先没有透露什么——伯纳德已经在他的工作日程表里写上“人员配置”。

他走了进来，面带笑容，信心十足，和蔼可亲，一副贵族气派，看上去轻松自如，一无牵挂。所以我决定当场吓他一下。

“汉弗莱，”我开始说，“我已经作出决策。”

他就要坐上他的椅子了，听到我的话却一动也不动地僵住了，那姿势有点像格鲁乔马克斯。[6]他用噘起的嘴唇警惕地盯着我瞧。〔哈克的意思大概是说汉弗莱爵士警惕地盯着他，而同时他已经噘起了嘴唇——编者。〕

“一项决策，大臣？”他很快就恢复了常，假装出一副乐于听到这消息的模样。

“是的，”我神采飞场地答道，“我打算就文官中的妇女人数做些工作。”

“可没那么多妇女呢？”他显出茫然的神色。

伯纳德急忙解释。

“大臣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妇女。”

“大批妇女。”我坚定地补充道。

这一下汉弗莱真的吃了一惊。他的头脑在急速翻腾。他就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可是我们的编制其实已经很满了，打字员、清洁工、办公室端茶小姐……”他说不下去了，只好请别人帮他说下去，“你有什么想法，伯纳德？”

“嗯，”伯纳德帮他说下去，“临时秘书比较缺少。”显然伯纳德也没有把要点搞明白。

“我说的是常任秘书。”我说。

汉弗莱爵士马上愣住了。他似乎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所以我又接着说下去。

“我们需要一些女性高级文官。”汉弗莱爵士脑子里还是一片混沌。他毫无反应。伯纳德看来也完全给搞糊涂了。他要求我说明。

“是不是……那种萨摩蜜橘[7]，大臣？”他焦急地问道。

我老是吃不准伯纳德到底是个异常聪明的冷面滑稽呢，还是有点傻。所以我只叫他坐下来。

“目前，”我问汉弗莱爵士，“有多少常任秘书？”

“我想是四十一名。”这是个精确的回答。

“四十一名，”我愉快地表示赞同。“有几名是妇女？”

汉弗莱爵士似乎突然丧失了记忆，“唔，这只是约略人数，我手头没有确切数字，我不能肯定。”

“哦，有大约的人数吗？”我引他回答。

“唔，”他谨慎地说，“大约一个也没有。”

相当接近但不完全准确，这是我们的美国盟友爱说的话。正确的回答是一个也没有。汉弗莱爵士其实是完全清楚的。〔哈克是对的，常任秘书们形成了一个只在名义上不存在的排外性小集团，从而一个新任命的常任秘书实际上可能被拒之门外。这会成为一种他们政治上司所不完全了解的但却相当有效的“非正式”程序——编者。〕

我开始觉得很有趣。“我想我们总共有一百五十多名秘书。”我继续高兴地说，“你知道其中有几名是女性吗？”

汉弗莱爵士避而不答。他要么是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要么就是知道了故意不说。他只能回答道，“这很难说。”这回答使我惊讶。“为什么难说？”我倒要问问清楚。

伯纳德又想来帮忙了。“哎，男人当中有不少老年妇女。”我没理他。“四名，”我对汉弗莱说，“确切地说一百五十三名秘书中只有四名是女性。”

竟然有这么多人，这似乎使汉弗莱爵士颇有感触。“真的那么多吗？”他微微睁大了眼睛说。

我觉得自己小小玩笑已经开够了。现在我要单刀直入提出我的建议了。自从我第一次同萨拉谈话以后，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

“我打算宣布，”我宣布道，“在今后四年内要使女性秘书和常任秘书达到百分二十五的份额。”我想汉弗莱爵士一定着慌了，但这也难说，因为他非常圆滑。

“大臣，我完全赞同您的目标。”他说。这话自然增加了我的怀疑。

“这好。”我说。

“让更多妇女担任高级职务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应该的。我们大家都十分关注这种明显的不平衡现象。”我注意到他巧妙地用了“明显”这个字眼。[8]“可是这种事需要时间。”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我要立刻采取行动。”我答道。

“我全心全意地赞同，”汉弗莱爵士起劲地答道，“我建议成立一个部际委员会，马上干起来……”

他知道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坚定地告诉他我不需要那老一套的拖延战术。

“这事需要用大锤子，”我宣称，“我们必须把繁文缛节通通砍掉。”

该死的伯纳德又突然尖声说起来了。“砍繁文缛节可不能用锤子，这样只会……”他说着做出一个像是挥锤子砸东西的姿势。

我很狠瞪了他一眼他才不作声了。

汉弗莱因为我指责他搞拖延战术，似乎不高兴。“大臣，您冤枉了我，”他抱怨道，“我没想搞拖延战术。”

也许我真的冤枉了他。我向他道了歉，等着他出主意。

“我只是想建议，”他带点痛心的口气轻声说道，“如果我们要有一个百分之二十五的妇女定额，在招聘阶段我们就得吸收多得多的人选。这样终才能在高级岗位上有百分二十五的妇女。”

“这要多久？”我问道。

他还没有说出我就知道他的回答了。“要二十五年。”

“不，汉弗莱，”我还是面露笑容耐心地说，“我想你没完全搞懂我的意思。我是说现在。”

汉弗莱终于搞清楚了。“噢，”他吃惊地说，“您的意思是——现在！”

“马上就办，汉弗莱。”我答道，并露出极其赏脸的笑容。

“可是，大臣，”他圆滑地微笑着说，“现在干什么都快不了。”他也赏脸地用微笑来回敬我。他那么快就恢复常，真不简单。

这老一套的废话我快听了一年了，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是啊。”我说，“文官有三项信条：迅速行动花时多，节约办事花钱多，秘密活动更民主。不行，汉弗莱，我已经提出四年功夫解决问题。这段时间够长了。”

他伤心地摇着头。“哎呀，不，大臣，我说的不是政治时间，是实际时间。”他又舒舒服服地靠在他的椅子背上，仰视着天花板，然后悠闲地继续说下去。“文官就好比橡树，是要慢慢成长的，同芥菜之类的东西不一样，要随着季节的变化开花、成熟。”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装腔作势的胡话。可是他却滔滔不绝说个不停。

“他们是慢慢地酿出来的，就像……”

“就像你那样吗？”我打断了他的话打趣说。

“我本来要说，”他尖酸刻薄地回答我说，“他们慢慢地酿出来，好比是陈年美酒。”

“也许是格里姆斯比酒吧？”

他一本正经地微微一笑。“我是认真的，大臣。”

他当然是。除了对自己的重要性十分认真对待之外，他还认真地想要用他那套鬼话来迷惑我，使我对自己的新建议——或者说我的新决策——失去信心。我决定直接使出杀手锏。

“我预见到了问题的复杂性，”我坚定沉着地说，“因此我建议从行政部门外引进一批高级女性来充任高级职务以解决这一问题。”汉弗莱脸部表情耐人寻味。他完全惊呆了。脸色发白。

“大臣……我想我不太……”当他要说“明白”的时候，声音轻得让人听不见了。

我感到非常有趣。

“看着我嘴唇动的样子吧，”我用食指指着自己的嘴巴对他大有帮助地说。“我们……要从……外界……把妇女……引进来!”我说得又慢又仔细，有点像是个精神错乱的语言矫治专家。他坐在那里，两眼直瞪着我，就像老鼠看见了猫，吓得一动也不动。

他终于重新振作起来。

“可是，”他开始说道，“我们体制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它的廉洁、纯正，在于它不受外来影响的污染。”

我可看不出这种陈词滥调到底有什么道理，我把我的意思跟他说了。“人们在企业界从一个职业转到另一个职业，汉弗莱——文官为什么就该不一样呢？”

“就是不一样。文官要求精细……”

“要求谨慎。”伯纳德说。

“忠于职守。”汉弗莱说。

“可靠！”伯纳德说。

“可靠！”汉弗莱爵士强调地重复道。“说得好，伯纳德。可靠。”伯纳德显然说出了文官词汇中的一句关键的赞美话。

〔不用说，这次谈话对伯纳德·伍利来说是利害攸关的。哈克从外界吸收妇女的方针如果得以实施，很可能会不利于像伍利这样的一般文官的晋升。如果可以从外界吸收妇女来担任高级职务，也就同样可以吸收男子了。在这种情况下，伯纳德的前途又会变得怎样呢？——编者。〕

汉弗莱爵士接着说，文官必须有无穷的耐心和无限的理解力。他们还必须随着政治家改变主意而能够经常在紧要关头改弦更张。也许是我的猜想吧，反正似乎感到他在说到“主意”这个词的时候，语气特别重些，像是加上引号——似乎是说“随着政治家改变他们所谓的‘主意’”。

我问他自己是否具备所有这些才能。

他谦虚地耸了耸肩膀答道，“唔，只是一个人要适当地经过……”

“酿造，”我接住话头说，“就好比是格里姆斯比陈年美酒。”

“训练。”他紧闭着嘴唇勉强微笑着纠正我的话。

“汉弗莱，”我说，“你扪心自问，我们的体制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只有这么几个妇女担任秘书呢？”

“她们老是要离开，”他以心平气和说理的样子解释道，“因为要生孩子等等。”

我感到这种解释过于荒谬，“为了生孩子所以要走？快要五十岁的人？绝对不可能！”

可是汉弗莱爵士似乎认为确有其事。他拼命推卸责任，声称对情况不了解。“说真的，大臣，我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我站在您这边。我们的确需要更多妇女来担任高级职务。”

“那好，”我断然答道，“我可不想等上二十五年。我们这里有一个秘书空缺，是吗？”

他立刻警觉起来，谨慎地想了想才回答我。

“是的。”

“很好。我们要任命一个女性，萨拉·哈里森。”

他又大吃一惊，或者说吓呆了，要不就是惊恐万状，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总之他是绝对不高兴的。但是他仅仅以安详克制的口气重复了一遍她的名字，没有说别的话。

“萨拉·哈里森？”

“对，”我说，“我认为她挺能干。你不认为这样吗？”“很能干，对一个女人来说。不，对一个人来说。”他毫不犹豫地纠正了自己。

“而且，”我补充道，“她有主意，是个能独立思考的人。”

“恐怕您说对了，”汉弗莱爵士表示同意，“但她并没让这影响到她的工作。”

我问他对她有何意见。他坚持说自己对她毫无意见，他是完全支持她的。他肯定她是个优秀的工作人员，并且指出他一贯大力支持她，实际上就在去年他就主张把她晋升为副秘书，以她这个年龄担任此职算是很年轻的了。

“你认为她是一个出色的副秘书吗？”我问他。

“是的。”他毫不含糊地回答道。

“这么看，”我说，“总的说来，晋升她是个好主意啰。”

“总的说来？是的……但又不是。”

我告诉他这不是明确的回答。他说这是一个四平八稳的回答。说得对。接着他又解释道，在他看来，她还太年轻，还轮不到她。

我赶紧抓住了他的这句话。我早就在等候了。“行政部门的毛病就出在这里——不讲才能，不看成绩，论资排辈！而优秀人才应该升级，越快越好。”

“说得对，”汉弗莱爵士同意道，“一轮到他们就立刻升级。”

“胡说八道。拿破仑三十多岁就统治欧洲了。亚历山大大帝二十几岁就征服了世界。”

“他们当秘书可能不行。”汉弗莱爵士轻蔑地说。

“至少他们并没有等到轮到他们时再去干他们的事业吧。”我向他指出。

“请看看他们的结局吧。”汉弗莱爵士显然认为他在这场小小的辩论中已经赢得了胜利。因此我决定让争论变得更有针对性。“请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况吧，”我平静地说，“治理我们国家的不是才智横溢、精充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而是一些精神萎糜、整天埋头例行公事、年约五十五岁的人，他们一心想的就是要过太平日子。”

汉弗莱冷冷地盯着我看。“您心目中是不是有这么个具体的人，大臣？”

我笑了笑。“有……但又没有，汉弗莱。”我觉得本人已经赢了。

汉弗莱爵士决定把辩论重新引回到具体问题上面来。他用他就事论事的方式告诉我说，萨拉·哈里森是一位优秀的文官，是未来的希望。但他重申她是我部年资浅的副秘书，因此他不能，也决不会提议让他晋升。

他后一句话显然是个暗示——到头到，还得由他说了算，我应该少管闲事。

我对他说，他是个女性歧视者。

想不到他没有反唇相讥，奇怪的是，这句时髦的骂人话似乎深深刺痛了他。他被激怒了。

“大臣，”他忿忿不平地抱怨道，“您怎么能说这种话？我是非常支持妇女从政的。女人，她们是了不起的人。萨拉·哈里森是位很可爱的女士。我是钦佩她的人之一。不过事实上，要促进妇女的事业，我们就必须运用策略，仔细而谨慎地从事。她是我们这里竞争高级职务的唯一女人。我们不要太急于把她推上去。

您要知道，妇女对高级工作感到很难对付。”他确实是个女性歧视者。

“你能听到你自己说的话吗？”我怀疑地问道。

他竟毫不害臊，照样说下去。“假如女人能成为优秀的常任秘书，那早就会有更多的女常任秘书了，对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完全回避实质问题的答复真是闻所未闻。“不，汉弗莱！”我开腔了，但一时却又不知从何谈起。

可是他仍继续往下讲，“我绝对不是反女权分子。我喜欢女人。我有几位好的朋友就是女性。我的妻子的确就是其中之一。”汉弗莱爵士如此声辩，我觉得大可不必。可是他仍是说个不停。

“萨拉·哈里森经验不足，大臣，她的两个孩子还在求学年龄。他们可能会患腮腺炎的。”

又是怪论。都可能因患病而暂停工作，不只是孩子生病。

“说到这一点，你也有可能生疱疹，汉弗莱。”

他没弄懂我的意思。“也许我真会生疱疹，大臣，要是照您这样说下去，”他恶毒地咕哝着，“可是如果孩子老是耽误她的工作，那可怎么办呢？”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这是否可能。我又问他如果她的孩子老是患腮腺炎，她是否能升到秘书的地位。我还向他指出，她是适宜担任这工作的人。

他对此不持异议。但他气忿忿地向我提出警告，“大臣，要是您经常仅仅因为她们宜于担任某项工作，就去提升妇女，您会引起所有文官怨声载道。”

“可是女文官们是不会有怨言的。”我指出。

“哎呀，”汉弗莱爵士得意地说，“可是女文官人数这么少，起不了多大作用。”

争来争去还是绕回原地。也许在文官圈子里这就意味着进展吧。

〔那个星期稍晚时候，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在文学俱乐部共进午餐。汉弗莱爵士同往常一样，在一张备忘便条纸上做了些记录——编者。〕

说到妇女，阿诺德的看法跟我相同。和我一样——和大臣不一样——他清楚地看到她们跟我们不同。有以下几个方面：

1．协同工作能力差：她们为协作者带来压力，因为她们的反应和我们不同。

2．感情过分外露：不像我们那么理智。

3．不能加以斥责：她们不是大发脾气，就是掉眼泪。

4．能加以斥责：有些人可以斥责。但强硬得怕人，而且男人气十足，毫无吸引力。

5．偏见：她们满脑子偏见。

6．愚蠢地概括问题：她们经常这么干。

7．老框框：她们用老框框来思考。

我向阿诺德请教，他建议我就此事多多告诫大臣，使他感到厌烦，后对整个想法失去兴趣。

这个办法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哈克是不会轻易感到厌烦的。他甚至对自己也感兴趣。实际上他们都是这样。当然他们全都听着自己正在说的话。回头一想，则又觉得他们并非都是这样。

反正哈克是不大可能厌烦的。他甚至把我们放到他红盒子里的大部分材料都读得津津有味！

阿诺德还提出第二种常规手段：告诉大臣，工会是不会接受这种办法的。[9]我们觉得这办法值得一试。

我们还从女性角度进行了商讨。他的夫人[10]赞成提拔那个哈里森夫人，而且很可能——根据我们对哈克夫人的了解——是这件事的幕后人物。不过她可能不知道哈里森长得十分漂亮，我肯定哈夫人和哈夫人从未见过面。这很可能会有效果。

我指出，内阁会同意哈克的建议。但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无疑能使内阁改变想法。他们就像许多女人一样相当容易改变想法。感谢上帝，他们可不会掉眼泪。〔阿普尔比档案37/6PJ/457〕

〔把汉弗莱爵士充满自信的午餐会记录同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就汉弗莱爵士的报告所写的按语作一比较是颇为有趣的，按语是在瓦尔塞姆斯托文官卷宗里发现的——编者。〕

告诉过阿普尔比，大臣从外界吸收妇女的打算没有打动我，虽则这种设想可能是新奇的。

〔“没有打动”，可能是文官降低调门说法的一个例子。读者可以想象这句话背后的强烈感情。使用文官把人一棍打死的字眼“新奇”，进一步显示出阿诺德爵士的敌视态度——编者。〕

提议叫大臣感到厌烦，以使他放弃这种想法。阿普尔比声称这行不通。可能他说得对。因此我又提了其他各种建议，例如利用工会，不妨对大臣说工会不接受。阿普尔比完全没有领会我的意思。他告诉我工会会欢迎这个办法。他也许是对的，但这完全离题了！

我还提出为大臣的夫人指明正确方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设法确保内阁驳回这一办法。阿普尔比同意把这一切设想都试一试。但这些办法没有一个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使我感到不安。

必须对汉·阿留神，是否要同首相商谈提前退休的可能性？

阿·鲁

〔当然，汉弗莱爵士从未看到过这些按语，因为除非情况特殊，文官是从不让看自己所写的报告的。

同样，哈克当然也根本不知道阿诺德爵士和汉弗莱爵士在文学俱乐部共进午餐时的谈话。

当时我们的民主制度就是在这种神秘的气氛中运转的。“谨慎”便是文官用来表明“保密”的代用语。他们争辩说，谨慎其实构成了勇敢的主要部分——编者。〕

11月1日

汉弗莱爵士今天走进我的办公室坐定后，说出了一句我从未听他说过的使我大为惊异的话。

“大臣，”他说，“我已经得出结论，您是正确的。”

就职以来我自己除了正确以外就无关重要了，[11]而在快要过一年之后，他似乎才终于把我当作一回事。

但我很快就产生了怀疑。我请他把话说清楚。实际上我一点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情。当然，请汉弗莱把话说清楚些往往会是一个大错误。

“我彻底领会了您的想法，已经就此负起责任了。现在我积极反对不利于妇女的区别对待而积极赞成有利于她们的积极区别对待——我当然是指有差别的区别对待。”我想他大致上就是这么说的。反正我听懂了大意。

没想到他又接着说，“据我了解，高当局正在形成一种看法，认为应当允许这么做。”我想他一定是指首相。好消息。

他还出乎意料地问我，妇女机会均等的事为什么不应当既适用于文官，也适用于政治。我一下子给搞糊涂了。他解释道，在全体六百五十名国会议员当中只有二十三名是妇女，我表示同意说，这太令人遗憾了。可是，唉，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他说，这些数字说明各个政党都歧视妇女，他议论道，挑选候选人的方法显然在根本上带有歧视性质。

我不知不觉地为政党辩护起来。这是一种反射作用。“既是也不是，”我表示同意道，“你要知道，妇女当国会议员是挺困难的——工作时间长，有时深夜还要辩论，不在家的时间又多。大部分女性都无法同时应付这事以及家务还有同丈夫的关系。”

“还有流行性腮腺炎。”他帮我补充了一句。

我明白他是在戏弄我。同时暗示，我也是个女性歧视者。这当然是十分荒谬的，我明明白白地对他这么说了。

我把我们的谈话引向具体的目标。我问他为了开始落实我们的计划，我们该做些什么。

汉弗莱说，第一个问题是，工会可能会不同意这个定额。

他这话叫我吃了一惊，我立刻建议请工会人士来谈谈。

这建议使他很着急。“不，不，不”他说，“不，这会惹出麻烦来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会惹出麻烦来。汉弗莱不是对工会有疑心病，就是想吓唬我一下。我疑是后者。〔哈克长进多了——编者。〕

我疑这是个诡计的理由是：他没有向我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该同工会领袖们谈谈而却突然换了个调门。

“如果我可以建议我们对这事抱现实度的话……”他开始说。

我打断了他的话。“你说抱现实度，是不是说我们该放弃整个打算？”

“不！”他激动地说，“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也许我们应当暂缓行动，重新部署，在此期间重新估计一下情况，探讨一下各种可供选择的策略，有一段可供深思熟虑的时间……”

我又打断了他。“对了，你的意思就是要放弃整个打算。”这次我不是在问话，而是在下结论。我以自认为典型的坚定度来处理此事。我告诉他我已经着手行动并且已经作出决定。“从现在开始，四年之内，在公开性机构中，妇女的比例为百分之二十五。作为第一步，我将提拔萨拉·哈里森担任秘书。”我想我当时的度是十分坚定的。

他慌了手脚。“不，大臣！”他突然喊道，“我确信这是个错误的决定。”这个人的反应真是惊人，他刚才见面第一句话还说我是绝对正确的呢。

我强调我对这事的度是坚定不移的，因为这是原则问题。我补充说道，我要和我的内阁同僚们通通气，他们肯定会支持我的，因为在妇女权利问题上能争取到不少选票。

“我原以为您说这是原则问题，不是选票问题呢，大臣。”

他这回是聪明过了头。我高傲地解释道，我刚才说的是我的同僚们。对我自己来说，这的确是个原则问题。

这次会议十分令人满意。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无法挫败我的。

11月2日

今晚我和安妮一起外出却出现了异常的情况。下午五点半她来办公室接我，因为我们要去参加党在中央大厦举行的酒会。

我不得不让他稍等一会，因为当天后一次会议结束得晚，而且我还要签署许多信件。

我要顺便提一提，签署信件是件很特别的事务，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伯纳德把信摊在我的会议桌上——每一边可坐十二人——从这一头排到另一头，排成三四行。然后我沿着桌边走去，边走边在每一信件上签字。我这样走动比移动信件快。我向前走时伯纳德就在我的背后把签过字的信捡起来，同时把第二行的信移到已经签名而且拿走的信件在第一行所占的位置，接着我又沿着桌子走回来，边走边签署下一行信件。

实际上我并不细读这些信件，这说明我对伯纳德的信任。有时我想，假如实在忙得不可开交，自己大有可能在任何信件上都胡乱签上名字的。

今天伯纳德告诉我一则有趣的消息，“您还记得您在上面写上 ‘圆形物’的那封信吗？”他问我。

“记得。”

“唔，”他微微一笑说，“这信从汉弗莱爵士的办公室转回来了。

他在信上写了批语。”

他把信拿给我看。在页边空折上，汉弗莱写道：“朗德是谁？他反对什么？”[12]

总之我离题了。话说回来，我在签字时，汉弗莱在他办公室里给安妮倒了一杯雪利酒。我想他真是不错，他原是可以坐5点59分的火车到海塞尔米尔去的，却这么费心地接待。说真的，我觉得他喜欢安妮，总之，他也许认为跟大臣的夫人聊上几句是策略的。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今晚安妮和我之间有异常的情况。她显得相当冷淡而且疏远。我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她不愿说究竟是什么事情。也许我让她等得太久了，心里正气恼着，因为我知道她一向觉得汉弗莱这人极其讨厌，可话得说回来，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你就得承受这种惩罚。

〔汉弗莱爵士日记当中有一段话揭示了哈克夫人心绪不宁的真实原因——编者。〕

今晚同哈克夫人喝了点雪利酒。大臣签署信件的事被耽搁了，这并非完全是偶然的。我自然设法务使他先前的会议超出规定时间。我把谈话引到改革文官制度上来。不出所料，她果然对整个设想十分关心。

她立刻向我打听提拔那个哈里森的事。“提拔吉姆常谈起的那个女人的事怎样了？”

我非常热情地向她介绍了情况。我说大臣的确能赏识人才，而萨拉确实才气横溢，而且又十分讨人喜欢，是个极富魅力的女性。

我这样谈了好几分钟。我说新一代的女文官同昔日悍妇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令我十分钦佩。我又说大部分新一代人物自然不像萨拉那么美丽，但都是富于女人气息的。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哈克夫人对提拔萨拉·哈里森的度也明显地变得越来越不起劲了。她说哈克从未谈起过萨拉的相貌。

我心领神会地笑了笑。我说也许他没注意到。虽然这叫人很难相信。我大大夸张了一番——把萨拉说得花容月貌，好比是来当女文官的伊莉沙白·泰勒。我说没有一个男人会不注意到她是多么漂亮，尤其是大臣，因为他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如果她获得晋升，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些。

我的感觉是，关于此事，大臣不可能再从家里得到进一步的鼓励了。〔阿普尔比文件36/RJC/471〕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和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显然确信他们能说动足够多的哈克的内阁同僚在他的建议提出来表决时投反对票。

他们的信心源于每周三上午的常任秘书非正式例会，这种会议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常举行，成为一种惯例。会议是在内阁秘书的办公室里举行的，没有议事日程，也不作记录——这在文官的各种会议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常任秘书们总是“顺便来串串门”，提出大家都感兴趣的任何问题。这样他们便能充分了解他们的大臣们在星期四上午，也就是第二天上午可能面临的任何事情。常任秘书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根据他们自己对具体问题的看法鼓励他们的大臣，或者给他们的大臣泼冷水。

幸运的是，汉弗莱爵士的日记透露了在那个决定性的星期三举行的常任秘书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编者。〕

我通知我的同僚们，我的大臣一心一意要使女性文官在公开机构内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定额，终要把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五十。换句话说，就是要搞男女比例相等。

开始的时候，同僚们认为这是个有意思的建议。

〔“有意思”和“新奇”或者更糟的“有想象力”一样，也是文官的骂人话——编者。〕

阿诺德为适当的反应定了调。他的看法是，公正平等地对待男女两性是正确的，也是恰当的。他说我们大家在原则上应当都同意定出这样的目标，并且予以实现。

大家都立刻同意，认为我们应该在原则上赞成这个极好的想法，并认为定出这种目标，并予以实现是正确而且恰当的。

接着阿诺德依次征求了我的几位同僚的意见，以便看看他们是否能在自己的部门里落实这个绝好的建议。

比尔[13]说，他理所当然地完全同意。他认为行政部门必须确立某种有利于妇女的积极的区别对待的制度。但他遗憾地感到自己必须指出，由于某些明显的原因，这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是不可能行得通的。他说，显然我们不能任命一位妇女担任驻伊朗大使，或者譬如说，驻任何穆斯林国家的大使。一般说来，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妇女权利方面不如我们先进——由于我们每隔三年要派遣外交官担任新职，并在国内接待许多伊斯兰显要，这个建议在外交部是绝对行不通的。虽然如此，他仍希望表明自己热烈赞同这一原则。

伊恩[14]说，他热烈赞同这一原则。他相信我们大家都能从妇女的影响中得益。而且，妇女在处理某些问题时要比男子强。他对此毫不疑，不过遗憾的是，内务部的情况将不得不作为一个例外：妇女不宜于管理监狱或警察。总之，她们极其不愿做这种工作。

我们都认为这是很可能的。

彼得[15]说，唉！国防部的情况也是这样。女人可不是管理所有这些陆海军将领的料，实际上也不可能任命一个女人当国家安全事务的首脑。

我说，男的统统都得变成女的了。这话逗得满座的人都乐了一阵子。

阿诺德代表我们大家表示同意说，国防部显然必须是一个男人的天地。就像工业部一样，还有劳动就业部，你得同那些工会大亨们打交道。

约翰[16]采取了甚至更加积极的方针。他乐意地告诉我们，在卫生部较高级别的人员中已有相当人数的妇女了，目前白厅全部四名女性秘书中就有两名在卫生部。这两位妇女显然都轮不到当常任秘书，因为她们是副总医务官（总之，她们还由于其他原因，可能不宜担任常任秘书）。再说，在打字员这些级别里，妇女已占百分之八十，因此他能够很高兴地告诉我们，他的部对待女性还不算太差。他补充说，他在原则上赞成让妇女升到高级别。

阿诺德总结了大家表达的意见：会议无疑认为我们大家在原则上全都支持女士们的平等权利。问题只在于，各部都有一些各自的特殊问题。

我再次提出了定额问题，并声明我反对这方法。

全体与会者立即一致支持我。大家感到，搞定额不切实际，不是个好主意——实际上典型的政治家的主意。

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必须始终有权提升优秀的人选，而不论其性别如何。

我还明确表示自己是作为一个热诚的女权主义者在说话。我指出，问题在于招聘合适的妇女，有子女的已婚妇女容易离职，因为，坦率地说，她们不可能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没有孩子的未婚妇女则是一些对生活没有深刻认识、不够全面发展的人。

大家一致认为家庭生活至关重要，而老处女则很难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我归纳了自己的议论说，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找到一个有着幸福家庭和三个孩子的、全面发展的已婚妇女愿意把她的几乎全部生命奉献给一个政府部门，这是第二十二条军规[17]，或者还不如说，这是第二十二条军规A项所规定的。这话又引得我的同僚乐了起来。

阿诺德让讨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说明他重视这个问题。他在讨论结束时要求全体与会者务必使各自的大臣们在内阁中反对搞定额的想法，其办法是把各大臣的注意力转移到各自部门的特殊情况上去。但是他也要求与会者务必在各级机关表示赞许机会均等的原则。

我通过会议主席提出了后一个意见。我的大臣认为提升妇女是使高层次文官的构成更多样化的重要手段。我请各位同仁在向他们的大臣通报情况时强调指出：坦率地说，也找不到比我们这些人更多样化的群体了。

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构成了一个能真正代表全国各式各样人物的横断面。〔阿普尔比文件——41/AAG/583〕

〔下面仍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11月4日

今天出席内阁会议。会议的结果十分奇特。我建议使担任高级文官的妇女占有一定比例。

所有阁僚都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他们接着又说这在他们的部里却是行不通的。因此说到底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支持我。

奇怪的是，我不再得到安妮的支持了。不论在具体的定额问题上，还是在提拔萨拉这件事情上都不支持我。我原先指望她至少是百分之百地做我的后盾的。可是我一提起这事她就避而不谈。实际上她现在看来是在拼命反对此事了。真是怪事。

不过由于定额政策已经失败，看来我在这方面能立即办到的事情只剩下提升萨拉了。我已经安排明天由汉弗莱和我同她谈话。我决定办成此事。

11月5日

我的机会均等政策完全毁了，坦白地说，我为整个事情尤其是为妇女感到难过。或者至少可以说为某个妇女特别感到难过。

今天见到萨拉之前，我告诉汉弗莱，我们今天至少能向前跨出小小而积极的一步。算是点起一个火星吧。〔今天是盖依·福克斯日——编者。〕

“甚至可以举起一个火把呢。”他答道，他说这话是什么用意呢？

不管怎样，萨拉进来了。我把情况向她作了解释，说部里有一个秘书空缺，虽然在副秘书当中她资历浅，但由于她是同级官员中的杰出人才，因此我们很高兴能告诉她，汉弗莱和我打算推荐她晋升为秘书。

她的反应有点令人吃惊。

“喔，”她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接着还笑了笑。

我想象不出她在笑什么。

“你没必要说什么。”我说。

“只要简单地道谢一下就可以了。”汉弗莱说。

她脸上仍带着微笑。接着她说出了出人意料的情况。“不，我是说——哎呀，天啊！这事挺别扭的——我是说，嗯，我本来打算下星期告诉你们的——事实上，我准备辞掉文官职务。”

我大吃一惊。从汉弗莱的表情来看，他也大吃了一惊。

我说了如“什么？”之类的十分机智而贴切的话，而汉弗莱则气吁吁地问道：“辞职？”

“是的，”她说，“所以对你们的好意只好谢绝了。”汉弗莱问，是不是她的孩子出了什么事。

伯纳德提出，可能是流行性腮腺炎。

我叫伯纳德闭上他的嘴。萨拉说她要加入一家商业银行，去当经理。

她的收入将要超过我。甚至可能超过汉弗莱！

我试图向她说明这消息对我们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你瞧，萨拉，我——应该说是汉弗莱和我两人——把你得到提升的情况告知你的原因是我一直在打一场没希望的打赢的仗，目的是使妇女有更多机会提升到高级文官职位上去。唉，你却将成为我的特洛伊木马了。”[18]

她解释了她的理由。“说实在的，大臣，我想干的工作不是无休止地传递与正事无关的信息，而这些事情对于不感兴趣的人说来是无足轻重的。我要做有成就感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活动而已。我对把文件传来传去的工作感到厌倦了。我喜欢指着什么并且说‘是我完成了这件事’。”她的话带有极大的讥讽意义。我完全理解她的感受。

汉弗莱爵士却不理解。他表情茫然。“我不明白。”他说。

她笑了笑，“我明白。所以要离开。”

我向她说明自己非常理解她。但我问她，她是否认为治理英国是不重要的。

“不，”她说，“非常重要。问题在于我还没看见过有在治理英国。”

她补充说，那种无意义的阴谋她已经看够了。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您利用我作为特洛伊木马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也许已经跟您说过，工会不会答应您提拔我。”

我大吃一惊。有谁透露了消息吗？我问她，她是怎么知道的。听我这么说，她高兴起来，张大了嘴笑着。“喔，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这里的办事方式。”

我们俩都盯着汉弗莱瞧，他的脸皮还不算太厚，看上去有点窘。

我作了后一次努力来说服她改变主意。“你听我说，萨拉，”我严厉地说，“看来你并不感谢我为你大战一场了。”

她的眼睛突然闪出了怒火。我第一次领教到几乎把她推上事业顶峰的顽强气质，还有她的气派和尊严。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很不妥当的话。

“哎，是吗？”她问道，“唔，我可没请您为我打仗。我并不乐于成为百分之二十五定额中的一部分。女人不比男人差，我也不喜欢得到垂青。恐怕您跟别人一样，也是个家长式、大男人主义式的人。我就要到别处去了，在那里我会被作为平辈，并依靠自己的优点，作为一个人，被人家所接纳。”

我说不出话来。我显然得罪了她。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赢不了的。

“我可以走了吗？”

当然没理由再留她坐在这里了。我为冒犯了她向她道了歉，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罪她的。

“别道歉，”她和气地说，“谢谢您——我知道您二位都是好意。”说着她就走了，留下了两个十分困惑的、泄了气的男子汉。

“女人啊！”我说。

“是的，大臣。”汉弗莱咕哝道，伤心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我早就跟您说过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全部了结。最近公开的文件透露，哈克继续为他的百分之二十五定额拼了一阵——总之，有好几个星期。正如哈罗德·威尔逊爵士所言，一星期在政界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汉弗莱爵士的机智又出来应付局面了。他警告哈克，种族关系委员会已经通过小道获悉了他提出的为妇女规定固定比例的建议。他告诉哈克，要是行政部门中有任何此类积极行动，那么在文官中就必须有一个黑人的定额。汉弗莱爵士解释道，此事关系到一个原则问题。

哈克对这个新原则不怎么热心。他肯定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他清楚地知道，为妇女规定定额能争取选票，而为黑人规定定额却十之八九会失去选票。

几天后，哈克提出了他所谓的“涉及所有少数派问题——妇女、黑人、工会工作者等等”。

汉弗莱爵士向哈克解释说，妇女和工会工作者不是少数派，虽然他们同样具有作为任何少数派特征的多疑症。

因此哈克最后提出了阿普尔比过去一直在提的建议，这便是，他们应着手为妇女和黑人创造均等的机会。在招聘阶段就开始这么做。

他们草拟了一份授权事项书，以便让一个部际委员会就如何挑选恰当人选担任文官提出报告，报告将在四年后提出。到那时哈克肯定不再是大臣了——编者。〕

〔11月初，吉姆·哈克显然买了一台微型电脑。他原是记者出身，对打字十分在行。在此后的3个月里，他所有的日记都通过文字处理软件输入了他的电脑。不幸的是，次年3月初，他意外地把软磁盘上的内容全部抹掉了。他从此放弃了文字处理方法，于3月10日重新向磁带录音机进行口述——编者。〕

[1]中央大厦，哈克所属党的总部。

[2]混合隐喻，在英语中是不能被接受的比喻。指同时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协调的隐喻。哈克说凯茜脸上“写满失望的神色”就是一个例子。其实在英语中完全可以说：“他脸上赫然‘写’着（显示）‘内疚’这两个字。”——译者。

[3]上文提到有一百五十多名秘书，英文原文为one hundred and fifty odd Deputy Secre taries中的odd是“零头”之意，但也可以作“古怪”解——译者。

[4]这是文官爱用的不详的谦语。

[5]伯纳德·伍利一贯咬文嚼字，这一次却不够确切。补鞋匠是修鞋的，因此研究过哈克这部分日记的当代学者普遍认为，CGSM应是“一批老年鞋修理匠”的首字母缩写。另一种可能是伍利只不过故意诙谐而已，但学术界并不赞同这种可能性。

[6]格鲁乔·马克思（1895—1977），美国喜剧演员马克思三兄弟中的老三——译者。

[7]萨摩蜜橘：原产日本萨摩。橘子的英文叫法是Mandarin，该词也可作高级文官解。哈克在上文用的就是此词。伯纳德不解其意，故有此问——译者。

[8]英文“明显”这个词也可作“表面上的”解——译者。

[9]指向行政部门输送妇女担任高级职务一事。

[10]指哈克的夫人。

[11]正确一词指汉弗莱经常说的“是，大臣”——译者。

[12]哈克的原文是Round objects（圆形物）。但是汉弗莱把 Round理解为人名，并把 Objects 理解为“反对”——译者。

[13]即威廉·卡特爵士，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

[14]即伊恩·辛普森爵士，内务部常任秘书。

[15]即彼得·温赖特爵士，国防部常任秘书。

[16]即约翰·麦坎德里克爵士，卫生和社会保障部常任秘书。

[17]指事实上无法实现的规定——译者。

[18]特洛伊木马，古希腊人围攻特洛伊，久攻不下，设计一空心大木马，将几个精兵埋伏于内，置于城外，佯作退兵；特洛伊人以为敌兵已撤，便将木马拖入城内，夜间伏兵跳出，打开城门，希腊兵一拥而入攻克特洛伊——译者。

16．挑战

3月10日

今天有一条奇妙的消息。昨天晚上我在家里接到电话，要我今天早上直接到十号去。

我到了那里才听说要有一次政府行政部门的重新大改组，但不是内阁改组。我仍然在行政事务部任行政事务大臣，但给了我一项新权限：治理地方。这是件相当难办的事。

〔那天晚些时候，哈克接受《四海一家》（这是一档风行于七十到八十年代之间的时事广播节目）的鲁多维克·肯尼迪的采访。下面是这次广播谈话的文字稿——编者。〕

鲁多维克：本星期四下午的主要新闻是政府改组，授予行政事务大臣、下院议员吉姆·哈克阁下以日益扩大的权限。据说，您现在既是白厅先生又是市政厅先生，对吗？

哈克：唔，鲁多，你这么说真是太恭维我了……

鲁多维克：哈克先生，不是我这样称呼您，而是《每日镜报》这样称呼您的。我无非是想证实一下您现在是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官僚。

哈克：我明白了，唔，那当然是无稽之谈。英国政府相信应克服官僚主义。

鲁多维克：我这里掌握的数字说明贵部人员今年增加了10%。

哈克：绝对没有这么多。

鲁多维克：好吧，那么您掌握的数字是多少呢？

哈克：我想近的数字更接近9.97%。

鲁多维克：您要知道，哈克先生，有人提出，您的部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添人员。

哈克：不错，那不过是为了减少人员才增聘人员的。

鲁多维克：请再说一遍。

哈克：这是普通常识。你必须增聘医生才能治愈更多病人。你必须增加消防人员才能扑灭更多的火灾。你必须……

鲁多维克：（插话）那您提出什么办法来消灭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呢？

哈克：唔，这就是一种挑战了。我正在等待它的到来。

鲁多维克：您是否同意那些比白厅存在着更大的官僚主义浪费？

哈克：唔，是的，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挑战的原因。

鲁多维克：那么您将怎样去面对挑战呢？

哈克：嗳，唔，宣布计划细节还为时尚早。我毕竟才从十号直接到这里来的。

鲁多维克：您的意思是9.97号？

哈克：总的原则是在保留完整的公共设施的同时毫不留情地杜绝浪费。

鲁多维克：这正是您的前任被任命时说的话。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失败了？

哈克：请让我把话说完。因为我们必须绝对弄清这一点，而且我要对你十分坦率，事情明摆着，到头来，当选政府有权——不，有义务在下院保证政府政策——就是我们据此而被选出来以及因此被授权的政策，也就是人民投票赞成的政策——便是这样的政策——终，当国家这块大蛋糕被分享时——请允许我提醒你，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没有无限的财富，你知道，我们的支出不能超出我们的收入——便是这样的政策……呃，请再说一遍你的问题是什么好吗？

鲁多维克：我是问您是否也认为您的前任失败了？

哈克：不，相反，恰恰相反。这项任务实在庞大，呃……

鲁多维克：挑战？

哈克：一点不错。

〔次日，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收到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一张便条——编者。〕

亲爱的汉弗莱：

听到你的那位仁兄昨天在电台上的谈话。听起来好像他要对你新治理的地方权限出什么花样。他一直称之为一种挑战。

我要你清楚地认识：如果我想到过你会让哈克在这件事上插上一手，我就不会把治理地方的事交给你去办了。

阿

3月11日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答复：

亲爱的阿诺德：

我确信他办不到，没有人办到过。

汉·阿

3月11日

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复信：

亲爱的汉弗莱：

问题不在这里。我们过去曾发现，所有的地方政府改革反过来都影响我们自己。一旦有人想出办法在地方政府中省钱或裁员，你就会发现这办法同样也适用于白厅。

如果他需要干些什么使自己不闲着，就上他去搞民防系统吧。

阿

3月12日

〔同一天，3月12日，汉弗莱爵士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这些往来的便条——编者。〕

收到两张阿·鲁写来的便条，他显然是担心哈克可能超出界限。我清楚地表示我明白自己的职责。

然而，阿提出了一个极好的建议：让哈克过问民防系统，从而转移其注意力。他指的是防止放射性尘埃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概念。众所周知，民防系统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好是把它留给那些必然无力应付这问题的人——地方政府——去办。

由于政府的高职责是保护其公民，已经作出决定把此事交给市镇政务委员会去办。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想法。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3月15日

今天我遇到一位非常有趣的新顾问，理查德·卡特赖特博士。

我们召开过一次由各部门官员参加的会议。他是与会者之一。我注意到我们彼此没有被正式介绍相识过。我认为这是由于某种疏忽造成的。

但是，会议一结束，这位像大龄学童似的走路踉踉跄跄的人就站在我的面前，用轻柔的兰开夏口音问我是否可以和我简短地说几句话。

我当然同意，而且也有兴趣。他看上去与我的大多数官员略有不同——一件鼓出的粗呢运动茄克衫，双肘衬皮。淡棕色的头发往前朝厚厚的眼镜梳过去。他看上去像个中年的十岁儿童。如果让我猜猜他的职业，我准会猜想他是个学龄前儿童的理科教师。

“我谈的是我们被调到这个部之前就构想出来的一个建议。”他用令人感到安慰的尖嗓子说道。

“那么你便是……”我问道，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他问我。我以为他要告诉我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是的，”我问道，“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他似乎给弄糊涂了，“什么？”

现在我也给弄糊涂了，“什么？”

“我是卡特赖特博士。”

伯纳德选中这个时刻插话，“我是否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圣公会的。”卡特赖特博士迷惑不解了。

“不，”伯纳德耐心地说，“我想大臣的意思是，你在这个部里担任什么职务。”

“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卡特赖特博士的话声显出有点吃惊。

“是的，我是知道的。”伯纳德说，“现在是大臣想知道。”

“噢，”卡特赖特博士说道，我们这才弄明白了。没有人会相信这是权势走廊里的忙人彼此间的交谈方式。

“我是个职业经济学家，”他解释道，“地方行政统计部门的主任。”

“这么说来，你便是我们接管以前的地方政府理事会的负责人了？”

他对我的问题一笑了之。“天呀，不。”他悲伤地摇摇头，但显然并无恨意，“我只是个副秘书级。戈登·里特爵士才是常任秘书。

恐怕我是不会再晋升了。”我问他为什么不会。

他笑笑，“唉，我只是个专家！”

〔值得注意的是，白厅如此重视通才，以致专家只能心平气和、毫无怨言地接受自己二等公民的角色——编者。〕

“是哪一方面的专家？”

“所有方面。”他谦虚地说，然后递给我一个卷宗。我此刻正坐在这里看卷宗，简直是一包炸药。这是一项控制地方政府开支的计划。他提议，每个负责一项新项目的政务官员都必须列出衡量成败的标准之后才可获准动手干。

起初我没有领会其中的含义，但我和安妮讨论后，她对我说这就是所谓的“科学方法”。我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这些东西，因为我早年学的是政治学和经济学。而“科学方法”显然意味着，要进行实验，首先得建立一套衡量成败的方法。这建议书这样说：“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间”或者“超过估定费用”或者“雇用多于此的人员”或者“效果达不到那些预定的指标”，那计划就算是失败的。

好极了，我们得马上照此干起来。唯一的困难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3月16日

今天上午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卡特赖特博士，并询问他。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也不理解。我好几次提出过这个设想，而且人们总是对它表示热烈欢迎。但是一当我们要讨论这事时，戈登爵士似乎总是另有更紧急的事要办。”

我对他说，这次找对地方了。然后把电话挂上。

接着，伯纳德突然进来了。他看来相当焦急。他显然在他的分机上一直监听着，而且记下了笔记。

〔这是习以为常的事，也是私人秘书公务的一部分——编者。〕

“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不是吗，伯纳德？”我问道。

他突然默不作声。

“你看过报告了没有？卡特赖特的报告？”

“看了，大臣。”

“那么，你认为怎么样？”

“噢，这个，呃，就是说，呃，想法很不错，大臣。”他的话意很清楚。

“汉弗莱会着迷的，你不这样认为吗？”我故意作弄他说。

伯纳德清了清嗓子，“唔，我已和他约好明天为这事碰一次头。

我肯定他会对您说出他的看法的。”

“你在说什么，伯纳德？说出来吧。”

“好的，唔，我是说，”他唠叨了一会儿，“嗯……我觉得他会认为这报告，嗯，字打得……很漂亮。”接着，他令人惊讶地咧嘴笑出来。

3月17日

今天我和汉弗莱碰了一次头。预定讨论有关我们在治理地方方面的新职责问题，但是我务必使讨论涉及卡特赖特的计划。

一开始我们就像通常那样相互接不上头。

“地方当局，”我开始说道，“我对他们该咋办？”

“唔，可以在三个主要方面采取行动：预算、设施和人员配备。”我为他确切地指出问题所在而向他祝贺。“说得好，汉弗莱。

那就是问题的症结。”

他搞不明白了，“问题？”

“是的，”我说，“尽管有了那些讨厌的政务委员会，预算、设施、人员配备全都不断增加，漫无止境。”

“不，大臣。”他又以他那种傲慢的口气说话，“恐怕您弄错了。我指的是部里的预算、设施和人员。显然，由于我们有这么多额外的任务，这些现在都得增加了。”

我回答的语气甚至更为傲慢。“不，汉弗莱，恐怕是你弄错了我的意思，”我对他说，“地方治理工作现在是一团糟。我是在问我们要怎样去加以改进，使它更有效率，更节约。”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犹豫片刻后，想用恭维话来分散我的注意力，“大臣，这项新的权限给您带来更多的权势，而且提高了您在内阁中的地位——但是您不必为它多做工作或者多担心。否则就是傻瓜了。”

如今我觉得自己能轻易地抵挡住他的奉承。我固执地反复重申我们必须制止眼下所有这一切巨大的铺张浪费。

“为什么？”他问道。

我有点动摇了，“为什么？”

“是的，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我们是政府，我们是被选出来治理国家的。”

“大臣，你当然不至于打算干扰自由选举出来的地方政府代表的民主权利吧？”

汉弗莱对民主的新产生的兴趣使我稍感吃惊。我一时想不出如何对听起来完全合理的论点作出答复，接着才明白过来。在地方政府与威斯敏斯特之间没有竞争可言——地方当局的权力是由威斯敏斯特授予的。他们必须照办。议会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生活于议会民主之中，而且这事有它的另外一面。

“这些地方政务委员会一点儿也不民主，”我说道，“地方上的民主是一出闹剧。没有人知道是政务委员会委员。大多数人在地方选举中不投票。那些投票的人只不过把它当作对在威斯敏斯特的政府的一种民意测验罢了。实际上，政务委员会委员不对任何人负责。”

他显得一本正经地说：“他们都是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公民，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业余时间。”

“你见过这样的人吗？”我诘问道。“当然见过，而且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见到这些人的。”他回答道，这样的老实话难得出自他的嘴。

“我可见到过好多这样的人。其中一半是追求个人名利、妄自尊大、爱管闲事之辈。另一半是为了能捞到好处才参加的。”

“也许他们应该进入下院。”汉弗莱说道。

我觉得我准是瞪了他一眼，因为他匆匆地加了一句：“我的意思是，让他们看看正常的立法机构是怎样工作的。”

我断定我们兜圈子已经兜得够了。于是对汉弗莱说我打算要抓一下地方政务委员会。并且宣称我有一套计划。

他傲慢地一笑，“您有一套计划？”

我对他说我坚持要任何一名市政务会委员在提出一项费用超过一万镑的项目时，都必须连带提出完成任务的衡量指标。

“提出什么？”

“提出书面声明，”我说道，“说他的项目如果没有收到某些预期的效果或超过规定的时间、人员或预算限度的话，那就算失败。”我着一线希望，但愿他会认为这是我的想法，但是这种运气并不存在。

“大臣，”他问道，“这一套危险的，乱八七糟的东西是出的点子？”

我明白需要对卡特赖特博士加以保护。“是部里的一个人。”我闪烁其词地回答。

他勃然大怒。“大臣，我以前警告过您关于同部里人谈话的危险性。我恳求您不要走进地方政府这个布雷区，那是政治坟场。”伯纳德出来说话了，就像自然界不容许真空那样，伯纳德不喜欢混杂隐喻。“实际上，汉弗莱爵士，”他以说知心话的口气解释道，“布雷区不会有坟场，因为所有的尸体都会……”他作了一个含糊的姿势来比喻爆炸。汉弗莱瞪了他一眼使他住口。汉弗莱本来一直宣称治理地方的任务是他给我弄来的，为什么现在却说这是布雷区和坟场呢，这使我更加感到关注，难道这便是友好的举动吗？

“那么，我该怎么办？”我问道。

“嗯……是的，唔……老实说，大臣。我原本就认为您不会去做什么事。我的意思是，您以前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

我不理会这些侮辱的话语和抱怨，我对他说，我马上就要他提出具体建议并制订近期规划，以便使地方当局执行完成任务的衡量指标。我不明白他对这事为什么那么激动——接着便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完成任务的衡量指标也可以适用于白厅。

我刚要顺着这条思路说下去，汉弗莱在无意之中说了一句立即引起了我注意的话。

“大臣，如果您坚持干扰治理地方工作，我是否可以提出一个积极的建议？它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赢得选票的办法。”

我总是会腾出时间来听取积极建议的。

“治理地方工作有个迫切需要人们去注意的方面——民防系统。”

起初我还以为这是完全无关重要的建议。人人都把防止放射性尘埃的避难所当作笑话来看待。

他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大臣，此刻您可能认为这是笑话，不过政府的高职责便是保护它的公民，而地方当局却在拖他们的后腿。”

“有些人，”我说道，“认为建造避难所使核战争更有可能发生。”

“有核武器，就该有避难所。”

“我觉得你说得对，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正需要核武器。”汉弗莱爵士大为震惊，“大臣，难道您是一位单方面裁减军备论者吗？”

我对他说道，有时候我吃不准自己究竟是不是。他对我说，如此说来，您应当辞去政府之职。我对他说，我还不至于是那样的单方面论者。

“但是，汉弗莱，”我说道，“美国人毕竟会保护我们不受俄国人攻击的，是吗？”

“俄国人吗？”他问道，“在谈论俄国人？”

“好吧，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他打断我的话，“是用来保护我们免受法国人的攻击。”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法国人？听起来难以令人置信，是一种非同一般的想法。我提醒汉弗莱说他们是我们的盟国，我们的伙伴。

“他们现在是，”他表示同意道，“但在过去九百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他们拥有核武器，我们就非拥有不可！”

他这句话的深刻道理只要花几秒钟想一下就明白了。它突然变得并非完全不可信了——真的，这不过是普通常识罢了。如果核弹是保护我们免受法国人攻击的话，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显然必须拥有它。你不可能信赖法国佬。这件事是没有讨论余地的！

而且，毫无疑问——公众变得越来越关注核弹的事了。如果大家看到有人在这方面出点力，这在政治上就会对此人大有裨益。

我还从英国广播公司得知，鲁多维克·肯尼迪正在拍一部有关民防系统的电视纪录片。它对当前情况必然持批评度。所以如果人家见到我在采取决定性措施……

“我们什么时候着手进行？”我问汉弗莱。

我有一个现成的建议。“隶属于伦敦的泰晤士·马什自治市在民防方面所花的钱比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当局都少。”

这是个极好的起点。泰晤士·马什是本·斯坦利主管的自治市。这个留一撮小胡子的讨厌的死硬派，新闻界都恨他。

因此我要伯纳德去安排这次访问，并且务必让新闻界充分了解情况。“对他们说，”我指示他说，“我夜不成寐地为泰晤士·马什毫无防卫的公民担心。”

“您真是这样吗？”伯纳德问道。

“从现在起我会这样的。”

3月23日

今天我到泰晤士·马什市政厅作了一次正式访问。新闻界出动人数之多令人非常满意。我注意到摄影记者特别多。

我在大厅的前阶上遇上了一个所谓“欢迎委员会”。闪光灯闪个不停。我被介绍给市政务委员会的领导人。

“你就是斯坦利先生吧。”我说道。当然这是我准备好要说的话。但是这话却引起聚集在那里的唯命是从的人员的一阵哄笑。

随后在市长客厅里边喝着茶、吃着粘乎乎的果子面包边进行的谈话简直算不上是思想交流。但是我提出了必然会产生效果的意见。我确信这话一定会全文见报。如果不是这样，也无疑会通过其他什么方式泄露。〔换句话说，哈克会把它泄露出去——编者。〕斯坦利用挑衅的口气同我说话，问我凭什么能够从白厅闲荡到泰晤士·马什来，对他们指手划脚，凭什么来干涉他们自治市的管理，从而挑起争端。

作为回敬，我客气地问他，为什么在保护他的选民方面，他的工作比英国任何其他自治市都做得少。

“很简单，”他说道，“我们弄不到钱。”我建议他设法去找钱。这却引起他一阵暴怒，他的话里夹杂着相当多自以为是的道理。

“啊，真妙呀，”他厉声说道，那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与他恶毒的圆圆的小眼睛出奇地不相调和。他那抽动的小胡子上还粘着市长的巴顿堡蛋白杏仁蛋糕的碎屑，“啊，真妙啊，学校停止供饭？不买教科书？把领取养老金的人赶出门外去受冻？”

我对所有这些廉价的竞选废话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这与年迈的养老金领取者无关。

“如果你要钱，”我厌倦地说，“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上哪里去弄。”

“你行吗？”他嘲笑地说。

“行。”我说道。我叫卡特赖特对他说，因为他拿着文件夹子。

于是卡特赖特把我和他都同意的一张清单念给他听。

泰晤士·马什节约计划

1．取消要办的计划：

（甲）新的发展中心；

（乙）人工冲浪斜坡；

（丙）喷水浴池。

2．关闭：

（甲）女权主义者戏剧中心；

（乙）市政务委员会周报；

（丙）每月出一斯的杂志；

（丁）享受福利权利研究部；

（戊）安乐死中心。

3．减半：

（甲）成员娱乐津贴；

（乙）管理部门娱乐津贴。

4．出售：

市长的第二辆载姆勒牌轿车。

5．推迟：

建造新的市政厅。

6．取消：

二十名市政务会委员到牙买加去旅游以进行实地调查的任务。

这些建议可在五年内节省二千一百万镑的基本投资和七十五万镑的年支出。

斯坦利看了这张清单，便陷入了不知所措的沉默。后他作了回答。

“这很愚蠢。”他说道。

我问为什么。

“因为，”他费劲地说道，“这剥夺了对穷苦人必不可少的服务。”

“你指喷水浴池吗？”我天真地问道。

他深知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改变了防线。

“你瞧，”他完全放弃了泰晤士·马什搞不到钱的这种论点，说道，“我才不管我们是否花得起建造防止放射性尘埃避难所的钱，这是一个主张单方面裁减军备的自治市。我们不相信核战争会打到泰晤士·马什来。”

“斯坦利先生，”我谨慎地回答道，“我也不相信核战争。神志正常的人都不相信。但是建造防止放射性尘埃避难所是政府的政策。”

“这不是泰晤士·马什的政策。”他咆哮说，“泰晤士·马什没有同苏联吵架。”

“我们怕的不单是苏联，倒可能是法……”

我及时住口，如果我说出这个词，我可能早已引起了这十年来大的国际政治事件上。

“您指？”他问道。我脑筋动得快。“那该死的中国人。”这是我一时所能想到的话，不过还管用，这场危机就算过去了。随后我继续说话，我觉得我还是说下去为好。并不是谈下去有什么困难，而是联合王国每个自治市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这种想法实在荒谬绝伦。职工大会、各个行业大会、现在每个自治市都各有自己的外交政策，这样下去将如何得了？不久他们都要求有自己的外交部了。——好像我们现有的一个外交部所引起的问题还不够多似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任何机构，即使是政府，都不可能有它自己的外交政策。外交部是在华盛顿、北约、欧共体以及英联邦秘书处的协助下照管这事的。

因此我试图向他指明他正患了妄自尊大、想入非非的毛病。

“如果俄国人真的侵入我国，”我挖苦地提出，“我料想他们将在自治市的边镜线上停止前进，并且还说：停住，我们没有同伦敦的泰晤士·马什自治市打仗。同志们，向右转，把切尔西占领下来吧，会是这样吗？”

这场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事后新闻界的报道会把它说成是“坦率地交换意见”——编者。〕

可是就在此刻，伯纳德介入了。他一面为打断我们而道歉，一面递给我一张小便条。这张便条给我极大的启发，我立即利用了它的内容及其政治含意。

我看着本同志。[1]“啊，斯坦利先生，”我强忍住不笑，说道，“看来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响应号召去作崇高的牺牲了啰。”“您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其实对我的话意十分清楚。

这张便条包含这样的信息：泰晤士·马什市政厅下面有一座防止放射性尘埃的避难所，其中有一处是保留给市政务委员会领导人专用的。我问这情况是否属实。

“我们没有建造过这座避难所。”他被迫处于守势。

“但是你们是不是在继续养护这个场所？”

“这只是一座很小的避难所。”他绷着脸喃喃说道。

我问他是否在里面有一席之地。

“我非常勉强地听从劝告，认为自己保留一席之地是必要的，这符合泰晤士·马什纳税人的利益。”

因此我问他对其他必要人员：医生、护士、救护车人员、消防人员、民众救援队、紧急电台及电视台服务人员提供了哪些安全措施，“人民几乎和市政务委员会委员同样重要。”我挖苦地说道。

“其中有一个人是药剂师。”

“啊，了不起，”我说道，“要医治一场核灾难，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一片阿斯匹灵呢。”

〔那个星期的的稍晚时候，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在文学俱乐部共进午餐。汉弗莱爵士照常为这次会晤留下了一份备忘录——编者。〕

阿诺德说我的大臣泰晤士·马什之行在为个人宣传方面取得不少成就。他似乎很高兴，这使我感到惊讶。

只要这位大臣取得不管什么样的成就，我总是忧心仲仲。他自以为有了成就就必然引起麻烦。

阿诺德则认为大臣们自以为取得成就是好事。他认为：这使日子好过得多，因为这样他们就有一阵安静，我们也不必忍受他们发的小小脾气了。

另一方面，我担心的是他又要提出另一个主意了。

阿诺德获悉我们有一位有两个主意的大臣后，非常感兴趣。他记不清我们上次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大臣。

〔当然，哈克其实并没有什么主意，一个主意是伯纳德的，另一个想法则是卡特赖特的——编者。〕

阿诺德想了解这个新的主意。我不得不对他说那是卡特赖特的愚蠢计划，要对所有超过一万镑的市政务委员会项目推行一套预先规定的衡量成败的指标，并提交给一名官员负责。

阿诺德自然是知道这个计划的，它已经提出好几年了。但他（就像我一样）认为戈登·里格早已把它否定了。我想阿诺德为了卡特赖特把这计划提交给了哈克有点不高兴，但看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加以阻挡，因为卡特赖特现在已经调到行政事务部来了。不过他毕竟只是用不标明发信人的信封私下塞给大臣的。这是一种龌龊勾当。

阿诺德坚决要求制止这件事。他是绝对正确的。一旦你事先具体规定一个项目应达到什么目标以及应由负责使它做到这一点，整个体制就要垮下来了。正像他所说的，这样我们就会进入一个由专业人员管理的肮脏世界了。

阿诺德提醒我（好像我还不知道似的），我们每两三年就调动官员的工作，以防止这种个人承担责任的胡闹。如果卡特赖特的计划行得通，我们就必须每两周把每个人调动一次了。

很清楚，我们必须使大臣明白，他治理地方的新职责是为了取乐，不是真正要去执行。

我对阿诺德说，明天哈克将重温一番他的小小胜利，与鲁多维克·肯尼迪一起拍摄一套有关民防系统的电视采访纪录片。

阿诺德大声地说着自己想说的话：如果我们让哈克看一份地方政务委员会委员如何奇特地花费他们的民防系统预算经费的档案材料，那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我使我无法真正预料这会有什么好处。但是阿诺德却有个主意……

也许他应该当个大臣。〔阿普尔比文件30/HIT/188〕

〔据悉哈克因被邀请在鲁多维克有关民防系统的电视录像片上露面而感到高兴，尽管他早就预料到了。他认为这是一次机会，能让他谈谈一个大臣的成就。事实上，据说在录制前他开玩笑地问过肯尼迪，这是否说明英国广播公司的政策有了转变。

以下是这次采访的文字记录。它表明这次采访的做法不合哈克的口味。这当然是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出主意的结果——编者。〕

鲁多维克：大臣，最近您一直在宣称，您就民防系统一事与地方当局打交道时，取得了某些成就。

哈克：不错。

鲁多维克：但是这种成就与其说是实质性的还不如说是宣传方面的，是吗？

哈克：不，鲁多，我认为由于我们推动了日益增长的公众兴趣，地方当局已被迫正视需要做的事了。

鲁多维克：这样说来您是同意了。

哈克：同意什么？

鲁多维克：您是在说您的成就只不过是宣传上的成就。

哈克：好吧，如果你要这么说，那就算是吧。但情况正在变化之中。

鲁多维克：是在泰晤士·马什吗？

哈克：啊，是在泰晤士·马什。正如我向新闻界指出的那样，他们确有一座防止放射性尘埃的避难所。其中有一处是保留给市政务委员会领导人本·斯坦利先生的。而他却拒绝为别人建造避难所！你不以为这相当伪善吗？

鲁多维克：但是大臣，为我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提供生存的机会难道不合理吗？不然的话，谁来管理呢？

哈克：如果发生核灾难，还有比光是职业政治家更重要的人呢——医生、护士、消防员，以及所有管理基本服务设施的人们。

鲁多维克：但是，例如首相和内务大臣，他们不是在政府的避难所里保留着自己的位子吗？

哈克：啊，呃，嗯，但是……嗯，但那完全是两回事。

鲁多维克：为什么？

哈克：唔，总得有人管理……这你知道。

鲁多维克：但是他们不是没有受过急救和消防训练吗？您肯定会主张他们应该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医生和护士吧？您有没有对他们提出过这一点？

哈克：我认为我们必须谨慎，切不要，嗯，把一个重要问题视为无足轻重，鲁多维克。再举一个例子吧，我曾听说有一个自治市用纳税人的钱，派遣了一个政务委员会代表团，到加利福尼亚去参观一所防止放射性尘埃的避难所。他们回来后却什么事也办不成，因为他们这次旅行花掉了整个民防系统三年的预算经费。

鲁多维克：这不是很令人震惊吗？

哈克：的确令人震惊。

〔读一下哈克在电视采访那天晚上写下的简短感想是很有趣的——编者。〕

3月29日

电视采访进行得不错。但是我在本·斯坦利的掩体问题上遇到了一点麻烦。我说了政治家没有医生那么重要之类的话。

他问到首相在政府避难所中保留的位子。我本该料到会有这一下子。

总的说来，我还是相当巧妙地摆脱了困难。反正我吃不准首相对此事是否高兴。

幸而我还能讲出一则极其有趣的故事：讲的是一批市政务委员会委员花了民防系统三年的预算经费到加利福尼亚去旅行一番的事。所以一切顺利。总的说来，当采访录像下星期播出时，会对我有点好处。

3月30日

这是令人担心的一天。我说的有关首相的错话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那关于市政务委员会委员到加利福尼亚去的该死的故事是造成麻烦的根源。我甚至记不起是从哪里获悉的——我想这事情见于民防系统理事会的一份简报中，是伯纳德于电视节目开拍之前转给我的。

总之，汉弗莱问过我这件事。起初他不肯说为什么问这个。他仅仅说他确信我心里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

他只在我干出骇人的糟糕事时才这样说的。

接着他透露，我所谈的那个自治市包含首相的选区在内，而首相的竞选代理人就是那个带领犯错误的代表团的委员。

起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然而不是。

“十号几个星期来一直想不声张此事，”他说道，“哎呀，可真相总是会大白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决不可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那是可能发生的糟糕的事。这显得像人身攻击，而首相此刻对不忠诚是很生气的。我对汉弗莱说我们务必制止人们把采访录像播放出去。我看已别无他策。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就选中那一时刻起身告辞以结束谈话。

“遗憾的很，大臣。我没有时间，我得走了。”

我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能走，这是应予优先考虑的事，我命令你。”

“哎呀！大臣，正是您的命令打发我走的。”

我想不出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解释道，“您要把预先规定的衡量完成任务的指标强加于市政务委员会的计划是件很复杂的事。您要求立即提出建议，这事正在耗费我的分分秒秒。尽管我很想助您一臂之力……”

他踌躇了一下，接着又似乎要提出什么建议似的，“在另一方面，如果实行完成任务指标的事不是那么急的话……”“您的意思是，”我漫不经心地问道，“您能阻止录像播放出去吗？”

他的语气很谨慎。“大臣，我们不能去审查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但是……我碰巧明天要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政策部主任共进午餐，也许您愿意和我们一起用餐吧？”

如果我们不能审查他们，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用处。我也就这样说了，语气相当忧郁。

但是汉弗莱的回答使我有理由抱有希望。“不，大臣，但是一旦他们意识到播放出去并不符合大众的利益，我们总能设法说服他们自愿地取消节目。”

“这不符合我的利益，”我坚定地说，“而我是代表公众的，所以也就不可能符合公众的利益。”

汉弗莱看来感兴趣了。“这是个新奇的方法，”他说道，“我们以前没有在他们身上试用过。”

3月31日

今天和汉弗莱以及英国广播公司政策部主任弗朗西斯·奥布里共进午餐非常成功。奥布里的面部表情老是显出焦灼不安的样子。他原该是这样的。

可是我的开场白开得不好。我一提出这个问题，他就坚定地阐述他的立场，“我很抱歉，哈克先生，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是不会屈服于政府的压力的。”他的刷子似的黑眉毛倔强地竖了起来。

“好吧，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吧，好不好？”汉弗莱爵士圆滑地说道。

我认为汉弗莱应该站在我这一边。

“这可不行，”我开腔了，“我必须坚持……”但是他不让我说下去，我觉得他的度还相当粗暴，“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去吧，”他又说一遍，“对不起，大臣。”

我真的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但是事后我认识到我低估了自己的常任秘书。

他转向奥布里先生说道，“弗朗西斯，我可以提出别的事来谈吗？关于英国广播公司与政府作对的事，人家感到相当不安。”奥布里对这种想法一笑置之。“那是荒谬的想法。”

“唔，是吗？”汉弗莱问道，他俯身到旁边一张空椅子上打开一只极大的公事包，不是他通常用的那只狭长的、上面刻着姓名首字母的皮包，而是一只鼓鼓囊囊的皮包。这只皮包极重，得由他的司机给我们拿进俱乐部来。

我原先心事重重、忐忑不安，几乎没有注意到它。就算我想到过这只皮包，也会认为放在里面的是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所以汉弗莱不管到哪里去都必须随身携带。

结果证明，这里面装的原来是他打算给英国广播公司的那个人看的档案材料。

“我们一直在收集足以证明英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节目中存在偏见的事例。”他递过一只文件夹，上面写着红色大字“偏见”，是用毡毛笔写的。弗朗西斯·奥布里放下他的刀叉，刚要把它打开时，汉弗莱又送上第二个文件夹，上面有“英国广播公司没有报道的有利新闻”的字样。然后他把文件夹一个接一个地递过去，一面指出里面的内容。

“过分宣传其它国家反对英国的论点”——“尤其是我们的共同市场敌人，呃，我的意思是伙伴。”汉弗莱解释道。“反对首相的笑话”、“不必要地宣传反政府示威”，最后，他费力地递过一只比其他案卷厚得多的大文件夹，上面标明：“没有被采纳的大臣们提出的方案”。

弗朗西斯·奥布里显然被一大堆说明英国广播公司有罪的指控和证据所震动。“但是……我……但是我确信我们对这一切都有过答复。”他的话听来比他的样子更坚定些。

“英国广播公司自然是有答复的，”我对他说，“它总是有答复的。尽管都是些蠢话，不过它总有话可说。”

汉弗莱采取一种较为冷静的方式。“英国广播公司固然有它的种种解释，”他用缓和的语气说道：“不过我刚才在想，我倒是应当警告你，此刻正有人提出一些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奥布里先生显得更加担心了。

“唔，”汉弗莱若有所思地说，“例如，如果用电视播出国会开会情况，是否应该委托国际电视台来办。”

“这话不可能是当真的。”他勃然大怒道。

“还有，”汉弗莱仍然用平静而若有所思的语调说下去，“英国广播公司管理当局是否真的进行了政府已经忍受的人员裁减和使用场所的紧缩，是否应该指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去调查英国广播公司的费用开支？”

弗朗西斯·奥布里开始恐慌起来。“那可是一场无法容忍的侵犯。”他想用虚张声势的办法来掩盖他那完全可以理解的恐惧。

此刻我感到十分有趣。

“当然，”汉弗莱爵士欣然同意，“还有在阿斯科特、温布尔登、上院、科文特加登剧院、漫步音乐会……的非同小可的包厢……”

我竖起了耳朵。这对我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弗朗西斯说：“是呀，但这些对于播放和工程人员来说是业务上的需要，这你明白。”

这时汉弗莱在他那只很大的但此刻差不多掏空了的夹层旅行包底部摸莱摸去，拿出一盒照片和剪报。

“哼，”他笑了笑说，同时抛出他后一颗炸弹，“报告表明你们的播放和工程人员都举着香槟酒杯，并由他们的妻子——或者其他同等地位的女士作伴——他们十足就像公司的理事、董事和经理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我是否该把这个证据送到国内税收部门去。你意下如何？”他一面说一面把那盒照片递了过去。

脸色苍白的弗朗西斯·奥布里默默地一张一张看下去。

当他的眼光停留在一张10×8英寸的照片上时，汉弗莱把身子伸过去望了一眼，说道：“你照得非常好，不是吗？”

我们大家有好一阵都不说话。奥布里放下照片，想再吃一点面拖板鱼，但是显然鱼在他嘴里已味同嚼蜡，他不吃了。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汉弗莱表演得十分精彩，我不想打扰或者妨碍他。

汉弗莱静静地享受他那杯1973年雷奥维尔葡萄园生产的酒，他精心挑选了这瓶酒是为了吃炸牛肉的。味道很好，虽然对我说来随便挑哪一种葡萄酒喝起来都是一个味。

汉弗莱终于打破了沉默，“记住，如果这些文件夹里的资料不再增多，我想我们还能控制住对公司的批评，这就是我为什么敦促我的大臣不要正式去处理民防系统规划这件事的原因。”

弗朗西斯看上去走投无路了。他把自己的照片正面朝下放在那堆照片里。“瞧，你肯定明白我的立场的。英国广播公司不能屈服于政府的压力。”

“当然不能，”汉弗莱说道。这使我感到惊讶。我想这恰恰是我们要想做到的事呀。但是我却没有估计到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虚伪性。要不，就把话说得更客气些吧，汉弗莱正为奥布里先生考虑顾全面子的办法呢。

果然就是这么回事。他看着我。

“我们不会要英国广播公司屈服于政府的压力，是吗，大臣？”

“不会吗？”我略为谨慎地问道，同时意识到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暗示。“不，我们当然不会，”他说下去，“但是大臣和鲁多维克·肯尼迪的谈话所涉事实的确有些出入。”

弗朗西斯·奥布里抓住了这一点为。他面喜色地说：“事实有出入？啊！那就不同了。我的意思是英国广播公司不会向政府的压力屈服的……”

“当然不。”我们附和着说。

“……不过我们极其重视事实的准确性。”

“的确如此，”汉弗莱说道，同情地点点头，“而且，采访中的有些信息到播放时可能已经过时了。”

“过时？”他热切地回答道，“啊，那可就棘手了。你们知道，英国广播公司是不能向政府屈服的……”

“当然不。”我们异口同声说。

“但是我们不想播放过时的内容。”

我看出我现在可以帮汉弗莱一把了。

“自从录像以后，”我插话道，“我发觉自己无意中说出一两句可能涉及到安全的话。”

“例如什么？”他问道。

我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训练有素，不至于这样问。

汉弗莱出来解围。“他不能告诉你到底是哪些话。因为事关安全。”

弗朗西斯·奥布里似乎一点也不在意。“好吧，对安全问题怎么小心都不过分。我完全同意。如果是保卫国土的事，我们责无旁贷。我的意思是，英国广播公司显然不能屈服于政府的压力……”

“当然不。”我们再一次热情地齐声说道。

“……但是涉及安全的事，唔，你怎么小心都不过分。是吗？”“你怎么小心都不过分。”我应声说。

“你怎么小心都不过分。”汉弗莱喃喃道。

“结果，这次采访总而言之并不很有趣。”一切都是以前说过的。我真有点想打呵欠了。

弗·奥布里或者称他为可爱的弗·奥也无妨，因为现在我喜欢想起这个人——此刻显得高兴多了，双颊也有了血色。他的双眼不再木然无光。现在他能够以重新获得的信心阐述英国广播公司的方针和做法了。

“我的意思是，”他解释道，“如果内容令人厌烦，如果内容不确实而且会影响安全，那么英国广播公司就不会去播放它，这使情况完全改观了。”

“完全改观了。”我愉快地说道。

“播放出去，”他说下去，“就不符合公众的利益。但是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说清楚。”

“是吗？”汉弗莱彬彬有礼地问道。

“英国广播公司绝对不可能，”弗朗西斯·奥布里坚定地并明白无误地说道，“屈服于政府的压力。”我想现在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4月5日

今天下午汉弗莱爵士突然来看我。他刚接到消息，说英国广播公司已经决定拉掉我和鲁多维克·肯尼迪的谈话。他们显然认为这是负责任的做法。他们当然是这样认为的。

我向汉弗莱道谢，并请他喝杯雪莉酒。当我想起前几天发生的事时，心里产生一个新的念头。

“你知道，”我说，“我觉得不知怎么地好像是人家诱使我说出那些会使首相为难的话来。”

“当然不是。”汉弗莱说道。

“是的，”我说道，“我觉得自己正好掉进了陷阱。”

汉弗莱嘲笑了我的话，说这是一种可笑的想法，并问我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我问他为什么鲁多设圈套引诱我是可笑的。

“谁？”他问道。

“鲁多。鲁多维克·肯尼迪。”

汉弗莱突然改变了他的语气。“噢，鲁多维克·肯尼迪企图设圈套叫你上当，我明白了。是的，我相信他的确这么干的。”

我们两人都一致认为，做大众媒介工作的人都是不老实的，你一点也不能相信他们。不过我现在想起这件事时，不禁要问，我谈起鲁多时他为什么那么惊讶！他原以为我在说呢？

话说回来，他又一次把我从可怕的无底洞中拉了上来。很清楚，该怎样报答。我不得不提议再不去管地方当局的事了。

“必须承认，”我被迫让步，“地方政务委员会委员们——总的来说——都是些通情达理而又负责的人，而且他们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中央政府开始对他们发号施令之前必须十分谨慎从事。”

“那么衡量完成任务指标怎么办？”

“我认为没有这东西他们也能把事情办好，你说呢？”

“是，大臣。”他满意地笑了。

但是我并不打算从此不再提起这事。过了一段适当的时期，我还是要旧事重提的。我们毕竟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小小协议，一种不成文的缓和——但是没有人能用不曾说出来的不成文的交易来约束你，是吗？

[1]暗指斯坦利是共产党员——译者。

17．道德标准

5月14日

我不是在伦敦自己的公寓或者在选区的家里，而是在英国航空公司飞向库姆兰石油酋长国航班的头等舱里写下这一段日记的。

我们已经在前往波斯湾的途中飞行了约四个半小时，再过大约四十五分钟我们就要降落了。

我很激动，以前我从来没有乘坐过头等舱，而头等舱就是不一样。他们一路上免费供应香槟酒以及一顿像样的饭，而不是通常那种味精加色素的东西。

而且，当贵宾很不错——特别休息室、后登机、常规的红地毯待遇。[2]

我们到那里是去认可一份涉及英国在中东获得批量大的出口订货之一的合同。

但是当我说“我们”时，我并非仅仅指我和伯纳德以及汉弗莱。事实上，我事先就要求得到保证，务使我们这次出差不至于被指责为浪费大量政府钱财。汉弗莱向我保证组成尽可能小的代表团。我清楚地记得他还使用了“削减到骨头”这句话。但是我现在意识到，尽可能把我留在贵宾休息室里直到后一分钟的做法可能是别有用心的。

当我实际登上飞机时，我可惊呆了。机上坐满了文官。这时我才得知，由于我们有这么多人要去，因此不得不特别租一架飞机。

我立刻指责汉弗莱乱花钱包机。他看着我，就像我是个疯子似的，并且说如果我们大家都坐班机的话，那才是把钱花得更加没有底了呢。

我完全相信这是实话。我的意见是针对我们这一行人的人数的。“他们是些什么人。”我问道。

“我们小小的代表团。”

“可是你刚才还说代表团的人数已削减到骨头了。”

他坚称情况确是这样。我再度要求他告诉我，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对我说：有一个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小代表团。因为尽管这是行政事务部的任务，但除非是在他们监督之下，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是不喜欢我们有什么人出国的。我实在弄不明白这一点，这次出差要解决的不是外交政策的问题，我们要办的是去认可已由库姆兰政府和英国系统电子有限公司充分洽谈过的一份合同。

总之，除了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之外，还有一个贸易部的代表团和一个工业部的代表团。因为我们是到一个石油酋长国去的，所以还有一个能源部的小小代表团。（如果你问我，我就会说那和他们毫不相干——我想即使我们到瑞士去，能源部照样会要求享有派代表团的权利——他们也许会争论说巧克力会给你提供能量呢！）再有一名秘书带领的一批来自内阁办公室的人马，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小组，后还有行政事务部代表团的全体人员：我的新闻处、我的私人办公室的半数人员、与各部联络的官员、秘书、订立合同的那些来自法律部门的人员、监督合同的人员……没完没了的名单。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代表团人数肯定没有削减到骨头。我提醒汉弗莱（他坐在我旁边，像猪把嘴伸进饲料糟那样喝过了免费香槟酒，此刻已经打起盹来了）说，我们在密德尔斯布勒会见库姆兰人时，只有七个人和我们一起去。

“是，大臣，”他心领神会地点点头。“但是提兹赛德在外交上也许没有库姆兰那么有意义。”

“提兹赛德可选出过四位首相呢。”我说道。

“库姆兰控制着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接着，我突然想起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问道。

我把他回答的话误听做“纯粹由于我的免税意识”[3]，于是高兴地插话道：“免税？”

他举起手来，要求允许他把话说完。“……由于我的责任感，我不作任何个人考虑。”

然后，他可疑地迅速换了话题，递给我一份标题为“后公报”的文件，要求我批准。

我还在默默地为这次公出中一百多名占便宜的文官而生气。他们的旅费都已付掉，而且还得要为之付出回程路费。而当问起安妮是否也能去的时候，却被告知她必须得到库姆兰国王的特许才能和我一起参加任何公开的活动——还有，总而言之，我必须为她支付车旅费、住宿费等一切费用。

这些该死的文官把一切都在对他们自身有利的情况下安排得妥妥当当。这次旅行花费了我好几百镑，因为安妮确实想去。她坐在我对面和伯纳德聊天，看上去好像玩得痛快极了。不管怎么说，这样很好。

总之，我把话讲得离题了。我突然觉察到自己手里拿着的东西。汉弗莱已经在会议举行前写就了一份后公报。我对他说他决不能那么做。

“正相反，大臣，会议以后您就无法写公报啦。我们要取得其他六个部、欧共体、委员会、华盛顿、库姆兰大使馆的同意——你无法在沙漠里于几个小时内办妥这事。”

因此我粗略地看了一下，然后指出这公报内容毫无用处。是一些假想的、完全瞎猜的话——可能和我们实际所说的挂不上钩。

汉弗莱爵士平静地笑笑，“没有哪份公报与您实际所说的话相干。”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份公报呢？”

“这只是一种出境签证罢了。它使你通得过记者团。”噢！我忘了提起一桩事，这架巨型飞机后座第三排座位上挤满了醉醺醺的舰队街雇来的文人，也全都是免费的。除了我的妻子（我得为她付钱）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免费的。“新闻记者需要有，”汉弗莱爵士说，“以便他们为劳而无功、无足轻重的事所花的巨额费用作辩解。”

我不能肯定我是否喜欢把自己前往库姆兰的贸易使命被说成是劳而无功、无足轻重的事。他显然看到我沉下了脸，因为他补充说道：“我的意思是，对您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所以对新闻界才是劳而无功、无足轻重的事。”

他这样说就对了。新闻记者不喜欢报道成功的事。“是的，他们真正希望的是让我在正式宴会上喝醉。”

“希望不大。”

我问为什么不，接着就意识到我问了一个使自己蒙上罪名的问题。但是汉弗莱似乎没有注意到。相反，他忧郁地回答道：“库姆兰很干燥。”[4]

“唔，它处在沙漠里，不是吗？”我说道，然后突然领会了他的意思。伊斯兰法律！为什么我没有想到？为什么我没有问一下？为什么他没有告诉过我？

看来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大使馆里喝上一两杯。但是正式招待会和晚宴是在王宫举行的。要足足进行五个小时。是滴酒不入的五个小时。

我问汉弗莱我们是否可以在裤子后袋里放只酒瓶来应付一下。

他摇摇头，“太冒险。我们只好苦笑着忍受。”

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看公报。里面全是些有关我们两国之间密切关系的惯用废话，什么共同利益呀，坦率而有益的对话呀，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话。汉弗莱在看《金融时报》。我想知道如果谈判与公报所说的相距太远以致无法签字时，我们该怎么办。假如在招待会上出什么外交事故，也总得与伦敦接触。我需要以某种方式同例如外交大臣或者甚至首相本人直接联络。

我的脑海里随即闪现出这样一个想法。

“汉弗莱，”我试探地建议道，“我们是否可以在宴会厅隔壁设立一个安全联络室？我的意思是，设在酋长宫里，有紧急电话和电传线路直通唐宁街。这样我们便可以把从大使馆偷偷运来的成箱的酒装满这房间。我们可以在橙汁中掺酒，而且没有人会知道的。”

他大为惊讶地盯着我看，“大臣！”

我刚要为想入非非而致歉时，他却接下去说，“这真是天才之举。”

我谦逊地感谢他的夸奖，并问这个办法是否切实可行。

他沉思片刻后说，只有出现重大危机时才有理由设置一间特殊联络室。

我指出，连续五个小时滴酒不入就是重大的危机。

我们决定，由于英镑此刻正在承受压力，设立一间联络室是有道理的。

汉弗莱答应对这项计划给予热烈的支持。

该照片由外交事务部，中东处提供，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看来这个在外交上具有危险性的胡闹打算是他们一到库姆兰后就立即付诸实施的。英国大使馆的档案明确表明，设立一间英国外交联络室的命令在贸易代表团到达库姆兰的当天就发出了。穆罕默德亲王立即加以批准。一条通往唐宁街的电话热线很快就装好了。再加上一只扰频器和两台电传机等等。

这个临时联络中心设在靠近宫中主要接待区之一的一间小小前屋里。英方人员于次日到达王宫。詹姆斯·哈克由他的妻子安妮作伴。库姆兰人感到难以拒绝，因为女皇陛下以前也在这座宫里受到过接待，从而创立一个允许特殊的妇女在特殊场合进宫的先例。

宴会喝的是橙汁。宴会开始后不久，大家便把一只镶金嵌银的盛玫瑰香水用的大口罐赠给哈克，作为库姆兰政府对英国人表示敬意的一种象征——编者。〕

5月17日

昨天我们参加了穆罕默德亲王在宫中举行的忌酒宴会，但今天却得了严重的宿醉。

遗憾的是，我记不清宴会结束的情况了，尽管我依稀记得汉弗莱爵士对阿拉伯人说我突然患病必须马上卧床。这话其实不假，即使并不完全都是真的。

这是一次盛大的宴会。首先，英国代表团实在过于庞大，而且还有人数众多的阿拉伯人。

晚会或多或少是从向我赠送一件华贵的礼品以及这一天是多么愉快这类外交辞令开始的。后来与阿拉伯客人之一闲谈时才知道这东西是十七世纪伊斯兰艺术的一个精美代表作，也可以说，这便是他的原话。

我问它原来是派什么用场的。他说这是一只盛玫瑰香水的罐子。我说我认为这意味着它是用来盛玫瑰香水的了。照这样谈下去已经渐渐无话可说了，幸而这时伯纳德来到我身边，带来当晚第一个紧急而富有想象力的消息。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在开头并不很领会他说的话。

“对不起，大臣，联络室里有紧急电话找您，是一位黑格先生打来的。”

我以为他指的是黑格将军。但却不是。

“我的确是指黑格先生，大臣——您知道，带着酒窝的那个。”我有点担心地点点头，傲慢地说道，“啊，不错。”向邻座的人表示歉意，便匆忙离开前往联络室。

我得说汉弗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电话机、电传机、两名手持步话机的我方保安人员、破译机等，一概俱全。

为了提防万一（这地方可能被东道主安装上了窃听器），我很谨慎，没有要酒喝，而是立即要黑格先生的信息。我们的保安人员立即在我的橙汁里倒了些苏格兰威士忌酒。橙汁看上去颜色更显得深一点，但没有人能真的发觉什么。

伯纳德·伍利爵士（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

在库姆兰宫中举行的正式宴会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首先，为掩盖哈克越来越醉的情况而大大紧张了一番。而且事实上还不止哈克一人。英国代表团中好几个成员都参与这个秘密勾当。可以看得出，他们杯子里的橙汁随着当晚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显出金棕色来。

但是在那个晚上也发生了一连串极其不幸的、可能导致我的事业过早结束的事件。

哈克夫人是出席宴会的唯一妇女。他们把她奉为当晚的上宾。当哈克离开去添酒时，她说那只玫瑰香水罐如果摆在她伦敦寓所门厅的屋角桌子上，一定十分好看。

我有责任向她解释，这是给大臣的一份礼物。

起初她不明白，还说那也是他的门厅呀。我不得不说明这是一份因大臣的身份而赠送给大臣的礼物，所以她不可以自己留下。我当然不会忘记托尼·克罗斯兰咖啡壶事件所引起的那桩近期丑闻。这事发生才不过几年而已。

她想知道他们是否应把它退回去。当然不该这么做。我解释说，这会是一个非常带侮辱性的做法。因此她相当合情合理地说，如果她无法据为己有而又不能退回去，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解释道，官方的礼品成为政府的财产，存放在白厅某个地方的地下室里。

她看不出那么做有什么意义。我也看不出来，除了是因为大臣们被允许接受昂贵的礼品显然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一点之外。我解释道，一个人至多可以保留价值约五十镑的礼品。

她问我如何知道礼品的价值。我说会进行估价的。然后她用一种使我难以拒绝的方式奉承我。她要去估个价，并说如果估价低于五十镑那就“妙极了”，因为这东西“好看极了”。她还对我说我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不知道如果没有我他们会怎么办。

我上了当，答应她去看看有什么办法，真是懊悔莫及。

就在这时，哈克派出去办一件事。他刚从我们设立的临时中心回来

（他进进出出去过好几次了），大声对我说有位来自苏格兰事务部的约翰·华克尔来电话找我。[5]注意到我们讲话很容易被人家听到，我便问他是否指苏格兰事务部。

我离开时，非常想喝点威士忌酒，哈克夫人问有没有什么给她的口信。

“当然有，亲爱的，”大臣殷勤地回答道，“如果你把杯子给他，他会为你收集信息。”我向他投以意味深长的目光后，他才继续说道，“如果你把杯子给他，他也会给你弄到一些橙汁的。”

在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紧挨大臣身旁坐着，这是对的，因为他不断说些不机智的话。有一次他要找汉弗莱爵士，我便把他带去，汉弗莱爵士和一个叫罗斯（属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人正同穆罕默德亲王谈话。

很不幸，当别人从背后望过去时，罗斯和汉弗莱爵士都十足像是库姆兰人，因为他们两人都穿戴着全副阿拉伯衣袍和头巾。当汉弗莱爵士转过身来时，尽管穆罕默德在场，哈克仍然掩饰不住他的震惊。他问汉弗莱到底为什么这样打扮。

穆罕穆德王子与汉弗莱·阿普比爵士——非常感谢盎格鲁-阿拉伯友好联盟资料受托人出借

汉弗莱爵士解释道，这是一种对东道主表示敬意的传统外交礼节。罗斯证实这是一段短小的电视插播节目。穆罕默德亲王说他确实把这看作热烈、亲切的赞誉。然而哈克还是把汉弗莱拉到一边用不够轻的声音说道：“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成了什么样子，阿里·巴巴？”我的确也觉得这样子真是滑稽透顶。老汉弗莱开始解释说，“在罗马的时候……”[6]等等。哈克拒绝接受这个理由。

“这儿不是罗马，汉弗莱，”他严厉地说道，“你看上去很可笑。”无可否认，这句话没错。但是汉弗莱觉得这样对他说话使他很不好受。哈克还不罢休，“如果你在菲济，你难道也穿条草裙吗？”

汉弗莱骄傲地回答说，外交部认为，由于阿拉伯民族是很敏感的，我们应该向他们表明我们站在哪一边。

哈克说道：“这话可能使外交部感到吃惊，你应该站在我们这一边呀。”

我认定他们的谈话应该在私下继续进行才对，因此我打断了他们并对汉弗莱说苏联大使馆来电话——是一位斯密诺夫先生打来的，然后我对看来显然很口渴的哈克说英国大使馆大院有信息给他，有关学校的事，是教师代表团。

他立即高兴起来，匆匆离去，说了些赶在钟声响起之前马上去欢迎教师之类的可怕的双关语。[7]

穆罕默德悄悄走到我身边，轻轻地评论说，我们大家都不断地接到许多紧急电话，他眼睛里没有异样的光芒，没有迹象表明他已觉察到所有英国人杯中的橙汁已变成越来越暗的棕黄色了。可是，我却吃不准他心里是否觉察到了正在进行的勾当。当然，到今天为止，我仍然一点也不知道。

我不愿意继续谈话，就悄悄地走开了。此时我发现自己正同一位笑容可掬的阿拉伯人面对面彼此相望。他曾在晚间早些时候我和安妮·哈克谈论玫瑰香水罐时坐在我的旁边。接下去的谈话及其致命的后果是那个夜晚永远铭记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原因。

这位面带笑容的阿拉伯人尽管身穿传统的阿拉伯服装，却说得一口极好的英语，并且显然对西方了解得一清二楚。

“对不起，先生，”他开始说道，“不过，我禁不住偷听了你们有关礼品估价的谈话。也许我能帮上忙呢。”我既吃惊又感激。问他是否知道礼品值多少钱。

他笑笑，“当然，一只十七世纪玫瑰香水罐真品是很值钱的。”

“天啊！”我说道，想起安妮·哈克要失望了。

“你不高兴吧？”他自然有点惊讶。

我赶紧解释道，“是的——也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太值钱，大臣就不能保留它。所以我不希望它值钱。”

他立即心领神会，更显得笑容可掬了。“是啊，嗯，我刚才说，一只十七世纪玫瑰香水罐的真品是很值钱的，不过这是件复制品，尽管制作十分精良，但总不能和真品相提并论。”

“那好，值多少？”

他是个很精明的人，他打量了我一会，然后说道，“我倒乐于听听你是怎样猜的。”

“稍低于五十镑？”我满希望地问道。

“高明，”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地道的收藏家。”

我问他是否可以签发一份估价证明。他同意了。但他说我们英国的习俗很怪，“你们对一点点礼品那么认真，可是你们的电子公司给了我们的财政大臣一百万美元以报答他协助取得这份合同。这难道不奇怪吗？”

当然，我完全被他吓坏了。我说我希望他的话意并非如我所认为的那样。

他咧着嘴笑，“当然，我在财政部工作，我也得到我的一份钱。”

“为了什么？”

“为了让我闭嘴。”

我感到似乎从现在起随时都有人会从他那里把那笔钱要回去。我尽快得体地借故离开。我在人群中匆匆挤过去寻找汉弗莱爵士。由于他还是本地人装束，不容易把他辨认出来。

我发现汉弗莱偏偏正在和大臣说话。我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可以同汉弗莱爵士私下说几句话。哈克对我说我尽可以毫无拘束地谈。因为我要吐露给汉弗莱爵士听的消息事关重大，我一时感到为难。我用傻瓜也会干的办法把哈克从这间屋里支开两分钟。

“大臣，”我说，“联络室里有人找您。是税务人员。”[8]他显得茫然。

“有关您1969年收入的事。”他肯定是已经喝得过多了，因为他只是盯着我看，好像我疯了似的，直到我被迫说道，“1969年的大缸。”

“噢，噢，是的。”他说道，高兴地转身而去，撞到在近旁徘徊的亲王身上，使喝剩的酒都泼掉了。

“伯纳德，”汉弗莱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很快把我拉到一边，“我渐渐感到大臣收到的紧急信息几乎够他应付了。”

他把我带到一个安静的角落，这使我感到高兴。我立即急切地说出我刚才发现的可怕的事：就是说，合同是靠贿赂得来的。

出乎意料，汉弗莱爵士竟完全无动于衷。他不仅仅知道，而且告诉我，在库姆兰签订的所有合同都是靠贿赂得来的。“这事没有不知道。只要没有人知道，什么事也不会有。”

我确信大臣不知道这事。我提议把情况告诉他。

“不行，”汉弗莱爵士告诫我。

“可是如果人人都知道的话……”

“除他之外的所有人，”他坚定地说，“你没有必要让大臣知道别人都知道的事。”

在我们讨论的关键时刻，有两个人从不同方向朝我们走来。右边来的是费萨尔亲王殿下，左边来的是大臣，看上去样子很疲惫。

“啊，阿拉伯的劳伦斯，”哈克边嚷边东倒西歪地向汉弗莱爵士走来，“联络室里有电话找你。”

“哦？”汉弗莱爵士说道，“这回又是呢？”

“拿破仑。”[9]大臣声称道，格格地傻笑，然后倒在地上。

〔哈克的日记继续写下去——编者。〕

5月19日

回到了英国，回到了办公室。因时差而感到相当不舒服，我常常纳闷我们政治家是否真的能在国外旅行回来后立即为国家作出英明的决策。

今天《经济时报》登出一篇非常不幸的消息。是根据法国新闻界消息报道的。

对英国电子集团进行贿赂的指控

据《世界报》称，英国电子集团近与库姆兰签订的合同是靠贿赂赢得的。

据巴黎来的消息说，这是一连串丑闻中新的一桩，其中洛克希德和诺斯洛普是为人所知的两个例子，从而揭露了由西方工业国与第三世界政府所形成的骇人听闻的贿赂网，它在现代文明上面留下了污点。

我把消息指给伯纳德看。这有屁用！

“蜘蛛网并不形成污点，大臣。”这是他的意见。

“什么？”我说道。

“蜘蛛没有墨汁，您知道，只有墨鱼。”有时候我觉得伯纳德是完全精神错乱了。蜘蛛并没有墨鱼呀。我一点也不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疑他说些蠢话的目的是否在于避免回答我的问题。〔这是哈克日益警觉的另一个迹象——编者。〕

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对发表这种指责英国电子集团的毫无根据的消息，他有何看法？

他喃喃地说，这很可怕，而且同意我的看法，说这个贿赂公行的肮脏世界和我们的本性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毕竟是英国人。”我说道。

他毫不犹豫地同意说，我们到底是英国人。

但是他的态度有点躲躲闪闪，所以我不轻易放过这个话题。

“不过，”我说道，“除非背后的确有些情况，《经济时报》是不大会去发表这种消息的。”

然后我看着他，等他说话。我觉得伯纳德似乎故意装出一副不关心的样子。

“背后没有什么情况，是吗，伯纳德？”

他站起身来，看着报纸，“我想背后一版就是体育新闻，大臣。”

显然，消息背后是有情况，而且显然有人不许伯纳德开口。明天上午第一件事就是和汉弗莱碰头。我打算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

5月20日

我和汉弗莱碰了头。

我一开始就把《经济时报》那篇文章指给他。不过我想伯纳德肯定早已让他注意到这件事了。我对他说我要知道事实真相。

“我不认为您想知道真相，大臣。”

“你能回答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吗，汉弗莱？”

他犹豫了一会。“大臣，我强烈地奉劝您不要提直接的问题。”

“为什么？”

“这会引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

“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答复呢。”

我昨天就明白伯纳德知道了一些内情。我觉得他没有向我开诚布公。所以今天我要迫使他当着汉弗莱的面作出正确答复。这样他就不能对他的大臣来一套而又对大臣的常任秘书来另外一套了。〔哈克这一出色之着击中了整个私人秘书制度的要害——编者。〕

“伯纳德，说老实话，你多少知道这件事的情况吗？”

他像只受惊的兔子似地看着我，眼睛向汉弗莱眨一下。汉弗莱——也像我一样——正盯着他看，（但却缺乏信心地）希望他会说出恰当的话。

伯纳德显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足以证明他知道一直在进行的不明不白的事。

“唔，我，呃，这就是说，有，呃，有人……”汉弗莱急忙插话说，“有许多流言蜚语，就是这些。谣言，道听途说。”

我不理会汉弗莱。“说吧，伯纳德。”

“唔……唔，有一个库姆兰人的的确确对我说过他得到，呃，有人付给他……”

“道听途说，大臣。”汉弗莱愤怒地大声嚷道。

我指着伯纳德说：“是道听途说吗？”

“是的，”汉弗莱强调说道，“伯纳德听到他说的。”

显然我无法进一步从伯纳德那里得到什么了。但是他已经说出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了。

“汉弗莱，你是不是要对我说英国电子集团是通过贿赂才得到合同的？”

他看上去很痛苦，“我希望您不要用像‘贿赂’这样的字眼，大臣。”

我问他是否喜欢用像小费、增甜剂或者牛皮纸信封这样的字眼。他傲慢地告诉我，在他看来，对于充其量只是具有创造性而已的谈判说来，这些字眼是极其粗暴而卑劣的。“这是普通的做法。”他断言说。

我问他是否意识到他在说些什么。毕竟是我亲自真诚地认可这份合同的，“而且我在那份公报中向新闻界宣称这是英国通过公平的较量而赢得的成就。”

“是的，”他沉思道，“我的确对此有点纳闷。”

“而现在，”我恼怒地说，“你对我说我们是靠行贿得来的。”

“不，大臣。”他坚定地回答道。

隧道终端似乎出现了亮光，我的精神一振，“啊！”我说道，“这么说，我们的确没有靠行贿得来这份合同了。”

“我不是这么说的。”他谨慎地说道。

“好吧，那么你说了些什么呢？”“我说我并没有告诉您说我们是靠行贿得来这份合同的。”这是我所听到过的彻头彻尾的诡辩了。隧道尽头并没有出现亮光。或者说，即使出现了亮光，也只是像众所周知的那样，迎面来了火车。于是我便问他对支付的款项作何解释。

“您的意思是指合同上是怎样说明的吗？”他问道，借此表明他在任何情况都决不会不加以说明的。

长话短说，伯纳德给了我一张清单，上面列出支付这些费用的非正式准则。这是一张只在大的跨国公司之间流传的高度机密的清单。

1．十万镑以下：

预付律师费用

个人捐赠

特别折扣

杂项开支

2．二十万镑至五十万镑：

管理附加费用

经营费用

优惠支付款项

代理商费

政治性捐款

合同外支付款项

3．五十万镑以上：

介绍费

佣金

管理费

行政开支

分红预支

在我看来，贿赂的规模要比进行贿赂的这个事实更为可怕。〔这是典型的哈克式反应。显然，对哈克来说，小额贿赂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一点在后来玫瑰香水罐事件中就变得清楚了——编者。〕

我问这些钱一般是怎样支付的。

“从瑞士银行的账号直到从先生们的门缝里塞进去的一把钞票。”

他对这种事毫不在乎。他不明白这种事多么令人震惊。总而言之，他说他不可能明白这一点。

我气急败坏地、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贿赂和腐败是罪孽，而且是一种犯罪行为。

“大臣，”他耐心地朝我一笑，“那是一种狭隘的地区性观点。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他们的看法就大不一样。”

“汉弗莱！罪恶并不是地理学上的一个分枝！”

可是他却争辩说罪恶确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枝。在发展中国家，“合同外支付款项”的多寡表明你对这笔交易的认真程度。当一家跨国公司作出一项巨大的“政治捐赠”时，就简单地表明它期望得到巨额利润。

〔这就像出版商预支稿费给作者一样。付出最多预支款的人就是想得到最大销售额的人——编者。〕

“难道你是对我说，”我问道，“对贿赂视而不见是政府的政策吗？”

“当然不是，大臣！那是不可想象的。这决不会是政府的政策，不过是政府的做法罢了。”他的双重标准使我大吃一惊。

在这次没有先例的谈话进行之际。〔并非如此——编者。〕新闻处来电话了。他们要一份针对库姆兰贿赂指控的声明。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好。我要汉弗莱帮忙。“我确信新闻处能够起草令人信服而又毫无意义的东西，”他恳切地说，“毕竟，他们拿工资就是干这个的。”

我说他是个可怕的玩世不恭者。他把我这话当作是恭维话，并说玩世不恭者只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用来描绘现实主义者的一个词罢了。

我从他关于新闻处的话中意识到他希望我在必要时帮他掩盖一下。这是令人震惊的提议。或者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暗示，因为他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建议。而我也明白自己有个代替的办法。

“我要说出真情来。”我突然说。

“大臣！你在想些什么？”

“我对这事一无所知。为什么我要为从未同意过的事辩护呢？”于是他就端出老一套的话，说合同关系到数以千万计的英国人的就业机会、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出口贸易呀，我们不能因为手续不合规范等等小问题就把这一切抛弃掉呀。

我又一次解释道，这不是手续不合规范的小问题，而是贿赂！

“不，大臣，只不过是几笔没有订在合同里的预付款项罢了……”我已经听够了。

我不得不对他说政治不仅仅涉及安排和操纵的事。这里有一个道德标准。

“当然，大臣。是有道德标准。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一点。”

“所以，”我说下去，“如果这个问题在下院提出，或者新闻界开始提出疑问，我就将宣布进行一次调查。”

“绝妙的主意，”他同意说，“我将非常高兴来进行此事。”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汉弗莱，不是内部调查，而是一次真正的调查。”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大臣！您不可能是动真格吧！”

“一次真正的调查！”我加重语气重复道。

“不，不，我恳求您！”

“这里有道德标准。”现在该是本届政府把道德问题再度作为工作重点的时候了。我就是去执行的人。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

哈克威胁要举行一次关于库姆兰交易的真正调查。就在那天过后不久，我顺路到哈克的伦敦寓所接他去斯旺西的车辆执照办理中心作一次正式访问。那里迫切需要振奋士气。由于安装旨在节约劳力的计算机造成了拖延，以致不得不雇用数以千计的人员来处理混乱状。现在看上去有必要花费相当多的公款来购买更大的计算机了，这部分地是为了控制当前的形势，还部分地为了避免我们去解雇现在在那里工作的额外雇员。由于在萧条地区即特别开发地区 [10]创造就业是我们的战略中心，给这些人找些事干是重要的。哈克显然无法在那个地区作出什么有用的贡献，不过汉弗莱爵士感到大臣的友好访问会使情况暂时缓和一些，而且这会显得，正当我们都在绞尽脑汁，试图去设想怎么办时，的确也正在采取一些措施！

总之，长话短说[11]，我站在大臣家中的前厅与哈克夫人闲谈，一面等候大臣打扮时，我看到了从库姆兰带来的玫瑰香水罐，并说它确是精致极了。

哈克夫人热烈地表示同意，并说她的一位朋友那天偶尔来看她，也极其感兴趣。

“真的吗？”

“真的，”接着她透露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它叫詹妮·古德温——是从《卫报》来的。”

“《卫报》？”我说，暗暗吃惊。

“是的，她问我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一位记者？”我吓呆了，一面喃喃说道。

“是的，唔……反正是《卫报》吧。她问这东西值多少钱，我说大约值五十镑。”

“你说大约值五十镑？”我浑身无力，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热一阵冷，我几乎不能说话了。我只是努力设法使谈话继续下去。

“是的，五十镑，”此刻她诧异地看着我，“真有趣，她以为这是真品呢。”

“她认为这是真品。”我重复着说。

“是的，伯纳德，你说起话来就像是一只应声虫。”我向她道歉。

接着哈克夫人告诉我说，那位叫詹妮·古德温的记者问她是否可以打电话到库姆兰大使馆去了解一下这东西究竟值多少钱。

“去了解一下这东西值多少钱。”我绝望地咕哝道。

她盯着我看着，“这只不过是件复制品，不是吗？伯纳德？”她问道。

我只好说“就我所知”，以及“因此我相信”之类的话。随着大臣匆匆下楼来，我才暂时幸免了。但是我明白一切都完了，我的前途正处于危险状中，我的脖子已经放在斩首的垫头木上了，我的下一个职务很可能是设在霍斯赞里路上的职业服务中心。

我唯一的希望是当真情曝光时大臣会出面为我辩护。毕竟我是一直尽我所能为他工作的。我想自己不大可能期望得到汉弗莱爵士多少同情和帮助。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尽快把一切情况向他和盘托出。

〔第二天早上，伯纳德·伍利特地要求紧急约见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汉弗莱就此事作了记录。我们是从保存在瓦尔塞姆斯托的本部卷宗中发现这份记录的——编者。〕

BW请求紧急会见。他要和我谈话，我答应了，并等他开口，但他不说话。所以我就对他说，我答应过有事尽管说好了。

他还是不说话。我注意到了他在出汗，可是天气很冷。看来他的精神处于相当痛苦的状，以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样。

我提了几个一般的问题。我以为也许伍利把大臣带到不该去的地方去赴宴，或者向他提供了错误的演讲稿——最糟的不过是——让他看了我们不打算让他看的一些文件。

他默默地摇摇头。我料想情况甚至比这更糟。所以我让他坐下，他感激地坐下了。我等他说话。

事情渐渐显露出来了。原来库姆兰赠送给大臣的那只精致的玫瑰香水罐是问题的根源。显然，大臣的夫人喜欢它，这并不奇怪，BW向她交待过几条规定，于是她显得十分扫兴。她们总是这样的。然后她问这东西的价值是否真的超过五十镑，还说如果不值五十镑那该多好呀！看来BW答应过“帮忙”。

我明白他的动机，可是这毕竟是一只十七世纪的罐子呀——唉，也真是！

BW接着解释道，有一个“极其体面的库姆兰生意人”，这家伙显然把它当作一件复制品而不是当作真品来估价。估出来的价钱是49.95镑。

这是非常合适的金额。

我问BW，他是否相信这个人，他动摇了。“我……呃……他说他是专家……唔……他的阿拉伯话说得好极了。所以我，呃……真诚地接受了他的估价。伊斯兰教毕竟是一种极好的信仰呀。”

我觉得这种解释不能令人信服。我对他说，他冒了极大的风险。幸而没有人提出过什么疑问。

我打算不提起这件事，只在他的报告上批上一句告诫的话就算了。但就在这时，他却对我说有一名《卫报》记者在哈克家中见过这只罐。哈克夫人说这是一件复制品，所以人家会提出进一步的问题。

新闻界对这种事如此疑，这是个大悲剧。但是我对BW说，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报告大臣。

〔哈克的日记继续写下去——编者。〕

5月23日

星期五，汉弗莱交来了一份请示报告，（听起来好像在摔跤，不是吗？）换言之，他呈交给我一份文件，提出各种不声张这桩贿赂丑闻的办法。

显然，我并不打算多花力气加以揭露，但是我同样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允许自己来掩盖丑闻。所以如果有人提出质询，我就打算宣布进行一次由王室法律顾问主持的完全独立的调查。

我在这天早上与汉弗莱会晤时，就向他作了这样的解释。他开始说合同价值三亿四千万镑，“做我的后盾吧，汉弗莱。”我说道，并提醒他政治上的道德标准。这份合同也许值三亿四千镑，但是我的职位对我来说更值钱。

但是汉弗莱对我说伯纳德有事要对我讲。我等他开口。伯纳德显得很不安，他终于清了清嗓子结结巴巴地开始说话了。

“呣……您知道库姆兰人赠送给您的那只罐吗？”我记得很清楚，“是的，我们收下了，放在家里，精致极了。”我等着。显然他正为什么事而担忧。

“我对哈克夫人说过，把它留下没有什么问题，”他说道，“因为我已经对它估过价了，价钱不到五十镑，但是我不敢肯定……估价的那个人非常友好……我对他说哈克夫人非常喜欢这只罐……但是他也许，呃，故意装出帮忙的样子。”

我仍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对他说不必担心，不会有人知道。事实上，我甚至鲁莽地祝贺他很有胆量。

接着坏消息来了。“是的，但是您瞧，今天早上哈克夫人告诉我，有一位《卫报》记者去串门，开始提出多种问题。”

这真令人害怕！我要看估价单。它写在菜单的背面。〔财政部对写在菜单背面的估价单一向是不满意的——编者。〕

我问这只罐真正值多少钱。汉弗莱对行情了如指掌。如果这是件赝品，估价大体正确。但是如果这是件真品——五千镑。

而我已经据为己有了。

如果我没有一两天的时间来考虑，这事不会有问题。对情况编造一套站得住脚的解释并不困难，能使我和伯纳德都脱险。

就在这当日，新闻处的比尔·普里查德突然闯进来。他带来甚至更糟的消息。《卫报》打电话给他。他们也打过电话给库姆兰大使馆，说我的妻子把库姆兰政府赠送给我的这件非常值钱的十七世纪古董说成是件赝品。由于这话暗示库姆兰政府赠送给我一件不值钱的礼品从而侮辱了英国，库姆兰政府对此极为恼怒。（尽管我不明白把一件得永远存放在地下保险库里的值钱礼品赠送给我有什么意义。）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打电话给比尔，对他说这件事正变成自从“公主之死事件”以来严重的外交事件。

我原以为今天听够了坏消息。可是不。他还补充说，《卫报》的詹妮·古德温正在私人办公室里，要求立即见我呢。

我认为安妮一直把詹妮·古德温看作她的朋友。这算什么朋友！我就是不信传播媒介！全是一批探听丑闻、好管闲事的卑劣家伙，老是到处打听，设法弄到真实情况！

伯纳德以恳求的目光看着我，但是我显然别无选择了。“我的责任是清清楚楚的，”我用我的邱吉尔式的声音说道，

“我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吗？”伯纳德尖声说道，就像小猪面对大象一样。

我的话清楚地表明我的确别无选择。我的妻子并没有要求他谎报礼品的估价。他承认她没有这么要求过。我向伯纳德解释说，我充分理解他这样做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是伪造文件却是不可原谅的。

他申辩说他没有伪造，但他自然是在诡辩。

不过我的问题在于，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住口。我随即开始发表了一篇非常自以为是的冗长讲话。我对他说，我不能让人家以为是我让他这么做的。然后我转向汉弗莱，对他说，我不能让人家认为我会容忍在我们的商业往来中出现贿赂和腐败。“应该适可而止，”我说下去，毫不手软地自掘坟墓，“如果这位记者向我提出关于这些事的任何直截了当的问题，我就必须直截了当地回答。这里有个道德标准的问题。”

由于汉弗莱看上去十分镇定自若，我本该意识到他的衣袖里一定藏着一张王牌。我没有去猜，于是他就把牌打出来了。

“我赞成您的意见，大臣，我现在才明白每件事都有道德标准。要不要我对新闻界说出那间联络室的事，或者还是由您自己来说？”

这是讹诈，真令人震惊，但说的是事实！他的话清楚地表明，如果我把（甲）贿赂和腐化或者（乙）玫瑰香水罐的事——两者都不是我的过错——归咎于他或者伯纳德或者任何人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种地步的话），他就会把我抖出来。

我猜想自己大概只是张口结舌地看着他吧。总之，他迟疑了一会，叽哩咕噜地说些有关道德标准的话。真是个伪善的杂种。

我试图说明联络室完全是两码事。实际上完全不同。喝酒与腐化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汉弗莱不答应。“大臣，我们欺骗了库姆兰人。我正受罪孽的折磨。我们在他们的国家里违反了他们神圣而庄严的伊斯兰

法律，因此深感痛苦。我们迟早必须承认这一切都是您的主意。”

“不是我的主意。”我绝望地说。

“是的。”他们异口同声说道。

我原是会否认的，但此刻是他们在否定我的话。有会凭一个区区政治家的话去否定一位常任秘书和一位私人秘书的话呢？汉弗莱爵士不断增加压力。“打五十鞭还是一百鞭？”他问伯纳德，后者看上去似乎高兴了一点。

在那似乎无比漫长的停顿不语的片刻中，我仔细考虑何去何从。我越想就越找不出办法来。我终于似乎什么办法也没有想出来。后，比尔说我必须会见那位记者，否则她准会写出什么吓人的报道来。我无力地点点头。汉弗莱和伯纳德踌躇起来。我明白我面前只有一条走得通的路。那便是进攻！进攻永远是防御的佳方式。与新闻界打交道时尤其是这样。

和新闻界打交道毕竟是我的看家本领，我的拿手好戏。

〔这是大臣们最擅长不过的事。当时大臣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他那个部的总公关人员——编者。〕

她进入办公室时我匆匆打量了她，动人的嗓音，稍为带点不太整洁的样子。身穿长裤，完全是想象得到的《卫报》记者——典型的雪莉·威廉斯式的反应机械的自由主义者。

她进来时，我的脑海中立即形成了粗略的对策。我显得很讨人喜欢，但却很冷淡。给她一个我相当忙碌，没有很多空闲时间的印象。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让他们认为你把他们看得很了不起，那就更加使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什么。

所以我就像家庭医生那样，使用一种尖刻的语调说话。“出什么麻烦了？”我以最佳的临床态度说话。

“有两件事，”她说道，“都是公众想知道的。”

她竟敢代表对情况一无所知的公众说话，只要我做得到，公众就永远也休想知道内情。

她一开始就提到法国人指控英国电子集团进行贿赂以获取库姆兰人的合同的事。

“完全胡说。”我断然说道。如果吃不准，你就发表一个声明，矢口否认。如果你想要说谎，就以百分之百的信心说话。

“但是他们引证了有关付钱给官员的报道。”她说道。

我假装勃然大怒，以锐利的目光盯着她看。“这是个完全典型的例子，一家英国公司拼命苦干赢得合同，创造就业，赚取美元，而他们从新闻媒介得到了什么呢？一场诽谤。”

“但是如果他们靠贿赂而赢得……”我用更响的声音压过她，“根本没有贿赂——我进行了一番内部调查，所有所谓的贿赂支出款项都经查实了。”“像哪一些支出呢？”她问道，稍稍退却了。

汉弗莱见机行事。

“佣金，”他很快地说道，“行政开支。”

他给了我思考的时间——“经营费用、管理附加费。”我补充说道。

伯纳德也插话了：“介绍费，杂项开支。”

我继续大声说道：“我们查看了每一只牛皮纸袋，”我发觉自己这么说着，并及时把这话改说成“资产负债表”，“一切情况正常。”

“我明白了。”她说道。她实在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她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她只好相信我的话。我确信她清楚地知道用虚假的声明和指控惹起王国政府大臣愤怒所冒的风险。

〔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哈克和许多政治家一样，具备一种有用的本领，能相信黑的就是白的，仅仅因为自己就是这么说的——编者。〕

我对她说，她的指控象征着一个病入膏盲的社会。传播媒介要为这样的社会分担责任。我要责问她为什么她要使数以千计的英国就业机会处于危险之中。她回答不出来了。〔她当然不想使数以千计的英国就业机会处于危险之中——编者。〕我对她说我会去走访新闻委员会，指责新闻界不光彩地违反职业道德，不惜编造谎言。

“真的，”我感到自己十分出色，我继续说道，“委员会以及下院本身肯定会对这可耻的事件中所使用的准则感到关切，而且会施加压力来确保这种黄色报刊性质的报道不再出现。”

她看上去不知所措了。她完全没有像我所预料的那样防备我的反攻。她紧张不安地打起精神，不太有信心地提出她的第二个问题，这是我乐于见到的。“这只玫瑰香水罐显然是在库姆兰时赠送给你的吗？”

“是吗？”我敌意地喝了一声。

“唔……”她着了慌，但仍继续说，“我在你的府上亲眼看到这东西。”

“不错，”我回答道，“我们只是暂时把它放在那里。”

“是暂时？”

“是呀，”我此刻在老老实实地办例行公事了。“你知道，它很值钱。”

“可是哈克夫人说是赝品呀！”

我笑了起来，“防盗呀，你这个傻丫头。是防盗！我们不希望在把它处理掉之前到处传说。”

现在她完全搞糊涂了。“处理掉？”

“当然啰，我打算在星期六回到选区时把它赠送给当地的博物馆。我当然不能留下这东西。你知道，这是政府的财产。”接着我来个绝招，“嗨，还有什么问题吗？”

她已没有什么可说了。她说没有什么要问的了，没问题，一切都很好。我讨人喜欢地感谢她来访，然后送她出去。

汉弗莱十分钦佩。

“了不起，大臣。”

伯纳德则十分感激。

“谢谢你，大臣。”

我对他们说这没有什么。我们毕竟应该忠于自己的朋友。忠诚现在是一种被大大轻视的品质了。我就是这样对他们说的。

“是，大臣。”他们说，但不知怎么的，他们的样子并不像是那么感激。

[2]国宾待遇——译者。

[3]哈克不等汉弗莱把话说完便将他的话误解为my sense of duty free（“免税意识”）。其实汉弗莱是说my sense of duty（“我的责任感”）free from my personal consideration（“没有任何个人考虑”）——译者。

[4]原文dry是双关语。他兼含有“干燥”和“禁酒”的意思——译者。

[5]暗示约翰尼·华克尔牌威士忌酒——译者。

[6]全句是“在罗马的时候，就应照罗马人的方式办”，类似中国的“入乡随俗”——译者。

[7]钟声又指丧钟——译者。

[8]原文vat是“增值税”的缩写，又指酿酒用的大缸——译者。

[9]拿破仑是一种酒的牌子——译者。

[10]即边缘选区。

[11]为时已晚了。

18．滚钉板

〔在政治上，八月份是众所周知的“新闻饥荒期”。这时候，投票人都外出休假。在报纸的第一版上登的都是一些琐碎小事，为的是向休假人员推销报纸。这也是下院假期休会期，从而是政府宣布新的或者有争议的各项措施的大好机会，而下院在十月份复会之前就无法就此提出抗议了——到那时候，绝大多数八月份发生的政治事件在新闻界看来早已过时了。

由此可见，八月份也是内阁大臣们最不设防的时候。议员们不在身旁向他们提问或者折磨他们，而大臣们自己——由于在八月份不可能有内阁改组的事，不存在涉及他们活动的性质严重的新闻报道，因此很安全——也休息得过头了点。

也许这就能说明为什么会发生交通政策危机。这一事件几乎导致哈克去担任白厅中最不受欢迎的职位之一。他之所以能推辞掉这个职务得归功于汉弗莱爵士的机敏引导，再加上哈克自己日益增进的政治才干。

当月初，唐宁街十号开过一次会议，参加者有首相的主要特别顾问马克·斯潘塞爵士和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两人。马克爵士的档案中没有涉及这次会议的记录，由于他不是一位专职文官，这原不足为奇。但是最近在瓦尔赛姆斯托行政部门档案馆中发现的阿诺德·鲁宾逊博士日记却揭示了一件当时在进行的阴谋——编者。〕

今天和马克·斯潘塞爵士共进午餐。他和首相亟欲制定一项综合交通政策。

我建议哈克可能是佳人选，因为他对这问题一窍不通。交通国务大臣由于对这问题很了解，所以连碰也不敢碰它。马·斯和我都同意这项工作的确是一块钉板，一顶刺冠，一个陷阱——当然，这就是我提名哈克的原因。

他是一位理想的合格人选，我对马·斯这样解释，因为这项工作需要特殊的才能——大量活动，但却不会有实际的成就。

开头，马·斯想不出怎样才能把这包袱让哈克来背。答案是明显的：我们得想法使这项工作显得像是一份特殊荣誉。

大的问题是要在汉弗莱·阿普尔比听到消息之前设法让哈克把工作担下来，因为老汉弗莱肯定会立刻觉察出来的。他肯定会说“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1]不过，因为哈克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所以他可能得用英语说这句话。

显然，我们必须在今天（最晚不能迟于明天）取得承诺，特别是因为我将离去参加有关“政府和参与”的佛罗里达会议，时间临近而且紧迫。

〔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政府高级官员习惯于在八月份用公费把自己送到气候宜人的风景点去开无谓的会议——编者。〕

哈克在喝茶时间来和我们会面。我已决定吹捧他，以这个办法同政治家打交道总会取得成功。因此马·斯和我商定把这个职位叫做交通总管，这要比交通傻瓜更能吸引人。

我也很小心，事先不告诉他这次会见的目的，部分因为我不希望他有机会与汉弗莱讨论这件事，部分因为我知道他会因被召到十号来而焦急。这肯定会是他更听话。

事情结果完全就像我所预料的那样。他对交通一窍不通，不可救药地支支吾吾。我们恭维了他一番，要求他担任这工作，他就欣然接受了。

很幸运，今晚我将在汉弗莱得知此事之前到乡间去。

〔把上述回忆录和哈克日记中对那一天事情的记述比较一下，是很有趣的——编者。〕

8月11日

今天是极其美妙的日子，我的情绪更好了。

我被召到十号去会见马克·斯潘塞。我自然是有点担心，特别是因为我知道，首相非常不喜欢听到玫瑰香水罐的事，尽管到头来并没有出什么乱子。我想我可能要挨一顿臭骂，因为我到达时受到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的接见。

然而这次会见完全是为了另一个目的——我被提升了。

阿诺德开始说他们提议让我干一件十分体面的事。我一下子被吓坏了——我以为他们要对我说我将被踢到上院去了。这真是极其难过的时刻。可事实上他们打算让我负责一项新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政策。

他们问我对于交通问题的看法。我可没有什么看法，但是我认为他们并没有看出这一点，因为我谨慎地请他们做进一步解释。

我确信他们认为我只是对自己的意图秘而不宣而已。

“我们一直在讨论一项全国性综合交通政策。”他们说。

“好，为什么不呢？”我漫不经心地回答说。

“你赞成吗？”阿诺德爵士立刻问道。

我想他们要我回答“是”，但是我还没有把握，所以我只使自己显得有些高深莫测。我肯定他们现在深信我是可靠的了，因为马克爵士继续说：“你知道，现在公众对国营交通运输业不满的程度已使政府感到担心。”他又停下来等着我说话。“你能讲下去吗？”我问道他继续说，“我们需要一项政策。”我一本正经地点点头。“遇上当月有R字母时[2]，人们就责怪管理部门，而在其余时间里就责怪工会，这没有什么好处。”

阿诺德爵士插话说：“不幸的是，现在他们都搞在一起了。他们都说这全是政府的过错——一切问题都出在缺乏一项全国性交通政策。”

这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我认为我们是有政策的。事实上，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在写出我党宣言之前的讨论中，我们就作出决定，我们的政策就是不去制定政策。我就这样说了。

马克爵士点点头。“即使如此，”他咕哝地说，“首相现在却要一项积极的政策。”

我希望马克爵士早一点这么说，不过我还是能够接受暗示的，现在还来得及。“嗳，首相，我懂了，”我又点点头，“嗯，我再赞成不过了。我自己也一直是这么想的。”

阿诺德爵士和马克爵士显得很高兴，但是我仍然看不出它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是交通部的事。阿诺德爵士纠正了我。

“显然，交通大臣很想抓这项工作，但是他的工作同这事关系过于密切。”

“由于只见到树而见不到林。”马克爵士说。

“需要一个思想开明的人，思路清晰的人。”阿诺德加了一句话。

“因此，”马克爵士说，“首相已决定委任一位总管来发展和贯彻一项全国交通政策。”

一位总管，我问我是否是首相的人选。两位爵士点点头。我必须承认自己感到激动而且骄傲，真的被这一喜讯弄得不知所措了。而且随之还有更多的恭维话、

“大家认为，”马克爵士说，“你具有开明的思想。”

“而且思路清晰。”阿诺德爵士又加了一句。他们真的在卑躬屈膝地求我呢。

我自然小心回答。首先，因为我简直想象不出这项工作需要我承担什么。其次，当人家需要你的时候，摆摆架子总是好的。所以我为这份荣誉向他们致谢，并附和说，这是很重要的、责任很大的工作，并且问它需要承担什么。

“它旨在帮助消费者。”马克爵士说。不过阿诺德爵士费劲地指出，帮助消费者总是一个赢得选票的好办法，我坚定地提醒他，我所以感兴趣，纯粹是由于我认为去帮助人们是我的社会责任。

在谈话过程中，他们的想法慢慢地清楚了。在过去，由于缺少一项应有的综合政策，各种各样的蠢事都发生过。马克爵士和阿诺德爵士关心的事现在大致可小结如下：

1．公路规划：在规划公路时没有顾及铁路路线，以致现在有许多公路与已有的铁路并行。结果，国内有些地区根本不能用上公路。

2．通用月票问题：例如，假定你要经常往来于亨利和伦敦市之间，你必须买一张到帕丁顿的火车月票，再买一张地铁月票到英格兰银行。

3．时刻表：完全缺乏综合性的公共汽车和火车时刻表。

4．与飞机场连接：很少，例如，有一条铁路西区线，离希思罗机场以北不到一英里——但是却没有连接机场的铁路线。

5．联运：公共汽车和火车在整个伦敦没有联运。

阿诺德爵士和马克爵士把这些问题简短地提纲挈领地说了。他们补充说，在伦敦意外，也可能有些问题，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

希望显然是很大的，并且一切都很激动人心。我建议在我接下这任务以前先和汉弗莱谈一谈，但是他们坦率地说他们要听我的意见并征得我的同意，而不是听他的意见，真的十分恭维，再有，这表明他们终于认识到我不是一个稻草人——不像某些大臣那样，我确实是自己在管自己的部了。

再有，已经得知首相将在三十分钟内前往机场，去进行长途旅行，包括参加渥太华会议，出席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开幕式，再到华盛顿参加会议。

我开玩笑地说：“下星期将有来管理这个国家呢？”可是阿诺德爵士看来对此并不感到很有趣。

马克爵士问，他是否可以在去机场的路上把好消息带给首相，说我已经接受这工作了。

我有礼貌地表示同意。

哈克会后离开唐宁街。（伦敦通讯社）

8月12日

在上午的早会上，我告诉汉弗莱爵士我有好消息。“我有一项新任务了。”我开始说道。

“哎呀，部里失去您将感到非常惋惜。”他愉快地回答说。或许有点过于高兴了。

我解释说，这仅仅是一份额外工作，去发展和贯彻一项全国性综合交通政策。这是首相特别要求的。我的常任秘书看来并不高兴。事实上，他似乎有点畏缩。

“我明白了，”他回答说，“是什么好消息？”

我想他一定没有听清楚，所以我又告诉他一遍。

“我斗胆请问一下，”他冷冷地问道，“您怎样对坏消息下定义呢？”

我要求他自己去解释。

“大臣，”他重重叹了一口气说，“如果您接受这项工作，您知道这项工作意味着什么吗？”

“我已经把它接受下来了。”

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您已经什么？”他气吁吁地说。

“我已经接受了。”我接着解释说，这是一项荣誉，并说我们确实需要一项交通政策。

“如果您说的‘我们’是指英国，那是完全正确的，”他承认道，

“但是如果您说的‘我们’是指您、我和这个部，那么，我们需要一项交通政策就像需要在颅腔里开一个洞那样。”他接着把这项工作描写为一块钉板，一个刺冠和一个陷阱。

起先我认为他只是愚蠢或是懒惰或是什么的。我可以理解这要给他带来一些额外的行政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这往往能增加汉弗莱的管辖范围——更大的预算，更多的工作人员等等——而使他快乐。

“不，大臣，问题是，您是唯一要冒风险的人。我的工作一向只是为了保住您的位子。我们从来没有过一项综合交通政策的原因是：除了制定这项政策的大臣外，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此。

汉弗莱停了一会，眼睛望着天花板沉思着。“我怎样才能以合您心意的方式说明这件事呢？”他自己问自己。我等待着。伯纳德也是这样。“噢，有了，”他直朝我看，咕哝地说，“这是终会使人失去选票的事。”我给惊呆了，使人失去选票的事？汉弗莱爵士解释说，“您认为交通大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正要回答说交通大臣在业务上显然同这事关系过于密切，因而只见树不见林，汉弗莱却说：“他同这事关系过于密切，是吗？见树不见林？这就是他们对您讲的话吧？”

“那你就告诉我另外的理由吧。”我向他要求说。

“人家为何认为交通大臣使人想到掌玺大臣？人家为何认为掌玺大臣使人想到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人家为何认为他使人想到枢密院长？”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汉弗莱爵士毫不留情地继续说：“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背着我把您请到十号去？”我必须承认我从未想到过要回答这个问题。

“大臣，三个星期来，这个可怕的任命，就像取掉安全栓的手榴弹，一直在白厅到处掷来掷去。”

当然，他可能是对的，他经常听得到流言蜚语。但是我不打算在这一点上认输。我觉得汉弗莱的度有点酸溜溜——为我受到这样的殊荣而感到酸溜溜，还因为他们没有、我也没有与他商量过而感到酸溜溜。

“如果我能完成这事，”我小心地说，“那将是我的殊荣。”

“如果您把它完成，”伯纳德说，“那就不再是您的荣誉了。”我对他瞪了一眼，他脸红了起来，低下头去望着自己的鞋子。

我的理由对汉弗莱爵士丝毫不起作用。他相信，如果我果真成功的话，在十年内没有人会感到自己因此得益，而在此之前，我们两人都早已过去了。或者升级。或者卸任。

“同时，”他继续说，“指定政策意味作出选择。一旦您做出一个选择，您博得您所支持的人们的欢心，但是您却把其他的人都激怒了。其结果会因得到一票而失去十票。如果您把一份工作给公路处，铁路局和工会就会大叫大嚷。如果您把它给铁路部门，公路院外集团就会把您搞垮。如果您削减英国航空的投资计划，他们就会在当天下午举行一次破坏性的记者招待会。而您又不能扩大机构，因为财政部的基本要求是全面节约。”

我说了一个小小的希望。既然我将当上交通总管，我的观点可能有点份量。

汉弗莱无法掩饰他脸上轻蔑的神色，“恐怕文官之间通行的叫法是‘交通傻瓜’。您所树立的敌人都是操纵新闻媒介的专家、专业人员、工会工作者、受影响选区的议员们。每天晚上都有人在电视上诽谤哈克的法律，说您是全国的灾星。”

他的态度激怒了我。我提醒他，是首相叫我完成这任务的。这使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我一直是尽我所能的，再有，马克爵士相信它会获得选票，如果是这样，我当然不打算对送给我的这匹马吹毛求疵。

“我告诉您，”汉弗莱爵士回答说，“您是在对特洛伊木马吹毛求疵。”

我吃不准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问道，“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匹赠给我的马，我们就会发现它里面装满了特洛伊人？”

伯纳德想插嘴，但是我看了他一眼，叫他不要讲话。汉弗莱爵士坚持要给他一个机会来证明他的观点，并且建议安排一次会议，与交通部副秘书们——公路处、铁路处和空运处的副秘书们进行初步讨论。“我想它可能说明您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的性质。”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安排这个会议，”我对他说，“但是我打算把这任务接受下来。如果我成功的话，这可能是我的福克兰岛。”[3]

“好，”汉弗莱表示同意，“您可能成为高尔梯里将军。”[4]

8月15日

今天当我到达办公室时，发现办公桌上有一份伯纳德交来的奇特的备忘录。

机密，仅供大臣亲阅

兹就您今天和常任秘书开会时的议论敬进数言。您在会上就对综合交通政策这份礼物吹毛求疵的事问道，如果赠给您的这匹马是特洛伊木马的话（正如常任秘书所说，它可能证明是这么回事）它里面是否会挤满特洛伊人。

我敬请大臣注意到，如果他对特洛伊木马吹毛求疵的话，他会发现里面有希腊人。

其理由当然是：把特洛伊木马给特洛伊人的是希腊人。因此它根本不是什么特洛伊木马，而其实是希腊木马，从而大臣会记得（或者说，大臣要不是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也肯定会记得），“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这句口头禅通常总是有点不很精确地被译成了“黄鼠狼向鸡拜年”。

8月12日

我口授一张回条给伯纳德，我说所有希腊陈词滥调都很令人感兴趣，对古典主义者无疑更是如此，但是它们对政府事务并不太重要。

我补充说，那句口头禅的现代欧洲共同体翻版大概应该改为“提防带着剩余橄榄油的希腊人”。

（那句话很好。下次我发表一篇反欧洲共同体的演说时，一定要记住用这句话。）

今晚在写这段日记之前我惊讶地在红盒子里发现伯纳德的另一份备忘录。他一味毫无意义地卖弄学问，真是乐此不疲。

就您对我关于古典口头禅问题的备忘录的回答敬致数言。您把“提防带礼物的希腊人”这句口头禅说成是希腊口头禅当然是大错特错了。

正如特洛伊木马是希腊人的，您所说的这句希腊口头禅事实上是拉丁口头禅。其实只要您考虑到希腊人决不会叫别人提防自己这一点就不问自明了——这句话用上“bewaring”（提防）这样一个分词也能说明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句口头禅是拉丁文而不是希腊文，这并非因为“timeo”（拉丁文“提防”）末尾是“o”（因为希腊文第一人称也是以“o”结尾的）——实际上，如果我可以说到题外的话，就有那么一个希腊单词“timao”，它的含义是“我尊敬”——而是因为在希腊文里末尾“os”是第二变格的主格单数结尾，而在拉丁文里却是宾格复数。

顺便提一下，作为一个很好的兴趣点，“Danaos”不单是希腊文中的“希腊人”而且也是拉丁文中的“希腊人”。

8月15日

我将把伯纳德的备忘录留给后世。他们清楚地说明应募者的优异学习成绩怎样使那些为行政部门招募行政训练班学员的官员们迷失方向。

〔几天之后，哈克、阿普尔比和伯纳德·伍利同三位交通部副秘书一起参加了汉弗莱答应召开的会议——编者。〕

8月17日

今天我们开了一次极不寻常的会议，那就是汉弗莱答应安排的跟交通部副秘书们的会议。

我记不起所有人的名字，但是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空运处一位、公路处一位、铁路处一位。会上争论激烈，他们普遍同意的唯一一点便是，我的建议的指导思想很不对头。

来自公路运输处一个名叫格雷厄姆什么的，建议政府政策应该明确地把公路运输作为货运的主要工具。他的话立刻被一个叫做理查德的打断，他脸上满是皱纹，显得又瘦又疲倦，易于激怒——当你想到他大部分生涯都花在设法使铁路现代化以及同英国铁路公司、全国铁路职工工会和火车司机与司炉联合会斗争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带着最大可能的尊敬，大臣，我想这样一项政策，坦率地说，是短视的，令人不能接受。在任何明智的全国性政策之下，受人青睐的运输工具该是铁路交通。”

来自空运处的一位和蔼的人皮尔斯很快打断别人的话，以致他自己几乎没有时间去说他那常用的彬彬有礼的但却毫无意义的客套话。“如果我可以请你宽宥片刻的话，大臣，我得说这两个提议都是灾难性方案。从长期考虑，绝对应该批准扩大空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

格雷厄姆（公路处）放下他的铅笔，当它碰到仿红木会议桌时发出咔嚓一声。“当然，”他厉声说，“如果大臣准备大量增加预算……”

“如果大臣愿意接受长期的、极其痛苦的铁路罢工……”理查德（铁路处）插话说。

皮尔斯插话说：“如果能容忍一次大大高涨的公众不满情绪……”

我举起手来打断了他们。于是他们只好各以强烈的敌意彼此怒目相视。

“停一下，停一下，”我说，“我们代表政府，是吗？”

“您的确代表政府，大臣。”汉弗莱爵士纠正了我。

“所以，”我继续说，想找出大家意见一致的地方，“我们都站在同一边，不是吗？”

“的确是这样。”“完全如此。”“绝对没有问题。”理查德、皮尔斯和格雷厄姆几乎齐声说道。

我耐心地继续说：“我们正在设法找出有利于英国的办法。”皮尔斯举起手来。我对他点点头。“大臣，”他说，“我不认为结束全国航空货运业务对英国是有利的。”我们的休战仅仅持续了二十秒钟。战争又继续下去。“我很难看出毁掉铁路怎么能拯救英国。”理查德激烈地说。

格雷厄姆不甘落后，以明显的讽刺口气补充说，他不可能立即看出英国会从公路网情况的迅速恶化中得益。

我再一次带个头。我解释说，我仅仅为政府本身货运的需要想审查一些可供选择的政策。从而我认为与几位朋友们、顾问们坐在一起初步谈谈可能会有一些积极的、建设性的建议。

我根本不必浪费口舌。积极的、建设性的建议原是料得到的。理查德迅速建议坚决支持铁路交通，格雷厄姆建议对公路建设进行大量投资，而皮尔斯则建议扩大空运实际能力。

至此，我解释说，我的总任务就是要全面削减费用。

“在那种情况下，”理查德狠狠地说，“只有一个办法。”

“的确是这样。”格雷厄姆厉声说。

“毫无疑问，是该采取什么办法了。”皮尔斯以冷冷的口气补充了这句话。

他们都盯着别人和我瞧。我被难住了。汉弗莱爵士出来打圆场。

“好，”他高兴地微笑说，“我总是欢喜在一片赞同声中结束会议。谢谢你们，先生们。”于是他们鱼贯而出。

这是一次可在公报中称为“坦率的”会议。或者甚至称之为“坦率的、近乎短兵相接的”会议，它的含义是：清道夫得在次日早晨把血迹抹掉。

伯纳德·伍利爵士（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

大臣对自己与三位副秘书开的会议感到困惑。这是因为他不理解文官在制定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

我们那天早晨见到的三位副秘书实际上是受各种交通运输利益集团委托的代言人，来抵制任何可能不利于委托人的政府政策。

这就是八十年代文官在实际上如何工作的情况。事实上，所有政府部门——对外界来说，他们在理论上集体代表政府——其实是在位委托他们的压力集团向政府疏通。换句话说，每一个国家部门实际上都是被本该受他们控制的人们所控制的。

为什么——比如说——怎么会在整个联合王国有了综合性教育呢？需要这种教育呢？是学生吗？是父母吗？并不完全是某一个方面的要求。

实际压力来自全国教育工会，他们是教育和科学部的委托人。所以，教育和科学部就要搞综合性教育。

每个部都为强大的局部利益集团工作，它们彼此之间有着永久性的关系。劳动就业部为英国职工大会疏通、而工业部为雇主们疏通。这实际上是一个精巧的平衡。能源部为石油公司疏通。国防部为武装部队疏通，内务部为警察疏通等等。

实际上，设计这制度是用于防止内阁执行其政策的。反正总得有人执行政策。

从而一项全国性的交通政策就意味与整个文官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斗争。

如果我可以把话题扯开一点，这个美国人会称为“牵制与均衡”的制度驳斥了所谓文官属于右翼、或是左翼、或是其他什么翼之类的经常反复出现的批评。国防部的委托人是军人，它——如你期望的那样——属于右翼。另一方面，卫生和社会保障部的委托人是穷人、基本权利被剥夺的人和社会工作者，它（可想而知）属于左翼。照顾雇主们的工业部是右翼——而劳动就业部（当然是照顾失业者的）则是左翼。内务部是右翼，因为它的委托人是警察、监狱和移民局的人员。而教育部，正如我们已经评论过的，是左翼。

你可能要问：我们在行政事务部的人是偏于哪一方的？实际上我们既不右也不左。我们的主要委托人是文官本身，因此我们真正的兴趣是保卫文官来反对政府。

严格的宪法理论认为文官应该致力于执行政府的愿望。而且只要政府的愿望是可能实行的，他们就该像样干。这其实是说，只要我们认为这些愿望是可能实行的，我们就该像样干。说到底，你还能怎样用别的方法来加以判断呢？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8月19日

今天汉弗莱和我讨论星期三的会议。

现在我明白我得从自己的承诺中摆脱出来，交通总管显然是一个不值得拥有的头衔。

我对汉弗莱说，我们必须设法迫使首相表态。

“你是用单纯的复数‘我们’——还是总管们现在用上了王者的代词呢？”[5]

他正在幸灾乐祸呢。所以我正大光明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指我们两个人，除非他希望行政事务部被这问题缠上。

由于汉弗莱显然想不出办法来迫使首相表态，我就告诉他该怎么办。如果你不得不卡政治家的脖子，那么就到他的选区去。

我叫伯纳德给我一张地图以及首相选区的当地市区指南。

汉弗莱显得迷惑不解。他不明白我打算干什么。但是我不得不以令人能接受的委婉言词对他说：“汉弗莱，我需要你的忠告。执行一项全国性的交通政策会不会产生不幸的地区性反响？当然，对广大的全国利益来说是必需的，但是对于受影响的自治城市来说则是痛苦的。”

他立即会意了。“啊，是呀，的确如此，大臣，”他回答说，“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他大大地高兴起来。

“而如果受到影响的自治城市在议院中是由一位高级政府人员来代表的——政府中极其高级的人员——政府中高级的人员……？”

汉弗莱严肃地点点头。“尴尬呀，”他喃喃地说，“非常尴尬。”不过他的眼睛露出了光芒。

伯纳德及时取来了首相选区的当地市区地图和一本街道指南，他在商业指南中也发现了有关的内容。一旦我们研究了这张地图，事情就一帆风顺了。

首先，我们发现了一处公园。汉弗莱注意到它靠近火车站，并提醒我全国交通政策的要求之一是要把公共汽车站设在火车站附近。

因此，我带着深深的歉意作出我第一项建议：在夏洛特皇后的公园上建造一个汽车站。有人必须为全国性利益受点损失，唉！其次，我们发现街道指南提到一家大的公共汽车修理厂，我们看来，把公共汽车和火车的修理工作合并起来将会更经济，毫无疑问将会节省一大笔钱。所以，我们的第二项建议是关掉公共汽车修理厂。

然后我突然想到首相的选区处于郊外，居民经常往来市区与郊区之间。我们当然知道他们所乘的上下班火车是蚀本的，火车只是在上下班高峰时间才真正使用。这意味着：乘车的人实际上是得到补助的。

“这公平吗？”我问汉弗莱说。他也认为这对于不经常往来于市区与郊区之间的人的确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提出第三项建议：经常往来城市与乡间的人在经济上应该付足全部车费。

糟糕，这将使月票的价格提高一倍，但是有失才有得呀。[6]弗莱注意到首相选区有几个火车站——英国铁路的和地下铁道的车站。他提醒我说，有些人认为受到了适当铁路服务的地区不再需要夜间公共汽车服务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极有道理的观点。因此，我们作出了四项建议：在下午六点半以后，停止所有公共汽车服务。

于是我们接着去考虑在公共汽车站移入公园以后，如何利用余下的土地。

我们不得不在这问题上绞了一阵子脑汁，但是我们终于认识到这整个地区似乎十分缺少集装箱运货车的停车场地，尤其是在晚上，因此，我们的第五项建议是：让集装箱运货车停在公共汽车站场地上。

很遗憾，在进一步研究中，这张地图揭示，建造一个集装箱运货车停车场就要拓宽出入通道。看来室内游泳池的西半部可能真的不得不填掉，但是我们找不到替代的办法。拓宽公共汽车站的出入通道便是我们的第六项也是后一项建议。

我们靠着椅背坐着，考虑列举的这些建议。当然，这些建议自然与首相本人毫无关系。它们只是全国性总战略所带来的局部影响。

不过我还是决定写一份报告送到唐宁街十号去，供首相本人阅读。首相无疑希望了解这事对自己选区的影响，而作为一个忠诚的大臣和尽责的同事，我尤其有责任让首相知道情况！

汉弗莱提出另一个令人关注的方面。“大臣，如果新闻界了解到所有这一切情况的话，那就不得了。毕竟还有许多其他城市也会受到影响的，全国都要哗然了。”

我问他是否认为存在新闻界掌握这情况的危险。

“唔，”他说道，“他们很善于打听这类消息，特别是如果有很多复印件的话。”

好主意。大部分时间里，汉弗莱是个十分令人头痛的人，但是我必须说，在一场战斗中他是你这一边的一个好手。

“哎呀，”我回答说，“这倒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得把这便条复印，分发给我所有的同僚。他们的选区当然也必然会受到影响的。”

汉弗莱要我放心。他说我们必须抱大的希望。因为有这么多的复印件，如果这事情泄漏出去，没有人能够发现是泄漏出去的，恰巧今天他要和《泰晤士报》的彼得·玛特尔一起吃饭。

这很使人放心。

我告诉他别去做我不要做的事情。他告诉我可以信赖他。

我确信我能信赖他。

我不知道他怎样去进行。

〔汉弗莱爵士关于自己与彼得·玛特尔吃饭情况的描述已在他私人日记中找到了——编者。〕

与印书馆广场的人一起吃饭，并提到最近关于全国性综合交通政策的谣言。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对这老掉牙的问题感到厌烦。这的确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但当我暗示有谣言说这政策可能有些不受欢迎的副作用时，他变得感兴趣了。

1．火车终点站的合并带来的失业。

2．联合修理车间带来的失业。

3．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失业。

4．减少公共汽车和火车的服务班次——导致失业。

彼此明白这可能大有文章好写，特别是鉴于谣言说受损失大的地区之一是首相自己的选区。我无法想象这些谣言是怎样传开去的。

他要求提供过硬的事实。而我对他作了劝说。但是他坚持要，并解释说报纸不像政府——如果它们作报道，他们就必须能证明这些报道是真实的。

他逼着我告诉他关于白皮书或者绿皮书的消息。我没有帮忙。但是我的确不得不证实有一份哈克给首相的机密通知，他还把类似的通知分发给所有二十一位内阁同事。“噢，那就可以了，”他高兴地说，“是你让我看这文件，还是我向你的随便哪一个同事去取？”

我责备了他。我解释说这是一份机密文件，把它泄漏给任何人都将是一件很不正当的事，更何况是泄漏给一位新闻记者。

他可能获得这样一份文件的唯一办法将取决于有没有人把它随便错放在什么地方。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当然是很少的。

〔从汉弗莱爵士的叙述看来，他似乎甚至把日记写得使别人无法利用它作为证据来反对他，但是，彼得·玛特尔只在一天之后就发表了这份机密通知的全部详细内容，这说明汉弗莱爵士不小心地把他自己的一份复印件留在附近了——编者。〕

8月22日

汉弗莱把工作做得很好。我为首相选区制定的计划在星期六的《泰晤士报》上全文刊载了。我必须说我对此开大笑了。早晨十点半，我接到预期的召见通知，要在十号同马克·斯潘塞爵士谈话。（首相还在国外。）

今天早晨，我去了，马·斯马上谈到点子上。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首相不很高兴，”他对我挥挥星期六的 《泰晤士报》，“是这篇报道。”

我完全同意他的话，“是呀，真令人震惊。我也很不高兴。”

“显然消息被泄漏出去了。”他喃喃地说，眼睛盯着我看。

“真可怕。现在无法信任任何一个内阁同僚了。”

我想当时我表示完全同意的话使他一时失去了警惕。“你说是呀？”他问道。

我压低了声音解释说，我不愿指名道姓，不过，至于我内阁同僚中的个别人嘛……嗯！我就不说下去了。有时候，表情比语言更能说明事实。

他不想到此为止。“不过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立刻缩回去。我感到十分有趣。“嗯，”我说道，“当然，可能不是他们中的哪一位。我的确把文件送到这里来过——你想想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地方出纰漏？”

马克爵士不高兴地说：“首相办公室是不会泄漏消息的。”

“当然不会，”我赶紧说，“但愿没有这种事。”

当然，我们都在透露消息。那便是议会新闻记者上那里去的目的。不过我们都喜欢把这叫做“试探舆论”。

马克爵士继续说道：“不仅是泄密的是令人不安，而且还在于这些建议的含义。”

我同意这些建议的含义的确令人不安。这就是为什么我给首相写就了一份特别报告。我认为，全国交通政策势必带来令人不安的有牵连的情况。他不同意。他坚持说，全国交通政策不会有这种情况。

“会的。”我说道。

“他不会有。”他说。这就是可以在政府内部发现的智力搏斗。

“你看了它上面说的吗？”我问道。

“它上面说的不是将来会发生的事，”他非常坚定地回答说，

“我想你也许喜欢看到这个吧。”他递给我一份报纸，是伦敦郊区周刊之一。

他是首相选取的当地报纸。

首相插手制止重新组织交通体制的建议

诺曼·波特

关于本选区内各项服务事业及工作机会会受到威胁的谣言已经戳穿了。首相显然已经对交通总管吉姆·哈克发出明确的指示了。

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条新闻。

“我还没有接到首相的指示。”我说道。

“现在有了，”一种多么奇怪的取得首相指示的方式呀，“恐怕这条走漏的消息不论来自何人，都是一篇完全照首相在渥太华口授的机密备忘录逐字抄录的报道。这样看来，似乎全国交通政策将需要重新考虑，是不是呀？”

这次泄密是首相作出的一次巧妙的反动作。我开始向马克爵士解释重新考虑这项政策会有困难，但是他无礼地打断了我的话。

“我认为，首相觉得大臣们就是要做困难的工作。如果他们愿意留任大臣的话。”

话说得很强硬。我明白了意旨。

我急忙向他保证，如果这项政策需要重新考虑，我会重新考虑它，直到把它考虑得真正完善为止。

在我离开之前，我问他这次泄密怎么会上报的，而且是登在首相自己家乡的报纸上。他向我保证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首相办公室是不会泄密的。

“但是，很令人震惊，不是吗？”他加了一句。现在你可不能信任任何人了。

8月23日

同汉弗莱又开了一次会。看来我们又回到了原地。

我有点精神不振，因为我似乎仍然被这可怕的工作缠住。令我惊讶的是汉弗莱的情绪很好。

“一切进展得好极了，大臣，”他解释说，“现在我们将提出另一种没用的提案。”

我问他有何考虑。

“费用高、编制庞大之类的提案。现在我们建设成立英国全国交通局，设有专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当地办事处、联络委员会等全套机构。八万名工作人员以及十亿英镑的年预算。”

“财政部要大吃一惊了。”我说道。

“正是这样。于是整个工作就肯定会交还给交通部了。”

我欣喜若狂，要他给我弄一份包括全部人员编制和费用的详细清单以及一份年度预算表样本。

他远远地走在我的前面，立即从他的文件夹中拿出这份正需要的文件来。“在封面上有一页摘要。”他沾沾自喜地微笑，嗯，他完全有资格沾沾自喜。

我对他说他真出色，他说算不了什么。

我背靠在椅子上把这份建议通读一遍。的确搞得好极了。

“天哪，”我沉思地说，“要是新闻界得到这份……又会怎样？”汉弗莱笑道：“他们将很快进行另一次泄密调查。”伯纳德立刻担忧起来：“不会吧？”

“肯定会。”

“不过……那不是会令人尴尬吗？”

我为伯纳德不知道泄密调查游戏的规律而感到惊奇。泄密调查从来不会令人尴尬，因为它们实际上从来没有进行过。可能任命了调查委员会成员，但是他们很少开过一次以上的会。他们当然也从不提出报告。

我问伯纳德：“你记得有多少次泄密调查曾经指名道姓地提出犯有过失？”

“就举个大略的数字吧。”汉弗莱补充说道。

伯纳德想了一会。“唔，如果您要整数的话……”他又想了一下说，“根本没有。”这个答案很正确。他们不可能提出报告。其原因有两个：

1．如果是文官泄密，把他公布出来就不公正。挨骂的该是政治家，这是他们职责所在。

2．如果是政治家泄密，把它公布出来就不安全，因为他就会很快地把他所知道的涉及内阁同僚的的其他泄密事件都一一揭露出来。

我把这一切都对伯纳德作了说明。

接着汉弗莱插话说：“还有第三个原因，而且这还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公布调查结果之所以过于危险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秘密消息是从十号走漏的。国家这只船是唯一从顶部泄漏的船。”汉弗莱当然是很正确的。既然这问题多半出在一位爱泄密的首相身上——就像这件事一样——那就不容易取得证据，而且即使你要公布也不可能办得到。

事情巧得很，在这天上午我们开会后不久就有一位新闻记者来看我。汉弗莱十分周到地把一份我们新的耗资极大的建议复印本随便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也十分心不在焉，总是把纸张到处乱放，事后就忘记放到什么地方去了——结果在新闻记者离开我的办公室之后，我怎么也找不到我那份多余的复印件。这的确很不寻常。

8月25日

今天一切都成熟了。

汉弗莱和我——这次一起——被召到十号去开会。我们被领到内阁秘书办公室，阿诺德爵士和马克爵士坐在这长房间的另一端。我想他们是试图恐吓我们。不过汉弗莱和我都不是轻易吓得倒的。

我们欢欢喜喜地向他们打招呼，我就坐在谈话区的一只沙发上。作为王国的大臣，他们都是我的仆人（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因此他们不可能坚持在桌边会见我。在我的建议下，他们同我一起坐在阿诺德爵士的沙发上。是由他开始发球的，“又是一次泄密，”他说道，“性质极其严重。”

“的确又是一次泄密事件，”我表示同意，“我不能想象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今天早晨，各报都登出了我们耗资巨大的建议。”汉弗莱和我都真诚地表示同意说，这次新泄密事件的性质的确极为严重。

“这事几乎接近违纪的程度了。”阿诺德爵士说。

“我完全同意，”我说道，“汉弗莱，你同意吗？”

他使劲地点点头，“真的，对犯错误的人说来，只要被察觉，事情就将是非常严重的。”

马克爵士尖声地说起话来，他说他在这件事上可以帮忙。他认为如果他使用自己的影响，就可以使《泰晤士报》说出他们是怎样获得我们原来的交通计划的。

我自告奋勇要提供进一步的帮助，这使汉弗莱更为振奋。

“您有把握吗，大臣？”他话里带有警告的味道。

“有呀，”我说道，“事实上我深信自己能够发现新闻界是怎样获悉关于首相反对我们原计划的机密消息的。当然，如果得知是首相自己的办公室泄密的话，那性质就要比在内阁大臣私人办公室里泄密更为严重了，你说是不是？单就安全方面所牵扯的问题而言……”

我只把那句威胁的话说出一半，让对方去体味，同时把身子靠在椅背上。

“啊。”马克爵士说。

大家有好一会不说话，都在考虑并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我感到自己掌握了主动，因此继续说道：“事实上，或许我们应该召来警察或者MI5——在十号发生的泄密事件所牵涉的问题毕竟在性质上确是非常严重的。”阿诺德进行反击。“不过我们要优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该是调查初的泄密事件。”他想坚持下去。

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进行反驳，“不，我们的首要问题该是去追查牵涉到首相的泄密事件。”

他其实无法争辩。所以他没有争辩。他只是一声不响地坐着，望着我。所以过了一会儿，在赢得泄密调查这场战斗后，我就转而谈到交通政策问题。

“总之，”我把情况小结一下说，“你将体会到，公众对这些泄密事件的抗议声使我很难在行政事务部内制订一项全国性交通政策。”

汉弗莱爵士极力表示同意说：“时间还不成熟，气候不佳，气氛也很不利。”

“而且，”我点点头说，“唯一的两条解决问题办法现在都遇到了阻力。”

大家又是一阵沉默。阿诺德和马克爵士又一次盯着我看。然后他们又相互凝视着。明明白白摆在他们两人面前的是失败的命运。阿诺德终于不得不向无可避免的结果低头。

不过他仍然设法把这事说得漂亮一点。他提起那古老的主意，似乎这便是他的新灵感。“我在想，”他对马克爵士说，“把整个事情仍然交给交通部去办是否可能更为明智些呢？”

我抓住这个建议。“哟，阿诺德，”我尽量吹捧他说，“那可是一个出色的主意呀。”

“我但愿自己也想到过这一点。”汉弗莱以一种渴望的口气说。

于是我们大家取得一致意见。

不过马克爵士仍然表示担忧。“还有泄密问题没有解决。”他说道。

“的确是这样，”我同意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严重的事情来处理。因此，我有个建议。”

“真的吗？”阿诺德爵士问道。

“你是否向首相建议，”我以我慎重的口气说，“立即进行一次泄密调查？”

阿诺德爵士、马克爵士和汉弗莱爵士都以感激的口气齐声响应我的话。“是，大臣。”三位骑士一致回答说。[7]

[1]通常约略译为：“要提防希腊人送礼”。

[2]有R字母的月份指一、二、三、四、十、十一、十二月份——译者。

[3]指英国对阿根廷进行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即福克兰岛）战争，结果英军获胜——译者。

[4]马岛战争中阿根廷军队的指挥官——译者。

[5]在英语中，帝王自称“我们”，相当于汉语的“朕”——译者。

[6]原话是弗雷德里大王，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说的。

[7]“骑士”是爵士的封号——译者。

19．酒徒教士

9月4日

重大而且令人不安的事情才刚刚发生过。是发生在星期天晚上。安妮和我很早就从选区回到我们在伦敦的公寓里。

我进门时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我不知道是打来的。对方只说他是一个陆军军官，有要事相告，但他不愿在电话里说出来。

我们便把约会安排在今晚晚些时候。安妮在阅读星期天报纸，而我则在看我爱读的书籍之一——《在野岁月》。

这人很迟才来赴会。我开始想，他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来到时，我已经幻想很久了——或许是因为这本书的缘故吧。

“你记得丘吉尔吧，”我对安妮说，“他在野时就从陆军军官那里获得所有关于我国军事力量不足和希特勒的战争机器的情况。所以当他在野时，就一直向报界透露消息，使政府感到尴尬。那就是我能做的事情。”

我在说时，认识到自己使用了不恰当的字句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当安妮说“不过，你是在政府里呀”的时候，我感到有点好笑。

她肯定明白我的真意了。

不管怎样，这个人终于来了。他自称名叫桑德斯。他年约四十，身穿合乎常规的细条子蓝西装，有点过于宽大而且破旧。就像所有这类人一样，他看上去很像一个身材过于高大的预备学校的学生。

在开始时，他并不是一个很善于言谈的人。或许只是因为会见像我这样一位政治家而有点胆怯吧。

我把他介绍给安妮，并请他喝杯酒。

“谢谢。”他说。

“苏格兰威士忌酒？”

“谢谢。”

我请他坐下。

“谢谢。”

我对他说没有必要谢个不停。

“谢谢，”他说，然后他自己更正说，“对不起。”安妮对他说也没有必要道歉。

“对不起，”他说，“我的意思是多谢了。我的意思是……”我的显赫名声显然正使这个人感到畏惧。

安妮提议让她走开以便我们私下谈话，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看来很希望她留下来。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总之，他问安妮是否可以留下来，我当然同意。

“我对安妮没有什么秘密，”我解释说，“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她。”

“有好几次呢。”她高兴地补充了一句。

我确实希望她别这样开玩笑。别人可能还以为她是说真的呢。

我决心要搞清楚，事实上有没有必要把会晤的气氛搞得有点鬼鬼祟祟的。“这件事情是否高度机密的？”我问道。

“唔，相当机密。”他回答说，语气很紧张。显然，“相当”是带一点英国传统的有克制的说法。

“我是否需要打开无线电？”我提议说。

他似乎感到惊讶。“为什么——开了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对这些军人教了些什么。我解释说，我提议开无线电是避免被窃听。他问道，我们是否有可能被窃听。对这问题知道如何回答呢？不过安妮提醒我说，由于我是负责窃听政治家们谈话的大臣，因此这是不大可能的。

尽管我对他说清楚，在会晤中如果有必要我是会作笔记的（这件事的确需要这么做），但是桑德斯很明白自己是不希望让我们的谈话记录下来的。他开始说，他是在私人基础上向我告知情况的。

我问他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我喜欢把话说清楚。

“我只告诉你个人，”他重复说道，“不是把你作为行政事务大臣。”

我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可是在另一方面，我的确是行政事务大臣呀。我要求他作进一步的说明。

“是的，我知道你是行政事务大臣，”他说道，“但是，我不是因为你的这个身份向你告知情况。我是把你作为一位新闻记者而告知你的。”

“你是新闻记者吗？”我感到惊奇。“我原以为你是一位陆军军官呢。”

“不——你才是新闻记者。”

“我是大臣。”

“但是——在你成为大臣之前，你是干什么的？”

“作为角逐十号的参赛者，是无可比拟的能手。”安妮开玩笑似地插话说。她老是看电视，看得太多了，而且老是傻乎乎地迷上了班伯·盖斯科因，只是因为他漂亮、聪明。

总之，我现明白桑德斯的意思了。我把话说得简单明了。使我们两个人都明白我们彼此说的话。

“你正在告诉我，你正要告诉我的事情——顺便说一下，我还不知道你正要告诉我什么，但是不论你告诉我什么——是把我当作《改革》杂志的前任编辑而告诉我的，是吗？”

“是的，”他回答说，“你是一位很好的编辑。”

“这我不敢说。”我谦虚地说。

“你经常这么说的。”安妮说道，又在开她那该死的玩笑了。有时候，她与其说是帮忙，不如说是打岔。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基础以便使我聆听他的机密消息。因此，我好像不得不继续谈论我们的谈话。我想了解，“我怎样才能使自己不知道你把我当作一位前任新闻记者而告诉我情况呢？”我实在不理解，假如我知道了情况又如何不让大臣知道。

“我想他是指有关帽子的问题，亲爱的，”安妮说道。当然是的。完全清楚。我没法掩盖我的怒气。

“很好，”我笑笑说道：“今晚我没有戴大臣的帽子。这我明白。但是……”说到这里我想他已知道王国政府的高级职务是庄严的，“……我必须警告你：如果我有必要把你正在告诉我的事告知我自己，我会毫不迟疑地尽自己的职责，并且务必使自己充分了解情况。”

“好。”桑德斯少校表示同意。

看来我们终于有了开始谈话的基础了。于是我屏息以待。

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酒，把杯子稳稳地放在咖啡桌上。他那充血的眼睛盯着我看。“负责把英国武器卖给外国人？”

“啊，哈克，伦敦经济学院。”安妮说。我狠狠瞪了她一眼，叫她别作声。然后，我等待桑德斯讲下去。他要求会晤，原来因为他有事要告诉我，而不是要问我什么。

桑德斯明白还得由他先开腔。“你在《改革》杂志上写过一篇关于把英国武器售给不受欢迎的外国买家的文章。”

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称它为“可怕的交易”。在这篇文章中，我争辩说——像我一直争辩的那样——尽管为我国国防，甚至为盟国的国防制造武器是完全爱国的，即使我们有些盟国并不值得赞颂，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出售英国武器去支持王国的敌人或者纳粹式的独裁者。我向桑德斯重复了我那篇文章的主旨。他点点头。“对恐怖份子又该怎样呢？”他问道。

“或者恐怖分子。”我坚定地补充说。

他又点点头。我开始感到自己好像被一位能说会道的审问者或者检察官引到某一点上去了。不过我还不知道他要告诉我的消息是如何骇人听闻的。

“你知道，”他开始解释说，“最近我刚从罗马回来，”他已在电话中告诉我，他是作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代表团的成员到那里去的，“在那里，他们给我看他们袭击一个恐怖分子总部时搜到的一些东西，那是一个计算机控制的炸弹引爆器。这是十分新式、极为秘密、而且有极大杀伤性的东西。”

“是给你看的？”我问道。

“我不能告诉你。这是绝对保密的。”

我对这件计算机控制的引爆器尚感兴趣，并请他说下去。

“你调整这种设置，使它计算出受害者的体重，汽车的速度等等以保证干掉他。调整以后，你还可以用无线电从远距离重新给它编制程序。”

“啊呀，”我说道，并且单刀直入，“你是不是认为意大利人同这项技术有关？”

“它并不是在意大利制造的，”他马上反驳说，“它是在这里制造的。”

我过了好一会才搞明白他话里的全部含义。

“在这里吗？”

“是的。是按照国防部的一份合同制造的。”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所告诉我的情况。事实上，我仍然觉得不可信。真可怕。英国武器正被意大利红色恐怖分子所利用。

我问他，他们是怎样获得这些武器的。

“那便是我要了解的事了。”他回答说。

我问他还告诉过。他说没有，因为他不能这样做。“如果我正式报告上级的话，我就得暴露消息来源。但是我认为假如我告诉接近政府高层的人士……”

“在高层的人士。”我坚决地更正了他的话。

他停顿一下，点点头，然后继续解释说，在他看来，政府高层的人士能够查出这些武器是怎样提供的。因为调查工作必须从英国这里开始，而且要在高层开始。

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想到该由我来干这件事，因为他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个人基础上把情况告诉我的。

他把事情向我交待得清清楚楚的。“你看，现在你个人已经知道了，即使你没有以官方身份获悉此事；你可以运用你个人所知情况去开始官方调查以使个人的疑得到官方的证实，到那时候你无论以个人身份或者以官方身份都将知道目前你个人知道的但不是以官方身份知道的事了。”

在政府中工作一年后，我现在能理解而且记得这些话。或许再过一年，我自己也会那样地说话了。

“你与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有没有亲属关系？”我半打趣地问道。可是没有。这不是家传的才能，这是统治阶级的语言，因为他们——一向——要把一切事物都说得模棱两可。

桑德斯如释重负叹了一口气，把剩下的威士忌喝掉，并且说他总得把情况告诉某一个人。

“绝对有必要。”我以理解的口气表示同意地说，“噢，现在我懂了。以个人身份。”有两个人才能玩这个游戏呀。

“好极了。你是准备对这件事采取行动吧。”“我真的预备这样做。”我坚决表示同意说，“是呀，一定要这样干。”

“立刻就干吗？”

“立刻。”我以坚决的度说。

“你准备怎么干？”

我其实还没有料到这种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不明白那件事与他有什么关系。他把事情告诉我，已经尽了责任了。现役军官不该质询王国的大臣。总之，那种令人恼火的问题一般是由后座议员以及其他难应付的、爱管闲事的人向你提出的。他们这些人一直想了解政府在干什么。

然而，他和安妮两人都坐着等待我的回答。我不得不讲几句话。“唔，我准备把你告诉我的事情考虑一下。”看来这话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太深的印象。“立刻就考虑！”我坚定地补充道。

“以后呢？”真是个固执的家伙。

“以后，我准备毫不耽搁地去考虑各种行动方针。”

他坚持要我作具体说明，也可以说企图逼迫我遵守诺言，“你将毫不耽搁地采取行动吗？”

“我将毫不耽搁地考虑采取行动。”我想我好把这点讲清楚。

“你跟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有亲属关系吗？”安妮问道。

我比他更胜一筹呢，我不睬她，——并请桑德斯少校再喝一杯，他谢绝了，站起来准备离开，并要求我向他保证，说他可以信赖我处理这桩骇人听闻的事件。我当然向他作了上述保证。

他离去以后，我和安妮对他和他的异乎寻常的情报作了讨论。

我问安妮，她对这事怎么看。

她没有正面回答。只问我是否真的准备对这事采取什么行动？

我当然预备这么干，如果这是真的话，但是我感到很难相信这件事。它可能发生吗？不可能发生！到底可能不可能呢？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不应该，而是不可能。而即使可能，也不会发生。那到底会不会呢？

我刚刚把后一段话又重新在录音机上放了一遍，或许我真的和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有关系呢。

9月5日

今天我和汉弗莱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或许这是我前所未有的或者以后也不会有的一次严肃的谈话。

我至今还吃不准该怎样来理解这件事。

他来参加例行的星期一早会，我匆匆处理了议程上的所有的通常事项，然后为我打算讨论的问题定下调子。

“汉弗莱，”我开始说，“有件事我必须对你讲。这件事与我有很大关系。真的非常重要。”

他问我是不是指政府机构中库存管理的行政规程修正案，或者地方当局在特别开发区的租约展期手续问题。

这是他的工作范围。不过我是有耐心的。“不，汉弗莱，”我解释说，“我是关心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那件事是否等到下班以后再谈？”他问道。你知道我此刻正忙些什么。

“这是工作。”

“真的？”他感到惊奇，说，“那么，请说下去吧。”

我问他英国的军火生产厂家是怎样把武器卖给外国人的。他把整个体制对我作了解释。军火生产厂家必须从商业部取得出口许可证。私有企业和政府代理人都向外国出售军火。他们通常把武器卖给外国政府，但有时他们卖给军火商，即第三者。换句话说，或许在曼彻斯特有个小人物代表钱纳尔群岛上的一个当事人购买，这当事人在卢森堡也订有合同等等。

于是，我希望知道是否有什么办法控制军火真正去向。汉弗莱向我保证，说是有控制办法的，军火商必须提供一份叫做最终使用人的证明文件。这份证明书上面必须有最后客户的签字，他须是女王陛下政府批准的可接受的客户。

我觉得自己怀疑这个最终用户证明书是否是真正的保证。我怀疑，比如说，一艘航空母舰在中非共和国出现，汉弗莱是否会感到惊奇。

〔汉弗莱爵士正像别人一样，肯定会感到惊讶的。因为中非共和国是离海一千英里的内陆国家——编者。〕

汉弗莱爵士说，“从官方角度来说，”武器出现在未经批准的客户手中是“不可能的”。“有严格的安全措施，有严密的检查手续，有过细的复查。”

从官方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我知道这个词是什么含义。它的意思便是：这完全是表面文章。

我以此向他质疑。他温和地笑了笑，略微低了低头。“我想这次谈论也许应该到此为止了，大臣，你说呢？”

这次我却拒绝遵守规则。“不，”我说，“但是情况就像我方才所想的那样。昨天晚上，一个机密消息来源向我披露英国武器正卖给意大利红色恐怖小组。”

他严肃地点点头。“我明白了。我是否可以问一下这个机密消息来源是？”

我吃了一惊，“汉弗莱！我刚说过这是机密的。”

他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为情，“啊，对不起，大臣，我自然而然地假定，那意味着您会告诉我的。”

他等着，我也等着。当我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他时，我注意到他对我刚才提供的情报好像不太担心。所以我就这一点问了他。他看来果然认为这事很平常。

“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大臣，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暴力抢劫一直都有。你有没有为此担心过？”

“不，大臣，那是内务部的问题。”

我几乎无话可说了。看来他只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官员，而不是一个公民。当然，那是当他在办公室内向我提供咨询意见时戴的帽子，但是这里还涉及道德的问题。

“我们正在让恐怖分子掌握杀人武器。”我劝诫说。

“我们没有呀。”

我弄糊涂了。“好吧，那是呢？”

“知道呢？”他无动于衷到了极点。“商业部？国防部？还是外交部？”

我变得不耐烦了。毫无疑问，这是故意装傻。“是我们，汉弗莱，是英国政府。在恐怖分子手中的英国武器正在威胁着无辜的生命。”

“只是意大利人的生命，不是英国人的生命。”

“可能是在意大利的英国旅游者。”我回答说，暂时不谈那更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都不是一座岛屿。）[1]

“英国旅游者？那是外交部的问题。”

我讨厌这种年轻人推卸责任的度。“瞧，汉弗莱，”我说道，

“我们必须想想办法。”

“恕我直言，大臣……”他毫不留情地说，“我们必须什么也不干。”

在我看来，他似乎暗示什么都不干才是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办法。因此我请他阐明这一点。

他非常乐意这样做。“向国外售军火是政府工作中我们不太严密检查的领域之一。”

我不能接受。我告诉他，既然我知道了，我就必须检查这一领域。

他说我可以说我不知道。

我要彻底弄明白他刚才说我该讲些什么，“你是否建议我说谎？”

“不是您，不。”他给了这莫名其妙的回答。

“那么应该说谎呢？”我问道。

“那些睡狗，[2]大臣。”

我们谈话有没有进展。同汉弗莱争论可能就像用拳手打扁一碗麦片粥那样。我告诉他，我打算提出这个问题，并进一步调查这事，因为我对汉弗莱爵士能提供的保证不满意。

现在他似乎有点心烦意乱了。不是由于炸弹，或者恐怖分子，或者无辜的生命，而是由于我要进一步调查这事。“请别这样，大臣，我求您了！”

我等待他作进一步解释。或者我现在会了解到什么情况。果然如此。但那却不是我所期望的。

“大臣，政府有两条基本规则：永不审查你不必审查的事。除非你事先知道调查的结果，否则就不进行调查。”

他在这样重大的道德问题面前仍然死抱着政府规则。“汉弗莱，我不能相信这个。我们现在谈的是善与恶的问题。”

“啊，圣公会问题。”

我并不感到有趣。“不，汉弗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正在讨论正确与错误的问题。”

“您可能是在讨论，大臣，”他平静地说，“但我可不是。这会严重浪费政府的时间。”

起先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其实他并没有开玩笑！他是严肃的，绝对严肃的。

“你难道看不出，”我激动地求他说，“出售武器给恐怖分子是错误的吗？你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

他就是不明白。“要么出售武器，要么不出售武器，”这便是他冷冷的、合乎理性的回答，“如果出售武器，终必然由有钱购买的人们买下。”

这个道理我能懂。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总得防止恐怖分子得到武器。

汉弗莱似乎认为这是可笑而且不切实际的解决办法。他傲慢地笑笑，“我想我们可以把一种政府的健康警告张贴在所有的来福枪的射击场上。‘不出售给恐怖分子’，您认为那会有帮助吗？”我无言以对。“再不然，就用更好的办法：‘警告：这枪能严重损害你的健康’。”

我没有笑。我告诉他，在我看来，他对这种事情如此视同儿戏是很令人震惊的。我要求他给一个明确的回答。我问他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对这种道义上错误的事闭眼不看呢。

他叹了一口气，然后有点恼火地说：“如果您坚持要我讨论道义问题，或许我应该指出，某种事情要么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要么就不是。它不可能在道义上略有一点错误。”我对他说不要诡辩。

他继续诡辩：“大臣，政府并不关注道德问题。”

“真的吗？那么，它关注什么呢？”“它关注稳定问题。保持一切事情顺利进行，防止无政府状，防止社会瓦解。明天社会照旧还在这里。”

“但这又是为什么呢？”我问道。

我已经难倒了他。他不懂我的问题。所以我把这一点对他讲清楚。

“如果政府不是为做好事，那么它的终目的是什么？”

这个概念对他毫无意义。“政府并不关注善与恶的问题，它只关注社会的安定和混乱。”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有时候都必须吞下我们并不相信的东西，对我们认为是错的事情投赞成票。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是一个童子军。否则我永远不可能升到内阁大臣一级。我并不幼稚。我知道世界各国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的。但是……也总有那么个限度吧。让意大利恐怖分子获得英国制造的炸弹引爆器难道真的算是秩序井然吗？

我看不出这怎么可能算秩序井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汉弗莱好像根本就不管这一套。我问他这怎么可能呢？

他又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这不是我该管的事。那是政治家们管的事。我的任务是执行政府政策。”

“即使你认为它是错的，你也执行吗？”

“几乎所有政府政策是错的，”他有礼貌地评论道，“但却执行得非常好。”

这也太有礼貌了，不合我的口味。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强烈愿望，要一下子彻底搞明白这个伟大的道义问题。这种“只服从命令”的心可能引导人们甘心为集中营工作。我要抓住这个论点。

“汉弗莱，你是否知道有一位公务员因原则问题而辞职的事？”他大吃一惊。“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是多么奇怪的提法呀！”

真奇怪，这是我在这次谈话中唯一使我的常任秘书感到震惊的提法。我背靠着椅子坐着，端详着他。他等着，大概想看看我还会提出其它什么古怪的问题。

“我第一次认识到，”我慢慢地说，“你单纯致力于手段，不管目的如何。”

“大臣，就我以及我的所有同事而言，手段和目的没有区别。”

“如果你相信那点的话，”我对他说，“你将下地狱。”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我以为他是在考虑自己所孜孜从事的罪恶的性质。其实不然！过一会儿，当他明白我是在等候他回答时，就以淡淡的口气评论说：“大臣，我没想到您倒有一种神学倾向。”

我的论点显然对他没有产生影响。“你是一个道德真空，汉弗莱。”我对他说。

“如果您这么说，大臣。”他有礼貌地笑笑，并低了低头，好像在感谢我的亲切赞誉似的。

伯纳德在整个会晤过程中一直在房间里，但我注意到他没有作多少记录。他没有说过一句话，这对他来说很不寻常。现在他开口了。

“您的午餐约会时间已到，大臣。”

我转向他说道，“你一声也不吭，伯纳德。你对这一切会怎么办呢？”

“我会一声不吭，大臣。”

这次谈话吃力地结束了。我把所能想到的带侮辱性的话都对汉弗莱说了，而他却把每一句话都当作赞誉。他看来完全与道德不沾边。不是不道德的——他完全不懂道德观念。他的话声打断了我的思路。“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可以不谈出售军火问题了？”我告诉他不可以。我说我会亲自把这件事告诉首相。我要伯纳德为我安排约会时间，因为这正是首相希望了解的那类事。

汉弗莱插话说：“我向您保证，大臣，这正是首相绝对不希望了解的那类事情。”我对他说我们走着瞧吧。于是我就去吃饭了。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同编者谈话时）回忆道：

我记得很清楚，在那次要命的会晤以后，自己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不禁纳闷，大臣说的话是否对。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老汉弗莱。“不大可能，”他回答说，“是关于什么的？”

我解释说，我也担心关于目的和手段的问题。我问汉弗莱，我是否后也会成为道德真空。他的回答使我吃惊。“我希望这样，”他对我说，“如果你干得够努力的话。”

这使我比以前更忧郁了。你知道，那时候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们的工作是执行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应该相信政府政策。

汉弗莱爵士摇摇头，离开了办公室，那天晚此时候，我收到他的一份备忘录。我至今仍然把它保存着。

备忘录

发自：常任秘书

致：伯·伍

我一直在考虑你的问题。请牢记下列各点。我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在十一届政府中工作过。如果我果真相信他们所有的政策，我就会：

1．热情地致力于不参加共同市场，

2．热情地致力于参加共同市场，

3．坚信钢铁工业国有化的正确性，

4．坚信钢铁工业非国有化的正确性，

5．坚持钢铁工业重新国有化的正确性，

6．热情支持保留死刑，

7．热烈支持取消死刑，

8．一位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

9．一位弗德曼学说的追随者，

10．一位主张保留文法学校的人，

11．一位主张取消文法学校的人，

12．一位主张国有化的疯子，

13．一位主张私有化的怪人，

14．一位语无伦次、完全发狂的精神分裂症病人。

汉·阿

第二天，他请我去，问我是否完全掌握了他的思想，并且有所认识。

当然，他的论点是驳不倒的。我完全承认这一点。不过我仍然感到沮丧。因为正如我向阿普尔比解释的那样，我感到我需要信仰什么。

他建议我们两人应该阻止哈克向首相报告。

当然，他是对的。一旦首相知道这件事情，必然会来一次查询。它会像水门事件一样，正如你知道的，在这事件中，对一个无足轻重的突破口的调查导致一件又一件可怕事情的揭露，结果是一位总统下台。一条永恒的金科玉律是：切不要去捅马蜂窝。

“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汉弗莱爵士解释道，“说过这话？”我冒昧猜测道，可能是内阁秘书说的。

“差不多说对了，”汉弗莱爵士鼓励我说，“实际上，是列宁说的。”接着他向我交待了任务——阻止大臣同首相讲话。

我开头不知道如何办到这件事，而且很不聪明地这么说了。因此引起一顿严厉的训斥。

“想办法解决，”他厉声说，“我原想你应该是一个飞得高的人[3]——要不然，难道你只是一个偶尔被一阵风吹起来的飞得低的人吗？”我能明白这是个人生涯中成功的关键时刻之一。我离开他，静静地考虑了一下，并且问自己几个问题。

1．我能阻止大臣去见首相吗？显然不能。

2．汉弗莱爵士能做到吗？不能。

3．我那些在十号的私人办公室的朋友能做到吗？或者内阁办公室的朋友能做到吗？不能。

因此必须从政治方面着手。我需有一个很接近首相、一个能吓唬哈克的人。

我突然明白了。只有一个人物，他的任务是把吓唬人的东西加在议员们头上——总组织秘书。

我仔细策划我的战略。哈克叫我替他打电话给首相私人办公室里管工作日程的秘书，为他定一个约会时间。我的办法是这样的：如果汉弗莱爵士跟内阁秘书打招呼，他（内阁秘书）可能跟首相的工作日程秘书打招呼，这样他们都可能跟总组织秘书打招呼。

总组织秘书会立刻看出问题。当哈克来看首相的时候，总组织秘书就迎上去，说首相正忙着，叫他代表首相同哈克谈谈。

我去见阿普尔比，并把我的计划告诉他。他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便拿起他的电话。

“你在干什么，伯纳德？”他问道。

“我想你要跟内阁秘书说话呢，汉弗莱爵士。”我装作不懂事地回答道。

他从我手中接过电话筒并打了电话。我坐下来听着。电话打好后，阿普尔比把话筒放好，向后靠在椅子上，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告诉我，伯纳德，你——作为他的私人秘书——是否感到有责任把这次谈话告诉大臣？”

“什么谈话？”我回答说。

他请我喝雪利酒，向我祝贺，并对我说我迟早会是一个道德真空。

我相信我的前途就是在这一刻得到了保证。从那时起，我就被内定为国内文官未来的头头了。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9月8日

今晚我感到很内疚而且相当愚蠢。也有些担心自己的前途。但愿下次我被提名担任什么时，维克·古尔德〔总组织秘书——编者。〕能为我在首相面前美言几句。

我认为今后维克欠我一大笔人情。但他是个怪人，可能不会这样看问题。

我根本没有料到会看到他。我约定在下院与首相会面。当我到达首相办公室时，却见到维克·古尔德正在等我。

维克是一位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人物，有着老政治家的满头白发，脸孔像一只秃鹰，而他的态度度瞬息万变，从媚人和奉承一下子变成粗俗的辱骂。是个地地道道的党棍。

我认为他有点儿随随便便。他说首相今天相当忙，叫他代为接见我。

我感到有点被怠慢了。我不向维克汇报。他尽管负责党的纪律，但他只是我的同事而已，是政府中地位相等的人员。其实我也想不到他竟如此接近首相。也许他并不那么接近——可能只是他说服了首相（他不知道我为何要约见他），说这是一件党内的事而不是政治上的事。但我猜不出维克怎么会知道我要干什么？而首相又怎么会决定由维克来代表他与我会面呢？有时候我真的感到有点疑神疑鬼的。

结果表明，如果维克靠得住，也许这样安排是好不过的了，但是他靠得住吗？又有靠得住呢？

总之，当维克招呼我时，我没有把来意告诉他。我看不出把军火售给意大利恐怖分子怎么会是总组织秘书的事。

他非得我同意把情况告知他不可。“首相要我与你初步谈一下，并写一份背景记录。以后就可以节省时间了。”

我无法拒绝。所以我对维克说，人家对我提供了非常耸人听闻的情报。接着，便将有人把我国制造的极端秘密的炸弹引爆器提供给意大利红色恐怖分子的整个情况向他汇报了。那是在一个国营工厂里制造的武器！

“你认为应该告诉首相吗？”

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惊讶。首相是负责安全的。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选择。

但是维克不同意。“我并不认为这事值得首相操心。让我们把它搁一搁怎么样？”

我问他是否真的不打算对此采取任何措施。他点点头，并且说是的。那便是他的建议。

我不同意，并坚持必须告知首相。

“如果首相被告知的话，”维克谨慎地说，“那就会进行一次调查。”

那正是我的意图，是我所希望的。

但这可不是维克所希望的。他解释道：“进行一次调查也许会揭露有人把英国制造的武器提供给所有不受欢迎的，甚至敌对的政府了。”

这句话之所以使我十分震惊，并非由于其实际含义，而是由于其所包含的一个假设，说这类事情不应该去调查。

“你是认真的吗？”我问道。

“我猜想或许是这样的。这件事——或许——会使我们内阁同事中有些人非常尴尬。外交大臣、国防大臣、商务大臣以及首相本人。”

我坚持己见。“做正确的事情可能会使人尴尬。但那并不是不去做的理由。”

维克把话扯开。“你知道我们已经把武器卖给像叙利亚、智利、伊朗那样的国家了吗？”

这我是知道的。“那是经正式批准的。”我解释道，意思是说，所以这与本题无关。“一点不错，”维克表示同意说，“而你对这些武器的用途感到高兴吗？”

我踌躇了一下。“唔，显然不完全是这样……”

“你要么做军火生意，要么不做。”维克以无情的逻辑说道。

听到这话，我变得激动起来。这是一个大错误。装出激动的样子，特别是在公众面前（甚至对下院，如果这在当时是正确的手法的话），这是有效的，但是对自己的同事——特别是像维克那样冷漠无情的人——就根本起不了作用。

“如果做军火生意就意味与罪犯和谋杀为伍，那么我们就应该退出来。这是不道德的。”

维克发怒了。他以一种愤怒和鄙视的复杂感情怒视着我。“真伟大啊，真伟大！”

我感到他真的瞧不起我。我看得出他正在纳闷，怎么会容许像我这样的一个童子军进入内阁呢？或者甚至进入政界呢？“使十万英国工人失业是道德的？还有出口呢，一下子就要丧失二十亿英镑。而且，还有选票，你知道政府把这项军火合同安排在哪里生产吗？”

“当然是边缘选区。”

“完全正确。”他说道。他的意思是QED。[4]

但是我仍然不能完全不管这事。我又试了一下，“瞧，维克，我所要说的是：我现在既然知道有这情况，我就得告诉首相。”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不能理解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你嗅到了某种讨厌的气味。”维克说道，“你为什么就非要走来走去嗅嗅每一个人不可呢？”

正当我在考虑如何回答时，——或者更精确地说，正当我疑自己真的有什么话可以回答时——他把办公桌上斜照的灯光转向我这边来。他并不是把灯火完全照在我眼睛上，不过我的确明显感到自己正受到疲劳审讯。

而他的下一个问题丝毫也没有冲淡我感到自己由于被人疑不忠诚而正在受审的印象。

“你在内阁愉快吗？”

“是的，我当然很愉快。”

“你要留在内阁中吗？”

我十分惶恐。话也说不出了。现在我的忠诚受到疑。噢，天啊！我默默地点点头。

“唔，怎么样？”他等待我说话。

我汗流浃背。再也不能很清楚地思考了。这不是我所预料的会晤。我曾期望自己处于攻势，相反，我却发现自己正在打一场绝望的防御战。我的整个政治前途似乎突然处于危险状。

我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自己也说不准这是为什么。我想自己是搞昏了，就是这么回事。

“还有像义务这样的事呢，”我听到自己很自负地说，“有时候你必须做你的良心告诉你去做的事。”

维克又一次发怒了。我明白为什么。对一位总组织秘书说你要必须遵照你的良心做事，就像是在牛面前挥舞红布那样。

这次不是静静的、只是语气显得烦躁的那种发脾气。这次是大声叫嚷，他以此在下院中出名。他跳了起来。“天啊！”他显然因无法容忍而大喊起来。

他的脸凑近我的脸，鼻子几乎顶着我的鼻子。他那凸出的充满怒意的眼睛靠得那么近，以至于看上去有点模糊，此刻他对我显得极度蔑视。

“你一定要到处去闪发你那无足轻重的小小的个人良心吗？你以为别人就没有良心吗？你对政府的存亡有没有良心？”

“我当然有。”我咕哝着说，这时暴风雨看来暂时平息一点了。

他走开了，至少对我说的一个正确的回答满意了。“首相就要签署一份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协议了……”

我为自己辩解而插了一句话：“我对此毫不知情。”我解释说。

“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哩。”维克轻蔑地厉声申斥。

〔哈克不知道一项新的国际反对恐怖主义的协议毫不奇怪。就我们所能获悉的，根本就没有这项协议。维克·古尔德大概因一时心血来潮捏造了这消息——编者。〕

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他设法耐住性子，或者不如说他看上去似乎正在设法耐住性子。“你能否理解，处理主要政策方面的问题要比抓住一两个小小的军火出口商或者恐怖小组更为重要？”我从来没有那样看问题。而且我认识到自己还是像那样看问题为好，并且要快，否则维克会继续对我不停地大喊大叫。“我想仅仅是一两个恐怖分子小组而已。”我有气无力地说。

“他们不能杀死那么多人，是吗？”

“我想不能。”我表示同意，脸上带着一丝笑容，表示我认识到也许自己有点天真了。

但是维克还没有侮辱完呢。他又讥笑我，“你是想在一阵道德的自我放纵中把一切都毁掉。”

显然，道德的自我放纵在维克心目中是恶心的事。我感到我很渺小。

他背靠椅子，叹了一口气，然后咧着嘴对我笑，请我抽烟。并且宣布了一项惊人消息。

“尽管这样，”他笑着说，“首相还正在考虑你为下届外交大臣的人选呢。”

我大吃一惊。当然，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如果马丁被踢到上院去的话。不过我不明白首相也知道这一点。

我婉言谢绝他的烟。他点了烟，放松一下姿势。“但是，如果你追求殉难的话，”他耸耸肩说，“那就干吧，你还可以要求进行调查。你完全可以危及这些年来我们大家一起为之奋斗并且为之工作的一切。”

我连忙解释说，那绝对不是我要求的，又说，如果恐怖分子获得英国的炸弹引爆器，那当然是极其可怕的事，不过人有忠诚之心是没有问题的（正如维克已经雄辩地解释的那样），这样就必须正确看待共同的目标和种种问题。

他点点头。“当然，”他对我的原来观点作了让步，“如果你在国防部或者在商务部……”

我插话说：“完全正确，绝对正确。是国防部的问题。是商务部的问题。现在我懂了。”事实上，那正是汉弗莱曾试图劝说我的话。

我们都沉默下来，两人都在等对方说话，而且确信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后，维克问，我们是否可以把这问题暂时搁一搁，以免首相感到心烦和尴尬。

我同意这么做。我对自己的天真幼稚感到羞愧并承认说：“事实上，我为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感到抱歉。”

“真是好人呀。”维克慈父般地说。我并不认为他是在讽刺，可是就维克来说，你可就吃不准了。

9月10日

安妮在选区中度过了下半周，所以直到本周末我才能听到她关于我与维克会面一事的忠告。我并不是真正需要忠告。事到今日，我该怎么办，对我来说已经很清楚了。我是在临睡前喝一杯掺水的威士忌时向安妮说明情况的。

“总的说来，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在顾及更广大的利益的前提下，不去惹睡狗。做一个政府的忠诚成员。捅马蜂窝不会有什么好处。”

她当然争辩说：“可那位少校说他们是恐怖分子。”

我不能责备她这种天真幼稚的度。毕竟连我自己也犯过同样的错误。直到后来我把这件事彻底考虑过为止。

“是的，”我说，“但是我们也轰炸过德累斯顿呀。在某种程度上说，每一个人都是恐怖分子，不是吗？”

“不，”她坚定地说，并对我扫一眼，惹我去反对她的意见。

我只好把话说过头些。“嗯，不，但是从比喻意义上说是这样的，”我补充说，“你应该见见总组织秘书，他的确是这样的人。”安妮不放过我。她理解这个更广大的利益——作出这种决策所处的那个更为精巧的水平。“可是在英国就有人把炸弹交给谋杀者。”她反复地说。

“不是给，”我纠正她说，“是卖。”“这就使它成为正当的了，是吗？”

我对她说要严肃一点，并要她把这件事彻底考虑一下。我解释说，一次调查可能揭露各种各样的情况。

她对这个理由无动于衷。

“啊，我懂了，”她粲然一笑，“如果你能抓到一个罪犯，调查一下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你可能抓到一大批，事情就不对头了。”

“如果他们是你的内阁同僚，那就不对头了，你说得对！”现在她搞明白了，但却叹口气并且摇摇头。显然，她还没有接受我的新观点。因此我坚持说下去，我的确希望她理解。也希望她同意我的观点。

“安妮，政府面临的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有各种互相矛盾的考虑。”

“就像你不论是做正确的事还是做错误的事吗？”

我被激怒了。我问她还能建议我做什么别的。她要求我采取道义立场。我告诉她，我已经试过了。她说我还不够努力。我问她，我还能再做些什么呢？她告诉我，应该以辞职相威胁。我告诉她，他们会接受我的辞呈的。

而一旦离职就没法回去了。除了几个有死亡愿望的人以外，没有人曾经为了原则上的事情而辞职的。绝大多数据说是基于原则的辞职其实都是基于精明而且讲求实际的政治动机。

“辞职可能是安慰你我良心的一个办法，”我解释道，“但是，这不会制止把军火供应给恐怖分子。”

她反驳说：“如果你发出威胁，说你会讲出你知道的一切，那就有可能制止了。”

我考虑了一会儿。但事实上，我又知道什么呢？我什么也不知道呀。至少我拿不出证据来。我根本没有一点过硬的事实。我知道这情况是真的，仅仅因为没有人否认过——但那不是证明。我把这一切向安妮解释了，还补充说，我因此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这点她懂了。然后，她交给我一封信。“我想你还不明白你的处境有多困难。这封信是今天到的。是桑德斯少校寄来的。”

亲爱的哈克先生：

谢谢你在上星期一接见我。我把向意大利恐怖分子提供英国武器的整个可怕情况都告诉你后，如释重负。我知道你会像你已经答应的那样，根据这情报采取行动。我盼望看到这些行动。

你的真诚的

J．B．桑德斯（少校）

这封信是灾难。

桑德斯少校可以向全世界证明他已经把这件丑事告诉了我，并且证明我什么事也没有做。而且这封信是复印件——他肯定执有原稿。

这封信还是一封挂号信，因此我不能说我没有收到。

我掉进了陷阱。除非汉弗莱或者伯纳德能够想出一个脱身的办法。

9月12日

伯纳德想出了一个脱身的办法，谢天谢地！

在星期一早晨的会上，他一开始就提出此事须用罗得西亚解决办法。

汉弗莱激动地说：“真棒，伯纳德！你大有长进。当然该用上罗得西亚解决办法。就是这办法，大臣。”

起先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所以汉弗莱爵士提醒我关于对罗得西亚实行石油制裁的争吵。“事情经过是：有人告知一位政府成员关于英国公司破坏制裁的方式。”

“那他怎么办？”我焦急地问道。

“他告诉了首相。”伯纳德说，狡猾地咧着嘴笑笑。

“首相又怎么办呢？”我希望了解这情况。

“嗳，”汉弗莱爵士说，“有关的大臣以这样一种方式告诉了首相，以至首相没有听见他说什么。”

我不能理解他和伯纳德的话可能包含什么意思。我是否应在议会投票厅内对首相咕哝一下或者什么的？他们看得出我困惑的样子。

“您写一张条子。”汉弗莱说道。

“用很淡的铅笔写？还是其他什么的？要具体些，汉弗莱。”“这事非常清楚，大臣。您写一张可能被误解的便条。”

我开始理解了。微弱的亮光出现在隧道的那一头了。但是要写什么样的便条呢？

“我不太清楚该怎么写，”我说道，“有点儿困难，不是吗？‘亲爱的首相，我发现极端秘密的英国的炸弹引爆器正落入意大利恐怖分子的手中！’你怎么来误解它呢？”

“您不可能误解，”汉弗莱说，“所以别这样，您要采用一种更……慎重的风格写。”他的措词极为谨慎，“您必须避免提到炸弹和恐怖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当然我懂得这一点，不过对于怎样写这样一封含糊其词的信我却不很清楚。但是这对汉弗莱来说却毫无困难。今晚他已把这封信的草稿放在我的红盒子中了。真棒！

〔我们设法在唐宁街十号内阁办公室档案中找到了那封信，它是根据“三十年规则”而对外公开的——编者。〕

亲爱的首相：

我的注意力在私人的基础上被吸引到一项情报上去，它提到可能存在某些违反1939年（C）进出口和海关权力（国防）法案第一节的不正常情况。

初步证据显示，可能存在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情况，以便确定是否应该着手进行调查。

但是应该强调指出，现有的情报是有限的而且可能难于有把握地证实有关的事实。

您的忠诚的

詹姆斯·哈克

9月12日

〔哈克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这封信确是杰作，因为它不仅把注意力以一种不可能引人注意的方式吸引到这件事上去，而且还建议某个别的人对此去做点工作。结尾那一句话暗示，即使做了工作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万一将来有一天要进行调查的话，我也是清白无罪的。可都明白，一位日理万机的首相可能不会看懂这样一封信的含义的。

我立即签署了这封信。

9月13日

今天早晨，我就汉弗莱写的信向他表示祝贺，并告诉他这封信写得非常含糊不清。他听了很高兴。

他还策划了其他办法。我们暂时还不把信送出去。我们将设法使这封信在首相去国外参加首脑会议的当天到达唐宁街十号。这意味着，这封信到底是否经首相或者代理首相看过也还有疑问。他们两人当然也不会记得。

这是后的润色，并将肯定保证使整个事情作为联络中断而一笔勾。这样，大家都将清白无罪，大家都可继续干自己的事。

这也包括红色恐怖分子在内。

我担心自己今晚有点醉了，否则我刚才就不会向录音机口授那句深深令人沮丧的话了。

不过这确是真话。我一直在构想有关政治的理论。是真正实用的理论，而不是人们在大学里传授的垃圾理论。

在政治生活中，你必须始终设法做正确的事。但是不论你做什么正确的事，你一定不可让任何人发觉你正设法干这事。因为做正确的事情是错误的，对吗？

政治是讲原则的。这个原则便是：不要制造麻烦。因为如果你制造麻烦，所有有点良心的都会闹翻。我们大家都必须挂在一起（团结）。因为如果我们不挂在一起（团结），我们都会被分别吊死。如果我被吊死，那才叫不得好死呢。[5]

为什么我该这样呢？政治就是帮助别人，即使帮助的是恐怖分子。唔，恐怖分子也是别人呀，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是我们，是不是？

因此你就必须按照你的良心办事。但是你也必须知道自己往哪条路走。所以你不能遵循你的良心，因为它可能不和你同路。

原来难就难在这里。

我把今天的日记在磁带录音机上又重放一遍，而且明白自己也是一个道德真空。

9月14日

醒来感到不好过，不知道是否由于喝酒或是情绪激动的缘故。

不过我的确感到头痛，而且疲乏、难过而忧郁。

但是安妮却待我好极了。她不但为我煮了清咖啡，而且说的话都很中听。

我感到自己同汉弗莱以及白厅的那伙人一点也没有什么两样，她可压根儿不同意。

“他已经失去理智了，不辨是非了，”她坚决说，“你却仍然明白事理。”

“真的吗？”我呻吟道。

“是呀，你只是不曾对自己的理智善加利用罢了。你是一种酒徒教士，你至少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做了错事。”

她说对了，，我可能是不道德的，但决不是没有道德意识的。当一个——带有格雷厄姆·格林、特雷弗·霍华德笔下的某种Jenesais Quoi的放荡神态的[6]——酒徒教士也不坏呀。

你说是吗？

[1]“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对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鸣：丧钟为你鸣”——约翰·堂恩。（约翰·堂恩是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上文收录在1623年写的《祈祷文集》第17篇——译者。）

[2]英文谚语Let sleeping dogs lie（“不要惹睡狗”或“不要惹是生非”）中的Lie也作“说谎”解。在这里是双关语——译者。

[3]原文为High-flyer，有前程远大之意——译者。

[4]是拉丁文quod erat demonstrandum（“这就是证明”）的缩写——译者。

[5]上文的“挂”和“吊死”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Hang，在这里是双关语——译者。

[6]Jene Sais Quoi是一句法语，意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译者。

20．中产阶级的剥削行为

9月24日

我原先每隔一周就要在星期六接见一次选民，自从我担任大臣职务以来，接见次数减少一些也说得过去。今天上午会见选民后，去观看艾斯顿流浪者足球队的主场赛。

这场比赛真够惨的。偌大一个体育场倒有一半座位空着。球员们个个都湿漉漉的。而且还有点泄气。整场比赛在阴湿而衰败的气氛中进行。

同我一起去的有：市政务会委员兼地方政府艺术和文娱委员会主席布莱恩·威尔金森，他在污水处理场工作，当电气工程师的助手；另外一位是流浪者足球俱乐部的理事长哈里·萨顿，是本地的生意人，头发微秃。他在他所说的“进出口”生意中搞得挺不错。

他们两人都是党的坚定分子。

球赛结束后，他们请我到董事会会议室喝上一杯。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在董事包厢里冒着风雨坐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现在正需要稍微暖暖身子呢。

哈里请我喝酒，还陪我玩了整个下午，我对他表示谢意。

“趁俱乐部还在，就玩一阵吧。”他闷闷不乐地答道。

我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挺过来了。

“这次情况不同。”布莱恩·威尔金森说。我明白了，这次邀请并不纯粹是社交性质的。我定下心来等着他们把话说出来。果然有事情。哈里两眼盯着布莱恩说，“你把情况跟他说说吧。”威尔金森朝嘴里塞了一把花生米，咽下一口威士忌，开始说了起来。

“我开门见山，实言相告了。昨天晚上我们开了紧急财务会议，艾斯顿流浪者足球队就要交给破产事务官了。”

“破产？”我大大吃了一惊。我知道足球俱乐部普遍有困难，但是破产却不曾想到。

哈里点了点头。“已经到了后关头。我们需要一百五十万英镑，吉姆。”

“花生米。”[1]布莱恩说。

“我不吃，谢谢。”我说，但马上意识到他是说一百五十万英镑不过是区区小数而已。

“政府每隔三十秒钟就浪费这么多钱。”布莱恩补充道。

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我觉得自己不能不为我们的业绩辩护一番了。“我们对开支一直是严格控制的。”

看来我这话说得不妥当。他们两人都点头表示同意，说政府对财务确实控制得很严，以至于我也许因没钱支付车费而无法出席上次爱德华国王学校的颁奖仪式。我一面拼命地回忆当时的情况，一面向他们解释，那次我没去是因为我要在下院答复质询。

“可你的秘书说你要出席一个委员会会议。”

也许是这样吧，我实在记不清这种无足轻重的具体细节。这下又失策了。哈里说：“你知道这里的人在说些什么吗？都说让内阁大臣当他们的议员确实是个损失，还不如在当地找个有时间为自己选区说话办事的青年人。”

又是老一套的埋怨。太不公平了！我又没分身术同时到六个地方去。都没有。可是我没有生气。我只是一笑置之，说这话讲得荒谬。

布莱恩问我为何这么说。

“你们的议员是内阁里的人，这好处可大着呢。”我告诉他。

“这可怪了，我们怎么看不出来呢，是吗，哈里？”哈里·萨顿摇了摇头。“请问有哪些好处？”

“好吧……”我叹了口气。他们在选区里总是对你这样的。他们觉得该使你有自知之明，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而且提醒你，你还得靠他们才能重新当选。

“能为选区带来好处，”我解释道，“而且交个有权有势的朋友会有好处。这样在上层就有影响。患难时就有朋友。”

哈里点着头说，“哎，你听我说，朋友——我们眼下需要的是一百五十万英镑。”

我从来没想到他们竟以为我能解决他们的财务问题！他们真是这样想的吗？我心里纳闷着。我只好模棱两可地点了下头，等待他们说下去。

“那么你是否愿意运用你所有的影响来帮助我们呢？”哈里问。

显然，我得把现实情况向他们解释一番了。但这样做，我得讲点策略，用点手腕，而且不危及自己的地位。

“你们知道，”我小心翼翼地开始说道，“我说的影响是指，呃，那种不大容易看得清的影响。心里牢记着选民的利益，对总的政策施加某种具有微妙的、难以形容的价值的影响。”哈里摸不着头脑。“你是说你不愿意帮忙啰？”

我解释道，只要是能全面促进选民利益的事，我肯定愿意干。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干。可是我却不可能把一百五十万英镑的资金注入本地的足球俱乐部。哈里对布莱恩说：“他是说他不肯帮忙。”

布莱恩·威尔金森又抓了一把花生米。他怎么老是那么瘦？他透过刚塞进嘴里的那把花生米，稍微有点口齿不清地对着我说话。

“这事涉及到大量选票。我们应该考虑到快要年满十八岁的孩子们。你会成为选民心中的英雄。吉姆·哈克，艾斯顿流浪者足球队的救星。议员的位置一辈子坐定了。”

“话是不错。”我同意道，“但也可能引起新闻界的注意，还有反对党。还有法官。”

他们盯着我看，既忧郁，又怀疑。他们自然会想，仅仅几分钟前我还在轻率地谈论着权力，现在都到哪儿去了？当然，实际上说到底，我的确拥有某种权力，但却不能真正地去做任何事情。

但是却无法使他们理解这一点。

哈里似乎认为我还没有充分理解问题实质。“吉姆，”他慢吞吞地向我解释道，“俱乐部如果垮了，这将是一场灾难。请你回顾一下它的历史吧。”

我们都忧郁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房内尽是奖品、锦旗、奖杯和照片。

“英国足球协会杯赢得者、足球冠军、最早打进欧洲大陆的球队之一。”他提醒我道。

我打断了他那套罗嗦话。“这我都知道。可是我要说句公道话，哈里，这是地方上的事，不是部里该管的事。”我转脸对着威尔金森说，“布莱恩，你是市艺术和文娱委员会的主席。你能不能帮上一手？”

进攻永远是好的防御方式。威尔金森忙不迭地用跟我一样的腔调为自己辩解。“你这是在开玩笑。为了修补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的烟囱，昨天我花了好半天时间才募到七百十一镑。”“你是说那个破烂的地方吗？”我问道。“为什么不让它倒下来呢？”

他说他也希望如此。但要是真的压坏了人，市政委员会是要承担责任的。这地方是市里的财产。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有人愿意出价买那块地皮，仅在上个月，平安超级市场就出过价呢。

就在他说这番话时，我突然灵机一动。这个了不起的念头不知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如此出色而又简单的念头，甚至到今天我还不能完全肯定自己是否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想到它的。可是这毕竟是我出的主意。正是这种灵感使我得以平步青云，而且今后还会使我更上一层楼。

可是我先得问一个问题。“平安超级市场买这个房址出价多少？”

布莱恩·威尔金森耸了耸肩膀，把双手往裤腿上擦了擦。“我想大约二百万英镑吧。”

我使他们想到这一点。“这么说——要是把美术馆卖掉，足球俱乐部就有救了。”

他们两个先是盯着我看，接着又彼此相望，似乎在胡想乱猜，两个人都在紧张思索。

“我能去看看那地方吗？”我问。

我们急急忙忙离开了艾斯顿停车场。外面车辆已经不多，球迷们都散去了，骑警队也已经完成了星期六下午的冲击任务，捣乱的流氓恶棍们不是被马蹄踩了，就是给抓了起来。我们的汽车在刚降临不久的暮色中疾驰，穿过行人稀少的街道前往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五时半停止接待参观者，我们到达时刚关门不久。

我们从哈里的罗尔斯洛埃斯轿车里出来，站定后，抬头观看我们的目标。说实在的，我以前从来不曾对它正眼瞧过一下。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怪物，红砖墙、彩色玻璃窗，还有雉堞和塔楼，又大又暗，阴森森的。

“不是很难看吗？”我对布莱恩·威尔金森说。

“是呀，不过它还是二级文物保护单位呢，你说对吗？”他解释道。

这确实是个问题。

9月25日

今天布莱恩、哈里和我又来到美术馆。碰巧是星期日也开放。安妮今天早上心情很不好。我告诉他我要去美术馆，可是她不相信。这倒也不奇怪。一两年前我们去意大利时，我连一处美术馆都没去参观。一到美术馆我两腿总是提不起劲。

我们到达时，美术馆空无一人。我们找到了馆长，她是位讨人喜欢的中年女士，长着又圆又胖的脸，我们跟她聊了几句。她很乐于见到我们。我当然不会向她透露我们来访的目的。仅仅装做是来关心选区情况的。

我问她美术馆是否受欢迎。她说很受欢迎，说着对我笑了笑。

“你的意思是，来参观的人很多吗？”

她说的是实情，但措词谨慎。“喔，我不想说很多。可是来参观的人都喜欢这个地方。”

这回答有点闪烁其词。我紧紧追问详细情况，诸如，一年中平均每天有多少参观者等等。

“属于相当大的两位数。”她说，好像这是很大的数字了。

“究竟有多大？”

“喔，平均十一个人，”她承认道，但是她着重补充说，参观者都表示很赞赏。

我们感谢她的帮助，信步走开去观看那些图画，我的双腿便立刻开始发痛了。

后来我们在哈里的办公室里讨论了具体方案。美术馆里每天有十一个人去参观，而每星期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名观众到艾斯顿流浪者足球场去。我们都不疑自己的打算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这个打算简单得很。把美术馆关闭后卖给平安超级市场，将所得款项作为无息贷款借给艾斯顿流浪者足球俱乐部，就这么回事。

哈里表示应谨慎从事。“得进行一次有关市政规划的调查。因为用途改变了。美术馆改成了超级市场。”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毫无疑问，这方案在地方上会大得人心。当然，也一定会有人反对———切事情都会有人反对——可是同足球后援会相比，艺术爱好者算不上是一支很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布莱恩——他还兼任艺术和文娱委员会的主席——问我那些油画怎么处理。我建议他们把它们放在超级市场里出售——要是他们能够这么做的话 。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同编者谈话时）回忆道：

哈里跟我谈起挽救选区中足球俱乐部的打算，但我没有十分注意这事。在我看来这是选区里的事情，同他大臣的职责无关。

我相当惊讶地接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专为此事打来的电话，并且问我们的政治上司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我很不够策略地问他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他立刻训斥了我一顿。

“并不是从你那里听到的，伯纳德。你也许愿意解释一下你疏忽的原因吧。”

他要求我写备忘录。我给他送去了一份，对情况作了叙述，并在结尾部分表示了我个人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个很得人心的举动，将会赢得当地人民的支持。而我收到的却是一个严厉的答复，我至今还一直保存着它呢。它对涉及艺术的政策事务来说是很好的指导原则。

备忘录

分类号6912

常任秘书致伯·伍

大臣打算拆除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之举在你看来将是得人心的。确实如此。此举将大得人心，但使人苦恼，令人厌憎。

我请你把问题看得全面一些，并考虑一下后果。

1．大臣将重新当选。

当然，我们部里对此没有什么看法。我们不在乎大臣是否重新当选，就我部而言，当大臣都一样。

2．对文化艺术事业的补贴将面临威胁。

假定其他足球俱乐部或者跑狗场也发生困难，如果足球俱乐部得到补贴，跑狗场是否也该补贴？如果不给补贴，那又为什么呢？你说人们需要它，说明你可悲地误解了补贴的目的。补贴是用于艺术事业，用于文化事业的，不是对人们要的东西，而是对人们不喜欢但应该有的东西实行补贴。如果他们真的需要什么，他们自己会出钱的。政府的职责是资助教育、启迪智慧以及发扬精神文明的事业，而不是资助普通人的庸俗消遣。此事是个坏开端，是个极可怕的先例，必须加以制止。

请尽快安排大臣和我会见，但名义上是讨论近的部门改组问题。

汉·阿（签字）

9月28日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9月29日

伯纳德在我今天的工作日程中插进一件事，安排我一早就同汉弗莱爵士进行一次特别的会见。

我的常任秘书要亲自来提醒我说，不久即将进行一次内阁改组。

这事自然叫我有点不安，因为我吃不准他是否及早向我暗示我将被免职。这倒不是我多疑，因为我至今还不知道我和党的总组织秘书就炸弹引爆器所打的交道在首相看来究竟是功劳还是过失呢？

但是汉弗莱很快就讲明他实际上是在谈政府部门的改组——他把这称为“真正的改组”。他提醒我说我们也许会被授予更多职权。

天知道我们需要这些职权！我的确感到自己的职权已经够多了。可是汉弗莱却毫不疑这大有好处。

“我们什么权都要，只要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员，更大的预算。权大才显出我们的重要，才显出您的重要，大臣。如果您看到宏大的建筑物，众多的人员和庞大的预算，您会作出什么结论？”

“官僚政治。”我说。

我显然没搞懂他的意思。“不，大臣，您会作出结论说，站在顶峰的是一些极其伟大而尊贵的人们，他们主宰着世界，像帝王一样活在世上。”他这样说，我当然懂。

汉弗莱继续说道：“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不放过任何一个新的权力，同时又紧紧抓住老的权力。当然啰，这完全符合您的利益，大臣。”

后面这句奉承话实在太过火了。也许符合我的利益吧，但肯定不完全符合我的利益。他准是把我当作三岁小孩了。

我感谢他告知我这消息，然后彬彬有礼地把他打发走。我现在能够真正的看透这个人了。

他正要离开时问起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的事。他竟然也听到此事，使我感到惊讶，因为这不关中央政府的事。

没想到他竟对这个计划大加指责，说：“这是个很有想象力的主意，很新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反对这个计划，请他说下去。

“唔……”他从门口回到我的办公桌旁。“我刚才在想，这是否有点不明智。”

我问他为什么。

“这是很有价值的城市福利设施。”他答道。我指出美术馆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

他稍微修正了一下他的看法。“很有价值的城市庞然大物。”他说道，接着补充说，它藏有极为重要的英国油画。

他显然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他事实上那些藏画毫不足道。都是些第三流的十九世纪风景画以及几幅很糟的现代油画，泰特美术陈列馆甚至都不愿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地下保险库里。

“但收藏的那些不重要油画却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汉弗莱爵士坚持说，“而且对过往的公民们来说，藏画是发扬精神文明的巨大源泉。”

“他们从来不进去参观。”我告诉他。

“喔，不过他们知道里面有藏画，心里就感到安慰。”他说。

我想不出这样谈下去会有什么结果，这事跟汉弗莱·阿普尔比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又怎么可能对那些藏画抱有任何看法呢？他几乎从未到过波特沙洲以北的地区。

我采取了一个原则立场，我提醒他这是选区的事，是市政务委员会和我——作为代表选区的国会议员，而不是作为大臣——的事，这事跟他或白厅都毫无关系。

他噘起了嘴唇不作声。因此我问他为什么对这事感到兴趣。没想到他告诉我说，因为这是个原则问题。

这真使我感到惊讶。在我们就炸弹引爆器问题而进行斗争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以宗教徒般的热忱坚持说他根本不管原则不原则。我提醒他不要忘记这一点。“是的，大臣，”他承认这一点，“可是您老是对我说搞政治就是要讲原则。”

我感到迷惑不解。“那么现在是什么原则成了问题呢？”

“把用于艺术的钱拿来补贴诸如足球队的这个原则出了问题，

足球俱乐部是商业性质的，即使它没有钱，也没有理由给予补贴。”他似乎认为他讲的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为什么不呢？”我问。

“什么为什么不？”

“为什么说没有理由？补贴足球和补贴艺术没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是，更多的人对足球感兴趣。”

“资助的目的，”他答道，“是为了使我们的文化传统得以保持下去。”

但是为了？为了的利益？为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换句话说，是为了像汉弗莱那样的人。补贴意味着他们观看歌剧、聆听音乐会和欣赏莎士比亚戏剧所付费用要比通过票房收入来回收全部成本的票价低。他认为，少数中产阶级人士需要观看歌剧和芭蕾舞，国内其他各阶层应当资助他们行乐。

“文艺补贴，”我干脆对他说，“是中间阶级的剥削行为。治理国家的中产阶级把补贴用于自己的娱乐。”

他很震惊，我想也许是真的震惊了。“您怎么能说这种话？补贴是为了教育，为了保留我们文明的精华。怎么，您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曾注意到？”他狠狠地补充说。

我命令他不要对我神气活现。我提醒他说，我同样相信教育——事实上我本人是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的。

“我很高兴地听说连伦敦经济学院也不完全反对教育。”他说。我不理睬他那可怜的牛津剑桥式玩笑。并且说资助体育事业是不可能加以反对的。其实人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对体育事业加以资助了，而且体育也具有教育性质。

汉弗莱爵士使出浑身解数来挖苦我。“教育还不是全部问题所在，”他说，不到两分钟前他刚说过教育是全部问题所在。“我们还有性教育呢——难道我们也该资助两性关系吗？”

“我们能这么做吗？”伯纳德问道，像是一只突然从梦中醒进来的睡鼠。汉弗莱绷着脸瞪了他一眼。

在这场辩论中，双方唇枪舌剑，我特别是因为自己似乎主要处于攻势而感到挺有趣味。

我同汉弗莱建议，我们实际上可以根据公众要求的程序来确定该资助什么。我的确看不出我这个想法有什么不对头。至少这么做是民主的。

除非我的重大决策处于危急关头，汉弗莱在我惹怒他的时候通常总是对我置之不理。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似乎认为说服我改变想法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大臣，”他说，他是在恳求我理解他那精英人士的观点，“难道您看不出来，这可能是引起大乱子的开端吗？照这样下去皇家歌剧院会怎么样？歌剧院是我们文化成就的顶峰啊。”

其实我并不认为皇家歌剧院是我们文化成就的顶峰。这个事例来得正好——皇家歌剧院演出的都是瓦格纳、莫扎特、凡尔第和普契尼的作品，不是德国人就是意大利人的作品。这根本不是我们的文化。我们为什么要资助轴心国家的文化呢？

“皇家歌剧院，”我解释道，“每年得到九百五十万镑公家的钱。为了什么？公众是买不起五十镑或四十镑一张的入场券来度过一个欢乐之夜的——即使他们买得起，他们也买不到票，因为没有这么多票。观众几乎全是大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的入场券早由银行、石油公司和跨国公司——还有像你汉弗莱那样的人集体预定好了，皇家歌剧院是为权势人物行乐而设立的。坐在楼厅的工人为什么该为完全付得起前厅票价的老爷们出钱呢？”

他两眼直瞪着我，好像我是什么罕见的怪物似的。我等着他的反应。伯纳德正全神贯注端详着他那本空白的笔记本。

汉弗莱爵士终于开腔了，声音很轻。“大臣，我真的感到震惊！这是愚昧野蛮的话！简直鄙俗不堪！竟然出之于王国政府大臣之口——这在我们看来，就是文明的终结。再说，这完全歪曲了事实。”汉弗莱讲起气话来了！他真的不高兴了。我可一点也不气恼，而且还挺开心呢。

“嗯，是歪曲吗？”我高兴地答道。

“当然是歪曲。没有政府资助，艺术就无法存在。”

我还要火上加油，气气他，“莎士比亚有过资助吗？”

“当然有。”

“不，他没有得到过资助，他只有过赞助。但这是两回事。赞助是富人自己出钱，不是某个委员会动用别人的钱。戏剧界为什么不能依靠自己动脑筋来过日子呢？艺术依赖官员们和政府委员会好不好呢？完全没有必要！”

汉弗莱的喉咙因情绪激动只能发出不连贯的声音来。我威严地抬起手来制止他。

“既然你坚持认为补贴是有道理的，那么电影呢？电影也是艺术，也有教育作用。电影——但愿不是这样——很受公众欢迎。无论如何比歌剧更受欢迎。为什么权势集团不愿补助电影事业呢？”

他想要回答我的诘问，但是我正说得高兴，不让他插话，“告诉你吧，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更喜欢歌剧。”

汉弗莱终于发怒了。我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大喊大叫把我的声音压下去。他从来不曾这样过。“大臣，电影是商业性质的！”他极尽轻蔑地说，那神情俨然是一位住在公家出资建造的象牙塔里的高高在上的人物。

接着，他站了起来。显然不准备按照正常礼仪等我宣布会晤结束以后再走。他已经受够了，马上就要离开。

“请原谅，大臣，今晚我得早点走。这种不像样的讨论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说完就快步向门口走去。

我问他要赶到哪里去。

他立刻放慢了脚步，眼珠子骨碌碌地从这边转到那边，回答我说，并没有什么地方特别需要他去。

我不喜欢他这样冲着我中途退席，我告诉他，我坚持要把事情讲个透。除了把他刺激得坐定不安使我感到其乐无穷外，我还要他明白，我选区里的事务跟他毫不相干。而且，我本能地对他感到疑。

“这事我不能再谈下去了，”他看了看手表，神情有点紧张地说，“我得换上礼服……我的意思是……”他期期艾艾地说首，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看看我。

真巧极了。我懒洋洋地微微一笑。“换礼服？”我尽可能漫不经心地问道，“你到哪儿去？”

他站直了身体，又挺了挺胸。

“既然您一定要问——我是去皇家歌剧院。”

“是特别演出吗？”

“既然您要问——是的。”

“有不少常任秘书也要去吧？”

“当然有些人是要去的。”

我挥了挥手叫他走，“那你去吧，”我和蔼可亲地说，“我可不想妨碍你在工作时间出游呢。”

他瞪了我一下，那又狭又小的眼睛里充满了仇恨，我则报之以微笑。“好吧，就是这么回事，不是吗？顺便问一问，今晚演什么节目？”

“《鬼船的荷兰水手》。”

“哎呀，又一个欧洲盟友。”

他转身快步走了出去。我感到一生中要算今天的会谈有趣了。我想伯纳德肯定没有领略过比这更没趣的谈话了。

〔当晚上皇家歌剧院，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环境保护部常任秘书伊恩·惠特沃斯爵士在剧院的小吃部里对酌。我们从阿普尔比的私人日记中找到了他们的谈话记录——编者。〕

在小吃部同伊恩·惠闲谈，喝了两大杯杜松子补酒，还尝了些可口的熏鲑鱼三明治。

他和他的一位大臣之间产生了麻烦。不是国务大臣，那是容易对付的，而是级别较低的一位大臣：政务次官贾尔斯·弗里曼。

讨论了即将开始的对市政规划的调查。是调查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场地的变卖和重新开发的事。我提醒他说，取得正确的结果对我们是相当重要的。

伊恩向我提到他的市政规划督察员是绝对独立的，不存在受到任何不适当影响的问题。这话很不错。

从另一方面来看，要是由他来确定某些非正式指导方针，把调查置于正确的角度，并阐明背景情况，以利于人们明白地认识问题及其含义，那也将是可取的。他表示同意说，这样的行动方针可视为完全适当的。

接着他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确切地说，我要他如何安排。我解释道，此事涉及由地方政府拆除一个二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议。起先他误解了我的意图。他说他很乐于为此作出安排，不会有任何问题：他们一直在各处拆除保护单位。

我解释道，拆除的建议不能接受。他吃了一惊，这也难怪。他要求我把情况说清楚。我被迫向他透露，如果美术馆被卖掉，所得款项将用于挽救一个当地的足球俱乐部，使其免于破产。

他明显地感到震惊。铃响了，幕间休息时间已到。我们无法再多谈了，绝对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而鸣——丧钟为艺术理事会而鸣。[2]

〔阿普尔比文件jAL/REL14041〕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于次日收到了一封由专人送来的急件，写信人是伊恩·惠特沃爵士，见下——编者。〕

亲爱的汉弗莱：

我无法想像那可怕的主意来自何处。如果你同意这样一个原则，即把用于艺术的钱交给普通百姓使其得到乐趣，那么事情将会发展到何等地步呢？

你的主子也许很热衷于为浑身汗臭的大众张罗些什么，但我要敦请你尽大的努力来设法制止这种胡闹。

谁也无法预见会导致何种局面。今天米德兰的一处美术馆要卖掉，以便维持一个地方足球俱乐部——明天皇家歌剧院的补助金就会被人拿去装修温布利体育场，使它变得更现代化。

就我而言，我肯定要特别关注对市政规划的调查工作。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不能对督导员施加影响，但如果我任命一个将要获得晋升的人来担任此职，那将会是有帮助的。

我将负责使他充分了解情况，这样指导方针就会清楚表明这个问题其实是一场文明和野蛮的斗争。

你的伊恩

9月30日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复信：

亲爱的伊恩：

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完全同意你对这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所持的看法。高兴地获悉你正在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让艺术经费用来搞群众性体育活动。这是资助自我放纵。迟于下周在特拉维亚塔见面。

你的汉弗莱

9月30日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10月3日

今天早上我同伯纳德之间的日常性工作日程会议开得挺有意思。虽然我今天很忙，他仍坚持在开始干其他工作之前同我作一次简短的谈话。

“有一件事情我要不揣冒昧向您提一提，大臣。”我叫他尽管大胆说出来。

他说在他看来，我不应该卷入美术馆和足球俱乐部那件事情中去。我对他说，你真够大胆。

“与其让您为难，不如让我大胆些为好，大臣。”我喜欢伯纳德。他在白厅真是浪费人才。

他接着告诉我说，作为一员国会议员，我无论如何不能介入自己选区里的市政规划调查，这在白厅是一条不言自明的不成文规则（这对我该说是条新闻）。

显然，地方上的争议通常总是巧妙地弄得相持不下。因此你必然会得罪许多选民。不管你偏向哪一方，你总会引起众人的非议。实际上就像全国综合交通政策碰到的问题一样。伯纳德强调指出，如果有强大的“光国”机构在幕后操纵，那么介入调查就格外危险。

从理论上说，这些话确实都很有道理，我心里很感谢伯纳德对我的支持和关心。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还不能肯定地方上的各种观点是否相持不下。我告诉伯纳德，除了极少数多愁善感、邋里邋遢、留长发的艺术爱好者以外，大家都会一边倒的。伯纳德认识到这一点，但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建议我们立刻研究一下上午的工作日程。在仔细研究工作日程之前，我一直还以为他认为我言之有理呢。

10时15分 接见艺术理事会（大的“光国”机构）秘书长。

10时45分 接见历史遗迹协会。

11时 接见全国信托公司。

11时15分 接见乡村土地持有者协会。

11时30分 接见英格兰乡村保护理事会。

11时45分 接见乡村手工艺及民俗理事会。

我大惑不解地望着伯纳德。

“英格兰乡村？”我问道，随手拿起一份会见单。

“对，”伯纳德边说边随手指指窗口。“外面等着不少那里的人呢。”

“这些人来找我干什么？”

“是为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而来的。”他耐心地解释道，“它是艺术和建筑方面的帮会组织。”

“那什么是乡村手工艺及民俗理事会？”

“酒椰纤维编织物帮会，”看来他不是在开玩笑，“都是有势力的人。全来自木工行当，《泰晤士报》会登上他们的信，星期版上还会登上他们杀气腾腾的文章指控您破坏文物。他们肯定还会在您的选区里精心策划许多对立面。”

他可能说得对，这使我很难受。可是我决心继续斗争。这一回我输不了。

我责备了伯纳德：“我没要你安排会见这些人，伯纳德，你在想些什么啊？”

“我在想汉弗莱爵士，大臣，是他叫我安排的。”我告诉伯纳德，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已打定主意要把我那个绝妙的方案进行下去。

今天其余的时间都用于没完没了的、令人厌烦透顶的会晤，听取那些压力集团的申诉，今晚我感到完全精疲力尽了。

10月4日

伯纳德今天表现得甚至更加机灵而顽强。他认识倒我拆除美术馆的计划已经无法变更，因此今天早上我一上班，他就拿出一份文件供我审阅。

实际上他是要我同意这个文件。他说这是《地方政府津贴第二修正案》，是针对本年度的有关条例的，“是什么内容？”我问道。

他已为我写好了一份综述文件意图的概要，这是一份准备提交下院的法令性文件。“由于您是负责治理地方的大臣，我们需要您批准：《1971年第二号条例》中已经修改过的第五项于明年3月18日开始生效，同时取消《1954年（乙）地方政府津贴修正案条例》中的第七项。”

我一边看概要，一边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指给我看一条注释中的补充说明：“上述条例为确定应付给地方政府成员的会议津贴及经济损失补助金额提供依据。”

由于文件本身已经把我搞得昏头昏脑，我没法全神贯注地倾听伯纳德的介绍。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复本。

注释：

在《1971年地方政府津贴修正案条例》（即《1971年条例》）的第三项条例中，一项新条例取代了《1954年条例》的第三项条例。《1972年地方政府津贴修正案》（即《1972年条例》）的第三项条例进一步修正了《1954年条例》中的第三项条例，提高了会议津贴及经济损失补助的高限额。

《1982年条例》中的第七项条例取消了《1971年条例》中的第三项和第五项条例，其中第五项条例是一条旨在废除先前已经失效的条例，该条例定于明年4月1日起生效。

上述条例废除了《1972年条例》中的第七项条例，从而保留了《1971年条例》中的第三项及第五项条例。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把这样的不朽奇文称为“注释”，这不是咄咄怪事吗？我看完了注释，望着伯纳德。

“我想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对吗？”他说。

“我为什么非得为这种毫无价值的官样文章伤脑筋呢？”

他稍微有点不高兴。“哎呀，对不起，大臣。我本想您能够以大臣的身份，花点力气为地方上的市政委员增加一点出席市政会议津贴。现在正是办妥这事的大好时机。”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又看了看伯纳德的摘要，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地方政府成员会议津贴及经济损失补助的金额。”原来这便是这一套话的真意！

他干得真棒。这正是向地方政府人士大慷其慨的大好时机。

他问我是否能够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大臣，我偶然了解到汉弗莱爵士和伊恩·惠特沃斯爵士在讨论这件事。”

“伊恩·惠特沃斯？”

伯纳德点了点头。“谷物交易市场美术馆是文物保护单位。因此要由他的一位市政规划督导员来进行调查。汉弗莱爵士和伊恩爵士要为他定出一些‘非正式’的指导方针。”

我感到疑。非正式的指导方针？这意味什么呢？

伯纳德谨慎地解释道：“搞指导方针没有什么不妥当。办事都得有指导方针。”可是我觉得这不大妥当。“我还以为市政规划督导员都是公正无私的呢。”我说。

伯纳德嘻嘻地笑了。“哎，真的，大臣，他们是公正的！火车不也是公正的吗？但是如果您给火车规定一条路线，它就得按着路线走了。”

“可是这不公平。”我喊道，一下子倒退了四十多年。

“这是政治，大臣。”

“可是汉弗莱不应该插手政治，他是公务员。我才是搞政治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脱口而出的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伯纳德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我的意思。他显然准备好而且愿意向我解释我应采取什么政治行动。我问他，汉弗莱和伊恩会怎样向市政规划督导员施加压力。

“市政规划督导员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等级体系。要利用他们弱点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找一个急于获得晋升的人。”

“一个大臣能不能干预这种事？”

“大臣们都是我们的主子。”

办法有了。环境保护部的政务次官贾尔斯·弗里曼是我的老朋友。我决定把情况向他讲清楚，然后请他插手此事。他可以，比方说吧，为我们找一个快要退休、不在乎晋升的市政规划督导员。

这样的人说不定还能作出有利于社会的裁定呢。

我考虑定当，便对伯纳德说，“替我挂个电话给贾尔斯·弗里曼吧。”

伯纳德的回答使我吃了一惊，“他的私人秘书说，他今晚投票结束后，可以在议会休息室同您见面。”

我该承认自己的确大为惊讶。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要跻身政界。

他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唔，大臣，我在《分类词典》里查过‘政治’这个词的含义。”

“词典里是怎么说的？”

“‘操纵、阴谋、幕后策划、回避事实、煽动、贪赃枉法……’我认为我不具备这些素质。”

我告诉他不要过低估计自己。

〔三天后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又收到伊恩·惠特沃斯爵士发来的一封信——编者。〕

亲爱的汉弗莱：

又是坏消息，看来你的大臣已经买通了贾尔斯·弗里曼，我们部里的那个坏透的政务次官。他不同意我提出的人选，当着我的面坚持另找个市政规划督导员。他是想找个同情哈克方案的人。

至少可以说，这事相当令人担忧。现在情况很危险，市政规划督导员可能会作出自己的决定。

看来这方案很可能在地方上赢得广泛支持。

有何对策？

伊恩

10月7日

〔我们没有找到对这封求援信的任何书面答复，但次日上午汉弗莱爵士和伊恩爵士同内阁秘书阿诺德·鲁宾逊爵士共进午餐。以下记录见于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日记中，洋洋自得之情跃然纸上——编者。〕

今天同阿诺德和伊恩共进午餐时，我使了一个很成功的招数。

伊恩想要讨论一下关于市政规划的问题，我邀请了阿诺德，因为我知道他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先把迄今为止的情况向他作了简单介绍，然后把话题转到了下周开始的政府部门改组问题上。我建议阿诺德让哈克出任负责文艺的内阁大臣。

阿诺德不同意，理由是哈克对文艺一窍不通。我没料到阿诺德竟然如此不领会我的意思。说到底，工业大臣是伦敦城里游手好闲的人，教育大臣大字识不了几个，而劳动就业大臣其实不该就业。

问题的要害在于哈克如果担任负责文艺的大臣，他就无法一上台就封掉一所美术馆。

至于伊恩，他不是感到迷惑就是妒忌，我说不准是为什么。他提出反对，说政府部门改组不能搞成内阁改组。我解释道，我并没有提出要改组内阁，只不过是把文艺和电视纳入行政事务部的权限之内罢了。

我这个办法只有一个毛病，或者说是不协调。那就是把文艺和电视搞到了一块。它们互不相关。实际上它们是完全对立的。

可是阿诺德跟伊恩一样，更关注的是将赋予我的那些权势。他直率地问我，我们会不会建立一个过于庞大的新部。他提醒我说，我还要管行政事务和地方治理呢。

我回答说艺术和地方治理能很好地配合——欺诈的艺术。他在听了我的警句微微一笑，因为他们俩也想不出什么应急办法使哈克就范。阿诺德同意我的计划。

“你自己就有点像个艺术家，不是吗？”他说，一边向我举起酒杯。

〔阿普尔比文件 NG/NDB/FXGOP〕

10月11日

今天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总的说来还是吉多于凶。不过还有几个小小的危机得解决一下。

我预定要会见选区地方委员会人士，商谈艾斯顿流浪者足球俱乐部和美术馆的事。

可是汉弗莱出乎意料地赶来，说有急事同我商议，我坚定地告诉他，我已经打定主意。唔，的确下定决心了——不过只是在那阶段下的决心！

“即使如此，大臣，您对新的情况也许会感兴趣的，是政府改组的事。”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起内阁改组，两星期前他还说仅仅是政府部门的改组呢。

“不仅仅是部门改组而已，大臣。是货真价实的改组。我很乐于告诉您，您已经取得了新的荣誉和地位，除了您现有的职务以外，您还要担任负责文艺的内阁大臣。”

这倒真是好消息。我觉得奇怪，他竟比我先知道这事。不过他似乎在决定作出后不久就见到了内阁秘书。

我感谢他告诉我好消息，并且提议以后稍微喝上一杯以示庆祝，接着我告诉他，我马上就要举行一次会议。

“可不是嘛，”他说，“我希望您已经考虑过您的新职责对您要讨论的计划所具有的含议。”

起先我看不出挽救一个足球俱乐部跟我的新职责有什么关系，但我马上就明白了，文艺大臣上台伊始，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拆除一家美术馆，人家对此事会有什么看法呢呀！

我吩咐伯纳德去向市政委员们打个招呼，就说我有事给耽搁了，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我需要时间来好好想一想！

于是汉弗莱和我就讨论了美术馆的事。我告诉他，我一直在考虑此事，这是一座不错的小小美术馆，建筑也很使人感兴趣，而且是二级文物保护单位。毫无疑问，为保全它而斗争当然是我的职责所在。

他同情地点点头，并且也认为我的处境有点尴尬。伯纳德把市政委员们领了进来——代表团团长布莱恩·威尔金森和另外两个人——诺布尔委员和格林史密斯委员。

说句老实话，我实在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我命令汉弗莱留在我身边，帮我出点子。

“这位是我的常任秘书。”我说。布莱恩·威尔金森指着伯纳德问我：“您是说，他只是个临时秘书吗？”伯纳德看上去不大高兴。我说不准布莱恩是不是在取笑他。

我正打算来几句措词谨慎的开场白，布莱恩先开了腔，他起劲地告诉我说，事情非常顺利。所有的党派都支持我们的计划，连郡政务委员会都支持我们。此事已经无法阻挡。现在他只等我的行政事务部批准，把变卖美术馆的收益作为贷款借给足球俱乐部。我支吾其词，“是的，”我说，“唔，——嗯……出了点麻烦。”威尔金森吃了一惊，“您说过没有麻烦了。”

“可是现在出了麻烦。”我就说了这么一句简短生硬的话，没法再进一步发挥，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话了。

“是什么麻烦？”他问道。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彻底给难住了。我只能说：“很明显…… 看来……麻烦已经出现。”我只有把这事推给别人了。“我想汉弗莱爵士能说得比我更清楚。”我绝望地说。

大家都把目光转向汉弗莱爵士。

“嗯……好吧。这事就是不好办，你们知道，”他说。他好像说不下去了，真叫人提心吊胆——可是，谢天谢地，灵感来了。“因为这美术馆是代管产业。涉及原来的遗赠等等。”他勉勉强强地说完了。我急忙接下去说，一点不敢放松地胡乱说着，“正是这样，”我以强调的语气表示同意他的话，“是代替产业。我们只得另外找个可以拆除的房子。学校、教堂或是医院。肯定会有要拆除的地方的。”我乐观地加上一句。

市政委员会布莱恩·威尔金森大失所望。“我们是不是该告诉大家，你已经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这个主意一开始就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这涉及法律，”我诉苦道，“不是我食言。”“哎，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知道呢？”

我无言以对，不知从何说起。浑身直冒冷汗。我意识到这可能会使我在下次选举中落选。幸亏亲爱的伯纳德给我解了围。

他偷偷地指了指我写字台上的一只文件夹，我瞥了一眼——原来就是什么调整《1066号修正法案条例》的《条例法案修正案》的第七项条例等等捞什子的官样文章。

可是它讲些什么呢？是让市政委员们拿到钱吗？对了，当然是这个意思。

我恢复了信心。我对布莱恩·威尔金森笑着说，“实话实说，实际上我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方案，可是这得花很多时间。”

威尔金森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好吧，你去花你的时间吧。我们为这事情花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

“好，”我和颜悦色地答道，“不过另外有件事情只好搁在一边了。目前我正忙于进行的另一桩事便是争取增加市政务委员的业务费用和津贴。我没法同时对两个方案施加个人影响。”

我等待反应。但大家都不吱声。我就继续说下去，“我的意思是，我想可以不管增加市政务委员津贴的事，集中力量去克服变卖美术馆的法律障碍。”还是没人吱声。这一次我可要等别人先开腔了。

威尔金森终于说话了。“麻烦事——法律障碍。”他表示了意见，我立刻就看出他已经理解我的困难了。

汉弗莱也明白了。“这事特别棘手。”他急切地补充了这句话。

“到头来你还是可能会失败的，是不是？”威尔金森问道。

“完全有可能。”我悲伤地答道。

威尔金森对他的两位市政务委员同僚扫了一眼。他们都不表示异议。我已经击中他们的要害——他们的钱包。

“嗯，既然如此，那好吧。”威尔金森表示同意把美术馆的事搁起来。不过他仍然期望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我们的方案，因为他高兴地补充说：“我们可能需要在年底关掉边山路小学。那块地方估计能卖到两百万镑左右。”

会见结束了。危机也过去了。我们大家都互相表示不会为此心存芥蒂。布莱恩和他的同僚答应在地方上作解释工作，说明我们无法逾越法律障碍。

布莱恩离开时要我继续把好事干下去。

汉弗莱对我赞不绝口。“这就叫艺术作品，大臣。好啦，大臣，您得去唐宁街十号面见首相了，他要正式通知您担任新职的事。请原谅，我得去换礼服了。”

“又是工作时间出游吗？”

“的确是的。”他说，一点也不表歉意。

我明白，自己作为负责文艺工作的大臣，皇家歌剧院已归我管辖，可是我还不曾到过那里呢。

“嗯……我也可以去吗？”我试探地问。

“是的，大臣。”他非常热情地答道。

我们高高兴兴地玩了一个晚上——优美的音乐、出色的歌唱、衣着考究的观众，以及小吃部里味道鲜美的熏鲑鱼三明治。

也许我错了。中产阶级是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不是吗？

[1]原文peanuts本意为花生米，但又可为“微不足道”解——译者。

[2]英语中Bell一词包含“铃”和“钟”的意思，汉弗莱因听到铃声有所感触，故作此语——译者。

21．家丑不可外扬

11月6日

今天在我的老朋友卡特赖特博士参加的另一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挺有趣的场面。

开始时，这只是一次气氛相当沉闷的日常性会议，讨论的都是地方政府的行政问题。正如汉弗莱所预料的那样，我们的部在规模、人员编制和预算这几个方面都有不断扩大。他显然十分来劲。但是这项工作到目前为止在决策方面还没有多大牵涉，而决策则是我的份内事。

我们已经讨论到第七项议程了，一切还都平平常常。唯一令人感到有趣的事情是伯纳德迂夫子式的咬文嚼字、吹毛求疵，他对此已经着了迷。

“现在是第七项议程，”我问道，“讨论的是什么内容？”

“还是由我来扼要复述一下吧。”汉弗莱爵士开腔道。

伯纳德做了个小小的手势并引起了我的注意。

“什么事，伯纳德？”

“嗯——要是一项议程连谈也不曾谈起过，其实也就说不上加以复述了。”他主动提出意见说。

汉弗莱爵士一向不喜欢任何人来纠正他的话，更不用说是一名小小的私人秘书了。他冷冷地向伯纳德说了声谢谢，就径自把原来要说的话说完，这等于是向伯纳德表明他的纠正既不恰当，更无必要。

“谢谢你，伯纳德，要是没有你，我们真不知道会怎样呢。大臣，我这就扼要复述一下我们上次会议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呈文好吗，您肯定已经收到了放在盒子里的呈文了……”

我着实给伯纳德逗乐了，没有十分注意汉弗莱的话。“肯定收到了。”我高兴地插话说，但却立刻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没搞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反正他们差不多每天都要把成堆的文件塞给我，我哪里记得住这么多！

“是哪一次会议记录？”我问。

“是关于建议对西南德比郡郡政委员会采取纪律措施的记录。”

我还是搞不清是哪个建议。不过我不想承认自己不知道，因为让他们以为我对事情一清二楚总是比较有利的。因此我漫不经心地请伯纳德提醒我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刚才谈到的那个郡政委员会未能完成法定报表并向我们提供行政事务部所要求的统计资料。

我就问我们打算怎么办。这事显然需要我来决策了。汉弗莱爵士向我提出了好几个可供选择的处理办法。“由大臣出面加以训斥，向报界声明该委员会无能，扣发各种拨款和补贴，最后或者正如您毫无疑问地完全了解的那样……”

“对，对。”我煞有介事地插话说。

“好吧。”他说完便不作声了。

这一下我又为难了。我根本不知道他本来接下去要说什么，可是他显然在等着听我的意见呢。

“我完全了解……什么？”我恿他继续说下去。

“什么？”

“我完全了解什么？”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刚说完就意识到这话不妥当，因为他赶紧补充道，“我是说，我想不出您要……”

“你刚才说，”我解释道，并同时感到有点发窘了（毕竟有七名不同年龄和级别的官员正在默默地注视着我那糊涂而且不称职的表现），“你刚才说，‘后，正如我完全了解的那样’。”

“是呀，大臣，”现在他又全神贯注了，“最后的办法是向法院控告郡政府。”我问他完不成报表是不是有那么严重。

在座的官员全都显得十分震惊！他们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这事岂止严重而已，简直是灾难性的！

我希望了解其中的道理。汉弗莱爵士立刻向我作了解释。

“如果地方政府不把我们所要求的统计数字交给我们，中央政府的数字就等于是胡说八道，就不可能完整。”

我指出中央政府的统计数字本来就是胡说八道。在场的人没有否认这一点，不过伯纳德却暗示，汉弗莱爵士务必要使中央政府的统计数字成为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

他的上司又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算是给他的奖赏。

我对拿西南德比郡开刀以儆效尤的做法感到担忧，因为我碰巧了解到这个郡属于我党所控制的选区。汉弗莱明白我的心事，并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作为回答，我建议我们不如找一个由反对党控制的郡政委员会来动手。

我这个建议得不到支持。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究竟希望怎么搞呢？总之，汉弗莱爵士对我的建议大为不满，而所有其他在场的人都低头看着他们的记事本。

因此我就问大家，西南德比郡是否真的那么糟。大家听我这么一问，都突然打开了话盒子。其中一位副秘书告诉我，他们不肯把蓝表格（管它叫什么表格，我想反正同财务有关）交上来。一位助理秘书告诉我，他们用普通书写体填写行政事务部分发的“少数民族人员情况统计分析征询表”，而且是写在一份部里通知书的背面。一位漂亮的女助理秘书则表示震惊，因为他们至今仍未把上两个季度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修订办案量分析表”交给她。而且，“分布式信息处理占用情况表”也没有交上来。“他们真叫人难以相信，”她说，“真恶劣。”这就叫恶劣吗？没把蓝色表格交回来就算是恶劣？“是呀，”我用极其讽刺的口气说，“我不明白人们在西南德比郡怎么还能过日子呀。”

汉弗莱爵士不知道我是在挖苦，只从字面上来理解我这句话。

“一点不错，大臣。他们真是无能透顶了。”

我仍然为我的党担心，因此就问西南德比郡是否没有可取之处。我的老朋友卡特赖特博士高兴地大声开始说道：“唔，有趣的是……”

汉弗莱爵士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大臣，我们就可以采取适当的强制行动了？”卡特赖特博士又一次试图发表意见：“除非大臣可能……”汉弗莱爵士再次打断了他的话：“这么说，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您已经同意？”事情开始显得相当蹊跷了。

我决定暂不予以答复。“这是件麻烦事。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但他们绝对不是良好行政管理的朋友。”

我拒绝向压力屈服。“给我二十四小时，我还得协调一下党组织的意见。请党主席到唐宁街十号来参加一次酒会，或者什么的，以减轻打击。”

我坚持马上谈下一项议程。

会议结束时我注意到卡特赖特博士徘徊不去，好像要私下跟我谈几句话。可是汉弗莱爵士一把抓住他的臂膀，有礼貌地把他引走。“狄克，假如你能抽出点时间的话，我需要听你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走开了。

晚上我考虑了这件事，打算明天更仔细地盘问一下伯纳德。

11月17日

今天是个很有意思的日子。

我一到办公室就向伯纳德提起这事。我对他说，我本能地感到有充分理由不对西南德比郡进行纪律制裁。

“还有，卡特赖特博士似乎想告诉我什么事情。我想我得去看看他。”

“喔，我如果是您的话才不会这么干呢，大臣。”他说得太匆忙了。

“为什么不？”

他犹豫了一会。“唔，据认为，呃，凡是大臣们需要了解的事情，自会有人去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出去打听消息，他们就会，呃，他们就会……”

“会打听到的？”

“是的。”他看上去有点窘迫。

我说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的，但我可不苟同。

伯纳德显然认为他好把话说得更清楚些。“汉弗莱爵士不太喜欢大臣们去串门。他把这叫做‘露面散步’。”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对头。我提醒他，女王也是这么做的。

他不同意我的看法。“我想她不会去看副秘书。她是不会来汉弗莱爵士的部门看这些人的。”

我采取了强硬度。我要伯纳德告诉我卡特赖特博士办公室的房间号码。他差不多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我必须正式劝告您不要这样，大臣。”他说。

“注意到了你的劝告。”我说，“他的房间是几号？”

“4017室。往下面走一段楼梯，左面第二条走廊便是。”

我吩咐他要是四十八小时之内我不回来，他可以派一个搜索队来找我。

以下是伯纳德·伍利爵士（同编者谈话时）的回忆：

我清楚地记得哈克去“露面散步”那天的情况，它突出地显示了一个大臣的私人秘书所处的困难境地。一方面，我应当忠于大臣，任何不忠的迹象都意味着我玷污了自己的名声。另一方面，汉弗爵士是常任秘书，我的事业要求我在今后三十年内留在行政部，因此我也必须对之忠诚。

这便是为什么前程远大的年轻人通常都要当一段时期的私人秘书。如果你能熟练地走钢丝，并且在发生冲突时能够判断怎样做是恰当的，那么你就有可能像我这样飞黄腾达。

〔“走钢丝”是伯纳德爵士的一句暗语，意思是向双方透露机密而不被觉察——编者。〕

大臣离开办公室后，我就打电话给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的私人秘书格莱厄姆·琼斯。我通知他，大臣已出去“露面散步”。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汉弗爵士已明确指示要对此事加以劝阻。

〔即“防止”——编者。〕

我对汉弗莱爵士办公室和大臣办公室之间的距离知道得太清楚了，所以我一放下电话就看看手表，从一秒开始数起，当我数到第十秒时他走进了办公室。

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故意轻描淡写，只告诉他，大臣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别的什么也没说。

汉弗莱爵士看来非常不高兴，按照他的说法，哈克是在大楼里“到处乱跑”。他问我为什么不阻止他。为我的大臣辩解是我的职责所在，哪怕得罪我自己工作部门的顶头上司我也在所不惜，因此我告诉汉弗莱爵士，（甲）我已经加以劝阻了，但是（乙）他是大臣，没有任何法令禁止大臣同他自己的工作人员谈话。

他问我，大臣找谁谈话去了，我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的本份——大臣显然不希望汉弗莱爵士知道。“也许他只是心神不定。”我想我当时就是这样回答的。

我记得汉弗莱爵士当时恼火地说：“如果他心神不定，他可以去圣詹姆斯公署喂鸭子。”

他再次问我大臣在跟谁谈话，我设法肯定大臣喜欢跟谁谈话就可以跟谁谈话，从而——在更大的压力下——又一次回避了他的问题。

汉弗莱爵士的回答清楚地表明他把这个问题看成是部里的一件极端重要的事。“我正忙着写关于你工作情况的年度报告，”他对我说，“这是一项我们两人也不希望我处于心绪不佳的情况下去履行的职责。”接着他又一次问我，大臣在跟谁谈话。

我意识到，在不危及自身安全情况下，我已尽力维护了大臣的利益。作为他的私人秘书，我仍必须表现出自己是在支持他的。

我只能求助于我的行之有效的老办法了。我要求汉弗莱爵士配合我。于是我说：“我十分清楚，如果大臣是去找某个外界的人，我就应该告诉你，这人是。但举一个纯粹假设的例子来说吧，如果他只是要去找比如卡特赖特博士这样的人去核实某个问题，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告诉你不可……”

他立刻打断了我的话，道了声谢，就走出了房间。我赶紧打了个电话给4017室。哎，为什么不打呢？

我旗开得胜，通过了这场考验。我已经设法让汉弗莱爵士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事，但却没有真正告诉他。

假设性例子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处理这类问题的绝妙办法。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我来到卡特赖特的办公室后的确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卡特赖特见到我很高兴，他坦率地告诉我，昨天开会时他们蒙蔽了我。这话使我感到兴趣。

“但是他们告诉我的所有关于西南德比郡的情况是否确有其事？”

“据我所知，也许确有其事。”

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直言不讳地回答了我，这使我很是惊讶。无怪乎他得不到提拔了。

“我是说，尽管有人说了这样那样的话，联合王国内效率高的地方政府就是西南德比郡郡政府。”他的眼睛在半月形老光眼镜后面愉快地对我眨着。

我着实吃了一惊。“效率高？可是人家还指望我把他们作为工作效率低的单位训斥一番呢。”于是他给我看了几个数字。

这就怪了，因为分明听说过他们不给我们提供数字，不给数字是真的——可就没有人告诉过我说，他们保存着此刻我们能看到的极为完整的涉及自己的记录。

那些数字很了不起。在整个英格兰中部地区，玩忽职守的情况他们次数少，他们的市政委员会的平均行政费用低，他们的地方政务委员会工作人员数与政府不动产税收的比例在全英国也是低的，公共卫生工作完全合格，但环卫工作人员编制却小。

这还不算，虽然他们的教师实施了进步教育法，[1]但是，“看来那里的儿童基本上个个能读会写，”卡特赖特后说，“在整个联合王国，他们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人员编制小。”

从他汇报这一事实的口气来看，我想他大概认为这是件好事，于是我进一步向他了解情况。

“是呀，是很好的事情，这说明他们工作效率高。您知道，这是帕金森关于社会福利工作的定律。[2]都知道，社会问题增加了，就要求全体社会福利工作者都出动去处理问题。”

正在这个紧要关头，汉弗莱爵士突然闯进了卡特赖特的办公室。我相信他这时闯进来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很别扭地交谈来。

“哎呀，大臣！天哪！”

“喔，你好，汉弗莱！”

“您好，大臣。”

“真巧。”

“是的，真想不到。”

“是呀。”

“是呀。”

不知为什么，他使我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我不知不觉地为自己的在场辩解起来。

“我碰巧，呃，经过这里。”

“经过？”

“对，经过。”

“是经过这里。我明白了，”他考虑一下我的解释，“您打算到哪儿去？”

我中了他的圈套。我根本不知道卡特赖特这个楼面上还有哪些办公室。我只好闪烁其词。

“喔，”我随口说道，“我只是到……经过而已。”我把“经过”这个词说得就像是某个地方似的。接着我又补充说，“经过这门口。”我心里明白自己的话无法使人相信，可是我继续笨头笨脑地说下去。“卡特赖特的——理查德的门口。狄克的门口。[3]所以我想进去招呼他一下。”

“那您有没有想到其他的事？”他毫不留情地问下去。

“当然。我想我为什么过门不入呢？我满可以……开门看一看的。”

“很好的想法，大臣。门的用处就在这里。”

“对呀，”我鼓起勇气，终于把话说到了正题上，“我想起了有一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好哇。什么问题？”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非得告诉他不可。为什么我不该在卡特赖特的办公室里。为什么他竟能使我觉得心虚胆怯。他又为什么竟敢认为行政事务部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每一件事情都得经他批准——似乎他们都是他的部下，而不是我的部下。〔他们的确是他的部下——编者。〕

不过我实在没法不回答他。

“噢，不过是些零星小问题罢了。”我终于回答了他，一边打了个适当的含糊手势。

他等着我说下去，可是我默不作声，于是他重复了一遍我的话。“不过是些零星小问题罢了。”

“对。”我说。

“零星到什么程度？”他问。

“唔，可也并非那么怪，”[4]我有心误解他的意思，以争辩的口气对他说，“昨天我们不是开了个会吗？”

汉弗莱爵士对这躲躲闪闪的谈话开始不耐烦了。

“大臣，我可以跟您谈谈吗？”

“当然，”我说，“等理查德和我谈完了，马上……”

他打断了我的话。“我想现在就谈。”

现在轮到我来窘他一下。“行，你说吧。”我明知他不愿当着一个下级的面跟我谈。

“到楼上去吧，大臣，如果您愿意的话，就到您办公室去。”

“不过我想我们在这里谈话，理查德一定是不会介意的。”

“还是上楼吧，大臣。我肯定卡特赖特博士一定能让您走开几分钟的。”

卡特赖特根本没听出他话中充满讥讽之意。“当然啰。”他客气地笑着说。

汉弗莱爵士拉开了房门。我被他摆弄得像个不听话的淘气小学生那样，以重重的步伐走出了卡特赖特的办公室。

我心中暗自纳闷：他是怎么知道我在卡特赖特的办公室的？我知道伯纳德是不会告诉他的，这么看来，一定是有人看见了我，报告给汉弗莱听。我就好比是在苏联那样。我总该有自己的行动自由——可是要这样就必须打赢这一场对汉弗莱的心理战。不知怎么的，他总能使我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使我对自己一点没有把握。

但愿我能抓住他的某一个弱点。要是我做到这一点，他就要吃苦头了！

不管怎么样，在卡特赖特办公室里发生的这场紧张的小小争吵并没有使事情告一段落。我们乘上电梯，经过了数不清的走廊，一路上冷冰冰地沉默不语。过了几分钟，回到了我的办公室后，这场争吵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他对我说，我不该到处溜跶，去和部里的人谈这谈那，并且恳切地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命令他把话说清楚些。

“大臣，如果我不知道什么人跟讲了什么，我怎么能向您提供适当的建议呢？我必须掌握情况。您压根儿不该单独与人密谈。

要是人家告诉您的情况不实，那可怎么办？”

“如果情况不实，你可以向我指正嘛。”

“可是谈的也可能是真实情况。”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得意洋洋地说起来。他打断了我的话，急忙改了口。

“我的意思是，不完全是虚假的情况。但却会把您引入歧途。

容易造成误解。”

我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你在瞒着我什么，是不是，汉弗莱？”

他很气愤。“绝对没有，大臣。我们必须留下记录。您不会永远耽在这里的，我们也不会。在今后的岁月里，要了解人家跟您谈了些什么可能是很重要的。如果明天卡特赖特给调走，我们怎么来核实您所获得的信息呢？”

显然，这种论调乍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其实不值一驳。“卡特赖特明天不会给调走的。”我说。

“哦，是这样吗？”他傲慢无礼地问道。

伯纳德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说《邮报》的爱利克斯·安德鲁斯要求明天来采访我。我当然表示同意。我吩咐伯纳德明天留在我身边作记录。汉弗莱已经对我私下会见卡特赖特发表了他的见解。

现在他将听听我的见解了。

我先把卡特赖特告诉我的情况重复了一遍。换句话说，在他看来——而且在任何对地方政治稍有了解的人看来——西南德比郡郡政务委员会是国内办事效率高的地方政府机构。“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效率低的，大臣。”

“他们是有效率的，汉弗莱。效果好，办事省钱。只是他们不太喜欢给白厅送蓝色报表。”

汉弗莱于是说了一些我还弄不大懂的道理，他认为他们显然必须把那些该死的蓝色表格送回来，因为法律要求这么办。

而且我们知道为什么得这么办。我们也知道是规定该这么办的。

即使如此，法律要求有时也可以忽略一下嘛。人们可以斟酌情况决定如何行事。因此我问汉弗莱要是他们不把蓝色表格送上来又会怎么样呢？西南德比郡照样干下去，看来还相当不错呢。

“可是，”汉弗莱根本不明白我的话，“如果他们不把信息、计划以及请求批准的呈文送交我们，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我立刻告诉他这问题问得好。接着我又立刻问他，“你倒说说看，要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

“核实信息，审查计划，批准或者拒绝批准计划。”

“要是我们不干这些呢？”

他目不转睛地仔细地端详我，尽管我对他说了这一番道理，在他听来，好像我是在说古代中国话似的。

“对不起，大臣，我不懂您的意思。”

我毫不放松，“要是我们不干，要是我们不在这里，也不干这事——那又怎样呢？”

“对不起，大臣，您真叫我弄不懂。”

汉弗莱又一次表明，他的问题在于他所关心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有不少文官轻佻地声称，行政管理的唯一目的就是管理零星琐事，一句俏皮话就歪曲了人们就目的和手段所提出的批评。如果孤立地来看行政管理，这话当然不错。行政管理就其自身而言可能是没有目的，从而是永恒的。[5]永世长存，阿门——编者。〕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争论到后，我拒绝对英国行政效率高的地方政府采取纪律措施，其理由是，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会像个傻瓜。

汉弗莱爵士告诉我说，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想他的意思是要对西南德比郡采取纪律措施，而不要表现得像个傻瓜，但我不能肯定。他说我别无其他选择，也不能斟酌情况自行其是，而且财政部和内阁办公室都坚持要这么做。

〔汉弗莱爵士提到内阁办公室，他显然是指内阁秘书，而不是指首相本人。可是他不可能这样明说——统治英国的是向文官发号施令的大臣，而不是向大臣发号施令的文官，这个虚构事实必须保持下去——编者。〕

我还是拒绝合作。

“大臣。您看来不明白，这事由不得你我，这是法律。”

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上。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拒绝去溜溜腿的狗——一面蹲下拼命用爪子抓着地面，一面屁股着地被人沿着人行道硬拖过去。

但总得找出一个办法来。我越想越不愿意对那个郡政务委员会采取纪律制裁，除非实在无法可想。

我越想越觉得伯纳德一定对汉弗莱说过我去找卡特赖特谈话了。

11月18日

昨天我没空找伯纳德单独谈话。

但今天早上我在处理信件时，第一桩事就是同伯纳德进行严肃的谈话。我问他，汉弗莱昨天是怎么打听到我和卡特赖特在一起的。

“上帝是难以捉摸的。”他恳切地说。

“让我把事情说说清楚，”我说，“汉弗莱爵士不是上帝，你说对吗？”

伯纳德点了点头。“这话您来跟他说呢，还是我来？”他回答道。

挺有趣。不过我再次问他汉弗莱怎么会找到我的。

算我运气好，当时我的口述录音机碰巧开着。我是几分钟后才注意到这情况的。这使我能为子孙后代在日记里记下他的回答。

“大臣，您对我说的话都是绝对机密的，我确信您也同样重视这一点。我说‘重视’其实并不是指“重视”，而是指‘理解’。汉弗莱爵士对我说的话也是绝对机密的。正如我……”

“那又怎样呢？”我问。

“因此，我要绝对机密地告诉您，我深信您会理解，我为汉弗莱爵士保密以及为您保密就意味着我的谈话必须是绝对机密的，就像您和我之间的谈话那样机密。爱利克斯·安德鲁斯正等着要见您，大臣，我这就请他进来吧。”

这就是他原话的逐字逐句的记录。我该从中理解到什么内容呢？当然什么也没有搞懂。

会见《邮报》的爱利克斯·安德鲁斯就定在今天，我一直急于尽早安排时间会见他。我早就希望有人能为我写一篇人物侧记之类的东西，可是运气不好，始终未能如愿。但我今天还是为他做了件好事，虽然这事跟我毫不相干。也许有朝一日他会回报我的。

他碰巧了解到一件极为吸引人的情况，想请我来帮个忙。“您是否知道您的政府打算把价值四千万镑的建筑物、港口设施和一个简易机场白白奉送给一个私人房地产开发商？”我以为他是在作弄我。“四千万镑？”

“凭我童子军的荣誉作担保。”

“为什么要来问我呢？”我说，同时突然感到一阵惊慌，“这不是我干的，对吗？”

〔你也许会认为，如果这是哈克干的，他自己当然不会不知道。但是有许多事情是以大臣的名义干的。而这位大臣可能不大知道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编者。〕

爱利克斯笑了笑，请我放心。谢天谢地！

接着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差不多三十年前，国防部在苏格兰租下了一个岛屿，他们在岛上建造了兵营、已婚军人居住区、司令部建筑、港口和简易机场。现在租期已满，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原土地持有人的财产。目前他正把岛屿改成一个短期度假营。度假小别墅、游艇码头、工作人员住宿区——一应俱全。他就要大发其财了。

我听着他说，吃惊得嘴巴张得大大的，“但这是不允许的呀，”我开始说道，“法律规定……”

安德鲁斯打断我的话说：“你说的是英格兰法律，但合同是根据苏格兰法律拟订的。不知哪个白痴没看出两者的差别。”

至少我是清白的，这使我放了心。即使是《邮报》也不能把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件糟糕事情推到我身上来呀，不过我确信，只要能够，他们是会这么干的。起先我不明白他想从我这里搞到什么，因为他已经掌握了情况。消息迟了三十年，传播之快一如往常——舰队街真是不错呀！

他们明天就要刊登报道，但显然他们不愿到此为止。主编要求爱利克斯继续写一篇专题调查报道。还要求他查阅档案，把具体经过搞个水落石出。

我不明白其中道理，至今也还不明白。

“唔，”他解释道，“也许能从中汲收一些供今天借鉴的教训吧。再说我们可能会查出在当时负责此事。”

我问他这事到底有什么重要性？不管怎么说，当年处理这件事情的肯定是个级别很低的官员。

他点了点头。“不错，不过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他现在可能已身居要职了，甚至还可能当上领导某个庞大部门的常任秘书，负责数以几十亿英镑的政府开支。”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极小。这些雇佣文人为了无中生有，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表示同意，说可能性不大。不过他仍要求查看文件。

我当然该谨慎点。他完全知道我不能直接把档案材料交给他。不过我建议他说，既然他要调查的是一个为期三十年的租约，他可能根据“三十年规则”从档案局取得有关文件。

他对我的建议不感兴趣。“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我已经向档案局要过了。但是我要求你保证，一定能取得文件，而且一份不少。”

我讨厌人家要求我作保证。我认为这不公平。再说，我真能作什么保证吗？“嗯，”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道，“国防文件有时……”

他打断了我的话，“别来这一套吧，这并不是什么有关国家安全的绝密文件。哎，你在竞选宣言中承诺要让选民了解事实。这件事对你是个考验。你愿意担保在档案启封前所有的文件都原封不动吗？”

我觉得没理由不提供这种担保。“行，”我说，把“谨慎”这个词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没问题。”

“这是一个承诺吗？”新闻记者都是些患疑心病的杂种。“当然是。”我说，脸上充满教人放心的笑容。

“是一个真正的承诺而不是竞选宣言里的那种承诺吗？”舰队街有些年轻人实在也太放肆了点。

“爱利克斯，”我说，“你的问题在于你不相信人家肯定的答复。”

“否则的话，”他只管自己说下去，好像根本没听见我说了什么似的，“我们就要刊登一篇关于大臣们违背竞选诺言的特写了。”现在我显然将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了。幸而我十分愿意这么做。

〔正如哈克在日记里所预言的那样，第二天《邮报》就登出了报道（见后）。下面是汉弗莱爵士当晚日记中的一段话——编者。〕

可怕的打击。

今天《邮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格兰洛克岛军事基地的报道。

我是在8点32分由海塞尔米尔驶往滑铁卢的列车上读到这则消息的。[6]欣德利医生所说的惊慌症一下子就发作了。胸部有绷紧的感觉，呼吸困难，不得不站起来在车厢内来回走动，这使车上的一两个常客略感奇怪，要不，也许只是由于惊慌症发作，使我多心。

幸亏我服用的凡里厄姆牌安定片，随着白天渐渐过去起了作用，今天晚上我还要吃几片摩格顿。[7]

我对自己说，不会有人把这事和我挂起钩来。总之，这是多年前的旧事了，也不想去了解它了。

我对自己这么说着——可是不知怎么，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我原以为此事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又冒了出来呢？

但愿能有个人好同他谈谈此事。

唉，我的上帝啊……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11月21日

今天《邮报》刊登了那篇报道。真有意思。

政府出差错 商人发横财

纳税人损失达四千万镑之巨

爱利克斯·安德鲁斯撰稿

一名政府低级官员在三十年前犯的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使英国纳税人至少损失了四千万镑。幸运的受惠者是一个德国房地产投资商。

11月22日

今天是我担任大臣以来快乐的一天。

我所有的祈祷都应验了。

汉弗莱和我每周一次的部务会议快要结束时，我问他有没有看到昨天《邮报》上的报道。

“记不清。”他说。

我提醒了他。我知道他一定看到了，肯定有人会叫他注意到这消息的。“你知道，”我补充说，“是三十年前那个苏格兰小岛军事基地租借条款里出的大差错。”

现在回想起来，当我说到“大差错”时，他稍微显出畏缩的样子来。不过我得说自己当时其实并未觉察到。不管怎样，他的确记得有那么一篇文章，而且说他相信自己还粗略看了一遍。是，一点也不错。“我得说，”我格格笑道，“我看这事真够蹊跷的——四千万镑钱就这样完蛋了。准是有人出了大差错，你说是不是？”

他笑着点了点头，笑得有点惨。

“不过你的部门里不会出这种事吧？”

“不会，”他极为坚定地说，“喔，不会的，绝对不会。”我说我一直在想，不知罪魁祸首是。

“这个嘛，大臣，我们是永远没法知道的。”

我指出档案里一定能查得出来。正如他经常提醒我的那样，一切事情总是有文字记录的。

汉弗莱表示同意，说事情会记录在某处的档案里，可是要查清楚得花很长时间，耗费这么多时间显然是不值得的。

“这你就错了，”我说，“有关文件根据‘三十年规则’公开后， 《邮报》就要就此刊登长篇特写报道。我已经允许他们自由查看所有档案了。”

汉弗莱站着，身子确确实实朝背后晃了晃。

“大臣！”

他这么愤怒，使我有点震动了。真的是愤怒吗？我可说不准。

“没什么问题吧，是吗？”我焦急地问道。

没错，的确是愤怒！“没问题？还说没问题？不，绝对有问题。”我问他为什么说有问题。他对我说，“这根本办不到，而且无法想象。”我觉得这不像是在对我说明道理，便把这意思跟他说了。

“这……这是……绝密的事，大臣。”

“就为了有几个兵营吗？”

“可是还有秘密海军设施和反潜系统，还有低空雷达站。”我指出他根本不可能知道那里曾经有过什么。他立刻承认的确如此。

但他又补充说，设在岛上的军事基地总少不了这些，我觉得他的话相当牵强。

“这些东西都早已被拆除了。”我说。他的反对意见里显然缺乏针对性。

“但文件会提到他们的。”

“都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无论如何，”他以显然很放心的口吻说，“我们得商量一下。必须得到许可。”

要是在几个月前，我肯定会接受汉弗莱这种意见的。可是现在我比过去要聪明老练点了。

“要得到谁的许可？”我问。

他神色紧张地向四处张望一下，然后语无伦次地说开了。“涉及国家安全……MI5、MI6……国家利益……列强……征询一下盟国的意见……还有高级将领……中央情报局……北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莫斯科！”

“汉弗莱，”我谨慎地问，“你正常吗？”

“不，不是莫斯科，我不是说莫斯科。”他急忙纠正了自己的话。

我想他准是急病乱投医，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莫斯科”与前面几个词属于同一韵脚，所以他就脱口而出了。

他知道说服不了我，所以又说：“可能有些情报会危及一些还活着的人。”

这一点对他说来似乎关系特别重大，可是对我丝毫不起任何作用。

“要是起草合同的人现在还活着，”我坚持道，“那就活该他倒霉。”

“喔，那当然，绝对是这样，不应当有包庇政府官员的事情。当然不应该。可是那些负有责任的大臣……”

我打断了他的话。我才不管哪一位三十年前负责的大臣呢。再没有比这更无关宏旨的事了。不管怎么样，另外一批人还在职，因此事情相当有趣。

我就是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强烈反对让那些文件对外公开。

我问他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关心。

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又漫不经心地把一条腿搁上另一条腿。“我并不关心，根本不关心，我是说就个人而言我是毫不关心的。但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开先例……这个……这个……”他不知如何措词了，“……政策。”

这一下他给我抓住了。“政策是我的事，汉弗莱，你记得吗？”我面带笑容地说。他还没来得及跟我争论下去我又补充一句，“我已经答应了，事情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他坐在那里，两眼直瞪着我，看上去有点萎靡不振。他显然在考虑是否该说些什么。他终于打消这个念头，疲乏地站了起来，看都没看我一眼就悄悄地走出房间，关上了门。

他显得疲惫、无精打采，而且完全不像平时那样精力充沛。

在我们谈话时，伯纳德始终在场。他如同往常那样耐心地等待着，听候差遣。

我凝视着汉弗莱刚才轻轻关上的那扇门。

“汉弗莱是怎么回事？”我问道。伯纳德没有回答我。“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吗？”还是没有回答。“谈不上什么安全方面的问题，你说是吗？”这次我等了一会，可就是听不到反应。“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转过身来看着伯纳德。他茫然凝视前方，活像一头心满意足的反刍着青草的小母牛。

“难道我在自言自语吗？”他把目光转向了我。

“不，大臣，我正听着呢。”

“那你为什么不回答？”

“对不起，”他说，“我刚才以为您提的几个问题纯粹是反诘句，[8]因此无需回答。我不知道汉弗莱爵士为什么这样焦燥不安。”事情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

我突然明白了。

我不知道自己竟会如此糊涂。不过话说回来，答案虽然已经十分明显，却似乎难以令人置信。

“除非……”我开口说，然后望着伯纳德。“我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去了？”

他露出莫名其妙的神色。“我想没有吧！大臣，”他谨慎地答道，然后突然愉快而诚实地补充说，“我其实并没有在想什么。”

“我想，”我说，不知应该从何说起，“我闻到了耗子味。”[9]

“啊，要不要我去叫一位环卫官员来？”

我不想把心中的疑直截了当说出来，现在还不想，我想自己应该谨慎从事，因此我问伯纳德，汉弗莱爵士在行政事务部工作已有多久了。

“喔，他一向就在这里工作，不是吗？行政事务部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在这里干。”

“什么时候成立的？”

“1964年。同经济事务部一起成立的……”他突然顿住了，睁大了眼睛凝视着我。“啊，”他说，“我想现在我跟您想到一块去了。”

“哦？”我问。

他也不愿开门见山，“您心里想的是，1964年以前他在哪里，是吗？”

我慢吞吞地点了点头。

“查一查《名人录》就行了。”他站起来，快步走到大理石壁炉旁前面装着玻璃门的书橱前。他找到了《名人录》，边说边翻阅着。

“他以前肯定还在其他部里工作过，行政事务部成立时，他准是给兜在网里了。”〔“兜在网里”是文官的标准用语，意思是“从其他部门物色人才”——编者。〕

他用食指顺着某一页划下来，然后一口气毫不停顿地说：“哎，找到了，我的老天！”

我等着听他说下去。

伯纳德转过身对着我念道，“从1950年到1956年，他在苏格兰事务部担任一名助理主管人员。不仅这样，他是从陆军部暂调过来的。他当时的职衔是地区合同承办官员。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应该承担罪责现在该清楚了。浪费了纳税人四千万镑巨款的那名官员就是二等巴思勋爵爵位获得者、皇家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牛津大学硕士、现任行政事务部常任秘书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

伯纳德说：“真可怕。”可是他的眼睛却闪闪发亮。

“真可怕，”我表示同意说，发觉自己同样无法掩盖脸上露出的笑容，“再过几星期文件都要发表了。”

我突然感到异常高兴。我吩咐伯纳德立刻把汉弗莱叫到我的办公室来。

他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哈啰，格雷厄姆，我是伯纳德。大臣想知道汉弗莱爵士是否能在两天之内抽空与他见一次面。”

“立刻见面。”我说。

“实际上，大臣想在今天某个时候同他见面。”“立刻见面。”我重复了一遍。

“更确切地说，其实要在从现在开始的60秒内见面。”

他听了一会对方的反应，然后搁下了电话。“他来了。”[10]

“怎么啦？”我心头有一种恶毒的感觉，“他晕过去了吗？”我们相互瞧着，默不作声，都竭力克制着自己不笑出声来。

伯纳德的嘴巴由于紧张而抽动。

“事情很严重，伯纳德。”

“是的，大臣。”他尖声说道。

我此刻由于竭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连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用手帕蒙住了眼睛和脸。

“这不是闹着玩的。”我用窒息的声音迸出了这句话，同时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绝对不是。”他呼哧呼哧地说。

我们尽力使自己恢复常，静静地哆嗦起来，过了一会才敢正眼看着对方。我往椅背一靠，抬头望着天花板深思起来。

“问题是，”我说，“我怎样处理才是上策？”

“唔，据我看……”

“这纯粹是个反诘句，伯纳德。”

门开了，一张小小的、布满愁容的脸在门口探头探脑。

来人正是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但可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汉弗莱·阿普尔比。这决不是那个像巨人般支配着行政事务部的上帝，而是一只负罪的鼬鼠，它那圆圆的眼睛在骨溜溜地转来转去。

“您想跟我谈谈，是吗，大臣？”他说，还是半遮掩地站在门背后。

我愉快地招呼了他，请他进来，又请他坐下，然后非常不情愿地把伯纳德打发走了。伯纳德用手帕捂着嘴，由于喉咙梗住而发出奇怪的窒息声，他急急忙忙走开的样子很不得体。

汉弗莱就坐在我正对面。我告诉他，我一直在考虑那桩苏格兰岛屿的丑闻，我觉得这事挺叫人担心。

他说了句表示反驳的话，可是我坚持谈下去。“你瞧，你也许没有想到吧，那位官员可能现在还在行政部门任职呢。”

“根本不可能。”汉弗莱爵士说。大概是希望给我泼点冷水，使我不再追查下去。

“为什么不可能？当年他不过二十五六岁，现在该是五十五六岁的人了，”我感到十分有趣，“甚至还可能是一位常任秘书呢。”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呃，我看不会。”他说。真是欲盖弥彰。

我表示同意，并说我真诚希望犯了这样错误的人不至于提升到常任秘书的地位。他点点头，可是他脸上那副表情看上去就像他正在没有上麻药的情况下被人拔掉牙齿似的。

“不过，事隔多年，”他说，“我们不可能搞个水落石出了。”我使出了杀手锏。我一直在候着这机会。想不到他当着理查德·卡特赖特的面羞辱我之后，我这么快就能够回敬他一下了。就用他自己的论点来治他一下，岂不快哉？

“我们肯定能搞个水落石出，”我说，“你总是对我说，在行政部的一切事情都有记录，而且完整地保存下来。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这样的话，有关一个仍在生效的租约的法律文件就绝不会给扔掉。”

他站在那里，惊慌万状，激动地提出了呼吁。在我的记忆中他还是第一次这么做。“大臣，我们不是搞得过份点了吗？仅仅为了三十年前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能断送大家的光辉前程。其实浪费的钱并不是那么多呀。”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四千万镑还不够多吗？”

“唔，”他激动地争辩道，“如果您把它同其他一些花费比较一下就算不了什么：蓝水式导弹、二号目标搜索雷达网、三叉戟飞机、协和式飞机、市政委员会高级公寓、英国钢铁公司、英国铁路公司、英国莱兰公司、上克莱德造船厂、原子能发电站规划、综合中学、还有埃塞克斯大学了。”

〔以这些情况来看，他的论点完全是有道理的——编者。〕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冷静地回答道，“可是这笔钱要比那位渎职的官员一辈子能挣的还多上一百倍。”

于是我有了一个奇妙的想法，便接着说：“我要你去调查一下，去查出那个人，你说好吗？”

他被我将了一军。他知道已经没有退路。他又重重地坐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对我说，他认为有些事情该让我了解一下。

我悄悄地把手伸进办公桌的抽屉，打开了我的袖珍口授录音机，我要把他的供状录下来。为什么不呢？所有的谈话都得记录下来。事事都必须有案查，不是吗？

以下就是他的话。“据说某官员对一个假想的疏忽负有责任，近来大家对此颇多猜测。早先披露过的一些情况可能使您认为此人身份神秘莫测，其实并非如此。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也许您会大吃一惊地获悉，原来此人非他，而是您现在的对话者惯常用垂直的代词来加以称呼的那个人。”[11]

“对不起，我没听清。”我说。

一阵痛苦的犹豫。

“那个人就是我。”他说。

我装出一副深为震惊的表情。“不，汉弗莱！”

看来他马上就要大哭一场了。他紧捏双拳，手指关节都发白了。接着他冲口说出来了：“我当时受到压力！我们工作过度！当时情况紧张！议会质询也已正式提出了。”他抬头看着我，显然想争取我的支持。“我显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否则我就不会负责与法律有关的工作了。〔这话是真的。当时是一个尊崇通古的时代，让一个学古典文学的人来负责法律部门，或者让一名历史学家来负责统计工作，这在当时看来是明智而妥当的——编者。〕总之，事情发生了。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大臣。人人都会犯错误的。”

我不是个狠心的人，实在不忍心再让他受折磨了。“好啦，汉弗莱，”我说，语气慈祥得就像个教皇，“我原谅你。”

他连声称谢，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倒反使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我对他以前从不曾对我提起过此事表示惊讶。“我们两人之间没什么好互相隐瞒的，是不是？”

他似乎不明白这是句挖苦的话。但他的回答也不是老实话。

“您倒说说看呀，大臣。”

“并非完全如此。”我答道。

尽管如此，他显然对我卑躬屈膝并感激不尽，简直要给我下跪了。现在他彻底软下来了，我肯定时机已到，便提出交换条件。

“那我该怎么办？”我问道，“我已答应让《邮报》查阅所有的文件。要是我不信守诺言，他们就会轰得我走投无路。”我直盯着他的眼睛看。“另一方面，如果我不需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我也许能腾出手来做点什么。”他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已经多次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了。因此他顿时全神贯注起来，问我另一个是什么问题。

“因对全英国效率高的地方政府采取纪律制裁而受报界的非难。”

他立刻明白了，急忙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其速度之快确实值得称道。

他稍稍犹豫后就告诉我说，他一直在考虑西南德比郡的问题，我们虽然无法改变现有的法律，但我们也许可能考虑从轻发落。

我们商定，在目前只需与地方行政长官进行一次私下谈话就可以了，好让他们有机会改正错误。

我同意这是处理郡政务委员会问题的正确途径。但仍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急待解决：我该怎样向《邮报》交待那些失踪的文件呢？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汉弗莱向我保证，他将尽速紧急处理此事。

我确信他会这么干的。我期待他明天提出的办法。

11月23日

今天早上我一到办公室，伯纳德就通知我，汉弗莱爵士希望立即和我会面。

他急急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卷宗，神明显地轻松多了。

我问他拿出什么办法来。

“大臣，”他说，“我已经同大法官办公室接触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就是这么说的。”

他把文件夹递给我。里面有一张纸，内容如下：

本卷宗包含下述文件以外的全部的留存文件。

（a）少量机密文件。

（b）属于目前仍在使用的卷宗的几份文件。

（c）于1967年洪灾中散失的某些信函。

（d）在运往伦敦途中散失的一些记录。

（e）在陆军部并入国防部时下落不明的其他一些记录。

（f）考虑到公开发表可能会引起人家以诽谤罪或者破坏信用罪为理由提出控告或者对友好国家政府造成难堪局面，因而通常抽出的文件。

〔1967年冬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冬季。但从文官的观点看来，却是一个很好的冬季。所有能令人难堪的文件都失踪了——编者。〕

我读完了这张绝妙的清单后，再打开文件夹一看，里面一张文件都没有！完全是空的。

“这就是剩下的一些吗？一份也没有了吗？”

“是，大臣。”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1]进步教育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及其支持者的教育体系。强调学校课程设置应考虑学生的能力及兴趣，不应强求学生适应传统课程。从哈克的语气来看，他对进步教育是有看法的——译者。

[2]帕金森定律是二十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1909－）描述官僚主义的一个讽刺性公式，即机关人员按固定比率增加，互相扯皮的情况越多，人员编制，收入和开支也随之递增——译者。

[3]理查德是卡特莱特的教名，狄克是理查德的昵称——译者。

[4]英文odd一词可作“零星的”解，也可解释为“奇怪”——译者。

[5]目的end在英文中也可作“尽头”解，“总有尽头”便是永恒，这是一句双关语——译者。

[6]滑铁卢，指伦敦的滑铁卢火车站——译者。

[7]八十年代常用的一种安眠药的牌号。

[8]反诘句是一种为加重语气，而无需回答的问句——译者。

[9]闻到耗子味，英语习语，意为“起疑心”，“觉得蹊跷”——译者。

[10]英语中come round可作“过来”解，亦可作“苏醒”解——译者。

[11]垂直的代词，指英文第一人称“I”——译者。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Table of Contents

编者的说明

1．开放性政治

2．正式访问

3．节约运动

4．老大哥

5．凶兆

6．了解情况的权利

7．施舍给喽罗的闲缺

8．有同情心的社会

9．死亡名单

10．授勋

11．油腻腻的木杆

12．你认识的恶魔

13．生活的质量

14．忠诚的问题

15．机会均等

16．挑战

17．道德标准

18．滚钉板

19．酒徒教士

20．中产阶级的剥削行为

21．家丑不可外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