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内容简介

“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

软弱者永远爱情的王国，爱情的王国是无情和吝啬的，女人们只肯委身于那些敢做敢为的男子汉，正是这样的男子汉能使她们得到她们所渴望的安全感，使她们能正视生活。

她从来没有想到，好奇也是潜在的爱情的变种。

一个人最初和父亲相遇之日，也就是他开始衰老之时。

“社会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胆怯，夫妻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反感。”

找出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差别，对她来说殊非易事，但分析来分析去，她还是更喜欢儿童，因为儿童的观念更真实。

《霍乱时期的爱情》摈弃了《百年孤独》时期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在这部小说里，“一切都是严肃的，有分寸的”。

小说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爱的故事。他们在二十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八十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五十年的时间跨度中，马尔克斯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幸福的爱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庸俗的爱情，粗暴的爱情，柏拉图式的爱情，放荡的爱情，羞怯的爱情……甚至，“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而透过这些爱情，小说表现的是哥伦比亚的历史，是哥伦比亚人自己破坏哥伦比亚的历史。

第一章

（一）

这些地方的变化日新月异，

它们已有了戴王冠的仙女。

—莱昂德罗·迪亚斯

这是确定无疑的：苦扁桃的气息总勾起他对情场失意的结局的回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刚走进那个半明半暗的房间就悟到了这一点。他匆匆忙忙地赶到那里本是为了进行急救，但那件多年以来使他悬心的事已经不可挽回了。那位安的列斯群岛的流亡者、残废军人、儿童摄影师，又是跟医生交情甚笃的国际象棋对手德萨因特·阿莫乌尔，此刻已利用氰化金挥发出来的气体，从回忆的折磨中彻底解脱了。

医生看到尸体躺在行军床上，覆盖着一条毛毯。阿莫乌尔生前一向是睡在这张行军床上的。靠近行军床有个板凳，凳子上放着一只小桶，那是用来蒸发毒品的。地板上躺着一只胸脯雪白的黑色丹麦大狗，它被捆绑在行军床的床腿上，旁边摆着一条拐杖。那间令人窒息的杂乱的房间，既是卧室又充当工作室，黎明的曙光从打开的窗户射进来，熹微的光亮足以使人们立即认出他确实已经死了。其它的窗户以及门缝都被破布遮得严严实实或用黑色的马粪纸封闭起来，这更增加了室内的压抑的气氛。室内有一张木台，上面堆满了细口小瓶和没有商标的香水瓶。在用红纸罩着的一台普通聚光灯下有两只白蜡小桶，外皮已经剥落。第三只桶里盛着定影剂，靠近尸体。过期报章杂志扔得到处都是，一块块玻璃板上堆满底片，破旧的家具摆得零乱不堪，但是在那双勤劳的双手的操持下，一切都显得纤尘不染。尽管从窗外吹来的空气使室内气息变得清新，但熟知内情的人，仍然可以感觉出那带有苦扁桃气息的不幸的爱情的幽怨和隐痛。乌尔比诺曾不止一次地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想过：那里真不是应上帝的恩召而离开人间的合适场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认识到，死者的神经失调也许正是出于上帝的一种密旨。

警察局长带着一个正在市诊所里进行法医实习的年轻学生先到了，是他们在乌尔比诺医生到来之前打开了窗户，并把尸体盖了起来。局长和学生严肃地跟医生打了个招呼，这位医生这次所以到来，主要是出于同情，而不是出于受人崇敬，因为没有人知晓他和阿莫乌尔的友谊之深。这位医道高明的教授，就像每天在临床课开始之前跟他的学生—一握手一样，同警察局长和年轻的实习生拉了拉手，然后便用食指和拇指紧紧捏住毛毯的边缘，仿佛对待一朵鲜花，像惯常一样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揭开了毯子。赤裸的尸体僵硬地弯曲着，眼睛睁着，躯体呈蓝色，仿佛比前一天晚上老了五十岁。他的瞳孔是透明的，胡子和头发是黄色的。肚子上有一道旧伤痕，粗糙地缝合着。由于拐杖的折磨，他的身躯和胳膊犹如被判服划船苦役的犯人那样粗大健壮，但是他的僵死的双腿却象无依无靠的孤儿的细腿。乌尔比诺医生怀着痛苦的心情凝望着，他在同死神徒劳争夺的漫长岁月里，很少有这样的表情。

“真蠢，最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他用毛毯重新把尸体盖上，恢复了卓而不群的教授的神气。前年他过八十寿辰时，热热闹闹地庆祝了三天，在致辞时，他再次顶住了退职的诱惑。他说：“我死后总会有充分的时间休息，但死亡这件变幻不定的事还没有列入我的议事日程。”他右耳越来越不中用了，他用带银柄的拐杖来掩盖蹒跚的步履，依旧摆出年轻时的气派，身穿一套亚麻布衣服，外加一件坎肩，坎肩上挂着金表链。珍珠母色的巴斯德式的胡须和同样颜色的梳理得溜光锃亮、居中分开的头发，是他性格的忠实反映。记忆衰退越来越使他不安，他不得不随时把事情记在小纸条上，以免遗忘。结果，口袋里的小纸条太多了，又混得难以分辨，正同医疗器械、药瓶以及其它东西在他塞得鼓鼓囊囊的手提箱里混成一团一样。他不仅是城里资格最老和最杰出的医生，也是最讲究穿着的人。然而，他的过于外露的智慧和不太谦虚地动用权威的方式，反而使他得不到应有的爱戴和尊敬。

他给警察局长和实习生下的指示是准确迅速的，不必验尸。房间里散发的气息就足以确定死因：某种感光的酸液引起了容器内的活性氰化物的挥发。但死者阿莫乌尔本人是此中老手，决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有所疏忽。看到警察局长的犹疑不定的表情，乌尔比诺以他典型的处事方式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的话：“请记住，签发死亡证明的人是我！”

年轻的医生也感到扫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通过解剖尸体来研究氰化金性能的机会。乌尔比诺医生很惊奇，在医学院里没有见过这个学生，但是从他羞涩的面容和安第斯发音上很快就明白了：也许他刚刚来到城里。

他说：“在这里，要不了几天，就会有某个爱情狂人给您一个机会。”

这句话刚出口，他便马上意识到，在他记忆中数不清的用氰化物自杀的人中间，这是第一个并非由于爱情而自杀的人。

于是他稍稍改变了他的声调：“当您遇到这种事时，请好好注意。”

他对实习生说，“在心脏里常常可以找到金属的微粒。”

然后他象上级对下属那样跟警察局长谈话，吩咐他要绕开一切审理手续，以便当天下午神不知鬼不觉地举行葬礼。

他说：“以后我找市长去谈。”他知道阿莫乌尔是个十分节俭的人，节俭得近乎原始人，他凭自己的手艺挣来的钱足以维持生活，因此，在他的某个抽屉里应该放着存款，用做葬礼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找不到也没关系。”他说，“一切费用由我承担。”

虽说他知道报界对这一消息决不会感兴趣，他还是关照了记者：摄影师是自然死亡。

他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找省长谈的。”

警察局长是个规矩而谦恭的公职人员，他早就听到过乌尔比诺医生的严厉甚至可以使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无法忍受。他对他那么轻易地跳过一切法律手续匆匆忙忙安排葬礼感到惊讶。警察局长唯一没有同意的是去和主教商量，把阿莫乌尔安葬在圣地。他对自己的不肯通融的态度感到歉疚，请求医生原谅。

“我深知此人是个圣者。”他说。

“不仅是个圣者，还有点古怪。”乌尔比诺医生说，“他是个无神论的圣者。但那是上帝的事情。”

在殖民城市的另一端，大教堂的钟声远远地传来了，召唤人们去望大弥撒。乌尔比诺医生戴上半月形夹鼻金丝眼镜，掏出一块精致的方形怀表看了看，弹簧把表盖轻轻地打开了：他险些误了圣灵降临节的弥撒。

客厅里，一架巨型照相机架在轮子上，那轮子就象公共场所活动栏杆下的轮子一样。幕布上画着“黄昏的大海”，是工艺匠的手笔。周围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照片，并标着那些带有纪念意义的日期：第一次圣餐、戴兔子假面具、幸福的生日。乌尔比诺医生通过他到这里来下棋的那些下午，年复一年，于冥思苦想之余，目睹了这个客厅的墙壁已逐渐被照片覆盖殆尽。他曾多次不无痛心地想到，在那个陈列着即兴拍下的照片的展室里。孕育着一个未来的城市，这座城市将由那些难以捉摸的孩子来管理和败坏，而他的荣誉则将荡然无存。

写字台上，靠近一个放有几只海狼牌烟斗的陶瓷罐，摆着一局残棋。尽管他有急事要办，心情又非常阴郁，乌尔比诺医生还是禁不住要把那盘棋研究一番。他知道，那是前一天夜里下的棋，因为阿莫乌尔每天下午都下棋，而且至少要找三个不同的对手。不过，每次他都是把棋下完，把棋盘和棋子收拾到盒子里，再把盒子放到写字台的抽屉里。

他还知道，阿莫乌尔对奕时历来执白，而那一局棋，不出四步，白棋就必输无疑了。

“如果他是被杀，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他心中这样想。

“我知道，只有一个人才会设置这么巧妙的杀着。”那位顽固不屈的、惯于拼杀到最后一滴血的战士为什么没有结束这最后的一局棋就溘然撒手了？他觉得不弄清其原因，自己继续活下去便失去了意义。

清晨一点钟，更夫在做最后一次巡逻时，看到了在临街的门上赫然标着这样几个字：“不必敲门，请入内，并请通知警察。”

不久，警察局长和实习生就赶到了，两人在房间里搜索了一番，企图寻找苦扁桃气味的来源。但是，在分析那盘残棋的短短几分钟内，警察局长在写字台上的一些纸张中发现了一封致乌尔比诺医生的信。信封用火漆封得结结实实。必须撕开封口，才能把信取出。

医生拉开黑色的窗帘，让光线射进来，然后飞快地向那十一页正反两面都用漂亮的字体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扫了一眼。从读完第一段起，他就明白自己已赶不上领圣灵降临节的圣餐了。他激动地喘着气阅读着，为了把失掉了的思路联接起来，他几次倒回去重读。当读完全信，他感到自己仿佛是从过去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归来。尽管他想努力振作精神，依然改变不了沮丧的神色。他双唇发蓝，手指颤抖着把信叠好放进坎肩的口袋里。这时，他记起了警察局长和年轻的实习医生，便带着痛苦的表情向他们微笑了一下。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他说，“是他最后的一些嘱托。”

这半真半假的话完全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因为他们照他的吩咐揭开地板上一块活动瓷砖，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一本陈年旧帐，上面写着开保险柜的密码。钱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多，但是用来安葬和办理其它琐事已足够了。乌尔比诺医生此时意识到，在宣讲福音书之前，他已无法赶到大教堂了。

“自从我记事以来，这是我第三次误了星期日弥撒。”他说，“但是，上帝会原谅的。”

这样，他宁可再拖几分钟，以便把所有细节全部解决，尽管他迫不及待地想同他的妻子共同分享信内的机密。他表示要通知为数众多的住在城里的加勒比海难民，以考验他们是否愿意向这位最受尊敬、最积极和最激进的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尽管他显然已经向障碍屈服，没有克服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他也将通知死者的棋友们，在这些棋友中间，有著名的职业棋手，也有无名小卒。他同样准备通知一些交往较少的朋友，因为说不定他们会来参加葬礼。在看到遗书之前，他决定成为第一个参加葬礼的人，但在读过遗书之后，他什么也不敢肯定了。不管怎么说，他要送一个桅子花的花圈！也许阿莫乌尔最后曾一度失悔吧。葬礼定在五点举行，那是炎热季节里最合适的时间。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从十二点钟就去拉西德斯·奥利贝利亚医生的乡间别墅，这位医生是他喜爱的学生，将以丰盛的午餐来庆祝从业二十五年纪念日。

当最初在军队服役的那些暴风雨般的岁月过去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变成了一个十分随和的人，他在全省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崇敬和威望。他鸡鸣即起，开始服用一些秘方：提神的溴化钾；治风湿痛的水杨酸盐；治昏厥的黑麦角菌滴剂；治失眠的颠茄。他不间断地吃，但总是偷偷地吃，因为在他长期的行医和授业的生涯中，他一向反对给老人开治标性的药剂。对他来说，忍受旁人的痛苦要比忍受自己的痛苦容易得多。他衣袋里时刻带着樟脑晶，没有人看见时，他就拿出来深深地吸一口，以消除对那么多药物混在一起的恐惧。

他一般在书房里呆一个小时，为他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八时整到医学院讲授普通临床学备课，直到临死的前夕为止。他也是个新文学作品的热情读者，这些作品由他的巴黎书商寄来，或由当地书商从巴塞罗那为他定购，尽管他对西班牙语文学不象对法语文学那样重视。不管怎样，他从来不在早晨读文学作品，而是在午觉之后读个把小时，晚上睡觉之前再读一会儿。

备课结束后，他面对打开的窗户，在浴室里做十五分钟呼吸操。他总是面向公鸡啼鸣的方向做操，因为新鲜空气从那儿吹来。然后他洗澡，修胡子，在货真价实的意大利香水的浓郁芳香中粘胡子。他穿上白色亚麻衫裤，外加一件坎肩，戴上软帽，穿上西班牙科尔多瓦产的山羊皮靴。

到了八十一岁，他依然保持着在霍乱流行期后不久从巴黎返回时的那种潇洒风度和欢快神态。他的头发后中分开，梳理得整整齐齐，除了颜色变得像金属一般之外，和年轻时没有半点差异。

他在家里用早饭，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一杯大苦艾花汤顺胃，再加一头大蒜。他吃大蒜向来就着面包一瓣瓣细细咀嚼，为的是预防心脏憋闷。教课之后，他常去参加正当的社交活动，或者去接触天主教徒，或者从事艺术方面或社会方面的某项课题的研究。

他几乎总是在家中吃午饭，饭后一边坐在院里花坛上打十分钟的盹，一边在梦中听女佣们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唱歌，听街上的叫卖声，听港湾里柴油机和马达的轰鸣声。炎热的下午那种响声在周遭回荡着，就像被判刑的天使在受难一样。接着，他要读一个小时的新书，特别是小说和历史专著。随后他便教鹦鹉讲法语和唱歌。多年以来，那只鹦鹉已经成了家中迷人的娱乐品。四点钟，喝下一大杯加冰的柠檬汁之后，他就出去巡诊。尽管他已经上了年纪，他还是拒绝在诊所接待病人，而是一如既往，到患者家里去为他们治病。自从市政建设越来越完备以来，他可以乘马车到任何地方去。

他第一次从欧洲回来后，便乘坐由两匹枣骝马驾着的家用四轮马车活动。这辆马车坏了，他又换了一辆由独马驾辕的双座四轮带篷马车。当马车开始被淘汰，只是在供旅游观光者玩赏和为葬礼拉花圈才使用时，他照旧乘坐这种马车，而且还为它古旧的式样颇感自豪。尽管他拒绝退休，但是他心中明白，除非遇到不治之症，人们是不会上门请他的。他认为那也是一种专长。他只凭外表就可看出患者得的什么病。他越来越不相信药物，对外科手术的普及，他怀有一种惊恐的心情。

他说：“手术刀是药物无效的最大证明。”他认为，严格说来，一切药物都是毒药，百分之七十的普通药物都在使人加速死亡。

“无论如何，”他经常在课堂上讲，“人们已知的良药并不很多，而且只有少数医生真正了解它们的性能。”

他从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起，就把自己称为宿命论的人文主义者。他说：“每个人的死期都是自己命中注定，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时辰一到，就帮助他们既不害怕又无痛苦地了却生命。”

不过，尽管这些偏激的观点已经构成地方医学的组成部分，他昔日的学生们，即使在正式开业之后，也还在继续向他请教，因为他们承认他的诊断准确无误。不管怎么说，他一直是一位可贵的不可多得的医生，他的病人集中在总督区的高贵门弟里。

他每天的工作井然有序，以致如果在他下午出诊期间发生点紧急事儿，他的妻子准知道该往什么地方给他送信儿。从年轻时起，他总要在回家之前去教区的咖啡店里呆一阵子，因此，从岳父的朋友和一些加勒比海难民那里学了一手好棋。但是，从本世纪开始，他就不上教区咖啡店去了，而是打算组织由社会俱乐部赞助的全国性比赛活动。就在此时，阿莫乌尔来了，他下肢瘫痪，当时还没有搞儿童摄影。不到三个月，他高超的棋艺便使所有的人对他另眼相看了。他尤其善于走“象”，从来没有人赢过他一盘棋。对于乌尔比诺医生来说，那堪称是一种奇遇。当时，他对象棋简直入了迷，而能使他满意的对手已经不多了。

乌尔比诺医生成了他的无条件的保护人，并为他的一切担保，他甚至没有去调查他是谁，从事何种职业，在什么不名誉的战争中留下一副残废身子茫然地在这儿出现。医生借给他一笔钱，让他开一家照相馆，而阿莫乌尔，自从用闪光灯为第一个神色惊恐的孩子照相时起，总是把最后一分钱都付给他。

一切都来自于象棋。最初，他们在晚饭后七点钟下棋，医生略胜一筹，因为对手显然也棋艺不凡。后来医生的优势越来越小，最后就旗鼓相当了。加利莱奥·达孔特先生开办第一家电影院之后阿莫乌尔成了它的最准时到场的观众之一，下棋就只限于没有电影首映式的夜晚了。那时阿莫乌尔和医生已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所以医生便陪他去看电影。但医生看电影从不带妻子。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耐心看那些曲折复杂的情节，另一方面也因为医生凭着他敏锐的感觉，认为阿莫乌尔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好伙伴。

医生在星期日的生活就是另一种模样了。他去教堂出席大弥撒，然后回到家中休息，或到院里花坛上去看书。如果没有十分紧急的情况，在这个专为自己保留的日子里他很少出诊。多年以来，除非情不可却，他从来不接受社会义务。圣灵隆临节那天，由于意外的巧合，两年离奇的事凑在了一起：一位朋友之死和一位杰出的学生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虽说如此，他并没有如原来预想的那样在证实了阿莫乌尔的死亡以后径直回家，却被好奇心牵到了别的所在。

他一上车，就把遗书迫不及待地重新看了一遍。他要车夫把他拉到古老奴隶区的一个不易寻找的地方去。这个决定是如此反常，以致车夫想确认一下是否有错。没有错，地址很清楚，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写地址的人十分了解它。乌尔比诺医生重新读起了遗书的第一页，他再一次沉浸在那些不怎么受欢迎的大量披露中。假如阿莫乌尔能够使自己相信那些话并不是一个绝望者的梦呓的话，那么，即使到了他这把年纪，生活也还是可以改变的。

一大早，天空就板起了脸，变了颜色，乌云密布，寒风袭人，然而中午之前并没有下雨的征兆。为了找一条近路，车夫驱车走上了殖民城市铺着石头的崎岖不平的高地，结果他不得不多次停下来，以免那些参加圣灵降临节礼拜仪式归来的学生和教徒们使马匹受惊。街上摆着纸花环，乐队奏着乐曲，鲜花也到处可见，姑娘们打着五颜六色的阳伞，头上戴着薄洋纱飘饰，站在阳台上观看节日队伍通过。教堂广场上，在非洲棕榈树和崭新的球形路灯之间，几乎看不清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塑像。弥撒一结束，人们蜂拥走出教堂，堵住了汽车出口处，可敬而喧闹的教区咖啡馆里也挤满了人。

乌尔比诺医生的马车是唯一的一辆。这辆马车跟城里留下来的其它几辆屈指可数的马车大不相同。它的漆皮折叠车篷总是保持得明亮耀眼，包角是铜的，为的是不让硝石腐蚀。轮子和车辕都涂成了红色，金色镶边。这种装扮，使人想起维也纳上演歌剧时的盛装夜晚。此外，最爱摆排场的家庭往往允许他们的车夫穿上干净的衬衫，而他却要求车夫穿上软绵绵的天鹅绒制服，戴上马戏团驯兽人的大礼帽。这种衣帽除了不合时宜之外，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三伏天里，也似乎欠缺一些怜悯之心。

尽管乌尔比诺怪癖似地热爱那个城市，并且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个城市，他却很少有过象那个星期日那样，毫不犹豫地在那个古老奴隶区的喧嚣中冒险。为了寻找那个地方，车夫不得不绕来绕去，几次停车问路。乌尔比诺医生终于认出了附近肮脏阴郁的泥塘，它的不祥的沉寂，它的溺死者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这种恶臭曾在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黎明跟院子里的茉莉花的芳香混在一起飘进他的卧室。他感到这种恶臭如同昨天的一阵风一般从他的身旁吹过，同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当马车开始在街道的泥泞路上颠簸而行的时候，那种被他的怀念之情多次理想化了的恶臭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现实。污泥地上，几只秃鹫在争食用船锚从屠宰场里拖出来的下水。和总督区石砌房子相反，这里的房子是用陈旧的木材和锌皮搭成的。大多数的房子都架在木桩上，这是为了避免在阴沟涨水时污水涌入。那些阴沟是从西班牙人手中继承下来的。一切都呈现出贫困、凄凉的景象。但是，从肮脏的酒店里还是不时地传来贫苦人既不提上帝，也不涉及圣灵降临节戒条的欢快而又震耳欲聋的乐曲。

当他们终于找到了应该找的地方时，马车后面已经紧跟着成群的赤身裸体的孩子。他们嘲笑马车夫那一身演员般的打扮，而马车夫则不得不扬鞭抽喝他们，把他们赶跑。准备进行一次秘密拜访并且让别人道出隐私的乌尔比诺医生，有件事他领悟得太晚了，这就是没有比他那种年龄的天真更危险的天真了。

这是一所没有门牌号码的房子，从外观上看，除了挂着镶有花边窗帘的窗户和那扇从某个古老教堂拆卸下来的大门外，看不出它和比较贫寒的家庭有什么不同。车夫敲着门环叫门，直到问清地址准确无误后，才把医生扶下车。大门已轻轻打开，阴暗的门洞里站着一位成年妇女。她穿着一身黑衣服，耳朵上插着一朵红玫瑰，虽然已年过四十，依旧是一位惹人注目的黑白混血女人。她长着一对金色的严厉的眼睛，头发紧紧地贴在头颅上，宛如一项铁丝做成的帽盔。

在照相馆里下棋时他曾几次看见她出现在来来往往的众多的美女之中，有一次他还给她开过几袋治间日疟的金鸡纳霜，但此时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认出她来。他向她伸过手去，她用双手握住了他的手，与其说是跟他打招呼，不如说是拉他过去。客厅里摆着馨香袭人的花草，放满了家具和精致的物品，每件东西都错落有致地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令人赏心悦目。

乌尔比诺医生毫不费力地回忆起了巴黎一个古董商的小店，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一个秋天的星期一，地点是蒙特马尔特勒大街二十六号。女人在他对面坐下来，用很不熟练的西班牙语对他说：“在这儿您就象在家里一样，医生。”她说，“想不到您竟来得这样快。”

乌尔比诺医生感到女人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他仔仔细细地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注意到她身着重孝，神情痛苦而严肃。他这才明白访问是徒劳的，因为她对阿莫乌尔遗书的详细内容比他知道得更多。事情确实如此。他自杀前的几小时她一直在陪伴着他，就像二十年来她怀着柔情忠诚地陪伴他一样。那件事在这个沉睡般的省城里没有一个人知晓，尽管在这里连国家机密都瞒不过公众。

他们是在波尔特·奥普林塞的慈善医院里相识的。她出生在那儿，而他又是在那儿度过了最初的流亡生活。一年之后，她跟随他来到这儿，进行了一次短暂的造访。他们意见不尽相同，但两个人都清楚，他将永远留在这儿了。她每周一次去他那儿打扫卫生和整理工作室，但是，就连最爱往坏处想的居民都没有把表面现象和事实混为一谈，因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认为阿莫乌尔的残废不仅仅在行走方面，这一点，就连马尔比诺医生从医学的角度也是这样肯定的。如果不是阿莫乌尔自己在遗书中披露了这件事的话，医生决不会相信他有一个女人。

不管怎么说，两个互不了解对方历史的自由的成年人，摆脱开一个保守社会的种种偏见，选择了侥幸的默默相爱的道路，这对他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然而，她自己解释说她喜欢这样做，再说，那个男人从来没有完全属于过她，她同他秘密相爱，他们不止一次体验到了刹那间爆炸性的幸福，在她看来，这无可非议，相反，生活已向他们表明，也许这是最值得赞许的方式。

前天晚上，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各自买了票，坐在隔开的座位上。自从意大利侨民加利莱奥·达孔特在十七世纪一个修道院的废墟上开设了露天电影院以来，他们每个月至少这样去两次。前天的电影虽已过时，但那是以上年一本畅销书为基础改拍的。乌尔比诺医生怀着痛苦的心情读了这本书，因为作者把战争描写得太残忍了。这本书的书名叫《前线无奇事》。然后他们一块去工作室，她发现他心烦意乱，惆怅忧郁，她以为那是因为看了电影里的某些场面所致：垂死的伤兵在淤泥中挣扎，令人不忍目睹。她想驱散他这种情绪，便邀他下棋。为了使她高兴，他答应了，但是心不在焉——当然他用的是白子。后来他发现再有四步，他就要输了，于是不光彩地投了降。

医生这时才明白，最后一盘棋的对手是她，而不是他原来以为的赫罗尼莫·阿尔戈特将军。他惊奇得喃喃自语道：“这盘棋下得妙极了！”

她坚持说赢棋的功劳不在她，而应归于阿莫乌尔，因为他已被死神的信息弄得神志恍惚，没有心绪去把握棋子。当那盘棋中断时，他请求她让他独自留下来。那时大约是十一点一刻，因为舞厅的音乐已经停止。他想写封信给乌尔比诺医生，他认为这位医生是他熟人中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也是他的挚友。就像他经常喜欢说的那样，尽管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下棋这个嗜好，他仍然这样评价他。他把下棋看做理智的对峙，而不是一门学问。那时她知道阿莫乌尔的末日已到，他的生命只有写一封信的时间了。听了这番话之后，医生真是难以相信。

“那么说，您当时知道他要死了？”他惊叫道。

她证实说，她不仅知道，而且十分愿意帮助他分担痛苦，正如当年她怀着同样的感情帮助他发现幸福那样，因为那是他最后的十一个月：一种残酷的垂死挣扎。

“您的责任是告发他。”医生说。

“我不能对他做这种事！”她愤怒地说，“我太爱他了。”

乌尔比诺医生象听海外奇遇一样听着这闻所未闻的故事，她讲得如此直截了当，以致他不能不全神贯注地看着她，企图将她当时的形象永远铭刻在记忆里。她矗立在那里，有如一尊穿着黑衣的冷漠的海神，眼睛象蛇一般，耳朵上插着一朵玫瑰。许多年之前，在交欢之后，两个人曾赤身躺在海地一个荒凉的海滩上，阿莫乌尔突然叹息道：“我将青春常在。”当时她理解他的意思是要同时代的灾祸进行英勇的殊死斗争，但是他进一步把话说明了：“我决定到七十岁就离开人间，说到做到，决不反悔。”

果然，这一年的一月二十三日他年满七十，于是他把最后期限定为圣灵降临节前夕，因为圣灵降临节是这个城市膜拜上帝的最大节日。那天晚上的任何一个细节她都是事先知道的。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那件事。时光流逝，他们对那个无法挽回的局面感到忧心忡忡，肝肠寸断。阿莫乌尔以麻木般的激情爱着生活，爱着大海，爱着他的狗，自然也迷恋着她和爱情。随着日期的临近，他完全绝望了，仿佛他的死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而是无情的命运的安排。

“昨晚当我同意他独自留下后，他就悄然辞别了这个世界。”她说。

她本想把狗带走，但是他看到狗靠着拐杖昏昏欲睡，便用指尖抚摸它说：“我很遗憾，不过，维尔松将同我在一起。”他在写信时，请求她把狗拴在行军床的床腿上。可是，她打了个活结，以便它能够自然松脱。那是她唯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但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她希望从那条狗阴冷的眼睛里永远记住它的主人。

乌尔比诺医生打断了她，告诉她那条狗并没有逃生。她说：“那是它不愿这样做。”

这时，她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因为她更愿意按照阿莫乌尔的意愿来纪念这位已故的情人。当时他正在写信，突然停下笔来，最后看了她一眼，说：“请用一朵玫瑰花纪念我。”

她回到了家，那时刚过半夜。她和衣躺在床上吸烟，用一个烟蒂点燃另一支烟，为了等他把信写完，她一支接一支吸着。她知道这封信又长又难写。将近三点钟时，狗开始吠叫，她在灶上煮咖啡，并穿起了重孝，然后到院子里去剪下了黎明时分开放的第一朵玫瑰花。乌尔比诺医生早就意识到，他是多么讨厌那个不可救药的女人。他有他的道理：只有玩世不恭的人才会从痛苦中得到满足。

访问结束时，她又对乌尔比诺医生讲了更多的事情。她不想参加葬礼，因为她是这样答应自己的情人的，可是医生认为，信中有一段话内容与此恰恰相反。她不会流一滴眼泪，也不想在有生之年记起那个惨死的人来折磨自己。她也不会关起门来埋头编织裹尸布，这对当地的寡妇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她打算出卖阿莫乌尔的房子。根据他在信中的遗嘱，这所房子连同里面的东西从现在起都属于她了。她将象往常那样继续生活，安分知足地生活在这块穷人的葬身之地上，因为她在那儿度过了自己的幸福日子。

在回家的路上，那句话一直回荡在乌尔比诺医生的耳际：“这块穷人的葬身之地。”这个评语是有道理的。

那座城市，也就是他所居住的城市，尽管岁月流逝，旧貌仍在：炎热，干燥，充满恐怖的夜晚，享受着独居乐趣的年轻人。在那里，花朵凋谢，食盐发霉，除了月桂树正在日渐萎败和人们正在烂泥塘中慢慢地衰老以外，这座城市四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冬季，阵阵突降的灾难性暴雨使厕所漫溢，把街道变成令人作呕的沼泽地。夏季，一种刺鼻的、有如鲜红的粉末似的看不见的尘埃被狂风吹荡着，透过哪怕堵得再严实的缝隙钻进屋里。可怕的狂风可以掀走屋顶，把孩子们吹到空中。

在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儿吵吵嚷嚷地乱纷纷地离开在泥沼地边上用马粪纸和锌皮搭成的棚屋，带着家畜和炊具，来到殖民区多石的海滩举行他们的欢宴。在那些最年迈的人中，有些人不久前胸脯上还留着用烙铁打上的印记，这是真正的奴隶的标记。周末，他们疯狂地跳舞，豪饮家酿烈性酒，喝得酩酊大醉后在椰林中自由寻欢。星期日半夜时分，他们便以一场全体出动的血腥格斗来代替方丹戈舞。在一周的其它日子里，这一股浩浩荡荡的人流又涌进了老区的广场和小巷，摆起小摊，做各式各样的生意，他们使死气沉沉的城市变成了散发出煎鱼香味的热闹非凡的集市；展现一种新的生活。

摆脱西班牙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废除奴隶制，加速了王公贵族们的衰落，而乌尔比诺医生正是在那种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昔日的名门望族静静地呆在他们撤去防卫的宫殿和城堡里，深居简出。在一度十分有效地防止了海盗突袭登陆的用石块砌的城墙上，杂草沿着墙头爬了下来，在石灰粘缝的墙上打开裂缝，哪怕它是本市最豪华的府邸。

下午两点钟，这些府邸唯一有生气的标志就是在午休的昏暗时刻传出无精打采的练琴声。里面，在充满香气的凉爽的卧室里，女人们躲避阳光就像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在做早弥撒的时候，她们也用毛巾蒙着脸。她们的爱情来得又迟缓又艰难，而且往往被不祥的预兆扰乱，生命在她们看来是无尽头的。傍晚时分，在交通拥挤的时刻，黑压压的长脚坟子从沼泽地里飞起来，好像一团团乌云，追赶着路上的行人。同时，难闻的人粪尿味也从那儿涌来，热乎乎地扑到人脸上，扰得他们心烦意乱，确信那是死神送来的信息。

年轻的乌尔比诺在令人忧郁的巴黎常常怀念的那座殖民城市的生活，此刻也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一场幻梦。在十八世纪，它的贸易在加勒比海地区是最繁荣的，尤其是由于它的令人诅咒的非人的特权——这里是美洲最大的黑奴市场。此外，它还是新格拉纳达王国总督的传统驻跸之地。总督们喜欢呆在那儿，面向世上的大洋进行统治，而不愿意住在遥远寒冷的首都，生怕首都连绵不断的毛毛雨打乱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

满载波多西、基多和维拉克鲁斯的巨大财富往来于美洲和西班牙的大船队，一年几度要在这里的港口汇集，那是这个城市最荣耀的黄金时代。一七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点钟，圣约瑟大帆船载着时价五千亿比索的宝石和贵金属起航，开往加的斯，刚出港口就被一支英国舰队击沉，直到漫长的两个世纪以后还没有打捞上来。那批躺在海底珊瑚间的财富和斜着身子漂在指挥台上的船长的尸体，经常被历史学家们作为那座被淹没在记忆中的城市的象征提及。

乌尔比诺医生的家坐落在港湾另一边的拉曼加住宅区。那是一幢旧式房子，一座宽大凉爽的平房，室外平台上建有陶立克式的柱廊，从平台可以看到散发着瘴气、布满遇难船只残骸的水塘。从门口到厨房，地板上都铺着黑白相间的方格瓷砖。一度，这一建筑都归因于乌尔比诺医生的别出心裁，而忘记了那是本世纪初叶，建筑那个暴发户住宅区的加泰隆尼亚建筑师们的共同弱点。

宽敞的客厅象家中所有的房间一样，天花板很高，临街有六扇落地窗。客厅有一扇巨大的石色古香的玻璃门和饭厅隔开，上面雕着茂密的葡萄藤和一串串的葡萄，还有金色的林中牧神和受他的芦笛诱引的姑娘。客厅里的家具，包括活哨兵似的壁钟在内，都是清一色的十九世纪的英国货，吊灯上装饰着水晶坠子，苏雷斯的各式花瓶和异教的石膏情人小雕像处处可见。但是，那种欧洲家具在家里的其他地方并不多见。

在别的房间里，既摆着藤制扶手软椅，也有维也纳摇椅和当地手工制作的皮靠背椅。卧室里除了床，还有圣·哈辛托的豪华帆布躺椅。躺椅上用丝线以哥特文字绣着主人的名字，四周还垂着彩色的流苏。

饭厅的一旁有一块地方，原来是用来举行盛大宴会的，后来成了小音乐厅，每当出色的演奏者来到本市时，主人便邀亲朋好友来开音乐会。花瓷砖地面上铺着从巴黎万国博览会上买来的土耳其地毯，为的是使环境更为幽静。近处摆着整整齐齐的唱片架，放着一台时新的电唱机。在房间的一角，有一架用马尼拉大披巾盖着的钢琴，乌尔比诺医生已有多年不弹琴了。这个家里，到处可以看出一个务实的女人的精明和操劳。

然而，最庄严肃穆的地方要算书房了。它可谓乌尔比诺医生在进入老年以前的圣殿。那里，在他父亲的胡桃木写字台和皮革安乐椅四周，镶满一道道上过釉的搁板，把墙壁甚至窗户都遮得严严实实。搁板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三千册书，全部用小牛皮精装，书脊烫金。其它房间都充满港口的喧闹和污浊空气，书房恰恰相反，它有着修道院的宁静和芬芳。

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妻子是在加勒比海海边诞生和长大的，那儿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打开门窗可以引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凉爽空气。所以起初他们关在那座书房里感到呼吸局促。但是，最后他们终于相信了罗马人对付炎热的好办法，就是在闷热的八月，白天把门窗全部关闭，不让街上的热空气进来，晚上有风时再把它们统统打开。从那个时候起，他们的房子就成了拉曼加区炎炎赤日下最阴凉的所在了。

在卧室的昏暗中睡午觉，下午坐在柱廊上观看新奥尔良满载货物的沉重的灰色货船和水船通过，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这些木船一到黄昏就点燃起全部灯火，呜呜地鸣响着，清除滞留在港口的垃圾。每年十二月份至翌年三月份，来自北方的信风掀开屋顶，夜间象饿狼似的在屋子周围呼啸不止，打着转转寻找缝隙企图钻进屋里时，乌尔比诺的书房也是保护得最好的。谁都不会去想，住在那样一幢房子里的夫妇有什么理由会是不幸福的。

尽管如此，乌尔比诺医生在那天早晨十点钟赶回家时并没有感到什么幸福。两次拜访弄得他心神不安，脑袋昏昏沉沉。这两次拜访不仅使他误了圣灵降临节的弥撒，而且有可能使他变成一个和他心力交瘁的年龄不相称的另一个人。他本想在跟拉西德斯·奥尔贝利亚医生一起用丰盛的午餐之前睡个午觉，但是仆人们却在乱哄哄地追捕一只脱笼飞走的鹦鹉。仆人们把它从笼子里抓出来，想替它剪翅膀，它却冷不防飞到了芒果树最高的枝上。那是一只秃毛的怪鹦鹉。训练它讲话时它死不张嘴，但有时却愣头愣脑地自言自语起来。眼下它开了胜，而且那种清晰的语调和才智，即使在人的身上也是不常见的。鹦鹉是乌尔比诺医生亲自驯化的，这使它享有全家人谁都没有的特权，就连他儿子在小时都没有这种特权。

鹦鹉已在医生家里养了二十多年，谁也不知道它以前活了多少年。每天下午午睡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坐在院中的花坛上，与鹦鹉为伴。花坛是家里最凉爽的地方，他以教育家的热情，勤奋地训练那只鹦鹉，直到它能象大学教授一般讲地道的法文。

之后，纯属对它的过分宠爱，医生又教会它用拉丁文为做弥撒伴唱，并背诵《马太福音》的一些片断。他还企图给它灌输算术上的加减乘除四个概念，但是没有成功。在他最后几次到欧洲旅行时，有一次他带了一个有喇叭的留声机，还有很多流行唱片和他喜欢的古典作曲家的唱片。在几个月之间，他让鹦鹉日复一日地听吉尔布特和布鲁安谱写的歌曲，这两位作曲家上个世纪在法国曾红极一时，鹦鹉终于把他们的歌曲背熟了。它能用女人的嗓音唱女士歌曲，用男高音唱男士歌曲，唱到最后还来一阵纵声大笑，跟女仆们听它用法语唱歌时的哄笑不差分毫。

这个鹦鹉的美名远扬，几乎无人不知，以致某些从内地乘船来的贵客都来求见。有一次，几个英国旅游者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它买走。那个时期，许多英国旅游者都乘新奥尔良的海盗船打那儿经过。然而，鹦鹉最荣耀的一天是共和国总统马尔科·菲德尔·苏阿雷斯带着他的全体内阁部长屈尊驾临，他们想来证实一下它是否真的象传说那样神奇。他们大约在下午三时到达，头戴大礼帽，身穿呢料大礼服，这一身打扮使他们热得透不过气来。他们在赤日炎炎的八月，在整整三小时的访问中，不曾有片刻宽衣。他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因为在令人难以忍受的两个小时中，鹦鹉始终一言不发，请求和威胁都无济于事。乌尔比诺医生羞愧得无地自容，因为他对妻子明智的劝告置之不理，固执地发出了鲁莽的邀请。

在那一历史性的轻举妄动之后，鹦鹉仍然保持了它的特权，这一点，证明它在这个家庭里始终享有神圣的权利。在那个家里，除了陆龟之外，不准豢养任何动物。那陆龟曾失踪过三、四年，人们以为它一去不回了，可后来又重新出现在厨房里，不过，人们并不把它看成生灵，只把它看做交好运的含矿物质的护身符。至于这个护身符到底起不起作用，谁也说不清楚。

乌尔比诺医生拒不承认他憎恶动物，他用各种科学的杜撰和哲学的遁辞来掩饰这一点。他的那些冠冕堂皇的道理征服了许多人，唯独没有征服他的妻子。他说，如果谁爱上了动物，就会对人类做出最残忍的事情来。他说狗并不忠诚，而是奴性十足；猫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孔雀是死神的传令官；兔子使人贪心；猴子能传染色情狂；而公鸡是罪该万死的东西，因为它们甘愿三次拒绝为基督效劳。

他的妻子费尔米纳·达萨却相反，那时她已七十二岁，不能再如从前那样外出狩猎，但她对热带花草和家养动物着实爱得发疯。刚结婚的时候，她利用方兴未艾的爱情，在家中养了许多动物，简直有点违反理智。最初饲养的是三条以罗马皇帝命名的南斯拉夫达尔马提亚狗，它们为争风吃醋互相残杀。争夺的母狗不愧叫梅萨利娜，因为它刚产下九个小狗就又怀了十个。以后又饲养了阿比西尼亚猫，它们有老鹰的外貌，法老的风度，暹罗人的斜眼，波斯王朝大臣的橙色眼珠。夜晚，它们象幽灵的影子一般在卧室里窜来窜去，发情求偶的叫声搅得人们难以入梦。有几年，院子里芒果树上拴着一只亚马逊长尾猴，它被拦腰捆着，委实令人同情，因为它有着奥布杜利奥大主教和国王的悲天悯人的外表，天真的目光，还有一双富有感染力的灵活的双手，但是费尔米纳并非因此而抛弃了它，而是因为它有以向贵妇们献殷勤而洋洋自得的坏习惯。

在走廊上的笼子里，她养了各种各样危地马拉小鸟，家中还养了先兆鹭鸶和黄色长腿的泥塘里的鸳鸯，和一头小鹿，这只小鹿经常从窗口探进头来啃花瓶里的花枝。最后一次国内战争前不久，当第一次传说教皇可能采访时，他们从危地马拉弄来了一只天堂鸟。可是，当获悉政府宣布教皇来访只不过是用来吓唬密谋反抗的自由人的谎言时，那只鸟便被送回它的故土去了，而且回去得比来时还快。另有一次，他们在荷属库拉索奥岛的走私者的帆船上买了关在铁丝笼里的香乌鸦，一共六只。这些乌鸦和费尔米纳小时候在娘家驯养的一模一样。她结婚后仍然想养这种乌鸦。但是，那些乌鸦不停地拍击翅膀，使整个家里弥漫着丧仪花圈的气味，谁都忍受不了。他们还养了一条四米长的蟒蛇，这个不服猎手的飒飒声扰乱了寝室夜间的安宁，尽管他们利用它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用它那死神般的呼吸吓跑蝙蝠和蝾螈，以及多种在雨季侵入家中的害虫。

乌尔比诺不仅职业上忙得不可开交，而且还有许多社会文化活动，所以照他看来，在那么多令人讨厌的生灵中，只要他的妻子不仅是加勒比海地区最漂亮的女人，而且是最幸福的女人，他就知足了。可是，在一个雨天的下午，当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疲惫不堪地回家时，看到的一场悲剧使他重新回到了现实生活。从会客室直至视力所及之处，一长排动物的尸体漂浮在血泊之中，女仆们爬到椅子上不知所措，对这场大屠杀惊魂未定。

事情的起因几条德国大猎狗中有一条突然得了严重的狂犬病，失去了理智，见什么咬什么，亏得邻居家的园丁胆略过人，挥起砍刀把它杀死。不知那条狗咬死了多少动物，也不知它用绿色的唾沫传染了多少动物，因此，乌尔比诺医生下令对全部幸存者枪杀勿论，并把它们弄到一个偏僻的处所烧掉。他还请慈善医院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进行了一次彻底消毒。唯一得救的是一只象征好运的雄陆龟，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它。

费尔米纳史无前例地在一件家务事上称赞丈夫做得有理，此后许久也没有再提动物的事。她将林奈的《自然史》彩色插图作为消遣，使自己得到慰藉。她把那些彩色插图镶上镜框挂在客厅里，倘若不是一天黎明盗贼砸开浴室的窗户偷走了一套五代相传的银制餐具的话，也许她终身再也不愿意在家中看到一只动物了。乌尔比诺医生在窗外的铁环上加了双锁，用铁门闩把大门插得死死的，把贵重的东西锁进保险柜，并且从此养成了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的战时习惯。然而，即使盗贼把他们洗劫一空，他也反对买一条恶狗来看家，不管那狗是否接受过防疫注射，也不管是把它放开还是用锁链挂起来。

“不会说话的东西不准进咱们的家。”他说。

为了不再让妻子啧啧叨叨地纠缠，乌尔比诺医生说出了这句斩钉截铁的话。他的妻子固执地想再买一条狗，压根儿没想假如狗在家中一条一条地繁殖起来，终有一天会使她丧命。费尔米纳的任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逐渐地变了，她立即抓住丈夫话中的漏洞，在家中被盗几个月后，重新回到库拉索奥海盗们的帆船上，买来了一只真正的帕拉马里博鹦鹉。这只鹦鹉只会说水手们的骂人话，可是它说得跟真人一模一样。十二个生太伏的价钱虽说贵了点儿，但还是很值得的。

那是一只良种鹦鹉，比想象的还要聪明。它黄脑袋，黑舌头，这是跟曼格雷鹦鹉的唯一不同之处。曼格雷鹦鹉即使用松节油栓剂也不能让它们学会说话。乌尔比诺医生是个有气魄的男子，他在妻子的才智面前心悦诚服地认输了。那只鹦鹉的进步使他兴趣盎然，他对自己的转变也感到惊讶。一到雨天的下午，鹦鹉由于羽毛浸湿而感到惬意，便说一些从前的老话，这些话在这个家里是没人说过的。

后来，医生态度上的最后一点保留也取消了。那是一个夜晚，盗贼打算从屋顶平台的天窗上钻进来，鹦鹉居然用猛犬的吠声把他们吓跑了。它模仿得非常逼真，它还高喊有贼，有贼，有贼，这两个有趣的呼救的词儿也不是在这个家里学的。

从此，医生亲自负起照料鹦鹉之责。他吩咐在芒果树下面搭个支架，放一个盛水的小碗和盛熟香蕉的容器，外带一个吊杆，供鹦鹉练走绳索的本事。从十二月到翌年三月，晚寒袭人，北风使鹦鹉在户外不能居住时，他们便把它装进一只罩着毛毯的笼子，让它睡在卧室里，尽管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它的慢性鼻疽病对人的正常的呼吸是有害的。

多年以来，他们总是把它的翅膀剪短，把它撒在院子里，让它象个老骑士似的弯着身子，自由地踱来踱去。但是，有一天它在厨房的横梁上兴致勃勃地做起了杂技演员的动作，一下子掉进了木薯香蕉肉菜锅里。它吱吱喳喳地呼叫求救，幸好厨娘用大汤勺把它舀了起来，虽说热汤把它的羽毛烫掉了，它还是活了下来。从那时开始，甚至在白天，他们都把它关在笼子里，尽管人们常说关在笼子里的鹦鹉会忘掉学会的东西。只有在下午四点钟天气凉爽时才把它放出来，由乌尔比诺医生在院子的花坛前给它上课。谁也没有及时注意到它的翅膀长得太长了，那天早晨女仆们正准备为它剪翅膀，没想到它居然飞到芒果树冠上去了。

她们费了整整三个小时还没有捉住它。在邻居的女仆帮助下，她们用了种种办法想把它骗下来，也无济于事，它继续顽固地停在原地不动，还放声大笑，使劲地高呼自由党万岁，扯蛋的自由党万岁。这种胆大妄为的呼叫，近来已经使四、五个幸福的醉汉送了命。乌尔比诺医生望着在茂密的树枝间肆无忌惮的鹦鹉；用西班牙语、法语、甚至拉丁语规劝它，鹦鹉则用同样的语言，同样强调的声调，同样的音色来回答他，赖在那儿一动不动。看到好言相劝无效，乌尔比诺医生便吩咐求助于消防队员，他们是他在本市的最新的玩具。

确实，不久前，火灾都是让志愿人员架起泥瓦匠的梯子，用水桶来泼水扑灭的，他们的秩序是如此紊乱，以致造成的灾难比火灾更为严重。但是，前年开始，由于公共福利社——乌尔比诺医生是这个团体的名誉主席——的募捐，这儿有了一个职业消防队和一辆配有警报器、警铃和两条高压水龙带的贮水卡车。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当听到教堂敲钟报警时，为了让孩子们看消防队救火，学校甚至宣布停课。最初，消防队的任务只是救火，但是乌尔比诺医生告诉市政当局，他在汉堡看到消防队员们曾救活了一个在三天大雪之后冻僵在地窖里的孩子，他还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小巷里，看到消防队员从第十层楼的阳台上把一具装着死人的棺材运下来——因为楼梯弯弯曲曲，家人无法把棺材抬出来。这样，这儿的消防队员便学会了其它紧急服务项目，如撬锁开门和杀死毒蛇。医学专科学校为他们专门开了一般事故急救课。因此，请消防队把一只跟绅士一般具有种种美德的高贵鹦鹉从树上捉下来自然也是义不容辞之责。

乌尔比诺医生说：“请告诉他们，这是我的鹦鹉。”

说罢他便去寝室换衣服，准备出席丰盛的午宴。事实上，这会儿他已被阿莫乌尔的信弄得昏头昏脑，并没有把鹦鹉的命运放在心上。

（二）

费尔米纳穿了一件齐臀的又宽又松的丝绸衬衣，戴了一条长长的绕了大小六圈的真珍珠项链，穿着一双只是在非常庄重的场合才穿的高跟缎子鞋，年龄已不允许她经常打扮了。对一个可敬的老太太来说，时髦的华丽服饰已不太合乎时宜，但穿在她身上还是挺合适的。她的身材修长而挺拔，一双富有弹性的手还没有一块老年斑，粗硬的头发闪出蓝钢般的光芒，在面颊两侧对称地剪得整整齐齐。跟她的结婚照片相比，此时唯一留下的是那双明亮清澈的杏仁眼和民族的自豪感，不过在她身上，由于年龄而减少的东西却在性格上得到了补偿，而勤奋使她赢得的东西，更超过了年龄使她失去的东西。这身衣服使她感到很舒适。她既没有偷偷地束胸，也没有束腰，更没有人为地用布将臀部垫高。她的身体各个部位都是自由自在的，呼吸也是舒畅的。总之，她身体的轮廓显现的是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就是七十二岁的费尔米纳·达萨。

乌尔比诺医生看到她坐在梳妆台前，电扇在她头顶上缓缓转动。她正在戴一项钟形的帽子，帽上装饰着紫罗兰型的绒花。寝室宽敞而明亮，英国式的床上挂着玫瑰色针织蚊帐，两扇窗户朝院里的树木敞开着，刺耳的蝉鸣从那儿传进来，预示着快要下雨了。从蜜月旅行回来后，费尔米纳一向根据气候和场合给丈夫挑选衣服，头天晚上就把它整整齐齐叠好放在椅子上，以便他从浴室出来时就能穿上。她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先是帮他穿衣服，后来就干脆替他穿衣服。她记得这样做，最初是由于爱他，但是自从五年前开始，她就非这样做不可了，因为他自己已经不能穿衣服了。他们刚刚庆祝过金婚。他们相依为命，谁也离不了谁，谁也不能不顾谁，否则他们一刻也活不下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这种感情越来越不理解。无论是他还是她，都说不清这种互相依赖是建立在爱情还是舒适的基础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两上人都不愿意去找这个答案。

她已经逐渐发现了丈夫脚步声的拖沓，情绪的变化无常，记忆力的衰退，最近甚至常常在睡梦中哭泣。但她没有把这些看做是迅速老化的确凿无疑的征兆，反而认为是返老还童的表现。因此，她没有把他当做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看待，而是把他当做孩童。这种自欺欺人，对他们两个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天意，使他们避免了互相怜悯。

如果能及时懂得绕开婚姻的种种灾难比绕开日常的微不足道的贫困更为容易的话，他们的生活就会大不相同。但是，如果说他们俩在共同生活中也体会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明智只是在吃了苦头之后才来到他们身边。

多少年来，费尔米纳一直怀着冷酷的心情忍受着丈夫在黎明时分欢快地醒来。当他以孩子般的天真醒来时——他觉得每过一天，他又长大了一点——她却仍紧紧抓住最后的一丝困意，不愿去正视每一个新的清晨的不祥之兆所预示的必然的命运。

鸡刚打鸣，他就醒来了，他活着的第一个标志是一声无缘无故的咳嗽，好像是故意要把她惊醒。她听到他一边摸索床边的拖鞋，一边嘟嘟嚷嚷，唯一的目的就是使她不得安宁。然后在黑暗中咯咯地迈步走到浴室。一个钟头之后，她又睡了一觉醒来，听到他从书房里回来，摸着黑穿衣服。

有一次在客厅里玩牌，人们问他怎样看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夜游神。”她听得明明白白，那些声响没有一种是必不可少的，而他却偏偏故意弄出来给她听，还装做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她明明醒着，却装做睡着一样。他的理由是不容置疑的：他从来没有象在这些惶恐的时刻那么需要她，需要她活着，并且头脑清醒。

她的睡态比谁都高雅，她蜷曲的身子摆成一种舞蹈姿势，把一只手放在额上。但是，当她想睡而不能入睡时，她比谁都暴躁。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她在等待他弄出哪怕是最小的声音，甚至会因此而感谢他，因为那样她就可以将早上五点钟就被吵醒的过错推倭给他了。事情确实如此，有几次他找不到拖鞋，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时，她突然以睡意朦胧的声音说：“昨晚你把它放在浴室里了。”接着她又以清醒的声调斥骂道：“这个家，最倒霉的就是不让人睡觉。”

于是，她打开灯，没好气地在床上翻来覆去，为这一天的初战告捷而洋洋得意。实际上，那是双方的一种神秘而恶劣的游戏，但却使她感到惬意，因为它是夫妇之间既冒险而又轻松的事情之一。可是，正是由于这种轻浮的游戏，他们在开始共同生活了三十年之后，险些为某一天浴室里有没有肥皂的事儿闹得各奔东西。

事情是由一件不值一提的日常小事引起的。当时，乌尔比诺还能够独立洗澡。他回到卧室，开始摸着黑穿衣服。她跟往常一样，到这时还象婴儿似的甜甜地躺在那儿，闭着眼睛，微微地呼吸，把那只女舞蹈家的手臂庄严地放在头顶上。但是，她也象往常一样，似睡非睡，这他知道。浆过的亚麻衫在黑暗中沙沙响了一阵之后，乌尔比诺医生自言自语道：“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我洗澡没找到肥皂了。”他说。

她终于醒过来了，想起了那件事，气鼓鼓地翻了个身，因为她准是忘记在浴室里搁肥皂了。三天之前，她就发现没有肥皂了，但当时已站在喷头下，她打算以后再去拿。然而第二天，她把这件事忘了。第三天又忘了，实际上不是如他说的那样一个星期没有肥皂，他那样说是为了夸大她的过失，但是三天没有肥皂，却是事实，这是推倭不了的。被别人抓住了过失，她心中很不是滋味，终于恼羞成怒。象往常一样，她以攻为守了，说：“这些日子我天天洗澡，”她怒气冲冲地叫道，“每次都有肥皂。”

尽管他很熟悉她的争辨方法，这一次却忍不住了。他随便找了个工作上的借口，搬到慈善医院里的住院处去住，只是在黄昏外出巡诊之前才回家换件衣服。他一回家，她就躲到厨房去，装着干这干那，直到听见他乘马车走了才出来。在以后的三个月中，他们也曾几次想解决纠纷，结果火却越投越旺。在她不承认浴室没有肥皂之前，他不准备回家。而她呢，在他不承认自己故意说谎话折磨她前，也不想让他回来。

自然，这次冲突又使他们想起了其它的冲突，想起了在许许多多灰暗的黎明发生过的数不清的小纠纷。一些恼怒引起了另一些恼怒，老伤疤被重新揭开变成了新伤疤。他们痛苦地看到，多年的争吵仅仅培养了夫妇间的仇视，这一点使他们不寒而栗。他甚至提出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一同去找大主教做公开忏悔，以便由上帝来裁决，浴室的肥皂盒里到底有没有肥皂。她本来就十分恼怒，这一下更是火上加油，骇人地嚷道：

“让大主教先生吃屎去吧！”

这句话震动了全城，引起的后果难以消除，最后，人们甚至编成流行的小调来打诨：“让大主教先生吃屎去吧！”她意识到把话说过了头，便抢在丈夫前做出了反应。她威胁丈夫说，她要一个人搬到她父亲从前的房子里去住，那房子尽管租给了政府部门的办事结构，但仍然归她所有。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她真的要搬走，对社会舆论满不在乎。她丈夫及时注意到了这个动向。他没有勇气向她的固执挑战，只好让步。他的让步并不意味着他承认浴室里有肥皂——设若如此，那是对真理的侮辱——而是为了两个人必须在这个家里继续住下去，但是他们要分室而居，而且互不说话。他们坐在一起吃饭，并且巧妙地绕开那种僵局，让孩子们从餐桌的一边往另一边传话，而孩子们竟然没有察觉他们互不理睬。

由于书房里没有浴室，乌尔比诺医生不得不改变他的生活程序，这倒解决了他们清晨吵吵闹闹的矛盾，他把进浴室的时间安排在备课之后，而且轻手轻脚，千方百计地不吵醒妻子。他们在睡前多次凑巧遇在一起，于是就轮流刷牙。四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在她从浴室出来之前，他象平时那样躺在双人床上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她从浴室回来后，没好气地躺在他身边，以便让他醒来主动撤退。他半睡半醒，非但没有起来走开，反而吹灭蜡烛，拉拉枕头，舒舒服服地睡了。她推他的肩膀，提醒他应该到书房去睡觉，但是他又一次感到躺在祖传的软床上是如此舒适，于是干脆以妥协的口气商量说：

“让我睡在这儿吧。”他说，“你说得对，浴室里有肥皂。”

当回忆起这段发生在他们已近老年的插曲时，无论他还是她都不能相信那一令人惊奇的事实，那场争吵是他们在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最严重的一次，而也正是由于这场争吵，使他们产生了言归于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的想法。尽管她们年事已高，应该和睦相处，他们还是注意不再提起这件事，因为否则的话，刚刚愈合的伤口会重新出血，旧恨又会变成新怨。

他是使费尔米纳听见小便声的第一个男人。那是在新婚之夜，在他们乘坐的开往法国的轮船船舱里。当时她由于晕船而浑身无力，他的喷泉似的小便如此强劲有力，简直象匹公马似的，这更增加了她对那一“灾难”的畏惧心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小便的劲头也日趋减弱，那一回忆却经常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因为她从不允许他把便池的边缘弄湿。

乌尔比诺医生想用一种任何人都能懂的浅显的道理说服她，让她明白他所以把便池弄湿，并非象她固执地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他的粗心，而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他年轻时小便又准又直，在中学里比赛往瓶子里撒尿，他曾数次荣获第一。但上了年岁，不仅小便劲头没有那么大了，而且歪歪斜斜，滴滴哒哒撒得满处都是，根本没法掌握，尽管他主观上还在竭力想瞄准方向。

他说：“抽水马桶肯定是对男人一无所知的人发明的。”

他用自己的日常行动来求得家庭的安宁，对妻子更多的是低声下气，而不是谦恭。他每天小便时，都用卫生纸把便池边擦干净。

她知道这件事，当浴室里氨气的味道不是十分明显的时候，她什么也不说。不过，一旦氨气的味道浓重起来，她就会象发现一桩罪行似的嚷道：“臭得连兔窝里都能闻到。”

将近晚年时，乌尔比诺医生终于想出了最后解决这一麻烦的办法：象妻子一样蹲着小便，这样不仅可以保持便池清洁，而且也省力得多。

那时他生活自理的能力已相当差，他尽量避免淋浴，因为在浴池里摔上一跤，足以使他送命。他的家是现代化的，没有古城府邸中常见的那种带狮腿的金属浴缸，他从卫生的角度把这种浴缸取消了。

他说：“浴缸是欧洲人最脏的东西之一，他们只在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洗澡，而且是在被他们身上的脏物弄脏的水里洗澡。”

因此，他让人用结实的铁梨木做了一个特大号木盆，费尔米纳用它来给丈夫洗澡，就象给新生婴儿洗澡一样。每次沐浴要拖一个多小时。用锦葵叶和桔皮煮成的黑褐色的水，对他有良好的镇静效果，有时他不知不觉地便在散发着香气的浴盆中睡着了。洗完澡后，费尔米纳就帮他穿衣服，把滑石粉敷在他两腿中间，把可可油涂在他的烫伤之处，她如此爱抚地替他穿上裤衩，仿佛他是一个在襁褓中的婴儿。她接着一件件地替他穿下去，从袜子一直穿到用黄玉别针打领带结。夫妇之间和睦相处，黎明时的争吵已成为过去。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被子女们夺走的童年，而她则每天忙于家务，并且随着岁月流逝，上了年纪，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在满七十岁之前，她总是醒得比丈夫早。

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当乌尔比诺医生掀开毛毯来看阿莫乌尔的遗体时，他发现了一点在他医生和信徒的最光辉的航程中一直否定掉的东西。在他同死人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之后，在同死神做了那么多年争夺之后，在反过来复过去经常触摸死人之后，他仿佛第一次敢于面对面地看一个死人，而死者也在以同样的方式注视着他。他以前一直没有面对面看过死人，并非由于恐惧。因为多年以来，恐惧就象个幽灵似的一直和他形影不离。那是从一天晚上他被恶梦惊醒之后开始的。

他意识到，死亡对于他，不仅象他感觉到的那样随时都具有可能性，而且是一种很快就会发生的事实。相反，那天他看到的是一件事情的物质表现形式。那件事情过去一直是仅仅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的。他很高兴上帝出其不意地以阿莫乌尔作为工具向他揭示了那件事情。他向来把阿莫乌尔看做是一个圣人。但是，那封遗书表明了他的真实身分，他的邪恶的历史和不可思议的耍阴谋的能力，使乌尔比诺医生感到一种不可移易、难以追回的东西在他的生活中已经失落了。

费尔米纳并没有受他忧郁的情绪所感染。当她帮他把腿伸进裤子和扣上一大排衬衣纽扣时，他是想用自己的情绪感染她的，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费尔米纳不是那么容易动感情的，何况死的是一个与她无关的男人。她几乎不知道阿莫乌尔是个使用拐杖的残废人，她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在安第列斯群岛某个岛屿的一次暴动中——那儿发生过无数次暴动——从行刑队的枪声中逃出来的，更不知道他为了生计做了儿童摄影师，而且是全省生意最兴隆的人。她也不知道他曾赢过某人一盘象棋，那个人似乎叫托雷莫利诺斯，而实际上叫卡帕布兰卡。

“他是一名因为犯了一桩凶残的罪行而被判无期徒刑的卡耶纳的逃犯。”乌尔比诺医生说，“你设想一下，他甚至还吃过人肉！”

他把那封遗书交给了她，信中的秘密他至死不想告诉任何人。但是她没有把信打开，直接把它放在梳妆台上，而且用钥匙锁上了抽屉。她已经习惯了丈夫莫名其妙、大惊小怪的毛病，习惯了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难以理解的夸大其词，以及那种与其仪表不相称的狭隘的见解。但是那一次她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她以为丈夫之所以尊敬阿莫乌尔并非由于这个人过去的历史，而是由于他作为一个流亡者提着行李到达这儿以后开始的所作所为。她不明白为什么他对阿莫乌尔最后暴露身份感到如此惊讶和沮丧。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对他窝藏女人感到深恶痛绝，因为这是他那种阶级的男人的一种世代相传的风气，包括他自己在忘恩负义的时刻也是这么干的。此外，她认为那女人帮助阿莫乌尔实现了死亡的决心，是一种令人肛肠寸断的为爱情的牺牲。她说：“如果你也跟他同样严肃地决定自杀，我的义务也将是跟她做同样的事。”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处在呆头呆脑无法理解的十字路口上，这种不理解使他在半个世纪中一直感到惶惑。

“你什么也不懂，”他说，“使我愤慨的不是他过去是什么人和干过什么事，而是他欺骗了我们大家这么多年。”

他的眼睛开始噙满了泪水，但是她装做没看见。

“他做得对。”她反驳说，“如果他过去说了真话，不管是你还是那个可怜的女人，或是这个地方的任何人，都不会那么爱他。”

她替他把表链挂在背心的扣眼里，帮他打好领带结，最后把手帕放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手帕的四角张开着，宛如一朵洋玉兰。这时，大厅里的挂钟响了十一下。

“快走吧。”她挽起他的胳膊，“我们要迟到了。”

奥利贝利亚医生的妻子和他的七个聪明过人的女儿已经为那顿纪念从业二十五周年的午饭做好了一切准备，她们决心要使那顿午餐成为当年社会上的一件大事。医生的家坐落在过去的市中心，那里原是一所造币厂，由一位在这儿掀起过一阵革新邪风的意大利弗罗伦萨建筑师改建成如今的豪华邸宅。这位建筑师曾把四、五个十七世纪的历史遗址变成了威尼斯式的大教堂。医生的邸宅拥有六间卧室，一个饭厅，一个会客室，宽大明敞，通风良好，但是它只能用于接待特邀前来的外地客人，对本地的来宾是不敷应用的。邸宅的院子跟修道院里带回廊的院子一样，中央有个石砌的喷泉，不时发出悦耳的鸣响，花坛上的香水草散发着醉人的芳香。但是，那连拱的回廊是不宜接待大量的贵宾的，因此他们决定把午宴设在乡间别墅，开车只有十分钟的路程。这个别墅有六千六百平方米的院子，到处是巨大的印度月桂树，在平静的小河里长着本地的睡莲。

堂·桑乔客店的工人们在奥利贝利亚夫人的指挥下，在没有树荫的空地上搭起了五彩缤纷的帆布帐篷。在月桂树下面用小桌排成长台，长台上摆了一百二十套餐具，铺着亚麻台布，主宾席上还摆了新鲜的玫瑰花。他们还专门为管乐队搭了个长台，这管乐队只吹奏对舞和民族华尔兹舞曲，艺术学校的四重奏弦乐队也坐在那儿。奥利贝利亚夫人的这种惊人之举是她丈夫敬爱的老师意想不到的，今天的午宴将由这位老师主持。尽管今天实际上并不是医生大学毕业的日子，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圣灵降临节这个星期日，以增强欢庆的气氛。

午餐的准备工作在三个月之前就开始了，因为他们担心由于时间不够而有什么必不可少的事情做不了。他们从金沼泽地弄来许多活母鸡，那种母鸡在整个沿海地区是有名的——不仅由于它们体壮味美，而且由于它们在冲积土里觅食，有时可以在它们的嗉囊里找到纯金的砂粒。奥利贝利亚夫人亲自带领她的女儿和仆役们爬上远洋轮船，选择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东西，以颂扬她丈夫的功业。除了下雨以外，一切都预见到了。那天早上，当她去望大弥撒时，空气潮湿得厉害，气压很低，天空乌云密布，连海平线都看不到，她担心很可能要下雨了。尽管有这些不祥的预兆，气象观测台的台长在望弥撒时却说：“在这座城市多灾多难的历史上，即使在最严寒的冬季，圣灵降临节这一天也从来没有下过雨。”然而，当时钟敲响十二点，来宾们正在露天吃开胃品时，突然一声霹雳震撼了大地，海上吹来的狂风掀翻了桌椅，把帐篷卷到空中，灾难性的暴雨随即从天而降，天仿佛要塌下来了。

乌尔比诺医生好不容易在大雨滂泊中跟同路的最后一批来宾一起到了乡间别墅。他也想跟别的来宾一样，由下车的地方从一块石头跳上另一块石头穿过积水的院子，但最后他只能不大体面地接受了打着黄色帆布大伞的堂·桑乔工人的帮助，被挟在臂下抱了过去。东倒西歪的桌子重新在室内摆开，连卧室都被利用上了。来宾们毫不掩饰他们对那场劫难的沮丧。屋里热得有如轮船上的锅炉房，因为他们不得不关上全部窗户，以避免大风再度把雨水刮进来。在院子里，桌上本来都摆好了来宾的名签，按照习惯，男女分座。桌子移到屋里来后，名签全乱了，大家只好随便就坐，乱糟糟的，至少不太雅观。

在这场灾难中，奥利贝利亚夫人几乎无处不在，同时出现在各个地方。尽管秀发淋得透湿，华丽的服装上面溅满了泥浆，但是面对那种尴尬的局面，她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这是从丈夫那里学来的本领，她向来遇到逆境不温不怒，不急不躁，再大的困难也不认输。靠了和她在同一个熔炉里锻炼出来的女儿们的帮助，她不仅重新布置了主宾席，而且尽量安排得妥妥贴贴，让乌尔比诺医生坐在中央，雷伊大主教坐在他右边。费尔米纳象往常那样靠近丈夫就坐，她担心他会在午宴中间睡着，或把汤洒在衣服的翻领上。

对面的位子上坐着奥利贝利亚医生，他是个带有女人气的五十岁的老人，身体保养得很好，他的乐观的精神对他准确的诊断毫无影响。在主桌就坐的还有省市两级的官员和前一年选出的美女，省长挽着她的手臂让她在他旁边就坐。尽管并不要求来宾穿特别华丽的衣服，更何况是乡间别墅的午宴，女人们还是穿上了夜礼服，戴上了贵重的宝石首饰。大多数男人庄严地穿着深色的衣服，打着黑色的领带，有些人还穿了呢料大礼服。只有那些见惯大场面的人，其中包括乌尔比诺医生，才穿便服。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张法文菜单，上面印着烫金图案。

奥利贝利亚夫人慑于热浪袭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要求客人们宽衣就餐，但是谁都不敢带这个头。大主教提醒乌尔比诺医生，这次午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宴：自从国家独立以来，这是曾把国家淹没在血泊中的内战双方第一次愈合了伤口，消除了仇恨，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主教的这一思想，正好同自由党人特别是青年自由党人的热望相吻合，他们在保守党独揽大权四十五年之后，终于选出了他们党的总统。乌尔比诺医生不同意大主教的观点。他认为自由党总统和保守党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自由党总统更不讲究穿着罢了。然而，他不想使大主教不悦。他本来就想告诉大主教，大家之所以来出席午宴，是由于那位出身名门的医生的光辉成就，而不是象他想的那样。的确，医生的高贵的门第和伟大功绩是凌驾于政治风云和内战恐怖之上的。所以那次午宴没有一个人缺席。

暴雨象突然开始那样又突然停息了，太阳立即在万里无云的晴空烈火一般地照耀着大地。但是大风是如此猛烈，以致把一些树连根拔起，积水把院子变成了沼泽。这次大灾难也冲击了厨房，在房子后面露天里用砖砌了几个柴火灶，厨师几乎没有来得及把锅搬到避雨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急急忙忙地挤入已经进满水的厨房，又在后面走廊里临时搭了几个新的炉灶。到下午一点钟，一切必需的食品都准备好了，只有桑塔·克拉拉修道院修女还没有把饭后点心送来，他们本来答应在十一点之前送到的。人们担心象在不太冷的冬天那样，公路旁山沟里的水又漫了出来，果真如此，点心就要等到下午两点钟才能送来。暴雨一停，窗户马上打开了，房间里吹进被暴雨中的硫黄净化的新鲜空气，显得十分凉爽，乐队在门廊的平台上秦华尔兹舞曲，铜管乐器在室内轰鸣，使得人们不得不提高嗓门交谈。奥利贝利亚夫人等得不耐烦了，她眼里含着泪水微笑着，吩咐上菜开始午宴。

艺术学校的乐队开始演奏了，在一片庄严的肃静中，奏起了莫扎特的快滑步舞曲。尽管人们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嘈杂，堂·桑乔的黑人仆役又在放着热气腾腾的菜肴的餐桌中间挤来挤去，乌尔比诺医生还是给乐队留出了一块空地，让他们把节目全部演完。他的精神和记忆力一年不如一年，甚至下棋时每步都要记在纸上，才能知道已经走到哪里。但他还是能一边进行严肃的谈话，一边有条不紊地指挥演奏，虽然他还没有达到一个德国乐队指挥的娴熟程度。那个德国乐队指挥是他在奥地利时的好友，他能够一边听《汤好色》一边读《堂·乔万尼》的乐谱。

第二支曲子是舒伯特的“死亡和姑娘”，乌尔比诺医生认为演奏轻快而富有戏剧性。他一边在盘子和刀叉的碰击声中费劲地听着，一边盯着一位向他点头打招呼的有着玫瑰色脸庞的年轻人。无疑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已记不起了。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很熟悉的人的名字或者过去曾经听过的曲调他都忘记了，这使他万分痛苦，以致有一天晚上他宁可死去，也不愿在这种折磨中等待天明。他正在急得要死的时候，突然一道仁慈之光照亮了他的记忆，那个年轻人前一年曾做过他的学生。他在这个人才荟萃的地方看见他感到很惊讶，奥利贝利亚医生提醒他，那是卫生部长的公子，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准备法医论文。乌尔比诺医生做了个手势，高兴地向他打招呼，这位年轻医生站起身来，行礼作答。但是，不管那时还是后来，他都没有意识到，他就是那天早晨在阿莫乌尔家跟他在一起的实习医生。

由于又一次战胜了老年的健忘症，他感到轻松了。于是他沉溺于最后一支充满激情的、清亮流利的乐曲中，他既听不出那是什么曲子，也不知道是谁的作品。后来，乐队中有位刚刚从法国回来的青年告诉他，那是加富列夫·福尔的弦乐四重奏。乌尔比诺医生从来没有听到过此人的名字，尽管他对欧洲的所有新鲜事儿一向十分注意。费尔米纳象往常那样照料他，特别是看到他在公众面前发呆的时候，她就停止吃饭，把他的手拉过来放到她的手上，对他说：“你就别在意啦！”乌尔比诺医生销魂地向她微笑着，就在这时，他重新想起了她所担心的事情。他记起了阿莫乌尔，他穿着一身假军装，戴着昔日的勋章，在儿童照片的谴责的目光下，此时正静静地躺在棺材里。

他转过身去告诉大主教他自杀的消息，但大主教早已得到消息。做完大弥撒之后，这事就广泛传开了，他甚至收到了陆军上校阿尔戈特以加勒比海地区全体流亡者的名义写的一份申请书，要求把死者葬在圣地。他说：“我认为这种请求不够严肃。”然后，他以更富有人情味的语调问乌尔比诺医生是否知道自杀的原因。乌尔比诺医生灵机一动，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回答说，阿莫乌尔死于老年忧郁症。奥利贝利亚医生在关照他的宾客，一时没有注意他的老师跟大主教的谈话，这时插言道：“至今还发生为爱情而自杀的事，实在令人遗憾。”乌尔比诺医生看到他的爱徒的思想跟自己一致，并不感到惊诧。

“更糟的是，”他说，“是服氰化金自杀。”

当说这句话时，他感到同情心已超过了那封信带给他的痛苦。这一点他并不感激他的妻子，而归功于音乐的神奇力量。这时他跟大主教谈起了在傍晚悠然地下象棋时认识的那位世俗的圣人，谈起了他把自己的艺术贡献给孩子们的幸福，谈起了他罕见的博学，对世上的事情无不知晓，谈起了他斯巴达式的习俗……此刻，医生竟为那个跟自己的过去突然彻底决裂的纯洁灵魂而感到惊讶。然后，他又告诉市长，应该买下那位儿童摄影师的底片档案，以便把一代人的形象保存下来，而这一代人，除了拍照片之外，也许再也不会有幸福，然而城市的未来就掌握在这一代人手中。一个正统的有文化修养的天主教徒公然声称自杀是圣洁高尚的行为，这使大主教很不高兴，但他同意把底片存档的建议。市长想知道向谁去买这些底片，乌尔比诺医生看了急，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因为他要保守秘密。但他还是沉住了气，没有把遗产继承者的姓名公布出来。他说：“这事交给我去办好了。”他由于自己对那个女人的忠诚而产生一种赎罪的感觉，因为他在五个小时前背弃了她。费尔米纳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要他低声答应将去参加葬礼。他说，他当然要这么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他感到松了一口气。

讲话是简短而迅速的。管乐队开始演奏一支节目单上没有的俚曲。来宾在平台上散步，等待着堂·桑乔旅店的侍者把院子中的雨水排干，看看谁有跳舞的兴致。只有主宾席上的客人们还留在客厅里喝茶。乌尔比诺医生把最后的半杯白兰地一饮而尽。他以前只能喝少许葡萄酒，吃一盘特制的莱，谁都不记得他喝过白兰地。但那天下午他的心情驱使他这样做，从而使他的软弱得到了补偿。多年以来，他终于又有了唱歌的兴趣。如果那位年轻的乐师向他提出这种请求，并且自告奋勇为他伴奏的话，他肯定会高高兴兴地唱上一曲的。

不巧的是，开来了一辆全新的小轿车，在穿过泥泞的院子时，溅了乐师们一身泥浆，把鸭子惊得在围栏里嘎嘎乱叫。汽车停在门廊对面。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他的妻子，每只手托着一只用呢绒花边布盖着的托盘，笑盈盈地下了车。汽车里摆满了同样的托盘，一直摆到司机的脚下。那是本应及时送到的餐后点心。在热烈的掌声和亲切的带有嘲弄性的口哨声停歇之后，乌尔比诺·达萨医生郑重地作出解释：修女们请他在暴雨之前务必把点心送到，但是他在路上拐了个弯，因为有人告诉他，他父母的家里失火了。乌尔比诺医生没等儿子把话说完，就惊恐起来，他的妻子及时提醒他说，消防队员只是应他本人之请前去抓鹦鹉而已。

尽管已经喝过了咖啡，精神焕发的奥利贝利亚夫人还是决定让大家在平台上用餐后点心。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妻子没有吃点心就告辞了，在参加葬礼之前，他必须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午觉腾出时间。

他这次午睡的时间很短，而且睡得很不好，因为他回到家中时，看到了消防队员造成的破坏如此严重，丝毫不亚于一场大火灾。为了吓唬鹦鹉，他们用高压水龙带把那棵树的叶子全打光了。由于瞄错了地方，一股激流从卧室的窗户射进去，给家具和挂在墙上的无辜的祖父母的照片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听到消防车的铃声，居民们纷纷赶来，以为真的失了火。好在星期日学校停课，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混乱。当消防队员们看到再高的梯子也不可能把鹦鹉抓住时，他们便动手砍起树来，幸好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及时赶到，才阻止了他们把树干锯掉。他们走时留下话说，打算五点钟以后再来锯树。他们不仅把露台和客厅的地板踩得到处是泥，还踩破了费尔米纳最喜爱的土耳其地毯。

消防队造成了那么严重的灾难，但毫无收获，鹦鹉大概已趁着混乱逃到邻居的院子里去了。乌尔比诺在树丛中找了它好一阵子，鹦鹉既没有用任何语言也没有用口哨或歌声来回答他。他认为鹦鹉是丢定了，大约在三点钟时，便去睡午觉了。上床之前，他还蹲在厕所里，尽情地嗅了一阵摆在那儿的温馨的石刁柏馥郁的花香。

他在悲伤中醒来。这不是早晨在朋友遗体前的那种悲伤，而是午觉醒来之后笼罩着他的心灵的无形的云雾。他认为那是一种神谕，告诉他大限已近，他正在度过他的最后的一个下午。五十岁前，他对自己内脏的大小、重量和状况不大了然。但是一过五十，渐渐地，每当他在午睡之后闭着眼睛躺着的时候，内脏的一切情况他都能体察得到，甚至能感到那正在跳动的心脏，神秘的肝脏，奇妙的胰腺。他发现就连比他年长的老人都比他年轻。在他的同代人中，他已是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人了。

当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忘事时，他采用了从医科学校的一位老师那儿听来的办法：“失去记忆的人要用纸来帮忙。”然而，那也只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幻想，因为他的记忆力甚至衰退到这样的地步：他记不起口袋里那些纸条上写的是什么意思；戴着眼镜到处找眼镜；锁上门以后还在匙孔中转钥匙；读书时，读着读着就再也读不下去了，他忘记了情节的逻辑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最使他不安的是他已相信自己的理智：他已逐渐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失去了正确的判断能力。

凭着经验，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大多数致命的疾病都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而进入老年期后的气味比任何气味都更为独特。这一点，他从解剖台上已经解剖过的尸体中也能嗅闻出来，即使无法看清死者的年龄，尸体散发的气味也骗不过他的鼻子，他甚至从他自己的衣服的汗味和熟睡着的妻子的微弱的呼吸中，都能够辨别出那进入老年期的气味。从本质上讲，事情确实如此，否则一个老式的基督教徒也许会同意阿莫乌尔的意见：老年是一种不体面的状况，应该及时防止。

他过去身体相当强健，聊以自慰的是性欲慢慢地消失，逐渐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性的平静。到了八十一岁，他的头脑还相当清醒，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只是由几根细线维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细线，甚至他在睡梦中简单地换个姿势都有可能在毫无痛苦的情况下断掉。如果说他在尽一切努力维持这些细线的话，那是因为他害怕在死亡的黑暗中找不到上帝。

费尔米纳已经把被消防队员破坏的卧室重新整理就绪。快到四点钟时，她吩咐给丈夫送去一杯常喝的加冰柠檬水，并且提醒他，应该穿上衣服，准备去参加葬礼了。这天下午，乌尔比诺医生手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亚历克西·卡雷尔的《人类之谜》，另一本是阿克塞尔·芒特的《圣·米歇尔传》。后面一本还没有开页，他要厨娘迪格纳·帕尔多把他忘在卧室里的象牙裁纸刀给他拿来。可是，当她把裁纸刀拿来时，他已经在读《人类之谜》中用一个信封夹着的那一页，那本书他很快就要读完了。他读得很慢，在午宴上最后碰杯时他喝了半小杯白兰地，此时稍感头痛。阅读停下来时，他便呷一口柠檬水，或慢慢地在嘴里化一块冰。他穿上了袜子，穿上了一件没有假领的衬衣。带有绿色条纹的松紧带垂在裤腿的两旁。一想到必须更衣去参加葬礼，他就感到厌烦。他很快就停止读书，把它放在另一本书上，尔后开始在柳条摇椅上来回晃悠，心情沉重地观看着院子里沼泽地上的小香蕉树，光秃秃的芒果树，雨后出来的蚂蚁和另一个值得怀念的即将一去不复返的那下午短暂而绚丽的光彩。他已经忘记他曾经有过一只帕拉马里博鹦鹉，而且他象爱一个人似地爱着它。这时，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真正的小鹦鹉。”这声音很近，几乎就是在他身旁，他立即在芒果树最下面的枝头上找到了它。

“不要脸的东西。”他对它喊道。

鹦鹉以同样的声音反道：

“你更不要脸，医生。”

他继续跟它谈着话，并且一直盯着它，同时小心翼翼地穿上短筒靴，以便不把它吓跑。接着，他把松紧带拉到肩膀上，起身往污泥满地的院里走去。在下平台的三道台阶时，为了避免滑倒，他用拐杖试探着。鹦鹉没有动，而且站得很低，他象往常一样把拐杖伸过去，想让它站在银柄上，但鹦鹉躲开了，它跳到了旁边较高的树枝上。在消防队到来之前，家里的梯子就一直架在那儿，现在更容易捉住了。乌尔比诺医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认为只要爬上两级，就能够抓住它。他爬上了梯子的第一级，唱着歌儿来转移那个不听话的家伙的注意力，而它没有唱，却在重复着他的歌词。医生顺手抓它时，它在枝头上左躲右闪，医生又用双手紧紧抓住梯子，不费力气地爬上了第二级。鹦鹉没有挪动地方，并且开始重复着他的歌曲。他感到刚才低估了树枝的高度，他又往上爬上了第三级和第四级。那时，他左手抓紧梯子，用右手去捉鹦鹉。老女仆帕尔多来了，她想提醒他天已不早，该去参加葬礼了。她进来时，看到有人爬在梯子上，要不是那条绿色的松紧吊裤带，她真不相信那就是乌尔比诺医生。

“天哪！”她喊道，“您会摔死的！”

乌尔比诺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带着胜利的神情，高兴地舒了一口气：“啊，终于把你抓到了。”但是，他立即又把鹦鹉放走了，梯子在他的脚下滑开了。他悬在空中的一刹那，意识到自己死了。在圣灵降临节的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四点零七分，来不及接受圣餐仪式，来不及忏悔，也来不及同任何人告别，他死了。

费尔米纳正在厨房品尝晚饭的场，忽然听到了帕尔多的可怕的尖叫声和仆佣们的吵嚷声，随之而来的是邻居们的哄闹声。她扔下汤勺，拼命往外跑，她上了年纪，心有余而力不足，怎样也跑不动。她象疯子似地喊叫着，不知道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丈夫仰面躺在泥地上时，她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他已奄奄一息，还在抵抗着死神最后的打击，等候她的到来。他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眼里含着最后的痛苦的眼泪。他最后看了她一眼，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中，她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目光如此明亮，如此悲伤，如此充满感激之情。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对她说：“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我多么爱你。”

乌尔比诺医生之死当然是值得纪念的。他刚从法国学成归国时，就在全国享有盛名，他采用新奇而激烈的措施制止了全省最后一次霍乱病的蔓延。上一次霍乱病流行时，他还在欧洲，那次霍乱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夺去了城里四分之一人的生命，包括他的父亲在内。他父亲也是一位有名望的医生。由于他名声大振，家产激增，他创办了一个医学研究会，这是多年来在加勒比海诸省建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医学研究会，而且由他自己担任终身主席。他建设了第一条导水管和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建立了有遮篷的公共市场，这个市场避免了阿尼马斯海湾污秽物的侵入。此外，他还是语言研究院和历史研究院的院长。

由于他对教会的贡献，耶路撒冷的拉丁国家总主教授予他圣墓骑士团骑士的头衔。法国政府则授予了他荣誉军团骑士团团长的军衔。他是本市所有爱国宗教团体的积极支持者，他全力支持爱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城里那些没有官职的领袖人物，他们以当时过于激进的思想对政府和商界施加压力。在这些进步思想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气体静力学的气球试验。第一次试飞时，他们通过气球把一封信带给沼泽地的圣·胡安，这一想法要比开创航空邮路的设想早出许多年。成立艺术中心也是这些人的主意，后来艺术中心又在同一幢房子里开设了美术学院，艺术中心和美术学校的旧址至今依然存在。多年来，艺术中心还是四月花会的赞助者。

整整一个世纪认为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他却办到了：从殖民时期以来已经变成斗鸡场和公鸡饲养场的喜剧院，被重新修复了，那堪称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爱国运动的顶峰，本市各界都卷了过去，无一例外。人们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参与这项公认的宏伟的事业。总之，喜剧院在既无座位又无灯光的情况下举行了落成的典礼，开始演戏。观众不得不自带座位，幕间休息时他们点起自己带来的灯笼。剧院的节目公演时，也象欧洲那般隆重，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大伏天，争相炫耀她们的长礼服和皮大衣。不过，剧院也必须准许仆人进入，由他们搬椅子，提灯笼，携带各种他们认为必要的吃食。节目一演就没完没了，有的节目一直拖到作晨弥撒时方告结束。

首先在这个剧院演出的，是一个法国歌剧团，这个乐队的新型乐器——竖琴——使人大开眼界。但最令人难忘并引以为骄傲的，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土耳其女高音，她不仅歌喉婉转无可挑剔，而且赤着脚演唱，脚趾上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更增加了她演出的戏剧效果。

从第一幕开始，人们就几乎看不到舞台，密密麻麻的椰油灯里冒出的黑烟笼罩着舞台的空间，熏得歌唱家们走了调。城里的新闻记者对这些小小的不足之处毫不介意，他们交口赞扬那些值得纪念的东西。无可置疑，演出歌剧是由乌尔比诺医生倡议的，他的倡议是那样的富有感染力，以致使歌剧热一直影响到本市最偏僻的角落，甚至导致了《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奥赛罗》、《阿依达》和《齐格弗里行》等著名歌剧的出现，造就了瓦格纳、威尔地式的整整一代著名作曲家。然而，歌剧始终没有发展到乌尔比诺所希望的顶点，因为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并没有象预期那样面对面地敲着拐杖争论得面红耳赤。

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委任。他无情地抨击那些利用职业威望捞取政治地位的医生。他一向被认为是个自由党人，而且在选举中他常常投自由党候选人的票，但与其说他站在自由党一边是由于信念，还不如说是由于传统。当大主教华丽的四轮马车通过时，也许他是最后一个当街下跪的贵族的成员。他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祖国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开的行动中一贯自行其是，以致谁都不把他当做自己人。自由党人把他看做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人认为他几乎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员们又把他视做替罗马教廷效劳的暗藏的牧师，对他深恶痛绝。对他的批评不那么愤恨的人也认为，他只不过是全民族被无休止的内战血泊淹没之时的一名在花会中逍遥自在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同他的这一形象不符。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户区，新居是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古老的宫殿式的楼房换来的，那座楼房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这个家族的邸宅；另一件是和一位既无名望又无财产的本地美女联姻，从而遭到那些有着长长姓名的夫人们的暗中嘲笑。鉴于那位姑娘的“高贵出身”和“气质”，她们无法不相信她比她们所有的人都更为优越。乌尔比诺医生对那些议论和许多其它有关他公开形象的议论，一向心中有数，而且知道他自己正是那个正在消亡中的姓氏的最后一个主角，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的子女是家族中两个平平庸庸的人。儿子同他一样，是个医生，就像历代的所有长子一样，毫无建树，年过五十，连个儿子都没有。女儿和新奥尔良银行一个善良的职员结了婚，已进入更年期，膝下有三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孩。在历史的长河里，他的氏族血统将由此而中断，这使他伤心不已，可是更令这位医生操心的是在他死后费尔米纳的孤独的生活。没有他，她如何打发日子！

那场悲剧震撼了医生的全家人，也影响到了全城，百姓们都走到大街上，想把事情打听个究竟。全市宣布致哀三天，各种机构和商店都降了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在不停地敲响，直到死者的尸体在家庭陵园里入葬。美术学院一个班的学生，做了一个遗体的真容模型，以便为将来塑半身像留下个模特儿。但是，这计划刚开始便被取消，人们都这样认为，那个逼真地塑出了医生最后一刻恐怖神情的真容模型有失庄重。一个凑巧打这儿经过的欧洲艺术名家画了一幅伤感现实主义的大油画，再现了乌尔比诺医生在梯子上伸手捕捉鹦鹉的致命的一刹那。画面上唯一与原来事实不符的是，一他穿的不是无领衬衣和用绿色吊带系着的裤子，而是戴着蘑菇帽，穿着霍乱流行期报上经常刊登的版画人物身上的黑呢大礼服。这幅画在乌尔比诺医生逝世几个月之后陈列在一个名叫“金铃裆”的大画廊里，让民众一饱眼福；尔后又挂在公私机关的墙上展出，这些机关都认为应向这位杰出的贵族表示敬意。最后，这幅画陈列在美术学院，并为此在那儿举行了第二次葬礼。又过了多年，美术学校的学生把它拿到大学广场上烧掉了，他们把它看做一种美学的象征，也把它看做一个令人厌恶的时代的象征。

费尔米纳从成为未亡人的那一刻起，就不像她丈夫担心的那样孤独和无用。她下了决心，毫不妥协，不允许利用她丈夫遗体做任何事情，包括共和国总统拍来的电报都没有用，那个电报命令把尸体放在红箱子里摆在省府会议厅让人们瞻仰。她也以同样冷静的头脑反对在教堂为丈夫守灵。那是大主教亲自要求的，她只答应在举行葬礼弥撒时把尸体移到教堂去。被各种各样的要求弄得手足无措的儿子出来调停，她也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她的农村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庭。他们应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守灵，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想怎样哭就怎样哭。他们将免去传统的守灵九昼夜的仪式，在葬礼之后就把大门关闭，除了最知己的客人之外，不接待任何来访者。

家里笼罩着居丧的气氛。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安全的地方。光秃秃的墙壁上只留下挂过画的痕迹。自家的椅子和从邻居那儿借来的椅子都摆在从客厅到卧室的墙边。除了摆在一个角落里用白床单盖着的钢琴外，大型家具都搬走了。空间似乎扩大了，声音发出鬼怪似的回响。书库的中央，在他父亲的写字台上，躺着医生的遗体，他的脸上带着最后的惊恐表情。他穿着黑斗篷，披着圣墓骑士的战刀。在遗体的旁边，身穿重孝，浑身颤抖，但自制力仍然很强的费尔米纳，忍着悲痛，庄严地接受人们的吊唁，坚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几乎纹丝不动。十一点钟一过，她便站在门廊上，挥着手帕向丈夫的遗体告别。

自从她听到帕尔多在院子里喊叫，看见老头儿在泥地上奄奄一息地挣扎以来，现在能恢复到控制自如的状态委实不易。当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丈夫尚有希望，因为他还睁着眼睛，瞳孔是那样明亮，她从来就没见到过。她恳求上帝至少给她一点时间，以便让他知道，尽管他们之间出现过多次疑云，她却始终在爱着他。她实在不愿他在明了这一点之前就离开人世。她感到有一种强烈的难以抵制的愿望，希望同他重新开始生活，以便互相表达长期压在心头尚未出口的话，把过去没有安排妥当的事情重新做好。但是，在无情的死神面前，她只好投降了。

她的痛苦变成了一种盲目的愤怒，她对谁都言词激烈，怒气冲冲，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这倒使她获得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和独自忍受寂寞的勇气。从那一刻起，她便不停地做事，不让脸上露出任何痛苦的痕迹。唯一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某种凄楚的时刻是星期日夜里十一点，当时根据大主教的命令，把还在散发着垫木的气味、打着铜箍、盖着红罩的棺材抬走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命令立即盖棺，在那难以忍受的炎热天气里，家中那么多花散发出的味道使得空气都变得稀薄了，他似乎看到父亲的脖颈上出现了最初的紫色痕迹。他在宁静中仿佛听到了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人到了这个年纪，活着也烂了一半。”在盖棺之前，费尔米纳摘下结婚戒指，把它戴在亡夫手上，然后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手，就象平常她看到他在公共场合信口开河地讲话时做的那样。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她对丈夫说。

听了这话，躲藏在社会名流中的费洛伦蒂纳·阿里萨，感到象是在体侧被击了一枪。费尔米纳在最初吊唁的混乱中没有认出他来。其实，在处理那天晚上的紧急事故中，谁都没有他出现得及时，谁都没有他更起作用。是他把满满当当的厨房安排得井井有条，使咖啡得以充分供应。当从邻居借来的椅子不敷应用时，是他从别处弄来了椅子。当室内摆满了花圈时，是他命令把余下的花圈搬到院子里去。他为奥利贝利亚医生请来的客人端去了白兰地，那些客人是在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的高潮时听到噩耗后急急忙忙地赶到这里来的，他们在芒果树旁围成一圈坐下，继续吃喝作乐。当鹦鹉昂着脑袋张开翅膀半夜出现在饭厅时，他是唯一及时作出反应的人。鹦鹉的出现，使全家人不寒而栗，因为那仿佛是惩罚性的遗赠。阿里萨抓住鹦鹉的脖子，不让它叫出荒唐的话来，并把它放入带罩的鸟笼挂进了马厩。这一切，他做得是如此干净利落，以致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介入了别人的家务，相反倒认为他在那个家里遭受厄运的时刻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从表面来看，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严肃的老人。躯干消瘦而笔挺，棕褐色的皮肤上汗毛稀少，白金架的眼镜后面藏着一对贪婪的眼睛，末端粘得很好的罗曼蒂克的小胡子已有点过时。他的最后几缕鬓发往上梳着，用发蜡紧紧贴在闪闪发亮的头颅中央，似乎这样就最后解决了他的秃顶问题。他的天然的文雅和郁郁寡欢的举止十分讨人喜欢，但同时也被视为一个顽固的光棍汉身上的两种可疑的品德。他花费了许多钱，用了许多心计，费了好大的力气，为的是不让人们看出在当年的三月份他已满了七十六岁，而且他在孤寂的心灵中深藏着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比他爱得更深。

那天，尽管六月的天气热得叫人透不过气，从听到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消息起，直到晚上，他还是穿着惯常穿的衣服。深色的呢料坎肩，衬衣的硬领上系着丝带结。戴着毡帽，手热一把兼做拐杖的黑绸伞。黎明时分，他从守灵的地方离开了两个小时。太阳刚刚升起时，他又大大方方地回来了，胡子修葺得整整齐齐，美容洗发剂的香气四溢。他换上了一件黑呢料大礼服，这种衣服他平时一般不穿，只有在参加葬礼和出席圣周弥撒时才正式穿用。他没有打领带，而是在硬翻领上别了艺术家的带状饰物，头上换了一顶蘑菇帽。他还是带着伞，但此时已不仅是出于习惯，而是因为他估计在十二点钟之前肯定有雨。他把下雨的迹象告诉死者的儿子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以便让他考虑是否有可能提前安排葬礼。他们也真的试图这样做了，因为他们知道阿里萨出身于船主家庭，本人是加勒比海内河航运公司经理，对气象是个内行。但是他们无法及时在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公共团体和私人团体、军乐队和艺术学校乐队，以及各宗教团体之间进行协调，大家早已同意在十一点举行葬礼，可仓促之间难以达成一致协议。这样一来，那次历史性的安葬仪式便被一场倾盆大雨弄得狼狈不堪。咕吱咕吱地踩着泥水到达家庭陵墓的送葬者寥寥无几。陵墓的庇护者是一棵欧洲木棉树，繁茂的枝叶一直探到墓地的墙外。就在同一棵木棉的树荫下，在墙外被指定埋葬自杀者的一座小墓上，前天下午，加勒比海地区的流亡者们埋葬了阿莫乌尔，根据他本人的意愿，他的爱犬和他同穴安眠。

阿里萨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到达墓地的人之一。他连内衣都湿透了。他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爱护着自己的身体，生怕被这次大雨浇出肺炎来。他煮了一杯热柠檬水，又加了一点白兰地，躺在床上用它冲服下两片阿斯匹林，裹在毛毯里出了满身大汗，身体才暖和过来。他再度回到守灵的地方时，已感到精神抖擞了。费尔米纳重新挑起了操持家务的重担。房间已进行了清扫，可以接待客人了。书房里设了个祭坛，安放着一张已故丈夫的蜡笔肖像，像框上挂着黑纱。八点钟时就宾客盈门，天又象前一天夜晚那么炎热，于是在做完念珠祈祷之后，有人提出要早些告退，以便让亡者的遗孀稍事休息，从星期日下午以来，她一直未得消停。

费尔米纳站在祭坛旁边，跟来客告别，把最后一批契友一直送到临街的门口之后，她象往常那样，要亲自把门关好。她正在关门时，却看到了穿着丧服站在空旷的客厅里的阿里萨。她感到意外惊异，因为多年以来，她就把他从她的生活中抹掉了。这是第一次她从忘却中恢复过来，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在她尚未来得及为他的来访致谢之前，他已经浑身战栗着庄严地把帽子放在胸前，郁积在心中的话陡然引爆，那句话一直是他生命的支柱。

“费尔米纳，”他对她说，“我为这个机会等了半个多世纪，为的是再一次向您表达我的誓言，我永远爱您，忠贞不渝。

倘若费尔米纳·达萨没有想到阿里萨在此时此地出现是上帝的旨意的话，她真会以为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疯子。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高声诅咒他，她的丈夫在坟墓里尸骨未寒，他就这样来到她的面前，这是对她家门的亵渎。但是，狂怒和尊严不允许她这么做。

“滚开！”她对他说，“这辈子别让我再看到你。”她重新把刚要关上的临街大门彻底打开，最后加了一句：

“但愿你在世界上的日子也不长了。”

当她听到他的脚步声在寂静的街道上渐去渐远时，便慢慢地关上了门，上了门闩和插销。现在，她要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以前，她从未完全意识到她年满十八岁时发生的那场悲剧的轻重和后果。这场悲剧她必须一直演下去，直到她死去为止。自从那个灾难性的下午以来，她第一次悄悄地哭了。她为丈夫的死亡而哭，为她的孤独和愤怒而哭。当她走进空荡荡的卧室时，她又为自己而哭，她自从出嫁以来，很少一个人独自睡在那张床上。丈夫留下的一切都使她流泪不止：带穗头的拖鞋，枕头下面的睡衣，梳妆台上镜子里她丈夫的身影的空缺，以及她丈夫皮肤上散发的特有的气息。

一种恍惚的思想震动了她：“一个被爱的人，死去时应当把一切带走。”她不愿在任何人的帮助下就眠，睡觉之前也不想吃任何东西。由于悲痛已极，她祈求上帝让她在睡梦中被死神召去，她怀着这样的幻想脱下了鞋，和衣而卧，很快就睡着了。她不知道自己已经入睡，睡梦中她还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意识到床上空出了一半，她象往常那样侧躺在左边，而在右边缺少另一个身体跟她对称。她在梦寐中思虑着，她想她绝不能再这么下去，不禁呜咽起来。她在梦中哭泣了好一阵，雄鸡终于高啼，不受欢迎的晨光将她唤醒。她醒来时，看到身边没有丈夫，只有孓然一个人，只是在那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在梦中痛哭了很久，然而她并没有死。她还发现，自己在啜着睡觉时，想阿里萨的成分比想她死去的丈夫更多。

第二章

（一）

在经过长时间的不愉快的恋爱，费尔米纳无可挽回地拒绝了他的求婚之后，阿里萨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他毋须为了备忘而每天在牢房的墙上划一个道道计算日子，因为每一天都会发生点事儿使他勾起对她的回忆。他们断绝关系时，他二十二岁，当时，他跟他母亲特兰西托·阿里萨住在文塔纳斯街租下的半幢楼房里。母亲从年轻时就在那里经营一个小百货店，除此之外，还把旧衣服拆了当棉花卖给战争中的伤员。阿里萨是她的独子，是她跟著名的船主洛阿伊萨先生偶然结合所生。这位洛阿伊萨先生是建立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三兄弟中的老大。他们靠了这个航运公司推动了马格达莱纳河的航运事业的发展。

当他儿子十岁时，洛阿伊萨先生谢世。他一直在偷偷地负担着他的花费，但从未在法律上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也没有解决他的前程问题。因此，阿里萨一直只有母亲，他真正的父亲是谁，公众向来是清清楚楚的。父亲死后，阿里萨不得不辍学到邮局去当学徒，在那里他负责打开邮袋，分捡信件，在门口升起有关国家的国旗，通知人们哪个国家的邮件已经到了。

他的才智引起了报务员的注意。那位报务员是个德国侨民，名叫洛特里奥·特乌古特，此人除在邮局干事外，还在教堂的重要庆典上弹风琴和兼任家庭音乐教师。特乌古特教他学会了莫尔斯电码和掌握电报系统。仅仅上了头几堂小提琴课，阿里萨就可以像个职业演奏者似的一边听课，一边演奏其它曲子了。他在十八岁时认识了费尔米纳，当时他称得上是本社会阶层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受欢迎的年轻人。他能跟着时髦的音乐翩翩起舞，情意缠绵地背诵诗篇，只要有人求他，他随时都乐意带上小提琴为他们意中人去奏小夜曲。从那时起，他一直瘦骨嶙峋，印第安人的头发用香脂粘得银光瓦亮，架在鼻梁上的近视镜加深了他的落落寡合的印象。除了视力上的缺陷外，他还患有慢性便秘，终生都离不开通便的灌肠剂。他仅有的一套考究的替换衣服，是从他已故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由于特兰西托善于保存，以致每个星期日穿起来都象是新的。尽管他长得很纤弱，性格内向，穿着朴素，可是班上的姑娘们为了争夺和他呆在一起的机会，还得在私下抽签。他也常和她们在一起玩，直到他认识了费尔米纳，那些天真无邪的行动才算告终。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下午。那天下午，特乌古特叫他去给一个通讯地址不大明确的名叫洛伦索·达萨的人送电报。他在埃万赫利奥斯小公园里一座半倒塌的古老的房子里找到了那个人。那座房子的里院跟修道院相仿，花坛上长满杂草，中央有一个干涸的泉眼。当阿里萨在走廊里跟着赤脚女仆穿过一道道拱门时，他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走廊里摆满了尚未打开的搬迁用的箱子，泥瓦匠的工具，以及一堆堆没有用完的水泥和石灰，当时这座房子正在翻修。在院子的尽头，有一间临时办公室，室内有个大胖子正坐在写字台前睡午觉，他的卷曲的鬓发和胡子搅在一起。此人正是洛伦索·达萨，他在城里尚不十分出名，因为他来到此地还不到两年，而且交游不广。

电报的到来仿佛是他的恶梦的继续。阿里萨怀着一种公务人员的同情心，观察着他的铅色的眼睛，注意到他正在撕开封条的哆哆嗦嗦的手指，以及他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他从许多人身上都看到过，因为收件人在打开电报前，难免把它同死亡联系在一起。读过电报后，他马上镇定下来，叹息道：“好消息！”他按照惯例送了阿里萨五个雷阿尔，他以宽慰的微笑使他明白，如果给他带来的是坏消息，那五个雷阿尔他是不会破费的。接着，他又紧紧地握手同他告别，其实这对送电报的人来说是不必要的。

女仆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不仅是为了给他引路，也是为了监视他。但是，他跟着女仆又沿着同一条走廊走过去了。阿里萨发现里面还有另外的人：在明亮的院子里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反复诵读课文。当他在缝纫室的对面穿过时，从窗户里看到一个成年的妇女和一个姑娘，她们坐在两张并排的椅子上，同时读一本摊在那个成年女人膝上的书。这种景象使他觉得奇怪：女孩在教母亲读书。这个估计，只有一点不太准确，因为那个妇女是女孩的姑妈，而不是她的母亲，尽管她曾象母亲似的把她抚养成人。读书声没有中断，但女孩把头抬了起来，想知道是谁在窗口经过。谁也没有料到这偶然的一督，引起一场爱情大灾难，持续了半个世纪尚未结束。

关于洛伦索·达萨，阿里萨唯一能够打听到的只是：他是带着独生女儿和独身妹妹，在霍乱发生后不久从沼泽地的圣·胡安迁到这儿来的。那些目击他下船的人，毫不怀疑他将会在这里定居，因为他把装备一个家庭所需要的东西全部带来了。女孩还小，但妻子已经去世了。他的妹妹叫埃斯科拉斯蒂卡，四十岁。她上街时，总是按照圣芳济会的习惯着装；留在家里时，也在腰间围条带子。女孩十三岁了，取了个跟死去的母亲一样的名字：费尔米纳。

看来，洛伦索·达萨是个有资产的人，他虽然没有正当的职业，却生活得很好。他花二百金比索，买下了埃万赫利奥斯的旧房，而整修这所房子所花的钱至少是买价的两倍。女儿就读于“圣母献瞻节”学校，两个世纪以来，这个学校就为闺秀们开设如何做贤妻良母的家政课。在殖民时期和共和国初年，这所学校只收贵族门第的小姐。但是，由于独立而破落了的古老家族不得不屈从于新时代的现实，这个学校的大门终于向所有能够支付学费的女学生敞开，不管她们有没有贵族头衔，只要是按天主教仪式结婚的父母的合法女儿就可以就读。这是一所收费昂贵的学校，仅就费尔米纳在那里就读一事，即使不能说明她家庭的社会地位，至少表明了她家庭的富有。这些消息使阿里萨极为兴奋，那位杏眼通圆的美貌姑娘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意中人。可惜，那位父亲对女儿管教甚严，这对阿里萨接近费尔米纳是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其他女学生一般都是结伴而行，或由年长的女仆陪着上学，费尔米纳则总是由单身的姑妈陪着，使她的一举一动不能有任何越轨之处。

阿里萨以下列天真的方式开始偷偷跟踪费尔米纳的生活——早晨七点钟，他一个人坐在公园里不太为人注意的靠背长椅上，佯装在扁桃树下读诗，直到那位姑娘无动于衷地在他身前走过。她穿的是蓝条制服，有松紧箍的袜子高齐膝盖，一双男式的高腰皮鞋。一条粗大的辫子齐腰拖在背后，末端打着一个结。她走路时有一种天然的高傲，脑袋高高地昂起，目不斜视，步履轻快，尖鼻子，两臂交叉，把鼓鼓囊囊的书包抱在胸前。真的，她走路的姿势颇似母鹿，轻松自在。在她旁边，姑妈穿着棕褐色的教服，系着圣芳济会的腰带，紧紧跟着姑娘的脚步走着，谁也甭想凑近那姑娘一步。阿里萨一天四次看着她们来回走过，星期天到教堂做大弥撒出来时也能见她一次。他只要看到那个女孩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渐渐地，他把她理想化了，把一些不可能的美德和想象出来的情感都安在她的身上。两个星期后，她成了他心目中的唯一存在。他决定给她写封信，用职业抄写员的清秀的字体写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这封信在他口袋里搁了几天。在琢磨如何把信交给她的同时，他每天睡觉之前都再补写几页。结果，最初的那张纸逐渐扩大成了一本情话词典，那些话都是他在公园里等待姑娘走过时从读过的许多书中背下来的。

为了寻求递信的方法，他想结识几个“圣母献瞻节”学校的女学生。然而，她们的天地同他相距太远了。再说，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他认为让人知道他的企图是不明智的。他听说费尔米纳刚到此地数天之后，曾经有人邀她参加周末舞会，但被她父亲斩钉截铁地拒绝了：“现在还不到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阿里萨再也难以忍受为自己的爱情保守秘密，他的信已长达七十张纸，而且两面都写得密密麻麻。他把信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母亲面前，母亲是他唯一愿意讲讲知心话的人。特兰西托为儿子的纯真的爱情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想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引导他。她首先说服他，不要把那封抒情诗般的长信交给姑娘，那只能使她在幻梦中大吃一惊，她认为这位姑娘在爱情上跟她儿子同样缺乏经验。她对他说，第一步应该是使她意识到他对她有兴趣，以便他向她吐露爱情时不致使她感到意外，并且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

“不过，更重要的是，”她对儿子说，“你要争取的第一个人，不应该是她，而应该是她的姑妈。”

这两条劝告无疑是明智的，但是晚了一些。事实上，那一天当费尔米纳心不在焉地给她姑妈读着课文，抬起头来看看谁从走廊里经过的一刹那，阿里萨的落落寡欢的神态便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吃饭时，父亲谈起那份电报，她便知道阿里萨到她家干什么来了，也知道他所从事的职业。这些消息使她兴趣大增，因为她跟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电报的发明应该同魔法有点关系。因此，当她第一次看见阿里萨坐在小公园的树下读书时，便一眼认出了他，并且没有引起她丝毫的不安。其实，她的姑妈早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发现阿里萨在那里了，只是没有让侄女知道而已。以后每逢星期日做完弥撒从教堂出来，她们都见到他。那时，姑妈才明白小伙子如此频繁地同她们相遇并不是偶然的。她说：“他处心积虑地缠着我们，大概不是为了我。”尽管她身穿教服，举止在重，但还是具有生活的本能和复杂的心理，那是她的美德。一想到有一个男子对她的侄女发生兴趣，她就难以遏止心中的激动。费尔米纳对爱情还没有感到好奇，阿里萨只使她产生了一点儿怜悯，她觉得他似乎是个病人。但是她姑妈对她说，必须在一起生活很久，才能了解一个男人真正的性格，而且她深信，那个坐在公园里守着她们的年轻人，害的准是相思病。

费尔米纳是一对没有爱情的夫妇生下的独女。姑妈对她既理解又疼爱。自从她母亲死后，就是这位姑妈在抚养着她。她跟洛伦·索达萨的关系，更象是孩子的母亲，而不象是姑妈。因此，阿里萨的出现，使她们增加了一项隐秘的消遣。为了打发漫长的时光，她们发明了许多不让外人知晓的娱乐。每天四次，当她们穿过洛斯·埃万赫利奥斯小公园时，两个人都用一道飞快的目光急切地捕捉那个瘦弱、腼腆、不起眼儿的“哨兵”。不管天气如何炎热，他总是穿着黑衣服，在树下佯装读书。“他在。”姑妈和侄女中谁第一个发现他，谁就忍住笑这么说。这时，他才抬起头来，目送那两位严肃的女子目不旁视地穿过公园。她们距他的生活十分遥远。

“可怜的孩子，”姑妈说，“我和你在一起，他不敢过来。但是，如果他真是爱你，总有一天他会凑过来，递给你一封信。”

姑妈预见到恋爱将会经历种种磨难，便教她熟悉书写体的笔迹，那是互通款曲所不可缺少的手段。阿里萨那些出人意料的既聪明又天真的花招，使费尔米纳产生了新的好奇心，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她还没有想到更远。她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她的这种消遣会突然变成焦虑，全身的血液会沸腾起来，产生一种急切地想看到他的渴望。一天晚上，她居然惊醒过来，她看到他在黑暗中站在床边注视着她。那时，她从内心希望姑妈能够言中。她祈求上帝给他勇气，把信交给她，她想知道信里到底说了些什么。

但是她的恳求没有被理睬，而是相反，因为这正好发生在阿里萨跟母亲谈话的时候，母亲劝他不要马上递交那封长达七十页纸的情书。结果，费尔米纳只好一直等到年底，随着十二月份寒假的临近，她的焦虑变成了绝望，她不安地暗问，在她休假的三个月时间里，为了他们能够见面，她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直到圣诞节的夜晚才得到解决。那天晚上，一种预感震撼着她，她觉得他在坐午夜弥撒的人群中凝视着她。她感到不安，心脏象要从嘴里跳出来。她不敢回过头去，因为她坐在父亲和姑妈之间。她只好竭力克制自己，以便不让他们察觉她的惊慌不安。但是，当人们蜂拥挤出教堂时，她感到在混乱的人群中，他显然就挨在她身边。在离开中殿时，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她通过人们的肩膀上方望去，她看到了两只冰冷的眼睛、一张紫色的面孔和被爱情的恐惧弄僵了的双唇。他的大胆使她晕眩，为了不致跌倒，她赶快抓住了姑妈的手臂。姑妈透过花边露指手套感到她手上渗出了冷汗，于是做了一个几乎不为人察觉的暗号，表示了她无条件的支持，激励她振作起来。在柱廊上的彩灯下，在爆竹、大鼓的巨响和渴望和平的人群的呼喊声中，阿里萨象个梦游症患者似的恍恍惚惚，眼里含着泪花，观赏着节日的盛况，一直游荡到天明。他仿佛觉得那天晚上诞生的不是救主，而是他自己。

下一个星期，每逢午觉时刻，他从费尔米纳门前无望地走过时，就更加恍惚了，他看到姑娘总是跟姑妈一起坐在柱廊的扁桃树下。那情景跟他第一个下午在缝纫房前看到的一模一样：姑娘正在为姑妈读课文。但是，费尔米纳换了新装，她没有穿学生制服，穿了一件多褶麻纱长裙。象古希腊女子穿的宽大无袖衫那样，长裙的褶绉从她肩膀上垂下来。她头上那顶桅子花编织的花冠，使她具有女神般的丰采。阿里萨在公园里坐了下来，他断定在那里准会被她们看到，所以他没有再伪装读书，而是把书本打开，眼睛盯住他朝思暮想的姑娘。然而，姑娘并没有对他报以怜悯的目光。

最初他想，她们在扁桃树下面读书是一种偶然的改变，也许是由于家里一直在没完没了地修理，后来他才明白，费尔米纳所以在三个月的假期中每天下午的同一个时候都呆在那里，目的是为了使他能够看到她。这一结论使他重新鼓起了勇气。姑娘并没有对他流露出注意的神情，也没有作出感兴趣或厌恶的表示。但在她冷漠的脸上却出现了一种与往昔不同的光彩，似乎在鼓励他坚持下去。一月末的一个下午，姑妈突然把手中的活儿放在椅子上离开了，让侄女单独留在铺满扁桃树枯叶的柱廊里。阿里萨不假思索地认为，那是她们商量好了的一种安排，就鼓起勇气，穿过大街，走到费尔米纳跟前。他离她是那么近，以致能听到她的呼吸和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馨香——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就是通过各种芳香来辨认她的。他扬起头跟她讲话，那副果断的样子只是在半个世纪以后才再现过一次，而且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我有个要求，请您接受我的一封信。”他对她说。

费尔米纳感到，他的话语不是她预料的那种声音。它清晰，有分寸，跟他无精打采的神志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姑娘的眼睛没有离开刺绣，回答说：“在没有得到我父亲允许之前，我不能收下您的信。”

这温和亲切的声音使阿里萨激动得浑身战栗，低沉的音色使他终生难忘。他伫立着，又说了一遍：“请收下吧。”他把命令的口气变成委婉的央求：“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费尔米纳没有看他，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刺绣活，她暗暗地把决心的大门半开半掩，那里容得下整个世界。

“请每天下午都到这里来，”她对他说，“等待着我换椅子。”

到了下星期一，阿里萨才明白她那句话的含意。那一天，他坐在小公园的长椅上，除了惯常的情景外，他还看到一种变化：当姑妈回到房间去时，费尔米纳站起身来，坐上了另一把椅子。于是，阿里萨在大礼服的扣眼里插上一朵山茶花，穿过街道，停在她的面前，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机缘。”费尔米纳低着头，用目光扫视四周。在旱季的酷热中，街上空旷无人，只有风卷落叶在地上飘舞。

“把信给我吧。”她说。

阿里萨本来想把那封自己读得滚瓜烂熟的七十页长信全部交出去，但最后决定只送出全信的一半，这部分写得既明确而又在分寸，主要意思是：他将忠贞不贰，永远爱她。他从大礼服内侧的口袋里把信掏出来，放在那个不敢正眼看他的痛苦的刺绣姑娘面前。姑娘看到蓝色的信封在他的一只由于害怕而僵直的手中颤抖，便想举起绣花绷子来接信，因为她不能让他发现她的手指也在发抖。这时出了一件节外生枝的事：从扁桃树的枝叶中掉下一摊鸟粪，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绣花绷子上。费尔米纳赶快把绷子藏到椅子后面，以免引起他的注意，她的脸羞得通红，瞥了他一眼。阿里萨把信拿在手中若无其事地说：“这是幸福的预兆。”听了这话，她第一次突然开颜，流露出感激的神情。她从他手中把信抢了过去，折叠起来，塞到紧身背心里边。那时，他把插在扣眼上的白山茶花献了上去。她拒绝了，说：“这是定情花。”她随即意识到时间已经到了，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您现在可以走了，”她说，“没有得到我的通知请您不要再来。”

母亲在儿子向她倾诉前就发现了他的心事。因为他不言不语，茶饭无心，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在他等待她的第一封回信期间，焦虑使他的身体状况更加复杂化了，他腹泻，吐绿水，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还常常突然昏厥。母亲十分惊慌，这些症状不象是爱情引起的身体失调，倒象是染上了可怕的霍乱。阿里萨的教父，一个懂得顺势疗法的老人——此人从偷偷爱上特兰西托时起，一直是她的知心人——看到病人的这些症状，也感到束手无策，病人的脉搏微弱，呼吸时发出沙哑的声音，脸色象垂危的病人似的苍白，盗汗但并不发烧，也没有哪儿感到疼痛。老人详细向患者本人及其母亲询问了情况，得出的结论是生了一种和霍乱病的症状完全一样的相思病。老人建议用玉米花水来镇定神经，并建议他到外地去换换空气，调剂精神。但是阿里萨宁愿忍受折磨和煎熬也不愿离开这里。

特兰西托是个独身的混血女人，她认为，是贫困葬送了她的幸福。儿子的痛苦仿佛就是她自己的痛苦，而她同样也在这种折磨中得到了喜悦和满足。看到儿子神魂不定，她就给他喝点玉米花水。儿子感到发冷，就给他盖上几条毛毯。与此同时，她也劝他打起精神，在病中及时行乐。

“趁着年轻，要尝尝各种滋味，”她对他说，“这种事情也是终身难逢的。”

当然，邮局的同事并不是这样想的。阿里萨已变得非常懒散，对工作心不在焉，以致在邮件到达时经常挂错国旗。一个星期三，英国的利物浦莱兰航空公司的邮船到了，他挂了一面德国旗。又有一天，法国圣纳泽尔远洋航运总公司的邮船到了，他挂了一面美国旗。爱情的迷惘使他把邮件分发得乱七八糟，引起了公众纷纷抗议。阿里萨之所以没有丢掉饭碗，只是因为特乌古特坚持要留下他，并想带他到教堂唱诗班去拉小提琴。他们在年龄上的差异几乎同祖父和孙子一样，却能志同道合，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港口的小客栈里，他们都相处得很好。港口的小客栈是三教九流的人过夜的地方，上至穿礼服的公子少爷，下至靠施舍为生的酒鬼，无不闻风而来。公子少爷们是从“社会俱乐部”豪华的舞会上逃出来的，到这儿来是为了尝尝油炸花鳅和可可米饭。特乌古特常常在发完最后一班电报之后就赶到那儿，跟安第列斯群岛小船上的狂热的水手们一起喝牙买加甜酒，拉手风琴，一直玩到天明。他身材高大健壮，一部金黄色的胡子，晚上出来时戴一项弗利吉亚帽，倘若再加一串喇叭花的话，简直就跟圣·尼古拉斯一模一样了。他每个星期至少跟一个野妓过夜。有个小客栈，那样的女人很多，专向过路的海员卖淫。他认识阿里萨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怂恿他效法自己，过过那种秘密的天堂生活。他为他挑选最好的野妓，跟她们讨价还价，商量行乐的方式，并且替他预付金钱。但阿里萨不肯接受他的好意。他是个童男，在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之前，他不愿跟任何女人同枕共眠。

这家客栈在殖民地时期是一座贵族宅邸，眼下已摇摇欲坠。宽敞的大厅和大理石的房间用纸板隔成一间间小卧室，纸板墙上被刺了无数的洞孔。到这里来开房间的人，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偷看别人。据说，有的偷看者被隔壁捅过来的毛线针扎瞎了眼。有人在偷窥时恰巧认出了他的妻子。还有一些有身份的绅士来此行乐，装扮成菜贩和轮船水手长，也遭到了厄运。总之，偷看者和被看者的故事是当地的趣闻。阿里萨想到这一点，就吓得魂不附体。特乌古特始终没法使他相信，看别人和让别人看是欧洲王子们的一大乐事。

特乌古特魁梧的身材颇具魅力，然而他脸上却长了个玫瑰蓓蕾似的肉瘤。这虽说是个生理缺陷，却给他带来了好运气，那些经验丰富的野妓都争着和他交欢。他由于才能和风度，成了客栈里最受尊敬的顾客之一。阿里萨的沉默寡言和难以捉摸的性格，也赢得了主人的赏识。在他心力交瘁的最艰难的时刻，他常常把自己关在令人窒息的小屋里，读伤感的诗文和连载小说。那时，在他的幻梦中，便出现了阳台上的燕子窝，出现了接吻声，出现了在沉寂的午睡时刻鸟儿拍击翅膀的声音。当黄昏到来热气消退的时候，总能听到男人们的对话声，他们是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到这儿来找野食的。就这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听到了那些重要顾客以至地方政府要员们向他们的露水情人们述说的许多夫妻间的不忠行为，甚至听到了某些国家机密。他也听说在索塔文托北面四海里的海底，躺着一艘十七世纪沉没的西班牙大帆船，船上载有价值五千多亿金比索的大量宝石。这件事使他感到惊讶，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他进一步思考，过了几个月之后，狂热的爱情激起了他的欲望，他才想去打捞那批淹在海中的财富，为费尔米纳打个金浴缸。

数年之后，当他企图回忆被他自己以诗的灵感理想化了的姑娘究竟是什么模样时，他仍然未能把她辨认出来。即使在他焦急地等待她的回信，偷偷地窥视她的行动的日子里，他看到的也只是在下午两点钟被橙黄色扁桃花卉映照得变了样的形象。扁桃树的繁花四季常开，周围永远春意盎然。那时，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带着小提琴，陪着特乌古特得天独厚地站在唱诗班的楼台上，从而得以欣赏费尔米纳的长裙随着轻风般的赞美诗声，象波浪似地飘荡。但这种欢乐的机会，却被他自己的胡思乱想平白葬送了，他觉得那些神秘的宗教音乐过于索然无味，异想天开地打算代之以爱情的华尔兹，结果特乌古特只好把他赶出唱诗班。

就在这个时候，他贪馋地吃了母亲种在院里花坛上的桅子花，从此才明白了费尔米纳身上散发的香味。同样在这个时候，他偶而在母亲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大瓶花露水，那是跑汉堡至美洲航线的海员卖的走私货。他产生了一种不能遏制的愿望，为了了解他所爱的女子的其它香味，他一点一点地品尝这瓶花露水，一直喝到东方欲晓。最初他是在港口的小客栈里。后来昏昏沉沉地跑到海边的防波堤上，那儿是没有房子的恋人们谈情说爱的地方。最后，他终于醉得不省人事。母亲提心吊胆地一直等到清晨六点钟，然后寻遍了所有最隐蔽的地方。过了中午，才在港湾某处经常有溺水者冲上海滩的地方发现了他。当时，他正躺在一片散发着芳香气味的呕吐物中间。

在儿子恢复健康期间，母亲责备他不该只是被动的等待费尔米纳回信。她告诫他：软弱者永远进不了爱情的王国，爱情的王国是无情和吝啬的，女人们只肯委身于那些敢作敢为的男子汉，因为这样的男子汉能使他们得到她们所渴望的安全感，使她们能正视生活。阿里萨接受了母亲的教诲，也许还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特兰西托也掩盖不住自己的骄傲，那更多的不是由于母爱，而是由于色情。当见到儿子穿着黑呢料衣服，戴着硬帽，赛璐珞的衣领上打着优美的领结，跨出小百货店时，母亲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去参加葬礼。他涨红了脸回答说：“大概是吧。”她看到，他紧张得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他的决心是不可战胜的。她向他提出了最后忠告，为他祝福，笑着说：“你要是能把费尔米纳征服，我就再给你买一瓶花露水，在一起庆贺庆贺。”

自从一个月以前他给他意中人递交了第一封信以来，他多次违背了不再到小公园里去的诺言，只是做得十分谨慎，没有让她发觉。一切同往常一样。费尔米纳和姑妈在树下读书，到下午两点钟，全城人从午睡中醒来时才结束。然后她们在一起刺绣，直到热浪下降，空气渐渐变得凉爽。阿里萨没有等姑妈进入内室，就挺起胸膛，迈开大步，穿过了大街，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不过他开口讲话时没有面对费尔米纳而是冲着她的姑妈。

“请允许我单独和这位小姐呆一会儿。”他对她说，“我有点重要的事要告诉她。”

“放肆！”姑妈说，“她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对我说的。”

“我不能对您说。”他答道，“但是我得提醒您，您要对发生的事情负责。”

在姑妈心目中，侄女的未婚夫不可能这样说话，但她还是不安地站了起来，因为她第一次惊异地意识到，阿里萨是在照上帝的启示说话。于是，她进入房间去换针，让两个年轻人单独留在柱廊的扁桃树下。

事实上，费尔米纳对这个沉默寡言的求爱者知之甚少，他象冬天的燕子似的闯入了她的生活，要不是信上落了款，她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她打听过，知道他没有父亲，只跟一位勤劳严肃的独身母亲过日子。她的母亲尽管是个品德高尚的人，但却无可挽回地带着年轻时误入歧途的烙印。她原以为他是个送电报的信差，现在才知道，他是一位精通业务、前程远大的助理报务员。她想，他所以屈尊亲自给他父亲送电报，不过是想找个同她谋面的机会。这种猜测，使她深受感动。她也知道他是唱诗班的乐师之一，尽管在望弥撒时他从来不敢抬起眼来证实这一点。有个星期日，她发现了这样一件怪事，整个乐队在为大家演奏，唯独小提琴只为她一个人演奏。他不是她要选择的男人。他的弃儿般的眼睛，牧师般的装束，他的神秘的行动，都引起她难以遏止的好奇心，但她从来没有想到，好奇也是潜在的爱情的变种。

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收下了那封信。这不能责怪他。但是，她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必须对他的信做出回答，这使她坐卧不安。父亲的每一句话，每一道偶然的目光，他的最普通的动作和表情，都构成了可能使她暴露秘密的陷阱。她成天心惊胆战，生怕因疏忽而失密，在饭桌上常常一言不发。她甚至在同姑妈说话时都支支吾吾，尽管姑妈跟她一样热心，把侄女的事当做她自己的事，她毫无必要地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反复阅读那封信，企图从五十八句话的三百一十四个字母中发现什么暗号，藏着什么神奇的方法。她希望从那封信中找出比表面语言更丰富的内容，然而她反复寻觅，除了跟读第一遍时相同的内容外，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东西。她刚拿到这封信时，匆忙地跑进浴室关起门来，紧张得心象跳出来似的撕开了信封，幻想着那是一封感情炽烈的长信，但是她看到的只是一张洒了香水的便条，上面写的誓言使她震惊。

最初她没有考虑一定要回答，但是信里讲得如此清楚，她无法回答。同时，她感到十分忧虑，为什么阿里萨的影子时时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为什么对他的兴趣与日俱增？她甚至痛苦地问自己，为什么他不象往常一样按时在小公园里出现，却忘记恰恰是她自己要求他在她没有考虑好如何回答之前不要再去的。现在，她是那样思念他，她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会如此钟情一个人。他本来不在那儿，她却觉得他在那儿；他本来不可能到的地方，她也希望他在那儿。有时她突然在梦中醒来，感到他正在黑暗中注视着她。所以，那天下午她听到在小公园中铺满黄叶的小径上响起坚定的脚步声时，她的确认为那是她的幻觉又在欺骗她。但是，当他一反萎靡不振的常态，以威严神情要求她作出回答时，她终于克制了自己的惶恐，企图逃避现实，因为她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尽管如此，阿里萨还是惊呆地听到了她的话：

“我收到了您的来信，”她对他说，“不回答是不礼貌的。”

这便是那道难题的结局。费尔米纳完全控制了自己，她请求原谅她迟迟未作回答，并郑重告诉他，在假期结束之前他将得到回信。这个诺言后来真的实现了。在二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五，也就是开学的前三天，姑妈到电报局去询问发到彼埃特拉斯·莫莱尔——这个镇在他们的服务册上没有出现过——的电报需要多少钱。她装得仿佛和阿里萨素未谋面似的，向他打听这件事。在离开电报局时，她故意把一本蜥蜴皮封面的《每日祈祷书》放在柜台上，那本书里夹着一个有着烫金图案的亚麻纸信封。阿里萨欣喜若狂，那天下午，他再也没做别的事，只是边吃玫瑰花边读信。他把那封信字斟句酌地读了一遍又一遍，一直读到半夜，读的遍数越多，吃的玫瑰花也越多，以致他母亲不得不象对一头小牛犊那样哄着他，叫他吞服蓖麻油泻药。

那是他们如痴似狂地相爱的一年。他们天天都是白天思念，夜晚梦见，急切地等信和回信，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干。不管是在那个神魂颠倒的春天，还是在第二年，他们都没有见过面、说过话。甚至，从他们第一次相见，直到半个世纪后他向她重申他的至死不渝的爱情之前，他们没有单独见过一次面，谈过一次话。但是在最初三个月里，他们每天通信，有时一天写两封，那种如胶似漆的情景，就连帮助他们点燃那团炽烈情火的姑妈都感到吃惊。

自从她胸怀复仇的火焰——那位姑妈在爱情上曾遇到过不幸——把第一封信送到电报局之后，她几乎天天允许他们以似乎是偶然相遇的形式在小巷里交换信件。但是，她没有勇气让他们见面交谈，这不仅是因为她认为那是一种轻浮的行为，而且也因为相见的时间过于短促。三个月之后她才明白，她侄女热恋着阿里萨，并非象她最初认为的那样，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因此她自己的生活便受到了那场情焰的威胁。埃斯科拉斯蒂卡除了依靠哥哥的施舍外，没有任何的生活资助。她知道，哥哥暴躁的脾气是绝不会原谅她对他的信任的嘲弄的。但是，在这最后抉择的时刻，她没有勇气使侄女遭受她从年轻时代就遭受的那种无可挽回的不幸，而是任凭她用某种办法做一场天真无邪的梦。这种办法很简单：费尔米纳每天去学校时，把信放在途中的一个隐蔽之处，并且在信里告诉阿里萨，她希望在哪儿拿到他的回信。阿里萨也同样这么做。这样在这一年里，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就把这个难题转移到了教堂的洗礼盆上、大树的空树干里，以及已经变为废墟的殖民地时期的碉堡的空隙里。有时候，他们的信件被雨水淋湿，沾满泥浆，拿到手时已被撕破。由于各种原因，有几封信已经丢失，但是他们总会找到办法重新建立起联系的。

阿里萨每天晚上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信。在店铺的后室，他在椰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无视从那萦绕的烟云中吸进多少毒物。他越是努力模仿人民图书馆里那些他所喜爱的诗人的作品，他的信就写得越冗长、越疯狂。此时，人民图书馆里已存有八十部诗集。一度热心鼓励他及时行乐的母亲，这时也开始为他的健康不安了。“你会弄伤脑子的。”当雄鸡引吭高歌时，她在卧室里对他喊道。“没有哪个女人值得你这样劳心费神。”她不记得有哪个男人被女人弄得这般神思恍惚。但儿子并不理睬她的话，爱情使他忘记了一切。有时为了使费尔米纳去学校途中及时拿到信，当他把信放在预先讲好的隐蔽处，然后走进办公室时，连头发都来不及梳理。费尔米纳却相反，在父亲和修女们严格的令人不快的监视下，她几乎难得从笔记本上撕下纸来藏在浴室里写上半页信，或者在课堂上佯装做笔记写上几句。这不仅是时间不允许和害怕，而且也由于她的性格，她的信从不拐弯抹角和无病呻吟，而是以航海日记那种讨人喜欢的风格讲述她日常生活中的遭遇。实际上那是消遣性的信，她通过它们保持情火如炽，但自己却没有陷进去。而阿里萨却是在每一行字的情火中自焚。他急不可待地要把自己的狂热传导给她，他在山茶花的花瓣上细心地用别针尖刻上诗文送给她。是他，而不是她，大胆地把自己的一缕头发放在了信封里，却永远没有得到他所渴望的回答，亦即没有得到费尔米纳的一根完整的头发。不过，他这样做至少使她前进了一步，从那时起，她开始给他寄去放在字典里的做成标本的叶子、蝴蝶的翅膀和珍禽的羽毛，并在他生日时赠给他一个一千方厘米大小的圣·彼得的教服，那种教服那些天以极其昂贵的价格在当地偷偷出售，在她同样年纪的女学生中只有她一个人买到了。

一天晚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费尔米纳被一支小夜曲惊醒了，那是一支小提琴演奏的华尔兹舞曲。她吃惊地发现，每个音符都是对她的植物标本花瓣的感谢，对她害怕考试的感谢，她在更多的时间里是在想念他，而不是去关注《自然科学》教科书，那琴声使她得到了安慰，但她不敢相信阿里萨竟是这样的鲁莽。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父亲说那琴声使他感到奇异。首先，他不懂得这小夜曲意味着什么。其次，尽管他全神贯注地听小夜曲，到头来他还是没有听清是在什么地方演奏的。姑妈沉着冷静地为侄女遮掩，毫不含糊地声称她透过卧室的薄纱窗帘看到小提琴独奏者是在公园的另一边，并且说无论如何只奏一支舞曲那是通知决裂。在这一天的信中，阿里萨证实说，那个奏小夜曲的人就是他，华尔兹舞曲是他自己谱写的，曲名就是他心中的“戴王冠的仙女”费尔米纳。为了使她在卧室听到小夜曲不再害怕，他没有再到公园去拉小提琴，而是常常在月夜精心选择个地方去演奏。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是穷人的墓地。这墓地在一个贫瘠的小山头上，沐浴着阳光，吸吮着雨露，兀鹰在那儿安眠。在这里乐曲可以发出神奇的回响。后来，阿里萨学会了辨别风向，让风来传送他的乐曲，他肯定他演奏的乐曲声会传到应该到达的地方。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战乱一直未停。这年八月，一场新的内战又有席卷全国的趋势。政府宣布在加勒比海岸的几个省实行国事管制法和从下午六点钟开始宵禁。骚乱在不断地出现，军队犯下了种种镇压暴行，可是阿里萨仍是懵懵懂懂，对世态一无所知。一天清晨，一支军事巡逻队抓住了他，当时他正在以调情来扰乱亡灵们的贞洁。他奇迹般地逃脱了一次集体枪决。他被指控犯了间谍罪，用乐谱向三天两头出现在临近水域的自由党舰船通风报信。

“瞎扯，什么间谍？”阿里萨说，“我只不过是一个热恋中的穷光蛋。”

他戴着脚镣在地方警备队的牢房里睡了三个夜晚。当他被释放出来时，他又为只关了那么短时间感到失望，一直到了老年，当许多其它战争也混在他的记忆中时，他还在继续想着，他是这座城市里，乃至是全国唯一由于爱情的原因戴上五磅重铁镣的男人。

当阿里萨正式向费尔米纳提出结婚的建议时，他们狂热的通信已近两年了。在头六个月里，他给她寄去了几次白山茶花，她在回信时却把山茶花还给了他，为的是表明她将继续给他写信，只是还没有到定情的时刻。事实上，她一直把传递山茶花视为爱情的激越，她从来没有考虑过那表明她已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但是，当她接到阿里萨正式建议时，她感到死神第一次在撕裂着她的心。她吓得六神无主，便把这事情告诉了姑妈。姑妈勇敢而聪明地担当起顾问的角色，可姑妈在她二十岁需要决定自己的命运时，却没有这样冷静的头脑和勇气。

“告诉他你答应他啦”，姑妈对她说，“尽管你怕得要死，但是如果你拒绝了他，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费尔米纳是那样心乱如麻，她要求对方给她一段时间，让她好好考虑一下。起先她要求一个月，以后要求两个月、三个月。在快满四个月时她还没有作出回答，她又接到了白山茶花。他这次不象往常那样，只是在信封里把山茶花寄来，而是在信中说明这是最后通谋：要么答应，要么告吹。于是，阿里萨收到了一封信，里面只装了从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面用铅笔写道：“好吧，如果您答应不让我吃苦头，我就跟您结婚。”然而，也正是在这天下午，阿里萨看到了死神的面孔。

阿里萨没有想到会得到那样的回答，但是他的母亲预料到了。自从六个月前他第一次告诉特兰西托他想结婚时开始，她就着手操办，把整座房子租下来。直到那时，他们一直跟另外两家人合住那座房子。那是一座十七世纪的民用建筑，分两层，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曾做过烟草专卖商店。它的破产的主人，由于缺乏维修资金，只好将它分成几部分租出去。房子的一部分临街，以前是零售店，另一部分在方石铺的庭院尽头，以前是工厂。一个很大的马厩，目前让房客们共同使用洗晾衣服。特兰西托·阿里萨占据着第一部分，尽管是最小的，但都是最有用、保持得最好的房间。在昔日烟草专卖商店的大厅里，如今开设着小百货店，宽大的店门冲街开着。旁边有个旧仓库，除了天意之外，没有别的通风口，特兰西托·阿里萨就睡在那儿。店铺的后房占了大厅的一半，用一道木屏风同前面的铺面隔开。那里有一张桌子，四把椅子，既用来吃饭，也用来写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那儿挂了一个吊床，黎明停止写信时，他就在那上面休息。这部分房子对两口人来说是足够用了，但如果再增加一个人就显得拥挤，更何况来的是“圣母献瞻节”学校的一位高贵小姐。她的父亲曾经把瓦砾上的一座房子整修一新，当时在那所房子里住着占有七个爵位的几个大户人家，他们惶惶不安，时时担心房顶塌下来压在他们身上。为了迎接未来的儿媳，特兰西托终于使房主答应她占用院里的走廊，其代价是把那座房子维修五年。

她有钱做这件事。除了小百货店和拆洗旧衣服做止血药棉卖出的实际收入外，她还把钱借给那些刚刚破产、羞于去沿街乞讨的无米下锅的人，这些人为了感激她为他们保守秘密，答应愿意付高额利息。这样，特兰西托·阿里萨就成倍地增长了她的积蓄。有着女王神态的夫人们，在小百货店的柱廊前从华丽的四辆马车中走下来，她们既没有保姆，也没有令人生厌的仆人，在那儿，她们假装购买荷兰花边和金银条带滚边，在几声抽抽咽咽中把她们已失去的天堂的最后象征物——华丽的服装和贵重首饰——典当掉。特兰西托出于对她们出身的莫大尊敬，帮助她们从窘境中解脱出来。她们中间许多人的感激心情更多的是出于保全了荣誉，而不是得到了恩惠。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特兰西托把那些多次唤出、又多次重新含着眼泪典当了的首饰已经看成象自己的一样了。她把赚得的钱换成纯金，放在一只瓦罐里埋在床底下。当儿子决定结婚时，这笔钱完全可以做她的后盾了。她算了一下帐，发现她不仅能够在五年中间把那座房子掌管好，并且靠她的智慧，再加上点运气，也许在死之前能够从别人手中把它买下来，为她所希望有的十二个孙子安排下住处。与此同时，阿里萨已被任命为电报局临时首席助理。当他去领导准备于次年成立的电报和磁力学校时，特乌古特就打算安排他作办公室主任了。

结婚的筹备实际上已经就绪。然而，特兰西托认为还有最后两件事需要谨慎些。第一，打听清楚洛伦索·达萨的身世。他的口音清清楚楚地表明他是什么地方人，关于他的身分和生活来源却没有谁能够确切的了解，而且恋爱期间双方的言行必须十分严肃和检点，以保障婚后感情的牢固。她建议待战争结束时再结婚。阿里萨赞成绝对保密，这一方面由于他母亲指出的理由，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缄默的性格。他也同意推迟婚期，但是他认为到战争结束再结婚那是不现实的，因为自从摆脱西班牙统治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一天也没有安宁过。

“到那时再结婚，我们都变成老头老太太了。”他说。

他的教父，一个顺势疗法医生，在偶然的情况下参加了讨论这件事。他认为战争对结婚没有什么妨碍，照他看来，战争只不过是被地主象公牛一样赶着的穷人和被政府赶着的打赤脚的士兵之间的武装冲突罢了。

“仗是在山上打的。”他说，“自我记事以来，在城里杀我们的不是子弹，而是法令。”

不管怎么说，关于结婚的细节问题在下一个星期的通信中全部解决了。费尔米纳接受了姑妈的劝告，同意两年后结婚，而且绝对保持贞洁，她还建议，到她在圣诞节假期中学升业时，阿里萨就向她求婚。他们将根据她父亲可能接受的程度商量出办法，通过适当的手续使订婚合法化。在这期间，他们还是那样热烈地、频繁地继续通信，只是不再象以前那样遮遮掩掩。他们的通信以家人的口气相称，仿佛两个人已经成为夫妻。至此，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乱他们的幻梦了。

阿里萨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变。费尔米纳接受了他的爱情，使他对生活充满憧憬，感到浑身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他工作干得那样出色，以致特乌古特很快就把他当做了自己的继承人。那时，建立电报和磁力学校的计划已经告吹，这个德国人把他全部的空闲时间都用到了他最喜欢的事情上，那就是到港口去拉手风琴，和海员们一起喝啤酒，而这一切都是在客栈里做的。过了许久，阿里萨才明白特乌古特之所以在那个名为客栈实为妓院的地方有影响，是因为他终于变成了这家客栈的老板和港口上那些堕落女人的业主。他用多年和积蓄渐渐买下了客栈，替他出头露面的是一个瘦小的独眼龙。这个独眼龙见人笑脸相迎，一副慈善心肠，谁都想不到他会捞上客栈经理那件好差事。然而事实就是如此，至少阿里萨认为他不错，因为他对他的旨意心领神会，比如说，没等阿里萨开口，他就在客栈里给他准备了一个包间。这间房子不仅可供他在需要时解决那种事，而且可供他安安静静地读书和写情书。就这样，在正式办理结婚手续的那段漫长时间里，他在客栈里消磨的时间比在办公室和家里加在一起还多。有些时候，特兰西托只是在他回来换衣服时才看到他。

读书成了他的一种嗜好，不读书简直活不下去。母亲自从教会他识字起，就给他买一些北欧作家写的带插图的读物，这些书是作为儿童故事出售的，但事实上，却是些什么年龄的人都可以读的最残酷和邪恶的书籍。阿里萨五岁时，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学校的晚会上都能背诵这些书里的篇章，不过熟读这些书籍并未减少他的恐惧，而是相反，愈发加剧了他的这种心理。因此，从阅读这类书籍转而读诗，对他的神经仿佛是一种缓冲剂。到了青春时期，他已按出版顺序读完了人民图书馆里的全部诗集。那些诗集是特兰西托·阿里萨从“代笔先生门洞”的书商们手里买来的，价钱便宜，从荷马到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诗人，无所不包。他读书没有选择，拿到什么就读什么，好像一切遵从天意办事。多年以来，他读了那么多书，到头来哪是好书，哪是坏书，他压根儿分不清楚。他头脑中唯一清楚的是，在散文和诗歌之间，他喜欢诗歌；在诗歌里面，他喜欢爱情诗。爱情诗只需读上两遍，他即可背得滚瓜烂熟，押韵押得越好，越有规律，越伤感，他就背得越容易。

这也是写给费尔米纳的最初几封信的源泉。在那些信里，他整段整段地抄录西班牙浪漫诗人的作品，连一个字都不改变。后来，直到现实生活迫使他关心更多的尘世之事，而不仅仅是关注心灵的痛苦，他才跳出了浪漫主义诗篇的圈圈。那时，他已经向伤感连载小说和一些世俗的散文跨进了一步。他能跟母亲在一起，一边朗读地方诗人的诗，一边伤心落泪。那些诗是在市场和街道柱廊下出售的，两个生太伏一本。同时他也能背诵黄金时代最优秀的西班牙诗歌。一般说来，凡是到手的书他无一不读，先拿到什么就读什么，甚至在他第一次艰难曲折的恋爱之后，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的时候，他还是从头到尾一页不漏地读完了二十卷的《青年文库》、全部翻译成西班牙文的德国经典著作，以及最通俗易懂的西班牙著名小说家伊马涅斯的文集。

阿里萨的青年时代，不仅是关在那家客栈里读书和写炽烈的情书，而且也偷偷地过起了没有爱情的爱情生活。客栈里生活从午后开始，那时，他的女友们，也就是那些妓女起床了。她们一丝不挂，就象妈妈生她们时一模一样。阿里萨从电报局下班来到这里，走进的是一座挤满裸体仙女的宫殿，她们高声评论着城市里的秘密，其实，那些秘密都是由导演者本人的不忠而披露出来的。很多女人在她们的裸体上展示着过去留下的痕迹：肚子上的刀疤、枪疤和残忍的剖腹产的缝合处。有些女人白天让人把她们年幼的孩子——那是她们年轻时绝望或疏忽大意的不幸产物带来。这些孩子一进到客栈，妈妈们便把他们的衣服剥光以便使他们在这个裸体天堂里不感到和别人有什么两样。每个女人都自己做饭，可没有一个人比阿里萨吃得好，因为所有的女人都邀请他吃饭，而他又选择每个人做的最好的菜来品尝。每天从午后到黄昏，客栈里就象节日一般热闹非凡。黄昏到了，那些裸体女人便唱着歌儿鱼贯走向浴室，她们互相借剪刀、肥皂、牙刷，互相剪头发，互相换衣服穿，互相把脸上涂得花里胡哨，象小丑一般难看。尔后，她们便上街去，捕捉她们晚上的第一批猪物。从那时起，客栈里的生活就变得残忍而不讲人格了。没有金钱，在那儿寸步难行。有了金钱，一切唾手可得。

自从阿里萨认识费尔米纳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家客栈更使他逍遥自在，那是他唯一不感到孤独的地方，甚至到了后来，他感到那是唯一他和她在一起的地方。也许由于同样的原因，那里也住着一个上了年纪的有着一头银白色秀发的漂亮女人。她不像那伙裸体女人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然而那些女人都对她毕恭毕敬。她在年轻的时候，一个早熟的未婚夫把她带到了那里，他把她占有了一段时间之后便随意把她抛弃了。不过，尽管她有过这一段经历，她后来的婚姻还是相当美满的。丈夫去世时，她年纪已经大了，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都争着要她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是她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比住在那个妓女们居住的客栈里更合心意。她年年包租一个房间，不到任何地方去。这使她很快就和阿里萨心心相印了。她对阿里萨很欣赏，说他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的著名学者，因为他居然能在那淫荡的天堂里，用读书丰富自己的心灵。而阿里萨竟也是如此喜欢她，不仅热情地帮助她在市场上买东西，而且常常几个下午都和她一个人谈话。他认为她在爱情上是个有智谋的女人，她在这方面给了他许多指导和启发，尽管他没有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她。

如果说，在得到费尔米纳的爱情之前，他没有产生用手去抚摸女人的欲望，那么，当她成了她的正式未婚妻以后，他就更加没有这种想法了。阿里萨和姑娘们共同生活在客栈里，和她们同甘共苦，不管是他，还是她们，互相间保持着友好，都没有越轨的行为。一件意外的事情表明了他的意志坚强和严肃。一天，下午六点钟，当姑娘们穿好衣服准备接待晚上的顾客时，一位负责打扫该层楼地板的女仆走进了他的房间。那是一个未老先衰、神情委顿的年轻女子，在那个裸体女人的天堂里，她就象个宗教游行队伍中穿悔罪服的人。他天天看到她，他觉得他从未引起过她的注意，好象客栈里根本不存在他这个人。那女人拿着扫帚，提着垃圾桶，带着专门捡那些不堪入目的脏东西的破布，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不停地串来串去。她象往常一样，走进了阿里萨读书的房间，也象往常一样，小心翼翼地清扫了一遍。为了不打扰他，她轻手轻脚，不弄出一点声响。突然，她走到他的床边，他感到有一只温暖而柔软的手伸到了他的小腹下面，在那儿摸索着寻找什么，而且终于寻找到了，接着便解他的扣子，与此同时，他感到她的呼吸充满了整个房间。他装作读书，不去理睬她，然而终于抵挡不住她的进攻，只好躲开她。

她很害怕，因为录用她做清扫工时，给她提出的第一个警告就是不能跟顾客胡来。其实无须跟她讲明这件事，因为她跟许多女人一样，卖淫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跟陌生的男人睡在一起。她有两个儿子，是跟两个不同的丈夫生的，那不是因为她喜欢逢场作戏，而是因为她未能得到一个男人的真正的爱情。她所爱的人跟她睡上两三个晚上就把她甩掉了，在进客栈做工之前，她并没有寻求男人安慰的急切欲望，她生性平和，耐心等待着，并不绝望。然而，那客栈的生活摧毁了她的贞节。她下午六点钟开始来客栈工作，整个晚上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匆匆忙忙清扫，抢走脏东西和更换床单。男人在寻欢作乐之后丢下的那些“垃圾”，多得难以想象。他们留下呕吐物和眼泪，这在她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也留下许多钟情的隐语：血污、排泄物、玻璃球。金表、假牙、放着金色卷发的珍品盒、情书、贸易信函、吊唁信，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信件。有些人回来寻找丢失的东西，但大部分都留在那儿无人问津。特乌古特把这些东西锁起来保存好，他心想，那座倒霉的楼房，靠了那成千上万件个人失物，迟早会成为爱情的博物馆。

她工作很繁重，活干得很卖力气，报酬却很低。使她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啜泣、呻吟和床上弹簧的吱吱格格的响声，那些声音是如此热烈而痛苦地刺激着她的血液，以致天亮时她再也忍耐不住，真想一切不管不顾地跟在街上遇到的随便哪个乞丐或者无家可归的醉汉去睡上一觉。只要他们愿意就行了。一个象阿里萨那样年轻、诚实又没有妻子的男人出现在她的面前，对她来说无疑是上天的馈赠，从一开头她就发现，他跟她一样，需要爱情的抚慰。但是，他象一个木头人儿，对她的急迫心情毫无理解。他一直对费尔米纳保持着童贞，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和理由能够使他改变主意。

（二）

这就是阿里萨在准备正式办理订婚手续四个月以前的生活。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一天清晨六点钟，洛伦索·达萨来到了电报局打听他。由于时间尚早，他还没有上班，达萨便坐在长凳上等他。他要到八点十分才到，所以来访者就把那只沉甸甸的镶着名贵蛋白石王冠的金戒指来回地从一个手指倒到另一个手指上。当他看到阿里萨走进电报局门口时，立即就认出了这个电报局职员，于是上去扯住他的胳膊说道：

“请跟我来一下，小伙子。咱们这两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必须得面对面谈上五分钟。”

阿里萨吓得脸色铁青，只好跟他走。这次相遇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费尔米纳没有找到机会和恰当的方法事先通知他。事情发生在前一个星期六。那一天，“圣母献瞻节”学校校长、修女弗兰卡·德啦卢斯象蛇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宇宙起源学基本概念课教室，从肩膀上方窥视女学生，发现费尔米纳装做写笔记，实际上正在练习本上写情书。根据学校的规定，她应该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洛沦索·达萨被紧急招到校长室，他在那儿发现了对女儿管教的漏洞。费尔米纳以她天生的沉着和美德承认了写情书的错误，但是她拒绝说出她的秘密未婚夫是谁，而且被招到教会法庭时，她再次拒绝供认。这样，教会法庭便批准了开除她学籍的决定。直到那时女儿的卧室仍旧是一所不可侵犯的圣殿，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对女儿的卧室进行了搜查，在箱子的夹层底里查出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三年间费尔米纳收到的全部情书。她怀着那样的深情收藏着它们，就象阿里萨飞笔疾书地写它们时一样。信上的签名清清楚楚，然而洛伦索·达萨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都不能相信，他的女儿对那个不露面的未婚夫除了他的报务员分身份和爱好小提琴之外，其他一概不知。

洛伦索·达萨确信，没有他妹妹的合谋，女儿同阿里萨之间如此困难的联系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没有做任何解释，也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就打发妹妹上了小帆船，她到沼泽地圣·胡安市去了。那个最后离别的镜头，永远留在费尔米纳痛苦的记忆中。那天下午，她穿着灰、褐、白三色相间的教服，发着高烧，站在门廊下问姑妈告别，注视着她的身影在蒙蒙细雨中消失在小公园里。可怜的姑妈，她唯一所有的便是一个独身女子的铺盖卷和一个月的生活费。那点钱她用手绢裹着，紧紧地握在手中。后来，费尔米纳一摆脱父亲的控制，就派人在加勒比海地区诸省寻找她，向一切可能认识她的人打听她的下落，始终没有得到一点音信。直到几乎三十年之后，她才收到一封不知经过了多少人之手才辗转到达她手里的信。这封信告诉她，姑妈已在“上帝雨露”麻疯病院里谢世，享年近一百岁。

洛伦索·达萨没有预见到女儿对他不公正的惩罚，尤其是以她的姑妈作牺牲品，反应是如此的疯狂。他怎会想到，实际上女儿一直把姑妈视为只在记忆中有着模糊印象的亲生妈妈。姑妈走后，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插上门闩，既不吃也不喝。当父亲先是用威胁，尔后显然是用恳求，终于让她把门打开时，他看到的再也不是那个十五岁的天真无邪的姑娘，而是一个象受了伤的雌豹似的强悍的女人。

他用各种花言巧语诱惑她。想使她明白，在她那样的年纪，爱情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他对她好言相劝，让她把情书退回，并回到学校跪在修女们面前请求宽恕。他还向她保证说，他将是第一个帮助她找到出身高贵的意中人的人，也是使她的爱情永生幸福的人。但是，女儿对他的话根本不加理睬。由于计划失败，洛伦索·达萨终于在星期一吃午饭时勃然大怒了。费尔米纳一边心潮起伏地吞下那恶毒的咒骂和亵渎神明的话，一边把砍肉刀架在脖子上。那显然不是作戏。父亲看到她那坚定的神情和呆滞的目光，只好软了下来，不敢再紧逼不放。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决定冒着危险去跟那个可恶的穷小子以男子汉的气概谈上五分钟。他从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在如此不吉利的时刻闯入他生活的人。纯粹由于习惯，他在出门前拿上了左轮手枪，不过他十分小心地将它藏在衬衫下面。

洛伦索·达萨拉着阿里萨的手臂，沿着教堂广场走到教区咖啡馆的拱廊里，邀他在平台上坐下来，阿里萨仍旧没有从惶惑中清醒过来。咖啡馆里还没来其他顾客，一个微胖的黑女人正在用墩布擦大厅的磁砖地。大厅的彩色玻璃窗边缘已经破损，上面挂了一层厚厚的尘埃。厅堂里的椅子腿朝上的码在大理石桌面上。阿里萨曾经多次看到洛伦索·达萨在那儿赌博，看到他一边跟公共市场上的阿斯图里亚人喝着桶装葡萄酒，一边高声吵架。那是另外一些没完没了的战争，只不过同我们的内战性质不同罢了。有许多次，他想到爱情的宿命论，不禁在心中问自己，他们迟早会相逢，那时的情景会是怎样的？可叹的是这种相逢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双方的相逢已命中注定。他猜想，他一定是个无人能与之相比的吵架能手，这不仅由于费尔米纳早已在信中告诉过他，说她的父亲性情暴躁，而且他自己也注意到，即使在赌桌上哈哈大笑的时候，他的眼睛也闪烁着凶光。他的整个形象给人以粗俗的印象，丑陋的大肚囊，加重的说话语气，猞猁似的络腮胡子，粗糙的大手，无名指上还戴着镶蛋白石的戒指。他唯一动人的特点——阿里萨从第一次看到她就承认这一点——就是他走路的姿势跟女儿一模一样，象头母鹿一般。然而，当他指给阿里萨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时，他觉得此人不似乎是他认为的那么凶。洛伦索·达萨请他喝一杯茴香酒，他的神经更加松驰下来，阿里萨从来没有在早晨八点钟喝过酒，但他还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此刻他感到实在需要喝点什么。

果然，洛伦索·达萨只用了五分钟就陈述完自己的理由。他是那样真诚而坦率地道出了一切，使得阿里萨不知所措，无言以对。洛伦索·达萨说，在他妻子去世时，他就打定了主意，一定要使他的女儿成为一位高贵的夫人。这对一个没有文化的做骡马生意的人来说，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好在他的盗马贼的名声不象在沼泽地圣·胡安省流传得那样广。他点燃一支赶骡人抽的雪茄烟，叹息道：“糟糕的就是我的坏名声，这比身体不佳给我带来的灾难更为严重。”然而他又说，他的命运的真正秘密却是，在他的骡子中没有一头象他自己那样勤劳、能干和坚韧不拔，即使在最艰难的战争岁月里也是如此。在这种灾难沉重的时刻，人们醒来时看到的是大火后的灰烬和毁坏的田野。女儿从来不知道父亲对她的命运早有考虑，她的表现却象是在跟父亲积极配合。她的头脑是那样的聪明，办事是那样的有条不紊，她自己刚刚学会识字就教父亲念书。刚满十二岁时，她就十分懂事，没有姑妈的帮助，她照样可以把家管理得很好。他感叹地说：“这是一头金骡子。”女儿小学毕业时，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并且在毕业典礼上获得了荣誉奖。那时他才明白，沼泽地圣·胡安省容纳不下他女儿的种种幻想。

于是，他卖掉土地和全部牲口，带着新的抱负和七万金比索迁到了这座建立在废墟上的、其荣誉已成为过去的城市。在这里，一个漂亮的受过旧式教育的女子，有可能靠着幸运的婚姻而获得新生。阿里萨是一位不速之客，他的闯入对他咬紧牙关实现自己的计划无疑是一个天外飞来的障碍。

“因此，我到这儿来是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洛伦索·达萨说，他把雪茄烟头放在茴香酒里沾了一下，狠狠地吸了一口却没有冒烟。最后他用忧伤的声调说：“请您别挡我们的路。”

阿里萨一边听着洛伦索·达萨讲述自己女儿的历史，一边慢慢地呷着茴香酒。他感到茫然，不知道在自己开口时该说些什么。但他意识到，不管他说什么都会危及他自身的命运。

“您和她谈过了吗？”他问。

“这用不着您管。”洛伦索·达萨说。

“我问您这事，”阿里萨说，“是因为我觉得事情必须由她来决定。”

“您完全错了，”洛伦索·达萨说，“这是男人的事，应该由男人来解决。”

他的声调变得强硬起来，旁边桌上的一个顾客回过头来瞧了瞧他们。阿里萨用更加柔和然而也是更加不容蔑视的坚定语调说道：

“无论如何，”他说，“在不知道她怎么想之前，我什么也不能回答您。否则，那就是背叛。”

这时，洛伦索·达萨在座位上向后靠了靠，他的眼皮发红。湿润了。他的左眼珠在眼窝里转动了一下，向外面歪斜着。他也压低了嗓门。

“您不要逼着我给您一枪。”他说。

阿里萨感到一股冷飓飓的风通过了他的五脏六腑，但是他的声音没有颤抖，他感到上帝在启示他。

“朝我开枪吧！”他说，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没有比为爱情而死更光荣的事情了。”

洛伦索·达萨不敢正视阿里萨，只是象鹦鹉一样斜着眼瞥了他一下。他象是从牙缝里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挤出了四个字：

“婊——子——养——的！”

就在那个星期，他带上女儿去旅行，要让她把过去的事情忘掉。他没有对她做任何解释，气势汹汹地闯进她的房间，乱糟糟的胡子上挂着嚼碎的烟草沫，命令她收拾行李。她问他要到哪里去？他回答说：“去死！”那回答完全象是真的，她吓坏了，她本想以前几天的胆量来对付他，终于克制住了自己。她看到他解下了带着实心的铜制卡子的皮带，绕了几圈紧紧授在手中，在桌子上狠狠地抽了一下，其响声象来福枪一般震动了整个房间。费尔米纳很清楚自己力量的大小和如何正确运用自己的力量。她用两张席子和一个吊床打成铺盖卷，用两个大箱子装好自己所有的衣服，她断定这次旅行定是有去无回。在穿衣服之前，她关在浴室里，利用一张卫生纸，给阿里萨匆匆地写了一封告别的短信，然后她又用修枝的大剪刀把辫子齐颈整个儿剪下来，绕在一起，放在一个绣着金丝边的丝绒盒子里，连同信件一起设法送到阿里萨手里。

这是一次完全疯狂的旅行。最初是安第斯的骡夫们结成一个长队，骑在骡背上，沿着覆盖着片片积雪的高寒山区的崎岖小道，整整走了十一天。他们有时顶着骄阳前进，有时被十月的几乎是横扫过来的大雨淋得透湿。悬崖峭壁间的水气憋得他们透不过气，使他们昏昏欲睡，打不起半点儿精神。在上路的第三天，一头骡子被牛虻叮得发了疯，带着它的主人，拖着全部鞍索跌下悬崖。另外七头跟它挂在一起的骡子也未能幸免。八头骡子和主人的惨叫声，直到几个小时之后还在悬崖下的峡谷里隐隐约约地回荡着。

那令人心碎的惨叫声，多少年后都未能从费尔米纳的记忆里抹掉。她所有的行李也随着骡子一起滚下了山谷。从那场灾难发生，到可怖的惨叫声在谷底消失，那段既象是一瞬间，又象是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她既没有去想那可怜的死去的骡夫，也没有去想那些跌得血肉模糊的骡子，而是为自己的骡子没有跟那些受难的骡子挂在一起感到深深的惋惜。

这是她第一次骑骡子，倘若不是她断定永远再也见不到阿里萨，再也得不到他的书信的安慰，路途中的险恶和无数的艰难困苦她本不会觉得那么难以忍受。从旅行开始，她就没有跟父亲说过一句话。她的父亲也是一副难堪的样子，除非不得已，也不跟她讲话，或者通过别的骡夫给她捎话。他们走运的时候，可以找到一家开设在羊肠小道边上的小客栈，在那里可以买到山队吃的食物，然而她拒绝用餐。他们向客栈租用麻布床，上面布满了一片片汗渍和尿迹，脏得令人作呕。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印第安村落里过夜，集体睡在用两排柱子和苦棕榈树叶搭在道旁露天的公共卧室里。所有到来的人，都有权在那里呆到黎明。费尔米纳整夜都难以合眼，她害怕得浑身出冷汗，在黑暗中她听到旅客们在悄悄地忙碌着，把他们的牲口栓在柱子上，随便找个什么地方挂起吊床。

傍晚，当头一批行人到来时，村落里是空旷安静的，第二天清晨，那里就变成了嘈杂的集市。吊床密集地挂了一层又一层。山里人蹲在地上打着瞌睡。拴着的小山羊咩咩地叫着。斗鸡在主人的背篓中昂起脑袋扑打着翅膀。受过训练的山狗知道战争的危险而不敢吠叫，只是呼哧呼哧地伸出舌头喘着粗气。这些贫困的景象，洛伦索·达萨是司空见惯的，他在这一带做了半辈子生意，几乎每天黎明都会和老朋友相遇。这一切对他的女儿来说，却是极度痛苦的。一驮驮咸鲇鱼臭哄哄的味道，加上她本来就由于思念情人而食欲不振，终于破坏了饮食习惯，她不思茶饭。如果说她没有因绝望而发疯的话，那是因为她总是从思念阿里萨中得到一点宽慰。她毫不怀疑，她再也难以回到他的身边去了，她必须忘掉一切。

另一件使他们常常胆战心惊的事就数战争了。从旅行开始，人们就纷纷议论，他们有可能和分散的小段巡逻队遭遇。骡夫们教会了他们如何识别自由党和保守党人，以便随机应变。他们常常遇到由一个军官指挥的骑兵小队，他们是来抓兵的，他们把抓到的新兵象牛犊一样绑在一起，让他们跟着马队拼命地奔跑。被这些可怖景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费尔米纳，已经忘记了她心目中的那个传奇式的人物，把目光转向了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一天夜晚，一支不明党派的巡逻队绑架了商队中的两个骡夫，把他们在离印第安人村落大约五公里处的一棵树上吊死。洛伦索·达萨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让人把尸体放下来，按照基督教的礼仪埋葬了他们，以表示庆幸他自己没有遭到同样的厄运。他为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些绑架者用猎枪筒捣他的肚子，使他从睡梦中惊醒。一个衣衫褴褛、脸上涂着黑烟灰的指挥官，用灯笼照着他，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

“我既不是自由党，也不是保守党。”洛伦索·达萨说，“我是西班牙平民。”

“算你走运！”指挥官说。他举手向他告别，高声喊道：“国王万岁！”

两天之后，他们走到了美丽的平原上，热闹非凡的瓦列社帕尔镇就坐落在那里。院里在斗鸡，街角上响着手风琴的乐曲声，骑士们骑在良种马上到处奔跑，爆竹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洪亮的钟声回荡在镇子的上空。另外，那里正在安装一个焰火发射架。费尔米纳甚至没有察觉到这种欢闹的场面。她们住在她的舅舅利西马科·桑切斯家里。舅舅带领着全部年轻的亲戚，骑着全省最好的良种马，热热闹闹地来到公路上迎接他们。在火焰的轰鸣中，他们跟着欢迎的人群在镇里的街道上走着。利西马科·桑切斯家位于大广场上，靠近多次修葺过的殖民时期的教堂，从那些宽大而阴暗的房间，以及从果园前面那道散发着甘蔗酒味的走廊里看去，它更象一家大商店或加工厂。

他们刚从马上下来，会客室里就挤满了许多陌生的亲戚，他们那过于热情的亲昵表示，使费尔米纳心烦意乱，简直难以忍爱。由于骑骡长途跋涉，此刻她浑身酸痛，瞌睡得要死，而且还闹着肚子，她唯一渴望的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上一阵子，没有半点心思去爱世上的任何人。她的表姐伊尔德布兰达，比她大两岁，跟她同样傲视一切，唯有她第一眼就看出了费尔米纳的心事，她也正在情火的煎熬中过日子。夜晚，她领她走进准备好的卧室，两个人住在一起。她不明白她的臀部怎么会磨成那个样子，失去了表皮，露出赤红的鲜肉。在她母亲——一位跟丈夫面貌酷似，仿佛跟他是孪生兄妹的温柔女人——的帮助下，她给她安排了坐浴，并用山金车花酊剂为她洗涤伤口，以减轻她的痛楚和消除炎症。这时，五彩缤纷的焰火升空时的巨响在震撼着她家的屋基。

半夜时分，客人们起身告辞，三三两两地各奔西东。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借给费尔米纳一件马大普兰细布睡衣，让她在那张铺着洁白的床单和摆着羽绒枕头的床上躺下来。床铺立即使费尔米纳产生了一种既喜悦又慌乱的感觉。这一对表姐妹终于单独呆在卧室里了。伊尔德布兰达插上房门，从自己床铺的席子下面抽出一个国家电报局用火漆密封的马尼拉信封。看到表姐那副诡异的表情，费尔米纳立刻觉得有一股白振子花的幽香涌上心头。她用牙齿咬碎了火漆印花，十一封倾诉相思的电报，汇成了一条泪河，她在泪河之中辗转反侧，直到天明。

原来他已经知道了。起程旅行之前，洛伦索·达萨犯了个错误，他把出门的事用电报通知了他的小舅子利西马科·桑切斯，后者又把消息传递给了那群人数众多、错综复杂的散居在全省城乡的亲戚。阿里萨不仅了解到他们的全部旅程，而且还建成了一条长长的报务员关系线，循着费尔米纳的行踪，直追到卡博·德拉维拉的最后一个村落。自从他们一家到达瓦列杜帕尔镇之后，他和她就频频传书递信。洛伦索·达萨一家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最后到了这趟旅行的终点站里约阿查。经过多少岁月，两亲家终于捐弃了部族前嫌，推心置腹地坐到一起，他们把他当做自己人。他们的吹捧，使洛伦索·达萨飘飘然。这次登门拜访，成了一种亡羊补牢的和解，虽然拜访的目的原本并非如此。原先费尔米纳·桑切斯家曾不惜一切代价地反对她嫁给这个来历不明的外来户，他口若悬河，举止粗鲁，经常走村串户经营显然只能获得蝇头小利的骡子买卖。洛伦索·达萨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追求的是当地一位望族的掌上明珠。那个部族的女人都强悍泼辣，男人都心软而又动辄玩命，对名声看重到了近乎死心眼儿的地步。然而，费尔米纳·桑切斯对受阻的爱情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义无反顾的深情，把家里的反对置诸脑后，同他结了婚。这婚事来得迅雷不及掩耳而又神秘莫测，仿佛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用圣毯来遮盖某种骤然降临的疏忽。

二十五年过去了，洛伦索·达萨并未意识到，他对女儿初恋的顽固态度，正是其本身经历的恶意重复。在那些曾经和他作对的舅子们面前，他悲叹自己的不幸。不过，他怨天尤人浪费掉的时间，都被女儿在自己的爱情中争取回来了。他在舅子们的肥美的土地上阉割小公牛和驯化骡子的时候，女儿在以伊尔德布兰达为首的那一大群表姐妹中随心所欲。伊尔德布兰达长得最美，心眼也最好。她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年长二十岁的有妻室儿女的人，好事难成，能够互相暗送秋波，也就聊以自慰了。

在瓦利杜帕尔镇长住之后，他们越过百花盛开的草原，跨过景色迷人的苔地，继续在那条山脉的峡谷中旅行。在各人村镇，他们都受到了跟在第一站同样的欢迎。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所到之处，都有串通一气的表姐妹，电报局都有及时的信息。经过这段旅行，费尔米纳终于明白了，他们到达瓦列杜帕尔镇的那天下午所出现的热闹景象并非偶然，在那个富足的省份里，每天都跟过节一样。他们对待客人一贯殷勤倍至。客人们天黑到了就有住处，肚子饿了就有饭吃，房子都是敞着门的，总是备有吊床，炉子上的砂锅里备有热腾腾的木薯香蕉肉，以防有人在通知电报到达之前就光临。伊尔德布兰达在最后一程一直陪伴着表妹，高高兴兴地指点她，从月经来潮开始对她进行讲解。费尔米纳懂得女人的事了，第一次觉得成了自己的主人。她觉得自己有人陪伴，有人保护了。自由的空气，使她心情恬静、安宁，而且觉得生活无比美好。后来直到垂暮之年，她还在怀念着那次有点邪门的旅行，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一天晚上，象往常一样散完步回家的时候，她心里好似有十五个吊桶在七上八下。有人对她说，没有爱情可以获得幸福，扼杀爱情也可以获得幸福。这个说法使她提高了警惕，因为有个表姐偷听到了自己的父母和洛伦索·达萨的一次谈话。谈话中，洛伦索·达萨提出要把女儿嫁给克莱奥法斯·莫斯科特的万贯家财的唯一继承人的设想。费尔米纳认识这个人。她看见过他在竞技场上骑在他那些无可挑剔的马上的表演。金碧辉煌的马披，宛如祭坛上的帷幔。小伙子一表人材，精明能干，迷人的眼睫毛令顽石也会点头赞叹。然而，她把他同忆念中的阿里萨，那个坐在小广场的扁桃树下膝头上捧着诗集的可怜巴巴、瘦骨嶙峋的小伙子作过比较之后，心里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在访问过女巫之后的那些日子里，伊尔德布兰达一直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幻想中。女巫料事如神使她惊讶不已。被父亲的意图吓坏了的费尔米纳也去向女巫求教。卦象说，她的未来，没有任何东西影响她的永久而美满的婚姻。这个预言重新给了她勇气，她不认为，幸福美满的归宿可能跟一个她并不倾心的人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信念的鼓舞下，她放开了心猿意马的缰绳，同阿里萨的电报往来，已不再是憧憬和虚幻的海誓山盟的唱和，而是有条有理和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频繁。他们订下了日子，确定了方式，发誓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不计较地点和形式，一旦再见面就立即成为眷属。费尔米纳一丝不苟地信守这个诺言，她父亲允许她首次出席成人舞会那天晚上——就是在丰塞卡村举行的那次舞会，她认为不经自己的未婚夫同意就答应出席舞会是不是贞的。那天晚上，阿里萨住在一个临时栖息的客店里。通知他有加急电报找他的时候，他正在同特乌古特玩牌。

是丰塞卡村的电报员在叫他，这位电报员掐断了途中七个电报站的线路，让费尔米纳请求参加舞会。但在得到许可之后，她却对那简简单单的首肯满腹狐疑，要求证明在线路另一端操纵发报键的确确实实是阿里萨本人。受宠若惊之下，他编了一句足以证明身份的话：“请告诉她，我以戴王冠的仙女的名义向她发誓。”费尔米纳认出了那位神灵和他的暗号，终于参加了她的第一次成年人舞会，一直跳到翌日清晨七点，才匆匆换下衣服，赶去望弥撒。这时候，她在箱子底层收藏的信和电报已经比被她父亲从中截走的要多得多了，她还学会了已婚女人的行为举止。洛伦索·达萨以为，她的举止的改变，是距离和时间使她恢复了童年时期的顽皮，但他从来没对她提过那桩已经议定了的亲事。自从姑妈被赶走之后，女儿一直对他保持着戒心，现在父女之间的关系终于渐趋融洽，安然相处，谁也不会怀疑这种和睦是建立在感情之上的。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阿里萨决定写信告诉她，他正在致力于为她打捞那条有着无数财宝的沉船。他是在那个晴朗的下午想出这个主意的。当时，难以计数的鱼儿被毒鱼草熏得浮出水面，大海好象铺满了铅块，天上的各种鸟儿都对这幕屠杀场面啼鸣不已，渔夫们不得不挥舞船桨把它们吓走，免得它们前来争夺这些违禁的捕获物。毒鱼草只是让鱼儿昏睡，自从殖民地时期开始，使用毒鱼草就是被法律禁止的，但加勒比海地区渔民依然一直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法炮制，直到毒鱼草被炸药取代为止。费尔米纳旅行在外的时候，阿里萨的消遣之一就是在防波堤上看渔民们把盛满昏睡的鱼儿的巨大的拖网拉上小独木舟。捕鱼的时候，一群深通水性的小孩要求看热闹的人把钱扔下去，让他们从水底捞起来。这些孩子抱着同样的目的游出去迎接远洋客船。早在恋爱之前，阿里萨就认识他们，但他从来没想到过也许他们能把沉船上的宝贝捞出来。那天下午他产生了这个想法。

欧克利德斯——戏水的孩子之一，在谈了不到十分钟之后，就跟他一样对海底探险雀跃欲试了。阿里萨没有向他透露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只是深入了解了他的潜水和航海能力。他问小孩是否能够屏住气潜到二十公尺的深度，欧克利德斯说能。他问小孩是否能够独立驾驶一条捕鱼独木舟在暴风雨中不用其它仪器只凭直觉在深海航行，欧克利德斯说行。他问小孩是否能够在索塔文托群岛最大的那个岛屿西北十六海里处找到一个确切的地点，欧克利德斯说行。他问小孩是否能够在夜间靠星星辨别航行的方向，欧克利德斯说可以。他问小孩是否愿意为了得到和他帮渔民捕鱼所得同样的日薪而做那一切，欧克利德斯说愿意，但星期天得另加五枚硬币。他问小孩是否会对付鲨鱼，欧克利德斯说会，因为他有吓唬鲨鱼的妙法儿。他问小孩是否能在哪怕是被塞进宗教法庭的刑具里的条件下也保守秘密，欧克利德斯说能。他对什么都不说个不字，而且把是说得那么自信，使人无从置疑。最后，他向阿里萨列出了费用帐单：独木舟的租金，宽叶浆的租金，捕鱼执照的租金——为了不让任何人发现他们出海的真实目的。此外，还得带上食物，一大罐淡水，一盏油灯，一把油蜡烛和一只猎人的牛角号，以便在危急的时候呼救。

他约摸有十二岁，机灵麻利，鬼心眼儿不少，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的身子跟条鳗鱼似的，仿佛生来就是为了从牛眼睛里钻过去，同时顺手牵羊捞点东西。终年日晒风吹，他的皮肤象鞣过的皮革一样，已经想象不出本色是什么样子了，这使他那两只黄眼睛显得更大。阿里萨立即断定，这个孩子是他去搞这笔横财的冒险事业的最佳同伙。那个礼拜日，两人没办更多手续就开始行动了。

天刚发亮，他们就从渔港起锚出发，带齐了行头，做好了一切准备。欧克利德斯几乎全身赤裸，只穿着那条不离身的游泳裤。阿里萨则身穿长礼服，头戴黑帽，脚登漆皮靴，脖子上系着诗人式蝴蝶结，还带着一本书，以便登上岛之前消磨时间。第一个礼拜日他就发现，欧克利德斯不但是个优秀的潜水员，也是个熟练的水手，他对大海的脾气以及港湾的沉船都了如指掌。他能如数家珍般讲出每条锈迹斑斑的船壳的历史，了解每截浮标的年纪和随便哪堆废墟的来历，说得出西班牙人用来封锁港湾人口的那条铁链有多少环。阿里萨担心他也知道这次探险的目的，就向他提了些不怀好意的问题，他发现欧克利德斯对那条沉船一无所知。

自从在那个过路旅店第一次听到关于那些财宝的故事开始，阿里萨就尽可能去打听那条帆船的情况。他了解到，圣约瑟号并非孤零零地躺在珊瑚礁边的沉没处。的确如此，圣约瑟号原来是“陆地舰队”的旗舰，是一九〇八年五月以后从巴拿马开到这里来的，那时正在举办闻名世界的波托贝约博览会。在舰上，装载了一部分财宝；三百箱秘鲁白银和维拉克鲁斯白银，一百一十箱在孔塔多拉岛搜集到并清点过的珍珠。在这里逗留的漫长的一个月中——那个月的日日夜夜都是民间节日——还装上了一笔准备把西班牙王国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的财宝：一百一十箱穆索和索蒙多科绿宝石，三千万枚金币。

“陆地舰队”由至少十二艘大大小小的船只组成，从这个港口起航后由一支装备精良的法国舰队护航。但在瓦格尔司令指挥的英国舰队的准确的炮火面前，法国护航舰队未能拯救这次远航成行，英国舰队在港湾出口处的索塔文托群岛伏击了“陆地舰队”。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到底有多少艘船被击沉，又有多少艘逃脱了英国人的炮火，但圣约瑟号不是唯一被打沉的一艘，并且可以肯定，旗舰是第一批沉没的船只之一，全体船员和纹丝不动地站在后甲板上的舰长随船一同葬身海底，而且大部分货物又都是装载在旗舰上的。

阿里萨从当时的航海日志上查到了那批帆船的航线，可以确信，他已经确定了沉船的地点。他们从“小口”的两座要塞中间穿出港湾，航行四小时后进入了群岛的内港池。在躺满珊瑚礁的海底，可以随手捞到沉睡的龙虾。风平浪静，海面清澈，阿里萨觉得自己仿佛是照在水中的影子。在滞流带的尽头，离那个最大岛子两个钟头路程的地方，就是沉船的地点。

骄阳似火，穿长礼服的阿里萨浑身象火烧似的涨得通红。他让欧克利德斯设法潜到二十公尺深的地方，把在海底里摸到的随便什么东西都给他拿上来。海水清极了，他看见欧克利德斯就跟一条黑不溜秋的鲨鱼似的在水底下游动。一条条蓝色的鲨鱼从他身边游过，碰都没有碰他一下。不大一会儿，他看见欧克利德斯消失在一蓬珊瑚礁里了。正当他想着欧克利德斯该憋不住气了的时候，听见背后响起了说话声。欧克利德斯站在水里，举着双手，海水只到他的腰部。就这样，他们继续寻找更深的地方，始终向北。他们从热乎乎的双吻前口蝠鲼头顶上划过，从羞羞答答的鱿鱼头顶上划过，从黛色海蔷薇上面划过，最后欧克利德斯明白了他们是在白费时间。

“如果您不说您到底想找什么，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找。”他对阿里萨说。

但他还是不告诉他。于是，欧克利德斯建议他把衣服脱了，跟他一块下去，哪怕光是去看看地球底下的另一个天空——满是珊瑚树的海底也好。阿里萨素常总是说，上帝创造大海，只是为了让人们从窗户里看它，从来没有学过游泳。不久，天渐渐暗了，风变得凉飕飕，潮乎乎的。他们正在依靠灯塔辨别方向寻找港口的当儿，天全黑了。进入港湾之前，看见一艘法国远洋船从离他们很近的地方开过。白色的轮船是个庞然大物，船上所有的灯都亮着，后面拖着鲜美的杏仁羹和无数嗒嘟嘟滚开的花菜。

他们白干了三个礼拜日，如果不是阿里萨下决心同欧克利德斯分享他的秘密，他们会白白浪费所有的礼拜日。之后，欧克利德斯改变了整个寻找计划，他们沿着帆船的归航道航行。那个地方距离阿里萨确定的地点东面二十多西班牙海里。不到两个月，在海上嘀嗒下雨的一个下午，欧克利德斯在水底下呆了很长时间，独木舟飘走了，欧克利德斯不得不游了差不多半小时才追上，阿里萨没能把船划到他跟前。欧克利德斯好不容易才爬上船，从嘴里掏出两件女人首饰，当做不懈努力的胜利果实拿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

他那会儿讲的情景是那样引人入胜，以致阿里萨拍着胸脯说要学会游泳，钻到尽可能深的地方去，亲眼核实核实。欧克利德斯说，在那里，在仅仅十八公尺深的地方，珊瑚礁里躺着许许多多帆船，数不清到底有多少。躺着帆船的地方大极了，一眼望不到头。最奇怪的是，沉在水里的那些船，比海湾里露出水面的任何一条船的船壳都要完整。在好几条三桅帆船上，连船帆都是好好的，连船底都瞧得见，看来它们是带着原有的空间和时间沉下去的，仍然沐浴在沉船的那个日子——六月九日，礼拜六——上午十一点的阳光里。想象力固有的刺激，使他喘不过气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最容易分辨出来的，是圣约瑟号，它那喷在船尾巴上的金字船名看得清清楚楚，但它是被英国人的炮火打得最惨的。他说，他看见船里头有条三百多岁的章鱼，它的触须从弹孔里伸出来，不过它在餐厅里长得太大了，要放它出来非得把船拆了不可。他说，他还看见了穿着军服的舰长，他侧着身子浮在艏楼的游泳池里。还说，他没钻进装载财宝的船舱里是因为他肺里的空气不够用了。这不是证明吗！一个绿宝石耳环，一个链子被硝锈坏了的圣母徽。

这就是阿里萨在费尔米纳回家之前给她往丰塞卡写的一封信里第一次提到财宝的情形。她对沉船的故事是熟悉的，她听她爸爸洛伦索·达萨谈过多次。她爸爸为了说服一家德国潜水员公司和他合伙打捞沉在海里的财宝，丧失了时间和金钱。要不是几位历史研究院的研究员使他信服，沉船的天方夜谭是某个盗匪般的总督侵吞王室的财富而编造出来的，他还会继续干下去。总之，费尔米纳知道，沉船在二百公尺深的地方，那是任何人也潜不到的，根本不是阿里萨对她说的什么二十公尺。然而，她对他的诗人般的夸张已经习以为常了，还是把捞沉船的冒险事业当作最成功的事情庆祝了一番。然而，当她继续收到那些叙述更加狂热的细节的书信的时候——写得是那么认真，就跟讲他对她的爱情一样，不得不向伊尔德布兰达吐露了实情，她担心她那着了魔的情人发了疯了。

在这些日子里，欧克利德斯捞出了不胜枚举的给他的谎话作证据的玩意儿。已经不是再拿着从珊瑚礁里捞到的锈蚀了的耳环和戒指欢蹦乱跳的事情，而是弄钱搞一个大公司来打捞那五十来条船里的取之不尽的财富的事情了。于是，或迟或早要发生的事情发生了：阿里萨要求母亲帮助他把此项冒险进行到底。他母亲只是咬了咬首饰上的金属，对着阳光看了看那些玻璃块儿，就明白是有人在利用她儿子的天真发横财。欧克利德斯跪下向阿里萨赌咒发誓，他的买卖里没有一丁点儿昧着良心的地方。然而，第二个礼拜天他没有在渔港露面，以后也再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过。

这次上当给阿里萨带来的唯一好处，是找到了灯塔这个躲避情场失意的避难所。在深海遇到暴风雨的一天夜里，他坐着欧克利德斯的独木舟来到了灯塔看守所，从此以后，他经常在午后去同灯塔看守人聊天，听灯塔看守人讲那些关于陆地和海洋的无穷无尽的奇闻。这就是他们之间那历尽沧桑而未改初衷的友情的开端。阿里萨学会了点灯，在电力使用传播到我国之前，起先是用柴火，后来用油罐。他还学会了用反光镜来控制灯的方向和增加亮度。有好几次，在灯塔看守人不在场时，他还留在那里，在灯塔上监视着海面。他学会了利用声音、利用地平线上的灯光的大小来辨别船只，以及辨别它们用灯光扫射灯塔给他发回来的信号。

白天，尤其是礼拜日，乐趣又有所不同。在总督区——老城的有钱人住在那里——女人使用的海滩是用泥灰墙同男人的海滩隔开的：一个在灯塔右边，另一个在灯塔左边。于是，灯塔看守人安装了一架土望远镜，人们交一文钱就能通过土望远镜观赏女人的海滩。上流社会的小姐们不知道有人在窥视她们，把最美的部位都展示出来了，只是她们穿着带宽荷叶边的游泳装、凉鞋，戴着草帽，把身体遮盖得同穿着便服时差不多，不是那么令人神往就是了。母亲们由于担心邻近海滩的男人们从水底下钻过来勾引她们，穿着去望大弥撒时的那身衣服，戴着羽毛编织的帽子，打着遮阳伞，顶着烈日坐在藤条摇椅上，在岸上监视着。实际上，通过土望远镜能看到的，并不比在街上看到的更多、更令人销魂，但每个礼拜日到那里去争先恐后地租望远镜的顾客还是很多，其目的仅仅在于领略被人围观这淡而无味的果实所能产生的快意而已。

阿里萨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这样做与其说是寻欢作乐，不如说是因为闲得无聊。不过，他和灯塔看守人结成莫逆之交，倒并非因为这种外加的吸引力。真实的原因是，自从费尔米纳收回暗许的芳心之后，当他狂热地到处寻花问柳试图移花接木的时候，除了在灯塔，他没领略过更愉快的足以忘忧的时刻。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喜爱之深，使他曾在好些年里试图说服他母亲，后来又想说服叔叔莱昂十二资助他把灯塔买下来。当时，加勒比海沿岸的灯塔属于私人财产，灯塔的主人按照进港船只大小收取税金。阿里萨以为，那是靠灵感致富的唯一的体面方式，但他母亲和叔叔跟他的想法不同，而等他自己有钱办这件事的时候，灯塔已经成为国家财产了。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些幻想没有一个是毫无用处的。关于帆船的天方夜谭也好，后来关于灯塔的新鲜主意也好，都有助于他减轻思念费尔米纳的痛苦。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候，得到了她回来的消息。果然，在里约阿查住了许久之后，洛伦索·达萨决定返回家乡。十二月间，信风阵阵，海面上不是最风平浪静的季节，只有那条老掉牙的轻便船才敢冒险开航。如果碰上逆风，它开了一夜之后还会退回起锚港，果真如此。费尔米纳受了一夜折磨，把胆汁都吐出来了。她把自己捆在舱房的床上，船舱不但狭窄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而且又臭又热，跟小饭店的茅厕一样。船颠簸得非常厉害，好几次她都以为床上的皮带要被扯断了。甲板上传来断断续续的痛苦的喊叫，跟翻了船似的。隔壁舱房传过来的她父亲那老虎般的鼾声，更增加了恐怖气氛。将近三年来，这是她第一次度过的一个不眠之夜而又丝毫没有想到阿里萨。与此相反，此时阿里萨正在店堂后房的吊床上辗转难眠，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那总也过不完的时间，盼望着她的归来。黎明时分，风突然停止了，海面上重又变得波平如镜。费尔米纳发现，虽然头昏脑胀，她还是睡着了，因为她是被锚链的轰隆声吵醒的。她解开床上的皮带，从天窗里探出头去，希望能在港口嘈杂的人群里看到阿里萨。然而，她看到的是被晨曦染成金黄色的棕榈树丛中的海关仓库，是里约阿查港的朽槽的木码头，他们的船头天晚上正是从这个地方起锚的。

这一天的其它时间，她都觉得恍如在幻觉中，她仍然在那个一直住到昨天的家里，应酬着那些曾经送别她的相同的客人，说着同样的话。正在重复着已逝的日子的某一片断，这种感觉使她惶惑了。这种重复没有一丝一毫变化，只要一想到乘船旅行也是走回头路，费尔米纳就不寒而栗，单是回想昨夜的旅行，就够她胆战心惊的了。可是除此以外，回家只有一种办法，就是骑着骡子沿着悬崖峭壁走两周，而且比上一次的情况更加危险，因为从安第斯山地区的考卡省开始的新内战，正在向这个地区的其他省份蔓延。于是，晚上八点时分，还是那群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亲戚又把她送到了港口，他们又一次洒下告别的泪水，送给她那些原封不动的、船舱里放也放不下的大包小包的临别馈赠。起锚的时候，送行的男人们朝天开枪，为帆船送行。洛伦索·达萨在甲板上用左轮手枪连放五响作为回答。费尔米纳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整夜都是顺风，大海散发着鲜花的芳香，她没系安全带就酣然入梦了。睡梦中，她又看见了阿里萨，他摘下了她过去常见的那副面孔，那实际上是副假面具，不过那副真实面孔跟假面具一模一样。梦中这一不解之谜，使她一大早就起床了，她看见父亲正在船长的房间里喝兑白兰地的苦咖啡，酒使他的眼睛歪斜了，他脸上没有露出对归程丝毫担心的表情。

他们正在进港。轻便船从停靠在港湾市场里的迷宫似的帆船群中无声地滑行着。市场的臭味，远在好几西班牙海里之外的海面上就能闻到。密密麻麻的牛毛细雨，遮住了天边的鱼肚白，不久细雨变成了瓢泼大雨。船帆被雨水浇得耷拉下来的轻便船，穿过“鬼魂湾”，在市场码头跟前抛锚的时候，站在电报局了望台上的阿里萨一眼就认出它来了。昨天，他一直等到上午十一点，直到从一份偶然的电报中得知轻便船因遇到打头风而推迟抵港时间。这一天，他从早上四点钟起就在那里守候。他仍然在那里等着，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小艇，它们准备把打算冒着暴雨下船的旅客接到岸边来。大部分旅客不得不中途从搁浅的小艇上下来，稀里哗啦地趟着泥水爬上码头。等到八点钟，雨仍然下个不住，一个黑人搬运工趟着齐腰深的水把费尔米纳从轻便船上接下来，把她抱到岸上。她浑身湿得跟落汤鸡似的，阿里萨没认出她来。

她自己也没意识到，在这次旅行中，她真长大了不少。踏进一直关锁着的家门，她立即动手进行清扫和布置的艰巨工作。接到他们回来的通知后，黑女奴普拉西迪娅即刻从奴隶住的旧茅屋赶回来协助她。费尔米纳已经不再是那个既被父亲溺爱又受他限制的独生女儿，而是一个灰尘山积、蛛网纵横的王国的权威和主妇。只有战无不胜的爱情的力量，才能拯救这个王国。她没有气馁，她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简直可以改天换地。就在回家的当天晚上，在厨房的备餐间吃鸡蛋奶油饼，喝巧克力的时候，她父亲象在宗教仪式上似的郑重其事地把管理家屋的大权交给了她。

“我把常用的钥匙交给你吧。”父亲对她说。

已经年满十七周岁的她，郑重地接过了这一权力，她知道，争取到每一分自由都是为了爱。一夜无眠。第二天，她打开阳台的窗户，看见小广场上依然淫雨纷菲，看见那位被斩首的英雄的塑像，看见那个阿里萨往日捧着诗集坐在上面的大理石长凳的时候，心中泛起了回家以来的第一次烦恼之情。她已不再象想念一个犹如镜花水月的情人，而是象想念一个她的一切都属于他的地地道道的丈夫一样想念着阿里萨了。她觉得，自从离家以来，这被虚耗的良辰美景是多么令人惋惜，人生是多么的艰难，她该带着多么深沉的爱去按上帝的旨意爱她的心上人啊。他没有象过去那样冒雨来到小广场，使她颇觉意外，也没接到过他用任何方式发出的任何表示，甚至连预兆都没有。她突然想，莫非他死了吗？思念及此，她不由得一阵颤栗。不过，她随即又排除了这种不祥的想法，因为眼看就要回来，他们在最近几天的狂热的电报里忘了商定一种她回来后继续联系的方式。

原来，阿里萨从里约阿查的报务员那里确认费尔米纳他们所乘的轻便船已于礼拜五再度出发之前，他还满以为她没有回来呢。周末，他围着她家的房子转来转去，观察里面的动静。礼拜一黄昏，他看见窗户里透出了游移不定的灯光，九点过后，灯光移到了紧靠阳台的那间卧室里，熄了。怀着跟初恋头几夜同样忐忑不安的焦虑，特兰西托一夜没睡着，在鸡叫头遍的时候就起来了。儿子半夜里就到院子里去了，一直没再回屋，家里没有他的人影，她慌了。原来阿里萨在岸边的礁石上迷了路，他迎着风背着爱情诗，高兴得哭了，直到天色大亮。八点钟时，他坐在那个教区咖啡馆的拱门下面，琢磨着如何向费尔米纳表示欢迎，彻夜未眠，使他幻觉丛生。突然，他浑身猛然一震，心肝五脏几乎都碎了。

是她。她正从大教堂广场上走过，普拉西迪娅挎着买东西的篮子跟着她。她比离别时更高了，身材更加匀称，线条更加分明，成年人的气质使她显得更加美丽。她的头发又长了一些，但不是披散在背后，而是斜披在左肩上，单是这个变化，就把她的孩子气一扫而光了。阿里萨坐在那儿发呆，那个宛如下凡仙女的姑娘自不斜视地穿过了广场。然而，那股使他浑身酥软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又迫使他急急忙忙地随她而去。她拐进大教堂旁边的那条街，消失在市场上的人群里。市场上人声鼎沸，发出震耳欲聋的争吵声。

他暗中尾随着她，观察着世界上他最爱的这个人的惊鸿般的身影，举手投足的仪态和她那早到的成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自由自在的样子。她在人群里矫健的步伐，使他叹为观止。普拉西迪娅不是撞在别人身上，就是被人家的篮子勾住了衣裳，不得不迈步小跑才跟得上她，而她却在熙熙攘攘的街上随意地从容地走着，不同别人相撞，象似蝙蝠在黑暗里飞翔。她跟着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逛过许多次市场，但买的都是些小玩意儿，当时由她父亲亲自负责采购家里的用品，不但买家具和食品，而且也买女人的衣服。第一次上街采购，实现了她童年时代的梦想，她觉得心醉神迷。

对捕蛇郎向她兜售永恒爱情糖浆时的吹嘘，她未加理睬。对躺在屋檐下面露出鲜血淋淋的伤口的叫化子的乞求，她置若罔闻。对那个想把一条训练过的鳄鱼卖给她的冒牌印第安人，她掉头它顾。她走得很远，看得很细，但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她在这儿停一下，在那儿停一下，只是为了享受那种悠闲自在、东顾西盼的乐趣。每个多少有点东西出售的门洞，她都进去看一下，她发现到处都有吸引人的东西。她兴致勃勃地闻闻箱子里的呢料散发出的芒草芳香，把印花丝绸裹在身上，对着“金丝商店”那面穿衣镜里自己头插小梳、手握彩扇那种小家碧玉的模样她欣然发笑，继而又对自己的笑声感到好笑。在海员商店，她揭开一只盛着大西洋卤鯡鱼的大桶上的盖子，想起了她童年时代在沼泽地的圣·胡安省和在东北度过的那些夜晚。她尝了尝带着一股甘草味儿的阿利康特血肠，买了两条留待礼拜六当早点，还买了几大块鳄鱼肉和一袋酒枣。在香料店里，纯粹是为了闻着好玩，她用双手搓了搓鼠尾草和荆芥，随后买了一小包干香石竹花苞和一小包大料，又买了一小包生姜和一小包刺柏。卡耶胡椒的气味儿使她喷嚏连连，她笑得满眼泪水走了出来。她在法国药店里买路透肥皂和安息香水的时候，人们在她的耳朵背后滴了一滴在巴黎风靡一时的香水，又给了她一片抽烟后使用的除味剂。

她买东西是为了好玩，这不假，但她真正需要的东西，她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那个当机立断的劲儿，使人以为她不是头一次这么做。她心里明白，她不单是为自己买，也是为他买呀。她买了十二码为他俩做台布用的亚麻布，又买了块举行婚礼时做床单的印花细布，这床单天亮时将洋溢着两人的气息，及以他们俩将在充满柔情蜜意的家里共享的各种佳品。她讨价还价，而且做得在行，笑容可掬而又不失体面地争着，直到获得最优惠的价格。她用金币付钱，商店老板们检验金币，其实只是为了听听金币掉在柜台的大理石面上那悦耳的声音，从中取乐。

阿里萨神魂颠倒地盯着她，气吁吁地尾随而行，好几次撞到了女佣的篮子上，女佣对他的道歉报以微笑。她离他极近，他闻到了微风送过来的她的芳馨。当时她没看见他，并非因为她看不见，而是因为她在高视阔步地走路。他觉得她美若无私，勾魂夺魄，没有别的人跟他似的魂不守舍，稀里糊涂地磕碰着街上的方石。她衣衫上的宽荷叶边一起一伏送来的气息竟没使别人的心跳失常，她的头发掀起的微风，她的似乎在飞翔的双手以及那金子般的笑声也没让所有的人爱得发疯，他简直不可思议。他把她的一笑一颦一喜一怒都看在了眼里，但没敢走近她，他怕错失了心醉神迷的时刻。然而，当她走进喧嚣的代笔先生门洞的时候，他心里明白了，他正在走钢丝，数年来梦寐以求的良机眼看要失之交臂了。

费尔米纳赞同她的女学友们那个古怪的看法：代笔先生门洞是个诲淫诲盗的地方，顺理成章，仍然是品行端庄的姑娘的禁区。那是个拱门式的长廊，长廊对面是块空地，空地上停着出租车和用毛驴拉的货车，民间交易在这里搞得更加如火如荼，也更加嘈杂喧哗。代笔先生门洞这个名字是从殖民地时期流传下来的，从那时起，那些穿呢背心戴套袖的一言不发的书法家们就坐在那里，以低廉的价格代人书写各式各样的文件：受害或申诉的状纸，打官司的辩词，贺贴或挽联，从情窦未开到垂暮之年的各种年龄的情书。当然，嘈杂喧闹的市场臭名远扬，不能归罪于这些书法家，而是因为后来的奸商。他们在柜台底下出售由欧洲船舶带来的许许多多走私冒牌货，从淫秽下流的明信片、春药香膏到著名的卡塔卢尼亚巫术棍——有的棍子末端不是粘的鬣蜥冠毛，而是鲜花，花瓣可以按使用者的心愿张开，应有尽有。费尔米纳对街道不大熟悉，没留意这是什么地方，就走进了那个门洞，目的只是找个阴凉地方避一避十一点钟的火辣辣的太阳。

她在那群乱嚷的擦鞋匠、鸟贩、廉价书贩、走方郎中和叫卖甜食的女人堆里消失了。卖甜食的女人以压倒一切的震耳的喊声在吆喝：姑娘呷的菠萝汁、疯子吃的椰子羹、圣典用的红糖水。不过，她对这些喊声充耳不闻，因为她一下子就被那个卖文具的人吸引住了，他正在表演变化无穷的墨水儿，象血一样红的红墨水儿，色泽忧郁的写挽联的墨水儿，在黑处都看得见的发光的墨水儿，写时看不见颜色用火光一照就能现出字迹来的墨水儿。她想把所有的墨水都买一点，好同阿里萨一起玩，用自己的天才叫他大吃一惊，但她试了几下之后，决定只买一小瓶金色的墨水。随后，她到了那些坐在自己的巨大的球形玻璃瓶后面的卖甜食的文人跟前，她买了各种不同的甜食，每种六块。她指着瓶子里的甜食，因为干扰的声音太大，她没法让人家听清她的话：六块蛋松，六块白奶酪，六块绿豆糕，六块木薯糕，六块用印有格言的纸包着的巧克力，六块杏仁羹饼干，六块女王点心。六块这个，六块那个，每样六块，边买边以一种令人心动神驰的姿势把东西放进女佣提着的两只篮子里，对盯着糖浆周围嗡嗡轰叫的苍蝇，对一刻也不停息的喧哗，对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热浪中散发出的一股又一股馊臭的汗味儿，她都毫不在意。一个头戴花头巾的滚圆而漂亮的黑人妇女，笑吟吟地请她品尝一块穿在杀猪刀刀尖上的三角形菠萝块儿，使她从陶醉中醒了过来。她取下那块菠萝，整个儿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儿地品尝着，一边用秋水似的眼睛扫视那挨肩擦背的人群。这时，她一阵激动，钉子似的呆立在原地不动了。在她背后，就在她的耳朵跟前响起了一个声音，只有她一个人才能在嘈杂的人声中分辨得清的声音：

“对戴王冠的仙女来说，这里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她回过头来一看，在离自己的眼睛两巴掌远的地方，看见了两只冷若冰霜的眼睛，一张苍白的脸，两片因胆怯而咬紧了的嘴唇，就跟那天在望大弥撒时他第一次和她近在咫尺的情况一模一样，有所不同的只是热恋的激情变成了不满的冷峻。一刹那间，她发觉自己上了个天大的当，惊讶地在心里自问，怎么可能让一个如此冷酷无情的魔鬼长年累月地占据了自己的芳心。她仅仅来得及想：“我的上帝哟，真是个可怜虫！”阿里萨勉强一笑，开口想说点什么，试图跟她一起走，但她把手一挥，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去了：

“不必了，”她说，“忘掉吧。”

就在这天下午，她父亲睡午觉的时候，她让普拉西迪娅给他送去了一封寥寥数语的信：“今天，看到了您，我如梦初醒，我们之间的事，无非是幻想而已。”女佣把他的电报、情诗、干枯了的山茶花也送去了，并要他退还她给他的信和纪念品：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祈祷书，从她的植物标本里面抽出去的树叶标本，一小块儿圣彼得·克拉维尔祭袍上的布片，几枚圣灵纪念章，和一束校服上的绸带系着的她十五岁生日时剪下来的头发。从那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濒临疯狂边缘的他，给她写了无数封悲痛欲绝的信，缠着女佣把信送给她，但女佣覆行了斩钉截铁的命令，除了退还的纪念物之外，不收任何东西。在女佣再三再四催逼下，阿里萨只好把所有的东西都退还了，但要求保留那束头发，他说假如费尔米纳不亲自来找他谈哪怕一小会儿，他决不退还。他的目的没有达到。担心儿子会寻死，特兰西托低声下气地去求费尔米纳发发善心，同她谈五分钟。费尔米纳在家里的前厅站着见了她一会儿，没请她进屋，也没表示任何回心转意的态度。又过了两天，跟母亲吵了一架之后，阿里萨把卧室墙上那个沾满灰尘的玻璃壁龛取了出来，那束头发跟圣物一样放在里面，特兰西托把头发装进了那个绣着金钱的天鹅绒套盒。阿里萨再没遇到过和费尔米纳单独相处的机会。后来，他们在漫长的一生中曾多次相遇，也没有单独谈过话，直到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之后，在她成了未亡人的第一天晚上，他向她再次表白了他的矢志不渝和永恒的爱情。

第三章

（一）

二十八岁的乌尔比诺医生是最受青睐的单身汉。他在巴黎长期旅居后刚刚回来。在巴黎，他进修了内科和外科。从登岸开始，他就充分说明，没有虚度过一寸光阴。他比去的时候更加衣冠楚楚，更加自信。同窗学友中，没有第二个人在学术上象他那样一丝不苟和知识渊博，也没有第二个人在跳现代舞蹈或即兴演奏钢琴上比他更棒。他个人的才华和风度令人倾倒，他家里的财富令人羡慕，和他门当户对的姑娘们彼此暗自较劲儿，对他频送秋波，他也向她们投桃报李，但始终保持着洒脱，未越雷池而魅力犹存，直到妩媚迷人的费尔米纳使他一见钟情。

他总是津津乐道地说，那次恋爱是误诊的结果。他自己也无法相信后来居然成了事实，尤其是发生在他一生中的那个时刻，发生在他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他的城市命运上的时刻。他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而且是脱口而出地说，世界上没有另外一座城市能同他的城市媲美。在巴黎，深秋季节他挽着邂逅相逢的情人的胳膊漫步，觉得再也找不到比那些金色的下午更纯真的幸福了，火盆里的栗子发出山野的清香，手风琴在忧郁地低吟，爱欲难填的情人们，在露天阳台上没完没了地你亲我吻。然而，他以手抚膺说，拿这一切来换加勒比四月里的一刻，他也不干。当时，他还太年轻，还不知道内心的记忆会把不好的东西抹掉，而把好的东西更加美化，正是因为这种功能，我们才对过去记忆犹新。可是，当他倚在轮船的栏杆上重新看到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老区那片白色的高地，看见鹤立在屋顶上的秃鹫，看见晾在阳台上的破衣烂衫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心里才明白了，抑恶扬善的怀乡病，轻而易举地让他上了个大当。

轮船缓缓穿过一片牲畜的浮尸驶进港湾，受不了那股恶臭，大部分旅客都躲进船舱里去了。年轻的医生沿着舷梯弃船登岸，他身穿合体熨贴的三套件驼绒西服，外罩一件长罩衣。脸上蓄的胡子，跟青年时代的帕斯托的一样，分头中间的线条，清晰而白净。他顾盼有度，堪堪盖住了那个虽非惨不忍睹却也令人望而生畏的领结。码头上几乎空无一人，几个没穿制服的赤脚大兵在值勤，他的两个妹妹、母亲和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在等着接他。虽然他们欢天喜地，他还是觉得他们憔悴而毫无生气。他们谈到危机和内战的时候，仿佛是在谈某种遥远而不关痛痒的事情，但每个人都语辞闪烁，目光游移，言不由衷。最使他震动的是他的母亲，她原来是个品貌端庄而富有社交活力的风姿绰约的女人，曾在生活中大显身手，现在却穿了一身散发着樟脑味儿的绉绸衣裳，一副憔悴枯槁的寡妇模样。儿子的犹豫使她觉察到了自己容貌的变化，她以攻为守抢先问儿子为什么脸色象石蜡似的白里透青。

“这是生活所致，母亲。”他说，“巴黎使人脸色发青。”

后来，靠着母亲坐在关得严严实实的车子里的时候，他觉得热得透不过气来。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一幕幕触目伤心的景象，使他再也无法忍受。大海恍若死灰，昔日的侯爵府第，差不多变成了一群群叫化子的栖身之所，沁人心脾的茉莉花香闻不到了，有的只是露天堆放的垃圾堆散发出来的恶臭。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比他走的时候更窄小、更破旧、更凄惨了。街道上的粪便堆里，饥鼠成群，拉车的马也吓得犹豫不前。在从港口到他家这段漫长的路上，在总督区的中心地带，他没发现任何足以和他的乡思相称的东西。他看不下去了，把头扭向后面，免得被他母亲看见，无声的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

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即乌尔维若·德·拉卡列家族世代居住的那幢邸宅，和周围那些劫后余生的房屋相比，也不是维护得最好的。乌尔比诺医生走进阴暗的前厅，看见内花园尘封的喷泉，鬣蜥在无花的野草丛中乱爬时，心都碎了。他发现，在通向正厅的路上，那条围着铜栏杆的宽阔的台阶上，好些大理石已不翼而飞，剩下的也都破碎不全。他父亲，一位献身精神高于医术的外科医生，死于六年前那场使这个城市陷于灭顶之灾的亚洲霍乱，这幢房子的生气也随之消失。他母亲布兰卡太太，决心终身不除丧服，由于悲痛压抑，早已把亡夫在世时远近闻名的载歌载舞的晚会和家庭音乐会取消了，代之以下午举行的九日祭。他的两个妹妹，一反活泼的天性和对交际的喜好，变成了修女院的行尸走肉的修女。

回家当晚，慑于黑暗和沉寂，乌尔比诺医生一宿没有入睡。从没有关严的门的缝隙里钻进来了一只石鸟，每打一点钟都在卧室里叫唤。他向圣灵念了三遍玫瑰经，还念了记忆所及的各种驱邪消灾以及保佑夜晚平安的各种经文。从隔壁那个名叫“圣母”的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狂喊声，瓮里的水不紧不慢地滴到盆里的响彻各个角落的嘀嗒声，在卧室里迷失了方向的那只石鸟的长腿在地上的踱步声，以及他对黑暗的天生恐惧和亡父在这座沉睡中的空旷屋子里的阴魂，使他毛骨悚然。五点钟，那只石鸟和邻居的公鸡一起引颈啼鸣的时候，乌尔比诺医生双手合十乞求神圣的上帝保佑，他不敢再在已成废墟的家乡多呆一天了。然而，亲人们的疼爱，礼拜日的郊游，他那个阶层的待嫁闺秀们的表示渴慕的奉承，使他淡忘了第一天晚上的痛苦。渐渐地，他对十月里的闷热，对刺鼻的气味，对朋友们的幼稚见解，对“大夫，明儿见，甭担心”都习惯了，最后在习惯的魔力面前屈服了，很快他就对自己的回心转意找到了方便的答案。这里是他的天地，他对自己说，是上帝为他创造的悲惨而压抑的天地，应当随遇而安。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接管父亲的诊所。对那些英国家具，他原封未动。家具笨重而结实，上面的木头在黎明时的寒风中嘎嘎作响。但那些总督时期的学术机构和浪漫派医学机构签发的字据，他把它们通通搬到阁楼上去了，把法国新潮学校的文凭放进了玻璃框。除了一幅医生正在抢救一名裸体女病人的画像和一张用哥特式字体印的古希腊医生的座右铭之外，他把那些褪了色的图片都摘掉了，把自己在欧洲各个学校获得的许多各式各样的评语优良的文凭贴了上去，紧靠着他父亲那张仅有的文凭。

他想在慈善医院推行新章法，但这并不象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尽管这是发自年轻人的激情。这所陈旧的医院，顽固地坚持那些早已过时的迷信，比如把病床的腿儿放在盛着水的盆子里避免疾病爬上床，或者规定在手术室穿名牌衣服和戴羚羊皮手套，因为他们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考究是无菌操作的基本条件。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用尝尿的办法来确定尿里是否有糖，象称呼同窗学友似的提及查科特和图肖，在课堂上郑重警告牛痘有致人于死地的危险，却又对新发明的坐药相信到了令人怀疑的程度，这一切都让人受不了。他在各方面都同别人格格不入：他的改革精神，他的怪癖般的责任心，在一个人们到处都是风趣成癖的国家，他对诙谐反应迟钝。他那些实际上是他最难能可贵的美德都引起年长同事的妒忌和青年人油腔滑调的嘲笑。

他最感到担忧的，是城里那种可怕的卫生条件。他在各个方面的最高当局之间奔走求助，建议把那些西班牙式的阴沟填掉，那是巨大的老鼠温床，代之以加盖的下水道；脏东西也不能象过去和现在那样倒进市场旁边的海湾里，而应运到远方某处的垃圾堆里去。设备齐全的殖民地时期的房屋有带粪坑的厕所，但拥挤在湖边容易窝棚里的人，却有三分之二是在露天便溺。粪便被太阳晒干，化作尘土，随着十二月凉爽宜人的微风，被大家兴冲冲地吸入体内。乌尔比诺医生曾试图在古堡里开办一个义务训练班，让穷人学会修建自备厕所。他曾一无所获地斗争过，禁止在树林里倒垃圾——千百年来，那里已经变成了藏垢纳污的渊源——他主张至少每周收集两次垃圾，拉到没人的地方去烧掉。

他明白，饮水是个致命的危险。想修一条水管，简直成了痴人说梦，因为那些有能力促成这件事的人，都有自己的地下水池，厚厚的青苔下面，藏着多年储存的雨水。那个时期最值钱的家具之一，就是用刨光的木板做的水瓮，水瓮的石头漏嘴夜以继日地把水滴入水缸。为了防止有人就着吸水的铝瓢喝水，瓢的边儿是锯齿形的，就象滑稽戏里的王冠一样。盛在若明若暗的陶罐里的水，显得又清又凉，还带有林间山泉的余味儿。

但是，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被这种自欺欺人的净化所迷惑，他心里清楚，虽然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水瓮底部依然是蛆虫的滋生之地。童年时候，为了消磨百无聊赖的时光，他带着近乎神秘的惊奇久久注视那些孑孓，跟当时许许多多人一样，他确信孑孓是精灵，是小妖，它们在静静的水底的泥沙里向小姑娘求爱，而且为了爱情，它们会进行疯狂的报复。小时候，他看见过一位名叫拉萨拉·孔德的女教师的房子被弄得支离破碎，因为她斗胆得罪了精灵。他还看见过满街的碎玻璃片儿，为了破坏窗户，精灵们三天三夜运来了成堆的石头。很长时间，他对此信以为真，后来他从学习中知道了孑孓实际上就是蚊子的幼虫，不过一旦学会了，就永远也不会忘记，因为从那时候起他就发现，不仅是孑孓，还有许许多多害虫，都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我们那些天真的石头滤嘴。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毕恭毕敬地认为，城里成千上万的男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拖着的阴囊疝气，全是水池里的清水所赐。乌尔比诺在上小学的路上看见那些疝气病人在赤日炎炎的下午坐在各自的家门口，用扇子给那跟一个在两腿中间睡着了的孩子一般大小的睾丸扇风的时候，总免不了有大祸临头的预感。据说，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疝气会发出不祥之鸟的叫声；如果在近处点燃一片兀鹰的羽毛，疝气就会使人痛得死去活来。然而，没有一个人因为这种倒霉事怨天尤人，因为硕大无比的阴囊，是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男人的骄傲。乌尔比诺医生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早已知道这些信仰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了，但是这些信仰在当地根深蒂固，不少人因为担心培养大阴囊的方法从此失传，反对在水池中增加矿特质。

跟水质不纯一样，公共市场的卫生状况也令乌尔比诺医生感到担忧。市场是幽魂湾正面的一大片空地，安的列斯公司的帆船就停靠在幽魂湾里。当时的一位著名旅行家，把它描绘成了世界上最琳琅满目的市场之一。确实，市场物资丰富，品种繁多，热闹极了，但同时也许是最令人担心的。海浪忽东忽西地去而复来，海湾的潮汐把污水沟排进海里的垃圾又涌回地上，市场就躺在自个儿的粪便里。紧靠市场的那个屠宰场，也在那里倾倒脏东西，砍碎的脑袋，腐烂的内脏、牲口的粪便，静静地飘浮在血泊上，暴晒在阳光下。兀鹰、老鼠和狗，为争食挂在货棚房檐下面的鹿肉和美味可口的索塔文托阉鸡，还有那晾晒在席子上的阿尔霍纳早豆荚，没完没了地吵闹不休。乌尔比诺医生想整顿这个地方，提出把屠宰场迁走，修一个象他在巴塞罗那看到的古河道入海口那种玻璃圆顶的室内市场——那些市场里的食品，收拾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吃了都觉得可惜。然而，在他那些有地位的朋友中，就连对他最言听计从的也不同情他的狂想。他们是些这样的人：以自己的籍贯为骄傲，炫耀城市的历史功绩，它的文物的价值，它的英雄主义和迤逦风光，浑浑噩噩。时光对城市的侵蚀，他们却视而不见，和他们相反，乌尔比诺医生则是以深切的爱和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

“这座城市倒真是难得，”他说，“四百年来我们一直企图毁掉它，却至今没有达到目的。”

然而，大祸临头了。传染性霍乱，在十一周内，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的死亡记录，而这场霍乱的第一批牺牲者，就是猝然倒毙在市场的几处水坑里的。在此之前，有些地位显赫的人物死后在葬在教堂的墓地里的，与那些落落寡合的主教及教士会信徒为伴，另一些不是那么富的人，则葬在修道院的院子里。穷人们埋在殖民地公墓，公墓在一座迎风的小山上，一条污浊的水渠横在小山和城市中间，水渠上那道泥灰桥的拱形防雨顶盖上，有位未卜先知的市长下令刻上了这么一行字：“入此门者应将一切希望留在门外。”霍乱流行的头两周，公墓就已人满为患。尽管把许许多多不知姓名的显贵人物的枯骨迁进了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个墓穴。没掩盖严实的墓穴里散发出来的水汽，使大教堂里的空气都变稀薄了，大教堂的门三年之中再也没打开过，直到费尔米纳在大弥撒上第一次遇到阿里萨的时候为止。第三周，圣克拉拉修女院的回廓上死尸都堆不下了。一直堆到了杨树林里，后来只好把比杨树林大两倍的教堂大菜园改成公墓。在那里，人们挖成深葬墓穴，准备分三层堆理死人，草草安葬，不装棺材。然而，后来连这种办法也不得不放弃了，因为埋满了死人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一脚踩下去就渗出恶臭难闻的血水。于是，决定在离城市不到一西班牙里的那个名叫“上帝之手”的育肥牧场里掩埋死人，那个牧场后来被命名为“大同公墓”。

自从发布发现霍乱的公告开始，每隔一刻钟。当地驻军营地的碉堡就鸣炮一响，昼夜如此。按民间的迷信说法，火药能辟邪。霍乱在黑人中间流传得最厉害，因为黑人最多，也最穷。不过，实际上霍乱并不管你是什么肤色和何种出身。同突然蔓延开来一样，霍乱又突然停止了，从来没弄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这倒不是无法统计，而是因为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对自己的不幸逆来顺受。

马可奥雷略·乌尔比诺医生，即乌尔比诺医生的父亲，在那些不幸的日子里成了一位人民英雄，同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牺牲品。根据政府的决定，他亲自制订了抗病战略并亲自领导了抗病斗争。他奋不顾身干预一切社会事务，在瘟疫最猖獗的那些日子里，他成了凌驾一切的权威人士。几年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在查阅那段历史的大事记时，证实他父亲的办法是仁慈重于科学，许多做法是和常理背道而弛的，在很大程度上为瘟疫横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怀着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心证实了这一点——生活逐渐把儿子变成了父亲的父亲，破天荒第一次，他为在父亲铸成错误孤军奋战的时刻没有伴随在父亲周围而感到痛心。不过，他没有贬低父亲的功绩：勤勤恳恳，奋不顾身，尤其是他的孤胆，说明他对城市从飞来横祸中死而复生后人们奉献给他的丰厚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同其它并不那么光彩的战争中曾出现的不少英雄人物的名字排在了一起。

父亲没有享受到他的荣耀。当他发现自己染上了他曾目睹并同情过的别人所患的绝症时，想都没想去徒劳无益地挣扎一番，而是与世隔绝，以免传染别人，他把自己反锁在慈善医院的一间后勤工作室里，对同事们的呼唤和亲人们的哀求充耳不闻，对走廊里地板上挤得满满的垂死挣扎的霍乱患者的撕心裂肺的哀号无动于衷，给妻子儿女们写了一封表露对他们的火热的爱和因活了一辈子而感谢上苍的信，信中抒发了他对生活的无比的刻骨铭心的热爱。那是一封毫无掩饰的长达二十页的告别信，字迹越来越模糊，看得出他的病是越来越沉重，不必了解写这封信的是何许人就知道，落款署名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写上去的。根据他的要求，那具青灰色的遗体混杂着埋进了公墓，没让任何一个爱他的人看见。

三天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收到了电报，当时他正在和朋友们共进晚餐。他提议于一杯香槟酒来纪念他的父亲。他说：“他是个好人。”过后他准会责备自己不成熟：为了不痛哭失声，他逃避现实。可是，三周后他收到了遗书的抄件，他向实际投降了。猛然间，那个他最先认识的人，把他抚养长大并教育成人的人，和他母亲同床共枕、结发三十又二年的人，然而又是仅仅因为羞于启齿而在写这封信之前从来没有向他表露过心声的人的形象，深刻地展示在他面前了。到那时为止，乌尔比诺医生及其一家，一直视死亡为发生在别人身上，发生在别人的父母身上，发生在旁人而不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丈夫妻子身上的灾难。他们一家是些新陈代谢缓慢的人，没看见他们变老、生病和死去，而是慢慢地在他们的时代烟消云散，变成回忆，变成另一个时代的云雾，直到被忘却。父亲的遗书，比报告噩耗的电报更狠地给了他当头一棒，使他确信人总是要死的。然而，他最早的记忆之一，可能是九岁，也可能是十一岁的时候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父亲身上看到的死亡的来临的信号。在一个雨蒙蒙的下午，他和父亲两人都呆在家里的办公室里，他用彩色粉笔在地板的瓷砖上画云雀和向日葵，父亲对着窗户的亮光看书，父亲身上的背心没有系扣，衬衣袖口上扎着橡皮筋儿。突然，父亲停止了阅读，用一根一头镶着银抓手的老头乐抠背。因为够不着，父亲要儿子用小手的指甲帮他的忙，他照办了。奇怪的是，他觉得父亲让他抠的时候好象抠的不是自己的身体。抠完，父亲凄然笑着看着他的肩膀。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他说，“等你长到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都快记不得我了。”

父亲说这句话，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死亡天使在若明若暗的凉飕飕的办公室里飞了一会儿，又从窗户飞出去了，飞过的地方留下一缕羽毛，但小孩没有看见。从那时起，又过了二十多年，乌尔比诺医生很快就到他父亲那天下午的那个年纪了。他知道他随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现在除了知道长得相象以外，他又惊恐地知道，他跟父亲一样，总是要见上帝的。

霍乱曾经是个使他头痛的问题。除了在某个课外补习班上学到的一般常识外，他对霍乱知之不多，而且他觉得，三十年前在法国，包括巴黎，霍乱曾使十四万人丧命是不大可信的。可是父亲死后，他对各种各样的霍乱凡是能研究的都研究了，这几乎成了使他的良心得到安宁的赎罪行为。他师事过阿德连·普鲁斯特教授——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传染病专家、防疫线发明者、大文豪普鲁斯特的父亲。因此，当他踏上故乡的土地，从海上闻到市场的臭气以及看到污水沟里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里打滚的一丝不挂的孩子们时，不仅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那场不幸，而且确信不幸还将随时再次发生。

没过多久，还不到一年，慈善医院的学生们请求他帮助免费诊断一个浑身出现奇怪的蓝颜色的病人。乌尔比诺医生在门口望见病人，就立刻认出了他的敌人。还算好，病人是三天前从库拉索乘船来的，而且自费到医院的外科看过门诊，可能没有传染给任何人。为了以防万一，乌尔比诺医生还是叫他的同事们别接触病人，并说服有关当局向各港口发出警报，找到了那只带有病毒的轻便船，对它进行隔离检疫。他还费尽唇舌，劝阻那位想发布戒严令并立即施行每隔一刻钟鸣炮一响这种治疗措施的军事长官。

“把火药省下来，等自由党人来的时候再用吧。”他和颜悦色地对军事长官说，“我们已经不是处在中世纪时代了。”

第四天，病人死去，死前一直在吐白色的颗粒状的东西，憋得透不过气来。然而虽然警钟长鸣，一连几周之内却没有再发现类似的病例。又过了不久，《商业日报》登载了有两个小孩在本市两个不同的地方死于霍乱的消息。经核实，其中那个男孩得的是一般痢疾，但另一个，那个女孩，则确实是被霍乱夺去了生命。她的父亲和三个兄弟姐妹都被隔离了，进行单独隔离检疫，对整个那个区也进行了严密的医务监视。三个小孩中有一个已经染上了霍乱，但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危险过去之后，全家人都又返回了家园。三个月中，又发现了十一起霍乱病例，第五个月时，情况令人担忧地加剧了，但一年后，霍乱蔓延的险情已经排除。没有一个人怀疑，乌尔比诺医生的严格的卫生防范措施创造的奇迹，比他的充分宣传更有效。从那以后，直到进入本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霍乱不仅成了我们市而且也成了几乎整个加勒比沿海地区和马格达莱纳河流域的常见病，但没有再度泛滥成灾，报警使政府更认真地采纳乌尔比诺医生的警告性建议。医学院把霍乱和黄热病定为必修课，人们也明白了给污水沟加盖和在离垃圾场较远的地方另修一座市场的紧迫性。不过，乌尔比诺医生并未为欢呼自己的胜利和维护自己的社会使命而分心，因为他自己当时已被征服了，心烦意乱，神魂颠倒，决心忘掉生活中其它的一切，用来换取费尔米纳的闪电般的爱情。

不错，那是一次误诊带来的果实。他的一位同行朋友，认为在一位十八岁的女患者身上发现了霍乱预兆，要求乌尔比诺医生去为她诊断。担心霍乱可能闯进了老城的富人区——在此以前，所有的霍乱病例都是发生在贫民区，而且几乎都是在黑人身上。他当天下午就去了。遇到的情况却没有那么使他扫兴。那座笼罩在福音广场的扁桃树荫中的房子，从外表看跟殖民地时期的老区的其它房屋同样衰微破败，但室内却是富丽堂皇，美轮美奂，仿佛是另一个时期的建筑。穿过门房，径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塞维利亚式的庭院，方方正正，刚用石灰刷得雪白，橙树繁花满枝，地面同墙上一样，贴的是细瓷方砖。看不见沟渠，却听得到流水潺潺，飞檐上摆着石竹盆景，斗拱上挂着珍禽鸟笼。最稀罕的是，在一个硕大无比的鸟笼里，有三只兀鹰，它们一扇翅膀，整个院子就顿觉异香扑鼻。突然，几条用链子锁在家里某个角落的狗因闻到生人味儿开始吠叫起来，一声女人的娇斥，使它们的吠声嘎然而止。一大群猫从四面八方跳了出来，慑于那个威严的声音，又躲进了花丛中。顿时静悄悄的，透过鸟儿的扑腾声和石板底下的淙淙流水声，隐隐传来大海低沉的叹息。

乌尔比诺医生确信上帝就在眼前，不禁一阵颤栗。他想，在这种环境下，病毒是难以入侵的。他随着普拉西迪娅走过拱形走廊，走过当年杂乱无章的庭院和阿里萨第一次觑见费尔米纳的芳容的那个缝纫室的窗户，沿着新修的大理石台阶拾级而上，到了二楼，在女患者的房门外听候引见。然而，普拉西迪娅出来传了个口信：

“小姐说您现在不能进去，因为她爸爸不在家。”

按照女佣的吩咐，下午五点他再度前往，洛伦索·达萨亲自替他开了大门，领他进入女儿的闺房。诊断时，他坐在光线暗淡的角落里，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竭力想控制急促的呼吸而终于徒劳。很难分辩当时到底是谁更觉拘谨，医生羞涩地用手抚摸病人，病人则裹在丝绸睡衣里谨守闺训，谁也没瞧谁的眼睛。他用一种不像自己的声音提问，她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两个人都留神着坐在旁边的老头子。末了，乌尔比诺让病人坐起来，十二分小心地把她的睡衣解开到腰部以上，未经触摸的隆起的乳房，鲜嫩的乳头，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阴暗的闺房，她急忙把两臂抱在胸前遮住。医生沉着地把她的双臂移开，没有看她的眼睛，直接用耳朵进行听诊，先听胸口，然后又听了脊背。

乌尔比诺医生总是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位终身伴侣的玉体时没产生丝毫邪念。他记得，那件天蓝色睡衣上绣有花边，那双眼睛喷着红焰，长长的秀发披散在肩头，但他忧心如焚的是，霍乱居然闯进老区，视线都模糊了，顾不上去注意含苞欲放的她的身上的许多妙处，一心在巡察病毒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她呢，表白得更加一干二净：那位因霍乱而妇孺皆知的年轻医生，在她当时看来不过是个自顾自的学究而已。诊断的结论是，她得了因食物引起的肠胃感染，在家里治疗三天就可痊愈。证实了女儿没得霍乱病，洛伦索·达萨如释重负，把乌尔比诺医生一直送到车子跟前，付出了一个金比索的出诊费——对于专为富人看病的医生，这样的出诊费也无疑是太高了，不过告别的时候，老人还是露出了一副千恩万谢的表情。医生的姓氏使他眼花缘乱，他非但不掩饰这一点，而且还愿意想方设法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下有机会再同医生见面。

事情本来到此告一段落。然而，第二周的礼拜二，不等邀请，也没预先通知，乌尔比诺医生又不适当地在下午三点钟登门拜访了。他身上那件白大褂，熨得平平整整，帽子也是白的，帽檐儿高高翻起。他站在窗户跟前，打个手势让费尔米纳过来。她当时正在缝纫室里，和两个女友一起上油画课。她把画板放在椅子上，踮着脚尖儿朝窗户走过来，免得长及脚踝的翻荷叶边裙子拖到地上。她头上戴着发箍，亮晶晶的宝石坠儿垂到脸旁，跟她的眼睛一样闪烁着清冷的光芒，全身上下，放射出一种冷漠的光彩。医生心里忖度：她在家里作画，为什么打扮得跟参加社交活动一样。他站在窗户外头给她号了脉息，观察她的舌苔，用铝压舌板检查她的咽喉，翻开眼皮检查，每做一个动作，都露出宽慰的表情。他不象第一次诊断时那么拘谨了，但她则更加矜持，因为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请自来地进行这次检查，他亲口说过如果不去请他，他就不再来了的呀。她想得还更多：她永远也不愿再见到他了。检查结束后，医生把压舌板放回装满器械和药瓶的手提箱，啪的一声关上盖子。

“您就象一朵初开的玫瑰。”他说。

“谢谢。”

“再见。”他说，接着又前言不搭后语地背诵了一段托马斯的语录：“要记住，一切美好的东西，不管它是来自何处，都是来自圣灵，您喜欢音乐吗？”

他发问的时候，脸上露出迷人的笑容，口气异乎寻常，但她脸上没有笑意。

“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音乐对健康至关重要。”他说。

他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但她很快就会明白，而且在她的有生之年都很明白，音乐这个话题，是他用以表示友谊的近乎神奇的方式，不过在当时，她还以为他在取笑她。另外，他们隔着窗户谈话时，那两个假装在画画的女友发出哧哧的窃笑，用画板掩住了睑，更使费尔米纳沉不住气。她生气了，砰地把窗户用力关上。医生看着镶花边的窗帘，手足无措，他想朝大门口走，却搞错了方向，心慌意乱地撞在关着香兀鹰的鸟笼上。香兀鹰发出一声流里流气的怪叫，惊慌地扇着翅膀，医生的衣服上立刻洒满了女人的馨香。洛伦索·达萨的爆炸般的声音，把他钉在那儿了。

“大夫，请等我一下。”

他在楼上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边扣衬衣的扣子边下楼梯。他脸色紫涨，午觉恶梦的情景还在他脑子里翻腾。医生竭力想掩饰尴尬的神色。

“我刚才对您的女儿说，她这会儿健康得就跟玫瑰似的。”

“不错。”洛伦索·达萨说。“不过刺儿太多了。”

他走到乌尔比诺医生跟前，没同他握手，却推开缝纫室的两扇窗户，粗暴地命令女儿：

“过来向大夫道歉！”

医生想插话阻拦，但洛伦索·达萨不容分辨地又说了一遍：“快过来。”她带着难言的苦衷，求助地看了两位女友一眼，反驳父亲说，她无歉可道，因为她关上窗户是防止太阳晒进屋里。乌尔比诺医生想说明，她的理由是对的，但洛伦索·达萨不肯收回成命。于是，气得脸色苍白的费尔米纳又走到窗户跟前，右脚向前迈了一步，指尖把裙子朝上一提，朝医生戏剧般地躬了躬身。

“我心悦诚服地向您道歉，先生。”她说。

乌尔比诺医生笑容可掬地学着她的样子还了一礼，摘下宽沿礼帽做了个剧场站席观众的滑稽动作，但没有得到他希望的宽恕的微笑。尔后，洛伦索·达萨请他到书房去喝咖啡，算是赔个不是。他愉快地接受了，借以表明他心中确实不存在任何芥蒂。

实际上，乌尔比诺医生除了在斋戒时喝上一杯咖啡，平常是不喝的。除了在正式场合的晚宴上来杯葡萄酒，平素他也是不喝酒的。然而，他不仅喝了洛伦索·达萨端给他的咖啡，还喝了一杯茴香酒。过了一会儿，又喝了一杯咖啡，一杯茴香酒，接着又各样来了一杯，虽然他还有几个出诊待办。起初，他还注意听着洛伦索·达萨代表女儿一个劲儿地道歉——说他的女儿是个聪明而正派的姑娘，配得上当地或任何地方的王子，唯一的不足，用他的话来说，是那倔强的脾气。可是，喝完第二杯酒以后，他似乎听见了费尔米纳在庭院深处说话的声音，他想象自己正跟在她的后面：夜幕初降，她打开走廊里的灯，往各个房间喷杀虫剂，揭开灶上盛着当天晚上和她父亲共享的汤锅的盖子，父女二人坐在桌子旁边，眼睛瞧着地下，没有喝汤，免得打破赌气的乐趣，后来老头子只好认输了，请求女儿原谅他下午的粗暴。

乌尔比诺医生对女人是相当了解的。他知道，只要他不走，费尔米纳是不会到书房里来的，但他还是煞费苦心地拖延时间，他觉得今天下午遭受的这场羞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会使他耿耿于怀。洛伦索·达萨差不多烂醉如泥了，他没有看出乌尔比诺医生心不在焉，只顾自个儿唠叨个没完。他滔滔不绝地说话，边说边嚼已经抽灭了的雪茄的外边那层烟叶，大声咳嗽、吐痰，沉重地在转椅上摇来晃去，使转椅的弹簧发出牲口发情般的呻吟。客人每喝一杯，他就灌下三杯，当他发觉两人已经对面不见，起身开灯时才把话打住了一会儿。灯光底下，乌尔比诺医生又正视了他一眼，发现他的一只眼睛扭歪了，踉鱼眼珠似的，嘴里说的话跟口形都对不上了，他想这大概是自己喝酒过量而产生的幻觉。他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觉得身子都不是自个儿的了，仿佛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才没让自己失去理智。

他跟在洛伦索·达萨后面走出书房的时候，已经七点多了。圆月当空。茴香酒的作用，使他觉得庭园就跟飘浮的水面似的，用布蒙起来的鸟笼，则象一个个梦寐中的鬼影。新开的枸橼花，散发出阵阵暖烘烘的香气。缝纫室的窗户敞着，工作台上亮着一盏灯，几幅没画完的画，放在画板架上，似乎在展览。“你在哪里，你无处不在。”乌尔比诺医生走过窗台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但费尔米纳没有听见，也无法听见，因为此时她正在闺房愤然流泪。她歪在床上，等着她父亲去偿还下午受的委屈。医生还惦着向她告别，但洛伦索·达萨没提这个事儿。她那讨人喜欢的嗔怒，那条跟小猫舌一般无二的舌头，那鲜嫩的脸庞，宛在眼前。但一想到她永远不愿再见到他，不能再打她的主意了，心里立即涌起一阵凉意。洛伦索·达萨走进门口前厅的时候，已惊醒过来的香兀鹰从布罩里发出一声哀鸣。“好心不得好报。”医生大声说了一句，心里还在想着她的倩影。洛伦索·达萨回过头来问他说什么。

“我没有说。”他回答，“是茴香酒在说。”

洛伦索·达萨把他送上车子，想让他收下第二次出诊的金比索，但他把它推开了。他一字不差地向车夫下了指示，让他把车赶到他还没出诊的两个病人的家去，他不用旁人搀扶就登上了马车。可是石子路上的颠簸，使他觉得难受，于是他命令车夫改道而行。他对着车里的镜子照了一会儿，发现镜子里的他也仍然在思念着费尔米纳。他耸了耸肩膀，后来他打了个酸嗝儿，头垂到胸前，沉沉睡去。睡梦中，他听见丧钟响了。起先是大教堂在敲丧钟，后来所有的教堂都敲起来了，一阵接一阵，甚至圣胡安医院里也传来了一阵敲打破盆烂罐的声音。

“见他妈的鬼，”他在睡梦里嘀咕，“死了人了。”

母亲和两个妹妹正在围着宽大的餐室里的那张请客和庆典时才用的餐桌用晚饭，吃奶酪饼，喝牛奶咖啡。她们看见他满脸苦相地走进门来，浑身散发着香秃鹰的刺鼻的香味儿。近在咫尺的大教堂的钟声，在家里的大水池上空回响。母亲慌张地问他钻到哪儿去了，人们到处找他，让他去给拉贝拉侯爵的一脉单传的孙子马利亚将军看病，可他下午因脑溢血去世了，钟就是为他敲的。乌尔比诺医生对母亲的话置若罔闻，他先是抓着门框，后来半转身想走到卧室去，却倾盆大雨似的吐了一地茴香酒，一个嘴啃地，人也趴下了。

“我的天哪，”母亲大声喊道，“回家成了这副模样，准是出了什么怪事。”

然而，最奇怪的事情还没出现哩。利用著名的钢琴师罗梅罗·路西奇造访的机会——全城刚刚结束对马利亚将军的哀悼，他就弹了一组莫扎特的小夜曲——乌尔比诺医生让人把音乐学校的钢琴装上骡车，到费尔米纳的窗下为她弹了一支老掉牙的小夜曲。头几小节响起时，她就醒了，不用从阳台窗帘里探出身子来看，她就知道谁是这种异常的献殷勤的策划者了。她唯一遗憾的是，自己没有那些刁钻泼辣的姑娘们的勇气，没把马桶里的屎尿劈头盖脑地泼在不受欢迎的追求者身上。她的父亲洛伦索·达萨则恰恰相反，小夜曲还在弹奏，他就忙不叠地穿好衣服，曲终时便把乌尔比诺医生和身上还穿着参加音乐会演出的那套礼服的钢琴师请进了客厅，用上等白兰地作为对他们演奏小夜曲的酬劳。

很快，费尔米纳就发觉了，她父亲想打动她的心。就在小夜曲出现的第二天，父亲意味深长地对她说：“你想，要是你母亲知道你被一个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的人爱上了，她该多高兴啊。”她当即反唇相讥：“她会在棺材里再死一遍。”跟她一起画画的女友们告诉她，洛伦索·达萨被乌尔比诺医生请到社会俱乐部去吃了一次午饭，但这又因违反规定受到了严厉警告。那时她才知道，她父亲曾经几次申请加入社会俱乐部，每次都因数不清的流言蜚语遭到拒绝，而且已根本不可能再作尝试了。可是，洛伦索·达萨象受气似的咽下了受到的侮辱，依然费尽心机地想同乌尔比诺医生不期而遇，没料到乌尔比诺也在处心积虑地谋求同他会面。有时候，他们在书房里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而这时，家里的一切活动就不管时间的流逝而停止了，因为只要他不走，费尔米纳就不让任何事情照常进行。教区咖啡馆成了理想的避风港。在那里，洛伦索·达萨给乌尔比诺上了象棋的启蒙课，后者呢，是个十分勤奋的学生，直到临终之日，象棋都是他的不能自拔的嗜好。

一天晚上，就是钢琴独奏小夜曲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洛伦索·达萨在家里的接待室发现一封用火漆封口写给女儿的信，火漆上印着胡·乌·卡三个字的花押。他从女儿的闺房走过的时候，把信轻轻从门缝底下塞了进去。她百思不得其解，信是怎么到了那里的，因为她想象不到，她的父亲竟会变得和过去判若两人，居然代追求者传递信件。她把信放在床头柜上好几天没打开。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处理。一天下午，雨声阵阵，费尔米纳梦见乌尔比诺又到家里来了，要把用来给她检查过喉咙的那块铝压舌板送给她。梦里的压舌板不是铝的，是另一种她在别的梦里曾津津有味地尝过的一种可口的金属的，于是她把压舌板掰成了二大一小两段，把最小的那段分给了他。

梦醒之后，她打开了信。信简短而字迹工整。”乌尔比诺的唯一要求是请她允许他向她父亲提出拜访她的要求。他的朴素和严肃，使她为之动心，深切的爱把那些在漫长的日子里培育出来的恨，一刹那间平息了。她把信放进箱底的一只旧首饰盒里，但又想起阿里萨那些香气四溢的信也曾放在那儿，突如其来的羞愧使她浑身一震。她把这封信又取了出来，准备换个地方收藏。她又觉得，最正派的做法是若无其事地把信在灯上烧掉，瞅着火漆化成的泡泡变成缕缕蓝色烟雾在火苗上翻腾。她叹了口气：“可怜的人。”突然，她意识到这是她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第二次说这句话了，一时又想起了阿里萨，她自己也很吃惊，他被她早就忘在九霄云外了：这个可怜的人。

十月，随着最后那几场雨，又来了三封信，第一封信是跟一小盒弗拉维尼教堂紫罗兰香皂一起送来的。另两封是乌尔比诺医生的车夫送交到她家的大门口的，车夫从车子的窗户里就远远向普拉西迪娅打了个招呼，首先是不容怀疑，信是给她的，其次是让谁也没法说信没收到。此外，两封信都是用画着花押的火漆封着的，字体是龙飞凤舞的隐体字，费尔米纳早已认出这是医生的手笔。两封信的内容跟第一封信都大同小异，字里行间流露着同样的谦恭，但在道貌岸然的背后，已隐隐现出阿里萨那些欲言又止的信里所从来没有过的急不可耐。费尔米纳一收到信就拆开来看，两封信前后相差一周，在即将把信付之一炬的时刻，她又不假思索地改变了主意。不过，她从来没想过要答复。

十月里的第三封信是从大门底下塞进来的，跟以前的信截然不同。字体歪七扭八，显然是用左手写的，但费尔米纳在看完那封无耻的匿名信之前还没发现这一点。写这封信的人一口咬定说，费尔米纳用迷魂汤使乌尔比诺医生着了魔，从这个推测里，得出了不怀好意的结论。信的末尾威胁说：如果费尔米纳不放弃依靠那位全市身价最高的男人出人头地的企图，她将会当众出丑。

她觉得她受到了极不公正的伤害，但她的反应不是要进行报复，而是完全相反，她想找到写匿名信的人，用千条万条理由说服他，告诉他，他错了，因为她确信，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面对什么威胁利诱，她都不会为乌尔比诺的甜言蜜语所动。在那以后的几天中，她又收到了几封没落款的信，这些信跟前一封一样信口雌黄，但三封中没有一封看来是写前一封信的同三个人写的。也许是她中了计，也许是她那暗中有过的初恋的幻影超出了她能想象的范围。一想到那一切都可能是乌尔比诺的纯属草率鲁莽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她就感到坐卧不宁。她想，也许他的为人同他俊逸体面的外貌相去甚远，也许他在看病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是信口开河，然后又去自作多情地吹嘘，就跟他那个阶层的许许多多纨绔子弟一样。

她想过要给他写封信，对自己的名誉受到的污蔑进行报复，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那样做说不定正是他所希望的。她试图通过那些到缝纫室来跟她一起画画的女友了解情况，但她们唯一听到的，是关于那支钢琴独奏小夜曲的轻描淡写的议论。她觉得怒不可遏，又无能为力，满腹委屈。跟最初时的想法相反，她不再想去找到那个不露首尾的敌人，同他争论，她只想用整枝剪刀把他剪个稀巴烂。她彻夜不眠，分析那些匿名信的细节和含义，幻想从中找到一丝一毫的安慰。那是空劳神思的幻想：费尔米纳从本质上说，同乌尔比诺·德·拉卡列一家的内心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她只能防御明枪，无法抵挡暗箭。

这个信念，经过黑洋娃娃那场惊吓之后变得更加惨痛了。黑洋娃娃也是在那些日子里给她送去的，没附带任何信件，但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想到了它的来源：只有乌尔比诺医生才会给她送这个玩意儿。从商标上看，那是在马蒂尼卡岛买的，洋娃娃的衣服精美绝伦，卷曲的头发是用金丝做的，放倒的时候，它的眼睛会闭上。费尔米纳觉得好玩极了，放松了戒备，白天让它躺在枕头上。晚上搂着它睡觉，习以为常。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当她从一个令人筋疲力尽的梦里醒过来时，发现洋娃娃越来越大了：原来穿的那件华美的衣服已经遮不住它的屁股，脚把鞋子也撑破了。费尔米纳曾经听说过非洲妖术的故事，但都没有象这样令人毛骨悚然。另外，她不敢相信，象乌尔比诺这么个有头面的人，居然也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对的，洋娃娃不是那个车夫，而是一个偶然上门兜售对虾的人送来的，他的来历谁也说不清楚。为了解开这个谜，费尔米纳一度想到了阿里萨，他的忧郁的气质曾使她不寒而栗，但后来她才明白，她想错了。这个谜始终是个谜，直到她结婚很久之后，生儿育女，并终于相信命运的选择是最幸福的选择以后，只要一念及此，她还是吓得浑身发抖。

乌尔比诺医生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力请拉鲁丝嬷嬷说项。她是圣母献瞻节学校的校长，对来自一个从这个学校在美洲建立以来就给予照顾的家庭的请求，她无法拒绝。她由一个新入教的修女陪同，在上午九点钟光临。费尔米纳还没洗完澡，她们不得不逗鸟笼里的鸟儿玩了半个钟头。她是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德国女人，声如洪钟，目光犀利，跟她对孩子的爱怜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世界上费尔米纳最痛恨的，莫过于她和一切同她有关的事了，只要一回想起她的伪善，她就觉得象吃了蝎子那么恶心。

从浴室门口一认出她来，费尔米纳一下就想起了在学校里挨过的体罚，每天做弥撒时难熬的瞌睡，令人心惊肉跳的考试，新入教的嬷嬷的奴颜婢膝，和那因精神空虚而形成的死水一潭的生活。然而，拉鲁丝嬷嬷却带着仿佛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向她打招呼。嬷嬷惊奇地发现，费尔米纳长大而且成熟多了，她称赞说，家里布置得井井有条，庭院景色怡人，枸橼花红得跟火似的。她命令新嬷嬷在那里等她，别太靠近秃骛，说一不小心它们就会把她的眼珠啄出来，然后说想找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同费尔米纳单独谈谈。后者请她到客厅去。

访问是短暂而不愉快的。拉鲁丝嬷嬷没有浪费时间去寒暄就对费尔米纳说，她可以体面地复学。被开除的原因，不但可以从档案中而且可以从大家的记忆里一笔勾销。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学完课程并获得文学学士的文凭。费尔米纳如坠五里雾中，询问这是从何谈起。

“这是某位有求必应的人的要求，他的唯一希望是让你幸福。”

修女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她明白了。她想，这个因一封无辜的信而毁了她的生活的女人有什么权利来充当媒人呢？但她没敢说出口。她只是说，是的，她认识这个人，因此也知道他没有任何权利来干涉她的生活。

“他唯一的请求，是请你同意跟他谈五分钟。”修女说，“我确信，你父亲是会同意的。”

想到父亲可能是安排这次访问的同谋，她更加生气了。

“我生病的时候跟他见过两次面。”她说，“现在没有任何必要。”

“不管是多么挑剔的姑娘，都会认为这是圣母的赐福。”修女说。

修女继续列举他的美德，他的虔诚，他的救死扶伤的献身精神，边说边从袖子里掏出一串中间挂着用象牙雕刻的基督的金念珠，在费尔米纳眼前晃了晃。那是家传圣物，有一百多年历史，是由西也纳一位金银匠雕成而且受过克莱门蒂四世祝福的。

“这是给你的。”修女说。

费尔米纳觉得血往上涌，忍无可忍了。

“我不明白您干吗会干这种事，”她说，您难道不认为爱情是罪恶吗？”

拉鲁丝嬷嬷假装对这种侮辱毫不在意，但她的眼睛里迸出了火星。她继续在费尔米纳眼前晃着那串念珠。

“你最好还是同我好说好商量，”她说，“因为我如果说不通，主教大人就会来，跟他谈，情形就不一样了。”

“请他来吧。”费尔米纳说。

拉鲁丝嬷嬷把金念珠藏进了袖口，然后从另一只袖口里掏出一块很旧的揉成一团的手绢，紧紧地握在手里，带着一副悲天悯人的笑容从远处看着费尔米纳。

“可怜的孩子，”她叹了口气说，“你还在想着那个人。”

费尔米纳目不转睛地看着修女，咽下了一句不该是姑娘家说的话。看见修女那两只象男人般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她觉得无比痛快。拉鲁丝嬷嬷用手绢团擦干泪水，站了起来。

“你父亲说你是头倔驴，真是一点不错。”她说。

主教并没有去。如果不是因为伊尔德布兰达来跟表妹一起过圣诞节。两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对她的纠缠到那天为止就算结束了。清晨五点，他们到发自里约阿查那条船上去接她，一大群乱糟糟的旅客，因晕船而显得困倦萎顿，但她却春风满面地下了船，带着鲜明的女性的妩媚。一夜风浪，使她还是显得有些紧张。她带来了装着她家富饶的农场里出产的火鸡和各种水果的大筐小兜，以使在她做客期间谁也少不了吃的。她父亲利西马科·桑切斯要她带个口信，复活节时候如果缺少乐师，他可以把最高明的乐师请来，还答应过些日子运一批焰火给他们。此外他还说，在三月以前他不可能把女儿接回去，她尽可呆在那儿玩个够。

表姐妹俩一见面就过上了圣诞节。从第一个下午起，她们就一同入浴。裸体相对，用浴池里的水作为圣水互行洗礼。她们互相擦肥皂，捉虱子，比臀部，比结实的乳峰，把对方当做镜子，检查自从上一次大家脱去衣服互相观摩以来，时光毫不留情地在各自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伊尔德布兰达富态丰腴，橘黄色的皮肤，全身长着混血姑娘型的毛发，短而卷曲，跟金属细丝绒似的。费尔米纳则相反，苗条颀长，皮肤鲜润，毛发平垂。普拉西迪娅吩咐在卧室里摆上了两张同样的床，但有时她们躲在同一张床上，灭灯后一直谈到天明。她们还抽上几支拦路强盗抽的那种细枝雪茄，那是伊尔德布兰达藏在箱子的衬里中带来的，然后烧几张阿尔梅尼亚纸，以消除卧室里雪茄烟留下的怪味儿。费尔米纳第一次抽烟是在瓦列杜帕尔镇，后来在丰塞卡，在里约阿查也继续抽。在里约阿查的时候，十来个表姐妹反锁在一间房子里，谈论男人，偷偷抽烟。她学会倒着吸烟，把点火的那一头搁在嘴里，就跟战场上男子汉们为了防止香烟的闪光暴露自己一样，但她孤身独处时从不抽烟。跟伊尔德布兰达一起住在自己家里的那些日子里，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抽烟，打那时起，她就学会抽烟了，但始终是背着人抽，连丈夫和儿女们也背着，这不仅因为女人在别人面前抽烟不太雅观，而且也因为她以偷偷抽烟为乐。

伊尔德布兰达这次旅行，从她父母来说，本是为了让她淡忘那桩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但他们却对她说，是要她去帮助费尔米纳拿个大主意，她也信以为真了。伊尔德布兰达是带着嘲弄忘却的幻想——同她表妹过去的做法一样——听从父母之命的，她跟丰塞卡那个电报员商量妥了，让他秘密地把消息传递给她。因此，当她知道费尔米纳已经和阿里萨吹了的时候，她痛心极了。另外，伊尔德布兰达认为爱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觉得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任何事情，都会影响普天之下所有的爱情。不过，她并未放弃原来的计划。她以使费尔米纳瞠目结舌的大无畏勇气，独自一人到电报局去了，她要让阿里萨帮她的忙。

她没认出阿里萨，因为他长得和费尔米纳说的完全不同。初见之下，她觉得表妹曾经为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职员而神魂颠倒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气质就跟挨了打的狗似的，那身落难犹太教士的打扮和一本正经的模样，任何人也不会动心的。但是她很快又推翻了最初的印象，因为阿里萨虽不知道她是何许人，却愿意无条件地为她效劳，他到底也没弄清她是谁。谁也比不上他那么通情达理，既没让她报上尊姓大名，也没向她要地址。他的办法很简单：她每个礼拜三下午到电报局去，他把回信交到他手里，如此而已。他看完伊尔德布兰达带去的那张已写好的电报纸后，问她能不能接受他的建议作点修改，她同意了。阿里萨又涂又写，最后干脆把那张纸撕了，重新写了一封信，她觉得他动人极了。走出电报局时，伊尔德布兰达的眼泪差点儿夺眶而出。

“他其貌不扬而又可怜巴巴的，”她对费尔米纳说，“但可爱极了。”

最引起伊尔德布兰达注意的，是表妹的寂寞。她对表妹说，你就跟二十岁的老处女似的。她在一个人数众多而分散的家庭里生活惯了，在这种家庭里，谁也搞不准到底有多少人，每顿饭又有谁去吃。伊尔德布兰达无法想象，一个处在表妹这样年华的姑娘，被关在私生活的小天地里不越雷池半步，该是多么难受。从早上六点钟起床开始，到晚上熄灯就寝为止，都在消磨时光，天天如此。生活，从外部强加给她。首先，鸡叫最后一遍的时候，送牛奶的男人就拍响大门的门环把她叫醒。然后，就该是那个卖鱼的女人了，她肩扛一个用海藻垫底、装着奄奄待毙的棘鬣鱼的箱子，手提几只盛着马利亚·拉巴哈产的蔬菜和圣·哈辛托产的水果的精美的篮子。再以后，整日有人敲门，什么样的人都有：叫化子、推销摸彩赌博的姑娘、募捐的修女、吹着芦笛的磨刀匠。收购瓶子的。收购碎金子的、收购报纸的、假扮成吉卜赛女人用纸牌算命的、或看手相的、或看咖啡剩渣和小盆里的水算命的。普拉西迪娅整周就是打开大门又关上，嘴里说着“不要”，“改天再来吧”，要不就在阳台上气息败坏地吼叫：“别再烦了，他妈的，该买的我们都已经买过了。”她以极大的热忱乐颠颠地取代了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费尔米纳都把她当姑妈甚至喜欢她了。她当奴隶简直成了嗜好。只要一有点儿空，她就到工作间去熨烫白罩单，把它叠得整整齐齐，放进装有黛衣草花的柜橱里，她不仅熨烫和折叠刚刚洗过的，还把那些因久放不用而褪了色的也又烫又叠。她还同样小心翼翼地经管着费尔米纳·桑切斯——费尔米纳的母亲，死去已经十四年——的衣服。不过，拿主意的是费尔米纳。她吩咐该吃什么，该买什么，每件事情该这么办，该那么办，她就这样主宰着实际上没什么可主宰的全家的生活。每当她洗刷完鸟笼并给鸟儿喂过食，侍弄过花草之后，她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她被学校开除以后，有好多回，午觉一直睡到第二天。图画课，只不过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而已。自从埃斯科拉蒂斯卡姑妈出走以后，她同父亲的关系就冷淡了下来，虽然双方都已经找到了相安无事地生活的办法。她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去干他的事去了。他很少不回家履行吃午饭的礼节，虽然几乎从来不吃，因为教区咖啡馆里的开胃酒和点心就把他填饱了。他也不吃晚饭，他们把他那一份留在饭桌上，盛在一个盘子里，用另一个盘子扣起来，尽管谁都知道他不会去吃，放到第二天早饭时热好再端出来也还是不吃。他每周交一次钱给女儿，用做开支，这笔钱他计算得很精确，她也抠得很紧，不过她向他提出任何不时之需时他都乐意照给。他从来不说少给她一个子儿，也从来不查帐，但她却搞得一清二楚，就跟要向宗教裁判所的法庭报帐似的。他从来不向她谈他的生意的性质和状况，也从来没带她到港口的办公室去过，办公室设在正派姑娘不宜露面的地区，就是由父母陪着也不行。洛伦索·达萨晚上十点以前是不会回家的。十点，是战争不那么激烈时期的宵禁时间。他在教区咖啡馆里一直呆到那个时间，见到什么玩什么，他对各种室内游戏都在行，而且精通。他回家时总是轻手轻脚的，不吵醒女儿。每天他一醒就喝下第一杯茴香酒，嘴里整天嚼着熄灭了的卷烟屁股，时不时再来上一杯。一天晚上，费尔米纳觉得父亲回来了，她听见楼梯上响起了他那哥萨克脚步声，二楼的过道上传来了沉重的喘息声，卧室的门上响起了他用手掌拍门的声音。接着，她给他开了门，第一次惊恐地发现，父亲的眼睛扭歪了，说话也磕磕巴巴的。

“我们完了。”他说，“全完了，你就会知道的。”

总共就说了那么句话，以后再也没提起过，也没发生任何证明他说了实话的迹象。但那天晚上以后，费尔米纳就明白了，她在世界上举目无亲。她生活在社会真空里。学校里的老同学生活在对她来说是禁地的天堂里。她蒙受被开除的羞辱之后就更加如此了，邻居们也不正眼瞧她，因为他们对她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是看着她穿着圣母献瞻节学校的校服长大的。同父亲打交道的都是商人和码头工人，教区咖啡馆这个庇护所里面的逃兵，独身的男人。在最后这一年里，图画课多少减轻了一点她的囚居生活的寂寞，那位女教师喜欢上集体课，常常把其他女学生带到她的缝纫室来。但那些女学生的社会条件千差万别，教养欠佳，对费尔米纳来说，她们只不过是些萍水相逢的朋友，每堂课一结束，感情也就结束了。伊尔德布兰达想敞开那个家的大门，给它透透气，把父亲的乐师、鞭炮和焰火架弄来，搞一次狂欢舞会，让大风把表妹的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一扫而光，然而她很快就发现，这些想法是徒劳的，原因很简单：找不到人。

（二）

不管怎么说，把表妹推向生活的毕意是她。下午，上完图画课以后，她让表妹带她上街，游览市容。费尔米纳指给表姐看，这是她过去每天和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散步的路线；这是阿里萨假装看书等她时坐过的小公园里的那条长凳子；这是他尾随她走过的几条胡同；这是他们密藏书信的旮旯儿；这是原先作过宗教法庭监狱的那座阴森森的宫殿，宫殿后来改成了圣母献瞻节学校，她打心眼儿里憎恨它。她们登上了穷人公墓那道山梁，阿里萨原先就是在这里拉小提琴，利用风向使她躺在床上都能听到。站在山上，古城尽收眼底：支离破碎的屋顶和千疮百孔的墙壁；荆棘丛中的要塞废墟；海湾里连绵不断的小岛；湖边破破烂烂的木板窝棚；还有那浩瀚的加勒比海。

圣诞之夜，她们到大教堂去望子时弥撒。费尔米纳站在当初可以最清晰地听到阿里萨的秘密乐曲的地方，分毫不爽地指给表姐那个望弥撒之夜.她第一次就近看见阿里萨那两只惊慌的眼睛的地方。尔后，她俩大着胆子到了“代笔先生门洞”，买了些甜食，在变色纸商店里玩了一阵。费尔米纳指给表姐，她就是在那个地方突然发现，她的爱情只不过是个海市蜃楼。她自己也没察觉，从她家到学校的每一步路，城里的每个地方，她那历历在目的过去的每个时刻，无一不是因为阿里萨而存在的。伊尔德布兰达向她指出了这一点，但她没有承认，因为她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不管是福是祸，唯一闯过她生活中的是阿里萨这个现实。

就在那些天，来了一个比利时照相师。他在“代笔先生门洞”上面搭起了照相馆，付得起钱的人都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留了下影。费尔米纳和伊尔德布兰达第一批抢先拍照。她们把费尔米纳·桑切斯的衣柜翻了个底儿朝天，把最艳丽的衣服、遮阳伞。做客时穿的鞋子、帽子都瓜分了，打扮成一副中世纪贵妇的样子。普拉西迪娅帮她们扎束胸衣，教她们如何在裙撑的铁丝架子里扭动，如何戴手套，如何系高跟靴的扣子。伊尔德布兰达挑了一项阔边帽子，上面的驼鸟羽毛一直拖到背上。费尔米纳戴了一顶不那么古色古香的帽子，上面缀着五颜六色的石膏水果和土布花结。在镜子里瞧着自己酷似银板照片上的祖母们时，她们互相取笑了一番，然后哈哈大笑，兴高采烈地去照她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去了。普拉西迪娅站在阳台上，目送她们打着遮阳伞穿过公园，东倒西歪地勉强稳住支在高跟鞋上的身子，全身使劲儿推着跟学步车似的裙撑。她祝福她们，让上帝保佑她们照个好相。

比利时人的照相馆前面挤得水泄不通。他正在给森特诺拍照——森特诺刚刚在巴拿马拿到了拳击冠军，他穿着比赛时的短裤，戴着拳击手套，头上顶着冠军的桂冠。给他照相殊非易事，因为他必然保持进攻姿势一分钟，尽量减少呼吸。维持秩序的人刚站起来，他的崇拜者们便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为了讨好那些崇拜者，他一遍又一遍地表演他的技艺。轮到表姐妹俩的时候，天空彤云密布，山雨欲来，她们听任别人在脸上涂抹淀粉，大大方方地靠在一根雪花石膏柱子上，保持一动不动的姿势还超出了所需要的时间。那是一张永垂不朽的玉照。当伊尔德布兰达以差不多百岁高龄在她那座位于弗洛雷斯·德马利亚的庄园里离开人世的时候，人们在她卧室里的衣柜里发现了这张加印的照片，照片跟一封被年代擦去了字迹、情思变成了化石的信放在一起，夹在香气四溢的床单的叠缝里，锁在抽屉中。多年来，费尔米纳一直把她这张照片贴在全家影集的扉页上，后来不知道怎样，也弄不清在什么时候不翼而飞了，经过一系列说来也没人相信的巧遇，这张照片竟落到了阿里萨手里，那时两人都已年逾古稀。

费尔米纳和伊尔德布兰达从比利时人的照相馆出来的时候，“代笔先生门洞”对面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连阳台都挤满了。她们忘了自己脸上涂着白色的淀粉，嘴唇上抹着巧克力色的口红，身上穿着古代的衣裳。街上的人们向她们起哄，她们躲进一个角落，竭力逃避众人的哄笑，这时一辆驾着枣骝马的四轮马车分开众人驶了过来。哄笑停息了，不怀好意的人群作鸟兽散。伊尔德布兰达一辈子也忘不了她第一眼看见的从车里钻出来站在车门踏板上的那个男人的模样，忘不了他的缎子礼帽，忘不了他的锦缎背心，忘不了他那睿智的风度，忘不了他眼中的柔情，也忘不了他出场时的威严。

虽然她从来没见过他，但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费尔米纳对她谈起过他，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偶然提起的。那是在上个月的一天下午，费尔米纳不愿意从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家门口走过，因为那辆驾着枣骝马的四轮马车正停在大门口。她告诉表姐谁是马车的主人，并试图解释她为什么对他反感，但对他的追求则只字未提。伊尔德布兰达早把他忘了，看见他从天而降似的出现在车门口，一只脚踏在地面，一只脚踩在踏板上，她就把他认出来了，她不明白表妹为什么对他反感。

“请上车吧。”乌尔比诺医生对她们说：“我送你们回去。”

费尔米纳还在犹豫，伊尔德布兰达却已欣然接受了邀请。乌尔比诺医生站在地上，用指尖扶着她上车，几乎没沾她的身子。费尔米纳没法，只好跟着表姐上车，满脸涨得通红。

那儿离家不过三个街口。表姐妹俩不知道马尔比诺医生是不是跟车夫串通好了，但看来准是这样，马车走了足足半个小时，她俩坐在主座上，他坐在她们对面，背对着马车前进的方向。费尔米纳扭脸对着窗户，心里一片茫然。伊尔德布兰达倒很开心，而乌尔比诺医生呢，则因为她的开心而更开心。车子刚一启动，伊尔德布兰达就觉出了真皮坐垫散发的暖烘烘的气息，车内的家什布置得严严实实，便开口说，她觉得住在里面怪舒服的。很快，她和医生便笑开了，相互象老朋友那样开玩笑，说着说着就玩开了一种浅显的隐语游戏。这种游戏就是在每个音节之间加上一个常见的音节。他们假装以为费尔米纳听不懂他们的话，但实际上他们不仅知道她懂而且知道她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说，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玩哩。过了一会儿，说笑一阵之后，伊尔德布兰达坦白说，她的脚被靴子夹得实在受不了。

“这再容易不过了。乌尔比诺医生说，“看我们谁先脱完。”

说完他就开始解靴子带，伊尔德布兰达接受了挑战。由于裙撑的扇骨妨碍她弯腰，她脱得很费劲，乌尔比诺医生有意耽搁，等到她胜利地哈哈大笑着从裙子底下拖出两只靴子，仿佛刚从鱼塘里钓起两条鱼似的，他才把自己的靴子脱掉。这时，两人都瞧了费尔米纳一眼，在火红的晚霞映照下，费尔米纳的黄鹂般的线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纤巧。费尔米纳正在生气，一是因为她的狼狈处境，二是因为伊尔德布兰达的放肆行为，三是因为她确信车子正在毫无意义地绕弯儿以便拖延到家的时间。而伊尔德布兰达却已经毫无戒备了。

“现在我才明白，”她说，“原来折磨我的不是鞋，而是这个铁丝笼子。”

乌尔比诺医生明白她指的是裙撑，便闪电般地抓住了机会。

“这再容易不过了，”他说”“脱掉它吧。”说完，以魔术师的快速动作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把眼睛蒙了起来。

“我不看。”他说。

蒙着眼睛的手帕，更加烘托出了又圆又黑的胡頾和尖尖的山羊须之间的那两片嘴唇的鲜润，她突然觉得一阵慌乱的颤栗。伊尔德布兰达看了看费尔米纳脸色，后者的怒气冲冲已化成了满脸惊慌，生怕表姐真的把裙子脱下来。伊尔德布兰达神情变得严肃起来，用手势问表妹：“我们怎么办？”费尔米纳用同样的方式回答她说，如果再不回家去，她就从滚动着的马车上跳下去。

“我等着哪。”医生说。

“已经可以看了。”伊尔德布兰达说。

取开蒙着眼睛的手帕后，乌尔比诺医生发现她换了一副面孔，于是他明白游戏已经结束了，而且是糟糕地结束了。做了个示意的动作，车夫调转马车，进入了福音公园。这时，灯标看守人正在点亮路灯。所有的教堂都敲响了晚祈祷的钟声。伊尔德布兰达慌里慌张地下了车，感到自己惹表妹生了气，显得有些不安。她非正式地同医生拉手道别。费尔米纳学着她的样子如法炮制，当她想把戴着素色手套的手抽回来的时候，乌尔比诺医生却用中指把她的手用力拽住了。

“我在等着您的答复。”他对她说。

费尔米纳更用力地抽了一下，空手套留在医生手里了，但她没有去取，转身而去。费尔米纳没吃晚饭就躺下了。伊尔德布兰达跟没事的人似的，和普拉西迪娅一起在厨房里吃过晚饭才回到卧室，然后以其天生的脾气对下午的事件品评了一番。她没有掩饰对乌尔比诺医生、对他潇洒的风度和同情心的浓厚兴趣。费尔米纳对她的话未置一词，但内心的反感终于消失了。又过了一会儿，伊尔德布兰达说了实话：当乌尔比诺医生蒙住眼睛，她看见那红润的嘴唇里的两排雪白而整齐的牙齿的时候，产生了想去狂吻他的不可遏止的愿望。费尔米纳翻身朝着墙壁，不带恶意地打断了她的话，可能还挂着会心的微笑。

“你真不怕羞！”她说。

她入睡后不断地惊醒，到处都看见乌尔比诺医生，看见他在笑、在唱、在蒙着眼睛喷硫磺火花，在另一辆去穷人公墓时坐的马车里用一种不规则的隐语嘲笑她。天亮前很久她就醒了，浑身无力，闭着眼睛，清醒地想象着她还将生活的无数个年头。后来，在伊尔德布兰达起身洗澡时，她飞快地写了封信，飞快地叠好，飞快地装进信封，在伊尔德布兰达从浴室里出来之前就让普拉西迪娅把信送给乌尔比诺医生。那是一封费尔米纳式的信，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信中只是说：可以，大夫，你去跟我父亲谈吧。

阿里萨得知费尔米纳即将嫁给一位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医生，享有在他同龄人中罕见的威望，家财巨万的贵族后裔时，悲痛欲绝。发现儿子不说也不吃，而且一夜一夜的彻夜不眠，伤心痛哭，特兰西托千方百计地劝慰他，给他列出一个又一个可求之女。整整过了一周，他才吃了一次饭。过后，她去同莱昂十二·洛阿伊萨——三兄弟中唯一的幸存者——谈了谈，没告诉他为什么，只是求他给侄儿在航运公司里找份差事，干什么都行，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在马格达莱纳河流域的丛林中的一个港口里。那里既无邮局又无电报局，听不到这个堕落之城的任何消息。叔叔并不看重这位亡兄遗孀的面子，因为光是这个私生子的存在就使他受不了，但终于还是在维亚·雷伊瓦给他找了个电报员的位置。维亚·雷伊瓦是座美丽的城市，离这里有二十多天路程，而且海拔比文塔纳斯街高了差不多三千公尺。

阿里萨一直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次治疗性旅行。就像对那个时期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样，他总是带着自己的不幸这副有色眼镜来回忆这次旅行的。当他接到委任电报时，想都没想接受这个委任，但特乌古特以官运亨通这个德国式的理由说服了他。特乌古特对他说：“电报员是前途无量的职业。”他送给他一副衬着兔皮的棉手套，一顶草原皮帽和一件经受过巴伐利亚冰天雪地的一月考验的长毛绒领大衣。叔叔莱昂十二送了他两件呢子衣服和几双防水靴子——那是老大留下来的，还给了他一张下一班船的卧铺票，特兰西托按照儿子的身材把衣裳改了——儿子不象父亲那么魁梧，比德国人也矮多了，并给他买了些毛袜子和连裤的套衣，让他在寒冷高原的恶劣气候里不会觉得缺少什么。阿里萨被钻心透骨的痛苦弄得麻木不仁，就象是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一般帮着母亲收拾自己的行装。他没有把行期告诉任何人，没向任何人告别，如同把爱情埋在心底那样严守着秘密。但在动身的前夕，他却干了最后一件发自内心的糊涂事，几乎为此丢了小命儿。半夜里，他穿上礼拜日的衣服，独自跑到费尔米纳的阳台下面拉起那支为她谱写的爱情圆舞曲，这支曲子只有他们俩才是知音，也是三年来和他朝夕相伴而又折磨着他的心曲。他边拉边低吟着歌词，泪水滴湿了小提琴，那一片痴情，连顽石也会点头叹息。从头几段开始，街上的狗就开始唱和，接着全城的狗都叫开了，但随着如泣如诉的音乐，狗叫声逐渐停息了，圆舞曲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结束了。阳台上的窗户没有开，一个人也没到街上来，就连那个差不多总是提着油灯赶来，从唱小夜曲的遗老遗少身上发点洋财的守夜人也没出现。这一幕，使阿里萨如释重负。当他把提琴放进盒子，头也不回地沿着死一般寂静的街道回去的时候，已经觉得他不是次日清晨要出走，而是觉得仿佛在许多年前他就带着绝不回头的决心出走了。

那条船，是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一模一样的三条船之中的一条，为了纪念公司的创始人，被重新取了名字：皮奥·金托·洛阿伊萨。那是条在铁壳上架着两层木头房子的船，宽敞而平坦，最深吃水五英尺，在变化无常的河床里可以应付自如。最古旧的船是本世纪中叶在美国西西纳蒂建造的，用的是跑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的那种老掉牙的船的模型，船的每侧有一个涡轮，涡轮是靠木柴锅炉推动的。跟这些船一样，加勒比内河船在底层甲板，在几乎贴着水面的地方安装着蒸汽机，厨房和那些庞大的鸡舍也安排在这个位置上，船员们把吊床横七竖八，更重叠叠地挂在鸡舍上。驾驶室、船长和高级船员的舱房在船的顶层，顶层上面还有一间娱乐室和一个餐厅，有身分的乘客至少会被请去吃顿晚饭和玩纸牌。船的中间一层，在当做集体餐厅用的过道两侧有六个头等舱。船头上，有一间露天休息室，栏杆是铁的，上面配着用雕花木头做的扶手。入夜，统舱的乘客便把吊床挂在那里。不过，这些船和最古旧的船也有一点区别：涡轮机叶板不是装在船的两侧，巨大的平行叶板涡轮机装在船尾，正好在乘客甲板那臭气熏人的便池底下。阿里萨不象头次出门的旅客那样，几乎是下意识地一上船就四处东看西看。他是在七月间的一个礼拜日早上七点上船的，直到傍晚，船经过卡拉玛尔村的时候，他到船尾去小便，从便池里看到那个巨大的宽叶涡轮机正在自己的脚下喷着泡沫和热气腾腾的蒸汽，在火山爆发般的巨响中转动着，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他正在乘船旅行。

他从来没出过门。随身携带的，是一只铁皮箱子，箱子里放着高寒地带穿的衣服、他自己装订并用纸板做成书皮的插图小说，以及那些他已倒背如流的几乎都被读烂了的爱情诗集。他把小提琴留在家里，那把小提琴和他的伤心事联系得太紧了，他不愿意让它勾起痛苦的往事。母亲却逼着他带上了那个行李包，那是个十分流行而实用的铺盖卷儿：一个枕头，一块床单，一个白色小便盆和一顶针织蚊帐，所有这些东西部包在一张席子里，用两根龙舌兰绳子捆起来，绳子在急需时可以用来挂吊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起初不肯带，他觉得这些东西在一个有现成床铺的舱房里派不上用场，然而从第一天晚上开始，他就不能不再次感谢母亲的先见之明。最后一刻，上来了一位衣着华丽的旅客，他是那天清晨乘一艘从欧洲来的船到达的，省长亲自陪着他登船。他想带着妻子、女儿、一个男佣和七只镶着金边的箱子立即转船接着赶路，箱子勉勉强强堆在梯子上。船长是位身材高大的库拉索人，他终于唤起了土生白人们的爱国热情，把这几位不速之客安顿好。使用夹杂着库拉索方言的西班牙语向阿里萨解释说，那位服饰华贵的客人是英国的全权公使，他正在赶赴共和国首都。他提醒阿里萨，英国为我们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为了让一个门第如此高贵的家庭能在我们国家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任何牺牲都算不了什么。当然，阿里萨因此放弃了自己的舱房。

起初，他并没有后悔。每年的那个时期，河里的水位都很高，轮船在头两天夜里通行无阻。晚饭以后，也就是下午五点时分，船员们就把行军床分发给旅客，每个人自找地方把床支起来，铺上随身带的行李，挂上针织蚊帐。带有吊床的旅客，在大厅里挂吊床，什么也没带的人，就睡在餐厅的桌子上，把在整个航程中至多换洗两回的台布扯来盖在身上。入夜以后，阿里萨几乎是整夜地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他从河面上吹来的凉爽的微风里，听见了费尔米纳的声音，对她的回忆安慰着他的寂寞。轮船迈着巨兽的步伐在浓雾中前进，在轮船的喘息声中，他听见她在唱歌，直到地平线上升起第一抹玫瑰色的霞光，那歌声还在回荡。新的一天不知不觉地降临在渺无人烟杂草丛生的原野和浓雾紧锁的湖泊上。他认为这次旅行再次证明了母亲的聪明，于是他又觉得有勇气忘掉过去，并且继续生存了。

在深水里走了三天之后，横梗的沙滩，或明或暗的激流，使航行变得更加困难。河水浑浊，而且越来越窄，两岸是参天大树纵横交错的原始森林，隔好一阵子才能在供轮船烧锅炉用的柴堆旁边看见一间茅屋。吱哇乱叫的鹦鹉和上蹿下跳的看不见影子的小猴，使炎炎午时显得越发闷热，晚上必须把船拴在岸边睡觉，这样一来，仅仅因为还活着，就让人无法忍受。除了闷热和蚊子外，还有那股晾晒在栏杆上的腌肉散发出来的腐臭味儿，同样令人难耐。大部分乘客，尤其是欧洲人，都离开了臭气熏人的舱房，在甲板上踱来踱去熬过长夜，用拭擦涌流不断的汗水的那块毛巾，轰赶应有尽有的蚊虫小咬。天亮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筋疲力尽，被蚊虫咬得鼻青脸肿。

那一年，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时断时续的内战又爆发了新的事端，为了维持船上的秩序和保障乘客的安全，船长采取了异常严厉的预防措施。他取缔了当时旅途中最喜闻乐见的消遣——朝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鳄鱼开枪——以避免发生误会。后来，在一次争论中，某些乘客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他下令收缴了所有人的武器，答应在旅途终点归还。即使对那位英国公使，船长也毫不通融，这一位从启程的第二天一早就换上了猎装，挎上一支高精度卡宾枪和一支猎虎用的双筒猎枪。驶入特内里菲港上游以后，限制措施更加严厉了。在特内里非港，和一艘挂着表示瘟疫的黄旗的船交错而过，船长没能得到关于那个报警信号的任何情报，因为那艘船对他的信号未予回答。就在当天，他们碰见了另一艘运牲口去牙买加的船，这艘船告诉他们，那只挂着瘟疫标志的船上载有两个霍乱病人。并且告诉他们说，霍乱正在席卷他们即将驶过的那一段流域。于是，不但禁止乘客在下几站的港口下船，而且也不准在那些装添燃料的荒无人烟的地方下船。——就这样，在到达终点站前的那一段旅途上——整整六天乘客们都养成了坐牢般的习惯。在这些日子里，人们鬼鬼祟崇地你我相传，欣赏一套色情的荷兰明信片，谁也不知道那是从哪儿传出来的。但任何一个河上的“老江湖”心里都有数，那只不过是船长多年来收藏的色情明信片中的一小部分样品而已。就是这种望梅止渴的消遣，也仍然以徒增腻味而告终。

阿里萨以他那种使母亲担忧、令朋友们恼火的矿石般的耐心，忍受着旅途的煎熬。他没同任何人发生过接触。时光轻易流逝，他倚栏而坐，时而看着一动不动地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鳄鱼张开密排利齿的大嘴捕获蝴蝶，时而看着草鹭从沼泽地里惊飞而起，时而看着海牛用它那硕大无比的奶头喂自己的孩子，同时发出女人哭泣般的声音，让船上的乘客大吃一惊。在同一天里，他看见三具尸体漂过，尸体胀得鼓鼓的，颜色发绿，上面站着好几只秃鹫。先漂过的是两具男尸，其中一具没有脑袋，后来漂过的是个年纪很小的女孩子的尸体，那蛇发女怪似的头发，在轮船荡起的水波中一浮一浮的。他始终没弄明白，也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些尸体到底是霍乱还是战争的牺牲品。但那催人呕吐的恶臭，却和他思念中的费尔米纳掺和在一起。

历经多时，在他的幻觉里，任何事件，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同她有着某种牵连。夜里，当船靠岸之后，大部分乘客都在无可奈何地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就着餐厅里的那盏油灯——唯一亮到天明的灯——差不多跟背诵似的再次阅读那些图文并茂的小册子。他反复看过无数遍的情节，经他把臆造出来的主人公换成现实生活中的他的熟人之后，又产生了绝无仅有的魅力。他总是把未成眷属的有情人的角色留给自己和费尔米纳。另外几个夜里，他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肝肠寸断的信，过后这些撕成碎片的信又在奔流不息的河水中东飘西散。就这样，捱度着那艰熬的时刻。有时他把自己想象成爱情故事中的羞羞答答的王子或者雄心勃勃的追求者，有时又把自己想象成跟真实命运一样的被遗忘的情人，直到吹来第一阵晨风的时候，他才坐到船栏杆旁边的靠背椅上打起盹儿来。

有一天夜里，他比往常更早地停止了看书，心不在焉地朝厕所的方向走去。空荡荡的餐厅里，一道门突然在他走过的时候打开了，一只手以游隼般的敏捷抓住了他的袖子，把他拉进一间舱房锁了起来。昏暗中，他依稀感觉到有个年轻女人的一丝不挂的身体，她浑身热汗，喘着粗气，把他仰面推倒在席子上，解开他的腰带和扣子，然后张开四肢骑在他身上，以过来人的轻松愉快占有了他。两人挣扎着掉进了味同野虾繁衍的沼泽地似的无底的深渊。事毕，她喘息着在他身上躺了一会儿，然后消失在黑暗里。

“您走吧，忘了它。”她说，“这事儿压根儿就没发生过。”

这一突袭的闪电般的迅速和成功，不可能解释为令人恶心的突发性的疯狂举动，而是从从容容制订的计划的结果，而且连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这个叫人心里甜滋滋的信念，使阿里萨难舍难弃，在登峰造极的快感中，他觉得心里开了一个窍儿。这使他自己也无法相信，甚至还拒绝承认，那就是：费尔米纳的虚幻的爱情，可以用世俗的性爱来取代。于是，他千方百计地去辨认那个久经沙场的强奸他的女人，她那豹子般的本能，或许能弥补他失恋的不幸。他未能如愿以偿，相反他越是寻根问底，就觉得离现实越远。

袭击发生在最末一间舱房，这间舱房和倒数第二间是通着的，中间只隔了一道内门，两间舱房实际上变成了四个铺位的家庭卧房。住在那里的是两个年轻女人，还有一个年纪已相当大仍然风姿绰约的女人，和一个只有几个月的婴儿。她们是在巴兰科·德洛瓦上船的，自从蒙波克斯市因河水变化无常而被从定期航线上排除出去，城里的客货都改成了从这个港口上船。阿里萨留心地看了她们一眼，仅仅是因为她们把睡着了的小孩放在一只巨大的鸟笼里带着走。

她们的衣着跟在时髦的远洋船上旅行似的，丝绸裙子底下衬着裙撑，褶皱领上镶着花边儿，帽子的绸沿儿上缀着细布花。两个年轻的女人，身上的穿戴每天要从头到脚换几次，其他乘客都热得喘不过气来，她们却似独处于春光之中。三个女人撑伞摇羽毛扇的动作都很利落，似乎都怀有当时社交中神秘莫测的目的。

她们无疑是一家人，但阿里萨却连她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没能搞清楚。起先，他以为年长的那个是另外两个的母亲，很快就发现她的年纪还不足以为她们之母，而且她还穿着半丧服，另外两个则没同她一样戴孝。他想不通，她们之中的一个怎么竟敢在另外两个近在咫尺的铺位上睡觉时干那种事儿。唯一合理的假设是，她利用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者是一个看准了的机会，当时只有她一个人在舱房里。他证实了，有时候两个人去乘凉，直到很晚才回来，第三个则留下来照看孩子。但在更热的一天夜里，三个人一块儿出去了，睡熟了的小孩放在藤鸟笼里，外面罩着细纱篷。

虽然霍乱的蛛丝马迹露出了端倪，阿里萨还是急急忙忙地排除了那个年长者施行袭击的可能性，接着又把最年轻的那个也排除了。她最漂亮，也最大胆。他这么做并没有充足的理由，仅仅因为三个女人那种聚精会神的警觉性诱发他从内心深处形成了一种愿望，他希望鸟笼里的孩子的妈妈是他的露水情人。这种假设深深地诱惑着他，他开始比思念费尔米纳更强烈地思念着她了，使他忽视了那位刚刚做母亲的人显然只把孩子放在心上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她不会超过二十五岁，身段苗条，头发金黄，葡萄牙人似的眼皮，有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她对孩子那份柔情的零头，就足以使任何一个男人倾倒。从吃早饭到上床就寝，在另外两个女人玩中国棋的时候，她一直在餐厅里照管孩子，把孩子哄睡以后，她就把藤鸟笼挂在最凉爽的一侧栏杆顶上。然后又轻轻地摇着笼子，牙缝儿里哼着情歌，思绪则离开了枯燥的旅行，飞翔着。阿里萨深信，只要哪怕是递过去一道眼波，她或迟或早都将抿嘴儿一乐。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从她拴在细亚麻布内衣外面的珍品的一起一伏的频率中，对她的呼吸是变快还是变慢了都—一看在眼里。他从假装在看着的那本书的上面望过去，毫不掩饰地盯着她。他还处心积虑地惹人注目地更换了在餐厅就餐的位置，坐到了她的对面。然而，他连说明她确实是那个保藏着他的另一半秘密的最微小的迹象都看不到。她留给他的唯一的东西，就是那个不带姓氏的名字：罗萨尔瓦——因为她那位年轻的同伴这么叫过她。

第八天，轮船吃力地在悬崖峭壁之间的水流湍急的狭窄河道里航行，吃过午饭，便停靠在纳雷港了。继续前往安蒂奥基亚省——受新的内战为害最甚的省份之一——内地的乘客们得在那里下船。港口就是五六间用棕榈叶盖的茅屋和一个锌顶木头仓库，几支由赤脚无鞋、武器简陋的士兵组成的巡逻队在保卫着它。有消息说，暴动的人们正计划抢掠轮船。茅屋后面，是直插云天的荒草丛生的群山。陡峭的河岸边，山被削成一个马蹄形飞檐斗拱。船上的人没有一个能安然入梦，但整整一夜，安然无恙，并没遭到袭击。天亮之后，港口变成了礼拜日集市，印第安人挤在整装待发奔向中科迪雷拉斯山去作六天登山旅行的马帮中，兜售木寄生护身符和爱情琼浆。

阿里萨饶有兴致地看着黑人们肩挑背扛地卸船，他看见搬下去的用竹筐装着的中国瓷器，给恩比加多独身姑娘们送去的大钢琴。当他发现下船的乘客中有罗萨尔瓦一行时，已经为时太晚了。他看见她们半侧身趴在黑人的背上，穿着亚马逊靴子，撑着带赤道地区颜色的遮阳伞，这时他迈出了前些日子没敢迈出的一步：挥手向罗萨尔瓦作了个告别的动作，三个女人答之以同样的动作，那股亲切劲儿，使他为自己的迟暮的大胆而心疼不已。他目送着她们在仓库后面拐了个弯，几条骡子驮着衣箱、盛帽的盒子和装小孩的那只鸟笼跟在她们后面，她们象一串搬东西的小蚂蚁似的，在河岸边的悬崖峭壁上左弯右拐地爬行。接着，她们从他的生活里消失了。这时，他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形单影只，埋在心灵深处的对费尔米纳的怀念，突然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他知道她将于这周礼拜六结婚，婚礼将会十分热闹，他这个最爱她而且将永远爱她的人，甚至连为她而死的权利都得不到。被压抑在哭泣中的醋意，此时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他恳求上帝，让上天的正义闪电在费尔米纳准备发誓热爱和服从一个仅仅只想把她当做社交花瓶而娶她为妻的男人时把她击死，而他则在情人——他的情人或任何人的情人——的眼前幸灾乐祸。她仰面朝天地倒卧在大教堂的瓷砖地上，死亡的露珠，化成雪白的柠檬花流淌在瓷砖地面上，那瀑布般的婚纱，被散在埋在主祭坛前面的十四位主教的大理石棺材上。这复仇的念头一结束，他又为自己的坏心肠而感到后悔，这时他又看见费尔米纳安详地呼出一口气，从地上爬了起来，她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却是活生生的，他不能想象，世界上没有她还能称其为世界。他再没有睡着过，有时候他坐起来随便嚼了点什么东西，那也是因为在他的幻觉中费尔米纳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或者与此相反，那是他拒绝因为她而绝食。有时候，他以这个信念来安慰自己：在纸醉金迷的婚礼上，甚至在蜜月的如火如荼的夜晚，费尔米纳会在某个时刻感到痛心，至少在一个时刻，但无论如何会有一个时刻，在她的良心里，会浮现他这个被嘲弄了的，被侮辱了的，被唾弃了的情人的影子，而那就会使她失去幸福。

在抵达卡拉科利港——旅程的终点站——前夕，船长举行了传统的告别晚会，船员组成了一支吹奏乐队，驾驶室里放起了五颜六色的焰火。那位大不列颠公使，以堪称楷模的克制度过了难熬的旅程，他用照相机猎获那些不准他用猎枪宰杀的野兽，而且没有一个晚上不是衣装笔挺地到餐厅去的。在最后的晚会上，他换上了梦克塔维氏部族的苏格兰上装，乐颠颠地弹了一回键弦琴，教所有愿意学的人跳他的民族舞，天亮前，人们不得不把他半扶半拖地弄回舱房。被痛苦折磨得萎顿不堪的阿里萨，躲在甲板上最偏僻的角落里，躲在听不见欢闹声的地方，把特乌古特的大衣裹在身上，试图抵御发自骨子里头的寒冷。早上五点钟他就醒了，如同一个死囚在赴刑前的早晨醒来时一样。礼拜六整整一天，除了一分钟一分钟他想象着费尔米纳的婚礼上的每个时刻之外，他没做过任何事情。后来，当他回到家里以后，他才发现他把时间搞错了，而且一切都跟他的想象是两码事，他甚至开心地为自己的胡思乱想而感到好笑。

然而，无论如何那是一个痛苦的礼拜六，当他觉得到了新婚夫妇正从一道假门逃走，去享受初夜欢娱的那个时刻的时候，他以高烧结束了那个礼拜六。一个看见他烧得胡言乱语的人报告了船长，船长担心是一起霍乱病例，就带着随船医生离开了晚会，医生预防性地把他送进堆满溴化物的隔离船舱。可是第二天，当人们看到卡拉科利的礁石的时候，他的烧退了，而且精神焕发，因为退烧药使他筋疲力尽之时，他已快刀斩乱麻地作出了决定：让那个所谓电报员的辉煌前程见鬼去吧，还是乘坐这同一条船回他的卡列·德拉斯·文塔纳斯去。

以他曾把舱房让给维多利亚王国的代表为交换条件，要求把他送回原地是不费事的。船长试图说服他，理由也是电报是大有前途的科学。船长对他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本人也正在发明一种电报系统来安装在轮船上。但他拒绝了种种理由，末了船长只好同意带他回去，并不是因为欠了他让出舱房的情，而是因为船长知道他同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之间的真实关系。

下水旅程只用了不到六天时间，轮船在凌晨驶入梅塞德斯湖。看见捕鱼独木舟的一线灯火在轮船激起的回头浪中摇曳，阿里萨意识到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园。轮船停靠在尼尼奥·佩迪多港湾的时候，天还黑着，在古老的西班牙海峡疏浚并使用之前，那里是内河轮船的终点站，离大海湾还有九西班牙里。乘客们必须等到早晨六点才能登上出租小艇，让小艇把他们送到目的地。阿里萨心急如焚，登上邮局的小艇提前走了，邮局职员们把他视为自己人。下轮船之前，他一时冲动，做了个意味深长的举动：把行李卷扔进水里，目送着它在看不清面目的渔民们的火把照射下漂浮，直到它漂出海湾，在茫茫大海中消失。他坚信在有生之年不会再需要它了，永远不会了，他永远不会再离开费尔米纳居住的这个城市了。

黎明，海湾风平浪静。越过浮在海面上的泡沫，阿里萨看见了被第一抹朝霞染成金色的大教堂的圆顶，看见了教堂平台上的鸽子群，随着鸽子的飞翔，他看见了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第的阳台。他想，那个使他陷入不幸的女人，大概还在那座宫殿里睡眼惺松地倚在她那心满意足的丈夫的肩膀上哩。这个推测使他感到一阵心肝俱裂的痛苦，但他没做任何压抑这种痛苦的尝试，恰恰相反，他为痛苦而高兴。邮局的小艇在停靠着的帆船组成的迷宫里穿行，太阳已经热乎乎的了，公共市场上的不胜枚举的各种气味儿和海底散发出来的腐臭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恶臭。来自里约阿查的那艘轻便船刚刚到港，一群群码头工人。站在齐腰的水里迎接下船的旅客，把他们背到岸上。阿里萨第一个从邮局的小艇跳到岸上，从那时起，他就没再闻到海湾的熏人臭气，而是闻到了从城里传出来的费尔米纳的特有气味。一切都散发着她的气味。

他没再到电报局去。他唯一关心的，似乎就是那些爱情故事小册子和他母亲继续给他买的那些人民图书馆出的书籍，他躺在吊床上，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直到背熟。他问都没问小提琴在什么地方。他恢复了同最密切的朋友们的联系，有时也去打弹子球，或者到大教堂广场的拱门下边的露天咖啡馆去聊天，但再没参加过礼拜六的舞会：没有她，他提不起跳舞的兴致未了。

就在他中止旅程返回家里的当天上午，他得知费尔米纳正在欧洲度蜜月，他的心告诉他，她将留在欧洲居住，如果不是住一辈子，也一定会住许多年。这个念头，使他燃起了忘却往事的第一线希望。他思念罗萨尔瓦，旁的思念越淡薄，对她的思念就越炽热。就在这个期间，他开始蓄起胡子来，修剪得尖尖的整整齐齐的，决意这一辈子都不再剃掉它。他的行为举止改变了模样，取代爱情的想法使他慌不择路。渐渐地，费尔米纳的气味不是那么经常出现和浓郁了，最后仅仅留在白栀子花里了。

他整天浑浑噩噩，不知道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在奥贝索将军发动叛乱包围城市期间，一个战火纷飞的晚上，远近闻名的纳萨雷特的遗孀丧魂落魄地逃到他的家里，她的家被一发炮弹轰塌了。特兰西托当机立断抓住这个机会，把寡妇领进了儿子的卧室，其借口是她自己的卧室时没地方了，实际上她是希望用另一个爱情使儿子从那个痛不欲生的爱情中摆脱出来。被罗萨尔瓦在船舱里夺去童贞之后，阿里萨没有再做过爱，他觉得在出现紧急情况的夜里，让那位寡妇睡床，自己睡吊床是不足为怪的。但她已经决定为他奉献了，她坐在床边上——床上躺着的阿里萨不知所措——开始讲她为三年前死去的丈夫感到无法慰藉的痛苦，边讲边把身上的作为守丧标志的皱纱扯下来扔掉，最后连结婚戒指也摘下来了。她脱下绣着玻璃珠花的塔夫绸内衣，扔在屋子另一头的一个角落里的靠背椅上，她把乳罩从肩膀上往后一扔，甩在床的另一头。她褪下了齐脚面的长裙子，镶边衬裙，解开了缎子腰带，脱下了守丧穿的长统丝袜，满地乱扔，整个屋子都铺上了她守丧的各种穿戴。她眉飞色舞地做着这一切，动作之间的停歇恰到好处，似乎她的每个表情都有进攻部队的炮声祝贺，炮声震得整个城市的地基都在颤抖。阿里萨想帮她解开紧身腰带的扣子，但她动作娴熟地抢先解开了，在五年的甜蜜夫妻生活中，她学会了独立完成做爱的各个程序，包括前奏，不需要任何人的协助。最后，她以游泳运动员的快速动作让镶边内裤从大腿上滑了下去。

她已经二十八岁，并且生过三次孩子，脱掉衣服之后，她那勾魂夺魄的魅力丝毫不减做处女时的当年。阿里萨百思不得其解，几件悔罪者的衣服，怎么竟能掩饰住那匹山区小母马的情欲。她在欲火的焚烧下，替他脱掉了衣服，她对她丈夫都没有这样做过，那是怕丈夫把她看做是个堕落的女人。她试图一举满足在守丧期间绝对禁锢的情欲，还是在五年忠实的夫妻生活中的无所适从和无辜。在这天晚上之前，自从她母亲把她降生人间，她从来没有同已故丈夫以外的任何男人在同一张床上一起呆过。

她没有因良心的谴责而内疚，恰恰相反。从房顶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火球使她难以入睡，她继续叙述着丈夫的美德，直到天明，除了抛下她而死去之外，她没责备丈夫任何一点不忠。最后，她聊以自慰地说，丈夫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完完全全属于她，他已躺在一个用十二颗三英寸长的钉子钉好的棺材里，埋在离地面两公尺深的地方。

“我感到幸福。”她说。“因为只有现在我才千真万确地知道，他不在家里的时候呆在什么地方。”

那天晚上她就除了丧，干净利落，用不着再经过那个穿灰色小花内衣的百无聊赖的过渡阶段。情歌和色彩斑斓、撩人心弦的衣服充满了她的生活，她开始把肉体奉献给一切愿意向她索求的人。城市被包围七十三天之后，奥贝索将军的队伍被击溃了。她修复了被炮弹毁掉房顶的家，并在礁石上修了一座漂亮的临海阳台，在刮大风的时候，可以从阳台上领略到巨浪的威力。这里是她的爱情之巢，她并非自嘲地这么自许。在那里，她只接待她所喜爱的人，在她愿意的时候以她愿意的方式接待，不向任何人收取分毫，因为在她看来，那是男人们在施小惠于她。有很少那么几次，她接受过小礼物，但这些礼物都不是黄金做的。她待人接物极有分寸，谁也无法挑剔出她行为不端的铁定事实。只有一回，她差点儿当众出丑，传闻红衣主教但丁·德·鲁纳不是误吃蘑菇致死，而是有意服毒自杀，因为她曾威胁他说，如果他继续死皮赖脸地纠缠她，她将用刀抹脖子。谁也没追问过她，那件事是否属实，她也一直闭口不提，她的生活也没有丝毫改变。她捧腹大笑地说，她是全省唯一的自由女人。

就是在最忙的时候，纳萨雷特的遗孀也没对阿里萨的偶然之约爽约，而且是一向不抱着爱上他或者被他爱上的想法去的，虽然她始终希望找到某种既是爱情又不受爱情牵累的生活方式。有几次，是他到她家里去，在这种场合，他俩喜欢呆在海边的阳台上，浑身让充满硝味儿的海水泡沫淋个透湿，观赏曙光从地平线上升起，照亮整个世界。相当长一段时间，阿里萨都蒙在鼓里，以为他是她私通的唯一的男人，而她也乐得他这么认为，直到有一次她不巧说了梦话为止。听着她逐渐睡熟，他一点一滴地把她梦中的航海日志碎片拼凑起来，进入了她的秘密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岛屿。于是，他心里明白了，她并不想委身于他，但又觉得同他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她无限感激他，是他使她开始堕落的。有许多次，她这么对他说过：

“我崇拜你，因为是你把我变成了娼妇。”

换个方式说，她这样说是不无道理的。阿里萨毁掉了她的正常夫妇的贞洁，这比毁掉童贞和孀居守志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教唆她说，如果对维持永恒的爱情有益，床上无论做什么都算不上不道德。自从那时起，某种东西就非成为其生活的信条不可了：他让她深信不疑，一个人降生尘世，带来的“灰尘”是有数的，由于任何一个原因——自己的也好，他人的也好，自愿的也好，被迫的也好——而不加使用，就算永远失去了。她的功劳是，把这一切都毫发不爽地吸收了。然而，阿里萨却弄不明白，因为他想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为什么一个本领十分有限的，而且在床上会喋喋不休地谈她因丈夫去世而感到痛苦的女人，竟会受到那么多人追求。他想起来的唯一的原因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一点——纳萨雷特的遗孀功夫不足，但温柔有余。随着她逐渐扩大控制范围，同时也是随着他探讨自己的控制范围，试图在另一些人的心中寻求减轻自己往昔的痛苦，他们见面逐渐少了，最后终于没有痛苦地相互忘却了。

那里阿里萨的第一次枕席之欢，但他并没有象母亲梦想的那样同那个孀妇稳定地结合，两个人都借此投入了生活。阿里萨发明了一些对他这么个人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方法，他寡言少语，表现腼腆，打扮得象个老古董。不过，他具备两点优势。其一，是慧眼无误，他一眼就能看出有那种愿望的女人来，哪怕是在一大群人里也一样，尽管如此，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追求她，他觉得没有什么比遭到拒绝给人以更大的羞耻和侮辱了。另一点优势是，她们能一眼看出他是个需要爱情的光棍，一个流浪街头的穷光蛋，跟挨了揍的狗一样谦恭。他会无条件地听她们摆布，什么都不要，除了心安理得地跟他做爱之外，她们对他也无所企求。这两点优势是他的唯一武器，凭着这两个武器，他展开了历史性的然而又是绝对隐蔽的战斗，这些战斗都以公证人般的一丝不苟记录在一个暗语本里，其标题为。她们。第一次记录，他记的是纳萨雷特的遗孀。五十年之后，当费尔米纳解脱圣礼判决获得自由的时候，他已经积攒了二十五个本子，记录在册的连贯性爱情达六百二十二次之多，此外还有无数逢场作戏的风流韵事，他连发善心似的记录都不屑一作。

肆无忌惮地和纳萨雷特的遗孀恩恩爱爱六个月后，阿里萨本人也确信他已经战胜了费尔米纳对他的打击。他不仅自己这么认为，而且在费尔米纳那差不多持续了两年之久的结婚旅行期间，他还向母亲特兰西托谈过好几次，他一直这么自信，直到一个倒霉的礼拜日，他心里无任何预感地突然看见了她。她望完大弥撒出来，挎着丈夫的胳膊，新环境的围观和奉承使她一筹莫展。那些原先曾对她嗤之以鼻并嘲笑她是个没有名气的暴发户的贵妇人，热切地向她问长问短，她们觉得她已经是她们中的一员，而她呢，也以自己的迷人风姿和她们打成一片。她那么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俗里俗气的妇道人家，阿里萨脑子里转了好几个圈儿才认出她来。她已今非昔比了：一身成年人的打扮，高筒靴子，轻罗纱帽子上插着一支东方的鸟毛，她身上的一切都变了，而且是轻而易举地变了，仿佛她天生就是这样的。他发现她显得空前的美丽和年轻，但可望而不可及，跟过去一样。没看见那宽绸衣下面隆起的肚子时，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她已经有六个月身孕了。不过，他印象最深的是，她和她的丈夫是令人赞叹的一对，待人接物都应对如流，仿佛超然于现实中的暗礁之外。阿里萨既不觉得妒忌，也没觉得愤怒，而是深深地自惭形秽。他觉得自己贫穷、丑陋，低人一等，不仅不配得到她，而且也不配得到尘世间的任何女人。

她回来了，对生活中的巨变没有任何后悔地回来了。不仅不后悔，而且越来越不后悔，尤其是经受了头几年的挫折之后，到新婚之夜她还守身如玉，这对她来说就更加难能可贵。她到表姐伊尔德布兰达那个省去旅行的时候，就开始情窦初开，懂得男女间的事了。在瓦列杜帕尔镇，她终于明白了公鸡干吗围着母鸡咯咯乱叫，她看见了驴子交配的粗暴场面，看见了生小驴犊的场面，还听见表姐妹们那些不知羞耻的议论。

她的婚礼是上世纪末叶最热闹的婚礼之一，她是怀着大祸临头的忐忑不安举行婚礼的。对蜜月的焦虑，比她嫁给一个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贵族所引起的飞长流短给她的打击还要厉害。自从在大教堂的大弥撒上散发结婚公告，费尔米纳又开始收到匿名恐吓信，有几封信威胁说要杀死她。但她对这些恐吓信只是瞟一眼而已，因为她能感受到的全部恐惧，都集中在她行将被奸污这一点上了。虽然她不是有意加以蔑视，却成为她对付那些藏头露尾的人的正确方式，那个阶级对历史性的嘲讽已经习以为常，在既成事实面前低头就是。就这样，随着大家得知婚礼日益不可阻挡，一切作对的人都慢慢站到了她的一边。她从那些被关节炎和伤感夺去青春的脸色苍白的女人逐步升级的奉承话里发现了这一点。她们终究有一天明白了，自己的阴谋诡计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便不约而至地到福音公园造访，仿佛出入于自己的家门，并带给她烹调手册和一些表示吉祥的小礼品。

特兰西托对这些情况是熟悉的，但只有这一次才感受到切肤之痛。她知道她的顾客们在有重大庆典的前夕才重新露面，求她把那些埋在地下的罐子刨出来，把典当的首饰借给她们暂用二十四小时，付给她一分附加利息。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罐子被掏得一空，用长串字母作姓名的太太们穿是珠光宝气，一扫平素的寒酸劲儿，戴着早已抵押出去的首饰去参加婚礼。

如此盛大的婚礼，在本世纪是空前绝后的。最后的高潮是，由努涅斯博士为他们主婚，根据当时从最新词典上可以查阅得到的资料，他曾三度出任共和国总统，是哲学家、诗人和国歌歌词的作者。费尔米纳挽着父亲的手臂走上大教堂的主祭坛，名贵的衣装在一天之中赋予父亲一种值得尊重的假象。三圣节那天，即礼拜五上午十一点，在一个由三位主教共同主持的弥撒仪式上，她站在主祭坛前面，义无反顾地结婚了，连怜悯一下阿里萨的念头都没有闪过。这时候，阿里萨正躺在那艘不该载他的被忘却的轮船的甲板上，发高烧，说胡话，愿意为她而死。在仪式上，在婚礼结束之后，她脸上始终挂着宛如用白铅粉固定了的微笑，有些人认为这种表情是因胜利而自我解嘲的微笑，然而实际上是她用以掩饰新婚处女的恐惧的微薄的资本。

幸而，出乎意料的情况和丈夫的谅解使她头三夜没有经受痛苦。神灵暗佑。远洋总公司那艘船，因加勒比海气候不好而改变了时刻表，仅仅三天前才通知要提前二十四小时启航，这样一来，就不能像六个月以前确定的那样在婚礼翌日才驶到里约阿查去，而是当夜就走。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变化不是婚礼上的许许多多的高雅恶作剧之一。在灯火辉煌的船上，婚礼于午夜之后结束，一个维也纳乐团——它曾为约翰·斯特劳斯最新的圆舞曲举行过首演式——为婚礼伴奏。几位被香槟酒灌得醉醺醺的伴郎，正在询问船上的招待员，有没有空舱房把婚礼一直进行到巴黎时，被他们的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太太拖到了岸上。最后下船的几位，看见洛伦桑·达萨正坐在港口酒店门前的街道上，那身华贵的衣服已经扯了个稀巴烂。他大声嚎哭，跟阿拉伯人为死去的亲人号丧一样的号陶不止。他坐在一条臭水沟上，那汪臭水，简直可以说是眼泪汇成的水洼。

在风急浪高的第一天夜里，在以后的风平浪静的夜里，以至在他们漫长的夫妻生活中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过费尔米纳原先担心的粗暴。第一夜，虽然轮船是艘巨舰，舱房也富丽堂皇，但完全是里约阿查轻便船上的可怖情况的再现。她的丈夫是位殷勤细心的医生，为了安慰她，衣不解带，没合过一会儿眼皮，那是一位高明过分的医生所知道的用以对付晕船的唯一招数。不过，到第三天，过了瓜依拉港口之后，风暴停息了，他们呆在一起也已很久，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彼此已是老朋友了。第四夜，两人都恢复了正常习惯，乌尔比诺医生吃惊地发现，他那年轻的妻子在睡觉前不做祈祷。她对他实言相告：修女们的两面派行径，使她对宗教礼仪产生了对抗情绪，但她的信仰没有受到损伤，学会了默默地保持信仰。她说：“我情愿直接同上帝交心。”他对她的理由表示理解，从那时起，两人就按照各自的方式信奉同一种宗教。

他们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时期，但就当时而言，是相当非正式的，乌尔比诺医生到她家去看她，没有人在旁边监视，每天傍晚都去。在主教祝福之前，她连指头都不允许他碰一下，而他呢，也没试图碰过。那是风平浪静的第一夜，他们都已躺在床上，仍然穿着白天的衣服，他开始进行爱抚，做得极有分寸，当他建议应该换上睡衣时，她觉得是顺理成章的。她到厕所去换衣服，在此之前，她把舱房里的灯关了，换上睡衣出来时，她用抹布把门缝塞住，在伸手不见掌的黑暗中回到床上。她一边这么做，一边开心地说：

“你想怎么样，大夫。这是我第一次跟陌生人睡觉。”

乌尔比诺医生感觉到她象只惊慌失措的小动物滑到了他身边，竭力离他远一点。在那张床上，两个人躺在一起又不互相接触是难以做到的。他抓住她的手，觉得冰凉，因害怕而瑟瑟发抖。他把自己的手指和她的手指交织在一起，几乎是耳语般地对她讲起了过去的渡海旅行。她又变得紧张起来，因为她回到床上的时候，发现他已乘她就厕之机把身上的衣服脱光了，这使她又一次产生了对下一步行动的恐怖。但下步行动拖延了好几个小时，乌尔比诺医生继续十分缓慢地说着，一毫米一毫米地获得她的信任。他对她谈巴黎，谈巴黎的爱情，谈巴黎的情人们在大街上、在公共汽车里、在炎炎夏日回荡着手风琴的忧郁曲调的咖啡馆里的百花盛开的阳台上亲吻，在塞纳港的码头上做爱，谁也不去惊扰他们。黑暗中，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抚摸她的脖颈，抚摸她胳膊上柔软如丝的茸毛，抚摸她躲躲闪闪的肚腹，当他觉得她已消除了紧张的时候，做了掀开她的睡袍的第一次尝试，她以其性格的特有冲动制止了他。她说：“我自己知道怎么做。”说到做到，她真的把睡衣脱了，然后一动不动地躺着，要不是她的胴体在黑暗中微微闪光，乌尔比诺医生还以为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又过了一会儿，他又抓住她的手，觉得她的手暖乎乎的，放松了，还沁着细细的香汗，潮乎乎的。他们又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他在窥测着进行下步行动的机会，她呢，不知从何处开始地等着，船房里越来越暗了，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他突然放开她的手，跳了起来，用舌头舔湿中指，轻轻地碰了一下她那毫无思想准备的乳头，她觉得被电致命地去了一下，仿佛他碰着了她的一根活神经。她庆幸是在黑暗中，没让他看见自己那滚烫的、使全身痉挛直透脑髓的羞红。“别害怕。”他对她说，声音十分平静。“别忘了我是曾经见识过它们的。”他听到她妹妹笑着，她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甜蜜而新鲜。

“我记得清清楚楚。”她说，“而且我的气儿还没消呢。”

这时，他明白他们已经使美好的希望俯首就范了，便又抓住她那又小又柔软的手，把热切的亲吻印了上去，先是吻在粗糙的手背上、鲜润的长长的手指头上、透明的指甲上，后来又吻在布满她的命运的线纹的汗津津的手掌上，她不知道自己的手怎么伸到了他的胸膛上，碰到了一片她没能捉摸出来的东西。他对她说：“这是块避邪披肩。”她抚摸他胸口上的汗毛，然后用五根指头抓住那整个一片，要把它连根拔出。“再大点劲儿。”他说。她试着加了加劲儿，加到她知道不致揪痛他为止，然后用自己的手去寻找他那只消失在黑暗里的手。但他没让她的手指和自己的手指交织在一起，而是一把抓住她的手腕，以一种无形的然而是恰到好处的力量把她的手扯到自己身上的各个部位。跟她的想象相反，甚至她跟她可能的想象相反，她没有把手缩回来。

她开心地笑了，笑得极其自然，他抓住这一机会拥抱了她，并在她的嘴上印下了第一个吻。她回吻他，他继续很轻很轻地吻她的双颊、鼻子、眼皮。她没有推开他的手，但自己的手却处于戒备状态，准备制止他再迈出下一步。她想起来的掩饰羞赧的唯一动作是吊在丈夫的脖子上，深深地非常用力地吻他。

他心里明白，他并不爱她。他娶她是因为他喜欢她那股傲劲儿，喜欢她的沉着，喜欢她的力量，同时也是因为他的一点虚荣心。然而，当她第一次吻他的时候，他确信，要建立深厚的爱情是毫无问题的。新婚之夜他们海阔天空地一直谈到天亮，但没有谈及这一点，而且任何时候也用不着谈这个。从长远看，两人谁也没选错对方。

天亮的时候，他们睡着了，她仍然是个处子，但做处子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果然，第二天夜里，在加勒比海的湛蓝的天空下，他教她跳过维也纳华尔兹舞之后，等他上完厕所回到舱房一看，她已经脱了衣服在床上等他了。是她采取了主动，毫不胆怯，毫无痛苦地怀着在深海里做爱的喜悦把自己交给了他。

他们在欧洲住了十六个月，以巴黎为基地，不时到邻国去作短暂旅行。在这期间，他们每天都做鱼水之欢，在冬季的礼拜日里，一天还不止一次，躺在床上调笑嬉戏直到开午饭。他是个精力充沛的男人，而且训练有素，她呢，生来就是个不甘落后的女人，于是他们不得不赞同两人在床上的本事是半斤八两不分轻重。经过三个月热火朝天的夫妻生活之后，他明白了，两个人有一个是没有生育能力的，两人都到他当过住院医生的萨尔佩特列雷医院去做过认真的检查。那是件艰苦然而又是劳而无功的事情。可是，在他们没想到的时候，在没有采取任何科学措施的情况下，奇迹发生了。第二年年底，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费尔米纳已经怀有六个月身孕，她认为自己是普天之下最幸福的女人。两人朝思暮想的儿子，在一个黄道吉日顺利地降生了，为了纪念死于霍乱的祖父，给他取了个和祖父相同的名字。

无从知道，究竟是欧洲之行还是爱情使他们起了变化，因为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正如阿里萨在那个倒霉的礼拜日，在他们回家两周之后看见他们望完弥撒出来的时候发觉的情况一样，两人都变了，深刻地变了，不仅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关系变了，而且同整个外界的关系都变了。他们带着对生活的新观念、带着世界上的新鲜事物回来了，而且准备向他人灌输。他带着文学、音乐尤其是科学方面的新知识回来了。为了不跟现实脱节、他订了一份《费加罗报》；为了不跟诗歌脱节，还订了一份《两个世界杂志》。此外，他还同他在巴黎的书商达成了一项协议，让书商给他寄畅销书作家们的新作，比如阿纳托尔·法郎土和皮尔·洛蒂的，给他寄他最喜爱的作家如雷美·德·古尔盖和保罗·蒲尔杰的新作，但无论如何不要爱弥尔·左拉的书，他认为左拉的书难以卒读，虽然左拉对达孚的观念有勇敢的突破。那个书商还答应给他邮寄里科迪样本中最精彩的新作，特别是关于室内音乐的，以便维持他父亲当之无愧地取得该市首屈一指的音乐会发起人的称号。

费尔米纳始终同时髦背道而弛，她带回了六箱过时的衣服，名牌服装并没有使她动心。隆冬季节，她到巴黎故宫去参加无可争议的高级服装之王沃斯的服装展销会，唯一收获是患了气管炎，卧床五天。她认为拉菲雷里不是那么野心勃勃和贪婪，她的明智决策是把旧货店里她所喜爱的衣服抢购一空，虽然丈夫谈虎色变地发誓说那些是死人的衣服。同时，她带回了许多没有商标的意大利鞋，她认为这比菲雷那些闻名遐迩的光怪陆离的鞋更好。她还带回了一把杜布伊伞，伞的颜色跟地狱之火一样红，使我们那些惊愕不已的新闻记者们产生了许多灵感。她只买了一顶雷包克斯夫人牌帽子，但却买了满满一箱假樱桃枝、她所看到的毡毛做的各种花束、一把一把的鸵鸟羽毛、孔雀毛帽子、亚洲公鸡的尾巴毛、整只的野鸡、蜂鸟，还有无数的稀奇古怪的晒干了的鸟，有的正在展翅飞翔，有的正在张嘴高唱，有的正在垂死挣扎，这些鸟在她晚年的二十个春秋里，使她那些旧帽子不断推陈出新。她还带回来一套世界各国的扇子，每一把都各有特色，无一雷同，适用于各种场合。她还带回来一瓶她从“查里特杂货铺”里的许多香水中挑选出来的气味浓烈的香水，足够她用到春风吹走她的骨灰，但她只用了一次就不用了，因为换了香水之后使她失去了自我感觉。另外，她还带回来一个化妆品盒，那是诱人的市场上的最新产品，她是把化妆品盒带到晚会上去的第一个女人，当时仅仅当众涂脂抹粉，就会被视为不正经。

除了以上这些，他们还带回三个不可磨灭的记忆：《霍夫曼故事集》在巴黎盛况空前的首次发行；圣马可广场对面差不多焚毁了威尼斯所有平底小艇的那场令人丧胆的大火，他们是从下榻的旅馆窗户里痛心疾首地亲眼目睹的；一月下第一场雪时，匆匆瞥见奥斯卡·王尔德。除了以上这些和其它许多经历之外，乌尔比诺医生还深深保留着一个回忆，由于当时没能和妻子共享，他一直深以为憾。那时他还是单身汉，在巴黎负笈从师时代的事情。那是关于对维克多·雨果的回忆，且不说他的著作，雨果当时在巴黎的名声已是如雷贯耳，据说他曾经说过——实际上谁也没亲耳听到过——哥伦比亚的宪法不适用于人的国度，而适用于天使的国度。从那时起，人们就对他特别崇拜，我国为数众多的到法国去旅行的同胞中，大部分人都不遗余力地谋求和他一见。有那么五、六个学生——乌尔比诺也是其中之——有一阵经常守候在伊留大道的雨果寓所对面，守候在据说他准会去但始终没有去过的咖啡馆里，最后他们以里约内格罗的宪法天使的名义，书面请求安排一次私人约会，始终未见回音。有一天，乌尔比诺偶然经过卢森堡公园，看见雨果正从参议院出来，一个年轻的女人挽着他的胳膊。只见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胡须和头发都没有画像上那么浓密，身上那件大衣也似乎是属于一个比他更魁梧的人物。他不愿让一次冒昧的问题毁坏对雨果的回忆，这近乎虚幻的一瞥就足以使他终生难忘了。当他结婚后再到巴黎去，具备更正式地会晤他的条件时，维克多·雨果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乌尔比诺和费尔米纳共同经历了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一群人冒着暴风雪堵在圣芳济会大道上的一个小书店门口，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原来奥斯卡·王尔德正在那个书店里。他终于出来了，果然气宇不凡，但也许他过分意识到自己的身分了，那群人围住他，要求他在他的著作上签名。乌尔比诺医生停下来只是想看看王尔德，他那冲动的妻子却想横穿大道去让王尔德签字，因为手头没有书，她认为唯一合适的是签在她那漂亮的羚羊皮手套上，手套长长的，光滑柔软，跟她那新娘子的皮肤色调相同。她确信，一个学问渊博的男人准会欣赏她的这个举动。然而，丈夫坚决反对，当她不听他的劝告硬要那么做的时候，他觉得羞愧至极。

“如果你穿过这条街，”他对她说，“那么你回来的时候就只能看见我的尸体了。”

那是她的某种天性，结婚前一年，她照样大大咧咧地到处东游西走，就跟她从小在阴沉的大沼泽地的圣·胡安省贫民区里逛来逛去一样，仿佛她生来就知道那样做似的。她和陌生人自来熟的本事，使丈夫目瞪口呆，而且她还具备用西班牙语在任何地方同任何人交流思想的神奇本领。“语言吗，当你去卖东西的时候，那是应该懂的。”她笑着以讥讽的语调说，“如果是买东西，懂不懂倒没关系。”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会那么快而且那么欢天喜地就适应了巴黎的日常生活，虽然巴黎阴雨绵绵，她在心中还是爱上了它。不过，当她不胜重负地带着各式各样的经历，被旅行搞得筋疲力尽，因怀孕而昏昏欲睡地回到家乡的时候，人们在港口首先问她对迷人的欧洲印象如何时，她只用加勒比地区隐语的四个字就概括了十六个月的幸福生活：“更热闹吧。”

第四章

阿里萨在大教堂的庭院里看见怀孕六个月、俨然一派上流社会太太模样的费尔米纳的那一天，就下了争取名气和财富以便无愧于得到她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他甚至不顾她已是有夫之妇这个障碍，因为他同时就打定了主意，仿佛这件事取决于乌尔比诺医生总得呜呼哀哉。他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如何死去，但却把这作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列入了计划，他决心既不着急也不张扬地等待，一直等到世界的末日。

他从头做起。他不经通报就来到了叔叔莱昂十二——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办公室里，表示他愿意听从差遣。叔叔对他随随便便就放弃了在莱伊瓦村当电报员这份美差颇为不满，但他相信侄子的话，人不是从一出娘胎就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迫使他再三再四地自我脱胎换骨。另外，哥哥的遗孀又在头一年里死去了，带着终身之恨死去了，但没有留下遗产。于是，他还是给了这个浪子侄儿一份差事。

莱昂十二的决定是独特的。这个黑良心的商人躯壳里有一种深藏不露的疯子般的脾气，他可以在瓜西拉的荒漠中泉水狂涌般地吐柠檬酒，也可以用撕心裂肺的歌声“在这黑暗的坟墓里”使人们在葬礼中哭得惊天动地。他一头卷发，厚嘴唇象农牧之神那样向前突出，再添上一把七弦琴和一顶桂冠，他就跟基督教神话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君尼禄一模一样了。除了经营他那些百孔千疮的仅仅因为死神的疏忽而仍然浮在水面上的船只和处理河运中日益繁重的各种问题以外，他把全部空余时间用来丰富他的抒情歌曲。在葬礼上唱歌，是他最喜爱不过的事情。他的噪子跟划船的苦役犯似的，没受过任何正规训练，但唱来很是动人。某人对他说过，恩里科·卡卢梭的声音可以震碎花瓶，多年来他一意模仿他，甚至想用声音震碎玻璃窗。他的朋友们给他带回在世界各国旅行时找到的最薄的花瓶，专门组织晚会，以便他最终实现他的最高梦想，但始终没有如愿以偿。不过，就象伟大的卡卢梭震碎两耳细颈玻璃瓶一样，他那雷鸣般的声音里有一种柔情，可以震碎听众的心，这就是他在葬礼中备受欢迎的原因。只有一次，他异想天开地唱起了“当你升上天堂”这首美国卢锡安纳州的优美的催人泪下的挽歌时，被牧师喝住了，牧师无法理解这种宗教改革。

就这样，高唱低吟着意大利那不勒斯歌剧和小夜曲，他的创造能力和战无不胜的事业心使他成了内河运输最繁荣时期的彪炳显赫的人物。跟已故的两位兄长一样，他是白手起家的，虽然带着私生子的烙印，而且始终没有人认领过他们，他们都发迹到显赫的程度。他们是当时所谓“柜台显贵”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商业俱乐部就是“柜台显贵”们的庇护所。然而，即使在拥有可以过着跟他模样相似的罗马皇帝的生活的资本时，为了便于工作，叔叔莱昂十二仍然领着妻子和三个儿子住在老城，过着节俭的日子，挤在一座简陋的房子里，却无法去掉人们不公正地加在他头上的贪心不足的恶名。他唯一的奢侈就更简单：一幢离办公室二西班牙里的海滨房子，里面除了六条手工做的凳子、一个水瓮和一张挂在阳台上以便星期天躺着思考问题的吊床之外，没有别的家具。有人说他是富翁，但谁也没有他自我形容得确切。

“富翁倒不是，”他说，“我是个有钱的穷人，这压根儿是两码事儿。”

这种古怪脾气——某人某次曾经在一次演说中赞扬它是大智若愚——使他一眼就看出了过去和今后谁也没有看出过的阿里萨身上的那种东西。自从面色忧郁、虚度了二十七岁光阴的阿里萨到他办公室去要工作那天起，他就让他经受了可以使最硬的铁汉子屈服的军营式的严酷考验。但他没能使侄子知难而退。叔叔莱昂十二从来没有怀疑过，侄子的坚忍并非源于糊口谋生的需要，也不是继承了父亲的冷峻，而是来自一种爱情方面的野心，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的任何艰难困苦都无法摧毁这种坚忍。

最不顺利的是头几年。他被任命为总经理室抄写员，那显然是因神设庙地为他安排的。是特乌古特——他是叔叔莱昂十二过去的音乐教师——劝莱昂十二给侄子找份抄抄写写的差事，因为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的人，虽然看的坏书比好书还多。叔叔莱昂十二对于侄子看坏书这事不予理会，特乌古特也曾经说过他自己是唱歌唱得最差的学生，他还不是唱得坟墓里的石碑都为之潸然下泪嘛。不管怎么说，德国人最漫不经心地说出的这一点是说准了，阿里萨写任何东西都感情奔放，把正式文件写得跟情书似的。尽管他力图避免，还是把装船货单写得合仄押韵，日常商业函件更散发着抒情气息，减少了权威性。有一天，叔叔亲自到他的办公室去，拿着一叠他没有勇气签上自己名字的信函，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要是你没本事写出一封象样的商业信函，那你就到码头上扫垃圾去吧。”叔叔对他说。

阿里萨接受了挑战。他尽最大努力学习商业行文的简洁明了，跟过去模仿时髦诗人一样，专心致志地模仿公证档案里的模式。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空间时间都是在“代笔先生门洞”里度过的，他帮助那些胸无点墨的恋人写情书，发泄积蓄在心中的无法在写海关报告时使用的堆山似海的情话。六个月过去了，他费尽了心机。还是没能把那不可救药的天鹅的脖子扭过来。叔叔莱昂十二第二次训斥他的时候，他服了，但依然有些不识人间烟火。

“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爱情。”他说。

“糟糕的是，”叔叔对他说，“没有航运就没有爱情。”

叔叔实践了派他去码头上清扫垃圾的威胁性命令，并为他留了一条后路，告诉他，干好了，就一步步提升他，直到使他找到合适的归宿。果然如此。任何工作，不管是多么艰巨还是多么令人难堪，都没有使他倒下，薪金的微薄也没使他灰心丧气，在骄横傲慢的上级面前，他也没有任何时刻丧失过无畏的本能。当然，他也不是没有过错的，所有跟他共过事的人，都吃过他那貌似软弱实则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的独断专行的苦头。正如叔叔莱昂十二预见和希望的那样，在三十年的牺牲和顽强奋斗中，他熟悉了公司的第一个秘密。他担任过所有的职务，在所有的岗位上，他都显示了令人赞叹的能力。他研究了那神秘的经线中的每一条线络，都和诗歌的脉络有着许许多多的共同之处。但是，他没能取得那梦寐以求的战争勋章：写一封过得去的商业函件。的确，一封也没写成。他没有设想过，甚至也没有察觉过，通过自己的生活，他证明了父亲的看法——父亲直到最后一息还一再说，没有任何人的嗅觉比诗人更灵敏，没有任何石匠比诗人更顽强，没有任何经理比诗人更老谋深算和危险了。这一点，至少叔叔莱昂十二对他说过，叔叔在心里没事儿的时候总是对他说他的父亲，叔叔把他父亲那种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梦想家的思想传给了他。

叔叔告诉他，他父亲皮奥·金托·洛阿伊萨把办公室基本上当成了娱乐场而不是工作间，他总是把办公室里的事情安排成礼拜日离家上班，借口说要接待或遣送一条船。更是甚者，他让人在仓库的院子里安装了一只废锅炉，上面装了一个汽笛，假如妻子在注意他，就有人按航行信号拉响那只汽笛。叔叔莱昂十二心里琢磨了一下，阿里萨脑子里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在一个闷热的礼拜日下午，半掩半开的办公室里的写字台上正在进行某种勾当，父亲的妻子在家里侧耳倾听，一艘从来没动来窝的轮船上响着告别的汽笛。等她发现这一切，要指责丈夫的可耻行为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死了。她比丈夫晚故去许多年，没有儿子的痛苦使她身心交瘁，祈祷的时候，她一直恳求上帝永远诅咒那个私生子。

父亲的形象震动了阿里萨。母亲曾经对他说过，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对经商不大在行，他做内河运输买卖破了产，是因为大哥跟一个德国海军准将密切合作，德国准将是内河航运事业的先驱。几个兄弟都是同胞共母的私生子，母亲是厨娘，兄弟几个是她跟不同的男人所生，除叔叔莱昂十二的名字是以降生时正在执政的教皇的名字命名的外，其余几个的名字都是在她的姓氏后面加上一个从圣徒列传中随意选来的教皇的名字。名叫弗洛伦蒂诺的那个人，是所有哥儿几个的外祖父，弗洛伦蒂诺这个名字，超越了整整一代教皇，传给了特兰西托·阿里萨的儿子。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直保存着一个他父亲写爱情诗的笔记本，其中有些诗是从特兰西托身上获得灵感的，每首诗的眉题都点缀着受伤的心。有两件事使他颇感意外。其一，是父亲那独特的字体，竟跟他的一模一样，可他却是从一本字帖上的许多字体中挑选他最喜欢的字体学来的呀。其二，是找到了一句他以为是自己的座右铭，但他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很久就把这句话写在一个本子里了：我对死亡感到的唯一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

他还看到了他父亲仅有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在圣菲照的，照片上的父亲很年轻，就跟他第一次看见他时的年龄一样，父亲身穿大衣，仿佛钻进了一只狗熊的身体里。他靠在一座雕像的墩座上，雕像只剩下松开的绑腿那部分了。站在父亲旁边的那个小孩就是叔叔莱昂十二，他头上戴着一顶船长小帽。在另一张照片上，父亲和一群战士在一起，从父亲身上，他知道那是连年战火中的哪一次战争，父亲的猎枪最长，胡子里的火药味儿从浑身上下散发出来。跟几兄弟一样，父亲是自由党人和共济会会员，然而他却希望儿子进神学院。阿里萨没觉得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他和父亲长得很象，据叔叔莱昂十二说，父亲也讨厌情书般的文件。总之，照片上的父亲不象他，也跟他记忆中的父亲不一样，跟母亲描绘的模样也不同——因为爱，母亲美化了父亲的形象——更跟叔叔莱昂十二以其善意的冷酷丑化了的父亲的形象不同。不过，许多年之后，阿里萨对镜梳头时发现了这种相似之处，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明白，一个人最初和父亲相象之日，也就是他开始衰老之时。

他不记得父亲住在文塔纳斯街。仿佛听说过有段时间他在那里过夜，那是他和特兰西托刚刚相爱之时，但自从他出生以后，父亲就没再去看过她。

洗礼登记在许多年里一直是我们唯一有效的身分证，阿里萨的洗礼登记——在圣·托里维奥颁发的——只是说，他是一个名叫特兰西托的未婚私生女的私生子。洗礼登记上没出现父亲的名字，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在秘密地供养儿子。这种社会地位，使神学院对阿里萨关上了大门，同时也使他逃脱了在我国最残酷的战争年代服兵役的义务，因为他是一个未婚母亲的独生子。

每周礼拜五，放学之后，他都坐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办公室门口，翻看那本看了千百遍的一翻直掉渣儿的动物画册。父亲身穿那件后来母亲特兰西托不得不改给他穿的呢子大衣走进办公室去，看都不看他一眼，脸上的表情跟祭坛上的福音书作者圣约翰一模一样。好几个钟头过去了，父亲出来的时候，悄悄地把下一周生活费递给他。父子俩不说一句话，不仅因为父亲不想说，而且也因为他害怕父亲。一天，等了比平常长得多的时间以后，父亲出来了，给钱的时候对他说：

“拿着，以后别再来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父亲。后来他才知道，叔叔莱昂十二——他比父亲小十来岁——继续在给特兰西托送钱。父亲患腹痛病不治去世之后，是叔叔在照料母亲。他没留下片纸只字，也没来得及采取任何维护独生子——这个野孩子——的措施。

阿里萨的悲剧在于，他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做抄写员的时期，放不下自己的抒情之怀，他念念不忘费尔米纳，也始终没学会在起草文稿的时候放下对她的思念。后来，他调任别的职务时，依然情思潮涌，在百无聊赖中，只好把爱情送给那些目不识丁的恋人，在“代笔先生门洞”替他们无偿代写情书。一下班，他就到“代笔先生门洞”去，慢腾腾地脱下外衣，把它搭在椅子靠背上，戴上袖套免得弄脏了衬衣袖子，为了更好地思考，把背心的扣子也解开了。有时候，他一直写到深更半夜，以使人神魂颠倒的书信让那些失恋的人重新振作起来。有些日子，他碰到跟儿子闹翻了的贪婪女人，坚持要领取抚恤金的老兵，被人偷了东西想向政府申诉的人，磨破了嘴皮也难使他们满意，因为他唯一能打动别人的，就是他写的情书。对新主顾，他连问题都用不着问，只要一看他们的白眼球，就明白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一封接着一封地写热情洋溢的情信，万无一失的方式就是写信的时候始终想着费尔米纳，除她之外什么也不想。第一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建立预约制度，免得心急如焚的恋人们使他难以招架。

对那个时期最愉快的回忆，是关于一个羞答答的姑娘，她几乎是个小女孩，颤抖着求他替她给刚收到的一封无法抗拒的信作复。阿里萨认出，那正是他头一天下午写出的一封信。根据女孩子的激情和年龄，他用不同的方式写了一封信，字迹也象是她的，他能够根据不同情况，按照个人的性格特点模仿各种笔迹。他纵情畅想，假如费尔米纳对他的爱情能象那位六神无主的小姑娘对她的追求者一样，将会给他写出什么样的回信。自然，两天之后，他得以写第一封信时的文体、口气和抒发爱情的方式，替小伙子再写回信。就这样，他自个儿对自个儿进行了火热的书信往来。不出一个月，两人分别去向他道谢，感谢他一手包办的在男朋友的信中提出的、女孩子在回信中热情地接受了的建议：结婚。

他们生了第一个儿子之后，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双方才发现自己的信是由同一位代笔先生捉刀的，两人第一次联袂到达“代笔先生门洞”，敦请他给新生儿当教父。由于梦想成为现实，阿里萨兴奋异常。他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写了一首诗：“恋人的秘书”。这首诗比当时以二十文的价钱在门洞里出售的、被全市半数以上市民倒背如流的另一首诗更富有诗意，内容也更加广泛。他把幻想中费尔米纳和他相会的一幕幕情景理好顺序，每一幕都根据他认为可能的种种模式，写出了情景交融的来信和复信。最后，他写成了上千封信，分为三集，每集都象科瓦鲁维亚斯字典那么厚，但城里的出版商谁也不肯冒险为他出版，只好在家里束之高阁，特兰西托断然拒绝把罐子从地下刨出来，免得将一生积蓄浪费在出版这些信件的疯狂举动上。若干年后，等到阿里萨自己有钱出版这部书时，那些情书早已过时了，他好不容易才承认了这一现实。

阿里萨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迈出最初几步并在“代笔先生门洞”无偿代笔写信的时候，他年轻时代的朋友们就确信他在逐渐疏远他们，而且一去不回头了。果然如此，他刚从溯河而上的那次旅行归来时，还抱着冲淡对费尔米纳的思念的希望，访问了某些朋友，跟他们一起打弹子球，参加他一生中的最后的几次舞会，无动于衷地听任姑娘们嘲笑，干各种他认为有助于让他恢复本来面目的事情。后来，叔叔莱昂十二聘他为职员以后，他开始和同事们一起，在商业俱乐部玩多米诺骨牌。终于，他和同事们的话题只限于航运公司，而且提到航运公司时也不说全称，只用其缩写字母C·F·C，到了这个时候，同事们就把他视为自己人了。他甚至连吃饭的方式都改变了。在此以前，他在饭桌上是随随便便没有规律的，从那时起直到他临终之时，他却天天一样，而且大为节省：早饭是一大杯纯咖啡，午饭是一块炖鱼加白米饭，睡觉前来一杯牛奶咖啡和一小块儿奶酪。他每时每刻，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都喝纯咖啡，一天喝三十杯。那是跟原油一样的饮料，他总愿自个儿动手煮，把咖啡灌在暖瓶里，暖瓶伸手就够得着。同他自己坚定的愿望和殷切地努力相反，他与遭受到爱情的致命打击以前已判若两人了。

实际上，他根本不可能再是从前的地了。夺回费尔米纳是他一生的唯一目标，而且他坚信或迟或早总能得到她。他说服了特兰西托继续整修房子，以便在发生奇迹的时候随时可以迎接她到家里来。跟对待出版“恋人的秘书”这一建议的反应完全不同，特兰西托此时前进了一大步：她用现金买下了房子，并着手全面翻修。他们把原来的卧室翻修成一间会客厅，在顶层另修了一间供夫妇二人住的卧室和另一间供可能降生的儿女们住的房间，两间房都很宽敞，光线也很好。在原先是卷烟厂的那片空地上，修了一座宽阔的花园，里面是各式各样的玫瑰，那是阿里萨利用清晨的闲暇时间亲自动手种的。唯一原封未动的，是那间当铺，那是不忘过去的见证。阿里萨原先住的后房，还跟过去一样，吊床还挂着，大写字台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书，不过他住到顶层那间拟作夫妇卧室的房间里去了。这间房子是全家最宽敞、最凉快的，还有一个内阳台，海风徐来，玫瑰飘香，晚上呆在阳台上无比的惬意，不过也是最符合阿里萨的苦行僧清苦标准的。墙面光秃秃的，而且粗糙不平，那是用生石灰抹的。除了一张如同苦役犯用的床，一个床头柜，柜上放着一个插蜡烛的玻璃瓶，一个旧衣柜，一只水罐，一只澡盆和一只洗脸盆外，没有别的家具。

修整房屋的工程持续了将近三年，正好和城市的恢复期互相巧合。当时航运和转口贸易激增，这两个因素造就了殖民地时期的繁荣，并使那里在两个多世纪内成了美洲的门户。然而，这也是特兰西托表现出患了不治之症的前期症候的时期。她的老主顾们光临她的当铺时，她已显得越来越老、越来越憔悴和精神恍惚了，她跟她们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却认不出她们来了，要不就把她们的事情张冠李戴。这对她这类生意来说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她所从事的生意历来不签任何字据，信誉只凭口说，一句话就是保证，而且照例被认可。起初，她以为是耳朵聋了，但很快就发现，显然是记忆力出了毛病，才使她丢三拉四。于是，她把当铺关了，除了利用埋在地下的罐子里的财富，翻修房子，配置家具之外，还剩下了许多全市最贵重的古老首饰，这些首饰的主人无力把它们赎还。

阿里萨不得不同时兼顾许多事情，却从未削弱他加紧偷偷猎取女人的劲头。他跟纳萨雷特的遗孀做了一阵露水夫妻，打开了寻花觅柳的道路，好几年中，他继续干着勾引夜间无主的小鸟的勾当，幻想借此来减轻失去费尔米纳的痛苦。到了后来，已经说不清他绝望地发泄淫欲的习惯，到底是出于心理的需要，还是一种生理上的恶习了。他到小客栈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不仅因为他的兴趣有所转移，而且，还因为他不愿意被熟人们认出。有三次，在慌不择路的情况下，他采用了过去没有干过的简便做法：把担心被认出来的女友打扮成男人，装起嘻嘻哈哈的夜猫子一起到旅馆去。但至少有两次被人发现，原来他和那位所谓男友进旅馆后不是到酒吧间而是直奔房间。这就使阿里萨的相当狼藉的名声彻底完蛋了。后来，他只去过很少几次，但已不是为了重演故技，而是恰恰相反，是为了找个避难所，以便在纵欲过度中喘一口气。

不进小客栈并非对那种事洗手不干。下午五点来钟光景，刚离开办公室，他就象老鹰叼小鸡儿似的到处捕猎。起初，他满足于黑夜的恩赐。他在公园里和女佣，在市场上和女黑人，在海滩上和交际花，在来自新奥尔良的轮船上同美国女人勾搭，把她们带到礁石上去，在那里，从太阳下山开始，半个城市的人都在于那种事。把她们带到一切能干那种事的地方去，有时甚至还带到没法干那种事的地方去，有不少回，他不得不急匆匆地钻进漆黑的门厅，在大门背后不拘方式地干那种事。

灯塔一直是个幸福的避护所，垂暮之年万念俱灰的时候，他仍然在依恋地怀念灯塔，那是个痛快行事的好地方，尤其在晚上。他曾经想过，他那个时期的风流勾当，在信号灯的一问一答中可能让海员们看到了一点什么。他继续到灯塔去，比到任何别的地方都去得更勤，他的朋友——灯塔看守人——欢天喜地地接待他，那张傻里傻气的脸，使担惊受怕的小鸟们如释重负。灯塔下面有一间房子，紧靠着撞在峭壁上发现雷鸣般涛声的海浪，在那间房子里，爱意更加浓烈，因为有一种遇难的感觉。爱的狂潮之夜过去之后，阿里萨更喜欢到灯塔上面去，因为在那里能俯瞰全城和海上以及远处的湖泊里的万盏渔灯。

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了他关于女人的身体状况和恋爱的能力之间的关系的浅显理论。他对这些不成熟的观察作了记载，想为“恋人的秘书”写个实用续集，阿乌森西娜·桑坦德尔以其老狗的智慧把他弄了个颠三倒四，使他的妙论彻底破产。于是，这项计划也跟出版“恋人的秘书”的计划一样成了泡影。

阿乌森西娜有过二十年正常的夫妻生活，生过三个儿子，儿子们都已成家并且生儿育女。她自诩为全市最有福气的祖母。始终没有弄清楚，是她抛弃了丈夫还是丈夫抛弃了她，或者是两人同时互相抛弃。丈夫和他原来的情人一块儿过去了，她自由自在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敞开大门接待内河轮船的船长拉罗萨，她过去曾经在夜晚打开后门接待过他许多次。正是船长本人，不假思索地把阿里萨带到她的家里。

船长把他带去吃午饭，船长还带去一大瓶家酿的烧酒和做一顿木薯香蕉肉汤的最上乘的调料、这种菜只能用农家母鸡、带骨嫩牛肉、吃残渣剩饭长大的猪的肉和沿河村子里的蔬菜才能做出来。阿里萨一开始就对可口的佳肴和女主人的绰约风姿不大在意。只是对那个漂亮的家赞不绝口。他喜欢那座明亮、凉爽的房子，里面有四个朝海的大窗户，从背后可以把整个古城尽收眼底。他喜欢那些光华夺目的摆设，这些装饰品使会客厅扑朔迷离而又令人望而生畏。精美的工艺品应有尽有，都是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出航时一件件带回来的，屋子里已经摆得没有余地了。临海阳台，坐落在围墙上，阳台上养着一只马来西亚白鹦鹉，羽毛白得令人难以置信，沉思似的一动不动，使人难以理解，那是阿里萨从未见过的最美的动物。

拉罗萨因客人的情绪高涨而兴高采烈，他详尽地向客人介绍每件东西的来历，一边讲一边一小口一小口地不停地饮酒。他长得跟块钢筋水泥似的：身躯庞大，除脑袋光秃秃外，浑身是毛，一部山羊胡子跟把大刷子似的，声如洪钟——只有这个人才能有这么大的声音。他举止十分文雅，却嗜酒成瘾。就餐前，他已喝了半瓶酒，身子摔倒在放杯子和瓶子的托盘上，杯子、瓶子发出一阵清脆的破裂声。阿马森西娜只好请阿里萨帮忙，把他那跟搁浅的鲸鱼似的失去知觉的身体拖到床上去，给这位睡着了的船长脱去衣服。然后，两人心里同时闪过一个感谢这个鬼使神差的安排的念头，接着心照不宣地到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去亲热。在七年多的时间里，当船长出外航行的时候，他们一有机会就在一起。没有被撞上的危险，因为船长具有优秀海员的习惯，到港的时候会用船上的汽笛发出通知，哪怕是在早晨也无一例外。先用三声长笛通知妻子和九个儿女，然后用两下短促而忧郁的笛声通知情妇。

阿乌森西娜年近半百，长得也不年轻，她的情欲却不减当年。根据轮船的航程，阿里萨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看她，而且总是不事先通知，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想去的时候就去，没有一次她不是在等着他。

在他们相识两年之后的一个礼拜日，他到她家去的时候，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脱他的衣服，而是摘下他的眼镜，吻他。阿里萨知道，她开始爱上他了。自从第一天起，他在那座房子里就过得很舒坦，他喜欢那座房子，把它视为己有，但每次他没有在那里呆过两小时以上，也从来没有在那里睡过觉，只吃过一回饭，那是她向他发出了正式邀请。实际上，他只是为她而去的，总是带着唯一的礼物——一朵孤零零的玫瑰，到下一次不可预见的机会为止，他连面都不露一下。在她摘下他的眼镜吻他的那个礼拜日，两人在船长那张巨大的床上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午睡醒来，阿里萨还记得听到过白鹦鹉的叫声，那刺耳的破锣似的叫声，和它的美丽的外表格格不入。在炎热的下午四时，万籁俱静，透过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得见古城的侧面，下午的太阳，照射着它的脊背，照射着它的建筑物的金色尖顶，照射着金光灿灿的直通牙买加的大海。阿乌林西娜伸出大胆的手，阿里萨把她的手推开了。他说：“现在不行！我有个奇怪的感觉，好象有人在瞧着我们。”她又以其幸福的笑声使白鹦鹉尖叫起来。她说：“这种借口，就是宙斯的老婆也不会相信。”当然，她也是不会相信的，但她同意了他的意见，两人又默默地亲热了好大一会儿。五点，太阳仍然老高，她从床上跳起来，一丝不挂，头上扎着那根绸带，到厨房里去找点什么喝的，刚到卧室外面还没迈出一步就惊慌地叫了起来。

简直无法相信。家里唯一剩下的，只有那些吊灯了。其余的，包括签着姓名的家具、印度地毯、雕塑和哥白林挂毯，难以计数的宝石和贵重金属做的小玩意儿，一切使她家成为全市最漂亮、最富丽堂皇的家庭之一的摆设，一切的一切，直至那只神一般的白鹦鹉，都不翼而飞了。没有打扰他们，从临海阳台上运走了他们的东西。剩下的只是空空如也的几间房子和四个打开了的窗户，还有就是在紧贴里面的墙壁上用粗刷子写的一句话：因为堕落，这种事儿就会落到你的头上。拉罗萨船长一直没法理解，阿乌森西娜干吗不去报案，也没想法同收购赃物的商人联系，并且还不准别人提这件倒霉事儿。

阿里萨继续到被洗劫一空的那座房子里去看她，家具只剩下强盗们忘在厨房里的三把皮椅子和他们当时所在的那间卧室里的东西。不过，他不象过去那样经常去看她了，这并非出于她所猜测的原因，家里遭到了洗劫，而是因为本世纪初出现了骡车这个新鲜玩意儿。骡车是他别出心裁地猎取孤鸟的极乐世界。他每天乘坐四次，两次到办公室，两次回家，有时候是真的在车里看文件或书报，大部分时间则是以看东西做幌子，去为以后的幽会建立初步联系。后来，叔叔莱昂十二拨给他一辆两匹跟总统拉斐尔·努涅斯的骡子一样的披着金色马衣的栗色骡子拉的车，他时常怀念他乘坐骡拉驿车、手到擒来揭来地干花花公子风流勾当的那个时代。他的想法不无道理：偷情的最大敌人，莫过于等在门口的那辆车子。他几乎一直把骡子藏在家里，步行去猎取女人，免得在地上留下车辙。正因为如此，他十分怀念那些驾着老气横秋的，掉了毛的骡子的驿车。在驿车里，他只要斜着眼睛瞟那么一下，就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爱情。然而，在无数个令人心醉的回忆里，他难以忘却一个无依无靠的鸟儿，他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且同她在一起只度过了一个痛快的半夜，但只那么一幕，就足以使他后半辈子对狂欢节的无辜混乱头疼了。

她在狂欢的人群中的勇敢的举动，引起了坐在驿车里的他的注意。她看来不出二十岁，如果不是装扮成残疾人的样子，看不出她对狂欢有多大劲头。她的头发颜色很淡，长长的，平平的，自然地披散在肩膀上，穿着一件没有任何装饰的普普通通的长衫。对街上震耳欲聋的音乐，一把把撒向空中的大米粉，驿车走过时向坐车的人撒的红红绿绿的水——拉车的骡子在那疯狂的三天里都用淀粉涂得通身雪白，头上戴着花冠——她都完全无动于衷。利用那个混乱场面，阿里萨提出请她吃冰淇淋，他没想花更大的代价。她看了他一眼，并不感到意外。她说；“我很乐意接受，但是我要警告你，我是个疯子。”对她的回答，他付之一笑，随即带她到冰淇淋店的阳台上去看彩车队伍。过后，他穿上一件租来的带风帽的外衣，两人到海关广场掺进了跳舞的人群，象初恋的情人似的翩翩起舞。在喧嚣的夜晚，她益发心醉神迷，跳得跟个舞蹈家似的。在跳舞的人群里，她显得富有创造性而无所顾忌，舞姿优美，令人心荡神驰。

“你缠着我，还不知道是干了件什么蠢事呢。”她在如火如荼地狂欢着的人群里大声喊叫着说，“我是个疯人院里的疯子。”

阿里萨觉得，那天晚上他又回到了遭受失恋痛苦之前的纯洁而欢乐的境地。不过他心里明白，这么轻易到手的幸福是不可能持续多长时间的，他在这方面教训多于经验。于是，在夜晚的高潮开始减退之前——高潮总是在颁发过化装最佳奖后就开始减退——他对姑娘建议说，到灯塔上去看日出吧。她高兴地接受了建议，但又说等发完奖品再去。

阿里萨确信，耽误这一会儿，真是救了他一条命。一点不错。当姑娘刚向他示意去灯塔的时候，“圣母”疯人院的两个如狼似虎的看守和一个女看守就扑到了她的身上。自从她下午三点钟逃走之后，他们就到处找她，不仅仅是他们三个人，而且动员了政府当局的全部力量。她用从花匠手里夺过来的砍刀砍死了一个守卫，把另外两个砍成了重伤，因为她想出来参加狂欢节舞会。谁也没想到她竟会在大街上跳舞，都以为她藏到什么人家里去了，他们搜查了成千上万家，连地下蓄水池都搜过了。

带她走可不容易。她拿出藏在乳罩里的整枝剪刀自卫，六个大男人刚把拘束衣给她套上，拥挤在海关广场上的人群就兴高采烈地鼓掌和起哄，以为这血腥的逮捕也是狂欢节里层出不穷的闹剧之一。阿里萨当时心里象刀绞似的，从礼拜三圣诞节那天开始，他就提着一盒英国巧克力到圣母街转悠，想把巧克力递给她。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从窗户里对着他辱骂或哀求的女囚，用巧克力盒子返她们，希望能侥幸看到她也从铁窗里面出现。但他始终没有再见到过她。数日之后，有一天当他从驿车上下来的时候，一个跟父亲一起走的小女孩向他要一块他提着的盒子里的巧克力。父亲训斥女儿，并向阿里萨道歉。他把整盒巧克力都给了那个小姑娘，心里想他这样做会把他从一切痛苦中拯救出来。随后，他在小女孩的爸爸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让他不要介意。

“这是送给一个见鬼去了的情人的。”他对他说。

作为命运的补偿，阿里萨认识卡西亚妮也是在骡拉驿车上，她实际上是他一生中真正爱过的女人，虽然他和她都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也一直没有过枕席之欢。他坐下午五点的驿车回家，看到她之前他就感觉到了她的存在：她实实在在地看了他一眼，他觉得好象被手指戳了一下似的。他抬起头看见了她，她坐在对面最远的地方，在其余乘客中有如鹤立鸡群。她迎着他的目光，继续厚颜无耻地盯着他。他只能象在第一次想象时那么想象她：黑姑娘，年轻而漂亮，但毫无疑问，是个婊子。他把她从生活中抹掉了，他觉得最不值得的就是拿钱买爱情，他从来没有买过。

阿里萨在停车广场下了驿车，那是驿车的终点站。他三步并做两步地穿过迷宫似的卖货摊朝前走，母亲在等他六点钟回去。穿出人群之后，他听见背后响起了一阵女人的鞋后跟落在石头地面上的欢快的啦啦声，他回头看了一眼，以便确认他已经猜到了的情况：是她。她的打扮和画中女奴一般，穿一条宽荷叶边裙子，两手以跳舞的姿势牵起裙角，迈过街上的水坑，敞口领开得连肩膀都露了出来，脖子上挂着一串花花绿绿的项链，头上裹着一条白头巾。他在小客栈里见识过她这样的人。时常是这样，到了下午六点，她们肚子里还只装着早饭时，她们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肉体当做拦路贼的刀来使，扯着嗓子对在街上碰到的第一个男人调情。要么做婊子，要么就饿肚子。为了进行一次最后的验证，阿里萨拐了个弯，走进空无一人的那条名叫麦仙翁的小巷子。她尾随着他，越跟越紧。这时，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双手拄着雨伞站在人行道上，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在他面前站住了。

“你搞错了，美人儿。”他说，“我不会给你的。”

“当然会啦，”她说，“从你脸上瞧得出来。”

阿里萨想起了他小时候听见那位他们家的家庭医生——也就是他的教父——在谈到他的慢性便秘时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的人分成两大类：会拉屎的和不会拉屎的。”根据这一论断，这位医生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性格的理论，他认为这比星占学还要精确。然而随着阅历的增长，阿里萨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这个理论：“世界上的人分成两大类：会嫖的和不会嫖的。”他对后一种人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对这些人来讲，越轨行为仿佛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把男女之间的那些事看得神乎其神，仿佛是他们刚刚发明的。相反，经常干这种事的人，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他们心安理得，守口如瓶，因为他们知道，谨慎关系着他们的生命。他们不谈论自己的豪举，不委托任何人牵线搭桥，装做对这事漠不关心到了极点，甚至落得个性无能，或者性冷，尤其是象阿里萨这样被人说成是假女人的名声，他们也无所谓。不过，这种阴差阳错正中他们的下怀，因为这种差错也保护着他们。这是个绝密的共济会，全世界的会员都互相认识，并不需要共同语言。正是这样，阿里萨对那个姑娘的回答才不感到意外：她和他是一丘之貉，因此她才知道他明白她的想法。

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他的良心每日每时都这么提醒他，直到他离开人间那一天。她想向他要求的，并非爱情，更不是卖钱的爱情，而是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找一份儿工作，随便干点什么，挣多少钱都可以。阿里萨对自己的行为很内疚，便把她带去见了人事处长，人事处长给她在总务处安排了一个最低下的工作，她认真、谦卑而兢兢业业地干了三年。

从创立时起，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办公室就在码头跟前，和在海湾对面的远洋船只港口以及鬼魂湾市场的锚地毫不搭界。那是一座木结构楼房，房顶是用锌皮做的人字顶，唯一的阳台很长，用支在楼正面的柱子撑着，楼房四面开着好几个钉着铁丝网的窗户，从窗户里可以象看挂在墙上的图表似的看到靠在码头上的全部船只。创建公司的德国人修这座楼的时候，把锌皮顶漆成了红色，把木头墙壁漆成了雪白色，整座楼也有点象一艘内河船只。后来，整个楼都漆成了蓝色，阿里萨到公司里工作的那一阵，楼宇变成了一个灰尘山积的大棚子，说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了，锈迹斑斑的房顶，原先的锌板上用新锌板打了些补丁。楼房后面有个用粗铁丝围起来的铺着碎石子的院子，院子里有两座显得更新一些的大仓库，仓库后面是一条堵死了的河沟，又脏又臭，半个世纪航运积累的垃圾在河沟里腐烂：古老的旧船的废墟，其中有由西蒙·博利瓦尔剪彩下水的只有一个烟筒的原始船只，也有几条相当新的、舱房里已经装有电风扇的船。旧船大部分都已经拆过了，上面的材料用在了别的船上，但不少船只的状况还相当不错，似乎只要给它们涂上点漆就可以开去航行，用不着惊吓住在船里的鬣蜥和除去覆盖在船上使它们显得更加可怜巴巴的巨大的黄色野花。

楼房的顶层是管理处，房间小而舒适，装备齐全，跟轮船的仓房似的，它是造船工程师修建的。餐厅的尽头里，叔叔莱昂十二跟普通职员一样，在一间和所有的办公室毫无区别的办公室里办公，唯一的区别是，在他的写字台上，每天早晨都有一束插在一个玻璃瓶里的随便什么样的香花。楼房的底层是旅客集中之处，里面有个候船室，候船室里摆着几条粗木凳，一个卖船票和办理行李托运的阳台。在所有办公室的后面，是那个莫名其妙的总务处，单是总务处这个名字，就给人以一个职责含糊的印象，公司其它部门没有解决的所有问题都送到总务处来不了了之。卡西亚妮就在那里，坐在一张放在堆码着的玉米袋子和没法处理的文件堆里的学生课桌后面。那天，叔叔莱昂十二亲自到那里去了，看看这个总务处到底能起点什么作用。在那里当众和所有职员进行交谈。在三个小时的理论上的建议和具体调查之后，他忧心忡忡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考虑了许久，确信没有找到堆积如山的案件的任何解决办法，而是完全相反，又发现了些无法解决的各种各样的新问题。

第二天，阿里萨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了卡西亚妮留的一张条子，要求研究一下，如果认为合适的话，看完以后呈送他的叔叔。她是头天下午在视察时唯一未说话的人。她有意识地注意到了自己的照顾性雇员的身分，但在那张条子上她说明了，她一言不发并不是对事情漠不关心，而是为了尊重处里有身分的职员。条子写得如此言简意赅。叔叔莱昂十二设想进行一次深刻改组，但卡西亚妮的想法恰恰相反，理由很简单，所谓总务处实际上不存在：它是装那些其它处推卸下来的令人头疼然而又无足轻重的问题的垃圾桶。因此解决办法就是，撤销总务处，把问题退到原先把它推出来的各处室去解决。

叔叔莱昂十二对卡西亚妮是何许人毫无印象，也不记得在头天下午的会议上看见过她，但他看了条子之后，就把她叫到办公室，关起门来同她谈了两个小时。按照他了解人的方式，他们的谈话各方面都有所涉及。条子是平平常常的，但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渴望已久的效果。不过，叔叔莱昂十二对此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她本人。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小学毕业之后，她只在制帽学校上过学。另外，她正在家里采用一种速成方法无师自通地学习英语，三个月前，她开始上夜校学习打字。打字是个大有前途的新职业，就象过去说电报员大有前途，或再早时候说蒸汽机大有前途是一样的。

她谈完话出去的时候，叔叔莱昂十二已经开始象他后来一直称呼她的那样，管她叫同名人莱昂娜了。根据莱昂娜·卡西亚妮的建议，他当机立断地决定撤销总务处，把问题分别退回原来制造这些问题的人那里去解决，并为她设置了一个既没有名称也没有具体职能的职位，实际上就是他的私人助理。这天下午，果断地撤销了总务处之后，叔叔莱昂十二问阿里萨，是从哪儿把卡西亚妮搞来的，阿里萨如实作了回答。

“那么请你到驿车去一下，把象她一样的姑娘统统给我带来。”叔叔对他说，“有两个或三个这样的姑娘，我们就能把你那只大帆船打捞起来了。”

阿里萨把这句话当成了叔叔莱昂十二独特的玩笑，但第二天他就发现，六个月以前拨给他的那辆车子不见了，取消他的车子是为了让他继续在驿车上寻找隐藏着的人才。卡西亚妮呢，原先的小心谨慎很快就一扫而光，头三年里将颇为狡猾地隐在内心深处的浑身解数都使了出来。又过了三年，她把一切情况都掌握了，在往后的四年间，她已经快提升到秘书长了，但她拒绝担任秘书长，因为她只比阿里萨低一级。到那时为止，她依然听命于他，她愿意继续这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阿里萨本人也没有察觉，是他在听从她的命令。事情是这样的，他只不过是在总经理室里执行她提出的建议，以便帮助他战胜自己那些不露首尾的敌人的阴谋诡计。

第五章

（一）

卡西亚妮具有把秘密玩弄于掌股之上的魔鬼般的才能，她永远知道在恰到好处的时刻出现在什么地方。她精力过人，不声不响，又聪明又温柔。然而，在关键时刻，尽管她内心痛苦，却表现出钢铁般的性格。她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动过肝火。她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扫清阶梯——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用血去洗——让阿里萨爬到他不自量力的位置上去。出于不可遏制的权欲，她不择手段地那么干着，但她实际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报恩。她的决心如此之大，使阿里萨本人也被她的手段搅得晕头转向了，在一个不幸的时刻，他曾经想去挡住她的道儿，因为他以为她在挡住他的道儿。卡西亚妮使他重新清醒过来。

“您别搞错了。”她对他说，“您要我走，我就离开这里，不过请您好好想一想。”

阿里萨的确还没有想过。于是，他尽可能前前后后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终于向她缴械投降。实际上，在公司内部危机四伏的那场肮脏的战争中，在提心吊胆的寻花问柳的灾难中，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对费尔米纳的幻想中，面对那个在白热化的明争暗斗中弄得屎一身、爱一身的泼辣的黑姑娘，阿里萨的冷漠的内心没有一刻平静过。他曾多次黯然伤心，因为她实际上不是他认识她那天下午所想象的那种贱人，否则他会把自己的原则忘得一干二净，哪怕是火炭般的金元宝，他也要跟她睡上一觉。卡西亚妮仍然跟那天下午在驿车上的时候一样，依然满不在乎地穿着那身野妓式的衣服，裹着疯子的头巾，戴着骨雕的耳坠和手镯，戴着那串项链，根根手指上都戴着假宝石戒指。总之，还是流浪街头的那个卡西亚妮。时光在她的外貌上留下的一丁点儿痕迹，更使她平添了几分颜色。她熟透了，女性的妙处更加使人销魂，她那非洲女人的温热的身体，随着成熟显得更加丰满了。阿里萨在十年中没有向她作出任何暗示，以此来为自己在初次见面时所犯的错误赎罪。她呢，在各方面都帮了他的忙，唯独在这方面没有帮过他。

一天晚上，阿里萨工作到了深夜——母亲去世后他经常如此——正要出门的时候，他看见卡西亚妮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他没敲门就推了进去。她果然在那里，独自坐在写字台前，出神地沉思着，表情严肃，新配的眼镜使她带上了学究的气息。阿里萨心里激起了一阵幸福的颤栗：就他们两人在楼里，码头上空无一人，城市已进入梦乡，漆黑的夜色笼罩着墨一样的海，一艘轮船发出凄凉的呻吟，它还要再过一个小时才能到港。阿里萨双手拄着雨伞，跟他在那条名叫麦仙翁的小巷子里挡住她的去路时一模一样，但这次是为了不让她看出他的膝盖在微微发抖。

“告诉我，亲爱的卡西亚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她并不感到意外，异常镇静地摘下眼镜，阳光般的笑声使他目瞪口呆。

她还从来没有用“你”称呼过他。

“唉，阿里萨呀，”她对他说“十年来，我一直坐在这里等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太迟了：在骡马驿车上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后来她一直坐在那张椅子上，但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真的，帮他干了那么多的鬼鬼祟祟的卑鄙勾当之后，为他忍受了那么多的无耻行径之后，她在生活中已经超过了他，尽管他比她年长了二十岁：她为了他而衰老了。她深深地爱着他，她情愿继续爱他而不是欺骗他，虽然不得不突如其来地让他知道真相。

“不行。”她对他说，“我会觉得我是在跟我幻想中的儿子在一起睡觉。”

最后的否认不是出自自己之口，这一点使阿里萨觉得芒刺在背。他历来以为，当一个女人说“不”的时候，是在等待别人再坚持，然后才作最后的决定，但跟她打交道却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不能冒犯第二次错误的风险了。他轻轻松松地走了，甚至还带了一点颇为难得的痛快。从这天晚上以后，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阴影都顺顺当当地冰释了，而且阿里萨也终于明白，他可以成为一个女人的朋友而不必跟她睡觉。

阿里萨只向卡西亚妮透露了他跟费尔米纳的秘密。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知道这个秘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已开始把这件事置之记忆之外了。其中有三个已铁定地进了坟墓：一个是他母亲，她在去世之前很久就把这个秘密从记忆中抹去了；第二个是普拉西迪娅，她长期侍候那个几乎被她视为女儿的人，直到高寿才与世长辞；第三个是那位终身难忘的埃斯科拉斯蒂卡，她曾经把他这一生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夹在祈祷书里递给了他，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也不可能还活在世上。至于洛伦索·达萨，当时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为了女儿不被开除，也许曾经向修女德拉鲁丝透露过，但修女不大可能扩散这个秘密。还有伊尔德布兰达以及费尔米纳其他一些野里野气的表姐妹们。

阿里萨不知道，乌尔比诺医生也应该包括在这张知情人的名单之中。伊尔德布兰达在头几年十分频繁的来访中，有一次曾经向医生透露过这个秘密。不过，她是非常偶然地在一个很不适当的时候提到这件事的，而乌尔比诺医生并非如她想象的那样，左耳进，右耳出。伊尔德布兰达是把阿里萨作为一个据她认为可能在猜灯谜时独占鳌头的隐姓埋名的诗人而提到的。乌尔比诺医生半天没想起阿里萨是谁，她便对他说——其实并不是非说不可，但她说这个的时候没怀一点儿恶意——阿里萨就是费尔米纳出嫁以前唯一的情人。她对医生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心里确信这件事是完全无可非议而且又是昙花一现的，甚至可以令人惋惜。乌尔比诺医生瞧都不瞧她就反唇相讥说：“我不知道这个家伙还是一位诗人哪。”随即把他从记忆中抹去了，跟其它事情一起抹去了，因为他的职业已经使他养成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事情随见随忘的习惯。

阿里萨发觉，掌握这个秘密的人，除他母亲之外都是属于费尔米纳那一方的，而在他这一方却只有自己一人。他独自背着这重如大山的包袱，许多次需要有人助他一臂之力，但当时谁也不配得到这种信任。卡西亚妮是唯一可信赖的人，只差选定方式和时机了。就在他思索这个问题的那个赤日炎炎的下午，偏巧乌尔比诺医生爬上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陡峭的楼梯上来了。为了战胜下午三点钟的闷热，他爬一级歇一会儿，走到阿里萨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汗水把裤子都湿透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看一场飓风就要来了。”阿里萨在那里见过他好多回，每回都是来找叔叔莱昂十二的，但过去哪一次也没有这一次这么明显地感觉到这个不速之客跟他的生活有某种关系。

那段时间，也正是乌尔比诺医生度过了职业难关，几乎象个叫化子似的拿着帽子挨门挨户地为他的艺术活动寻求资助的时候。他的最牢固而慷慨的赞助者之一自始至终是莱昂十二，后者当时正巧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的弹簧靠背椅上刚刚开始睡每天不可缺的十分钟午觉。阿里萨请乌尔比诺医生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坐一会儿，他的办公室紧挨着叔叔莱昂十二的办公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叔叔的办公室的前厅。

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打过照面，但从来没有面对面地呆过，阿里萨又一次恶心地感到自愧弗如。漫长的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他站了三次，希望叔叔能提前醒来，并且喝下了整整一暖瓶纯咖啡。乌尔比诺医生一杯也没接受。他说：“咖啡是毒药。”说完又继续和另一个人接着谈论别的问题，并不担心他的话被旁人听见。阿里萨如坐针毡。医生天生俊逸，谈吐流畅而精确，身上隐隐散发着一股樟脑味儿，他英气逼人，谈话左右逢源而高雅，甚至最轻薄的言辞，从他口里说出来，也变得庄重了。突然，医生冷不丁儿把话锋一转：

“您喜欢音乐吗？”

阿里萨感到措手不及。说真的，城里演出的音乐会或歌剧，他场场必到，但他觉得自己无法象行家那样谈论音乐。对流行音乐，尤其是对伤感圆舞曲，他是心领神会的，这些音乐跟他年轻时的所作所为，跟他偷偷写的诗比起来，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这不能否认。他只要随便听那么一遍，就连上帝的威力也无法把整夜整夜浮现在他脑子中的旋律抹掉。但这不成其为对一位内行提出的十分严肃的问题的严肃的回答。

“我喜欢加德尔。”他说。

乌尔比诺医生心里有数了。“不错，”他说，“现在正时髦。”他向阿里萨强调，现在能弄来的节目，同上个世纪那些精彩的节目不可同日而语，真令人寒心。事情是这样的：为了请肖邦三重奏乐团到喜剧剧院来演出，他兜售长期票已经一年了，但政界诸公，谁也不知道那三位名人是何许人也。而就在那个月里，拉蒙·卡拉尔特匪警剧团、马诺洛·普雷萨小歌剧说唱剧团和桑塔内拉斯家庭剧团的票都卖光了，这些剧团都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哑剧——滑稽剧杂拌儿剧团，演员们就在舞台上利用灯光暗转的一瞬间换衣服。连那个自称可以和过去的女舞蹈家佛列斯·贝格雷媲美的丹伊塞·德阿尔泰剧团，乃至那令人作呕的乌尔苏斯剧团——演一个中了邪的巴斯克狂人赤手空拳地斗一条吕底亚公牛的事——的票都卖光了。然而，这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欧洲人现在不是正在又一次进行野蛮战争吗？我们在半个世纪内经过九次内战以后却开始过上太平日子了。九场内战，说到底，只是一场，始终是那一场。这篇引人入胜的演说，最引起阿里萨注意的地方，不是别的，而是有可能恢复猜灯谜，那是乌尔比诺医生发起的最轰动、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活动，阿里萨不得不咬住舌头，免得忍不住开口告诉医生说，他本人正是那一年一度的比赛的参加者，这项比赛当时已经开始吸引从国内到加勒比地区其它国家的许多大名鼎鼎的诗人。

谈话方兴未艾，空气中的热浪突然凉了下来，一场钻来绕去的大风暴把门窗吹得乒乒乓乓，办公室从地基开始咯吱咯吱乱响，仿佛飘在水面上的一叶扁舟。乌尔比诺医生似乎没有察觉这个情况，他顺便提了几句六月份疯狂肆虐的强台风后，就冷不丁风马牛不相及地谈起了他的妻子。他不仅把她视为最热心的合作者，而且把她视为他的动仪的灵魂。他说：“没有她我将一事无成。”阿里萨冷漠地听着这一切，微微颔首表示赞同，担心自己的声音失态，什么也没敢出口。不过，听了两三句话之后，他就全然明白了：乌尔比诺医生尽管参加了许许多多劳神费力的活动，却仍然有用不完的时间来崇拜他的妻子，热烈的程度几乎和他相同，这个事实使他迷惘了。但他没有作出反应，因为从他的心里冒出了一股傻气。他的心告诉他，他和他的情敌是同一种命运的牺牲品，共同遭受爱上同一个女人的不幸，他们是挂在同一个车套里的两头牲口。在过去的漫长的二十七年当中，阿里萨第一次觉得心里被刀扎了似的痛楚。为了让自己得到幸福，那个令人崇拜的男人必须死去。

飓风刮到远处去了，在仅仅十五分钟以内，它已把濒湖的几个区夷为平地，把半边城市吹得房倒屋塌。乌尔比诺医生再次对叔叔莱昂十二的慷慨捐献表示满意，没等风雨完全停息就告辞了。因为心不在焉，他将阿里萨借给他的那把个人专用的雨伞也带走了。阿里萨不但毫不介意，而且还暗自高兴，他在捉摸，如果费尔米纳知道雨伞的主人是谁，将会作何感想。卡西亚妮经过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沉浸在同医生会见的激情之中，他觉得这是向她吐露秘密的唯一机会了，跟捅掉使他不得安宁的燕子窝一样，要么现在就下决心，要么永远也别捅。他先问她对乌尔比诺医生的印象。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这个人揽的事很多，也许有点过分，不过我想，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停了一会儿，她又沉思了一下，用她又尖又大的牙齿——高个儿黑女人的牙齿——把铅笔的橡皮头一块块地啃下来，最后耸了耸肩膀，打算把这件与之无关的事情一笔勾销。

“也许他所以干那么多的事儿，”她说，“就是为了免得去想。”

阿里萨试图打断她的话。

“可惜的是，他必须死掉。”他说。

“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她说。

“不错，”他接口说，“但这个人比所有的人都更应该死。”

她压根没弄明白，又耸了耸肩膀，没有答腔，走了。这时，阿里萨明白了，在将来的某个还说不准的晚上，当他有幸和费尔米纳躺在一起时，他就可以对她说，他甚至对这位唯一有权知道的人也没透露过他的爱情的秘密。不，永远也不能透露，连向卡西亚妮也不能透露，这倒不是他不愿意向她打开珍藏这个秘密的匣子，而是直到那个时刻他才察觉，打开匣子的钥匙被丢掉了。

然而，那天下午最使他震动的还不是这件事。回首青年时代，往事历历在目，每年四月十五日，喧声震耳的灯谜赛会都在安的列斯大厅里举行。他始终是主角之一，但也象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一样，他始终是个不露面的主角。二十四年前，从开幕比赛起，他参加过好几次，他从来没中过奖，哪怕中个末等奖。不过，他不在乎，他参加并非出于获奖的野心，而是因为灯谜赛对他具有额外的吸引力：第一次比赛就是由费尔米纳负责打开那些火漆封口的信套，由她宣读比赛获奖者的名单，从那时起，他就决定要参加以后每年的竞赛了。

第一次灯谜竞赛的那一天夜里，阿里萨躲在半明半暗的靠背椅子后面，焦虑的心情使那朵插在西装翻领扣眼儿里的鲜艳的山茶花也在微微颤抖。他看见费尔米纳正站在古老的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打开那三个火漆封着的信套。他在心里琢磨，当她发现他是“金兰花”奖的获奖者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胸有成竹，她准能认得出他的笔迹来。到了那一瞬间，小公园杏树下面度过的那些如花似锦的黄昏，书信里的栀子花的芳香，微风轻拂的早晨为戴王冠的仙女演奏的只有他们两人才听得懂的圆舞曲，都会一齐涌上她的心头。可惜，那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金兰花”奖——全国诗歌奖中的最高奖，被一个中国移民夺走了。

促使作出那非同小可的决定的雷鸣般的欢呼声，使人对竞赛的严肃性产生了怀疑。但评判是公正的，评奖委员会一致认为那是一首出类拔萃的十四行诗。

没有一个人相信，获奖的那首十四行诗的作者竟会是个中国人。他是上个世纪末在修筑两洋运河期间为了逃避吞噬巴拿马的那场黄热病横祸，和其他许多中国人一起到这里来享其天年的。他们说的是中国话，他们在此地生存着、繁衍着，他们内部完全一模一样，谁也分辨不出他们之间的区别。起初总数不到十人，其中有几个带着妻子儿女和准备食用的狗，但没过几年，这些悄悄地越过海关入境的中国人已挤满了港口附近的四条小巷。他们中间的年轻人匆匆忙忙地变成了儿孙满堂的风烛残年的家长，谁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有时间衰老的。人们凭直觉把他们分成两类：好的中国人和坏的中国人。坏的中国人躲在港口的阴暗角落里，象国王似的吃喝，或者坐在桌子上对着一盘葵花籽烩老鼠肉猝然死去，人们怀疑他们是些拐卖女人和无所不卖的人贩子。好的中国人是那些开洗衣店的，他们继承了一种神圣的科学，把旧衬衣退还顾客时洗得比新衬衣还要干净，领口和袖口熨得就象刚刚摊平的圣饼。在灯谜赛上击败七十二名训练有素的对手的，就是这些好中国人中的一员。

费尔米纳头昏脑涨地念出那个名字的时候，谁也没听懂。不仅因为那是个闻所未闻的名字，而且说来说去谁也拿不准中国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好在大可不必为此劳神，那位获奖的中国人已经从包厢后面出现了，脸上挂着中国人提早回家时那种会心的微笑。他对获胜十拿九稳，特意穿着那件过春节时才穿的黄色丝绸衬衣去了。在不相信他是作者的人们的震耳嘘声中，他接过那朵十八K的金兰花幸福地吻了吻。他在中央站了一会儿，象他们的圣母——显然不如我们的圣母那么做作——的使徒那样镇静自如。当起哄声第一次停下来的时候，他把获奖的诗句念了一遍。谁也没有听懂。但当又一阵嘘声停歇时，费尔米纳用动人的失了音的嗓子冷静地重新朗读了一遍，第一句诗就使人惊叹叫绝。那是一首最正统的高蹈派十四行诗，完美无缺，通篇贯穿着一股沁人肌肤的灵感，仿佛是一位高手帮他捉刀的。唯一有点道理的解释是，某位大诗人有意要同这个灯谜赛开个玩笑，而这位中国人则抱着至死不泄露秘密的决心已去帮他开这个玩笑。商报——我们的传统报纸，试图挽救公民的声誉，发表了一篇与其说是引经据典不如说是生吞活剥的关于中国人的悠久历史，他们在加勒比地区的文化影响以及他们有资格参加灯谜赛的杂文。杂文的作者毫不怀疑十四行诗的作者就是那位自称是作者的人，他直截了当地从题目开始引证：

《中国人人皆诗人》。阴谋的策划者们——如果有过阴谋的话——就跟这个秘密一起烂在坟墓里了。获奖的这位中国人活到东方人的天年后死了，至死没有作出交代。他和那朵金兰花一起，装进棺材埋葬了，但也带着没有获得有生之年唯一渴望的东西的痛苦，他唯一的渴念是诗人的令名。为此之故，报界又抛出了早已被忘却的灯谜事件，并配上由手捧金杯的臃肿少女组成的插图，再版了那首十四行诗，诗界的守护神借此机会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新的一代觉得那首十四行诗味同嚼蜡，由此证明那首诗的确出自这位已故的中国人的手笔。

在阿里萨的记忆中，始终把那天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浓妆艳抹的陌生女人和这幕闹剧联系在一起。竞赛开始的时候他还注意过她，后来由于在胆战心惊地等待，又把她忘记了。她那珍珠母般的白皙皮肤，富态女人身上飘出来的馨香，她那用一朵假洋玉兰花遮掩着的女高音歌唱家般的巨大的胸部，引起了他的注意。她身穿一件把身体裹得很紧的黑天鹅绒长袍，黑得跟她那急颠颠、热辣辣的眼珠似的。她的头发更黑，用一把吉卜赛女郎的梳子别在后颈上。耳朵上垂着耳环，脖子上挂着跟耳环风格相同的项链，根根手指上戴着一模一样的戒指，所有的首饰都是用闪闪发亮的泡泡钉做的，右脸颊上有颗痣，用口红涂抹过了。在最后那阵嘈杂的掌声中，她带着发自内心的抑郁，看了看阿里萨。

“相信我吧，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她对他说。

阿里萨浑身一震，倒不是被这种应该得到的同情所感到，而是由于有人洞悉他的秘密而吃惊。她向他说明：

“我在开奖时发现，当时你领口上的那朵花在不住地颤动。”

她拿出手中的长毛绒出茶花向他示意，并向他敞开了心扉：

“因此我才把我那一朵摘了下来。”她说。

本来阿里萨眼看就要因受挫而掉泪了，但出于夜生活狩猎者的直觉，精神陡然一振。

“让咱们找个地方去同声一哭吧。”他对她说。

他陪她回家。走到剧院大门口时，差不多已是午夜。街上人迹杳无，他劝说她请他去喝杯白兰地，一起欣赏她提到过的十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关于社交活动的剪报和照片集。这种花招在当时已经不新鲜了，但这一次他是被动的，因为在他们离开国家剧院的时候她就谈起她的影集。他们进了她的家。阿里萨在客厅里首先观察到的是，卧室的门正敞开着，床很大，铺设华丽，古铜色的床上铺着织锦锻床罩。他惶然了。她大概察觉到他的神情，赶快抢在他前面穿过客厅，关上了卧室的门。然后，请他在一张用印花家具布做的长沙发上坐下，沙发上有只猫在睡觉。她把那叠影集放到客厅中间的桌子上。阿里萨慢条斯理地翻着影集，一边在看眼前的东西，一边主要在思考着下几步的行动。他突然抬起视线，看见她两眼已经泪汪汪。他劝她爱怎么哭就怎么哭吧，不必害臊，因为哭最能减轻痛苦，但又建议她松开乳罩再哭。他忙不迭地去帮她，因为乳罩是用一条长长的十字带缝制的，紧紧地捆在背上。他还没来得及帮她解完带子，乳罩就由于内部的压力而自行松开了，高耸如山的奶头自由自在地呼出了一口气。

就是在最顺手的场合也从来没有消除初次恐惧心理的阿里萨大着胆子用手指轻轻地摩挲她的脖子，她发出一声惯受溺爱的小姑娘的呻吟，扭了一下身子，但没有停止哭泣。他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亲了一下，但不等他亲第二口，她就把身子转了过来。她的身子硕大无比，如饥似渴，热气烘烘，两人搂抱着在地上打起滚来。沙发上的猫被惊醒了，一下跳在他们身上。他们象初出茅庐心慌意乱的雏儿一样，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躲避那只狂怒的猫上，而没有去注意他们正在做的这件事所可能带来的灾祸上。从第二天晚上开始，他们又继续在一起厮混，持续了好几年。

他爱上她的时候，她已经四十周岁了，而他还不满三十岁。她叫萨拉·诺丽埃佳，年轻时曾以一本关于穷人的爱情诗集在某次竞赛中获奖，尽管有过一刻钟的春风得意，那本诗集却始终没有出版。她在公立学校里以讲授礼仪和公民课为生，住在泥沙混杂的格茨玛尼老区“情人巷”的一幢租来的房子里。她曾经有过好几个逢场作戏的情人，但那些情人都没有和她缔结姻缘的幻想，因为在她那个环境和她那个时代，男人很少会想到同跟他睡过觉的女人订亲。自从她的第一个名正言顺的未婚夫——她曾以一个十八岁姑娘的全部痴情去爱过他——在预定的举行婚礼的一周之前逃避了自己的诺言，把她置于被遗弃的未婚妻——或者按照当时的术语，叫做“被用过的未婚姑娘”——的尴尬境地之后，她自己早就不抱这种幻想了。这第一次经历虽然残酷而短暂，但给她留下的并不是苦恼，而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信念：不管是嫁人还是不嫁人，不管是没有上帝还是没有王法，要没有个男人在床上，就不值得活下去。

虽然她和他一样无拘无束，也许还不反对把他们的关系公开，但阿里萨从一开始就把这设计成了一种偷鸡摸狗的关系。他从侧门溜进去，几乎每次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又在黎明前跟着脚尖儿溜出去。他和她都明白，在那座住户众多的房子里，不管怎么防范，邻居们表面上似乎不大知情，实际上相当了解底细。然而，阿里萨还是要维持那种表面形式，他有生之年和所有的女人也都是这么搞的。他从来没有失误，不管是和她还是和任何别的女人，都没有留下过什么把柄。确实只有一次，他留下过可能招致后患的痕迹，或者说，留下了书面的招供，几乎使他因此送命。他一直把自己装成是费尔米纳的终身伴侣，一个不太忠实但锲而不舍的丈夫，他不断在为摆脱夫妻枷锁奋斗，但又没有背叛过她。

这种偷偷摸摸不可能不出差错、一帆风顺。特兰西托本人至死都确信这位在爱情中产生又为了爱情而被抚养大的儿子，以为他既然在年轻时遭受过第一次挫折，就不会在任何形式的爱情面前动心。然而，许多和他很接近的而又不怀好意的人，却了解他的鬼鬼祟祟的性格和他对奇装异服以及对各种稀奇古怪的洗涤剂的爱好，于是不约而同地怀疑，他并非对爱情不动心，而是对女人不动心。阿里萨知道他们对他有这种看法，但从来没作任何辩解。萨拉·诺丽埃佳对此也不在意。和阿里萨爱过的无数其他女人一样，甚至和那些并不爱他但使他心满意足而且和他在一起自己也心满意足的女人一样，她知道他只不过是个露水男人而已。

后来，他爱什么时候到她家里去就什么时候去，尤其喜欢在礼拜日早晨去，礼拜日早晨环境更安静。她停下手里的活儿，不管是要紧的还是不要紧的，全身心地在那张历史悠久的宽大的床上使他满意。那张床总是铺得好好的在等着他。在那张床上，她从来不许讲究礼仪形式。阿里萨怎么也想不透，一个不是过来人的未婚女子，对男人的事情为什么能无所不知。他也琢磨不透，她怎么能那样风情万种、胜任愉快地使唤自己那大海豚似的柔软的身体，仿佛是在水中移动似的。她辩解说：说到底，爱情是一种本能，要么第一次就会，要么就一辈子也不会。阿里萨顿觉兴味大减，心里想，她或许比此时装出来的样子更要久经沙场了。但他又不得不表示，他相信她的话，因为他对她说过那句他对所有的情人说过的话：你是我唯一的心上人。他们最不喜欢的许多事情之一，是不得不让那只狂怒的猫呆在床上。萨拉·诺丽埃佳常常给猫修剪指甲，免得他们被猫爪抓个稀巴烂。

然而，几乎跟她喜欢在床上闹到精疲力尽一样，她还喜欢把疲乏奉献给对诗歌的崇拜。她不仅对那个时代的爱情诗记得惊人的清楚——新出版的爱情诗，手工装订的小册子，卖二文钱一本——而且还把她最欣赏的那些诗钉在墙壁上，随时放声朗读。她把礼仪和公民课教材编成十一音节的对偶诗，就跟正字法教材一样，可惜没得到官方批准。她朗诵成癖，有时在倒凤颠鸾那一刻还在继续喊叫着朗诵。阿里萨不得不使出全身力气在她嘴上一吮，就象制止小孩啼哭一般。

在他们水乳交融那个时候，阿里萨扪心自问过：哪种状态可能是所谓爱情，到底是在那张巨大的床上呢，还是在礼拜日的宁静的下午？萨拉·诺丽埃佳以一个浅显的理由使他心安理得：不穿衣服所做的事情都是爱情。她说：“心灵的爱情在腰部以上，肉体的爱情在腰部往下。”萨拉·诺丽埃佳觉得这个定义适用于那首叫做不同的爱情的诗。那首诗是他们用四只手谱写的，她拿这首诗参加了第五届灯谜竞赛，满以为别人拿不出这种别出心裁的诗参加灯谜。但她又一次榜上无名。

阿里萨送她回家的时候，她怨气冲天。她心里有股无名火，断定是费尔米纳搞了鬼，使她的诗不能中奖。阿里萨没有睬她。从发奖开始，他就心情沉郁，他很久没有见到费尔米纳了，那天晚上，他觉得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次一眼就看得出她是为人之母的人了。这对他来说并不是新闻，他知道她的儿子早就上学了。不过，从年龄上看，过去还不太明显，而那天晚上，她的腰身粗了，走路有些气喘吁吁，念获奖名单时的声音也显得底气不足。

他想清理一下记忆，在萨拉·诺丽埃佳进厨房拾掇的时候又浏览了一遍灯谜的影集。他看了杂志的图片，在门洞里作为纪念品出售的发黄的明信片，仿佛是在回顾遐想的自己的一生。到那时为止，他一直想当然地觉得，世界在变，风俗、时尚在变，一切都在变，就是她没有变。但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意识到，生活在费尔米纳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当他自己只顾守株待兔的时候，生活也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从来没同任何人谈过费尔米纳，因为他知道，当他提到她的名字的时候，没法不使嘴唇失去血色。但这天晚上，他跟过去许多次一样，在浏览影集的时候，萨拉·诺丽埃佳心里突如其来地产生了一个能使热血变得冰凉的结论。

“她是个婊子。”她说。

她走过阿里萨的身边，看见一副费尔米纳在一次面具舞会上化装成黑豹的图片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不用提任何人的名字，阿里萨就会知道她指的是谁。担心她揭出搅乱他的生活的老底来，阿里萨急忙进行了有分寸的辩护。他提醒她说，他只是拐了几个弯才认识费尔米纳的，他们从来没超出过点头招呼的界限，他对她的私生活一无所知，但他肯定说，她是个受人尊敬的女人，是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而登上龙门的。

“通过和一个她所不爱的男人的利害关系的婚姻和施舍。”萨拉·诺丽埃佳截断了他的话，“这是当婊子的最下贱的做法。”

阿里萨的母亲为了安慰他的失恋，也对他说过同样的话，虽然没有这样粗鲁，但说得同样斩钉截铁。阿里萨一阵慌乱，直透骨髓，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反驳萨拉·诺丽埃佳的尖酸刻薄的话，直想绕开话题。但萨拉·诺丽埃佳怒气未消，不让他打岔。因为某种说不清道不白的直觉，她认定费尔米纳是阻挠她得奖的阴谋的罪魁祸首。这一点当然没有理由成立，因为她们互不相识，从来没见过面，而且就算费尔米纳了解竞赛的幕后情况，也无权作出授奖的决定。萨拉·诺丽埃佳不容置辩地说：“我们女人的感觉是很灵的。”说完就停止了争论。

从这时起，阿里萨就对她另眼相看了。对她来说，岁月也在流逝。她的丰腴的身体不知不觉地枯萎了，她的情欲在抽泣中姗姗来迟，她的眼皮也开始出现陈年痛苦的阴影。她已经是人老珠黄了。另外，因失败而怒火中烧，她没有留意喝下多少杯白兰地。她已经不是五年前那天晚上的模样了。两人正在吃椰油炒饭，她试图细算那首两人合作但后来没有中选的诗到底谁写了几行，以便一旦知道获奖，两人该各分几片金兰花的花瓣。做这种无聊的游戏对他们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但阿里萨却利用这个机会去舔刚裂开的伤口，他们在这场鸡毛蒜皮的争论中纠缠不休，各自爱情的五年来的积怨终于解决了。

差十分十二点的时候，萨拉·诺丽埃佳爬到椅子上去给挂钟上弦，把闹铃对好了。也许她是想无声地告诉他，他该走了。阿里萨觉得，他必须赶紧把这种没有爱情的关系一刀两断，他在伺机采取主动，这是他一贯的做法。他祈求上帝：让萨拉·诺丽埃佳请他躺到床上去，对他说别走吧，我们中间的一切误会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等上完弦以后，她就会请他去坐在她身边。可是，她却离得远远的，在会客用的椅子上坐下了。阿里萨把被白兰地浸湿了的食指伸出去，让她吮，往常他总爱这么做。这次她躲开了。

“现在不。”她说，“我在等一个人。”

自从被费尔米纳拒绝以后，阿里萨就学乖了，他总是使自己处在作最后决定的主动地位。如果是在不那么痛苦的情况下，他肯定会去纠缠萨拉·诺丽埃佳，确信会和她到床上去搂抱打滚，度过那个夜晚，因为他相信，一个女人和男人睡过一次觉，她就会继续在这个男人愿意的时候和他睡，只要这个男人懂得逗她就行。基于这个信念，他忍受了一切，就是在最肮脏的爱情交易中，他也一切都在所不惜。只要是能不给生下来就是女人的女人以下最后决心的机会，但那天晚上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了忍无可忍的伤害，便把白兰地一饮而尽，尽可能表现出怒气冲冲的样子，不辞而别了。他们再没有见过面。

萨拉·诺丽埃佳虽然不是阿里萨那五年中唯一的女人，但却是和他保持最长久最稳定关系的女人之一。他发现，跟萨拉·诺丽埃佳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在床上的时候过得痛快，但永远无法用她来替代费尔米纳，便又开始去干独来独往地在夜间猎取女人的勾当。他把时间和最大限度的精力安排在每天晚上。萨拉·诺丽埃佳一度创造了使他减轻对费尔米纳的思念的奇迹。至少，不看见费尔米纳他也可以活着。这跟过去是不同的，过去他随时会停下手里干着的事情，到他预感她有可能出现的那些靠不住的地方，到最意想不到的那些街头巷尾，甚至到现实中并不存在，她也根本不可能涉足的地方去找她，为了哪怕看她一眼，他漫无目的地逛来逛去，心里急得跟猫抓似的。同萨拉·诺丽埃佳决裂之后，对费尔米纳的思念又苏醒过来了，使他坐卧不宁。他又一次觉得，仿佛自己又坐在小公园里，看着永远看不完的书。但这一次，这种感觉因盼望乌尔比诺医生立即一命归阴而更加强烈了。

很久以前，他就知道，命中注定他会把幸福带给一个寡妇，而寡妇也会把幸福带给他，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做好了准备。在独来独往地猎取女人的生涯中，阿里萨对寡妇们了若指掌，他知道到处都是幸福的寡妇。他见过她们表示愿意装进丈夫那口棺材里活活埋掉，免得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去对付今后的恶运，但随着她们对新的处境的逐渐适应，她们又返老还童了。起初，她们象幻影般地住在空荡荡的住宅里，向女佣们倾诉衷曲，恹恹地躺在枕头上不想起床，在无所事事地囚禁了多年之后依然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间，她们在已故的丈夫的衣服上钉上过去从来没有时间去钉的扣子，为领口和袖口上蜡，把它们熨得平平整整。她们继续在浴室里为丈夫摆上肥皂，铺上带有丈夫姓氏缩写的床罩，在饭桌上丈夫坐的地方摆上刀叉盘子，好象他们会死而复生，没有通知就突然返回家来，就跟他们活着的时候经常这么做似的。然而，在不仅忘却了丈夫的姓氏，而且也忘却了自己的身分之后，她们在独自去做弥撒时又慢慢觉得自己成了自我意志的主宰了，而这一切都是以一个信念——一个在处女时代就存在的幻想——作为交换条件的。只有她们才知道，她们发疯地爱着的那个人——也许他也爱着她们——的分量，但她们得继续抚养他，给他喂奶，给他换湿了的尿布，用母性的语言哄他们，鼓励他们早晨出门的时候别胆怯，直到最后一息。然而，当她们看见他在自己的怂恿下真的出去闯荡世界的时候，她们又提心吊胆起来，害怕他永远也回不来了。这就是生活。爱情，如果真有爱情的话，那是另一回事，另一个生命。

在孤独的寂寞中，相反，寡妇们发现，老老实实地生活全凭身体的指挥，饿了才吃，不用说假话而爱，不必因逃避被人指摘不遵妇道而装睡，有权占有整张床席，没有人同她争一半床单，一半空气。一半属于她的夜晚，甚至睡梦也是自由自在的，该醒的时候就醒了。在外出偷情的黎明，阿里萨碰见寡妇们做完五点钟的弥撒出来。一身黑衣，肩上披着寡妇的黑纱。晨曦中，他看见她们穿街过巷，迈着碎步从一条人行道走上另一条人行道——那是小鸟般的步伐，因为单是贴近男人身边走过，就会玷污她们的名誉。然而他坚信，没有慰藉的寡妇，更甚于任何其他女人，是很容易把幸福的种子撒到她们心中去的。

他一生中接触过许许多多寡妇，从纳萨雷特的遗孀开始，使他懂得，结过婚的女人，在丈夫亡故之后是何等幸福。到当时为止对他来说还纯粹是个幻想的东西，亏了这些寡妇，把它变成可以用手捕捉的可能性了。没有理由认为，费尔米纳和其他寡妇有什么不同，生活教育了她，她会接受他的，不管他是什么样子，她心中不会有对死去的丈夫犯罪的阴影，她将毅然决然地和他去发现两度幸福的另一种幸福，一种是能把生活中的每时每刻变成奇迹的普通的爱情，另一种是因死神的豁免，出污泥而不染地洁身自好地保留下来的爱情。

要是他怀疑过费尔米纳在他的如意算盘中离得是多么遥远，也许他不会那么热情贲涨。费尔米纳还只刚刚看见一个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恰恰没有突变的世界在她面前展现。在那个时代，做个有钱人有许多好处，当然也有许多坏处。但普天下有一半人梦寐以求的是尽可能永远做个有钱人。因为不成熟，费尔米纳拒绝了阿里萨，她马上就追悔莫及，可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抉择是正确的。当时，她闹不清是理智中的哪些隐藏的原因使她心明眼亮了，但许多年之后，也就是在行将进入暮年之前，她突然在一次偶然提及的关于阿里萨的谈话中发现了。参加谈话的人都知道，阿里萨是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继承人，所有的人都振振有词地说自己见过他许多次，甚至跟他打过交道，但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是副什么模样。这时，费尔米纳发现了妨碍她爱他的没有意识到的原因。她说：“他好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影子。”是的，他是某个人的影子，而这个人从来就没有人了解过。不过，当她在抵御乌尔比诺医生——医生是个和他恰恰相反的人——的追求的时候，她却被罪过的阴影弄得心神不定：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唯一的一种感觉。当她觉得这种感觉向她袭来的时候，她被一种慌乱抓住了，只有碰见能减轻她良心的压力的人才能控制住这种慌乱。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在厨房里打碎了一只盘子，或者看到有人跌跤，或者自己在门缝里挤了一根手指头，她总是惊慌失措地跑到离她最近的大人跟前，归咎于他：“都是你。”虽然她对谁是肇事者并不关心，也并不确信自己是无辜的，反正能把罪过推开就够了。

这个阴影非常明显，势将危及家庭的和谐，乌尔比诺医生及时地发现了。他发现后，就赶忙对妻子说：“别难过，亲爱的，那是我的错。”他最担心的，莫过于妻子作出突然的、不可更改的决定，而且他深信，发生这种事情的根源都是因为一种罪过的感觉。然而，理清阿里萨这团乱麻，不是一句宽心话就能解决的。长达好几个月之久，早晨，费尔米纳打开阳台的窗户，就得使劲赶走脑子里那个坐在幽静的小公园里偷偷看她的人的影子，她看见了曾经属于他的那棵树，那条不大显眼的长凳子，他正坐在那里看书，思念她，为她受煎熬。她不得不把窗户关上，长叹一声：‘可怜的人。”甚至她还伤心地抱怨过，阿里萨怎么没有她想象的那样顽固呢，当时，后悔已经太晚了。有那么几次，她还亡羊补牢地期待着一封永远没有收到的信。当她必须作出嫁给乌尔比诺医生的决定时，她发觉，既没有充足的理由拒绝阿里萨，也没有充足的理由要挑上他，心里更是七上八下。实际上，她对医生和对阿里萨同样不大喜欢，而且对医生更缺乏了解，医生的信没有他信里那种火热的感情，也没有象他那样做过那么多令人心醉的表白。的确，乌尔比诺医生的追求，从来不是以爱情的语言来表达的。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只向她奉献尘世间的东西：保障，和谐，幸福。这些数字一旦相加，也许等于爱情，近乎是爱情吧？但是，这些又不是爱情。这些疑虑使她心乱如麻，因为她也并不坚信爱情是她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

说来说去，她对乌尔比诺医生反感的主要原因是，他太象而不是太不象她爸爸梦寐以求地为女儿找的那个人。不可能不把他看成是同父亲狼狈为奸的小子，虽然实际上他不是，费尔米纳确信，自从看见他第二次走进她的家门，不请自来地为她诊断的时候起，就已经是了。同表姐伊尔德布兰达的谈话，使她心里更乱了。处在自己的牺牲者的地位上，表姐倾向阿里萨，甚至忘记了也许洛伦索·达萨把她请来是为了让她扩大有利于乌尔比诺医生的影响。只有上帝才知道，当表姐到电报局去找阿里萨的时候，费尔米纳作了多大努力才没有跟她一起去。她也想再见他一次，把疑虑澄清，同他单独谈谈，深刻地了解他，以便确信她在冲动中作出的决定不会把她推向一个更严重的境况，即在同父母单枪匹马地进行的战争中投降。但她投降了，在一生中的关键的一分钟里投降了，她一点儿也没考虑那个追求者的英俊的外貌，他的祖传的财富，他少年得志的声誉，以及他实际美德中的任何一点，而是因为担心错过机会。她眼看就要满二十一岁了。二十一岁是向命运屈服的秘密界限，这一点使她慌了手脚。这空前绝后的一分钟，就足以使她作出了上帝和人的金科玉律中规定的决定，至死方休。于是，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了，她毫不内疚地做了理智向她指示的最正经的事情：用不带泪水的海绵在对阿里萨的记忆上一抹，把它全部擦掉了，在这个记忆原先占据的地方，她让它长上了一片茂盛的罂粟花。唯一做了的另一件事是，她比平常更深地叹息了一声——最后的一声：“可怜的人！”

然而，最可怕的疑虑从旅行结婚回来就开始出现了。他们还没打开箱子，家具包装还没拆开，准备供她做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主妇之用的十一箱东西还没取出来，她就差点儿昏死过去，因为她发觉，她成了这个错误家庭的囚徒，更糟糕的是，和一个不是囚徒的人关在一起。六年之后她才出了牢笼。这六年是她一生中最不幸的六年，她绝望地忍受着婆婆的刁难，小姑的愚昧——她们没有在这个牢笼中活活烂掉，是因为关进牢笼已经成为她们心中的天经地义的事了。

甘心屈服于家庭礼教的乌尔比诺医生，对她的恳求装聋作哑。他相信，上帝的智慧和妻子的无限的适应能力将会使一切就绪。母亲的衰老使他心疼，萱堂健在的喜悦，换个时代的话，会使最没信心的人也会产生求生的渴望的。不错，那位漂亮、聪明、在她那个环境里少见的敏感的女性，将近四十年来一直是她的人间天堂里的灵魂的主宰。孀居使她痛苦到了只相信自己的地步，而且使她变得刻薄尖酸，视所有的人为敌。她的退化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她因丈夫睁着眼睛在一次黑人起义中丢了老命而怨恨——她自己就这么说，而本来唯一正确的牺牲应该是为了她而生存下去。说到底，费尔米纳的美满的婚姻，就只维持到结婚旅行那段时间，而那个唯一能帮助她免遭最后的灭顶之灾的人，又在母亲的威严面前吓得噤若寒蝉。对那个所谓母亲不久人世的欺骗，费尔米纳怪罪的是他，而不是那几个呆头呆脑的小姑子和那疯疯癫癫的婆婆。她到此时才发现，在学术权威和陶醉尘世乐趣的背后，她竟嫁了个不可救药的懦夫——一个因自己姓氏的社会分量才显得轩昂不凡的可怜虫，但已为时太晚了。

她把希望寄托在初生的儿子身上。感觉到他从自己的身体里出来的时候，她为摆脱某种不是自己的东西而觉得轻松。但是当助产婆把赤条条的、浑身是粘液和血的肮里肮脏的脖子上缠着脐带的儿子抱给她看，她自己觉得对那个从自己肚子里生出来的小崽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时，竟把自己也吓坏了。可是，在独坐宫殿的孤寂中，她渐渐认识了他。母子相互认识了，她欣喜若狂地发现：儿女不是因为是儿女，而是因为爱怜和抚养才成为亲人。在那个不幸的家庭里，除了儿子之外，她谁的气也不能忍受。寂寞，公墓似的花园，没有窗户的巨大的房间里凝滞不动的时间，都使她感到压抑。漫漫长夜里，从邻近的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叫声，使她觉得自己也要疯了。每天都要布置宴请用的桌子，铺上绣花台布，摆上银餐具和灵堂里的蜡烛，让五个鬼影子似的人坐下来用一杯加奶咖啡和奶酪饼当晚饭吃的习惯，使她觉得羞耻。她诅咒傍晚的念珠祈祷，诅咒饭前经，诅咒对她拿刀叉的姿势、象街上的女人似的撩开神秘的大步走路、穿得象马戏团演员、对待丈夫的热情方式、乃至不用头巾遮住胸部就给小孩喂奶等等没完没了的指责。当她刚刚按照英国的新派做法，邀请人们下午五点来喝茶、吃皇家饼干和花味甜食的时候，婆婆唐娜·布兰卡就扬言，反对在她家里用药来代替奶酪巧克力和木薯面包圈儿发汗。连做梦都免不了挨骂。一天早晨，费尔米纳说她梦见一陌生男人赤身裸体地在宫殿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撒灰，唐娜·布兰卡涩声涩气地打断她的话说：

“正经女人不可能做这种梦。”

除了始终觉得是寄人篱下之外，还有两件更倒霉的事。其一是，每天吃茄子，各种做法的茄子。唐娜为了表示对已故的丈夫的尊敬，不准改变这一习惯，而费尔米纳又拒不食用。她从小就讨厌茄子，在尝茄子味道之前就讨厌，因为她觉得茄子的颜色跟毒药似的。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不得不承认，无论如何，在她的生活里有一点变得对她有利了，在她五岁的时候，她在吃饭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她父亲强迫她吃下了整整一锅为六个人准备的茄子。那一次，她以为她要死了，起先是没完没了地呕吐嚼碎了的茄子，后来又被灌了一碗獾油，来治她吞下大量茄子可能招致的疾病。记忆中，两种东西只是同一种泻药，不仅害怕它们的味道，而且害怕它们都是毒药，使她把茄子和獾油混为一谈了。在卡萨杜埃罗侯爵府的催人呕吐的午餐上，她只好移开视线，免得想起獾油使她吐得死去活来的情景。

另一件倒霉事是竖琴。一天，善于洞察媳妇肺腑的唐娜开口说道：“我不相信正经女人不会弹钢琴。”对这道慈谕，甚至她的儿子也想提出异议，因为他童年最贪玩的那些年头，就是在钢琴课堂这个牢笼里度过的，尽管他长大成人之后曾经感谢让他上了钢琴课。他难以想象，年已二十五岁，又是那么一种性格的妻子，关在钢琴课堂上怎么受得了。但母亲恩准的仅仅是，把钢琴换成竖琴，其不近情理的理由是，竖琴是天使的乐器。于是，从维也纳运来了一架精美绝伦的竖琴，跟黄金做的一样，能发出金子般的声音。后来，一场火劫之后，这架钢琴成了市博物馆最珍贵的文物之一，费尔米纳忍受了这种无形的监禁，试图以最后的牺牲来阻止关系的恶化。起初，她向一位专门从蒙波斯请来的教师学琴，十五天后，这位教师猝然长逝，她又跟着培训班的乐师学了几年，教师嘴里喷出的坟墓里的气息，使竖琴学生们掩口不迭。

她对自己的逆来顺受感到惊讶。虽然在内心深处，在同丈夫调情逗趣或发生龃龉中她都不承认这一点，但她还是比自己想象还要更快地适应了对新处境的既妥协又不满的矛盾状态。她曾经有一句标榜自己我行我素的口头禅：“刮风的时候就让扇子见他妈的鬼去吧。”但后来，她一方面出于对自己轻而易举地取得的优越地位的珍惜，一方面又担心出丑和横遭讽刺，便决心忍受一切，包括羞辱，只希望上帝终有一天大发慈悲接唐娜归天。而唐娜则在祈祷中不遗余力地恳求上帝让死神同她见面。

乌尔比诺医生借口处于危机时刻，为自己的懦弱自我解嘲，甚至没有扪心自问，母亲和妻子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和她们所信仰的宗教背道而驰。他不承认和妻子冲突的根源是家庭中缺乏和睦气氛，他认为那是婚姻的本质造成的：婚姻是个只有靠上帝的无限仁慈才能存在的荒唐的创造。两个还不大了解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性格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甚至连性别也不同，突然就要在一块儿过日子，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共同面对两种也许是大相径庭的命运，这是大悖科学常理的。他说：“夫妻之间的疙瘩每天晚上消失了，但每天吃早饭之前又必须重新制造。”据他说，他们夫妇间的问题更是如此，那是在两个有着天渊之别的阶级之间产生的，而且又是在一个依然梦想回到总督时代的城市里产生的。唯一可能抹上的一点稀泥，如果存在这种稀泥的话，也是跟爱情同样不可靠而又脆弱的。而在他们夫妇之间，成婚的时候是没有这种稀泥的，当他们正要创造这种稀泥的时候，命运除了把他们推向现实之外没伸出援助之手。

（二）

这就是学弹竖琴期间他们的生活状况。令人回味的偶然现象已经成了往事。当初，她走进浴室帮他洗澡的时候，虽然他们之间已龃龉不断，虽然每天要吃有毒的茄子，虽然要受呆头呆脑的妹妹们和生下这些妹妹的母亲的气，他还是有足够的感情来要求她给他抹肥皂。她带着他们之间残存的从欧洲带回来的爱情渣儿为他抹，两人逐渐捐弃前嫌，最后便在地板上滚在一起，浑身糊满香气四溢的肥皂沫，耳朵里听着女佣们在洗涤间里的议论：“他们没再弄出孩子来，是因为他们不生了。”有时候，他们从疯狂的晚会上回来，藏在门背后的对往昔的怀念一下子就把他们击倒了。于是，便爆发一场有滋有味的争吵，一切又跟从前一样，五分钟之后，又成了蜜月时期的纵欲无度的情侣。

可是，除了这种并不多见的情况之外，睡觉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比另一个更疲乏。她在浴室里延缓片刻，用香纸卷烟，独自抽，又跟年轻时在家里当姑娘，自己是自己身体的唯一主宰的那一阵一样，自我安慰起来。她总是头疼，也许因为太热——永远热，也许因为睡多了，也许月经来潮。月经，没完没了的月经。月经多得不得了，以致乌尔比诺医生竟敢在课堂上说——仅仅是为了吐一吐他的难言苦衷，结婚十年之后，女人的月经最多可达每周三次。

雪上加霜，费尔米纳赶上了早晚要无可挽回地发生的最倒霉的年头：她爸爸那些无本万利而从来没见过人的买卖原形毕露了。省长把乌尔比诺召到办公室里，把他丈人的违法行径告诉他，省长一言以敝之：“天上人间的法律，没有一条是这家伙没触犯过的。”其中几个最严重的骗局，是在女婿的权势庇护下搞的，很难想象，女婿和他的妻子会不知道。乌尔比诺医生心里明白，唯一需要维护的是自己的名誉，因为那是唯一还没扫地的。于是，他便使出浑身解数，终于用他的担保掩住了丑闻。就这样，洛伦索·达萨搭上了第一班轮船出国，一去不复返了。他象人们有时为了欺骗思乡病而作短期旅行那样回到了祖国，但在这种表面现象底下，也有某种真实的东西：一段时间以来，他登上来自祖国的轮船，只是为了喝一杯水仓里运来的故乡的泉水。他走了，没有恋恋不舍的拥抱，他一直在抗议说他是无辜的，而且还想让女婿相信，他是某个政治阴谋的替罪羊。他走了，哭着小妞儿走了——他自打费尔米纳一结婚就这么叫她，哭着外孙子走了，哭着他赖以发财致富并获得了自由的地方走了。在这里，他凭昧心的买卖起家，把女儿变成了贵妇。他拖着年迈而有病的身子走了，但仍然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被他坑害过的人谁也不希望他活得那么久。费尔米纳接到父亲的死讯时，不由得如释重负地吁出了一口气，为了避免人们询问，她没有为父亲戴孝，但一连几个月，当她反锁在浴室里吸烟的时候，总是不知所以地啜泣得不可开交，其实她就是为父亲而哭。

两人关系中最荒谬的一点是，在那些不幸的年头里，两人在公众场合却表现得和睦美满。实际上，那几年是他们在克服心照不宣的敌意中取得胜利的最辉煌的几年。她不愿意如实承认，那些年是非同一般和罕见的，因而也是违背常理的。然而，这对费尔米纳来说，是容易应付的。社会生活，曾使费尔米纳产生了种种疑虑，其实那只不过是一连串返祖还原的协议，陈陈相因的礼节，预先想好了的言辞，人们在社会上借此你愚弄我，我愚弄你，免得自相残杀。这个庸俗轻浮的天堂的主要标志，是害怕不了解的人和事。她把这一点概括成了更简单的一句话：“社会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胆怯，夫妻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反感。”自从她拖着新娘婚纱那长得没有尽头的尾巴走进万紫千红。香气缭绕、圆舞曲乐声回荡的社会俱乐部大厅，发现那一大群汗流浃背的男人和微微发抖的女人不知如何逃避她这个来自异己外界的光彩照人的威胁性人物时，心头便象显影般地发现了这个道理。她刚满二十一岁，除了从家里到学校以外，她几乎没到外面去过。但她向四周扫视一眼，便明白她的敌人不是因仇恨而恐惧，而是因害怕而发呆。她没有再象刚进门时那样去吓唬他们，而是宽宏大度地去帮助他们了解她。没有一个人跟她想象中的不同，正如她对各个城市的看法一样，她不觉得那些城市比原先更美或者更丑，而是跟她心里想象的一样，拿巴黎来说吧，虽然阴雨连绵，店铺老板贪吝，车夫言谈粗鲁，但她的记忆中，巴黎始终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并非因为巴黎实际上真是最美或者不是最美，而是因为巴黎和她最幸福的那几年是联系在一起的。至于乌尔比诺医生呢，用别人对付他的那些同样的武器来对付别人，只不过是操纵得更巧妙、更道貌岸然罢了。他们在一切场合露面：郊游，灯谜，文艺演出，募捐舞会，爱国运动，第一次乘坐气球。他们无处不在，而且几乎永远是发起人和主持者。谁也无法想象，在他们过得最不愉快的那些年里，还有谁比他们更幸福，还有哪对夫妇比他们更琴瑟和鸣。

父亲留下的那座房子，给费尔米纳提供了一个逃避家庭宫殿的窒息气氛的避难所。一旦躲开众人的视线，她便偷偷溜到福音公园去，在那里接待新结识的女友和某些学校或图画班的同学。

在那座房子里，她象个未婚母亲似的消磨宁静的时光。她重新买了香兀鹫，捡回野猫，把它们交给普拉西迪娅喂养。普拉西迪娅已经老了，风湿性关节炎使她行动有些不便，但依然有使那座房子复活的雄心。费尔米纳又打开了那间缝纫室，那里曾是阿里萨第一次看见她的地方，也曾是乌尔比诺医生让她伸出舌头以便了解她的心的地方，她把缝纫室变成了回忆往事的神庙。

在一个暑气蒸人的下午，暴风雨降临之前，她去关阳台的窗户，看见阿里萨正坐在小公园里的扁桃树下那条他亲常坐的长凳子上，身上穿的是他母亲用父亲那件上衣改成的衣服，膝盖上摊着一本书，但她看见的不是她偶尔相逢几次的上了年纪的阿里萨，而是留在她记忆中的那个年轻的他了。她不寒而栗，认为那种幻觉是死神的通知，她为之心酸了。她竟开口对自己说，说不定她同他结合是美满的，她单独和他住在那座她以无限的爱为他修葺一新的房子里，正如他以同样的爱为她翻修的房子里一样。单是这个假设，就把她吓坏了，因为这使她发觉她落到了何等不幸的地步。于是，她竭尽全力，迫使丈夫不再闪烁其词地同她争论，同她对抗，同她撕打，同她一起为失去了的天堂号啕大哭，直到鸡叫五遍，曙光透进宫殿的窗帘，太阳变得火一样红。因一宿谈话而面色浮肿，因彻夜不眠而筋疲力尽，因哭干眼泪而心肠变硬了的丈夫，系紧靴带，收缩腰带，束紧还残存的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一切，对她说，好吧，亲爱的，让我们去寻找丢在欧洲的爱情吧，明天就去，一去不复返。这个决定千真万确，他同大富银行——他的全球财产管理人——达成了立即变卖巨万家财的协议，这些财产从一开始就分散在各式各样的买卖、投资和债券中，只有他本人才准确地知道，财产并不象传说的那样无穷无尽。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折成打有印记的黄金，一点一点地汇到国外的银行去，直到不在这冷酷的祖国剩下巴掌大的土地来作为他和妻子的葬身之地为止。

和费尔米纳的想法相反，阿里萨还存在着，还活生生地存在着。当她跟丈夫、儿子一起乘坐黄骠马拉的马车到港口的时候，阿里萨正站在法国远洋船停靠的那个码头上。他看见他们下了船，同在公众场合无数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一样：衣鲜鞋亮。他们领着儿子，儿子已被教育成让人能想象出他长大成人后将是什么样子的模样了，酷肖父亲当年。乌尔比诺摘下帽子笑容可掬地向阿里萨打了个招呼：“我们去找回失落了的爱情。”费尔米纳向他点了点头，阿里萨摘下帽子，微微躬了躬身。她朝他看了一眼，对他早谢的秃顶没有一点同情的表示。是他，跟她过去见到的他一样：一个她始终没有看透的人的影子。

阿里萨也没处在最走运的时候。工作日益繁重，他对偷偷摸摸地拈花惹草感到厌烦，时光犹如一潭死水。母亲身体恶化到了最后关头，她的记忆力完全消失了：几乎是一片空白。有时候，她甚至转身看着儿子——儿子依然坐在那张沙发上看书——惊慌地问他：“你是谁的儿子？”儿子总是实言相告，但她马上打断地的话。

“那么告诉我，孩子，”她问儿子，“我是谁生的？”

她胖了好几圈儿，动都不能动了，她终日呆在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卖的店铺里，从头遍鸡叫起床开始，直到第二天黎明都在梳妆打扮，因为她只睡很少一会儿。她把花冠戴在头上，抹上口红，把脸和胳膊涂上灰尘，不管遇到谁，她都问对方，她打扮得象谁。邻居们知道她在等待着同一个回答：“你是小蟑螂马丁内斯呀。”这个身分，是引用儿童故事中一个人物的，只有这个身分才能使她满意。她继续颠头晃脑，摇着一大把粉红色的羽毛，然而又重来一遍：戴上纸做的花冠，把麝香抹在眼皮上，给嘴唇涂上胭脂，用一把一把的铅粉擦在脸上，再一次问离她最近的随便哪一个人：“我打扮得象谁？”她成了邻里的笑料。一天夜里，阿里萨派人把老店铺的柜台和货柜拆了，堵死了临街的那道门，照她描述过小蟑螂马丁内斯的卧室的样子，把她的卧室布置起来，从此以后，她再没有问人家她是谁了。

根据叔叔莱昂十二的建议，阿里萨找了个年岁很大的女人来照顾母亲，但那个可怜的老太婆总是半睡半醒的，有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她也忘了她是谁了。于是，阿里萨一出办公室就呆在家里，直到把母亲哄睡为止。他没再到商业俱乐部去玩骨牌，也很长时间没再去找同他常来常往的那几个老相好，因为自从同奥林皮娅·苏莱塔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会之后，他心里发生了某种极为深刻的变化。

那是爆炸性的一幕。在十月份那几场使我们度过难关的暴风雨中，一天下午，阿里萨刚把叔叔莱昂十二送到家，从车里看到一个身材娇小、动作敏捷的姑娘。她身上穿着一件满是细布宽荷叶边的衣服，仿佛披着婚纱。她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因为风吹断了她的雨伞，把她吹得脚不点地地直向海边飘去。他把她救上了车，拐个弯，把她送回了家。她家是利用一座小庙堂改建的，面海而立，满院的鸽笼从街上就能看到。在路上，她对他说，她嫁给一个杂货商还不到一年。阿里萨在公司的轮船上同他打了许多次照面，他从船上卸下各式各样的陶器来卖，还卖装在鸟笼里的鸽子，那些鸟笼的尺寸跟母亲们在内河船上用来放初生婴儿的藤笼一样。从奥林皮娅·苏莱塔整个身躯看来，似乎是生长在养蜂人家里的，臀部丰满，上身扁平，铜丝似的头发，满脸太阳斑，两只骨碌碌乱转的圆眼睛之间的距离比常人更宽，声音尖细——一种只有说俏皮话的时候才用的声音。阿里萨觉得她滑稽有余，诱人不足，送她回家后就把她忘记了。她跟丈夫、公公和家庭的其他成员住在一起。

过了几天，阿里萨又在港口看见了她的丈夫，这回他不是卸货，而是装货。轮船起锚的时候，阿里萨清晰地听见了魔鬼般的声音。当天下午，他送叔叔莱昂十二回家之后，佯装偶然地经过奥林皮娅·苏莱塔的家，越过栅栏，看见她正在给咕咕乱叫的鸽子喂食。他在车子里对她喊：“鸽子多少钱一只？”她认出了他，高兴地回答：“不卖。”他问：“那怎么才能弄到一只呢？”她一边继续喂食一边说：“碰见养鸽子的女人在大雨天迷路的时候，用车子把她送回家。”当天晚上，阿里萨回家的时候，带着一份奥林皮娅·苏莱塔表示感谢的礼品：一只大腿上有个金属圈儿的信鸽。

第二天下午，该喂食的时候，美丽的女郎看见送出去的那只鸽子跟着鸽群回来了，她以为它是逃回来的。但当她抓住它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金属圈儿上缠着一张纸条：一封表示爱慕的信。那是阿里萨第一次留下书面痕迹，而且还不会是最后一次，虽然这一次他留了一手，没有署名。第二天是礼拜三，下午他正要进家门的时候，一个野孩子交给他一个笼子，笼里装着原来那只信鸽，并带给他一个口信：养鸽子的太太让他把这个给他的，还让他告诉他，请他把笼子关好，要不鸽子还会飞掉的，这是最后一次送还给他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也许鸽子在路上把信弄丢了，也许养鸽女人故意装傻，也许是把鸽子送回来让他再给放回去。不过，如果是最后一种情况，她照理该在送还鸽子时附封回信。

礼拜六上午，思来想去很久之后，阿里萨又附上一封没有署名的信，把鸽子放了。这一次没等到第二天。当天下午，那个小孩又给他送来了一个笼子，捎来口信说，再次把飞走的鸽子给他送回来了，前天还给他是出于礼貌，这一次还给他是因为可惜，但如果再让它飞走，就真的不再送回来了。特兰西托逗鸽子玩到深夜，她把它从笼子里抓出来，把它夹在胳肢窝里，想用儿歌哄它睡觉。突然，她发现鸽子腿上的金属圈缠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我不要没名没姓的人。阿萨萨欣喜若狂地念完纸条，仿佛这是初恋的高潮。这天晚上，他急不可耐地在床上翻腾，几乎一夜未睡。第二天一大早，上班之前，他就把鸽子放了，附上一张规规矩矩地签了名的求爱信，并把花园里一朵最新鲜、最红最香的玫瑰插在金属圈儿里。

好不容易，追求三个月之后，美丽的养鸽女人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这号人。”但她从来没有拒绝收信，也不拒绝赴阿里萨安排的看来是偶然性的约会。他变了：这个从来不抛头露面的情人，这个一毛不拔而又想占有一切的人，这个从来不留下蛛丝马迹的人，这个藏头露尾的“猎人”，跳到街上去了，一封又一封署名的信，一件又一件下流的礼品，一趟又一趟大胆地转悠到养鸽女人家去——有两次还是在她的丈夫既没出远门也没上市场的时候去的。从初探风月那时算起，这是他唯一感到被枪矛刺透的一次。

相识六个月之后，他们终于在一艘靠在码头上重新喷漆的轮船的仓房里相会了。那是一个迷人的下午。奥林皮娅·苏莱塔的爱情活泼愉快，那是叽叽喳喳的养鸽女人的爱情，她喜欢光着身子呆几个小时，慢慢地充满柔情蜜意地憩息，跟真正的爱情似的。仓房是拆开的，油漆刚喷了一半，把松节油的香味儿留在一个幸福的下午的记忆里，是使人惬意的。蓦地，由于一个奇异的灵感的冲击，阿里萨打开了一个从床铺上伸手够得到的红油漆罐子，蘸湿了食指，在美丽的养鸽女的肚子上写了一行字：“这个姐们儿是我的。”当天晚上，奥林皮娅·苏莱塔没想起肚子上还有那行字，在丈夫面前脱下了衣服，丈夫一句话没说，甚至连呼吸的节奏都没有变，不动声色，在她穿睡衣的时候，他到浴室里去取出剃刀，把她宰了。

几天之后，阿里萨在潜逃的丈夫被抓回来向报界透露了他犯罪的原因和方式时，才知道了这件事。此后多年，他一直胆战心惊地想着那些署了名的信。阿里萨计算着那个杀人犯坐牢的时间——因为经营航运业务，他对阿里萨了若指掌，不过阿里萨最害怕的不是脖子上挨一刀，也不是当众出丑，而是怕费尔米纳知道他的不忠。在等待的那几年里，一天，照料特兰西托的那个老太婆因为一场非季节性的大雨，不得不在市场上呆了比预计更长的时间，回来的时候，发现特兰西托已经死了。她坐在摇椅上，跟往常一样，满身涂得花里胡哨，头上插着花，睁大着眼睛，脸上挂着恶作剧的微笑。当看护她的老太婆发现时，她已死了两个小时了。断气前不久，她把埋在床下瓦罐里的黄金和玉石首饰分给了四邻的小孩，让他们当糖果吃，其中最值钱的东西，后来怎么也找不回来了。阿里萨把她葬在古老的“上帝之手牧场”——当时还被称为霍乱公墓——并在她的墓上种了一株玫瑰花。

头几次到母亲墓前凭吊，阿里萨发现养鸽女奥林皮娅·苏莱塔就埋在附近，没有墓碑，但在墓前的水泥板还没凝固以前，有人用手指头刻下死者的姓名和日期。他毛骨悚然地想道，那准是她的丈夫开的一个血淋淋的玩笑。玫瑰花开了的时候，如果眼前没人，他就摘一朵玫瑰放在她的墓上。后来，他干脆把母亲坟上的玫瑰剪下一条栽在她的坟上。两株玫瑰发疯了似的猛长，阿里萨不得不带了大剪刀和其它整枝工具为它们修剪整枝。但玫瑰使他剪不胜剪，数年之后，两株玫瑰象杂草一般在各个坟墓之间蔓延开来。从此，远近闻名的霍乱公墓就叫做玫瑰公墓了，直到一位对人民的智慧不愿正视的市长在一天夜里砍掉玫瑰丛，在公墓入口的拱门上挂了一块共和国的牌子，牌上大书：万民公墓。

母亲死后，阿里萨重新沉溺于迷乱颠狂的活动：上班；同一拍即合的相好们精确地轮流幽会；到商业俱乐部打骨牌；反复阅读早已看得烂熟的爱情小说；每逢礼拜日则上墓地去。浮浪子弟的行为令人堕落而又令人可怕，但使他忘却了年龄的增长。然而，在十二月里的一个礼拜日，面对战胜了大剪刀的玫瑰丛，他看见站在刚架设起来的电线上的燕子时，突然发觉母亲去世以来已经过了许多年了，奥林皮娅·苏莱塔被杀害以来过了更长的时间，而距费尔米纳给他回信，表示同意，声称将永远爱他那个遥远的十二月里的下午，则逝去了更长的岁月。那天下午以前，他逍遥自在，仿佛时间流逝只是对他人而言。就在刚过去的头一周里，他在街上碰见了由于他代写情书而成着属的上千对夫妇中的一对，却没把他们的大儿子即他的干儿子认出来。他用一句惯用的俏皮话来轻描淡写地掩饰自己的尴尬：

“好家伙，都长成大人了！”

即使在身体向他发出告急信号之后，他也还是照样胡混，因为他一直结实得象块石头。特兰西托常常说：“我儿子除了霍乱以外没得过病。”她把相思病和霍乱混为一谈，在她丧失记忆力之前很久就是这样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她都是错了：她儿子已经在暗地里得过六次淋病，——据医生说其实不是六次，而是一次，只是在治疗失败之后反复出现而已。此外，他还得过一次淋巴腺炎，四次龟头炎和六次阴囊炎，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男人，都不会把这当成疾病，他们是把这些当做战利品的。

刚满四十岁，他就因为身体各部分的不可名状的疼痛而去看医生。进行了反复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他：“年岁不饶人哪。”他回家之后，甚至从来没问过自己，这些痛痒是否同他的生活有某种关系。他的过去的唯一参数点，是同费尔米纳的朝露般的爱情，只有同她有关的事才同他的生活有关。看见燕子蹲在电线上的那天下午，他从最早的记忆开始，回顾了自己的过去，回顾了一次次逢场作戏的爱情，回顾了为爬上发号施令的位置而必须越过的无数暗礁，回顾了使他产生不顾一切地要同费尔米纳结合的万死不辞的决心的种种往事。只有在这一刻，他才发现光阴流逝。一阵冰凉的战栗使他眼前发黑，不由得把手里的种花工具一扔。亏得靠在公墓的围墙上，才没因衰老的第一次打击而倒下去。

“真糟糕，”他惊恐地自语道，“三十年了！”

正是这样，当然，对费尔米纳来说，同样也过去三十年了，但这三十年对她来说是一生中最愉快、最令人回味的三十年。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里的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已经扔进记忆的垃圾堆了。她住在位于曼加市的新居里，守着一个假如她要重新挑选，她会舍弃全世界的男人而再次选她的丈夫，生了一个正在医学院继承祖业的儿子，还有一个跟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有时使她以为仿佛是自己的再版的女儿，她成了自己的命运的绝对主人。继那次本意不再回乡、以免再过那没完没了的提心吊胆的日子的倒霉的旅行之后，她又到欧洲去了三次。

也许上帝终于听到了某个人的祷告：在巴黎住了两年之后，正当费尔米纳和乌尔比诺刚刚开始寻找废墟里残存的爱情之时，半夜到达的一封电报把他们从睡梦中唤醒，唐娜·布兰卡业已病危。报告死讯的那封电报旋即接踵而至。他们立即启程回国。费尔米纳下船时，身上的丧服已经遮不住她的大肚子了。她又怀孕了，一点不错，婆婆的死讯产生了一首幸灾乐祸的民歌，末尾的叠句在当年颇为流行：

美人去巴黎，

巴黎有点啥？

腹中空空去，

回来就生娃。

虽然歌词粗鄙，但直到许多年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在心情痛快的时候，总是在社会俱乐部里点唱这首歌。

关于闻名遐迩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的存亡及其徽记，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它最初以适当的价钱卖给了市财政厅。后来，当一位荷兰考古学家在那里东挖西挖以便考证哥伦布的真正的坟墓——第五座坟——就在侯爵府里的时候，它又以高价转卖给了中央政府。乌尔比诺医生的姐妹们进了萨莱西亚纳修女院，过着死水般的囚禁生活。在曼加别墅竣工之前，费尔米纳一直住在她父亲的老屋里。她一搬进别墅就当家做主，把旅行结婚时带回来的英国家具和在重修旧好旅行后订来的补充家具都搬了进去。从第一天起，她就把亲自到来自安的列斯的帆船上买回来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鸟儿带回去，摆满了家里各个角落。她，和重新属于她的丈夫，和长大了不少的儿子，和在国外回来后第四个月诞生的取名为奥费利亚的女儿，一起搬了进去。乌尔比诺医生懂得，本来面目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了，因为他希冀的那份爱情，大部分已被妻子给了儿女，但他渐渐习惯于享受剩余爱情而自得其乐。朝思暮想的夫唱妇随，在最没想到的时候实现了。一天晚宴，上一道费尔米纳没搞清楚的美味佳肴，她要了不少，觉得味胜山珍海味，便又要了同第一次相等的一份，只是为了顾全面子，才没好意思要第三份。正当她为此遗憾不已的时候，却听说刚才那两大碟美食都是茄泥。她雍容大度地服了输。从那天起，在曼加别墅里就跟在卡萨尔杜埃罗府里一样，三天两头桌子上出现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每种做法都使她脾胃大开。乌尔比诺医生在老年时代的闲暇中常常津津乐道，他真希望能再生一个女儿，给她起个他心爱的名字：茄子·乌尔比诺。

费尔米纳想通了，私生活跟社会生活相反，是变化无常和不可预见的。找出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差别，对她来说殊非易事，但分析来分析去，她还是更喜欢儿童，因为儿童的观念更真实。她的思想刚刚成熟，刚刚抛弃了形形色色的幻想，便又因始终没有成为她过去憧憬的人而开始惋惜了。年轻时代，她在福音公园里经常想当一个甚至没敢对自己说出的人：高级女佣。在社交场合，她成了最受宠爱，最受恭维因而也最疑神疑鬼的女人，但她没有在任何方面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也没比在治家方面更少自我原谅。她一直觉得在过一种受丈夫施舍的生活：丈夫是这座他自己建造而且也仅仅为他自己建造的幸福的帝国的绝对君主。她知道丈夫爱她胜于一切，胜于爱世界上的任何人。但他所以爱她，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让她为他尽神圣的义务。

如果说有某种东西在折磨她的话，那就是一日三餐。因为不仅三顿饭必须按时开，必须做得无可挑剔，而且必须完全合乎他的口味，还不许问她爱吃什么。如果问他——跟家庭礼节中无数的毫无用处的客套一样，他会继续看报，连眼皮也不抬地问答说：

“随便。”

他说的是真心话，说得和颜悦色，因为他觉得没有比他更不专横的丈夫了。但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并不“随便”，一定要合他的口味，不得有半点差池：牛肉不能是牛肉味儿，鱼不能是鱼味儿，猪肉不能有斑点，鸡不能有一根毛。就是在不是吃芦笋的季节，也得不计价钱地为他去搞，好让他闻自己的带香味儿的尿的水汽而陶然自得。她不怨他，只怨生活。但他是生活的寸步不让的主角。只要有一丝怀疑，他就会把桌上的盘子一推，说：“这顿饭做得没有感情。”在这方面，他灵感潮涌。有几次，他刚刚尝了尝甘菊药茶，就把茶推了开去，只说一句话：“这玩意儿有股窗户味儿。”她和女佣们都惊讶不已，因为谁也没听说过有人喝过烧开了的窗户水，但当她们想弄明白，尝了尝药茶的时候，心里明白了，是有股窗户味儿。

他是个完美无缺的丈夫，从来不捡任何掉在地上的东西，也从来不关灯，不关门。

早晨，天还没有亮，他的衣服上如果掉了一颗扣子，她便听见他这么说：“一个人需要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钉扣子。”

每天，喝第一口咖啡，喝第一勺热汤的时候，他都要可怕地号叫一声——后来谁也不害怕了——紧接着便是一声长叹：“到我离开你们的那一天，你们就会明白，是因为这种唇焦舌燥的日子让我过腻了。”他断言，偏偏在他服了泻药而不能吃饭的时候，她们才在饭菜上格外下功夫。他一口咬定这是妻子在捣鬼，后来，妻子不陪他一块儿服泻药，他便拒绝服药。

他的不通情理使她烦透了，她在过生日那天，向他要了一件奇怪的礼物：由他负责管一天家务。他欣然接受了，而且真的从天一亮便上任了。他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但忘了她不喜欢吃煎鸡蛋，也不喝加奶的咖啡。接着，他下令做招待八位客人的生日午餐，吩咐收拾屋子，费尽心机，想管得比她更出色，但没到中午，就不得不面无愧色地投降了。他发现自己对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一无所知，尤其是厨房里的东西。女佣们也串通一气，作弄他，闹得他把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十点了，还没决定该做什么午饭，因为家里的卫生还没有搞完，卧室也还没收拾，厕所没刷，卫生纸忘了放，床单忘了换，忘了派车去接孩子，而且把女佣们的职责也张冠李戴了：他命令厨娘去整理床铺，让收拾房间的女佣去做饭。十一点，客人眼看要到了，家里还是一团糟。费尔米纳只好重新执政。她笑得半死，但没有露出她曾想过的得意之色，而是对丈夫在管家方面毫无本事表示同情。他以老生常谈的理由为自己解围：“我管家总比你治病强。”

然而，教训是有益的，不仅仅对他而言，随着星移斗换，两人从不同的途径得出了明智的结论，不可能换个方式共同生活下去，也不可能换个方式相爱：世界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情了。

在新生活锦上添花的那段时间，费尔米纳在好几个公众场合看见过阿里萨，越经常见到他，他的职位就升得越高。但她看见他时已经很自然了，不止一次还因心不在焉而忘了同他打招呼。她经常听见别人谈论他，因为在商界，他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小心而又势不可挡的升迁，是个开口必谈的话题。她看到，他的仪态更潇洒了，矫揉做作的拘谨变成了对人敬而远之的清高，稍稍发胖使他的身材显得更为适中，模样年轻对他有利，他对自己空空如也的秃头也大大方方地采取了措施。唯一和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是不修边幅：外套很不合身，帽子始终是那一项，领带是他母亲店里那些专门卖给诗人的条形领带，雨伞破旧不堪。费尔米纳逐渐习惯了用另一种方式去看他，后来，就不把他同那个坐在福音公园窗下为她伤感的面色忧郁的青年联系在一起了。但无论如何，她看见他时从来不是无动于衷的，听到关于他的好消息时她总是感到高兴，因为这也多少减轻了她的罪责。

然而，当她自认为已经把他完全从记忆中抹去时，他又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冒了出来，成了她怀旧的幽灵。那是暮年的前兆，每当听到雨前的雷声，她就觉得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可弥补的事。十月间，每天下午三点钟从维亚努埃瓦山传来的那声孤零零的震耳欲聋而分秒不差的雷声，成了她不可愈合的伤痕，年复一年，雷声唤起的记忆越来越鲜明。新的记忆几天后就在脑中模糊了，但多年前在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家乡的旅行却活龙活现，晃如发生在昨日，一幕幕往事宛然在目。她还记得那个名叫马纳乌雷的小镇，坐落在山上，唯一的街道笔直而翠绿。她记得那里的吉祥鸟，记得那座吓人的房子，每天，她都穿着那件浸透了皮特拉·莫拉莱斯的永远也流不干的泪水的睡衣醒来，皮特拉·莫拉莱斯就是在她睡的那张床上殉情身亡的。她还记得当时的番石榴的味道，后来就再没有那种味道的番石榴了。她记得，在圣胡安·塞萨尔镇，她在金光灿灿的下午和那群叽叽喳喳吵闹不休的表姐妹们一起去散步，走近电报局的时候，她的心咚咚地跳个不住，分不清哪是雨声，哪是心跳的声音，她咬紧牙关，免得心从嘴里跳出来。她想方设法卖掉了父亲的房子，因为她无法忍受回忆少年时代的痛苦，无法忍受在阳台上看见满目凄凉的小公园，无法忍受栀子花在炎热的夜晚散发的潮湿的香气，无法忍受在那个决定命运的二月的下午照的那张古装夫人照片使她感到的恐怖，无法忍受不管她把脸转向何处都会唤起她对那个时代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又是和对阿里萨的回忆纠缠在一起的。不过，她始终保持了足够的镇静，记住那些回忆不是爱，也不是后悔，而是曾使她伤心落泪的烦恼。她不知道，她正在受到使阿里萨的难以数计的受害者失身的同情心的同样的威胁。

她和丈夫相依为命。当时，也正是丈夫最需要她的那个时期，因为他比她年长十岁，独自在衰老的深渊中挣扎，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是男人，是他们二人中较弱的一个。后来，他们完全心心相印了，在成亲不到三十年的时候，就象成了分成两半的一个人似的，经常为对方猜到了自己的心事，或发生一个抢先把另一个想说的话公之于众的滑稽的事故而不快。他们共同克服了日常生活中的误解，说来就来的抱怨，互相取笑打诨，并不时过上一刻其乐无穷的夫妻生活。那是他们相亲相爱最为得体的时期，没有匆忙，没有过度，双方都更明白并更感谢他们对夫妻生活中的急流险滩取得的胜利。当然，生活还将给他们带来性命攸关的考验，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已经到了彼岸。

为了庆祝新世纪的到来，组织了一次全新的公众活动节目。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气球首航。这是乌尔比诺医生无穷无尽的首创精神的成果。全市二分之一的人口聚集在阿尔塞纳尔海滨，观赏这个挂着彩旗的网球上天，它将把第一批邮件运往东北一百六十七公里处的沼泽地圣·胡安市去。乌尔比诺医生伉俪同飞行师以及其他六位贵宾一起登上柳条编的悬舱。他们带了一封省长致圣·胡安市政府的贺信，信中称此次通航为史无前例的首次空邮。《商业日报》记者向乌尔比诺医生采访，问他如不幸遇难，将留下什么遗言。医生不假思索地作了肯定将遭万人唾骂的回答。

“我认为，”他说，“十九世纪使所有的人都有所改变，唯独我们置身事外。”

气球冉冉上升。人们情绪激昂，高唱国歌。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阿里萨发现自己的观点正与某君相同，此君认为这种冒险对妇女太不适合，更不用说对费尔米纳这样年岁的太太了。但无论如何。乘坐气球并不那么危险，至少就感觉而言，既不危险，也不沉闷。气球在蓝空中平静地飞行，凭着柔和的顺风，飞得很稳，很低，先是沿着雪山的峰顶，然后进入大沼泽的上空，最后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他们象上帝那样从天上俯瞰古老的英雄的卡塔赫纳城的废墟。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三百年来，它的居民抗御了英国的包围和海盗的骚扰，如今却由于对霍乱的恐惧而被遗弃。他们看到了完好无缺的城墙，看到了杂草丛生的街道，看到了被三色堇吞没的古堡、石殿、金祭坛，也看到了祭坛上由于瘟疫、无人照料而被腐蚀的历任总督雕像。

他们飞越特洛哈·德·卡塔卡上空时，看到了涂着红红绿绿颜色的水上人家，饲养鬣蜥的小棚，湖心花园里连绵不断的凤仙花，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楝科植物。听到大声呼喊以后，数百名赤条条的孩子从窗口，从屋顶，从他们以惊人的本领驾驶的独木舟上，纷纷跃入水中。他们象鲜鱼般地潜入水中，打捞气球上那位戴羽毛帽的“仙女”投给他们的衣物包、食品袋，以及装在用蜡封口的水瓶里的咳嗽药水。

飞过郁郁葱葱的香蕉种植园时，费尔米纳想起了自己三、四岁时携着母亲的手在林间散步的情景。当时的母亲，在同她一样穿麦斯林纱衣的其他妇女中，也仿佛是个孩子。大家都打着白色的伞，戴着纱帽。飞行师一直在通过望远镜观察世界，他说：“这里好象没有生物。”他把望远镜递给乌尔比诺医生。医生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种植园里的牛车、铁轨、地界和干涸的水渠，便是狼藉的尸体。有人说，霍乱正在大沼泽地的村镇中肆虐。医生一边议论，一边继续朝镜筒里张望。

“看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霍乱，”他说，“因为每个死者的后脑勺上都中了致命的一枪。”

飞过浪花飞溅的海滩以后，他们安全地降落在一片灼热的沙滩上，开裂的硝石地面烫得象烈火一般，市政府当局的人士正在那里恭候，除了普通的遮阳伞，别无其它足以蔽荫。小学生们随着歌声挥舞小旗。前来迎接的还有戴金纸后冠的美女，他们手中的鲜花已被太阳烤焦。盖拉镇的舞蹈女郎们也来了，这个镇子是加勒比海沿岸最繁华的所在，费尔米纳真想回去看看自己的故乡，以便印下自己最初而遥远的回忆，但在瘟疫的威慑下只得作罢。乌尔比诺医生递交了那封历史性的贺信，可借此信被放错了地方，它的下落从此无从查考。全体随行人员几乎被催眠似的演说所窒息。飞行师想使气球再度起飞，没有成功。大家只好骑上螺子转赴老镇渡口，那儿是沼泽与大海的会合处。费尔米纳断言，她幼年曾随母亲乘牛车路过这个地方，她长大后曾多次向父亲提到这件事，但父亲生前一直固执地认为没有这种可能。

“我也记得那次旅行，清清楚楚，决不会错，”父亲告诉她，“但那至少是你出生之前五年的事。”

三天以后，这支探险队回到了出发点。天色已晚，一阵风暴弄得他们狼狈不堪，但象英雄一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自然，阿里萨也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之中，他从费尔米纳脸上辨出了恐惧的印记。但当天下午他在由她丈夫赞助的自行车表演会上看到她时，她已毫无倦容了。费尔米纳骑的是一辆不同寻常的两轮脚踏车，说得确切一点，更象是一种马戏团的道具，她坐在高大的前轮上，但后轮很小，几乎难以支撑。对她所穿的红花边灯笼裤，太太们议论纷纷，绅士们困惑不解；但对她娴熟的车技，个个赞不绝口。

这一次，同过去一样，对阿里萨来说，费尔米纳都是一个突如其来旋即转瞬即逝的形象。每当他企图去试探自己的命运时，她总是迅速隐没了，只是在她心上留下渴望的痛苦。这些形象，记录着他生命的节奏，使他体会到光阴的残酷。时光在无情的流逝，他不仅在自己身上察觉到了，也从费尔米纳身上那些细微的变化中感受到了。

一天晚上，阿里萨走进堂·桑乔饭店——这是一家殖民时期的高级餐厅，找了个旮旯坐下，他单独到这里来吃点心的时候总是这样。突然，在餐厅尽头的大镜中看到了费尔米纳。她和丈夫以及其他两对夫妇坐在一张餐桌上，角度正好使他得以通过镜子欣赏她的绰约风姿，她非常洒脱，象焰火爆炸般谈笑风生，噙在眼里的激动的热泪，更使她显得神采奕奕：爱丽思又从镜中现身了。

阿里萨屏息凝神地尽情观察，看她进食，看她拒饮，也看她同堂·桑乔四世打趣。他在自己冷清清的桌上，同度了生活的片刻。在一个多小时之内，他心族摇曳，始终没有被她察觉。他喝了四杯咖啡消磨时光，直到目送她杂在那群人中珊珊离去。他们几乎在他身边擦过去，以致尽管她的同伴身上也散发出香气，他还是辨出了她身上特殊的气息。

从这天晚上起，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他死气白赖地缠住那家饭店的主人，他愿意出钱，愿意办事，愿意献出他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只求饭店的主人把那面镜子卖给他。可这谈何容易！因为堂·桑乔老头相信一种传说：这个镜框是维也纳的细木工匠一手雕刻的，和玛丽娅·安托涅塔收藏的镜框同属一对，是绝无仅有的稀世之珍，而且后者早已无影无踪了。他坚持再三，饭店的主人终于同意转让，阿里萨就把这面大镜子放在他家的客厅里，倒不是看上镜框的做工精致，而是因为他情人的形象曾经占领这面镜子的内部空间达两小时之久。

阿里萨每次见到费尔米纳时，她几乎总是挽着丈夫的手臂，他们十分和谐地在自己特有的环境中活动，颇有一种暹罗人特有的令人惊异的温顺劲儿。只有在向他打招呼的时候，夫妻俩的表现才有所不同。真的，乌尔比诺医生同他握手时，显得既热烈又亲切，有时还拍拍他的肩膀。费尔米纳则相反，一举一动都彬彬有礼，循规蹈矩，严肃得不容他看出她还在顾念旧情的任何痕迹。他们生活在两个背道而驰的世界里。每当他竭尽全力要缩小相互间的距离时，她总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迈步。过了好久他才敢于设想，那种冷漠其实只是抗拒恐惧心理的保护层而已。他是在本地船厂所造的第一艘内河轮船的命名礼仪式上，也就是阿里萨第一次作为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第一副董事长，代表叔叔莱昂十二同本市全体显贵一起，出席这一礼仪时突然悟到这一点的。这一巧合，使这次活动具有一种特别庄严的气氛。

阿里萨在船厅里忙着接待客人，那里还散发着一股新刷的油漆和沥青的气味。这时，码头上突然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乐队也奏起了凯旋曲。他看见这位梦寐以求的美人挽着丈夫的手臂，透着皇后般的成熟的风采，在身穿制服的仪仗队中穿过时，他不得不控制住几乎与生俱来的激动和战栗。人们从窗户里暴风雨般地向乌尔比诺夫妇抛洒彩带和花瓣，他们则招手回报人们的欢呼。费尔米纳容光焕发，使人不敢逼视，她的高跟小鞋，狐尾周围，钟形帽子，一身金黄色的王室装束，在来宾中显得无与伦比。

阿里萨和省府要员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和鞭炮声中站在舰桥上迎候他们。汽笛三声长鸣，使码头笼罩在蒸汽之中。乌尔比诺医生以其特有的潇洒自如的神态，同列队接待的人—一致意，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对自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首先是身着华丽制服的船长，接着是大主教，尔后是省长夫妇、市长夫妇，以及刚到任的一位来自安第斯的军事长官。紧接在政府要员之后，就是穿黑色呢服的阿里萨，侧身于如此众多的知名人士之中，人们几乎注意不到他的存在。费尔米纳向军事长官打过招呼以后，对向她伸过手来的阿里萨仿佛迟疑了一下。长官很愿意为他们介绍，就问她是否同这位绅士相识。她不置可否，只是带着沙龙式的微笑将手伸向阿里萨。这种情景过去已出现过两次，今后也一定还会继续出现，阿里萨一向将它领会为费尔米纳个性的特有表现。然而，那天下午，他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残酷的冷漠是不是在掩盖着一场爱情的风暴。

这种设想激起了他对旧情的眷念，使他无法平静。他又回到费尔米纳别墅的周围徘徊，感到和多年前在福音公园里的漫步同样亲切。现在，他的意图不是让她看到自己，而是要使自己能够看到她，知道她还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在新的条件下，他要使自己的行动不被人察觉是困难的。

拉·曼加区坐落在一个半荒凉的岛上，一条蓝色的运河把它同古老的城市隔开。岛上灌木丛生，是殖民地时期恋人们周末的藏身之所。西班牙人建的石桥已在几年前被拆除，新建了一座空心水泥桥，以便骡车能够通过。当时，拉·曼加区的居民们不得不忍受一种设计不周的折磨：本市的第一座电站同他们相距咫尺，隆隆的响声仿佛是连续不断的地震，使他们难以成眠。连乌尔比诺医生也无法使人把电站迁到更远的地方去，尽管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看来在那里盖电厂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非人力所能挽回。一天晚上，电厂锅炉爆炸，声响令人毛骨悚然。锅炉腾空而起，飞过新建的房屋，越过半座城市，摧毁了古老而又好客的圣胡利安修道院的大回廊。那座已变成废墟的建筑年初已被遗弃，但是锅炉还是造成了四名犯人的死亡，他们是那天晚上从地方监狱逃出来的，当时正躲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栖身。

那一片幽静的郊区，本来有着美妙的谈情说爱的传统，然而一经成为高级住宅区，对无枝可依的恋人们就不那么适宜了。大街上，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泥泞难行，整年冷冷清清。稀稀落落的住宅掩映在树木成荫的花园之中，摩西式的平台取代了往昔的飞檐阳台，仿佛是故意同偷情的恋人过不去似的。还好，当时流行一种专供下午游览乘坐的单马四轮带篷车，终点是一块高地；从那儿眺望十月绚丽的晚霞，比从灯塔上还清楚，还可以看到悄悄游来窥视海滩的鲨鱼。每星期四，白色远洋巨轮从海港运河通过时，几乎伸手可及。阿里萨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一天之后，经常租上一辆四轮马车。在炎热的月份，人们通常都把车篷折起，他却总是独自一个人藏在座位深处，不愿惹人注意。他随时向车夫发出命令，要他拉到意料不到的地方，为的是不让车夫察觉他有什么歹心。实际上，他在出游时唯一感兴趣的，只是那幢半掩映在枝叶繁茂的芭蕉和芒果树中的粉红色大理石结构的房子，有点象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棉区的田园别墅的走了样的复制品。

费尔米纳的子女们差不多在下午五点以前回家，阿里萨看着他们坐自备马车回来，然后又看见乌尔比诺医生的例行出诊。尽管在那儿几乎转悠了一年，他却没能见到他所渴望的迹象出现。

六月的一个下午，大雨倾盆而下，他仍然坚持这一独自出行的计划。马在泥泞中滑倒了。阿里萨恐惧地意识到自己正好处在费尔米纳别墅的对面，他慌了，不顾这种惊慌可能被车夫发现，紧张地向他恳求道：

“这儿不能停！别的地方都行，千万别停在这儿！”

车夫被他弄得莫名其妙，试图不卸车辕把马扶起来，结果车轴断了。阿里萨急忙从车上下来，羞愧地站在那里，听任大雨浇淋，直到来了别的同样的车，应诺他上车，才回了家。他在车外等候时，乌尔比诺家的一名女佣见到他在齐膝的泥中挨淋，女佣递给他一把伞，请他到平台上去躲一躲。阿里萨做梦也没想到会遇上那么好的运气，不过那个下午，他死也不愿让费尔米纳看见他那样的狼狈相。

乌尔比诺一家住在老城时，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从家里步行到大教堂听八点钟的弥撒。对他们来说，听弥撒与其说是宗教礼节，倒不如说是世俗社交。搬家后的最初几年，礼拜天他们仍乘车到大教堂去听弥撒，有时也在公园的棕榈树下，在友人的聚谈会上呆一阵子。但是，当拉·曼加区建立了教士会神学院的礼拜堂以后，便只在非常隆重的场合才到大教堂去。神学院的教堂建得不坏，而且有自己的海滩和公墓。阿里萨对这些变化毫无所知，在教区咖啡馆平台上白等了几个星期天，直到第三次弥撒结束，人们一批批地出来。后来他发现自己搞错了，就转上新教堂。八月的四个星期天，他都在那儿见到了乌尔比诺大夫带着子女准时出席八点钟的弥撒。唯独没见费尔米纳露面。一个星期天，他去参观教堂附近的公墓，拉·曼加的这两位居民们也在那里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墓地。在冬天的木棉树下一见那座讲究的坟墓，阿里萨的心就不禁怦然跳动。墓已经建成，灵堂上镶有哥特式的彩色玻璃窗，陈列着大理石天使像，全家的集体墓碑上写着金字，自然也有唐娜·费尔米纳·达萨·德乌尔比诺·德拉卡耶这个名字，接着是丈夫的名字，墓志铭是“同享安谧”。

那一年的其它时间，费尔米纳没有参加任何民众的和社交的活动，连圣诞节活动也没有参加，而在圣诞节活动中，她和丈夫通常总是最有气派的贵宾和主角。最引人注意的是她在歌剧表演季节开幕式上依然缺席。幕间休息时，阿里萨发现有人在不指名地议论她。他们说，有人在六月里的一天夜里看到她乘古纳德公司的远洋轮到巴拿马去了，上船时脸上蒙着黑纱，以免被人看出那种说不出口的病正在慢慢地吞噬着她的生命。有人问，到底是什么病如此可怕，竟使这位显赫的夫人也一筹莫展，得到的回答是凄楚的：

“象她这样高贵的夫人，不可能害别的病，只能是肺结核。”

阿里萨知道，他们家乡的有钱人不病则已，一病就是大病；也可能突然死去，而且几乎总是在盛大节日前后，结果由于哀悼活动，把节日也冲掉了；要么在令人讨厌的慢性病中折磨得奄奄一息，其病患的内情到头来还是人人皆知。到巴拿马去幽居，几乎是富人生活中迫不得已的悔罪活动。

他们在基督再临派的医院中一切听从上帝摆布。那所医院是个巨大的白色大棚，坐落在冲积平原上，环境十分幽静。在那儿，病人们失去了对自己残生的概念，生活在孤独的病室中，谁也说不清那石炭酸气味是健康的气味还是死亡的气味。康复的人带着五颜六色的礼物回到家乡，慷慨地广为馈赠，自己则不无烦恼地争取继续活下去。有的人回来时，肚子上落下了手术疤痕，伤口仿佛是用修鞋匠的麻绳缝合的，使人觉得那种手术实在太野蛮。他们在家人面前撩起衬衣，将它与别的死于过分幸福的人们的伤疤互相比较。余下的日子，他们就来回讲述在三氯甲烷的驱使下如何看见天使出现的幻觉。相反，从来没有人了解那些没有生还的人的想法，在这些人中，最悲惨的莫过于那些死于肺结核的人了。他们的死亡，更多的是由于凄风苦雨，而不是由于疾病本身的折磨。

到底是死是生，二者必居其一，阿里萨真不知道该为费尔米纳选择何种结局。但是，他首先想了解的是实情，哪怕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实情。可是，尽管他千方百计地打听，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她的下落。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哪怕能告诉他一点迹象，以便让他判断传言的真实程度。内河航船是他主管的天地，那里对他没有任何隐情，任何秘密。可是，谁也没听说过什么戴黑面纱的女人。在这座城市里，一切都保不了密，甚至有许多事，尤其是富人的事，在发生之前就满城风雨了，唯独这件事竟无人知晓。然而，也没有人对费尔米纳的失踪做过什么解释。阿里萨继续在拉·曼加区徘徊，心不在焉地到神学院教堂听弥撒，参加一些本来不感兴趣的公众活动。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上述传说似乎越来越可信了。乌尔比诺家里看上去一切正常，唯独主妇不在。

在东奔西跑的打听中，他又得到了一些以前并不了解，或者说他并不想去打听的消息，其中之一就是洛伦索·达萨在他的诞生地——西班牙坎塔布连的乡间逝世。

多年前他曾在教区咖啡馆热闹异常的象棋赛中见过他，由于说话过多，他的嗓音日渐沙哑，而且随着沉入令人不悦的老年的流沙之中，他日益发胖，皮肤变得皱皱巴巴，活象老松树皮。从上世纪那次不愉快的茴芹酒早餐起，他们再也没说过话。

阿里萨断定，洛伦索·达萨对他仍旧怀恨在心，尽管他已经给女儿找到了一个有钱的丈夫，从而也使自己活了下来。阿里萨执著地要得到关于费尔米纳健康状况的确定无误的消息，因此他又回到教区咖啡馆去，想找到她的父亲。咖啡馆里正在举行历史性的比赛：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一人同四十二名棋手对局。就这样，他才听到了洛伦索·达萨故去的消息的。尽管他仍然没有得到有关费尔米纳的消息，由于幸灾乐祸，他还是由衷的高兴。最后，他把费尔米纳得了不治之症的说法当直接受下来，并用一句人所共知的谚语来安慰自己：

女人得病，精神永生。

在他完全泄气的日子里，他只好这么想：如果费尔米纳真的死了，无论如何消息总会传到他耳朵里来的。

他永远不可能得到费尔米纳的死讯，因为她还活着，而且是健康地活着，就在她表姐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里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她是在和丈夫达成协议后悄然离去的。他们结婚二十五年，夫妻关系一直是很稳定的，可在这次不和时，两个人都象未成年孩子似的乱了方寸，纠缠不休。真是想不到，他们年纪已经大了，日子过得很平静，不仅孩子已经出世，而且都在长大成人，很有教养，前程似锦，他们都满以为在夫妻关系上不会再隐藏着什么危机，可以和和睦睦地进入晚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危机却突然发生了。那件事对两个人都是如此的意外，以致他们不愿照加勒比地区传统的方式，用吵吵嚷嚷的哭闹和请人调解，而想采用欧洲国家的聪明办法。可是，由于他们的想法不切实际，争来争去，末了，既不是什么欧洲的办法，也不同于美洲的办法。费尔米纳决定出走，她不明白是什么理由，也不明白是什么目的，只是纯粹想赌气。乌尔比诺医生说服不了她，因为他受着良心的谴责。

（三）

费尔米纳确实是在半夜上船的，她走得十分隐秘，面戴守孝的黑纱，但登上的不是古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而是开往沼泽地圣·胡安市的普通船。圣·胡安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度过了青年时代。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还乡之情越来越浓。她不顾丈夫的意见和当时的风俗习惯，除了一位十五岁的由她家的女仆照料长大的养女之外，没有带任何人。但是，她把自己的行程预先通知了各船船长及各个港口当局。当她作出那一轻率的决定时，她对儿女们说，要到伊尔德布兰达姨妈那儿调整三个月，但内心已决定长期留在那儿。乌尔比诺大夫十分了解她倔强的脾气，他感到万分难过，但还是低声下气地答应下来，将它视为上帝对自己沉重罪过的惩罚、可是，当轮船的灯光还没有在他们眼前消失时，他们已在感到懊悔了。

他们虽然保持着形式上的通信，谈谈儿女们的情况及家中的其他事情，但是几乎两年过去了，谁也没有找到一条回头之路，每一条解决矛盾的道路都被他们的自尊心堵死了。孩子们第二年学校放假时到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去，费尔米纳尽力表现自己对新的生活很能适应，至少乌尔比诺医生从孩子们的信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那些日子里，里约阿查的主教正骑着他那头著名的披金绣边马衣的白骡子在那一带热情地巡行。来自远方的朝圣者、手风琴手、食品小贩和卖护身符的人纷纷跟在主教后面。有三天的时间，庄园里云集着残疾人和各种患不治之症的人。这些人实际上并不是来听主教博学的讲道和请求赦罪的，而是来向骡子乞求赐福的，据说这匹骡子能背着主人做出种种奇迹。主教过去是个普普通通的牧师，当年就是乌尔比诺家的熟人。一天中午，他从讲道的地方逃到伊尔德布兰达庄园来吃午饭。午饭中间，他们只谈了些尘世的事。吃过午饭，他把费尔米纳叫到一边，想听听她的忏悔。但是她既客气又坚定地拒绝了。理由很明确，她没有什么好反悔的。尽管那不是她的目的，但她起码也意识到了，她的这一回答将会传到应该传到的地方去。

乌尔比诺大夫多少有点恬不知耻地说，那两年的痛苦生活，不是他的过错，而是由于妻子的一种坏习惯，她喜欢闻家人和自己脱下的衣服，以便凭气味决定该不该送去洗，尽管粗看上去还很干净。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直到丈夫在新婚之夜发现她这一行为之前，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种动作会招人非议。丈夫还察觉她每天至少三次把自己关在盥洗室里吸烟，他对这一点倒并不在意，因为她这样出身的女人，常常三三两两地关起门来谈男人，吸烟，喝廉价烧酒，甚至喝得象泥瓦匠那样醉醺醺地倒在地上。但是对她碰到什么衣服就嗅的习惯，他不仅认为不合适，而且认为有害健康。她把丈夫的意见当做玩笑。对丈夫的意见，当她不屑争论时，她都是这么对待的。她说，上帝把勤快的黄鹏鸟的鼻子安到她脸上，不单是为了摆设。一天早上，她上街买东西时，佣人们在家中嚷叫起来，闹得四邻不安，因为她三岁的儿子失踪了，他们找遍了旮旮旯旯，哪里也找不到。她回家时，全家都在惶惶不安。她象鹰犬似的转了两三圈，在谁也想不到的一个衣柜里找到了他。丈夫惊得目瞪口呆，问她怎么会到那儿去找，她回答说：

“衣柜里有股屎味。”

事实上，她不仅能用嗅觉来判断衣服该不该洗，孩子到哪儿去了，而且还用嗅觉来判断她一切生活领域中特别是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方向。婚后，尤其在婚后初期，乌尔比诺一直在观察她这一点，当时她处在一种业已存在了三百年但使她极端厌恶的环境中，她对一切都是门外汉，然而她在剑戟纵横的珊瑚丛中却能游刃有余，不同任何人发生冲突，这表明她深谙世情，有一种超然的本能。这种令人可怕的本领可能出自智慧，也可能出自一副铁石心肠。不管其来源如何，有时它也会带来祸患。一个倒霉的星期天，在去做弥撒前，费尔米纳又纯粹出于习惯，嗅了嗅丈夫头一天下午穿过的衣服，她立刻惶惶不安起来，觉得同床共枕的丈夫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她先嗅外套和坎肩，一边嗅一边从扣眼上摘下短链怀表，从兜里取出自动铅笔、钱包和为数不多的零钱。她把这些东西逐一放在梳妆台上，然后嗅了没卷边的衬衣。嗅衬衣时，她取下了领带夹、袖口上的黄色的晶扣和假领上的金扣，接着她又嗅了裤子，同时取出了带着十一把钥匙的钥匙圈、带珍珠母外壳的折刀。最后，她嗅了内裤、袜子和绣着字的手绢。毫无疑问，每件衣物上都带有一种他们那么多年共同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气味，一股说不出的气味。既不是花香，也不是人造香水味，而是人体本身的味道。当时她什么也没有说。此后，她不是每天都能嗅到这种味道的。她所以嗅丈夫的衣服，已不是出于想知道衣服是不是已经脏得该送出去洗了，而是出于一种无法忍耐的五内俱裂的焦虑。

费尔米纳无法从丈夫的习惯来推断他衣服上的气味来自何方。问题不可能出在上午下课以后到午饭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因为她想，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女人都不会在这种时刻匆匆忙忙地谈情说爱，更不会接待客人，她们得清扫屋子，整理床铺，上街买东西和做午饭。何况，在那种时候，她们的某个孩子说不定会被砖头打破了脑袋提前从学校回家，如果让孩子看到母亲上午十一点钟赤身裸体地躺在被褥狼藉的房间里，而且更糟糕的是，还和医生在一起，那就不可收拾了。所以，衣服上的气味只能是在出诊时，或者是晚上下棋、看电影的时候染上的。这种情形就很难弄清了，因为费尔米纳同她的许多女友相反，她过分自负，不愿自己去监视丈夫的行踪，也不会求别人替她这么做。看来，出诊是最适合干这种对妻子不忠的事情的时刻，但最易被人发现。乌尔比诺医生对自己全部病人都有详细的出诊记录，连酬金都有一本细帐，从初诊一直到送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画十字，写上一句为他们灵魂祝福的话，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绝无疏漏。

过了三个星期，费尔米纳有几天没有从丈夫衣服上嗅到那种气味。可是后来又突然出现了，而且一连几天，那种气味特别浓烈。其中有一天是星期日，他们举行家庭舞会。他和她一刻也没有分开，可那气味依然从丈夫的衣服上刺鼻地散发出来。一天下午，她违反她的习惯与愿望，进了丈夫的书房，干了一件她从来不会干的事情。她用一个精致的孟加拉放大镜，查看他近几个月出诊的错综复杂的记录。这是她第一次单独走进那间充满杂酚油香露的书房。里边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皮封面书（不知是什么动物的皮），还有学校里各班级的模糊不清的画片、荣誉证书以及多年收集的奇形怪状的等高仪和匕首。那间书房在她眼里一向是丈夫私生活的秘密圣殿，她难得进去，因为它与爱情无关。以前她也去过几次，但都是跟丈夫在一起，那是为了处理几件急事。她感到她无权单独进去，更不用说是去进行自己都认为是不体面的搜查了。但她毕竟走了进去。她在搜查时，她的恐惧几乎并不亚于她的焦急。她迫不及待地想发现真情，但又怕伤害她的尊严，伤害她天生的自尊心。天哪，那简直是鬼使神差的自我折磨。

她什么也没查清楚。丈夫的病人除去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外，也是他个人秘密的一部分。病人没有注明身分，认识他们不是凭着面孔，而是凭着病症，凭着眼睛的颜色或心脏诊断书，凭着肝的大小，舌苔的厚薄，尿液中的凝块和夜间高烧时的幻觉。病人们信任她的丈夫。认为有了他，他们才能活着；而实际上，他们是为他而活着。这些人到头来只不过在他开的医生证明书的末尾得到他亲笔写的这么一句话：请你放心，上帝正在门口等你。在徒劳无益地翻了两小时之后，费尔米纳快快地离开了书房，她感到自己受了不正派行为的诱惑。

在幻觉的驱使下，她开始发现丈夫的变化。她发现他说话躲躲闪闪，在桌上食欲不振，在床上无精打采，动辄发火，时不时地以讥讽的口吻训人。他在家中已不象过去那样平静安详，倒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狮子。结婚以来，她从来不注意他晚上什么时候回家，现在却连几分几秒都算得清清楚楚。为了套出真情，她不惜跟他耍花招，可事后又出于心理上的矛盾觉得自尊心受到了致命伤害。一天晚上，她在幻觉中惊醒过来，似乎丈夫正在黑暗中用憎恶的目光注视着她。她感到不寒而栗，正象年轻时发现阿里萨来到她的床边时不寒而栗一样，只不过阿里萨的出现与仇恨毫无关系，纯粹出于爱情。再说，这一次，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幻觉：丈夫确实从凌晨两点就醒来了，一直坐在床上看她睡觉。但当她问他为什么时，他却矢口否认，重新把头放在枕头上说：

“该是你在做梦吧。”

经过这天晚上的事和在那段时间里发生的其它一些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以后，费尔米纳感到神思恍惚，简直要发疯了。她不太清楚事情要到什么时候了结，也不知道梦幻从何处开始。最后，她发现丈夫没有出席星期四的圣体节去领圣餐，而且最近几个星期中每个礼拜日都没领过圣餐，更没有腾出时间来进行精神净修。她问他在这些精神修炼方面的不同寻常的变化原因何在时，得到的回答是含混不清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从八岁第一次领圣餐起，从来没有在一个如此重要的节期不去领圣餐。这样，她意识到丈夫不仅已犯下了严重的罪过，而且他还决心继续犯下去，毫无悔改之意，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愿去找忏海牧师。她从没想过自己会为失去爱情而受到煎熬。可是这毕竟是事实。为了不致在痛苦中死去，她决意往正在毒害着她的五脏六腑的毒蛇窝里放一把火。她真的这么干了。一天下午，她在平台上补袜子，丈夫午睡刚醒，正在读书。在他快读完的时候，她突然放下手中的活儿，将眼镜推到额头上，神态自若地对丈夫说：

“医生。”

他正聚精会神地在读《企鹅岛》，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部小说。听到妻子在叫，他漫不经心地“噢”了一声作为回答。她继续说：

“你对着我的脸看。”

他照办了。他正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妻子的脸，但他无需摘下眼睛就感觉到她的火焰般的目光在灼烤着他。

“怎么啦？”他问。

“怎么啦！你自己清楚！”她说。

她没有再说什么，重新放下眼镜，继续织补她的袜子。乌尔比诺医生明白，长期以来的困惑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同当时他预想的形式相反，她感受到的不是剧烈的地震，而是一次平静的打击。他感到如释重负，既然事情迟早要发生，早发生比晚发生更好，反正芭芭拉·林奇小姐的幽灵已经进入了他的家庭，这是事实。

乌尔比诺医生是四月前同她结识的，当时她正在“广慈医院”的门诊部候诊。一见到她，他就意识到一件无可挽救的事在自己的命运中终于发生了。她是个黑白混血姑娘，高高的身材，修长的四肢，优雅文静，细嫩的皮肤，温柔的性格，甜得跟蜜糖似的。那天早上，她穿一件红底白点的衣衫，戴一项同样布料的帽子，帽檐很宽，帽影一直遮到眼睛，异常性感。乌尔比诺大夫通常是不看门诊的，只是在有暇路过那里时进去提醒那些高年级的学生一下，让他们记住准确的诊断胜过一切药物。这次，他千方百计拖延时间，使自己能在那位不期而遇的混血女郎进行病情检查时正好在场，并且小心地让他的学生们从他的一举一动中意识到他同她过去素不相识。他几乎没望她一眼，却把她的一切资料牢牢记在脑子里。当天下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以后，他就按照她在门诊时留下的地址，吩咐车夫驱车而往。她果然住在那儿，当时正值阳春三月，她正好在平台上乘凉。

这是一座典型的安第列斯式的房屋，整座房子直到锌皮屋顶都刷成黄色，窗帘是粗麻布的，廊檐上挂着石竹和蕨类植物的花盆。这儿是滨海的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区，房子部架在粗大的木柱上。图尔皮亚尔鸟在房檐下的笼子里啁啾不已。对面人行道边有所小学校，蜂拥而出的学生们迫使车夫拉紧了缰绳，以免使马受惊。真是走运，芭芭拉·林奇小姐认出了医生。她以老相识的姿态同他打招呼，请他去喝咖啡，等乱纷纷的人群过去以后再走。他一反常态，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她的邀请，并且听她谈了她的身世。这正是他从那天早上以来唯一使他感兴趣的事，也是在未来几个月中搅得他坐立不宁，影响到他全身心的事。刚结婚时，有一次，一个朋友当着他妻子的面对他说，他迟早会遇到一场发狂的热恋，使他们夫妻的稳固关系受到威胁。乌尔比诺医生自以为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坚实的道德基础，对这种预言只是付之一笑。然而，如今看来，这位朋友倒是言中了。

芭芭拉·林奇是一位神学博士。她是令人尊敬的新教牧师约纳坦·比·林奇的独生女。这位新教牧师是个瘦小的黑人，经常骑着一匹骡子到沼泽地的贫穷村落去宣扬上帝，但她所信奉的上帝与乌尔比诺大夫的上帝不同，大夫为了蔑视这位上帝，不愿用大写字体来加以表达。林奇小姐讲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句法有时不大通顺，这反而增加了她的魅力。到十二月，她就二十八岁了。不久前她刚同另一位牧师——他父亲的学生——离了婚。他们两年的婚后生活过得很不痛快，因此她没有再婚的欲望。

她说：“我只爱我饲养的那只图尔皮亚尔鸟，别的什么都不爱。”

可是，乌尔比诺医生是个非常严肃的人，没想到这话是故意对他说的。相反，他糊涂地自问，这么多便利条件凑在一起，会不会是上帝为了以后加倍索取而布下的圈套。然而，他立刻又把这种想法作为神学上的蠢话从脑袋中驱逐出去，因为他当时正处在惶惑之中。

快告别的时候，他偶然提起了上午的诊断。他知道，要博得病人的欢心，便必须谈病人的病。果然，这个话题引起了她的兴趣，他也答应第二天下午四点亲自来为她作一次更详细的检查。她慌了，可是他让她放心，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从来都是只向财主收费不向平民伸手的。”然后，他在他的袖珍记事本上写道：“芭芭拉·林奇小姐，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地，星期六，下午四时。几个月后，费尔米纳必将读到那张载有详细的诊断记录。处方及病情发展的卡片。这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突然想起，这是新奥尔良水果船上迷入歧途的那些女艺术家之一，然而，地址却使她想到住在那里的很可能是个牙买加人，而且显然是个黑女人，于是她很容易地排除了她是丈夫喜欢的女人。

乌尔比诺医生星期六提前十分钟赴约，林奇小姐尚未穿好衣服就跑出来接待他。从在巴黎的时候起，即使要参加一场口试，他也未曾如此紧张过。她躺在麻布床上，第一件柔软的丝织混纺衣服，美极了。她身上表现出的一切都是绝伦的：美人鱼般的大腿，令人神魂颠倒的皮肤，迷人的乳房，洁白整齐的牙齿。她整个身躯都散发出一股健康体魄的气息，这就是费尔米纳在丈夫衣服上发现的那种人体的味儿。

林奇小姐看外科门诊是因为患有一点小病，她非常诙谐地称它为“倒霉的绞痛”。可是，乌尔比诺医生认为那是一种非同小可的症候，因而他触摸了她的全部内脏器官，与其说是认真细致，不如说他别有用心。在检查过程中，医生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才智，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这位令人赞叹的女人，她的内脏和她的外表一样美丽。那时，他完全陷于欢愉之中，不再是加勒比海岸最优秀的医生，却成了上帝创造的一个被本能搅得六神无主的可怜的人。在他严格的医疗生涯中，只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情，当时他受到了奇耻大辱，因为愤怒的病人一下子把他的手推开，在床上坐了起来，说：“您可以干您愿意干的事，但这样可不行。”林奇小姐则相反，完全听任他的摆布。当她确信医生已不再在为病理而思考时，她说：

“我原以为这是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

他浑身是汗，衣服都湿透了，象是刚从池塘里爬出来似的。他用毛巾擦了擦手和脸。

“伦理道德！”他说，“您以为医生都是无动于衷的人吗？”

她感激地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我原先以为不允许的事，并不意味着不能干。”她说。

“您想，一个声誉卓著的男子，居然看上了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

“我一刻也忘不了您。”他说。

他这话是以颤抖的声音说出来，委实有点令人怜悯。可是她报以一阵狂笑，笑声几乎震撼了整个卧室，使他从窘态中猛醒过来。

“我在医院里一见到您就看出了这一点，大夫。”她说，“我是黑人，但不是笨人。”

乌尔比诺医生要达到目的又谈何容易！林奇小姐要求得到真正的爱，并且既要不损害名誉，又要做到不为人知。她认为，她的这些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她给了乌尔比诺大夫以引诱她的机会，然而即使她一个人在家时，她也未能让他登堂入室。她唯一过头的事，就是允许他重复那任意违反伦理道德的触摸和听诊，但条件是不能走得太远。而他呢，由于不能发泄折磨着他的情欲，便几乎每天都去纠缠她。实际上，他要维持和林奇小姐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太软弱了，没有勇气及时中断，以致完全不能自拔，不得不继续往前走下去。他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尊敬的林奇先生生活没有规律，随时骑上骡子就出门去。骡背上一边驮着圣经和福音宣传品，另一边驮着食物。可又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回来。另外，对面学校学生们读课文时，眼睛总是透过窗户往街上张望，他们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街对面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从早上六点起全部门窗都打开了。他们看见林奇小姐往房檐上挂笼子，教图尔皮亚尔鸟读他们的课文。看见她包着一块花头巾，一边做家务，一边用她那美妙的加勒比嗓子也在学着朗读课文。然后，他们看见她下午坐在门厅里独自用英语读圣诗。

他们必须选个孩子们不在的时间。只有两个时间有可能；十二点到两点午餐时——这也是大夫午餐的时刻；傍晚孩子们回家时。这后一个时间一向是最好的时间，可那时，大夫的出诊已结束，离回家吃饭只剩下几分钟了。对他来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本身的地位。他不能不驱车前往，然而他的车子人人熟知，并且时刻都应停在门口。他满可以象他社会俱乐部的所有朋友那样买通车夫，把他变成同谋，可这又违反他的习惯。因此，当他拜访林奇小姐的目的已变得十分明显时，穿仆人制服的车夫竟敢对他说，是不是过一阵子再到门口来找他，这样车子就不需停那么长时间了。乌尔比诺医生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他斩钉截铁地打断他说：

“从我认识你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了你不应该说的话。”他说，“好吧，权当你没说吧。”

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只要医生的车子停在门口，就休想隐瞒病情了。有时，如果距离近，医生自己走路去，或者另租一辆马车、以避免来自不怀好意或轻率的猜测。然而，这种欺骗于事无补，因为给药店开的处方可以使真相大白。到了这等地步，乌尔比诺医生开的处方也只能真假交错，以维护病人神圣的权利，让他们永远带着自己病症的秘密平静地死去。他本来可以为自己的车停在林奇小姐的家门口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但是那种欺骗不会持续很久，更不会象他希望的那样，永远这样下去。

世界对他简直变成了一座地狱，因为一旦首次的疯狂举动得以满足，两个人都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乌尔比诺医生永远也不会下决心去冒出丑的风险。在狂热的胡言乱语中，他什么都可以允诺，可是事后，一切又得留待以后再说了。相反，越是想和她在一起，害怕失去她的心理也越发加深了。他们的会面一次比一次仓促。一次比一次困难。他不再想别的事情，只是天天着急地等待下午这个时刻的到来。他取消了其它所有的约会。他把一切置诸脑后，唯独没有忘记她。但是，随着车子越来越接近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地时，他就越是恳求上帝让他在最后一刻出个什么问题，好迫使他过门而不入。他常常以这种矛盾而痛苦的心情走向林奇小姐的家。

有时他从街角看到坐在平台上读书的尊敬的林奇先生的棉花似的头发，或者看到他坐在大厅里，向本区读过福音书的孩子们讲解教义，他便感到高兴。那时，他轻松愉快地往家里走，为自己不再偷情而感到庆幸，但过后他马上又渴望所有的时间都能变成下午的五点钟。

当车子过分显眼地停在门口时，他们每次要在一起长时间地厮混就不可能了。到了三个月之后，他们的做法就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林奇小姐一看见他惊慌失措地进来，二话没说，就赶快进入自己的卧室。每逢他来的时候，她早已采取了小心翼翼的措施，穿件肥大的裙子，一条漂亮的带荷叶边的牙买加衬裙，不着内衣，也不着短裤。她认为，这样可以帮他克服恐惧心理。可是，她为使他成功所做的一切都被他破坏了。他气喘吁吁地跟她走进卧室，汗珠象黄豆粒似地从脸上滚下来。进屋时，他把手杖、药箱、巴拿马草帽等一股脑儿地扔在地上，弄得叮当作响，然后便拖着裤子，连上衣的扣子都来不及解开，鞋都来不及脱就心惊胆战地做起爱来，没有尽兴就惦着离开。当他重新系上衣扣的时候，她还觉得只是刚刚开了个头。然而，他恪守给自己规定的框框：做完一切，不超过做一次静脉注射的时间。然后他便回家去。在路上，他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恨不得死去，他诅咒自己缺乏勇气，不敢向费尔米纳吐露隐情，和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绝裂。

他没有进晚餐，下意识地在做着祈祷。当妻子睡前在屋里把一切整理好时，他在床上佯装读午睡时翻阅的书籍，他一面捧着书打瞌睡，一面慢慢地沉溺在林奇小姐的不可避免的丛莽中，沉溺在她躺卧着的树林的蒸汽中，以致完全不能自拔。那时，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想到的就只有明天下午五点差五分这个时间，想到她在等他。除此之外，他脑子里什么也没有。

早在几年前，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身体大不如过去。他承认那只是些症候。这些症候，他在书上读到过，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有些上了年纪的患者，原来并没有什么严重疾病，可突然一下子他们开始说自己患起了各种疾病，就跟医书上描述的综合症一模一样，实际上那些症候都只不过是精神幻觉罢了。他的拉萨尔博特列雷儿科临床课的老师曾劝他把儿科作为他最重要的专业。因为小孩子是最老实的，只有确实病了时才说有病，他们向医生陈述病症时不会用通常的词语，只讲具体症状，没有半点虚假。成人则相反，到一定年龄之后，有时只有症状而无实病，或者是，病很严重，可症状却不怎么明显。他用缓冲剂来为这些病人治疗，以延长他们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暮年，他们对自己的疾病已经习以为常，对慢性病或常犯的小病也就根本不放在心上了。乌尔比诺医生不能理解的是，象他这样的医生，自以为什么都见过，居然征服不了无病怕病这种忧虑不安的心清。更糟的是，他完全从职业的偏见出发，本来可能已经病了，却不相信。还在四十岁时，他就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在课堂上说：“我在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是有个人理解我。”可是，到了陷入林奇小姐的迷宫时，他已经不能把这句话当做玩笑了。

他的成年病人的所有实的或虚的病症，现在都集中到他身上来了。他清楚地感觉到心脏的形状，无须压摸就可以说出它的大小。他感到自己的肾脏已经出了毛病，发出了睡猫般的哼叫。他感到胆囊在闪闪发光，感到血液在动脉里嗡嗡鸣响。有时，他早上醒来感到自己就象一条透不过气来的鱼儿。有时感到心脏里充满了水；有时感到双脚不听使唤；有时又感到象在学校军事操练时那样，忽而出现一次心跳间歇。这些症状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着，最后他终于感到恢复了健康，因为上帝是伟大的。可是，他不是象对待他的病人那样，让自己服用缓冲剂，而是让自已经受恐惧和惶惑。真的，他在生活中唯一需求的，是有人理解他，即使到了五十八岁也是一样。

他求助费尔米纳，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他最爱的人，也是最爱他的人。在她面前，他刚刚使自己的良心平静下来。

这件事发生在她打断他下午的阅读，要他对着她的眼睛凝视之后，当时他第一次发现他的事情已经败露。然而，他不明白她是怎样发现的，因为要说费尔米纳仅仅用嗅觉发现了这件事，那是难以想象的。不管怎么说，许久以来，这个地方就不是一座有利于保密的城市了。第一批家用电话刚安上不久，几对看上去关系很稳定的夫妻就由于匿名电话离了婚。许多家庭由于害怕关系破裂而不再使用电话，或者在若干年中拒绝安装电话。乌尔比诺大夫知道他的妻子自尊心很强，对于通过匿名电话控告她丈夫不忠的人是不会理睬的，而且他也很难想象有哪个人竟如此大胆，在向她控告这件事时通报自己的真实姓名。相对说，他害怕的是那种传统办法：一个无名氏从门缝里塞进一张张条来，这可能要遭殃，不仅可以保证发信人、收信人都不露真名，而且还可以由于他高贵的血统而把这件事神秘地与神圣的上帝联系在一起。

妒嫉从不光顾他的家，这是三十多年平静的夫妻生活中，乌尔比诺医生曾多次在公众面前自我夸耀的话。就是在现在，这话也一点不假，他就象瑞典火柴，只在自己的盒子上磨擦点燃。然而，他不知道，一个如此自负、自尊而又倔强的女人，面对丈夫的被证实了的不忠行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他在按照她的要求注视她的眼睛之后，除了重新低下头去以掩饰自己的惶恐外，没有别的举动。他一面想着对策，一面仍然装着误入小说里阿尔卡岛上秀丽的河川之中。费尔米纳也没有再说什么。织补完袜跟，她将东西乱糟糟地扔进针线盒，去厨房吩咐做晚饭，然后上卧室去。那时，乌尔比诺医生下定决心，下午五时不再到林奇小姐的家中去。永远爱她的许诺，单独为她找一所僻静的住所使他能泰然地与她偷情的幻想，恩爱的、至死不渝的誓言等等，所有在爱情的烈火中他对她的允诺，都将永远结束了。林奇小姐从他那儿得到的最后的东西就是一个绿宝石头饰。那是车夫交给她的，他既没有给她留话，也没有给她纸条。那头饰放在一个用药笺包着的小盒子里，使车夫以为那是急救药品。他这一生再也没有去看过她，连偶尔一次也没有。

只有上帝清楚，他勇敢地作出这一决定是多么的痛苦。他一个人在盥洗室里不知洒下多少辛酸的泪水，才摆脱了内心的磨难而勉强活着。五点钟时，他没有去找她，而是在他的忏悔牧师前做了深深的忏悔。第二个星期日，他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去领了圣餐，但是他的灵魂终于复趋平静。

在同林奇小姐作出了断的当天晚上，他一面脱衣就寝，一面对费尔米纳重述了他一连串痛苦的失眠，一阵阵内心针扎似的疼痛，使他欲哭无泪，以及其它一些难以使人理解的眷念的感情的流露……。

当时，每逢他跟她讲起这些情况时，总是把它归咎为年老体衰。他必须把这些话找一个人发泄出来，要不然他会憋死——这也是为了避免道出外遇的真情。不管怎么说，把心里的话讲出来，这是夫妻之间的习惯。

费尔米纳一边接过他脱下的衣服，一边专注地听他讲述，既不看他，也不说话。她嗅闻着每一件衣服，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快。她把衣服随意一团，然后扔进装衣服的柳条筐里。她没有发现异样的味道，但这说明不了什么，也许明天又有了。在寝室对面的小圣坛面前跪下来祈祷之前，他以一声悲怆而诚实的叹息结束了对病症的叙述，说：“我觉得我要死了。”

费尔米纳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回答说：

“也许这样最好，果真如此，我们两人也就安宁了。”

几年前，在一次得重病时，他也曾讲过类似死的问题，她给了他一个同样粗暴的回答。乌尔比诺医生把它归因于女人的残酷无情，一切都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地球才依然围着太阳转，因为当时他不知道她总是筑起一道愤怒的屏障，免得让他看出她的恐惧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最怕的就是失去他。

那天晚上却正好相反，她真希望他死去，这确实发自内心的冲动。乌尔比诺想到这一点，真是惊恐万分。后来，他听得她在黑暗中嘤嘤而泣，并且咬着枕头不让他听见。这使他陷入茫然之中，因为他知道，她不会由于疾病或内心痛苦哭泣。她只有在十分激怒时才会这样做。如果这种激怒又是由于他的过错引起，那更会哭得没完没了。她越哭越气，她不能原谅她自己这种伤心落泪的软弱。他不敢去安慰她，他知道那等于去安慰一头被长矛刺中的母老虎，他也没有勇气告诉她，引起她伤心哭泣的根源已经消失了，而且也从他的脑海里永远抹掉了。

疲劳把他征服了几分钟。他醒来时，她已点着了蜡烛，烛光十分暗淡，她没有入睡，但已不再哭泣。在他入睡的时候，她心里作出了一个决定。多年来在她心灵深处积下的沉渣，被妒嫉重新搅动起来了，而且浮出了表面。她一下子变老了。看着她刹那间出现的皱纹和干瘪的双唇，灰白的头发，他不禁怦然心动。他鼓起勇气对她说，已经两点多了，她应该入睡了。她背过身去，但声音里已听不出一丝怒气。

“我有权知道她是谁。”

他向她讲出了一切，心里着实轻松了不少，他认为事情已为她所知，她只是想核对一下细节而已。当然，事情并不是象他想象的那样，在他讲述时，她又重新哭泣起来，而且不是象起初那样轻松哭泣，而是哭得泪流满面。那带苦咸味的眼泪在她宽大的睡衣里燃烧着、烤灼着她的生命。她希望他断然否定一切，但他没有这样做，她因受侮辱而勃然大怒，以最恶毒的语言大喊大叫地咒骂这个社会有那么多婊子养的无所顾忌地践踏别人的名誉，即使面对他不忠的铁的证据，他也面不改色，俨然象一个男子汉。当他告诉她那天下午他曾去找了他的忏悔牧师时，她更是怒上加怒。从中学时代起，她就认为教堂里的人缺乏任何上帝启示的美德。这是他们和睦的家庭中的一项根本的分歧。在过去的共同生活中他们都回避了这一点，可是眼下她丈夫居然允许忏悔牧师介入到他们的隐私中来，这实在走得太远了，因为那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事，还把她也址了进去。

“这等于把事情通报给城门楼下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人。”她说。

对她来说，这可算到了头了。她敢肯定，不等她丈夫忏悔完，她的名声就会到处传开。她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侮辱比起羞愧、愤怒和丈夫无情无义的偷情，更加令她难以忍受。最糟糕不过的是，他竟然去跟一个黑女人去偷情。他纠正说，是个黑白混血的女人。但是，那时他用词再精确也无用，她已经作出结论了。

“反正是一路货！”她说，“现在我才明白了，原来是黑女人的气味。”

这事发生在某个星期一。星期五晚上七时，费尔米纳登上了开往大沼泽地圣·胡安市的一艘普普通通的小轮船。她随身带了一只箱子，由养女作伴，蒙着面纱，以避免和相识的人们见面，特别是避免他们问起她的丈夫。两人事先商定，乌尔比诺不去港口送行。他们不厌其烦地整整谈了三天，最后决定她去费洛雷斯·德马利亚镇——表姐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坐落在那里——使她在那儿有充分的时间深思熟虑，然后做出最后的选择。儿女们知道母亲前往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但不了解内因，许久以来，他们自己也一直渴望有机会到那里去，但未能成行。乌尔比诺医生绞尽脑汁安排好一切，以便在那个邪恶的社会没有人做出居心不良的猜测。他把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如果说阿里萨对费尔米纳的出走没有发现任何迹象的话，那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迹象，而并不是由于他缺乏通风报信的渠道。文夭丝毫也不怀疑，妻子一旦怒气平息，就会回到家中来。可是，她走时断言说，她的怒气永远不会消除。

然而，她很快就会明白，这一过火的决定，与其说是气恼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思乡造成的。蜜月旅行之后，她曾数次回欧洲去，虽然每次都要在海上漂流十天，但却有充分的时间去体验幸福。她见过世面，也学会了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和思维，可自从那次乘气球旅行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大沼泽地圣·胡安市。回伊尔德布兰达表姐所居住的省份，对她来说即使晚了一些，也还是带有点弥补的性质。她并非由于夫妻关系上的灾难才作出这个决定，而是考虑已久。所以，单单想到回忆一下少年时代的爱恋，也能使她从不幸中得到安慰。

她和养女在大沼泽地圣·胡安市下船之后，凭着她刚强的性格，她不顾别人的种种警告，还是重游了那座城市。她想从圣·胡安市到圣佩德罗·阿列杭德里话去，目的是想亲眼目睹一下人们传说的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临终时睡的床。据说那张床跟孩子的睡床一般大。在乘火车登程之前，由于她有证件，市府民政兼军事长官邀请她乘坐了官方带篷马车。

下午两点，疲惫不堪的费尔米纳又重新看到了她亲爱的故乡。故乡的街道，看上去更象那长满青苔的坑坑洼洼的河滩。她看到了葡萄牙人豪华的住宅，门上雕刻着带有花纹的国徽，百叶窗是铜制的，阴暗的大厅里传出阵阵响亮而单调的钢琴声，充满着忧郁和悲伤。费尔米纳的母亲新婚时曾在有钱人家教女孩子们弹过钢琴，声音仿佛与此相似。她看到了空空荡荡的广场，那儿没有一棵树，有的只是烤人的碎石子。有着深色车篷的马车整齐地排列着，马儿站在那儿打盹。这时，开往圣佩德罗·阿列杭德里诺的火车也投入了她的眼帘。在大教堂的拐角处，她看到了最大、最漂亮的房子，它有着青石连拱廊，修道院式的大门，以及许多年后，当她已经失去对事物的记忆力时，阿尔瓦洛将在那儿出世的寝室的窗户。她想起了她到处寻找不着的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想到姑妈，便想起了阿里萨，想起了他那一身文人的打扮，想起了他在小公园的扁桃树下拿着的诗集。她偶尔回忆起中学时代不愉快的岁月时，也总是想到他。她踯躅许久，怎么也认不出她故居的房子了，她认为，在那儿过去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便是一个猪圈。从街角过来就是妓女街，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妓女此刻正在门廊下午睡，等待着邮车经过时给她们带点什么。这里已不是她的故乡了！

从下船逛市区开始，费尔米纳就用面纱遮住半个脸，这并非因为担心有人认出她，因为这儿谁都不认识她，而是由于从火车站到公墓，一路上到处可见在阳光暴晒下的肿胀的陈尸。市府民政兼军事长官对她说：

“这是霍乱。”

她清楚，她早已注意到了太阳烤灼下的一具具尸体嘴里冒出的白沫。但是她发现，没有一具尸体象乘汽球飞行时看到的那样，脑后有致命枪击。

“是的，”长官说，“上帝也在改进自己的方法。”

从大沼泽地圣潮安市到圣佩德罗·阿列杭德里诺的古老榨糖厂，只有五十公里，可是那列黄色火车却爬行了一整天。原因是，火车司机跟老乘客们是朋友，这些人时不时地央求他停车，以便去舒展一下躯体，在香蕉公司高尔夫球场的草坪上走走，男人们则脱光衣服，在清澈见底的冰凉的河水中洗个澡。河水是从山上倾泻下来的。肚子饿了，他们就到牧场上去挤牛奶喝。到达目的地时，费尔米纳已经被沿途惨景吓得魂不附体，几乎没有兴致去欣赏解放者临死前挂吊床的那几棵巨大的罗望子树，也没有心情去证实临终时他的睡床是否象人们跟她说的那样。后来，她还是勉强去看了一眼。解放者临终前的睡床实在太窄小了，连七个月的婴儿也难以容身，更不用说这位荣耀满身的伟人了。不过，有一个看上去十分了解内情的参观者说，那是一件假文物，事实上，人们是让国父躺在地上死去的。费尔米纳对离家以来听到和看到的一切都感到如此压抑，以致在以后的旅途中她再也没有心思去回忆过去的旅行。她过去对沿途的村镇是何等怀念啊，可现在她竭力想避开它们。说真的，为了使自己不再失望，她应当避开那些村镇。

当她避开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抄捷径走着的时候，她听到了手风琴声，听到了斗鸡场的喊叫声，听到了象是打仗又象是游乐所射出的铅丸声。当她迫不得已要穿过某个村镇时，她就用面纱遮住脸，以便依旧回想着它过去的风貌。

一天晚上，在摆脱了对往事的许多回忆之后，她来到了伊尔德布兰达表姐的庄园。看到表姐在门口等她时，她几乎昏厥过去，因为那就象在一面真实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

表姐胖了，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身边有好几个不服管教的儿女。她的这些儿女，不是与她仍然无望地爱着的那个男人生的，而是与一位富有的退役军人生的。在万般无奈之余，她同他结了婚，而他却疯狂地爱着她。可是，在她被摧毁了的身体内部，仍然保留着原来的精神世界。

费尔米纳在农村呆了几天，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情绪逐渐稳定下来。除了星期日去望弥撒外，她从不出庄园。星期日去望弥撒时，和她作伴的，只有她昔日女友们的孙儿辈，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商人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漂亮的姑娘们。这些姑娘跟她们的母亲年轻时同样迷人。她们站在牛车上，唱着歌儿，直奔位于山谷深处的传经布道的教堂。费尔米纳只是这一次经过了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上一次由于她不感兴趣没有去，然而当她看到这个镇子时，她完全被它迷住了。问题是，过后每当她回忆起这个镇子时，眼前浮现的不是那诱人的实景而是她到这个小镇子前的想象。

乌尔比诺大夫在接到里约阿查主教的通知后，决定亲自去接她。他得出的结论是，妻子之所以迟迟不回家，并非由于她不想回家，而是想找个借口下台阶。于是，他给伊尔德布兰达写了封信，后者回信告诉他，他妻子非常想家，几乎想到茶饭不思的地步。因而，他没有通知费尔米纳就赶到她表姐的庄园去。上午十一点，费尔米纳正在厨房做茄子馅饼，忽然听到短工们的喊声。马的嘶鸣声和对空开枪声，接着，门厅里传来了坚定的脚步声和男子的说话声。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她乐不可支，来不及多想，胡乱地洗了洗手，喃喃自语道：

“谢谢，我的上帝，谢谢，你真慈悲！”

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叫她准备饭菜，但并没有告诉她到底谁来吃饭。她想到那使人倒胃口的茄子馅饼，想到自己还未洗澡，想到自己又老又丑，脸上被阳光晒得脱去了一层皮，想到他看到她这副模样一定会为赶来接她而后悔，她一时六神无主了。尽管如此，她还是仓促地在围裙上擦干了手，整了整头发和衣衫，借助母亲生下她时给予她的全部矜持，稳住了那纷乱的心绪去迎接那前来的男子。她迈着母鹿般轻盈的步伐，昂着头，目光炯炯，仰起好斗的鼻子，走出了厨房。她为终于能回到自己的家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当然也并非象他想象得那样容易，因为在她决定同他高高兴兴地回家的同时，也决心平静地向他讨还债务——他这一生给她带来的全部痛苦和煎熬。

（四）

大约在费尔米纳离家后两年光景，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奇事。在特兰西托看来，那就是对上帝的不恭。阿里萨对电影的发明并不特别看重，但是卡西亚妮拉他去出席《卡比利亚》隆重的首映式，他还是顺从地去了。

影片是在诗人卡布列莱·德安农希奥写的脚本基础上拍摄的。堂·加利莱奥·达扎特的大院子里总是坐满了佳宾贵客，有些晚上，他们更多的是欣赏满天灿烂的星斗，而不是银幕上无声的恋人。这天晚上院子里依旧坐得满满的。卡西亚妮激动地注视着故事情节的起伏和发展，然而，阿里萨却因为剧情的沉闷而困得打盹，在他背后，有一个女人象是猜出了他的心思，说道：

“我的上帝，这比得场病的时间还长哪！”

这是她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在黑暗中她说话的声音显得太响，因为当地尚未时兴用钢琴给无声电影伴奏，坐在黑暗中的观众只听到放映机转动时发出的似下雨般的沙沙声。阿里萨只有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才记起上帝，可是，这次他却对上帝表示了真诚的感谢。因为，对那个深沉的金属般的声音，对那个自从那个下午在一个铺满枯叶的小道上的幽静的公园里她发出的声音，他记忆犹新：“您走吧，没有得到我的通知请您不要再来。”这句话一直留在他的心间，这声音即使在三十多米深的地下，他也会即刻辨认出来。

他知道她肯定是由丈夫陪着，坐在他后面的座位上。他感觉到她那温热而均匀的呼气，他带着深厚的爱拼命吸着在她健康的肌体内经过净化呼出的空气。他觉得她并不象他在最近几个月里无限惆怅地想象的那样，已被死亡的蛀虫所毁坏。他想着她的绚丽的青春时代，想着她穿着智慧女神式的长衫、腹部微隆起怀着第一个儿子的时代。尽管他没有回过头去看她，但她的形象已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触及着他的灵魂，他急切地想知道，她看到电影中的对对情侣时该作何感想：她是否认为那一双双情侣应该爱，而且他们的爱应该比现实生活中的爱更少经历一些痛苦。电影快放映完时，他忽然无比兴奋地意识到，他从未同他的心上人离得那么近，也从未跟她在一起呆过那么长的时间。

灯亮之后，他等待其他人先站起来，然后自己才不慌不忙地离开座位。当他漫不经心地回转身去扣着坎肩扣子时——电影放映时他一直敞着怀——四个人离得那样近，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只好互相问候了。

乌尔比诺向卡西亚妮打了招呼——他跟她很熟悉，然后以惯常的谦恭握了握阿里萨的手。费尔米纳向他们莞尔一笑，那完全是出于礼貌，但无论如何，她见过他们多次，认识他们，因而无须介绍。卡西亚妮向费尔米纳也报以她那混血女人的妩媚的微笑。相反，阿里萨却不知所措，因为一看到她，他就神魂颠倒了。

她变得象另一个人了。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当时可怕的流行病留下的迹象，更没有其它疾病的征兆，她还保持着年轻时的体形和美丽的线条。显然，最近两年的遭遇使她象在严酷的生活中度过了十年。她两边弯曲着的短发披在脸上，使人看了恰到好处，但原来的古铜色已代之以银白色。那双美丽的披针形眼睛在老奶奶用的深度老花镜后面，已失去了半生的光芒。阿里萨看见她离开座位，在人群中挽着丈夫的手臂离去。他感到十分惊诧，她为什么在公共场所蒙着块穷人的头巾和穿着在家中使用的拖鞋呢？然而，使他更为惊诧的是，她的丈夫不得不紧紧抓住她的手臂，告诉她朝哪里走，即是如此，由于估计错误，她还是险些儿在大门的高台阶上跌倒。

阿里萨对年龄给行动带来的那些困难十分敏感。他还在年轻的时候，在公园里就常常放下手中正在阅读的诗集，观看相互换扶着过街的一对对老人。这是生活课程，对他预测自己衰老的规律很有参考价值。看电影的那天晚上，象乌尔比诺医生这般年纪的男人，仿佛又焕发了第二次青春。他们出现第一批白发后，象是显得更加威严，更加聪明和更加具有扭力，尤其在青年女子的眼中是如此。与此同时，他们的妻子却变得萎顿憔悴，需要抓住他们的手臂行走。然而，几年之后，丈夫的身体便突然一落千丈，身心一齐陷入无可挽回的衰老之中。那时他们的妻子却又焕发了第二次青春，象引导求乞的盲人似地拉着他们丈夫的胳膊，为他们引路。为了不伤害他们男子汉的自尊心，有什么事情，就在他们耳边悄悄地提醒，让他们注意，大门的台阶是三级而不是两级，街中央有个洼坑，横在人行道上黑乎乎的东西是一具乞丐的尸体，等等。她们艰难地帮助他们穿过街道，就象是他们生命最后航程中的唯一航标。阿里萨在这面生活的镜子里多次照过自己。他对死亡的恐惧莫过于到了需要女人搀扶着的倒霉年龄了。他知道，那一天，只有那一天，他才不得不放弃对费尔米纳的希望。

同费尔米纳的见面驱走了阿里萨的困意。他没有用车送卡西亚妮回家，而是陪她徒步穿过老城。他们的脚步踏在石子路上，发出马掌一样的响声。阳台上时而传出断续的话语声，卧室的喁喁私语以及被虚幻的音响神奇化了的爱的抽泣。沉睡着的大街小巷中则散发出一种清新的茉莉花香。阿里萨不得不又一次竭尽全力克制住自己，不把自己压抑在心中的对费尔米纳的爱吐露给卡西亚妮。他们迈着慢条斯理的步子，象一对老年情人一样，不慌不忙地相互表示着爱情，她想着卡比利亚的妩媚的英姿，而他却想着自己的不幸。有个男人在海关广场边的阳台上唱歌，歌声在整个空间回荡：当我穿过茫茫大海的时候……。走上桑托斯·德·彼得拉大街的时候，阿里萨本来应该在卡西亚妮家门口跟她告别，可他要她请他到家里去喝一杯白兰地。这是他第二次在类似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要求。头一次是在十年前，当时她这样回答：“假如你现在要上我家，你就得永远留下来。”结果，他没有去。要是现在，无论如何他是会去的，不管他事后是否会食言。此时，卡西亚妮很痛快地邀请了他。

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找到了一个尚未诞生就已经完结的爱情的庇护所。卡西亚妮的父母已经故去，她唯一的兄弟在库拉索发了财，也在那里成家立业。她孤身一人住在自家的老房子里。多年前，当阿里萨还在热恋着她，希望她成为自己的情人的时候，在得到她双亲同意后，经常在星期天去看她，有时在那里直到深夜。他对修缮这所房子作出了很大贡献，以致最后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家。

然而，在看电影的这天晚上，他感到客厅里象是清除了对他的一切记忆。家具全部变换了位置，墙上挂上了另外的石印彩画。他想，这么大的变动，其意图无非是想把他从记忆中永远抹掉，想说明他从来没有在那儿存在过。客厅里的猫也没有把他认出来。他由于被遗忘而感到忿忿不平，不由得脱口而出：“您已经完全把我忘掉了。”但是，她一面背着身斟酒，一面说，他大可不必因此不快，因为公猫是不认人的。

两人紧紧地靠着倚在沙发上，谈起他们自己，谈起某个下午发生了一件事——骡拉有轨车，当时他们还互不相识。他们一直是在相邻的办公室里工作的，但直到那时为止，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他们没有谈过别的事情。

在交谈时。阿里萨把手放到了她的大腿上，开始轻轻地抚摩起来，有如情场老手。她顺从了他，可连一下出于礼貌的颤动都没有。只是当他试图走得更远时，她才不得不拉起他试图探索的手，在他手心上吻了一下。

“规矩点，”她说，“我早就发现你并不是我要找的男人了。”

还在她很年轻的时候，一个机灵、健壮、陌生的男子，在防波堤上突然将她推倒，三抓两扯地剥光了她的衣服，跟她做了一次短暂而疯狂的爱。她仰面躺在石头上，浑身都是伤痕，可是她真希望那个男子永远留下来，直到有一天在她的怀里为爱情死去为止。她没有看到他的脸，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可是她确信，根据他的体型和身高，她完全能够在千千万万的人中间将他认出来。从那时起，她对一切愿意听她讲的人说：“假如您凑巧遇上一个魁梧的男子，而他又是在某年十月十五日夜里十一点半在防波堤上了一个可怜的过路女人的话，就请您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

这话简直成了她的口头弹。她把事情告诉了那么多的人，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反应，最后她绝望了。阿里萨本人也听她絮叨过多次，就象听到一艘夜间启航的轮船告别声一般。钟敲凌晨两点，他们每人都喝了三杯白兰地。他似乎真的明白了自己不是她所等待的男子。对此，他并不感到难过。

“好哇，母狮！”他临走时对她说，“我们总算克制住了，算我这只老虎跟你无缘。”

那天晚上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之前，关于费尔米纳患肺结核病的可怕传言使他夜不成眠，他莫名其妙地认为，费尔米纳已经无药可救，肯定会走在丈夫的前头。可是，当他看见她从电影场出口处磕磕绊绊地走出时，他很自然地把事情的理解加深了一步，突然领悟到，先走的可能是他，而不是她。这是个预兆，是最可怕的预兆，因为这种预兆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后面给他留下的是耐心等待的岁月，幸运的、希望的岁月。可是，在地平线上依稀可辨的，唯有充满想象中的病灾的茫茫大海，失眠后清早一滴一滴地排尿和每日黄昏时的死亡。他想，过去曾经与他海誓山盟的情人，如今开始图谋与他作对了。曾几何时，他因怕遇不测，战战兢地去赴一次冒险的幽会，可是，他没有想到，那儿门没有上栓，铰练刚刚上过油，显然，这是给他提供方便，使他悄没声地进去。但是，在最后一刻他又后悔了，担心给一个素味生平的殷勤女子造成死在床上的无可弥补的损害，因而，他思念那个他从上个世纪等起，一直不发一声失望的叹息地等到本世纪的那个女人，便是合情合理的了。她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女人，可是，说不定那个女人在来不及伸出胳膊扶着他穿过一个个圆形的坟包和长满在风中摇曳的虞美人花的草地，并帮他平安地到达另一个世界之前，她自己就已经溘然长逝了。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观点，阿里萨已步入了老年行列。他已满五十六周岁。他认为，这五十六年是他的黄金时代，因为那是个充满爱情诗篇的时代。可是，没有一个男人象他那样滑稽可笑，到了他那样的年龄又变得象个年轻人，不管事实如此，还是他自认为那样。不是所有男人都能不怕难为情地承认，他们还在为上一个世纪的一件难堪事而偷偷哭泣。对年轻人来说，那是一个不好的时代。不同年龄的人都有不同的穿着方式，可是老年人的穿着方式从少年时即开始，一直持续到进坟墓为止。这与其说是年龄的标志，倒不如说是社会尊严的象征。青年人的衣着如果跟他们的祖父母一样，并且早早戴上眼镜，那就更会受人尊敬。三十岁用手杖，那是司空见惯的事。对女人来说，只有两个年龄：一是结婚的年龄——不超过二十二岁；二是作老处女永远独身的年龄。另外的女人，结婚的，作母亲的，编剧的，当祖母的，是另一类型的女人，她们不按已逝的年月来计算自己的年龄，而是按离死还有多久来计算自己的年龄。

相反，阿里萨尽管明明知道自己从小就象个老头儿——这的确是个奇特现象——但他对种种衰老的迹象却采取了满不在乎的态度。开始，那是出于一种需要。特兰西托将她丈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长礼服拆洗后重新缝制好，让他穿着到学校去，一坐下就拖到了地上。头上给他戴的是父亲的官员礼帽，尽管在里边塞了一圈棉花，仍旧一直扣到了耳根。另外，他从五岁起就戴上了近视眼镜，和母亲一样头发是银白色的，又直又粗，和猪鬃差不多，他的面目没有一点个人特征。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连年内战，政府多次发生内讧和进行更迭，学校的要求逐渐地不象从前那般严格了。公立学校甚至已完全不讲究学生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尚未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走进课堂时身上还散发着街垒战的火药味，穿着不知在哪次战斗中机智勇敢得到的叛乱军官的制服，戴着他们的徽章，腰带上挂着明显与身分相符的武器。在游戏时，他们动不动就拔枪打架。要是老师在考卷上不给好分，他们就以枪威胁。拉萨耶学校的一个三年级学生、预备役军官上校，一枪就打死了宗教社团教长胡安·埃尔米塔修士，因为修士在教义问答课上说上帝是保守党正式党员。

同时，遭遇不幸的大户人家子女的穿着跟古时亲王一样，而一些十分贫穷的孩子则打着赤脚。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穿得千奇百怪的人们之中，阿里萨无疑算是最突出的人之一，可他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最使他难过的是，他在街上听到有人对他喊：“穷鬼，丑八怪，你什么都甭想得到。”不管怎么说，为了需要穿在身上的衣服，从那时起，对他的余生也好，对他神秘莫测和郁郁寡欢的性格脾气也好，都是适宜的。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第一次给了他重要职位时，他让别人按自己的身材给自己做了几件与父亲当年的衣服一个式样的服装。他象怀念一位老人一样，深切地怀念父亲，其实，他父亲象基督一样，在风华正茂的三十三岁时就死去了。就这样，由于穿着，阿里萨一直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因此，那位对一切都毫无顾忌、象匆匆过客一般作了他的情人的布里希达·苏列塔，从结识他的第一天起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她更喜欢他把衣服脱光，因为光着身子他就象年轻了三十岁。然而，他永远也不知道怎样弥补这一点。首先，他个人的喜好不允许他穿别的款式的衣服。其次，当时二十岁的人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打扮得更年轻些，除非再次从衣柜里取出他们的短裤和见习水手的帽子来。第三，他也不可能摆脱当时人们对老年人所持的观念。这样，当他看见费尔米纳在电影院趔趔趄趄地走向出口处时，几乎自然地想到了可恶的死神将无可挽回他在那场激烈的爱情战争中战胜他。这个念头闪电般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直到那时，他一直跟他的秃顶作顽强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伟大的，但完全是徒劳的。他从看见缠在梳子上的头几根头发起，他就意识到自己注定要终身吃苦。这种苦头是生就一头浓发的人所不能想象的。他顽强地抵抗了几年。凡是防止秃顶的方法他都用过，不管是用药物，还是求神弄鬼。为了保住头发，他甘愿作出任何牺牲。他把农历书上的条文背得滚瓜烂熟，因为他听人家说过，头发的生长与庄稼的收成周期有直接关系。他的头发都秃光时，他就不再去找他的老理发师了，而是换了一个刚从外地来的人。此人只在满月时理发。可是，新理发师刚刚表现出一些高明手艺，就被从安第列斯群岛前来追捕的几个警察戴上镣铐抓走了，人们发现他是个强奸幼女犯。

那个时期，阿里萨把在加勒比地区报纸上看到的全部有关治疗秃顶的广告都剪了下来。其中一个广告上登了同一个人的两张照片，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作了明显的比较。第一张，头发秃得一根不剩，跟香瓜似的。第二张是浓密的头发赛过狮子。第一张是在使用良药之前，第二张是在使用良药之后。六年中，他一共试用了一百多种药，这还没有把在药瓶商标上看到的辅助方法计算在内。然而，他唯一的收获是，其中一种药使他患了头部湿疹，又痒又臭，马蒂尼卡的假圣人们将其称为北方蜡螟，因为它在黑暗中发出一种磷光。最后，他使用了在公共市场上叫卖的所有印第安的草药和在“代笔先生门洞”出售的全部神奇的特效药以及东方汤剂，但是当他发现上当受骗时，他已经变得象个东方和尚了。一九〇〇年，“千日内战”把国家置于血泊中时，城里来了一个按尺寸大小用头发做假发的意大利人。假发价格昂贵，但意大利人的保险期只有三个月。即使如此，绝大多数有钱的秃顶者还是愿意前去一试。阿里萨是第一批愿意试验的人之一。他试戴了一个假发套，上面的假发跟他原来的头发十分相似，以致他担心心情的变化会使它竖起来。但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把死人的头发安在活人头上。他只是希望他的头发很快秃光，以便使他没有时间尝到头发变白的痛苦。

有一天，内河航运公司的码头上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忘乎所以的小伙子，看到他从办公室出来，热烈地拥抱了他，在码头工人的一片起哄声中，他摘掉了阿里萨的帽子，对着他的脑袋狠狠地来了一个响吻。

“秃得妙极了！”他喊道。

这天晚上，他请别人把他长在两鬓和后脑勺上的茸毛也都全都割掉。这样，他在四十八岁时便彻底接受了绝对秃头的命运。他甚至在每天早上洗澡以前，把下巴和头上长出毛茬的地方都涂满肥皂，将它们用剃刀刮了又刮，直到刮得跟小孩屁股一样光滑。那时，他即使在办公室里也戴着帽子，因为秃头给他以裸体的感觉，这在他看来是有失体面的。当他对秃头完全不再理会之后，他倒也把秃头看成是男性美德之一了。他早就听人们这么说过，可他总是把这当着秃头者们的纯粹幻想而加以蔑视。后来，他又适应了新的习惯，将右侧仅有的几根长发拢在头顶上，许久以来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戴着帽子，而且总是戴着让人看了难受的老头帽。即使在当地称为窄边帽的鞑靼帽时兴起来之后他也仍然如此。

相反，阿里萨失去牙齿却不是由于自然灾害，而是由于某个江湖牙科医生决定根治一次普通炎症的鲁莽行动。由于害怕脚踏牙钻，阿里萨尽管经常牙痛，也一直没有去着牙科大夫。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才不得不找大夫。他母亲听到他在隔壁房间痛得整夜呻吟，非常担心，她觉得那声音跟从前那些已经在她记忆中消失了的哼哼声完全相同。但是，当她让他张开嘴看看什么地方疼时，她发现他的牙床已经发炎，并且化了脓。

叔父莱昂十二让他去找弗朗希斯·阿多奈医生，他是个打着绑腿和穿着马裤的高个黑种人，他带着一个工头用的内装一整套牙科器械的褡裢，活动在内河轮船上。他是个牙科大夫，但更象沿岸村镇的可怕的旅行代办人，他只向阿里萨口腔内瞧了一眼，就判定阿里萨连剩下的几颗好牙齿都要全部拔光，以免今后引起新的麻烦。跟秃顶相反，这种野蛮的治疗方法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忧虑，他只是担心没有麻醉拔牙会大量出血，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装假牙的建议他也愉快地接受了。因为，第一，在回忆少年时代的事情时，他记起了一个集市上的魔术师，此人将两颔取下放到桌子上，让它们自己说话。第二，这可以使从小就折磨着他的病牙不再疼痛，那种痛苦的滋味跟爱情的痛苦没什么两样。他没有把拔掉牙齿看成同秃顶一样是对老年人形象的伤害。他相信，呼出的硫化胶的气味虽然又酸又辣，刺激鼻子，但露出矫形后的牙齿微微一笑，倒也给他的外貌增添不少光彩。因此，他顺从地接受了阿多奈大夫火红的牙钳给他带来的灾难，而且以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经受了拔牙恢复期的考验。

叔父莱昂十二亲自过问了手术细节，就象是要给他自己做手术似的。他对假牙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这是他在沿马格达莱纳河的一次航行中培养起来的，同时也来自于他对歌剧的酷爱。

一个皓月当空之夜，船抵达加马拉港，他跟一个德国土地测量员打赌说，他在船长的指挥台栏杆那儿唱“那不勒斯浪漫曲”，能把原始森林中的动物唤醒。他差点儿赌赢。船沿着河流航行，在苍茫的夜色中，可以感觉到沼泽地里鹭鸶拍击翅膀声，鳄鱼甩动尾巴声，炸鱼跳到陆地上的怪声，但是当他唱到最高的音符时，他担心歌声的高亢会使他这位歌唱家血管崩裂，于是最后呼了一口气。结果，假牙从嘴里飞了出来，沉没于水中。

为了给他装一副应急的假牙，轮船不得不在特涅里费港滞留三天。新假牙做得完美无缺。可是返航时，叔父莱昂十二试图给船长解释前一副假牙是怎么丢失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原始森林中闷热的空气，扯起嗓子高歌一曲，并把高音尽力拖长，想把连眼都不眨一下的、晒着太阳在那儿看着轮船通过的鳄鱼吓跑，然而那副新假牙也随之沉入流水之中。

从此，他在家中各个地方，写字台抽屉里，公司的三条船上，都放着他的假牙。另外，他在外面吃饭时，在衣兜里放一个盛咳嗽药片的小瓶，里面也放了一副假牙。这也可以理解，有一次在中午野餐时他吃烤肉把牙闹坏了。

担心侄子也会被弄得措手不及，叔父莱昂十二请阿多奈医生一次给他做两副假牙：一副是价格便宜的，平时在办公室用。另一副是星期天或节假日备用的，点上一点儿真金，一笑金灿灿的，好不神气。在人们手持鲜花走向街头的一个星期天，在节日钟声的喧嚣中，阿里萨终于笑容可掬地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人群中间，和从前完全判若两人了。

这事发生在母亲去世之后，阿里萨孤身一人住在家中，这样的环境为他沾花惹草提供了莫大的方便。家中那么多窗户，不免令人想到在薄薄的窗帘后面有许多眼睛在盯着他。临窗的那条街道却并不引人瞩目，行人寥寥无几。阿里萨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一了使费尔米纳幸福，而且也只有他才可能使她得到幸福。所以，阿里萨在他精力最旺盛的岁月，为了不玷污自家的声誉，宁愿失去许多良机，也拒绝同别的女人交往。

幸运的是，阿里萨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每爬上一级，就意味着得到某些新的特权，尤其是那些秘密的特权。对他来说，最有用的特权之一是，在门房的配合下，晚上、星期日或者是节假日，他可以充分利用办公室。当时他已登上公司第一副董事长的宝座。有一次，他正与一个星期日值班的姑娘在谈情说爱，这时，门突然开了，叔父莱昂十二伸进头来，象是走错了办公室。他透过眼镜看着惊慌失措的侄儿。“他妈的，”叔叔不紧不慢地说，“你跟你爸爸都是一路货！”在重新关门前，他目光茫然地说：

“那么，您，小姐，请继续吧。不用难过，我以我的名义向您发誓，我没有看见您的脸。”

后来，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可是办公室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使得阿里萨再也无法工作下去。星期一，电工们蜂拥而至，他们要在天花板上装一个叶形吊扇。锁匠们没有预先通知他就赶来了，他们象打仗似地乒乒乓乓干了一阵，在门上安了一个锁，可以在里边把门锁上。木匠们量了尺寸，但不说要干什么。装饰工拿走了印花窗帘式样，以便检查一下是否与墙的颜色相配。接下去一个星期，他们又从窗户里塞进一个狄俄尼索斯印花布的大双人沙发，因为从门里进不去。工人们突然袭击前来干活，看来那些不恭不敬的行为似乎是偶然的，可是谁要是提出抗议，他们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公司董事会的命令。”阿里萨不大明白，这些突然袭击，是出于叔父的好意，还在在干涉他越轨的恋爱，抑或是为了让他反省自己的恶行而采取的一种独特方式？他没有理解叔父的真正含意。

实际上叔父莱昂十二是鼓励他做个正派人，因为他听到了别人的闲言碎语，说他侄儿的习惯与众不同，有点古怪。这使他很痛心，因为这是他想把侄儿培养成自己的继承人的一个障碍。

与哥哥不同，莱昂十二曾过了持续六十年的稳定的夫妻生活，他星期日总是守在家里，并以此为荣。他膝下有四儿一女。可他的一生中却出现罕见的波折。这种波折在他同时代的小说里是司空见惯的，在现实生活中却令人难以置信。四个儿子随着职位的提升，一个接一个地故去。女儿对内河航运事业毫无兴趣，她宁愿眼睁睁地从五十公尺高的窗户上望着林德森一艘艘轮船毁掉。莱昂十二叔父倒霉到了这等地步，因为有人相信这种传说，认为，阿里萨其貌不扬，心意不善，又有那么多巧合的事凑在一起，他肯定予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

当叔父遵照医嘱违心地引退之后，阿里萨开始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星期日同某些姑娘的约会。他乘着在城里刚刚出现的公共汽车——这种汽车起动时曲柄的后坐力很大，居然把第一个司机的胳臂整个打掉了——到庄园去探望叔叔。他和叔叔一谈就是好几个钟头，老头子躺在用丝线绣着自己名字的吊床上，远离一切，背后就是茫茫大海。那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庄园，下午站到平台上可以看见白雪皑皑的山峰。阿里萨跟他叔父的谈话内容向来都是有关内河航运的事宜。在那漫长的下午仍然如此。此时，死神总是象一个看不见的客人似的站在他的身旁。叔父莱昂十二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内河航运公司落到与欧洲财团有联系的国内企业主手中。

“这从来就是一种互相保密、互相争夺的生意。”他说。

“如果航运公司被吃喝玩乐的公子少爷们掌握，他们转手就会把它送给德国人的。”

他的担心是与他经常挂在嘴上的政治信条相一致的，虽然他说得并不对路。

“我就要满一百岁了，我看到了一切变化，包括茫茫宇宙中星体位置的变化。但是，唯独没有看到这个国家有什么变化。”他说，“在这个国家里，一次一次地制定新宪法，一次一次地制定新法律。每三个月发生一次新战争，可我们仍然处在殖民时期。”

他的几个兄弟都是共济会会员，他们将一切祸福都归罪于联邦制的失败。对于这种见解，莱昂向来嗤之以鼻，说：

“‘千日之战’在二十年前，即一八七六年的战争中就失败了。”

阿里萨从不过问政治，叔父这些絮絮叨叨的老生常谈，在他听起来跟听大海的浪涛声一样，压根儿不放在心上。然而，在航运事业的政策上他却毫不含糊。跟叔叔的看法相反，他认为濒于破产边缘的内河航运事业的落后，只有用主动放弃蒸汽轮船的垄断特权的办法才能解决。这种垄断特权，是国会授予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为期九十九年零一天。

叔父不以为然地说：“这种胡说八道是跟我要好的那位莱昂娜老太婆从无政府主义者小说里搬到你脑瓜里来的。”

叔父莱昂十二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其实，阿里萨的观点是德国海军准将胡安·布·埃尔伯尔斯的经验之谈。此人用他无止境的个人野心糟蹋了自己出类拔萃的智慧。可叔父认为埃尔伯尔斯的失败并非由于他的特权，而是由于他同时作出了过多的许诺，签定了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协议，几乎象是把全国各地的责任都背在了自己的身上，河流通航、港口设施、地面联运道和运输工具等，他都包了下来。

“另外，”他说，“西蒙·玻利瓦尔总统的激烈反对也是举足轻重的。”

大部分股东认为，那种争执是夫妻官司——各有各的道理。他们认为，老头的固执是顺理成章的，这并非因为象人们平常随意说的那样，是由于老头上了年纪，不再象往昔那样深谋远虑，而是因为放弃垄断对他来说，就象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品统统扔进垃圾堆一样。那次战役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在英雄时代跟全世界的强大对手进行的。因此，当他紧紧地把权利抓在手中时，股东们谁都不敢试图攫取。在他合法地引退之前，谁也不敢对他说个‘不”字。可是，没想到阿里萨经过多次思索之后，一天下午在庄园里终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叔父莱昂十二却突然同意放弃百年的特权，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求给他留个面子，不要在他死前做这件事。

在事业方面这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生意上的事了，连向他求教都不行。他威风不减当年，头发依然油光锃亮，思维依然敏捷无比，但对那些可能对他表示同情的人，他千方百计避而不见。他坐在平台上的一把维也纳摇椅上，慢条斯理地摇晃着，每天遥望着山顶长年不化的积雪打发着日子。摇椅旁边的一张小桌子，女仆时刻为他备好煮热的黑咖啡和一杯盛着两副假牙的碳酸氢盐水。他平时不用假牙，只是在接待客人时才戴上。他很少会见朋友，即使有人来访，他也只谈内河航行开始以前很久的往事。然而，他还有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希望阿里萨成亲。他几次向他表示了这个愿望，而且用的是同样的话。

“我要是年轻五十岁的话，”他对他说，“我就和我的相好莱昂娜结婚。我觉得世上再没有比她更好的妻子了。”

阿里萨一想到他多年惨淡经营的事业，由于这个意外的条件，有可能在最后毁于一旦，就不免胆战心惊起来。他宁愿辞职，宁愿放弃一切，宁愿去死，也不愿做负心人，把费尔米纳忘掉。好在叔父莱昂十二没有坚持。满九十二周岁时，他便指定了侄儿为他的唯一继承人，最后退出了航运公司。

六个月以后，股东们一致同意任命阿里萨为航运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就职那天，引退的老莱昂先生喝了一杯香槟酒，然后请求大家原谅他坐在摇椅上讲话，他即席发表了一个象挽歌一样的简短演说。他说，依托上帝的旨意，他的生活是以两个意外的事件开始和结束的。第一件事是，当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在不幸的旅途中奄奄一息时，在图巴科镇曾将他抱在怀里。另一件事是，他扫除了命运给他设置的全部障碍，终于找到了一个与他企业相称的继承人。最后，他力图使这场戏富有真实性，结束说：

“我这一生唯一遗憾的是，为那么多人的葬礼唱过歌，但是，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葬礼唱过歌。”

当然，仪式结束时，他唱了《托斯卡》选段《永别了，生活》。他最喜欢清唱。没有伴奏，声音依然显得浑圆有力。阿里萨非常感动，他表示感谢时几乎没有让人感觉到他的颤抖的声音。在过去的生活中，他要做的都做了，要想的都想了，如今他已经到达了生活的顶峰，他要一如既往，靠着费尔米纳这一坚强的精神支柱，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不仅决心活下去，而且要有健康的体魄。

话虽这么说，可那天晚上，当卡西亚妮为他举行家庭欢庆会时，他想着的却不仅仅是费尔米纳，而是所有的情人。她们中间，有的已长眠在公墓，只是通过阿里萨栽在她们坟墓上面的玫瑰怀念着他，有的仍和丈夫同枕。她们的丈夫望着窗外的月光，心中也在思念别的女人。在身边没有一个女人的时候，他想同时和所有女人在一起。他一向不习惯一个人生活，没有女人使他感到孤单。所以，即使在他最艰难的年代，最倒霉的时刻，他都与多年的无数情人保持了某种哪怕是最疏远的关系，永远追逐着她们生活的足迹。

就这样，那在晚上他想起了罗萨尔瓦，这是他所有情人中最早的情人，也就是趾高气扬地夺走了他的童贞的那个女人。想起她，至今仍象第一天那样使他痛苦。只要一合上眼睛，就看见她穿着麦斯林薄纱衣服，戴着饰有飘带的帽子，在船舷上摇晃着盛孩子的笼子。在多年生活中，他曾几次准备去找她，虽然他不知道她住在哪儿，也不了解她姓什么，更不知道她是不是自己想追求的女人。但是，他确信能在某个地方的兰花丛中找到她。每次，都是由于在最后一刻有这样或那样的不便，或者由于不适时宜地改变初衷，在轮船即将启航的头几分钟，旅行又推迟了，原因都是与费尔米纳有点关联。

他想起纳萨雷特的遗孀。这是唯一亵渎彭塔纳斯大街上他母亲的家的女人，尽管不是他，而是特兰西托让她进去的。这个女人虽然不是情场老手，但她充满了温情，简直可以和费尔米纳相比，所以阿里萨对她比对所有其他女人都给予了更多的谅解。她那较之她的温情的力量更难驾驭的水性杨花的禀性，使他们两人注定都要成为不忠诚的人。由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几乎在三十年中他们始终没有忘掉对方。他们双方不忠诚，但不背信弃义。另外，她还是阿里萨唯一为之出头露面的女人。当得知她已经去世并将由慈善机构掩埋的消息时，他主动出钱替她安葬，并单独出席了葬礼。

他想起了他爱过的寡妇。首先是普鲁维登希娅·皮特雷，她是他至今还活在世上的最早的情人，因为她两次守寡，人称“双料寡妇”。之后，他又想起了另一个普鲁维登希娅，这是阿雷利亚诺的遗孀。这个多情的女人，常把他的衣服扣子扯下来，使他不得不在她家多呆一会儿，等她重新缝上。他也想起了何塞法，她是苏尼加的遗孀。她爱他爱得发狂，为了占有他，她差一点在他睡梦中用修剪树枝的大剪刀将他的睾丸剪掉。

他想起了安赫雷斯·阿尔法洛。他们的爱情虽说是昙花一现，但很深沉。她是应邀前来音乐学校讲授半年弦乐课的。在月光溶溶的夜晚，她便来到阿里萨的家中，在平台上用大提琴演奏最优美的组曲，跟他在一起过夜。

从第一个月夜起，他们就象初恋那样相爱，但是安赫雷斯·阿尔法洛的爱情象柳絮一样。不久，她带着大提琴，以女性的温柔和轻狂，登上一艘不明国籍的远洋轮，一去不复返。在平台上她唯一留下的是挥着白手绢告别的手势，那白手绢宛如地平线上的一只孤独、悲凄的鸽子，象赛诗会上诗句里描绘的那样。

阿里萨跟她学会了他无意中多次经历过的事情，这就是说，可以同时爱上几个人，而且是以同样痛苦的心情爱着她们所有的人，不背弃任何一个。当他孤单地置身于码头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时，他在内心怒不可遏地说：“心房比婊子旅店里的房间更多。”道别的痛苦使他热泪盈眶，但是轮船刚在天边消失，对费尔米纳的思念又占据了他全部的空间。

他想起了安德雷娜·瓦龙。上个星期他还从她家门前经过，但是她浴室窗户上透出的橘黄色灯光，提醒他不能过去，因为里面有人。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不知道。安德雷娜·瓦龙是个轻狂的女人，对这类事毫不在意。

在阿里萨的所有女人的名单中，她是唯一靠出卖肉体过日子的人，但她人身自由，没有老鸨管她。她在黄金时代宾客盈门，红极一时。人们给她送了个代号，称她为“大众的圣母”。她曾使省长和海军上将拜倒裙下，也曾目睹一些高级将领和文化名人伏在她肩上哭泣。在这些人中间，有的确实值得别人尊敬，有的则不尽然。有一件事倒是千真万确的，雷耶斯总统在对该城进行两次访问之间的匆匆半小时中，就指定给她一份终身养老金，以表彰她对财政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其实，她未曾在财政部受雇过一天。虽然她的不名誉行为众所周知，但谁也不敢拿出真凭实据将它公诸于世，因为她那些地位显赫的情人们象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着她。他们知道，丑闻一旦披露，损失更大的是他们，而不是她。阿里萨为她而改变了自己一向不付钱的原则，而她也为阿里萨破了例，原来她即使跟丈夫睡觉也绝不会免费的。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象征性地收费，每次一个比索，但她不亲手接钱，他也不把钱交到她手上，而是把钱放在一个小猪形状的储蓄罐里，攒够了就到“代笔先生门洞”那儿去买一些海外运来的小玩意儿。

在如此众多的冒险经历和奇遇之中，唯一使他尝到点苦涩滋味的是那位生性怪异的萨拉·诺丽埃佳。此人最后在“耶稣”精神病院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那儿，她不停地朗诵极度淫秽的暮年诗，以致不得不把她隔离，以免她把别的疯女人弄得疯上加疯。

阿里萨把同这个女人的缘分视作一种幸运。然而，当他全部负起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重任后，他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花问柳了。而且，他也知道，费尔米纳是不可代替的。渐渐地他也就只限于去看那些已经结交的女人。尽可能和她们交往，能得到多少欢乐算多少欢乐。在她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女人弄得疯上加疯。

圣灵降临节那个星期天，当乌尔比诺死去时，他就只剩下一个情妇了。这位情妇刚满十四岁，她所具备的一切是直到那时为止其他任何女人所未曾有过的，这使阿里萨重新陷入狂热之中。

她叫阿美利加·维库尼亚，两年前由故乡帕德雷海港来到这儿。来时她带着家信，请阿里萨做她的校外监护人。他们确有亲缘关系。她来此是享受政府奖学金，接受高等师范教育。

她带着行李和一只小铁皮衣箱，穿着白色短靴，扎着金黄色的辫子从船上走了下来。从这时起，阿里萨就强烈地预感到，今后的星期日，他们都将在一起。她还是个孩子，尖尖的牙齿，小腿象小学生那样还没有长毛。他立刻意识到，她将很快成为怎样的女人。

于是，在这整整的一年中，他经常和她厮混在一起。星期六，带她去看马戏；星期天，带她去逛公园，吃冰糕；黄昏时让她象儿童一般玩得欢天喜地。他从此赢得了她的信任和爱戴。在她的不知不觉中，逐渐地，他用善良的老祖父般的手，狡诈地牵着她走进自己秘密的屠宰场。对她来说，天堂的大门为她打开了，那是她求之不得的。含苞的花蕾瞬时绽开，她在幸福的边缘漂游。这对她的求学是一种切实的鼓励，为了不失去周末离校的机会，她一直保持着班上等一名的位置。对他来说，这是老年港湾中最隐蔽的角落。在经历这么多年成熟的爱情之后，跟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调情虽说有点牵强，但也不无变态的情趣。

他们一致商定：她表现得跟自己实际身分一样，一个愿意在对什么都不感到惊奇的令人尊敬的男子的引导下开创生活的女孩；而他呢，认真地表现得象他在生活中最怕的人物：年迈新郎。虽然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这女孩不仅在年龄、制服、发辫和母鹿似的步态，甚至连高傲任性的脾气，都跟费尔米纳一模一样，但他从未把她与费尔米纳等量齐观。还有，他那刻意追求的用另外的爱来代替费尔米纳的想法，也彻底从他的脑海中扫除了。他喜欢她的模样。就因为她的模样，他终于以老年人的一切痴心地狂热地爱着她。他加倍小心，使她不致受孕。在来往六、七次之后，对两个人来说，除了星期日下午在一起，就再也没有别的欢乐了。

他是唯一可以把她从寄宿学校接出来的人，他常常乘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哈得逊牌小轿车去找她。在阴天，他有时取下车篷带着她沿海岸兜风。他戴着令人不快的帽子，她用两只手拉着校服上的海员帽不让风吹跑，笑得前仰后合。有人跟她说过，没有必要时，不要跟她的校外监护人在一起，不要吃任何他尝过的东西，也不要靠他呼气太近，因为老年病是会传染的。可她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们，他们完全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是亲戚，这是尽人皆知的。再说，他们的年龄相差甚远，这可以使他们避免任何猜疑。

圣灵降临节那个星期日下午四时丧钟敲响的时候，他们刚刚在一起。阿里萨不得不竭力压住内心的惊恐。在他年轻的时候，敲丧钟的仪式是包括在葬礼的价格之中的，只有一贫如洗的人得不到这种礼节。可是，在最近一次战争之后，处于两个世纪衔接阶段的保守党政府加强了它的殖民时期的习俗，讲排场的葬礼是如此昂贵，只有最富有的人才出得起这笔钱。

塔尔科勒·德·鲁纳大主教死的时候，全省的钟不停地整整敲了九天九夜，公众们是如此惊惧，结果他的继承人就从葬礼中将敲丧钟这一条取消，只有在死了显赫人物时才这样做。因而，当阿里萨在圣灵降临节那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听见教堂敲起丧钟时，他感到象是他那已逝的青年时期的一个幽灵又来到了他的身边。但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这么多年他一直焦急等待的丧钟——从看到费尔米纳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听完大弥撒出来的那个星期天起。

“他妈的！”他在昏暗中咕哝道，“大教堂敲丧钟，该是哪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死了。”

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终于醒来了。

“可能是为圣灵降临节敲钟吧。”她说。

阿里萨对敲钟的事儿不是内行，对教堂里的事务更是门外汉。自从跟一个教了他电报学的德国人一块在唱诗班拉小提琴以来，他再没去听过弥散。关于这个德国人的去向，他一直没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这事他知道，的确，市里死了人，要举行葬礼。一个加勒比难民使团那天上午到过他家，告诉他，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那天清早在他的照相室去世。阿里萨不是他的挚友，但是其他许多加勒比难民的好友，这一些人一直请他去参加他们的公众活动，尤其是葬礼。但他敢断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敲的，因为他是一个非教徒，顽固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何况又是自杀的。

“不！”他说，“这样的丧钟只能是为省长以上的人物敲的。”

阳光从没有关严的百叶窗里射进来，在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嫩白的身躯上映成一道道虎皮的斑纹。她年轻轻的，想不到死亡的事。他们吃过午饭后，在叶式吊扇下面躺着迷迷糊糊地睡午觉。吊扇的嗡嗡声掩盖不住在晒得滚烫的锌板屋顶上行走的兀鹰噼啪作响的脚步声。阿里萨爱她象在他漫长的生命中所有邂逅相遇的女人一样。但对这个姑娘的爱却带有更多的焦虑，因为他相信，她在高等学校毕业时，他已经长眠于地下了。

这间房子象一个船舱，木板条墙壁跟轮船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涂过油漆。但是，下午四点钟时，它比船舱更加闷热烤火，热气透过金属屋顶反照进来，床上的吊扇也无济于事。那不是正式的寝室，而是专为阿里萨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办公室后面盖的一个陆地船舱，唯一的目的就是给年事已高的阿里萨提供一个理想的爱巢。平日，码头工人吵吵嚷嚷，河流港口的吊车吱吱嘎嘎作响，港内轮船的汽笛声震耳欲聋，那儿很难睡觉。然而，对这个女孩来说，在这里过星期天可真是象上天堂了。

圣灵降临节那天，他们俩本来想一起呆到晚祷前五分钟，因为那时她就得会寄宿学校了，但丧钟忽然使阿里萨想起他已答应前去参加的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的葬礼，于是他比惯常更快地穿好衣服。象往常一样，在自己穿衣服之前，他给女孩编独辫，然后把她抱上桌子，给她系她自己总是系不好的鞋带。他恭恭敬敬地帮她，她也允许他帮她，就象是一种义务。从最初几天接触起，他们便都忘记了他们年龄的差异，互相充满信赖，仿佛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一生中互相隐瞒了那么多事情，以致现在已没有什么好互相诉说的了。

那天是个假日，办公室关着。门里边也黑洞洞的。沉寂的码头上只停着一艘船，锅炉还熄了火。天气闷热，预示着要下雨，这是今年的头几场雨。但是天空是清澈的，港口上洋溢着星期日的宁静，似乎置身在风和日丽的月份里。从这里到周围比在船舱的荫凉处更加使人感到闷热，丧钟的鸣响更令人悲怆，虽然至今尚不知为谁而鸣。阿里萨和女孩来到了满处堆放硝石的院子里，那里昔日曾经是西班牙人贩卖黑奴的港口，至今还留着磅秤及奴隶交易所用的锈蚀了的铁器。汽车在仓库的荫凉处等着他们，他们落坐之后，才把伏在方向盘上睡着了的司机叫醒。汽车在密密的铁丝网圈着的仓库后调了个头，穿过了幽灵湾老市场的空地。空地上，几个几乎赤裸着身子的人在玩球。随后，汽车在一片飞扬的热尘中驶离了内河港口。阿里萨认为丧钟不可能是为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马尔而敲，但它又不停地鸣响使他产生了疑问。他把手搭在司机肩上，凑近他的耳朵，喊着问他是在为谁敲钟。

“那个医生，就是留山羊胡子的那家伙！”司机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阿里萨不用想就明白了司机说的是谁。但是，当司机跟他讲了医生是怎么死去的，他的幻想立刻消失了，因为那不象是真的，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死更象他的为人，而没有一种死比这样的死与他心目中的那个人更不相称了。尽管看来似乎荒唐，但死者确实是他：本城年纪最大、医术最高明的医生。他不仅是优秀的医生，而且由于许多其它功绩还是本城名人之一。他今年八十一岁，为了去捉鹦鹉从芒果树干上摔下来，跌断脊梁骨而身亡。

自从费尔米纳结婚时起，阿里萨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听到这一消息。但是，这个时刻真的来到时，他却并没有感到喜悦和激动——那种千百次在不眠之夜所预见的胜利的喜悦和激动——而是内心被一种恐怖撕裂着：他异常清醒地想到，如果他自己死了，丧钟也会这样敲的。

汽车在石头街道上颠簸着前进，坐在阿里萨旁边的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被他苍白的脸色吓呆了，她问他出了什么事。阿里萨用冰凉的手拉住了她的手。

“唉，我的孩子！”他叹了口气，”为了跟你讲这些事情，我真愿意再活五十岁。”

他忘记了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的葬礼。车子停在寄宿学校大门口，他匆忙将女孩放下，答应下礼拜六再来接她，然后便命令司机开往乌尔比诺医生家中去。他看到临近的街道上停着许许多多的汽车和出租车，房子对面站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拉西德斯·奥利贝利亚医生的客人们在欢庆会进行到高潮时得到这一不幸消息，如今纷纷赶到。整个家中都挤满了人，要动一动实在不容易。但是阿里萨终于打开一条通道，来到了一层楼的寝室。他路起脚尖，从堵在门口的人头上望过去。看见乌尔比诺躺在床上，脸上的神情就象他第一次听人讲起就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他时那样，他象是在死亡的羞辱之中挣扎过来的。木匠刚刚量过棺材的尺寸。费尔米纳坐在他旁边，穿着为参加午宴而穿的老新娘的服装，神情茫然，默无一言。

阿里萨从完全献身于这一无畏的爱情事业的青年时代起，就连那一时刻的最微小的细节都预计到了。为了她，他有了名，得了利，并不过多地去注意是用什么方式得的。

为了她，他细心周密保护着自己的身体及外貌，这在同时代的其他男子汉看来真是太没有男子气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象他一刻也不气馁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乌尔比诺医生的死，终于使事情变得对他有利，使他得到了足够的勇气，在费尔米纳孀居的第一天晚上就向她重申他忠贞不渝永远爱她的誓言。

他明白，那是一个轻率的行动，缺乏起码的方式与时间观念。他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马上行动。他曾设想过，甚至多次设想过。用一种不那么莽撞的方式做这件事，但命运之神却不容他有另外的选择。他从那个筹办丧事的家中走出来时，心情是痛苦的，因为他使她处于跟自己同样激动的状态。但是没有力量能阻止他这样做，他觉得那个残酷之夜，早就记录在两个人的命运之中了。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中，他没有睡过一个整夜的觉。他反复地绝望地问自己，失去了丈夫，费尔米纳此刻会在哪儿，她在想什么，丈夫把可怕的负担放在她的肩上，她将怎样打发今后的日子。

他患了一次严重的便秘，肚皮胀得鼓似的，他不得不使用缓解剂，当然，这不会比灌肠剂舒服。老病和新病比起来，阿里萨更能忍受老病，因为从年轻时代起他就了解它们，可现在老病一齐向他袭来了。星期三那天，在一周没上班之后，他重新在办公室露面。卡西亚妮看到他如此苍白和邋遢，不禁吃了一惊。但是他劝她不必担心，说那是因为他又象往常那样失眠了。为了不吐露真情，他不得不又一次咬紧牙关，他心中淤积着多年的痛楚。

大雨没有给他提供一丝阳光的空隙让他思考。在恍惚中又过了一个星期，思绪茫然，集中不到任何事上面，吃饭不香，睡得更糟，一心希望寻觅能向他指明得救之路的标记。但是，从星期五开始，他无缘无故地心情豁然开朗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征兆，表明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他一生所作的努力都是无用的，无须再继续下去，事情已经到头了。然而，星期一，他回到彭塔纳斯大街家中，看到有封信漂在门厅前的水洼里。他立即认出了湿信封上那刚劲有力的字体，生活中如此多的变化也未能改变那种笔迹。他甚至以为嗅到了夜间凋谢的桅子花的香味，因为心灵从最初的一刻起就告诉他了一切，那就是半个世纪来他一直不安地在期待着的信。

第六章

（一）

费尔米纳不能想象，她那封在气得发昏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信，居然被阿里萨认做一封情书。她在那封信里发泄了全部的激怒，情绪激烈，语带讥讽，令人难以忍受，何况还是不公正的。然而，在她看来，跟她受的伤害和侮辱相比，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她两个星期忍辱负重的最后一个行动，以便使自己安宁下来，适应新的环境。她想再次成为原来的费尔米纳，收回半个世纪奴仆般的生活中自己不得不让出的一切。这种奴仆般的生活无疑使她幸福，但是丈夫一死，连一点印迹都没给她留下。她象是在别人家里游荡的幽灵，那房子瞬间变得宽大而凄凉，她在里边百无聊赖地到处徘徊，不断痛苦地自问，谁是真正的亡魂：是死了的丈夫还是她这个未亡人。

丈夫把她一个人孤单地留在昏暗的茫茫大海里，她无法抑制内心里对他的怨恨。他的一切都使她伤心落泪：枕头下的睡衣，象病人穿的平底拖鞋，对他站在镜子前脱衣服的形象——常常在她准备上床时——的回忆，以及他的皮肤的气味——这味道在他死后很长时间还顽固地留在她身上。不管做什么事，她都会边做边停，拍拍额头，因为突然想起了有什么事没有告诉他。时刻都有许多只有他才能回答的问题钻进她的脑子里。有一次他告诉了她一件她困惑不解的事：截了肢的人，能感觉到他们失去的腿上的疼痛和痉挛。如今她也有这类感觉了，她已失去了丈夫，但她感到他仍在身边。

孀居的第一个早晨，她在床上还没睁眼就翻了个身，想找个更舒服的姿势继续再睡，正是这时，她才觉得他死了。只有此时她才意识到他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夜。在餐桌上，她倒不是因为少了一个人感到孤单，而是由于她莫名其妙地相信，她在和一个已不存在的人一块用餐。她等女儿奥费利亚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们从新奥尔良回家后再重新坐在桌子前吃饭，但不是通常的那张桌子，而是一张她让人临时摆在廊里的较小的桌子。她一直没有正正经经地做顿饭。饥饿时，随便走进厨房，把勺子伸进锅里，随便吃一点什么，也不使用盘子，而是一边吃，一边站在小炉子跟前和女仆们说话。她们是她唯一喜欢和更合得来的人。

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已故丈夫的形象总萦绕在她的脑海里，不管她在哪儿，也不管她做什么事情，都会使她回忆起他来。虽然在她看来，痛苦是理所当然的，但她也想尽量不沉溺于痛苦之中。她下了狠心将一切触发她回忆起已故丈夫的东西，都从家中清除干净，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下，这是她想出的唯一能使自己依旧在这家里住下去的方法。

这是一次彻底的大清除。儿子同意将书房的书籍全部拿走，好让她把书房改为缝纫室——她从结婚以后一直没有这样的房间。女儿则同意拿走一些家具和许多她认为很适于在新奥尔良古董行拍卖的东西，这一切使费尔米纳感到宽慰。但她后来知道旅行结婚时所买的东西已成为古董商的文物，又觉得很不是滋味。她不顾佣人们沉默的惊讶，也不管左邻右舍或在那几天中来陪她的朋友们的困惑不解，让人在房后的空地上点起一堆火，把能使她回忆起丈夫的东西一古脑儿烧掉：其中有从上一个世纪以来本城最昂贵最考究的衣服，最精致的皮鞋，比像片更酷似他本人的帽子，死前最后一次从上面起身的摇椅，以及无数与他的生活紧紧相连并已成为他本人组成部分的物件。她毫不犹豫地做了这件事，这不仅仅为了卫生，并且也坚信丈夫如果在天有灵也会同意她这么做，因为他曾好几次向她表示，死后愿意火化，而不愿被装进针得严密合缝的黑洞洞的雪松木棺材。当然，他所信的宗教不允许这么做。他曾大着胆子试探过大主教的意思，探索一下可能性，但是大主教给了他一个断然否定的答案：这是彻头彻尾的幻想，教会不允许在公墓中设置焚尸炉，哪怕专供异教徒使用也不行。除了乌尔比诺医生想得出来建造这样的焚尸炉外，别人谁也想不到。费尔米纳没有忘记丈夫的那种恐惧，即使在最初几个钟头的懵懵懂懂中，她也没有忘记吩咐木匠在棺材上留一道缝透亮，以此作为对丈夫的安慰。

无论如何，那都只是些徒劳无益的行动。费尔米纳很快就发现，对亡夫的记忆是如此牢固，没有随着日子的流逝而有所削弱。更糟糕的是，衣服焚毁后，她不但仍旧十分怀念她所爱的丈夫的许多东西，尤为烦心的是她仿佛时刻都听到丈夫起身时发出的那种响声。这些回忆使她摆脱了忧伤。她超脱一切，下决心在回忆已故丈夫中继续生活下去，就当他没有死一样。她知道，每天早上醒来时仍然不是味儿，但是会逐渐好起来的。

果然，过了三周，她开始看见最初的几道光线了。可是，随着光线的增加和越来越明亮，她渐渐意识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邪恶的幽灵，使她一刻也不得安宁。那个幽灵，已经不是那个当年在“福音”公园偷偷窥视她的令人怜悯的幽灵——使她在步入老年后还经常温情地回忆着的幽灵，而是那个穿着折磨人的长礼服，把帽子压在胸前的令人深恶痛绝的幽灵，他的愚蠢的冒失行为弄得她为此惶惶不安，以致她实在无法不想他。自从她十八岁拒婚以后，她始终相信，播在他身上的仇恨的种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生根发芽。她时刻都感觉到这种仇恨，当那幽灵在附近的时候，她感到仇恨随之在空中飘荡。只要一看见他，她就心慌意乱，六神无主。那天晚上，她丈夫的遗体旁的鲜花还散发着幽香，她认为他那粗鄙的言行只不过是第一步，天晓得这后面隐藏着多少阴险的复仇企图。

他顽固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越想越恨自己。葬礼的第二天，一觉醒来她想起他时，使劲皱了皱眉头，做了个坚定的动作，终于把他从脑海里驱赶了出去。可是，赶走的愤怒旋即恢复，她很快就明白了，越想忘掉他，就越会记得他。于是，她终于为旧情所战胜，鼓起勇气，开始回忆那个未能实现的爱情的梦幻般的时光。她尽力回想当时的小公园、折断的扁桃树和他坐在上面向她求爱的长靠背椅是什么样子，似乎这一切都失去了本来面貌。一切都变了，树被砍走，黄叶铺成的地毯也已不见。在被斩首的英雄塑像处，人们重新树起了另一个人的塑像，他身着华丽制服，无名无姓，没有日期，也没有对塑像的说明。塑像下有一个很有气派的墩座，里边安装着本地段的电力控制装置。——多年以前她家的房子就已经被卖掉，在省政府手里毁坏得七零八落。

想象出当时阿里萨的样子，对她并非易事，但要认出雨中那个无依无靠、沉默寡言的小伙子跟站在她面前的这个陈腐的虚弱多病的老头儿是一个人就更不容易。这个人完全不顾她的处境，对她的痛苦没有起码的尊重，而是用一种烈火般的侮辱来煎熬她的灵魂，这就逼得她说不出话，透不过气来。

她在弗洛雷斯·德马利亚庄园呆了一段时间，忘却了林奇小姐给她带来的倒霉时刻后回家不久，伊尔德布兰达表姐来看她了。表姐眼下又老又胖，但显得幸福快活，由大儿子陪着。这儿子跟他父亲一样，曾当过陆军上校，可是由于他屠杀大沼泽地圣·胡安香蕉园工人的不体面举动，受到父亲的斥责。表姐妹两人相见过多次，每次时光都在回想他们相识的日子中慢慢过去。在最后一次来访时，伊尔德布兰达比任何时候都更怀念昔日，流年似水，自己也已上了年纪，不禁百感交集。

为了回忆往事，她带了一张她们装扮古代贵夫人的照片，那是比利时摄影师在年轻的乌尔比诺看中任性的费尔米纳的那个下午给她们拍摄的。费尔米纳自己的那张已经丢失，伊尔德布兰达这张也已消褪得几乎看不清楚，但是透过那张模模糊糊的照片，尚能辨认出她们当年年轻、漂亮的风姿，可惜这一切都已经过去，永远不会再来了。

要想使伊尔德布兰达不谈起阿里萨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一直将他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回想起自从她拍出第一封电报后，再也无法从心中把他那个注定被恋人遗忘的忧伤而瘦小的形象忘掉。费尔米纳曾和他见过许多次面，但没跟他说过话，她不能想象他就是自己第一次爱过的那一个人。关于他的消息统统都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就家本城所有那些多少有点名气的人物的消息迟早都会传到她耳朵里一样。人们说他从未结婚，因为他跟别人的习惯不一样，可这也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原因是对传言她向来不理会，还因为许多男子的这类事常常被传得失去了原有的面貌。相反，她感到奇怪的是阿里萨仍坚持穿他那古怪的服装，用他的奇特的洗涤剂。此外，在他以如此引人注目和体面的方式开辟了一条生活之路之后，仍旧使人感到神秘和费解。她不能相信他就是原来的那位阿里萨。当伊尔德布兰达叹息“可怜的人儿，他受了多少苦哟”时，总是感到惊讶。因为好久以来她看到他时，已经没有痛楚的感情，他的影子已从她心中消失了。

然而，她从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回来后有一天晚上看电影碰到了他，她的心中油然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感情。他跟一个黑种女人在一起，她毫不在意。可她惊讶的是，他居然保养有方，举止潇洒。她没想到，由于林奇小姐突然闯进了她的私生活，发生变化的居然是自己，而不是他。从此时起，二十多年中，她用更同情的眼光继续观察着他。为丈夫守灵的那天晚上，她不仅认为他去那儿可以理解，而且甚至认为那表明他对她的怨恨已经烟消云散：那是一个原谅与忘却往事的行动。所以，当他戏剧性地向她重申在她看来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爱情时，她大为惊奇。她认为到了她和阿里萨这种年纪，除了凑合着活下去之外，已不能有其它渴望了。

在象征性地为丈夫举行了火葬仪式后，第一次冲击给她带来的巨大愤怒不但丝毫没有消除，而且还在继续增加，甚至当她感到无力控制的时候，这怒气还朝各个方向扩散开来。更在甚者，她努力减弱对亡夫的回忆，但腾出的记忆空间却逐步以一种无情的方式被隐藏着对阿里萨的记忆的虞美人草坪所占据。就这样，她总是被迫地想着他，越想他就越气，越气就越想他，她觉得实在无法忍受，简直要发疯了。于是，她坐到了亡夫的写字台前，给阿里萨激动地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的信，她在信中把他大骂了一通，并且无情地向他挑战，有意识地做了这件她漫长的一生中最不名誉的事情之后，她才感到了宽慰。

对阿里萨来说，那三个星期也是极度痛苦的。在向费尔米纳重申爱情的那天晚上，他沿着当天下午被洪水冲坏的街道，漫无目标地游荡，不时惊恐地自问，他刚刚把那只抵挡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围困的老虎杀死，现在该拿这张老虎皮怎么办？由于洪水的凶猛冲击，城市处于紧张状态。在一些房子里，半裸着身子的男男女女想从洪水中随便携出点什么东西来。阿里萨觉得大众的那场灾难与自己息息相关。但是，空气是平静的，加勒比天空的星星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突然，在无比的沉寂中，阿里萨听出了许多年以前他和卡西亚妮在同一时间、同一街角听到的那个男声唱：

“我从桥头回来，满脸沾满泪水。”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只歌那天晚上与死亡有点关系，但只是对阿里萨来说是如此。

他从来没有象当年那样如此思念特兰西托，他想起了她的聪明的话语和用纸花打扮起来的愚弄人的美女的发式。每当他处于灾难的边缘时，他都需要一个女人的庇护，这对他是无法避免的。因而，他去了师范学校，去寻求可以得到的女人。

他看见在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寝室的一长溜窗户上有灯光。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没有象老祖父一样疯狂地在凌晨两点钟，把那个睡得正香的象他孙女般的女孩从散发着她的鼻息的摇篮里带走。

在城市的另一端，卡西亚妮独身一人，自由自在，不管在凌晨两点、三点，还是在任何时候，她都愿意给予他所需要的同情。在她失眠的折磨中去敲她的门，这对他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但是他懂得，她太聪明，他们又爱得太深，只要他在她怀中哭泣，就只好向她道出悲伤的真实原因。在荒凉的城市中，他象夜游神似的走着，考虑了许久，最后还是觉得去找“双料寡妇”普鲁维登西亚·皮特雷比找任何别的女人更合适。她比他小十岁。他们在上一个世纪就已相识。他们一度没有来往，只是因为她不愿让他看见她现时那副样子：半失眠，老态龙钟。

一想到她，阿里萨立刻往回走到彭塔纳斯大街，在一个卖东西的拎包里装了两瓶欧波尔图葡萄酒、一瓶泡菜，然后再去看她，实际上他连她是不是在原来的家里，是不是一个人独处，或者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

普鲁维登西亚·皮特雷还没有忘记他们的暗号，听到他用指甲抓门她就明白是他来了。开始用这个暗号时他们自以为还年轻，但实际并非如此。她问都没问就给他开门。街上漆黑，他穿着黑呢料衣服，戴着硬帽，蝙蝠式雨伞挂在臂上，几乎让人看不到。她眼神不好，光线又阴暗，自然看不清楚他是谁。但是，她借着金属眼镜架闪出的灯笼般的光亮，立刻认出了他。看上去他象个双手还沾满鲜血的杀人凶手。

“请收留一下我这个可怜的孤儿吧！”他说。

为了找个话题，这是他说的唯一的话。他很吃惊，从上一次见面以来，她竟老了这么多，同时他意识到，她也会同样这么看他。但是，他随即又想，过上一会儿，当两个人都从久别重逢的最初惊愕中恢复过来以后，又会慢慢发觉对方身上少了些生活的伤痕，重新觉得都还是象四十年前刚认识时那般年轻。这么一想，他也就得到了安慰。

“你好象参加了葬礼。”她说。

确实如此。她也象全市的人那样，从十一点钟起就呆在窗前，观看着自德鲁纳大主教死后所见到的最大、最豪华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地通过。那震撼大地的炮声，乱哄哄的军乐声，以及盖过从头一天起就敲个不停的所有大教堂混杂在一起的钟声的葬歌声，将她从午睡中吵醒。她从阳台上看见了穿着仪仗队制服并骑着马的军人，宗教社团，学校队伍，当局人士乘坐的长长的拉下窗幔的黑色旅游车，戴着帽檐插着羽毛的头盔、披着金马披的马拖着的马车，用一尊历史性的炮架拖着的盖着旗帜的黄色棺材和排列在最后的一溜老式敞篷马车，它们载着花圈，显得十分活跃。午后不久，这支送葬队伍刚从普鲁维登西亚·皮特雷的阳台前过去，大雨便倾盆而下，人们惊逃四散。

“真是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死法了！”她说。

“死可没有荒唐的含义。”他说，然后又伤感地补充道，“在我们这种年纪更是如此。”

他们坐在平台上面对广阔的大海，看着月亮，月亮四周的光环几乎占据了半个天空，看着远处航船上五颜六色的灯火闪烁不止。他们一边享受着暴风雨后吹来的暖和而带香气的轻风，一边喝着欧波尔图葡萄酒，吃着泡菜和普鲁维登西亚·皮特雷从一个大面包上切下来的面包片。她无儿无女，三十五岁守寡，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类似的夜晚。阿里萨见到她的时候，正是她可以接待任何愿意陪她的男人的时候，哪怕是按小时把男人租来。但他们两人建立起了一种看上去比实际更严肃、更持久的关系。

虽然她从来没有暗示过，但是如果他愿意的话，她早就会和他举行第二次婚礼了，哪怕是等于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她知道要顺从他的吝啬，适应他未老先衰的萎颓，他的古怪的秉性，他的想得到一切而一毛不拔的欲望，是不容易的。可是，话也说回来，没有比他更乐意让女人陪伴的男子了，因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男人如此需要爱。可是，世界上也没有比他更油滑的男人了。因此，她对他的爱每次都适可而止，以不干预他自由地去爱费尔米纳的决心为界线。尽管如此，他们的关系，即使在他收拾了一切，使普鲁维登西亚·皮特雷重新与一个来此做三个月生意和旅行的商业代理人结婚后，仍旧保持了许多年。她跟这个商人生有一女四子，可据她发誓说，其中一个是阿里萨的。

他们只顾交谈，不管时间，因为两人年轻时就习惯了共同分担他们的失眠。如今上了年纪，失眠对他们就更无所谓。虽然阿里萨几乎从不超过两杯，可今夜他已喝过三杯还没有缓过气来。他大汗淋漓，“双料寡妇”劝他脱掉外衣、坎肩和长裤，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全部脱去，怕什么，归根结底，他们赤身裸体比穿着衣服更能相互了解。他说，要是她脱他也脱，可她不愿意。许久以前，她照过一次大衣柜镜子，突然明白，她已没有勇气让他或任何人看到自己的裸体了。

阿里萨很兴奋，喝了四杯欧波尔图葡萄酒还没平静下来。他继续谈着过去，谈着对过去的美好回忆，许多年以来这是他唯一的话题，他渴望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条途径，来发泄自己郁积在心头的烦闷，使自己轻松下来。这是他们需要的，他要把一切都讲出来。当他看到天边最初的几道亮光时，便试图以平静的方式跟“双料寡妇”亲近。他似乎偶然地问她：“你现在成了寡妇，又上了年纪，如果有人提出跟你结婚，你将怎么办？”她笑得脸上起了皱纹，反过来问他道：

“你指的是乌尔比诺的寡妇吧？”

阿里萨总是忘记，他最不应该不知道女人们对问题的隐秘比对问题本身想得更多，普鲁维登西亚·波特雷尤甚。他被她一针见血的叫人胆寒的话弄得慌了手脚，赶快否认道：“我说的是你。”她又笑了：“骗你的婊子娘去吧！愿她在地下安息。”她逼他把一吐为快的事说出来。因为她知道，不管是他，还是别的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在多年久别之后，仅仅为了喝欧波尔图葡萄酒和吃泡菜加面包而在凌晨三点钟叫醒她的。她说：“这事只有一个人极端痛苦时才做得出。”阿里萨败下阵来。

“这次你可错了。”他说，“今晚我来的目的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唱歌。”

“那我们就唱吧！”她说。

于是，他开始以动听的声音唱起当时的流行歌曲：“拉蒙娜，没有你，我可怎么活。”这一夜就到此结束了。这女人向他表明了她是多么神机妙算，他没敢跟她玩那种禁止的游戏。他走了出去，仿佛到了另一座城市。那里开着六月里最后一株变种大丽花，显得十分稀奇。新修的街道还笼罩在夜幕里，去赶五点早弥撒的寡妇们一个接一个地赶过去。那时，为了避开相遇，是他，而不是她们，不得不走到另一条人行道上去，以免她们看到他止不住的眼泪。这些眼泪不是象他认为的那样，自半夜一直忍着的眼泪，而是从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起就强咽着的眼泪。

他已经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醒来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只看到对面有个耀眼的大窗户。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和女佣们在花园里玩球的声音使他回到现实中来。原来他是在母亲的床上，母亲的卧室原封未动地保存着，他常常在那儿睡觉，在孤独折磨得他坐立不安的时候，这样可以减少一点寂寞，当然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床对面是堂·桑乔客店的那面大镜子，只要一看见它，也就等于看见了映在里面的费尔米纳。他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因为只有这一天，司机才从寄宿学校把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接回家的。他明白了，他不知不觉地睡了一觉，并且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睡不着，费尔米纳在满面怒容地注视着他。他一面洗澡，一面想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不慌不忙地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洒了香水，粘好尖尖的白胡子。一走出卧室，他就从二层楼的走廊上看到了那个穿制服的漂亮姑娘，她正在跳起来接球，那迷人的神态有多少个星期六曾使他激动得发抖，可这天早上却没使他在感情上有丝毫波动，他让她跟他一块走。他带她到了美洲冷饮店，那儿挤满了带着孩子在天花板的大吊扇下吃冰激凌的父母们。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要了一个几层不同颜色的冰激凌，放在一只大玻璃杯中。这是她最喜欢的冰激凌，也是店里最畅销的，因为它能散发一种神奇的烟雾。阿里萨一边喝黑咖啡，一边看着她。她在用一把很长的小勺吃冰激凌，吃得很干净，连底都没有剩下。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突然对她说：

“我要结婚了。”

她捏着勺子，带着疑惑的神情，看着他的眼睛，马上镇静下来，笑了笑。

“骗人，”她说，“老头子不会结婚的。”

那个下午，他们在公园一块看了木偶戏，在防波堤的炸鱼摊上吃了午饭，看了刚到本城的一个马戏团的笼子里的猛兽。在城门那儿买了带到学校去的各种各样的甜食。在城里他们乘敞篷汽车转了几圈，这是为了让她逐渐习惯这样的概念：他现在是她的监护人，而不是她的情夫。尔后，在一阵不停的倾盆大雨中，在敲晚祷钟时他把她准时送到了寄宿学校。星期天，他没有露面，但给她派了汽车，以便她和女友一起出游。从前一个星期开始，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两人年龄的差距。那天晚上他决心给费尔米纳写封请求谅解的信，哪怕口气硬一些也可以。实际上这封信他第二天才写。星期一，正好在他受了三周的煎熬之后，他被大雨浇得象个落汤鸡似的走进家门，一眼就看到了她的来信。

那是晚上八点。两个女佣都已躺下，她们点着走廊里唯一的一盏“长明灯”，以便让阿里萨照着亮走进寝室。他知道，他的简单乏味的晚餐已经摆在饭厅的桌子上。但是，多少天以来，他一直没什么胃口，常常胡乱吃点东西作罢。由于看到信，仅有的一点饿意也因为心情激动而消失了。他的手哆嗦着，费了好大劲才点看了寝室的灯。他把泡湿了的信放在床上，点着了床头柜上的小灯。然后，象惯常那样，竭力装得没事似的，使自己平静下来，脱下湿透了的外套，挂到椅背上，又脱下坎肩叠好放在外套上。接着，他解下黑丝带和当今已不流行的赛璐珞衣领，把衬衣扣也解到齐腰处，松开了腰带，使呼吸畅通。最后，他摘下帽子放到窗户旁去吹干。他突然一惊，身体颤抖了一下，他想不起把信放在何处了。他紧张万分，找到时反而吃了一惊，因为他已不记得将信放到床上去了。打开信以前，他先用手绢把信封擦干，注意不让他的名字被黑水湮开。在拆信的同时，他意识到，已经有第三者知情了，因为乌尔比诺的遗孀在丈夫刚刚死了三个星期就匆忙地写信给她的社交范围以外的人，没有通过邮寄，也没有让别人亲自交到收信人手上，而是神秘地象写匿名便条一样从门缝里塞进去。不管送信的人是谁，对这样的事儿都会注意的。信封上的浆糊已被水浸湿，不用拆就开了，但里面还是干的，密密麻麻地写了三页，没有抬头，签名是她婚后所用名字的头几个字母。

他倚在床上，飞速地把信看了一遍，使他惊奇的与其说是信的内容，毋宁说是信的语气，还没看到第二页，他已知道那正是他等着的挨骂的信。他将信展开，放在床头柜的台灯下，然后脱下湿漉漉的鞋子和袜子，关上大灯，最后带上岩羚羊皮护须罩，未解衣就躺下来，枕在用来当靠背的两个大枕头上，他继续读着信。他把信重新看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不漏过任何一个字，接着他又看了四遍，直至看得麻木不仁，不知道信上说了什么为止。最后他将信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仰面躺下来，双手交叉枕在脑后。四个小时以内，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曾照过的镜子，大气不出，象死人一样。午夜十二点整，他到厨房去煮了一壶浓得跟石油原油似的咖啡，拿到寝室，将假牙放进硼酸水里，这硼酸水时刻都放在床头柜上。他又象一块大理石一般躺下来，隔一会儿变换一下姿势，喝一口咖啡，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女佣送来满满一壶咖啡为止。

这时候，阿里萨已心中有数，知道该怎样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了。事实上，他读了那些谴责他的话并不感到难过，也无意去把那些不公道的非难辨个水落石出。他了解费尔米纳的性格和问题的关键，要避免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他唯一感兴趣的是这封信本身给了他机会，并且承认他有权作答复。说得更明确些，是她要他答复。这样，生活现在就处于他想把她带去的地方，其余的一切就取决于他了，而他确信，他那半个多世纪的地狱生活还会给他以极其严重的考验，他准备带着更大的热情、更大的痛苦。更深沉的爱情去面对这些考验，因为这将是最后的考验。

接到费尔米纳的回信后五天，他来到办公室时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周围出现了一种不常见的现象，没有打字机的响声，而寂静比噼噼啪啪雨点般的打字声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那是暂时的停顿，当那爆豆般的声音重新开始响起来时，阿里萨不由自主地推开卡西亚妮的办公室的门。他看见她坐在自己的打字机前，那打字机象个活人似的听从她指尖的使唤，她发觉有人在窥视她，以她那奇特而可怕的微笑向门口瞥了一眼，但她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把那段文字打完。

“请告诉我一件事，我亲爱的母狮，”阿里萨问，“要是你收到一封极不礼貌的情书，你将作何感想？”

她平日对什么都不在乎，可听了这话，脸上却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天哪！”她惊呼道，“你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既然如此，她也就难以作出回答。其实，在这之前，阿里萨没有考虑过这件事，于是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冒险到底。在职员善意的嘲笑中，他将办公室的一架打字机搬到了家里。“老鹦鹉学不会说话。”职员说。卡西亚妮对任何新鲜事儿都爱凑热闹，自告奋勇教他打字。

但是，从洛塔里奥·特玛古特想按乐谱教他拉小提琴时起，他就反对全面系统的学习方法。当时洛塔里奥曾吓唬他说，至少要学一年。能进职业乐队演奏至少得五年。要出人头地，每天起码练六小时。然而，他让母亲给他买了一把盲人小提琴，依照洛塔里奥给他指出的五项基本规则，练了不到一年，竟然敢在教堂合唱队表演，也能在穷人公墓那里给费尔米纳演奏小夜曲，让清风传授给她。如果在二十岁能学会拉小提琴，那还有什么事能难倒他呢。他不懂为什么到了七十六岁就不能学会只用一个指头即可操纵打字机呢！

他想得果然有理。他花了三天的时间来记熟键盘上字母的位置，又花了六天时间学会一面想一面打字，又用三天的时间在撕坏了半令纸后打出了第一封准确无误的信。在信的开头他放了庄严的称呼：夫人，而自己的签名则用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象在年轻时洒了香水的信一样。他将信邮寄出去，信封上有哀悼的花饰，这是给新寡的女人写信必须遵守的规矩。信封上没有写寄信人的姓名。

这封信写了六页，它和过去的任何一封信都不一样，无论是语调、文风还是修辞，都和初恋时的情书迥然不同。他的论述是如此合情合理，如此有分寸。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他写得最恰如其分的商业函件。如果在数年之后，用打字机打私人信件几乎被认为是一种侮辱，然而在当时，打字机还是办公室里一种没有自己伦理道德的“动物”，在家庭里广泛使用它尚未载入都市的史册。用打字机书写更象是一种大胆的改革行动，费尔米纳大概就是这么理解的，因为在她收到阿里萨四十多封信后给他写的第二封信中，一开头就首先请求他原谅她的字体难以辨认，因为她没有比钢笔更先进的书写工具。

阿里萨在信中根本没有提起她寄给他的那封问罪的信，而是从一开始就想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开导她，对过去的恋情丝毫不涉及。总之，过去的事只字不提，一切从头开始。更确切地说，那是根据自己对男女之间关系的观点和经验以及关于人生的广泛思索得出的结论。他曾经想把这些内容写出来作为《情书大全》一书的补充。只是此时，他把这种思考遮掩在一种长者的风度之后，有如老人的回忆录，以便不叫人明显地看出那份爱情文献的实质。他先按旧模式起草了许多底稿，为了不费时费力加以修改，他把它们干脆付诸一炬。他知道，任何常规的疏忽，些微的怀念之情，都可能搅起她心中对往事的痛苦回忆。虽然他预料她在鼓起勇气撕开第一封信之前会把一百封信退给他，可他还是希望退信的事情一次也不要发生。因此，他象筹划一次决战那样，反复斟酌信中的每一个措辞。一切都需与从前的信不同，以便在一个经历了大半生的女人身上激起新的好奇、新的希望和新的兴趣。这封信应该是一种丧失理智的幻想，能给予她渴望得到的勇气，把一个阶级的偏见扔进垃圾堆里。这个阶级不是她出身的阶级，但最后变得比任何其他阶级更象她出身的阶级。这封信应该教会她把爱情想成美好的事情，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且爱情本身就应该有始有终。

他清楚地意识到不能指望立即得到答复，只要信不被退回他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封信没有退回来，以后的信也没有退回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焦急。时间越长，越是不见退信，他就越希望得到回信。他写信的多少，开始取决于他打字的熟练程度。最初每周一封，后来每周二封，最后是每日一封了。他对邮电事业从开创时代至今所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由于这种进步，他可以天天去邮局给同一个人发信，不必担心被人发现，也不必为找人送信冒风险。派一个职员去买够一个月用的邮票，然后将信塞进老城的任何一个信箱中，这是件很容易的事。很快他就把那一习惯纳入他的生活常规了：他利用夜间失眠的时间写信，第二天去办公室时在街角的信箱前让司机停车一分钟，亲自下车去投寄。他从不让司机代他做这件事。一个雨天的早晨，司机想代他投寄，被他婉言拒绝。有时他加倍小心地不是带一封信，而是同时带上数封信出门，以便显得自然些。司机不知情，其实其它的信都是阿里萨寄给自己的一张张白纸。只有作为监护人，每月末给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父母寄上一封信，谈谈对女孩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以及学习成绩的印象。除此之外，他从未与任何人有私人通信关系。

从第一个月起，他就开始编号，每封信开头都象报纸上的连载文章那样，对前一封作个小结，生怕费尔米纳不懂信件的连贯性。此外，每日写一封信时，他还将带哀悼标记的信封换成了白色长信封，从而赋予这些信件以一般商业信函的格式。从一开始他就耐心地准备接受一次更大的考验，至少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使他能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白白浪费时间之前，他是绝不会罢休的。他死心塌地地等待着，不象年轻时候那样怨恨和消沉，而是以一个混凝土般的老人的固执在等待着。他在内河航运公司没有别的事可想，也没有别的事可干，等待费尔米纳的信就是一切。他确信自己能活下去，而且能活得很好，不管是明天、后天或者更晚，费尔米纳最终会相信，她那孤苦伶仃的寡妇的生活，只有他才能解救，那时他依然会很好地保持着自己的男子气概。

与此同时，阿里萨仍旧过着正常的生活。他预料会得到一个满意的回答，因此又第二次着手修缮房子，以便房子真的能和未来的女主人相称。他按照自己的许诺，又去看了几次普鲁维登西亚·皮特雷，以向她表明，尽管年龄不饶人，他还是爱她。这几次，有的是在夜间百无聊赖的时候去的，有的是在大白天她的大门开着的时候去的。他照常从安德雷娜·瓦龙的门前走过，有一夜他发现她浴室的灯关着，他又走了进去。

唯一的妨碍是他与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关系。他再次向司机重申了他的命令，让他每星期六上午十时到寄宿学校去接她，但他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他头一次没有去，她对这一变化感到十分不悦。他将她委托给女佣，让她们带她去看下午的电影，听儿童公园的露天音乐会，参加慈善摸彩，或者安排她和女同学去玩，以避开把她带到办公室的那座隐蔽的天堂去。从第一次带她去那儿之后，她就老想再去。他从未发现，女人可以在三天之内成熟。从他去帕德雷港湾的帆船上迎接她的时候起，至今已过了整整三年。不管他怎么想使这一变化进展得缓慢一些，对她来说仍是残忍的，而且她不懂得这个变化的原因。那天在冷饮店他告诉她，他要结婚，道出了真情，她当时惶惶不安，但过后她又觉得此话实在荒唐，不可能，于是一会儿她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她很快就发现，他的表现象是真的，而且对她支吾搪塞，不加解释，好象他不是比她大六十岁，而是比她小六十岁。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阿里萨看见她在他的寝室里试着打字。她打得不错，她在学校里有这门课。她已经打了多半页纸，在某个段落有几句话显然反映了她的精神状态。阿里萨躬下身去，趴到她肩膀上看看她到底在打什么。他那男子的热气，断断续续的呼吸以及衣服上的香气，顿时使她惶惑起来。她已经不是那个刚到的小孩子了。那时，他给她脱衣服，象哄婴儿似的哄着：喂，小鞋脱下来给小熊穿！真乖，把小衬衣脱下来给小狗穿！听话，把小花衬裤脱下来给小白兔穿！好了，在爸爸脸上轻轻吻一下。可现在不是了。不！现在她已是个地地道道喜欢采取主动的女人了。

他仍在思念费尔米纳。六个月过去了，什么音信也没有。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天亮，他坠落到另一种失眠的荒野。他想，费尔米纳看到那淡雅的信封肯定会把信打开，也一定会看到和当年其它信上一样的她所熟悉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实际上，她原封不动地把它们扔进了烧垃圾的火堆里。以后的信，她一看信封就做了同样处理，连拆都不拆。总之，不管他绞尽脑汁写出多少信，在她手里都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女人，能抗住一切好奇心，半年中间，每天收到一封信，居然连用什么颜色的墨水写的都不想知道。要说有这样一个女人的话，那只能是她。

阿里萨感到，老年的光阴不是水平的激流，而是无底的地下蓄水池，记忆力就从那里排走了。他的智慧将慢慢地耗尽。在拉·曼加别墅转悠了几天之后，他才明白，年轻时的那一套，难以敲开被丧事封死了的大门。一天早上，他在电话簿上找一个电话号码，偶然看到了她的电话。他拨了电话，电话铃响了许多次，最后他听出了她的声音，严肃而微弱：“喂！哪一位？”他没说话，把电话挂了，但是那无限遥远的抓不住的声音却刺疼了他的心。

那几天，卡西亚妮庆祝自己的生日，把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请到了家里。阿里萨心不在焉，把鸡汤撒在身上，她将餐巾在水杯中蘸湿，给他擦干净衣领，然后给他戴上一个围嘴，免得他再闹出什么事来。他真象个老娃娃。在用餐时，她发现他好几次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泪水。喝咖啡时，他端着杯子就睡着了，她想轻轻地把杯子接过来，可是他羞愧地惊醒说：“我只是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卡西亚妮夜里躺下时吃惊地想，他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乌尔比诺医生逝世一周年时，家属发出请柬，邀请亲朋好友出席纪念弥撒，地点在大教堂。迄今阿里萨已经寄出了一百三十二封信，然而没有收到她的只言片语。这促使他决定去参加纪念弥撒，即使自己并不在被邀请之列。这是一次奢华而不那么感人的社交活动。头几排是空的，那是一些永久保留的世代相传的座位，靠背上的铜牌刻着主人的名字。阿里萨是最初到达的客人之一，目的是想在费尔米纳必经之路上占个位子。他想，最佳位置应是中殿，就是在那些永久保留位子的后面。可是，那里的人很多，找不到空位子，他不得不坐到穷亲戚们的大厅里去。从那儿他看见费尔米纳由儿子搀扶着走进来，没戴首饰，身穿一件黑天鹅绒的长衫，一大排纽扣从脖子一直到脚尖，象主教的长袍。她肩上搭一块卡斯蒂亚饰边窄披肩，不象其他寡妇那样戴着挂面纱的帽子，就连许多巴望守寡的女人也是戴那种挂面纱的帽子的。未被遮掩的脸上闪着白白的光彩，披针形的眼睛在中殿巨大的枝形吊灯下显示出特有的活力。她挺直腰板走看，如此高傲，如此自信，看上去年纪和她儿子一般大。阿里萨站立着，指尖扶在长椅靠背上，一直到昏厥的感觉过去，因为他觉得，他与她不是仅仅隔开七步之远的距离，而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费尔米纳几乎一直站在大祭坛前面的家属位置上，象看歌剧一样，风度不凡地出席弥撒仪式。最后，她却打破了历来的礼拜仪式规矩，没有按当时习惯站在那儿接受人们的再次哀悼，而是自己走过去向每个来宾表示谢意，这是与她的为人十分一致的革新举动。她向大家逐一问候，最后轮到了穷亲戚们。她环视周围，看看有没有需要她打招呼的熟人。阿里萨此时感到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将他从中心推了出来，果然，她看见了他。费尔米纳以其社交老手的潇洒风度，丝毫没有犹豫地离开了她的陪伴者，向他伸过手去，露出温柔的微笑对他说：

“您来了，谢谢！”

原来，她不仅收到了那些信，而且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了。她从中发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道理，从而考虑要继续好好活下去。收到第一封信时，她正和女儿在桌子上吃早餐。她看见是用打字机打的，便好奇地打开了信，一看到签名的第一个字母，她脸上马上泛起红晕，感到热辣辣的。她马上随机应变，将信放到围裙的口袋里，说：“是政府的悼唁信。”女儿感到奇怪：“可悼唁信全都到了呀！”她泰然自若的说：“这是另一封。”她想事后烧掉，免得女儿再问，可她抵不住看上一眼的诱惑。她等待的是对自己那封辱骂信的应有的反驳。其实，在那封信寄出的同时，她自己已感到忐忑不安。可是，从信中庄重的称呼和第一段的意思，她就清楚了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点什么变化。结果，她的好奇心变得如此强烈，以致将自己关进寝室，在烧掉之前安安静静地读一下。她一连看了三遍。

那是对人生、爱情、老年和死亡的思考。这些思想曾经多次象夜间的小鸟似的在她头上扑扇着翅膀掠过，但是当她想抓住它们时，它们却四散飞走，只留下一片羽毛。这些创见就摆在面前，如此清晰，如此简单明了，就象她自己也曾乐意说出来的那样。她又一次感到难过，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不能和他一块探讨，就象每天睡觉以前评说当天的某些事情那样。就这样，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阿里萨，他有着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这与其年轻时狂热的信件和整个一生的可怜遭遇是不相符的。他的话别出心裁，如跟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眼中那种受圣灵启示的男子一样。这么一想，她又象第一次收到他的信时那样害怕起来。但不管怎么说，最使她安心的是，她确信那封信并非重复守灵的那天晚上的粗鲁话语，而是一种打算勾销过去的十分高尚的行为。

以后的信终于使她平静下来。但她在怀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阅读之后，还是把它付之一炬，尽管在烧掉后她逐渐感到一种无法消除的内疚。就这样，当她开始收到编号的信时，她找到了自己所希望的不将信毁掉的道德上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她最初的意图并非是把信留给自己，而是等待机会将信还给阿里萨。她认为，对人类那么有用的东西不该丢失。糟糕的是，随着时日的流逝，她还是一封接一封地收到他的信件，平均三、四天就收到一封。她不愿使自己难堪，也不愿写一封信解释——她的矜持不允许她这样做，可她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把信还给他。

第一年守寡对她来说就足够了。对丈夫的纯洁回忆不再妨碍她的日常活动，不再妨碍她考虑隐私，也不再妨碍她有某些实实在在的想法，而是变成了一种指导和照料她的思想指南。

有时，在她确实需要他的地方，她会看到他，不象是一个幽灵，而象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她相信他就在那里，还活着，但没有了男子的怪病，没有家长式的指手画脚的苛求，也没有总是要求她以他爱她的方式爱他：不分场合的亲吻，日日夜夜的叙情。确信这一点，使她受到鼓舞。因为这样她就比他活着的时候对他理解得更深，理解他渴望她的爱的心情，理解他迫不及待地要在她身上找到他社交生活支柱的愿望。实际上，他的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一天，她大失所望，曾这样对他喊道：“你没有看到我是多么不幸吗？”他以他特有的动作摘下眼镜，既不愠怒，也不恐慌，只是用那孩子般天真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她，只用一句话就让她知道了他那惊人的智慧的全部分量：“你要永远记住，一对恩爱夫妻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定的关系。”从守寡最初感到寂寞时开始，她理解了，那句话并不象她当时所想的那样隐藏着卑劣的威胁，而是给他们两人提供了充满幸福的时刻的基础。

在多次环球旅行中，费尔米纳看中什么就买什么。她买东西常常出于一时冲动，可丈夫也乐得找出恰当的理由来满足她。这些东西不论在罗马、巴黎、伦敦的玻璃橱窗里，还是在那摩天大楼已开始日益增多，查尔斯顿舞曲震天响的纽约市的玻璃橱窗里，都是美丽有用的。因而，每次到家她都带回五、六个大立柜，立柜上挂着耀眼的金属领，四角包着铜皮，就象神话故事中的棺材一样。她成了世界上最新奇迹的主人，然而这些东西平时锁着并不值钱，只有被她社交范围内的某人看中的一瞬间，才显示出它们的珍贵。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为炫耀而置，哪怕让别人看到一次。她在自己开始衰老前很久，就意识到自己在公共场所里的高傲和虚荣心，人们常常听到她在家中这么说：“这么多破烂，真得好好处理一下，否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乌尔比诺大夫嘲笑她这种想法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知道，如果腾出空来，很快又会被新添置的东西占据。但是她仍坚持，因为的确没有立锥之地了，何况没有任何一件东西是实用的，如挂着的衬衣、揉成一堆压在厨房柜子里的欧式冬大衣，都是长期没用过的。于是，有一天早晨起床时，她感到精神很好，就开始翻箱倒柜，掏空了衣箱，最后拆除了阁楼，对那一堆堆过时的衣服来了一次大扫荡，还有那些根本没有机会戴的时髦的帽子，欧洲艺术家按女皇加冕时穿的式样来设计的鞋子，也都—一作了处理。其实这种鞋子，在这儿是受到高贵小姐们鄙视的，因为它跟黑种女人在市场上买来的在家中穿的便鞋是一样的。整个上午，家里平台都处于紧急状态，一阵阵刺鼻的樟脑球味简直令人难以呼吸。最后她看到那么多扔在地上的丝绸、织锦和金银丝带以及黄狐狸尾巴都要扔进火堆，也不免感到可惜。

“世上还有许多人没饭吃，”她说，“把这些东西烧掉真是罪过啊！”

于是焚烧推迟了，而且是无限期地推迟了，东西只不过换了个地方，从特许的位置换到用老马厩改成的剩余物资仓库。同时，腾出来的地方，正如乌尔比诺医生所说，开始又满满地放上了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只要放在衣柜里一小会儿后便永远放在里面了，最后则被投入火堆。她说：“应该想出个办法处理那些没有一点用处但又弃之可惜的东西。”正是这样，各种东西以使她自己都惧怕的贪婪，抢占着家里的空间，而人则被挤到角落中去，直到费尔米纳将它们放到看不见的地方为止。她并不象自己认为的那样有条有理，而是用一种特殊的绝招，将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在一起。乌尔比诺逝世那天，人们不得不腾出半间书房，把东西堆在宿舍里，以便有个地方守灵。

死神从这个家中经过，使问题得到了最后解决。烧掉丈夫的衣服，费尔米纳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安，而且她以同样的勇气继续每隔一段时间就点起一堆大火，把一切都扔进去，不管新的还是旧的，也不考虑富人的妒忌和将要饿死的穷人的报复。最后，她让人把芒果树连根刨出，半点儿不幸的痕迹也不留下，并将活着的鹦鹉赠给新建的市博物馆。只有那时，她才感到能舒畅地呼吸。她现在住在一个她一直梦想的家里，宽敞、舒适，一切都符合自己的心意。

女儿奥费利亚陪她三个月后回到新奥尔良去了。儿子带着孩子们星期天来家里吃午餐，其它时间有空才来。费尔米纳亲近的女友们，在她最忧伤的时刻过去后，开始来她家串门，在光秃秃的院子对面玩牌，烹调和品尝新菜，让她适应没有他也照样存在的贪婪世界的隐秘生活。来得最经常的女友之一是鲁克雷希娅，这是一个守旧的贵族，费尔米纳一直跟她很好。自乌尔比诺死后，她对费尔米纳更加亲近。被关节炎弄得身体僵硬和对自己放荡生活感到懊丧的鲁克雷希娅，不仅是她当时最好的伴侣，而且还时常向她询问有关本城正在酝酿的城建规划的有关问题。这使她感到自己还是有用的，而不是凭借丈夫的影子自己才受人敬重。然而，人们从来没有象此时那样把她与她丈夫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再象往常那样称呼她婚前的名字费尔米纳·达萨，而开始叫她乌尔比诺的遗孀了。

她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随着丈夫逝世一周年的临近，她觉得自己渐渐地进入一种舒服、清新、安静的环境之中——无可非议的风景优美的地方。当时她还不十分清楚，后来几年中也没有很好地意识到，阿里萨写在信中的见解，对她恢复精神的平静帮了多大的忙。正是这些与她的经历相符的见解，使得她理解了自己的一生，去平静地迎接老年面临的一切。纪念弥撒上的相遇是一次意外机会，阿里萨从此知道，由于他那些鼓励性的信，她也准备忘却过去。

（二）

两天以后，她收到了他一封与过去大不相同的信，是手书的，写在亚麻布纸上，信封背面寄信人的全名赫然可见。还是和最初几封信一样，是花体字。和从前一样热情奔放，但是只写了简单的一段，为她在教堂跟他打招呼表示谢意，尤其那招呼是不同于别人的。读过这封信，费尔米纳连续几天非常激动。下一个礼拜四，她便胸怀坦然地去问那个鲁克雷希娅，是否由于偶然的机会认识内河轮船的老板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鲁克雷希娅做了肯定的回答，说：“是个放荡的魔鬼。”她还重复了通常的说法，说他人很好，从来不找女人。他有一个秘密住处，将夜间在码头上追到的男孩子带到那儿去。费尔米纳从记事起就听到这样的传说，她不相信，也从不放在心上。可是当听到鲁克雷希娅如此确信无疑地重复这种说法的时候，她就急切地要把事情说清楚了。有一个时期，人们传说鲁克雷希娅也是个兴趣与众不同的人。费尔米纳告诉鲁克雷希娅，她从小就认识阿里萨，并说，她记得，他的母亲在彭塔纳斯大街开一个小百货店，在内战期间还收购旧衬衣和床单，拆了作为急救棉出售。最后，她满有把握地下结论说：“这是个正经人，处世十分谨慎。”她如此冲动，以致鲁克雷希娅收回了自己的说法：“归根结底，人家也这么说我。”费尔米纳没有兴趣去问自己，为什么对一个仅仅是自己生活中的影子的男人，如此热情地保护他。她继续想念着他，尤其是当邮差来过而没有把信带来的时候。

已经整整两个星期没有消息了，有一天，一个女佣惊恐地轻轻把她在午睡中叫醒：

“夫人，”女佣说，‘佛洛伦蒂诺先生来了。”

真的来了。费尔米纳的第一个反映是惶恐。她想，这不行，让他改日找个合适的时间来吧，她现在无法接待他，也没什么好谈的。但是她马上镇定下来，吩咐女仆把他带到客厅去，先送上咖啡，她收拾一下之后再去见他。阿里萨在下午三时烈火般的阳光下站在门口等着，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已准备好费尔米纳的婉言拒绝，这一信念倒也使他复归平静。可是传出来的口信使他大为震惊，走进大厅凉爽的荫影之中时，他几乎没时间想一想正在经历的奇迹，腹部立刻充满了疼痛难忍的气泡。他屏住呼吸坐了下来，脑海里又顽固地出现了第一封情书落上鸟粪的该死的回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昏暗之中，第一阵寒颤过去后，他决心接受此时的任何不幸，只要鸟粪别再落到他身上就行。

人人知道，虽然他患有先天性的便秘，多年来肚子还是有三、四次公开背叛了他，使他不得不屈服。只有在这些情况下，以及在其它万分紧迫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喜欢在开玩笑时说的一句话是真的：“我不信上帝，但我怕上帝。”他来不及怀疑：他想着随便祈祷一句想得起来的话，但怎么也找不出来。小时候，有个小孩曾教会他用石头打鸟时嘴里念叨的非常灵验的几句话：“打中，打中，要不打中，就砍你的脑壳，要你的命。”第一次带着一个新弹弓上山时，他试了试，鸟真的一下子被打中了。他模模糊糊地想，一件事应该与另一件事有些关系的，于是就以祈祷的热情重复这几句话，可没有取得同样的效果。肠子象一根螺旋轴似的绞动，迫使他从椅子上立起来，肚子的气泡越来越多，越来越疼，最后发出了抱怨声，弄得他出了一身冷汗。送咖啡的女仆被他那苍白得象死人一样的脸色吓坏了。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太热了。”她打开窗子，以为这样会合他的意，可下午太阳正巧射到他的脸上，他们不得不把窗户又关上。他心中清楚，连一分钟都忍不住啦。正在此时，费尔米纳在荫影中突然出现了，看到他这样，她也吓了一跳。

“您可以把外衣脱掉。”她说。

肚子绞得疼痛难忍，但他更感到痛苦的是她会听到他肚子里的叽哩咕嗜声。他强忍住了，说了个“不”字，并且走过去问何时再能见她。她站在那儿，迷惑不解地说：“您不已经在这儿了吗？”她请他跟她到院子里的花坛上去，那儿稍微凉快些。他以在她看来更似一种遗憾的叹息般的声调说：

“求求您，明天我来吧。”

她想起明天是星期四，是鲁克雷希娅定期串门的日子，然后她做出了不容他申辩的决定：“后天下午五时。”阿里萨对她表示了感谢，举着帽子作了一个匆忙道别的姿势，未喝一口咖啡就走了。她呆立在大厅中央，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汽车的响声开始在大厅的尽头消失。阿里萨坐在汽车后排的座位上，找了个可以减轻疼痛的姿势，闭上双眼，放松肌肉，痛痛快快地拉起肚子来。那正象重新起死回生一样。司机为他开车多年，对此毫不惊讶，但是到了家门口，司机在为他打开车门时却对他说：

“您得小心，弗洛伦蒂诺先生，这象是霍乱呀！”

然而，那是普普通通的事情。当星期五下午女仆领着阿里萨通过阴暗的大厅进入院内的花坛时，他感谢上帝的恩赐。他看见费尔米纳坐在一张两人小桌旁。她问他要什么茶，巧克力还是咖啡。阿里萨要了杯又烫又浓的咖啡。她吩咐女仆说：“我跟平常一样。”所谓跟平常一样，就是喝混杂起来的各种东方浓饮料，那是专为午睡后提神用的。她喝完茶时，他也喝完了咖啡。他们谈起了几件事，又几次把话题打断，这并非因为他们真的对这些新的话题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想避开另外一些不管他还是她都不敢触及的话题。两人都有点害怕，他们都不知道在那个还弥漫着公墓花香的宅院的棋盘格式的花坛上，在离开年轻时代已如此遥远之后，对面临的事情该怎么办。这是半个世纪后，两人首次那么面对面地坐在一起，长时间平静地互相观望着。他们都看出了其中奥妙：他们已成为两位半截身子入土的老人，除了对一个短暂的过去的回忆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过去已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已经消失的两个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有可能已经成了他们的孩子。她想，他最终会相信他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将会把他从他不合时宜的言行中解救出来。

为了避免不快的沉默或不愿涉及的话题，她问了一些很容易回答的有关内河航行的事务。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作为船主，只在多年以前乘船在内河航行过一次，而且那时他与公司尚无任何关系。她不知缘由，以为他会把事情一五一十全告诉她。她也不了解内河航运的情况。她丈夫对安第斯山地的空气很反感，找出各种理由，说什么高山对心脏有害呀，有得肺炎的危险呀，人们的狡诈呀，集权的不公正呀，等等。因此，他们跑遍了半个世界，但却不了解自己的国家。

目前，有一架容克式水上飞机，两名驾驶员，载着六名旅客和邮袋，象铝做的蚂蚱一样，在马格达莱纳河流域，从这个村镇飞到另一个村镇。阿里萨评论说：“就象个空中棺材。”她参加过首次气球旅行，一点都未受惊，但她几乎不敢相信，敢于冒那份险的居然是她。她说：“变得不一样。”她是想说，是她发生了变化，而不是旅行的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飞机的响声常常让她吃惊。她曾在解放者逝世百年时看见飞机低飞进行特技表演。其十一架黑得跟一只巨大的兀鹫似的，擦着拉·曼加地区的房顶飞过去，在邻近一棵树上碰下了一块翼翅，挂到了电线上。这样，费尔米纳还是没有感觉到飞机的存在。最近几年，她连去领略曼萨尼略港湾美景的兴趣都没有。在那儿，警卫艇把越来越多的渔船和游船赶走，让水上飞机停泊。因而，她这么老了，人家选她带一束玫瑰花去迎接高高兴兴飞来的夏尔·林德贝格时，她不理解，一个如此魁梧和英俊、头发如此金黄的男子，在这么个象皱白铁皮的，由两名机械师推着尾巴帮助起飞的器械里，怎么能升起来呀！这么一架小小的飞机竟能容得下八个人，她反来复去地琢磨，怎么也想不明白。相反，她倒听人说过，乘内河船旅行是件很惬意的事，因为它们不象海轮那么晃动，可有另外一些更严重的危险，象遇到沙滩轮船搁浅和强盗抢劫之类。

阿里萨告诉她，那都是过去的传奇故事。现在的轮船上，有舞厅，有象旅馆房间一般宽敞豪华的寝舱，寝舱里有卫生间和电风扇。最后一次内战以后，武装抢劫的事就再没有发生过。他还踌躇满志地对她说，这些进步可以说全都归功于他主张的航行自由，鼓励竞争。因为竞争打破了从前的独家经营，出现了三家航运公司。它们都很活跃，很繁荣。然而，航空事业的飞速发展构成了对整个内河航运事业的真正威胁。她试图安慰他，说，轮船永远会存在下去，因为飞机似乎是违背自然的，愿意钻进那玩意儿去的疯子毕竟不多。最后，阿里萨谈到了邮政的发展，不管是在运输还是在分发方面，他想引她谈起他的信，但是没有达到目的。

可是，不一会儿，机会来到了。他们谈话已离题很远。这时，女仆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交给费尔米纳一封刚刚由邮差送来的急信。这类快递邮政开创不久，跟电报使用同一个分类系统。她象往常那样，一时找不到看信的眼镜，阿里萨很平静。

“不必了吧，”他说，“信是我写的。”

这话不假，那封信是他头天写的，当时他为第一次见面的失败感到一种难以消除的羞愧，心情十分压抑。在信中，他要求她原谅他没有事先得到允许就去拜访的莽撞行为，并且表示不再去了。未经周祥考虑他就把信扔进了邮筒。当他清醒过来时，要取回信件为时已晚。然而，他觉得没有必要作那么多解释。只是请求费尔米纳别看信了。

“当然。”她说，“信归根到底是属于发信人的。不是吗？”

他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是的，”他说，“因而，当关系破裂时，首先退还的就是信。”

她没有留神他的用意，将信还给他说：“有信不读是件憾事，因为从前的信使我受益匪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说得那么自然，使他大为惊讶。他对她说：“您想象不到我现在是多么幸福！”但是她又换了个话题，整个下午他没能再提起那封信。

过了六点，家里的灯都亮起来了，他告辞回家。他感到很有信心，但不敢存非分之想，因为他没有忘记费尔米纳二十岁时的多变的性格和无法预料的反抗，他没有理由认为她已经改变了。因而，他壮起胆子，真诚而谦恭地问她，改日能否再来。得到的回答又出乎他的预料。

“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她说。“我几乎总是一个人。”

四天以后，星期二，他没有通知就到了费尔米纳家里。她没等仆人送上茶来，就跟他谈起了他那些信对她何等有用。他说，严格地说起来，那不是信，而是他很想写的一部书里的一个个情节。她也那么理解。因此，假设他不认为是一种轻蔑的话，她想把信还给他，以便把它们派更好的用场。她继续讲着那些信在她艰难的日子里给予她的巨大力量。她说得那么热忱，那么感激，也许还怀着深情，以致阿里萨敢于在迈出坚定的一步的基础上，又往前跃进了一大步。

“我们从前是以‘你’相称的。”他说。

“从前”是个忌讳的词儿。她觉得过去那个虚幻的天使又来到了身边，她想避开他，但他更加单刀直入地说：“我是说在我们从前的信里是这么称呼的。”她对此话感到不悦，不得不做出很大的努力使他不致察觉。但他察觉到了，他知道应该更加小心谨慎地试探着前进。虽然碰到的软钉子告诉他，她仍如年轻时一样难以接近，但她已学会用温和的表情来掩饰她暴烈的性格。

“我的意思是，”他说，“过去的信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

“世上的一切都变了。”她说。

“可我没变，”他说。“您呢？”

她的第二杯茶没有喝，用过去一样的毫不掩饰的眼神在责备他。

“我别无他求，”她说。“我都满七十二岁了。”

阿里萨受到沉重一击。他真想找一句话马上驳斥她。但是他年龄过大，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从未因为这样短暂的交谈而感到如此疲劳。他觉得心脏一阵阵地疼痛，而且每跳一下，动脉都发出金属般的响声。他感到老朽、悲伤和无用。他着急得想哭，以致无法说出话来。他们在充满预兆的沉默中喝完了第二杯茶。当她又开始讲话时，已经是要求女仆去拿信夹了。他差点儿没求她把那些信留下，因为他有复写的一份，但回头一想，留复写件会让人觉得不那么高尚。他们已没什么好说的了。告辞前，他建议在下一个星期二同一个时间再见面。费尔米纳心想是否应该答应他。

“我不知道老见面有什么意思。”

“我也没想过有什么意思。”他说。

于是，星期二下午五时他又去了，以后所有星期二都是如此，而且照例不通知，因为到了第二个月未，每个星期的见面已变成两个人的习惯了。去时，阿里萨总带上喝茶的英国点心、糖渍栗子、希腊橄榄以及在远洋轮上的美味咸肉、咸鱼。有一个星期二，他给她带去了她和伊尔德布兰达的照片。那是半个世纪以前比利时摄影师拍的照片，他是在“代笔先生门洞”一家明信片拍卖摊上以一角五分钱买下的。费尔米纳不明白照片怎样会落到那里去的。他也不能理解，只能说是一桩爱情的奇迹吧。一天早上，阿里萨在剪花园里的玫瑰时，禁不住想到下次去时要给费尔米纳带上一朵。由于给一个新寡女人送花，以花表意就成了难题。一朵红玫瑰花象征火热的激情，有可能对她的守丧是一种触犯。黄玫瑰花有时象征好运气，但通常情况下是表示妒嫉。有人跟他谈到过土耳其黑玫瑰，也许那是最合适的，可是他院子里没有。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冒险带一朵白玫瑰，他本人不象喜欢其它玫瑰花那样喜欢它，因为它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意思。最后一刻，为了避免费尔米纳多心说玫瑰刺有什么含意，他把刺全部掰掉了。

费尔米纳觉得白玫瑰花不是别有用心的礼物，就高兴地接受了。这从此丰富了他们星期二会面的内容。每当阿里萨手持白玫瑰花到来时，她已在茶几的中央准备好了盛上水的花瓶。有一个礼拜二，往花瓶里插玫瑰花时，他象是出于偶然地问道：

“在我们年轻时不是送玫瑰，而是送山茶花。”

“是的，”她说，“可用意不一样，这您知道。”

事情总是这样：他想前进，而她则封死道路。但这一次虽然她回答得恰如其分，阿里萨发现，他已击中目标，因为她不得不背过脸去，以便不让他看到她脸上的红晕：那是一片火辣辣的红晕，富有生命力的青年时代的红晕。他牵动了她的心，使她对自己不悦起来。阿里萨十分小心地把话题转向不那么有刺激性的问题，但他如此有礼貌，如此谦恭，使她知道自己已被识破，这更增加了她的愤怒。这个星期二，他们过得很不愉快。她几乎要求他别再来了。可一转念，到了他们这般年纪，还象未婚夫妻似的吵架未免荒唐可笑。因而，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下一个星期二，当阿里萨往花瓶里插玫瑰花时，她扪心自问，高兴地发现上星期的事情没给她留下哪怕是微小的怨意。

见面很快扩大到一种使人不舒服的地步，费尔米纳的儿女也参加过来了。她的儿子乌尔比诺·达萨大夫和妻子常常突然出现，而且留下来打牌。阿里萨本来不会玩牌，但是费尔米纳只用一个星期二就教会了他，于是两个人给乌尔比诺·达萨夫妇写了挑战式的邀请书，让他们下个星期二来玩牌。大家都感到玩得很愉快，很快就变得每次见面都在一块打牌，而且约定好了玩牌时每个人要出的东西。乌尔比诺·达萨及其妻子——她是一位杰出的点心师，每次都带来与上次不同的奇特的大蛋糕。阿里萨还是带在欧洲船只上弄到的新鲜食品。费尔米纳也绞尽脑汁，每个星期都拿出点儿出人意料的新玩意儿。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进行一次打牌比赛，不是赌钱，但是输者在下一次打牌时要做出点特别贡献。

大家对乌尔比诺·达萨大夫的印象是：举止拘谨，不管是高兴还是生气，都象是突然受惊，不适时的脸红使人担心他的脑子是否健全。但是毫无疑问，并且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阿里萨最关心的别人的议论是对的：他是一个正派人。他的妻子却相反，活跃，有一种平民百姓的机智，一切都做得适时而恰到好处，这使她的高雅更富有人情味。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玩牌对手了。跟他们在一起仿佛跟家人在一起一样，阿里萨对爱的无止境的需要得到了满足。

一个晚上，他们一块儿走出家门时，乌尔比诺·达萨大夫请他与他共进午餐：“明天中午十二点半整，在社会俱乐部。”社会俱乐部象美味的佳肴，但却配着有毒的酒。就是说，它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可它凭着种种理由可以决定一个人能否进去：私生子不能进入即是最重要的规定之一。叔父莱昂十二在这方面有过十分令人恼火的经历，阿里萨本人也曾受过侮辱。有一次，他应俱乐部一位创始股东的邀请去吃饭，坐下后又被赶了出来。阿里萨在这位股东的内河航行生意中曾帮过大忙，这位股东也不得不带他到另一个地方去吃饭。

“我们制定规章的人更该履行这些规章。”他对他说。

虽然如此，阿里萨还是决定跟乌尔比诺·达萨大夫去冒冒险。不料竟受到了特殊的对待，尽管没要求他在贵宾留言簿上签名，也十分光彩。就只有他们二人共进午餐，而且时间很短，规格也较低。阿里萨从头天下午起就对这次会面忧心忡忡，如今随着一杯开胃的欧波尔图葡萄酒下肚，一切都消失了。乌尔比诺·达萨大夫想跟他谈谈他的母亲。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阵之后，阿里萨发现，她跟儿子讲到过他。更让人吃惊的是：费尔米纳为了他，还跟儿子撒了谎。她对儿子说他们从小就是朋友，自打她从大沼泽地圣·胡安市来了以后就一块儿玩耍，是他最早教给她读书识字，因而她多年来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她还告诉儿子，每当她从学校出来，常常跟他的母亲特兰西托一呆好几个小时，在百货店里干刺绣活儿，特兰西托是位著名的绣花能手。她此后没有继续跟阿里萨交往，并非出于她的意愿，而是由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乌尔比诺·达萨大夫在未深谈自己的意图以前，先就老年问题信口开河地说了一通。他认为，要是没有老人的妨碍，这世界会发展得更快。他说：“人类如同野战军一样，以走得最慢的人的速度前进。”他预言会有一个重人道、因而也就更文明的未来社会，到那时，人都被隔离在边远城市，不能依靠自己来避免老年的羞愧、痛苦和可怖的孤独，而要依靠社会。依照医生的观点，他认为到达这个社会至多需要六十年。但是，在这个美好社会到来之前，唯一的出路是建立养老院，在那里，老年人可以互相安慰，按照自己的兴趣、好恶、怪癖及痛苦结合在一起，避开与后几代人的自然的不和。他说：“老人在老人中间会显得年轻些。”那就是说，乌尔比诺·达萨大夫感谢阿里萨在他母亲守寡的孤独中所给予她的良好帮助，并恳求阿里萨，为了他们两位老人的利益，也为了大家生活得安逸，继续这样做下去，还请他耐心对待老母亲的怪脾气。这次会面的结果使阿里萨感到异常轻松。“请您放心，”他说，“我比她大四岁，不只现在，而是从很久以前，在您出世之前许久就是如此。”然后，他只想痛快地说出来，便以讥讽的口吻提示他。

“在未来的社会中，”他最后说，“大概您这会儿必须去公墓了，您还得为她和我的午餐送去一束鲜花。”

那时，乌尔比诺·达萨大夫才注意到他的预言是不恰当的。于是他赶快作解释，结果越解释越说不清楚。但阿里萨帮助他解脱出来了。他满面春风，因为他表示，跟乌尔比诺·达萨迟早还要有一次与这次相同的会面。那是为了履行一项不能避免的社会手续：正式向他的母爱求爱。午餐很鼓舞人心，不仅由于原因本身，还因为午餐向他表明那不容更改的请求将会多么容易地被乐意接受。要是得到了费尔米纳的允许，真是没有比此刻更合适的机会了。还有，在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餐谈话之后，墨守成规的要求已显得多余了。

阿里萨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上下楼梯都特别小心，因为他一向以为，老年是从第一次不太要紧的跌跤开始的，而死亡则随着第二次跌跤而来。他觉得他办公室的楼梯比所有楼梯更危险，因为它又陡又窄。很久以来，爬那道楼梯他都要使出好大劲儿，不仅要看清楚每道台阶，双手还要扶着栏杆，以免失足坠地。人们曾多次建议他换一个不太危险的楼梯，但每次他都推说到下个月再做决定，在他看来，换楼梯好象是向老年投降。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上楼梯需要很长时间，这并非象他匆忙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越来越费劲，而是因为他越来越小心。然而，那天下午跟乌尔比诺·达萨大夫一起吃饭，喝了杯开胃的欧波尔图葡萄酒，吃饭时又喝了半杯红葡萄酒，尤其是谈话是如此令人鼓舞，回来后他真是高兴极了，竟然试图以年轻人的舞步一步跃上第三道台阶，结果扭伤了左脚，仰面摔倒，没摔死可真是奇迹！在摔倒的那一瞬间，他头脑仍十分清醒，他想他不会是跌一跤就死的男人，因为在生活的逻辑中，两个在那么多年中如此热烈地爱着同一个女人的男人，不可能先后仅差一年以同样的方式死去。他想得有道理。他的脚部和小腿打上了石膏，被迫卧床。但是他比摔跤以前还精神。当医生叫他六十天不能动弹时，他真不相信会如此不幸。

“别对我这样，大夫，”他恳求道，“我的两个月就象您的十年一样呀！”

好几次他试图双手抱着那条塑像般的腿立起来，每次都向现实屈服了。但是，当他终于又用那只仍感疼痛的脚重新开始走路、脊背还露着鲜肉时，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命运以一次意外的跌跤奖励了他的坚贞和恒心。

最恼火的日子是第一个星期一。疼痛已减轻了，大夫的预言也很鼓舞人，第二天下午，四个月中第一次因不能去看费尔米纳而耿耿于怀。然而，在无可奈何地睡过午觉之后，他还是向现实屈服了，于是便给她写了封请求原谅的信。这是一封手写的信，写在香纸上，用的是发光墨水，以便她在暗处也能看得清楚。在信中他厚着脸皮，添油加醋，以戏剧的方式夸大事实，企图激起她的同情心。她两天后给他回了信，写得很有感情，十分亲切，但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有如热恋中一般。他立即抓住机会又给她写了一封信。当她第二次给他回信时，他决定要永远超越每星期吞吞吐吐交谈的极限，并且借口要掌握公司每天的工作进程，在床前装了电话。他请总机接线员接通那个从他第一次打电话后就牢记在心头的三位数字的号码。由于距离遥远，那银铃般的声音显得有些低沉、神秘而又紧张。但他听出来了，那是他的情人的声音，只是三两句通常的问候之后就跟他“再见”了。阿里萨为她的冷漠感到伤心：他们又如开头时一样了。

然而，两天后，收到了费尔米纳的一封信，信中恳求他别再给她打电话了。她的理由是足以成立的。此城电话屈指可数，都是通过一位接线员接通，这接线员熟悉所有用户，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奇闻轶事，而且不管用户在家与否，在哪儿她都找得到。工作效率太高也有不好的一面，她掌握用户的全部谈话，了解他们私生活的秘密，掩饰得最好的戏剧性谈话也瞒不过她的耳朵，她有时甚至介入用户的对话，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安抚他们的情绪，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另一方面，那一年中创办了一份晚报叫《正义报》，唯一的宗旨是抨击那些名门望族，而且指名道姓，毫无顾忌。那是报纸主人的报复，因为他的儿子们未被获准加入社会俱乐部。虽然自己的生活光明磊落，但费尔米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即使对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如此。因而她仍通过信件这一不合时代潮流的方式与阿里萨保持联系。他们的信件来往是如此频繁和紧张，以致阿里萨忘记了自己的脚和床铺对自己的惩罚，忘记了一切，专心一意地伏在医院里专供病人吃饭用的那种轻便小桌上写信。

他们之间又以“你”相称了，又重新象在从前的信中那样交换对他们生活的看法。但是阿里萨又一次试图超速前进：他用大头针尖在山茶花瓣上刺出她的名字，放在一封信里寄给了她。两天后信被退了回来，没有半个字的评论。费尔米纳不能不这样做，她认为那都是小孩子们的事。尤其阿里萨还坚持要回忆他们在福音小公园中朗诵伤感诗句的那些黄昏、上学路上藏信，以及在扁桃树下刺绣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时候，她就更感到那是孩子们做的事了。她怀着内心的痛苦，将他放到应有的地位，向他提出了一个在人所共知的评论中象是偶然的问题：“你为什么坚持要谈不存在的事情呢？”后来她又责怪他那无视自然规律、徒劳无益地不服老的顽固性。据她看，这就是他鲁莽行事和过去经常遭到失败和不幸的原因。她不理解一个如此善于思考的男子，他的思考曾在她孤苦伶订的守寡生活中给了她莫大的支持，可当他把这些思考应用于自己的生活中时，却象一个孩子似的幼稚得作茧自缚起来。于是两个人倒了个个儿。是她努力给他以新的勇气使他看到未来。她用了一句他在匆忙和茫然中难以理解的话：让时光流逝，当会看到时光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但是，他从不会象她那样是个好学生。被迫卧床不动，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光阴在飞速消失，想同她见面的狂热的愿望，这一切都向他表明，他害怕跌跤的心情比他所预料的更合乎情理，更悲惨不幸。他第一次开始理智地想到死的现实。

卡西亚妮每两天来帮他洗一洗澡，换换睡衣。她给他灌肠，给他拿尿壶，给他在脊背的溃烂处敷山金车花药，还遵照医嘱给他按摩以免不活动给他带来别的更严重的疾病。星期六和星期天，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来替换她，那年十二月她将获得教师称号，阿里萨答应由内河航运公司出钱让她到阿拉巴乌去上高等学校。这部分是为了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尤其是为了不遭到她的责怪，也为了免去应该向她作出的解释。他永远想象不到她在寄宿学校的失眠之夜，在没有他的周末，在没有他的生活中所经受的痛苦。因为他从来想不到她多么爱他！他从学校的一封正式来信中得知，她以名列前茅跌到了最后一名，而且期末考试几乎不及格。但是，他逃避了校外监护人的责任：为了逃避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受到谴责，他未向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父母报告任何情况，也没有跟姑娘本人提及这件事，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埋怨她的话，她会争辩说她的失败也有他一份责任。于是，他干脆一切听其自然。他没有意识到，他已开始把种种事情推迟，盼望着死亡来解决他的一切问题。

不仅这两位前来照料他的女人，而且连阿里萨本人也对他的巨大变化感到吃惊。十年以前，他在家里的楼梯后面采取突然的方式袭击了一个女佣，当时她穿着衣服站立在那儿，他以比菲律宾公鸡还灵敏的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她达到了心摇神荡的境界。他不得不送她一幢带家具的房子，才使她发誓不露真情，而说使她失节者是一个连吻都未吻过她的平平常常的未婚夫。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砍甘蔗的能手，强迫她与这个未婚夫结了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对这同一个人，几个月前还使他爱得发颤的两个女人，“这会儿把他翻来覆去，给他上上下下抹肥皂，又用埃及棉毛巾把他擦干，给他全身按摩，他却没有任何动情的反应，也没有舒畅的呼吸。对于他的这种无能，两个女人各有各的解释。卡西亚妮认为这是死亡的前奏。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则归结为一种她难以捕捉到迹象的内因。只有他知道真情，而且这真情有其特有的名称。无论如何，这是不公正的，她们无微不至地侍奉他却忍受痛苦，而他得到如此细心的照料却对一切无动于衷。

仅仅三个星期二阿里萨没有来访，费尔米纳便发觉自己需要他了。她与经常来信的朋友们相处甚佳，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早已忘却了丈夫的习惯，她们在一起过得更愉快了。鲁克雷希娅因耳疾去巴拿马治疗，一个月后回来时疼痛减轻了许多，可在耳朵上放了个小助听器，反而使她听力不如以前了。费尔米纳是对她所答非所问、说话乱打岔最有耐心的朋友，使鲁克雷希娅十分高兴，每天说不定哪会儿就到费尔米纳家中来了。但是，费尔米纳盼望同阿里萨一起度过的那些平静的下午。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正如阿里萨坚持认为的那样，对过去的记忆拯救不了未来。相反，它更加使费尔米纳坚信，二十岁时那种年轻人的狂热行为是十分高尚而美好的，但不是爱情。尽管她生性坦率，她还是无意向他表明这一点，无论是通过信件还是当面。她也没有勇气告诉他，在了解了他写在纸上的对老年的种种思考，并从其中得到莫大安慰后，她认为他信中的缠绵悱恻是多么虚伪，他那抒情诗般的谎言是如何地贬低了他，他那固执地要把过去失去的东西收回来的想法对于他的事业是多么的有害。不，他昔日的信中没有一行字，他自己令人厌恶的年轻时代中没有一刻钟曾使她感到一个星期二的下午由于没有他在身旁而显得如此漫长，如此孤独，如此难以忍受。

有一次，她一时心血来潮，把丈夫在某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送给她的落地式电唱收音两用机搬到了马厩里去。这台两用机他们曾打算送给博物馆，因为是本城的第二架。在服丧期间，她曾决心不再用它，因为象她这种门第的寡妇，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是不能听任何音乐的，即便私下也不行。但是，过了第三个无聊的星期二之后，她又让人将两用机搬回了大厅，她不愿象从前那样欣赏里奥班巴广播电台的情意缠绵的歌曲，而是为了以古巴圣地亚哥催人泪下的小说来消磨她无事可干的空闲时间。她这样做是对的，自从女儿出生以后，她就开始丢掉丈夫从新婚旅行时就努力在她身上培养的读书习惯，而随着眼力的逐渐衰退，这一习惯她也完全丢弃了。她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好几个月都不知眼镜放在何处。

她对古巴圣地亚哥广播小说喜欢得着了迷，天天焦急地等待这一联播节目。有时她也听听新闻，了解一下天下大事。偶尔她一个人在家时，她便将音量放到最低，遥远而清晰地听听圣多明各的梅伦盖舞曲或波多黎各的普列纳舞曲。一天晚上，她突然听到了一个陌生电台的声音，声音又大又清楚，就跟在邻居家里似的。这家电台广播了一条令人心碎的消息、：两个从四十年前开始就在同一个地方重温他们的蜜月的老人，被带他们去游玩的船夫用浆打死了，为的是抢走他们身上所带的十四个美元。当鲁克雷希娅给她讲述了发表在当地报上的事情的全部过程时，她的感触就更为深刻了。警察发现两个老人是被活活打死的，女的七十八岁，男的八十四岁，他们是一对情人，四十年来，一直偷偷地在一块度假，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配偶，夫妻关系稳定而幸福，且有众多的子女。

在听广播小说时，费尔米纳从来没哭过，此时她却不得不强忍住泪水。在接着而来的信中，阿里萨将这条消息的简报寄给了她，但没做任何评论。

这不是费尔米纳的最后泪水。未等阿里萨六十天伤愈出门，《正义报》就用整个第一版的篇幅登出了所谓乌尔比诺医生与鲁克雷希娅私通的事，并且登了他们的照片。费尔米纳推测着他们私通的细节、次数，方式以及丈夫与他们蔗糖厂的黑人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时的细节。用血红的大字体登出来的这篇报道，象一声灾难性轰雷，震动了本地散居的贵族阶层。报道中没有一行字是真实的：乌尔比诺医生与鲁克雷希娅结婚前就是十分要好的朋友，结婚后仍是如此，但从来不是情人。不管怎么说，发表这篇文章不象是为了玷污乌尔比诺医生的名声，因为想起他，人人都会肃然起敬，而是为了损害鲁克雷希娅的丈夫，上个星期他被选为社会俱乐部主任。丑闻没过几个小时就被压下去了。鲁克雷希娅再也未去拜访费尔米纳。费尔米纳认为这等于默认了这一过错。

然而事情很快就清楚了，费尔米纳也未能免遭她那个阶级对她的攻击。《正义报》对她的薄弱之点肆意进行了攻击，这就是她父亲的生意。当父亲被迫出走时，她仅了解他的可疑生意的一段插曲，那是普拉西迪娅告诉她的。后来，当乌尔比诺医生会见省长证实了那件事时，她才相信父亲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事情是这样的：两名政府的警察带着搜查令，到了她在福音公园的家，从上到下严格搜了一遍，然而没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最后他们命令打开费尔米纳原来住的房间里的那个带镜子的衣柜。当时只有普拉西迪娅一人在家，又无法告知任何人，她便以没有钥匙为由拒绝打开。那时，一个警察用左轮手枪柄砸碎了门上的玻璃，发现镜子与木板之间塞满了一百美元一张的假钞票。这是一连串跟踪行动的终点，证明了洛伦索·达萨是一笔巨大的国际交易的最后一个环节。这是一次巧妙的诈骗行为，纸币上还带有原钞票的水印：将原值一美元的纸币经过魔术般的化学处理抹去旧版面，印成了一百美元面值的纸币。洛伦索·达萨辩解说，衣柜是女儿结婚后很久才买来的，买来时纸币就应该已藏在里边。但是，警察证实那衣柜从费尔米纳上中学时就在那儿。除了他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人把那些假钱藏入镜子里。这就是乌尔比诺医生与省长说定将岳丈送回故土以掩盖丑行后告诉妻子的唯一情况。但报纸上讲的比这要多得多。

报纸说，上一世纪如此频繁的内战中的一次，洛伦索·达萨曾经是自由党人总统阿吉列奥·帕拉政府与一个名叫约瑟夫·克·科泽尼奥夫斯基的波兰人之间的牵线人。后者乘挂法国国旗的圣安东尼号商船在此逗留数月，试图做成一笔不明不白的武器生意。这位后来以约瑟夫·孔拉德的名字闻名于世的科泽尼奥夫斯基不知怎么与洛伦索·达萨接上了头。洛伦索·达萨用政府的钱买下了这批武器，他持有政府的委任状和正式收据，而且是用纯金支付的。根据报纸的说法，洛伦索·达萨硬说那批武器在一次偷袭中丢失了，其实那次偷袭根本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他是以双倍的价钱把武器卖给了保守党人，供他们跟政府作战。

《正义报》还说，洛伦索·达萨以很低的价钱买下了英国军队多余的一批皮靴，那时正值拉斐尔·雷耶斯将军建立了海军。仅此一项交易，他在六个月中就把财富增加了一倍。报纸说，当货物到达港口时，洛伦索·达萨拒收，因为运来的全是右脚的靴子。当海关按现行法律将这批货物拍卖时，又是只有他一个人去购卖，所以只以一百比索的象征性价格成交。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同伙以相同的条件买下了另一批左脚穿的靴子，那是在里约阿查到港的。两批靴子配在一起后，洛伦索·达萨便利用与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的亲戚关系，以百分之两千的利润卖给了新建的海军。

《任义报》的报道最后说，洛伦索·达萨上世纪末离开大沼泽地圣·胡安市并非象他喜欢说的那样，是为了给女儿的未来寻找更好环境，而是由于被发现在他兴隆的烟草生意中掺假，他在进口烟中掺进剁碎的纸屑，干得如此巧妙，连最精明的吸烟者都未曾察觉而受骗。报纸还披露了他与一家地下国际企业的联系。这家企业在上世纪末最后赚钱的业务就是从巴拿马非法引进中国移民。相反，那项如此损他名誉的、人们议论纷纷的贩买骡子的生意，倒象是他所做过的唯一诚实的生意。

当阿里萨伤势未愈，生平第一次用手杖代替雨伞出门时，他首先去看的就是费尔米纳。他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年龄使她的皮肤皱皱巴巴，悲愤的心情使她痛不欲生。乌尔比诺·达萨大夫在阿里萨养伤期间曾两次去看望他，告诉了他《正义报》的两篇文章使他母亲多么的痛苦和沮丧。看了第一篇文章，她对丈夫的不忠和女友的背叛愤懑至极，几乎失去了理智，以致放弃了每月在星期天去家墓祭奠的习惯，因为他在棺材里听不到她的高声辱骂，她感到肺都气炸了，她要和死人进行决斗。至于鲁克雷希娅，她让愿意带口信的人告诉她，在那么多睡过她的床的人中间，起码有一个男子汉，她应该为此心满意足了。有关洛伦索·达萨的文章，不知道哪方面对她影响更大，是文章本身，还是发现她父亲的真正身分为时过晚。但是，不管是两者之一，或者两者兼备，反正足以使她垂头丧气了。那为她的容颜大增光彩的灰白色头发，此时变得象黄玉米缨子，那双美丽的母豹眼睛，即使在她暴怒时也不再象昔日那般晶莹发亮。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不想活下去的决心：本来，吸烟的习惯她早就放弃了，不管是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或采取其它什么方式，可现在她居然第一次在公共场所吸起烟来，而且吸得很凶，开始是吸她自己卷的烟，这是她一直喜欢抽的烟，后来就吸市上最普通常见的烟，因为她已没有时间和耐心去卷了。一个男人，假若不是阿里萨，肯定会问自己，象他这样一位如驴一般生着褥疮的跛腿老人，象费尔米纳这样一位除了死亡之外不再渴望别的幸福的女人，未来能给予他们什么呢？可阿里萨不这么想，他从瓦砾中夺回了一线希望之光，他认为费尔米纳的灾难使她显得气度不凡，暴怒使她更为美丽动人，对人世的怨恨必将使她恢复二十岁时的倔强性格。

她感激阿里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理由，那两篇污蔑性的文章发表后，阿里萨给《正义报》去了一封抗议信，提出报纸应对发表的文章负道德责任，对别人的名誉应该尊重。此信未能在该报发表，但他将信抄了一份寄给加勒比海岸历史最久、态度最严肃的报纸《商报》。这家报纸在头版以显著位置把它登了出来。信上的笔名是朱庇特，信中的道理说得那么透彻，那么尖锐，写得那么感人，以致被读者认为是出自省内最有名的作家之手。那是大洋中一个孤独的声音，但传得很远，听起来很深沉。费尔米纳无须打听就知道作者是谁，她看出了阿里萨的一些观点，甚至看出他有关道德见解的原话。因此，尽管她心灰意懒，她还是怀着一种重新复苏的亲切感接待了他。就在这段时间，一个星期六下午，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单独一人在彭塔纳斯大街的寝室中，无意中在一个没上锁的柜子里发现了阿里萨打字信的副本及费尔米纳手写的信。

阿里萨的重新登门，大大振奋了费尔米纳的精神，乌尔比诺·达萨医生甚感高兴。他的妹妹奥费利亚却相反，当她得知费尔米纳与一个品德不好的男人保持一种奇怪的友谊，立刻乘新奥尔良第一艘运输水果的轮船返回来。回家的第一周她就看出了阿里萨在这个家里的作用，并且发现他跟母亲嘁嘁喳喳一直到深夜，有时还象两个情人似的发生暂短的争执。对这一切，她真是怕极了。在乌尔比诺·达萨大夫看来，两位孤独老人情投意合是件好事，她却认为那是一种秘密同居的放荡行为。奥费利亚总是这样，她更象祖母布兰卡夫人，仿佛是布兰卡夫人的女儿，而不是她的孙女。她跟她一样出类拔萃，跟她一样自负，跟她一样为偏见所左右。在她看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存白璧无瑕的友谊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年仅五岁的女孩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八十岁的女人了。有一次她和哥哥激烈争论时说，阿里萨就差没有最后到她母亲的寡妇床上去安慰她了。乌尔比诺·达萨大夫没有勇气与她对峙，在她面前，他从没有过这种勇气，但是他的妻子插了进来，以平静的语调解释说。任何年龄的爱情都是合情合理的。奥费利亚听了这话之后气得暴跳如雷。

“我们这种年纪谈爱情已属可笑，”她冲着她喊道，“到他们这种年纪还谈爱情，简直是卑鄙。”

她吵吵嚷嚷，十分激动，坚持要把阿里萨从家中赶出去。她的话终于传到了费尔米纳的耳朵里。象平常一样，费尔米纳不愿佣人们听到她们的谈话，她把女儿叫到寝室去，让她把那指责性的话重说一遍。奥费利亚的话依然是那么严厉，她说，她敢肯定，阿里萨是个浪子，这已是人所共知，他到这个家来是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对家庭名声的损害要比洛伦索·达萨的种种卑劣行为和乌尔比诺的天真冒险更为严重。费尔米纳一声不吭，甚至连眼皮都不眨一眨地听她讲述。但是，待她讲完时，她可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难过的是没有力气抽你一顿鞭子，你如此大胆放肆，心术不正，实在该这样收拾你。”她说，“但是，你必须马上就从这个家里滚出去。我在面对我母亲的尸骨发誓，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再踏进这个家门。”

没有什么力量能说服她。这样，奥费利亚就只好搬到她哥哥家中去住，从那儿她通过有身分的人向母亲带信，百般央求，希望得到她的原谅。然而，一切都是枉然。就连儿子的调停和好友的介入都未能使她心软。最后，她对一向与之保持某种庸俗同谋关系的儿媳妇吐露出真情：“当年就因为我同这个可怜的男人的关系，人们糟践了我的生活，破坏了我的幸福，因为我们太年轻了，而现在，人们又想把这幕剧重演，因为我们太老了。”想到自己青春年华已被葬送，她真是感慨不已。她用一支烟蒂点着了另一支烟，终于将折磨她五脏六腑的毒汁清除干净了。

“去它的吧！”她说，“如果说我们这些寡妇有什么优越性的话，那就是再也没有人对我们发号施令了。”

没有什么办法。当奥费利亚最后确信她的一切请求都无济于事的时候，就回到新奥尔良去了。她从母亲那儿唯一得到的是跟她道别，在她多次恳求后，费尔米纳答应了这件事，但不允许她进家。那是她向死去的母亲发了誓的，对她来说，在那些天昏地暗的日子里，母亲的尸骨是唯一干净的东西。

在最后几次造访中，他们常常谈到船只。有一次，阿里萨向费尔米纳发出正式邀请，请她乘船沿河做一次休息性旅行。再乘一天火车，即可到达共和国首都。他们象同时代的大部分加勒比人一样，把首都仍称做圣菲，其实这个名字只是上个世纪才用的。费尔米纳还保留着丈夫的坏毛病，不想去游览那座冰冷阴郁的城市。有人告诉她，在那座城市里，女人们除去听五点钟的弥撒外，都足不出户，即使在公共事务场所也不能进冷饮店。而且，街上时时刻刻都挤满送葬队伍，从驮骡钉铁掌的年代起地面上就留下了一个个的小坑，简直比巴黎还糟糕。相反，河流却强烈地吸引着她，她想看看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鳄鱼，想在夜间被海牛的女人般的哭声惊醒。但是，一想到自己上了年纪，又是个孤身一人的寡妇，去做如此艰难的旅行总有点不大现实。

后来，当她决心没有丈夫也要活下去时，阿里萨又重申了他的邀请，那时她觉得可能性大了些。后来，由于报上文章的事，她痛骂她的父亲，怨恨她的丈夫，多年来她把鲁克雷希娅一直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此时发现了她的虚伪的阿谀奉承，自然更是怒火冲天。这一切本已弄得她十分痛苦，不想又跟女儿发生了争吵，结果，她自己都觉得在这个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了。一个下午，她一面喝着那各种茶叶泡的饮料，一面看一眼院子里的泥塘，在那儿，她的不幸之树再也不会重新发芽了。

“我想离开这个家，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永远不再回来。”她说。

“你乘船去吧。”阿里萨说。

费尔米纳沉思地瞅了他一眼。

“好的，你看看办吧，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她说。

在说出这句话之前，她从未认真考虑过这次旅行，如今话已出口，她就当真事对待了。儿子和儿媳听了高兴得什么似的，表示理解母亲的心情。阿里萨忙不迭地说明，费尔米纳在他的船上将作为贵宾接待，给她专门布置一间寝室，让她过得跟家里一样舒适，服务将是无可挑剔的，船长亲自负责她的安全及生活。为了振奋她的精神，他给她送去了路线图、绚丽的黄昏景色的明信片和赞颂马格达莱纳河昔日天堂的诗篇。那些诗是有才华的旅客写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些杰出的诗篇，马格达莱纳河畔才真的成了天堂。她心绪好的时候就翻一翻这些东西。

“你用不着象哄小孩那样哄我。”她说，“我去旅行是因为我自己决定要去，并不是对风景有兴趣。”

当儿子建议让她妻子陪伴她时，她断然拒绝了：“我不是小孩子，用不着别人照顾。”她自己收拾行装。一想到八天上行。五天下行的旅途，她感到是一次很好的休息，除了不可少的东西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带。只带了五、六件棉布衣服、梳洗用品。一双上下船穿的鞋和路上穿的拖鞋，仅此而已。这样的旅行，也是她一生中的幻梦。

（三）

一八二四年一月，内河航运创造人，海军准将胡安·贝尔纳尔多·埃尔伯尔斯注册了第一艘航行在马格达莱纳河上的蒸汽轮船，那是艘四十马力的原始玩艺儿，取名“忠诚号”。一个多世纪之后，一个七月七日的下午六点钟，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及妻子陪费尔米纳登上了那艘将带她做首次沿河旅行的轮船。这是当地船厂所造的第一艘船，阿里萨为纪念其光荣的前辈，将它命名为“新忠诚号”。费尔米纳永远不能相信，那个对他们来说如此意味深长的名字纯属历史的偶然，而并非阿里萨长期浪漫主义的又一杰作。

不管怎么说，与其它一切老式和新式的内河航船不同，“新忠诚号”紧靠船长舱有一个宽敞而舒适的辅助舱。舱里有一个摆着五颜六色竹制家具的会客厅，一个完全用中国图案装饰起来的双人卧室，一个带浴缸及淋浴设备的卫生间，一个宽敞的带顶了望台，它十分广阔，吊着的蕨类植物，船的前方及两侧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一套无声响的制冷设备，可以保持整个环境不受外界声音的影响，温度不高不低，总象春天。这个豪华房间被称为“总统舱”，因为到当时为止已有三位共和国总统旅行时住在那儿。这一船舱不是用来赚钱，而是留给高官和贵人使用。阿里萨当了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董事长后马上让人造此寝舱，公开说法是为了上述目的，但他内心想的是，迟早它会成为他与费尔米纳结婚旅行的幸福的庇护所，对此他充满信心。

这一日子终于来到了，她以女主人和夫人的身分占据了“总统舱”。船长用香槟和熏鲑鱼款待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及夫人，还有阿里萨。船长叫迭戈·萨马利塔诺，他身着白色亚麻布制服，从靴子尖直到用金丝线绣着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徽章的帽子，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显得很有教养。与其他内河航船船长一样，他有一个结实得象木棉树般的体魄，果断而洪亮的声音，以及弗洛伦萨红衣主教的派头。

晚上七点，拉了第一道启程汽笛。费尔米纳感到汽笛声震得她的左耳疼痛难忍。头天晚上做了些梦，尽是些恶兆，她不敢去解释。大清早她就让人把她带到当时叫做拉·曼加公墓附近的神学院公墓去。她站在丈夫的墓穴前自言自语，对他进行合乎清理的责备，把那些憋在心中的话全部倾吐出来，然后与已故的丈夫和解。接着她向他述说了旅行计划，并说了再“再见”，以示道别。象她每次去欧洲旅行那样，她不想把外出的事告诉任何人，以避免没完没了的送行。虽然她作过多次旅行，但仍感到象第一次出行一般。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不安也在增加。一上了船，就觉得象是被遗弃了，心中十分凄凉，她真想单独呆在一处痛流快快地哭一场。

响起最后一道汽笛时，乌尔比诺·达萨大夫和妻子爽快地跟费尔米纳告别。阿里萨陪他们走到下船跳板那儿。乌尔比诺·达萨大夫在妻子后边为他让路，只有这时，他才明白了阿里萨也去旅行。乌尔比诺·达萨大夫掩饰不住自己的惶恐。

“可是，这事我们不知道呀！”他说。阿里萨向他出示了他的寝舱的钥匙，意图再明显不过了：让他明白他占用的是公共甲板上的一个普通舱。然而乌尔比诺·达萨大夫并不觉得这就足以证明他的清白。他向妻子投去一道遇难者的目光，象是为自己的惶恐寻找一个支撑点，但是他遇到的是冰冷的目光。她以非常低沉而又严厉的声音对他说：“你也……？”是的，他也象妹妹奥费利亚一样，认为爱情有其年龄界限，过了这个界限，就开始不体面了。可是他善于适时作出反应。他与阿里萨握手告别，那握手与其说是感激，倒不如说是无可奈何。

阿里萨从大厅栏杆那儿看看他们下船。正如他所等待与期望的那样，乌尔比诺·达萨大夫和妻子在登上汽车之前，背转身来看了看他，而他则挥手向他们告别。他们也向他挥了挥手。他继续站在栏杆那儿，直到车子在货场院子里的尘埃中消失。然后他进到自己的寝舱，穿上一套更适合在船长私人餐室里吃登船后第一顿晚餐的衣服。

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而且迭戈·萨马利塔诺船长以其四十年河上生涯的内容丰富的故事为这个夜晚加了调料。但是，费尔米纳不得不费老大劲儿才装出了开心惬意的样子。虽然八点钟就拉过了最后一道启航汽笛，送行的人也都下了船，撤了搭板，但是轮船还是在船长吃完饭走上指挥台上开始操作后才开航的。费尔米纳及阿里萨站在大厅的栏杆旁，往外眺望。以辨别城市灯光取乐的喧嚷的旅客，跟他们挤在一起。就这样，轮船慢慢地开出港湾，驶入看不清的水道及布满点点渔灯的沼泽地，最后终于在以马格达莱纳河宽阔的主航道上自由自在地加速行进了。这时，乐队奏起了一支流行的民间乐曲，旅客一片欢腾，舞会乱哄哄地开始了。

费尔米纳宁愿躲在客舱里。整个晚上她默无一言，阿里萨也听任她去安静地遐想，只是在舱前向她道别时打扰了一下。但是她没有困意，只感到有点冷。她建议两个人一起在舱房了望台前坐一会，看一着河流。阿里萨抱了两个藤椅到栏杆边，关了灯，给她披上条毛毯，尔后坐到她身边。她从他送的小盒子里取出烟叶卷了支烟。她熟练的卷烟技术令人吃惊。她悠悠地吸着，烟雾留在口中，也不说话。接着又卷了两支，不间断地吸着。阿里萨则是一口接一口地啜了两暖壶苦咖啡。

城市的亮光在天边消失了。从黑乎乎的了望台看去，河流平缓而安静，月光下，沿岸的牧场变成了闪着磷光的平原。时而可见大堆大堆的篝火旁有间草屋，告诉人们，那儿可以买到供轮船用的木柴。阿里萨对青年时作的那次旅行尚有记忆，而沿河所见使那些记忆陡然复苏，象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他给费尔米纳讲了一些当时的情景，以为可以振作她的情绪，但是她只是吸烟，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似的。阿里萨放弃自己的回忆，让她独自去想自己的心事。这当儿她仍旧不停地卷烟、点烟、吸烟，直到将盒子里的烟叶全部卷完、吸光。

半夜过后，音乐停止，喧哗的旅客们散去，只听到入睡时的窃窃私语。那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单独坐在黑暗的了望台上了，两颗心在一起跳动，两个人和轮船行驶的节奏在一起呼吸。

过了好一会儿，阿里萨借着河水的反光看了一眼费尔米纳。她在出神，表情神秘，河水微弱的反光照在她雕像般的侧影上，显得柔和而甜蜜。他发现她在无声地啜泣。可是，他没有象她希望的那样去安慰她或等着她的眼泪流尽，而是吓得慌了神儿。

“你是想一个人呆着吗？”他问。

“要是那样，我就不会叫你进来了。”她说。

于是，他在黑暗中伸出指头，摸索着寻找另外一只手。他找到了，那只手正等着他。在同一瞬间，两个人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两只手中哪一只都不是他们接触之前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两只老骨头的手。但是，过了片刻，就变成他们想象的手了。她以动词的现在时开始讲述已故的丈夫，就象他仍然活在世上。阿里萨明白，对她来说，也到了这样的时刻，她要带着庄重、崇高和无法遏制的活下去的愿望自问，她该如何对待自己的没有主人的爱情。

费尔米纳为了不把手从他的手中抽出来，只好停止吸烟。她沉浸在理解的热望之中。她不能想象有比她的丈夫更好的丈夫了。然而，当她回忆起她的生活时，想的更多的都是挫折和不幸，而不是满意和高兴。他们有那么多相互理解的事，那么多毫无意义的争执，那么多没解决好的怨恨。突然，她叹了口气：“真是无法相信，这么多年，发生了那么多口角和令人不悦的事，居然还能如此幸福，天哪，实际上连这是不是爱情也不晓得！”讲出了内心的话，费尔米纳感到心情异常忧郁。轮船行驶得十分缓慢，有如一只伺机觅食的巨大动物在悄悄爬行。费尔米纳从忧虑中苏醒了。

“现在，你走吧！”她说。

阿里萨紧握她的手，向她俯过身去，想吻一下她的面颊。但是，她躲开了他，并以沙哑而温柔的声音说：

“不行了，我已是老太婆了！”

她听见他在黑暗中走出来，听见他走在楼梯上的脚步声，听见他渐渐消失的声音。费尔米纳又点了一支烟。一面吸着，一面看到了乌尔比诺医生。他穿着整洁的麻布衣服，带着职业的庄严和明显的同情，以及彬彬有礼的爱。从另一条过去的船上挥舞着白帽子向她做再见的手势。“我们男人都是些可悲的偏见的奴隶。”有一次他这么对她说，“相反，当一个女人决定和一个男人睡觉的时候，没有她跳不过去的围墙，没有她推不倒的堡垒，也没有任何她不能对付的道德：一切都见鬼去吧。”费尔米纳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天亮。她一直在想着阿里萨，不是福音公园中那个神情忧郁的哨兵阿里萨，那个阿里萨已激不起她的一丝怀念之情了，而是此时的阿里萨，他衰老了，然而是真实的阿里萨，他一直伸手可及，但却没有及时识别出来。当轮船喘着粗气拖着她向天边映出的第一抹玫瑰色光亮行进时，她唯一祈求上帝的是让阿里萨知道第二天从何处重新开始。

阿里萨知道第二天该怎么办。费尔米纳告诉船上的侍者让她好好睡一觉，不要惊动她。当她醒来的时候，床头柜上已摆着一个花瓶，花瓶中插着一朵白玫瑰，它是那样的新鲜，还挂着清晨的露珠。玫瑰花旁还有一封阿里萨的信，有好多页，说明他跟她道别后一直在写。这是一封冷静的信，只是述说了自从头天晚上以来的心情，没有涉及别的事。它象其它的信一样抒情，象所有信那样字斟句酌，但是以现实为基础。费尔米纳读着读着害臊起来，心跳得厉害。信的结尾恳求她，在她准备就绪后通知船上的侍者，因为船长在指挥台上等着他们，想给他们表演一下轮船操作。

十一点，她已作好了准备，洗过澡，身上飘溢着香皂的气味，穿着一件很朴素的灰色薄棉布寡妇服，已从头夜的折磨中完全恢复过来。她让那位穿着洁白衣服专门为船长服务的侍者送来一份早餐，但没有捎信让他们来找自己。她自个儿走上了甲板。万里无云的天空闪着耀眼的光芒，她看见阿里萨正在指挥台上跟船长交谈。她觉得他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不仅因为此时她对他已另眼相看，而且还因为他的确变了。他一反常态，脱下他穿了一辈子的暗色衣服，穿上了一双很舒服的白皮鞋和麻布衫裤，上衣还是开领短袖的，胸前的口袋上绣着他的名字。头上还戴一顶苏格兰帽，也是白色的，近视镜框里放上了养目镜片。很明显，那一切都是第一次，而且是都为那次旅行刚刚特意买来的，只有那条很旧的棕色腰带除外。费尔米纳一见那腰带，就象在自己的汤中发现了一只死苍蝇。一想到那身打扮显然是给她看的，她的双颊不禁感到火辣辣的，立刻变得象一块红布。她跟他打招呼时显得有些慌乱，看到她的慌乱他就更慌乱，他们同时意识到两个人表现得跟一对未婚夫妻一样，就变得更加慌乱，而当两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慌乱时就变得愈发慌乱，以致船长萨马利塔诺察觉到之一点，对他们有点可怜了。为了把他们从窘境中解脱出来，他给他们讲解指挥系统操作和轮船机械原理，整整讲了两个钟头。马格达莱纳河此段没有河岸，宽阔的河滩一直伸延到天边。轮船航行得十分缓慢。这里的水与入海口处的浊水截然不同，静静地流着，十分清澈，在烈火般的太阳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费尔米纳记得那一个布满沙洲的三角洲。

“河面变得越来越窄了。”船长对她说。

阿里萨确实对变化感到惊奇。当第二天航行变得愈发困难时他就更惊奇了。他发现，世界大河之一的马格达莱纳河的原河道，现在只是记忆中的一场幻梦了。萨马利塔诺船长给他们解释说，五十年的滥伐森林把河流毁了。轮船的锅炉吞没了阿里萨第一次旅行时感到压抑的大树参天的茂密的原始森林。费尔米纳再也看不到她梦中的动物了：新奥尔良皮革厂的猎人们将几个钟头几个钟头在河岸峭壁上张着大口装死，伺机扑捉蝴蝶的鳄鱼捕杀光了；随着繁茂枝叶的完结，鹦鹉的喧嚣，长尾猴及其发疯般的吼叫也逐渐销声匿迹了；有着巨大的乳房给幼畜喂奶、在河滩上象女人一样伤心恸哭的海牛，也被那些以打猎取乐的猎人用装甲子弹打尽杀绝了。

萨马利塔诺船长对海牛有一种近乎母性的爱，因为他觉得它们象是些由于在爱情上行为不端而被判了罪的夫人，而且他相信这样一个神话：海牛是动物界中唯一只有雌没有雄的动物。他一向反对人们从船上射杀海牛——虽然有禁止射杀海牛的法律，但有些人还是常常这样干。一个身带合法证件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猎人，违背他的命令，用他那斯普林费尔德式猎枪准确地射击打碎了一只母海牛的脑袋，小海牛痛苦得发了疯，伏在母海牛尸体上哭叫。船长让人将那“孤儿”弄到船上来自己照管，而把那猎手扔在荒滩上与被他杀害的母海牛作伴。由于外交上的抗议，他坐了六个月的牢，几乎丢了航行许可证。但是从牢中出来以后，不管是遇到多少次类似事件，他仍准备这么干。然而，那件事成了一段历史性的插曲：那只海牛孤儿在巴兰卡斯的圣·尼科拉斯稀有动物园中长大，并且生活了多年，成了在这条河上所见到的最后一头海牛。

“当我经过这段河滩时，”船长说，“我都恳求上帝让那个美国佬再来乘我的船，好叫我再将他扔在荒滩上。”

费尔米纳本来对船长没有好感，听了这个慈悲心肠的伟大的故事后却深为感动，以致认那天下午起，就把他摆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特殊位置上。她做得对，旅行刚刚开始，往后她会有足够的机会发觉自己的正确。

费尔米纳和阿里萨在指挥台上一直呆到吃午饭的时候，那时刚刚过了卡拉玛尔镇。这个镇子几年前非常繁荣，娱乐活动不断，如今街道却变得荒凉冷落，成了一个在废墟上的港口。从船上只看到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她摇着手绢在岸边向船上的人打手势。费尔米纳不理解为何不让这个女人上船，看上去她十分痛苦。可是船长解释说，那是个淹死鬼的魂灵，在那儿打手势是想引诱船只航行到对岸危险的旋涡中去。他们从离她很近的地方经过，在阳光下费尔米纳把她的一切都看得真真切切。她不怀疑事实上那个女人并不存在，但她觉得她有些面熟。

那是一个漫长而炎热的日子。费尔米纳吃过午饭就回到舱里去睡她不可缺的午觉，但是由于耳痛没有睡好。当这条船在老巴兰卡上边十几公里远的地方与另一条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轮船相遇而互相拉汽笛致意时，她耳膜受到激烈震动，耳疾更加严重了。阿里萨在大厅里坐着打了个盹儿，大部分没买客舱票的旅客也象半夜一样在那儿睡觉。他梦见罗萨尔瓦在一个很近的地方上了船。她单身旅行，穿着上世纪蒙波斯地方的服装，是她，而不是小孩，在挂在廊檐下的柳条筐里睡午觉。这是一个即费解又有趣的梦，整个下午，他一面与船长及两名旅客打骨牌，一面在回味这个梦。

太阳落山，炎热稍退。轮船上又活跃了。旅客们象从昏睡中醒过来一样，刚刚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钻出来，坐在大厅的藤椅上等着开晚饭。一个侍者，在人们嘲弄的掌声中，摇着教堂司事铃，从甲板一头走到另一头，宣布晚饭五点开始，人们吃饭时，乐队奏起方丹戈舞曲，舞会一直持续到半夜。

费尔米纳由于耳痛没有胃口吃晚饭。她看到了第一次从岸上给锅炉送来的木柴。那是在一个光秃秃的悬崖上，除在堆在那儿的树干外没有任何东西。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在照料着这项买卖。在很长一段距离内好象再没有看见什么。费尔米纳觉得那是一次漫长而枯燥无味的停留，这在欧洲远洋轮上是不可想象的。了望台内安有冷气设备，依旧闷热难忍。轮船重新起锚之后，音乐也更欢快了。在希蒂奥·诺埃沃镇，从一所孤零零的房子的孤零零的窗户中射出了孤零零的灯光。港口办公室没按惯例给轮船亮出载货还是载客的信号，因而轮船也没致意就驶过了。

整个下午，费尔米纳都在自问，阿里萨将会用什么办法不敲她的舱门而见到她。八点钟以后，她再也忍不住了，她要和他在一起。她走进过道，希望以一种看上去似乎是偶然的方式碰到他。她无须走多远就达到了目的，阿里萨正在走廊的一张长靠背椅子上，沉默不语，神情悲伤，象在福音公园里一样，在两个钟头以前他就一遍遍地问自己怎样才能见到她。两个人露出了相同的吃惊表情，但两人都知道那是装出来的。他们一起走上了一等舱甲板，在那儿踱步。甲板上挤满了年轻人和吵吵嚷嚷的大学生，他们已到了假期的最后阶段，希望痛痛快快地玩一场，把剩余的精力消耗掉。在餐厅里，阿里萨和费尔米纳象大学生一样站在柜台前喝了一瓶冷饮，后者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可怕的境地中，惊叫道：“多可怕呀！”阿里萨问她在想什么，又看到了什么。

“我在想那可怜的老人，”她说，“就是在游艇上被桨打死的两位老人。”

两人在昏暗的了望台上没有任何打扰地进行了一次长谈后，音乐停了，他们便去睡觉。没有月亮，天空阴沉，天边在打闪，不时地照亮他们，但却不闻雷声。阿里萨为她卷了烟，她只吸了四根，那是在耳痛减轻的时候。当轮船与其它轮船相遇，或减缓速度，以试探河水深浅而拉响汽笛的时候，她的耳痛便又加剧，折磨得她不敢再吸烟。他告诉她，他在赛诗会上、气球旅行时和杂技两轮脚踏车上见过她，当时他心情是多么地激动，他全年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公共喜庆活动的到来，目的只是为了看到她。她也见过他许多次，但从未想到，他在那儿仅仅是为了看她。然而，当她差不多在一年前读到他的信时，她突然暗暗自问，他为什么从未参加赛诗会呢？如果参加，他肯定会获胜的。阿里萨在她面前撤了谎，说那些诗是写给她看的，专门给她写的，除她之外，就只有他自己读到那些诗。那时是她采取了主动，在黑暗中寻找他的手，但不象前天晚上那样。一只手等待另一只手慢慢抓住它，而是一下子突然抓住。阿里萨刹时惊呆了，心也变得冰冷。

“女人多怪呀！”他说。

她发出了一阵深沉的笑，象小鸽子一般，但转而又想起了游艇上的老人来。那是上帝的旨意，那个形象将会一直追随着她。这天晚上她居然能经受得住，因为她觉得平静、轻松，这是她一生中少有的。

摆脱了一切负疚之感。她真愿整夜留在那儿，不说话，把他冰冷的汗渍渍的手握在自己手中，直到天亮。但是她忍受不了耳朵的剧痛。所以，当音乐停下来，普通舱的旅客在大厅里忙碌了一阵拴好吊床后，她清楚地意识到耳朵的疼痛比和他在一起的愿望更强烈。她知道，只要把这件事告诉他，耳痛马上可以减轻，但她没有这样做，为的是不让他担心。她感到自己了解他，就象跟他生活了一辈子一样。她相信，只要往回走能减轻她的疼痛的话，他是会立即下令把船开回港口的。

阿里萨早已预料到这天晚上事情会这样发生，于是便退了出去。已经走到了舱门口，他试图在告别时吻她一下，但她给了他左脸。他坚持着要右脸，并且呼吸已断断续续，她只好依了他，而且那股撒娇的劲儿，远在她的中学时代都未见过。那时他再次坚持，而她则用双唇迎接了他。她浑身颤抖，她力图用笑声抑制这种颤抖，自从新婚之夜以来，她从来没这样笑过。

“我的上帝！”她说，“在船上我真够疯的！”

阿里萨震惊了。真的，正如她自己说过的那样，她已有一股老太婆的酸味了。然而，当他在睡着的旅客的吊床迷宫中寻找着道路向自己的舱房走去时，想到自己比她还大四岁，应该也有同样的味道，而且她准会以同样的激动察觉到了，于是便得到了安慰。这是人发酵的味儿，他在最早的那些情人身上闻到过，她们也在他身上闻到过。炮筒手纳萨雷特的遗孀曾十分粗俗地对他说过：“我们都有兀鹫味了。”两人都能相互忍受，因为他们是半斤八两，我的味儿跟你的味儿抵消。但是，对阿美利加·维库尼亚他却常常很当心，她的孩童味道总是激起他母亲般的本能。可是，每每想到她可能忍受不了他的老色鬼的味道，他就感到十分不安。但这一切都已成了过去。要紧的是，自从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那天下午将祈祷书放在电报局的柜台上起，今天夜晚是阿里萨第一次感受到的幸福。这种幸福是如此强烈，以致他都有点害怕了。

五点钟，他开始入睡，轮船上的会计在桑布拉诺港将他唤醒，交给了他一份加急电报。电报是前一天发出的，由卡西亚妮签署。那是一封可怕的电报，只有一行字：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昨日死亡，原因不详。早上十一点钟，他通过电报与卡西亚妮联系，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自从他离开邮电局以后，这是他第一次重新操作发报机。由于期末考试不及格，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极端苦闷，便喝了一瓶从校医务室偷来的鸦片酊。阿里萨知道，那消息并不完全确实。可是，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绝对不会留下任何文字，从而使某个人为她的这一决定受到谴责。她家里的人此时正从帕德雷港赶来，那是卡西亚妮通知他们的，葬礼将在当天下午五时举行。阿里萨松了口气。为了继续活下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那件事的回忆折磨自己。虽然在余生中那一回忆会时常不合时宜地突然再现，如同老伤疤的刺痛一般，但他还是将它从脑海中抹掉了。

后来的日子又是炎热而漫长的。河水变得浑浊起来，河面变得越来越窄，两岸已不见盘根错节的参天大树，这种大树当年曾使阿里萨感到吃惊。现在看到的只是枯焦的平地，被轮船锅炉吞没的整片原始森林的残迹，以及被上帝遗弃的村镇的瓦砾。这些村镇的街道，即使在最干旱的季节里，也被水浸泡着。晚间使他们难以成眠的，不是河滩上海牛的美人鱼般的歌声，而是那漂向海洋的死尸的恶臭。虽然没有战争，也没有瘟疫，但是有膨胀起来的浮尸在河里漂过。有一次，船长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奉命告诉旅客，这是些偶然失足淹死的人。”过去每到中午最闷热的时刻，鹦鹉便吱吱喳喳地吵闹起来，长尾猴便嗷嗷地长鸣起来，现在这一切都无声无息了，取而代之的，只是荒芜了的大地的寂静。

供应木柴的地方很少，而且相距甚远，结果“新忠诚”号航行到第四天就断了燃料，不得不就地停泊了几乎一个星期。与此同时，船上一伙一伙人深入到浮着灰烬的沼泽中去寻找最后剩下来的零星树木。没有别的木柴了，樵夫们离开了他们的树在，以逃避地主老爷们的残暴，逃避从天而降的霍乱，逃避政府坚持用转移注意力的法令掩盖的不明显的战事。闲得无聊的旅客们进行游泳比赛，组织出征打猎。回来时带着活鬣蜥，将它们剖开肚子，取出一串串通明的软蛋，然后又用打背包的针将它们的肚子缝合。他们把成串的鬣蜥蛋晾在轮船栏杆上。邻近村镇上的穷妓女们追随出征队的足迹，在河岸两边的悬崖上临时支起帐篷，带去音乐和食品，在搁浅的船对面欢闹。

在就任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董事长以前很久，阿里萨就不断接到关于河流状况受到严重破坏的报告，可是他几乎连看都不看。他安慰股东们说：“别担心，等木柴用光了，就会有烧油的船了。”他一直被费尔米纳弄得无精打采，从来没为此事动过脑筋，当察觉到实情时，已无计可施了，又不能去开辟一条新河。晚上，即使在水位最高的时候，也必须停下船来方能睡觉。这时，连活着这件起码的事情都变得难以忍受了。大部分旅客，尤其欧洲人，脱开肮脏的舱室，到甲板上走来走去地过夜，用擦拭没完没了地流淌的汗水的毛巾驱赶着各种毒虫。第二天黎明，他们精疲力尽，身上被咬得肿起大包。十九世纪初叶的一个英国旅行者在谈到那甚至可能延续五十天的独木舟和骑驴结合的旅行时，曾这样写道：“这是一个人所能进行的最糟糕、最不舒服的国外旅行了。”蒸汽轮船开航的头八十年，情况有了改变，后来又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且将永远如此。鳄鱼吃掉了最后一只蝴蝶，母海牛绝迹了，在村镇，鹦鹉、长尾猴也都不见了，一切都完了。

“没问题。”船长笑着说，“再有几年，我们就将在干涸的河道上开着豪华汽车来了。”

费尔米纳和阿里萨头三天还处在了望台的封闭的柔和的春天般的环境里。但是，一旦实行木柴配给制，冷气系统就失掉了，“总统舱”同样变成了大蒸笼。靠着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的河风纳凉，费尔米纳尚能度过晚上的难关，她需要用毛巾不断地赶蚊虫，因为在停船时虫子太多，喷杀虫剂已毫无用处。费尔米纳耳朵痛得再也不能忍受，可一天早上醒来时，突然疼痛完全停止了，仿佛一只叫炸了肚皮的知了，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到了晚上，她才发现左耳听不见了。阿里萨从这边跟她讲话时，她得转过头来才听得清他说些什么。她没告诉任何人，只是默默地忍受着，反正到了这个年纪到处是毛病，再加一个也无所谓。

无论如何，船的延误对他们来说是件上帝保佑的大好事。阿里萨有一次看到这么一句话：“灾难中的爱情更加伟大和高尚。”“总统舱”中的潮湿使他们隐入一种超越现实的昏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无须你问我点什么，我问你点什么，爱起来就更容易。他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在栏杆的靠背椅上拉着手、亲吻，深醉在欢乐之中。第三个昏昏欲睡的夜晚，她备了一瓶茴香酒等他。过去，她与表姐伊尔德布兰达在一起曾偷偷喝过这种酒。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就和那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女友们一块喝了。她需要头脑有一点糊涂，以便不要过分清醒地去考虑自己的命运。可是阿里萨却以为，她是为了鼓起勇气走最后一步。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他鼓足勇气用指尖去摸她那干瘪的脖颈，象装有金属骨架一样的胸部，塌陷的臀部和老母鹿般的大腿。她闭着眼睛，心满意足地听凭他抚摩，没有颤抖，嘴里不时吸一口烟，呷一口酒。当他摸到她的小肚子时，她的肚皮里已经灌满茴香酒了。

“如果我们一定要干那种事，那就干吧！”她说，“不过得象大人那样干。”

她将他带到卧室去，亮着灯，开始大大方方地脱衣服。阿里萨仰面躺在床上，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又一次不知应该如何处置到手的猎获物了。费尔米纳对他说：“你别看！”他继续盯着天花板，问她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一看你就不会喜欢了。”她说。

他看了她一眼，看见赤裸的上身。跟他的想象一模一样，她的肩膀满是皱纹，乳房耷拉着，肋骨包在青蛙皮似的苍白而冰凉的皮肤里。她用刚刚脱下来的紧身汗衫盖住胸部，把灯关了。他从床上坐了起来，在黑暗中脱衣服，脱一件就往她身上扔一件，她则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一件件给他扔回去。

他们仰面躺了好长一会。随着醉意消失，他越来越焦虑了。她却十分安静，近乎丧失了意志，但她祈求上帝不要叫她象每次喝茴香酒失态那样傻笑起来。他们谈着，目的在于消磨时间。谈他们自己，谈各自不同的生活，谈他们赤裸裸地躺在一只轮船的黑咕隆咚的船房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性——他们本来应该去思考等死的问题！她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女人，一个也没有，在这个城里，一切事情甚至在被证实之前就会家喻户晓的。她是偶然给他提起这件事的，而他则立即作了回答，声音一点也不含糊：

“那是因为我在为你保留着童身。”

虽然可能真是如此，可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因为他的情书就是用这类句子写成的。那些情书不是因其内容而有价值，而是由于其令人目眩的威力。但她喜欢他说这话的勇气。而阿里萨这时则突然暗暗自问那件他从来也没敢问过自己的事：她在夫妻生活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外遇？即便有，他也绝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女人和男人一样喜欢秘密冒险的。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计谋，冲动，背叛，大家都有，相互不感内疚。但他没有问她。他做得对。有一个时期，本来她与教会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了，而忏悔牧师偏偏不着边际地问她是否有过对丈夫的不忠行为。她没有回答就站起来，没有做完忏悔，也没有告别，便悻悻而去。自此以后，她再也没去找这个牧师，也没找别的牧师去做忏悔。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一刻也没有分开过，几乎连吃饭都不出舱门。萨马利塔诺船长凭着本能就能发现他船上任何企图保守的隐秘，每天早上都给他们送上白玫瑰，给他们播送他们那个时代的华尔兹小夜曲，吩咐给他们准备加入刺激性佐料的开玩笑性质的饭菜。

如果不是船长写了个条子通知他们，航行十一天之后，这天午餐后就将到达最后一个港口“黄金港”的话，他们是不会想到从船舱里走出来的。费尔米纳和阿里萨从船舱里看到一大片在黄金色的阳光照耀下高高耸立的房子，于是他们理解了港口名字的来历。然而，当感到热得象锅炉般的空气，看到大街上熔化的沥青时，他们就颇不以为然了。再说，轮船也没有停泊在那儿，而是停靠在对岸，那里是通往圣菲的铁路总站。

旅客们一下船，他们就离开了庇护所。费尔米纳在空旷的大厅里呼吸着未受污染的新鲜空气，两个人从船上了望着在火车厢中寻找自己行李的乱哄哄的人群，那列火车有如一个玩具。可以想见，这些人是来自欧洲，尤其是女人，她们身上的北欧人的大衣和上一个世纪的帽子，跟灰尘飞扬的炎热的伏天显得十分不和谐。有一些女人的头发上装饰着美丽的土豆花，由于天热，已开始蔫了。列车在梦幻般的大草原上奔驰了一天，他们刚刚从安第斯平原来到这里，还没来得及换上加勒比地区的衣服。

在喧闹的市场上，一位面目可悲的老人正从他的叫花子大衣口袋里往外掏小鸡。他穿着一件该是别人丢弃的破旧外套——外套的主人要比他高大魁梧——突然从人群中挤出来，摘下了帽子，将它翻开放在码头上，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往里扔个硬币，同时开始从衣兜里抓出一把一把半死不活的小雏鸡，仿佛小鸡是在他手指间繁殖出来的。一时间，码头上到处是一片跑动着的小鸡了，它们瞅瞅地叫着，急匆匆的旅客们把它们踩在脚下还不知道。费尔米纳被这种象是为欢迎她而出现的奇观迷住了，连回程的旅客何时开始上船都没有发觉。她的快活日子结束了。在登船的人中间，她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有一些还是不久前在悼唁活动中陪过她的朋友，于是她赶快又躲进舱里去。阿里萨发现她惊恐不安。她宁愿死也不愿在丈夫死后这么短的时间中所进行的一次消遣性旅行中让自己熟悉的人发现。她的沮丧对阿里萨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他答应要想出某种办法来保护她，而不是让她象坐牢一样，总是呆在舱房里。

当他们在船长专用餐厅吃晚餐的时候，他突然有了主意。好久以来，船长在为一个问题感到不安，并想跟阿里萨进行讨论，但他一直躲开他，理由总是一句话：“这些啰嗦事，卡西亚妮处理得比我强。”但这一次他却听进去了。事情是，轮船上行时装货物，下行候却跑空船，而载客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载货有利，付的钱多，又不用吃饭。”他说。费尔米纳晚饭吃得很没滋味。对两个男人关于票价的讨论感到厌烦。但是，阿里萨一直跟船长讨论到最后，终于提出了一个在船长看来有可能使他得救的问题。

“我们来作一个假设，”他说，“能否作一次直达航行，不装货物，不运旅客，也不在任何一个港口靠岸？”

船长说，这只是假设而已。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有各种劳务协议，这一点，阿里萨比任何人更清楚。其中包括运货合同、载客合同、邮政合同及许多其它合同，大部分是必须履行的。唯一可以不履行一切合同的条件，是船上发生瘟疫。轮船宣布处于隔离检疫期，升起黄色旗，并作紧急航行。由于在河上多次发现霍乱病人，萨马利塔诺船长曾几次这样做，虽然过后卫生当局强迫医生签署了普通痢疾证明、另外，在这条河流的历史上，许多次曾升起过标志瘟疫的黄色旗，为的是逃税、不接受不愿捎载的旅客和避免不恰当的检查。阿里萨在桌子下面找到了费尔米纳的手。

“那好。”他说，“就这么办？”

船长吃了一惊，转瞬间，凭着他老狐狸的本能，把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

“这条船该由我指挥，但您指挥我们大家，”他说，“那么，如果您说了算数的话，就请给我一份书面的命令，我们马上就启航。”

他说话当然是算数的。阿里萨签署了命令。归根结底，谁都知道虽然卫生当局打如意算盘，霍乱时期尚未过去。至于轮船，不成问题：已经装上的少许货物可以转到别的船上，对旅客就说是机器出了事故，请他们在这天凌晨改上另一家公司的船。做这些事都是不道德的，甚至可说是卑鄙的，但在阿里萨看来，既然为了爱情，也就没有什么不合法的。船长唯一请求的是在纳雷港停一下，让一个陪他旅行的人上船，他也有自己的隐私。

这样，“新忠诚”号第二天天一亮就起锚了，没货，也没载客，大桅杆上标志霍乱的黄色旗啦啦啦啦地飘扬。傍晚，他们在纳雷港让一个比船长还高大结实的女人上了船。她异乎寻常的美丽，只差一把胡子就可以受聘到马戏团里表演了。她叫塞奈达·内维斯，但船长叫她“我的魔女”：一个老情人。他常常在一个港口把她带上，在另一个港口把她放下。她一上船，便沉浸在幸福的旋涡之中。在那个令人伤心触目的地方，阿里萨对罗萨尔瓦的怀念不禁油然而生。这时，他看见开往恩维加多的火车正在艰难地沿着当年驮骡走过的山路往上爬行着。天空突然落下了亚马逊河地区的瓢泼大雨，而且在整个未来的旅行中一直很少停歇。但谁都不在意，航行中的娱乐活动连续不断，势不可挡。那天晚上，作为个人对欢乐的贡献，费尔米纳在船员们的欢呼中下了厨房，为大家做了一道他们从未尝过的新菜，阿里萨将其命名为“爱之茄”。

白天，他们玩牌，吃得肚子都要爆炸了。午觉睡得又长又酣，醒来时个个疲惫不堪。太阳刚到西方，乐队即开始演奏，他们吃鲑鱼，喝茴香酒，吃饱了仍不停口。这是一次快速旅行，船轻，顺流，水好，源头下了大雨，那个星期及整个途中都在下大雨，上涨的河水冲着轮船风驰电掣般地前进。有些村镇向他们开炮，表示要驱赶霍乱，而他们则以一声凄惨的汽笛表示感谢。任何公司和他们相遇的船只都向他们发出同情的信号。在梅塞德斯出生地马岗格镇，加足了以后旅程所需的全部木柴。

费尔米纳的那只好耳朵也开始听到轮船的汽笛声，把她吓了一跳。但是喝茴香酒的第二天，两只耳朵同时听到时就好多了。她发觉，玫瑰花比过去更香了，鸟儿黎明时比从前叫得更加动听了，上帝制造了一只海牛，把它放到了塔马拉梅克河滩上，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她唤醒。船长听到了海牛的叫声，命令改变船的方向，他们终于看见了一头巨大的海牛，它正在把一头小海牛抱在怀里喂奶。不管是阿里萨还是费尔米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多么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她帮他灌肠，让他多睡会儿，自己早早起来为他洗涮他放在杯中的假牙，她丢掉眼镜的问题解决了，因为她可以戴上他的眼镜看书和缝补衣服。一天早上，她醒来时，看见他正在暗中缝衬衣上的纽扣，没等他再说那句“需要有两个老婆”的口头禅，她就把活儿抢到了自己手里。相反，她唯一需要他做的事，只是给她拔火罐来消除背痛。

阿里萨则用乐队的小提琴重新开始抒发他的旧情。只用了半天工夫，他便能为她演奏“戴王冠的仙女”这支华尔兹舞曲了。一连几个小时他都拉这只舞曲，直到大家强迫他停下来。一天夜里，费尔米纳平生第一次突然在窒息中醒来。她想哭，不是由于愤怒，而是由于痛苦，因为她想起了被船工用桨活活打死的游艇上那两位老人。相反，她对那不停的大雨却完全无动于衷，她想巴黎也许并非象自己感觉的那样阴郁，圣菲的大街上也许并没有那么多葬礼，这种想法为时已晚。将来再与阿里萨一块旅行的梦想，在她的脑际涌现出来：疯狂的旅行，不带那么多行李，不进行社交活动，换言之，纯粹的爱情旅行。

旅行结束的前夜，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会，晚会上装饰了纸花环，还挂了彩灯。黄昏时分，雨停了。船长和塞奈达搂得紧紧地跳了最初的几个博莱罗舞。在那些年月里，博莱罗舞曲已开始令人心醉。阿里萨大着胆子向费尔米纳建议一块亲亲热热地跳个意味深长的华尔兹舞，她拒绝了。然而，整个晚上她都用脑袋和鞋跟和着舞曲的节拍打点儿，甚至有一会儿不知不觉地坐着就跳起舞来。与此同时，船长和他的魔女也如胶似漆地在阴影中跳着博莱罗舞。费尔米纳喝了那么多茴香酒，以致大家只好扶着她上楼梯，她突然又哭又笑，惊动了周围的人。可是，她一回到舱房，便在温柔的香气中控制住了自己。他们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叙着旧情，这旧情将作为对那次发疯般的旅行的最美的记忆永远留在他们的脑海中。跟船长和塞奈达所猜想的相反，他们的感觉不象新婚夫妇，更不象晚遇的情人。那颇象一下越过了夫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艰苦磨难，未经任何曲折，而直接奔向了爱巢。他们象被生活伤害了的一对老年夫妻那样，不声不响地超脱了激情的陷阱，超脱了幻想和醒悟的粗鲁的嘲弄，到达了爱情的彼岸。因为长期共同的经历使他们明白，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爱情就是爱情，离死亡越近，爱得就越深。

六点钟，他们醒了。她由于喝了茴香酒感到脑袋剧烈的疼痛。同时，她感到心慌意乱，因为她似乎看到乌尔比诺医生又回来了，比从树上滑下来时胖了些，年轻了些，坐在家门口的摇椅上等着她。然而，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那不是茴香酒的作用，而是由于马上就要到家了。

“就要跟死一样了。”她说。

阿里萨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因为他也隐隐约约地有这种想法，这意味着他回家后再也不能活下去了。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想象再适应另一个不同于船舱的家，吃不同于船上的饭菜，投身于一种对他们来说永远是陌生的生活。真的，就跟要死一样了。他无法再入睡，仰面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在脑勺下。一会儿，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事情如一把利剑似地刺伤了他的心，以致他痛苦地蜷曲起来。他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一直哭到流尽最后一满眼泪。只有在这时，他才有勇气承认他曾经是多么地爱她。

当他们穿好衣服起来准备下船时，当年西班牙人的关口水道和沼泽地已被抛在后面，轮船开始在海湾里的废弃的破船和贮油池之间行驶了。这是一个星期四，灿烂的阳光在总督城房舍的金色圆顶上空升起，但是费尔米纳从船栏上却忍受不了这天堂一般威严的地方的恶臭和被鬣蜥糟蹋了的堡垒的高傲：现实生活的可怖。无论是他还是她，不用说，都未曾感到这么容易地就累垮了。

他们在饭厅里找到了船长，他那副乱七八糟的样子，与他平常的干净洒脱的仪表很不协调：胡子没刮，眼睛因失眠而布满血丝，衣服被前天夜间的汗水渍湿，说起话来颠三倒四，还不时打着带茴香酒味的嗝儿。塞奈达还睡着。他们开始默默地吃早餐。这时，一艘港口卫生局的汽油艇命令他们停船。

船长从指挥台上大声喊叫着回答武装巡逻队的问语。他们想了解船上是什么样的瘟疫，有多少旅客，多少病人，传染的可能性有多大。船长回答只有三名旅客，全都害霍乱，但处于严格的隔离之中。不管是应该在“黄金港”上船的人，还是二十七名船员都没与他们有过任何接触。但巡逻队长不满意，命令他们离开港湾，在拉斯·梅塞德斯沼泽地等到下午二点，同时准备办理隔离手续。船长放了一个鞭炮，打了个手势，让领航员绕了个圈子，掉转船头回沼泽地去了。

费尔米纳和阿里萨在餐桌上听到了一切，但是船长象是满不在乎。他继续默默地吃着饭，一举一动都显得很不高兴。甚至连维护内河船长美誉的礼貌和修养都不顾了。他用刀尖划开了四个煎鸡蛋，在盘子里用油炸青香蕉片蘸着，大块大块地塞入嘴中，津津有味地嚼着。费尔米纳和阿里萨看着他，一言不发，象在学校里坐在凳子上等着宣读期末考试评分一样。在船长与卫生巡逻队对话时，他们没有作声，对自己的命运，他们一点数也没有。但两人都知道，船长在为他俩着想，这从他蹦蹦跳跳的太阳穴可以看出来。

在船长吃光那盘鸡蛋——油炸青香蕉片和喝光那杯牛奶咖啡的同时，轮船离开了港湾。锅炉静悄悄的，船在港汊里划破水面，穿过片片浮萍，深紫色的莲花和心脏形状的大荷叶，回沼泽地去了。水面上侧身漂浮着的死鱼闪烁着光芒，那是被偷偷开船进来的渔民用炸药炸死的，陆地和水上的鸟儿在它们上空盘旋着，发出尖利的叫声。加勒比海的风随着鸟儿的喧闹，从窗户中吹进来，费尔米纳感到她的血液在沸腾，并且阵阵发疼。右边，马格达莱纳河的潮淹区的水浑浊而缓慢，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另一边。

当盘中的食物全部吃光的时候，船长用餐桌布角擦了擦嘴，用一种放肆无礼的行话打开了话匣子，一下子把内河航运船长为人赞美的好名声彻底毁坏I。他不是为他们抱不平，也不是为任河人，而是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怒气，在一连串粗鲁的咒骂之后，他的结论是，挂霍乱旗所陷进的困境，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了。

阿里萨眼睛眨也不眨地听他说完，然后从窗户中看了看航海罗盘的刻度盘，看了看清晰透明的天际，看了看万里无云的十二月的天空以及永远能航行的河水，说：

“我们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再到‘黄金港’去！”

费尔米纳震惊了，因为她听出了昔日圣灵所启发的那种声音。于是她瞅了一眼船长：他就是命运之神。但船长没有看见她，他被阿里萨冲动的巨大威力惊呆了。

“您这话当真？”他问。

“从我出生起。”阿里萨说，“我从来没把自己的话当过儿戏。”

船长看了一下费尔米纳，在她的睫毛上看到了初霜的闪光。然后他又看了一眼阿里萨，看到了他那不可战胜的自制力和勇敢无畏的爱。于是，终于悟到了生命跟死亡相比，前者才是无限的这一真谛，这使船长大吃一惊。

“您认为我们这样瞎扯淡的来来去去可以继续到何时？”他问。

阿里萨早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个日日夜夜之前就准备好了答案。

“永生永世！”他说。

Table of Contents

小说内容简介

第一章

（一）

（二）

第二章

（一）

（二）

第三章

（一）

（二）

第四章

第五章

（一）

（二）

（三）

（四）

第六章

（一）

（二）

（三）